[原创] 从历史和现实角度思考“钓鱼岛事变”

王荣欣

漫谈“钓鱼岛事变”（一）

国外舆论亦认为此次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勃发是日本的一连串“购岛”行动所导致的。

日方将钓鱼岛“国有化”，破坏了中日两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维持现状的默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日两国搁置争议的共识是绝对存在的，日本政府向日本民众刻意隐瞒了这一事实，他们选择性地删除了田中角荣与周恩来的完整谈话。此次事件的背后是中美角力，日本不过是棋子。区区一个日本根本对中国形不成威胁，主要是幕后的主人。

日本选择在中国领导层换届的敏感时期，知道中国不会有大动作。而此时民众的抵制和抗议的意义则更加凸显。因为这无疑会令日本商人利益受损，终会形成“倒逼效应”，反映到日本政府的决策层。不管到时是民主党，还是自民党执政，方有可能将政策改弦更张。

自民党的右翼民族主义并不可怕，只是保守，参拜靖国神社，眼光是往回看。而民主党倾向抛弃历史，拥抱未来，没有鸠山由纪夫这样主张脱美入亚、中日联手的先知领路，将来爆发出来的政治能量更为可怕。

日本民族主义有妒忌的心理，也有恐惧的心理，知道自己的实力在削弱，邻居变得更强大。自己强烈地感到大和民族的危机，所以怀念过去，对未来感到害怕。在日本国内，日本民族主义受到左翼的压制。而在中国，则是右翼（自由派）在压制中国民族主义。为此，比如《财经》等右翼媒体一直主张妥协退让，宁可将钓鱼岛“送给”日本，也不要中国民族主义。

但其实民族主义无法压制，是会触发的。日本民族主义崛起也并非坏事，逻辑上要求驻冲绳的美军退出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就是如此主张的，他也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中日联手才是出路，足以让美国退出亚太。意大利经济学家Giovanni Arrighi也论述过荷兰霸权到英国霸权的转移，英国霸权向美国转移，而现在是美国霸权向东亚的转移，《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是将中日的经济数据加总，与英美比较的。美国霸权的衰落其实是不可避免的。

此次抵制日货针对的对象明确，有清楚的对立面，也有积极的目的。正如美国社会学家Beverly Silver所言，劳工运动往往也是争取民主权利的民主运动，如韩国、拉丁美洲。抵制日货运动亦然。在工业社会，资本家和工薪阶层本来对经济利益的关心，远超过民族利益。可是，此次运动所所追求的普通利益，超越了经济层面，支持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包括中产阶级，而不限于愤青。民族的集体记忆体现在甲午海战、九一八、八年抗战、七十年代保钓，这些记忆在当下又再次浮现。经由此次运动，民族意识将可培育出来。

切不可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污名化。所谓公民意识其实是将人民转变成民族，而民族观念必然会要求保护每一个人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从而建立不同文化可以在其间交流的民主制度。中国完全可以形成经济自由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联盟，而逐步减少政治的专制性。

民族是主体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民族的形式所表达出来的主体才是社会秩序的保证。民族意识既含有民族国家的主权观念，也含有公民权的观念。前者让国民党政府坚持到一九四五年，也推动了一九四九年的建国。后者可以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体现出来。

我承认我是约翰•杜威式的后果论者。在参与政治活动之前，我们无法事先假定我们的本质和能力，因为这只有通过生活和实践才能体现出来。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并无最终的答案，只能是通过一步一步的实验。民族主义和民主的联姻绝非偶然。
http://www.douban.com/people/tangxb/status/1008715644/

（本文参考了阿兰•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商务印书馆，2003年）

漫谈“钓鱼岛事变”（二）

http://www.douban.com/people/mattviola/status/1008867633/
2012-09-29 14:01:52 王荣欣
中日是敌对关系，而且“购岛”并未成为既成事实，所以要boycott Japanese goods。不可脱离时空和现实，而空作比较。
2012-09-29 14:05:15 玛特
@王荣欣 依照1978.8.12在北京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早已结束敌对状态，不再是敌对关系。请尊重这个国际法事实。
2012-09-29 14:27:12 王荣欣
OK. GOOD. 不仅要重视法律事实，但更要认清现实，不可对我们现在的世界熟视无睹。事情正在起变化。
法理上的友好关系具有“合法性”，事实上的敌对关系具有“正当性”。
2012-09-29 14:36:11 玛特
@王荣欣 OK，有鉴于此，我现在拉黑你，因为你已经表明，你不打算尊重和遵守法律，这样的人我惧而远之。

RE:
我区分的是de jure和de facto，明白吗？

我作出的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陈述，硬要扯上是否尊重和遵守法律，到底有多大意思？

如果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在搞的是资本主义，那么，这位学者就是不尊重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好吧。照您看来，若学者连宪法都不“尊重”，还能做出什么学问？是否要“拉黑”？

此外，纯粹从社会契约理论的角度来看，当时那代人签订的合约对以后的几代人有多大效力，其实也是可以探讨的。当然，若从保守主义的立场来看，社会契约一旦订下，对子子孙孙都是有效的。

但是保守主义者绝不是像鸵鸟把头埋在沙里，对外面的变化不闻不问，当作没发生一样。保守主义者也是接受改变的。

日方的“购岛”行为，破坏了两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搁置争议的共识的默契。日本现在是翻脸不认人了，否认当时的搁置争议，这样的国家和人民怎么值得信任？香港媒体近日有诸多报道，可以查证，看看日本的民主政府是如何向民众撒谎的。
如果“不尊重”日本破坏共识的这一前提，而光指责中国人不尊重和遵守法律，其实都是幼稚、可笑和偏颇的。

问题需要全面看待，思考以后方可下结论。谨此共勉，匆匆此复，不复多言。道不同，亦可相为谋。

漫谈“钓鱼岛事变”（三）

陈毓祥是一位不得不纪念的人物。十六年前，1996年9月26日，他身为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的召集人，在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宣示中国钓鱼岛领海权之时，不幸溺水身亡。消息传来，五万多香港市民在维多利亚公园悼念。

陈毓祥曾任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香港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比如，要求政府机构在公文上使用中文的中文法定语言运动、保卫钓鱼台的运动、针对港英政府腐败的反贪污运动、在大学校园内举办的中国周运动。在这些运动中，陈毓祥都是积极的身历者。

七十年代初，在美国的留学生发起保卫钓鱼台的运动。保钓运动迅即在香港引起激荡。1971年2月，香港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成立。5月4日，举行游行示威。7月7日，在维多利亚公园集会。9月18日，举行游行，高举孙中山遗相。1972年5月13日，由于当时美国将于5月15日将琉球和钓鱼台交给日本，在爱丁堡广场举行了五一三保卫钓鱼台大示威。在八九十年代，香港的保钓运动也从未间断过。

陈毓祥在1985年当选为香港杰出青年。1991年，陈毓祥参选了香港立法局议员，这是立法局议席在香港历史上的首次直选。他在港岛西区独立参选，不隶属于任何党派。在选举中，他本来支持率位居前列，但被对手攻击为七十年代的“国粹派”而仅以微弱劣势落马。所谓国粹派，系指当时赞同毛泽东搞文革的左派学生，也称为毛派。当时，香港大学生中还有另外两派，分别是社会派和民主派。其实，国粹派更愿意自称是认识祖国、关心社会的一派。在毛泽东死后，亦转向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以后，起草基本法的相关事宜就与英国无关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BLDC）和基本法咨询委员会（BLCC）相继成立，前者有59人，后者有180人。起草委员会中的经济专题小组在1988年推出了关于香港政治制度的主流方案。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多是大资本家或其代言人，自然更倾向于保守、能够保证工商界利益的政治制度，比如保留功能界别的议席，其余立法局议席的直选仅是稳步开放。

89事件以后，香港政治环境起了大变化，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在重新恢复工作以后，英国政府也接受1991年立法局议席中的18席通过直选产生的办法。英国只是在撤掉港督卫奕信，换上彭定康，最后时刻在香港玩了一把民主，让1995年立法局议席都通过直选产生，但也导致这些议员在回归以后无法坐上“直通车”，议员任期到1997年7月即止。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政治环境不同，北京政府所不乐见的民主党（前身）在两次立法局选举中都大获全胜。但香港的保钓运动一直延续了下来。

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当然是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其实是跨阶级的、超时空的，所以虽然经历了1989，保钓运动依然能够延续。爱国爱港的建制派无疑更支持保钓，民建联在今年9月份就收集了民众签名，递交给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泛民派的保钓活动相对较少。虽然对大陆和香港民主问题的态度和观点不同，但不妨碍两派在保钓运动上具有共识。
忆往昔，我们今天依然无法忘记“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毓祥。

漫谈“钓鱼岛事变”（四）

中国在明朝万历年间曾打败过日本。当时明朝虽然专制腐败，军事实力亦不如明初，但遇到蒸蒸日上的日本丰臣秀吉亦能大获全胜，所以不必妄自菲薄。军队素质很重要，士气也很重要。

丰臣秀吉从来不掩饰其狼子野心，他不仅想吞并朝鲜半岛，还想假道朝鲜、而入侵中国。丰臣秀吉继承主子织田信长的遗业，在统一日本进行之际，即表达对外侵略之意。万历十四年，丰臣秀吉遣使至对马岛，要求宗义调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提供协助，甚至要求朝鲜国王亲自赴日，不过一厢情愿而已。

宗义调与朝鲜素有贸易往来，亦了解朝鲜国情。他派出柚谷康广，要求朝鲜遣使赴日庆贺日本统一。朝鲜拒绝。

万历十七年，景辙玄苏（僧侣）和宗义智（宗义调之子）赴朝鲜，让朝鲜派通信史赴日。朝鲜宣祖的答复是，日本先遣返朝鲜叛民，然后方可赴日通信。七月，日本遣返一百一十六名朝鲜人。宣祖同意遣使致谢。

万历十八年，派遣黄允吉、金诚一和许筬三人赴日。宣祖所致书信如下：

朝鲜国王李昖，奉书日本国王殿下：春候和煦，动静佳胜。远传大王一统六十余州，虽欲速讲信修睦，以敦邻好，恐道路湮晦，有淹滞之忧欤。是以多年思而止矣！今令以贵介，遣黄允吉、金诚一、许筬之三使，以致贺辞。自今以后，邻好出于他上，甚幸！仍不腆土宜，录在别幅，庶几笑留。余顺序珍啬，不宣。

丰臣秀吉以为朝鲜是进贡，是臣服，不过是自以为是。朝鲜方面从未承认。日本方面则以为朝鲜奉上的物品是朝贡日本的“方物”，所以丰臣秀吉致书如下：

日本国关白秀吉奉书朝鲜国王阁下：雁书薰读，卷舒再三。比年我朝诸国分离斗争，紊纲纪，废礼义，而不从朝宪。予慨然奋激，讨灭叛逆，宇内渐归廓清矣。予素出于侧陋，然母孕予也，有日轮入怀之祥。相者曰：日光所及，无不照临。壮年则八表仰风裁，四海服威名。其何疑乎？及其倡义，战则胜，攻则破，无不如意。数年之间，天下大治，民安财足，遂致帝都壮丽，朝家之盛，盖无如今日矣。予思人生不满百，安能郁郁乎斯土，将一超直入明，易我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在吾方寸中。贵国先驱而入朝，有远虑而无近忧者乎？远邦小岛在海中，后进辈者不可作，许容也。予入明之日，将士卒来军营，则弥可修邻盟也。方物领纳，珍重保啬，不宣。天正十八年庚寅仲冬日秀吉奉复书。

此书根本不把朝鲜放在眼里，当称殿下而称阁下，且以所送礼为“方物”领纳，更加要害的是竟公然提出“一超直入明”、“贵国先驱而入朝”，即让朝鲜带路，让日本军队通过朝鲜，继而进攻中国。金诚一见书辞悖慢，力争阁下、方物和入朝皆必须修改。日本只同意改动阁下和方物，“入朝”二字不改。

金诚一仍坚持“入朝”需改，与日本争执不下，三位使节遂回国。万历十九年三月，返回至王京。但此时使节之间发生了意见冲突，黄允吉向宣祖报道实情，认为必有兵祸，日本将入侵。金诚一则荒唐地认为黄允吉言之过重，日本不会出兵。若万一到时出兵又如何应对？金诚一是毫无办法的。为什么一同出使的两个人对同一件事竟会意见相左？原来金诚一是东人党，黄允吉是西人党，两派不和。

后来朝鲜收到丰臣秀吉的正式复书，“一超直入大明”之语自然仍在。丰臣秀吉妄想假道入明，孰不知朝鲜是绝不会同意的。丰臣秀吉竟狂悖至此！

宣祖让大臣讨论此事。大司宪伊斗寿建议将情况向中国报告，柳成龙、黄廷彧亦赞成。而首相李山海、金晬等人反对。其实宣祖并非昏庸，昏聩误国的是他手下的大臣，竟对日本的侵略准备一无所知。情况如此紧急，竟还不知报告中国。宣祖最后裁定将消息报于中国。只不过不是将情况一一直奏，而是将事态讲得不那么严重。宣祖遣使金应南持咨文赴华。
朝鲜给丰臣秀吉复书，拒绝假道给日本：

使至，获审体中佳络，深慰！深慰！两国相与信义交孚，鲸波万里，聘问以时。今又废礼重修，旧好益坚，实万世之福也。所遗鞍马、器玩、甲胄、兵具，名般甚伙，制造亦精。赠馈之诚，藑超寻常，尤用感荷！尤用感荷！但奉前后二书，辞旨张皇，欲超入上国，而望吾国之为党。不知此言，奚为而至哉？自弊邦言之，语犯上国，非可相较于文字之间；而言之不酬，亦非交邻之义。敢此暴露，幸有以谅之。惟我东国，即殷太师箕子受封之旧也。礼义之美，见称中华，凡历几代矣！逮我皇朝，混一区宇，威德远被，薄海内外，悉主悉臣，无敢违拒。贵国亦尝航海纳贡，而达于京师。况敝邦，世守藩封，执壤是恭，侯度无愆。故中朝之待我也，亦视同内服。赴告必先，患难相救，有若家人、父子之亲者。此贵国之所尝闻，亦天下之所共知也。夫党者，偏陂反侧之谓。人臣有党者，天必殛之。况舍君父，而党邻国乎？呜呼！伐国之问，仁者耻闻，况于君父之国乎？敝邦之人，素秉礼义，知尊君父，大伦大经，赖而不坠。今固不以私交之厚，而易天赋之常也，岂不皎然乎？窃料贵国今日之愤，不过耻夫见绝之久，礼义无所效，关市不得通，并立于万国玉帛之列也。贵国何不反求其故，自尽其道，而唯不臧之谋是依，可谓不思之甚矣。二浦开路之事，在先朝，约誓已定，坚如金石。若以使价一时之少倦，而轻改久立之成宪，则彼此俱失之矣！其可乎哉？不腆土宜，具在别幅。天时正热，只冀若序，万里不宣！

       其时，中国已从许仪俊（闽人）、陈申、琉球国王尚宁知道日本将兴兵侵略。万历十九年八月，辽宁都司向朝鲜查询日本兴兵内情。朝鲜派专使韩应寅赴华。后又遣使申点，及至第三次遣使，方将所知真情完全透露给中国。

       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大军侵入朝鲜。十九天之后，朝鲜王京即被敌军攻陷。朝鲜纲纪已乱，对日寇又无任何防范，故致溃败。后来，中国决定出兵援朝。首先自然是由于朝鲜是藩属，在道义上不得不救。更重要的是，中国窥清了日本的野心，也意识到朝鲜半岛所具有的战略价值。丰臣秀吉终致完败。

（本文参考了郑樑生《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一）》，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

漫谈“钓鱼岛事变”（五）

       甲午战争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再加上日俄战争，中国人其实是崇拜和迷恋日本（现在亦仍有许多哈日族），直到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方略有警醒。但日本始终是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之后，是“九一八事变”，中国人已表现出彻底的弱者心态，不敢与日本“直接交涉”，一是因为凡与日本交涉者，必会被当作是亲日派或汉奸，更重要的是自认为交涉必然会败，恐日畏日至此。于是，只能苦苦求诉于国联。

       当时，日本军部与外务省的观点并不一致。军部少壮派军人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方面其实并不愿意事态扩大。1931年10月26日，币原提出五项基本条款，甚至愿意撤兵。但国民党政府一味诉诸国联，不愿直接交涉，结果导致东北全境沦丧，满洲国成立。

       这种弱者心态一直延续下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历史书籍无不夸大对日战功，历次战役歼灭日军多少人有所记载，而对于己方伤亡数倍的实情往往讳莫如深。

       其实，中国在战场上并未战胜日本。中国是不胜而胜，日本是不败而败。中国的唯一成功之处就是拖住日本的百万大军。日本亦未尝不想求和。1938年10月，陈璧君、高宗武和梅思平与影佐帧和商谈四条款。日本表面上同意撤兵，但汪精卫一到南京之后，即知道上当受骗。可是，汪精卫竟不设法离开，反而越陷越深，欲先组阁，做出一番“成就”，再逼重庆方面就范。

       周佛海后来才醒悟，知道受骗。他在1940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

深觉在汉在渝时，对日本之观察甚为错误，今事实表现，在在足以证明抗战派理论正确。

       日本的薄言寡信导致其彻底失去信用。1941年7月，日本曾向蒋介石提出一个宽大的和平条件，但蒋介石拒绝，原因就是日本毫无诚意，对汪精卫就已丧失了信用。

       在日本战败以后，中国的弱者心态又变成了一种受害者心态。中国屡屡要求日方道歉、不参拜靖国神社，但日本不从，无疑是中国人的“感情”被一次次伤害。日方的一再拒绝不过是让受害者一再自取其辱。这两种心态一直延续至今。

       从现在来看，不错，“七七事变”是来得太早了，中国尚未准备好迎敌，也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也许可以再忍让，待蒋介石将军队训练好，局面自不一样。可是，之前可以忍让，为什么到了“七七事变”就不可以了？1933年，黄郛签订塘沽协定，让中国多了几年的备战时间。宋哲元本来也准备将“七七事变”当作局部事件处理。为什么此时行不通了？盖因民心沸腾已至顶点。

       不错，现在回顾历史，“七七事变”是来得太早了。可是，若重返历史现场，当时的人们会觉得“七七事变”恰是来得太迟了！

       如果陈毓祥遇难的1996年是“九一八事变”，那么，日本“购岛”的2012年就是“七七事变”。

       不错，“钓鱼岛事变”是来得太早了。再等几年，航母建好，军事实力更上一层楼之际，中国自然更有能力应对。现在的第一要务是发展经济。

       可是，“钓鱼岛事变”恰恰是来得太迟了！如果中国政府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对日方行动开始严厉反制，钓鱼岛也不至于是现在这般模样。

       民心士气渐至顶点，中国现在是退无可退。彻底放弃弱者心态和受害者心态，走向成熟的民族国家，此正其时！

（本文参考了潘英《恶梦与幻梦交织下之近世中日关系》，明文书局，1990年）


（本帖并非只论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