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现代化？

南东

    陈来先生的《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是一部旧作，早在1997年就出版了，最近三联书店将之作为“陈来学术论著集”之一再版，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出过一版，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得以不断地再版实在是少见的，也可见其影响。近来我一直在反思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得到此书反复研读，深感作者见解深刻、通透且具有前瞻性，现在读来仍有启人深思，发人警醒之处。但读过后也有一些不满足乃至是不敢苟同的地方。
    《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中的文章写于不同的时期，跨度也很大，但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就是“围绕儒学价值传统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对近代以来有关的文化讨论和社会科学研究作一种反思。……肯定儒学价值传统与其他大的宗教传统一样，在现代社会仍有其意义，而对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文化观持批判的态度”。概括言之就是思考传统（确切地说是儒学）的现代性问题，致力于化解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书中陈来先生重点探讨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及传统文化中具有的现代性成分，并因此反思“五四”时期激进主义的局限，同时他也梳理了一些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像梁漱溟等人，发现他们同样不认同“保守”的观念，而追求现代化的立场，其不同只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他在绪言中强调：“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歧并不在要不要社会改革，要不要吸收西方近代文明”。我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知识界的一个共识，差异在于如何实现，特别是因此如何对待自身文化传统的问题。陈先生虽然不太认同于自己被划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但他的思路与追求庶几近之。
    遗憾的是陈来先生在此书中没有将传统进行明晰的定位，而且传统在他这里更多化约为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儒学。因此我感到他在阐扬儒学中积极内容以及对现实和未来社会的建设意义时难免忽视了传统以及传统文化中落后、不适应乃至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内容与现实，或者是一笔带过。自然儒学是陈来先生专攻的领域，我们可以理解这种肯定个人研究价值的心理需求和对研究对象的认同感。
    陈来先生倡导文化多元化的立场，而在这个基础上探讨儒学的意义与发展是极为有益的，只是若将这种多元化的思维贯彻到对事物的认识和评价之中则需要一个过程。固然儒学是传统文化中的主流，但是传统文化本身是多样与发展的，他的这种文化多元的意识也应该体现在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态度上，而且“五四”时期那些知识分子在反儒的同时也是注重挖掘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内容，比如对墨子的推崇等；自然“五四”时期中反传统者的内部也是多样的，并非全部激进，即使那些激进者所坚持的立场和态度也差异很大，需要具体分析；我们可以质疑反传统主义中的问题与局限，肯定并阐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却不必因此坚持“反——反传统主义”的立场，无论是反传统，是文化保守主义还是引进外来的文明，这些都是存在的，都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作用且在不同时期其重要性各有偏重，我们应该各自坚持自身的信念，在这些方面挖掘、发挥各种有益于现实的可能性而不是相互排斥与攻击的。自然这也是由于他没有从现实以及文化的多样性出发来反思个人的立场和认识其他的存在。
    当然这是一个小问题，陈来先生思考的一个悖论在于他反思激进主义的局限时没有意识到一百多年来我们激烈反传统，导致传统文化发生了断裂，但是在现实层面上我们并没有因此达到现代性的追求，或者说我们民族在很多方面的表现都还是传统的，这一点也是陈来先生认同的，他《现代中国文化与儒学的困境》中强调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性人物傅斯年、胡适“虽然在思想方面已完全西洋化，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安身立命方面仍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显然他在这里是强调传统文化中的伦理价值的现代意义，但在我看来这首先表现为胡适等人思想上的肤浅，我们的思想若不能体现在自身的生活之中，则意味着这种思想并未成熟，另外也表现出传统作用的潜在性与现实性。而这一方面表现为我们反传统的使命没有完成；另一个就是我们应该因此意识到传统与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体的。现在我们仍需要坚持反传统与学习引进新知的立场，乃至说这仍是我们当下的首要主题，我们还没有达到重构自身文化主体性的阶段。
    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避免那种文化断裂的担忧，这既是传统与传统文化适当的断裂是有益的；另外只要传统文化生成的根基没有断——也不可能断，这一点陈先生多次强调，传统文化定会有其“贞下起元”的时机，而这最为关键的不是我们如何以及是否正确对待我们的传统和传统文化，而在于我们民族是否能够屹立于世界强者之林，这不是一种互为因果而是一种反向的因果关系，可以说目前的“传统文化热”也部分地源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的经济成果，我并非否认精神与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是希望我们更加关注、吸收那些能够促进这种进步的文明与文化，只要我们的民族强大地存在、发展着就会形成我们的民族文化或者说这么一个强大的过程就是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体现与成熟的过程。因此我也不赞同陈来先生对他所认知的功利主义批评，抽象地看任何理念都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只有它是否适用于其对象和环境的问题，我们理应反思的是各种功利意识所应用的领域与方式，我们在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以及对之认识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现实的态度，这也是坚持自身主体性的表现。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了传统作为我们民族的根基以及其作用的潜移默化，而直到目前我们民族还没有达到现代的目标，其根本原因之一也在于我们传统的源远流长和根深蒂固。这也是我依然坚持反传统的一个原因，当然现在是可以对传统文化采取较为温和的态度，这本身也是我们反传统和引进新知所需要的。只是我们务必要避免的一个思维与现象就是不要因对传统文化的正面肯定而因此产生不必要的自大心态，忽视了反传统的长远性和继续以开放的态度引进、学习外来的文明与文化。
    反思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探讨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可能意义，本身就建立在中外对比的基础之上，更是以西洋的文明为参照的，我们现在能够如此自然得益于早期的反传统和现在的对外开放，而这样的基础和前提在目前并没有改变。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拿来主义”——自然这应包括一切的文化形式，在这个前提下正确对待我们固有的文化并在这个基础上改造我们的传统。
    固然在认识、对待传统文化方面我大多认同于陈来先生的理念，比如说传统文化虽然与西方文化是不同类型的文化系统，但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共存的，同时传统文化也不是像早期人们所强调的那样会阻碍中国的现代化。但是我更推崇他所反思的陈独秀等人激进追求和实践的社会作用，他们的这些意识和实践是有问题的，但却是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追求最为有效的，况且他们当时还有着“拆掉屋顶”的自觉，激进有时只是他们所需要的一个手段而不是思想上的，并非如陈来先生在《“五四”思潮与现代性》一文中所认识到：“而‘五四’思潮把整个文化传统看成巨大的历史包袱，要传统文化对中国的落后负全责，以为经过简单激烈的决裂才能对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作出贡献”。从另一个意义上看陈先生这段话体现出的也是一种激进意识。
    当然陈独秀等人激进的追求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有问题的，不过我们在不断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制造问题的，这是一种事实。我们通过不断地反思来改进我们的思路和解决问题，却不能因此质疑我们的作为，这里我将陈来先生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当作我们思想进步的一个体现，而不是作为对“五四”时期一代人追求的质疑和评价。而陈来先生在《20世纪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一文中将“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过激行为联系起来显然也有失公允。
    另外我个人并不认同于激进的思想与态度，特别是在当下的社会形势中，但是我们在思想层面上应该能够包容这种思维与行为，即使在和平的环境中激进都是存在与需要的。我们要克服在思想上的激进或者说那种一元化式的思维习惯，极权、纳粹的根源就在于此，我们可以容忍死刑，但不能包容杀人的思想。陈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化与儒学的困境》中认为“儒学并未死亡，它在离散之后作为文化心理的传统仍不自觉地以隐性的方式存寓于文化和人的行为之中。但是也正是因为它是支离的、隐性的，其表现便不能整全和健康，当前中国世态与文化的病症悉由于此。只有在去除儒学不合时代的内容的同时，理直气壮地正面肯定其对于现代社会生活有价值的精神和原理，使之合法化地作用于国民教育和文化建设，才能重建统一的国民道德与稳健的国民精神，走向合理的现代社会。而排除政治化的干扰，克服一元化的思维方式和片面的启蒙心态，辩证地理解道德性与现代性的互动，在文化层面纠正种种对儒学的偏见，是健康发展儒学积极精神的基础和前提”。这一段话体现出陈先生思想上的某种一元化思维以及逻辑和认识上的悖论。
    我们应该注意到“五四”时期支撑陈独秀等人反传统的内在动力之一恰恰是他们所激烈反对的儒学，所谓爱之深，恨之切，鲁迅在这方面的反省是深刻的，他们的反传统来自于对传统的深刻感知以及其在现实中的表现与作用，自然也是内在于他们对传统中优秀精神的继承，而且鲁迅也是坚信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我看来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族意识在传统文化中儒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资源，这一点也表明传统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传统是异质浑成的，传统文化只是其中一个部分且往往处于顶端。这也因此使得他们反传统首先表现为反传统文化。现在我们给传统文化以合理的认识与评价是反传统不断深入的一个体现，更是建构我们以自身民族传统为主体的新文化的开端与表现。而且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的转化其主体可能也是儒学，这一点我是认同于陈来先生的。
    我也是坚信文化保守主义将会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发展方向与事实，但是这样的结果是不能依靠我们的这种意识和追求而达到的，或者说当我们的这种意识成为共识时就表示我们的目标已经接近实现了。设想人们在“五四”时期不激烈地反传统文化，我们何以反传统又何以引进、吸收外来的文化呢！而且我们起初没有强烈的反传统意识，那么这个反传统的使命就需要在更长一段时间里得以成为共识和实现。陈来先生也注意到从我们传统以及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来看，能否积生出现代的文明是无法预料的。
    陈来先生立足于人文主义视界特别是儒学重构的立场上来审视我们的传统以及一百多年来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自然是有其局限性的。同时这种拨乱反正的态度与追求自然会有些偏离事实的现象，不知他是否有鲁迅这样反传统者自觉“偏至”的意识？这样他就难于从现实出发和民族发展的全局性的视野来看待儒学发展的问题，而且对于儒学的认识也有些静态与纸面化。他在《现代中国文化与儒学的困境》中说：“……儒学及其价值传统在近代化社会中究竟有无意义，这些问题不解决，儒学就只能存活在少数思想家的头脑之中，不能落实在社会文化的空间与个人的精神人格，而无法改变反传统主义和反儒思潮带来的社会失序与价值混乱，这也正是我们不仅在80年代经历而且90年代仍然面对的儒学的困境。而这不仅是儒学的困境，也是中国文化的困境”。这里我有两点难于认同，其一儒学作为从我们民族自身的传统中生发出来的文化其根本并非表现为各种儒学的经典，而是其中体现出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以及思维习惯和心理定势，或者说是中国人在生存的现实中创造、发展了儒学，当然我也不否认儒学对中国社会发展和国人生活和习性的各种影响与作用；其二儒学是我们民族长期发展、选择和重构的结果，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极为丰富多样的，只是其中的很多内容由于失去了现实的土壤而在萌芽的状态就被遏制了。即使作为经典的儒学被中国人淡忘也不能表明中国文化的衰微，我们可能生成不同于儒学的文化传统但是发挥着儒学的功用，这也可能被称为儒学的。这里的儒学我强调的是那种“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基础”的功用。而这样的儒学自然是中外、古今融会贯通的，而传统的儒学只能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同时我们若着眼于这样儒学的建构是不能仅从自身的资源出发，也不能局限在我们民族存在的传统与现实，而要具有世界性的视野和胸怀，这一方面表现为建设我们的民族文化是不可能在自身内部完成的；而面对世界文化的多元状态我们也不能放弃追求在这个尚未确定的文化格局中占据主导的地位，要超越那种封闭的偏安意识。
    我想儒学的现代化不仅表现在我们反思、祛除儒学中落后与不适应现代的部分，同时挖掘、发扬其中有助于建构的内容——而这本身也是立足于现代的传统之中，比如陈先生强调儒家中“和”的观念的现代意义，这在“五四”时期是被批判的一个重点，还表现为儒学本身也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文化形态，陈来先生是意识到：“文化不是恒定不变的实体，而是时空之内的变易过程和全体”，而文化本质上是对现实的认识、反应与超越的种种表现，这就要求我们不必拘泥于民族传统中既有的内容，在坚持民族本位的思考的同时学习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而生成具有我们民族主体性的思想与精神，这就会成为我们的民族新文明、新文化，而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过程就是如此不断推进的，儒学更是如此。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在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思考与解决的手段，而在“五四”时期，全面反传统是必须和有效的，我们现在反思他们的这种以反传统文化的方式来反传统的局限与问题，但也不能因此在推崇传统文化的同时忽略了反传统的，自然陈来先生的这种追求也是有益于反传统的，我们从反传统文化的方式来反传统到以学习传统文化的方式来反传统是我们反传统进入更高阶段的需求和表现。
    无论传统还是现代都不是一个既定或既有的概念与存在，而是一个不断发展与生成的对象与过程，其中必然是社会各种现实与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我们对之的认识和态度最终不过是这一过程中不断进行的种种要求的体现，可以说陈来先生的这种意识与追求也必将构成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由于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阶段使得他产生这种思考并被一些人认同的原因。能否超越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是我们思想成熟的表现，更表明我们在现实中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目标，从而能够将古今、传统和现代放在同一逻辑和现实的平台上考量，而不单纯是肯定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