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韦锡强：黄绍竑

穆狄子

黄绍竑(1895—1966)，字季宽，1949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三届中央常委，第四届中央委员。
　　黄绍竑在民国时期与李宗仁、白崇禧并称桂系三杰，为人足智多谋。青年时，他锐意进取，成功地统一广西、振兴八桂；北伐后，他退出蒋桂之争、进入国民党中枢；抗战中，他拥护国共合作，坚决抗日；抗战胜利后，他热心民主政治，策划李宗仁竞选、力主和谈。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参政议政，曾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少立大志　统一八桂
　　黄绍竑1895年12月1日(农历十月十五日)生于容县一里(现黎村镇)珊萃村。他的家族为容县望族，父亲黄玉梁为举人。1901年黄玉梁从广州聘请名师到珊萃村教子弟，同时在自家的“万松山房”设立学馆，自任馆长。黄玉梁特意为绍竑选择宽厚和平的塾师启蒙，对他的督教宽严适度。黄玉梁说：“儿童读书不可开始过早，又不可督教过严。过早过严易伤身心。丧个性，长大必无所成。应等他年龄稍长，智识稍开，然后随其所喜，而善加诱导，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产。”黄绍竑启蒙后两三年间，仅读了几篇三字经和一本史鉴节要，其余的经书，父亲认为无用，尤其不适于儿童心理，不强迫他读。
　　幼年的黄绍竑十分淘气。上课时常做游戏，弄得老师哭笑不得。他喜欢弄刀斧，常因此受伤，但父亲只是引导他如何正确使用而未阻止他习用。他喜欢游泳、打猎及攀高树摘果、登树顶掏鸟窠等，虽然因此屡遭危险，但父亲也仅予以提示，使他知道提防，不因为偶遇危险而永加禁止。他在村里的童群中，做事最勇敢，最有威信。
　　1903年，黄绍竑入族立珊萃小学读书。1908年，桂林陆军小学招生。他极欲报考，但父亲认为他年龄不足，身体小，不允许。黄绍竑去志甚坚，为此哭了一日，且不吃饭，父亲只好答应。黄绍竑和四哥天择在二哥绍彦携带下往桂林，先在兑泽高等小学就读，1910年春考取桂林陆军小学第四期。黄绍竑在陆小耳闻目睹均为当时在桂林的新军人物。1911年3月29日广州起义72烈士成仁的消息传来，他和别的青年学生很受震动，于是和同乡夏威等人组成小团体，定期聚会商议大事，并决定暑假去广州湾运军火，因父亲发现制止而未果。10月武昌起义爆发，陆小学生组织敢死队随军北伐，黄绍竑参加并任班长，之后进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5年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学步兵科。
　　1916年冬毕业后回广西陆军第1师见习。1917年夏，广西当局以马晓军为营长创办陆军模范营，黄绍竑在营中任连附，次年升连长。1921年马晓军被委为田南警备司令，将模范营等部编为4个营，黄绍竑任第1营营长，并被派往东兰剿匪，战功显著备受称赞。之后他率部回驻百色，因力量悬殊被散军首领刘日福缴械，刘日福有意枪毙他，他得烟帮头子刘宇臣的疏通而逃脱。此后，马晓军部分为两个统领，黄绍竑任第一统领。不久因第二统领白崇禧足伤，所部皆为黄绍竑一人统率。黄绍竑奉命率部驻守南宁，继而转向灵山，马晓军往北海、广州。黄绍竑听说马晓军往广州不再回来，便将“马”字军旗改为“黄”字军旗，并拟率部回老家容县休整。途中驻玉林的粤桂边防军第3路司令(后自称广西自治军第2路司令)李宗仁邀他率队合作，并委为该自治军第3路司令。黄绍竑迫于形势。接受了委任。李、黄的合作，成为新桂系起家的开始。但是，黄绍竑认为玉林的形势和李宗仁的作风有碍他的发展，于是派陈雄往广州，代表他与孙中山联络另谋出路。孙中山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联军总指挥。黄绍竑即率兵往梧州，在粤军掩护下征服驻梧州的桂军第8旅旅长冯葆初而占领梧州。接着与李宗仁攻占省府南宁，并将省长蒙仁潜击毙。李宗仁的定桂军和黄绍竑的讨贼军组成定桂讨贼联军，李、黄分任正副总指挥，相继攻占桂林、柳州，统一全广西。黄绍竑于1925年9月就任“广西民政长”(即省长)。1926年3月，广西军接受广州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同年6月，黄绍竑任国民党广西省务会议主席。1927年5月，广西省政府改为委员制，黄绍竑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厅厅长。
　　改革旧制　建设广西
　　1926年6月下旬，李宗仁率军由桂林向湖南出发参加北伐，黄绍竑留守广西，致力于广西的建设工作。在县政方面，于1927年3月成立广西地方行政人员讲习所，他自兼所长，招收学员管教，培养行政管理人员。10月成立县长考试委员会，他自兼委员长，各厅长为委员，进行了一次县长考试。这时广西还有许多地方未设县，黄绍竑于1928年初下令将忻城土司改设忻城县，太子、安干、下雷三司，并置雷平县，上龙及金龙峒两土司，并置上金县。9月，于桂林良丰创办村政学院，培植县政基层干部。教育工作是黄绍竑此时业绩特别显著的一个方面。一是，于1928年5月间，通令全省有瑶苗县份县长，必须参照前清平乐知府欧阳中鸽创办瑶学的计划，办理瑶民学校，使瑶苗子弟得到教育，这项工作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二是，召开全省第一次教育会议，决定全省的田赋增加一倍，充作教育经费。此时田赋较轻，人民也觉得教育重要，所以都很赞成。
　　特别是，黄绍竑于此时主持创办了广西大学。1927年冬，黄绍竑在省府会议提议创办广西大学。有人认为广西的中等教育尚未发达，似不宜办大学。但是黄绍竑觉得，一个省里面，没有一所大学，以领导促进文化的责任，总是一个缺憾。当时广西的学生要进大学，非到广东或北平、上海不可，既不经济，也不体面。所以黄绍竑不顾别人的议论，径行决定，成立广西大学筹备委员会，他自任委员长，委任教育、财政、建设各厅厅长及省内外桂籍有名望的人士为委员。由省政府即拨100万元为建设费，50万元为设备费。校址勘定在梧州三角嘴的蝴蝶山，因这里交通便利，本省学生皆可顺流而下，外籍的教授也可溯西江而直达(这里也是黄绍竑进兵梧州的登陆地点)。1928年3月，黄绍竑亲自到梧州举行奠基典礼……9月，大部分建筑已完成，于是聘马君武博士为校长，盘珠祉硕士为副校长，于9月13日举行开学典礼。第一期招收学生280余人，内分农学院、理工学院及矿冶专科。抗战后，校舍一部分被敌机炸毁，乃分迁桂林、柳州，并由省立改为国立。黄绍竑每到桂林，校方必请去作演讲。
　　在交通、市政、工业建设方面，黄绍竑以伍廷竑为建设厅厅长负责抓具体工作，成效令人刮目。陆荣廷、谭浩明的旧桂系时代，广西的公路只有南宁至武鸣50余公里和龙州至镇南关50余公里。黄绍竑抓广西建设首先从发展交通着手，制订了建设全省公路网计划，然后大力实施。从1928年到1929年仅两年的时间，全省建成通车的公路长5000多里，比同期全国任何省都多。在市政建设方面，重点抓梧州、柳州、南宁、桂林四市的旧城改造和扩建，使四市的街道陡然变得宽阔整齐，平直亢爽。当时没有一个省能相比。工业方面，创办了70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厂。农业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种植桐树。黄绍竑通令全省每人每年植桐10株，并列为县长的考核成果之一。全省公务人员均须身体力行，还专在南宁设了一个公务员桐场。
　　在财税方面，黄绍竑比较突出的成绩是整理财政方针和创办烟草专卖，征收火油税。整理财政的方针主要内容有：采用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的平衡原则，即政府为进行各种建设，不能不有新的支出，而这种新支出的来源同时亦须顾到民众负担的能力与收入高低的限度；实行全省一次征税，裁撤重复税卡，停止重复征税；废止不正当不名誉而害民之收入；实行专卖及保护税等。在实行专卖保护税中首先由纸烟做起，将进口的纸烟一律交政府贴从价百分之七十的专卖印花，再交烟商分销出去。英、美烟草公司不满，派代表质问黄绍竑，并说他们的烟在上海已纳了税，不能纳第二重税。黄绍竑说：“卷烟专卖，各国都有此法，即使没有先例，我认为这是财政的合理措施，也要如此做；你纳的是上海税，我收的是广西税。”英、美烟草公司对黄绍竑的这种近乎强词夺理的态度毫无办法，只好自动撤退。黄绍竑于是创办广西的烟厂，生产两个牌子的香烟，索性对纸烟改收保护税。在对火油征税中，外商火油公司亦对黄绍竑提出抗议，并要求国府命令制止，黄绍竑仍不予理会，只在税率上减轻一半。黄绍竑在回忆此事时写道：“两次对外国商人交涉的胜利，固然由于我蛮干的结果，同时也因为那时候香港发生罢工风潮，汉口发生交还英租界的问题，大英帝国对中国革命政府让步了，所以我才‘见风使舵’，给他们一个硬干，得到了胜利。可见一个国家的外交，确是需要民气和国力做后盾的。”1926年至1927年初，黄绍竑与共产党的关系也比较亲近。黄绍竑回忆此时与共产党同志关系时写道：“在当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下，一切的工作人员，还都是很亲爱的同志。虽然，知道其中很多都是红色朋友，但一时亦不感觉得有若何不安的地方”，“我在广西方面的态度，对人，无论国民党的同志也好，共产党的同志也好，我都是一样亲近。除了他自己公开承认之外，根本不去研究他的背景。对事，只要是合理而做得通的，我也不论谁的建议，都一样采纳。所以中共分子，有许多关于他们内幕的话，也肯对我说。”1927年3月，黄绍竑主持召开第二次国民党全省代表大会。黄绍竑、黄旭初、伍廷飏、盘珠祁等11人当选为执行委员，黄绍竑、黄旭初、盘珠祁还分别被推为训练部部长、工人部部长和青年部部长。这次会议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案：将全省的田赋增加一倍，作为教育经费，全省人都比较拥护。
　　心存矛盾　退出内战
　　1927年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召开秘密反共会议，黄绍竑和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参加了。几天之后，蒋介石便发动“四·一二”政变，使大批共产党人遭受杀害。黄绍竑不回避曾经犯过的这一历史错误。1963年9月，他把自己参加策动“四·一二”政变的经过，写成《“四·一二”事变前后我亲身经历的回忆》，载于1978年12月出版的《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中，在文中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表示了深刻悔恨。他说：“回首前尘，真是万分惶恐与惭愧。”
　　1927年4月中旬，蒋介石邀黄绍竑、李宗仁等到南京。这时，第7军驻在芜湖附近，黄绍竑是军队党代表，蒋介石、李宗仁都希望他到部队讲讲话，安定军心。黄绍竑于是乘专轮到芜湖，同夏威等团营以上的军官见面，对他们表示慰劳之意。清党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中央特别会议，决定在南京成立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并定都南京，与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形成政治上的对立。黄绍竑参加了这次会议。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实行清党。第4军的叶挺、24军的贺龙与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决裂，在南昌起义后，向广东进军。黄绍竑奉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之命，指挥黄旭初、吕焕炎两师迎击，广西后方只留伍廷飏师。结果叶挺、贺龙的部队被迫改向福建前进。1949年黄绍竑同朱德总司令见面时，朱德对他说：“以前同你的部队在筠门岭那仗打得很厉害。”
　　1927年10月，主持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打电报约黄绍竑到广州，准备暗算他。黄绍竑因得知情者报信，化装潜逃香港而幸免于难。1929年春，代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职权的胡宗铎和陶钧仓促罢免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职务，引起蒋介石对新桂系的愤怒并准备讨伐。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被迫潜逃香港，3人后转至黄绍竑老家容县，召集新桂系重要干部研究对策。当得知蒋介石准备调粤、湘军队武力解决广西时，黄绍竑和白崇禧实行先发制人，出兵攻粤。结果桂军失败，黄绍竑和白崇禧再次败走香港。数月之后，李、黄、白重返广西，并率桂军与粤军再战。黄绍竑在北流指挥的第4军、第15军与粤军决战中伤亡惨重，一些人埋怨他指挥失当，加之此时他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桂军在衡阳与粤军再次交战，桂军又败，黄绍竑深感内战于国家和人民均无益处，于是决定退出内战旋涡。李宗仁、白崇禧极力挽留，但黄绍竑坚决地辞去军政各项任职。
　　黄绍竑辞职后，因不能出省，就在柳州创办了一个很大的林场。1930年冬，黄绍竑在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分手，出越南去香港，然后往南京。黄绍竑后来曾对他的这一重大转折追述道：“我这次之所以离开广西团体，并不是因为我与团体的中坚分子感情破裂或利害冲突而失意出走的。说实话我仍爱我共同奋斗过的团体，毫不存在想破坏或利用团体之心理，去南京主要是想调和广西团体与中央的冲突，是想实现我的和平主张。”李宗仁也曾说：“黄氏此去也并非与我李、白有何不洽。”所以，1931年2月国民政府任黄绍竑为广西善后督办，要他回桂收拾广西局面，他不接受，宁愿去香港闲居。1931年11月，黄绍竑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31年春被任命为内政部部长，1933年春改任北平国事分会参谋团参谋长。1933年夏，内蒙古发生自治运动，为制止分裂行为，国民党中央派黄绍竑宣慰内蒙，并初步解决了内蒙自治的问题。此后，黄绍竑甚欲远征开发新疆。蒋介石先是予以支持，但当他到兰州筹备工作时，蒋又制止，要他即回南京。黄绍竑一气之下往庐山游山玩水。1934年10月，蒋介石任黄绍竑为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于10月21日到职。1935年5月，蒋介石为离间新桂系，任命黄绍竑为广西军务善后督办，调李宗仁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调白崇禧任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坚决不就职，李、白也拒绝。黄绍竑力陈蒋，使蒋不得不放弃计划。之后蒋又准备以武力解决广西军，并要黄绍竑任讨伐军总司令，黄绍竑再陈不应内战的意见，蒋无奈只好再次接纳黄的意见息兵。1936年11月底，黄绍竑被调任湖北省主席。
　　大义当前　积极抗战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黄绍竑忽然接到参谋总长程潜的电报，要他立刻到南京去，原来，蒋介石要任命他为军委第一部长，主管作战计划与作战命令。而对关系国家民族胜败存亡的大义，黄绍竑毅然肩负起了这个责任，受命后，他在数日之内便完成机构组建，并拟出了初期对日作战的计划送蒋介石。日军展开战事后，在华北向山西进逼。为确保华北之脊背山西，以阻止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蒋介石急命黄绍竑到山西视察；并与阎锡山洽商以后的处置。黄绍竑于是在9月20日奔赴太原。到太原时，阎锡山已赴雁门关督师，他便在太原逗留了一日，在山西饭店会见第十八集团军的许多将领。黄绍竑希望以后永久团结，永久一致对外，使国家民族能够渡过生死存亡的难关。随后，黄绍竑在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陪同下，到雁门关去见阎锡山，共商山西抗日大计。9月22日，黄绍竑和阎锡山在太原岭口会见周恩来和朱德。通过谈判，阎锡山和黄绍竑同意八路军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在兵力使用上，阎、黄不加干涉，至于游击的地区，在山西境内要同阎锡山商量，但在敌占区可自行做主。周恩来、朱德也同意在有利条件下配合友军进行运动战。黄绍竑视察山西完毕后，回南京把山西的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任黄绍竑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要他再往山西襄助阎锡山作战。为了抗击日本侵略军，黄绍竑没有推辞，于1937年10月1日到山西就职，协助阎锡山指挥部队在娘子关对日军作战。在娘子关，黄绍竑指挥孙方鲁、冯钦哉、曾万钟、刘伯承的部队及特务团等共万人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阎锡山在太原与黄绍竑、卫立煌、傅作义商讨忻口战役作战部署问题时，周恩来也应邀出席会议。会上，黄绍竑与周恩来到山西作战计划交换了意见。10月中下旬，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来到黄绍竑的驻地寿阳县半月村会见黄绍竑，对东线的作战提出了许多建议。1937年11月初，太原失守。阎锡山在退出太原后留在石口镇、隰县，不去临汾，准备再败就退到黄河以西，而把战事的主持推给黄绍竑、卫立煌。周恩来来到临汾后，同卫立煌会晤，研究坚持华北游击战争问题。卫立煌一见到周恩来就说：山西这几仗没有打好，实在可惜。现在许多地方被日本占领了，我们的军队损失惨重，没法反攻，而且日军一定要南下，恐怕晋甫也保守不住，最后只有依靠黄河天险来阻止敌人。周恩来耐心解释：目前我们的确有极大危险。日军希望在压迫中国军队退到黄河南岸以后，就以黄河为界，将华北数省拼成一个号称“华北自治”的傀儡政权。他列举了七八条理由，向卫立煌详细分析了坚持华北抗战的有利条件和发展前途。他说：即使敌人继续前进到风陵渡，我们也有办法在山西进行持久战，使日军无法结束战争。周恩来还向卫立煌提出动员民众等要求，卫立煌和黄绍竑仔细听了周恩来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解除了顾虑，增强了坚持抗战的决心，也开始改变对共产党人的看法。
　　1937年12月，蒋介石调黄绍竑重任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于同月6日到杭州接印视事。为抗日，黄绍竑亲自研制机枪、步枪、手榴弹，创办三家兵工厂，动员全省人民共同抗日，颁布全省“战时政治纲领”，与共产党军队新四军协调共同抗日，受到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的好评。在抗日战火中，黄绍竑仍十分重视教育等事业的发展，他提出了“战时教育第二，平时教育第一”的教育方针，并创办了浙江英士大学。对科学方面设立奖学金，他自己也亲自搞科学发展以带动全省。1942年春，黄绍竑创办的兵工厂及抗日民团等被蒋介石派人来接收，他深感不满而向蒋辞职，被蒋挽留。
　　全力助选　促进和平
　　1946年春，他对蒋介石加剧敌视共产党军队更为不满，亲往重庆向蒋介石辞职。1947年4月，蒋介石改组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张群向蒋介石保荐黄绍竑任粮食部部长，但黄绍竑拒不就任，只同意出任监察院副院长。
　　1947年底，黄绍竑得知明年被定为“行宪年”，他的监察院副院长的位子将不复存在，他既不是“国大代表”，又不想当部长，经考虑决定竞选立法委员。他正在选区容县专区做竞选旅行时，接到黄旭初打来电报，李宗仁要他以南京有要事相商。原来李宗仁要竞选副总统，要黄绍竑任竞选参谋长。黄绍竑经与李宗仁一番分析，同意出任。黄绍竑充分运用他的关系网和谋略为李宗仁竞选拉得大量选票。蒋介石一心想要孙科当副总统，排挤李宗仁等5个参选者。新桂系几个头目毫不相让，誓与蒋介石抗衡，李宗仁大有当选之势。蒋介石见势不妙，决定副总统候选人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只提孙科一人。李宗仁和黄绍竑等获悉消息后十分愤怒，想反对由党中央提名但又提不出理由来，他们连中央常委都不是，无法在中央常委会上反对。经一番斟酌后决定以先发制人来打消由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办法。黄绍竑通知中央组织部：如果副总统候选人由党中央提名，则广西和安徽的代表就要退出，不参加竞选(广西和安徽是新桂系控制的地盘)。蒋介石得知后，怕广西、安徽代表真的不参选而使选举告吹，只好放弃由中央提名的意图。选举副总统时，6位参选人以李宗仁得票最多，但李也未达当选的票数，经三次投票也如此：李宗仁第一，孙科第二，最后以这两人决选。此时蒋介石出面为孙科拉选票，黄绍竑则竭力为李宗仁拉选票。由于，黄绍竑接到对李宗仁进行人身攻击的传单，料定是蒋方为使李宗仁落选而制造的，为扭转对李宗仁的不利影响，便出一计：以退为进，宣布放弃竞选，使选举无法再进行，然后再寻对策。新桂系的这一决定通过报界弄得全国舆论沸沸扬扬，蒋介石啼笑皆非，召见白崇禧说他并无袒护任何一方，谣言是反动分子所为，要白崇禧劝李宗仁参选。大会被迫延期4天决选，新桂系赢得4天时间，黄绍竑借此风波在他三任省主席的浙江拉得该省三分之二的选票，再加上在其他省拉得的一部分，为李宗仁当选争取到关键的票数，使李宗仁多出孙科143票当选副总统。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蒋介石立即向新桂系反攻，想摧垮新桂系在广西和安徽的统治，但由于黄绍竑和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识破蒋阴谋并坚决对抗，使蒋阴谋并未得逞。桂系与蒋介石闹翻，迫使他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李宗仁代总统后，黄绍竑往香港，与中共驻香港负责人会谈和平事宜，但当时手握兵权的白崇禧坚决主战。
　　1949年1月14日，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国共和平谈判八项条件。3月底，国共两党决定派代表和谈。黄绍竑为国民党方面6个和谈代表之一。在北京和谈期间，黄绍竑等代表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黄绍竑希望和谈成功，为此他填了两首词《好事近》：翘首睇长天，人定淡烟笼碧。待晚一弦新月，欲问几时圆得。昨宵小睡梦洒南，野火烧寒食。愿得一帆风送，报云燕消息。北国花正开，已是江南花落。剩有墙边红杏，客里漫愁寂寞。此时为着这冤家，误了早春约。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漂泊。和谈方案形成后，黄绍竑被推举为代表带条款回南京请示。和议条款中有李宗仁可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等内容，但李宗仁、白崇禧拒不同意在和平条款上签字，一心想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导致和谈破裂。
　　走向新生　全力参政
　　黄绍竑对李、白拒和深为不满，飞往香港。到香港后再次致信李宗仁，批评李宗仁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的严重错误，要求他根据中共和平方案，实现全面和平。但李宗仁不予采纳。黄绍竑于是联合44名国民党立法委员签署《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于8月13日在“上海抗战纪念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此“声明”。“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号召有爱国心的国民党人士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黄绍竑等发表联合声明后，有邓召荫等11人发表声明拥护黄绍竑等的声明。9月上旬，黄绍竑等人又联名公开发表《告国民党陆海空军全体将士书》。当时，人们把黄绍竑领导的这一政治运动称为“香港起义”。1949年9月上旬，中共驻香港负责人通知黄绍竑，说有船北上，要他在某地等候。黄绍竑匆忙回家收拾行李，妻子问他到什么地方去？黄绍竑说要坐船去北平。妻子说，你奔走了大半年，还不够累的，刚刚回来不久，在家好好休息不好吗？又说，和谈既已破裂，还有什么可奔走的呀！黄绍竑说：这回去北平应邀参加共产党召集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妻子听了默不作声。黄绍竑到集合地点见了其他人，有不认识的也有认识的（刘斐和黄祖培）。黄绍竑和他们乘坐一只小汽艇，驶到香港禁海（禁海是香港政府指定运载危险物品船只停泊的海面，周围挂了红旗），然后上一艘载重一千多吨的挂葡萄牙国旗的轮船。这艘船在海关注册是开往汉城的，这是一种掩护措施，到山东半岛外就向西入青岛停泊。黄绍竑和大家都在青岛登陆，沿乘胶济铁路到济南转北平。在船上，黄绍竑怀着喜悦的心情填了一首词《木兰花》，最后一联是“海天明月最关情，夜半照人烟里去”。这既是写当晚海上的景色，也是写弃暗投明的心境和感谢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关怀。
　　黄绍竑到北平后，作为特邀代表，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当选为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0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1954年9月15日至28日，黄绍竑作为广西代表团成员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并于27日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法案委员会委员。1956年2月21日—29日，黄绍竑在北京参加民革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3月5日参加民革第三届中央委员会一次会议，当选为民革中央常委。1956年4月28日，程思远应邀从国外回北京观光。5月12日中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设案招待程思远，黄绍竑和张治中、屈武等应邀参加。1956年9月15日，黄绍竑以民革中央领导人身份，与张治中等人应邀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7年2月18日，黄绍竑参加民革中央常委十次会议，被任命为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副主任。
　　在新中国初建阶段，黄绍竑积极参政议政，仗义执言，曾到上海视察监狱，对一些冤假错案大胆指出，及时纠正。在“大鸣大放”期间，他对当时一些地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敢于直言。1957年黄绍竑被错划为右派，后被纠正。1961年6月15日，全国政协决定成立隆重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筹委会，黄绍竑任委员。1962年12月，黄绍竑当选为全国政协四届委员会委员。1965年李宗仁乘波音707客机，远渡关山重洋，飞回祖国。7月20日上午11时，李宗仁转乘专机到达北京飞机场。黄绍竑与邵力子、章士钊、李俊龙、屈武、刘仲华等当年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成员及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郭沫若等到机场欢迎李宗仁归来。老友相逢，黄绍竑心情激动，他填了一首《西江月·欢迎李宗仁先生光荣归依祖国并劝未归旧好》词，词曰：50年前友好，重洋万里归来，亲朋故友笑颜开，喜见声明实在。祖国昌隆强盛，光芒永照天涯，投明自以早为佳，莫再羁留海外。8月6日，黄绍竑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茶话会。
　　1966年8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31日下午，黄绍竑来到西总布胡同5号看望李宗仁，面露惊慌之色。在座的程思远对黄绍竑说：“看来你有心事。”黄绍竑说：“我不为自己打算，我担心的是德公。”就在这一天，黄绍竑被迫自杀，终年71岁。
　　1980年12月31日，黄绍竑的追悼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1981年1月31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新华社北京12月31日消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黄绍竑同志，因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于1966年8月3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黄绍竑追悼会于1980年12月31日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邓小平、彭冲、廖承志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及有关单位，送了花圈。乌兰夫、朱蕴山等两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王昆仑致悼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