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杨路:许宝驹

许宝驹(1899—1960),字昂若,是民联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历任民革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宣传部部长、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许宝驹青年时期求学于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号召,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5年,为集合国民党内民主力量,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他参与发起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出身名门
  许宝驹,1899年出身于杭州一个名门世家。其家族于明代时始居杭州,清代达到鼎盛,子孙中辈出登科中举之人,几百年中涌现出过无数名人,被当地传为佳话。许宝驹的祖父许祐身,官任苏州知府。父亲许引之,自清末至民国北洋政府期间历任中级官员,官至两浙盐运使。母亲程时嘉,江西新建人。许宝驹兄弟姐妹共七人,也多为知名人士。许宝驹与其弟,被人称为“杭州许氏三杰”;其弟许宝马录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其弟许宝骙曾任《团结报》报社社长;其姐许宝驯工于书法、绘画,善昆曲,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夫人。
  杭州自古人杰地灵,加之书香门第的熏陶,赋予许宝驹更多的才智与灵气。其文学功底甚好,至今仍可在《杭州市志》中查阅到其描写梅花的一篇文章——《西湖梅品》,文字如梅般清新淡雅。许宝驹还深受其父的影响,从小喜爱昆曲,晚年曾创作了著名的昆曲作品《文成公主》,而享誉一时。
  许宝驹年轻时就读于北京大学国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与当时的许多爱国青年一样,许宝驹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怀着满腔的报国热情加入了国民党。
  推进浙江教育改革
  许宝驹是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人,他在浙江就曾积极参与浙江的教育改革。1920年他从北大毕业后,受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姜琦之聘请任该校语文教师。这所学校,即现在的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是一所近现代中国诸多名家大师的人生驿站,曾涌现出很多推动近现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卓越人才。当年的教师中有钱玄同、沈钧儒、鲁迅、许寿棠、李叔同、马叙伦等一大批在近现代中国舞台上留下深深印迹的重量级人物。这些人对许宝驹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许宝驹这个富有爱国主义激情和北大特有的自由思想的年青学生,很快便参与到浙江的教育改革中。
  1920年,马叙伦接任浙江一师校长,适逢浙江一师闹学潮。马叙伦到校后,致力教学改革,提倡民主办学,推行北京大学教授治校经验,尊重学生自治会的权利,筹备资金修理校舍等,使一师工作迅速改观,教学秩序明显好转。但是,马叙伦的做法遭到了浙江省教育界保守派的反对。
  许宝驹当时已任浙江省教育厅秘书之职。他全力支持马叙伦的教育改革。他们形成了浙江教育界的革新派,与当时势力强大的保守派进行斗争。1922年夏,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夏敬观辞职,厅长缺任。许宝驹就和当时的杭州一中校长、原北大教师黄人望等人力主马叙伦继任厅长。他们还专程赴北京,征得了蔡元培、李大钊的积极支持。李大钊直接向教育部次长推荐,很快获准。马叙伦于6月份就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上任后,马叙伦积极推行教育改革,得到杭州教育界越来越多的支持。后来,马叙伦受聘到北京担任教育次长,许宝驹也离开浙江来到北京。
  曲折的政治生涯
  从1922年起,孙中山在经历了多次斗争的惨痛失败后,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赞同对国民党进行改组。1924年1月,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许宝驹作为北京特别区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和肯定,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作为全党的奋斗目标,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此次改组是国民党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整顿与革新,在国民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许宝驹曾就任国民革命军第18军党代表,在浙江从事分化瓦解北洋军阀势力的工作。10月,中共杭州地委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共同筹划,掀起浙江自治运动。广州国民政府派许宝驹、马叙伦、黄人望等到杭秘密联系,促浙江省长夏超起义,接应北伐军。16日,夏超宣布浙江独立,就任国民革命军第18军军长兼理浙江民政。然而孙传芳派淞沪警备司令宋梅村率部入浙,同夏超保安队激战于嘉兴,夏军战败。23日,夏超兵败回杭,被宋部俘获杀害。夏超及许宝驹等人的家产全部被查抄。11月,北伐军歼灭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盘踞中国大部分土地的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势力,至此有两个(吴、孙)基本上被消灭了,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许宝驹深为不满,政治上陷入了消沉和苦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号召。在这种背景下,许宝驹于1932年到达南京,与阳翰笙、王昆仑、孙晓村等国民党内的爱国进步人士频繁交往。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宝驹加入到全民抗日的大潮中,开始从事爱国反蒋运动,并做出卓越贡献。
  许宝驹善于出谋划策。当时,四川军阀刘湘是蒋介石的眼中钉,刘湘一直很担心自己的地盘。刘湘认为,自己所结识的人中,王昆仑是个人才,而且在国民党内有着特殊的地位,于是就有意接近他。而王昆仑此时也正为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奔走,他也很想拉刘湘一同反蒋。为了更好地了解刘湘的情况,王昆仑找到多谋善断的许宝驹商量。许宝驹认为,既然刘湘主动与王昆仑联系,就应该趁此机会亲自去四川了解情况。而且当时,共产党想购买一部电台,但经费紧张,尚缺几万元。于是,王昆仑在刘湘派驻南京的代表的陪同下飞往四川,与刘湘见面。经过游说,最终为共产党谋得了6万元的款项,有力地支持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
  1936年初,南京文化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推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华自然科学社、南京妇女促进会等八个团体出面主办“冬令讲习会”,约请各界知名人士作学术讲演,从各个角度宣传救国。这些主讲人以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为主,许宝驹、章乃器、千家驹等人被邀前往讲演。这个“冬令讲习会”突破了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封锁,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促进了救国会活动的开展。
  11月中旬,绥远军民奋起抗击入侵日寇,许宝驹与王昆仑、孙晓村等人,推动国民党政府中上层人士发起“援绥运动”。11月21日,许宝驹、王昆仑、张西曼等人在南京中央饭店组织召开了援绥抗日大会。大会推国民党元老张继为主席并讲话,许多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都来参加。大会成立了“首都各界援绥抗敌后援会”,通过了支援绥远的电文,并在会后进行募捐。此次会议非常成功,不但收到许多援绥的衣物钱款,而且使南京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加广泛深入。此后,该组织的办公地点就设在许宝驹的家里。但他们的活动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蒋介石命令该组织解散,并逮捕了孙晓村、曹孟君等人。在白色恐怖中,许宝驹仍然不顾危险,坚持工作。
  坚持抗日 反对内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各抗日党派、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力量、各文化团体相继集中到重庆,大专院校、工矿企业、金融机构等陆续内迁重庆及其附近地区,重庆成了战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汇集的地方,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的政治舞台。许宝驹先后在这里参与发起成立了两个重要的政治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史称“小民革”)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为了遏制国民党顽固派继续进行反共活动,维持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南方局决定继续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中央当局打交道,保持国共联系的主渠道。在蒋介石加强了独裁统治的情况下,为了有组织地对国民党上层人士进行工作,周恩来提议组织成立一个秘密政治工作团体,以配合南方局的工作。后经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屈武等人筹划酝酿,1941年夏,这个组织在重庆秘密成立,它就是后来被称作“小民革”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从国民党内部反蒋的秘密政治团体。其成员中有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左派以及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较高级的幕僚职位的革命人士,也有中共党员。他们在国民党内部做分化瓦解的工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参加成立会的有王昆仑、许宝驹、王炳南、邓初民、阳翰笙、屈武、高崇民、刘仲容、赖亚力、侯外庐、闵刚侯、阎宝航、吴茂荪、曹孟君、谭惕吾等。主要负责人为王昆仑和许宝驹,王炳南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负责联系。这个组织在抗日战争期间,积极贯彻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分化国民党顽固派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期间,多次约见许宝驹、王昆仑、屈武等人,并在红岩村与他们做了一次竟夕之谈,对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
  1943年2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支持下,国民党民主派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杨杰、郭春涛、朱蕴山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以座谈时事的方式,联系和团结一些国民党上层人士。同年8月,在座谈会的基础上,由许宝驹等10人组成筹备小组,进行筹建组织的工作。不久召开小组会议,将所建的组织定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并用此名义开展活动。后几经商讨,最后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是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早期组织之一。
  《双十协定》签订后的政治形势发展,使重庆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感到,应当立即正式成立民主派组织。1945年10月28日,许宝驹等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宣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政治主张、大会决议案和组织总章等文件,宣布接受三民主义,继承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推选许宝驹等17人组成中央临时干事会。民联成立后,积极参加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1947年底,民联与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在香港举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联合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时继续保持民联组织的活动。
  随着国内战争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也在进行着最后的挣扎,他们疯狂迫害进步人士,迫使很多民主爱国人士前往香港等地避难。1948年,许宝驹前往香港,到香港后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的活动。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联合致电毛泽东,表示积极响应中共的这一号召。5月5日,谭平山代表民联,与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会议。毛泽东复电,对各民主党派的热忱表示钦佩,敦请他们及早进入解放区,共同筹划新政协会议。于是,旅居香港的大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开始分批向解放区转移。
  当时,香港处在英国殖民管辖之下,国民党和港英的特工人员相互勾结,对在港的民主人士进行严密监视,而内战还在进行中,陆上、空中都没有通路,只能走海上。重重困难也挡不住这些爱国赤子的归心似箭,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许宝驹等大批的民主人士克服了种种困难先后到达解放区。1949年1月22日,许宝驹与先后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等55人共同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在意见中,他们表达了“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的愿望,意见中还声明,“我们今天要明白表示我们的信念。我们认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因此,我们对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
  1949年9月17日,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鉴于人民民主革命已获得基本胜利,同盟的历史任务业已完成,许宝驹等7位主要领导人遂代表该盟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结束声明》,公开宣告该组织结束。其不少成员后来都成为了民革和其他一些民主党派的重要骨干。
  11月12日至16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将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统一为一个组织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宣告结束。在这次会上,许宝驹被选为民革中央常委。
  建新国家 做新贡献
  1949年6月16日,许宝驹以民联中央常委的身份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被安排在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第三小组。第三小组可谓是名人荟萃,除由周恩来任组长外,另由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任副组长,宦乡任秘书,组员的阵容十分庞大,有章伯钧、廖承志、邓颖超、周建人、罗隆基等共23人。
  共同纲领是一份具有国家临时宪法地位和作用的文件。起草这份文件是筹备建国过程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经过反复的协商、讨论和修改,9月29日,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0月1日,刚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发布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共同纲领分序言和总纲、政权机构、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7章,总计60条,7000多字,是此后这类文件中最精练的,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施政准则和建设蓝图,凝结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心血,得到了全国各方面人士和海外华侨的一致拥护。在共同纲领的制定中,有许宝驹的努力和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许宝驹被任命为政务院首批参事。此后他还担任过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
  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在北京成立。8月5日,民革中央常委会第27次会议决定,许宝驹参加该会。10月26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京委员与“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的各人民团体代表及各民主党派代表,在北京举行联席会议,将两会合并,改组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3月中旬起,该会简称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由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代表人士158人组成,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郭沫若任主席。许宝驹当选为该会常委、组织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许宝驹曾任民革中央常委和宣传部部长等职,为民革的建设和发展做了很多的贡献。1952年8月至9月间,许宝驹对民革中南区的党务工作进行调研,视察了武汉市分部筹委会、湖北省分部筹委会等7个地方组织。每到一地,他都召开会议,认真听取谈话,对各地方组织的筹备与建设情况进行细致的了解。回到北京后,他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调研报告,在报告中对所视察的各区的情况进行了一一说明,并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与总结,为民革的发展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953年3月31日,民革中央举行第88次常委会,决定设置中央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邵力子任主任委员,许宝驹任副主任委员,任务是组织力量对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理论、国家的本质、宪法及民主选举等问题进行研究。
  1956年,许宝驹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撰写了《孙中山传略》,以6000多字的简练文笔,准确概括了这位伟人一生的功绩,也展示了自己的文学才华。
  1958年春天,许宝驹身患重病,但他仍保持着乐观的心态,也许这是因为他一生经历过太多的大风大浪。全国大跃进时期,他还赋诗一首来歌颂大跃进是“欢乐乐无穷”,感谢中国共产党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每饭不忘党之恩意隆”、希望能够“跃进、跃进学工农”。
  1959年,西藏地区发生反动分子武装暴乱。许宝驹创作了著名的昆剧作品《文成公主》。在剧本中,表现了他积极拥护平定西藏叛乱,希望西藏和平的爱国思想和热情。这个剧本后来被多次搬上舞台。
  1960年1月10日,许宝驹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骨灰安放在八宝山烈士公墓。
又是一座牌坊
许宝驹(1899—1960),出身名门
  许宝驹,1899年出身于杭州一个名门世家。其家族于明代时始居杭州,清代达到鼎盛,子孙中辈出登科中举之人,几百年中涌现出过无数名人,被当地传为佳话。许宝驹的祖父许祐身,官任苏州知府。父亲许引之,自清末至民国北洋政府期间历任中级官员,官至两浙盐运使。母亲程时嘉,江西新建人。许宝驹兄弟姐妹共七人,也多为知名人士。许宝驹与其弟,被人称为“杭州许氏三杰”;其弟许宝马录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其弟许宝骙曾任《团结报》报社社长;其姐许宝驯工于书法、绘画,善昆曲,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夫人。
穆狄子 发表于 2013-3-18 14:46
许家钱塘望族,但许宝驹一支可能早在苏州落户了。乾隆四十八年至道光二十三年,许氏十世祖许学范生得八个儿子,按照“学乃身之宝、儒以道得民”的行辈排下来,这八个儿子便被时人称人钱塘“八乃”,其中七人相继中举,有“七子登科”的美誉,许乃钊行七,道光十五年展试二甲、朝考一等第十名,历任河南、广东学政、江苏巡抚兼“江南大营”帮办。而据载,历任兵部尚书、内阁学士、工部尚书等职的哥哥许乃普曾与许乃钊同住在苏州老宅里,所以许宝驹的祖父身字辈的许佑身就可能生长在苏州,后来又当苏州知府,所以许宝驹也可以算苏州名门,台湾作家高阳是许家儒字辈,算起来要比许宝驹低一辈。

许宝驹祖母,也就是许佑身妻子,俞秀孙,是有名才女,遗作有《慧福楼幸草》。俞女史是曲园老人的爱女,论起来算是章太炎的师妹,鲁迅先生和周作人的师姑。

许家苏州故居就在东北街,苏州六中里,据说保存尚好。楼主闲时可以去找找看。
诗酒风流近散场,心情无限对斜阳,如今只剩燕双双。
病酒願爲千日醉,看花誤惹一身香,夜來有夢怕還鄉。
楼上对许家来历怎如此清楚?
许宝驹祖母,也就是许佑身妻子,俞秀孙,是有名才女,遗作有《慧福楼幸草》。俞女史是曲园老人的爱女,论起来算是章太炎的师妹,鲁迅先生和周作人的师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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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晓云 发表于 2013-3-18 18:00
平伯娶宝驯,是亲上加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