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修文：谭平山

穆狄子

谭平山(1886—1956)，原名鸣谦，别号聘三、诚齐、诚斋，1948年参加民革一大，历任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届中央副主席。
　　谭平山是近代革命史上有建树、有影响的民主革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在著名的南昌起义中，他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然而，中国革命的进程艰难曲折，这位既是早期国民党员、国民党组织部长，又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的革命家，却在1927年先后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开除了党籍。他不屈不挠，组建第三党、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参加新政协，为追求民族独立和祖国富强，贡献了毕生精力。
　　加入同盟会　创建广东中共组织
　　谭平山，1886年生于广东省高明县（今高鹤）明城镇新元坊。1898年，谭平山入高明县东洲书院学习，知识的启蒙、眼界的开阔，初步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1908年，他考入两广优级师范。在两广优级师范工读期间，适逢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广东多次发动人民起义，反对封建腐朽的清朝政府。这些起义虽然失败，谭平山却深为震动。1909年，他毅然加入同盟会，在两广优级师范秘密开展反对清朝政府的宣传活动。1910年，谭平山从师范学校毕业，到雷州中学任教员，继续从事反清宣传活动。
　　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武昌起义，吹响了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号角。在雷州中学担任教员的谭平山欣喜若狂，他撰文抨击清政府的腐败，积极宣传民主革命，从此，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1913年，他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转入国民党，并被选为广东省参议员。
　　1917年，谭平山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大，他广泛接触新思想和新知识，积极参加各种学术组织。十月革命之后，他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翻译外国进步书籍，撰写专论和时评，宣传马克思主义，探讨改造中国社会的途径。在《新青年》杂志的影响和陈独秀的支持下，1918年，他和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发起成立学术组织“新潮社”，主编《新潮》杂志，抨击旧制度，宣传新思想。蔡元培在看过谭平山为《新潮》创刊号写的名为《哲学对于科学宗教之关系论》的论文后，评论到：“右论甚有见地。”以后，谭平山在《新潮》杂志上陆续发表了多篇论文，随着《新潮》在全国广泛发行，谭平山的论文也逐渐为人们所熟悉，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介绍苏俄革命的成就和经验，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巨著《共产党宣言》，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结合中国实际，针砭时弊，积极推动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
　　1919年5月，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谭平山是这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作为北京大学队伍中的一员，他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壮举，被北京反动军警逮捕关押，成为轰动全国的“入狱三十二爱国学生”之一。经过这场斗争的锻炼，谭平山思想迅速起了变化，他开始向马克思主义靠拢。1920年，他在广州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并创办《群报》。该报自创刊后，在广东地区影响很大，《新青年》杂志在介绍《群报》时指出：“该报是中国南部文化运动的总枢纽，介绍世界劳动消息的总机关，是在广州资本主义制度下奋斗的一个孤独子，是广东十分恶浊沉霾空气里的一线曙光。”《群报》在出版的两年多时间里，主要靠广东广大先进青年的支持，作为《群报》创始人和主要编辑的谭平山，也付出了很大劳绩。
　　谭平山是广东中共党组织的创始人和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之一。1920年，谭平山等人响应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号召，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发起组织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陈独秀来广州任职。在陈独秀的帮助下，谭平山建立了广东共产党组织，正式称为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谭平山因在广州协助陈独秀筹措创办广东大学预科的经费而没有参加。会后，谭平山出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主任，加强了中共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22年1月，香港海员举行大罢工，中共广东支部发表了《敬告罢工海员》的声明传单，号召海员工人团结一致，坚持到底，动员组织在广州的党团员，接待回广州的罢工海员，并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这次罢工始终没有屈服于英帝国主义的淫威，最终取得了胜利，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势力，扩大了共产党在广大工人群众中的影响。1922年“五一”节，他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主任的身份，发动起广州10万工人群众举行大游行，他本人举着红旗走在队伍最前面。在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的同时，谭平山还受上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总团的委托，重新组织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团书记，使青年团的各项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获得了积极的影响。一些老同志在回忆早期中共领袖人物时说，当时有北李(大钊)、中陈(独秀)、南谭(平山)的说法，谭平山在中国共产党初建时的功绩和历史作用，虽然不能和李大钊、陈独秀相提并论，但大量事实说明，谭平山的这段历史功绩和影响是无可非议的。
　　国共合作　最具优势的组织部部长
　　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广东中共党团组织转入地下活动，谭平山被调到北京，任警监学校教导主任，在北京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府后，谭平山也回到广州，任大元帅府宣传委员会委员，继续领导广东的党组织工作，并开始着手在农村组织农民运动。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重点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在这次会上，谭平山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后来又被任为中央驻粤委员。他努力促成国共合作，积极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会上成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谭平山被孙中山亲自任命为委员，还被选为临时中央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员，负责改组的具体工作。孙中山非常看重谭平山，他认为谭“有能力和有才智”。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临时中央委员会在谭平山的带领下共召开了二十八次会议，做出了关于改组事项的四百多项决议案。谭平山还带领中共广东区委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联合组成“国民运动委员会”，团结国民党左派，以推动国民党改组工作的顺利进行。使广东省国民党组织得到迅速的发展，大批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加入国民党，补充了新的血液。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谭出席大会，并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向大会作了报告。会上，谭平山因有同盟会员资格、是广东名流并有共产党推荐等几重优势，被选为国民党执委会委员，后任执委会常委、国民党中组部部长，与廖仲恺、戴季陶三人共同主持中央秘书处日常工作。
　　国民党一大后，为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谭平山领导的中共广东区委派遣一批党员干部，到国民党中央机关各部工作。谭平山还通过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派出一批特派员、改组员、筹备员奔赴各县，协助建立和健全各县、区党部的基层组织，将国共合作发展到基层。为培养农民运动干部，推动农运发展，由他提议在国民党中央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他经常前往讲课、作报告。1924年10月，广州发生商团叛乱，谭平山积极组织工人、农民支援，配合军队镇压叛乱，为巩固广东革命政权做出了贡献。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分子活动加剧。5月，谭平山写了《中山先生逝世后之国民党》，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号召人们“要明白的认清楚国民党中，谁是革命派？谁是反革命派？更要认清楚国民党员的意见中，哪种是革命派的主张？哪种是反革命派的主张？尤要认清楚国民党中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哪一派是真正的能够代表国民利益而奋斗？”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害牺牲，革命政府组织特别法庭审判廖案有关人犯，谭等5人任审判委员。11月，“西山会议派”出笼。谭团结国民党左派，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西山会议派”的斗争浪潮。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讨论并通过了他所做的《党务报告》，重申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除了邹鲁、谢持等“西山会议派”首要分子的党籍，严肃了党纪，加强了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的团结。这次大会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势力，巩固了革命统一战线，谭平山再次被任命为国民党中组部部长和秘书长。
　　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蒋介石的《整理党务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员不能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担任部长职务，谭平山被迫离开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秘书处，但他仍以国民党中执委常委身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主张给蒋介石以有力地反击。
　　同年11月，谭平山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在为期25天的会议期间，谭平山作了六次发言与报告，重点谈了中国的革命问题及与国民党的合作等问题。他的发言及建议得到了大会与斯大林的赞扬。在这次会上，他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中国委员会主席。
　　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谭平山缺席被选为中央常委、政治委员会委员。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开幕，谭平山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农民部部长，与毛泽东、瞿秋白等9人组成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领导农民运动。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汪精卫疯狂屠杀革命人民，但是，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7月20日，谭平山在江西九江主持召开部分负责同志的座谈会，讨论分析当前的革命形势，“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实行南昌暴动”。7月30日，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赶来阻止起义，性格刚烈的谭平山大骂张“混蛋”，并在情急之下提出，如他继续反对就拉出去枪毙。
　　1927年8月1日凌晨二时，南昌起义爆发。上午九时，谭平山以国民党中执委常委的名义，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委、特别市、海外党部等代表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革命政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定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等7人组成主席团，谭平山成为“革命委员会事实上的主席”。起义军南下途中，他主管征粮筹款，途经瑞金时还同周逸群一起介绍贺龙加入了共产党。
　　8月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谭平山的党籍，剥夺一切职务，并缉拿讯办。南昌起义虽然失败，然而它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革命斗争揭开了序幕，它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南昌起义的伟大功绩是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取得的，作为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公开露面的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谭平山，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起义失败后，谭平山和吴玉章等人逃亡海外。11月，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谭平山被开除党籍。关于此事，周恩来曾经说过，谭平山“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个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次年春天，谭平山回到上海，得知这一消息后，就多方寻找党组织，要求复议，恢复党籍，但遭到拒绝。
    百折不挠　组建第三党
　　南昌起义失败后，谭平山从潮汕来到香港，他不仅忍受了失败的痛苦，还得接受当时中共中央对他不适当的处分，被迫离开了中共党组织。那时，他的心情十分痛苦，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像一个在大海中航行失去了指南针的小船一样的痛苦。”尽管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中，谭平山丝毫没有消极退缩，而是一如既往地关心中国革命的进展。他多次向中共中央写信，对我国革命的方针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当时的“左”倾盲动主义提出意见，可是这些意见被错误地当作反面教材加以批判。他很难过，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去向。
　　他找到自己的同乡邓演达，研究如何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恢复“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组织起来，向新旧军阀作斗争。1928年初，谭平山与在上海的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响应邓演达等发表的《莫斯科宣言》，发起组织成立了“中华革命党”。由于中华革命党的主张既不同于国民党，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一些做法，因此被人们称为“第三党”。
　　该党成立后，以上海为中心，创办了《突击》和《灯塔》两个周刊，作为自己的舆论阵地，用大量事实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的暴行，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1929年3月，谭平山带领中华革命党发表《中华革命党对时局宣言》，揭露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抛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和新的军阀拼个你死我活”；同时也批评中国共产党“盲目暴动，不顾事实，一味孤行，更且强迫罢工，误施恐怖”等等。1930年春，邓演达回国后，和谭平山一起，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称第三党），通过了该党的《政治主张》，出版宣传刊物，继续从事反蒋活动。1931年11月，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受到沉重打击。但是，谭平山等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仍然没有停止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活动。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彭泽湘、黄琪翔、章伯钧等应邀前往参加，谭平山没有赴闽。他专程从上海到香港，设法与中共取得联系，争取中共对福建人民政府的支持，从各方面积极支持这一行动。1934年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谭平山退出了“第三党”。
　　团结民主派　从民联到民革
　　1935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国团结抗日的宣言号召后，谭平山积极响应，奔走在全国各地，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全民族团结抗日。
　　“七·七事变”发生后，谭平山从香港回到武汉，要求参加抗日。蒋介石特别召见他，指定他参加起草《抗战建国大纲》。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谭平山被恢复国民党党籍，任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7月，三民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干事会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常务干事，兼法制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他非常不满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表示不愿再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的任何会议。
　　就在谭平山情绪低落时，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向他伸出了热情的双手，使他再次感受到了党的温暖。他经过认真考虑，郑重地向党表示要到延安解放区去工作的决心，并希望能恢复自己的中共党籍。中共南方局告诉他，留在国统区要比到延安更能发挥作用。他马上表示，党的态度就是自己的态度。
　　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关心和帮助下，谭平山积极投入到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中去。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为支持中共代表的抗议活动，他拒不赴重庆参加第二届参政会。1942年底，为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他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以及教育界、工商界人士，成立民主同志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人以国民党上层人士为主，邀请教育界、工商界人士出席，由郭春涛、甘祠森同志负责具体组织联系工作，每月开会一两次。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大都有较丰富的政治经验，较多的知识，较广泛的社会关系，因此，能反映一些国民党内部的活动情况。对于团结同志正确认识抗日战争形势，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43年8月，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认为，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以便团结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决定成立一个筹备小组，参加小组的共10人，成员为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许宝驹、于振瀛、何公敢、甘祠森，以谭平山为首。10人小组研究了建立和发展组织的问题，决定筹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旗帜，团结坚持抗战的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主张中国国民党应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重庆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由谭平山主持，宣告“民联”正式成立，通过决议，号召“国民党内民主进步的同志团结起来，改正错误路线，共谋恢复党的新生命，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谭平山等7人当选为中央常务干事，主持民联日常领导工作。他们在促使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召开，团结坚持抗日斗争的各阶层人士，投入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民主运动，做了大量工作。要求结束国民党训政，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建议组成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谭平山积极投入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作为民联的领导人、创始人之一，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谭平山继续公开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和专制。1945年11月，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联合发起组织成立反内战协会（后来改名为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时，他带领民联积极参加，呼吁停止内战，早日成立联合政府。1946年旧政协会议召开前夕，为了庆祝停战协定的签订，并促其彻底实现，“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召开有二千多人参加的“陪都各界民众庆祝和平大会”，谭平山同冯玉祥等人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民联也特地发表《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要求释放政治犯，撤销特务机关，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和国民党训政，组成民主联合政府。
　　1946年2月，李济深来到重庆，准备参加国民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会。谭平山为了争取李济深，团结更多的国民党内民主派，会同他人向李济深汇报了民联的情况，希望李济深将来能领导民联。李济深表示愿意将自己领导的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民联联合起来。
　　1946年5月，谭平山从重庆回到上海，继续公开从事民主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恼怒。1947年2月，为了推动民联同志投入反对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谭平山在上海主持召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临时中央干事会议，通过了《民联第四次政治会议政治报告》，报告指出：国民党内的“这些反动分子根本没有实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他们只是窃据了一块国民党空招牌”，号召民联成员“为着实现三民主义、实现和平、实现民主而奋斗”。1947年秋，他被迫再次出走香港。他对记者说，此次来港的目的，是奉民联中央之命，与国民党诸先进筹商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计划。在与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多次协商之后，他们一致认为，有必要将国民党内的几个反蒋民主派组织联合起来，形成更为强大的力量，以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
　　经过一段筹备工作，1947年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谭平山出席并参加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等20人为主席团。1948年1月1日，大会宣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通过了有关文件，选举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等16人为中央常务委员。民革在《成立宣言》中宣告：“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总理、忠于革命之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并发布行动纲领，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彻底铲除革命障碍，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各民主派别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大联合，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国民党反动势力更陷于孤立。
　　民革成立后，谭平山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民主运动中来。他团结在港各民主派人士，揭露所谓“第三条道路”的阴谋，号召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他支持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代表民革、民联对蒋介石召开的所谓“国大”发表谈话，号召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走进新政协　主持监察委员会工作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5日，谭平山代表民联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合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积极响应号召。谭平山还在《华商报》上发表《适时的口号——论中共五一节口号》的文章，阐述召开新政协的重要意义。9月15日，谭平山与沈钧儒、蔡廷锴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在中共南方局和驻香港的中共代表组织帮助下，离开香港奔赴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1月，谭平山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盛赞解放区和人民革命的胜利，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首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选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济深、谭平山等2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由常务委员会领导，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全面展开，谭平山分工负责领导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经过3个月的紧张工作，各项筹备工作陆续完成。9月22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31人为主席团常务委员，谭平山也被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务院监察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谭平山为搞好人民监察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主要工作是在人民监察委员会，对于机关、部队、学校和国营企业中，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大量案件，从查证核实，到定案处理，他与监察干部们日夜操劳。这项工作对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工作效率，维护国家人民利益，起了一定保证作用。1952年10月，谭平山在《各级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要积极参加司法改革运动》一文中，充分肯定了人民监察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并毫不讳言地检查揭发了监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坚持对人民负责，一丝不苟。1954年，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监察部，谭平山因年已68岁，才离开了繁忙的工作岗位。
　　谭平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为民革的团结进步、发展壮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广大民革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拥护和爱戴。1949年11月16日，针对当时民革一部分人片面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将它和新民主主义等同起来，谭平山写了《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一文，指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和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不是同一的东西，这两个思想体系在理论上、思想上都不相同，在新民主主义时代，我们应该以新民主主义思想体系，作为思想指导。195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日，谭平山作为中共早期党员之一，深情地写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纪念文章，他说：“中国人民过去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取得了光辉的胜利，今后我们更要继续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并运用这一科学的无产阶级理论武器，来争取更大胜利。”翌年2月，他在《民革同志的思想改造问题》中，更进一步指出：“在叙述国民党民主派斗争史的时候，一点也不能忘记在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他号召民革同志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并带头检查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1956年2月25日，民革举行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谭平山抱病出席大会，并发言鼓励民革同志要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奋斗。3月5日，在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谭平山被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
　　1956年4月2日，谭平山在北京病逝。对这位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漫长斗争岁月的革命老人的谢世，党和国家领导人、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哀悼。4月4日，首都各界人民举行大会公祭谭平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致悼词，高度评价和赞扬了谭平山为中国革命奋斗的一生。悼词指出：谭平山“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者，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他的逝世，是我们的一个沉痛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