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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16 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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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统一未必幸福，分裂未必痛苦 / 王小平
转贴：统一未必幸福，分裂未必痛苦 / 王小平
2013-05-15 23:09 | 阅读(206)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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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作者：JIE YU
日期：2013-05-06
不可自言为某国人，当平视万国，皆其国，皆其民。——谭嗣同《仁学》
在我被熊猫严密监控的日子里，出门去书店买书也需要乘坐他们准备的“专车”。除了司机之外，还有两名便衣寸步不离地同行。他们难道怀疑我要到书店去寻找从事恐怖活动的炸弹吗？有一次，我去万圣书园买了一大批书，沉甸甸的，多亏还有熊猫帮我拎着——可惜这不是我自愿享受的福利。其中，有一本是葛剑雄写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这本书对中国大一统传统的冲击，堪称一枚“思想炸弹”。熊猫的姜姓处长说，他爱读历史书，求我将此书借给他一阅。我应允了。隔周，他将书如期归还，却没有跟我聊他的阅读感受。我很怀疑他是否看得懂这本书，而接受这本书的观点对他来说更是难于上青天。
葛剑雄是极少数让我尊敬的身处体制内的学者，十多年前我应邀去复旦跟学生作讲座的时候承蒙他接待过。他长期从事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是该领域开山鼻祖谭其骧先生的弟子。他不仅著述丰富、诲人不倦，而且常常对公共事务发言，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点名批评教育部长和大学校长，虽然比不上当年傅斯年放炮轰掉行政院长的勇锐，在一片歌舞升平中也算是大音希声。更为可贵的是，葛剑雄在被“统一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所扭曲的历史地理领域，不受权力之诱惑，不被时论所左右，无论面对国家机器还是大众舆论，始终坚持“独立”和“求真”两种品质。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他说出了“在中国的历史上分裂的时间长于统一的时间”、“分裂不一定是坏事，统一不一定是好事”以及“所谓‘某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的三个让人如雷贯耳的历史真相。为此，他不惜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思潮为敌。谁是大丈夫呢？文弱瘦小的葛剑雄，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分裂的常态，统一是异常
长期以来，中国的历史叙述，尤其是大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叙述，统一是主流，分裂是逆流或支流。其他的各大文明古国都分裂了甚至消亡了，唯有中国上下五千年一以贯之，何其伟大，何其光荣。
然而，葛剑雄仔细查验中国的历史进程，却有惊人的发现：分裂是常态，统一反倒是异常。他指出：“如果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统一的时间是八十一年。如果把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作为标准，统一的时间是九百五十年。这九百五十年中有若干年，严格说是不能算统一的，如东汉的中期。明崇祯后期等。”这个结论，是在对统一采取较低的标准，而对分裂采取比较紧的尺度之下作出的，即便如此，分裂的时间仍然比统一的时间长得多。葛剑雄深知，他所揭示的事实和结论是很多人在感情上不愿接受的，或者出于现实需要的考虑不予承认。但是，他坚信，历史事实是不能改变的，历史规律更无法抗拒，只有首先承认事实，才能研究和认识规律，作出科学的解释。
由于“统一是主流、分裂是逆流”这个错误前提的谬种流传，紧接着，统一更被赋予绝对的正面价值，分裂被赋予绝对的负面价值。谁达成了统一，不管他是否“一将功成万骨枯”，是否发动了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惨剧的战争，他仍然是风流人物和民族英雄；谁趋向于分裂，无论他是否保境安民、造福百姓，他也只配得到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结局。但是，在葛剑雄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暴君的统一，跟老百姓的福祉无关，“从秦始皇开始的统一，都是统一于一人，统一于一家一姓，至多统一于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统治集团，却从来没有统一于人民”。
以暴君为主导的统一，必然给民众造成无尽的苦难。葛剑雄指出：“如果说修长城造成的一些损失还可以用国防需要来解释的话，秦始皇为自己造宫殿，建陵墓给人民造成的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他为自己的宫殿和陵墓动用的人力物力比用在长城上的还多。不能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些被称之为‘世界八大奇迹’，就宽恕了他对人民的罪行。在将《四库全书》赞扬为‘伟大的文化工程’时，我们不应该无视成千上万种不符合乾隆皇帝思想的书籍被毁于一旦的事实，更不应该忘记无数惨死在文字狱中的冤魂和被禁锢在思想牢笼中的可怜的知识分子。”统一本是一种中性的价值，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统一才决定其价值的正负。若是顺应民意、获得民众授权的统一，当然是好事；但若是“一个人”或“一家人”用暴力和谎言的手段实现的统一，就是坏事。后者造成了个人自由的丧失，和基本人权的被剥夺。
中国历史上演出的从来都是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剧本，如葛剑雄所论：“从秦始皇到乾隆皇帝这些君主所凭借的，正是被高度统一于他们意志下的整个帝国、国家所拥有的全部人力和物力。在这种高度统一之下，不仅全体人民是君主的奴隶，就是地方的各级官员，也不过是君主派往各地的奴仆，他们的职责只是为主人看守或管理私产，有这样的官员所主持的各级地方政府当然不可能代表当地人民的利益，更谈不上有任何自主权。”由此，他发出一句惊心动魄的“天问”——“这样的统一难道不需要‘分裂’，难道还能容许它长期延续吗？中国要是一直保持这样的统一，哪里还会有民主和自由？”
分裂时代的自由与繁荣
反之，中国历史上文化相对繁荣、经济相对发达、政治相对昌明、个人自由相对较多的时代，几乎都是分裂时代。比如，北宋王朝虽然连中原地带的统一都未能完成，与之同时并存的有几个强悍的异族政权，在战场上北宋也不断吃败仗，但北宋时期民间经济生机勃勃、市民生活多姿多彩，从《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当时京城开封的盛况。北宋朝廷对士大夫还算礼遇，“不杀一个士大夫”是开国之君的遗训。虽然北宋也兴过文字狱，但在党争中失败的一方尚可有肉吃、有酒喝，比如经历了“乌台诗案”折磨的苏东坡仍然优哉游哉、快意人生，宽松的外部环境，才使得他在诗歌、散文、书法、绘画等方面都作出卓越成就。倘若换在大一统的、君主专制臻于顶峰的明清两代，不合时宜的士大夫，或是下诏狱，或是灭九族，下场可想而知。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对宋朝的评价很高，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是客观持平之论。
而两个最让人向往的分裂时代，是先秦和民国初年。葛剑雄指出：“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思想空前活跃、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一次是在二十世纪‘五四’运动前后。”从先秦诸子到“五四”时代的大师们，个个元气淋漓、大气磅礴，不是他们比生活在其他时代的人们更加睿智，而是他们有幸生活在权力罗网“吞舟是漏”的分裂时代。葛剑雄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已经名存实亡，战国还没有形成统一国家，大小政权并存竞雄。而“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名义上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北京的政府政令所及不过数省，其余则由各种势力控制或占据，或数省，或一省，甚至一省之内也不相统属；还有国中之国的列强租借和势力范围。所以，知识分子在权力的缝隙之中游刃有余，得以自由思考、自由写作、彼此砥砺、火光四射。相反，中国历史上天下一统的太平盛世却没有形成与之相称的思想自由与学术繁荣，更没有产生一批超越时代的巨匠。
历史与现实中的分裂、分治与独立
在中国，长期以来，分裂被赋予强烈的负面意义，分裂是大逆不道的罪过，是造成民不聊生的罪魁祸首。为分裂辩诬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因此，倒不如换一种中性的说法，那就是“分治”。葛剑雄认为：“每一个政权有它自身存在的条件，有自己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当它还没有可能与其他地区、其他政权结合或被消灭之前，它的存在和发展无疑是合理的。它本来就没有从属于某一政权，当然也就无分裂可言。”其实，“分治”就是某种独立状态，只是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下，若直接使用独立的概念，这本书根本就不可能正式出版。
在《分裂与统一》一书中，葛剑雄冒着被戴上“卖国贼”帽子的危险，从历史事实出发阐明了吐蕃与台湾跟中央政权之真实关系。就吐蕃而言，青藏高原是吐蕃和他们的先民开发和发展起来的。“在唐代，不管是和亲或战争，吐蕃和唐朝的关系都是两个独立政权之间的关系。那种认为吐蕃与唐朝存在主从关系，或认为吐蕃是唐朝的属国的看法，完全站不住脚。吐蕃与唐朝的友好是两个政权间的结盟，吐蕃与唐朝兵戎相见也是两个政权之间的战争，无所谓统一或分裂。”虽然后来元朝将吐蕃正式纳入其版图，明清两代亦继承之，但吐蕃与中原政权之间在更长的时间段内处于互不隶属、互相独立的状态。
就台湾而言，据《隋书·东夷传》记载，当时台湾的土著就已建立了政权，有了初期的国家形式。台湾与大陆中原王朝之间一直没有归属关系，明代以前还找不到什么史料记载。南宋曾在福建同安县下设置澎湖巡检司，有人据此推断这个巡检司也管辖了台湾，葛剑雄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宋朝的巡检一般官位不高，这个设在同安县的巡检司辖区不可能很大，而澎湖与台湾岛距离不小，澎湖的面积与台湾也相差悬殊，即使这个巡检司的确管到了澎湖，也不可能再跨越海峡管理台湾岛的治安或边防。元朝在台湾岛上设立了巡检司，但同样没有证据表明它的辖境包括台湾岛在内。”他进而论述说：“至于将孙权派卫温、诸葛直去‘夷洲’，隋炀帝派军队击‘流球’也作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证据，已经不是可笑或无知的问题，而是适得其反。这两次军事行动都是去台湾掳掠人口的，要是台湾是孙吴政权或隋朝自己的领土，需要这样做吗？”在这样的历史事实面前，《反FL法》就是强词夺理。
而在中国内陆的其他地区，在具备了分治或独立的相应条件后，也出现过长期分治或独立的事实。葛剑雄指出，比如四川盆地，粮食、纺织品、盐、铁等基本物资足以自给，人口有一定数量，地形易守难攻，对长江中下游据有上游的优势。成都和重庆早就成为该地区的两个中心。所以，四川盆地的独立政权数量较多，存在的时间也较长。另外像岭南地区也多次形成独立政权。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在分治或独立政权的统治之下的生存境遇，未必就比在大一统的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要恶劣，很多时候反而更好。
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让历史成为今日的借鉴。葛剑雄在揭示了中央集权体制的种种弊端之后，建议在权力结构模式上作出相应的改革，即削弱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拓展地方自治权限，权力应集中在基层；在行政区划上将省市县三级制改为省和县两级制，将全国重新划分为五十个左右的省。其实，最重要的一点，他欲说还休：如《零八**》所倡导的那样，变单一制为联邦或邦联制，以达致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张弛有度、皆大欢喜的理想结局。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中华书局，2009年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bebefd0102eroc.html
书籍下载链接：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9010642.html
小平附识：
本书和本文，可以视为对中国大一统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可算是集体主义的一种极致——的祛魅。因为集体主义导向集权主义，正是吾国吾民苦难的源头之一。今天高唱民主自由的人们当中，仍然有许多站在国家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出于本能不假思索反对任何区域自治的真正实现。在他们那里，民主不过是一种工具理性的东西，最终还是为了实现一种大一统的，大国崛起的美好集体主义前景。
如果说宪政的基本要旨在于体现“主权在民”，那么各区域的公民意志的呈现，就应当得到其他共同体相当程度的尊重。即便从历史实证论的，或实用理性的角度来看，我们亦应当对统一和分裂导致的政治，经济，文化上不同效果有客观的体认。余杰先生这篇书评文章的价值，就在于给那些口头上坚持民主，却为党媒和党化教育蛊惑而极力站在中央集权立场上，反对边疆民族争取真正自治的合理要求的朋友，提供一种看似全新的，异端的，实际上却早已是历史和政治常识的观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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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支持TOP5
应天目 | 2013-05-16 11:32
评论(9)
1应天目 | 2013-05-16 11:32
转贴很好，附识也好。
没有品行，道德与能力，却硬要做大称強喊倔起，不仅愚蠢恶劣，而且祸国殃民。
2旁听生 | 2013-05-16 12:42
转贴很好，附识也好。---赞同楼上并加顶！
3凌宸 | 2013-05-16 13:01
钟祖康也写过这本书的书评：
中國越統一壓迫越慘烈
許多「惟統一論者」深深認為，中國國力越強，國家越統一，民眾就必然更幸福。這種大錯特錯的觀點流傳甚廣，讓中國人民〈不是政府〉付上了悲慘的代價。
要批駁「中國國力越強，民眾就必然更幸福」一論很容易，只要到網址 http://hdr.undp.org/，看一看聯合國發表的「人類發展報告」中的全球理想國家排名榜，看看有多少小國寡民、毫無力量左右世局的小國長期位居人類理想國之首列，又有多少在國際間舉足輕重的大國如中國者長期位處榜末，便足以恍然大悟。
至於中國越統一，民眾就又是否必然越幸福呢？要回答這個看來非常龐雜的問題其實也不太難，我們只要用計算機把中國歷朝的分裂與統一的時間計算一下，再看看有關朝代中民眾受壓迫的程度，就可以得到重大啟示。
中國分裂是常態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葛劍雄教授 ( 1945 - )於一九九一年出版了一本非常重要、在國外日受重視、卻在國內被「置之不理」〈作者語〉的著作，名為《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作者就以非常廣博的中國史地知識和驚人的學術能耐，精算中國歷代的分、合時間，結果「計算結果與傳統的說法完全不同」。他發現，如果以歷史上中國最大的疆域為範圍，中國真正的統一是在一七五九年即乾隆年間實現的，歷時只有八十一年。但這個界定太嚴格了，他採用了另一個寬鬆得多的準則，就是「把基本上恢復前代的疆域，維持中原地區的和平安定為標準」，以此算法則中國統一的時間約有九百五十年，而在「這九百五十年中有若干年，嚴格說是不能算是統一的，如東漢的中期、崇禎後期等。」這九百五十年是從中國百次出現統一局面的秦代算起到清末，也就是統一時間有四五％，若從西周共和算起，更只有三五％！當然，若不以清末為終點，統一時間就更短了。
4凌宸 | 2013-05-16 13:02
這個發現跟一般人甚至中國史學界所抱的「中國合多分少」的印象式看法幾乎相反，難怪這個學術發現到今天很多人在情感上還是不願接受，設法迴避。
中國統一時壓迫最烈
按葛劍雄教授的統計，中國最統一的幾個朝代依次為：明( 統一時間有二百三十六年，佔八十五％)；元(統一時間有七十三年，佔八十二％)；秦 (統一時間有十二年，佔八十%)。其他朝代的統一時間的比例都在七成左右或以下。
然而，在明、元、秦三朝統治下的中國人是否特別幸福呢？對中國歷史稍具認識的人都會同意，這三朝都是除中共之外，中國歷來最獨裁、最殘暴的暴政，在最統一的明朝，其特務制度之嚴密，對民眾箝制之嚴苛，更公認為歷朝之最！反而並不以殘暴著稱、為不少中國人津津樂道的漢(西漢)、唐其統一時間所佔的比例分別『有五十八％和四五％！
由此可見，中國越統一，政局越穩定絕不表示人民就一定越幸福，這兩者之間絕對沒有正面的必然關係。反而幾千年的中國歷史發展已充分說明，國家非常統一時，人民是可以被強大的政府壓迫得很悲慘的！
無怪葛劍雄教授統觀了中國的分、合歷史後禁不住發出「亂世的魅力」之說，認為「國家越統一人民越苦，國家越分裂人民越幸福，思想越發達」這種貌似矛盾的現象「其實有其必然的因果關係」！那就是，國家越統一越有利於滋長定於一尊的權威思想，統治者越沒有時局危穩之慮就越有餘力暴虐蟻民。
中國的言論、思想自由自從在萬國林立、你爭我逐的春秋戰國時代出現過後，便一直到二千六百年後同樣四分五裂的民國時代才重臨中國，而且還主要只是外國人統治下的租界。
越統一，人民真的越快樂嗎？
5凌宸 | 2013-05-16 13:03
再发另一篇当时引起广泛讨论的文章：
台灣有權獨立
大概在過去二十年間，中共把統一中國視為全黨全國首要之務，到今天已經先後「統一」了香港、澳門。在自由民主政體已獲公認為典範政體的今天，一個獨裁殘暴的政權竟然可以相繼收回兩塊遠較其自由的土地，而且還是在掌聲中完事，此刻更向另一個更文明的現代民主政體伸手。要是人家可以擺脫一刻漢族民族主義，客觀想一想，就會感覺到這是多麼可怖、可恥的事，情況就如我們拚命反對法官把虐兒成性的父母與子女隔離一樣。的確，在此之前，在人類歷史上，還未有發生過這樣在國際社會普遍「認可」下把自由土地交予獨裁政權的事。人類的文明進展正受到史無前例的挑戰。
可是，香港、澳門甚至台灣三地的自決論者，至今並未能針對中共漏洞百出的的「惟統一論」發出有力的還擊。
民眾有權擺脫不義統治
其實，台灣人有權自決其理甚明，首要原因當然是：中國毫不含糊實行個獨裁統治。只要我們翻一翻國際學界就「領土脫離」問題( secession )的討論，就看到即使是對脫離權設限最多的著名學者(如 Duke 大學哲學教授布坎南 〔Allen Buchanan，1948- 〕)也同意：擺脫不公義( unjust )統治是民眾尋求領土脫離的有力理由。布坎南教授以脫離權比作夫婦的離婚，並名之為 「政治離婚」( political divorce )。布坎南教授在與筆者的通信中稱，由於台灣被中國收回後人權難保，所以在道德上絕對有權要求獨立，並稱其性質可歸為先發制人式脫離( pre-emptive secession )。至於像貝楞教授( Harry Beran )等篤信自由主義的學者，更認為民眾有自由組合( free association )立國的天賦權利，無需因為被統治者奴役才有權行使脫離權。
在西班牙大獨裁者佛朗哥橫行的年代，當時由英國殖民的西班牙領土直布羅陀便在一九六七年透過全民投票，結果以一萬二千一百三十八票對四十四票之比選擇離棄祖國，投進較西班牙自由的英國殖民主子懷抱，這個事例不是說明了「民權」與「民族」的致命區別嗎？
6凌宸 | 2013-05-16 13:03
脫離暴政屬溫和行動
其實，民眾豈止有權脫離暴政，更有權推翻暴政。這個權利甚至是責任在西方從約翰洛克( John Locke，1632-1704 )以降已深受肯定，隨著以壓抑神權為歷史背景的絕對主權論( absolute sovereignly )日見衰落，主權在民( popular sovereignty )思潮日興，即使在過去盛行絕對主權論的大陸法地區，以國家主權壓倒一切的做法也日受唾棄，民眾有權推翻暴政的理念幾已成為所有文明先進國的常識。即使再保守如中國者，兩千多年前，聖人如孟子已認許民眾有權推翻暴政。無怪研究脫離權的學者認為，面臨暴政時民眾尚且有權革命，若只是脫離暴政其實已是很溫和的行動。
國際社會沒有明顯質疑中共的絕對主權論，只是為其帶有自毀性的霸道懾服而已。
台灣獨立技術無礙
因此，國際間就脫離權的爭議絕不是針對民眾有沒有權脫離暴政，這方面是沒有甚麼爭議的。他們主要研究包括在一個非常自由民主的國家某部份民眾有沒有理由脫離獨立呢？範例如魁北克想脫離加拿大獨立；又如一國之內不同文化背景的小數族群是否都有權獨立呢？又或者若要求獨立的領土是被原來國家包裹著的裹地( enclave )，如何解決技術問題等等，很明顯，所有這些問題台灣都是沒有的。有趣的是，幾乎所有這方面的學者都同意，任何一群人若想自立一國，以便實行獨裁統治，則萬萬不可、必須制止。
國家分裂自古已然
中國統治者永遠彈著老調：那個那個地方「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請問「自古以來」有多「古」呢，有沒有非洲現代人六萬年前踏足中國時那麼古呢？自古以來還有許多許多地方是中國的，如何挑選呢？「不可分割」又有什麼科學根據呢？中華帝國今天衰落，原因是不是外蒙古甚至台灣等地分割開去呢？還是我們要為外蒙古、台灣等地因為擺脫了中華帝國而走上民主路而慶祝？儘管中國統治者的「願望」是世界大同，全球一統，但世界的發展卻恰恰與此相反，全球國家的發展趨勢是：分裂不止，從一七七六年的二十一個暴增至今天的約二百多個。至於國家規模與民眾福祉高低也沒有必然關係，反而在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標」的理想國排名中，所謂小國( 如挪威、比利時、瑞典、荷蘭、冰島、瑞士、芬蘭、丹麥、奧地利、盧森堡.....等等的一半以上。)倒佔了頭二十名。
7凌宸 | 2013-05-16 13:04
「一族一國」制難以成立
畢竟，這個世界的領土不是「自古以來如此」就萬世不變的，否則世界版圖就要徹底重劃了，特別是若提出這個要求的是獨裁政權，問題就更大。這個世界的發展不是也不應如中共的宣傳那樣：一個民族只能成立一個國家，否則世界上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日耳曼民族、阿拉伯民族、拉丁民族等等已分裂成大批國家的民族便要重新走在一起，不得「數典忘祖」，更加嚴重的是，按此邏輯，中共當年就不得同時承認處於分裂的東、西德，今天也不得同時承認仍處於分裂的南、北韓，剛果情況亦如是，此外，中共還必須讓國內其他起碼五十多個小數民族獨立，以貫徹「一族一國」。
權力趨向腐化，絕對權力只會絕對腐化，絕對主權也逃不過這條鐵律，民族主義不過是一條遮羞布、一帖救命符而已。
後記：
本文發表後，大概由於文章刺中中共要害，中共當局勃然大怒，在香港發起史無前例的圍剿行動。香港三份左派報章《大公報》、《文匯報》和《香港商報》對作者持續幾十天，每天指名道姓的以專文謾罵，並把作者提升到台獨份子之首的高度，如稱「中華民族也恥有此敗類.....」，指作者比「台獨份子」呂秀蓮更「猖獗」，「喪心病狂鼓吹台獨.....比台灣島內台獨份子的言論更為囂張、荒謬和無恥。」到二零零四年，中共當局似仍餘怒未消。香港《文匯報》(2004年7月14日)稱「某報〈即香港《明報》〉於二零零零年五月四日發表鍾祖康《台灣有權獨立》一文，其分裂國家的謬論當時就受到社會廣泛抨擊。事隔四年，某報又發表鼓吹港人追求『政治自決』的文章，令讀者感到驚訝。」
8巨浪大切 | 2013-05-16 14:43
未必 = 大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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