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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23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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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陈】再次感谢天津高考作文出题人.作者：刘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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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高考语文卷出题人，七天前，我在《南方周末》已经感谢过你们一次。现在，我要再一次表示感谢。你们用我发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出题不署我的名，这件事一经公开，我的生活立刻起了变化。一家在亚洲有影响的电视台联系到我，打算对此进行评论。更多的人则是纷纷向我道喜、祝贺、慨叹：难怪天津考题这么有想象力，敢情是你的原创，没看出你还真有两下子，全国那么多作家，怎么就相中你了呢？
我又高兴，又有点为难，不知该如何表态。像新提拔的干部那样说一声，这一切都归功于领导的培养，好像不太贴题；像新郎官他爹那样拱手说“同喜同喜”，也不大适宜，因为道喜者们话头一转，马上对喜之源头——作为出题人的你们，展开了批评和质疑。
有直接说你们的：“高考出题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事先无法与作者沟通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理解的是：用了人家的东西，为什么不标明是人家的？”“天津有关部门应该对作者有个说法。”（引自2014年6月12日沈阳《夕阳照耀下的四合院》网站）
有从历史和宏观着眼，说得比较重的：“我们这个民族就是不尊重作者，尊重作者的例子讲不出几个，迫害作者的例子倒比比皆是。”（出处同上）
有从经济和微观入手，说得比较具体的：“扯别的都没用，让他们赔钱。”
我赶忙表白：“这不是钱的问题。”
“不赔钱他们不知道疼。”
“我一分钱都不想要。”
“那你可以捐出去，直接捐，别经过中介。”
有一个朋友法治观念很强，劝我走法律程序——旧称“见官”，今称“打官司”，横竖离不开“官”。
我说我不打官司，麻烦，再说起诉谁呀，都是拉家带口之人，不容易。
朋友看我像看窝囊废，皱眉说，掌握一下情况也好。
那就掌握一下。很快，相关案例传了过来。我相见恨晚地发现，我的事并非孤例，这些年，不时就有类似情况发生。有人不怕麻烦，状告高考出题方不署作者名，不付作者报酬。令人称奇的是，被告的出题方胸有成竹，阵脚不乱，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律师在法庭上辩称：“高考试卷命题是公务行为，而根据中国的著作权法，公务行为可以不通知作者而直接引用，并不需支付报酬。”（详见2007年7月24日《中国新闻网》）
“公务行为”，太牛了！
早年间军方有规定：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或许，那时军方做事不属于“公务行为”？
或许，现在规矩变了，不管是谁，只要竖起“公务行为”的大旗，别说一针一线，就是从老百姓脑壳里掏血汗、掏智慧，掏什么都是白掏。
“公务行为”，太酷了！
对作者，你说你是“公务行为”，“并不需支付报酬”；对自己，却没见你少要丁点报酬，还有各种津贴、待遇、临时或不临时的补贴，哪样少了都不行，天下有这么方便的逻辑吗？
区别一下，我这里说的“你们”，不是天津的“你们”，而是那个被告方的“你们”，别弄混了。
“根据中国的著作权法”，你们“根据”了没有？就算你们“根据”了，这“根据”本身，它有没有毛病？这些年，作为自然人，我努力戒烟，不闯红灯，一直要求自己进步。法律法规条文啊，你们那么重要，那么具有好的、全局性的意义，理应比我更追求进步，更努力改掉自身不足才是。
朋友传来的案例还表明，一些作者诉求高考题上的署名权，并未获得成功。当时的法院判决认定，“教育部考试中心采取文学鉴赏类文章署名、语用性文章不署名的操作方式，有其合理性，并不构成侵权。”（我那篇被天津高考作文《假如有一款芯片》采用的短文，属于哪一类文章？）即便如此，法院仍提出司法建议：“出于对著作权人的尊重和感谢，教育部考试中心今后可考虑在高考结束后，以发函或致电形式对作者进行相应的告知和感谢。”（2007年11月29日北京《法制网》）
我所获知的这些信息，基本都是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型传播手段给予的。不论作者，还是出题方，还是考生，我们都身处互联网时代、多媒体空间、自媒体环境。昔日那个封闭而又省心、神秘而又权威的高考出题方式哪里去了？它能不能摩拳擦掌，大叫一声，重新回到我们身边？
回不来了，怎么吆喝也回不来了。
以上我的认识，几乎都跟高考题不署作者名这件事有关。所以，我要感谢你们，天津高考作文出题人。你们不出这个题，我就不会有机会想这么多的事，说这么多的话。我说的不一定对，真诚希望得到你们的回应和指正。你们不回应也没事。不回应是中国许多单位常有的做法。中国缺石油，缺优质空气，就是不缺新闻热点。新闻热点有两个特征，第一它像南方雨后的春笋，层出不穷；第二像北方的薄炕面，热得快，凉得也快，好事坏事凉得都快。高考现在很热，过不了几天人们就会失去兴趣。但是我不会。我会长久地记得，从你们那里获得的益处。（作者：刘齐 ，南方周末2014.6.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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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25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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