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杜君立：甲午战争120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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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773 于 2014/7/25 12:56:0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史海钩沉
甲午战争过去已经一个多世纪，当年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早已成为历史，女真的大清不存在了，天皇的日本也不存在了，但历史云烟却一直没有散去。历史是一种语境，在120年前的近代世界，弱肉强食的达尔文主义是公认的国家法则，战争征服和殖民是一个现代国家崛起的必由之路，只有胜利才能赢得尊重。所谓“落后就要挨打”，落后是挨打的唯一理由。对当时的人来说，对贫穷落后国家进行大量援助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120年后的今天，现代文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认同，世界经济一体化，技术创新和文化交流成为国际主流，虽然还有竞争，但各国之间竞争的是文化、技术、民生、人权等文明进步，而不是暴力和凶狠。即使还有小范围的战争，如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那也是为了消灭暴政，而非征服和殖民。或者说，当初的战争如果是打击经济体制落后的农业国家，那么今天的战争大多是打击政治体制落后的专制国家。
历史是一种镜鉴，世易时移，对待历史的态度切忌刻舟求剑。当年失落了一把剑，但舟已经漂流久远，仍试图从当年刻画的地方去找回剑，无疑是极其愚昧而荒诞的。今天的日本已经不是当年的日本，民主、法治、文明的日本不再是亚洲的征服者，而是亚洲的明灯。历史意味着反省，对战争的反省是为了防止战争，而不是为了战争。
1875年，日本海军兵临汉城，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由于围绕朝鲜问题与清国的对立激化，日本将第一假想敌国由俄国更换为清国。
光绪三年（1877年），美国内战英雄格兰特卸任总统后周游世界来到中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请他斡旋中日冲突。格兰特后来从日本写信给李鸿章说：“中国大害在一弱字，国家譬如人身，人身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他建议李鸿章和清政府“仿日本之例而效法西法”，“广行通商”，“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否则，“日本以一万劲旅”，可“长驱直捣中国三千洋里”。17年后，格兰特的预言成为现实。
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夏历甲午年，公元1894年，已经实现现代化的日本陆军轻而易举就占领清国藩属朝鲜，俘获了朝鲜国王李熙。120年前的今天，即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击沉清国运兵船“高升”号，“济远”号战舰挂起日本旗逃回。
鉴于丰臣秀吉之悲剧，日本将制海权视为征服朝鲜乃至中国的重要前提，一场争夺东亚海上霸权的甲午战争（日清战争）就此开始。
自从遭遇工业时代的西方世界从海上发出的威胁之后，农业时代的天朝就认为，西方世界所依仗不过是“船坚炮利”尔，先是以高达80万两白银的总预算买下了整整一支阿思本舰队；台湾一役败于日本后，再下血本，花费2000多万两白银，用了20多年时间打造起一个号称世界第七的“北洋水师”，以为这样就可以制服英法诸夷。驻英公使郭嵩焘警告说：“船坚炮利之兵事乃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根本。”但郭嵩焘马上被天朝的士大夫们斥为数典忘祖的“汉奸”。
令天朝惊喜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竟然赢得了西方世界的配合和支持，根本不存在“武器禁运”，天朝水师一下子就跨入“蒸汽—钢铁时代”。按照天朝传统，“采买西洋军火器械，有浮报价银两三倍者，并有浮报至四五倍者”，李鸿章被称为“李合肥”，可谓名至实归。为了表示对“头号大主顾”的敬意，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特意为李鸿章塑铸了一座巨大的全身铜像，不远万里运到中国，树立在上海徐家汇。
仅仅半个世纪前，迎击英国“复仇女神”号战列舰的天朝水师还不过都是一些小帆船和木筏，战术还停留在古老“火攻”阶段。从近身火攻到远程射击，从小木筏到巨型蒸汽铁舰，这一“大跃进”或者说“跨越式发展”，就连明治维新的日本都赞叹不已。
因为工业基础薄弱，清日两国海军装备基本都是从欧洲购买的最新式蒸汽铁甲战舰。从双方海军军舰总吨位来看，北洋水师为35346吨，日军舰队为40840吨，日方占优。从佩里登陆到甲午海战，仅仅40年时间，日本已经不是那个日本。与天朝传统的水师体制相比，日本联合舰队完全是一支现代意义上的海军。
伏查战舰以铁甲为最，快船次之。北洋现有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扬威二船，均系旧式，四镇蚊炮船，仅备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运一船，专备转运粮械……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为倭船所不及；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汊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甲、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
从这些写给清廷的奏章中可以看出，一手建立起北洋水师的李鸿章对战胜日本并无信心，“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
如果说硬件方面差之毫厘的话，在战术训练、战士素质、国家精神和协调指挥等软件方面，清军与日军则是差之千里。对天朝上下来说，没有人真正地关心国家兴亡，人们只想捂紧自己的钱袋，或者去中饱私囊。帝国已经庞大到使每个人都无足轻重，因此每个人都与帝国失去关联。
与清国被动应付相反，日本完全是咄咄逼人的主动进攻，日军大本营明确指示海军“搜索清军北洋舰队而击破之，以达到控制海权的目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中日海上对决以极其荒诞的方式开始。李鸿章本是派北洋海军去为前往朝鲜的步兵护航，结果遭遇等候多时的日本海军。日本人并不是要阻止清军登陆朝鲜，而是要消灭北洋水师。就这样，黄梅海战以遭遇战的形式成就了一次改变东亚势力格局的大海战。
1894年9月17日，日军舰队提前1小时40分钟发现清国舰队。世界第一场蒸汽铁甲时代的大海战开始，北洋水师在转眼间就落花流水，经远、致远、超勇被击沉，扬威、广甲自毁；其余定远、镇远、来远、济远和靖远等舰中弹后逃回中国。北洋舰队10艘主力战舰全部参战，日军只动用了海军联合舰队的一半战力。日本海军以5：0获得全胜，日军大本营“决定立即占领中国辽宁省金州半岛”。不久，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大连，接着攻占旅顺和威海。大连沦陷的这一天，正好是慈禧老佛爷六十大寿日，有人讽刺道：“一人庆有，万寿疆无。”
1895年2月 4日，中国人正在过年，日本海军以鱼雷艇突袭北洋水师的威海卫，定远舰遭到重创。北洋水师的提督（总司令）丁汝昌亲自签字首肯，向日本海军举起降旗。“苟丧舰，必自裁”，定远舰管带刘步蟾炸毁定远后自尽，北洋水师从此成为一个远去的天朝传说。北洋水师的11艘军舰悉数被日军掳去，摇身一变而成为日本联合舰队的有生力量。
被称为当时“亚洲第一巨舰”定远舰是中国海军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主力舰，由德国伏尔铿厂建造，1880年下水，舰长94.5米，排水量7400吨，航速14.5节。定远舰作为北洋水师的旗舰，也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强大的战舰，其305毫米主炮空前绝后。甲午战争前，日本最流行的儿童游戏就是“打沉定远”；甲午战争后的百年间，中国海军再也没有过如此吨位的主力战舰。曾经采访过李鸿章的英国作家布兰德在《李鸿章传》中认为，黄海海战几乎是败于张佩纶的贪腐。张是李鸿章幕府里的“捞钱冠军”，由于他的“节约”思想，定远和致远两艘战舰上的10英寸大炮，只有三颗重型炮弹；鱼雷里装的是铁屑，而不是火药；威海卫炮台甚至以沙子来代替炸药……半个世纪后，中国海军钟汉波少校从日本索回定远和靖远两舰的铁锚，不久即被官吏们当做废铁卖给铁匠铺。
在1820年，清国GDP约是英国的7倍，清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在1890年，清国GDP约是日本的5倍，清国同样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战争揭开了“复兴”的假相和“盛世”的谎言。天朝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宣告彻底失败。只接受经济改革而拒绝政治改革的洋务运动号称“中体西用”，30多年时间果然带来一种后发性的表面繁荣，“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中国进入了盛世”和“中国的崛起是无法阻止的”的美丽谎言甚嚣尘上；天朝上下都为“同光中兴”而陶醉不已。
天朝本身就是一个黑色幽默，比甲午战争更黑色幽默的是，水师学堂竟然设在皇家花园，就如同火器工场设在太和殿。不知是以水师学堂的名义建设颐和园，还是以颐和园的名义修建了水师学堂；无论怎样，这笔巨大的建设费用来自海军军费。直到甲午战争，这个水师学堂——颐和园的扩建工程一直未停。当年的北洋水师已经寂寞海底，好在还有昆明湖的石舫可供后人卖取门票和留影娱乐。
李鸿章经常被人称为“东方的俾斯麦”，并且他本人也颇喜欢这个称号。早在战争之前，俾斯麦就断言：“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因为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的，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了回去就算了。”
当初北洋水师初成军时，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其实力远超日本海军；随着颐和园这个“水师学堂”的修建，便未再添置一舰一炮。相反，日本每年都添置最新式的战舰，天皇不惜节省宫中费用，“从内库中提取三十万元，聊以资助”，甚至一天宁可只吃一餐，也要建立强大海军。此举带动了日本政府议员主动献出1/4薪俸用做造舰。此消彼长，到甲午海战时，日本舰队的吨位与数量、航速与火力都大大超过北洋舰队。中日海战早已判定。
还有一个历史细节，战争期间，广东水师的“广甲”舰奉命北上，其特殊使命竟然是“遵例解运岁贡荔枝进御”。这让人想起1000多年前的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中国与日本与其说是两个国家之争，不如说是两种政治制度的博弈，中国自古以弱民和愚民为目的，中国人越愚蠢越羸弱，统治者越满意。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以强民为强国基础，以教育阅读大开民智。“我们清国人遵守法度，而日本人崇尚武力。”面对《纽约时报》记者的安慰，总理大臣恭亲王奕欣以这句话聊以自慰。这场战争以《马关条约》结束，日本获得了琉球、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同时获得战争赔款3.4亿两白银，折合5.1亿日元（日本每年国库收入仅8000万日元）。作为战争的代价，巨额赔款使天朝财政几乎破产，大量举借外债，使中国的财政、经济和新的通商口岸以及内河新航线进一步被外强控制。反过来，这笔赔款在日本则充当了现代工业的起爆器，推动日本成为一大强国，并从此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影响延续至今。
对于甲午海战的失败，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官正一品）看得更深，他指出，海军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像是树上的花朵，倘若树木有问题，你又怎么能苛责花不够鲜艳。费正清在《剑桥晚清史》中认为，这是一场中国必然失败的战争。因为“战争的一方日本这时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义使它的政府和人民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对付中国；而作为另一方的中国，它的政府和人民基本上是各行其是的实体。日本的战争努力动员了举国一致的力量，而中国人民几乎没有受到冲突的影响，政府几乎全部凭借北洋水师和李鸿章的淮军”。
甲午战争成为“明治维新”的一次大考，不到30年时间，日本就通过现代化改革，超越了凌驾东亚长达数千年的中央帝国。日本维新的时间短于天朝的洋务运动，但日本在工业军事和科技水平上却迅速超出，这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与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必然差别。天朝的官办垄断企业就如同北洋水师一样，貌似威武强大，实则不堪一击。
吊诡的是，在战争期间，日军竟然以解放者自居，其战争目的是去除女真人对中国人的奴役和统治下。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的一份秘密报告证实了这种鼓惑的作用，“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对甲午战争前景并不乐观，甚至认为日本能战胜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在一份用中文发布的日军公告中，这样写道：
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赏。又曰：唯命不于常，善者则得之，不善者则先哲有言曰失之。满清氏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熟察满清氏之近状，入主暗弱，垂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及耸从士卒也。若谓不然，就贵国兵士来降者证之。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而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这场战争使台湾正式成为日本帝国的新拓疆土，剪辫子禁鸦片办学校，随之台湾开始了日本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历史学家许倬云曾说：“日本人治台跟治朝治东北不一样，相当花力气。有一个人叫后藤新平，主张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地方：排除了瘟疫、盖好了水利、普及了教育、不贪不污的法院。”日本将台湾作为帝国南扩的桥头堡，以台湾的农业生产来支持本土的工业化，因此对台湾努力建设，尤其是社会秩序、卫生教育和农业治理等方面，日本完全将台湾当做日本国土的一部分。在日本的惨淡经营下，从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各方面来说，台湾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有些方面甚至超过日本本土。
北洋水师缔造者李鸿章曾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子……但裱糊匠有何术能负其责？”在日本谈判期间，这个身心都在流血的“裱糊匠”对伊藤博文悲叹道：“我对您在日本有力地改变传统的习俗，以致达到现在的水平十分羡慕。可我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我根本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美国学者J.O.P.Blamd在《李鸿章传》一书中形象地说：
在李执政以前，中国早已变得像一艘漏水严重的船，罗盘摇摆不定，水手也显得胆怯。李利用他驾驭的技巧，不止一次的，他把这艘大船驶过险海中的暗礁与浅滩而航向安全地停泊；不止一次，鸿章寻找人员与方法去填补漏水的船身，修整被击碎的帆桅。
黄海一战，“与倭人相对，将不知兵，士不用命，师徒挠败，陵寝震惊，失地丧师，枪炮轮船全为敌有”。天朝水师的崩溃与现代日本的崛起深深刺痛了中国的精英，破旧立新的现代之路已经无法回避。
法国学者瑞恩科特曾形象地把中国传统文明称为“太阳文明”，而把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文明称之为“月光文明”。在近代之前，中日两国都经历过漫长的闭关自守时期，最终日本率先以明治维新进入现代，此后，日本迅速成为东方的“太阳”，而中国则沦落为一片黯淡的星光……明治以来，“二十年间，遂能变法大备，尽撮欧洲之文学艺术而熔之于国民，岁养数十万之兵，与其十数之舰，而胜吾大国，以蕞尔三岛之地，治定功成，豹变龙腾，化为强国”（康有为语）。日本维新成功了，中国维新失败了，那么革命就成为中国的专利。中国知识分子远渡重洋逃亡日本，在这里他们得到了庇护甚至鼓励。
（本文节选自《历史的细节Ⅱ》，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10月出版） | 
发表于 2014-7-26 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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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7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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