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出身”不好，对一个读书人会有怎样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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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宗棠年青时，曾三次进京会试不第。

    后来成为封疆大吏的左宗棠，对早年科场坎坷，无法按正常的途径步入官场的经历，依然是去不掉的心病。果然，后来声名赫赫经历中，曾经有两次他不顾朝廷上下一片劝阻，扬言要扔下军国大事，到北京参加会试，实现年青时不曾的“进士第”。

    可见，“出身”不正统，会对一个读书人带来怎样的伤害。

    第一次撂桃子赴京会试，是在1860年江南太平军内乱正盛时期。这个时候左宗棠已经49岁。 他在湖南巡抚罗秉章府中做幕僚，实权在握，功勋卓著。已经有了一官半职，得旨以知县用，并加同知（副职）衔。因（到河北上任，）其推辞，未获官职。“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句著名评鉴已经出现在奏疏中。第二次撂桃子赴京会试，是在1875年西北勘乱收复伊犁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左宗棠已是陕甘总督，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年64岁。他虽身为一品大员，但愤恨朝中有人欺他举人出身，不足入军机处，便奏请皇上允许他解职，入京参加会试。 他的奏章搞得两宫皇太后哭笑不得，议来议去，最后只好由光绪下旨：特赐左宗棠同进士出身，并升为东阁大学士。一年后，升为军机大臣，开了汉人官员以赐同进士出身入值军机处的先例。

    为什么左宗棠到了名震朝野的封疆大吏的位职了，还要在乎进士出身？

    原因是中国社会讲究门第出身，这对一个人有划分流品高下区别。具体到官和吏，秦以前并无太大区别，到了汉代乃有流品之分。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官，事君之吏也”，“吏，治民者也”。官和吏除了职权不同之外，已经有了流品走向。东汉时期，在察举和征辟两大传统的入仕途径外，有抬升太学出身而贬斥吏员行政操守的言论了。唐宋时期，官与吏的出身已经相当有区别。“太宗置官品令，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不可授之官秩”。即谓工商杂色不入流，不可为官。到明清时期，进士及第是清流，非进士、翰林不能做大官；秀才、举人是浊流，沉淀在下面，出现了中国政治史上的“吏胥之害”的概念。这就是科举时代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左宗棠不是进士，军功再卓著，没有科举功名，即使做到了这个宰相一级的官，别人也瞧不起。左宗棠没有进士出身，死后便不能享受最高层次的“文”字谥号；后来赐得进士及翰林，“文”字谥号后边却加上了一个“襄”字。

水笺

“出身”不好，从现代来说，对一个读书人的伤害可能是打成右派，可能是被怀疑特务，可能挨斗，坐牢。

ironland

“到明清时期，进士及第是清流，非进士、翰林不能做大官；秀才、举人是浊流，沉淀在下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棋子

好像意犹未尽啊。
      今天读书人的出身，就是学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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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明清时期，进士及第是清流，非进士、翰林不能做大官；秀才、举人是浊流，沉淀在下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ironland 发表于 2014-10-3 00:39

这不是想法，这是清代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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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士，一国中才能最优秀、最勇敢的人物；一国中有力量的人物。“皆曰：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左传》）“古人所与成事者，必有国士共之。”（宋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士之才德盖一国则曰国士。”（宋黄庭坚《书幽芳亭》）“以张良、韩信之才，不识为国士。”（清和邦额《夜谭随录》）

1、一个见识和人物均出于地方的时代

    时间到了清末，中国民间士人出现了一段自主、自动的辉煌历史，主导这段历史的主体是一群湖南读书人。这些人均非书虫禄蠹者流，而是一批志行坚定而又怀才不遇，因而不满现状、愤世嫉俗的经世致用主义者。太平天国内战兵戈掀起的波涛，将众多散在四方的有心人卷到漩涡里来。这些人从社会民间走上国家舞台，一举担待起挽救国家传统的精神价值、伦理道德，因内外交困、沦丧殆尽的民族责任。这些人“虽起家翰林，亦皆涉历兵事”能当兵，肯当兵，“不为名儒，即为良将”，恢复了秦以前“有兵的文化”之自主士人的遗风，是一个典型的地方士绅阶级在野派集团。这些人的家世如果不是全部，也是绝大多数没有尝试过政治权力为何物而又渴望获得政治权力的士绅阶级社会基层成员。

    曾国藩上溯五世不曾居官，郭嵩焘上溯五世内最高功名是贡生，左宗棠中举未中进士，一直愤愤不平。郭嵩焘四次进京会试始得一中，但选庶吉士后未及散馆即连丁双亲之忧返里，数叹命运不济。李鸿章与郭嵩焘是同年进士，未及受官即入曾国藩幕。只有曾国藩当上了礼部侍郎，任内即以四次疏谏朝廷用人制度不当获谴，旋亦丁忧返里。其他如王鑫、江忠源、罗泽南等人，也均饱读诗书，是对地主阶级意识形态作用非常熟悉的穷而不酸的秀才或训导。多是特立独行，能够独挡一面，重视实现自我价值的狂生和谔谔之士；而非随人俯仰，依附取容的乡愿和恂恂君子。中国地主阶级在野派知识分子在这个阶级已将走近它的尽头之际，仍能首先在湖南表现出他们的历史使命感和一种非凡的经世能力。这是一个见识出于地方，人物也起于地方的时代，而庙堂里的衮衮群公则相形而显得气弱。（张静）
在这些人中，湖南湘阴人左宗棠是一个典型。

    这位落第的“湘上农人”，一生孤傲的执念被内战激活，将儒学精神化作卫道的自觉和自愿，儒家读书人的用世之想和名教意识之亢扬一时交汇在一起，回应“旷世难逢之奇遇”，从一介落第书生到幕府军师、从统军元帅到一方封疆大吏，每一段经历时时都在鼓荡人间的踔厉之气，给中国人士历史品格带来了另一种劲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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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耕读出身，积代寒素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一字朴存，早岁自号“湘上农人”。左家祖籍江西，南宋时迁到湖南后，“先世耕读为业”，世居湘阴。左氏是当地大姓之一，代有闻人。湘阴左氏一族，以左宗棠最为出类拔萃。

    左宗棠的曾祖父左逢圣，是湘阴县学生员，以孝义闻名，居贫好施；祖父左人锦，是国子监生，因其“律躬之严，闲家之肃，敦睦家族、推济邻里之义”。据记载：人锦承家教，夺所修建，尝仿社仓法倡捐谷为族仓，以备凶荒，岁歉而左氏无饥人，著有《族仓条约》。可见，左氏不但是读书士人，也是宗族士绅，在明清称为“书香门第”，在乡村社会里一直备受尊重。这跟宋代以前，地方控制力量还主要是那些世代相继的名门大族（唐文宗给两个女儿找亲家的时候，竟还感叹李氏皇族配不上崔卢两家士族）的状况，完全不一样。因为唐代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三大变迁，一是南方经济超过了北方经济；二是士族（即门阀贵族）门第衰落，宗族成为民间重要的组织形式；三是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士绅阶层逐渐形成，并在民间和宗族中发挥重要影响。明清两代县级以下社会管理，已经主要靠士绅和宗族组织等非官僚的地方势力，通过族规、礼制、兴学、讲约等形式来进行。

    到了父亲左观澜，县学廪生，曾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贫居教书二十余年，以所得束修维持全家的吃穿用度。

    1816年五岁时，随父迁到长沙贡院东左氏祠。左观澜开馆授徒，全家生计全靠教书维持。左观澜只考中过秀才，常因自己科考不得志郁郁寡欢，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这年左宗棠开始读经，学习作应举的八股文。文章八股之学，是以科举应试、中进士第为目的。考中进士者即入籍，可授官管理百姓，未考中者则清白，回到乡村教化百姓。读书应举，左右了社会读书人生活道路，对社会的影响极其深刻。对左宗棠亦不例外。1832年二十一岁时，左宗棠中了第十八名举人，还未发榜之际，与湘潭名媛周诒端结为夫妇，入赘周家。1838年，左宗棠于正月从汉口北行，已经是第三次赴京参加会试，结果再次落第。1840年，到湖南安化陶澍家，为其子授经教学，历时八年。左宗棠继续着父亲私塾教师的“寒素”生涯，“非修脯无从得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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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宗棠前半段人生最受打击的有三件事情。

    一是因穷入赘。由于家世寒素，世代耕读相承，左宗棠曾写诗述及父母贫苦之状，有“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飧。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回忆少小时说：“吾家积代寒素，……言及先世艰窘之状，未尝不泣下沾襟也。”所以到了20岁时，左宗棠“以贫故，赘于周”，做了上门女婿。中国古代男人有三不幸，一不能单独立户，二做上门女婿，三孩子不跟自己姓。左宗棠无钱操办婚事，只得从湘阴上门到湘潭做周家上门女婿，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尤其深深感到入赘的难堪。在自题小像中说“九年寄眷住湘潭”，寄居在别人屋檐下过，一住就是九年。左宗棠后来回忆说这是一件耻辱的事，自己“耻不能自食”。直到31岁，左宗棠用积年教书节余的银子，购得湘阴柳家冲田土七十亩，筑柳庄自立，“此为有家之始”，才喟叹人生此时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二是素节寒士。左宗棠幼时随祖父在家读书，有奇异表现。聪明过人异常，记忆力犹佳，凡读过的书立即就能背诵，尤其是对对子，更是悟性过人。因聪明过人而倍受祖父宠爱。一次，祖父带他到宅后山上采栗子，他采到栗子后，自己先不吃，带回家后平均分给哥哥和姐姐。左人锦非常高兴，认为这个孙子会光大家门。长沙读书时，八股文写得极好，很自负，“好弄敢大言”， 虽孤露食贫，却孤高素节，令同辈人自觉惭愧。十八九岁时，书肆买来《方舆纪要》、《水道提纲》诸书，玩索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尤其是研读顾炎武《郡国利病书》，关注点从修身转向制度，承平日久读这些书，自由化思想自有始，表明左宗棠亦开始顶破中国千年保守的习惯思维。所以18岁时遇到贺长龄贺，与之交谈，感叹其年少学博，推许他为国士。为此，这个没钱买书的青年人，得到了贺长龄家中所藏图书任其随意阅览的权利。连生员资格还未取得的左宗棠受到早已进士出身、官至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如此器重，说明经世学问有足以为赏识的见解。左宗棠声誉越来越大。1850年，38岁的左宗棠在柳庄“从事陇亩”，忽然得到途径长沙的林则徐约见，一见之下，叹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无所不及”，直到天亮才惜别。

    明清是个重名教的时代，要将抽象的善恶价值，转化为普通人可以感知的荣耀、名望等世俗的价值。如此，饱读经世致用之学的左宗棠，却不能将空洞的道德概念转化成具体的道德实践，一边设馆教书的同时而自讽“卧龙”，一边操持田庄而又自命“湘上农人”，拥有美名这个最高价值的左宗棠却功名所未从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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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宗棠15岁参加长沙府试，取得生员，这就是入籍，获得后边一系列考试的资格。准备参加院试考秀才时，母亲去世，左宗棠在家丁忧尽孝，没能参加院试。到了20岁捐了个监生，获得了乡试资格，参加湖南乡试中了第十八名举人，在湖南的知名度提高。中国古代的教育宗旨，读书人去读书是以“干禄”（从政）为目的；所学的四书五经内容，实质是宗法政治品德和政治技术，而不是科学或生产技术；科举考试是成为国家官吏（公务员）的过程。读书人只有通过了在京城举办的会试才算毕业，有了进士资格，才授以官职。进士太难考了，谁考中了，要荣耀几代和威风四里八乡。1832年底，左宗棠第一次进京会试，结果不第而归。会考每三年一次，故23岁再进京应试，终究落空。26岁三进京会试，仍然不第。在由京返湘的路上，他写诗自叹：“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可见其悲苍。从此绝意科举，开始研究农业、舆图地学，地理学与军事学知识日益增长。正是经世致用之学的积累，反而使他受到许多达官闻人的赏识，对以后的人生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是，科场坎坷，无法按正常的途径步入官场，依然成为后来成为封疆大吏的左宗棠一生的心病。左宗棠后来声名赫赫，却曾经有两次不顾得朝廷上下一片劝阻，扬言要扔下军国大事，到北京参加会试，实现年青时不曾的“进士第”。可见，“功名出身”不正统，会对一个读书人带来怎样的伤害。


    第一次撂桃子赴京会试，是在1860年江南太平军内乱正盛时期。这个时候左宗棠已经49岁。此前，他在湖南巡抚罗秉章府中做幕僚，实权在握，功勋卓著。已经有了一官半职，得旨以知县用，并加同知（副职）衔。因（到河北上任，）其推辞，未获官职。“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句著名评鉴已经出现在奏疏中。左宗棠也感叹自己“未著朝籍之人”的“希世之奇遇”，连皇帝都看重自己：“蒙谕垂询，诸公乃敢言左某果可用矣”，“辱荷恩知如此，亦希世之奇遇。”但因为在籍官员怠慢他，愤而辞职。实际是，左宗棠把朝官不放在眼里，糟鄙对方而被举告为“劣幕”欺职官，受到追比。于是他扔下军务而不顾，奋而逆汉水北上，扬言进京参加会试，以填补身份不平。两年后，皇帝跟臣子还在朝堂上谈论这事儿：“上曰：闻渠意想会试。曰：有此语。曰：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有如许才，也须一出办事方好。曰：左宗棠为人是豪杰，……感激奋发。”意即左宗棠不是在意进士这个身份，而是被进士这个身份激怒了。

    第二次撂桃子赴京会试，是在1875年西北勘乱收复伊犁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左宗棠已是陕甘总督，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年64岁。他虽身为一品大员，但愤恨朝中有人欺他举人出身，不足入军机处，便奏请皇上允许他解职，入京参加会试。他的奏章搞得两宫皇太后哭笑不得，议来议去，最后只好由光绪下旨：特赐左宗棠同进士出身，并升为东阁大学士。一年后，升为军机大臣，开了汉人官员以赐同进士出身入值军机处的先例。

    左宗棠到了名震朝野的封疆大吏的位职了，还要在乎进士出身？

    原因是中国社会讲究门第出身，这对一个人有划分流品高下区别。具体到官和吏，秦以前并无太大区别，到了汉代乃有流品之分。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官，事君之吏也”，“吏，治民者也”。官和吏除了职权不同之外，已经有了流品走向。东汉时期，在察举和征辟两大传统的入仕途径外，有抬升太学出身而贬斥吏员行政操守的言论了。唐宋时期，官与吏的出身已经相当有区别。“太宗置官品令，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不可授之官秩”。即谓工商杂色不入流，不可为官。到明清时期，进士及第是清流，非进士、翰林不能做大官；秀才、举人是浊流，沉淀在下面，出现了中国政治史上的“吏胥之害”的概念。这就是科举时代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左宗棠不是进士，军功再卓著，没有科举功名，即使做到了这个宰相一级的官，别人也瞧不起。左宗棠没有进士出身，死后便不能享受最高层次的“文”字谥号；后来赐得进士及翰林，“文”字谥号后边却加上了一个“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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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意犹未尽啊。
      今天读书人的出身，就是学历了。
棋子 发表于 2014-10-8 10:38

嗯，其中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