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朱学勤：革命的产生机制与革命的三种话语－－谈《旧制度与大革命》（下）

David

本书的独到之处
　　那么这个书到底有哪些独到的地方呢?首先是这本书的定位。中国是一个历史之邦，在现代以前各门学问中历史地位是最高的。我们有过司马迁，司马迁的独特的作用就是当代人写当代史。他一直写到了汉武帝，指名道姓地批评汉武帝。写成了这样一个史家之绝笔，蔚为奇观。而托克维尔这本书其实也是一本当代史，他写的时候距离法国大革命只有40年，他就开始提笔写了。
　　顺便讲一句，我之所以到这里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亡友高华的推荐。我觉得无论如何我应该来一次。高华有很多观点我非常赞成，但是有一个观点我是和他持不同态度的。高华说50年之内的历史不能写。高华反思会上有学生还这样讲。当然，当代人写当代史当然有难处，高华这样讲有高华的道理，史料还没有出来，当代人自己的利害关系其没有全部退净，很多东西有主观的影响。
　　但是当代人写当代史除了有自身的困境，也有后代人写前史难以取代的优势。托克维尔的序言里面自己已经这样说。他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离大革命已经相当远，使我们只是轻微的感受那种令革命参与者目眩的激情。那些激情到了我们这一代(实际上是爷爷发生的事孙子来写了)激情基本褪完。同时又相当近，使我们能够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理解。”就那个精神氛围还没有褪尽。后代人写历史，史料占有比我们有优势，冷静客观比我们有优势。但是有一条是致命的短处，就是他离那个时代太远，远到他已经感觉不到那个时代的精神氛围了，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是另一种主观，另一种扭曲。
　　从司马迁的成功到托克维尔的成功，证明其实最好的历史写作时间大概离那个事件只有40年左右。也就是说爷爷的事情孙子来写是最恰当的，再远不行了，再近了，利害关系太紧密。那么放到我们当下，离我们40年距离的是什么?也是20世纪最重大的一个转折，就从中国的文革以及从文革到改革。为什么会发生文革?文革的生成的原因是什么?文革怎么逼出一个180度的掉头大转弯——改革?文革和改革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单元，但是它们之间没有联系吗?当然有!
　　如果是个有心人，他能够是顺着改革摸到它的上游，能够摸到文革的动脉。反过来从文革写到改革，也能够比孤立的写文革更深刻。托克维尔他沾了这个光，大革命庄严的承诺我要彻底的扫清旧法国，要塑造一个新法国。结果他发现，其实大革命塑造出来的很多新的东西，在革命以前已经存在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历史是以断裂的形式焊接在一起的”。表面是断裂，实际上是紧紧的焊接在一起的。
　　举个例子，比如说1976年10月6号，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怀仁堂事件”。那是一次巨大的断裂。居然就把毛的遗孀，毛的好学生，毛留下来的权臣一网打尽。没这“一网打尽”，改革难以启动，在这个意义上说，你怎么评价怀仁堂事件的历史意义都不过分。但是它有没有断裂之间的焊接呢?是有的。
　　你看看这个事变的发起者之一汪东兴。汪东兴1970年在庐山上和林彪联手想做的事就是要把江青，张春桥拉下马，那次和林彪的联盟失败了。失败以后913事件他沉默了五六年，在军界又找到新的盟友，叶剑英元帅。和叶帅联手把四人帮端掉。对叶帅来说，这是历史的新生，断裂。对汪东新来讲，只不过是完成他6年前在庐山上想做，没有做，做到一半，半途而废的事情。
　　这样一想就理解了，虽然打倒了四人帮，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但新的历史时期里面有多少古老的灵魂?上个历史单元的灵魂寄生在新的躯体上，与它同行。这样你就能理解这两个年代之间的多元关系——既是断裂的又是焊接的。托克维尔当年也发现了这一点，最重要的一条是他认为大革命以后形成的中央集权制正是革命以前，从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一直在努力修建而不得的官僚大厦，大革命帮他完成了。
　　所以我讲，托是在史学方法上第一个让我们得到启发的就是在那种断裂性的历史事件中看到历史的联系。这是一般的历史书很难提供的。你去看看我们现代新华书店卖的关于文革以及改革的书籍。文革是个禁区写的人很少，关于改革写的人很多，但是往往那千篇一律，说改革就是对文革的背叛，改革就是对文革的颠覆，哪这么简单，不是这么回事。
　　第二是托克维尔在200年前第一次发现自由与民主是有矛盾的。当然他作为一个自由派贵族，他认为自由高于民主。他第一次指出这个民主内在的一些反自由的一些要素。他也第一次提出一个人的暴政是可耻的，但多数人的暴政同样邪恶。比如他提到法国人当时表面上追求的是自由，其实不是自由，那只是表达了对组织的愤恨。

革命的三种话语
　　第三个他的独到的地方，这话说的不好听，因为我们是一个革命文化在笼罩地位的国度，革命还是一个好字眼，虽然已经在发生一些暧昧的变化，但总的来说在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里面，革命还是好的。革命是对被压迫者正当的反抗，包括毛泽东对革命的那些定义，压迫越深，反抗越强烈等等。托克维尔通过对大革命这个书里，他第一次揭示出革命这个正义的外表底下有及其势力的灵魂——欺软怕硬。
　　他强调：这场革命是专制放松控制，而不是压迫最黑暗的时候发生的。旧制度当中，是已经改掉的部分使得剩下的那一部分令人讨厌百倍。它并不是没改，他改了一部分，那一部分他犹豫了，停顿了，不想改了，或者是留在下一届政府改了，这个时候剩下来的部分让人们觉得更加难以忍受。
　　在中国，政府对个人压迫最紧的时候是文革，文革没有发生革命。真正具有那种让统治者觉得恐惧的革命性的要求，是在改革以后，改革阶段出现的。你想今天讲革命，革命话语现在已经暧昧化，既有人用革命来唱红，还有人用革命来表达对当下政体的反抗。混在一起了。我们过去对革命的肯定的历史表述是革命话语一。
　　而革命话语二，在统治最紧，压迫最重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过。或者出现的时候拐一个弯。什么时候出现呢?就是当下。当下的革命话语二是剥去所有学术外衣，历史外衣，直截了当的在讨论对这个体制，就共产党要不要革命?是革了它好，还是留下来主持改革好?因为这不就是韩寒三篇博文引起的这场网络讨论的真实的内容吗?如此赤裸裸的革命讨论，这个此前有过吗?文革没有过。64以后，稳定压倒一切，把动乱消灭在一切萌芽阶段有过吗?没有过。那个阶段出现了很多异见人士，拐弯抹角的表达不满，但没有人像今天在网络上赤裸裸的讨论这个共产党是革了它好还是不革好。
　　回过头来看，今天的网络相比90年代，那个时候相比就是80年代那个时候那讨论的这个空间应该说宽泛多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关于革命，应该让它从审美学的领域、艺术的领域，让它回到政治学、社会甚至于经济学这样的领域里面，求其真，而不是求其美。用真挚的语言来叙述它，而不是用那种艺术的语言来拔高它或者是贬低它。革命本身是势力的，是欺软怕硬的。这也是托克维尔第一次揭示的。
　　以上三点是我打乱它的章节，提炼出来的三点我觉得最突出的地方：一、当代人写当代史是有优势的。二、他看到了就是自由与民主的矛盾。三、他看到了革命是欺软怕硬，是在手刚放松的时候突然爆发，而不是压到最紧的时候爆发。这个和我们此前在教科书里面关于革命的印象是截然相反。但是当诉诸于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你想一想，哪一种叙述更接近它的本来面貌?我觉得是托克维尔。

本书的精彩篇章
　　接下来说精采篇章，有这么几章——一个是第七章，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关于北京。第七章它这个篇名就叫做首都为何压倒外省，并吸取全帝国的精华。法国为何成为这样的国家?
　　今天来看它不仅是为巴黎写的，也是为北京写的。我看了这么多的历史书，没有一个人就是这样来写一个国家的首都和另外部分之间的关系。如果一旦扭曲会迎来什么政治后果?这个是托克维尔第一次说。而且你看开头的第一句就像是为今天的北京写的。首都之所以对帝国其他部分具有政治优势，既非由于其地理位置，也非由于其宏伟。更非由于其富庶，而是由于政府的性质，标点符号都没错。
　　你想一想是不是，如果讲地理位置应该是武汉，如果讲宏伟应该是西安，如果讲富庶应该是上海轮不到北京。轮到北京，原因很简单，政府的性质，他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当年是由北向南枪杆子打得的天下，由于离苏联又比较近。结果就确定北京为首都，是政府的性质。
　　后来就路径依赖，谁都不去想最初那几个月为什么定北京为首都，这样定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后面能不能够矫正，能不能够避免。前面打了地基，后面就增砖添瓦，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读到这一段我就觉得托克维尔每一个字都是写给我们的。整个法国成为巴黎的郊区。那个年代出现过几场革命，惟有法国巴黎发生的革命叫大革命。与巴黎吸干了整个法国，让法国成为它的郊区有关。
　　那么具体的讲就是三个中心它叠合在一起，当年的巴黎也是这样。我刚刚讲过就是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它叠合在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实际上是无法忍受之重就是。更重要的是这三个中心每一个层面如果发生一个动荡，它会延及到另外两个层面，形成共振。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不仅可以检讨巴黎的事变会成为整个法国的起义，而且成为欧洲的革命。当年国民党的时候三个中心，一分为三，南京仅仅是政治中心，那共产党搞学潮，远远超过89年。搞多少次学潮，没有形成全国性的事变。原因很多，不是共产党不能干，而是他三个中心，就是分离的。北平是文化中心，南京政治中心、上海是经济中心，避免了三个中心的共振。
　　美国也是，华盛顿、纽约、波士顿。惟有北京把三个中心捏在一起，一场无组织，无纪律的学生运动，就能北京搞的人仰马翻，全中国天翻地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汲取的教训，现在还在顺着这条路走。所以这本书不仅是我们要搞经济的，搞政治的，也是我们搞城建的也应该读一读。
　　这本书的另一个华彩乐章，也是他第一次提出来的——第三篇的第一章：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后果如何?这章我是百看不厌。他是第一次揭示出法国这个政治传统它的文学化的性格。整个法国就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贵族丧失了精神领导优势，然后官僚来填补贵族的位置。官僚的技术化，非常精细，在每一个领域里面都是一把好手。但是却不懂超越各个领域之下那个普遍性的自我的普遍知识，普遍规律。他这里面就讲就是。那么谁来填补官僚留出来的这个真空呢?哪个真空呢?就是关于国家是怎么来的?国家机器是怎么组建的?国家和社会是什么关系，这些大的问题，贵族无能回答了官僚不愿回答，就留给写小说，写杂文，写报告文学，写诗歌，这些作家来回答。
　　这种现象在我们各种教科书，各种书本里面都当正面的形象来歌颂的就是启蒙运动。
　　如何启发了民众，如何改变了老百姓的精神面貌。托克维尔是伟大的教育学家。他认为关于政治、关于治国、关于经济、关于社会这都不是作家之所长，但是作家恰恰充当了整个法国的思想领袖。他们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作家，包括艺术家他，在“真善美”中，总是把美放在第一位，把善放在第二位，把真放在第三位。让作家来回答这些问题，无异于把政治艺术化，把政治道德化，把政治作为一个艺术品来塑造，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托克维尔第一次指出这种危险，那么我们来看看，就是中国这一百年，其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那么大的挫折，基本上在全球遭到了普遍性的失败，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你看——共产主义运动建立的国家，各国领袖大部分是文学爱好者。
　　中国一百年，政治领袖都是非常优秀的文学家。从张闻天开始，张闻天本来是写小说的，从瞿秋白也是写诗歌的，然后到毛泽东，我承认他的诗歌写的不错，他的散文，尤其政论文，颇得梁启超之风，白话文运动史上写政论文达到毛泽东这种水准的确实不多。毛是一个优秀的文学青年。他这一辈子如果是找做文学，对他是也好，对国家是也好，也是极大的幸运。
　　乃至到晚年他都说过，我最大的理想是要做个专栏作家，如果他做专栏作家，今天写专栏的那些人都要甘拜下风的。可惜他不满足于这个，他要治国治民，用他的文学思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样一个文学的政治思维最后把国家引到哪一步?这是非常悲惨的事。毛为什么欣赏鲁迅，把鲁迅捧成20世纪空前的英雄，空前的思想家，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心心相印的。
　　鲁迅对辛亥革命非常不满，辛亥革命整个的变动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绍兴城外的赵庄，阿Q、吴妈、小弟都没变……这种想法作为一个文学家可以理解，但作为政治思维是非常危险的。它意味着革命不能停留在小革命阶段，政治革命阶段。要把它引到城外，进入永正，赵庄，要进到阿Q、吴妈的心里，要引爆社会革命，要引爆文化革命。
　　鲁迅的思维说到底就是一条，凡是国民有教养，专制制度就不可能存在。专制制度为什么存在呢?因为国民没有教养，所以要改造国民性。一直到现在，这个改造国民性，“扼杀旧人，塑造新人”等等都是今天中文系那些大牌教授们还信奉的一个教义，实际上根本就是错的。你看这本书里边，总结法国革命的教训，这一章里面他讲，他说奎那：有一句名言，这句名言奠定了法国政治文学化的悲惨命运——如果国民有教养，专制制度不可能存在。所以整个启蒙运动，它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是精神世界，针对的是宗教，针对的灵魂，针对的是人的信仰。要在这三块里面重新改造国民性。但是对他们不熟悉的政治、经济、社会这一块，统统用文学来取而代之。
　　如果说要改造国民性，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文化决定论”。其实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就已经搞过了，搞到后来的结果是什么?满足了一把搞文化革命的欲望，但是整个国家天翻地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是此前和此后，2、3百年的历史著作里没有的，这个第三篇的第一章虽然寥寥四、五页，字字珠玑，对今天的中国非常具有启示意义。
　　最为睿智的篇章是第三篇里面的第四章——“何以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刚刚有个朋友问我“大革命的时候，法国的经济状况怎么样”。我不是经济学家，也没有专门研究经济史。但是从我触及到一些经济资料来看，其实革命前法国的经济是在走上坡路的。并没有经济危机促发了这场革命。但是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激化了。集中体现在它三个等级间的矛盾。三个等级里面，最有能动性的，最不满的，是被压在底下的第三等级。当时有一句名言“第三等级是什么?当时什么都不是。第三等级要做什么?他们要求一切。”
　　到今天我都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可以避免的。比如在抽税问题的上。现在我们税务部们能够这么轻率地加税，这是很危险的。轻率的加税就容易触发社会冲出，其实就是阶级之间的冲突。还有一个就是抽税的太随意。马克思曾经讲过他那个年代，19世纪，各国政府都害怕法国的职业革命家叫布朗基，是个军事冒险主义者，他的一生大部分是在监狱里面渡过的。但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认为比布朗基危险百倍的是蒸汽机。
　　蒸汽机带来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产业工人，那才是更危险的革命家。其实按照我对革命的阅读，理解，我认为可以补充马克思的一些话。马克思说蒸汽机是比布朗基危险百倍的革命家之后，应该加一句，就是财政部是比蒸汽机还要危险千倍的革命家。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都是因为抽税不当出发的。而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有没有阶级?我觉得是有的。
　　79年之前的时代，暴力扫除了一切阶级，那时候是没有阶级的，但是却天天强调阶级斗争。此后的这个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有没有阶级?当然有阶级。但是再也不讲阶级了，这是掩耳盗铃，也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第二个要强调的就是知识分子的自律，不要把一个民族的政治思维全部文学化。如果这个民族到今天还是奉文学家作为领袖的时候，那说明这个民族的政治思维处于幼稚阶段。此前我们奉鲁迅为思想领袖说明我们幼稚，现在把韩寒奉为思想领袖，说明我们比那时候更幼稚了。但怪不得韩寒，一个小赛车手居然在网络上成了讨论革命的意见领袖，几十年以后你是会觉得这是一幕荒诞剧。当然荒诞剧之所以形成，还有韩寒个人不能承担的其他原因。
　　托克维尔警钟长鸣，庙堂上的人应该要永远记住这句话：“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候。”这句话并不是用来吓唬人告诉你不要改。越不改，后面改革的压力就更大后果就越严重。最后就是父债子还，路易十六就是在还他爷爷路易十四，他父亲路易十五的债。击鼓传花，传到路易十六，结果就是这个盘子到他手里崩了。要改革，而且要及时。这句话不是用来告诉你不要改革，而是提醒，当你刚刚开始改革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托克维尔生平与本书对其的重要性
　　总结一下，托克维尔其人其书，我觉得托克维尔给我们当下这些统治阶层当中人的一个启示就是托克维尔生为贵族，但是他超越了贵族的阶级局限。现在不讲阶级局限了，但有阶级怎么没有阶级局限呢?而托克维尔就是他作为贵族，他能超越贵族局限。所以才写下这样一本超越时间也超越空间200年以后另外一个国家的人读，读了才倍觉亲切的书。用我们今天熟悉的话来讲，托克维尔是一个屁股不指挥脑袋的人，或者说脑袋超越了屁股的人。
　　他做过多年的议员，当过一届部长，其实做多年议员做部长都是写历史书的正资产。我记得李慎之生前跟我讲过一句话，这话真是话糙理不糙。他说“我认为在中国看得懂政治，对政治能够发言，负责任发言，非得在这样的政府里面当过部级干部以上。”这话不能说，说了以后好象李慎之反民主，有精英倾向。但是仔细想想是对的。因为这样一个政府，它是个不透明的、人治型的政府，信息不公开的政府。它的政府运作在外面是看不清楚的。你必须要身历其境，在里面滚过才知道它的长处在哪里，它弊处在哪里，你发言，批评也好，吹颂也好，才能够句句说到要害。
　　但是有部长经历的人，反过来绝大部分，99%是成负资产的。负资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屁股指挥脑袋。像托克维尔这样的人，那真是1%，甚至于0.1%，但是如果你做到这一步，你就超越了屁股了，也就超越了本阶级局限了。这就是托克维尔给我们的启示。

当下活跃的两种革命话语
　　剩下几分钟，读完200年前的革命，我们怎么来看当下的革命?当下在网络上，韩寒这批小朋友，用网络的语言讨论革命。剩下的几分钟，我们来说说这个。这个我觉得就是好端端的要把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提拎起来谈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个就是韩寒有贡献，贡献在哪里呢?上一年，去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史学界乃至学术界以及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举行过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辛亥革命百年讨论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其实辛亥革命的老祖宗，成果所在地，民主所在，讨论相形之下要冷落。民国已经不存在的大陆本土却反而更加热闹，这个原因就在意，辛亥革命要解决的问题台湾已经解决了，大陆还没解决，所以大家要热烈的讨论辛亥革命。
　　第二，辛亥革命讨论了一年，形成了一个革命话语的堰塞湖，这都是历史学家，在那里讨论一百年前的革命。当然这些历史学家都有当下的关照。但是他每一句话都穿上了历史的外衣，公众无法进入，无法换算为公众话语，这是历史学界的行规行话。它就堵在那个上游，我说是话语堰塞湖。跟下游观众关心所积所虑的东西之间缺沟通。
　　这段河床是干涸的，韩寒不知轻重，三篇博文就把堰塞湖的湖岸给打开了。一打开堰塞湖顺流直下，如此大的位差，落到公共话语的下游就是一片汪洋都不见，结果是我们在网络上人人都在讨论革命。而一旦到了下游，人人讨论革命，学术外衣，历史外衣都不要了。赤裸裸的讨论现在是不是要革命，以及革命遗留下来的这个政敌怎么办?真是吓死人。
　　两个地方吓死人，一个地方过去谈论革命那都是思想巨人，学术巨人谈论的。比如1905年的时候梁启超和胡汉民、汪精卫谈论革命，那都是学界巨子。革命到底是好，革命到底是坏，梁启超认为革命不好，法国大革命是洪水猛兽，这被胡汉民他们开始说，法国革命好的很，中国发生法国革命不可怕。当时他们是用那种经过高度训练的学术语言在那里辩论。现在就是一个小学毕业，打开网络，十个手指能够按按键的人都可以参加这场革命的讨论，你说是普及，的确是普及。公共舆论以牺牲它的高度来获得它的广度。
　　第二个惊讶就是曾几何时，对共产党要改革的这个愿望，建议也好，阻止也好，抗议也好，都是绕开革命两个字的。大家都避谈革命。现在网络上毫不避讳直截了当的谈，对这个体制要不要革命，可不可以革命?革了好还是革了不好?这个再过几十年，不管中国当下体制会发生什么变化，你回头看，2012年由韩寒三篇博文引起的革命的全民大讨论，不一定是全民，我们至少说是全网大讨论，韩寒这三出头是有贡献的，小家伙不知轻重，登上了这个话语的制高点。
　　但是韩寒是有局限的，局限在哪里呢?他混淆了革命的三个版本，两种话语。眉毛胡子一把抓?其实通过托克维尔可以找到这几种版本几种话语的区别。这本书里不断的比较英国、美国、美国、英国，你都可以提拎出革命的三种版本。1.0的版本政治革命，小革命。2.0的版本，社会革命，中等类型的革命。3.0的版本文化革命，大革命。托克维尔批评法国革命，之所以赞成英国、赞成美国，只是他没有像我这样明确的划分。但是他实际上已经说：最小的革命才是最好的革命。并不是说不要革命，托克维尔作为一个贵族，他为什么能超脱呢?他是一个自由派的贵族呢?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不否认革命的合法性，但是他讨论了革命的三种类型。他无意当中点出最小的革命是最好的革命。
　　最小的革命就是政治革命，最小的革命是什么?是鲁迅最瞧不起，而我却非常珍惜的“城头变换大王旗”。城墙之下，街旅之上，马照跑，舞照跳，卡拉OK照样唱。城墙之外，阿Q、吴妈，小弟，原来怎么生活，现在还继续怎么生活。这个革命才是最好的。辛亥革命就是这样的革命。不得已冲出了城墙，进入到社会领域，是2.0版本。2.0版本就是各位都熟悉的，产权急风暴雨的转移或者再分配-，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也就是进入到经济领域了。这个用共产党的革命的阶段来讲，1949年是领导层的更迭，从蒋到毛。1956年公司合营，实际上就是中革命了，再加上土改。3.0呢?那就不象话了，就进入到人心深入，要铲除旧人，塑造新人。用鲁迅的话来讲，叫“改造国民性”，那就是文化革命了。
　　韩寒讨论的革命没有区别出你拒绝的到底是小革命还是中革命或者是大革命，他没有区分出来。
　　再有一个当下活跃在中国公共生活思想生活里面的革命话语，实际上是有两种。一个叫革命话语一，一个叫革命话语二。革命话语一，就是继续讴歌此前的大革命。那么此前的革命有天然的历史合理性，不能否定革命。那么这种革命话语一，它实际上就是封死了对革命的历史性的反思。最庸俗的版本就是唱红，红就是革命。要唱而不是说，更不能想，更不能反思。革命话语一是不对的。20世纪中国经历这么场革命，还不允许老百姓回过头来反思革命，如果按照革命话语一、这样就是唱主旋律唱下去，中国要么没有革命，如果有革命那就是重犯此前的错误。要不被你压死，压不死，回头上来的就是大革命。老百姓根本分不清是小革命、中革命、大革命，最小的革命是最好的革命，最糟的革命最大的革命，他们分不清这些。照这样下去，最坏的结果就是大革命再来一次。
　　所以“革命话语一”一定要批判，一定要反思，一定要肃清，一定要告别。但是还有“革命话语二”。革命话语二，它实际上是这些年改革停滞不前，人们有意无意在地平线上窃窃私语的话语。并不是那个大革命话语的再版，反过来是对大革命的反思——对这场大革命的遗产，你怎么办?最好的做法是改革。自己改，共产党避免了76年的危机的重要原因，是你76年到77年开始主动改革了，所以没有革命。但是20多年以后，改革停滞，一年、两年，然后上出现改革伊始的呼声，这种时候怎么办?经济是在往前走，但社会矛盾比经济走的更快，更急。
　　这种时候一部分人等不及改革再启动，或者看不到改革再启动的希望。就开始讨论革命。当然讨论革命，这个里边你仔细分的有的说是小革命，有的说是中革命，但是讨论大革命愿意用大革命的办法来清理当下的社会问题。这个社会上绝大部分，那些讨论革命的那部分人，并不是在呼唤大革命，他呼唤的是小革命。
　　在这种时候，我们小范围里面讲，改革长期停滞，当天边出现小革命的乌云的时候，革命是即将是逼迫改革创新启动的一个院外压力话语。说实话，中国有过没有过这样的现象?有过。没有1976年上半年的革命，援外压力话语，那个院外压力话语最强音就是——“秦始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如果没有这个革命压力，那后面的改革是难以设想的。
　　今天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来看，乌坎，它就是个小革命，乌坎的老百姓跟军警对峙了这么长时间，军警进不去，里面自治。没有这样的一个对峙，汪洋怎么会明智的妥协，退一步，在对话当中寻找化解这个危机的新的途径呢?他找到了，他副省长进去了，他承认老百姓自己选出来的这个组织了，他不开枪，不镇压了，他寻找到一个新的社会自己管理自己的模式了。没有此前的乌坎民众这样的一个做法，汪洋何必让步呢?正是有这个东西，汪洋才会让步。乌坎模式是在压力下出现了一线曙光。这种时候你泛泛的说要告别革命，泛泛的说所有的革命都是反动的?实际上是于今天中国出现的新的民众自己救自己，社会自己救自己的潮流背道而驰的。
　　革命话语一，是一定要告别的，而革命话语二要小心对待。
　　所以我想问题不在于网上讨论什么，谁在讨论，是巨人还是侏儒，而在看公众生活当中实际出现的事件。就是今年短短的两三个月里面南方出现乌坎事件，西面出现王立军事件，王立军事件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唱红打黑的破产。而此前乌坎就是开启了新的可能。
　　我认为乌坎事件加一个王立军事件，实际上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20年以后历史学家来写我们这个时代是怎么结束的。我想谁都绕不开这两大事件。20年稳定压倒一切的时代的结束。必须寻找新的方式了。所谓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也好，新的方式是革命还是改革?在这样时候中南海里有高官想起了托克维尔，想起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说明他们的脑子还没有糊涂到最后的程度，还知道历史上发生过什么，还知道自己想避免什么，这是好事儿。
　　第二个我觉得乌坎事件有可能让执政者看到“稳定压倒一切之外”的与社会对话的可能，探讨妥协双赢的一个空间。因为在乌坎事件以前，由于六四的后遗症，也由于此后的操盘者已经失去了80年代改革初期的热情，所以就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导致后来的继任者为怎么粉饰这段历史而伤透脑筋。但是“稳定压倒一切”又有一个内心的无奈。什么无奈呢?就是如果我不压，实际上又看不到出现良性的对话的可能，没有找到大家共赢的模式他。他看到的是如果我不压他就得寸进尺，就广场聚会，他就蹬鼻子上脸。所以他一定要用强力把它压下去。那么能够说服他放弃稳定压倒一切所需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社会本身能出现一个模式，让他相信老百姓是讲理的，是知进退的。而老百姓也觉得政府也是讲理的，也是知进退的，双方共赢，需要这么一个成功的案例
　　这些事情放在那里，就能够更有理由说服他。我相信领导层后一代人的智商不会低于前两代人，他不会看不到乌坎事件给他带来的希望。正是因为一个破，一个立，加起来。从破的角度来讲，我认为一个时代结束了。从立的角度讲，我看到了一线希望。当然，操盘不在我们，在掌权者。如果他不这样判断，是另外一个做法，那到时候我只能说我判断失误，再收回这句乐观的话。
　　(由于演讲时间为2012年3月，故朱老师演讲是结合当时的社会热点。本文未基于发布时间作任何删改，请读者谅解)
来源:共识网，共识书会第三期，时间201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