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丰，原名何克全，化名开封，是党的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要职。１９５５年３月，他在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任上病故，年仅４９岁。因而社会上知道他的人很少，党史学界对他也没有多少认真的研究。但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的错误却广为人知，致使有的人把他看成王明、博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顽固不化的执行者和卫道士，一个反面教员。这样，凯丰便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值此凯丰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很有必要予以探讨。笔者认为，史学工作者应当全面地看待和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对历史上的凯丰也应如此，不能一票判终身。
先从凯丰的错误说起
毋庸讳言，凯丰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在遵义会议上站在“左”倾教条主义立场上，为博古做辩护。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凯丰在遵义会议上，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没有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而是站在博古为代表的错误路线一边。这就是凯丰一生最大的政治错误。他甚至公然讽刺、挖苦毛泽东，直接伤害了毛泽东，使毛泽东终身难忘。
在为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年而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上，刊有一篇毛泽东１９６１年３月２３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说到：“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
关于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一些当事人作了记载或回忆：
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扩大会中恩来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李德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杨尚昆近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遵义会议共开了三天。“除凯丰外，没有一个人站在博古这一边”。他写道：“遵义会议的气氛紧张而严肃，但进展非常顺利。博古和李德是批判的对象，博古承认了一些错误，没有说自己非常正确。凯丰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强调导致中央苏区失败的客观原因，而李德完全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但绝大多数与会者感到欢欣鼓舞。”
根据聂荣臻的回忆，遵义会议前，凯丰曾找他谈话，要他在会上支持博古。因为没有说服聂荣臻，凯丰对博古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凯丰在听到毛泽东提出要检讨军事路线错误时，心情很激动，心想你没有在苏联系统学过马列主义，懂得什么？于是顶了毛泽东几句：“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在遵义会议讨论组织问题时，凯丰不同意撤换博古。他认为：要说博古有错，也不能涉及整个政治路线问题。如将全部过错推在博古一人身上，也不公正。
凯丰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是合法的，并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他的错误是属于政治性的，即路线是非问题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写到遵义会议的讨论情况时指出：“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只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的错误辩解”。这是不点名的批评凯丰，也可以说是对凯丰在遵义会议上所犯错误的结论。
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凯丰，１９０６年２月２日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老关乡三角池村。老关，是江西省与湖南省的交界处，经济文化在当时比较开化。祖父时，家有田产数百亩，还开了杂货商店，生活很富裕。但何家子孙多，分家以后就逐渐衰败下来。
凯丰７岁入当地的养正小学读书，《左传》、《论语》、《孟子》、《诗经》等书都读过。１９１７年考入萍乡西区高等小学，三年后毕业。因家庭经济发生困难，便在家务农。在族祠的帮助下，凯丰１９２１年考进了萍乡中学。由于北京五四运动的影响，萍乡中学的校长和一些北京大学毕业的老师在学生中传播新思潮，宣传反帝爱国，鼓吹民主自由，激发了包括孔原、凯丰等许多进步同学的爱国热情。１９２４年冬天，萍乡中学举行罢课，打掉了代表守旧势力的县教育局。凯丰参加了这次行动。１９２５年上海爆发五卅运动的消息传来，萍乡工学商各界奋起响应。萍乡中学成立了学生会，凯丰被推选为学生会的干部，孔原任学生会主席。他们带领宣传队，上街进行反日宣传演出，到各家商店检查日货，积极声援了这一爱国运动。
同年夏天，凯丰在萍乡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这时，武汉地区还在继续响应五卅运动，学校也还在闹学潮。凯丰在这里找到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和进步的书刊，爱不释手地偷偷阅读起来。他特别爱读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和鲁迅主编的《莽原》、《语丝》等，觉得茅塞顿开，思想很快就倾向革命。他学有功底，文笔锋利，经常向刊物投稿。针对当时湖北军阀肖耀南在武汉搞反赤运动、禁止进步书刊等情况，凯丰以《未名》为名，向《莽原》寄去一篇关于武汉“反赤”情形的通讯，很快就被登了出来，使他十分高兴。他还担任武汉大学校刊的主编，常在校刊发表文章。１９２６年春，国家主义派头目陈启天到中华大学讲演，大力鼓吹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凯丰带动武汉大学一部分同学去“把讲演会打掉了”。肖耀南逮捕了几个学生，凯丰又组织援助被捕同学会，坚持斗争。同年秋，北伐军打到江西萍乡，凯丰正在家里度暑假。他积极协助北伐军组织农民协会，并担任农会的宣传干事。１９２７年３月，他在武汉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５月，他作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并在大会秘书处工作。接着，他担任了武汉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共青团武昌山前区区委宣传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保存力量，共青团武汉市委决定凯丰转移，去苏联学习。１９２７年９月底，凯丰到达上海。年底，他和一批赴苏学习的同志一起，到了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年间，他们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经典著作，还在假期学习了一点军事。学习期间，凯丰担任团支部委员。１９３０年暑期，他被调到少共国际办的团校学习了三个月，尔后回国。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凯丰由秦邦宪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青年运动的重要领导人
１９３１年３月，凯丰在上海出席了共青团的五届四中全会，并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会后，赴香港任共青团两广省委书记。５月某日下午，团省委秘书长林汉文被捕叛变，出卖了凯丰和团省委机关。当天晚上，凯丰和廖似光（凯丰妻，长征女红军）及技术秘书小史被香港当局逮捕。凯丰与小史关在一处，俩人商量好了一致的口供，共同对敌。敌人对凯丰审问了两次，并拿出叛徒的口供，逼他承认是何克全。凯丰坚不承认。他说自己是湖南醴陵人，名叫张有文，不是何克全，前两天才到香港，想在香港的报馆当一名记者，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报馆，而介绍他来这里住的姓京的人，已经到新加坡去了。敌人没有抓到把柄，无隙可乘，气得在他头上打了两棍，身上又打了几棍。凯丰被打得皮开肉绽，伤痛难熬，但依然守口如瓶，坚持斗争。经过两次审讯，几番毒打，敌人一无所获，把他关了几天之后，便宣布给他判三个月徒刑，转入正式牢房。在狱中，凯丰和小史又发动难友实行罢饭斗争，取得胜利。
中共广东省委得悉凯丰被捕的消息后，多方进行营救。省委书记章汉夫亲自请了一位外国律师，为他进行辩护。凯丰三个月刑满后，外国律师给他送来两张去上海的邮船票。香港当局则给了他一张“十年内不得再到香港”的驱逐令。８月底，凯丰和廖似光乘法国邮轮到了上海。团中央决定留他在上海工作，任团中央宣传部长。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中共中央及时发出号召，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为了加强宣传工作，团中央办了一个公开的刊物《东方青年》，由凯丰任主编。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后，凯丰又参加了办民间报纸。他根据党的指示，在《红旗周报》（中共中央刊物）、《东方青年》等报刊发表了很多文章，如《老怡和的斗争》、《吴淞永安第二厂的斗争》、《目前学生运动的状况与团的任务》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尤其肯定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分析了学生运动的特点，指出学生斗争应与工农斗争密切结合，以及共青团工作的任务。这对引导当时青年运动走向正确的道路，起了良好的作用。
１９３３年初，上海的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党中央领导人陆续撤离，转移至中央苏区。２月间，团中央也受到破坏，只剩下凯丰一人。于是，中央决定凯丰派赴中央苏区。４月，凯丰到达瑞金，团中央也迁至瑞金。凯丰仍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同年秋，凯丰接替顾作霖，任团中央书记，时年２７岁。１９３４年１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凯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２月，又被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但他在中央苏区的实职，是团中央书记。他着重抓了扩大红军、团的建设和协助教育三件大事。
随着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中央苏区和赣东北苏区联成一片，革命形势很好。但是，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又调集百万大军、几千架飞机，修建近三千座碉堡，在德国顾问的参与下，向红军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发出了“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的号召。这个口号是脱离实际的，但猛烈扩大红军是必要的，得到了苏区各种组织和苏区人民的热烈响应。少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创建“少共国际师”的决定》，凯丰撰写了《战争与青年》一文，号召团员和青年参军参战。仅两个多月时间，以共青团员为主的、由７０００多人组成的少共国际师就正式成立了。这支部队参加了反“围剿”战争和长征，在革命战争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培养出了许多将军。
革命战争的形势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都需要加强团的建设。凯丰在了解苏区团组织发展缓慢的情况后，写了《苏区的组织状况与我们的任务》一文，指出苏区青年团员的数量远落后于党，许多进步青年没有被吸收到团组织里来。军队中的团员只占军队全体青年群众的四分之一。应该大力发展团的组织。他要求青年团要“最迅速地变为几倍大无产阶级青年群众组织，包括广大的最受剥削的半无产阶级青年、贫农青年和觉悟的中农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要求最迅速地变为拥有几十万团员的组织。”
基于教育工作责任重大，且与青年工作有着特别的关系，凯丰提出青年团应该对教育部门组织协助运动。他指出，苏维埃是新的社会的建设者、组织者，必须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造就许多熟知建设新的社会的文化、科学及艺术人才，把学习与劳动相联系，把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把宗教与教育和学校分离。他要求在二次全苏大会前，动员１２２个团的干部，到地方和中央的教育部工作，要协助教育部在瑞金和兴国各创办一个中等学校，在中央教育部下创办一个列宁师范。他规定每个团员要消灭１０个文盲。他在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上作的《关于苏维埃教育政策》的报告中，公开提出反对排斥知识分子的“左”的倾向，要吸收文化教育专家参与文教建设，甚至允许私人办学。这些远见卓识，对苏维埃文教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凯丰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随中央红军长征。次年１０月到达陕北后，他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出席了决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的瓦窑堡会议。恢复团中央的组织时，凯丰仍为团中央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
１９３５年，少共国际举行代表大会，凯丰被选为少共国际委员。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青年团的工作。凯丰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根据目前形势的变化和阶级力量的变动，结合青年运动的经验，确定团的性质是群众性组织，一切反法西斯的分子都可以包括进来。党的机构中设青年部。在群众组织中设立党团。团的名称也随之改为“青年救国会”。
１９４１年，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成立，凯丰任书记，代表党中央指导青年工作。同时他还担任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委会主任、中央学校教育管理委员会主任。他为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投入抗日战争做了大量工作。
１９４１年８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七人组成。这是政治局领导下的一个最高工作机构，可见当时凯丰在党内之地位。
站在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的前列
长征初期，凯丰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红九军团在罗炳辉军团长的指挥下，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作为右翼，一路斩关夺隘，打了许多硬仗、漂亮仗，冲破了敌人一道道的封锁线。由于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犯了大错误，凯丰被撤销了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职务。
但凯丰并不讳疾忌医，而是坚持真理，知错即改。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的帮助下，凯丰很快就认识了错误，转变了立场，得到了中央的信任。凯丰在《自传》中写道：“因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的错误不了解，在遵义会议上坚持了错误的方向，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时间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两个月的光景），在威信的干部会时，就实行了对自己错误的初步批评。在红军第二次回遵义时，党中央又派我到红九军团工作。”
在长征后期，出现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路线的严重错误。在这一斗争中，凯丰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始终站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一边。１９３５年６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战略方针。２６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会议上，一致同意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意见，并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中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但在红一方面军过雪山之后，张国焘制造种种借口，反对红军北上，主张退却南下。中央政治局先后于芦花、沙窝、毛尔盖召开会议，批评张国焘。但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坚持南下错误路线，并发出密电，企图危害中央。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先行北上。到达甘肃俄界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凯丰参加了这一系列的会议，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方针，并敢予面对面地批评张国焘。然而，张国焘不仅毫不悔改，而且恬不知耻地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党籍，下令通缉。中共中央遂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取消另立的“中央”，并将俄界会议决定在党内公布。张国焘的倒行逆施，受到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反对，在四方面军也不得人心，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要他撤销伪中央。于是，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到了陕北，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为了挽救张国焘，教育一些跟随张国焘犯错误的同志划清中央路线与国焘路线的界限，中央决定对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开展讨论，彻底揭发。凯丰为此召开了多次小型会议，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了洋洋三万言的发言稿。１９３７年３月２７日至３１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有５６人参加的扩大会议，凯丰作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的分歧在哪里》的报告。报告从１４个方面对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揭露和批评，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到军事；从党建、统战到民族革命、土地革命；从战略战术到南下北上之争，一一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论调，历数了他对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并分析了他的分裂主义的历史根源。朱德、毛泽东、彭德怀、贺龙、廖承志等３０多人在会上先后发言，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张国焘也做了检查。３１日，凯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获得通过。《决定》指出，张国焘犯了反党反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最后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要求改组中央，以至另立第二“中央”的军阀主义错误。
凯丰始终站在反张国焘路线斗争的最前列。他在延安抗大等许多单位作过报告，对张国焘的错误分析得有条有理，帮助人们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觉悟。
凯丰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是最早系统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文章。但文章也有错误之处。他说：“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本位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也说：“什么叫国焘路线？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这种定性给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带来很大压力。后来毛泽东把张国焘的错误和西路军联系起来，说“西路军的失败，就是张国焘路线的破产。”。现在看来，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也扩大了打击面。１９３７年４月，延安发生了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许世友、洪学智、伍建安等３０多人密谋“拖枪逃跑”而被捕的事件。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去看望捆绑中的许世友，平息了一场风波。西路军的问题，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经过徐向前、李先念、陈云以至邓小平的努力，才得到解决，恢复了名誉。但这不是凯丰个人的责任。
１９３８年月４月１７日，张国焘以祭黄帝陵为名，离开延安，跑到了武汉，准备投降国民党。当时，凯丰正在武汉。他和周恩来、王明、博古一起，当面对张国焘做了许多工作，批评他背着中央来武汉是错误的，千方百计挽救他，希望他回心转意为党工作，并要他住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但张国焘拒绝了他们的帮助，对革命前途表示绝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给中央发了一个电报：“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当晚，凯丰和周恩来、王明、博古一起研究，认为张国焘此举是有准备的，与国民党有勾结，遂立即报告党中央，请示如何处理。中共中央给张国焘发了挽留电报：“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兄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１６日，张国焘在武汉见了蒋介石，开口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态度惶恐，表现出一付乞怜的样子。凯丰和周恩来、王明、博古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并提出了建议。１７日，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周恩来等向张国焘摊牌：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二、向党请假休息一个时期；三、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而张国焘叛党决心已定，乃私自逃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投进了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怀抱。行前，他给周恩来等写下一张纸条，留在房间里：“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要派人找，至要。”１８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已于４月１７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５月４日，中共中央仍发出文件，表示希望张国焘今天还能在党外抗日，不破坏民族统一战线，不做汉奸。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确实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９月，共产国际批准了中共中央开除中央委员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才华横溢的宣传部长
在凯丰一辈子的革命生涯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奋战在党的宣传理论战线上。先后担任过中央宣传部部长、副部长、代部长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东北局的宣传部部长。他在苏联学了很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高，知识渊博，功底雄厚，文笔畅快，曾写过上百篇文章宣传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表现了杰出的宣传才干，为党的宣传理论工作做出过重要贡献。
１９３７年２月２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研究人事安排，决定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１９３８年３月，凯丰调任长江局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南方局成立后任南方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２日，中央书记处同意张闻天赴绥德及晋西北考察，决定由凯丰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泽东任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组织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两个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凯丰为宣传委员会四委员之一，并代理中央宣传教育部部长。１９４５年９月，凯丰被派赴东北，任东北局委员兼宣传部部长。１９５２年９月，凯丰奉调北京，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又兼任马列学院院长。
西安事变后，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中心，是抗日民主的圣地。延安办了许多干部学校，犹如一座座革命熔炉。全国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为了抗日救国，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延安的干部学校，以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规模最大、最有名气。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了教育方针，指示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凯丰和张闻天、周恩来、张浩等被聘为教员。凯丰常到抗大讲课和作形势报告，并写下了深沉、激越、催人奋进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后经著名音乐家吕骥谱曲，在延安和各个解放区传唱，激励人们奋不顾身地投入抗日战争的伟大斗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会议制定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正确的军事方针，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凯丰出席了这次会议，参与讨论并完全拥护会议制定的路线和方针。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七大的准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凯丰为委员之一。
１９３８年３月，凯丰调到武汉长江局工作。他根据当时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东北、华北和上海、南京等地的严重形势，撰写了《论目前中国青年运动的任务》一文，号召“全国的青年们，紧急的动员起来，参加到各个战线，各个方面的工作中去，这是每个中华民族儿女的神圣任务。”他对青年们说：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侵略中国的战争，强占我们的土地，屠杀我们的同胞，掠夺我们的财产，破坏我国的文化，奸淫掳掠，杀人放火，野兽成性，到处横行，尤以我青年男女，遭祸最惨。为着保卫我们的家乡、父母、妻子、土地、财产、文化，为着保卫我们自身的生存，为着保卫我们的祖国，我们青年们，只有动员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参加到抗战中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
１９３８年９月，王明、周恩来、博古均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中央全会，凯丰坐镇武汉，处理长江局日常工作。当时武汉形势危在旦夕，但凯丰沉着地处置好了一切。待周恩来一返武汉，长江局即迁往重庆。六届六中全会根据周恩来和凯丰的提名，补选了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共中央委员。凯丰作为宣传部长，重点抓宣传和党报党刊工作，经常指导《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编辑出版。每当抗战周年时，他都要发表文章，分析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经常代表南方局出席一些重要事件的纪念会，并发表激昂慷慨的讲话。
为了加强大后方的文化工作，在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领导下，成立了南方局文委，由凯丰任书记。１９４０年９月，中共中央指示“国统区的党组织应对发展文化运动问题特别提起注意，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凯丰积极、认真地加以贯彻。他与郭沫若、田汉、阳翰笙、老舍等著名文化人士联系密切，向他们转达共产党的主张，并通过他们指导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营救一些进步的文化人，从而团结了大批的知识分子。为了扩大统一战线，他写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等著作。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凯丰奉调回到延安，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为张闻天），主管宣传文化和干部教育工作。他为党中央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干部学习的文件。次年九、十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批评１９３１年六届四中全会至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期间的“左”倾路线。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主题报告，揭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序幕。凯丰出席会议，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并自觉地作了初步检查。
１９４２年，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开展。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凯丰是委员之一。他积极参与了对整风运动的领导，并负责指导宣传系统和延安各学校（军事院校除外）的整风。２月１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２月８日，又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次会议是由凯丰主持的。４月３日，由凯丰主持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明确规定了整风运动中必读的１８个文件及具体要求。６月２日，中央总学委第一次会议决定，由凯丰负总责“解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他写了《如何打破教条主义》等文，并组织陆定一、王若飞、陈伯达、胡乔木等一批秀才，写出一系列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６月８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决定各地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均应学习中央指定的文件，检查工作。９月，凯丰根据毛泽东指示，筹组了编译局，翻译了一大批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及苏联的书籍。他撰写过《什么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与中国》等小册子，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对配合整风学习，提高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起了一定作用。在延安整风期间，凯丰等人协助毛泽东，邀请１００多位作家、艺术家举行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会议是由凯丰主持的，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次会议对促进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起了重要作用，并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为了落实会议精神，经凯丰提议，中央文委与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准备下乡的党员作家会议，凯丰与刘少奇、陈云、博古、周扬等出席。凯丰在会上讲了《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提出要解决文艺工作者与实际结合、文艺与工农结合这两大问题，坚持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在整风运动中，凯丰严肃认真。他抱着服从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敢于联系实际，解剖自己。他对自己的教条主义错误和遵义会议上的自命不凡，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得到了同志们的谅解。他写到：“自己批评自己本来是一回难事，因为自己的缺点不容易看到，也不容易自己说出来。”可见，他的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毛泽东写信安慰他：“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
凯丰经过遵义会议以后的对毛泽东的实际接触和共同斗争，尤其是通过整风运动的学习，对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和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出自内心地钦佩。从延安时期起，凯丰与毛泽东多有书信往来。１９４３年４月，凯丰致信毛泽东，提议在５月５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时，集中宣传毛泽东思想，并在毛泽东五十岁生日时，为他祝寿。毛泽东认为不可。他复信凯丰：“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还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时，凯丰是七大代表，也列入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毛泽东希望他能当选，并向代表们做了引导工作。但因他在遵义会议上的错误为许多代表所不容，最后被落选了。毛泽东也无可奈何。凯丰对此并无怨言，而是认真反省自己，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他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副主任，以积极的态度埋头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凯丰为东北局委员兼宣传部部长。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他和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一起，从延安奔赴东北。凯丰认为，宣传部到达东北以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喊出人民的声音。他和宣传部仅有的几个工作人员，日以继夜地干，终于在１１月１日出版了第一张《东北日报》。这张报纸办得很有特色，毛泽东专为《东北日报》写了报头，并致书凯丰，表示亲切慰问。严酷的战争，繁忙的工作，使凯丰的老肺病严重发作，迫使他不能不放下工作。１９４８年，中共中央安排他去苏联治病。新中国成立后，他欢欣鼓舞地返回东北。中央命凯丰兼任沈阳市委书记。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也是当时中央的直辖市之一，又是抗美援朝的后方，可见中央对他的重用。他为沈阳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进行市政建设、开展民主改革和各项政治运动殚精竭虑。他对沈阳的经济建设和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凯丰是个性格内向而又直爽的人，他有意见就直接上书毛泽东，从而招致了时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的妒忌。毛泽东为此打电报给高岗，支持凯丰的做法：“凯丰有意见打电报给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可以打电报来，有意见不打电报则不好。”
１９５２年９月，凯丰被中央调回北京，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院长，并经毛泽东批准，可列席中央会议。他以极大的精力，从事党的理论工作。这时，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央强调：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了它，就要犯“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学习、宣传、贯彻总路线，就是那一段时期党的中心工作。为此，凯丰和宣传部其他几位同志，用极短的时间，就写出了一份长达数万言的文件，即《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宣传提纲》经党中央批准后，下发全党的各级组织，成为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宣讲总路线的主要材料，在全国学习、宣传总路线的热潮中起了很大作用。
１９５５年３月２３日，凯丰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４９岁。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人民日报》发布了讣告。２７日，举行了追悼大会，由邓小平主祭。追悼会后，凯丰灵柩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纵观凯丰的一生，是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一生。他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国青年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是我们党杰出的理论宣传家。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
党史文苑2006年第9期 | 
发表于 2006-6-29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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