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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定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黄仁宇· 按：黄仁宇教授为著名历史学家，曾任教于纽约大学历史系，尤精于明史。主要著作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本文是他在台湾发表的演说稿。
一、 导言
大约距今约一百年张之洞作《劝学篇》（一八年刊）内中提及「图救时
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这是「中学为体西学
为用」理论上的根据。
一百年后我们的食衣住行，对人态度、社会习惯，以及日用词汇，都与晚清
末年有了至大的差别，看来接受西方的经验多，全部因袭于传统的有限。这并非
我提倡应当如此；而是实际的发展确已如此。
况且我们所引的「体」与「用」也与前人所叙不同。在我看来，体是组织结
构，对一个国家讲包括政府行政系统，及于修宪与选举，军备与预算等等。就此
看来，今日也仍是受西方的影响大，保留旧有的习惯少。即是今日之悬挂国旗唱
国歌参加国际会议与竞技比赛，都与体制有关，也都与西方习惯衔合。唯独「用
」乃是精神与效能的发挥，反可以保持中国人的习惯与长处，作到张之洞所谓「
知本」。
一百年前若有人预知今日中国效法西洋的程度，必定会蹙首长叹。这也是标
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作界限之用心。殊不知我们所谓「西学」，大概不过
现代的思想与技术，绝大部份只在近五百年内发源于西方。即是西方每一个国家
从「朝代国家」改造而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亦即从中世纪社会进展到现代
社会的过程中，也都要经过一段折磨，也都曾在弃旧从新的过程中感受到体用间
的彷徨。既然如此，我们早已毋庸为着「华夷之分」而踌躇。今日各位送孩子上
学，也必叮咛他们注重外文，接受西方的自然科学不算，还要在政治学、经济学
、心理学诸方面迎合西方的新思潮。课后也在打棒球、学芭蕾舞、娴习西方乐器
，而海外华裔人士之出人头地，也在这方面出类拔萃的为多。这样看来更只有适
应潮流，只能体会古今之不同，而无从重视中外之别了。
然则中国传统之长处、宗教思想、伦理观念作人处世的宗旨应当放在甚么地
方？
我的建议：在答覆这问题前，先将中国历史参照西方政治思想经济原理作整
面目的全幅修订，看清中国受过西方冲击，百年奋斗后实现现代化之由来。此中
结论，必会表现一个新国家之形貌。有了新体制之轮廓，才能决定发扬传统精神
之出路。我的看法是中国长期革命业已成功。我们同意于张之洞的看法：既要「
知本」，又要「知通」。可是在正反前后的程序上接受现实。先有现代化，才能
发挥精神与效能。此即「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旨意所在。
二、 中国需要大规模改造之由来
二十一年前我和李约瑟博士合著的一篇论文，题为「从技术的角度解释：中
国社会之特征」（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 A Technical Interpre-
tation）在香港及罗马两地出版，后经李公于一九九一年作最后的一次校订，将
刊于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七之结论部份，我也和李公生前有约：彼此在发
表书刊时，均得引用此文的内容。「社会之特征」文内提起：中国在公元前，即
因防洪、救灾、及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之侵犯，构成一个统一的局面，以文官治国
，实行中央集权，可谓政治上的初期早熟，这种发展构成中国文化的灿烂光辉，
可是也因为如此，日后中国人须要付出至高之代价。
这种说法以地理、地质和天象学的观测作根据，再与古籍对照，以期无所偏
激。防洪的原因，出于黄河流域的特殊情形。原来黄河中游正是公元前一千年至
五百年中国人文萃荟之处，当中也正是一段广泛的黄土地带。黄土（loess）主
要的由风力推运而堆积，因之颗粒纤细，于是黄河也经常挟有大量泥沙，一遇湮
塞即有冲破河堤构成灾患之虞。抗战之前夕，一个夏季期间之观测，发现黄河之
含沙量达百分之四十六，陕县附近一支流，多至百分之六十三。我们再翻阅《春
秋》，看到公元前六五一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盟誓之中有「毋决堤，毋曲防
」的辞句（各书记载字句不同，但大意彼此符合）。《孟子》一书中即提到治水
十一次之多，孟子自己又对白圭说警告他勿以「邻国为壑」。可见得大规模防洪
，即须较有力之中央威权，至秦始皇统一全国，碣石颂功，自称「决通川防」，
更称秦为「水德之始」，见于《史记》。这样看来，因着自然环境之需要，中国
早在西元前二二一年的统一，已带着强迫性的力量了。
水患之外，中国又常遇及旱灾。原来中国的季候风属于「气旋风」(Cyclon-
ic)的性格。这也就是说：夏季由菲立宾海向中国大陆吹去的水蒸气，全靠由西
北吹来的旋风(cyclone)将之升高，湿气才遇冷凝集为雨。这样一来，农作物需
要的雨量，全待两种未知数之邂逅而定。如果两种气流一再在每处上空聚头，该
处必有水灾；反之若是两者经常错过，则成旱灾。根据《古今图书集成》及以后
连续的记载，自汉至民国凡二一一七年，古籍载有水灾一千六百二十一次，旱灾
一千三百九十二次。有时水旱并至，其情形见于中央政府的记载。即美国中央情
报局观察中国的报告，最近情形仍是如此，我们可以想见《春秋》里面说及因「
背曜」或「阻曜」而发生的军事冲突，内中亦有天灾频仍的原因在。只有较大的
国家，掌握着不同方面的资源，才能在救灾方面应付自如。梁惠王见孟子，即自
称「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表示着这样的情形
。同样局面之下「隋民绥，楚之赢」更把小国和大国间的利害说得透彻。这样看
来始皇统一中国之前战事越来越剧烈。更追溯几百年的历史倒看回去，春秋时代
之一百七十国归并而为战国之「七雄」，而最后构成秦汉之大帝国，都与上述天
候地理的背景上之要求符合。
这还不算，此外「十五寸同雨线」(15 inch isohyet line)也要使统一和集
权不能避免。(iso「相同」，hyet来自希腊文huetos,为「雨」。)前说之气旋风
，也仍受亚洲大陆的限制。因着这限制我们在中国地图上可以画出一条十五寸同
雨线，北方与今日之长城大致符合，西方则经甘肃青海而抵西藏边境。凡线之以
南以东，平均每年至少有十五寸之雨量，可堪耕作，线之以北以西，则低于此最
少的数量，少数民族只能以游牧为生。而这同雨线也是胡汉之分划和少数民族及
多数民族几千年长期交兵之处，而尤以气候干旱和人口过剩时尤然。少数民族有
无须动员的便利。凡马背上的牧人皆为骑兵。多数民族则须征集兵员，改变生活
方式，普遍的抽税筹饷。这样也使中央集权的局面不可少。《史记》称秦始皇「
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蓠，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
弯弓而抱怨」。近人谓「先安内而后攘外」，同有这背景作陪衬。
因着以上的原因，青铜时代刚一结束秦汉型的大帝国即开始出现，以致下层
无从产生地方性的组织制度，有如各处不同的习惯法。睽诸西欧尤其是英国的例
子，各部落先有其「部族法」(tribal law)，逐渐互相融合归并，则成「普通法
」(common law)，再经过切磋琢磨，才成为现代法律，因之吸收了各地各时不同
的人文经验。中国政治的初期早熟，即湮塞了这种进步的机会，汉之「九章法」
经李唐王朝袭用则为唐律，经过朱明王朝仿效则成明律，再赋以极少量的更革则
成清律。其间二千余年法律的沿革未变。这也就是说：因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
中国只能用社会上原始而简单的因素作全国整齐而划一的标准。
中央集权愈甚，社会之发展愈受拘束，其情形不能在本文内详细的阐释。我
所在台湾发表过的书刊，如《放宽历史的视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以及
《中国大历史》对当中各朝代的情形有比较切实的分析。而中央集权至明太祖朱
元璋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我所著的《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与税收》，
刻下尚无中文版，但已由费正清教授在他的遗著《费正清论中国》里作有整五页
的介绍，可以暂时承乏。我尚要在此重复补充加强的说出，则是此书虽著重于十
六世纪的情形，然则明代财政设计对上表示向王安石变法的一种反动，向下因被
满清承袭而影响到二十世纪，在中国历史内之重要性不容忽视，亦与今人有关。
例如：
●明太祖对国内官员训话，指斥历代治财能手如桑弘羊、杨炎、王安石都是「聚
敛之臣」，也都是坏人。他自己的政策乃是「藏富于民」。自此将唐宋以来扩张
性的财政税收反拨而为收敛性。宋代向经济科技最前进的部门看齐，著重开矿、
铸钱、造船、发展纺织业。明代向落后的部门靠齐，著重农村内的「里甲」和「
粮长」。
●朱元璋登极后于一三七六年至一三九三年间举行四次政治上的大整肃。最初造
成谋反及贪污疑案，然后株连人众，罗网越张越大，据《明史》估计因之丧生者
十万人，包括高级将领、政府官僚、地方绅士、家族首长和寻常百姓。经过整肃
后全国拥有田土七百亩以上的共一四三四一户，其名单可以呈御览。因此全国户
口，大抵为小自耕农。可以水平地课以极低的赋税。
●明制税赋虽轻而人民仍派有无数差役。如政府内之书手、斗级、（仓库内之出
纳）皂隶与门禁均由纳税人承当。兵员既有卫所内之「军户」充数，为政府煎煮
食盐有「灶户」，看守王府陵墓有「坟户」。而衙门所用文具纸张桌椅板凳一概
向民间无价征发，及十五世纪后期之后用银，各种账目又极力归并，其情形仍极
散漫。甚至一个卫所（有如独立旅司令部）受十余个州县供应。一县亦同时向数
个或十数个开销机关提供给养。全国盖满着如是重复而此来彼往的供应线。凡服
务性质之事业如交通通讯保险等亦无法展开。
●政府既无意为人民服务，其衙门职责尽在管教，以维持传统「尊卑、男女、长
幼」之社会价值，威权在在赋有道德之名位，不由分辩。又加以缺乏健全的司法
制度，权利与义务无从互相监督。所谓「贪污无能」，并非时下西方所谓「腐败
」(corruption)，而系整个系统设计差误。只能在承平时保持全国表面上之对称
与均衡；一遇变数，即产生「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之状态。
●明制赋以极少的改革，为满清袭用。至朱元璋开国时执行一度土地丈量外全国
即无整面目之丈量。张居正曾于一五八零年以万历帝朱翊钧的名义通令全国丈量
有意改革，功未成而身殁。清初康熙帝亦曾主持丈量，终无成效。清代土地税之
总额亦缺乏伸缩性，所增数额不敌通货膨胀。迄至鸦片战争时，清政府仍无中央
银柜。迄至一四年中日战争爆发时，李鸿章所筹办之北洋舰队仍赖各省零星
接济。及至抗战前夕，多数地区所收土地税仍根据明代底账。
●朱元璋藏富于民的著想亦事与愿违。他的设计固然足以防制大地主之出现，但
是同时也阻止了工业化之前的初期存积资本。而且并非在大多数小自耕农的体制
下「剥削」即能杜绝。稍宽裕之农户，稍有储蓄既无处投资，而穷困之户口亦无
他处可以借贷，于是放债收租及于远亲近邻，造成中国近代史之悲剧，使多数人
口追逐小块土地之收获，只有人口高度增加，无法提高工资，改进生活程度。
总之财政税收上供军队政府，及于国家之高层机构，下达闾阎里巷，也与低
层组织接触，其本身即为上下间一种法制性之联系。所以这样一个剖面不仅代表
岁入度支细民生活，以明清体制之特殊，尚且反映当时政治思想与社会型貌。此
种组织方案由朱元璋一手创成，然则归根亦仍是亚洲大陆天候地理之产物。以赵
宋王朝之锐意维新，终因地形限制，官僚政治阻挠，金融经济无从全面展开。尚
不如北方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直接以农民供应牧民，反而直接了当，构成全国
皆兵，简单混一，以至战无不胜。明太祖惩瑟前弊，以上业已提及。其敷设能前
后维持逾五百年，亦值得注意。
可是在全世界发展的过程上讲，其所设施不仅为反动，尚且绝对的不合时宜
。明代中期以后欧洲开始现代化，造船与航海事业，有了长远的进步，科技日益
发展，国际接触频繁，各国亦逐渐由农业体制进展到商业体制。中国反在此时期
内坚持内向，采取非竞争性之立场，宜其以后受迫遇窘。现代经济手腕在利用各
地之不平衡，中国则预先造成人为的平衡，只重原始式之生产，不重推销分配。
现代之财富不限于可以在农村内屯集之资源，而系一种赋有公共性格的经济权力
，可以继往开来。明清之中国人无此观念。
所以近百五十年之中外冲突无不与此体制有关，也因之牵涉到政治思想。及
至日本完成西方式之现代化，也加入逼迫，导致八年抗战。抗战刚结束，内战继
起。这都是洪荒以来所未有的事迹，在现代历史里也少见。抗战刚开始时，胡适
即说中国尚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以罗斯福对中国之同情，他也说中国尚逗留在
十八世纪。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更在他书中提及「中国若不改革，
只有灭亡」。瞻前顾后我们方始了解中国需要全面目大规模的重造，有几百年堆
砌着的原因，而借着这撼天动地的局面完成。反观明代的财政与税收，更可以使
我们领悟到问题之症结。这改造的程序却超出中国传统历史的规范。所以我提议
就教于西方学术上的著作。
三、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与经济思想之大势所趋
以下列举西方重要思想家八人，在整个西方思想体系中当然所列不过凤毛麟
角。况且要将他们所著书三言两语地勾画出来，又不免挂一漏万。可是我的目的
不外示范。他们在西方学术界都是家传户晓的人物，所留下来的重要著作，又大
都为一般大学生所必读书，内中警句早经专家指出，有「杨朱为我墨翟兼爱」的
明晰。内中也有具争执性的地方，则有其他专家检点，与事实的发展映证，所以
所摘虽「简」，却并不一定是「陋」。
他们的著述，只代表个人见解，并无不能驳斥的权威。只是像很多中国的大
哲学家一样，他们每个人都经过划时代的大变动，所作分析与综合都具有真人实
事之背景，所以算有实证主义之分寸。将他们思想里的精粹有选择性的连缀起来
和中国现场比较，再又将所得结论与西方现场比较，虽不能称彻头彻尾的科学方
法（因为我们无法将历史放在坩锅或试管里量温计重地重复考证），总算也尽到
历史学的能事了。这也就是说：从长时间远视界的条件下纵观历史无从全部客观
，必配有主观成份。亦即信仰的因素不能摒除。否则又何必借重大思想家？
１．首先将西方民族国家这一观念揭诸书刊的为法国人波丹（Ｊｅａｎ Ｂｏ－
ｄｉｎ）。他所著书，题为《国事六讲》Ｓｉｘ ｌｉｖｒｅｓ ｄｅ ｌａ
ｒｅｐｕｂｌｉｑｕｅ发行于一五七六年。波丹所谓ｒｅｐｕｂｌｉｑｕｅ不限
于我们所谓民国。他的着眼尚是民族国家性质的王国，境内人民尚不必操同一之
语言，其中甚可能包含很多小单位，各有其方言及习惯法。只因全境由国王操纵
，最先由于武力之征服。波丹书内主张增加国王之权力。至于宗教事宜则应对各
宗派一视同仁。私人财产权理当保障。王国内之基本单位则为家庭。既然男子富
于理性，女子则多情感，社会风气亦应男先女后。儿童则尚未成年，当然居副从
地位，奴隶亦应由家庭管制。
今日中国读者可能一再阅及波丹书而百思不得其解，只因其文字平淡无奇。
若所说只是开明专制，社会具「尊卑、男女、长幼」之序次，则中国古已有之。
即张之洞所处光绪朝亦较波丹所叙无逊色。何以作者竟因《国事六讲》而享盛名
？所著书凭何称西方色彩？又如何与现代化相关联？
原来欧洲在波丹著书时尚是一只脚停在中世纪里。欧洲中古最显著之色彩，
即是权威粉碎。我们所熟悉的英格兰、法兰西、日耳曼及义大利大体不过地理上
之名词，即国王亦不过群雄之首，不仅其疆域无从固定，而对臣下亦因婚姻世袭
及其他私人关系所订合约而转移，主教亦拥有领土，教规亦为法律。各自由城市
亦视其准许状可能在境内节外生枝。其症结则是欧洲之ｆｅｕｄａｌ ｓｙｓ－
ｔｅｍ与中国之「封建」不同，确是十足地将公共事宜当作私人产业处理。（莎
士比亚所作《亨利第五》一剧即表示因婚姻及遗传关系英国国王应兼法国国王。
）波丹提倡中央集权，旨在矫正这些弊病，亦可谓整顿其上层组织。他之所谓尊
重私人财产权，势必将「管制」与「享有」分作两途。以家庭为本位，亦即提高
一般平民身份，而低调于当中贵族体系。他之对宗教信仰采取宽容态度，势必减
杀教皇与主教之威权，而使民族国家之行政更世俗化。凡此都表示西欧诸国与中
国相较，政治组织发展晏迟，日后方始后来居上。波丹倡言一个国家必有其灵魂
与躯壳，已与我们所谓体与用之关系接近。波丹虽未明言组成此民族国家之目的
何在，但是各有其固定之疆域及完整之最高主权，必有朝经济方面发展具竞争性
之趋向。
一个世纪之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将波丹所提倡中央集权宗旨迈步实行，海陆
军向国境东南北三方拓土，使疆界领域更整体化，通令境内居民一律用法语，凡
尔赛宫内之官僚组织体制庞大，其成员为平民而非贵族，法兰西已成为一个民族
国家。其弱点则是不能消除内在基层贵族僧侣之重楼叠架，尚待十八世纪终之大
革命解决。
２．马企唯立Ｎｉｃｃｏｌｏ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义大利之佛罗伦斯人
。他的名著《君王论》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ｅ初刊于一五一七年，此书此人在西
方亦引起争端。他曾侧面道及，君王既受全民之托，生死与共，则不能在行事时
受一般道德习惯约束。于是君王用诡计亦为之，主持谋杀亦为之，其为令人敬爱
则不如令人畏惧之有实效。赏则要绵延不断地零星付出使受者经常带有希望而长
此感恩图报，罚则要一次罚清以免臣下猜忌而谋变。书中无道德观念，提及人类
之坏性格亦未曾矜饰。
只是已有专家指出，马氏所述并非人类应当如此，而是在文艺复兴期间已确
是如此。况且君王论亦暗示现代社会一个重要原则：公众道德与私人道德不同。
一个国家之首要不能一昧顾及本人之清名亮节而贻患于部属及人民。其「我不入
地狱谁入地狱」之牺牲精神有如明代首辅张居正。居正尝自谓「此身不复为己有
」，又自谓如笃席，可以供人践踏。今之革命志士尤其无法脱离此精神。
３．霍布斯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为英国内战时人物，其所著书《巨灵》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发行于一六五一年，书从初民坏性格说起，当时无政府无法
律，因为多数人追逐世间少量福利，免不得动手撕杀，是为「所有人与所有人作
战」之阶段。人人均有惨死之可能，于是他们相互协议，组织政府，各人放弃一
部份权力，授权于「巨灵」。此巨灵乃成为一个全能性政府，他可能为君主制下
之一人，也可能为代议政体下之多数人。巨灵以所授权之集体性格对付各个人，
因之他的旨意即为法律。
在霍布斯体系之下各人财产所有亦由此巨灵制定，是为「分配资源」。英国
之分配资源以威廉第一为准则。威廉自一零六六年由诺曼底渡过英伦海峡而入主
英格兰，他曾以英国土地约六分之一隶属王室，其他则以裂土封茅的方式偏赏臣
下。《巨灵》书中提出准则，亦即承认征服者有权处置被征服者的资产。在威廉
以后举兵者亦然。即经过兵燹而原封未动的亦等于新征服者以原产业授予现有人。
《巨灵》书内说明，如果国家最高主权人放弃政府亦未留继承人，则政体解
散，一切重来。如果巨灵无巨灵之威力，不足以制压强者保护人民，则人民亦当
停止服从，至此也是政体解散，回复到「所有人与所有人」作战的阶段，迄至再
一度另一巨灵之出现。
霍布斯性格偏僻古怪，他所写政治哲学，以自然科学的方式出于笔下，描写
似漫画，读来似寓言。然仔细想来，其文字仍含至理：有如满清颠覆袁世凯帝制
自为而失败后，中国进入一段军阀混战之局面，此亦即是「所有人与所有人作战
」之阶段。当时既无有效之法律也谈不上公平与不公平，只有力量与欺诈才能算
数。倘使长此下去，甚可能进入霍氏所说「无法产生关于地球上的知识，没有计
时的才能，无美术、无文学、无社会」。即今日以原爆作战也甚可能产生此万劫
不复之境界。
霍氏与发现血液循环之哈威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ｒｖｅｙ交往。《巨灵》
书中也提及新型国家生理之一面。此种国家之税收解入国库，又因为支付分润各
地，凡经行之处，一体繁荣。他所未及言明的则此大动脉旁之各细胞亦必具备公
平而自由交换之能力，才能在金融流通之中收到泽润之功效。
４．洛克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是英国光荣革命Ｇｌｏｒｉｏｕｓ Ｒ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的发言人。他的《政府论二讲》Ｔｗｏ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发行于一六九零年，而尤以当中下篇至今在美国仍
脍炙人口，因其提及私人财产权，不引用武力，最符合当日英国在北美洲垦荒情
形。洛克称上帝以全世界之资源分配于全人类，凡人以一己之劳力与一部份之资
源混合，即成为其私产。他说：「我的马所嚼草，我的仆人（洛克承认奴隶制度
）所刈之草地……都是我的人身财产，用不着任何人授权同意」。此情景固然适
合于荒地，可是对人烟稠密耕地久历沧桑如中国者如何打算，未为洛克提及。我
们只能想象，洛克之解释，已隐蓄着「劳力价值论」ｌａｂ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之一观念，所以中国提倡的「耕者有其田」之建议，应与洛氏
所说不相冲突。
「社会契约」的说法，见于霍布斯笔下，也得到洛克的支持。《政府论二讲
》所述契约无待全民参加，只是少数服从多数。芸芸众生，只要含默的认可
ｔａｃｉｔ ｃｏｎｓｅｎｔ，即已等于投票赞成。若是有人始终不能同意又如
何处理？洛氏认为此等人应赋予出境流亡国外之自由。
５．斯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及马克思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均被人视作与资本
主义有切身关系。前者甚至被人恭维其为开山老祖，后者则称为其劲敌。其实两
人一生著作全未在词汇上引用出来「资本主义」此一名词。马克思在说及「资本
家时代」之后，用德文引出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ｃｈｅｒ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
直译为「资本体制之立场」，今人有意译其为「资本主义」者，文意上似无不可
，但在专门名词于历史上之发展程序则不符合。
斯密所作《原富》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
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发行于一七七六年，与美国宣布独立为同时。此书并非资本主义
之经典，而实为倡导自由贸易之长篇论文。书中将自由贸易及政府无端干预之利
害据实直书，列证极详，所以斯密在本文所列思想家之中为最具有实证主义的力
量之人物。
《原富》书中提及中国土地肥沃，人民勤奋，全国富饶，曾一度被外人称羡
。近数世纪则毫无进展，想见其原因在于法制之阻碍此国家向富饶方面继续进展
。以下一段又对当今中国最有参考价值：
「在不同时代及不同国家里趋向富饶的过程中产生了两种政治经济体系
足以使国民富裕。一种称为商业的体系；另一种为农业之体系……商
业之体系实为现代体系。」
６．马克思无疑的是世界上最伟大思想家之一。他的长处是对弱者同情，眼光宏
远。但是他行文无纪律序次，有时先后矛盾，是以极易为后人断章取义的借题发
挥，与恩格斯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合著之《共产党宣言》发行于
一八四八年，用以支持当年欧洲各国之革命。其主题在阶级斗争。罗马帝国有贵
族、武士、平民、奴隶，中古时代有领主、陪臣、农奴、行会业老板、徒弟等等
，迄至今朝则惟有城市之小市民阶级凌驾于无产阶级劳动者之头上。但是此资产
阶级自掘坟墓，他们扩大生产集中城市人口，增进交通通信，等于替造反开方便
之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斗争必然引进共产社会，兹后之社会即无阶级。马
恩一方面提倡工人无祖国，共产党人发难理应自全世界著眼；一方面又在战略上
叮咛共产主义之斗士要适应环境，各依本国工业化之程度而转移。《共产党宣言
》对全未及工业化之国家如中国应作何区处无片言只字的指示。马恩一方面表示
其激烈态度，倡言「强力推翻现有一切社会条件」，一方面仍主张循序渐进，如
实行累进所得税、停用童工、提倡义务教育，此种种举措即在今日资本主义国家
亦早已是家常便饭。
《资本论》三卷发行自一八六七年至一四年，后二卷由恩格斯编订完成
。第一卷可称「资本主义之生产方式」，揭橥着「剩余价值」ｓｕｒｐｌｕｓ
ｖａｌｕｅ（德文ｄｅｒ Ｍｅｈｒｗｅｒｔ，马氏大部著作以德文写出，《资
本论》外尚有《剩余价值论》三卷。）之名目。资本家雇人工作，是为购买工人
之劳动力。马氏根据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Ｄａｖｉｄ Ｒｉｃａｒｄｏ之说法认
为工资不外使劳动力持续不断，亦即所付费足够劳工衣食生活等等之必需，不多
亦不少。但是劳工工作之制成品其价值超过于工资，此超过部份，则为剩余价值
。此卷一最具有意识形态，亦最有争议性。卷二可称为「资本主义之分配方式」
，及于销售运输。卷三为生产及分配之综合。
《资本论》不计及资本家承担风险筹谋组织之贡献，不计及生产分配以外影
响经济之其他因素，所以经济学家商彼德Ｊｏｓｅｐｈ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
称马克思仅提供理论上之技术，以及一种思维之方法。既如此则不能表示现代经
济之全貌。今日看来马氏之指摘，大部系十九世纪初期欧洲形貌。
剑桥经济教授罗宾逊Ｊｏａｎ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
里述及「利润比率」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ｔ之观念。利润比率即净得利
润与支付工资及购买原料，承担机器折旧等等总和之比率。换言之，亦即每一年
度内利润与投资相对之比率。卷一称此比率经久不变，卷三却说及此比率因科技
展开、生产技术增进、资本家又彼此竞争而下跌。如照卷三所说工资亦必因之而
上涨。
罗宾逊为具社会主义性格之经济学家，对中共向具同情，亦曾往中国大陆多
次。她著书称，前人所说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工悲惨情形，现查已与事实不符。刻
下资本主义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内之劳工均已丰衣足食，惟独尚待开放国家内之
劳工尚面临悲惨境界。此亦根据《资本论》卷三所述生产技术增进工资接踵上涨
之明证。
７．卢梭Ｊ．Ｊ．Ｒｏｕｓｓｅａｕ与黑格尔Ｇ．Ｗ．Ｆ．Ｈｅｇｅｌ同为著述
丰硕之思想家。他们所处时代不同：前者成名于法国大革命前，为人尊奉为浪漫
主义之开山老祖。后者享盛誉于拿破仑战争之后，为创造思想体系之哲学家，以
理想主义及辩证法而具称，卢梭所习惯的为瑞士村镇中的自治，黑格尔所憧憬的
则为他自己未及身见的统一之德意志帝国。两人之见解均具争议性，也曾为人引
用支持他们个别的政治见解和政治运动。此间我所提出的纯在两人共通的「公众
之志愿」ｇｅｎｅｒａｌ ｗｉｌｌ（法文ｖｏｌｏｎ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
）的一观念。并且以在历史上的解释为主旨。
卢梭所著《社会公约》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发行于一七六二年
，较《原富》稍先但与《资本论》相距则至少有一个世纪，书中否定各人自行其
是的自由。一个人享有自由获得权益，其大前提此人为社会之一成员。倘非如此
他又有何资格，据何凭借迳自称有此自由享此权益？而此项要求又向何人提出？
所以卢梭之言论最表现现代社会之集体性格。《社会公约》内称一个国家有
如一个具道德性之个人。他一方面要保持本身之绵延不断，一方面也要有「具全
般的及带强迫性的力量，去推动并安排各部份，使他们对全体有最大的利益。」
８．黑格尔《权益之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德文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ｓ
Ｒｅｃｈｔｓ）出现于一八二一年，内中将公众的志愿说得更明朗化，亦更多历
史含义。黑氏提及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内部纵多元化，要必具精神上之团结，方
能决定本身命运并执行本身意志。但公众之志愿亦不待彰名较著的宣扬提出，而
可以积年累月含默地进行保持。因为逻辑性之现实多时超逾人身经验。因之黑氏
指出纵时代伟人亦难能凭一己之意志将之全部操纵。（至此可以看出黑氏无意支
持独裁政治。）他们不过较旁人所见略多，能协定诸般力量而已。采取此立场黑
氏尚且反对凭空修宪。宪法产生于历史，「并非全部出于制造，它是亘多世纪之
成果」。
我的经验：一个学人如对上述纲要或类似的了解充份掌握，对中国近代史之
展开，必多积极性的看法。
四、中国现代史之轮廓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尚在满清末季，其上层组织为君主专制，以昊天诰命的名
义执行，带有宗教性格。基层原以小自耕农为骨干，近数十百年来佃农问题亦逐
渐引人注意。但是除了一九二九年金陵大学农学院作过一次实地抽查外，其情形
不得其详。一般印象则与传统观念相反：农村问题最大关键在于「贫」而不在「
不均」。耕作地既分割至细，则每一单位无从获得有意义之剩余，总之即不能存
积资本，租佃问题只使个人间关系更为紧张，却不能再更变整个局面。农村内之
劳动力亦为此种小块耕地所拘束，大部系低度就业ｕｎｄｅｒ－ｅｍｐｌｏｙｅ
ｄ，剩余之劳力亦无法输出或另谋生计。土地税之收入为数亦至为有限，只能供
应传统式之衙门而无从用作任何突破，中国之被称为「一穷二白」，不可能未具
备基层之原因。
至于上下间之联系，前在阐述财政税收情形时业已提及。在满清末年主持此
联系者仍为由科举制度及其附属机构所培养之士大夫阶级。他们入朝为官僚，退
职为乡宦，考试之前各省派有名额（传统习惯即称此为「选举」）。诚然他们可
以在国家与社会间具有衽带式之功能，只是他们之通知特长无非「诗云子曰」的
文墨及意识形态，只能用作维持「尊卑、男女、长幼」之社会秩序，即间或有能
臣，其所设施具有军事经济价值，亦因其为非常状态，缺乏上下侧面之支持，无
法造成体系，不能持久。
这是一种令人感到窒息的状态。传统体制上的弱点既在十九世纪彻底暴露，
二十世纪之清算旧体制有如摧腐拆朽。昊天明命的专制皇权既已于一九一一年被
推翻，维持上下联系之文官组织尚因一九零五年之废除科举而地位动摇。基层之
情形更早已失去掌握。如果历史真能纳入试管，民国肇造以来的事迹可以重演的
话，则前段所列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家应能对重演的事迹提出若干预测。
这也就是说，历史观点无非就今日立场将过去事迹回溯倒看回去。我们既已
身历百年来大变动之后果，理应能推究其前因。只是如黑格尔所说，逻辑性之现
实可能超过人身经验。亦即百年来发生之情事经纶万端，内外前后互为因果。看
法亦可千变万化。我们极易将偶然细节视作千钧重点；或将切身感受，视为全般
状态。所以亲身只眼体会之不足，尚待引用思想家之分析补助。而以上诸人所著
书，正符合刻下之需要。我们再度体念中国近代史及于一九一二年民国肇造至一
九二六年北伐开始，可以从前向后看去，感受到以下的倾向及徵兆：
●这国家正酝酿着一个划时代的大变动。主因为传统体系无法改造利用。凡
上层机构下层组织及上下联系均须重建。
●民国初年所修宪法约法以及召开的议会注定无实效。他们非历史产物，而
系仓促制造。他们本身尚为社会之外界体，不可能与基层接触。
●行宪失败军阀割据不能避免。在「所有人与所有人作战」的阶段内，只有
私人军事力量，以人身关系联系，用不正规的财源支持（如鸦片专卖）才能差可
维持秩序。军阀之弱点不在违法（此时已无有效之法律可守），而系不能保国卫
民。以中国幅员之大，军队－指挥全赖私人关系，其经费来源又不规则，即至难
在一两个省区外收效。是以军阀连年火并未已，遑论及创造新体系，是居「巨灵
」之位而不能提供巨灵之功用。
●次阶段才为革命政权之兴起，可是纵如是，革命政权最初亦只能在军阀体
系之根基内产生。不过人身关系可以逐渐代以革命意识。鸦片专利式之筹款，逐
渐代以较正规方式，如收回关税、向外借款等。在技术上讲其衍变仍为渐进。
●革命政权首先重建中国之高层机构，使国家能独立自主，但终亦必改造其
基层。整个体制改组有以下诸特点：
·商业法律代替农业式之管制。
·为赋予各个人公平而自由交换之能力，「劳力价值论」将被引用。
·干预私人财产权限于军事行动及尚未复员期间。
·改组成功之后国家社会具有竞争性之经济性格，也能用数目字管理。
●此种广大的群众运动有军民广泛而不计牺牲的参加，无疑的背景上必有「
公众之志愿」在。但是在过程中即领导人亦无从全部了解其行动之真意义。况且
利用群众心理，又为任何革命行动中不可或缺。所以在行动的过程中，有意与无
意之间必将产生歪曲事实之意识形态。凡此均待编修历史时订正。使事势确定而
不可逆转时使全民能接受历史之仲裁而赋予含默之认可。
有了以上的了解，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出：北伐开始蒋介石与当日之国民党之
所作为实系替新中国创造一个高层机构，包括形式上具有全能性之政府，统一军
令下的国军，全国通行之币制，数百年来未及施行之征兵法等，从兹获得外强承
认。此工作之一部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借北伐及中原大战时推行，当时仍接受笼络
收买军阀部队，如是继续至抗战时完成。
此项工作不能得到好评，而且受「贪污无能」之指摘者，实因高层机构仅具
轮廓，并无基层组织在侧后支持。纵即国家具现代型貌，社会则依然故我。有如
新型军备器械经行内地，民间无适当之交通工具策应。兵役实施不如理想，则因
健全之司法体制尚付阙如。国民之识字率亦不及百分之十。甚至军中不能以阶级
服从，权利义务重重节制，而系倚靠人身关系以「有面子」及「无面子」之落后
的社会价值维持。此情形亦等于骨骼具在，其筋肉血脉及神经系统则疏松残缺，
仍不能作正常之运转。
责备蒋之不能整饬内部，批评者须先看清中共企图翻转改造中国低层组织之
困难情形后方能作定论。
及至国军撤退至台湾后，乃因此地无大陆一片赤贫情形，日据时代亦在社会
改组略具根基，乃可以陈诚主持之一九五三年「耕者有其田」之法案强迫地主以
低价让出限额以外之田土，由佃农接收（仿麦克阿瑟在日本之土地改革）。并接
收美援（至一九六五年美援停止时共得十四亿美援），才避免社会冲突，收到改
组基层之实效。又在一九六七年颁行新税制，全面增税，打破传统经济在低范围
内保持平衡之局面。增税收入则将国民义务教育由六年延长至九年。台湾今日之
推行民主不能不归功于数十年之预备工作。
改造中国之基层，其最艰巨一部分工作仍在大陆，由毛泽东及中共执行完成。
中共与国民党联合之后交兵，役使一九三七年放弃内争而共同抗日，抗战中
途又再度反目，终于对日胜利后展开全面之内战，此中头绪纷纭。可是今日局势
澄清，我们可以看出：创立新中国之高层机构及重新再造基层同属艰巨工作，虽
则事势上须要连系，技术上却至难并容，蒋之创建高层，旨在救亡图存，凡参加
者来者不拒，不仅兼并异己，尚且招揽军阀残余及社会上之旧势力，以期用现有
力量突破难关。毛及中共之改组基层有如更换地毯，必须掀动全局，无可妥协。
只因此间之分岐，两方之对外政策，动员程序，宣传组织始终南辕北辙。
两党之分裂背离固然始自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之「清党」，可是清党运动前中
共亦已暴露其背离态度。此时争辩谁是谁非无益，总之中国之长期革命受内外煎
逼，时间短促。群众运动亦有如个人，有自卫而图生存之必要，此为内战之核心
原因。
此间尚值得注意者则最初多数共产党人，亦如其他国际共党，旨在遵循马克
思及恩格斯之信条，活动于大都市，集中于经济前进部门，不意中国新兴工业范
围狭小，劳动阶级力量脆弱，一经国民党摧毁，只有接受毛之领导，从兹中国之
共产运动主体上只是一个农动，专注于社会之最低层，迄至一九四九年毛亦
无意另自构筑国家之高层组织，大部队只用无线电联络，整个摒弃都市文化，亦
不沾染金融经济，以干部开会讨论方式代替职业性之官僚机构。如此虽与蒋及国
民党成为生死对头，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上讲却又有分工合作的功效，也有如接力
运动。
这长时间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无人能全部掌握，构成整体的腹案，处处按
计划施行。而是各尽人事。只因为问题之庞大，超过任何人事前预计之眼光。只
到社会里的各种因素全部投入历史与战争的大熔炉内，这些因素的消长变化，凝
聚而为「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才符合黑格尔所谓「逻辑性之现实多时超逾人身经验」
的说法。他和卢梭所说「公众之志愿」的内容，至此才全部揭晓。
以「贪污无能」四字指责蒋介石的人，大都尚未了解他手下问题之大。国军
在大陆的失败，实际由于在城市中构成的金融体系，缺乏农村全面的支持，在入
不敷出的情形下终至破产。中共发展至今日之情况，大都亦系摸索而来。总之当
初发觉与国军作战，不得不以土地改革为饵，诱导农民参加。以后一步逼一步，
明知地主、佃农、富农、贫农当中区别有限，只是不彻底杜绝「剥削」，无法突
过难关。及至没收地主土地按口均分之后发觉此非长久之计，乃决定由合作生产
至集中生产，才有大规模之人民公社。
可是纵如此，数亿人民失去支配本身命运之权利，虽「解放」而全部农村仍
只被搓捏而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既无法制也缺机缘使农村内剩余的劳动力向其
他方面另寻出路，而毛自身也发觉解放已到尽头不能再解放的彷徨。据他私人医
生所说，他晚年刚愎自用，一心与天地同高，去长江大河巨海中游泳，与多数年
轻女子发生关系，经常数日数夜不得成眠，从一个革命的理论家和实践者转变而
为一个脱离现实的诗人与艺术家。固然他的私生活不足以毁灭他的群众运动；只
是他已冒险犯难解决中国几百年留下的大问题却又使今后的局面停滞，他自己也
应知道此非历史的决策。所以他最后与尼克森修好，已表示有打破局面的趋向。
其实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并未完全停滞。此时政府用「剪刀差形
式」以低价向农民购买粮食，也以低价配给市民，借此压低两方工资。据北京国
务院一个研究机构的估计，中共统治的前三十年，全民吃大锅饭穿蓝布袄，节存
得一段资本。内中农民之贡献即值六千亿人民币（一九八五年之价格），为邓小
平改革开放之本钱。
「只有改革才是大道理」，这句话笼括着中国今后动向，也宣扬着继蒋介石
毛泽东后中国长期革命中第三阶段的主题。在重商主义的气氛下，经济不仅要提
高人民生活，并且尚要在交往进出之间厘定国家的新法律。近年大陆草拟并公布
的法律，如公司法、劳动法、保险法、对外贸易法、和国家赔偿法等即是重订上
下间法制性联系的表现，借此构成永久体制。
难道过去全无类似的条文与例规？当然具有。可是能否行得通，其能通行的
范围则成疑问。原来一项法律能否执行生效，全靠社会之强迫性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ｏｎ在后做主。过去中国之立法表面上现代化，实际与人民生
活习惯相违或互不衔接，其词句读来似外国文，宜其无法通行。再向其侧后看去
则是民间的经济因素无从公平而自由的交换，政府的财政税收开支也不能在数目
字上管理，所以外强才要开设租界，制立领事裁判权，从事内河航行，进而划分
势力范围圈。这也就是说，民族、民权与民生都有彼此关注，互相牵引的作用。
除非有体制上的改革，无从局部的现代化。
今日之中国决非所有的问题均已解决。但是经过五十年的彻底破坏和以后的
重新部署，规模已具。即大陆方面的经济发展也可以自乡镇工业着手，即是上下
左右可以交流贯通之明证。此中情景已逐渐与西方习惯衔接，也与世界潮流融合
，此与传统的尊卑、男女、长幼之社会有了至长至远至大的距离。
五、中学为用的缘由及应赋予的考虑
如上说来中国长期革命已告功成，中国历史既与西洋文化汇合，百年来的改
造与奋斗也可以用西方科学知识与政治经济思想解释，从今之后，中国是否应放
弃传统文化而彻底抄袭西方？
在答覆这问题之前，我须要提出两个例子。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后被美军占领
了七年，也曾接受麦克阿瑟主持的「再教育」，只是这国家传统精神之称为「神
道」的只有较前更蓬勃。原来神道并无不能解说的奥妙，无乃穿鲜明洁净的衣服，
应山川自然之灵气，在日用生活中掌握到适时动静的诀窍，以便和宇宙之运转呼
应。如果在精神上能与大自然的力量凝聚，也可以在一种诗意的情绪下，算作进
入了永久生存的境界。用这种信仰与习惯去支持军国主义固然可以乘「神风」而
升华，可是用以探求科技，协定工商事业，也可以精益求精，在个人及团体间，
感到互助互信的功效。日人即用以资助战后之复兴，保持民族精神而在和平竞争
之中占先。
新加坡华裔人口占百分之七十，传统儒教思想具在，其他以马来民族的成份
多，信奉回教。附近也全是回教徒之领域。两种传统之精义，均主敬而重纪律。
虽说创制伊始，做作得过火，却决非无民意支持。
德国十八世纪哲学家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在写作时极力
倡导「民族精神」(Volksgeist)这一观念。他认为每一民族和每一国家在其发展
的过程中即已创造其独特之风格。这民族精神之一观念，也是黑格尔提倡宪法乃
是长期累积而成不容临时制造之凭藉。
说到这里我们也面临另一问题。我作此文时中国正被东西方很多国家猜忌。
一般的观感：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拥有十亿以上的人口，尚拥有原核武器，预计
下一世纪里，她的国民生产毛额也要居世界第一（此种估计凭何标准是否实在不
计），自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又屡与邻国发生武装冲突，尚且向外兜售武器，扩
充并提高军备，筹议建立远洋海军。因此若干美国人士公然提出拆散中国和堵截
中国。当中一个比喻即是今日之中国，已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而我在
此时提出发扬中国的民族精神不算尚且引用德国学者，这不是火上加油，增加中
外间冲突的可能性？
我的答案如此：赫德所提倡的民族精神，并非穷兵黩武，而系有创造性艺术
性的成就，见于诗歌及文艺。主张这样的见解也不只他一人，像英国政治家柏克
（Edmund Burke, 原籍爱尔兰）反对法国大革命之过激，主张对美洲殖民地宽厚，
至今被奉为欧洲保守主义之巨擘，也曾提及若国家为人民公约组成，这公约应包
括死者生存者及尚未出生之下一代，保存着科学和道德，不能像买卖胡椒、咖啡、
烟草与印花布那样的方便。而我在这里提出的民族精神也非暴虎凭河死而无悔的
匹夫之勇。那样粗犷性格始终不是中国人之本性。
如果我们引用长远眼光纵观历史，不难看出中华民族特出的精神，无逾「人
本主义」的根基巩固。人本主义(humanism)即是以人情为主体。其立场并不反对
宗教，但无须宗教之神秘性格，有如「祭人如人在，祭神如神在」，和「敬鬼神
而远之」。它也不待于逻辑之完整，因为逻辑乃是办事时之工具，并非掌握全部
人类思潮之主宰。所以「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中国之人本主义尚且不分畛域，有接近世界主义之趋向，有如「舜东夷之人
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和「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处份荒服」。
也必会站在防御战的立场而不主张发动侵略战争，才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
惟恐伤人」的说法。而其最重要的关键则是「不为己甚」，「忠恕而已矣」。
儒家的思想，纵受法家与道教的折冲和调节，主要的是一种入世的思想。个
人之希望永存也不过敬宗法祖子孙相继，在血缘关系上得到永久的存在。因为爱
自身才推己及人。于是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一时并往诸来。因之才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秩序。
这样说来，我岂不是也陷入「诗云子曰」的巢臼，在宣扬「尊卑、男女、长
幼」的社会价值，回归到鲁迅所谓「吃人的」旧礼教？
此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这也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精义之所在。君主
专制体系之提倡道德，以狭义的道德，写进硬性的刑法里去，「诗云子曰」构成
士大夫特殊人物进身之阶，各人以道德标榜自称君子，斥旁人为小人，以发动党
争，争取名位。「体制」与「用途」之不同，有如「政」「教」之分离。今日提
倡之伦理道德，则在程序上次于法律，而品位上高于法律。各人既为公民，首先
必受权利与义务的约束，断无不守法而知礼的道理，也不当以名誉要挟，逼人为
善。更不能以一己主见，自以为是「理性」而违反经过技术上程度之立法。
中国革命业已推翻了「尊卑、男女、长幼」的桎梏，因为这种教条成为法律，
造作人为的不平等，妨碍社会上公平而自由的交换，迟滞了社会的进化。可是这
并非主张在百姓日用的场合上讲，连各人自动的敬老尊贤也要摒斥，家庭成员的
分工合作之和谐也算反动。「藏富于民」做得不好，使税收短缺，政府无从为人
民服务，于是只重管束，已经我们批判。可是这也不是主张民间应无丝毫储蓄，
所得应涓滴归公。提倡「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可以判明此间之是非。
而且中国人人本主义的精神始自家人亲友，也无法禁断。我随意翻阅台湾的
报纸刊物即发觉龙应台、高信疆和聂华玲诸人的作品提及母爱，情绪细腻而洋溢，
即为其他各国现下文艺之所未有。朱自清所作《背影》，叙父子之情，为我年轻
时读过，今日仍为台湾若干学校选定的读品。前些日子我遇到小说家张大春，我
刚一提及数十年不去大陆，旧地重游时发现凡所交往接触，昔日之人情味依旧。
他立刻首肯，因为他所闻所见也与在台湾的经验相似。可见得传统文化的力量源
远流长，不因体制改组而漠灭，虽「文化大革命」亦不能使其动摇。
中国人所谓「学」含义极为广泛，包括自然法规(law of nature)、诗歌文
艺、人伦道德。换言之，不仅是知识，实际是教育。所以古籍中很多资料，而尤
以《诗经》、《四书》、《左传》、《庄子》和《史记》等，或陶养性情或放宽
视界，而帮助年轻人自我的树立律己的原则和主敬仗义的精神。从这些资料中，
我们也才能产生海内外华人之共识。我主张多采用作小学中学内的国文教材。既
称为「用」，则可以接受过去的安排，不必另造成系统，指定解释的权威。这些
资料的引用，当然要有选择性和适应性。我们当然知道今人无法守「三年之丧」，
也不能动辄「触槐而死」，也不能因人家「日进车骑美女」即仗义轻生。我们要
知道时至今日，在美国教堂里做礼拜，牧师与信徒读「摩西十诫」，犹且将「你
不当觊觎邻人的妻子」和「你不当觊觎邻居的牛」说在一起。我曾亲耳听到一位
「星期天教师」（sunday school teacher, 当成人在教堂礼拜时在隔室以基督
教义讲释于孩童前的教师）说及，当她讲释耶稣教人被旁人批颊时，可以另颊请
他照批一节曾引起孩童的轰动。他们都说要是被人欺负而不还手，他们的父亲将
会不理睬他们了。此中包括一个言辞与习惯的问题。以纪律约束自己的贪枉和替
对方着想都是基本原则，如何实际运用今昔环境不同。
六、「用」必须因「体」而调节
从最长远的眼光看来，中国历史之发展以公元前因环境需要构成政治上的初
期早熟，所有文化上之传统即在此时具定型，所以我提出的古籍也以此期间为主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即泛称秦汉之交以前的四百年为「子学时代」，收获
最为丰硕。兹后自董仲舒迄康有为前后亘二千年统为「经学时代」。此期间的学
者大体只重新解释经典，无非「旧瓶装新酒」。他不可能对这段时期特别推崇。
「中国在许多方面不如西洋，盖中国历史缺一近古时代，哲学方面，特其一端而
已。」我读来深具同感。上文提及二千年来法律既无新创意，经济进后反退，政
治思想里即不可能有划时代的突破，总之即无法避免官僚政治的体系。宋儒所提
倡非只个人之修养，他们以为用宗教式的虔诚感应，透过正心诚意，即可以治国
平天下。因为物有阴阳，气有清浊，即反应而为事有正邪人有善恶，或依「天理
」或循「人欲」。因之将所有的技术问题说成一个道德问题，导引出来「君子」
与「小人」之争。至此将伦理之理、心理之理、物理之理和地理混为一谈，用美
术化的方法互相影射。我已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书内有专题的批判。李约
瑟博士也早已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卷二说及此种见解，在尚未产生一个「牛
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总之其结论则是
「不能用数目字证明」。我尊重各专家从心理学的立场研讨理学可能的功用，或
从社会学的立场分析理学家之背景（即李约瑟批评理学和《易经》，也要经过研
读的阶段）。可是我不能从长远的历史眼光看来，承认宋元明之理学是推进中国
之工具，尤不能相信它代表中国人之民族性格。
明代心学最高峰以王阳明为代表。他否定知识出自客观，他的口语为「天下
无心外之物」，其所牵涉我已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述及李贽时提及。最近蒋
介石之文件公布，内中表示他本人受王之影响极大，（因之台北的草山经他住过
即名为「阳明山」）王阳明之「知行合一」被蒋更推进一步，成为「不行不能知
」。蒋之领导抗战最先无全般计划，无预想出路，无友邦支援，无财政预算，只
以被逼不已，挺而走险，企图死里求生，虽处旁人感到绝望境界而始终不承认现
实，而抗战也终因此获胜。我已从《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里推崇他的
度量与气魄。可是我仍只能承认他的倚藉是一种革命心理，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一
种行险侥幸的办法（他自称「瞑眩疗疾」和「孤注一掷」）。所以我不能认为这
是一种正常的哲学。我对王阳明的看法，亦复如此，「天下无心外之物」过于主
观，不能构成共识，而终明代王学也只能产生一种分裂的作用。
在叙述经学时代时，我接收冯友兰的见解，承认中国哲学家并未在这两千年
内打开出路。当然这样的否定，并非绝对。中国人创造的佛教教义透过天台华严
诸宗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作为团结的力量，不能抹杀。即不能极度的恭维
朱熹与王阳明诸人，也并不是要将他们的名字，摒除于中国通史之外。只不过阐
明他们未能在官僚政治之外另辟途径，中国才在二十世纪须要全面改造，推究其
因果时我们只得借重西欧的科学家，而在体制上讲，中国之现代化与西化区别至
微。
倒是在改造的过程中传统精神再度活跃。蒋介石手订的《军人读训》（一九
三六）之序提及：「如何而后可以保我祖先遗留之广大土地？如何而后可以保我
繁衍绵延生生不息后代之子孙？如何而后可以保我国家独立自主之国权？」已经
标榜着一个作防御战，在血缘关系下求永存的宗旨。他所作对联「生活之目的在
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之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一九二四）则更有
一个超过民族主义进入世界主义的趋向。毛泽东虽自承为马克思的信徒，动辄标
榜阶级斗争，在他不经意的时候却流露着他所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无可推卸，有如
不受逻辑拘束的「愚公移山」，和他所作诗「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以美术化的方法和道德观念支持革命的实践。邓小平之趋向人本主义的表现更
为明显，见于他的口语，也见于他的生活照片。中国的长期革命是传统精神持续
的发扬之后果。
七、结论
西方因受宗教上「原罪」(original sin)观念的影响，承认人性为恶，自柏
拉图(Plato)至奥加斯汀(St. Augustine)都否认人间可能有至美至善的组织。所
以民事政府不过问个人良心之事，只规约各个人不侵犯旁人，对公众也只尽有限
的义务，其他忏悔赎过良心上之事概由教堂处理。这种有限度政府(limited
government)平日干预各人生活不深，技术上之能力反繁复。一方面也是由于经
济发达，凡民事都可推送到货币头上去。政府只要厘定税收条例，利息限度，工
资与雇佣关系，遗传与破产程序等等，即已大致完成其管制之职责，无须事前干
预各人行为，至私人之争执更是法庭之事，一般情形之下无须普遍的使用警察权。
但是这种体系及其日用之规范，经过几百年实用而成，而且近身之改革无日
无之，有时反覆修订。中国放弃传统昊天明命的皇权，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
结构，和民间彼此放债收租的习惯已经在民主与自由的途径上猛进一步。今后的
修订还待两种思想体系琢磨切磋而成，尤待经济继续发展构成多边社会之需要而
定。此时如放弃精神上之力量和人本主义之精萃，一意在抄袭西方，尤以在大陆
法制尚未完备时，各人即在争取个人主义之权益，都只会迟滞民主与自由的展开
。我在一九年北京版《万历十五年》之跋内提及「西方所谓自由与民主都是
抽象的观念，务必透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国之民主
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国之自由也与美国的自由有差别」即沿于此理
解。
不仅如此，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精神尚有它特殊的任务在。
现今在台湾、香港及中国大陆构成的经济体系都具有西方现代商业之规模，
也都取利于各处价格之不平衡，也都具竞争性格，因之也被西方若干人士嫉视，
堵截中国和拆散中国之提议由此而起，虽为极少的人士提倡，却深具危险性。现
今之工商业一经展开即无法遏止，我在写这篇文字时大陆农村内剩余之人口趋向
城市就业的以数千万计（德国及挪威工业化时此等剩余之劳力以向外移民解决）
。我们企望进入二十一世纪，他们则挣扎着进入二十世纪，以这问题之大，不是
我们置身于香港台湾甚至日本和美国即可以处于事外的，也不是军事力量可以阻
遏的。惟有疏通今日城市中经济方面前进的部门，才能舒展内地落后的部门。诚
然世界之资源以现今分配的方式不容再高度的竞争，可是这不是一个可以用战争
解决的问题，即使中国的问题不计，世界上还有近一半的人口，他们也希望进入
二十一世纪，他们也可能受到压力全面改造，采取工商业体制。
这样看来世界各国全面目竞争的局面已成往迹，今后各国衷心合作成为不可
避免的途径，操纵阳光的能源，改造地形，修整工业对环境的污染破坏都是超过
一个国家能力的工作，都需要大量投资也都可以在分工合作的条件中赋予先进国
家及改造过程中的国家如中国全面雇佣的机会。
古人说「继绝世举废国，柔远人，来百工」虽然免不了自高的语气，却为其
他世俗文学里所无，只有宗教的经典里才有类似的说法，尚且未曾说得如是剀切
。今日中国为着本身之安全和对全人类的贡献都有继续着此传统之必要。可是将
这些响亮的名目付诸实施前，台湾海峡的两岸三方务必增强互信。过时的名号如
「共产」可以就此放弃，打破马克思不能评议的禁忌。以历史代替意识型态，也
就是接受历史的仲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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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30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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