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大院的故事（二）：举案齐眉
梅彬夫妇属于姨表亲，男方是女方的表弟，相差两岁。因为青梅竹马，两人感情甚笃，但是旧式举案齐眉的那种。家务均由女方料理，男方是家中甩手掌柜。 他们共有两儿三女，搬入大院时除最小的儿子，都已参加工作。前四位均系大学文化，有做科研的，有搞艺术的，其中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在外地。梅彬的夫人岑老师每每提起他们，都是满脸自豪。 大约由于血缘太近之故，他们最小的儿子是个聋哑人。大院中的孩子都叫他哑巴，大名已然不记。哑巴长得异常英俊、高大，聋哑学校毕业后分到工厂上班。因不能与我辈交流，见面只是咿咿呀呀点头，如同隔着两个世界。 梅彬身材适中，在夫人的料理下，头发花白却梳理得一丝不苟，戴副金丝眼镜，平日总穿一身整洁的西服，不扎领带。想象着他若拿根文明棍，十足就是国民党的高级文职人员，如夹本书，则似儒雅、清高的高级知识分子。父亲说，解放前他确实不是普通职员，而是国民党政府最大报纸之一的社长，铁定的高级干部，不过须加上“反动”二字。解放前夕，他识时务地及时登报声明脱离了国民党，算是弃暗投明，这才有资格参加民主党派而不是被投入监狱。当时，给他的待遇为处级科员，没有处长实职，与解放前的职务级别相差甚远。父亲于是做结论道，他必是因此原因才对组织心生不满的。 平素，他在大院出入，均属上下班时间，除与熟人打声招呼，从不多言。 “祸从口出”，这是老祖宗的四字真言。谁承想，1957年他却将上述真言抛置脑后了。 据父亲这个反右积极分子说，鸣放时他居然跳出来给组织提意见，为别人鸣不平。其实，反右前夕，他已被提拔为国务院参事，相当于司局级了。连升两级，本该感恩戴德，没想到他却不识抬举，说好多人革命工作干很久了，有成绩也有功劳，都该提升。河边无青草，不要多嘴驴，领导最恨这种替别人说话，所谓为民请命的角色，因为最具煽动性。果然，“引蛇出洞”之后的大批判他就倒了大霉，将他的罪名定为“煽风点火，挑动革命群众”。别看梅彬平素一派知识分子的儒雅，骨子里却拧，都到这步了，他竟拒不检查。群情激愤下，成为受批判的重点。 机关的反右斗争与全国一样，都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具体就是在两位公开身份的党员指挥棒下转。一次批斗会前，其中一位向父亲授意，让他在当天的会上质问梅彬。尽管他与梅彬从没红过脸，私人关系还算不错，却毫不迟疑地照办。 由于梅彬对党代表的抗拒，结合他的反动历史，最后当然被定为极右分子，送往东北劳动改造。用父亲的话讲，到东北充军去了。 多年后，他见到父亲，显得非常大度，对父亲充当批判他的积极分子仿佛早丢到九霄云外，两人还很亲热地话家常。提到东北，他只说那里太冷。还举了个例子：房间里没火，墙上只要有针孔大的一个洞，室内外的温度就差不多，人几乎要冻成冰棍。晚上睡觉，他从没脱过衣服…… 梅彬的老伴身材瘦高，不漂亮，却相当精干。她与我家打交道较为频繁，原因是她曾和我八姨一起搞过街道工作。从某种程度说，她甚至救过我妹妹的命，是她第一个发现小妹缺钙抽风，并及时送往医院抢救。但在他们全家搬离机关大院之后，她不仅立刻从我等的视线中消失，也从我们的内心抹去。不会再有感激，我们得赶紧与她划清界限。 而反右前，她一直是大院中的活跃人物，且是街道积极分子的头头之一（是否为居委会主任我搞不清楚）。在她领导下，曾将街道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过。她完全属于义工，并无半分劳务收入。 听说她出身世家，毕业于北京大学，解放前曾当过教书先生，甚至还做过国大代表。五十年代初，凡没投进监狱的，对其出身来历还不甚讲究。就因为她当过老师，大院中的妇女便尊她一声岑老师。却不知为何解放后她不再继续工作了？她似乎比父亲还大几岁，搬进来时该是五十左右。 虽然有个哑巴儿子，曾老师却相当乐观，搞起街道工作废寝忘食，在家把丈夫儿子伺候得服服帖帖，见面总是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仿佛精力、能力都无限。 她的长子叫梅子齐，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某研究机关供职，三十一岁尚未成家。梅子齐见着大院的人一般不打招呼。因为脸长，个子又高，活像一棵能活动的大杉篙，静悄悄走入自家门户，然后便立在窗前摆弄小提琴。梅家的窗户往往敞开着，我等在对面可见一张长脸紧偎琴上，全神贯注，对外面的世界充耳不闻，拉的都是旋律异常优美的外国名曲。因那时国家与前苏联交好，像《一条小路》、《喀秋莎》等常听他演奏，只是琴艺一般。 岑老师与我家八姨很合得来，印象甚好，曾有过将她介绍给长子的念头，只囿于她休学后一时没有正式工作，怕将来拖累儿子，遂开口求她给介绍一位自己的同学。 正巧，八姨的同学，我们都叫汪阿姨的，刚从东北某大学毕业，刚分配到北京某部工作。汪阿姨生得娇小玲珑、面目清秀，一副四川姑娘的精明强干。这样的姑娘在学校里肯定不会没人追。八姨说，曾有好几个不错的小伙子对她穷追不舍，可她嫌人家太活泼，怕将来不可靠，便一律叫他们吃了闭门羹。那个时代，女人择偶的逻辑非常奇怪，找对象几乎一律要求老实，所以闷瓜当道。 既然梅子齐凡人不理，那就一定不拈花惹草，想必也老实。他是单身，汪阿姨也没有男朋友，两人又学历相当……似乎所有的硬件都匹配。八姨遂决定牵这根红线，母亲也特别支持。 以后的发展详情不知，两人却终于喜结良缘，还请我们全家到老东安市场的森隆饭店喝喜酒。不瞒诸位，为了这顿饭，我这馋猫兴奋得曾抓耳挠腮。 酒席宴上却很扫兴，记不得为了什么原因，新娘子竟拂袖而去，搞得八姨这个红娘十分难堪。 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一开场便如此不顺，今后还能有好日子过？ 两人性格不合，梅子齐又好吃懒做，两人感情一直不好。反右过后，梅子齐受父亲连累当了右派，同样是充军的命运。就连汪阿姨也受牵连，被从部机关踢出去，到一所小学做会计。她是学成本会计的，小学校里哪有成本可言。汪阿姨觉得在梅子齐劳改期间与他离婚不仗义，所以，这段婚姻得以苟延残喘多年，直到梅子齐改正之后才办了离婚手续。汪阿姨被这场婚姻弄得筋疲力尽，从此便不愿再进围城了。 “臭老九”尚未翻身之时，汪阿姨与梅子齐唯一的女儿初中毕业，她坚持叫女儿报考职业学校，学习厨艺。我对此颇不理解，她冷笑一声对我说，上大学有什么好，不过像我混饭吃吧！当厨子多好，将来还不愁有饭吃呢！ 梅彬刚被划为极右分子还未送走之时，他那个学艺术的女儿突然疯了。被接回娘家后，整日披头散发，在大院里跑来跑去，嘴里念念有词，却含糊到谁都听不清，颇有点像她哑巴弟弟的发音了。不知是否也受到运动的冲击？ 那时，岑老师街道积极分子的资格已被取消。面对突降的灾难，她却荣辱不惊，不卑不亢，对人的态度一如既往，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没多久，新街口机关宿舍竣工，她们一家搬走了。我再也没见过岑老师一家，只偶尔见到汪阿姨。她因与梅子齐不合，与岑老师一家的关系也紧张。只她女儿偶尔去奶奶家走动，从她口中能得知梅家的少许消息：哑巴已结婚生子，那个精神病的女儿已过世…… 右派改正后多年，老两口仍健在，一直活到九十多岁，如今当然具已仙去。愿老两口在另一个世界走好，仍是举案齐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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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14 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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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15 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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