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对几个博士生选题问题来信的答复

 

    我已经入学一个学期了,一直找不到一个好的选题。找导师商量过两次,导师只是要我自己多读一些书,多听一些课,按照过去自己硕士论文的方向,去选感兴趣的题目。但我对过去所做的社会史方面的题目实在提不起兴趣来,很想利用我在英语方面的长处,在中外关系史方面找一个适当的题目来做,却一直不能确定目标。您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答:很抱歉,你的问题太空泛了,甚至没有能够给出你的专业方向,我这里也无法给出什么好的建议来。博士生选题,务必要有所设计。第一,要和导师的方向大体相一致,这是为了便于自己的导师给你进行指导。这样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博士生培养的体制决定了你很难因为你入学之后发现兴趣不同,而改选另外的导师来指导你的论文(除非你的导师取得了另外的老师的同意)。这是因为其他的导师也有很繁重的研究教学任务和指导自己学生的工作要做,很难对你负责到底。如果你的导师因为完全不熟悉而无法具体指导你的研究,发现你研究中的问题并准确评价你研究的成果的话,会对你通过毕业答辩非常不利。第二,要和自己未来的择业意向尽可能相适应,这是因为许多博士生未来择业并不选择研究历史或从事教学,读历史学的博士生只是转换工作单位,特别是进入大城市和走上从政或从商道路的一个跳板。对于这样的学生,我们通常会建议他们选择一个较易完成,不必特别考虑将来拓展空间的具体的研究题目。而对于一心想要从事学术研究和进入教学行列的学生来说,我就会建议他们在最初选题时不妨野心稍大一点,避免因为博士论文选题的局限,导致将来进一步深入研究时,发现拓展的余地太小,不得不重打鼓另开张,从而影响到自己将来的学术成长。你的导师建议你尽可能沿着过去硕士论文的方向选题,可能多半也含有同样的考量在里面。你只要留意一下那些毕业后出成果较快,甚至几年之后便在某一方面突显出来的年轻学者,就会发现,他们中多数都是选题较具拓展性且甚少变换方向的。因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在于资料的积累和对于所研究的的史实的熟悉。选题方向变化太大,自然不会太有利。当然,如果你实在对过去的研究方向不感兴趣,想要改换方向,也并非不可以,但还是以取得导师的同意并和导师商量好指导的老师为先。


    我对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的“低调俱乐部”问题很感兴趣,也读过一些有关的书和文章,我想知道我能否以这个问题做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如果可以的话,我应当怎样进一步去查找这方面的资料?

    答:这个题目应该是个比较好的选题。博伊尔的《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虽然就此已写得比较具体,但毕竟是过去三四十年的研究成果了。新的研究成果和相关史料近些年透露了不少,应该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我想你一定看过杨天石教授前两年在《近代史研究》发表的寻篇考证胡适1937年主张忍痛割让东北以避免开战的文章,以及杨先生和其他学者近几年发表的涉及到战时中日秘密交涉问题的有关论文。两年前湖北人民出版的陶希圣后人所写的《“高陶事件”始末》,也提供了相当新的资料。台湾学者曾经出版过《从函电史料观抗战时期的蒋汪关系》,包括台湾学者和国内学者出版过的其他研究汪蒋关系和汪精卫投敌经过的论文论著,尤其是以研究汪精卫著名的邵铭煌、蔡德金、王克文等人的东西,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他像早些年出版的《汪精卫集团投敌》和《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等,也是博伊尔所未能利用到的资料。另外必须要读的,自然就是胡适日记、周佛海日记和胡适、陶孟和以及当年汪精卫有其周围诸多政治人物的各种报刊言论了。这些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都会逐渐显露出其重要性。作为博士研究生,你研究这个问题最大的欠缺就是不大容易利用到台湾所藏蒋介石档案和日本外交省保存的相关档案了。不知道你所在的学校和你的导师有无可能帮助你申请赴台查找相关资料。如有可能,最好争取走一趟。但即使暂时实现不了,透过目前已经透露出来前人研究所提供的蒋档和日档中的有关材料,也还是可以做这个题目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因为今天来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其实还在于如何利用大量新披露的文献史料和回忆史料,结合前人的研究,深入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中,站在当时历史人物的角度努力理解他们的想法和其所持观点的依据,弄清楚一个个的为什么。一些更为具体的史实问题,可以在毕业以后争取再去日本和台湾进一步搜集和补充。

 

    现在,我正处于博士论文的选题阶段,已选择了一些题目,但我最感兴趣的是《××××运动研究(1949—1966)》(暂定名)。新中国成立后,党多次发动××××运动,每次都与当时的形势联系有所不同,分析运动开展的原因、过程、特点,并总结其经验教训,或许对今天建立××型社会还有些现实意义。而现在这一问题研究,成果却不是很多。
    请问杨老师,这个题目作博士论文可行吗?有学术价值吗?如果您认为值得研究、值得做下去。这个题目研究的难点、研究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答:中共党史专业的同学选题时容易有两种倾向,一是选题太过考虑即得的现实意义,一是胃口太大,总想一下子解决一个大问题。你的选题就有这样的倾向。首先是题目太大,不同时期的××××运动通常有着很复杂的并不完全相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要想在一篇论文中涉及如此多的时期,如此多的背景,然后归纳出一个同一的带有规律性的观点,难度过大。除非你不是从史实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以论带史,否则的话,任何一次具体的××××运动,都足以构成一篇博士论文的基础。而从史学研究的观点来看,也只有将一次次××××运动的背景、经过和结果考察清楚了,排除了不同的情况,才谈得上将历次运动的共同点归纳出来加以总结并得出所谓规律性。浅尝辄止,以论带史,太过着眼于即得的所谓现实意义,很难使自己的研究和结论准确客观。当然,做这样一个题目,即使是只就其中一次运动来研究,也需要改变传统的中共党史的研究观念,即只着眼于中共中央如何看问题,而不注意考察运动的社会背景、现实条件、推行手段,特别是其实施过程及其落实情况和具体的社会效果等等。只着眼于中共中央如何看问题,不仅做不深,而且可能会使整个归纳总结距离历史真实较远。但如果把它变成一个上层和下层互动的问题,立体地多方位地来考察的话,就会有很多话题要进行讨论,也才真正能够深入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认识和理解所发生的一切,看到运动的深层次的背景与种种无疾而终或中途变异的原因所在。至于这样的题目能做不能做,最主要不在它有没有学术价值。对历史问题的任何深入研究,都无疑会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能不能做的关键,首先在于你能否找到足够多的支撑你从历史史实角度进行研究的各种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一个题目再好,现有史料条件不支持,都不适于做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