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久违了，朱养民先生

李旧苗

 

    对中国大陆读者来说，朱养民这个人可能有点陌生。
    虽然朱养民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应全国政协的邀请访问过大陆，并在人民大会堂作过一次公开演讲，但知道他的人还是寥寥无几。笔者在做有关雷震及《自由中国》半月刊的研究时，发现“朱一鸣”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自由中国》半月刊显要位置，以及在雷震的信中与笔下，经常提及这个人，因此引起了我对“朱一鸣”的关注。《自由中国》半月刊自1957年4月1日起，至1960年9月4日被迫停刊，在这短短的几年中，曾刊发过针对国民党当局在台湾顽固推行“一党专政”而倡言组建“反对党”的文章共计三十篇，其中第一篇《反对党！反对党！反对党！》（第十六卷第七期）就出自朱养民的手笔。此后，朱养民一连写了七篇论述“反对党”的文章，成了这一时期《自由中国》半月刊最重要的一位作者。《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先生与朱养民曾经通信数年，却未有过谋面的机会。然而，他们彼此惺惺相惜，互相鼓励，后来已到了“交心的程度”，这在雷震晚年的朋友中是不多见的。
??朱一鸣，即朱养民，字伴耘，“一鸣”是他的别号。1917年（民国六年）生人。祖籍安徽泾县，寄籍湖北武汉。幼年时因痛恨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所以自励长大成人之后，一定做一个好官。于是“在学历所能及的情况下，考取以蒋老先生为校长，专门培育各种官员的中央政治学校”。1942年，他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随即入外交部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至北欧丹麦任中华民国驻丹麦大使馆秘书。1949年后，江山易帜，蒋介石政府退守台湾岛，丹麦政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大使馆随即遭至遣散，所有馆员各奔前程。稍后，朱养民即以“政治难民”身分偕妻儿移民美国。初到美国，住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全靠原机关发给的遣散费，维持家计，其生活艰苦，可想而知。后来在华人社区内开办一家小型杂货店，生意尚称不错，生活总算暂时安定了下来。但以朱养民的心志而言，长此以往，殊非良策。于是他自励人生，重修语文、物理、化学，以图上进之道。他曾谦逊地说：“为了前途，我改行从大学念起，花了十年的时间，在美京乔治华盛顿大学混了一个微生物免疫学的博士。”1967年毕业时，恰好年届半百，终于成了一位医学“免疫学专家”，其坚强毅力，学而不缀的精神，实为后人效法之。
　　朱养民与雷震一样，对国民党始终怀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复杂心情。他认为国民党当局自大陆失败后，应该广纳众议，根据宪法，实行民主政治。未料蒋介石之作为，较之大陆时期更加独裁。这反映在国民党在其改造运动之后，一党独大，更是不容异己。或者说，从表面上看来是所谓的“政党政治”，可怎奈当时的民社、青年两党，均起不了作用，被时人俗称“花瓶政党”。因此，朱养民认为：台湾的经济发展，虽然已令人刮目相看。但在政治上独裁、一党独大等问题，主要是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以制衡国民党。于是他以“反对党”为题，发表系列文章，其内容自是呼吁所有爱好自由民主的人们，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在台湾赶快组织一个“反对党”。朱养民对于民主政治的这种心切期许，与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人一样，其文章得到了雷震先生的高度重视。早在1951年9月，当年轻的朱养民从海外得知《自由中国》半月刊因发表《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文与当局发生言论冲突时，曾致函雷震：“……以拜读贵刊而获知台湾情况不胜兴奋。……不料贵刊近以一《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之社论，引起大陆时之作风，致发行人胡适之先生愤而辞去发行人名义以抗议，实为当局不幸。昔日之失败不多，由于忠言逆耳，喜听歌功颂德之词乎？”这大概是朱养民第一次与雷震及《自由中国》半月刊接触，这时他正在美国做“难民”。也就是从这时起，他与雷震在信中多次讨论在台湾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问题。1952年，朱养民在给雷震的一封信中这样说：“要使民主实现，即应给人民以选择之机会。人民不仅对于某一人有自由之选择权，对于某一党也应有自由之选择权。……一在朝党随时遭受在野党之督促批评，负责人即不敢腐化，无能者也不得窃据高位。同时人民有选择另一党之机会，也不致走入极端也。此为政治之根本问题，此问题能逐步解决，方有走向民主之一日……”1957年8月2日，雷震曾给朱养民写过一封长信，其中最后一段，让人读之既兴奋又心酸：“本刊自八月一日起，拟连续讨论《今日的问题》，先生看了8月1日这一期社论即可明白。这就是反对党的政纲，因此反对党的文章务请先生拨冗写好寄下，千万千万。他们愈顽固，我们愈要干，今日打开局面，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千万盼先生不必愤怒，不要消极，先把‘再论’与‘三论’寄来发表，我已下决心与他们奋斗到底，早已准备坐牢了。弟已六十，这一艰巨工作——组反对党——虽不能及身有成，总也希望留下一点种子，先生年事尚轻，今后先生要肩负这一个责任的。”这时的朱养民正值不惑之年，雷震预感到台湾国民党当局很可能对他及《自由中国》半月刊将下毒手，因此将自己对于民主政治的远大理想寄托给这位远在美国的中年人，他甚至希望朱养民“可抽出三天，由西飞纽，由纽飞旧金山与张君劢谈谈，再回西雅图。今日的问题，是要使胡先生能和张先生合作。张先生处有王世宪去信，张先生愿意此新党由胡先生领导，胡先生的意思尚不详，因他病后我未接到信也。……弟因不能出国，仅仅信件来往是不够的。”胡适、张君劢、王世宪（张君劢内弟）等人均为雷震的多年老友，由于国民党当局不允许雷震出岛，雷震对朱养民给予了高度的信任。不过，雷震也深知此时在信中谈论 “反对党”、“国民党独裁”等敏感问题，有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因此，在致朱养民的信函中，其中有一封是专门谈“秘密通信”这一问题的。雷震告诫朱养民，凡遇有重要信件或文稿，一定要交“某某信箱，某君转交”方可安全，因某君的身分有“豁免”权。可见雷、朱二氏，数年相交，虽未曾谋面，但其感情，显然已至心心相印的地步。
??朱养民在海外多年，由于自己的特殊经历，以及追求民主政治的理念，若用“傲骨丹心”来形容，当之无愧。他原任“中华民国”驻丹麦大使馆的外交官，当然持有“中华民国”的护照。由于他痛恨国民党独裁专制，腐化无能；尤其是对蒋介石，既已败到台湾，仍不知“悔改”，实在痛心，所以护照过期就自动放弃了。但在他自己的心目中，则永远是以做中国人为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很多国家动荡不安，当时有不少中国人都在想尽方法，移民美国，先取得居留权（即绿卡），再入美国籍。在这些人当中有的以做美国公民为荣，也有的则出于无奈而加入了美国籍。但在移民美国的中国人中，朱养民却是十分特殊的一位。他虽然爱美国人天真无邪，诚实纯朴，虽然爱美国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虽然爱美国的宪法，确实可以保障公民的权益，但他本人在美国过了半个多世纪，却始终都不愿加入美国籍，也不做美国公民。他的理由是“有伤中华民族的尊严”，这或许让有些人多少有点不可理解，但朱养民的这种“傲骨风范”，自有心中的一番情愫。1980年10月，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任命新的国务院总理，当他得悉旅美侨胞中，竟有朱养民这种“傲骨风范”者，于是特别指示透过“政协”管道，邀请朱养民访问大陆，“参观祖国的各项建设”，并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作了一次公开演讲，此事始终为朱养民生前所津津乐道。1997年7月，适逢雷震先生百岁冥诞之际，台湾学术界举办过一次“学术研讨会”。朱养民专程返回睽目多年的台湾，同时还邀约侨居巴西任教的杨正民教授，一同参加了这次纪念会。在当年“雷震案”涉嫌人之一马之骕先生的陪同下，特意前往南港“自由墓园”，在雷震先生墓前献花致敬。其至情至性，感人至深。马之骕将朱养民与雷震的这种“缘分”，解读为“特殊的文字缘”。
??由于这次见面，朱养民与马之骕也成为好友。1999年4月初，马之骕携内子赴美旅游，住在维州儿子的家中。因为马之骕早已知道，此时朱养民健康欠佳，所以抵美后即先去朱府拜候。朱养民特意复印了很多雷震生前与他谈如何组织“反对党”的函件交给他，并说“我给你准备了一些资料，你老兄可能派上用场。”面对当年《自由中国》半月刊大力鼓吹民主政治时的诸多原始资料，马之骕感佩不已，连声致谢。大约相隔一个月，即五月中旬的一天，马之骕又突然接到朱养民的一通电话，谓“杨正民教授刚从德国回来，现在他已来我家，希望你现在也能来我家，我们当面谈谈好吗？”马之骕因有家人为他开车，当即应命赴约。其实马之骕和杨正民是三月间才在台北分手的，但此时三人能在美国的朱府相聚，还是第一次，“其乐何似，可想而知”，马之骕这样说。就在这次会面时，朱养民就如何推动海峡两岸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个人的设法，他对马之骕、杨正民教授说：“正民兄刚从德国回来，明天就去波士顿；你老兄刚从纽约回来，我知道两、三天后，你就去洛杉矶了。这次在舍下相聚，真可说是上帝的安排。今天我们要谈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如何稳定及发展两岸的文经关系’。过去虽曾谈过几次，但都是‘纸上谈兵’，没有付诸行动，现在我们都老了，再不做就来不及了。不过，要推动一个理念，不一定要及身而成，主要的是我们应该为年轻人铺一条路，只要后继有人，早晚会成功的。我想应该先成立一个‘基金会’，至于基金会取什么名字，我们要好好想想，它必须具有历史性、政治性才好。至于经费问题，我在杜邦医学院免疫学研究所的退休金是十五万美元，我先把它捐出来，作为筹备金。等我们定名之后，我先写一篇‘宣言’初稿，请你们二位改过之后，再公开发表，届时要邀请更多的海内外信誉卓著的人，作发起人或赞助人。”朱养民一口气说了一个多小时，兴奋不已；杨正民教授认为：两岸同胞所需求者，应该是经济繁荣，文化交流，用时间来解除政治上的“阋墙”之结；马之骕则回忆起在台湾国民党籍的老立委费希平，最早提出过“大中国统一”的构想，当即被国民党停止党权一年，以后便自动脱党；当时的陶百川先生也曾在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撰文，建议两岸当局应从速设置一个联合机构，名之为“中华国协”，马之骕则在《联合报》上撰文，为此而“催生”过。马之骕至今记得后来有过一次这样的聚会，由陶百川先生等人召集，参者者均为台湾政界、文化界著名人物，如曾做过“行政院长”的李焕先生、郝柏村先生，做过“立法院长”的梁肃戎先生、蒋纬国将军，《联合报》、《中国时报》两大报的创办人王惕吾先生、余纪忠先生当时也参加了座谈会。只是由于此事未能得到台湾当局及有关部门的积极响应，也就没有了下文。针对这一点，朱养民先生说：“基金会”如果成立后，可先办一份综合性的“刊物”或“通讯”，学一学当年《自由中国》半月刊“是什么，就说什么”的精神，对两岸建言；于是马之骕建议，广邀两岸三地，关心国是的知识分子，多开“座谈会”，让大家尽情地表达意见，为两岸同胞，寻求光明的前途……这次长谈，其中两人在当年与雷震及《自由中国》半月刊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朱养民先生奉献出自己晚年的退休金以推动两岸文化与经济的交流发展，其心可鉴可感。之后，朱养民、马之骕、杨正民三人就这一议题又有过几次隔海通信，朱养民在一封信中这样说：“……将‘基金会’改为‘协进会’，弟毫无意见，唯不妨将梁任公之‘新民’二字借用，称为‘新民振华协进会’。盖提高国民素质之目的，在振兴中华也。……弟之构想实际上以‘现实’为重，由你我老耋之人管现实，立即出一刊物为我会之喉舌，目的在此。而‘新理念’乃恰当的刊名……。办事是要钱的，‘基金会’的原意是想筹钱，使事业不致中途夭折，协进会有无筹款方法？由于明年三月为大会成立之恰当时间，目下所宜商讨者，当为宣言及工作大纲之拟定，做为约请友人参加之依据。”朱养民甚至提出“大题小作”的原则，也就是做一些实实在在的推进工作。只是此时由于杨正民教授正忙于长庚大学医学院有关“中医科学化”等事宜，马之骕则在赶写一部长稿，此事进程十分缓慢。不过，拟议中的“新民振华协进会”仍计划不久将在两岸三地定期举办“文经座谈会”，同时决定将总会设在美国，台湾设立分部……凡此种种，可见在《自由申国》时代率先大力鼓吹组织反对党的朱养民先生，确实是一位热爱自由与民主的仁人志士，为日后台湾社会实现其政治转型功不可没。虽然长年旅居海外，但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发展的关切从未曾间断过，以其不平凡的爱国志节，为自己平凡的一生平添了许多令人追忆的感动。
??2001年农历正月初三（2月7日），在台的马之骕接到友人从温哥华打来的电话，交谈中惊悉“侨居美东马里兰州的朱养民先生于农历年除夕去世”的噩耗，惊愕浩叹，不禁潸然泪下。马之骕后来撰文说——在我的心目中，朱养民先生是一位真正的爱自由、爱民主的人，可用“身在异邦，心系祖国”来形容他一生的爱国情操，实不为过。我们每次晤面，他必大谈如何解开“阋墙”之道，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其用心，尚不为两岸中国人所深知，实在太可惜了……朱养民先生遽归道山，享年八十二岁。这位胡适先生的小老乡，雷震先生的同道至友，早年在《自由中国》时代留下了与威权政治相抗争的坚定足迹，晚年则怀抱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梦想而终其一生，令人慨然系之。回首往事，在泛血的晨曦中，在低沉的薄暮里，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为实现其民主宪政的坎途中艰难跋涉的坚定形象，无不跃然纸上，让人怦然心动。
久违了，朱养民先生。

??（原载2005年5月《温故》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