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罗家伦与《新潮》杂志

 

 

    《新潮》杂志是八十多年前傅斯年、罗家伦等十几位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一份杂志。在当时,除了影响力颇大的《新青年》之外,《新潮》可算是另一份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富有号召力的杂志了。1917年秋天,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经常聚会,他们在谈及北大的将来时,信心十足,并抱以诸多希望,感到“学生应该办几种杂志”,因为“学生必须有自动的生活,办有组织的事件,然后所学所想,不至枉费了;而且办杂志是最有趣味,最于学业有补的事,最有益的自动生活”(傅斯年语)。罗家伦,字志希,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1914年考入上海复旦公学,三年之后进入北大文科,这一年罗家伦刚刚二十岁。创办《新潮》的事情虽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却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而延宕了一些时日,到了同年11月19日召开了第二次会议时,北大新潮社才算正式成立。依照当时“简章”的第五条,分设编辑部和干事部,前者总揽编辑业务,后者则主持编辑以外的事务性工作。编辑部主任为傅斯年,编辑为罗家伦,书记是杨振声;干事部主任是徐彦之,干事为康白情,书记是俞平伯。新潮社设在北大图书馆红楼办公室右侧的一个房间里,创刊号由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具体负责。
    《新潮》于1919年1月1日正式创刊,发行者为北京大学出版部,可见学校当局对这件事的支持。这本杂志只有一百五十页,创刊号各栏文章共二十一篇,傅、罗二人写了十四篇,占创刊号总篇幅的十分之七之多,其中有关介绍《新潮》杂志宗旨一文《今日之世界新潮》就出自罗家伦的手笔。罗家伦后来说,当时为了《新潮》撰稿、审稿及其它编务,自己经常要忙碌到深夜。照最初的设想,《新潮》拟每年刊发十期,第五期为一卷,每卷终了时即进行职员的改选。但到了第五号于1919年5月1日出版后,五四运动爆发,新潮社的骨干人物均忙于运动而导致第二卷第一号一直延期到同年十月才出版,第二号也延期至同年十二月。其间,傅斯年于这年秋天赴英国留学,在新潮社成立一周年的会议上,诸同仁决定将原来的编辑、干事两部改设编辑一人,经理一人,由罗家伦出任主任编辑一职。第二卷第一号罗家伦一个人就写了七篇文章,第二卷第二号罗家伦也写了一篇论文、一篇演讲记录、两篇评论、一篇书评和两通复信。李云汉先生后来在台湾《传记文学》上回忆说:“这真是件苦事,志希先生担任这项苦差事达一年以上,直至民国九年秋赴美研究,才把新潮的编辑工作交给了新任的主任编辑周作人,新潮的光芒也开始暗淡起来了”。
    罗家伦虽然后来留学美国,但对于《新潮》的贡献却不可低估。《新潮》大部分社员均为当时北大的学生,也有一两位新潮教授加入。这些人的专长一般不出哲学、文学和历史,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新”的色彩:以倡导新学,迎接新潮,刷新思想,反思传统。傅斯年曾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说过:“我们的杂志是由觉悟而结合的,至于将来,若不死于非命,我敢担保必定放个光彩。”罗家伦后来也曾提及当时的年轻人对《新潮》的关注并不亚于对《新青年》的关注,他这样说:“我们天天与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触,自然彼此间都有思想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不过,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人的同情更多一点。新潮的第一卷第一期,复印到三版,销到一万三千多册,以后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则声势不可谓不浩大”。在《新潮》杂志的六十六位作者中(一至三卷,三卷仅出了两号),傅斯年发表文章最多,有四十四篇,其次就是罗家伦,共有三十六篇。罗家伦的文章大抵有四类,论文、评论、诗歌、通信。
    罗家伦是“五四运动”中的主角之一,“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就出自他的手笔,寥寥百余字,却简短而有力。“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也是由罗家伦首次提出,这时的罗家伦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逐步为世人所关注,而他的一生则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不可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