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雅萍

　（71）土改之镇风
　　
　　自从那次芦仙寺关老爷祈雨大行香引来的风波，陈邦杰被枪毙在泮春晏家滩，黄如长在牢房挖墙拖出枪毙，山雨欲来风满楼，社会上已预感到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自土改工作队入驻，贫农协会成立，包括支前委员们在内的所有浮头鱼，一夜间全部入网打尽。云公祠的谷仓里塞满了人犯。关在泮春周氏宗祠的喻名生也押回原籍，关在云公祠谷仓里。一时民兵背着梭镖监守着谷仓周围，活跃在村头村委。表面上很宁静，人们不公开议论，晚上不太出门。内心世界都是很恐惧很紧张。有些二号出面人物，或管祀会的，或做生意的，或当房长的，或游手好闲的，或偷鸡摸狗的，或装神弄鬼的，或嫖赌逍遥的……。都在琢磨着自己的未来，似有前途未卜之感。
　　自对门屋立了土改临时法庭，打屁股的可怕消息暗地里传开。加之陈鸣凤喻名生同时自缢，拖出补枪的消息外露。气氛日益紧张，接着，或听到陈岐凤和雪谈子押到新安铺枪毙了；或听到畅胡子押到冷家巷枪毙了。或听到某人脑壳冲个稀烂，或听到某人不敢去收他父亲的尸，或听到魁梧的尸冇人收，他的儿子潘汉昆不知到哪里去了。还有的人说，继烂皮是杀害陈盟熙的主谋，为什么还冇枪毙掉？
　　这些消息都是大人们在传说，在议论，但都是低着声音，都不张扬。只有潘魁吾被押到石江波河滩上，我站在九龙山亲眼看到他应声倒在血泊里，也跑到现场看到飞溅在沙石的脑髓。这夜，我不敢闭眼睡觉，因为他是教过我七天增广贤文的启蒙先生，生前死后的形象都很清晰地在脑海中闪闪出现。很久以后，这可怕的印象才慢慢淡化，直至消失。
　　几十年后，我才知道潘先生的儿子汉昆在解放初期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在湘潭当了干部。他比我大几岁，是南普寺的先后同学。自解放到现在，我一直没有看见过他。据说他也到过几次祥老开（潘祥开，房族长辈）那里。他说不想去老家潘家盆了，他不想理睬那些亲房族人等。因为他的亲房族人不愿去收他父亲的尸体。所以他回乡时，就只去看望这个族上的祥开伯父。
　　祥老开活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去世。他就是那个根据农谚，作天气预报的老头。又一次他谈及汉昆来看他的事，说汉昆很重情义，不嫌弃他这个做过长工的人。他说魁梧是个裁缝出身，也不是横行霸道的人，不打（枪毙）也可以。但是，他参加了张生部队，当了驼子兵，还是个小头目。在杨源这个山区，没有比他还大的浮头鱼。不打他打谁呢？一块咯宽的地方，不打一个人，就不能镇风。加之他与别人也不免有点冤仇，有仇就有民愤，有民愤就有危险。
　　杨源地方偏远，与小长沙搭界，出进的人很复杂。要土改就先镇风，镇风就是枪爆子（子弹）冲脑壳。要杀鸡把猴子看，只好魁梧当灾。铳打出头鸟，他是杨源的出头人物，是浮头鱼。
　　我明白了，镇风就是镇压，就是打出头鸟，就是捉浮头鱼，就是杀鸡儆猴，就是铲除拦路虎。
　　我又明白了，陈继纯是最大的浮头鱼，有杀害烈士的血债，要留着唱压台戏，到召开庆祝土改胜利大会那天，把他从斗争台上押到化字炉的河滩上，在一片口号声中，他倒在沙滩上，栽在血泊中。

老木匠

开始进入“精彩”时期

杜雅萍

（72）土改之划成分、分果实
　　
　　墙上的标语、游行的横幅和高呼的口号，都是“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呼声。大抓捕和大镇风以后，一切处于暂时的平静。接踵而来的是贫农组成员在土改工作队领导下对每户划定家庭成分，对每人划定个人成分。
　　我们儿童团不关心这种事，但我却听祖父说，有人想划我们的地主，这样邻居只要在墙上挖个门框就可直接住进来。但是同癞子不同意，挺身出来说，苍麻老是染匠出身，手工业也是劳动者，况且上几代也是做长工的。按田亩算，四个人口（原童养媳人口在内）也只有四亩二分田。
　　他说同癞子（陈同乐）讲硬话，实事求是，最后我家划了个中农。我们组共划了四个中农，都是做手艺的。一个是连老开，染匠；一个是多老闻，木匠；一个是四麻老，篾匠（本屋南横厅）。
　　南横的王婆婆，有十多亩田，只三个人口，还请了刘安全当了几十年长工，当然划了地主。国时子（沈国俊）本是贫苦人家出身，小时候讨过米，因为嘴巴喜欢讲，管是非，理祀会，慢慢成了缎套子了，也有担多田（十亩为担），也吃过壮丁，也请志宝当过长工，只有三个人口，儿子成寿是入继了三麻老的大崽，理所当然要划地主。
　　祖父的堂弟明老星说，国时子的老弟沈玉泉，有九个人口，本不要划地主的，但怕他疏散老兄的财产，索性一起划成地主。搬出去改了一栋独字屋，田土没有改出去，可能还进了亩。这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总之，我们两个屋场，除划三户地主、四户中农外，其余都是下中农或佃中农，没有富农和富裕中农。
　　至于个人成分，只有对门房里的印旺阿公据说当时划了“二流子”。他从平江编炮竹失业回来，体质不强，也不想吃苦去当“改锹子”（把阉割后的母猪饲养而成的肉猪叫改锹子，以为因外力而改变人生方向后的吃力适应过程），反正一个单身汉，天天抱着一根“倒把金钩树”做的旱烟杆，清闲无事。有时和祖父下下棋，这个“二流子”的成分也像没有传开，可能复查取消了。
　　他后来吃饭时突然中风死了，沈皆遂后来在读书会办的《求知画讯》中写过一篇《印旺公公》的文章，就是写他。后来，这篇文章也成了定我们反革命罪的证据。
　　我们太和村（现江美村）只有1100亩稻田左右，人口不上一千。这次划成分，除了地主外，只有一家富农和三四家富裕中农，其余都是中农和佃农。但最大的地主陈继纯也不过三石田左右。此外有蛇屋场的畅胡子和益和兴（抬牌号）的三兄弟划工商业兼地主，邦老大（陈邦傑）和树老大（陈树宝）是祖传地主，国时子是后发的土地主，玉黑屎（沈玉泉）是特划地主，体老仁（潘体仁）也是做生意后发的地主。
　　还有一个地主就是租佃住在云公祠的添皮匠，做手艺积蓄一点钱怕走水（贬值），说置了土地就是硬东西，于是买了几亩田，运气不好赶在土改时妻子儿子都死了，一个单身的田土就超过村人平均田土的几倍，于是也就划上地主。如果妻子儿子不死，就只会划个中农成分。这个倒霉的没有名气的皮匠地主，好像在四类分子集训时，我没看见过，有可能在复查时改正了。
　　划个人成分就与划家庭成分无关，有时也一身两任。例如被枪毙的雪谈子是贫农，个人成分是恶霸；陈完武、陈纪松、沈印望都是贫农，个人成分划了二流子；陈汉清是贫农，划了兵痞。
　　汪痞子（陈汪清）也是一个特例，家庭成分是贫农，因为本人把祖业折腾光了，土改开始时个人成分也就划了个贫农，自己当上了村秘书。说话有点狂妄，村民看不惯，都奈他不何，于是复查时把他本人从贫农改划成破产地主。
　　土改后，他教了几年书，整风反右时又被划为右派分子，受了十几年监管。他去世时追悼会那晚，我去悼念了，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一首未公开的挽联。后来别人看了，都知道这是写汪老师——平反后都这样称呼他。
　　还有家庭成分和个人成分完全重合，叫做“戴夹帽子”，这个成分就是“恶霸地主”。这种人是有财产有民愤有血债的人，被枪毙的继烂皮和畅胡子是也。
　　还有潘培根，打卦放财神，有时称老革命，唱红军歌，都叫他“培天经”，于是划了“坏分子”。他把“坏”字写成“坯”字，都叫“坯分子”。他本篾匠出身，工农两行都不想干，自称“卡农”，上不得下不得。这样，“坯分子”和“卡农”就脍炙人口，成了培根的代称。
　　此外还有一叫允汉的，家庭成分是贫农，个人成分划了“懒汉”，所以沈晓兵每看到允汉来了，就说“两兄弟来了（‘允汉’和‘懒汉’）”。
　　划成分要张榜公布，在工作队领导下，由贫农组评定，略有变动，最后一榜才落槌定终身。

杜雅萍

　接着是没收地主财产，分配胜利果实了。从地主家里提出的田、土、山、水塘、家具、农具、房屋等，由贫农组协商分配给贫农、雇农。大部分地主移住在原屋的偏屋里面，只有国时子搬出住在九龙山下的九宫庙（瑞庆宫），体老任搬出住在仁寿庵关爷庙里，益和兴徐霍霞搬出住在曹家塝的破旧庄屋里。玉老泉搬出住进贫农沈尔文的一栋独字屋，环境相对还好些。
　　太和村的曹家塝到薛家塝的几十亩高岸田是法源寺大地主的庄田，全部没收纳入本村的胜利果实分配。改进田土山林的户头，除贫雇农外，佃农也分得果实，富农不改出，中农自保。这样就基本达到了平均地权的目的，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没收的大农具和豪华家具也是胜利果实，作价按需分配，比较容易。贫农分到的龙骨水车、扮禾桶之类以及床铺桌凳等最为实用。那些豪华型的摆设之类，分进来之后也有卖出的。例如那些有挂檐招檐的大型绷绳床，结构复杂而精致的梳洗台和中堂大师椅等就不中用。
　　例如明老星分到一张精致的摆柜就卖给了祖父，明老星认为不能放棉絮，不实用。现在我把它运到浏阳县城的新居所，上层成为摆工艺品的地方，下层藏了一些线装古籍。
　　从继烂皮和畅胡子两家没收的大师椅及配套的茶几，只好分散搭配到了各贫农户。这些成套的椅子有大师椅，也有官帽椅，也有围椅。分散后就改头换面，有的锯矮椅脚给小孩子吃饭，有的锯掉靠背扶手改成小方桌吃饭。
　　几十年后，这些成套的摆设称为古董商收购的珍品，可是早已经或化整为零或改头换面，直至打烂进了灶门，真是可惜。我想，当时作价售出再分钱也可作胜利果实。想来也不可能行得通，因为明老星出卖摆柜也不敢公开，只是暗箱操作。
　　其他如银器、铜器中酒壶、茶壶、夜壶、热脚壶、锅、罐等也不很多。没有听说没收了好多银元的事，也没有听说没收了元宝金条的事，可见本村没有贵族型的大地主。特别是没有听说没收字画和古籍的事，因为我村只有一个旧文人陈闲僧（陈牟），和一个到陈雁峰那里读了二年经馆的沈湖村。藏书也不过是几本四书五经和一部康熙字典，及《幼学琼林》等启蒙之类的书籍。
　　最使我惦记着的一套礼器，就是宝乔宗祠的一套八仙屏风和一套香炉花瓶，只在婚礼和祭礼时才用它。土改时没有列为胜利果实化整为零分配，而是不翼而飞了。
　　我打听过本地的几个土改相关人员，都是“不知道”。其中一个民兵骨干说，一箱族谱是他转移到岭背某贫农家。我怀疑这套礼器也同时走了私，因它与族谱同放在铺房的木楼上。
　　不过，从没有人提起过这件事，更没有人去追究这件事。唯我一人而已，喜欢一些古董家伙罢了。

杜雅萍

　（73）土改之摇金山
　　
　　摇金山脚下是刘氏宗祠，我们都叫它刘家祠堂，是石江乡政府驻地，也是土改开斗争会的地方。斗争的台子用木大门搭在下厅（前厅），正面朝着上厅。因为上下两进一过厅，加上两边的厢房，有很大的空间，能容纳很多群众。
　　每次开斗争会，都是人群塞满了祠堂的所有空间，梭镖林立，口号震天，气氛紧张得有点可怕。我们儿童团首先站在群众中间，为了能看到台上的斗争场面，就各自分散开了。也只能看到台上被斗者的半个身子。
　　我印象较深的一次，是斗争雪谈子（陈振湘），他被反捆着跪在台前的中间，两边还有几个陪斗的。有个较高大的叫什么老板的人，每斗一条事实就大声问一句：“确不确？”回了“确”之后就诉第二件。如果分辩，就扇一下嘴巴子。直到说“确”为止。
　　有的事实他拒不认账，就把系在他背上的棕绳扯起来，吊在半空中，叫吊边猪。当他死声大叫“哎哟”时，又问“确不确？”几次吊边猪，几次吊断棕绳，倒在台上，再几次扇嘴巴之后，他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才连说确确确。等一切事实承认后，民兵把他押回云公祠谷仓里。此后冇看见他上台挨斗，大人说他这个支前主任已经押到新安铺冲（枪毙）了。
　　最后一次斗争会，是斗争杀害陈盟熙烈士的恶霸地主继烂皮（陈继纯）。所有被押的人犯都从云公祠谷仓里叫出来，一个连一个串捆着押到刘氏宗祠斗争台前站着，低着头，没有上台，只是陪斗，也是陪斩。
　　继烂皮捆在台上，瘦矮个子，回话的声音很小，我没有听清一句他的回话。通过几个斗争人发言后，件件落实盖上手印。一阵口号声之后，工作队宣布罪状，判处死刑立即枪决。一块判斩牌插在他的颈后的棕绳间，在一阵口号声中，他被民兵推下台，押到祠堂外的化字炉墈下的河滩上。一声枪响，他倒在血泊中。
　　这是我继枪毙潘俊良后，第二次看到的枪毙现场。这时我才明白，继烂皮留在最后一个枪决的原因，是表示土改取得全面胜利，是庆祝土改胜利大会中的一个重要节目。
　　庆祝土改胜利大会的场址设在刘氏宗祠后面的摇金山上，是一块比较开阔的坪，坪中有很多淘过山金（狗毛金）的坑氹，还有一些洗过金的沙砾小丘。记得是个晴朗的天气，群众欢欣鼓舞，石江乡的村民到得很齐，敲锣打鼓，手执红旗，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儿童团秧歌舞和金钱棍也作了表演。
　　主持大会的是那个憨厚的陈阳生乡长，不过这次他的胆子也大一些了，作报告也流畅一些了。土改工作队做了总结，宣布土改取得伟大胜利。打倒了阶级敌人，平均了地权，做到了耕者有其田，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生活水平会不断提高，地主分子也在人民群众监督下，好好劳动改造，重新做人。
　　自此以后，我很长时间没来过摇金山。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摇金山属龙伏公社上源大队所辖，石江学校就迁建在摇金山上。石江学校有初中和小学两部。学校由上源和福源两大队聚资聚工所建，学校受双重领导，在业务编制上受公社教革办领导，在管理上受两个大队贫管会领导。
　　1979年上期我被派到该校任初中物理化学课，1980年下期我调往龙伏中学。以后拆除砖木结构的土砖房子，改建两层楼房的新校舍。到本世纪初并村撤校后，教舍为石江村的办公大楼，校旁新建洞庭水库移民村，自此摇金山别是一番气象，土改时的摇金山已是昔日的记忆。

杜雅萍

　（74）土改之地主的后代
　　
　　土改结束后，农村一派新气象。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都很高。地主虽然分得的土地都是一些偏僻而贫瘠的地方，但通过认真的精耕细作，也获得较好收成。特别有的地主本来就是搞农业生产的老道场，本着“作田喂猪千万不输”的传统，家庭生活基本过得去，且逐年上升。
　　例如继烂皮为了充实家庭劳力，就从小长沙入继陈绍钦为儿子，又赘入陈端喜为上门女婿。这两个人成了掌作的劳力，实际有点像长工师傅。而他孙子陈醒狮是个少爷，土改后参加劳动，是个名副其实的“改锹子”（把阉割后的母猪饲养而成的肉猪叫改锹子），通过长期改造，也成了犁耙功夫蛮好的甩牛师傅。
　　畅胡子的儿子沈玉堂和雅长子的儿子沈海龙都是入继的，原来都是农民出身，出继后干着农业的活，戴着地主的帽。土改后仍是农业生产里手，不是“改锹子”。像这样的地主，很能适应生产劳动。生活过得不会很差劲。
　　1952年春耕前，土改复查工作全面结束，漏划的皆补，错划的皆纠，都吃下了定心丸。都有自己一盘棋，都在划暗水船；都知道唯一的出路是自食其力，才能丰衣足食。
　　土改分胜利果实时，也从杨源的大家塝、沈家坡、横担山移来了三户贫农入住我村，这三户中的沈干成住恶霸地主陈继纯的房子，沈华汉住恶霸地主沈畅晴的房子，焦可让住地主潘体仁的房子。另从社港清泰乡的米家洞移来二户贫农寻民选、朱之茂，也入住陈继纯的房子。
　　以上五户都按村水平分得田土山林等。前三户落户生根，成为永久性居民；后两户几年后搬回老家，说打生不如傍熟，作山容易种田难。不知他们的胜利果实又如何处理了。
　　土改后的政策鲜明，叫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本村的地主子弟沈皆遂、沈福厚都考上了师范，参加了教育工作。外村的地主子弟黎书图、沈访霞、潘汉昆等都考入高校，参加了工作。这时期虽然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社会还算和谐稳定。如果在1958年以后的20年中，他们的命运注定是终身制的“改锹子。”
　　到80年代搞起了责任制以后，农村生产积极性出现了划时代高潮。地主子弟陈秋桃从木工起家，发展到创建龙伏家具厂，成了小有名气的陈老板；地主子弟徐桂林从打沼气池起家，发展到开设龙伏益和兴百货店，并当上一届村长。
　　到后来，不少子弟从经济领域跃上政治领域，入团入党的大有人在，有的当上了镇长，有的当上村长且入党校深造。有的参军后当上军官，至于升入高校进入新闻、企业、财经等部门的不乏其人。
　　有一次，一位老支部书记叹着气说，这是什么时代啊，一个恶霸（陈振湘）的后代当上了镇长、人大主席。一个地主子弟当起了村长，真不可思议。我只沉默着，没有回话，视作没有听到。我心里在暗自驳其悖论，你知道这是什么时代吗？社会在变革，时代在进步，时代正以万钧雷霆之势前进着。左脑壳还不醒，就站在50年前的老地方莫动吧。

杜雅萍

　（75）土改之农村剧团
　　
　　土改后，政局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使得社会在朝着正常方向发展。3月27日，县合作总社成立。土匪肃清，废除旧乡保，实行了民主建政，全县划为一个镇（城关镇）、15个区、6个居委会、201个乡。我们太和村属石江乡管辖，乡政府仍然设在刘氏宗祠里。
　　这时，随着政治宣传活动的开展，文化艺术活动相应活动起来，成立了“农村剧团”，办起了夜校。夜校办在宝乔祠小学，教材是识字课本，目的是扫除文盲，学员是一些大男大女的青年们。没有固定老师，由在校的陈修庭老师和陈方村老师兼职，有时我也去帮个零忙。
　　每到傍晚，大男大女们端着洋油（煤油美孚灯），带着洋火（火柴），夹着识字课本，集中在一个教室里。主要由老师领读，有时也讲解字句，有时也把难字写在黑板上辨认。然后是学员自己朗读。在昏暗的灯光下，学员还是很认真地发出朗朗的读书声。不过，读音是发汉音，是以长沙话为基调的官方话发音。
　　那时还没有推广普通话，更不知道什么是拼音字母。老师讲解时都用本地土话，也就是方言。有一夜，为了“勇敢”这两个字的读音，村主任陈同乐和陈方村老师发生了口角。不久陈老师离开了这里，重操旧业，开他的汽车去了。据说他曾经是青藏公路上的著名驾驶员。
　　“勇敢”的土音是yín gé，陈老师读汉音是yáng gǎn，陈主任说他把“勇敢”读成“洋碱（肥皂）”。其实，这是找茬子，目的是要把他赶走，让另外的人来教书。这是有预谋的手段。1952年春我离开家乡读书去了，夜校究竟办了多久，不知所终。
　　农村剧团的演员，有一些是读夜校的大男大女，也有一些学生。儿童团自然解散后也有大儿童加入了剧团。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地主子弟也可参加演出。例如沈皆遂的姐姐沈鉴华就演过李四喜回娘家。这是在以后的社教文革时期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剧团由村上领导，具体的还是那个老生在负责。演的是花鼓戏，唱的花鼓调子以十字调、反十字调、西湖、木马调及辞店调为主，都是口授临时学，没有一个能识简谱的。剧本是从邻村抄录过来，或者是从县文工团的油印剧本里选择。只能按着老脚印走，没有自己的创作。边唱边学，出演时有人在幕后提示台词和唱词。拉胡琴的已拉完了过门，就有人提示你开腔。
　　拉胡琴的人是徐灿霞，就是那个在金甲将军庙打轿的灿霞。他是个老吹拉手，经常在治丧时与道士打班，是个有名的子弟。本地把伴随道士吹唢呐拉胡琴的人叫耍子弟的人，简称子弟。虽然灿霞的吹拉技术很好，但念的铜鼓调和忧调是用“工尺”谱的，所有拍节要跟着师傅念熟才能吹拉。规矩要用“合土一上尺工六五”来表示“12345671”的发音。他只要听几次唱腔，就能定出调门，如1-5弦，5-2弦，2-6弦，6-3弦等。
　　打锣鼓的人只要打“自尺自尺自尺昌”之类的溜钞，主要在开场、过场和换场几个场合打。至于化妆、司幕的人都是临时定，自然有人会自告奋勇来帮忙的。
　　演的节目不多，有白毛女，有李四喜回娘家，地主周利龙，双送粮和刘海砍柴等。参加演出的人都要自己准备服饰道具。我演过一次地主周利龙，就自己准备一件青色袍子，一顶碗帽、一根短杆旱烟筒就行了。出台时左手托着烟筒，右手做些动作，就唱快板“周利龙，就是我，家有良田三百亩……到了收租……用劲摇，用劲摇，车个屎干屎尽才上仓……”。
　　几十年后，我的儿时玩伴晓蛮子还在念着 “车个屎干屎尽才上仓”，这是童年的记忆，也反应了当时农村剧团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这个非常简单的剧团唱的戏，能吸引村民前来观看。他们说过去只有皮影戏看，看的西游和封神，不是实际的东西。冇戏看，道场也好，出体也好，敬夜神也好。如今演的戏，是所有的人都看得懂，他们说唱这种戏叫唱文明戏。他们又说，唱一本皮影戏要唱几夜，要出好多谷，如今唱戏不花钱，唱的人都是尽义务，反正都是搞宣传。
　　我只演过一次周利龙，后来就退出来复习功课，第二年，我去浏阳读书去了。20年后，到1971年3月21日，我又在宝乔祠登台了，这次不是演周利龙，而是演右派分子这出挨斗争的戏。

杜雅萍

（76）土改之长工安老全
　　
　　刘安全是上源村美龙嘴人，就是那个敬夜神骂怪的鉴全的兄弟。他在添吉堂做了几十年长工，没有人叫他安师傅，都叫他安老全。他是个矮胖的身材，光秃的脑壳只有几根头发，并且脑壳皮不平滑，布满了凹凸的疙瘩。
　　剃头师傅每十天来剃一次上门脑壳，一年跑36回，就发36回愁。为了赚这一斗二升谷，实在不想剃。因为要把长在凹凸不平地方的几根毛桩刮掉要花去剃几个头的时间。我们小孩最喜欢去看他打赤膊剃头，这时他总是要半闭着眼睛唠叨：站开些，剃脑壳还冇看见过吗？
　 我很欣赏安老全穿折头裤的艺术。他喜欢打赤膊，下身穿的便裤很大，把裤腰的多余部分折叠起来压在裤带下，前面至少是重叠三层，裤裆显然像包着一些东西，特别饱满。裤带是用青白两种棉线结成辫子状的绳子，很像一条银环百步蛇。两端留有流苏状散线，系在腰上，把活结打在右面。
    为了保险不出洋相，安老全老是担心裤子掉下，随时把裤头往裤带上滚压。于是腰上越滚越大，裤脚越来越上。直至调裆没有一点余空，把JIBAZI包得严严实实，有炸裂之势。整个身子只剩下这一块神秘的地方没有外露，真像一只无毛的肉/鸡。邻居的妇女们，老是眯着眼睛抿着嘴巴嘲笑他。安老全小鲵鱼巴（小腿肚）上总是鼓满了静脉瘤，当他从水田收工回来，妇女们都喜欢逗他说：赶快把鲵鱼巴上的蚂蝗捉掉。安老全听惯了，不理答别人的开玩笑。
　他在添吉堂做长工，把他的老母亲——醒佬也接住在巷仓边上的槅子房里，与我家客房成斜对角，只隔一个天井台。他自己住在新横厅的西上边斗室里。这个斗室除一张简易硬板床外，没有什么东西，衣服草帽长浴巾都挂在墙壁上。斗室上面还挂着大大小小的鸡食袋，这里面装的是蔬菜瓜豆种子。
　　此外还吊些他在冬闲或雨天织的草鞋，既像盐鱼，又像渡船。门角里挂着小盘秤和老杆秤，一只旧棕箱上放着一盏煤油灯。我们很熟悉这里面的一点一滴，因为我们玩“寻躲猫猫”游戏时，喜欢弯着身子躲藏在他的床底下。
　　安老全看着我长大的，我们也是看着他的眉毛斑白的。更看到他风里来雨里去，热辣辣的太阳把他的身子晒成腊肉皮，默无声息地把添吉堂的十几亩稻田耕作的有条有理。并且还把菜园子和猪舍的功夫，安排在早晚做个干净利落。
　　冬天的夜晚，我们喜欢到添吉堂的客房里下天棋，安老全总是坐在柴湾里调理火炉中的柴火。等大家走出房门，就看到他熄火盖灰留火种，打扫地面。每逢雨天打扫猪栏柴草厂房时，就要骂几句：又是这些西兵孬家伙，把我的柴草翻个稀乱。有本事就躲到猪粪池里去吧！其实我们躲在稻草里听见了，大家都不恨他，也不怕他。
　　到土改时，我们看着他挑着自己的行头离开了添吉堂，最后他划了贫雇农，据说要他当村长，不知当了几天么？要他在诉苦会发言，他也讲不出什么话来，1952年以后我再没见过他。
　　添吉堂这个家庭是个破落的地主绅士家庭，连续三代男主人都先后英年早逝，留下一个王老人家，都称王老，王老人家或王婆婆、王阿婆等。膝下只有一个孙女和一个孙子，靠着这十几亩田祖业支持着三口人。土改时，孙女孙子都未婚嫁。土改划个地主，村上也把他们做守法地主看待。除改出部分房屋和田土外，没有受到其他政治打击。土改后，孙子皆遂考上中学，孙女鉴华嫁给了一个复员军人，生活倒还清苦宁静。
　　安老全在添吉堂担当了整个内外农业杂务。王老阿婆不作任何主张，由他自己安排。按规矩是一年工资为24担斛子谷（过量不过秤），24天荡工（节假日休息）。但安老也不管什么荡工，凭着自己的耕作经验，根据天气季节变化，有个盘算安排，好像当了全部外家一样。
　　他也知道这个家庭是少不得一个男劳力当掌作的，做事体心体意，深得东家欢喜，三餐同食，俨然是添吉堂的一个成员一样。我后来看《白鹿原》，觉得安老全很像长工鹿三，鹿三能深得白嘉轩的关心照顾，除了白鹿两姓家族的关系起着维系作用外，鹿三和东家双方的默契是很重要的。鹿三把东主当成家，安老全也是另一个安鹿三。

杜雅萍

（77）土改之硝老板左仁棠
　　
　　 添吉堂的中药店没有开了，就有一些房子空着。一个叫左仁棠的湘乡人租住这些空着的正屋和大部的偏屋，开起了土硝作坊。顿时，添吉堂热闹起来，嘈杂的湘乡土话大家听不懂，都说湘乡伢子做牛叫，于是很少有人与他们打交道。
　　老板叫左仁棠，都叫他左老板，是个牛高马大骨骼粗壮的汉子。他的夫子叫黄氏，我们叫老板娘子，土改后则不称娘子叫黄老。因为土改时，左老板划了成分，黄老当然也划了成分，不知是地主还是什么。
　　左仁棠死后，黄老讨过米要过饭，后来改嫁给一个比她大几十岁姓崔的富农，又戴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幸而她生了一个儿子，改变了她举目无亲的凄苦状态。她的老丈夫不久去世，她过着流浪的讨米要饭生活，等到儿子成年成家后，她的晚年才稳定下来，已是八十岁的老太婆。
　　左仁棠好交往，喜欢炫耀他老祖宗左宗棠的故事，他们的确是一个地方的族人，名字也相近。而我们孩子们只是觉得烦恼，因为左老板的到来，占据了那些玩“寻躲猫猫”游戏的柴草厂房和猪舍等场所。
　　这班人马个个都是腊肉皮，天天干着与脏脏泥土打交道的劳动。他们在柴草房的内侧靠墙用土砖砌个两丈长的灶台，灶台上安上四五口牛五锅（锅的尺码，最大的一种，还有牛四、牛三、桶水不等），灶台自灶门起逐渐升高，一直斜升到墙角，土砖烟囱就傍墙伸向屋顶。
　　烧火的师傅用一根丈多长的铁火叉把稻草喂进灶门，火舌自下向上伸到最后一口锅底下。灶台的左边堆满了稻草，外面的竹园是存放稻草垛子的地方。锅里盛的是硝土的过漏水。开火后，沸腾的硝水逐渐依次向后面的锅里转换，前面加新硝水，后面的依次蒸发浓缩，转到最后锅里的硝水就成了浓度大的饱和硝水。所以这个工序就是煮沸、蒸发、浓缩的过程。
　　左老板亲自查验浓缩程度。他用勺子把浓缩液舀到上大下小的陶器容器里，冷却后就结晶成犬牙状的晶体，周围高中间低，倒出来就叫硝钵子。这种冷却凝结的过程叫结晶。这种犬牙状的硝钵子叫牙硝，即是做火药的火硝，化学名称叫硝酸钾（KNO3），这是硝坊工艺的产品。每积累了一些硝钵子，左老板就派劳力肩挑手提送到浏阳县城出售。
　　我很想讨一点去自制火药，好与凶牯里一起去打铳，但我不敢试验。后来听大人说，造硝要特别谨慎，要掌握三硝两碳一分磺的比例。本地造的硝有铳硝和响硝之别。鸟铳用的是铳硝，有直力；三眼响铳用的是响硝，有横力。
　　左老板从浏阳回来就发工资，伙食就大加改善。硝坊的劳力食量特别大，酒量也大。购黄鳝用水桶装，地方的死猪死鸡死鱼也送到硝坊里来，他们只图便宜。他们说高温煮炒的东西，毒也煮死了，何况喝酒也是杀毒的。
　　一些在外的劳力是准备硝土。这是硝坊最难最累的功夫。每天从早到晚都是干着挖土、碎土、挑土的枯燥工夫。他们到农户家去找上了硝的地皮土，只要那些超过五年的有硝味的地皮土。他们挖一小块放在口里咀嚼就能准确判断出地皮土的含硝度，特别看重畜舍茅厕老屋的地皮，一经确定，就把地皮挖走，并换上新土填平打紧搧光。所以大家都欢迎硝坊的人来取地皮土，趁此换成平整光滑的地面。
　　这样由近向远不断取土，当周围五里以内的硝化地皮都取光了的时候，硝坊就必须另择新址，若干年以后或许可重来此地。现在，浏阳的烟花爆竹企业早已成为支柱产业，行业所需大量的火硝，都是来自正规的工业产品。这种土硝作坊只是留在记忆中的历史痕印。
　　添吉堂的竹园旁边，建了一个长方形的土池子。池底铺满了几层竹片，竹片上倒上槌得粉碎的硝化土，用水浸泡几天后，时常搅拌。池子的短边外端地里下挖个土坑，套上陶缸，池子里的泥过滤液就从池底的竹管里流到陶缸里。经过沉淀后的黄褐色硝水才放进锅里煮沸，蒸发，直到浓缩。
　　硝坊里的人能随便挖地皮，不至带来传说中的土煞，都说他们能动土喊煞。所以有的人家要动土兴工，也请他们动土喊煞，给两杯酒一碗茶就打发了。
　　土改时，贫协会留两间正房和一间厨房把王老三人住下，其余房子分给两房贫农分住。左仁棠究竟住在哪里，何时去世，我不了解。只知道遗下黄老在地方讨米要饭的事。

酱香老范

原帖由 杜雅萍 于 2008-10-13 13:57 发表
一个人贴的好寂寞，都没人看吗？很不错的回忆哟，虽有点散，不过老人的文笔很不错。

读了，确实“很不错”，然正如老童所说，前面少一简要的“导读”。

杜雅萍

　（78）土改之“改锹子”
　　
　　土改后，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农民都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特别是分到胜利果实的贫雇农。佃户无田可佃，就专注在精耕细作上。
　　这时，祖父因是个染工出身，无奈弃工归农，学着做犁耙功夫，地方都叫他“改锹子”（把阉割后的母猪饲养而成的肉猪叫改锹子，喻为因外力而改变人生方向后的吃力适应过程）。地方人把栽禾、甩牛（犁耙功夫）、筛米这三项功夫视为真正农民的标准，而其中筛米最难，是一种手技工夫。
　　可是祖父还是掌握了筛吊筛的技术。当时没有碾米机，把稻谷加工成大米的过程叫做整米，每个工整出一担米是标准。首先用土砻推破除谷壳，再用碓舂去糙米皮，然后用风车吹去粗糠头，最后用吊筛筛去细糠，筛面上的米粒在双手挪动下做圆周运动，等未破壳的少量谷粒随着漩涡集中到一点，就用手攫除。
　　至于栽禾（插秧），祖父不会劈页（在田中央随手载四行又直又快又匀的秧，作为标准），只能栽傍页（傍着劈页栽）。不过他不要紧，就着每年农历四月十六生日那天，几个亲戚帮忙，一天就完成了。以后只要管水追肥和徠禾。
　　那时都不知道治虫，把蚜虫叫做蜒虫，把螟虫叫做钻心虫。一旦发现病虫害，祖父就到南普寺关老爷庙里去求一叠纸钱，用竹签穿上插在稻田里。严重时关老爷的关刀也杀不死那些半毫米大的蚜虫，不几天禾苗就穿个眼，祖父只是望虫兴叹。
　　祖父犁田，总是留下很大的湾角，我只好用锄头帮他挖翻过来。因为祖父不会开页（犁田时下犁首沟），过路的老农就说：啊哟，骟牛的人骟不得马，苍老板你只做得染匠师傅啊！可是祖父就说：我这是八十岁学吹鼓手，只求打得响，不求打出调子来。
　　本地只有栽一季中稻的条件，这样也就避开了上半年冇水整秧田的干旱，下半年的二十四只秋老虎。等到收割时，我和祖父把箱桶（短长方形的木桶，俗称扮禾桶）抬到田塍边，先割开一个桶位，把桶拖到田里，插上扮折，围好三向，正方形一边斜放竹栅子。
　　然后把一坵稻子全部割倒，禾把子整齐地横向搁在禾蔸上。我伴着祖父扮禾，他拿他割的大禾把，我拿我割的小禾把。祖父教我把枯禾叶顺向包好，双手握紧，大拇指把禾把子掰开略呈扇形。说这样能把谷子扮干净，不然就包成烟包把子打不净。每扮完一次，祖父就把两个禾把子合起来，抽几根稻草扎成一个稻草人，用力一甩，稻草人就直立站住了，这样就方便风干。
　　祖父说扎稻草人也是技术：尾子一扎，脑壳一压，左手一扯，右手一甩，既要快又要紧还要站得稳。这套工夫如果手脚太慢，别人就不会与你合桶干活的。
　　十几年后的六十年代，我回老家改造时，这套技术也派上了用场。这是不能忘记祖父教诲的。
　　收完早稻后，就要准备种各种秋粮了。首要任务是犁翻都是禾蔸的硬板子田晒土坯，其实也就是晒垄。经过冻晒的土坯，耙起来土块容易松散，秋播冬种就轻松多了。不然，耙来耙去，一些土坯耙成了圆球，要用锄头一个一个去打烂，才能整土开沟打氹。因此，老农说：七（月）金八银九铜十铁，犁板田一定要赶季节，越早越好。
　　祖父背着“改锹子”的名声，在这四亩二分稻田里一直耕作到一九五八年春天，通身浮肿，得了水臌症。农历五月初八日，他躺在一张从灵官嘴带回来的竹躺椅上咽下最后一口气，终年六十四岁。
　　当了十年“改锹子”的祖父忧病交迫，苦劳成疾，临终时他没有瞑目，因为此时的我关押在浏阳看守所已四个多月了。

杜雅萍

　　后来祖母对我说：“阿公到死还喃喃地说，博爱几时能回来呀！他是死得太苦了，太凄惨了！把个孙养大到参加工作，落到一个坐班房的下场！生不能见面，死不能行孝，连一个孙媳妇也不能穿白行孝端灵牌。真不值！后来只好请益友（侄子）代替你端了灵牌！”
　　“细生（我前妻）又离婚去了湖北，剩下我一个空巢老人，苦得死我苦死了，急得死我急死了！可是我相信你不会犯法。有个姓陈的造谣，说你某日解到龙伏来冲掉（枪毙掉）。有的人幸灾乐祸，准备踮起脚来看险。有的好人同情我，来安慰我。我不相信，我的博爱冇犯到那一步。好人天照应，你还是回来了。只是你的阿公冇望得到，真作孽！”
　　我很痛苦地听者，我的眼泪只能往肚子里流淌。祖母更加悲伤地哭诉着：“好得细生在四月十二日生了一个曾孙女给他。他好欢喜啊！真是灵醒的家伙，只想捧她，可是他无力抱她……只带了八个多月，到十二月二十四日，她也……冇要得……”
　　“我……我到后山岭上哭了几次，我用擂槌把坟堆打紧，怕……怕野兽刨她的坟。你阿公还是看到了这个曾孙女，只是冲了喜也冇救得他的命！你关在班房里，一眼都冇看到，可怜也做了你的女，你只是捎信回来为她取了个名字——一红（我被捕前准备报考华东美术分院，取三元色之一）。”
　　我抱着祖母痛哭了一场。这是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四日改判释放回到大地坪老宅时，祖母诉说的一段辛酸往事。
　　写到这里，是2008年8月25日晚上10时10分。我的头沉重地低下来，眼泪滴在稿纸上，笔从酥软的指间掉下。我只得在卧室里静坐下来，抑制住无限的痛苦，我还得继续圆好这个“蹉跎坡旧梦”！
　　祖父的碾石房在大地坪老宅私厅的老厨房里，扶手划机依旧，碾石岿然屹立，蛛网密布，灰尘封蔽。祖父在十年“改锹子”生涯中，并未丢了这个伴他几十年的行头。
　　在劳苦耕作之余，他也为附近农家碾踩一些青蓝棉布。当时穿洋布的极少，靠家织棉布解决穿衣问题的居多。祖父本来有脱肛的老病，还是咬着牙关摆动着碾石，只是为了赚几个油盐钱。
　　我很担心祖父摔倒受伤，他总是说：你站远些，我踩了几十年，自己有把握，会招架的。
　　1963年，生计处于困境。我和祖母商量把碾石行头卖给了暗塘里的刘师傅。把祖父的遗物出卖始终是个遗憾，写到此时，我只好到浏阳民俗步行街拍下残存的碾石照片，绘出立体图，以作为对祖父遗物的弥补，以表纪念之情。
　　1962年到1978年的十六年里，我在监督管制下劳动改造。全劳力拿十个工分一天，我只能拿八个工分。从一个知识分子改造成一个农业劳动者，是要蜕一层皮的。于是我也传承了祖父的衣钵——做了“改锹子”，首先锻炼了三皮：手板皮、脚板皮和肩膀皮。
　　一年后，我在挑长途担子和推土车子（独轮车）两个项目中，取得了冠军。以后又在牛功夫、扯秧插秧等项目中大有进展。我推土车子能把五百多斤的石头从采石场直接推进保管室；我能从石柱峰担回一百二十斤的竹木不歇气。其他男劳力也无可奈何，因为这是按重量记工分的。
　　体力和耐力使得我度过了难关，站到了十个工分全劳力的行列。不过，别人认为我是改造对象，不是地道农民，还是鄙视我为“改锹子”，与祖父无异。
　　我想，这不是遗传，这是畸形社会的产物。大凡社会剧烈大动荡的时代到来，就必有“改锹子”出现。但求蹉跎坡的后代，不要再出“改锹子”。
　　

杜雅萍

以下为在“考学在浏阳部分”之目录：
　　
　　56、糊涂赴考过蕉溪
　　57、在浏阳之上学
　　58、在浏阳之文庙
　　59、在浏阳之师十一班
　　60、在浏阳之唐政、邱少成
　　61、在浏阳之文工团
　　62、在浏阳之取缔会道门
　　63、在浏阳之梅花巷
　　64、在浏阳之慈善堂和麻衣庙
　　65、在浏阳之白龙庙与天主教堂

杜雅萍

　（79）糊涂赴考过蕉溪
　　
　　随着祖父搞农业生产是1951年的事情，也是仅有的一年。因为这年我没随曾荷民、寻南生两位同学去考湘北中学。也因为我看到年迈的祖父，干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心里很是不忍心，加之他是个“改锹子”。他虽有八十岁学吹鼓手的决心，但已很难鼓起痰袋子吹响唢呐。我只好帮他打些敲边鼓，做起事来也勉强合拍。
　　祖母扭着那双三寸金莲，喂一两头猪，操持家务。自那次换来一皮撮关金券倒票子后，祖母的纺织就落了气，再也无法起本纺纱织布了。
　　祖父踩碾石也放了一些赊账，不过数目既小又分散，也成了烂账。祖父说善财难舍也无可奈何，碰到这种长鼻子，只好打个“视如”。况且我家在土改时划了个自中农，也不是十分团结的对象，犯不着与长鼻子们发生纠葛。
　　当土改结束时，我自动从农村剧团退出，开始复习功课，重点放在算术中的解应用题方面，例如鸡兔同笼、和倍和差、工程、年龄、植树及比例分配问题等。语文方面只复习成语应用；此外再了解一些政策和时事。
　　有时也练习毛笔字，临摹何绍基的“道人胸中水镜清，万象起灭无逃形。独依古寺种秋菊，要伴骚人餐落英……”。这本字帖是我读初小五册时，祖父带我到龙伏尚友堂买来的。我临这本老何体大概有三年时间，一直没多大进展。大人们说这种字体会把我的手练呆板，没有一种流畅感。此后再也没有写何体字了，因为再也没有写毛笔字的时间了，同时社会也完全进入了自来水笔时代。
　　祖父母也支持我读书，他们说将来做个教书先生或郎中先生也好。大户人家几代不解脚（不打赤脚），都是斯斯文文的先生。办起大事来，不要摆桌抹凳，不要担水洗碗，也不要一个围裙系在身上油巴滴水，做在前头，吃在后头。
　　祖母又说：阿公是染匠，老阿公是长工，祖宗八代都是与泥巴坨打交道。邻居天吉堂的上几代都是读书人，礼胖子当三大团的团总，橘猫狸（天吉堂沈皆遂的祖父）当绥和团的团总，皆遂的父母也都是浏阳县立中学毕业，只是死得早，冇做得用。
　　到了皆遂手里，读了高小毕业，也算是个读书人，可惜土改划了地主，再想去读也蛮难了。如果要去读书，丢下个孤零零的阿婆也难生活下去。你呢，上次曾荷民、寻南生邀你去平江考湘北中学，冇去得不要紧。还是复习功课，做好去考学堂的准备，我们暂时还能支持得住。
　　我看到祖父这个“改锹子”的艰苦耕作，心里非常不忍。想凭着自己这个小改锹子来帮他耕作这四亩二分稻田和几块旱土。可是我也有点反悔失去了考湘北中学的机会。
　　又看到一些比我年龄大的同学去当了工作队，穿上一身灰色制服，成了供给制的国家干部。可我还只十五岁，既不宜参军，又不宜招干。只能走读书的路，或许能当上一个什么先生之类，圆圆祖父母所期盼的梦。
　　有一天，沈福厚和陈淡如两个上届的大同学邀我去浏阳考学堂，我没有问考个什么样的学堂就答应了。于是三人就准备如期出发，这是一九五一年冬天的事情。无需什么准备，只要一只水笔就行了，听说考场有蓝墨水供应。
　　本地人叫去浏阳县城叫上县，去长沙省城叫下省。我就琢磨着上县的路途一定是往高处走，听说要爬过蕉溪岭，县城一定比蕉溪岭的地势还高。大人说到县里要走九十里路，卯时出发申时到。我对蕉溪岭感到很神秘，说岭上的青石板上留有仙人的脚迹，又说上七下八有十五里路。有的大人还说第一次进城的人，要拜城门，要打包封（红包）。
　　头天晚上，祖母煎了盐干豆腐和一个鸡蛋，夹在米饭中间，用一个棉布索头袋盛着，好像一个鸡食袋。祖父给了我几万元钞票，当时一万元相当于现在一块钱，并把上县的路线念给我听：
　　过了龙伏大江塅的石板桥，就到了高塘岭。下岭出西冲口便是相公殿，再过石拱桥经响石崖左拐进罗汉堂山冲，走过一段山路下坡就是边山杨家。过河经万寿宫就是洞庭滩街上，你会听到从铺子里传来的打禾镰刀的叮当声。
　　穿过塘泉吉家就到了谢家塅街上，进街有写着“望平门”大字的门楼。穿过油茶林直下西湖桥、黄荆坪，你会看到路边有石灰窑。再经过上淳口便到了石洞岭，岭口有些茶铺饭庄，这就是打中伙的地方。你们把鸡食袋里的饭菜炒热吃掉，给一千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一角钱）柴火费。
　　这时你们没有负担，饱着肚子翻过石洞岭就到了关山嘴，能看到对门那个好大的彭家大屋场。沿河直上经过沙德桥、河东桥，不远就到了蕉溪岭口。这里有一些饭店茶铺，还有斗笠铺，还有很多脚夫轿夫在这里等生意。这里的高家饭店生意蛮好，吃饭论重量，吃菜是萝卜炒肉片、淡干鱼打汤为主，那个腮袋鼓起老高的老板高老子脾气最好。
　　过蕉溪岭要记住上七下八十五里，不怕慢只怕站。脚走疼了不要坐，坐了再走越发疼。上岭要关心看石板上的仙人脚印，到了山顶上有个茶铺，两百块钱（现在的两分钱）一碗。茶铺织斗笠卖，对面有块人高的石碑，上面刻了一首诗。
　　下完了岭，经八仙桥、鸡婆岭就到了七里桥，就能看到县城了。只有七里路，可是难走了，因为你们的脚走痛了，肚子也空了，人就蛮老火（疲累）了。
　　进城到了北门口，就要左转弯，有口吊井，照麻石铺的磨石街笔直走，经过火官庙（县看守所）不远就到了文庙门口。从右边侧门进去就是县立中学，就是考学堂的地方。
　　祖父四十年代在县城太和昌染坊（现在的新文路家润多地段）当染工时，一年要往返几次，路上的大小地名如数家珍。我的记性很强，几乎能全部记下。特别印象深的，也是最感兴趣的，就是那个打禾镰刀的洞庭滩，那个仙人脚印，那个有诗的石碑，那个鸡婆岭，那个磨石街。一夜未睡好，重复记住这些陌生的地名，县城的模样也一直在脑子里揣测捉摸着。
　次日天刚亮，就起床吃完眼屎饭，提了那个鸡食袋，三个人淹着祖父口授的路线图踏上陌生的旅途。这是首次走长途，首次离家出远门，也是首次进城。
　　一炉验证了祖父口授的路线地名是正确的：洞庭滩的叮当声也听到了；蕉溪岭的仙人脚印也看到了；只是那块石碑届满了苔衣和灰尘，无法认出诗句，有无难以定断。后来回家问了秋波阿公，说这首诗的内容是：
　　蕉溪峻岭似云梯，一步高来一步低；
　　十里不闻鸡犬叫，三山唯听鸟雀啼；
　　马行半路双膝跪，人到中途半寸移。
　　任是金袍紫带客，停车下马过蕉溪。
　　这是一首比较工稳平实的七律，除一个雀字应换平声字外，其他都合乎平起入韵格律，都押新韵齐。不知是哪朝哪位老先生之作，对蕉溪岭之高险陡峭幽静描述真切。
　　走到黄昏时节进城时，已是寸步难移了，小腿和脚趾、脚跟又疼又胀。睡在文庙的厢房里，直着身子不敢动弹。半夜口渴得很，摸到了鼙亭里的水缸，喝下几口凉水。次日早上才发现缸里的水长满了衣藻，一股异味。真是饥不择食，渴不择水。
　　次日报名应考。报名只登记填表，没有面试政审体检等项目。考场设在文庙对面的师资速成培训班的教室里，记得只有算术语文两科考试，是否考了政治时事没有印象了。后来有人说这次共招四十八名学生，分两次招考，有的第一次没录取又可参加第二批招考。我一个姓杨的同学先后两次参考都没考取，后来还是去考取了初中。
　　第三日，我们三个人沿着原路线回家，途中除了一个很大的差错，致使当日没能回到家里，走到黄荆坪就借住在一家极简陋的茶铺里。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共盖一床烂棉絮，扯来扯去谁也没能睡好，一身冻得冰凉。次日起床才知道，昨夜下了一场大雪。三个人都说身无分文，老板也就未收住宿费了。
　　三个人饿着肚子回到家里，因为布鞋被雪水浸湿，起了血泡的脚全被冻伤，脚跟也溃烂了，两个月后才愈合伤口。
　　问题就处在高家饭店的分岔路口那里。下了蕉溪岭，过了高家饭店，应该右拐朝北走，可我们左拐朝南走了。我记得来时沙德桥在右手边，回程也应在右手边。当朝南走了将近十里路时，发现一座石桥不像沙德桥，一问是樟树桥，路人指引我们绕道旱禾田、冬茅坡，终于在天黑时到达了黄荆坪，可是天已快黑下来了。我们只好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饥寒交迫的不眠之夜。
　　次年开春，我们三个人都收到了录取通知单。这时才知道，这是考取了浏阳简易师范学校。看来还是遂了祖父母的心愿，圆了一个先生梦。殊不知，先生后来又成了“改锹子”，传承了祖父的衣钵。
　　七年以后，这三个同时赴考的老同学，终于分道扬镳。一个提着黑色公文包跑红运；一个是自动离职放弃了教师的饭碗；一个是饱经磨难、家破人亡受煎熬，但他毕竟走到了教书育人的终点站。原本是：志同道合，风雪与共。到头来：分道扬镳，泾渭分明。

杜雅萍

（80）在浏阳之上学
　　
　　1952年，壬辰岁，一个龙年。祖父母因我考上浏师有着光宗耀祖的荣幸，认为祖宗八代没有出过读书人，这回要出个先生了。祖父最好胜，上学的前天晚餐，是要准备几个好菜的。少不得传统的冬笋炒腊肉、油炸尖角豆腐、蒸米粉糟鱼、蒸鸡蛋、炒冬苋、粉皮汤。这是祖母会做的拿手菜，荤素搭配，水旱各半。
　　祖父说，要隔四个月才回家，明天要吃天光饭出行，夜饭吃饱些。担着箱担上县，恐怕要两头黑，求起是个好天。祖母连忙插嘴，明天一定天晴，我蒸的鸡蛋是平的，中间冇现水氹。我想，祖母真是气象专家，以前说她的三寸金莲能预报晴雨，现在又说蒸鸡蛋也能预测天气。以前芦仙寺关老爷行香，不但冇求到雨，反枪冲掉两个脑壳。宝乔祠打清醮，也冇求到雨，一点钱被和尚道士赚走了。明天就看祖母的蒸鸡蛋灵验不。
　　饭后，祖父把一只篾黾纹（六方形纹路）箱子搬出来，把祖母为我准备的棉被盖和衣服等用品放进去。还有那口被日军戗烂的木皮箱里装满书籍文具和两瓶辣椒酱、霉豆腐，还有薯糕、冻米、炒米等。次日天了光，东方现了鱼肚皮，祖父叫我起床吃了一顿眼屎饭（眼睛睁不开），灌了一肚子茶水。祖母就又交给我一个鸡食袋，说里面装了米饭和炒蛋，这是中饭。
　　祖父挑起头重脚轻很不平衡的担子走在前头，我挟着红色油纸伞走在后头，他说，走路不怕慢只怕站，走到石洞岭吃中饭。上午要斩劲走一大半，下午那一小半最难走。一是要爬蕉溪岭，二是人已经老火了。我后来才知道“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道理。我跟着祖父按去年他说的路程走，一点不错。到下午黄昏时刻，才到了县立中学所在地——文庙。我们睡在大成殿左边厢房的木板床上，把脚拉直，就像一截原木树筒子，一动不动睡了一夜。
　　次日办清了一切入学手续之后，祖父临走时，说要去街上买一蔸金白菜（卷心黄芽白菜）和两个汤罐底大萝卜（浏阳白沙洲的平底萝卜，很脆甜）。那时的家乡只有满园花小萝卜，又硬又有苦味。只有不卷心的、很不柔软的土白菜。对于祖母来说，卷心金白菜和汤罐底大萝卜都是顶好的贵重菜，很难吃到。
　　祖父走了，我很感激他，也很同情他，更很可怜他。祖父是1894年甲午出生的，已是58岁的老人了。为了孙子的成才，为了八代祖宗有个读书人，他不辞劳苦，肩挑重担，足行百里，送我读书。我很难过和内疚，这是继潘家盆、宝乔祠、南普寺、永兴寺之后的第五次送我读书了，其中后三次是挑着篾黾纹箱子和木皮箱。

杜雅萍

（81）在浏阳之文庙
　　
　　浏阳文庙即孔庙，也有叫夫子庙的。坐落在磨石街，斜对着圭斋路上的梅花巷口。磨石街与圭斋路平行，两路之间有邮政所、一中附小及一些零落的民居建筑。文庙坐北朝南，一堵红色的“万仞宫墙”成为文庙的屏风，有照墙的作用，使得路人不能看到文庙的建筑格局。文庙的后山长满葱郁高大的古樟，形成一大片荫地。奎文阁建在古樟掩映之下，谭嗣同举办的“兴算馆”就设在奎文阁内。
　　现在文庙门口没有磨石街，只有以后整修的圭斋路中路。磨石街在大跃进修穿城而过的人工河时挖毁了。文庙的西侧隔磨石街上的火关庙只有200米左右，东侧距壁场坪的县政府公安局武圣庙也很近，这是我到文庙读师范时，对文庙地理位置的印象。
　　浏阳文庙是我国保存最好的文庙之一。据清同治《浏阳县志》载，文庙始建于南宋嘉定元年（戊辰，1208年），其初址在县城东门外红狮桥。明弘治十八年（乙丑，1505年），迁至城西。清道光九年（乙丑，1829年），知县沈履正迁崇圣祠于今址，重建大成殿，殿后增建奎文阁（兴算馆），加修庙内其它建筑，形成以后的格局。但据江堤先生撰《浏阳文庙笔札》一文，是清道光23年（1843年）才迁到现在的位置。时间推迟14年，谁正谁误，不必去改正，谨作此交代而已。
　　据说浏阳文庙是参照山东曲阜孔庙的规格而修建的。我上世纪去参观过曲阜、南京、北京、岳麓书院的文庙，真是天下文庙一个面孔，一种风格。都是在一条中轴线上展开，自南至北依次为宫墙、泮池、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御碑亭、奎文阁等主体建筑。营造一种层次递进、雕梁画栋、黄瓦红墙、富丽堂皇的庙堂文化。大成门和大成殿柱头上的对联都是相同的。
　　大成门：先觉先知，为万古伦常之极；
　　至诚至信，与两间功化同流。
　　大成殿：气备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
　　 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
　　可惜后联的平仄对仗不很工整，且有凑合之嫌，但这是孔夫子的徒子徒孙之作，岂敢弄斧班门。
　因为文庙不单是祭祀孔夫子的地方，也是祭祀“五王”“四配”先哲先贤的儒家祀庙。更因为自解放初期，文教科长杨卓然把浏师暂与浏中合并于此。文庙成了一县的最高学府，袭承了历代文庙与学宫在一起的“庙学合一”。于是把文庙东西两厢摆72贤牌位的走廊改建为教师和学生宿舍，我在庙里接受了五爱教育，度过了五百多个日日夜夜。所以，我对我的母校应有忠实的描述。
　　浏阳文庙与曲阜孔庙对比，既是同一个面孔，又有无法相比的地方。
　　曲阜孔庙从万仞宫墙起，在中轴线上自南向北的建筑依次为仰圣门、金声玉振坊、棂星门、太和元气坊、至圣坊、圣时门、弘道门、大中门、同文门、奎文阁、启圣门、大成门、杏坛、大成殿、圣迹殿等十五处门、坊、殿、坛、阁建筑。
　　浏阳文庙则择其主要的宫墙、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奎文阁等而建筑在中轴线上。其大成殿前石栏围廊内的重檐四柱乐亭舞亭是曲阜文庙没有的。从神道进入大成殿的台级上的汉白玉浮雕盘龙没有曲阜文庙的气派，且龙角毁掉。
　　至于杏坛，是孔子讲学授业的地方，浏阳没有孔子，也就没有杏坛，更不可能有乾隆皇帝题书的十句杏坛赞（四字句，共八句）。还有开在宫墙中间的仰圣门，浏阳文庙是不能建的，平时出进都走宫墙两边的侧门。据说要殿试钦点了状元，才能开建此门，把对门黎家大屋拆掉，修条大道至通阳街（人民东路），让状元打马游街，笔直经此仰圣门，过泮池上的状元桥，经棂星门、大成门、神道到大成殿去祭拜“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神位”。
　　然而浏阳从来没有中过状元。据南京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资料载，清代在112次科举考试中，共钦点状元114名，其中江苏中了49名，浙江20名状元。而湖南的两个状元不知出在哪州哪府，如果浏阳有，就会宫墙洞开仰圣门的。
　另外，浏阳西乡人邱谷士（1781-1849），用匏瓜制成匏埙，弥补了古乐八音（丝竹局，改造了古乐谱，使浏阳祭孔古乐器机器演奏水平居当时全国之冠。因此他被聘为浏阳县学的舞乐教官，浏阳文庙的春秋二祭曲礼，也按此古乐举行。木石金匏土革）中的匏音古乐器的失传。并建立了浏阳礼乐
　　我到浏师读书时，古乐珍藏于操场坪武圣庙内。很遗憾，我只从窗子里窥见了部分古乐。1949年后，文庙大部房舍划归中学使用；1963年，全套古乐器交予湖南省博物馆珍藏；1983年，浏阳文庙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近几年为了拍电影，在文庙举行过祭孔仪式，我也未能去欣赏那古乐发出的八音。
　　这座占地6000平方米的文庙，现由浏阳市文物管理所管理，经过装修以后，开放参观。两厢成为画、摄影、石雕、根雕、烟花展览的场馆。东厢专设将军馆，展出浏阳籍几十位将军的照片和生平简介。浏阳一中的校门就开在原宫墙中间位置，有很多县市级文理科状元从这里走上各名牌高校，不少成为了博士院士。浏阳一中也晋升为湖南省级重点中学。
　　自浏阳一中开了这个校门，则在宫墙与大成门之间的大坪里，建了一个大圆形花坛。这花坛的中心位置应该是原棂星门的位置。1952年上期我考入浏师十一班读书时，巍耸的麻石牌坊就屹立在这里，是四柱三门五楼的花岗岩石结构，有关额与联的文字内容已经没印象。
　　只记得当时是用又粗又长的圆木挤倒的，下面还垫了很厚的稻草。据“龙鱼河图”载，“天镇星立得士之美，其精下为棂星之神”。故孔庙前有棂星门，盖取得士之义。古“灵”通“棂”，“棂”是窗格子，祈求棂星透窗射入带来文运。
　　宫墙内的圆形泮池及池上的状元石拱桥，我常到那里晨读。它也随着棂星门的拆毁之后填池拆桥夷为平地。南京、曲阜及苏州的棂星门皆为石结构，故棂星门实际称棂星牌坊更确切。宫墙开了正门之后，两边的侧门楼均已废除。

杜雅萍

　（82）在浏阳之师十一班
　　
　　据浏阳百年大事记载，公元1919年，乙未八月，浏阳甲种师范迁长，并入长郡中学师范部。1929年乙巳春，创办浏阳县立公学，1931年更名浏阳中学，1949年7月19日13时，解放军进驻浏阳县城。8月1日浏阳县政府成立，赵超山任县长，杨卓然任教育科长。
　　下期，浏阳县立中学改为浏阳县第一中学。当时的中等教育，只有公立的浏阳初级中学（一中）和浏阳高等师范各一所，私立的有狮山中学（今三中）、选文中学（今二中）和金江中学（今七中）三所。初等教育有各乡镇办的中心小学四十所，村办族办的小学二百多所，据王祥老师（简师第三班）回忆，当时的浏阳县立学校设县红十字会内（蜈蚣岭），女生住迎佛寺（柴家巷）。
　　1936年下期浏阳简师招生，比浏中创办迟七年，简师第一班与浏中第五班同时。七七事变抗战开始，简师迁到乡下，1949年迁到花佛岭（今浏阳市荷花办事处）。1949年，决定把浏中、浏师合并，赵超山县长和杨卓然科长，择定浏阳文庙及其附属房屋和庙后山坡，划为浏阳一中校址，将文庙东西厢房（走廊）改建为教室和宿舍。
　　1952年上期，师十班教室在东一室（今将军馆），我们师十一班在西一室（今书画展馆），男生寝室在大成殿两旁的东西廊下，东二东三室为中十三、十四班教室，西二西三为中十一、十二班教室。女生宿舍和后勤食堂在前坪（棂星门）西侧祠堂里，教师宿舍在前坪东侧祠堂里。
　　大成门装槅改为教导处财务处办公区。前坪和神道坪为集合训话的地方。大成门两头的钟亭鼓亭是茶水饮用处。唯一的绿化带是大成门与舞乐亭之间神道两旁的紫荆、罗汉松、桧柏及枇杷石榴等古桩古木。大成殿内的神龛上只有一尊“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神位”的牌位。那些四配、十二哲、七十九贤以及七十七先儒的神位都不复存在。到20世纪末修葺时，才塑了一些先哲先贤像，增设了香炉香案之类。
　　我在师十一班读书时，很喜欢这个古色古香的环境，好像是活文化人与死文化相聚的地方。从潘家盆、宝乔祠、龙兴寺、南普寺算起，这是我第五次进入庙堂了，我已经习惯在祠堂庙宇里读书，更喜欢这肃穆雅静的气氛。
　　但这种紧张的作息制度和学风又让我有些恐惧。每当听到那急促的哨子声，还在手忙脚乱中，矮胖的李忠汉教导主任就已促到你的身边，真是火速风行。集合训话时，他能发现你的微小动作和比蚊子声还小的说话声，轻则点名批评，重则出队示众。
　　天还麻麻亮，他便深入在寝室，哨声把你惊醒。马马虎虎洗漱一下，又是哨声和吆喝声把你赶到操场上。晨操结束后即靠拢集合，一顿训话之后自由晨读。肚子里打起官司，只等早餐的钟声召唤。可是不要哨声吆喝，快速行动八人一桌，筷子有的放矢，很快结束了“宛城之战”。
　　我们的班主任是个女老师，中矮身材，大眼阔口，眉骨略现棱角，语言犀利，很有威严，大家都怕她。我挨过几次批评，是跑到校外摘桑叶喂蚕迟到了。还有一次是要我检举焦七海同学贪污食堂采购金的事实，还要在批判焦七海的班会上发言。我没有掌握事实，当然没有发言，还是挨了一个批评。
　　我们学校的校长是浏阳县副县长张启魁兼任。执行校务的是朱家鍚副校长，李忠汉石岑高任正副教导主任，江澄任总务主任，其他的党团干部和后勤事务等的负责人，概无印象。倒是一些出格丑闻记得一些，如从日本留学回国的音乐老师张先生，他的美声唱得很好。他发给我们的歌曲都是用红色油印的单张纸，表示高低音的圆点和表示节拍音符长短的横线很难辨清，只好由他领唱校正。
　　当时盛行的歌曲是《三反》和《反对细菌战》，唱起来杀气腾腾，有冲锋陷阵势不可挡的威风。会被听着胆战心惊。当我们唱得起劲的时候，校方忽然宣布开除张老师的公示。其理由是：深夜不归，通宵外宿，有嫖娼的腐朽行为。于是他和体育老师苏林苍一起被开除了，接替音乐课的是一位叫陈静的女老师。
　我班共有同学47名，其中大男大女都已结婚。我在班上是较为矮小的，且年龄也少长几岁，班上有野趣闲言，我却麻木不仁。有个女生熊美姜，几天没有来上课，我竟然没有发现。原来女生发现她的上衣越穿越大，是由于肚子越长越大的原因。不知哪天，学校把她辞退了。她从此撤学，回到农村当母亲去了。有一次老同学聚会时，有几个同学说去西乡看过她一次，已是四代同堂的老祖母了。可她在我的印象中，还是一个轻皮薄面的高挑个儿。
　　另一个超大型的女同学，叫寻露华。可她是南普寺高小焦达谷校长的夫人，我应该称她师母的。她感到腼腆，我还是称她露华同学。然而有个叫焦佩玉的姑娘，常来班上找她，亲热地叫她妈妈。原来她是露华的亲生女儿，在本校中学部读书。于是母女变成了同校同学。
　　2008年，邹清华同学预告一个消息，说是焦佩玉要为母亲做八十大寿，想邀在城区的师十一班同去吃饭，不收礼，只是庆寿又叙旧。我欣然应诺，应该去请这位师母同学去拜寿。
　　还有两个因肺病休学，芳龄早逝的女生，一个是胖胖的邓爱珍，一个是清瘦的孙益林。她俩都成了女子婆，早已有了婆家，在师十一班里只是昙花一现，留下的是个死亡的记忆。其余十二个女生毕业时都定下了终身，只有两个叫柳曾行、李兴梅的嫁了教书匠，其他的均嫁了官员、职员、医生等，其中陈翠林成了将军太太。
　　我们三十二个男生都没有吸引他们的本领，在婚姻感情上视为无缘之辈，连擦肩而过也谈不上。其中周祧宗、周心农、李运兴、罗传武、罗鍚兴是班上的巨无霸，牛高马大，个别有妻室。都尊他们为老大哥，是班上的骨干分子。我是班上的小喽啰，不介入他们的行列。喜欢单独行动，如摘桑叶喂蚕、到浏阳河游泳捉鱼、躲在麻衣庙看书等。能引起班上注意的是考试成绩排前，上课和晚自习打瞌睡。
　　我们班上有两个插班生，一个是原师八班的女生邹清华，原在佛堂就读停学，并入中学后，插入师十一班，是班上的文体活跃分子。一个是从中十一班转入的焦七海，是班上篮球队员。
　　班上无形中形成男女两大阵营和多种小集团。在女生中有李红楼等艳美类，有谢玲等活泼类，有寻尹君等女子婆类，也有谭志佳等丑型类。男生都以地区结集成小团体，我把它称为帮派，并不是矛盾的帮派，只是较接近的老熟人而已。有张民兴等的南乡帮，有以周心农等的社港帮，有以罗传学等的北盛帮，有以戴皇华等的泮春帮。
　　我们龙伏虽只四个男生，可我和焦七海、戴革非三人结成一个小帮。一切都听焦七海的行动。因为他有钱，上街都是他为东。并且他是中十一班转入的，人熟吃得开，没人欺侮我们。
　　可是到了1958年，戴革非成了反右积极分子，入了党，当了教育骨干。我和焦打成反革命和右派，不是分道扬镳，而是人间地狱各一方。

杜雅萍

（83）在浏阳之唐政与邱少成
　　
　　唐政老师是湘潭人，任师十一班班主任兼语文课。她在授课和育人方面都很是认真和严格。那微突的眉骨和锐利的眼神，使我敬而生畏。她讲课或提问时，有咄咄逼人之势。这种威严的仪表和风度，与文静的女性身份很不相称。与教导主任李忠汉老师相比，也毫不逊色。与她的丈夫龚宇仁老师相比，也有极大的反差。这是刚柔相济、配成乾坤合德的一对。
　　这种刚直不阿的性格，在大鸣大放中秉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落入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陷阱，在大批大斗中，她支着怀孕的身子倒下了，最后忍受不住打骂和侮辱的摧残，逼得服毒自尽，并以“自绝于人民”的右派分子盖棺定论。
　　拨乱反正后，虽然平反纠错，但给她和她的家人带来的灾难是无法想象的，更是无可弥补的。师十一班部分同学聚会时，也去看望过若如木鸡的龚老师，他说妻子死得太惨了，罪受得太多了，逼得走那条无情路，是她唯一的选择了。潜流的泪珠中断了他的诉述，同学们黯然神伤 。
　　自1953年下期离开浏师后，我一直没有看见过唐政老师。有关情况是邹清华等同学追忆往事时所谈及的。我听了很难过，只是默然，心中在说，唐老师啊，你的学生也遭了此劫，也落了“言者无罪”的陷阱，也家破人亡。安息吧！大难临头皆遭此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幸而我能死里逃生，能留下这点墨水。
　　邱少成是教我们生物的男老师，穿着简朴，有不修边幅的浪漫风度。这种仪表或与他教授生物有关，采集和制作生物标本，是与西装革履无缘的。有时还要系上围裙，套上血迹斑斑的手套。
　　他的窗台和屋檐下，摆满了花木盆罐，散发泥土气息。他的实验室，也是标本制作室，是一个简陋的临时厂棚，周围用木板隔离着。其间有锄耙，有网络，有刀刮，有药瓶，有铁笼等充塞其内，集农夫、渔夫、猎人、屠夫于一体。杂乱无章皆有序，血腥充庭却有香。
　　我常到这里来，首先是观看，慢慢就蠢蠢欲动其手，试想帮帮零忙。邱老师却没有把我赶出这少有人问津移步的地方，还耐心回答我提出的一些有关的问题。于是我就成了他的助手，也可说是一个冒写投师状的徒弟。
　　印象最深的是帮他制作穿山甲标本。邱老师从市场购到了一只小型穿山甲，决定做成剥制标本。我这是第一次见到穿山甲，小时候只听说过有一种会打洞的鲮鲮甲。原来它即是穿山甲，学名叫鲮鲤，外表看很像爬行类动物，其实它属哺乳动物。它的生殖和牙齿都具有哺乳动物的特征，并且它的腹部生长的毛，是明显的兽类特征。由生活习性和防敌的需要，外露的毛慢慢角质化成了鳞甲。中药泡制的甲珠就是这种鳞甲加工而成。它已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之一，严禁捕杀和走私。
　　我帮他把皮剥下后，刮除血肉残物，用甲醛进行防腐消毒处理，扎绑铁丝支架，塞入吸潮防腐的填充物。缝合后清理毛甲，最后固定在木板上，由邱老师贴上标签就制作完成。有时来不及洗手跑进教室听课，把一股骚臭也带进教室。
　　这次实践，为我在教生物时制作标本打好了基础。1987年浏阳县生物教学研讨会在龙伏中学举行，参观了我建立的生物标本室。我做了专题发言，开启以后较有成效的生物教学活动。我首先要感谢的是邱老师，感谢他对我的栽培。
　　邱老师不仅有很认真独到的讲说能力，还能通过标本和版画辅助教学，使我们能扎实掌握所学知识。课堂气氛既紧张又轻松。他说知识来自于实践，上课不是喊口号。讲得出，做得好，能用于实际，才能算是掌握住了。使我以后的教学实践中，尽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后文将有一段文字来介绍我的生物兴趣小组是如何为建立龙伏中学生物标本实验室做出贡献的。
　　1953年下期，我离开了浏阳，再也没看见过邱老师。据说他也和唐政老师一样，在反右的斗争中，悲惨地离开了人世。

杜雅萍

　（84）在浏阳之文工团
　　
　　我在浏师读书的1952年，即是zhonggong浏阳县委机关（原蜈蚣岭红十字会）失火，41栋房屋全部烧毁的那年。据浏阳百年大事记，7月17日—8月9日，全县开展三反整训学习活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参加干部1082人。12月又举行第二次整训，参加干部656人，同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我仅从音乐老师教我们唱有关三反五反的歌曲中了解到社会三反五反的内容和声势，在街道的行人交谈中也闻到一些风声，有关三反五反的横幅标语也到处映入眼帘。总之感觉到一种严肃紧张的社会气氛，但没有接触到任何具体的情节和案情。一则涉世未深，二则学生们不太关心这些什么运动，更不理解什么是社会运动。
　　当时的物价很稳定，肉价每斤四千八百元（0.48元），批发蛋一千元四个（0.2一个）。这是我跟焦七海去采购蔬菜时才知道的。我们的伙食标准是每月七万五千元（7.5元）。每期结算，还有伙食费退给学生。伙食实行民主理财，由学生会派驻监察和采购员，
　　焦七海就是菜食采购员（业余兼办），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学生伙食团也来了清算。于是在班上对他进行了批判，撤销了他的采购职责。这是三反运动在伙食团的小余波。
　　另外一个很大的风声，是陈迈众团长被揪出来了。这是个很轰动的消息，也是我们家乡同学很关注的新闻。因为陈迈众是我们石江乡人，而且是很熟悉的长辈。陈在解放前于妙高峰读中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解放初即组建了浏阳文工团，任团长。
　　文工团的秘书廖湘涛也是石江乡人，在湘北中学读书时也加入了地下党。另外还有团员焦盐王等人也是家乡人。因此我们常去文工团走动，有时还得到一些鼓励和关心。因此，陈团长打成三反分子的新闻传出，我们当然感到突然的震惊。
　　当时流传着打老虎的说法，就是揪出三反分子。于是陈团长就是被打的老虎，究竟是大老虎还是山老虎，我是不知道的。听说他已监禁起来，不能与任何人接触。又说他的妻子大义灭亲，也写了检举材料，还与之脱离了婚姻。
　　几个月之后，他的问题查清，原来是一只假老虎，随即升调湖南湘剧院经理，又后来，升任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团团长，常到国外演出，还看到他与陈毅外交部长的合影，可是他始终没有接纳要求复婚的妻子。最后一次见到他，是我在湘潭师范读书的时候。
　　另外，文工团的秘书是我原童养媳的哥哥。我的包办婚姻，也是由他在几年前解除的，所以没有亲戚关系往来。三反后，他也调往湘潭花鼓剧团，1953年以后，于文工团不知所终。
　　还有一件帮沈穆容去文工团求职的事，似乎印象中没有消失遗忘。穆容是个清秀高挑个，也在农村剧团演过花鼓戏，因为家贫未能升学。只读了几年私塾，能写几首七绝五言之类的古诗。由于不识简谱，只能唱几句跑掉的花鼓戏，文工团没有收他。一年后，她患痨病去世，年方23岁。

杜雅萍

（85） 在浏阳之取缔会道门
　　
　　1953年4月，浏阳县取缔反动会道门，处理道首134名。一个阴沉的日子里，浏阳县城的操场坪，人头攒动，口号喧天，在这里举行取缔反对会道门的宣判大会。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就在操场坪的北侧，武圣庙在东侧，主席台设在武圣庙前。
　　从公安局押出来的道首站在台下，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坪里的群众，没有站好整齐的队伍，显得很杂乱，时而发出嘈杂的声音。在一阵口号声中，宣判大会开始。
　　我对反动会道门这个词很生疏，跑来观看纯属一种好奇心，或者是赶热闹。或许这是个星期天，不然我不可能溜出来看这个场面的。我挤到会场的最前面，还站到台右的一个最佳位置上，能清楚看到台上台下的人物场景。
　　站在台下的人犯分别是一贯道、同善社、三其普度等反动会道门的头子，故称道首。大会报告说这些会道门是反动的迷信组织，有危害社会安全、麻醉人民思想、骗财骗色的不法活动。它与宗教信仰有本质的区别，属于反动性质的邪门邪道。
　　这些会道门名称，虽然第一次听到，但却引起了我的回忆，好像祖母曾经说过，楼里屋场的连老开不吃黄鳝泥鳅，不吃所有的无鳞鱼，不吃狗肉等，是参加同善社的。当时并不注意什么是同善社，只是耳边风的一个非常模糊的印象。
　　大会对反动会道门的罪恶进行检举揭发和控诉之后，宣布对道首的刑事判决。其中一个穿长袍的高大的道首叫卢龙，判处死刑，一块斩杀牌插在五花大绑的背上。在一阵口号声中，武警荷枪实弹把他推落台下，押上刑场，一路上人群挤压，气氛森严。
　　我随着人流跑到水门口的状元洲，看到这个高大的道首应枪声倒在沙滩上。至于枪毙几个道首，已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印象。这晚没有睡好，一贯道、同善社、卢龙、高个子、长袍、斩杀牌、蜂拥的人流……还在回放着影片，直至过了一段日子，才淡化消失。
　　会后我没回校，跑到太平街去参观了反动会道门罪恶展览馆。除看到一些图片照片及骗取的金银钱财外，特别关注那些会道组织花名册。我记住了祖母说过连老开参加了同善社的事，我最终找到了潘连开、陈坚玉等地方一些熟人的名字，也还有参加三其普度的熟人名字。但他们是受骗的群众，向道首按期交纳财物，他们不受处分，认识错误，自首悔过就了事。

杜雅萍

　（86）在浏阳之梅花巷
　　
　　我第一次到浏阳去应考时，问路说梅花街走哪里去，一时引起同伴的笑话。因为梅花巷是妇孺皆知的名巷，从没有梅花街之说。可见我是乡巴佬，加上把艾粑粑喊成绿包子的故事，我就拥有两个乡巴佬的笑话。
　　自改革开放以来，浏阳县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梅花巷、胡家巷、黎家大屋一大片全部拆除，建立了梅花小区，有梅花一街、梅花二街、三街纵贯东西，把劳动路和浏正路南北沟通。这样，一条古老的梅花巷变成了三条梅花街。看来我这个乡巴佬还是有点预见。
　　梅花巷是贯通浏城原阳街和圭斋路的古巷。南北走向，曲而五弯，不到两米宽的麻石巷道，光滑如砥。中间除一条通向原北正街的胡家巷外，没有任何岔道。巷道两边是独立门楼的幽深小院。我印象最深的小院是“白云深处”。除门楼外，全是用青砖砌的高翘马头垛墙。抬头一线天，低头一路石，没有喧嚷的人群，很是清幽宁静。我到浏阳河洗衣或是到致中和买药，都要穿过这条古老而幽深的梅花巷。
　　旧社会把青楼妓院俗称为婊子房，都隐匿于巷陌里弄之中。娼妓行当有公开秘密之分。公开的受官方保护，成为上层人物风花雪月的场所。还有一些拉客的暗娼存在其间。在这种政治飘摇、商贾喧嚷的岁月里，还冠以“风华”世界的美名。说活动于青楼妓院的人物是风流人物。难怪增广贤文里有“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之句。
　　我一直对风流这词，觉得褒贬模糊混淆。比如说某人爱风流，某人真风流，民间泛指放荡的男女关系。如说某人是个风流人物，某风流倜傥，则有英俊杰出之意。如说某地是个风流之地，则有风韵风情之意，如说某人高迈不羁，有风流一时之冠，则有负才而不拘礼法的气派。其他有形容风俗教化的，有形容仪表风度的等。
　　本地对风流的词性，却泛指一些寻花问柳的人。我在浏阳读书时，还有同学戏谑梅花巷是个寻花问柳之地。1949年前，这里可能是狎妓嫖娼的风花之地，现在梅花巷不复存在，梅花巷过去似乎不很光彩的阴影也随时光消逝。
　　像梅花巷的消逝一样，浏阳县城的所有巷也同样被现代化建筑所取代。柴家巷改成了新文路，又改建成步行商业街；唯一完整的仅有人民路通往浏阳河路的周家巷。嗣同路的太保巷是条最狭长的巷，虽位置没变，但已被民房拓展吞掉。
　　营盘巷被人民医院拓建占地，唯存一段不到50米的地方成为小吃饮食摊地。幸而欧阳予倩故居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是营盘巷保存完整的一栋砖瓦木结构民居。连通北正路与新文路的蛟龙巷已拓宽为商业小街。据清同治县志图载，还有王家巷、漆家巷、兴仁巷、道德巷等，可已不复存在，原地址很难确切定位。
　　巷在北京称胡同，胡同有很多四合院，其实是小街道。而浏阳的巷应该比胡同规模小些。古人把狭窄的宅子或里中通道称巷。例如《论语》卷三雍也篇贤哉章：“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里所指的陋巷就是颜回所住狭小宅居之地。
　　像这样的小巷道，浏城也有称作弄的。如原北门口的柳家弄，我祖父的同行刘令清师傅就住在这里。我读书时去过几次，这种弄与里很相似，今金沙中路还有个百川里小市场。
　　浏阳农村至今还存在不少带巷的地名。如社港的相家巷，楼右的韩家巷，山田的文家巷，龙伏的冷家巷等，其中只有相家巷才是社港镇上一条名副其实的巷道，现辟为自由市场。其他的巷，都只是一段农村古道，不过是道路因屋或因山崖所狭的乡里通道而已。
　　前几年，我在集里办事处声威里的小街道内，发现一家门面，挂着一衙居的门匾。其联为“乐在山林游野鹤，安居陋衖荡闲云”。我驻足品味这首带有十足清高风味的对联，倒很工整，也合韵律，于是记之于香烟纸上。
　　随之入门询问老妪，且欣赏墙上的四体书法，始知这是刘某老先生办的书法培训班。从联中理解到“衖”是“巷”的别体。“古籍辨字”载“巷即衖”，巷为李中通道，衖为小巷弄堂。巷衖并无严格区别。衖在浏城出现是唯一的发现。刘老先生突显古文风韵，一个衖字可能难翻了一些白丁之辈。

杜雅萍

　（87）在浏阳之慈善堂和麻衣庙
　　
　　我在浏师读书时，喜欢在星期天去寻幽访古。其实是想躲在幽静的环境中去看书，还有一个原因，是去会见从家乡来的熟人。因为我去的几个地方都是空荡荡的古老宽大的房子，属于平常没有人住，在开县级大会时常作为住宿餐厅的地方。当时县城还没有招待所，更没有大酒店宾馆，只能利用空敞的旧场所作为参会者的食宿之所。
　　参会者多来自农村，自带被盖，开地铺，砌地灶。住宿无床，开餐无桌，可他们无怨言。会议结束，他们卷起铺盖走。这些地方又是空荡荡的。又是虫嘶鸣叫、门窗蛛网。又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陋室。可是我喜欢幽静，这里曾留下过我的足迹，它也留在我的记忆中，并没有泯灭，下面是我回味的几个地方。
　　第一个是慈善堂。慈善堂是一栋砖木结构建筑，中间是大厅堂，两边有厢房，有天井，有水井，光照不足，阴森暗淡。它应是个慈善单位，或救助单位，如育婴院、孤儿院、红十字会等，本着慈爱施善、博爱怀仁的精神，对不幸个人或群众施以救助的慈善事业。
　　可这个坐落在北门口，即今圭斋小学与湘东大厦之间地段的慈善堂，却门虽设而常开，似乎无人居住和管理，闲人任其出入，故我常来这里驻足、看书。
　　有一次全县召开劳模表彰大会，劳模们安排在这里食宿。我去看家乡有没有劳模。去时正是劳模进餐，菜肴很丰盛，少不得方肉大鱼整鸡。暗淡的房子里，饭菜的热气弥漫其间，更显得很拥挤。我挨房挨桌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发现了满阿公和李阿婆，我没有喊他们，因为他们吃得很投入，或许是吃得很认真，大汗淋漓。
　　满阿公是夏夜在大地坪讲白话（故事）的满长子，他是木匠师傅，在推广步犁工作中立了功，评了模。又是学毛著的尖兵，还评了模范宣传员，可是没有批准他入党，因为他父亲是武术教脑壳，有点霸道，他的伯父是被镇压的畅胡子。他只是感到遗憾，但他没想到不可能的一面。
　　李阿婆是个大脚女人，历任妇女组长，是种田能手，评了女劳模。饭后我询问了一下家里的情况，就与他们道别了。
　　十几年后，我从监狱出来，回到老家参加农业劳动，接受监督改造。满阿公多次来蹉跎破扯谈子。有一次我留他吃了中饭，席中小便失禁，把裤子尿湿了，只好把他送回去。不久他沉疴不起，弃世西归。李阿婆是个寡妇，无后，晚年回到娘家东乡沿溪桥傍老而终。
　　另一次是我三哥去参加志愿军，口袋里放着石头才合格体重标准。我也是在慈善堂会到了他。我看见他换了军装，次日便开往部队。刚到北京，朝鲜战争就停战谈判成功，于是赶上了国庆大典，参加完阅兵仪式后，被编入空军2732部队。
　　此外每逢县里召开三级四级扩大会议，我也常去寻找村上的干部，了解祖父母的情况。因为半年才能回去，我很挂念这对老人。
　另一个是麻衣庙，原坐落在今浏城联城社区，劳动中路，技术监督局宿舍与百家惠生活超市地段，此前为浏阳供销学校旧址。麻衣庙也称杨孝仙庙或孝人庙，供奉着麻衣老爷。
　　据《浏阳乡土志》载，麻衣老爷姓杨名耀庭，唐天宝年间人。成道于浏阳东门，四处云游行医。久不归家事母，闻母病逝遂奔丧披麻，因自责内疚，于悲痛之中，披麻投池自尽，以表未尽孝道而自责。此后尊奉为麻衣孝仙，建庙以祀之，曰麻衣庙是也。
　　老庙原为砖木结构，两进两厢一院，内有古井一眼，侧有莲池一方。我在假日，喜欢到这里来看书或思考问题。此时的庙宇香火冷落，好像麻衣孝仙的神案不复存在，圆柱槅檐等木结构，呈现斑驳的暗朱色调，所有房间厅堂是青苔铺地，蛛网盈窗。
　　院内的两棵苍古梧桐，参天蔽日，使麻衣庙更加阴深清静。不由三国演义中“凤翔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棲”涌上心头，浮于脑海，我幻想着有凤来仪。每当梧桐落叶，两根光棍扫秋风之际，倍觉背井离乡之伤感。收卷时，总是要从落叶中寻找一些梧桐子实带回学校，剥去皱皮的果壳，咀嚼那带油香的果仁。
　　庙宇空闲着，无人管理，也是和慈善堂一样。成为来县开会者的临时食宿之所。同样的开地铺，同样的砌土灶，同样的菜饭热气腾腾，同样短暂的热闹和长期的寂静。而不同是参会者都是东乡过来的干部，我也就不必来寻找家乡的熟人。
　　新麻衣庙建在老庙附近，即鹿角冲的尾巴上，四进五开的水泥结构分级建在坡地上。山门宿“杨孝子庙”四个水泥字。庙堂两壁是乐捐石碑和二十四孝壁画。不过麻衣老爷自乔迁新庙，倒不寂寞，左右有药王财神，关帝观音作伴。时有信士膜拜，问卦求签，秉烛烧香，鸣鞭放炮，击鼓敲钟，一派香火鼎盛的气氛。
　　信士捐赠的对联匾额，都是“万民敬仰真孝子，千古传送活神仙”“德颂二天”“有求必应”之类。然而虔诚信士，不乏青年男女之辈，旨在问前程，占婚姻，求生育，治疾病，卜财道等，不可理喻也罢，这种诚心诚意也罢，这种大方捐资也罢，无可非议，也无人非议。这是五十年后我去新庙所见所闻。但没有见到一个来此看书的，因为这里太热闹，远非昔日的麻衣庙。
　　最后一个叫邦大里，坐落在嗣同路与柴家巷之间，正门开向嗣同路。这里的房子不像寺庙，也不是民居，房间不很正规，拥有一个很宽敞的泥土地坪。现为政府招待所地段，今名为浏阳大酒店。1952年是国民党军官教导团驻地。
　　我到这里去，一是摘桑叶喂蚕，因为地坪里有棵大桑树；二是想到马棚里用竹梢扭马尾做胡琴拉弓。摘桑叶因迟到挨了批评，扯马尾怕马蹄踢人不敢下手，两桩事都是失败的。
　　教导团撤走后，这里同样是空荡荡的，只作为开县级会议的食宿之所。可是我也不来这里找熟人，因为这里的参加者是南乡、西乡过来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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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浏阳之白龙庙与天主教堂
　　
　　在今浏阳嗣同路与人民路交叉的西南路口，曾经是一座古老的龙王庙，比南市街龙王庙的规模要小，故称少白龙王庙。
　　一棵古樟从屋角里冲出参天的树冠，使庙宇藏在一片浓荫之中。树身臃肿有硕大的疤瘤，疤瘤中央形成窖洞，很像龙的眼睛。树蔸的虬根裸露，向外延伸的小根又扎入土中，恰似龙爪。树冠的绿叶中，伸出光秃秃的开叉的大枯枝，与龙角的造型无异。
　　因此，古樟像龙的化身，成为龙王庙的天然配衬。庙内没有香火设施，完全是荒废的空房子。假日，我们也到阁楼上去张望西门一带的零落景象。
　　五十年后，在原址建筑了一进之开的仿古寺庙，更龙王庙名为问津古寺，也是浏阳佛教协会所在地，香火较盛。“功德无量”的匾额高悬佛殿，五百罗汉栩栩如生。
　　然而，伴随龙王老庙的古樟，历尽沧桑，现已与新庙分离在路口的瓦砾之中。那光秃秃的龙角占据树冠一半，另一半是稀疏的枝叶，面带饥色，很有独立寒秋之感。况且，古樟西侧正深掘屋基，建筑醴浏大厦。我希望有关当局能多给予关爱，不要厚彼庙薄此樟，能厥振雄姿，分枝布叶，露爪提根，还斯昔日风貌。
　　沿龙王庙侧的人民路向东走到东门口，今城关医院对门，有一幢欧式建筑，即是浏阳天主教堂。我在浏阳读书时，从未进去看过，对它有一种神秘的肃穆感。
　　忽一日，浏城传着“罗宝田”被驱逐国境的传闻，罗宝田是意大利传教士取的中国名字，说是在教堂的后院，挖出了电台发报机和枪支，有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又说他是个全才人物，具有测绘建筑、骑马射击和医疗诸方面的技术。
　　后来我参观了一个小型的展览，内容是“披着宗教外衣进行间谍活动”的图片和实物。五十年后，我专去了一次这个教堂，大脑中又浮现出一个罗宝田。但与之交谈的已不是外国人，而是一个姓刘的教主。他说财经困难，无力重建教堂，还是这老样子。这些给我的印象是“红十字架”和“博爱”的标志物。
        我在浏师只读了一年半书就离开古城浏阳。1958年以后的坎坷岁月里，我很少有机会瞥上浏城一眼。故以上九个方面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是在回忆走访中，得以重现。这是能假天年，尚能执笔涂鸦，留下几滴墨水。既是幸运，也是劫后余生能补上的一幕镜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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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在湘潭之癸巳年夏
67、在湘潭之湘潭师范
68、在湘潭之冯树珍与周树鑫
69、在湘潭之欧阳城与言长一
70、在湘潭之五分制
71、在湘潭之粮食定量
72、在湘潭之肝炎太流行
73、在湘潭之暑假
74、在湘潭之十八总
75、在湘潭之韶山实习


在湘潭之癸巳年夏
　　
　　1953年的癸巳岁，癸为水，巳属蛇，应该是条水蛇，简称之为蛇年。接近放暑假了，班主任唐政老师宣布了浏阳在下期并入湘潭师范的消息，从此结束了在文庙的一年半学习。告别了老师，告别了初中部的家乡同学，也告别了大成殿的牌位——孔老夫子了。
　　临别前一天，祖父在黄昏前赶到了学校，扛着韭菜叶子形的木扁担，并挽上一把绳索。晚上挤在我的木板床上睡下。次日大早，祖父把棉被篾簟卷好放在龟纹篾篢里，上面压上衣服枕头等。那口被日军戳伤的木皮箱装满书籍文具，箱上放着提水桶和洗漱用品。
　　祖父挑起这个六十多斤的担子，对他这个五十九岁的人来说应该是不轻的负荷，何况还要跋涉九十余里的翻山越岭。祖父不让我背东西，他要吃这个苦，因为他对我怀着很大的希望。他说湘潭他也熟悉，他曾经在那里做过染匠。下期开学时他要送我到湘潭去上学。
　　我知道他在吃苦，我无法表示对他的心疼。一路踏着原来的老足迹，同样在石洞岺搭中伙，到黄昏时才回到那个大地坪老屋。祖父实在很累，但不发输气，一切为了我。祖母望穿了眼睛，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少不得煎豆腐、蒸鸡蛋、火焙鱼及丝瓜汤。这是祖母的拿手家常菜。这是祖父的第六次担龟纹篾笼子和木皮箱。至今心疼已极，终生无法报恩。
　　下期开学临近，祖父筹备着经济，祖母准备衣服被盖，他们在苦心筹划着。我心里也在向往着那个十八总的湘潭，并且向往那个大长沙。这次要下省（俗称去长沙市叫下省，到浏阳叫上县），还要坐气划子（舵船），只等那日启程了。
　　祖母请雅裁缝（万雅宋）用机子做两件一梭罗衬衣。这种一梭罗是祖母用一兰一白的棉纱相间织的纯棉布。外衣是青棉布做的三个口袋的学生装。袜子也是棉纱针织的，棉布鞋棉帽子，从头到脚都是家织家纺的土产品。我不觉得土气，我很喜欢祖母用心血做的衣服。
　　祖父挑着那担老行头走在前面，一路说出所经过地方的名称。我死死记住了。沿着捞刀河顺流南下，从老家出发，经由龙伏市、新开市、焦家桥、寄马市、沙市街、鸡公山、莲水塘、毛公桥、邹家塅、丰裕山、伍家渡、峡山口，一路到永安市，这是从龙伏到永安的老路。到1962年，我才最后一次走这条老路，这是劳改释放回家的那年。现在的永社公路就由社港镇、沙市街直经北盛仓到永安。
　　到了永安就站在马路边等浏阳开往长沙的客车了。这种客车就是货车一样，人货混装，两边摆风。碰了运气就挤上去了，搭到长沙市天心路。然后赶到大西门航运码头去买好了船票，住在附近饭店里等天亮。船票是四角钱一张，相当八两猪肉的钱。长沙到湘潭有九十里水路，早上五点钟上船大约下午四点能到达湘潭码头。
　　第一次坐船，很新奇。分不清水往哪方流，只看见山和屋往后面走，船后面的水成了漕，船不时叫几声，像杀猪时的猪叫，水上的竹筏木排延绵几里长，奇怪为什么不落沉。小船上的大黑鸟会捉鱼。船一上岸，祖父挑起担子过了跳板就上坡，沿着长街反方往北走就到学坪，左拐进入一座文庙，就看到了湘潭师范学校的门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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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潭之湘潭师范
　　
　　写着“湖南省湘潭师范学校”横额的校门，两边是门卫室，负责保卫传达和收发文件报刊的职责。这个门楼很像原文庙的某门楼改建的，因为它前面的地坪叫学坪，意味着学宫前坪。由校门往前是一条百多米的通直大道，两边布满树木花草，很像文庙的神道。
　　直道尽头是一栋宽敞双层三开的古建筑，没有槅门和挂落装饰。青砖铺地，中间是大圆木柱支撑着。檐下高悬着写着“丽泽堂”镏金字体的大匾额。这个丽泽堂是学生集合的场所，具有礼堂的作用。这里的舞台等任何设施，由厅堂后墙的木板梯可通到楼上。
　　我们男生宿舍就在这木楼上，通风良好，干燥无潮。前有木窗棂，上有木顶棚。上下双人床把木楼塞满了，仅有单人通道，拥挤嘈杂。厅堂的后面是女生宿舍，我从没进去过，不知此禁区是何结构。
　　大道的右边是红砖砌的教学大楼，一层是办公室，二层是教室。外墙体是石灰勾缝的清水墙，当时没有甩沙子和贴瓷砖的装饰，清水墙算是很规范的外墙风格。直道左边的后勤区，学生洗漱吃饭都在里面。这里的房子简陋，都是临时性的搭建场所。丽泽堂的右边是老师住所，再左边就是运动场所。操坪一侧有个大池塘。
　　我在这里读了两年半书。一直不知道这个地方原来是什么单位，或是什么旧址。我根据学坪这个地名，估计可能这里曾经是什么书院或文庙。直到四十年后的1992年，才以校庆纪念册上知道这里原来是“昭潭书院”。
　　清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苏松太仓道员湘潭县人袁树勋捐资在省城长沙文襄祠首创。由明德学堂监督胡元倓兼管湘潭县速成师范学堂，到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湘潭人在昭潭高等小学堂举办小学师范讲习所。至民国元年（1912年），湘潭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正式创办，这才是湘潭师范学校的前身。
　　1953年下期，秦文兮奉命复办湘潭师范学校。这个矮瘦个子的女教师秦文兮被任命为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在秦被划右派后，另一个瘦高个子的女教师唐泽映，从教导主任青云直上后任校长。其他资深教师委伯平、周树鑫、冯树珍、言长一、欧阳城等，后来均在政治运动中遭劫丧命。
　　1953年复办湘潭师范时，把浏阳、平江、湘阴、临湘、攸县、株洲、湘潭、望城等县的师范班的学生合并于该校，在此基础招生扩建。以后又经迁建、停办、复办等，不知所终。
　　1978年校址为湘潭师专占用，即迁往姜畲重建，1983年撤消，1985年复校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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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潭之冯树珍与周树鑫
　　
　　我编在第七班，班上的同学来自好几个县，各讲本县的方言。特别是茶陵和攸县话，很难听懂。因为这种障碍，全班同学很难融洽成一个整体，仍然分割成多个小团体。
　　这个班分来的浏阳同学很少，所以我和李德良走得很近，任何课外活动都是形影不离。他的成绩很好，有很强的记忆力，但表达能力很弱，是个典型的内向人。
　　毕业参加工作后，我直到一九八几年才在沙市镇李家大屋找到了他。他住在大屋里的土砖房子里，没有看见他的家人。他的表情很冷漠和木讷，简陋的房子里杂乱无章，比一般农户的场面还要差。从他微弱无力的谈话中得知，他划了右派，受了沉重的打击和摧残。体质每况日下，家境亦不景气……他那蜡黄而消瘦的容颜，猥琐的形体，完全不像三十年前的李德良同学。
　　同病相怜我是当然的，我没有问及过去的一切，我怕引起他无限的痛苦。他用抖颤的手端出一碟炒黄豆，我很认真地嚼了一些，以表示我衷心的接受了他的招待。他送我出门的声音，几乎听不清楚。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告别，回到九中去听陈天树老师的物理课去了。到本世纪初，听说他在沙市卫生院排队挂号突然去世了。
　　班主任冯树珍是个体形魁伟的男老师，戴一副高倍近视眼睛，理着平头，常穿半新的中山装呢上衣，皮鞋的龟裂皱纹也很显眼。眼神严肃而又慈和，言谈轻缓而平易，一种浓厚的学者风度使我敬而畏之。有时他找我个别谈话，我常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有民革杂志，因此我猜测他是民主党派。他兼任我们班的语文课。教学非常规范认真。
　　班长及各委员等的学生官的姓名我没有一点印象。我只记得我当了一个组长，也参加班级干部会。虽然我的成绩很好，在作文与美术方面有突出表现，但我是那些大男大女们不很重视关注的小鬼。他们成双成对上街，我和李德良就跑新华书店，或野外写生。他们的春心早已蠢动，而我和李德良还是两个麻木不仁的顽童。
　　有一次，李德良提议试一试写爱情信，就合伙写一封递给了一个最小的叫李红楼的女同学。李红楼就把信交给了管女生的黄博文老师（浏阳去的）。次日，班主任冯树珍就把我俩叫去，批评我们是搞恶作剧。从此我们和李红楼之间处于一种尴尬关系，越来越陌生起来。
　　毕业后我一直没有看见过李红楼，直到三十年后的1990年 4月，我参加浏阳学雷锋讲奉献报告团去长沙市作报告时，她坐在前排听报告，会后邀我去她家坐了三十分钟。过去那幼稚而滑稽的一幕，未必烟消云散了，可是她不知道李德良已经死了。
　　毕业后，我与冯老师常有书信联系。整风反右后，老夫子的处境也是可以预料到的。1992年的潭师校庆纪念册上，发现他的大名用框框围住。我很害怕这个框框。我在讣告上常看见已死的后嗣名字也用框框围住，注上“不禄子”三字。古书上称“士人死曰不禄”。由此可知班主任已“不禄”了。至于是何原因“不禄”的，是可想到，也可不必去想到的事了。
　　教我们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老师叫周树鑫，据说是国立师大毕业的。又说他当过教育厅的高级官员。不过从他的仪表看，很像个有学问的文职官员。一身黑色中山装制服，长期保持菱角分叉的烫迹线，笔挺威严。穿着黑色发亮的皮鞋，踏着方步，发出有节奏的咯咯响声。
　　他的发型也特别讲究，随时保持乌黑发亮，并且风吹不乱。同学们开玩笑说：如果涂了米汤加猪油，恐怕苍蝇蚊子来会餐！ 当时没有咖喱水、摩丝、发胶这些洋产品，怪不得同学们关注和猜测。
　　他讲课很严肃认真，也耐烦解答提问。只是他一口江西话，和攸县茶陵话一样，难以听懂。我们把长沙话说为湖南的普通话，把株洲、望城、湘潭话说为改良长沙话。因为还没推广正宗的普通话，在教学效果上带来很大障碍。
　　忽一日，学校有一种特殊的气氛，传出一个可怕的消息，说是周树鑫老师被抓去了。他的夫人胡善坤老师随后也再未曾露面了。学校没有向同学们公布这个消息。直到毕业离校时，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他的传闻。
　　直到1992年，同样从潭师校庆纪念册上发现他的大名也是用框框围住，当然也是“不禄”了。如何盖棺定论，也和冯树珍老师一样，不得而知。
　　在那个时代，大多的知识分子，大难难逃，归於一劫。连我们这些徒子徒孙们，都多遭此劫难，何况他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
　　其他还有语文老师娄伯平，工会主席刘声达，美术老师欧阳城，生物老师言长一等的大名也在纪念册上用框框围住，应该也是“不禄”了。只有大难不死的秦文兮女校长近年才去世，纪念册上有幸没有被框框围住，并在首页提了一首七律，落款为：秦文兮1992年 7月23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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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潭之欧阳城与言长一
　　
　　欧阳城老师是个清瘦高挑的男老师，蓬乱的自然发型下面一双大眼深陷，面部轮廓线条明显，镶有一颗闪亮的金牙齿。他常穿中间色调的夹克，没有周、冯两老先生那样的学者教授风度，倒是给人一种浪漫的感觉。他是我们的美术老师，据说是华东美院毕业的，也是湘潭市美协成员。
　　我有一定的美术基础，或者说有一点美术爱好。所以很期待着每周唯一一节美术课的到来，而欧阳老师的教学方法使我有很大的进步。第一，他不是照葫芦画瓢的临摹式偷懒教学，而是先讲画法，在示范教学。第二，他提出要认真仔细观察客观世界，对客观存在要有准确而清晰的认识。要下笔如有神，就要胸中成竹。第三，他很重视基本功，必须长期练习素描与速写，既有快镜头也有慢镜头。
　　因此我非常认真听他的课，也非常认真完成习作。由此引起他对我的重视和关心。在课外美术活动中，我的习作常受到同学们的垂青。每期美术专刊上，都有我水墨画出现，如草虫鱼虾和花卉等。为我以后的教学生涯中，担任美术课打下了一定基础。
　　我的业余美术爱好，既害了我，也救了我。害了我，是葬送了我的前程，在大鸣大放中，我为别人的鸣放材料作了插图，画了漫画。结果二一添作五，写的画的都是划右的铁证，各打八十大板，都划为极右，获个二十年的悲惨处境。
　　说也救了我，是在监禁劳改的绝境中保住了一条性命。1958年至1962年间，官方发现了我绘画才能，经常提监参加县级的展览图片绘制，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也避免了苦力的折磨。有幸没有成为班房里的饿殍，有幸没有被苦力折磨牢死。从这一点上，我应感谢欧阳老师。《寻找家园》一书中的高尔泰也是画画救了他，从戈壁滩夹边沟捡回了一条孤伶伶的生命。
　　但划右派我不能埋怨他。因为我本来就是划右的摸底对象，何况读书会一案在监视侦查，大限已到，劫难难逃。
　　1958年的被捕入狱劳改及划右监管，已彻底毁灭了报考美术学院的梦想。1964年我把“关于文字美术化”的样稿寄给了湖南人民美术出版社，回函是“这类书籍不准备继续出版，请另找出路。”于是，我又寄给了欧阳城老师，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消息。
　　我已预感到他可能已被卷入到划时代的风暴漩涡里。后来我责骂自己太天真幼稚，这样一个浪漫型的美术老师，不可能不被政治漩涡卷去。“不禄”的可能性很大，劫后余生的可能性很小。后来也是从校庆纪念发现了欧阳城确已“不禄”了。难怪我寄去的信稿无消息，或丢了废纸篓里。“不禄”的人是永远收不到这个邮件的。
　　关于生物老师言长一，也是我印象较深的一位老师。他也是不拘仪表的浪漫风度，常与一些大同学打成一片。都说他言谈风趣，平易近人，没有周树鑫、唐泽硕那样威严可畏。他讲课是一口长沙话，很生动，容易接受。
　　他讲遗传与变异时，引起了我对米丘林学说的兴趣。因此我与临湘的姜雁秋同学常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他成为我唯一的一个外县学友。上世纪末，才找到了他的下落，有过书信电话联系。知道他没受打击，就职于乡文教办。
　　上世纪末我建立蹉跎坡柑橘园时，把所学生物知识派上了用场。该园成了龙伏中学的实习基地。这里我应感谢授业的言长一老师，可是他也在大风大浪中“不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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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潭之五分制
　　
　　当时的学制是学苏联，小学五年一贯制。中学师范也一样。考试样子不是以往百分卷，而是五分卷计分。而且段考和期考不另安排考试。而是根据平时小考成绩的稳定和进退情况的分数来评定段考和期考成绩。这样就制约了一些突击应考的学生。有的学生平时懒读书，考时开夜车。前天晚上一个手电筒，躲在被子里看一夜书，就应付次日的考试。他们的经验是，趁热打铁能记住，临渴掘井火力强。
　　平时的小考试无可准备的，必须靠平时认真听课，认真完成作业，才能考出好成绩。一般小考安排的一堂课的开始或结束，很少中间穿插。有时老师在讲课之前说：上次我们说到某某地方，同学仔细回顾一下，请大家把课本收进屉子里，准备考试。
　　于是老师把小试卷分到各组。第一个同学，依次传到最后一个同学。大约考十分钟，又由最后一个依次传到第一个同学，收好交给老师。这种试卷小巧玲珑，只有五个题目，全对计五分。有时安排在课尾小考，老师说今天上课讲到这里结束，请把书本收起，还剩十分钟考试。
　　段考评分是根据平时考成绩而定。如果三次小考成绩依次为 4分 5分 5分，则评 5分。依次为 3、3、5分，则评 4分。如果依次为 3、3、4分，则评三分。期考成绩是根据前段与后段两次分数来评定。，使学生的学习成绩在进步中求稳定。
　　其他科目如时事及音体美之类就没有小考只有期考。时事新闻靠看报纸来掌握国内外新闻，当时只有《新湖南报》和《建设报》，课余可到报栏里去摘录。体育考试男女达标标准有别。根据 100米跑、跳高、跳远、俯卧撑、引体向上等的时速、高度、远近和次数决定分数。美术方面根据素描、写生、命题、水彩、图案等分数评定。音乐课只考脚踏风琴和唱歌，没有作曲指挥课，只由两次分数评定。
　　师范课程特别多。除开设中学的所有课程外，加开教育学、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和各科教学法。毕业时还有实习课评分和教案设计评分。但这么繁杂的课程并没有影响到我上图书馆、跑新华书店和野外写生的课外活动，并且毕业成绩除音乐和时事评 4分外，全部评上 5分。
　　我在湘潭市一家“求古书店”发现了一套完整的《中国植物图鉴》。这里应感谢公安局和红卫兵高抬贵手，没有在后来的浩劫中抄走，至今还是我的一部重要工具书。

杜雅萍

于兄辛苦，前两天有点忙，多谢于兄帮忙搬运。

ys1937

在湘潭之粮食定量
　　
　　1954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全面实行。社会市场上没有了粮食市场，一时粮食供求成为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套购和私人卖买粮食的行为可构成犯法。粮食问题由粮食部门统筹安排，随之而来的是按人定量供应。
　　我们学生由每月三千元市斤逐步减到三十斤，并且还要搭配玉米黄豆、番薯片等杂粮。据说这是营养专家们，通过精密计算，对各个不同工种，各个不同年龄的人群，每日所需的热量卡而进行合理安排的。
　　据我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拟定的有关热量供给的指标表明，在校学生属于中等体力劳动者，男生每人每天热量的供给量是3000千卡，蛋白质供给量是80克。女生为2800千卡热量和75克蛋白质。
　　而每100克籼稻米的热量是353千卡，我们每人每天供应大米1市斤。即应产生1765千卡，距离3000千卡热量尚少1235千卡，需350克大米才能补足。搭配的红薯片的供热量更少，每100克只能供应热量127千卡，只相当于100大米供热量的36%。再加上菜类的供热量，仍然不能满足学生的体脑消耗所需的供热量。
　　我们感到有饥饿感。三个开餐时间的钟声鼓响，即蜂拥跑进食堂，木饭桶已围得内外三层，最内层出不来，外层的进不去。我们这些弱校同学只能等潮水稍退才能搞到一钵带有木味的米饭。女生是打扫战场的。慢动作的人，桌上的菜食也剩下不多了。
　　如果吃米粥，或蒸的稀烂的鲜红薯，去挤粥缸薯饭的人就会一副狼狈相，不是鼻子上粘了薯，就是衣上糊了粥。女生是不会去挤的。斯文公子们也不会去挤。最难忘的就是一个株洲籍一个姓邓的学生，体形粗壮，脸色黝黑，我们叫他马牯卵。他就是披件旧衣服，不管粥缸薯桶，钻出来，一身浆糊，谁都不敢碰他，也不敢惹他，他是球场上的黑冲锋。
　　这种混乱局面引起后勤的注意，于是把饭食分到各席，由席长分饭分菜。这样，对弱小同学和女生是有利的。对马牯卵一类来说是只能吃到本分，无便宜可占。
　　晚餐时间是下午五时，下晚自习是晚上八时，肚子里开始打官司，等到次日早操和早自习之后，1765千卡热量耗尽，肚皮占了背上，只等待早餐的钟声鼓响。
　　后来，晚餐后就到街上，吃三分钱一碗的猪肉或5分钱一碗的汤丸，或1角钱一碗的光头面。这样来缓解晚上的肚皮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