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1937

原帖由 杜雅萍 于 2009-3-26 13:47 发表
于兄辛苦，前两天有点忙，多谢于兄帮忙搬运。

**好说，反正俺无事忙，到处逛。
  这搬运工的苦差就让给俺吧，总要给燕谈做些事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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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潭之肝炎大流行
　　
　　这是1954年的秋末，农历甲午岁。操场四周的白杨树被风吹到哗哗作响，地上的落叶一天天在增多，我和李德良坐在围墙角的废砖头上闲聊。深深感到凉气袭人，加上灰黄色的暮云从天边慢慢逼近，我们抖颤着身子回到丽泽堂的木楼上添加了一件棉布夹衣，就匆匆走进教室。
　　这时，晚自习已经开始，教室里也充满着深秋的凉意，很少有人说话，都在翻动着自己的书本，也有操笔在写什么的。这晚，我没有顺利完成计划中的学业，心里感到作腻恶心，一股油气味不时向我袭来，头重脚轻，感到非常乏力,勉强地度过了这段自习时间，觉得很难熬过这个萧飒的秋夜。
　　次日，李德良也说心里难受，身体疲倦极不舒服。也发现不少同学都有同样的症状。两天后，感到难以支持下去，只得请假去找校医何老师。以前何老师总是一边嚼着槟榔，一边说：多喝开水，拿几片 ABC去吧！因此常叫他开水医生，或 ABC医生。
　　可这次看病，他不是漫不经心的嚼着槟榔，不是悠悠的吞云吐雾，而是从这些症状相同的学生中发现了什么似的，认真检查了我们的舌头和眼睛。根据这些厌食厌油和恶心症状，根据这些蜡黄的面孔和眼睛，他初步诊断是黄疸病。
　　不几天黄疸病全校蔓延，教学瘫痪，引起了湘潭市和医疗防疫卫生机构的重视，学校立即采取隔离治疗的紧急措施。我也住进了隔离宿舍，此时已确诊为急性流行性肝炎引起的黄疸病，是因气候，体质和营养不良引起的，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我睡在下铺，每天接受医生的检查，特别是小便和血液的化验很频繁。厌弃油腻不能进食，只能喝白糖水和稀粥，给些药丸也是应急缓解方案。这个隔离宿舍是个大房子，保温条件极差。在一片呻吟声中，病情恶化，睡在我上铺的周友志同学很快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使病室中的空气趋向紧张而恐惧。
　　我支撑着身子，有气无力的向医生哀告：我祖父没有儿子，我是过继做孙子的，请医生一定救救我。我死了，我一家就完了。医生看看我蜡黄的眼睛里流出了的泪水，轻轻说声：不要害怕，我们会尽一切努力的。学校于是采取紧急措施，在医生安排下，全部转入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住进医院时，已是冬天，透过窗玻璃可看到窗外飘的雪花，结着冰冻。这个医院的条件较好，前身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医院，钢丝床上还能看US的痕迹。自住院以后，只吃丰富营养的流质，体质有所恢复。医生规定不准下床行走，只能轻轻翻动身子，大小便由护士处理。
　　医生再三嘱咐治肝必养肝，少动多睡才能把被伤害的肝养好。肝胆相照，肝恢复了正常功能，胆才能随之发挥消化作用，慢慢由流质过渡到软食。肝胆正常了，才能进硬食。治养结合才能有预期的效果。
　　这次医治方案是中西结合。西医治标，严格配合护理和检验。中医治本，根据阴阳虚实和五行生克的辩证原理，服用中草药浓缩液。通过一段治疗，化验结果表明疗效显著，我的体质和精神状态明显好转，并且食欲有增，不再想吃流质。后来我向护士借来了高尔基的《童年》等通俗读本，来调剂这足不出户的“监禁”生活。
　　快近年关了，没有染病的同学，通过严格检疫后都回家过年。我很想念祖父母，很想念那热闹的拜年活动和三十日的团年夜饭，可是我不能。我很羡慕那些有亲人来探望的病友，我想祖父能否来看我呢？
　　一天祖父终于来到医院，他只能站在老远从窗口里看见我，我也只能远距离看着衰老忧愁的祖父。这是医院严格隔离的纪律，谁也不能越雷地一步。
　　后来祖母对我说：你阿公看见你的面肌坨有了肉，还红酣了，好欢喜呵。他说如果你坏了事，他就冇命了，一下倒在湘江河里不回家了。过了一关就要增寿的。搭帮政府救了你命，菩萨也保佑了你。祖母这番话很是疼心动情呵！
　　我在医院里过的春节。学校老师和医院领导都来病室慰问了病友。只是想起在家乡的祖父母，一定会有“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滋味了。
　　开春后，大地仍冰冻厉害，并且是多次形成的滑油冻，路上很少行人。我痒滋滋的想出去体味我儿时的冬天，很想象在灵官嘴一样，在冰块追逐摔倒，可我不能。我只能从窗口看到医护人员的鞋子上缠着草绳，在冰路上试探着徐行。汽车的轮子也上防滑铁链条。
　　出院后，学校把我们安排住在一个单独的院落里。另外开营养餐。仍坚持多静少动的疗养原则。带回的药丸依法服用。不准外出活动，只能打扑克牌、下棋和看书。最后通过医生检查化验，证明肝胆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体质和精神都已恢复。我们也恢复学习活动，我也很认真地把所缺课程补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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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潭之暑假
　　
　　上学期很快结束，我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放暑假。只想一下飞到祖父母的身边，让俩老惊喜一下。我的身体完全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很有把握登程回家。于是还是沿着老路线，从湘潭码头乘上气筏子到长沙市大西门上坡，一路来到乘汽车的老地方。
　　可是这里已面目全非，一片汪洋隔断了归路，只好坐上渡船才到了张谷岭。好容易乘上汽车，被洪水冲洗的简易马路，到处泥沙淤积，到处是水凼，颠簸的汽车就是松骨机。到永安镇下车后，没有任何水路交通工具了，必须靠徒步八十华里才能到家。大家都作了一个月夜行军的方案。
　　在永安吃了一顿便饭，喝足了茶水，大家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北上的老路。开头，还是有讲有笑，能看清被洪水冲坏的路面。太阳落山后，月亮刚从东山升起，月色朦胧中很难辨别路面的虚实高低，不时有摔跤出现，好容易挨到了邹家塅大桥的晒谷坪边。
　　有人说，“十、八、九，坐地守”，要等月光逢顶才好走路，于是就在晒谷坪里躺下来。上有露水下有地气，谁也睡不着，加上蚊子的叮咬更是难受。我用毛巾遮住脑壳，但蚊子还是要钻进耳朵里嗡嗡叫。手和脚是蚊子集中叮咬吸血的地方。在疲惫状态下，迷迷糊糊不知喂了多久时间的蚊子之后，已是“皓月当空”，但没有“乌鹊南飞”。
　　大家又披星戴月徐行，走得非常缓慢。这时却发现时有蛛丝网在脸上。有人说这是蜘蛛布网时飘忽的飞丝，于是都手持短小树杈，一边晃摆一边徐行。走过毛公桥、鸡公山、莲花塘一带的丘陵山冲，东方已显露了鱼肚白。来到沙市地段，已是大天大光的早晨，其时肚子里已经大吵大闹造起反来了。但我们很有信心坚持，因为隔家只有三十华里了，90分钟可以回到久别而温馨的家里。
　　从松江桥到焦家桥一段，一路看到被山洪冲垮的石板桥，崩坍的河堤，冲毁的稻田，还有部分倒坍的民房和淤积的道路。很明显，家乡被山洪冲洗破坏程度比平原的淹没更为严重。上午回到家里，两腿伸直，等祖母做好午餐，饱吃之后，洗澡睡下了。
??接着是向祖父母汇报患急性肝炎和治疗康复的详细情况。同时又倾听祖父讲述夏季发生的严重水灾情况。祖父说，太和塅是淤没了水稻，冲垮河坝，而灵官嘴的大山里穿了好多地炮（泥石流、坍方），我们曾经住过的染房都被冲走了，好几个油榨房也被冲走了。
　　大坡口崩了半边山，堵住了杨须漕口上的河水，淹到了白杨坪。我们塅里人都到河边去捡树，捡家具，有的人还捡到猪和牛。东岸石田湾还走了龙，一座山裂成两边，中间一条两丈宽的巷，龙就随着水跑了。凡是“穿地泡”（即滑坡造成的山谷裂变）的地方都是走了龙，说起来神乎其神。
　　1957年夏天，我和祖父去游石柱峰时，路过石田湾，看到了这个走过龙的石巷子。后来在农村监管劳动时，多次担竹担树从这里经过，总喜欢在这里歇口气，卷个喇叭筒，爬到走过龙的石巷子里去看看，回味着祖父讲走龙穿地泡的往事。
　　五十年后的本世纪初，浏阳民俗文化街的生肖牌坊上的百年大事记中载：“1954年、甲午、6 月17日至 7月，连续七次洪水泛滥，7 月25日，第七次洪水，七个小时降雨量达 519.6毫米柱，下午 1时30分，宝盖洞水库溃坝，造成严重灾害，伤数千人。政府拨巨款衣服物资，及时安排灾民生产生活。”
　　洪水过后，网江就会改变原有的面貌。一是出现一些新水凼，或把原来的老水凼加深加宽了，成为儿童打泡泅和捉鱼摸虾的好地方。例如三联坝凼的水面比以前宽一倍，水的深度可达八、九米。莲子凼、岩子凼也略有移位，并且河堤冲垮后冲出一个金刚凼。
　　二是洪水冲积出新沙滩，也扩大一些老沙滩。这是山区穿地泡送来的泥沙，长出青草后变成了放牛的场所。农民们忙于修砌河堤和清沙造田，还有三联坝和麻田坝的水渠进口被泥沙淤死，亟待疏通。自1958年修建了洞庭黄水库，洪水被控制和调节灌溉，网江水位低落，儿时的那些水凼长满了水棉，很多水蛇出没，孩子们不敢去打泡泅了。时有麻鸭来此觅食，成了又臭又浊的污水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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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潭之十八总
　　
　　湘潭师范位于市区北端，隔湘江铁路桥很近，门口的学坪就在湘江边上。学坪以北没有繁华的街道了，沿江建筑都是七零八落的。除有时到铁桥下写生外，很少去逛步。从学坪往南走，是一条十里长街，一直走到汽车站下面的轮渡码头才是尽头。据说这个地方就是湘潭市的十八总。从这里坐轮渡过河就是工业区。下聂司发电厂及钢铁厂和机电学校所在地。我只去过一次，没有留下清晰的印象。
　　北面的湘江铁路桥，是当时连通两岸唯一的桥梁，单层，没有人行道。学校组织去参观河东的纺织厂时，是从铁桥上步行去的。跨着枕木步行很不协调，因为步距一般是 0.5米，跨一空有多，跨两空不够。从枕木间的空隙里能看清从桥下穿过的船只和拖开的水橹，很是害怕掉下去。有几个患有恐高症的同学，是匍匐着身子爬过铁桥的。所以返程时改坐渡船过江。
　　祖父以前也说过湘潭十八总，很多老人也提起湘潭十八总。可能十八总就是十八个船码头。这十里长街就是靠近湘江的。过去陆上交通不发达，水上运输是主要的交通途径。应该每个码头所处地段就是十里长街中最繁华的地段。
　　我在湘潭的两年半中，一直没有弄清这十八总的具体位置。询问湘潭籍同学，都说十八总听得很熟很多，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或者是流传下来的一个笼统地名。
　　“醴陵的瓷器湘潭的伞，益阳的女子不要拣（挑选）。”这是流传着的一句话，意味着向湘潭的手工制伞业很发达。十里长街确有不少纸伞铺面。我在劳改期间也去湘潭新生伞厂参观过，女犯人都监押在这里劳改，故称新生伞厂。
　　十里长街的槟榔店铺也很多，湘潭人最喜欢嚼槟榔。“一口槟榔一口烟，边嚼边吹赛神仙”。湘潭人把一瓣槟榔叫一口槟榔，口用作单位词。蘸上一点白色物质的槟榔叫石灰槟榔，对口腔黏膜有很强的刺激性。可湘潭人把槟榔和香烟同时发给造访的客人，这是最常规的招待。
　　湘潭街上的中草药店也很多。说药材不经过湘潭就不灵。所以湘潭成了中草药材的集散地。中药铺的柜台上都有一块竖式的木排，上写着“杏林”两个大字。据《神仙传》载，“董奉居庐山，为人治病，重者种杏五株，轻者种杏一株，号董仙杏林。”
　　出学坪往南跨过一座石桥就进入长街。桥下是雨湖与湘江的水流调节通达。因为雨湖的位置受着湘江水位的影响。好像长江与洞庭湖一样，城陵矶成了水流调节的咽喉。当时的雨湖没有水源，靠天花水和生活废水充其内。莲菏芡实水草杂生在活泥中，没有澄清荡漾的湖面。当湘江涨水时，洪水从桥下涌入湖里，才有湖的景象。现在开辟成雨湖公园，成为市内的休闲地带，雨湖路纵贯南北。
　　现在的十里长街由几座公路桥与河东工业区连通起来，工商融为一体，更加繁华热闹。但十八总这个古老的名称可能慢慢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化直至消失。
　　我自离开学校以后，再没有过这十里长街。五十多年转瞬即逝，而湘潭十八总这个悬念没有在我脑子中消失，于是记之为“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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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潭之韶山实习
　　
　　从十八总的汽车站乘车往西驶八十华里，便到了韶山。这是1955年下期，也是在潭师读书的最后一期。毕业前，学校组织我们到韶山去实习，时间是来去一个星期。以前也在市区几个小学实习过，再安排来这里实习是有双重意义的。就是参观毛泽东故居，进行革命教育。
　　我们住在毛氏宗祠，这是一座二进三开的砖木结构的小型祠堂，中间是地坪。有关祠堂的对联匾额我没有一点印象。毛氏在中国百个大姓排在第76位，虽人口不多，但古代名人辈出。最熟悉的有赵国平原君门下食客“毛遂自荐”故事中的毛遂。有汉代衍传研究诗经的大毛公毛亨和小毛公毛苌。有汉宫廷画师毛延寿等。
　　我没有去看清这个毛氏的祖宗牌位，不知是出自河南毛氏还是出自陕西毛氏。反正都是出自姬姓，周文王之后。
　　那里的招待所不很大，更不豪华，我们就在招待所进餐。第一天午餐后，我们在招待所前集合，听取当地负责人关于韶山情况和毛泽东故居的介绍，随即去参观了故居。
　　年轻的讲解员对室内图片和实物都作详尽的解说。有些苏联人也杂在其中参观。我很好奇地注视着他们的脸部和体形，因为我第一次看见外国人。
　　参观出来后，我立即来到屋后的竹林中，认真观察周边的环境，看看这块风水宝地像不像传说中的“天子屋场”。曾经听说平江县有个天子屋场，后有龙盘虎踞的脉山，前由芼架形的面山，还有龟蛇两将守头关。
　　我没读过风水祖师爷刘基老夫子的书。我凭直觉知道韶山地境是个纵横交错的山冲，有肥沃的田垄，有清澈的溪流，有清翠起伏的山丘，有朴素的民居农舍，还有那高耸的韶峰。坐落在这个环境中的一个殷实农户，竟出了一个开国枭雄，应该是时势造了英雄。
　　毛氏宗祠附近，还有一个规模更小的公鉴祠，应是毛氏宗祠的支房公祠，我没有进去看。又说毛泽东的祖坟坐落的附近山坡上，被国民党政府破坏了，这是道听途说。老师没有阻止我们去参观，或许那里是风水宝地。
　　离故居不远的对面有座韶山学校，说是接待贵宾的住所，我们不能进去参观，只在门楼左右停留一下。大概这是未来的韶山中学或大学，当时只是当时作为接待场所用。
　　围绕故居周围有韶东、韶南、韶西、韶北四座小学。老师安排我分组去听课，去试教。这个环节是来韶山的重点，即是学着当老师的实习过程。我们学的教育学和心理学及教学法等，要做一次实质性的应用和检验。
　　当时按苏联的教育模式，按五项步骤写好教案，由该校老师审查指导和修改后，签字认可才能登台授课，并在听讲记录本上签署评语。实习结束时，实习校方对每个实习生作出实习鉴定。回校后由班主任评定实习分数，记在成绩册上。
　　最后一天是自由活动，我选择了去登韶峰。这是个秋收季节，当地农民忙于到山上打毛栗子。大部分送到湘潭市去销售，零售每一竹筒（茶杯大）能卖五分钱，也有煮熟出售的。这也是一宗机不可失的收入，好比家乡收油茶一样。随时能碰到背竹篓的妇女上山，也是兜售毛栗的老婆婆。总之是一番秋收的忙碌景象。
　　韶峰是由红岩构成的山体，岩石的缝隙处才有脊薄的泥土，除杜鹃外都生长着毛栗树。毛栗树是丛生的灌木，从刺猬样的毛栗球中裂出的毛栗子都跌落在石缝的低窝处。我们一边登山一边捡毛栗，衣袋裤袋都装得鼓鼓的。
　　我热的大汗淋漓，把身上的背褡脱下夹在腋窝里，好容易才爬到了顶峰。山顶有一座破庙，只剩下颓垣断壁和石质庙门。庙内杂草丛生。据说韶峰是湘潭、宁乡和湘乡三县的分水交界处。由此推定韶山一带是在湘潭的西陲边境，是当年闹革命的地方。
　　回到毛氏宗祠，无非是分一些毛栗给未去韶峰登山的同学，也要留一部分回去分其他同学。大家都有一种分享的喜悦和享受。晚上更觉秋意凉气袭人，才想起加背褡的事。才发觉我的背褡在伸手捡毛栗时，不知何时从腋窝溜下。这是我留在韶峰的纪念品，这也是我做了一件“猴子掰玉米棒”的蠢事。
　　回校后，我一直想起这件背褡，因为这是我祖母亲手为我纺织和缝制的。我不能把她的心血丢在山野荒郊。哪怕翻了花，我也应珍惜。
　　此后，我再没有到过韶山。据说韶山已成了观光旅游的圣地，据2000年出版的《长沙万象》第217页文载：
　　“到韶山，永远是条热线。以前是叫‘拉练’、‘串连’，现在是叫‘旅游’、‘观光’。以前是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去顶礼膜拜，培养赤胆忠心，现在可以在伟人故居思考人生，寄情励志，在山水之中养性怡情，探求风水，甚至简单的只为到毛家饭店饕餮一顿肥腻冒油的红烧肉。以前是全国人民学解放军，不爱红装爱武装。现在是西装革履，旗袍短裙，五彩缤纷，千姿百态。”
　　“拉练”、“串连”也罢，旅游观光也罢，路线还是那条路线，韶山还是那个韶山。然而，这只是简单的说法不同吗？
　　五十年后，我是能记住从十八总汽车站出发到韶山那条路线，还是能记住那丢掉背褡的捡毛栗的地方——韶峰。还是时而涌现那幼稚天真的面孔，还是能记住那故居中的图片照片、床柜书桌以及米房中的斛筒斗筒，干成、风车、碓臼等，还有那古朴的毛氏宗祠。
　　不过我不知道什么叫“拉练”什么叫“串连”，我也没有去观光旅游。为什么？我的同龄人或长辈们都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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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扫盲之序曲
77、扫盲之永和市和菊花石
78、扫盲之铁屎山
79、扫盲之上山之客家人
80、扫盲之蒋埠江
81、扫盲之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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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盲之序曲
　　
　　1955年冬，乙末，我在湘潭师范毕业了。一纸毕业证书发到了我们手上。这是一张约 38cmX32.5cm的黄底蓝花边黑字纸，上方有五星国旗，盖了校印和校长秦文熙的签章。另在“公元一九五六年元月”字样上盖上“湖南省湘潭市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公章，学生相片上盖有教导处蓝色椭圆形公章。
　　这种毕业证很像一张奖状，不像现在红本本上鎏上金子那种气派，只能称是实而不华，走上未来新生活的学历证明罢了。这张毕业证书一直保存到现在。
　　 由祖父帮我把行李挑回老家，这是祖父为我读书挑第八次行李了。这年他已是六十一岁年逾花甲的老人。虽然他还很健康，其实他是在吃苦承担这桩长途跋涉的苦差事。为了家里出个先生，他付出了很多。这是我无法报答的，至今我一直很内疚。
　　回家只住了四天，就沿着几年前走过的老路去浏阳县教育科报到。教育科负责人开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会，很快分配了工作。只有罗锐华、宋庆贤少数人分到了司法部门。有对象的女同学随丈夫去了外地工作，如谢灵和寻尹军去了北京，其他统一分配到各小学。
　　我就分到了社港完小。每月定工资为25元 2角 5分。教育科即发了元月份的工资给我们，相当于50斤稻谷的价值。我第一次拿到工资，非常激动。我想一年能赚到6000斤稻谷，相当于十多亩田的收获产量（当时只有一季中稻，每亩产量四至五百斤之间）。
　　教育科又召我们开会，宣布年前到农村去搞扫盲工作，我被分派到永和区。要求先到区上报到，再由区上分到乡上去参加扫盲工作，去锻炼一下。

老木匠

这位老先生的记性真好

现在毛故居附近进行了大清理，周围空出了一大片，看上去有点风水的样子了。毛氏宗祠也完全修复，旁边是毛的纪念馆，因为修得早，反而没有宁乡的刘少奇纪念馆堂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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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盲之永和市和菊花石
　　
　　从浏阳县城溯浏阳河向东四十里，便到了古港镇。一路轻装步行，我很关心古港周边的自然环境。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侧的高湖尖和右侧的癞子山。范家岭的小茶店和饭铺绕在高湖尖之下，高湖尖四周为开旷的田野，使它更为兀突高耸。因为光秃的山体由云母砂岩构成，只生长着一些稀落的小灌木和荆棘，风化的沙砾不断滑积在高湖尖的周边地段。
　　到本世纪前后，随着建筑行业和烟花企业的快速发展，这里成了采砂场，我担心高湖尖很快会从古港消失。
　　右侧的癞子山是石灰岩构成的山体，没有茂密的植被，裸露的岩石呈斑驳的花纹，恰似癞皮疙瘩。传说它与高湖尖是被张果老一担挑着，从古港过身，听到金鸡啼晓就放下担子走了。故有“高湖尖，癞子山，神仙老子一担担（挑）”的传闻。癞子山现在也早成了古港水泥厂的石料加工基地，已是千疮百孔，失去原来的风貌。
　　从古港再沿河而上，要经过十五华里长的河东大塅。这是东乡最大的水稻田原，也是最大的粮仓。后来在这里建立了河东农场，成为水稻种子培育基地。
　　我沿着河东大塅的田间大道走到了永和市（当时称市）的桥头，过桥跨过浏阳河就是永和市。这是一座依山面水的古老集镇。曾经有一段繁华的景象。据祖母说，祖父在永和做染工时，她就住在靠河岸的半边街，祖父常到河里去漂洗布匹。
　　号称“全球第一”的菊花石就产在祖父漂流布匹的浏阳河底。菊花石相传发现于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近有“蝴蝶岭”，故取名为“蝴蝶采菊”。
　　菊花石是生长在 2.7亿年前，（早泥盆世），下部底层中的一种岩石。它由天然的方解石或天青石矿物构成花瓣，花瓣呈放射状对称分布组成白色花朵。花朵中心由近似圆形的黑色燧石构成花蕊，形成盛开的菊花，故菊花石。
　　菊花石的基底为灰岩或硅质灰岩。由于浏阳东乡一带是浅海，所以灰岩中偶尔会有蜻蜓、螺类及珊瑚化石。几十年后，我从永和学生那里得到了螺的化石和菊花石原石，充实了我的奇石（传）古架。
　　清《浏阳县志》和《故宫博物馆院刊》都有关于浏阳菊花石的记载。1915年在万国巴拿马博览会上，浏阳菊花石雕荣获金奖和评委“全球第一”的美称，永和也随之名扬四海，誉贯全球。迄今为止，我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出产菊花石的国家。
　　由于菊花石雕的不断发展，现在永和河底已没有继续开采菊花石。改在山上开采，计重出售石料，石商没有选择余地，靠碰运气获得菊花石原型。
　　我到永和区政府报了到。区政府分派我一个人去铁屎山以上的客家山区检查扫盲工作，这也是个年终总结工作。次日，我就带着扫盲检查工作介绍信，按照指定的几个乡由近至远依次进行。按当时的流行说法，其实是个扫盲工作队的身份。

杜雅萍

遵嘱，编辑到第一个帖子里了，这里也保留，于gg辛苦

ys1937

原帖由 杜雅萍 于 2009-4-6 21:38 发表
遵嘱，编辑到第一个帖子里了，这里也保留，于gg辛苦

**谢了，这里的删了。
  读这个帖子，脑里常常浮起电视剧《湘西往事》——写抗日战争的。

ys1937

扫盲之铁屎山
　　
　　我只身往东走了约十华里来到铁屎山。这里是铁山乡所在地，稀稀落落的铺面，生意零落，没有一点蓬勃的气氛。乡政府也没几个人办公，房屋都很简陋。我递上扫盲检查的介绍信后，办公室随即把这事交由一个搞财会的青年负责，让他带领我到基层去开展工作。
　　白天没什么事，主要是熟悉环境。找一些负责扫盲的基层干部，一般是会计等。从他们报来的摸底数字里，了解到本村文化程度情况。如总人口，中学生、小学生，原有文盲和半文盲，脱盲等人数写在本子上。
　　到了晚上就到指定村组去开扫盲会。一个厅堂里，中间方形饭桌上点着暗淡的煤油灯。前前后后要等个把钟头才到齐人数，这些男女青年，都一直把埋着炭火的竹笼子夹在两腿之间，坐在两边。我很难清晰看清周边陌生的面孔，大概参会的扫盲对象女的多于男的，而且年龄都不小。
　　我讲话的内容当然是学文化的重要性，似乎他们没有多大反应，可能他们不完全听懂我的北乡土话。然后抽查脱盲对象的认字情况。这就是所谓扫盲检查工作。人生地不熟，第一次下乡做这种群众工作，我感到很别扭。至于那抽查的脱盲对象是真文盲还是冒名顶替的假文盲，只有村干部才知道。由此想起我老家有个邻舍叫潘富乔的青年，本是中学肄业，只是形象迟钝，服饰不整，于是多次被安排做脱盲抽查对象，使村组能评上扫盲先进村组。
　　我在铁山乡的几天里，安排在农民家吃饭，每餐付给二两粮票和几角钱。我也喜欢东乡人做的蒸菜。东乡的水源偏碱性，饭桌饭甑都清洗得显出原木纹路，很有清洁感觉。蒸菜都是碗底斋，不很丰盛，但味道清香可口。
　　山里人很仁义朴实，接待尽其家当。白天与他们交谈时间多，日子容易度过，但晚上就糟糕了，一到晚上，村民把我送到井泉塅的卜氏祠堂去住宿。
　　这是一个五开三进的祠堂，空荡而阴森。一间村办公室里，除一张床铺和写字台外，只有墙上挂着的一些公文表册。我把门闩上，不敢吹灭那盏煤油灯，躺在床上，也不敢闭眼。儿时在大地坪里乘凉时听到满阿公讲的聊斋故事中的狐仙野鬼，在脑子里拂之不去。在疲惫的迷糊中，我还是度过了一夜。
　　次日，他们夸我胆子蛮大。一个人敢在卜家祠堂睡。他们说这里是土改时的法庭，临时班房里死过犯人，有吊颈鬼。又说祠堂外也枪决过犯人。
　　我回到铁屎山，一天坐在乡政府旁边的茶铺里和老婆婆闲谈，说起睡在卜家祠堂的事。她说，不要怕，胆子是吓大的。我们这里是苏维埃，死了很多人，国民党捉了红军都是要杀脑壳的。我的丈夫也是红军，也把脑壳砍下来了，还把绳穿着脑壳挂在我的胸脯前，鲜血滴在我身上。一连游了几天乡，脑壳生了蛆。我现在孤身一个人生活，也活到现如今。我是个烈属，政府关心我，每年发些优待。我听了她的诉说，很是同情她的遭遇，想起马日事变的血雨腥风是多么恐怖。
　　我发现铁屎山附近的所有道路上，房前屋后和山边荒野的泥土里，有裸露了很多灰黑色的铁屎渣被行人踩得光滑发亮。有的沟圳也铺块铁屎当桥。我从这里走到横山乡的十里山路上，仍然能看到铁屎。我又在住地附近发现很多铁屎堆成的小山丘，铁屎渣中长出很多灌木荆棘。
　　我很惊奇，推断这里曾经开过矿炼过铁。我便询问当地老人，都说这是朱洪武打陈友谅时，在这里炼铁打造兵器。我说山里还有开过矿的洞子吧！老人说洞有是有的，但林深树密，不敢进山，怕掉进隐蔽的坑洞中。这些传说总归只是传说，我没从县志中找到文字根据。
　　但到上世纪中后期，这里不叫铁山乡了，改为七宝山镇。因为这里勘测出复合矿床，开发出七宝山硫铁矿，成为省级直属企业单位。工人云集，厂房宿舍林立，交通便利，商店及配套服务行业相应齐全，形成热闹繁荣的工业集镇。到本世纪初，厂矿改制停产，很多工人下岗，这里的热闹景象又走向低谷。
　　不过我自那次检查扫盲之后，没有去过七宝山。却仍很清楚地记住了那些铁屎山丘，那铺有铁屎的山路，和那位挂着丈夫脑壳游乡的老婆婆。我没有忘记铁屎山——铁山乡这个地名，而七宝山在脑子中是个模糊的印象，只是听说而已。
　　离开铁屎山时，我捡了一个小铁屎和一坨闪光发亮的矿石带回了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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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的客家人
　　
　　从铁屎山向大山深处就是十几里远的横山，板坑与豆田。这些崇山峻岭的偏僻山区，都是大革命时的苏区，也俗称上山，住的以客家人为主。本地俗称客姓人，客家话又俗称客姓话。
　　据说明朱元璋征剿陈友谅时，湘鄂赣受乱兵的劫难，人口骤减，有广东潮惠移民填补大举迁徙的史实。故这里的客家人都说他们的祖籍是广东潮州、梅州等地，一直传承着祖籍的方言。本土人称之为广东声（土音为shāng （一声））。
　　我在横山检查扫盲便到了板坑，再由板坑到了豆田，其程序也和在铁山乡一样，白天走访，夜里开会宣传，抽检验收填表。豆田位于湘赣边界，翻过黄茅岭便是离文家市不远的孙家塅。
　　我住在一钟姓的农民家里，两夫妻带个小孩。村干部把我安排在他家食宿，是选个卫生一点的小家庭照顾我，认为人多的家庭很麻夫（不卫生）。老钟给我一个火笼，我很不习惯，没有接受夹火笼的招待，生怕烧坏裤裆，并且火气冲在裤裆里很不舒服。我伙食也是少而清的蒸菜，没有很浓的油水，吃得倒也舒服，从未患过肠胃病。
　　白天都是妇女在外边劳动，上山打柴是妇女的事，男人是松散的 生活习惯，喜欢串门闲扯。客家人内部讲客家话，对外都讲浏阳东乡本土话。但本土人讲不好客家话。我向老钟学了从一到十的数字发音，只有二念（yǔ）、三念（sá）、四念（xí），五念（én）外，其余都与本土音相近或相同。三个人称代词中的我念（éi）。方位词中的上念 （sháng）、下念（há）。
　　我问起客家的风俗习惯时，他说婚嫁与本土人很不相同，男方要向女方打三十六个或三十八个包封（红包），最重的一个“离娘米”包封，要二千多块折。最尊敬的是头包，打给女方父母及外公外婆的。打给平辈的是姊妹包。其余是各种名目的包封。女方打给男方有剃头包等。至于丧事就与本土人相差不远，按礼文备录的儒教，履行烧香、客祭、家祭和陪祭，但没你们北乡唱夜歌的风俗。
　　白天我去山林观察，想发现有什么新奇树种或珍贵树种。只发现一株松柏科杉树，与普通的用材杉树不同，叶片柔软无刺状叶针，色泽铁青。树形不很高大，既不像挺拔的云杉，也不像秀气的紫杉。询问客家老农，说这是绸杉树，是做扁担的特殊材料。
　　在豆田呆了两天，我就去了蒋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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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埠江
　　
　　蒋埠江并不是江河的名称，而是一个地名。它离半坑很近，是这块山区的边缘地带。两山高峻险隘，形成一道陡峭的峡谷。峡谷没有谷底，只有一条奔流直下的溪流。出口处窄狭得像一条巷道。峡口悬岩之巅，建有一座观音庙。透过疏林地隙缝，能看到庙的屋脊和部分墙体。由于我要赶回家和区政府交差汇报，没有去瞻拜慈航普度的观音菩萨，所以对观音庙的印象只是模糊的概念。
　　溯这溪流而上即到了小河乡，再上便是张坊镇。溪流的源头在张访镇北陲的七星岭。张坊镇与江西铜鼓交界，铁树坳的茶铺就是两省分界线的吴楚咽喉。张坊是非常偏僻的山区，好比我国的**一带。日军五犯浏阳时，只有张坊没有被日军侵扰。这里也是苏维埃驻地，红军活动的核心地区。
　　水流从七星岩的山涧汇集而形成的溪流，直奔蒋埠江峡谷，澄澈的溪流在浏阳城附近汇入浏阳河。人们习惯把这条溪水叫小溪，源头在大围山的溪流叫正溪。正溪与小溪的汇合处，称双江口，也称渡口。因为双江口的地名太多了，很容易混淆，所以说起渡头，就知道是小溪与正溪的汇合处。
　　自从建立株树桥水电站后，蒋埠江观音庙已成为株树桥水库的库容区。水雾山峦把观音庙装点得更加神奇飘渺，很有南海观音的仙境感觉。后来把株树桥水库改称为浏阳湖，开发为水上娱乐的旅游景区。摩托艇和游船可达观音庙山岩之下，舍舟登临，鸟瞰山光水色，阵阵吆喝和熙攘之声。蒋埠江也随之声名日震，打破了昔日的幽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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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程
　　
　　回到永和古镇，向政府交差汇了报，总算是完成了任务。已是年关在即，其他同学都早已回家去了。我只身一人又在永和呆了一夜，按教育科规定的时日，我要不折不扣地到明日才能走上归家的路。此前已写信告诉了祖父我归家的准确时间，不谅祖父竟于此日来永和接我。
　　我沿着河东大塅直下古港镇，再经三口塅老茶亭，北折进入江田坳。从这里起的路途全部是山区，要走三十多里的山冲小道，并且逐步抬升，一路只有一些稀落的民屋，行人很少。午后才到达额头尖下的黄土岭。
　　记起祖父说过这里曾打过劫，我心里顿时紧张和害怕起来，不时反过头来观察身后的动静。麻着胆子翻过了黄土岭，来到枫林洞，就是石柱峰东麓的枫林峡谷，这是孔戴两姓聚居的地方。一路经过太子庙、中院塅、马尾皂、佛岭、山田、泮春、龙伏，下午黄昏时才赶到了家。
　　刚进门，祖母就问我看到阿公吗？阿公早就出发来永和接你。我说肯定是路上错过了。从古港到三口到江田坳之间有很多岔路，特别是三口老茶亭是块大油茶林，一定在那里错过的。本是一件高兴的事，弄得都不开心。我非常难过，害得祖父白跑来回160里的路，真难为辛苦他老人家。并且年关了，路上也不安全。祖母看到我不安的表情，说不要紧的，永和是阿公的熟地方，这条路他走过很多次，明天这个时侯会到屋的。
　　第二天黄昏，天气更显阴沉。祖父拖着疲惫而沮丧的身子到家。他只说了一句应该在永和等他，怕生路走错。晚饭时他才正式说话，到永和一问，说你昨天早上就走了。该当！两头都是一条总路线，只怕是在老茶亭错过了。只要你平安到了屋，我空走一趟也不要紧。过年的料当都有了。
　　我知道祖父是非常爱我疼我的，而且疼到了极点，能忍受一切劳苦地去疼。他说的过年料当，指的是腊肉和鲜鱼，指的是油豆腐和在永和带回来的京白菜、红萝卜（胡萝卜）。他手上的一点活钱，是在农活之余，碾石踩布赚来的辛苦钱。盘到我毕了业，平安地回来过年，他是很高兴的。并且明年就要去社港完小做老师，总算出了个先生。他更高兴。他的好客和好胜，地方人都了解的。
　　然而，两年后的年夜饭，是我与他共进的最后一次团圆饭。沉痛的1958年，我入了冤狱，他进了地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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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在社港之社港完小
83、在社港之花桥完小
84、在社港之东山漫游
85、在社港之读书会
86、在社港之橙橘峰
87、在社港之前妻刘氏
88、在社港之祖师岩
89、在社港之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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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港完小
　　
　　社港完小位于浏阳县社港镇中心的周家祠堂内，祠堂下进、上进被当作礼堂开会场所，原两进之间的院落则辟为操场。周围有围墙，东侧有一道小门通入街市，社港人称为下市。祠堂周边的教室和教师宿舍都没有一间是规范化的，完全是因陋就简改装而成。靠近校长室（办公住宿兼用）的一间房子是老师集体办公的地方。
　　这时的社港完小，即原来的浏阳第三十八完小。因为社港区公所（当时不称区政府）立在社港镇，故社港完小为社港区的中心完小。校长聂能发兼管全区的教育工作，相当于后来文革时的教革办主任，及以后的文教办主任。
　　全区的老师开会都要到这里来。最远的枫林小学和黄浒洞小学的老师要吃天亮饭，走三十多里路，才能争取按时到会。下午则提早散会，照顾远道老师在天黑之前赶回学校。全区老师的工资，也要每月到这里来领。因此边远学校的老师每月必须要跑社港完小一次。我分到这里来教书，也感到是幸运的，回家只要下行十华里也就到了。
　　社港镇，位于浏阳北乡捞刀河最上游，离源头周洛只有三十华里，离平浏接壤的黄泥界只有七华里，离小长沙（长沙县）界的金盆坦（灵官嘴一节中写到）也只有十六华里，应是浏阳县西北边陲集镇。大跃进时亩产红薯三十四万的特大卫星也就发射在该镇所辖的黄浒洞山区。据说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到那里装了几箱黄土去化验，企图发现什么骇世惊人的元素，后来没有听到科学家们发表什么论文。只是公社人在大跃进年代里，出了一个“吹肥皂泡”的名。
　　另外，我在写“人荒马乱”一节中，曾提到的莲溪镇，也即是社港镇。1944年日军进犯社港时，维持会就立在社港镇。在上市与中市之间有一条小溪穿过，在其汇入捞刀河的地方有座莲溪寺，寺边有高大的古枫，古枫上有日军架着的钢炮（平射炮），威胁着周边的中国同胞。国耻难忘，刻骨铭心。
　　架在莲溪寺附近的一座古廊桥，把上市、中市连成一体。社港人称它为桥亭子。因为桥体全是木结构，且上有盖瓦檐角，下有木柱板凳，是摆摊歇息的地方，故称廊桥才合适，此桥在文革时破四旧运动中拆换成了水泥桥。
        社港完小的教员大多是江山易手时接收过来的旧知识分子，其中也有不少国民政府时期的官吏职员，如徐仁风、孔奂伦、王田连、聂能发等。另外还有喻正仁、林重义、寻额丰等老人，都是年龄偏大的本地老大派。以上这些人都是该校的权威，似乎谁也不敢惹他们。
　　带着水烟管进教室，学生们自习时吧嗒吧嗒抽起来，这是几个老大们的习惯。另外，他们的语言不很斯文，任何粗痞下流的话都可相互比拟。
　　我在这一群体中间似乎是鹤立鸡群。一则我刚满十九虚岁，二则我在语言上还没有入俗随流，三则我的业余时间都花在自学上。这样，我的生活是很孤独的。在他们眼里，一个新出茅庐的师范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时，我初步感觉到社会是多么深不可测，是多么难以融入啊！
　　我担任全校的图画课和一年级的算数课，企图把学过的教学法和五个环节的标准教案用于实际。可我没有做到，发现理论与实践还是存在距离。这时，开始推广汉字拼音和汉字简化，也要花很多时间来应付全区的考试。为此，我感到时间紧张，有时也感到力不从心。
　　学生年龄偏大，六年级的女学生有的年龄比我还大，如妇联主任邓开花就是已婚的妈妈学生。还有王旋姿，寻绍连也是够婚龄的女学生。有些老师也打上了他们的主意，如徐仁风就与在校女生寻绍连在祠堂大厅里举行了结婚仪式。后来，这种师生婚恋之风，好像成了时髦。
　　这时二哥沈阳希在街上打铁，我也去看看。因为他是在纵合厂做工，计件发工资，不能打扰他，后来就很少问津了。由于粮食定量，晚上感到饥肠难受，就从后门出去，花一角钱吃一碗粗糙的光头丐。这种艰苦的生活越来越紧，感到难以支持下去。
　　校长聂能发是浏阳西乡的普迹乡人，十分肥胖，都称他聂胖子。任社港完小校长，监管全区教育工作，仪表严肃，有一定的领导能力，我很少与他交往。在整风反右运动中，他没受到打击。但在肃反中，据说（那时我已被捕）他做过国民政府巡官，于是把他揪出来了，后来不知所终。
　　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学校组织老师跋涉五六十华里到小长沙金井完小，搞了一次联谊活动。金井完小办在一幢民居大屋里，据说这里原来的主人是某个官僚地主，厅堂院落由走廊巷道连通，教室都是改装而成。像这样利用民居做学校非常少，大多是利用祠堂庙宇。联谊活动的项目是观摩教学、篮球赛、茶话会和文艺晚会。
　　金井完小在金井古镇上，位于小长沙的东北角，在平江与长沙市之间的交通干线上。街市是古老的麻石路，铺面小而密集，是农副产品的集散地，特别是棉花土布的生意很兴旺，曾有一片繁华景象，当地人称是小南京。
　　小长沙与社港的交界山岭叫金盆坦。这里有座古庙，一条古道从庙前盘旋而过，行人都在这里驻足歇息。墙上用木炭写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文字。有的写上“不要乱画”，“你画我也画”，“要画大家画”，“都是鬼画糊涂”等。
　　记得祖父说过：大革命时，小长沙那边山区是苏区，浏阳这边是白区，铲共义勇队队长张永麻子带了团勇乡丁住在这古庙里，常下山抢劫杀红军，连摇篮里的孩子也不放过，都说他是张屠夫。
　　站在金盆坦往下看，山下有九条一字型的丘陵和一座山包。当地风水先生说这是“九棍一拳头”，是出强盗的地方。金盆坦两边附近的村民，关系往来密切，有很多跨县联姻。这边的杨源人经常挑着土产品去山那边换谷换米。
　　从社港镇出发进入廖家洞、朱家洞、深坳再到这条洞（冲）的尽头，是一个叫做倒坡的地方。倒坡只有唯一的一户人家，是廖姓，其主人叫廖福隆，就是徐悲鸿夫人廖静文的父亲。廖福隆是有名的开明大地主，占有周围很多山林旱地，稻田则都在小长沙地界。
　　我从这里经过时，也驻足看到了一排排残存的粮仓和油（茶油）仓，打听到其房屋都在土改时分给了贫农，主人的家属也都在外地了。倒坡附近的廖家祠堂也是廖福隆的家庙，1949年后在这里改建成倒坡小学，一直到文革时才撤校拆毁。这是地方唯一一个由一个户头建立的祠堂。
　　到90年代社港撤区建镇时，廖静文女士才回来看过一次老家。这时她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可能这里于她而言，也只有儿时的回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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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港之花桥完小
　　
　　忽一日，聂校长通知我到花桥完小任教。因为那里的唐淑贤老师要调走，到东北她丈夫那里去。唐的丈夫徐赋选，是我在永兴庙高小读书时的数学老师。
　　从社港沿河北上七华里，便到了花桥，捞刀河在这里的关山嘴崖下向东九十度大拐弯。溯流而上，经沙石塅、关山坳、大洛坪、潭口进入夜合山峡谷，过火石桥就是周洛，捞刀河的正流源头就在周洛之正洞的十八盘山涧之中。
　　花桥是浏阳北乡的一个河谷地段，土地肥沃，盛产桃李之类的水果。这里聚居王、寻两姓。王家大屋是这里最大的民居。花桥有条小街道，有南杂、屠店和中药店等，没有合面的店铺，是一种走廊式的半边街。隔小街不远的古樟旁边，有一座“成头古庙”，这就是花桥完小所在地，本地人把成字发因为shan。
　　花桥古樟有约七米的胸围，我非常喜欢其裸露出来的错综复杂的盘根，古樟覆盖的荫面有 600多平方米，是夏季乘凉嬉戏的好地方。捞刀河从古樟南面流过，一条古道也从河边蜿蜒通向远处的关山嘴。
　　古樟的北面是操场，西面是学校。庙门即校门，门楣上用红漆写着“花桥完小”四个大字。庙门两边的房子改为教导处和教室，内坪两边的板楼改为教室，上进空荡荡的殿堂做礼堂用，两边都是教室，教室宿舍安插在四角的小房子里。
　　我一到这个环境，不由想起自己从读书到教书，都是与在祠堂庙宇里生活，都是与祖宗与神仙老爷打交道。其中唯一能与文化教育相连的就是孔庙。
　　学校的校长是邓彰明，一个老实忠厚的人，教导主任熊达璋，是旧职员，也还谦和。同乡付月窗很随便，教我抽水烟筒。还有一个姓陈的同乡兼同学，因为专搞外调审干，提着黑色公文包很威风，也就格格不入，心照不宣，既无同乡感情，更无同学感情。在反右和肃反运动中，他成了干将，我成了阶下囚。
　　我的课程是接唐淑贤的四年级语文兼班主任，全校的图画和一年级数学。每周总共有二十余教时，改作文最花时间。因此我没很多时间来搞自己的学习。加之晚上还要搞家庭走访或社会中心工作宣传。所以晚上时间也很紧张。学校还办了一个夜校扫盲班，大家轮流去上课。
　　花桥上行三华里是与平江交界的黄泥界，所以有很多平江学生到这里读书。该校有很多大龄学生，如喻义花、王杏仁、寻丽华等是最大的女学生，后来成了校长夫人和师母。而王奠邦、王绍阳、寻快然等男生则与我年龄相当，外人常把我当学生看待。其中王绍阳、王奠邦兄弟是地方子弟，很聪明手巧，课余做些木工活，为我做调色板和写字架。因此我与他俩关系很好。我常到他家寻找古书，或和他高度近视的父亲聊聊诗书之类的话题。
　　邓校长因为学校宰杀了一头自养的牲猪，挨了批评，到乡政府写了检讨，撤了校长职。因为粮油肉食计划供应，学校杀了自养的牲猪改善伙食的做法就是犯了大错误，好像触犯了法律一样严重。惹了好大的风浪，会上点名批评。虽然当时也请了村干部吃了一顿肉饭，但也无济于事，任谁也不便为邓校长说情。
　　学校食堂里，每月定量是29斤大米，三餐饭由大师傅寻和鸣盛好后，饭罐里一点都不会剩下。如果来了客人，就要早通报大师傅加客餐，由会计在工资中扣除客餐钱粮。我的肚子很难填饱，加之我喜欢打篮球，晚上更加肚子饿。好在花桥街上的墨鱼、豆腐很便宜，且有现货供应。于是每晚备完课后，大家就统一吃夜宵，每人一钵墨鱼豆腐，这是乡村的传统配料，吃得很舒服。
　　后来墨鱼货源断绝，夜宵就改为吃红薯粉做的粉皮，老师们轮流去买来，大师傅在粉皮里撒上胡椒粉，味道倒很香辣。这种粉皮夜宵没能维持多久，就进了萝卜运，开始吃萝卜夜宵，吃得肚子像只鼓，不到半个时辰就变成了瘪气球。
　　再后来就没有夜宵了，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时到学生家里走访，运气好能吃到一碗粗面条。而我在篮球场结识了一位从浏阳三中休学回来的青年王继启，他住在花桥街上，从家里搞来一些扁豆和木炭，晚上煮熟后我们搞扁豆夜宵，可是这无法长期维持下去。
　　每周六下午，在附近沙石塅教书的陈及老师，常来学校叫我一起回家，星期天下午又一同来学校。返校时从家里带来一些炒熟的米粉可用开水冲泡成糊充饥，或嚼茹片玉米等。陈及比我长二十岁，划右后恢复了破产地主的成分，和我一起划入黑五类，我们常在一起参加义务劳动和五类改造会，我和他也常代替其他五类分子写改造规划和坦白交心材料，成了改造小组的特殊文书。
　　我们老师的年龄差距很大，对热量的需求量当然也很悬殊。我是血气方刚的青年，还热衷于打篮球和野外活动，因此每月29斤大米是完全不够的。每月 25.25的月工资，除每月上交的 7.5元的伙食费，剩下的12元钱，都花在了订杂志和购书方面，有时连邮寄费都无法凑齐。记得有两次想去长沙参观美术展览，也只好落空。
　　两年来，我没添加什么衣服，只给家里买过一次茴香饼和几斤猪肉。所以我在这种粮食紧张的情况下，是无能去购买副食品补充热量的。
　　1957年我与前妻刘氏结婚后，经济就更加捉襟见肘，几乎难以支持下去。倒是1958年入狱后，牢狱之灾取代了经济和粮食的困难，不用再考虑温饱问题了。
　　那粮食为什么这么紧张呢？我认为是因为统购统销政策的硬性摊牌任务和当时的粮食亩产水平低下。虽然当时粮价是每 100市斤 5.1元，猪肉价是每市斤0.48元，但国家限制供应，粮少猪少肉就稀。
　　邓校长撤职调走后，学校换了一个潇洒的卜校长，教导主任是林思成，并调来一个唐训庭，加上原来的邓全胜，都是1949年前的浏阳县立中学的同学。这个关系密切的三人帮，亲如兄弟，成了左右学校的核心。
　　不久卜校长就离弃了发妻，来了一个砍竹遮简，把五年级女学生寻丽华猎入怀抱，结为伉俪。相继唐训庭效尤，与六年级女生王杏仁结婚。这是当时一种时髦——师生恋。但1958年，卜唐二人相继入狱，婚姻自然解除了。这起风华韵事，自然在当地也惹来物议，而这些大龄女学生们，或许认为能当校长夫人也是件“荣幸”的婚姻。
　　到了1957年，我的课更重了。除一班语文外，还教一班五年级数学，一班六年级自然，不过这也是我喜爱的科目。记得在制作鼬鼠标本时，曾得到过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张杰的书信指导和帮助，关于空气成分的实验也很成功。
　　在花桥完小，还去参加过两次联谊活动。一次是去平江县城八关完小，另一次是去平江司村完小。到平江县要步行五十余里，到司村则要步行三十华里。因此两次的篮球友谊赛都中了对方的逸战劳之计，以失败告终。校长安排了几个大女生同行，是为了应付文艺同乐晚会，倒是开心。我只关心山水，唯一参加了一场篮球比赛，是冒称成我校学生上场，幸未露马脚。但两次活动往返一百六十华里，累得要死。

ys1937

东山漫游
　　
　　那时，我的同乡兼同学沈皆遂在湘潭师范病休回来了，也常来花桥完小玩。1956年暑假，我俩商量搞一次东山漫游，其目的是欣赏山水，了解自然和采集一些植物标本。本地习惯把周洛、百崖和石柱峰一带统称为东岸大山，即我们的漫游目标东山。
　　我俩从花桥出发，沿河溯水而上，直奔大洛坪。途径之地皆为红岩结构的山体，没有高大的乔木层，坡墈和石缝里生长着灌木林。山冲的溪水澄澈见底。直至午后，我们才到达大洛坪。
　　周洛源头的水流冲出夜合山的潭口后，形成了一块冲击小盆地，是为大洛坪。这里土地肥沃，成为徐姓聚族的居民中心。徐氏民居和徐氏宗祠都在盆地边沿的缓坡上。曾任国民政府浏阳县县长的徐才士（飘鹏）住过的小洋楼，也在这里。
　　大洛坪对面的石山叫镜山，县志上有“圆如镜，平如砥”的记载。我们去镜山下的石洞里看了一下，因为不是石灰岩结构，所以没有发现石钟乳，可是有很多夜明砂。听来名字很雅致，其实这是中药师给蝙蝠粪冠上的美名。洞中充满了蝙蝠和它的粪粒发出的混合臭气。小时候，大人就教我们称它为檐老鼠,可见祖宗们早已认清了蝙蝠是兽类而不是鸟类。
　　大洛坪的水流从潭口流入，从关山流出，奔流直泻到花桥才平缓下来。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关山这个峡口上筑了大坝，锁住了这条水龙，大洛坪就淹没在汪洋之中。从此，大洛坪所淹水域成为关山水库的库区，徐氏族群迁移他处，聚族而居的大洛坪徐氏民居不复存在。
　　从镜山到潭口很近，相距不到三华里。所谓潭口，是周洛的水流经过夜合山从山口奔流而下，落差使水流的冲击力把山下的泥石冲走，形成一个大水潭，其上的山口和其下的水潭合称潭口。银白如泻的瀑布，震耳轰鸣的声音及弥漫渐飞的水花，构成潭口的一道景观。
　　这是非常自然朴素的景观，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现在的水潭淹没在关山水库水面之下，只有在“潦水尽而寒潭清”的枯水季节，才能显露出那圆圆的潭面。可潭口早已面目全非，山口架桥修路时滚下去的山石，几乎把潭体镇平，而且库区沉淀的泥沙淤满了周边。其上的夜合山口，也早已架上了钢筋水泥平板桥，一条马路经这里进入周洛。早已被现代交通和水利设施掩盖的潭口，五十年前游历时的风光不再。
　　从潭口左侧进入夜合山峡谷，抬头能清晰看到两边的山崖峭壁向外倾斜，有顷将倒下之势。峭壁上的岩石凹凸排布，对应吻合，似张开的犬牙。传说这座山原是一座整体，自皇帝用御笔拖开后，白天打开，晚上合拢，故称夜合山。
　　从山口上走四华里就是火石桥。这一段峡谷除两边山崖下的竹林灌木外，只有布满被水流冲磨得光滑的巨石，有的像香炉，有的像渡船。溪水从石缝中奔腾冲刷，形成不少水潭，如鹅颈潭等。
　　我们在这段峡谷中找到两种常绿小灌木，是既可观赏又可入药的大罗伞和南天竹。大罗伞是紫金牛科植物，累累的小红果实要到下次开花时才落。半革质的竹子茂密长绿，是观叶观果的盆栽观赏植物。南天竹是小蘖科植物，全革质叶片，叶干丛生易老，露根盘曲，宜于地栽。这两种植物生于高山边沿地带，具有很强的抗旱抗寒性，属半阴性植物。现在，它们在蹉跎坡庭院中安家落户。
　　近年，这四华里长的峡谷中的石头被吊车吊走，水潭也被填实，开发为漂流区。可叹，有限的经济利益破坏了无价的自然环境，峡谷溪流中的香炉和石船是无法复制的神工鬼斧下的杰作，所有石头的圆润与光滑都是亿万年的自然造化。
　　大石桥是峡谷的上游终点。从这里起，沿正溪两岸有开阔的田野，屋舍密集，周边的梯田别具一番风景，除陈家大屋外，其余都是众姓杂居，是为周洛的核心地带。
　　周洛人把大石桥以上沿溪两岸叫正洞，大石桥以下的北坡叫南洞，大石桥以南至周洛坳叫横洞。周洛人种植的单季稻称麻壳粘，米粒细长。周洛人用水磨舂出来的米，比上等机米还要柔熟。这种米煮的饭，不要菜也能吃几碗。
　　我们在正洞没呆多久就过大石桥进入横洞，从陈家祠堂附近的石板路直奔石柱峰（这个祠堂后来幸运的逃过红卫兵破坏，雕刻精美的神龛至今保存完好），沿着盘旋的石板路漫步攀爬，边走边关注两边的树种和花草。山麓是混合林带，草被层很不茂盛，只有稀疏的藤本植物和匍匐草本。我们将发现的肺形草制作了标本，一路上到烟坪地段。这里是针叶林，山腰里也种有水稻，住着几户罗姓人家。
　　在烟坪冰凉的水氹里，我们发现了黑背红肚皮的蝾螈。这种动物外形像蜥蜴，容易被误认为是爬行动物，因为皮肤裸露无鳞甲，且用腮呼吸，故属两栖动物，应是从两栖类到爬行类的过渡型。以前听说只有浏阳县城附近道吾山的井里有蝾螈。地方人传说它是龙的祖先，所以称之为龙，并没有人叫它蝾螈。
　　从烟坪以上，针叶林逐渐稀少，出现大片的茅草植被，显得格外荒凉，草丛中的乌头开出蓝色花朵，打乱了过于统一的黄绿色调。石柱峰玉皇庙就建在这个海拔1053米的草本带。
　　玉皇庙是明代浏阳六观之一，原是婴母教的樱桃观，后以祈雨为名募捐扩建改为龙王庙。是座两进三开的木石砖混结构，两进之间由庭连为一体，内有天井，天井的泉眼称百汇泉，由明嘉靖二十七年县丞李潜命名。天井旁边的偏屋住着一户人家，维持香火。这晚就在庙里食宿，睡在过厅的阁楼上，蚊子叮得厉害，并且庙里响动频频，怀疑是猴子或老鼠作怪。总之，在朦胧中无法睡熟。
　　晚餐前，我俩在山涧的泉水中洗澡，只能轮流洗，留一个人用衣服赶蚊子。傍晚时的蚊子特别多，也特别饿，用手能抓住很多。这种山蚊很少吮吸到人血，所以来势特别凶猛。
　　洗澡后借锅做饭，采取从祖母那里学来的“齐水干”的做法。即在米水沸开后，舀去多余的水，盖好维持文火，闻到饭香看到黄色水汽外冒时，证明水尽饭熟。再炒一点辣椒萝卜下饭，比在家里的四菜一汤更有滋味。
　　次日早餐后，在茅草中的羊肠小道上往上攀爬三四华里，就到了石柱峰顶峰，峰巅一座不到五平方米的石庙，屋顶是青板石盖的，风吹不动。庙被荆棘茅草密密包围，要费劲才能钻进去。
　　我们站在庙顶上远眺，黄色的山丘，绿色的田野，银色的河流，灰色的农舍，四面河山尽收眼底。据浏阳县志载：站在这里“……晴日可鸟瞰洞庭……”，这当然是夸张的描述。
　　我们在草丛中发现很多紫菀，这也是一种可供观赏的中药材。春天，开着紫色的簪形花，密生的匙形叶很具秀色，挖出它的块茎即可繁殖。另外，由于垂直气候的影响，生物的适应性表现特别明显。例如长在这里的紫穗槐（草本）就特别矮小，叶子只有指甲大小，不认真仔细观察，还以为它是别的物种。
　　石柱峰顶的北边可到袁侍郎墓地铁坟坪，沿起伏的山峰走四十华里可到祖师岩，东边可下到枫林峡谷。但我们都不准备去，因为钱粮有限，只能按计划路线回程。于是一起回到山腰上的玉皇庙，皆遂抄录好庙里的对联，我清理行李和植物标本就沿南坡石路下山来到百岩峡谷。这里比夜合山峡谷显阳光高亢，落差大而水路长，很适宜开发漂流业，但没有夜合山那种高峻阴沉的险峡气势。
　　我们计划在三个地方停留。
　　首先是高桥地段河谷中的钓丝潭，这里是落差较大的两个台地交界处。瀑布下的水潭几乎是正圆形，周边岩石被水流磨得非常光滑，在山林的掩映下，潭水呈深蓝色，显得特备阴森可怕。
　　传说潭水的深度有一约丝那么多长，这是一个模糊的数字。又传说往潭里倒进糠头（谷壳），夜合山的潭口就浮出糠头。证明两潭之间有阴河相通。传说就是传说，不必去考究证实。不过，我还是涉水到了潭边，双足浸在那沁人心脾的潭水里，这是一次冒险的享受。我又投入一块大石头，根据回声的时间乘以水里的声速，估计不是很深。
　　下站是高桥陈家大屋。传说一个长工与一个讨米的姑娘幽合后结为夫妻私奔了。后来发了财，回乡起了两栋大屋，分给了两个儿子。一个是高桥陈家大屋，一个是周洛陈家大屋。土改时其后裔都划了地主成分，这高桥陈家大屋充公办了高桥供销合作社。
　　我不能进入供销社这经济重地去看清内部结构。只能从外部看到走马吊楼和槅花窗门，肯定过去是个大户人家。我们在合作社的茶钵里舀碗凉茶水喝了后就出发，边走边考虑下一站的事，不觉就到了风门口。
　　五十年后，我和长沙市两位老干部应邀去周洛参加陈家大屋售票开业的筹备会。我才知道这大屋与陈氏祠堂一样，侥幸没被红卫兵捣毁，保存完好。由两进一过厅，两横厅，四天井，两火巷组成。上进倒堂里面的神龛完好无损，原来写着“天地君亲师位”的家神榜旧貌依然，神柜里还放着枪靶棍锏之类的十八般器械。
　　从老家展示的族谱里知道是颍川郡的义门陈氏。又说他们的祖辈就是那个长工和讨米妇女，传承下来了那跟讨米棍和讨米袋。散会后，当地请我们三人到农家乐饭庄进了中餐，记得那天是倾盆大雨山洪暴发，四处暴声轰鸣。
　　回到50年前，我们两人拖着饥渴的身子到了风门口。这里是百岩溪流的出口处，水流突然南折，经泮春到峡石武家汇入捞刀河。这道峡口又高又窄，由金石山和凤凰山对峙而成。山风从峡口出入，风速增大，故名风门口。山体由变质岩和云母砂岩组成，裂缝纵横，更显嶙峋可怕。一座三搭的石板桥架在峡谷下的急流之上，一条羊肠小路从东岸的金石山崖下蜿蜒而出。
　　我们从西岸过桥到了羊肠小道上，回头北望百崖峡谷和石柱峰，有很好的深远和高远视觉效果，保存几十年的钢笔画就是站在小道上画的。在桥东的关门石下休息了一会之后，我们便下山涉河到对面的石牛砦，这是此次东山漫游的最后一个景点。
　　从风门口向北经普洛、七娘山、桥头、双狮坪到潭口一带，是石柱峰一带高山的边沿带，形成断层。水源丰沛，气候温湿。这一线山脉自南至北由凤凰山、井冲岭、团湾岭、万佛岭组成，比石柱峰低得多。南被风门口切断，北被潭口切断，东边由周洛坳把它与石柱峰连起来。周洛坳就成了周洛与百岩的分水岭。故这一线山脉对石柱峰构成了朝拜关系。南北看呈I-) 形，东西看呈锚形。
　　而石牛砦则很像卧在凤凰山下的一条老黄牛。它是南北走向的独立山体，由红砂岩构成，是典型的丹霞地貌（本世纪在西侧岩下修了一座人工湖，取名丹霞湖）。据传说朱元璋攻打陈友谅，血洗了浏阳，本地的周洛两姓族人据守在这山砦上得以逃生。故这两姓改后代称砦上子孙。有人撰文称这里为古战场，后来就把石牛砦改成石牛寨。因砦是指地形地貌，寨是指功能。
　　我们是从南端攀到一块非常平滑的红石台地上。上面凿有两排圆孔，共几十个，作为寨棚的础柱孔，据说这是当年安营扎寨的营房驻地。台石上凿了几条横间勾缝，是用来排水的。从这里往北，是一条极陡峭的石壁，无法攀登到牛背上。
　　我们只好从一条大石缝中，踩着树根，慢慢爬到牛脊上。牛背像一条鲫鱼背，两边悬崖，望而生畏，最窄处只有五市尺左右。过了牛背就安全一些，两边有巨石和长在隙缝中的灌木，形成一条巷道，是个隐蔽藏身的地方。发现这里有残存的鼓墩石（放战鼓的地方）和石灶台及旗杆石等。石壁也有游人刻的四言六句。其中一首七律抄录如下：
　　怪石蹉硪状似牛，
　　形容不老几千秋。
　　芳草纵多难入口，
　　长鞭任打不回头。
　　狂风刷体无毛动，
　　细雨淋身有汗流。
　　终朝屹立荒郊外，
　　疑是谁家牧未收。
　　此诗很有诗意，如把上联与下联换个位置，才合符了仄起入韵的格律。
　　在牛石的右后腿地方有个往下的缺口，踩着藤条下去，能看到石壁上有两个敞开的大石洞，光线很好，传说这是开会议事的地方。石洞下的下方是茂密的荆棘灌木丛,后来修建的丹霞湖就在山崖下面。北端的牛屁股上有一块巨石立在陡坡上。一面光滑平整，另一半倒在下边。传说这是试剑石，倒不如说是剑劈石更确切形象，但比苏州虎丘的试剑石要形象得多。
　　按原路回程是想找那只“牛角”，“牛角”是指石牛寨上一块突尖的石梁挑空而出。发现它并没长在牛头上，我们就失去了兴趣，沿牛背下到那块有础柱孔的营地，下山经孔家祠堂、泮春、龙伏，回到那个大地坪的老屋，结束了这次东山之旅。
　　我们完全没想到的是，这次东山漫游，后来居然遭到一位同行兼同乡的检举，说这是采测据点的现行反革命活动，被作为“读书会”一案的罪证，虽然法院最后没有把它写上判决书，亦可见检举者的无耻和无知到了何等地步。

ys1937

橙桔峰
　　
　　1957年，沈皆遂在画眉村的杉树坡初小代李南郅老师的课。因为这里隔橙桔尖（峰）不远，于是我们就计划暑假搞个西山之游——考察橙桔尖的古银杏。
　　橙桔尖，本地人叫朝脚尖。它位于大地坪老屋西边约二十华里的山区，在龙伏与赤马两镇辖地的交界处，离小长沙很近。阳坡的溪水经石船，桃花洞注入赤马湖（大跃进时叫红旗水库）。南坡有很多梯田，有沈、宋、俞三姓人家居住，这块坡地叫烟竹坦，亦是本地民间传奇人物沈载德最后居住和墓葬地。
　　从老家出发有三条山路可到橙桔尖。一是从干坑源上蛇嘴岭，翻越上崀后到达；二是从白荆源上香炉山经大湾空可到达；三是从螺丝坡（后改称画眉村）上山关越崀到达。我们选择了白荆源这条路线，计划返程由干坑源回家。
　　小时候，常听大人说橙桔峰有株恨果树，“恨树大仙”很神很烈。恨果落满了一地，都不敢去捡，弯着腰去捡就直不起身子了。用手去指树根，手指就指着不能弯了。树上的角（气生根）向下垂着，越垂越长，一直长到地面，谁也不敢动它，有本事的处士才能锯下做量天尺。又说恨果树只结果不开花。传说一个绣花姑娘能绣出百花，很想看看恨果树开花，就半夜三更起来偷看恨果开花，识破了恨果大仙的天机，姑娘于是就被害死了。
　　由于这些传说，当地人就称这株树为恨果树，采取敬而远之、敬而畏之的神秘态度。我后来学了生物课，才知道这恨果树叫银杏树，又叫公孙树和白果树，是种子植物门，裸子植物亚门，单子叶植物纲银杏科幸存的古生植物，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有活化石的美称。
　　古银杏生长在橙桔峰南坡的一块小坡上。坡下就是烟竹坦，银杏旁边有一座两进三开的寺庙，庙门上写着“古橙桔寺”四个正楷大字。庙内住着一户人家，我们就在庙内落脚和午餐。
　　银杏树下有一个不到三平米的牺牲祠，紧傍树建的，是用来杀牲的祭坛，都说这里是个神怪最烈的地方。我首先关注的就是那大枝上下垂的“角”，有20cm的直径，长70cm。角尖很圆润，角皮上没有枝叶和疙瘩。我从祭牲坛上爬到了那个长“角”的地方，用带来的锯子把它锯断。为了不损伤它的皮，皆遂在下面接住。
　　这种“角”是由于气候温湿，土壤肥沃，造成生长过盛而产生的气根，好像榕树的气生根一样。我一直把它保存到1976年，因迁家而丢失了。后来我参观过很多古银杏，都没发现过这种“角”，所以，我一直为此而遗憾。
　　接着就是对银杏的生态考察。皆遂做了记录：胸径 3.7米，树高约21.5米（投影法），覆盖面积约 500平方米，树形是自然张开型。叶簇生，单叶扇形，雌株（银杏为雌雄异株），环境为向阳南坡，土质是变质岩和松散砾土。而果实一项只写成簇生浆核果。因为银杏的果实应是种子，外种皮肉质多浆，是假皮。内种皮呈白色核状，种仁是单子叶。由于生物等知识的局限性，只能做这样粗略的考察。除那“角”的收获外，还采了一些银杏叶片和果实作为标本。
　　下午四时许，没有走老路返程，而是绕过北山腰翻到蛇嘴岭，下到梅树坪，由干坑源出太和塅，回到大地坪老屋。虽然很疲倦，但觉得有收获。1958年，“读书会”打成反革命组织后，有些人传言这次西山之旅和东山漫游一样，也是我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踩点行动。可了解我们这是为了考察活化石的人，恐怕是“知心能几人”！
　　此次在“古橙桔寺”上进的一个房间里，还发现了一块斜靠在墙角的石碑，碑石已经破裂，但没有离位，上刻文字清晰可见。全文如下：
　　“蓋問橙桔峰有異樹高十丈馀圍五人合無花結果似杏非杏似橘非橘其核白是約白果夙有绣姑子夜窺花而恨死之傳說故曰恨果由是神其樹眾姓集資於大明永樂年間建剎而奉之曰古橙桔寺 大清乾隆 （烂字）”。
　　从碑文可知，该寺建于明永和年间，是个五百多岁的老寿星。到大跃进时，橙桔古寺终被夷为平地，开掘成一块种红茹的旱土，该石碑也做了某处桥基石。
　　到文革时，赤马人也终于把这株古银杏树砍倒了。据说砍树时大家都不敢吭声，互叫假名假姓，突然袭击把树偷偷砍倒就完成了任务，甚至没有把砍下的木材运走，看来砍树者还是怕这个“恨树大仙”。此后，附近的几个地方子弟进山把无人敢动的银杏古树残骸运回来做箱制柜，倒是无人过问，因为这是神树。
　　1962年我回到老家时，首先发现家乡都“亮化”了。九龙山下垂的马鞍形古树不见了；我捡苦楮子的几株疤脑树不见了；那株常有啄木鸟打梆筒的古樟不见了；还有我和童时玩伴凶牯里挖松油做蜡烛的老松树也不见了……总之，所有的古树，所有的风景林不见了。
　　乡人都叹气说，肚子都管不着，还有谁去管树木。首先是办食堂砍柴火，后来是烧木炭炼钢铁。人遭了劫，连树也遭了劫！而橙桔峰的恨果树，只因为成了神树，有古橙桔寺神灵的庇护，它本是躲过了那一劫的，但它终于没能逃过到了文革这一劫。因为红卫兵要砸破一个旧世界，要毁灭千古文明。连一个白马寺都要破坏，何况于一棵古树。这时不是为了柴火，不是为了烧炭炼钢，而是纯粹在执行一个“伟大”的命令——疯狂地举起大斧——破！
　　1989年，社港区组织举办了一次书画展览，我所任教的龙伏中学派我参赛，其中一幅组画就是为这株古树而画的，题为《银杏之幸》，获得了二等奖。这幅组画还保留至今，也是我写此文的唯一根据。
　　虽然时过境迁三十多年了，我一直怀念着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恨果树。于是我组织了十几个生物兴趣小组的学生和两个青年老师，搞了一次野外活动，目的地就是橙桔峰。我们带了十斤猪肉和大米蔬菜等，向螺丝坡进发，翻山越岭，上午十时就到了目的地。
　　此行主要目的是采集竹节虫、枯叶蝶标本和考察古银杏遗址。中餐在烟竹坦一家远房亲戚宋绍钦家里解决，宋很热情，为我们做了饭菜，香甜的焖锅红茹饭打抢风，南瓜萝卜豆腐大家都爱吃，可十斤猪肉炒了几大碗都不感兴趣。临别时，我们和东家合了影。同学们很积极，活跃得忘了疲劳，采集了很多植物标本和少量竹节虫之类的动物标本。
　　饭后，借了锄头砍刀去古橙桔寺遗址。尊重当地人对恨果树的迷信观念，我们不声不响地到了那里。古寺的痕迹荡然无存，从栽着红茹的土壤里发现了一些瓦片。而那古银杏的宿根没有死，发了很多丛生的银杏苗，都被荆棘的藤夹缠住包围了。我清除这些杂草杂木之后，发现古银杏树蔸周边的树皮枯木依然是一个很大的圆圈，中间是朽木和泥土的混合物。我想到彼时的生灵涂炭，真是国家的不幸，国人之灾难。
　　我们不可能经常来这深山老林进行维护它们的工作，为了保护和抢救这古银杏的劫后余生的后代，我宣布各挖一株小银杏回去栽在自己家里去，责任到人，这也是一个纪念古银杏的实际行动。
　　我也考虑到龙伏中学的变迁很有可能，今后的维护管理很难坚持落实，于是只挖了一株小银杏栽在学校里。三年后，龙伏中学迁建在三里坪新址，这株老校园里的银杏果然被盗挖，不翼而飞。但我退休后遇到参加这次活动的同学，都反映银杏长到碗口粗大了。我听了很高兴，内心感到无比安慰。
　　近几年，政府发放了林补金，烟竹坦的几户人家都迁到外地去了，坡地的旱土都已退耕还林，橙桔尖的山林已茂密得进不得人，野猪兔麂频繁出没，成了一片葱茏郁茂的深山老林。那棵古银杏蔸根上萌发出来的一丛丛的新银杏，都已经长大成荫，形成了一片小银杏林，真是“银杏之幸”，劫后余生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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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1937

读书会
　　
　　1956年暑假，分派到高田小学的湘潭师范同学沈福厚特来找我，说以前在潭师读书时的文学小组成员已多散四方，不能再进行文学活动。他想把本地的文学爱好者，重新组织一个文学自学小组。我本来在自学生物和美术，没有时间去搞文学，但又喜欢版面艺术，于是就允诺了这件事。
　　沈福厚说他负责写出组织章程和约稿通知等。不久，他写好了这些，我们一起到县教育科去请示批准。教育科一个姓李的干部（都称李科长）接待了我们，他说爱好文学是好的，可通过自学方式进行，不必搞自学组织。意思就是不支持不同意我们的自学小组。
　　于是我俩就到检察院找了罗瑞华同学，帮忙油印了这个章程和约稿通知。回家后，我们向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邮发了自学小组章程和约稿通知，只收到了在北盛田山完小工作的焦七海的稿件。后来沈皆遂从潭师病休回家，也找了一份代课工作，在杉树坡初小教书，他也参加了这个读书会。另外那个在三中休学回来的青年王继启，因常来花桥完小玩，和我关系密切，也参与进来。
　　我们一起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叫《求知通讯》，组稿和刻印都由我负责。我在组稿时，都认真考虑了刊出的内容是没有政治问题的。记得第一期第一篇，转载了一篇批判流沙河《草木篇》的文章，发刊词是我写的。以后几期的内容以转载报刊文章为主，沈皆遂写了一篇《印旺阿公》，反映孤老沈印旺晚年的生活情况；焦七海收集整理了一些民间山歌；王继启写过几首新诗。《求知通讯》到1957年，共刊印了三期，嗣后因为精力、时间和稿源都有限，也就停止了。
　　没想到，这件事情已被人举报到公安部门，我们的言行早已在暗中监视之中，“莫须有”的文字狱即将降临。
　　但读书会的始作俑者沈福厚，其实并没真正加入进来，《求知通讯》里也没有他的文章。因为此时他写的《小白兔》已在《少年文艺》上刊出，他认为已打开了进入文学殿堂的大门，就向教育科写了离职报告，并办了自动离职手续，准备自己去闯文学艺术之路。加之我们几个人与他的个性有些难以融洽，于是大家与他分道扬镳。
　　因此，在1958年 3月13日读书会案发时，沈福厚与本案无关，只有我、沈皆遂、焦七海等三个人被捕入狱，王继启拘留监控。是年 6月 4日，浏（58）法刑字第 568号刑事判决我五年有期徒刑，焦七海、沈皆遂各三年有期徒刑，王继启训诫处分。
　　1962年 6月13日，浏（62）法刑字第 100号刑事判决改判非法组织教育释放。本案改判非法组织，以教育释放了结。1982年 4月14日，浏（82）法刑复字第 6号判决书，宣告无罪。因此，读书会一案，经历二十四年的漫长岁月，才得以彻底平反，没有留下尾巴。
　　1978年，我和焦七海按浏阳县革委会文教局10月19日通知，于27日赴县参加安置对象学习班，被安置回教育部门工作，复职从教。4 年后的1982年，沈皆遂也以在籍学生的身份平反复职，参加教育工作。王继启没有安排工作，因案发时他是永和中学辍学学生，没有判刑劳改。
　　而沈福厚也几次到教育局和法院要求平反复职。教育局邓乾坤副主任说，从公安局、法院和教育局的档案里，没有找到他与读书会有牵连的材料，只有一份申请自动离职的报告，所以没有平反的依据。
　　有关因此冤案所受的磨难在以后详细叙述，以重现当年极左路线带来的重重灾难。

ys1937

前妻刘氏
　　
　　1956年元月我参加了教育工作后，祖父母认为对我的教读任务已经完成，接着应该是完成婚配任务，因为传统观念里，教读婚配是长辈了“子平之愿”的义务和责任。于是祖父母对来做媒当介绍的人就热情接待，祖父的眼睛笑眯眯的只现一条缝，祖母扭着三寸金莲端来一碗碗茴香茶，有时还留着吃中饭。只等我周六下午回家，进门就介绍情况，要我去看亲，急于抱曾孙，实现四代同堂的夙愿。
　　这年我还未满二十岁，对婚姻问题没有确切的要求和思想准备，处于一边工作一边准备未来的打算。对未来的基本倾向在生物和美术两个方面去选择，未作最后决定。按规定，改行或深造也必须从教两年以后才有可能。
　　但为了顺应祖父母的心愿，我还是随着介绍人去看了几个农村姑娘。前几个都是吃碗茶就告辞了，男女双方没有说什么。介绍人似乎像个相牛相马的经纪人，三句不离勤快老实，粗细会做。有的说这是个招崽女的姑娘；有的则说，年龄稍大一点的姑娘，知事懂事些，是治家的好内助。为了面子，我都没有做明确表态，都一样随时间的过去而拖过去了。
　　对门屋场的汪牛皮，是来我们串门闲坐的常客。他以前是手工裁缝师傅，后来学了些应酬，常出现在一些红白喜事场合。我在读初小时，他教会了我喊礼，我就成了小礼赞生。我第一次跟他学会“汉字的平仄”辨定方法，他还教我学会在祭奠时的酒词、香词中套用浪淘沙、混江龙等曲调的歌诗唱腔。解放后，他当了队上的记工员和会计，也算上地方的头面人物。这样我对他有一点感恩和崇敬。
　　1957年春，他来当介绍，说他的一个老亲戚有两个女儿，大的已经十七岁，完小毕业，在沙市卫生院学医。很近，就是上个村的毛家嘴。一周后，他领我去毛家嘴刘家相了亲，这个姑娘中等身段，白皙面孔，说话声调和外貌很像她父亲。
　　她父亲是个地道的憨厚农民。其兄也是南普寺高校上两届毕业同学，当时在浏阳县政府五人小组工作，下有一弟一妹。其母潘氏是个端庄的妇女。原来她的叔父刘璧环先生是我的同事，说起来彼此都是比较熟知双方情况的。当时并没有敲定这桩婚事，汪牛皮说双方都再考虑一下，上下塅人容易了解。
　　回来把情况向祖父母汇了报。祖父说，快二十岁的人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大事自己考虑。祖母说，前世修来同船渡，本世修来共枕眠。婚姻是有个一定的。有个相当就要架势（动手），莫篮里选花，越选越差。
　　我听了也很进退为难，如果结了婚，有了拖累，前途必然到此止步。如果不结婚就不能满足祖父母的夙愿，甚至还要埋怨我不孝顺。我也想到，要找一个学问上有助于我的对象也很难，何况目前的教师队伍大多是解放初期接收下来的中老年。就这样我确定了这桩婚事。
　　端午节前后，祖父确定了办几桌婚宴酒席，花桥完小的老师都参加了。在大地坪老屋的上进厅堂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新式结婚仪式。当时的猪肉供应紧张，祖父预先从几块地方零购收集来的。前前后后毫不新鲜，还有一股走味的臭气，故酒席吃得很不舒服。我也不能埋怨祖父，他费尽了心血，都是为了我，我只能感恩戴德。并且我没有钱交给祖父，我的工资除交学校伙食费 9.5元外，剩下的 15.75元都用在订购书刊和其它零星花费上。对于这个新婚的妻子我如何应对呢？我当时感到一片空白。
　　下期开学了，她提出不去沙市学医了，说是身怀有孕，就跟着我在学校住下了。我安排她到六年级去复读，草篓里抽出鱼，把老底子都丢了。这时我才发现她并不是一个好学的青年，好像在糊里糊涂过日子。我的开支越来越大，根本没有一分钱给祖父母。
　　这时我开始悔恨自己不该结婚，不该讨一个不文不武的先生娘子。既不能有助于我的事业，又不能去孝顺祖父母。我感到力不从心，很沮丧。而祖父母看在眼里，心知肚明，从未对我发过怨言。乌龟吃萤火虫，我也肚里明白的，只是感到内疚自惭，无法来报恩于祖父母。这样在敷衍着，想到祖父母已年逾花甲，还是靠自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苦度晚年时，我真无地自容。
　　1958年 1月11日，她叔父刘先生到我家一起吃了早饭，登程往浏阳县参加整风反右运动。祖父为我办了丰盛的早餐，一只家兔也宰了。殊不知，这是与祖父共进的最后一餐饭。这次诀别的早餐，使我永远难忘。
　　是年 3月13日，我被捕关在浏阳县磨石街的火官庙——看守所所在地。我从祖父托人代写的来信中，获知她生下一女婴，按原先交代的取名“一红”。她没有来信告诉我女孩的生长及死亡情况，也可能是看守所没有把信交给我。有的信看守所把某段文字用墨笔遮盖了，我只能猜疑着这墨汁下隐藏着什么神秘的避讳和不祥之兆，但我无可奈何。
　有一次她和她妹妹来送衣服，我在看守所门口见到了她，没说什么，我接着衣服回到了一号监房。之后，我没有得到家里的任何音信，只在一张小纸上作着1825天（5 年日子）的倒计时，干待着这个零日的到来。我真正悬念的是我的祖父母。
　　1959年10月 1日是建国十周年大庆，刘少奇主席颁发了“特赦令”。浏阳司法部门在看守所内地坪里举办一个庆祝国庆十周年暨颁发特赦令的宣传大会活动，大会宣布了在押服刑罪犯符合被特赦的条件。我的同案犯沈皆遂在醴陵新生瓷厂服刑，这次就符合条件被特赦，安置在瓷厂就业。
　　在关押看守所的犯人坐在内地坪里外，俯首倾听，气氛很沉静。主席台上的麦克风送出的声音很严肃威风。另外，还有特邀来宾，记得一中的教导主任徐健德老师也发了言，还有少数犯人家属也被邀来了。我从管教干部口里知道，刘氏也在被邀家属之列，但会上我们没有见面。
　　晚上，安排一场电影，犯人都坐在内地坪看电影。司法干部安排我和她坐在前左边一起看电影。我当时没有把视力集中在屏幕上，所以对电影内容毫无印象，大概应是“开国大典”、“辉煌的十年”之类。我知道特赦是“皇恩浩荡”、“国运升平”的一种政治手段。大赦天下，历朝有了，何况特赦乎。
　　我和她谈话的时间很短，谈话内容也很简单。我只问了她近来的生活境况，没有提起一九五八年老幼死亡的事，因为太刺痛心肝了。她提起她被大队长沈某奸污一事，表示很难呆下去的困惑环境。我毫不犹豫地主动提出解除婚姻关系，以免影响她的前程。我说我的案情是否铁案定死，后事难以料定，还是马上离婚，你自谋生路，度过难关，我的事自己负责。但有一点很不放心，就是留在家里的祖母无人照顾。她表示不会离婚，一定等我刑满回来，祖母她会关心的。我接受了她的表态，当时是个最大的安慰。
　　我俩周围坐着的都是干警，所谈之事均限这些。电影结束了，她由干部安排离开看守所，我即回到生活组，一夜未能入睡。一幕幕的往事又在脑屏上出现……我预计到，最终守在大地坪老屋的，一定是扭着三寸金莲的老祖母，恶劣的生活环境和紧张的政治空气，刘为了生存等原因还是会走的……
　　1962年春，我在潭家山煤矿改造。忽一日，赵书记把我叫去，要我在一份离婚起诉书上签字。起诉人是刘氏，提出离婚理由是政治影响。我很能理解，不好的政治关系是生存的致命伤，何况她老兄现任永安公社副书记！我立即签上：“同意离婚，但要求推迟办理，代我关照祖母，数月后回来马上办理。”
　　六月三十日，我收到了离婚判决书。我当时感到很痛苦，不是婚姻上的痛苦，而是想起写着“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的《陈情表》。我非李密，不是陈情，也似陈情。我只好拜托几个释放回乡的难友，一定去看看祖母，并托付带去一点白砂糖和肥皂，以表孝心。
　　1962年 7月14日，潭家山煤矿矿部劳改科一位女干部把我传去，宣布了浏阳法院 6月13日改判教育释放的判决书。我于 7月17日就赶到了家里，抱着祖母痛哭了一场，又到祖父坟前痛哭了一场，但不敢去找我那未曾见过面的女儿的夭坟。祖母不准我去，也不告诉我女儿埋在哪里。住在我原来洞房里的邻居也即搬走，我床铺前面的书桌上又堆满了文具书刊等，开始了祖孙相依为命，形影相吊的生活。这时，离我收到离婚判决书的 6月30日，只有四十七天。
　　回家不久，法院派李广政同志送来一点生活补助费。接着，法院又派向迈生和公社沈凤桃来处理婚姻问题。法院认为“因政治影响”判处离婚是错误的判决，愿意撤销原判，把女方找回，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悲欢离合是人间常有的事，既然离了婚，就离了，不再复婚。我影响了她的终身，只要她现在好，也是好事。我再重新建立我的家庭，这是我的事。于是我在文书上签下：不再复婚，同意原判，并无异议，了妥了这件离婚案。
　　到这年十月间，刘打听到我已释放回家的消息，来找我，表示想从湖北回来。我没有把法院来落实签字的事情告诉她，只作了一些安慰，要她定下心来，好好奔向新的男家，培养好孩子。又说我的后景不知如何，只有朝一头奔才是打算。我并不责怪和埋怨你，是我影响了你的前程。现在有了新家，大家就都放心了。
　　1976年，她来蹉跎坡新居看祖母，我的续妻戴氏热情接待了她。午餐时挟菜请吃，下午戴氏又送她到了大路上，言以姊妹相称，说了一些安慰祝福的话。用餐时，刘氏向我碗里挟了菜，戴氏看在眼里忍在心里。以后戴氏向我发过火，认为离了婚，就是一刀两断的藕，不能再有丝连了。此事可能传出去了，刘氏再没来过。
　  刘氏离婚后，去了湖北武昌市山坡区的一个生产队，找了一个姓刘的汽车修理工，后迁往武昌市，有了孩子。听说近年丈夫去世了，年龄也快七十岁了，应是落叶归根的时候。她老家的父母多年前去世，她应该很难回来看她出嫁时的押轿高亲——弟弟妹妹了。
　　据浏阳百年大事记：1961年，辛丑，浏阳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下降46.2% ，粮食产量下降 50.1%，劳动力外流 15107人，水肿病患者25万多人，总人口减少四万多人，货币流通量与物资可供量由1957年的1：4.8下降为1：1.4。可见，从1958年大跃进建立人民公社到1961年的解散公共食堂，社会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刘氏去湖北应是在1960年至1961年之间。
　　2008年，我特地去走访了老童年徐理国（理拐子），他也七十岁了，走访的目的是了解刘氏去湖北的事。我肯定地说明这不是单纯的婚姻问题，而应是一个社会现象。我们回顾了一些童年的事后，就进入了主题。
　　他说：刘去湖北大约在1960年与1961年，是他与沈汉喜一同送去的。因为汉喜的老姐海花在解放时就嫁了逃兵刘益方，是武昌山坡区某生产队，那里都姓刘，海花家就成了湖南女子到湖北的落脚点。他说他妹妹徐精喜最先去这个地方，相继去的有软桥组的潘龙英、和瑞组的陈连花、杜公塘的陈奖花两姐妹，还有桃源的徐竹兰，还有干坑源陈生才的老妹，均家坊的焦革兰等。其他地方也一样去了很多女子。反正不要任何离婚手续，找到男方就做婆娘，一样生儿育女。
　　我说去那边的女子的生活境遇如何？他说人少田土多，饭是有吃的，只是人身不自由，挨打骂受歧视。他的妹妹找了一个半痴呆的丈夫，生了儿子，儿子长大后要她每天去放水牛，如不去放牛就不准吃早饭。后来丈夫死了，她再嫁给镇上的粮油管理员，才生活过得平稳了，可是她六十岁就病死了。
　　去的女子都已老了，已经死去很多，其中情况比较好的还算刘氏。因为她嫁的是个汽车修理工人，户口在武昌市，她的户口也迁进了城区。但是她的儿媳妇对她不好。今年她丈夫去世了，可能晚景不算蛮好。自从她娘家亲生父母死去后，她再也没回来了。
　　徐又说，他与汉喜把刘氏送到海花家里落脚，他就先回来了，一周以后，汉喜把刘氏嫁了骑车修理工刘某才回来。我当时空手回来，没得一点东西，是有意见的。他说打发的东西是米、鱼、肉、粮票和钱。至于打发多少，他不知道，都瞒着。
　　我说社教时，汉喜被划为“四不清”干部，挨了批斗，开除了党籍，你那次也去发言批斗了他，一起同去送女子到湖北，为什么要批斗他呢？
　　他说他是上了当，他同汉喜去送刘氏，一是多个帮手，二是他妹妹也嫁在那里。“我去送她，当然也想捞点打发，当时钱米好紧张。可是刚把人送到海花家，他就打发我回家，自己把油水全部私吞了，还说是我把她送到湖北的。当时他是大队长，我只能服从，无可奈何！所以后来四清时我批斗了他。”
　　理拐子心里渗透出一种不是滋味的表情。我很理解，我又申明不是为婚姻问题来回顾这件事，而是当时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再把话题转到了其它问题。这是2008年11月23日下午走访的始末，下雨转多云，气温10——12℃，应该算是一个阴沉的日子。
　　我想这不仅是劳力外流的问题，而应是人口外流的问题。虽然不能算“君不仁臣逃国外，父不仁子奔他乡”而论，但毕竟是生活的逼迫。八仙漂海只好各显神通，只好各谋生路，本地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妇女远奔他乡找丈夫，是为了填饱肚子，一般丈夫不会阻止妻子去谋生路的。当时浏阳人口减少四万多人，除饿死原因外，妇女停止生育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举家迁逃到江西铜古万载落户的也不少。如岭背的沈赏求等举家迁逃，至今未归原籍。据说逃到江西算是回老家，江西人愿意接收浏阳人。
　　三是孤儿孤女们逃到平江山区去做崽做女（后为媳妇），如沈开远、沈勤兵、沈康寿兄妹等。到1962年以后，本地生产不断恢复，生活有所好转，一般男孩又偷逃回来，成家立业，而女孩就嫁在外地了。
　　自改革开放以来，本地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当年，也超过了湖北山坡农村的生活水平。那些留在山坡的妇女大多成为七十上下的老妇，有子有孙，血肉牵挂沉重，人情压力也难负担，所以很少回来探亲访友。更奇怪的是在湖北生的孩子们从未来浏阳看外公外婆，丈夫也不知岳家的大门朝东朝西，其心情是多么凄苦，我想刘氏便是如此。

[ 本帖最后由 ys1937 于 2009-4-27 15:56 编辑 ]

石扉客-

好的，十分感谢！

[ 本帖最后由 石扉客- 于 2009-4-27 09:59 编辑 ]

杜雅萍

欢迎沈兄来耍，沈兄将图片发给我或者有空的时候发到帖子里，图文并茂更好看。

ys1937

祖师岩
　　
　　一九五七年，丁酉年，夏，这是我和祖父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我曾听说祖师岩的陈大仙人是个肉身子，印象中认为是一个中国式的木乃伊。又听说陈大仙人庙建在祖师岩伸出半空的一块大岩石上，又想起了山西恒山的悬空寺。我把想去祖师岩的打算对祖父说了，他说他也想去看看久已闻名的祖师岩。于是我们祖孙二人就择日踏上去祖师岩的旅途。
　　从大地坪的老屋出发，朝着石柱峰向东而去。仍然是要经过那年走过的石田湾，仍然是要穿过两岩嶙峋相峙的夜合山。在夜合山峡谷，不免要在石香炉和石船两处驻足欣赏片刻。走完峡谷就横过火石桥，桥头的周洛塔，其实是化字炉，由周洛蔡姓财主捐建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塔身三层六角，塔座两层四方，共高二丈。青石板上刻有“敬惜字纸”四字，由此记起在宝乔祠读小学时因污损字纸挨打手板的处罚。
　　古人如此敬重文字惜墨如金的习惯应是一种美德。祖父说这不奇怪新鲜，老家石江桥头不也有一座塔形化字炉吗？赶快赶到石柱峰庙里搞中饭吃，到祖师岩还蛮远，要问路，尽是山路。若是天黑陷在山里，会被野兽吃掉的。
　　过桥就是周洛横洞，也是石柱峰西麓。于是沿着陈家祠堂右侧的石级山路向石柱峰进发。这条上山路线我和沈皆遂去年已走过，应该是条半生半熟的路。祖父背着那个索口布袋走在我身后。到日头（太阳）偏中，就到了石柱峰玉皇殿。
　　东边的偏房里还是那个老人住着。借了锅灶，把带来的饭菜炒热一下，干巴巴地送进了肚子。饭后休息片刻，边喝凉茶边向老头打听去祖师岩的路线。老头说，向右下坡不远就是祖师岩，向左下坡不远就是太阳庙。中途沿崀走，冒岔路。要急性，怕散夜工。
　　祖父还是提着索口袋，我们吃掉饭菜后本应是空袋，原来里面还有香烛纸钱和茶叶包，祖父是为了敬奉陈大仙人准备的。他希望请一碗清吉茶，祈求仙人保全家康泰，还要保佑孙媳妇肚子里的曾孙，他不畏远途劳苦去祖师岩的主题是如此诚信。
　　但祈祷是祈祷，事实是事实，他想不到大难临头的家破人亡和牢狱之灾在潜伏着。沉痛的明年，1958年戊戌岁，这个五口之家是保不住的。他想不到明年的夏季，他已命丧黄泉，孙子身陷囹圄。他想不到明年的冬季，降临人间的曾孙女竟会夭折。他想不到孙媳也会离奔他乡。他想不到那个大地坪老屋只有一个年逾花甲的老妪在挣扎度日。可是，他的希望都寄托在这索头布袋里，企图从陈大仙人那里得到福泽。
　　沿着山脊的起伏，我和祖父的心潮也在起伏。在茅草丛中钻上钻下，留下了看不见的足迹。在我的记忆中，两双裤腿在茅草中挪动，不知疲惫地挪动，一直挪到下午黄昏时刻才到祖师岩。
　　沿着山脊的起伏，攀爬四十余里，在茅草丛中去辨认那曾经有人走过的痕迹，才确认走小路，不能说是羊肠鸡肠小道，简直是没有路，其实山脊就是我们认定的路。草丛中的紫菀和乌头是唯一的茵绿生机，高山气候把草丛装点上黄绿的斑点。云层从头顶飘过，气氛更显得压抑。一路没碰到半个人影，也听不到一声鸟儿的鸣叫。祖孙二人很少说话，似乎在痛心疾首徐行。一种莫名的感觉。
　　黄昏时刻到了十字路口，沿右侧（东向）下坡南行不远，就看到悬岩上挑出的屋角，入处是一张石砌侧门。进去就是仙人庙前厅，正面朝着岩下，岩下属浏阳东乡大光洞（大光乡）所辖。改革开放后，简易马路修到山脚下，要走十五里的盘山路才能到达祖师岩仙人庙。据说，大光洞人准备开发祖师岩为旅游点，香火日盛。
　　祖师岩只有前厅是悬空建在挑出的岩石上，所以基础还是天生稳定，不像山西悬空寺的栈道式建筑。
　　前厅内侧是陈大真人神案所在，完全隐藏在山石岩洞中。用木槅门封锁着，无法看到那肉身子。据说陈真人羽化升天之前，逐步节食减肥，最后一日三枣，最最后一枣禁饮。直至升天时成为皮包枯骨，然后绸缎裹身涂漆防腐风干，是为肉身子，其实是皮肉身子。本世纪我走访大光洞王业兼老先生，其回忆说：陈大真人是平江人，羽化后，斋公用铁棍穿插在躯体之中，固定在石座上。肉体用苧麻缠绕，再用生漆多次涂抹防腐制成干尸。我故称之为中国式的木乃伊。
　　前厅右侧是管香火的住处，一间房子里开了几个简易床铺，供香客住宿，另一个小间是厨房。我们在这里进晚餐，当然是吃斋饭，其菜是豆腐、青菜和魔芋。还有一种宽叶韭菜叫薤（音害），又使我想起了《薤露歌》里的薤，我也找了几蔸栽在老家的后院花园里。这里也做贡品的水果和肥饼售卖，但比市场上贵一倍。
　　高山的夜晚很冷，只好租用棉袄，床上必须盖棉絮。所以这里的夏夜成为了深秋的气候。祖父睡下休息了。我站在前厅去欣赏远处的夜景，透过迷漫的山岚，只能看到密如繁星的万家灯火，一片寂静。回到床上很快就入睡了。
　　早起是为了欣赏晨光景色。前厅外一片飘动的浓雾。远处的云海其实是雾海，雾海中露出两个山尖，很像瀛洲仙境。这两山尖很明显是古港的高湖尖和癞子山。我没有照相机，只好在侧门处画了几张写生画，后来的几次抄家被抄失了。
　　祖父洗漱后就去敬奉陈大真人。茶叶纸包摊开在木槅门外的香案上，撒上一些纸钱灰，在焚香秉烛之后，俯首跪拜，祈祷真人保佑全家清吉平安。一片虔诚，五体投地。可是陈大真人没有保住我家的劫难。真人本身也难逃一劫，治保主任们、红卫兵们也曾拜访过祖师岩。 大跃进时，有人把肉身子拖到几十里外的官渡镇桥上示众，后被推入河中，后来才被人送回了祖师岩真人神庙内。
　　早餐后沿坡回到山崀的十字路口，走下面坡不远就到了太阳庙。位于下山坡路的右侧（北）。庙门正朝着南方。庙的空间不大，墙上挂的，地上堆的都是包谷棒和红薯，一片山农丰收景象。一位壮实的中年男子是太阳庙的住持。我们向他请问回程的路线时，知道他在这里教了一些武术弟子，这些包谷红薯都是弟子们送来的。
　　我们沿坡朝平江县山区白水而下行。往下走了一段坡路，发现同侧有一座独立山岩峙立在坡地上，岩上有一座很小的观音庙，要攀岩拾级才能到达，很是惊险。后来才知道这里叫观音岩。我幸存的美术习作画册中，还有观音岩钢笔画。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乡的精壮劳力都到这里挖山垦地，称这一带茅草山地为湖坪。所以他们对观音岩、太阳庙和祖师岩都较熟悉。记得邻居沈富兰等回忆说：那次到湖坪挖山很辛苦，赚了几个有限的钉邦石硬的苦钱。
　　只有太塘源人最聪明，赚了巧活钱。他们平时与平江林场的丈量收方人员混熟了。到收方丈量时，把收方人员灌得烂醉，收方人手里的皮尺盘子呼呼转动，大塘人站在老远把皮尺收在手里，口里叫着“还冒到！还要放！”收方人凭着手里放出长度，糊涂登记了垦挖的平方米。于是大塘源人只花了一点酒钱，换来了可丰的工钱。
　　这是湖坪挖山时留下的故事：硬干得苦钱，巧干赚活钱。富兰说，虽然苦，还自由，从出发那天算起，每天交一块钱买工分，自己多少还要剩一点。
　　往后回忆了几十年，又回到了下白水的山路。出了湖坪，就出现泉水潺潺的山涧，泉水在冲刷得非常光滑发白的卵石缝隙中涌出，冒着白色水花，也形成一些断续的小瀑布，一直泻到山下的小溪中，像这样的马尾形的瀑布在这一带山林都有，形成一种白色的视野，故这个山区历称白水。由于水源丰沛，上世纪这里修了白水水库，建了多级水力发电站。传说出了一边下联，悬资征圆其上联。其联曰：“挖青山，堵白水，莫使白水水白流”。
　　出了白水山溪便到了泸洞。水流应是西流注入汩罗江。我们不能逐流而下，也没时间看那龟蛇二将锁头关的天子屋场。只好南向翻岭回到周洛的火石桥。至于中餐，一定是茶水送发饼。我和祖父在火石桥休息时，饮山泉而解渴，觉得很甜美。王勃《滕王阁序》中“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又涌上心头。
　　五十年后我再到周洛时，“农家乐”、“山庄饭店”、“土菜馆”、“柴火家常饭”等招牌出现在正溪（正洞）西岸。到桂花峡吃过“康师傅”，协助陈家大屋开业时在家常土菜馆吃过煎白豆腐和蒸鸡蛋、火焙鱼等。本地烟茶比矿水饮料更香，昔日贤文有“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乡中水”之句。
　　从火石桥返程，一路沿着老路线，在黄昏前赶回到那大地坪老屋。祖父很疲劳，进门没说什么，第一件事就是把在祖师岩上敬来那包撒上纸钱灰的茶叶交给祖母，说这是一包清吉茶，求陈大仙人保佑全家清吉平安。我的第一件事是把从祖师岩带回的韭薤栽植在后院的花园里。站在大地坪看了一眼那烟雾缭绕的石柱峰。后来重上石柱峰是1987年，三女沈而非考取大学那年，我带领他们五姊妹等攀登石柱峰。这年是祖父去世二十九周年了。

[ 本帖最后由 ys1937 于 2009-4-27 11:55 编辑 ]

ys1937

后院
　　
　　大地坪老屋的小私厅前有一块空地，南北长约三丈四尺，东西宽两丈。北面是天井边的茶堂，有一条排水沟隔着，沟边的无花果树是祖母栽的，祖母很喜欢吃那紫黑色无花果。大跃进办食堂时，祖母把无花果也做了肚囊的填料。祖母每年在沟边种一株丝瓜，后来丝瓜叶和丝瓜根也派上了救命用场，调节过人民公社的肚皮官司。沟边的斩蛇剑（万年青和文殊兰）祖母不敢吃，认为那是防蛇的毒草，就幸存下来了。
　　东面邻居屋檐下的围墙，盖着青石板，祖母常在上面晒盐干子豆腐和南瓜子，也晒晒鞋底。围墙靠南端与邻居的牛栏相接，开着一个小门，从这门出去，经过一条又黑又臭的小巷，可达枫树岭，从这里经过时得当心茅屋的酱油水滴在颈根上。南面是高高的土墈，墈上是后山老爷那里杀鸡送血食的小路，也是我去捡苦楮子走的路。
　　西边是我家的侧屋和小厅堂。靠南角的葡萄藤占据了半段围墙，一株歪嘴扁形蜜桃树是我嫁接的，俗称东乡桃树，一株柑橘树是祖父的遗业，已被虫蛀死了。在这六平方丈的空间里，余下的土地，祖父也种上大萝卜。这是祖父母经营管理的后院。祖母有时在水沟里养几只麻鸭，就增添一个“自大一点”的味道，使后院生灵涂炭，满地是鸟迹文字的痕迹。
　　在我读师范和读书的几年里，我为了开辟一个小花园，搜罗了很多花种，湘希兄也从杭州寄回了一些花种，我从龙兴寺分割了一株苏铁，使之成为镇园之宝。就这样密密麻麻地，像菜农种藠头一样把院子里塞满了。为了不影响房屋的光照，没有木本植物，是一色青的草木花园。祖父母也很高兴，认为出了一个教书先生，建了一个小花园还是可以相配的。在本地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我的家庭档案里，把它称作后院。站在后院里能看到枫树岭上那高耸挺拔的古枫的上半部。祖父坐在小厅大门石墩上抽旱烟时，看到这姹紫嫣红的花朵常露出微笑，从未抱怨我铲除了他种汤灌底大萝卜的地泥。
　　后院小花园是个短命的花园，是个遭难不幸的花园。随着大跃进的狂风席卷，随着主人的家破人亡，它的生机亦遭毁灭。人民公社的村办大食堂就设在大地坪老屋里，上厅蒸笼锅灶塞满其间，周边厢房开餐设席，天井走廊排队领取饭菜。我家睡房成为食物保管室和帐房。小厅的几间房屋被辟为厕所——吊脚茅厕。后院成为掏粪和上厕的通道，没有了花香，只有屎臭。这时期，家里只剩下年迈花甲的祖母避居一角。
　　1962年夏天，我从监狱释放回到老家时，看到后院的花木荡然无存，只有那株无花果树依旧长在水沟边。我开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但依然是惊弓之鸟，处于心有余悸的状态中。我还是提起画笔，把后院缩影下来。茅屋瓦檐，围墙水沟以及蓝天白云下的古枫都留在我的画册里。我至今很欣慰——后院并未湮没。
　　1976年后，我将本宅迁建到蹉跎坡，建立了芸香居，前有花园，后有果园，使之成为龙伏中学的科教实验基地，科研和教育单位也摄下了影像，我认为这是后院的延续和发展。

ys1937

最后的早餐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即农历1957年丁酉岁十一月二十二日。这是一个阴沉的日子，一家人的情绪并不像往常一样开怀，似乎一种莫名的不祥预兆在弥漫着。祖母在做着早餐，祖父习惯地准备着每次出门的饯行，同样少不了腊肉和油豆腐，冬苋菜和扯根菠菜是最可口的蔬菜。祖父把自养的麻兔也宰了炕成了半腊味。虽然是一席非常传统的家常土菜，可吃起来没有以往那种味道。席间很少言语，都有一种心不在焉的感觉。
　　早餐除我家四口外，还有岳叔刘璧完先生也易大早从马家嘴赶来共进早餐，约好一起赴县参加会议。我俩一起背着被盖，徒步百里去浏阳开会的。以前过焦溪岭是求学，是意气风发，是怀着学有所成的志向和目标。这次过焦溪岭是整风反右狂飙席卷全国的大气候下踏上旅途的。我们吃了天亮饭，俗称眼屎饭，背着衣服等日常生活用品，还有一个午餐的饭菜袋，告别了祖父母和妻子，告别了怀在妻子肚子里的孩子，告别了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大地坪老屋。
　　我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我和祖父最后的诀别。这次共进的早餐，也是我与祖父共进的最后一次早餐。这个黑乎乎的早晨，我与祖父母告别了，心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滋味。这次分别以后，将发生什么是难以调定的，是凶是吉，是福是祸，后事难卜，就这样麻木地向县城而去。
　　在路上默默地走着，岳叔忽然对我说：松岩（妻兄刘良晃）现在是浏阳县五人小组成员，要我们在会议期间莫乱讲话，尽量少说，甚至不说为好。这些话我紧记心怀，顿时感到这次参加整风，一定是个非比寻常的运动。岳叔父是解放初期接收过来的小学教员，曾干过一届伪保长，有丰富的社会经历，故他做到了“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一个历来说话狂妄的人，地方人叫他璧天经，可他真守住了口，谙熟“病从口入，病从口出”这个保身诀窍。但到反右后阶段，他还是划了一个反革命，归类于牛鬼蛇神的行列，到后来得了一个复职离退的晚景。
　　而我虽然记住他传达的这些“少说不说为佳”的话，但也发了一点关于政治思想的言，没有完全“守口如瓶”，而且没有束手旁观，为别人大字报配了漫画。当然动手比动嘴还坏，成了“祸从手出”，得了一个“极右”的罪冠。在1962年以后的岁月长河里，我与刘先生同为五类分子，常同时出现在“集训”或“批斗大会”的场合中。
　　我很感谢妻兄刘良晃的暗示，这种暗示是善意的。他没有“泄露天机”也是正常的事，因为他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何况他已经透了半点风，还有半点风是给我们去领会的。五十年来，我一直没见过他。据说大跃进时他当了永安公社的副书记，再后来当了供销部门的干部。
　　我和刘先生一路很少说话。这个本天经地经话很多的岳叔为什么现在如此沉默呢？应该是在琢磨着未卜的整风运动将会发生什么？
　　在石洞岭这个老茶铺里炒熟了带来的饭菜。饭后他卷了一只喇叭筒草烟，边吸边走。天黑前才到了城关镇中心完小整风反右的会址。两人合开了一个地铺，“辗转反侧”的难眠之夜，恐怖的恶梦从此开始。

ys1937

中心完小
　　
　　城关镇中心完小在当时圭斋路南侧，即今圭斋中路的圭斋路小学，与浏阳一中斜对门。本世纪初合并于城南小学，校园改作他用。对于当时这个中心完小，仅是现在淮川办事处所辖，是小学的中心学校。这个校园的印象一直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六十天，也是我人生转变的生死关头的六十天。在这种经历了整风、反右和肃反的六十天，也是风云突变的六十天，雷震电掣的六十天。我的命运总是与这个环境有着相关的联系。
　　一进完小的铁栅门，就是一个夹而长的大地坪，有一个篮球场地，是坐南朝北的方位。坪中有一块露天宣传栏。坪的东侧是教学区，由曲折的走廊把各类房室连成一体。我们与会者的地铺都开在教室里，既是宿舍又是小组讨论和鸣放发言的地方。教员室是领导和各个干部的住室，还有一个会议室就是开大会和批斗的地方。走廊的北端是公共厕所。地坪的西侧是个旧祠堂，充当厨房和食堂，后来成了我们反省的地方。
　　我们每日从东边到西边至少要经过这操坪十次。每日早晚的洗漱是一种日常行为，很少洗澡。一个大开水灶上嵌着一座米多高的木围锅,日夜烧着糠头，保持开水和热水供应。走上三级木台阶，舀一勺开水再下来掺一勺冷水洗脸洗脚。这时看着大木围锅内沸腾的开水和蒸人的热气，会产生一种畏惧的心理。喻学甫老师后来就利用这个条件自杀身亡，避免了以后二十年的折磨。
　　食堂是集体开火，八人一席，吃定量钵子饭，大多数人是地面当餐桌，蹲着吃饭，很受束缚。俗说“行肠饱，坐肠饥”，于是感觉有些饥饿。头个月还有人身自由，可外出吃点面食。失掉人身自由后，我常托食堂采购员买来发饼放在写反省的课桌内，作为伙食补充。二十五元的月工资完全用在伙食上，所剩无几。衣服鞋袜只有两套轮换穿洗。就这样在恐怖中茫然生存着，唯有一个信念，就是不能亏待身子，也就硬要保住这块茅草山地，留得将来采薪之地。况且悬念着家人，若能劫后余生，留得一条命回去，也是一种孝顺和慰籍。
　　睡在地铺上是很难入眠的，一则气温很低，体温首先被被褥扯去，棉被的温度被稻草扯去，草温又被那样贪得无厌的地皮扯去。要维持被内达到37度的恒温，要几个小时才行，而身体的能量的补充是有限的。二则思想紧张，恶梦萦绕，辗转反侧，每当熬过这严冬的长夜时，我深悉人身自由和家庭温暖的可贵。
　　首先我是和岳叔刘璧完先生合铺的。后来把我们拆开了。其原因很明显，他划了历史反革命，我划了右派。加之有亲戚关系，当然要分开，以防攻守同盟和互通消息。于是就安排同事王启文老师与我合铺，以前我和他关系很好，因为都喜欢画画。但现在是敌我关系，没有任何语言交往，一切在机警的沉默中。
　　有一个夜晚，王从被子里塞给我一张小纸片，我把它藏在贴身衣袋里，等待着凄厉的床钟敲响，好在上厕所时看个究竟。见上面写着：“王继启来了浏阳，你有什么事情对他说吗？”王继启是我在花桥完小教书时，一同参加我们读书会的浏阳三中辍学学生，他叔父是县法院官员。王在此反右肃反的风头浪尖跑来浏阳，究竟为了什么事，不得而知。
　　其实我心里明白，王启文不会装圈套害我，他不应是丧失良心的人。或许他是受人之托，揭破攻守同盟。次日晚上，我就把写上“我是右派，我正在因读书会问题写反省，要他检举我吧！”的纸片塞给了他，以后再无下文。我敢于在纸条上如此回复王启文，是光明正大发自本心，没有任何回避做作。读书会纯粹是为了爱好文学的学习活动，并无反革命目的、思想和行为，是欲加之罪。
　　五年后我出狱时，某次见到了王启文，提起被窝里递纸条的事情时，他说确实在街上看见了王继启，确实是为了通了信息，并无恶意害你。由此可知，王继启托王启文问我有什么事，并被子里递纸条的事情是确实的。
　　我不知道这个和我曾经一起在花桥完小煮扁豆夜宵的朋友当时这样托人捎信给反省中的我的目的何在。后来听说他说过“反戈一击”这句话，我想或许他是为了立功或自救。

ys1937

大鸣大放
　　
　　到中心完小报到的第二天，即1958年元月12日，即由浏阳县委宣传部和浏阳县教育科组织开展小学教师参加整风运动。贾德润任宣传部长，饶怡训任教育科长。首先是去大会堂听报告，这个整风动员报告是根据1957年10月15日，zhonggong中央发出“关于在中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通知”而开展的。选择在寒假集中到县城整风学习，为了整风和教学两不误，冗长的报告内容，以严肃逼人的语调从麦克风中扩散，造成一种紧张的气氛。
　　本来俗话说，寸长的耳朵可听尺长的事，可我们这些政治嗅觉极不敏感的农村教师，特别我这个涉世未深的青年，还是处于麻木状态。仅仅教条地记述着下面几条：要帮助党整风，一整官僚主义，二整主观主义，三整宗派主义。要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广开言路，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像应考一样，死死熟读，死死记住这些光辉夺目的词语。小组讨论时，纷纷发表自己的体会和理解程度，一时气氛活跃，好像生怕考试时答不好“名词解释”一样。我们念得朗朗上口，滚瓜烂熟。
　　殊不知，早在1954年11月中旬，毛泽东已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1857年 2月27日，毛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又提出大鸣大放，号召民主党派人士随意向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3 月 6日到13日，毛在zhonggong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重复 2月讲话重点，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民主党派人士打破沉默，直言敢谏。到四月底的一次天安门群众运动中，毛第三度号召群众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民主党派人士终于开展了热烈的鸣放运动。5 月中旬，大鸣大放近到高潮。
　　5 月15日，毛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信，在党内高干秘密传阅，说要引蛇入洞，让毒草滋生，然后一一锄之……知识分子仍在大鸣大放。6 月 8日，毛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 ”号召群众起来反击右派。6 月19日，《人民日报》正式刊登毛在 2月27日的讲话修正文本，提到原文本所没有的“毒草”和“引蛇出洞”。并立下六条“有利于……而不是……”的批判限制。到九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六万二千多人，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十五万人。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552877人（上述数据引自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
　　到这个寒假，城市机关单位的反右斗争都早已结束，而我们这些乡村小学教师对政治讯息却如此闭塞，对政治气候都如此麻木，如此不知忌讳，充当了五十五万右派的凑数。
　　通过对“广开言路畅所欲言……”的学习讨论，操坪边的黑板报和电杆上的高音喇叭也在高频率宣传鼓动。张与明和刘思明是派来掌握中心会场的专员，我们石江乡派来的领导干部则是组委张自强，统领全面又深入各组的鸣放现场，另外各组都有一个指定的记录员，安插的积极分子和记录员都不鸣放，另有些警觉的人始终不鸣放。社港教学区的喻正云老师和陈执中老师是积极的鸣放者。
　　黑板报和广播里频繁地表扬大鸣大放积极分子，也点名批评少鸣少放和不鸣不放的人，说他们有顾虑，不相信党，不相信政策，并且逐日公布各组鸣放的条目和数字。我很汗颜，受不到表扬，也实在提不出一些上点子的意见，此前妻兄对岳叔的交代也警钟在先。况且三大主义这样的大题目和路线是何等漫无边际，对我来说好像空洞的教条。后来鸣放到高湖，从三大主义扯到了中苏关系、粮食政策，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干群党群关系等问题。鸣放者争着发言，手舞足蹈，唾沫横飞，真是口若悬河、无所忌讳。
　　走廊上的大字报纷呈飞拂，收走一轮又贴一轮，而且每种体裁的大字报花样各异，有报告文体，有诗词歌赋，有对联警句，有连环画，有漫画，有诗配画，有画配诗。徐佳举老师还引用屈原的离骚中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陈佳仕老师画了一幅迷信用的关图，填上“三十六关从此寄，一生灾难尽消除。”这两张大字报产生轰动效应，引人注目，后来划了极右。
　　我不怎么注意大字报的内容，偏重于看大字报的文墨。到鸣放接近尾声收锣时，我也口头鸣了两件地方人敢怒不敢言的事。一是石江乡某乡长与现役军人通奸，造成双方离婚，为什么没有受到破坏军婚的刑事处罚。二是某总支书记的妻子病了，用“上锁”的迷信方法治病，且发了很多缘籍向百姓化缘，这是非法的敛财手段，也是干部带头搞迷信的行为。虽然此二人后来受了双开处分，但我的鸣放记录成了“恶毒攻击干部政策”的材料。
　　我还为周祧宗老师的大字报配了漫画，画了一张教育科三大主义一层压一层的漫画。老实说，我根本不理解政治上的方针路线政策和多种主义，也许自己还有一种出风头凑热闹的搞法。
　　戴朝贵老师是我的邻居，解放初期就在我家乡教书，个性沉稳寡言，说话频率小声调低，慢条斯理，有气无力。他在大鸣大放中，一言不发，一字不写，既不留声，也不滴一点墨水，别人畅所欲言，他若如木鸡，似乎是个植物人。但他还是偷偷地卷着喇叭筒吸着草烟，真是好忍性。他从从教到退休，到去世时止，一直是风平浪静平安无事。
　　1963年以后，他成了我的堂岳伯。我发现他在麻将桌上是个活跃分子。这时我才想到屈原放逐到江南时，一个渔夫对他说的话——“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乎？众人皆醉，何不铺糟而啜其酾？何故怀瑾瑜，而自令见放为？”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三闾大夫，“宁赴常流而藏乎江鱼腹中耳”，终抱石怀沙，遂自投汩罗以死。屈原者当局也，渔夫者旁观也。故太史公曰：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我们小组的鸣放记录员是花桥完小校长焦达璋，他没有留下口实和墨迹，虽没划上右派，但在后期的肃反中，他因历史问题划上了特嫌。另外，从解放初接收的旧知识分子大多守口如瓶，如林恩成、周重录等。但多数国民政府军官出身的就胆大直言鸣放，如王且连、孔奂伦、徐仁风等。
　　农村的反右叫社会主义大辩论。老家的松霸王沈松柏和沈兆庆等直性子农民就说了很多激烈的话，甚至说出“你毛主席再厉害也要人帮，好屌也要毛护”的粗话，但对他们的批判叫辩论，挨批判叫挨辩论。这种人没划右派，因为不是知识分子。这种大辩论只能算作反右斗争从城市波及到农村的警告。

ys1937

点名和斗争
　　
　　大约是二月上旬，大鸣大放的记录材料和文字漫画材料已经收集到整风反右办公室，并整理分装进鸣放者的档案袋，这叫做“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一个动员报告之后，向对党猖獗进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做坚决斗争，像狂风暴雨一样席卷全城。街头巷尾的横幅标语，会堂走廊的揭发批判，其内容是大肆污蔑、恶毒攻击、别有用心、荒谬绝伦、悬崖勒马、回头是岸等犀利词组。看了心惊肉跳，真是入木三分。
　　我们在中心完小的批斗会，就在小礼堂里进行，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一样的是被斗者垂头木立，只听不言，成为众矢之的的活靶子，一样的是斗争者摩拳擦掌，怒目圆瞪，选择最有杀伤力的词语，把活靶子批倒批透，要批得体无完肤才放手。右中之右者极右也，这种出名的右派就要在对门浏阳一中的露天反右批斗斗争大会上登场亮相。
　　这种大批斗会的会场布置，比区组批斗会更为“隆重”。因为增加了被斗者的巨幅漫画头像，还有横幅漫画等，加高音喇叭的配合。声势浩大，蔚为壮观。一顿批斗之后，右派分子整改先离开会场，由反右派积极分子监视送回各区组反省室。我们中心完小的右派由唐训庭监视，出入会场由他领队训斥。
　　不过有些斗争者后来成了被斗争者。可是被斗争者后来成为斗争者的，是绝对没有的。因为右派分子名单的公布，不是一次性的，是由反右办公室筛选批准裁定之后，先后分批在那块曾经公布表扬鸣放积极分子的黑板上宣布的。而前时被批评的守口如瓶者，现在既不是被斗者，也不做斗争者，虽然没登上黑榜，但有的可能划个中右。这种先后不登榜点名的人，应该是曾经黄榜提名时，熟读通透了“少话为佳，明哲保身”这些经典，或领会了湘楚渔夫的话。
　　登榜题名那一霎是相当紧张可怕的。第一批点名的右派，只是感觉突然。从第二批起，就有“杀鸡儆猴”和“大祸降临”的感觉，害怕哪天“中举”的时刻。每天早餐后都到操坪分组列队集合。反右干部领导一顿森严的训话之后，就点名宣布被划右名单。当点到某人时，积极分子即把你从队伍中推出来，立即扯去你的出入证。从此刻起，你即“中举”了，也就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任何信息。你就成了为人不耻的众矢之的，你就开始“反省”的日子，也是你人生深渊的转折点，一过就是二十年不等。如果能留下一条命活下来，就是劫后余生，极不幸中的万幸。
　　二月十二日是我登榜“中举”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一样是从列队中推出来，一样是扯掉出入证，一样是进反省室。我就从此坠入磨难的岁月，度过了二十个恐怖难熬的春秋。
　　这一天是农历丁酉岁腊月二十四日，民俗是过小年，我想起祖父在过小年这天总要办几个菜团聚一下，说这是小孩子的节日，又说过了小年才能出门去讨债主的账。我知道再过几天是大年三十日。以前每年要办三十团圆饭，也喊团年饭，可今天是月晦人不圆了。
　　我不知道家里人对“遍插茱萸少一人”是何感觉。五年后我回到祖母身边，即一九六二年的团年饭是祖母和我，形影相吊，已是遍插茱萸少三人了。对于小年也好，大年也好，团年饭也好，只是一种痛心疾首的回忆，只是“不堪回首故国月明中”了。这天我还是开了小灶——托人买回一些发饼，啃了二个就伏在写反省的桌子上沉思，流下了两行辛酸之泪。这是发生在中心完小东侧食堂里的往事。
　　我虽被点名反省，但没有对我开展激烈的批斗会，只几个反省者一起在小会堂里挨了一次“竹篙满堂打”的批判，似乎批斗进入尾声，走下过场。散会时叫我在材料纸上签字盖手模，说明我们承认了这些恶毒谬论。只待材料上报，定候发落。在反省期间，我不能与别人眼睛对视，与任何人无法言语交换，比那时美国的黑人还不如。
　　不过王启文还是与我合着铺，只是陌生人一样，不说话，不打招呼，脸上无表情。以前的老同事老同学都远而避之，好似生怕“麻风”病毒蔓延传染。上厕所时，积极分子就要骂一声，臭得要死，快走开些！这一段日子是睡觉做恶梦，反省挖根源。反右干部到食堂来检查反省材料，说要挖出几条根，一是政治根源，二是社会根源，三是思想根源。
　　我冥思苦想，深掘深挖，一直挖不出这几条根源。后来挖出几条似是而非的根：土改是儿童团长，不积极斗争恶霸地主，是政治根源；家庭成分是中农，具有摇摆性，祖父在外地当染工，与地方绅士有交往，是社会根源；三是不关心政治，不学习马列主义，是思想根源。反复反省，写来写去，没有什么可写了。只好静坐吃饼暗中急，悬念的是祖父母及妻子和她腹中的孩子。这是痛苦中的“清闲”日子。
　　反右干部再三提醒我继续反省，还有什么事情和没交代就老实写出来。不然，抗拒从严，后果自负。
　　我感到他们在逼查别的什么事，似乎把右派放在一边了。这时，我才省悟到这是“读书会”的事。但我认为这是公开搞学习的自学小组，况且与教育科李科长请示过，于是就大胆地写关于读书会的全过程。这是反省期间的最后几天，写起来倒还轻松，无所遮拦忌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