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大学的校长权力设计更重要

经济学家华生出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校长后接受记者采访,谈了许多办好一所出色大学的设想,可媒体似乎更关注他对行政部门冗员的裁撤。这也不奇怪,到目前为止,官员的升迁、离退仍是国人最关心,也是议论最多的话题。但应该看到,对当下中国大学而言,校长权力设计,也许比单纯的裁员之举更重要。
  笔者当然同意华生先生的行政举措。一所大学分校出现几个“校长助理”,十几个“校领导”,这本身既无益于行政管理,也影响工作效率。而裁撤冗员,精兵简政始终是当下中国大学行政管理的首要任务。可是,从权力运作的角度看,华生先生的举措虽然体现的是改革的精神和力度,却不尽符合干部任用的普遍原则,因此,也不可能在国内高校普遍推广。
    在这里不必议论校长的权力有多大,实然的问题往往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各异于事。比如当人们感觉校长的权力与日俱增时,校长们却往往一肚子委屈。而各校的情况也因级别与地位的差异迥然有别。从应然上看,西方大学校长的主要职责——提升学校名声和筹资——显然非中国大学校长们所能向往。或者反过来说,中国大学校长要做的工作远多于西方大学校长。
    在现有大学体制中,大学校长的遴选都是任命制。这就决定了校长的工作指向和权力指向。前者的方向朝上,后者则是向下。因为不需要对下负责,所以,从理论上讲,校长不可能将对任期指标的热情转移和投放到校园的民生之上;而由于权力对下,校长的权力也不可能受到应有的制约。不排除现有体制中出现优秀校长的可能,事实上也有不少优秀的校长出现,但这似乎与体制本身关系不大。它更多地取决于校长人选的个人道德、个人能力和工作作风。
    人们都明白“没有制约的权力绝对造成腐败”的道理,但现实中的权力制约却谈何容易。在当下中国大学中,“谁来监督校长”尚形不成问题。因为学校中的教授委员会是咨询性质,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就是校长本人,教代会上的言论和话语也往往形成不了决议。
    而在大学的权力体系中,行政系统是最大的利益共同体。像北师大珠海分校存在几位“校长助理”的现象在中国高校中并不稀奇。这种以变通的方式,超越体制的限制提拔和任命学校的行政官员,既是共同体中“利益均沾”的表现,也是平衡权力之争的后果。
    新闻报道称华生的改革是“冲击大学的保守体制”。但从某种程度上看,大学一点儿也不保守。“公司化”就是当下中国大学与时俱进,向市场靠拢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数据化和产值化。数据和产值似乎包含了一切。而校长则演变成了追求产值和数据的“老板”。在发生这种异变之后,行政系统成了公司的管理层,教学人员蜕变成了打工者,双方的鸿沟日渐加深,彼此合作的纽带似乎只剩下了薪酬。
  许多大学校长都在感叹《高等教育法》规定的校长负责制无法落实。但实际上,目前国内大学校长的权力并不比《高教法》所规定的小多少,反而是《高教法》中规定的对权力的制约或制衡的内容没有真正得以实现。
    大学校长的权力不在于有多大,而在于受到多少科学合理的限制或制衡。作为制度设计的一环,大学校长的权力设计无须规定他能做和需要做什么,而是他不能或不应该做什么。这绝不只是职业上的道德要求,而是任何成为校长的人都不能违反的规范和制度。
  “铁腕”式地治校是一时一地的特殊现象,它可以是正面地体现,也同样可能从负面上体现出来。而关键是,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行政体制僵化的现状。要让大学真正走入正轨,校长的权力设计比选拔一个能人、好人更重要。能力、好人虽然可以超越制度,但好的制度可以相对稳定地造就更多的好人和能人。无论什么时候,民主治校都是中国大学管理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大学的发展方向。
地球人都知道,从18年前开始,实行的是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现在又想出一个学校管理委员会的名目,书记公然出前台,压校长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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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匠 发表于 2008-8-21 23:10
木匠兄所说的,是校务委员会吧,校务委员会主任,一般由学校党委书记担任,比如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即党委书记朱之文,校长杨玉良则任副主任。但也有特例。比如当年程天权任复旦党委书记时,就只能屈居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杨福家在当校长时,还搞了个发展研究院,院长一职由杨亲任,而只让程兼了个副院长,明显压程一头。


作者虽久在高校工作,但毕竟是一普通教师,从未有过与校级领导对话的机会,所以对高校的权力运作,基本上是不太懂的。呵呵。
就算"改革"成校长老大,书记老二,甚至取消书记,只要经费来自政府,校长是政府政党命名,都不会有本质改变,谁当校长都听话,最多像刘道玉那样,芝麻大的事务算有自决权,但是还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什么院士办个私立理工大,力挽狂蓝,呵,可能吗,院士就可以不服从党指挥了?都是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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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匠 发表于 2008-8-21 23:10
1957年反右運動之後﹐毛澤東在全國構建 “第一書記專政”﹐彭真為華北局第一書記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為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陶鑄為華南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等等﹐一元化直到公社的第一書記﹐毛澤東自己則是全黨的第一書記﹐他的意圖是在全國建立一個由他親自操控的第一書記網絡﹐以確保他個人的絕對統治權。
但是這個網絡使第一書記個人坐大﹐成為當地的王﹐皇城腳下的北京市委成為 “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結果毛又發動文革來打碎這個體制。
幾經反復﹐共產黨的統治系統越來越繁複﹐各種過去曾經存在的制度沒一個完全消亡﹐反而一起存在﹐所有的劣根性全部互相重迭增強﹐到了今天一筆糊塗帳的局面。
政委也好﹐書記也罷﹐就是不讓做實際工作的人主理事務﹐就是怕有知識有能力的人獨當一面﹐把 “黨” 架空。
在這種體制下﹐無論大學﹐還是工廠﹐都不可能有前途。
丁石孙:拒收毛新宇读北大

张龙翔、丁石孙:人格挺拔的老学者不妥协

上世纪80年代间,北大先后经历两任校长,分别是张龙翔和丁石孙。这个年代的学者少了些活泼与娱乐,多了些历史的厚重与人格的挺拔。

1977年冬,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全国共570万考生参加冬季高考,绝大多数报考了文科,而北京大学中文系无疑是其最向往的地方。但据 主管当年新闻专业招生工作的秦硅老师回忆说,查阅考生档案,发现有些学生单论分数,“第一批就该录取了”,但因“祖父在台湾,父亲是右派”,或“家里‘文 革’中的问题还没弄清”等原因被搁置。

张龙翔时任北大副校长、主管招生,他特别强调不要因为某些学生家长的一些所谓的历史问题,影响正常招 生。张龙翔为此决定中文系新闻专业扩招40名学生。如此破冰般的扩招之举,一下子就把那些被边缘化了的77届优秀考生,拉进了北大校门。特别对于那些年近 三十的大龄考生,当年的高考是他们的最后机会。张龙翔此举,也为此后的中国新闻事业囤积了宝贵的人才资源,可谓居功至伟。

1988年7月,毛 新宇北大附中毕业,其母、毛泽东的儿媳邵华曾找到北大校长丁石孙,说“咱家三代都属于北大”。而丁石孙却说,“无此必然性啊”。邵华说,“新宇就该上北 大”。丁石孙又言,“北大校风自由,同学好动,我担心他进来无法保障安全”。无奈之下,毛新宇最终只能屈尊就读了人大历史系。

年逾八旬的丁石孙说,“我是一个像空气一样自由的人,妨碍我心灵自由的时候,绝不妥协。”

(责任编辑:黄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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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毛新宇最终只能屈尊就读了人大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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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匠 发表于 2012-7-22 17:56




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树青出任北大校长 原校长丁石孙任满回系任教


1989.08.24    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记者李京华、张宝瑞)56岁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树青今起任北京大学校长,原校长丁石孙因任期已满回数学系任教。
    吴树青在此任前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今天在北大的干部会上把任命书交给了吴树青。吴树青表示,我来到北大深感责任重大,在学校党委和全校教职工的支持下,我一定要做好工作。丁石孙在会上发言说,外校同志来到北大工作是件好事,能够带来宝贵的经验和外校的优良传统。他说他离任后将继续留在北大数学系任教,一定把教学工作做好。
    62岁的丁石孙从1984年起任北大校长。今年3月,他曾给国家教委写信,提出任期已满、不再连任的要求。
    与此同时,原北京市体委主任林炎志调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42岁的林炎志曾担任过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等职。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主持了今天的学校干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