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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 腾迅网：转型中国 （1864-1949）——辛亥年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打印本页]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19 20:30     标题: 腾迅网：转型中国 （1864-1949）——辛亥年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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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见此连载，觉得许多历史都是我所不知道的，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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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策划语



一


  1864年不是开始，正如1949年不是结束一般。
  1864年，太平天国陨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864年，一种反传统的运动势力归于失败；1949年，另一种同样反传统的力量登上了执政舞台。
成败之间，沧海桑田。


二

  1864年不是转折点，正如1949年也不是转折点一般。
  历史没有“转折点”。
  那些当年在1949年追问过“中国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人，同样也在1864年、1865年、1866年……追问过。每一年他们都在追问；每一年他们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1864年不是追问的开始，正如1949年不是追问的结束一般。
  永不停歇的追问，正是永不停歇的转型。
  正如所有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期许，都只是想为当下的此刻找到一个真实的坐标一样，那些对“中国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迷失，统统来自对“中国此刻何在，是何模样”的困惑。


三


  寻找追问的线索，梳理转型的轨迹。不碰触历史的必然性和必然规律，让历史远离宗教。
  历史必不能取代宗教许诺人以光明美满的未来——许多悲剧源自越俎代庖。
  宗教的天国寄望于来世，历史必然性规律下的乌托邦却企冀于在此世付诸实施。
  宗教背负多年“精神鸦片”恶名，倘这恶名实至名归，则“宗教天国”与“尘世乌托邦”并无太大差异，若要说有，也不过是前者致人消沉，后者使人亢奋。如此而已。
  历史提供反思，“进步”无从证明。


四


  所有的转型都是对“从何处来”的解释。
  所有的转型都是对“向何处去”的期望。
  理所当然，所有的转型都从推倒开始，以重建结束。
  如果所有的转型都未能完成呢？
  该推倒的早已推倒，该重建的从未重建。


五


  中国从何处来，
  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何在？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19 20:31

本帖最后由 ys1937 于 2011-8-19 20:36 编辑

01、1864年：太平天国亡于内部意识形态路线斗争
02、1865年：满族本位前提下改革没希望
03、1866年：观念转型须等爸爸死掉
04、1867年：举国知识分子担忧学算术会亡国
05、1868年：社会保障缺失之地必有江湖
06、1869年：晚清面子至上的外交奇景
07、1870年：民意的可用、可欺与可杀
1864=============================
太平天国亡于内部意识形态路线斗争

事件：太平天国运动落幕
  
    1864年 6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落下帷幕，一种“反传统”的意识形态归于失败。
   个中原因，后世总结颇多。但最关键之处却极少被人提及——导致天国由顶点急速坠落的“天京事变”背后，是一场赤裸裸的披着权力斗争外衣的意识形态路线斗争。宗教领袖洪秀全与世俗领袖杨秀清之间的血腥内斗，有着极复杂的内涵和极深刻的教训。

洪秀全本只是个纯粹的“精神领袖”

    洪秀全在1864年 6月死于困城南京。一个月后，曾国藩把他从地下挖掘出来，所看到的是：“头秃无发，须尚全存，已间白矣，左股胯肉犹未脱”。
    此后一个多世纪，这位“天国之子”在史书中的形象一直诡异地摇摆于妖魔、伟人、神棍之间。他的“天国”，也不断摇摆于“伟大农民起义”和“极端邪教集团”之间。
    这种“天上人间”式的标签暴力，其实不过是中国近代以来对历史长期做暴戾化处理的结果——孙中山自号“洪秀全第二”时，对“天国”的史料丝毫没有接触；苏曼殊刊布《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时，同样对石达开一无所知。习惯于借历史之峥嵘，浇时事之块垒的结果，是历史的本相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脸谱化、标签化。
    天国亡于洪秀全。但追溯起来，洪并不是天国的创造者。《李秀成自述》里说：“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换言之，“开国者”，冯云山也。
    1844年，冯云山囊空如洗进入紫荆山，三年后，当地信徒已达2000余人。期间，被冯云山终日念叨的“教主”洪秀全，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直到金田起事前夕，洪一直都未曾在教众面前露面。李秀成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实为天国高层共识。长期以来，洪只是一尊宗教偶像。
    起事后，战争成为太平军日常事务。军事领袖地位上升，宗教领袖地位下降，是必然之事。来自广东的洪秀全和冯云山不得不在领导班子排序上向广西本土实力派杨秀清和萧朝贵们妥协。结果是：教主洪秀全仍居一把手，冯云山则由二把手退居四把手，杨秀清、萧朝贵分别上升为二、三把手。但一把手洪秀全实际上从未掌握实权，杨秀清总揽了军政大权。日后出师北伐，檄文《奉天讨胡檄》上，居然也只用了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名义，见不到洪秀全的名字。换言之，洪只是“虚君”。
    进入南京城，洪一头扎进深宫寻欢作乐，不坐朝，也不处理政务。后世对此颇有指责，但洪作为“虚君”，作为“精神领袖”，并无政务可以处理，也是事实。天国这种诡异的权力格局，给清廷情报人员造成了极大的迷惑，他们报告说：“其实不存在洪秀全这么个人，喜庆节日大殿上坐着的，只是个木偶。”（《贼情汇纂》）——这是思维惯势使然：中国历史上不乏宗教起事，但其精神领袖多非活人，像元末明教，精神领袖是弥勒佛。天国的精神领袖洪秀全，是一尊供在香烛间的木偶，也合情合理。
    但是，洪秀全并不甘心只做“精神领袖”；杨秀清们也不可能让洪真的拥有“精神领袖”的实质号召力。冲突，于是不可避免。

杨秀清与洪秀全之间的意识形态路线斗争

    和洪秀全不同，冯对阐释钻研教义不感兴趣，利用宗教起事只是一种手段，远在广东、能力平庸的洪秀全被其借用作为教主，有明确的现实目的：一则，可以增加神秘性吸引教众；二则，可以借广东教会的势力威吓当地官府。
    金田起事之后，冯云山承认了杨秀清搞的天父下凡的把戏——杨在1848年春以“上帝附体”方式发言，从此取得了天父代言人的地位，平时位次洪秀全，但当“天父附体”时则超越洪秀全，所说的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杨的把戏同样是实用性的，与宗教无关。
    实用派、实力派宗教领袖冯云山的过早战死，改变了太平军中教权与军权之间的比重——
    偶像派宗教领袖洪秀全在失去冯云山的支持之后，面对军事领袖杨秀清和萧朝贵一而再再而三的“天父下凡”把戏，毫无还手之力，发展至极端，杨秀清甚至敢借“天父下凡”当众打洪秀全的屁股。
    杨、萧等人实无真的宗教信仰，当年冯云山运动他们入伙，即丝毫不曾提及宗教。因此，太平军内部，在宗教领袖洪秀全和军事领袖杨秀清等人之间出现路线之争，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一路线之争的明朗化，最早可以追溯到1853年太平军攻克武昌。进入武昌后，杨秀清曾去拜谒了当地的孔庙。这显然会让高呼“打倒孔妖”的宗教领袖洪秀全相当尴尬。由此，也就开启了杨秀清所主导的儒家路线与洪秀全所主导的上帝教路线之争。
    这场意识形态路线之争，其实是世俗权力之争的延伸。缺失了军政事务决策权的洪秀全，自起事之后，便只能将精力转注于宗教领域。作为精神领袖，操纵意识形态是洪秀全对付杨秀清最后的杀手锏。故而，他领导下的删书衙，对当时主流文化儒家学说大加挞伐，对其他宗教甚至民间宗教也严厉打击。“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
    建都南京后，洪秀全领导下的意识形态控制变本加厉。经其批准，天国于1853年内出版了一本论文集《诏书盖玺颁行论》，其中一篇由高级官员黄再兴写的论文说：“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明确宣布禁绝、焚除儒学经籍和诸子百家书籍。这一举措随即被曾国藩充分利用，在1854年正月发表的《讨粤匪檄》里，曾指责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以致“士不能读孔子之经”，“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
    洪的这些过激行为，在天国底层民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其严厉的排他性，更给总理政务的杨秀清，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阻力。杨的反弹方式是借“天父附体”斥责洪秀全。1853年5月，洪秀全禁绝儒学焚烧古书刚刚拉开大幕，杨秀清就借“天父附体”传达指示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事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贼情汇纂》卷十二）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出自《中庸》，“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出自《论语》。杨秀清认为这些话不是妖言，不宜全部废除，实际上是敲打洪秀全，对其意识形态工作表示不满。
    但洪秀全无视了“天父”的旨意，一意孤行，禁绝儒学和焚烧古书的运动愈演愈烈。1854年正月二十七日傍晚，杨秀清“天父附体”传达旨意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明确指示：“千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仗笥中书”；“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真心忠正的臣僚传述总要留下”。杨秀清显然已经相当愤怒，几个小时后，“天父”再度下凡，指示说：
    “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至若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发潜阐幽，启孝子忠臣之志，诛乱臣贼子之心，劝惩分明，大有关于人心世道。再者，自朕造成天地以后，所遣降忠良俊杰，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所以名载简编，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今又差尔主天王下凡治世，大整纲常，诛邪留正，正是英雄效命之秋。彼真忠顶天者，亦是欲图名垂千古，留为后人效法。尔众小当细详尔天父意也。”（《天父天兄圣旨》，第102—103页）
    语气里已经没有了任何商量的余地，杨秀清借天父之口，勒令洪秀全必须停止他疯狂的意识形态运动。杨的威吓起到了预想中的震慑效果，此后，再未见洪秀全有大规模焚书的记载，而是代之以删改四书五经的妥协政策。
    斗争并未终结。具体的过程不再重要，结局是：1856年，洪秀全策划“天京事变”，血洗了杨秀清和他的东王府势力。这位天国“精神领袖”，终于心满意足地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政教合一”。但正如杨秀清所评价的那样，洪教主的平庸和短视是致命的——

结语：意识形态之争的实质是权力之争

    1864年，南京城破前夕，洪秀全于弥留中下达了最后一道天王诏旨：“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洪秀全未必不知道“上帝教”已然破产，但他的权力基础完全建筑于此，自然决定了他无法像早期的冯云山、中期的杨秀清、以及晚期的李秀成那般，从现实出发，重新与儒家意识形态达成和解甚至合作。洪很明白，对传统秩序的批判愈极端，他所能够获得的政治权力也就越大，也就越能在与杨秀清等世俗领袖的斗争中占据优势。临终之际的洪教主仍念念不忘他的“天父天兄”，不是因为死不悔改，而是因为：一旦否认了这些，洪本人的生命和权力，也都将失去依托。
    或许，天国的悲剧从他们起事的那一刻就已注定——他们错误地在尘世给自己找了一个“宗教偶像”，一个“精神领袖”，此后10余年，这位“精神领袖”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阻碍天国回归常识，回归传统秩序，相反，日趋一日地将天国拖入了邪教的泥潭。

言论：戈登称其围剿太平天国是悲悯中国百姓之涂炭
                  
戈登拒绝清廷赏赐黄马褂
                  
    “鄙人效力中国，实因悯中国百姓之涂炭。鄙人非卖剑客也。”
    常胜军统帅戈登在攻克常州后拒绝了清廷赏赐的一万两白银。
    李鸿章在苏州背信杀死太平军降将，身为中间人的戈登深感耻辱，本想拒绝清廷的所有封赏。后经各方极力游说，保留了勋章和黄马褂。

总理衙门官员子弟不知台湾何在
                  
    “斌椿的第六个儿子上午和我一起读书一小时：他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赫德日记》1864年10月18日。
    据官史记载，这位不知台湾在何方的公子的父亲斌椿大人，很快就将"挺身而出"接受了总理衙门的派遣赴欧游历，临行之际慷慨赋诗：“天公欲试书生胆，万里长波作坑坎。”

李鸿章建议学习外国利器
                  
    “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机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鸿章给恭亲王写信建议学习外国利器。洪秀全自杀次日，总理衙门就此专门开会讨论。

洪秀全《天父诗》

      第十七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
      起眼看丈夫，三该打。
      问王不虔诚，四该打。
      躁气不纯静，五该打。
      
      第十八        
      讲话有大声，六该打。
      有喙不应声，七该打。
      面情不欢喜，八打该。
      眼左望右望，九该打。
      
      第二十四        
      一眼看见心花开，大福娘娘天上来。
      一眼看见心亮起，薄福娘娘该打死。
      
      第三十七        
      狗子一条肠，就是真娘娘。
      若是多鬼计，何能配太阳。
      
      第三百七十八      
      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
      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19 20:33

本帖最后由 ys1937 于 2011-8-19 20:35 编辑

1865========================================
满族本位前提下改革没希望

事件：自强运动领袖奕訢被免去议政王之职
  
    恭亲王亦訢被免去议政王之职，是1865年帝国最大的政治事件——4 月 1日，（旧历三月初六日），慈禧太后责备恭亲王重用汉人：“这天下，咱们不要了，送给汉人吧！”“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汝职。”恭亲王不服：“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恭亲王久跪，忽起立，慈禧太后大呼，言恭王欲打她。宦者趋恭王出。（《同治实录·卷 132》）
    恭亲王奕訢和他所领导的总理衙门，在上述描述中似乎代表着清廷满洲既得利益集团内的开明派，作为晚清绵延数十年的改革——自强运动（亦称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和领导机构，已经打破了满汉分歧。
    但历史的真相则是：恰恰因为恭亲王等清廷高层无法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才导致了晚清自强运动这场耗时最长的改革最终彻底流产。
                  
满族本位体制的历史渊源

    满洲本位制度，有清一代由来已久。努尔哈赤当年驱逐关外汉人进攻明朝时即有言：“以汉人征明，对满洲有利”。皇太极峻拒达海汉化的建议，理由是：“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则满人在中原的统治地位难保。
    顺治十年三月，汉臣李呈祥上奏建议各部院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人，理由是满官当时大多文化水准很低，不能胜任各部院的工作。顺治览奏大怒，恨骂李呈祥：“朕不分满汉，对尔等同等眷顾；尔等汉官奈何反生异心！本来按照常理，满洲优先才对！尔等大多数都是明末之臣，所以有此妄言！”李呈祥最后被刑部判决“弃市”。
    顺治十二年，朝廷讨论如何处置满人所蓄汉奴逃亡，汉官赵开心主张宽仁，又遭顺治猜疑，斥责其动机是“汉人欲令满人困苦，谋国不忠，莫此为甚！”
    后世剧作里的“大帝”康熙，同样坚守满洲本位——时有规定，“子母炮”这种先进武器为八旗专用，他人一概不得铸造。太原总兵金国正私铸二十二门，康熙去旨严责：“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吓得金国正三魂丢了七魄。
    这种强烈的满汉区别对待发展到极端，则是对满洲祖制的顽固荒唐的坚持，譬如嘉庆二十五年，皇帝特别下诏告诫满洲官兵，要求他们多用弓箭，少用鸟铳等火器，理由是：“满洲行猎旧制专用弓箭……若不实力整饬，相沿日久，必至不习弓箭，废弃满洲本业矣。”

满洲本位标志一：总税务司宁赠外人不与家奴

    总理衙门要处理的事务包括通商、关税、交涉、学习外国四大项目。其中通商、交涉有地方督抚将军协助，并设有通商大臣负责处理。剩下的关税与学习外国二事，遂由总理衙门设置“总税务司署”和“同文馆”来推行。
    总税务司署成立于咸丰九年（1859年），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清廷因不满于李泰国在采购外国兵轮事件中上下其手虚高报价而撤免其总税务司之职，以年仅二十八岁的赫德代之。到同治三年，总理衙门批准赫德所订立的《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自此总税务司拥有用人、行政、征税等一切大权，各关税务司以下全部华、养官员，皆归其统率。
    回顾总税务司署成立的背景，恭亲王一再坦承自己对关税事务不熟悉，感叹难以入手。咸丰十一年赫德到北京咨询总理衙门商议《海关章程》时，恭亲王即不得不承认“头绪纷烦，难洞悉流弊”，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的状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廷内部无人可以承担关税事务——真正的问题在于：在清廷看来，关税如此重要的财政来源，满洲内部既然无人可以胜任管理职能，那么，也就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切不可使其落入汉人官员手中。苏淞太道吴健彰的遭遇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吴健彰在太平军攻陷上海期间一度兼管上海海关。赖其奔走斡旋，终得以在咸丰四年与英美法三国订立上海海关规约条文，又组织成立了“关税管理委员会”。因在办理关税事务中颇为干练，吴也由此颇得“夷人”信任。但是，清廷对吴健彰却满怀猜忌，认为清军在上海不能剿灭小刀会，是“牵制于英夷”，而“英夷”之所以敢于如此肆虐，全是上海道吴健彰在背后唆使鼓动。结果，吴被清廷以涉嫌“通外养敌”的罪名撤职。
    吴健彰没有“通外养敌”，对此清廷是很清楚的。因为直到咸丰八年（1858年），清廷还在再三利用被撤职的吴健彰来与英美法办理各类交涉事务。吴若真的“通外养敌”，早已难逃抄家灭族之祸。这背后的关键，只不过是清廷一贯的满洲本位观念在作怪。也是在咸丰八年，属上海道薛焕几乎遭遇了与吴健彰同样的命运，清廷命满洲官员桂良调查薛焕是否可靠，幸而桂良给了一个“素为夷人信服，办事亦甚为得体”的评语。
    如果清廷抛弃满洲本位观念和对汉人的猜忌，纵使在海关事务中聘请赫德等外人总控大局，但对各海关的直接管理，未尝不可委派像吴健彰这样的本国干练官员。如此，海关大权也不至于落入外人之手数十年——当然，清廷是幸运的，他们选择的赫德品行端正，在总税务司一职上对清廷贡献甚大，但这只能归结为运气使然，靠外人的个人品行来保障本国海关的利益，是不切实际的——但清廷显然“两害相较取其轻”：与其将海关财权交与汉人之手，还不如由“夷人”控制为好。

满洲本位标志二：同文馆学员选拔压制汉人

    晚清与外国交涉过程中，对彼此间交流的隔膜感触极深。故而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亦訢就医表示，与外国交涉，“须先识其性情”，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创立“同文馆”。
    但是，亦訢同时还强调：“分派通解外国语文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这一“满洲优先”的指示，给同文馆在培养人才方面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同治元年（1862年）亦訢在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次年李鸿章在上海创立“上海广方言馆”；再次年，广州成立“广州同文馆”。除了“上海广方言馆”，北京、广州的同文馆都是很明显的旗人学堂。
    广州的《同文馆章程》里规定，馆内学习的名额共设二十名，其中旗人十六名，汉人四名，年龄在二十岁以下，十四岁以上；教职员等则全为旗人。京师同文馆章程仿照了清廷早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录取人数同样限制于八旗子弟——当年，俄罗斯馆曾发生过一件极荒诞的事情：教授俄文的满洲教师，一年之后被人发现根本不通俄语，天知道每天教授的都是哪国的鸟语。
    比较之下，曾国藩李鸿章的汉人大臣在自强运动中倒没有什么满汉之分。同治十年（1871年），曾、李合奏，请求公费派遣幼童赴各国留学，内附章程，建议“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未曾半字提及满汉比率问题。恭亲王奕訢审阅奏折之后表态支持，但却在幼童的挑选上特别含蓄地加入了强调八旗子弟优先的原则。
    这种满洲本位观念，在清廷满洲官员内根深蒂固。同治十年（1871年），已升任大学士两广总督的瑞麟上奏汇报广州同文馆的情况，说到同文馆内的学习状况：“旗籍诸生，咸皆踊跃。唯民籍正学附学各生，来去无常难期一律奋勉。……奴才等公同酌议，似应量为变通，拟请嗣后同文馆学生，专用旗人，毋庸再招汉民。”这一奏请，顺利得到了总理衙门亦訢的同意，交由同治皇帝御批下发。

满洲本位标志三：阻碍汉军绿营近代化转轨

    太平天国运动给晚清政局带来的最大冲击，莫过于兵权渐从中央落入将帅私人之手，并由此引发地方督抚权力的全面上升。作为晚清耗时最长、辐射面最广的改革，自强运动中，学习外国军事不单单只是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技和练军理念，同时还有另一层意义所在：通过在学习外国军事中的满汉区别对待，逐步打压和消弭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汉人地方军事势力的崛起。
    军事上的满汉之分，从清廷早年创设满洲八旗和汉人绿营就已经开始。八旗驻屯务求集中，绿营驻屯则务求分散；八旗使用最优良兵器，绿营只允许使用普通兵器；京师禁卫独由八旗负责，绿营不得参与；八旗无差役，绿营则有如劳工等等，都是满汉之分的具体表现。
    总理衙门成立前后，僧格林沁就曾上奏谈及八旗兵的薪饷高于绿营兵太多，这是旧例，自强运动中无意革新而已。真正体现出自强运动中军事革新的满洲本位观念的，是选派军事人员赴外国接受训练的出身人数比例。按照罗尔纲《湘军新志》统计，清廷在19世纪中后期约有25万八旗兵，64万绿营兵。但在自强运动中选派去外国接受军事训练的八旗、绿营人数比例，却是 450：10——同治元年十二月壬寅上谕，选派八旗兵 450名，绿营10人，去接受外国军事新式训练，这是恭亲王奕訢等人商议的结果。
    在军事科技上面，清廷同样坚持满汉区别对待。同治三年（1860年），恭亲王上奏，谈及学习洋枪洋炮事宜，称：“唯此项精秘之器，京营学成后，只可推之各省驻防旗兵学制。”八旗之外的绿营，则严禁染指这些新技术。
    最让人心冷的，是这种满汉分野政策一直赤裸裸地体现在民生层面时。咸丰八年（1858年） 9月，广东省城遭到英法军队蹂躏，广东巡抚柏贵的一道奏折使人极为寒心，柏贵在奏折里说：
    “粤东省城骤造夷乱，当时在城百姓，除搬迁外，尚有穷民数万。而满城之旗人四五万，无处迁徙。若不委屈保全，恐该夷迁怒旗民，必至大遭蹂躏。省城大可不问，是以不计生死，设法羁縻，实为省城旗民起见……”

结语：李鸿章的问题——“也许是个汉人？”

    1900年，奉命北上处理义和团善后事宜的李鸿章，在香港秘密会见了港督卜力，在表演了一番避重就轻的外交辞令之后，李鸿章突然不做任何铺垫，直截了当地问卜力：“英国希望谁做皇帝？”
    卜力说：“如果光绪皇帝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的话，英国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统治不会特别反对。”
    李鸿章继续逼问：“我听说洋人们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义和团把北京的所有公使都杀了，列强就有权力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如果事情变成这样，你们将会选择谁？”
    停顿了一下，李鸿章又补充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许是个汉人？”
    李鸿章的这一问，道尽了这位洋务、维新老臣内心的万般苦楚；也道尽了晚清改革永不能成功的终极密码。

言论：赫德《局外旁观论》
              
    赫德的使命感：将古老中国推入近代文明
    1865年 5月30日的日记里，赫德谈到他想要将古老的中国推入近代文明国家的强烈“使命感”，他说道：“我看到我所提议的全都有了开端，我要努力提出自己的意见；始终留心，一遇有机会便加利用，时间和耐心将使我克服困难，坚持下去，与此同时，我必须努力，为这更加重要的工作做好准备。这些工作可能给我打开任何成功的大门。”（《赫德日记》1865年 5月30日）

赫德谈中国政局：皇帝随大流就是上帝
              
    “（中国的政治政策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专制主义与激进主义、皇权主义与共和主义、集中化与其对立面想象得到的最奇异的混合。保守主义就像印度橡皮圈，拉时张开，接着就很快恢复原状；专制主义砍掉脑袋……但是激进主义阻止它走得太远；皇帝只要跟着大众潮流走，他便是上帝。”（《赫德日记》1865年 7月 5 日）

《局外旁观论》：清廷官僚体系无可救药
              
    赫德于1865年 9月18日向总理衙门呈递了自己对中国政治现状和前途的观察和建议，名曰《局外旁观论》。其中谈及清廷官僚系统，赫德评价：“外省臣工，不能久于其任，以致尽职者少，营私者多。寄耳目于非人，而举劾未当，供贪婪于戚友，而民怨弗闻。在京大小臣工，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饬，如是而欲民生安业，岂可得耶。”在赫德看来，自中央到地方，清廷的官僚系统已经彻底糜烂。（《局外旁观论》）

《局外旁观论》：清廷传统军队已崩溃
      
    “各省筹划款项，动逾万万，而兵丁欠饷，竟致累月经年。兵勇之数，动称千百万，按名排点，实属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
    ……驻防人等，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贼至未决一死战，而全家自尽请恤矣。
    对敌之时，贼退始肯前进；贼如不退，兵必先退，带兵官且以胜仗俱报矣。及杀一二平民，或由贼去而未遇未剃发之村农，且以斩馘发逆无算，入告邀功矣。”（《局外旁观论》）
      
《局外旁观论》：传统教育已经破产
      
    “通经原为致用，而今之士人，书籍非不熟读，诗文非不清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一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厘奸。”（《局外旁观论》）
      
帝国政治密码：面子本位制度
      
    赫德的一番苦心很显然将付之东流——因为帝国政治的终极密码是“面子”而非其他：
    2 时去总理衙门，留在那里一直到 6时以后；大多数时间单独和文祥（晚清洋务派大臣）在一起。他看来垂头丧气；他的要求是，“给我们面子；要是你们不给我们面子，我们便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文祥大声地说：“给我们面子，你们要我们实行你们的铁路计划，以及电报等；我们曾一度试图实行一个轮船计划，却为此使自己丢了面子。”（《赫德日记》1865年 7月23日）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19 20:35

本帖最后由 ys1937 于 2011-8-19 20:37 编辑

1866============================
观念转型须等爸爸死掉

事件：清廷派出第一个出洋考察团
  
    1866年春，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计划回国结婚，向总理衙门请了 6个月假，并建议清政府派人随自己顺道前往西方考察。
    在赫德的安排下，这年正月，63岁的旗人斌椿，率同文馆学生凤仪、张德彝、彦慧及他的儿子广英，一行五人，经一个多月的航程，到达法国马赛，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等十五个国家，
    于十月初七日回到北京。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政府首次派遣使团出访西方国家。
    历史有幸，在这一年，63岁的斌椿和19岁的张德彝，为我们同时留下了一老一少两种观察西方的视角。
                  
一个纯满族的出洋考察团

    左图正襟危坐的老人，正是63岁的斌椿，为其在伦敦照相馆内的留影。大多数的史料对这位考察团团长的描述都很程式化，说他无惧苏武之困，敢冒荆轲之险，有胆有识，是中国近代以来难得的开眼看世界的领先人物。
    这是对斌椿的夸张。这次出洋考察，其实是在极端低调的情形下开启的。这可以从团长斌椿低下的官阶中获得证实——前任山西襄陵县知县。
    总理衙门选择斌椿出任考察团团长，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如上期（《1865》）所述，晚清由总理衙门主导的改革，始终牢牢坚持既得利益集团本位，也就是满族本位，此次考察自然也不例外。考察团中，斌椿和儿子广英是汉军旗人，凤仪是正黄旗蒙古籍、张德彝和彦慧都是镶黄旗汉军籍。清廷始终不放心臣民和外国人打交道，更不不放心汉族臣民和外国人打交道。
    再者，斌椿是受四书五经“千锤百炼”出来的“老成可靠之人”，有强悍的抵抗“蛮夷们”的意识形态侵蚀的能力。
    其三，斌椿只是个小官僚，倘或考察出了纰漏，也不损天朝颜面。
    至于许多著述赞扬斌椿“遍游中国，眼界开阔、交游甚广”，故而成为考察团团长的最佳人选，则是胡说八道。“斌椿的第六个儿子上午和我一起读书一小时：他不知道台湾在哪里！”《赫德日记》1864年10月18日如此记述。家庭教育如斯，过分称赞斌椿睁眼看世界的视野，未免可笑。

斌椿最得意的考察秘诀：把西方“清廷化”

    作为考察团团长，斌椿担负着总理衙门所赋予的窥视西方各国真实情形的职责。但代表着其考察结果的著作《乘槎笔记》以及考察期间的大量诗作却清晰地昭示着这次考察的失败。
    除了一遍又一遍地在诗作里把自己打扮成上报天子，下济百姓的伟大英雄，斌椿老大人没有给没落中的清廷带回来任何有益的可借鉴的事物。他记述了沿途大量的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但其出发点却不是国计民生，而是为了“审美”——见到显微镜，老大人不关心作何用途，却大大地感叹《庄子》里的寓言不虚；见到自行车，不问如何制造，却大谈特谈其有“木牛流马之遗意”。
    英国王室宴请斌椿一行，事后老大人做诗两首：
    玉阶仙仗列千官，满砌名花七宝栏；夜半金炉添兽炭，琼楼高处不胜寒。
    长裾窄袖羽衣轻，宝串围胸照眼明；曲奏霓裳同按拍，鸾歌凤舞到蓬瀛。
    如果不看标题《四月二十三日英国君主请赴宴舞宫饮宴》，谁能看得出这是遥远的伦敦宫廷宴会？
    这是一种极为奇怪的逻辑。考察团去西方，本该是去“求异”，寻找中国没有的技术、制度、文化以为我用；结果斌椿老大人却极为强势地将对西方的描述“中国化”甚至“清廷化”。
    与这种将西方“清廷化”的描述相伴随的，是斌椿老大人爆棚的个人英雄主义满足感。几乎此行所有诗作里都弥漫这种浓烈的个人英雄主义满足感，屡以“萧萧易水一去不返”来赞颂自己的“壮举”，说自己“虽乏眉山麟凤表，敢云蛮貉动文章”、“簪花亲劳杜兰香，下笔倾倒诸侯王”。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最后发展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回国时道经埃及，瘟疫爆发，海关怀疑致病源来自欧洲，不许他们下火车停留，老大人激情爆发，遂作诗一首：
    “爱人行政抱病癍，补救心诚疾自安；我是人间医国手，囊中救世有灵丹。”
    斌椿老大人展示给我们的，不是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科学主义和功利精神，而是中国士大夫的诗性品格、闲情逸趣和自我塑造的英雄形象。他努力观察西方的结果，是只看到了自己。在近代中国的转型历程中，斌椿老大人不是个案，他实际上是众多传统士大夫们的一个典型代表，唯有传统士大夫真正实现了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晚清中国的近代化转型才可能成功。

少年张德彝首次记述避孕套，并对其大加批判

    所幸的是，同行的少年张德彝，为我们留下了他眼中的另一个西方世界。
    张德彝是京师同文馆培养出的第一批译员，随斌椿考察团出访归来后一度担任过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和老年人的视角不同，19岁的张德彝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充满了好奇。
    1、 城市印象极佳
    张称赞英国伦敦，“道路平坦，园林茂盛，街巷整齐，市镇繁盛”，德国柏林“一路楼房之闳丽，道路之平坦，俨若法京巴黎”，法国巴黎则“楼阁华美，人物繁盛，轮车铁道，玉石琼莹，……较他国都邑，又胜一筹”。张还注意到了西方完善的城市公共设施，如公园、排水系统、公共厕所等等。
    2、 对西方科技充满好奇
    张的游记里记述最多的，是各国科技进步的产物，如电梯、火车、地铁、轮船、自行车、“铁裁缝”(脚踏式缝纫机)、“制火宝机”( 灭火器 )、收割机、升降机等。其发明的“自行车”一名，一直沿用至今。
    3、 参观英国议会议事
    张德彝是第一个对西方的政治体制作记载的中国人。
    在英国议事厅时，张德彝见识了议会民主议事的情形；他还在英国法庭旁听，为其判决体制所折服，与晚清中国盛行的刑讯体制大相径庭。对法国议会制度及其组成，张称赞：“法国国政，其权不归统领而归国会：分为两堂，曰上公堂、下公堂。”其实就是上议院下议院，并详细记述了议员们的民主推举的流程。对于德国的君主立宪政体，张描述说：“虽非民主，仍有上下议院，与英国同”，决策则仍须遵循民主体制。
    对西方政体的浓厚兴趣，贯穿了张德彝的整个一生。
    4、 首次见到避孕套并予以严厉批判
    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首次记载了西方的避孕工具避孕套，张称之为“肾衣”：“闻英、法国有售肾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据云，宿妓时将是物冠于龙阳之首，以免染疾。牝牡相合，不容一间，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在《欧美环游记·法郎西游记》中又记载：“闻外国人有恐生子女为累者，乃买一种皮套或绸套，贯于阳具之上，虽极颠凤倒鸯而一雏不卵。”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现在致洲人所使用的避孕套是16世纪意大利解剖学家 Fallopius所发明，在1870年前后得以普及，批量生产，售价低廉。张德彝出访期间，正值避孕套开始广为流播之时。
    到了1888年，随团出使德国期间，张德彝又见到了女用避孕套：“不意更有女用以防男者，其物亦造以古米，周约四寸，深不盈寸，形如银碗。凡娼妇恐男子有疾而染已身者，先置此物于阴门，则无沾染之患。”“古米”，是橡胶的意思。
    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出来的士大夫，张德彝对避孕套这种新事物秉持的是严厉的批判态度，他写道：“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自卑的少年：拒绝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

    多年之后，张德彝成了光绪皇帝的外文教师，拥有着王公大臣们跪见皇帝时仍然端坐不动的荣耀，但自卑仍然贯穿了他的整个一生。
    这种自卑源自其同文馆的学历出身。
    在1860年代初的中国，学习外文不是士大夫的正规进身渠道。为了尽可能地提高同文馆学子的身价和地位，总理衙门对这一改革要害多有照顾，不但入学后生活费和奖金优厚，而且学成后即可按成绩高低被授予七至九品的官职。
    但这仍然难以扭转这个社会对同文馆学生的歧视，其流行侮辱语是“孔门弟子，鬼谷先生”；另有对联讽刺总理衙门：“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张德彝晚年教导他的子孙：“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
    在1866年，“正途”出身的斌椿和“非正途”出身的张德彝，他们之间的得意与自卑，所折射出来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斌椿在他的出洋考察报告里把自己塑造成了传统士大夫式的英雄，而最有可能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张德彝，却对自己被抛离传统士大夫圈子终生自卑悔恨。时代的面貌，在这一老一少之间，一览无余。

结语：等偏见和爸爸一起死掉

    戊戌之前，中国观察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林则徐们的时代，第二个阶段是斌春们的时代，第三个阶段则是郭嵩焘们的时代。
    在林则徐的时代，西方是中国人一厢情愿想象的西方；所以这位虎门销烟的英雄，才会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荒诞地写道：因为英国兵的双腿构造与中国不同，屈伸艰难，所以，他们只要一倒下去，就根本爬不起来，故而英军毫无陆战能力，完全不必防御他们登陆。
    在斌椿们的时代，西方摇身一变，成了中国人一厢情愿所想象的“东方”；所以，每一个读过斌椿的考察报告的人，在其中看到的，却只是另一个“清帝国”。老大人用他的生花妙笔，为西方的一切无一遗漏地抹上了一层浓厚的东方色彩。
    郭嵩焘们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但对郭嵩焘们的批判，却已然预备妥当——19岁的张德彝们，固执地盘踞在传统里，正为被时代推离传统之壳而自卑、悔恨不已。
    时代新旧转型之艰难，于此可窥一斑。不由让人想起这般的感慨：
    “等爸爸死掉，等偏见和爸爸一起死掉，这就是出路。”
    “来，来一场浴血的战役，来一次总动员，来痛快地切割；来，我振臂一呼，万众云集，新世界、新秩序、新人类从此诞生——这是多少哲人王的梦想，它从来不可能实现，只是梦幻加空想。
    “因为没有非此即彼的两个阵营，没有必须被淘汰的一群人，我们痛恨的偏见，它是我们亲爱的父亲身上的一部分。”（连岳语）

言论：赫德促成斌椿西行的良苦用心
              
    赫德：我希望斌椿回国后出任外务部长
    我的目标一直是：
    1、 由中国政府派遣官员到欧洲去，这一点我已获得成功；
    2、 让欧洲各国政府接受这些官员，并且友善地对待他们，这一点我获得成功超过了我的预期；
    3、 促使欧洲人对中国人感到满意，并且对他们有更大的兴趣，这一点我也已成功；
    4、 使中国官员带着对外国的愉快回忆离开（他们的时间过于短促，难以确认他们已受到指导），这一点迄今为止我也已获得成功。……
    5、 使斌椿一回到中国，就出任堂官，即外务部长；
    6、 使政府在他的帮助下善待西方若干技艺和科学；
    7、 劝导中国派遣大使出国；
    8、 在中国同其他各国之间建立切合实际的基于理性的友谊。

国人第一次直观描述金字塔
              
    张德彝于1866年在北非见到了胡夫金字塔。并在当地土人的引导下，从破损的缝裂中进入了金字塔内。进口又陡又窄，上下左右都是纵横累叠的大石头，一片漆黑，只能秉烛前行。他开始如蛇爬，后再似猿攀，“一步一跌，时虞颠扑”，又“石震有声” ，令人“神魂失倚”。通道弯弯曲曲，“趋前失后，退后迷前”，“虽有土人指引，亦若眩晕”。他们在墓中盘桓往返达三个小时之久，“出则一身冷汗矣! ”张德彝的这篇游记成了中国人第一次对金字塔的直观记载。

中国老农：发明那电线的人就能推翻清国
              
    洋人丁韪良在北京西山同一位满手老茧的农夫聊天，农夫问道：“你们洋人为何不灭掉清国呢? ”丁反问道：“你觉得我们能灭得了吗? ”农夫说道：“当然了”，他边说边指着山下面的一根电线，“发明那电线的人就能推翻清国”。值得一提的是，丁韪良否定了斌椿考察报告的大部分内容。

斌椿的真实政治观
      
    抵达伦敦后，斌春一行获维多利亚女王热情接待，女王问其感受，斌椿答道："来已兼旬，得见伦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甚于中国。至一切政事，好处颇多……"。
    但当旅程接近尾声，有洋人询问中外优劣时，斌椿却大谈特谈书礼与孝悌之优势，而且说："今上圣且仁，不尚奇巧技。"很显然，后者才是斌春的真实观点。
    就在此时，英商在淞沪之间修筑的一条小铁路，因破坏风水无法获得国人谅解，被清政府买回拆毁，同机车一道抛入了黄浦江。
      
英国参赞：斌椿是个胡说八道的家伙
      
    英国参赞密福特认为斌椿是“一个令人憎恶的胡说八道的家伙”，称其能够率领考察团，主要得力于他跟恭亲王之间的私人往来密切，“根据我所见所闻，他们父子完全不能够对他们将看到的（欧洲）一切做出公平的评价。”斌椿学中古士大夫之镇定
    1866年 3月 6日凌晨，他们的船在渤海航行时突然触礁，险些沉没。赫德问斌椿感觉如何，斌椿答言：“愚以为舟人最善操舟，若舟人不惊，我等亦不必惊。”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19 20:38

1867===========================================
举国知识分子担忧学算术会亡国

事件：同文馆开设算术课，引发清廷高层激烈内斗
  
    成立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是唯一由晚清最高决策层直接领导的改革机构。其设立的初衷，是有感于中外交涉言语不通，经常因为词不达意而导致小事酿成大衅。基于这一紧迫的现实需要，设立之初并未遭遇太大的阻力。
    但当1867年，恭亲王亦訢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改革派大臣认可了“一切西学皆自算学出”的“新思想”，而决定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时，却挑战了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底线，进而引发了一场清帝国权力最高层的激烈内斗。结果两败俱伤，晚清自强改革也因此迟滞多年。
                  
朝廷决定设立天文算术馆

    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嗣后英国文件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
    这直接刺激了清廷高层在1862年设立同文馆，以专门培养外交急需的翻译人才。
    同文馆设立之初，只是单纯学习英、法、俄三国外语的学校。但随着自强运动的推进，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始觉察到，若要切实做到“师夷长技”，造出洋枪洋炮，就必须去学习制造原理，而要学习制造原理，则中国以经史教育为主体的传统教育已无法满足人才的输送。
    当时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冯桂芬即认为：“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这种观点今天看来不尽准确，但却道出了要害——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则必须先培养具备算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基本常识的知识分子，仅仅学习外语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么样一种背景下，恭亲王奕訢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1866年年末正式奏请朝廷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理由很明确——“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正面冲突：恭亲王与士林领袖倭仁两次论战

    应该说，奕訢等人对此举可能遭致的阻力，事先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在奏章里，奕訢提前给朝廷打了一剂预防针：“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也。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
    奏请得到了慈禧所控制的清廷最高领导层的认可。在天文算术馆顺利进入筹备阶段的同时，一股抵制、反对的暗流也正在悄然汇聚。1867年 3月 5日（公历，下同），监察御史张盛藻的一纸奏折，终于引爆了这场大论争。
    张在奏折里指责说：朝廷令科甲出身的“正途人”去学习这些机巧之事，而且还用升官、银两赏赐来诱惑，是重名利、轻气节！这样搞，会把“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正途人”引向歧途。
    在恭亲王等人的操作下，张盛藻的奏折被皇帝谕旨严厉驳回。谕旨里说，天文算学是儒者应当学习的知识，不可视为“机巧”！
    张盛藻被打压之后，晚清士林领袖、大学士倭仁亲自登场，与恭亲王奕訢展开了两个回合激烈论战。
    倭仁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在当时的士大夫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同治初年，倭仁与李棠阶、吴廷栋合称“海内三大贤”，此次同文馆之争发生时，李棠阶已经去世，吴廷栋已经告老还乡，倭仁身为帝师，独立京城，身份地位也就更显尊重。另两位日后大名鼎鼎的帝师——徐桐和翁同龢，此时的声望还远不能与倭仁相比。
    3 月20日，倭仁上奏，直言反对科举出身的士子师从“夷人”，认为这样会动摇国本，终至“变夏于夷”，天朝辉煌的文化道统会被粗陋的蛮夷之学所取代，有亡国之患。
    朝廷不能像对待张盛藻那边，对倭仁斥退了事。倭仁的影响力不可忽视，上奏当天，两宫皇太后就立即召见了倭仁，但谈话并不愉快，没能达成共识。随后，问题被抛给恭亲王和他领导的总理衙门。
    4 月 6日，总理衙门拿出了一个极长的奏折，重申了开设天文算学馆的重要性以及招收科甲士子进天文算学馆入学的必要性。奏折里最关键的技术处理，是对倭仁一再强调的“变夏于夷”避而不谈，而是大谈特谈危机之深和“自强”的紧迫。为了给倭仁造成压力，同时还附上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洋务大臣的奏稿信件。最后，奕訢还将了倭仁一军：该大学士既然认为我们此举不可行，会亡国，想来肯定别有强国良策。如果该大学士确实另有良策，可以压制外国而使本国不受欺侮，则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竭力效劳，悉心商办。如果没有其他良策，仅仅大谈特谈忠义、礼仪，认为这些可以制服洋人，臣等实在不敢相信。
    第一回合结束。
    4 月12日，倭仁再次上奏，不但坚持己见，而且反将了奕訢等人一军。倭仁说：“具体到让夷人来教授算术这件事情，如果该王大臣确实有把握，认为必能将算术学精通，必能将精巧的机器造出来，中国的正经读书人必不至于被夷人所利用；夷人丑类必能被中国所歼灭，则上报君王，下伸民愤，岂不善哉！若做不到这些，却先丧失了人心道德，那就不如不开设天文算术馆。”
    倭仁这一挤兑确实触到了奕訢的软肋。4 月23日，奕訢上奏承认自己不能做上述保证。奕訢说：“像倭仁所说的那种把握，臣等不敢保证。臣等只能尽力尽心去做应当办的事、能够办的事，至于成败利钝，即便是汉臣诸葛亮，也无法预料，何况臣等！”
    但作为反击，奕訢又抓住了倭仁上次奏折里的一个弱点集中攻击。奕訢说：“上次该大学士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要学算术，也不必师从夷人。那么该大学士肯定能够保荐数名人才，臣请择地另设一算术馆，由倭仁负责揽师招生教授，以观其成效。”
    倭仁这下确实被难住了。4 月25日，他不得不据实上奏，称“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但朝廷却显然有些不依不饶，下旨要求他随时随地留心访查，一旦找到本国精于算术之人，立刻保奏，开设算术馆，以收实效。同一天，朝廷还给了倭仁一项新工作：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行走”是个闲官，但倭仁素来高倡“夷夏之防”，朝廷令他去专门办理夷务的总理衙门“行走”，显然是有意折辱这位士林领袖。
    最后，倭仁以病为由，拒绝前去总理衙门上班。这场历时半年之久的高层斗争的正面冲突就此结束。

隐性冲突：士子集体抵制，算学馆名存实亡

    倭仁病隐之后，争论远未结束。倭仁一系的支持者甚多，朝廷接二连三地接到攻击开设算术馆的奏折。
    有些奏折言辞非常激烈，譬如候补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就拿当年的天旱为由头，批判这是朝廷故意为难倭仁所致；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则把当年久旱不雨的原因归结为朝廷开设了算术馆，甚至还扩大到对同文馆的批判，说同文馆这个名字是宋代奸臣蔡京陷害忠良的监狱的狱名，建议算术馆并同文馆一并裁撤，如此才能够杜绝祸乱之萌生、端正风俗教化、弥合天变、顺应人心。
    杨廷熙的奏折受到了朝廷谕旨的痛斥。谕旨并将病隐的倭仁指责为杨廷熙的幕后主使，要求倭仁病好之后立即到总理衙门上班。当倭仁再度上奏请病时，朝廷顺势剥夺了其翰林院掌院学士和管理户部事务的职权。
    表面上看，这次同文馆风波，朝廷和奕訢站在一起，用行政手段打压了倭仁一系的意见，获得了胜利，天文算术馆也得以设立。但这种“胜利”其实是很惨淡的，甚至根本称不上“胜利”，反可用“惨败”来形容之。
    个中缘由在于：由于倭仁的半路杀出，造就出严重的社会舆论压力，导致天文算术馆几乎招收不到什么科举出身的“正途人”。第一次招生，“正途投考者寥寥”，奕訢等人无奈，只好把非科举出身的杂人也编到一起，总共才得到98人。考试的时候，又有26人缺考。最后勉强录取了30名，半年后的例考，又淘汰了20名“毫无功效之学生”，最后仅剩10人，不得不与外文馆学生合并。开设仅半年，天文算术馆即名存实亡。李岳霖《春冰室野乘》里说：那些科甲出身的“词馆曹郎”，均以学算术为耻辱，“竟无一人肯入馆者”，当时知识分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坚持，由此可见一斑。
    最使人感喟的是，倭仁反对科甲出身的“正途人”跟从“夷人”学习算术的最重要的理由，是担心这些科甲士人——帝国意识形态的中流砥柱——会被狡猾的“夷人”引诱同化，进而损害帝国的立国之本；然而，奕訢等人之所以一直坚持让科甲出身的“正途人”来跟从“夷人”学习算术，恰恰也是这个出发点，奕訢认为，只有受过严格的理学意识形态教育的“正途人”，才能够“存心正大”，不会“为洋人引诱，误入歧途”。同样的出发点，同样的担忧，却引发了一场剧烈的高层内斗。

结语：一个时代的士大夫群像

    同文馆风波，颠覆了以往所谓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这一类的说辞。这场风波清晰地展现出：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仍然固执地滞留在传统之中；相反，以慈禧和恭亲王为首的政府，却走在了主流知识分子的前头。
    据曾国藩说，倭仁虽然遭到了皇权的粗暴打压，但却“盛负时望”，其在士林中的声望反较之前更高。京师的士大夫，编造了各种段子和谣言来支持倭仁，譬如在同文馆门前贴“大字报”：“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又讥讽同文馆的馆名：“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
    远离京城的士大夫，同样是倭仁的强力后援。著名史学家李慈铭在老家丁忧，读到邸报上刊登的同文馆争论，大发感慨，说朝廷开设同文馆，是“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之人，都不会肯去入学的。如今有人去学，说明这个世界已经是“礼义尽丧，士习卑污”，大叹人道沦丧，家国可忧。
    尤为值得深思的，是自诩为全天下只有自己才真懂洋务的郭嵩焘，同样反对开设算术馆。郭闲居乡里，时刻关注着京城这场“意识形态论战”，他对争论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说他们是两个瞎子在路上相撞争辩，都没说到点子上。郭对奕訢的批评最耐人寻味，郭说：
    “总理衙门的奏折，立论之荒谬，处处令人喷饭。所拟定的开设算术馆的章程，让我惊骇不已。用洋人所教授的学问作为士大夫升官的依据，这对士大夫来说是莫大的耻辱；上课每天点名，每月考试，用教授蒙童的制度来管理科甲士子，这简直是在蔑视士大夫、侮辱朝廷！”开明如郭嵩焘者尚且如此，其余士子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种抵制最终发展到了集体抗议的地步。据《郭嵩焘日记》记载，湖南的京官们当时就开了一次集体会议，决议：有进同文馆跟洋人学习的，以后不准进入会院，不是我们的同志，我们集体抵制他。湖南开了端，山西的京官马上就跟进了。
    结果，算术馆不但招不到学员，连聘请的教习，著名学者李善兰、邹伯奇等人，也都以疾病为由，迟迟不愿去同文馆开课。
    1867年的这场算术课风波，背后所涉及的是帝国古老的意识形态惰性，不能简单地归罪于“某些保守派势力”，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群像：一个“顽固”的时代，从来都不会只是几个当权的“顽固派”们的顽固，而必然是众人的选择——在此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这一点将不断得到极明确的印证。

言论：曾国藩与幕僚讨论清廷灭亡倒计时
                  
倭仁：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
                  
    倭仁全面否定“正途”士子“师夷”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立国自强之道。
    他说：“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战胜在朝廷用人行政，有关圣贤体要者，既已切实讲求，自强之道，何以逾此。”
    抛开同文馆风波的历史背景，倭仁这番言论，在今天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同文馆英文教习：同文馆学生品质低劣
                  
    据同文馆英文教习额布廉的观察，自倭仁反对以后：
    “同文馆没有录取任何体面的人，年轻人只要在其他领域有点发展的机会，都不会把他们的命运与同文馆联系在一起。那少数的几个来报考的人都是些失意无能者，他们只是为着总理衙门提供的优厚待遇而不顾惜其名誉。”
    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也认为：恭亲王等招收“正途人”学习天文算学的主张，“因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皇上师傅倭仁的反对，没有成功”。

李慈铭讥讽朝廷，替倭仁鸣不平
                  
    朝廷有意折辱倭仁，将其安置到总理衙门行走，李慈铭在日记里满怀讥讽地替其鸣不平：
    “行走者，驱使之称，乃简贱之辞。……国朝之待大臣也，直军机处，直南书房，上书房，皆曰行走。……总理衙门是什么卑贱的地方，岂可让堂堂宰相去那里做‘行走’！”
    言下之意，在传统士大夫看来，以宰相帝师之尊的倭仁充任总埋衙门行走，简直是奇耻大辱。

赵烈文：清廷亡国不出50年
      
    1867年，曾国藩与心腹幕僚赵烈文晚间畅谈。
    曾说：“京城中来人说，都城里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经常发生，而市肆里乞丐成群．甚至于妇女也裸身无裤可穿，民穷财尽，恐怕会有异变。为之奈何? ！”
    赵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分剖离析。然而主德隶重，风气未开．若无抽心一烂，
      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我估计．异日之祸，必先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
    曾国藩蹙额良久，说：“会否南迁呢? ”
    赵说：“恐怕是直接完蛋，未必能像东晋、南宋一样偏安江南。”
    曾说：“本朝君德比较正，或者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
    赵说：“君德正，然而国势隆盛之时，士大夫食君之禄报君之恩己经很多。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又太重．夺取天下太过机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曾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庙之陨落。你不是戏论吧？”
    赵说：“当着老师您，我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
    赵烈文出此言后．清朝灭亡果未出50年。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19 20:39

1868===========================================
社会保障缺失之地必有江湖

事件：捻军纵横淮河流域十八年终遭扑灭
  
    1868年，东西两路捻军先后被清廷大军剿灭。至此，兴起十八年，军力最多达十余万，纵横河南、山东、安徽、湖北、江苏等十余省的“捻军”成为历史。
    在传统历史叙述里，捻军被当作太平天国的补充或是余绪。但其实二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天国背离传统，是中国历史的变态；而捻军恰是传统本身，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可惜的是，当义和团在北方风起云涌，当辛亥革命在武昌城头奏凯，已没有多少人记得在1868年沉寂下去的捻军，以及他们之间那紧密的血缘关系：江湖，是它们共同的生身父母。
               
史实：捻党与捻军：无保障农民的集合体

    纵横淮河流域，曾击毙过晚清骑兵领袖、“最后的骑士”僧格林沁的捻军，是由捻党转化而成的。后世史书习惯于给“捻党”贴上“反清秘密组织”一类的标签，不过是革命史学的“客观需要”罢了。
    所谓“捻”，原意是把绳子、纸条之类用手指搓转成一股，故而在皖北方言里，“捻”就是“聚合成群”的意思。所谓“捻党”、“捻军”，不过是“一群人”、“一伙兵”的意思，并不内涵什么特定的“革命气息”。
    关于捻党起源，史学界专注于其秘密社会的谱系传承——其前身是什么帮、什么会之类的，说法纷乱，把简单的问题搞得很复杂。其实，捻党之所以产生，并最终演化成捻军，不过是底层民众在政府无法为他们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的背景下，不得已而自发结成的一个自我保障的“江湖”。所谓“其前身是什么帮什么会”，不过是为了结成这一“江湖”，参照了某个业已成熟的“江湖”的运作体系罢了。
    不妨以捻军领袖张乐行为例。
    张乐行据说出身于“地主豪绅”之家，家中有田地五百亩，还开过粮食行、杂货铺、糟坊、烧酒作坊、宝局。但到了张乐行这一辈，家境早已破败，无奈开始干起了“贩私盐”的买卖。张的主要职责，既参与贩卖私盐，又负责给同乡私盐队伍提供安全保障，当时就得了个“仁义光棍”的绰号。
    史书一直将1852年张乐行率领捻党集合万余人攻打永城县城作为“捻党反清起义”的标志性事件。但事实是，张乐行根本就没有打出过“反清”的旗帜；更不能算是“起义”，因为张打出的旗号一直都是“保守雉河集”，雉河集，是张乐行的老家。张在清廷与太平军连天烽火的乱世里，拉起一支捻军，努力维护着雉河集的平静，在清廷地方官和地方士绅们眼里，他其实是个不可或缺的“良民”。1854年春天，朝廷派出的“剿捻特使”袁甲三路过雉河集，就接到了当地绅民“联名公保”张乐行的请愿书。
    张乐行其实是在替地方官府履行保障地方安宁的职责。但官府显然对张这样拥有号召力的民间领袖满怀警惕，湖广总督周天爵临终前夕仍念念不忘写密信给蒙城知县，让他找机会暗杀掉“良民”张乐行。
    张乐行无意于反清，但聚集在其周围的捻党，却多是些生计毫无保障者，这是捻党最后变成捻军，并投靠太平天国的主要因素。无保障民众不免做出激烈的举动，捻党中流行“磨弯”和“打捎”，即是此类。所谓“磨弯”，就是向附近别的村庄富户人家去“借粮”；到了后期，因战乱和水灾，淮河流域小民们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捻党”遍地，各路捻众就改变了在本地“磨弯”的做法，转而到山东、河南等较远的地方“打捎”：劫取当铺、钱铺、酒坊、油坊等，夺走富户的粮食财物。每次“打捎”回来，所获除按“马双步单，按份均分”( 即带马的“骑兵”分两份，没有带马的“步兵”分一份 )，还要留出一部分，分给鳏寡孤独者。
    虽然有了军队的雏形，但说到底，所谓“捻军”，仍不过是缺乏基本社会生存保障的民众自发形成的一个“江湖”团体。
    与“庙堂”一样，“江湖”同样也会给自己的行为抹上一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色彩——虽然这种“合法性描述”在逻辑上很稚嫩。“捻党”编造了一个故事，为自己“吃大户”的行为辩护：孔子当年困在陈、蔡之间，曾经断粮，差点饿死，后派弟子去向范丹借粮。范丹是穷人，自己都吃不饱，哪有什么余粮呢？但他还是把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慷慨地借给孔子。但是，后来孔子做了大官，竟矢口否认向范丹借过粮。
    “捻党”们自称是范丹的后代，有权向孔子“道统”的后继者——士绅大户们讨要旧债。

反思：被遮蔽了的另一个近代中国

    清廷在1868年宣布彻底剿灭捻党，但捻党从来就不曾真正被消灭过。1869年，曾国藩下辖的直隶等地就还出现过捻军；1871年河南有捻；1872年、1876年、1898年安徽有捻；1900年河南有捻……
    因为制造捻党的社会背景始终没有得到改善。那些无生存保障的民众，仍然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各式各样的“江湖”。
            
什么是“江湖”？
            
    “江湖”不是“庙堂”的对立面，它是“庙堂”的缺失之地；是“庙堂”之光照耀不到、或者不屑于照耀的阴暗潮湿的部分；是对“庙堂”自发的修正。
    “江湖”，是各式各样的民间自我保障机制。
    这种自我保障机制，往往表现为对“庙堂”的叛逆。正如捻党们为自己“抢大户”行为所作的辩护——孔夫子欠债不还——与“庙堂”对孔夫子的尊崇背道而驰。但这种叛逆同时也是有限度的，正如捻党们最重要的关系纽带仍然是传统的“宗族血缘”，因而被清廷骂之为“宗贼”——“江湖”里的成员素质不足以打造出新的社会秩序。
    ——建国后曾组织过多次有关捻党的调查，结论是：“捻军的成员包括张乐行在内，基本上都是没有文化知识的农民。在《涡阳县志》中，虽然记载着蒙城岁贡李士镊、郑景华和捻军有关系，但我们共调查了40多个捻军旗头，其中肯定有些文化知识的只是张宗禹一人。在他们周围的知识分子也只发现 4个人，也不过是乡村的知识分子。”（张珊《捻军史研究》）
    大量的不识字的农民，和有限的几个略懂签名算账的乡土小知识分子，确实不足以再造社会秩序。所以，绵延十八年之久的捻军，和绵延近一个世纪的捻党，一直以“填饱肚子”为最高奋斗目标。故而，其在中国历史教科书里的分量，也轻若鸿毛。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观的重大缺陷。
    我们关注那些“伟大的历史转折”，关注“开辟了新纪元”，关注“斗争从此进入了新的阶段”……如此种种。但我们极少关注过那些永恒的历史命题：民众的肚子需要填饱，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始终缺失。
    所以，教科书习惯于提供这样一种近代史线索：洋务自强运动→戊戌维新→清末宪政→辛亥革命→……
    还有那些程序化的表述：“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
    另一个更真实的近代中国，在这种宏大的描述中，有意无意地被遮蔽和消解了——
    程序化表述则是：“一代又一代的劳苦大众，被庙堂抛弃，不得不为了获取一点点生存保障而把自己投入到‘江湖’的滚滚洪流当中……”
    这个“江湖”，包括了捻党，也包括了捻党之前的天地会、白莲教；还包括了捻党之后的哥老会、义和团、洪门、袍哥、青帮、白枪会、红枪会……甚至于一贯道。
    这些林林总总的“江湖”帮会，历史早已留给它们各式各样的定评。天地会和白莲教被贴上了“反清复明”的标签；哥老会和袍哥们身上既有辛亥的荣光，也有走私鸦片贩卖人口的劣迹；义和团带着蒙昧推动了一场盲目排外运动而被西方惊为“黄祸”；洪门一直要求他们的“大哥”孙中山给予自己一个合法的政党身份；根据地里的白枪会和红枪会在国共两党与日军之间艰难地辗转腾挪，一贯道则被定性为“反动会道门组织”。
    但是，历史忽略了这些：
    天地会初期真正的宗旨其实是“互相扶持，彼此周济”，它的成员和首领人物为水陆通道上和城镇的下层劳动群众、三教九流、无业游民，以及农民，这些人对“反清复明”的政治诉求并不感兴趣。据统计，1796—1850年的54年间，涉及天地会的事件共有96宗，其中为了“遇事有人帮助，免人欺凌”者26起，因穷困而“敛财分用”者15起，为抢劫富户而“得财分用”者39起；攻掠城镇“竖旗起事”者仅仅11起。说到底，仍然是无保障流民们“填饱肚子”的问题。
   而在喊出“灭洋”口号之前，义和团和它那些千奇百怪的“前身”，譬如梅花拳、大刀会等等，已经在华北平原活跃了近半个世纪，当地乡绅和小土地主把它们组织起来的目的，是在政府失职的情形下，抵抗土匪，保护村庄和家族。
    一贯道的壮大，同样缘自“庙堂”的社会保障在华北的多年的缺失——自抗战以来，华北成为沦陷区之后，历届日伪政权均无意关注民生，而孜孜以为日军搜括军备物资为主业；其后国共内战，华北再遭兵灾，一贯道趁机于其中壮大。至1949年新政权成立，按当时北京市市长彭真的话说，一贯道已经成了北平的“第一大党”。1950年底，北京海淀地区一贯道徒 2万多名——1950年全区只有14.3万人。华北另一重镇天津，解放前夕有道徒20余万人。一些农村地区，一贯道徒占人口的比重更加惊人，河北隆化县解放前一贯道徒 5.3万人，约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山西省天镇县在1950年有道徒 3.3万名，占当时全县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河北省宣化县有道徒3．6万多人，约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且多为成年男性。1951年初绥远省的不完全统计，全省一贯道人员估计在30万以上，约占全省人口的11％。个别地区间题更加严重，如兴和县加入一贯道者占全县人口的14％强。一贯道不仅人数多，并且渗透严重进了新政权的基层政权和组织。山西省代县74％的农村支部均有党员参加一贯道，全县不到三干名党员中，有18％参加了一贯道。
    天地会最后走向“反清复明”；义和团最后走向“盲目排外”；一贯道最后堕落成“反动会道门组织”，都是“江湖”日后被改造——或被民间政治势力，或被庙堂力量——的结果。尤其是后两者，给社会带来了不小的灾难和教训。但在其初始，它们却本是社会缺陷的产物，是“庙堂”的逆子。
    庙堂之外，“江湖”之中，有另一个近代中国。

结语：社会保障缺失之处，必有江湖

    《白石老人自述》中，齐白石说起过一段往事：光绪二十一年（1895）大旱灾，饥民一群一群到有钱人家吃饭。“他们去的时候，排着队伍，鱼贯而进，倒也很守秩序，不是乱抢乱撞的。到了富户家里，自己动手开仓取谷，打米煮饭，但也不是把富户的存谷，完全吃光。吃了几顿饱饭，又往别的地方，换个人家去吃。乡里人称他们为‘吃排饭’。”
    这是儒家“礼法”治下中国乡村里社会保障和救济的场景。但可惜的是，这样的场景并不多见，虽然我们的民众已是最好的民众。史书里记载更多的，是轰轰烈烈的“抢大户”，白石老人笔下温情脉脉的传统秩序荡然无存。
    社会保障缺失之处，必有江湖。

言论：清廷颁布自1844年以来最严厉禁书令
                  
清廷：小说戏曲腐化道德人心，一律严禁
                  
    清廷于1868年 5月批准了江苏巡抚丁日昌禁书的奏请，勒令各省督抚严禁一切传奇小说和戏曲作品：“至邪说传奇，为风俗人心之害，自应严行禁止，着各省督抚饬属一体查禁焚毁．不准坊肆售卖．以端士习而正民心。”
    在这场禁书运动中，江苏巡抚丁日昌最为积极。他认为，小说戏曲和黄、赌、毒一样，是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的重要根源。江苏在他的主持下，所禁书目多达 269种，其中包括民间流传极广的《龙图公案》、《水浒》、《红楼梦》等。这是近代继1844年以来，第二次最大规模的禁书。所禁之书，其实并不限于“淫词”，攻击贪官污吏，谈儿女私情等书籍均在查禁之列。

加州州长：最年轻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帝国的代表
                  
    由美国人蒲安臣率领的中国外交代表团于1868年 4月 1日抵达美国旧金山，受到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热烈欢迎。加州州长在欢迎宴上赞美蒲安臣说：“我们的客人，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帝国的代表。”
    蒲安臣在在宴会上发表演讲，说他的使团表示中国已经开始迈向和平与进步，并称中国的文化将照耀西方。发言博得了在场听众的一致好感；6月6日，使团得以谒见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并呈递国书，“逐一执手同好，并言深愿帮助中国，愿中国与美国日益和睦等语”。

志刚：日后当解决在美华工不公正待遇问题
                  
    1868年，总理衙门官员志刚随钦差大使美国人蒲安臣一同出使美国，在旧金山了解到当地华工的不公正待遇，志刚写道：“凡在埠头贸易之人，中外俱甚和美，惟金山挖矿之人现约六、七万，每受洋人欺侮。而该处所受丁税每名二元，各国俱免，惟华人不免。如有争端，华与洋讼，如无洋人作证，即不为华人伸理。”
    志刚说，等蒲大使与美国互递国书建交之后，一定要向美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解决上述对华工的不公正待遇。

捻军歌谣：

      捻子起手涡河旁      
      亳州城子四方方，财主官府蹓下乡；
      穷人粮食被逼净，居家老幼哭皇苍。
        
      亳州城子四方方， 捻子起手涡河旁；
      杀财主，打官府， 大户小户都有粮。
      
      想老乐      
      想老乐，盼老乐，老乐来了有吃喝；        
      他打仗，咱跟着，一齐同把清妖捉。
      
      要想活命快入捻        
      要想活命快入捻，穷汉子跟着老乐干。      
      你拿刀， 我拿铲，非得搬掉皇家官。
      
      东北西南两条龙      
      张老乐，李老峰，东北西南两条龙；      
      黄红帅旗遮晴空，劫富济贫为百姓。
        
      ( 注：老乐，指捻军领袖张乐行 )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19 20:39

1869===============================================
晚清面子至上的外交奇景

事件：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使团正遍访欧美
  
    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奇景：中国近代向西方世界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是由西方人率领的。
    事情可以追溯到1858年清廷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天津条约》。条约规定1868年为修约年。习惯于“华夷外交”而严重排斥“条约外交”的清廷，视“修约”为洪水猛兽，苦求应对之策。派遣一个使团出使欧美，以求知己知彼，就这样被总理衙门提上了日程。
    1867年11月27日，总理衙门事务大臣奕訢正式奏请清廷任命美国人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另请英国人柏卓安和法国人德善为左右“协理”，充当副手，中国官员志刚、孙家谷随行，另有秘书随员20余人。1868年 2月，使团从上海虹口港出发；6 月，首先抵达华盛顿；9 月抵达伦敦；1869年 1月抵达巴黎；9 月，前往瑞典、丹麦和荷兰；10月，抵达柏林；1870年 2月，抵达圣彼得堡，23日，蒲安臣因劳累过度骤然去世；10月，使团返回中国。

缘起：面子本位制度下的外交奇景

    1867年11月末的北京外交界，因为中国皇帝决定派遣蒲安臣作为钦差大使出访世界各国而倍感震惊。因为即便是蒲安臣本人，在任命发布之前，也没有得到清廷准备任命他的明确的暗示。
    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认为背后促成此事的主要推手是总税务司的赫德，12月14日，报纸报道：
    “这一决定……乍听之下……当时使我们不能相信。……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无论发表的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是经过长期和缜密的考虑的。我们的记者说，‘此事是同赫德商议之后才提出的’。我们相信，这个计划是发自赫德的头脑。”
    赫德在自己的日记里证实了这一点：“向海外派遣代表的问题，竟成为我在每次前往总理衙门时一定要谈论到的事情。……几天以后，在总理衙门的宴会中，柏卓安告诉我，总理衙门已经在考虑派蒲安臣为前往各条约国家的代表，并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当即说这种想法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
    赫德极力敦促总理衙门将此事付诸实施的动机相当明确：中国应该从离群索居中脱离出来，在国际上主动抛头露面；中国必须在西方各国的首都有自己的使节，可以随时把中国政府的意见转达给西方政府，而不是扭扭捏捏由北京的西方国家的使节代为转达。
    尽管结论一致，清廷考虑此事的出发点却与赫德迥然不同。天朝的“华夷观念”根深蒂固，1858年的《天津条约》规定中国与西方各国应该互派使节，然而，多年来，派遣常驻使节一直都是西方国家单方面在行动，清廷始终没有动静。理由，一是清廷自觉这方面的人才比较缺乏；更重要的则是，清廷对“中外礼节不同”这一问题长期沿袭了鸵鸟政策，采取逃避的态度——不向西方各国派遣使节，就不会出现“礼仪冲突”。
    另一方面，西方各国驻华使节要求按照惯例觐见中国政府的最高领袖，也一直遭到清廷的软抵制——“华夷外交观”下的觐见仪式，需要驻华使节们跪拜皇帝；但在“条约外交观”下，各国平等，要让西方驻华使节跪拜中国皇帝，无异于痴人说梦。清廷既明白这一点，又不愿意放弃凸显天朝上国荣耀的“华夷外交观”，就只能采取逃避措施，一拖再拖，以皇帝年幼为由，始终对皇帝接见西方驻华使节一事不做安排。
    在“修约年”即将到来之际，清廷不得不向西方派出自己的外交使团。使团势在必行，面子同样也不能丢：如果使团在出使西方时“入乡随俗”采用了西方的礼仪，那么势必影响到国内皇帝接见西方驻华使节的礼仪问题的谈判——清廷为了避免皇帝平等接待西方驻华使节，已经在谈判桌上为之奋斗了10年，岂可功亏一篑！
    那么，让外国人率领中国使团出使，就成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方案”，正如总理衙门的奏折里所说：“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
    尽管如此，清廷还是放心不下，又为使团拟定了八条训令。其中就“礼仪问题”专门指示：可以“概免”行礼的情况，尽可能免掉，待将来谈判好了再说；必须按照西方各国礼仪，无法推托者，一定要严正申明，这是西方之礼，与中国国情不符，“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一切有违中国国体礼仪之事，可以不举行的一概不举行。
    这些训令没有能够约束住蒲安臣。总理衙门建议使团不要将国书直接递给西方国家政府首脑，以免他们反过来要求直接递国书给清朝皇帝，但蒲安臣一到美国，就接受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亲递国书；总理衙门训令回避西方礼仪，使团在递交国书的过程中，则完全依照西方的鞠躬、握手之礼而行。此后，在前往英、法、瑞、丹、荷、普、俄等国时，使团一律采用了西方礼节。
    因为蒲安臣是外国人的缘故，随行历练的中国官员志刚和孙家谷倒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地方。志刚在日记里写道“礼从宜，使从俗，亦礼也。”也许是耳濡目染之效，蒲安臣1870年 2月病逝后，使团继续前往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继续使用西方外交礼仪鞠躬觐见各国君主、递交国书。

还原：蒲安臣使团所取得的外交成就

    在《中国外交史( 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 1840-1911 )》一书中，对蒲安臣及使团的性质作如此描述：
    “由于蒲安臣多年来凭其狡狯伎俩骗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竟认为这个美国侵略分子是‘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因而是十分恰当的人选。
    赫德在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到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于是就在美英侵略分子合谋怂恿下，清政府竟委派蒲安臣为“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出使各国。……这样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使团。”
    这种叙述是某种特殊、扭曲的历史观下的产物，沿袭了古老中国的“诛心”传统。

访美：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平等条约
                  
    使团的第一站是蒲安臣的祖国美国。在旧金山，蒲安臣发挥了他演说家的特长，向听众们宣称：他的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走上了和平与进步的道路，希望这个伟大民族向西方文明光辉的旗帜伸出双手的日子不远了，这个时机已经降临，这样的日子已经来到。
    在纽约，蒲安臣继续鼓舞道：中国已经“睁开它的眼睛了。……他愿意和你们通商，向你们购买货物，卖东西给你们。”并且激励美国的传教士们：“在中国每座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竖立起光辉的十字架！”
    上述言论，无疑代表着蒲安臣对此次出使成果的个人期望。但他同样没有忘记清廷所交付的使命：“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他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他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他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
    《蒲安臣条约》是使团在美国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外交成果。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所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美国在条约中保证不干涉清廷内政，还涉及保护华侨、自由移民、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尤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在条约签订之后，随即外交知悉欧美各国，表示美国将不承认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图和态度，并要求美国驻欧洲的各国公使协助蒲安臣使团顺利完成此次出访。
                  
访英：迫使英政府公开承认武力威胁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欠妥
                  
    使团于1868年 9月抵达伦敦。因为此前与美国签订条约中的“不干涉中国内政”条款有直接针对英国的意思，英国朝野对待使团十分冷淡，媒体也对使团大多抱有敌意。直到10月，使团才得以礼节性地拜会了外相斯坦利；11月，才在一种冷淡的气氛中获得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
    恰于此时，中国国内因天主教育婴堂连续死去40多名婴儿而导致了数万满怀疑忌的群众火烧教堂、殴打传教士的“扬州教案”。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趁机调遣军舰开赴南京，威胁两江总督曾国藩。清廷与之交涉数月未果，遂令蒲安臣使团借访问英国之机直接与英国政府交涉。
    依赖蒲安臣等人对西方外交游戏规则的熟悉，交涉得以成功，双方协定：此后发生同类事件的处理办法必须循约而行，“不得擅调兵船与地方官争执”，并迫使英国外交部发表官方声明，公开承认擅自调兵威胁中国地方官员行为欠妥，表示尊重中国的主权和司法权。但英国仍然表示对使用武力“以便保护生命财产受到迫切的危害”持保留态度。
    声明发表后不久，又发生英驻中国台湾淡水领事吉必勋擅调兵船，向台湾地方官勒索白银的事件。清廷依据协定，照会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遂令吉必勋缴回所索银两，并向淡水中方官员赔礼道歉，随后并将吉必勋革职。
                  
访德：俾斯麦认可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1869年11月，使团抵达柏林。按照蒲安臣夫人的说法，使团在普鲁士受到了“最正式、最壮观的接待”。
    1870年 1月，蒲安臣与普鲁士铁腕首相俾斯麦举行了正式会晤。会晤的结果，是俾斯麦表态：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团得到了英美等国的广泛支持，而德国需要与这些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俾斯麦说：“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 中华 )帝国需要一个得到尊重、具有权威和力量的中央政府。”
    这既是对清廷统治合法性的认可，也是对中国主权国家地位的承认。
                  
访俄：蒲安臣劳累成疾骤然去世
                  
    1870年 2月，使团抵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半个月后，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接见。俄国此时与中国在西北和黑龙江流域关系十分紧张，沙皇在会见中故意与蒲安臣大谈无关痛痒的美俄关系，而对中俄关系刻意避而不谈，令蒲安臣感觉交流十分艰难。2 月18日，蒲安臣突然病倒，多方诊治均不见好转。
    随行的中国官员志刚记载了蒲病重后的工作状况：
    “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盖蒲使长于海面商政，而至俄国，则与中国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
    2 月23日，蒲安臣病逝于中国钦差大使任上。

结语：朝廷死要面子，神马都是浮云

    蒲安臣出使之前，特意为中国制作了一面黄色的国旗：“蓝镶边，中绘龙一尺三长，宽二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由此，龙旗成为晚清中国的一个象征，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的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中。
    蒲安臣以他高超的演说才能，给予了西方世界一个温和的、开放的新的中国印象。每到一处，他都在极力地欢呼中国正准备冲破传统的铁幕，投入到近代的世界文明中来。这一形象营销在欧美各国中取得了成功，但悲哀的是，他没有能够带着荣耀回到北京。而他演说里那个正走向开明的中国政府，其时正为他在使团内大力推广西式外交礼仪而头疼不已——1869年，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以蒲安臣使团在欧洲使用西方觐见礼仪为由，要求清廷准许各国驻华使臣以西方礼仪觐见皇帝。
    朝廷又一次搬出了“皇帝年幼”和“中外国情不同，礼节也不同”的陈词滥调。
    神马都是浮云。在面子本位体制下，蒲安臣努力塑造出来的开明中国的形象，在西方昙花一现，归于虚构。
            
言论：志刚称西方男女“洗海澡”不符合中国国情
                  
文祥：不要强迫我们修铁路和电报
                  
    “我们给予我们的使节的唯一训令，是不让西洋强迫我们建设铁路和电报，我们只希望这些事情由我们自己来提倡。”
    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肯定蒲安臣使团的出使达成了一些预期效果。

赫德：如果蒲安臣做另外一套，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蒲做的正确了，他的出使可能对中国和人道有最良好的影响；但是，如果他做的是另外的一套，我们就必须托靠上天来保佑将来了。”
    虽然赫德是蒲安臣出使的极力推动者，但他同样也表示了深重的担忧：蒲安臣毕竟是个外国人，一旦他作为中国使节出卖中国利益，后果将不堪设想。幸运的是，蒲安臣不是那样的人。正如赫德不是那样的人一样——他领导的海关总税务司是晚清唯一没有贪腐的衙门。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19 20:41

1870============================================
民意的可用、可欺与可杀

事件：天津教案
  
    1870年夏，天津地区疫病流行，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关于天主堂神甫和修女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的谣言，随即迅速大面积流传开来。
    两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不久之后落网，官府在贴出的告示里暗示其行为可能是“受人嘱托”，民间组织“水火会”受到鼓励，开始主动组织捉拿人贩子，不久即捕获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民众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所用迷药是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提供。未经核实的消息不胫而走，民众与士大夫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民众与教民口角相争，且向天主教堂抛砖袭击。
    仁慈堂修女本拟请民众派代表入内调查真相，但却被法国领事丰大业所阻。丰以一种相当傲慢的姿态猖狂介入，而使得事件陡然升级——丰“像一头受伤的野兽”，迅速带人闯入三口通商衙门和天津府衙门，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拒后，丰大业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静海知县刘杰，辩论中，丰开枪向刘杰射击，射死挡前的刘杰家人刘七。丰的开枪杀人行为点燃了一触即发的民愤。汹涌的围观百姓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扯碎法国国旗，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20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望海楼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民意可用：乘此机会“尽戮在京夷酋”

    教案发生之后，“人心汹汹”的天津小城，一时间成了举国民众关注的焦点。清廷第一时间派了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教案如何了结，中外均拭目以待。
    内阁中书李如松说出了当时绝大部分民众的心声：教案的起因是“教匪迷拐幼孩，继因丰大业向官长开枪……斯时，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罪戾。”
    李如松进而建议朝廷：“天津人民是为保护官吏而击毙洋人的”，非但不可惩处，还应该善用民心，“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
    相对于李如松的激进，醇亲王奕譞的态度要缓和一些：“正可假民之愤，议撤传教之条，以固天下人民之心”；“纵不能乘此机会，尽焚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亦必将激变之法国，先与绝和，略示薄惩。”
    李如松、奕譞被历史教科书长期冠以“顽固派”的标签。那么，不妨听听非“顽固派”的晚清重臣左宗棠的意见——在给朝廷征询天津教案处理意见的回信里，左宗棠直言：不必害怕事态扩大，外国人一般是通过威胁政府官员去压制老百姓，如群众起来闹事，他们会慎重考虑，不至遽尔挑起战争。
    左说：“泰西各国与中国构衅，类皆挟持大吏以钤束华民，至拂舆情，犯众怒，则亦有所不敢。”
    左尤其重点提及：事件的起因是丰大业首先向中国官员开枪，咎在法国，老百姓闹事是事出有因。如果只是索取点赔偿，可以允许。但反对以无辜百姓的性命抵偿。
    他说：“法国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为者实不多见。”“津郡事变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群起与之为难。虽受迷无据，而幼孩百许童贞女尸从何而来? 王三虽不承招，武兰珍则生供俱在，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也。百姓之哄起，事出仓卒，非官司授意使然。丰领事且以洋枪拟崇大臣、天津令，从人已受伤矣；其时欲为弹压，亦乌从弹压之? 愚见法使所称四层，如志在索赔了结，固无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一则津郡民风强悍，操之过蹙，必起事端。万一如该公使所言，激成变乱，中国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虑? ”
    最后，左宗棠得出自己的结论：“津民哄然而起，事出有因，义忿所形，非乱民可比”，民心可用，“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千万不可仓仓猝猝就拿中国之人去给洋人抵命，以免失了人心。

民意可欺：朝廷屏蔽曾国藩为民众辩护之辞

    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久受眩晕病症的折磨。 4 月19日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信中写及：“十六日余患眩晕之症……十七、十八日病状如常，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睡定及坐定之时则不甚眩晕，仍似好人。”“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也是日记中常见的内容。
    “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正真切地感受着自己大限的临近。他让自己的学生、两江总督李鸿章替自己运来做棺材用的建昌花板木材，以备后事。结果花板却和朝廷的谕旨同日抵达了保定府——朝廷知道曾国藩重病缠身，谕旨里殷切询问“最近身体怎么样？”却又意味深长地问及“这个事件你能处理吗?”曾当然明白朝廷的真意，况且教案发生在自己直隶境内，置身事外亦无可能。
    在给长子曾纪泽的遗书里，曾国藩表述了自己对此行的极度悲观：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善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示一二，以备不虞。”
    7 月 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十几天后，7 月21日，他的一封《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使全国舆论瞬间为之哗然，曾本人也迅速从道德圣人沦为举国士大夫口诛笔伐的对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事情本来可以不至于如此严重的。
    关键之处在于：朝廷在公布曾国藩的调查奏折时，刻意删去了其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条理由。
    曾国藩认为：指责教堂“挖眼剖心”，纯属荒谬，但天津民众如此激愤，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一、仁慈堂“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还有地窖等设施，民众难免对其生疑；
    二、许多中国人到仁慈堂里治病者，往往留在里面不愿出来，民众不免怀疑其被药物“迷丧本心”；
    三、仁慈堂习惯收留病重的孩童为其洗礼，民众不能理解这种宗教行为，“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自然会怀疑教堂残害儿童；      四、仁慈堂院落广阔，“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者，这种习俗让民众无法理解；
    五、1870年4、5月间，城内多发生拐匪用药迷拐人之事，加上当时疫病流行，教堂收留的儿童又多是病重无人照料者，死者自然甚多，教堂与民众不睦，为免生事，多在夜间掩埋尸体，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后尸体被野狗拖出，民众遂一时为之哗然。
    曾国藩所没有提及的极重要的另一背景则是：民众们之所以会如此“愚昧”，恰恰是知识分子们多年来的“伪知识”教化的结果——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之一，魏源的《海国图志》内，即载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
    ——若指责民众“愚昧”，则必须追问：是谁让民众“愚昧”？
    朝廷刻意删掉曾国藩为民众辩解的这段文字，其用意自然是意味深长的。许多著作将此归因为朝廷希望借此打击声望如日中天的曾国藩，倒可谓是一叶障目之见。事实上，早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之前，朝廷就已经确定了处理事变的基调：不可与洋人开衅，不可重蹈咸丰皇帝逃往承德的悲剧。
    朝廷删减曾国藩的奏折，真正的目的在于操纵民意——事变之前，天津府贴出的告示就有强烈的操纵民意的痕迹。告示称：“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作为政府公告，如此不负责任地把“风闻”写在上面，并动用政府力量，将之贴满天津的大街小巷，本就有故意激发民意的用心——清廷高层删减曾国藩的奏折的用意，恰恰与此同出一辙：唯有把曾国藩彻底推到“卖国贼”的程度，朝廷的媾和政策才可能在汹涌的民意中存在操作空间——否则，被骂为“卖国贼”的就将是清廷中央高层，而不是曾国藩。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7 月25日，曾国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一次就教案进行了大辩论，慈禧太后明白表态：“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同一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35岁的年轻太后对处理的具体方案一无所及，只是一再强调自己的美好期望：“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也是在这一天，年轻太后删减了曾国藩“论说持平”的奏章，然后将其披露。直接将曾国藩送上“卖国贼”的十字架。
    ——她当然早就“得了主意”。有了曾国藩的“彻底卖国”垫底，朝廷接下来的措施，就会特别显出其“公正”，更容易获得朝野内外的“民心”、“士心”的认可。

结语：曾国藩眼里的“民意可杀”

    曾国藩到天津后的调查基本上反映了教案的事实：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清政府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但事实的澄清无助于减轻曾国藩所承受的空前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民众根本不相信曾的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高呼“民心可用”的李如松们自然只不过是嘴上快活罢了。1870年的中国，实在无力与西洋列强作一鱼死网破之斗。曾国藩对此是深知的；接替曾处理事件的李鸿章，表面上虽然嘴硬，称“彼既挟兵船而来，似不能禁我之不调兵”，并把郭松林军放在河北彰德，周盛传军扎在山西平阳以壮胆，以迎合民意；但私下里却又不得不对人诉苦：“目前只求不开兵端，免得中外骚动，牵掣大局”，并悲观地表示：如果议和不成，真的与法国开战，则淮军“未足当劲旅而操胜券”。
    然而，纵使给予再多的理解，曾国藩最后的表现仍是让人失望的：
    他先赞扬了“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指责他们“徒凭纷纷谣言”，给国家添乱；他先是拒绝了法国要求处死当事的三名天津官员的无礼要求，将他们送出天津以避风头，但最终又没能顶住朝廷对他“包庇犯官”的指责，将他们找了回来再次流放；最后，曾交出来的，是20名百姓，曾希望用他们的人头，来给被打死的20名洋人抵命，就此了结此事。
    这位最后的“理学圣人”，在这一刻是如此地举止错乱。他可以不知道近代西方法理，可以不了解近代外交规则，这都是时代的限制。但是，他怎么可以忘了孔孟那古老的教导——“仁者爱人”？
    更沉重者亦有之——在这“可用”、“可欺”、“可杀”的民心背后，还潜伏着某种更可悲的古老意识：
    1870年，天津教案的直接导火索，是民众愤慨于他们的官员被洋人欺负，“听说法国人打官闹事，心生气忿”，因而随手抄起家什，“赶去护救”；
    1875年，四川的一份无名告示里说道：“洋鬼子前次窜吾国通商，士宦庶民等多受洋烟毒害，今又欺害清朝命官……如此无理太过，吾今劝汝早早各回本地通知汝主，要与清国年年进贡，每岁礼朝，倘教一年不到，吾报主恩点典，就乾坤仙师八位，神将六十四员，神兵五百一十二个，多者一日之功，斩尔鬼国人等寸草不留。”
    1879年的延平告白里，乡民们如此表述自己的拳拳之心：“( 洋鬼子 )设教堂于冲途，显招爪牙，无非欺我幼主，谋我中国。正臣子痛心疾首，仇不同戴天者也！”
    1891年，一份名为《玉差巡查中国事务前唐封齐天大圣平坚猴孙示谕》的揭帖如此说道：“今有六事要紧，公求保护勿伤。第一求保三教，第二求保纲常，第三求保社稷，第四求护农商，五保黎民妻子，六护贵府闺房，官员若不保护，百姓自等主张。各存良心一点，报答天地之光，报答圣贤仙佛，报答大清圣皇，报答祖宗父母，各图万古流芳。”把那些形而上的东西剔除之后，“社稷”和“大清圣皇”，仍然在乡民们心目中牢牢占据着首要的位置。
    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天津教案”真正的悲剧所在；就不能理解若干年后，那些北中国的乡民们在“齐天大圣”的指引下，怀抱符咒冲在“扶清灭洋”的第一线时的那种“真挚”的情感。

言论：赫德称曾国藩是个被“被评价过高的人物”
                  
赫德：曾国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
                  
    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也参与了天津教案的斡旋。曾国藩的一系列动作让他感到难以理解。他给了这位“理学圣人”一连串的刺耳评价，包括“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等等。
    最让赫德崩溃的，是曾国藩提出来的“拟一命抵一命”的了结方式——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就杀掉20个中国人偿命好了，赫德无奈地感觉到自己“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曾国藩：此实鄙人之责，岂可事后归罪于人
                  
    曾国藩对津案的处理深感内疚。他在致数十位友人的信中，表示忏悔：“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将主要的责任归咎于自己，“办理洋务素未研求，情形过生，料敌未审，曲从所求，措词多乖，此实鄙人之责，岂可事后归罪于人”。
    曾的这一自我批评是中肯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确实已经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

民众：“甘学天津义民”
                  
    天津教案发生，消息所及，各地民众过年似地大肆庆祝，譬如上海：“猛兽似的乌合之众在全城大街小巷里狂叫：‘先杀死法国人，然后再杀死别的外国人。’”
    天津教案过去十余年后，还有乡民为阻止传教士入境，高喊“甘学天津义民”打死洋人。

王闿运：民心不可失，先皇之仇不可忘
      
    湘军出身的王闿运对曾国藩不能理解。他写信给曾国藩说：
    “国体不可亏，民心不可失， 先皇帝之仇不可忘， 而吾中堂之威望不可挫！
    宗社之奠安，皇图之巩固，华夷之畏服，臣民之欢感，在此一举矣。……倘中堂不能保昔日之威，立今日之谋，何以报大恩于先皇，何以辅翼皇上，何以表率乎臣工，何以惩乎天下后进之人！”
      
法国总统：法国不需要中国人的头颅
      
    教案了结之后，大臣崇厚作为专使，去欧洲向法国道歉，以示与法国“实心和好”。10月28日，由上海起程，抵达马赛时，普法战争正酣，法国政府无暇接待。
    直到1871年11月23日，才得到法国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梯也尔接见。崇厚把同治帝的道歉书呈递，并希望法国对中方惩凶与赔款感到满意，梯也尔却回答：
    “法国所要的，并非( 中国人的 )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19 20:42

本帖最后由 ys1937 于 2011-8-19 20:45 编辑

08、1871年：晚清教案：勿轻言乡民非理性
09、1872年：国进民退：晚清求富之路误入歧途
10、1873年：意淫强国：大清朝“礼崩乐坏”元年
11、1874年：“天下观”之祸：清廷赞日本侵台为“义举”
12、1875年：国防大讨论：切莫妄谈“卖国贼”
13、1876年：国粹主义大潮浩浩荡荡吞噬晚清改革
14、1877年：真相无处安置：帝国司法的隐秘逻辑
15、1878年：丁戊奇荒：民族主义消解了农民起义
16、1879年：宗主梦：日本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的反应
17、1880年：铁路之殇：以爱国之名窒息改革之路

1871================================================
晚清教案：勿轻言乡民非理性

事件：清廷出台《传教章程》
  
    本年正月，总理衙门出台《传教章程》。
    上年天津教案结案之后，曾国藩入京痛陈：近来各处滋事，均由教堂、教民欺压百姓，教士庇护教民，教堂纵容教士，官府无力管制而造成，朝廷应及时严格议定传教章程，用以规范西洋各国在中国的传教行为。清廷于是命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沈桂芬议定《传教章程》。
    十九日，总理衙门将《传教章程》节略本分送在京各国公使。各国均表示反对，对《章程》置之不理。
    《传教章程》的出炉，是清廷希望一劳永逸彻底解决“教案毒瘤”最主动的一次尝试。其无疾而终，实为近代以来中外文化、理念冲突调和无望的隐喻——自1860年代以后，“教案”纷起，反馈到庙堂高层，则是晚清脆弱、混沌的外交体制不断遭受冲击，清廷一次次被拖入不平等条约的泥潭。
                  
《传教章程》遭西方各国一致拒绝

    总理衙门拟定的《传教章程》主要内容有八条，如下：
    1、 外国育婴堂一概裁撤。如必欲设堂，则只许收奉教者之儿．且必报官立案。
    2、 中国妇女不准进入教堂。外国修女也不准在中国传教。
    3、 传教士当服从中国法律、风俗，不得自立门户。尤不可僭越权柄及凌辱民众。
    4、 法律施行中国人照中国例，外国人照西例。以服民心。
    5、 传教士往何省传教，须办护照。不得暗赴他省或将护照转给他人。所过关卡一切应纳税，货不得私自携带。
    6、 传教士收人入教，须先细访其人有无作恶犯律之事，当收方收之，进教后所为不法者即逐出教外。
    7、 传教士不可干名犯义，擅用关防印信送递照会。
    8、 传教士不得任凭私意，致侵平民，以免启衅。
    章程发布后，遭到各国政府一致拒绝。“欧洲各国不甚嘉纳，意谓中间所指教士劣迹无据非真，且谓总署所见得一失二，偏而不该”，因此，“皆置不理”。
    譬如，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声称：对清政府的几点章程几乎没有必要回答，因为它们似乎只与罗马天主教士有关，美国的新教传教士从未被指控干涉诉讼。镂斐迪还指责章程第二条是“最不明智的”，因为允许妇女入教表明“妇女地位的提高．是西方国家的光荣。如果清帝国希望扬名于西方的话，这样的政策是最不明智的”。
    德使李福斯的意见比较强硬，直言“贵王大臣所拟八条，本大臣想大约难以皆按所拟而行，内中不免有应更改之处”，而且认为，如果接受总理衙门的《传教章程》，则等同于是“不令天主教在中国传教”。
    传教士们对章程的反应也相当激烈。譬如英国传教士杨格非即认为：要求进入内地的传教士服从中国法律的用意，是相当阴险的，因为“中国人完全清楚，在这种条件下，没有传教士敢进入内地。进入内地不仅愚蠢而且是自杀行为。成为中国的臣民就意味着在几乎没有任何形式审判的情况下，遭受监禁、严刑拷打和处死。”
    但是，清廷出台的《章程》毕竟是有其特殊的针对性的。美国传教士斐来尔也承认：“官方通报中直接提出或暗指的某些重要指控并非完空没有事实依据”，但同时又担心如果按照清廷的规定来传教，则“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必然遭受很多磨难，甚至可能无法逃脱帝国各地的残酷迫害”。
    总税务司赫德的告诫应该是最中肯的。赫德认为，“福音”若想在中国迅速传播，就要避免干预中国司法，他说道：“信仰基督教的教徒并没有改变他是一个中国的属民，而应像其他一切中国的属民一样，必须继续遵守他的国家的法律并且服从他的国家法庭的裁判。传教士只是一个传教士而已，而且必须把他自己限定在传教工作上，尽力避免有干预诉讼和妨碍中国官吏的任何行动的意味。只有坚持这个原则而信守不渝，那么地方绅民、各省官吏和中央政府的仇视才能消除。”

乡民“非理性”是拒绝《传教章程》的理由？

    《传教章程》的无疾而终，是一件极为遗憾的事情。
    整个晚清史中，“教案”对政局走向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远超出其他类型事件——晚清教案始于1842年北京教案，结束于1911年陕西长武教案，连绵70年，与整个晚清相始终，其持续时间之久，是同期其他事件所望尘莫及的，其产生的外交纠纷数量，也是同期其他事件所无法比拟的。
    在拒绝《传教章程》的理由中，有一点尤为值得关注，即西方各国对中国民众“非理性”的担忧，各国公使均提及：章程中所谈到的“挖眼剖心”等不实谣言在中国民众当中有极大的市场，如果接受《传教章程》，则无法保障传教士们的人身安全。
    这一“理由”是否充分?
    后世学人与舆论论及教案，也必然谈及民众对谣言的盲从，譬如天津教案、义和团运动中均曾广泛流传的“挖眼剖心制药”之说。但是，谣言绝非晚清教案爆发的真正导火索，一个有力的反证就是：作为中西交冲最前线的开埠城市，上海市井中所流传关于洋教和传教士的流言远远多于乡村社会，但是，上海却并没有因为谣言而发生过教案。
    真正的关键不在于谣言，而在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教案，绝大部分都发生在乡村地区。
    ——和佛教、道教有所不同，近代基督教对中国乡村社会缺乏尊重。其实，这种缺乏尊重，早在明朝利玛窦时代就已存在，利玛窦曾赞叹南京城和北京城的宏伟壮丽，但却哀叹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堕落于罪恶的邪教。近代的传教士同样怀有这样一种“精神傲慢”。只不过，在利玛窦的时代，明王朝的物质文明远非欧洲那些脏水横流的逼仄“帝都”所能媲美，所以，利马窦也就不得不先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归化了儒教的“儒士”，以此获取在明帝国的立足之地；而到了晚清时代，东西方国力形势的逆转，使得新时代的传教士们已完全不必再像前辈利玛窦一样以“谄媚儒教”的方式去寻求东方帝国的“归化”，那种源自文化傲慢的“拯救欲”，可以毫不掩饰地在清帝国的乡村社会中畅意表达。
    但是，尽管整个国家陷入了大变局，但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仍未解体，其由儒家伦理演化而来的底层社会制控、自治能力仍旧相当强大。教会势力怀抱着彻底改造之梦闯入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其遭遇强烈抵制，是必然的事情。
    教会对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冲击体现在诸多方面。譬如：这些既无功名，亦无地位的教民，只要拿着主教的名片，就可以去求见地方长官，而地方官惧予教会的影响，常常不得不予以接见。1862年，川督骆秉章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习教之人，“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预公事。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
    再譬如：教民可以抗拒缴纳迎神赛会份钱。迎神赛会是彼时城乡，尤其是乡村社会生活中一件大事，具有祈福、娱乐、商贸集会等多种功能。举办迎神赛会需要一定的费用，通常由村民凑集。是彼时村民们的一项常规开支。洋教传人后，教民们以缴纳迎神赛会与教义不合为由，拒绝交纳此费，并得到了教会的支持。从教会的角度看，自然有其道理，但放置到教民所生活的乡村中，却显然是对传统乡村社会自治规则的挑战，何况很多教民不缴纳份钱，却照看迎神赛会不误。
    更严重的是：教民们还可以拒绝加入团练和保甲。举办团练是当时地方上一项极为重要的公务，关系到一乡一地的安危存亡。团练最初主要是为了防卫地方免遭匪患，后来功能逐渐扩大，担负起了乡村社会的救济、教化等事务，如经理社仓，义仓，兴立乡校、义学等，成为晚清最重要的基层社会管理机构。教民们拒绝参与此项公务，不交纳团费，不参与操练，这就等同于逃离个人义务，彻底不认可既有的乡村基层秩序。自然不能获得其他乡民的认可。
    诉讼特权，是教民与普通乡民最大的冲突。1882年，巴州平民魏宗仁，因其族侄魏绍龙向其索要清明会钱，发生口角厮打，闹到去州城打官司，魏宗仁暂时住在教民郑含魁的店里。郑含魁即指点他“诈称教民”，并保证如此必然胜诉。再如1864年四川灌县的戴高氏案。教民戴高氏骗赖了平民张洪彦弟兄租谷两年之久，不但不交租，反而将张洪伦杀死，将张洪俊戳伤。而官府判决则是：所欠租谷，全部归属戴高氏，不必偿还。而从前所交的押租银，张氏兄弟则须全数退还给戴高氏。
    乡民们对这些疏离甚至反叛传统乡村秩序的教民，往往一致采取排斥态度。譬如：1878年，江北厅教民杨岐山宣布悔教，理由是杨原来以做轿子为生，入教之后，再没有人请他做轿子，杨难以糊口，只得悔教。
    更激烈的排斥手段则是教案。晚清以来教案频发的原因已经有很多总结，但最关键的因素则很少被提及，当年的传教士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所面对的，并不是某一两个或者某一群具体的“愚氓”，而是一整个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乡村自治体系。换句话说，乡民们手持农具和火把冲向教堂的时候，其针对的，并不是基督教本身，更不是传教士本身，而针对的是那些传统乡村社会的“逆子”——那些拒不缴纳迎神赛会份钱，却又照看迎神赛会不误者；那些拒不参加团练与保甲，却又生活在团练与保甲的福利之下者；以及那些借教民身份在乡村“法治”中制造不公者……至于那些“割眼挖心”的谣言，不过是激发冲突升级的契机而已，仅仅是契机而已。每一场教案背后，乡民们都有自己明确的利益逻辑，将教案归因于乡民们的“愚昧”，是不符合史实的——所有的文化冲突背后，都是利益冲突。
    唯如此，如下历史现象才可能获得解释：
    自近代基督教进入中国，始终遭受着势同水火的排拒，民间教案一触即发，民、教仇恨越积越深，直至酿成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但诡异的是，义和团刚刚被镇压下去，二十世纪初就成了基督教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教徒数量直线上升，大规模的教案迅速减少。
    有统计数据可以支撑这个诡异的现象：从1901年到1910年，仅仅十年，天主教徒从原来的七十万人激增至一百三十万人，几乎增加一倍；到1918年，天主教徒已增加到约一百九十万人。而基督新教到1904年，从1901年的八万人增加到十三万人，到1914年已发展至二十五万人，到1918年已增至三十五万人。”
    何以如此？
    原因并不复杂：清末新政，导致国家权力的迅速扩大，进而迅速侵蚀了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乡绅集团迅速无可挽回地没落，乡村知识分子为了个人出路，迅速选择向城市转移。乡村社会精英迅速流失的结果，是传统的乡村自治体系迅速瓦解，尤其是传统乡村社会赈灾、救济功能严重丧失——正如云南省的统计数据所反映：云南基督新教的迅速壮大开始于辛亥革命之后，确切地说，是利用了乡村在灾荒中丧失了赈济能力的契机，由教会主办赈灾活动，进而吸收了大量教民。

结语：乡民们的选择始终符合利益逻辑

    今人习惯于谈论近代民众在东西方交流冲突中的“无理性行为”，尤喜强调其“盲目排外”。这是个相当恶劣的逻辑惯性，尤其是在晚清教案如此重大的历史命题中，更不宜如此轻率地归因于民众的“无理性”。实际上，无论是入教，还是反教，乡民们的行为背后，都有其特殊的理性在驱动。
    福建巡抚王凯泰曾经上奏谈论过晚清反教民众最终选择入教的理性动机：“莠民恃教为护符，作奸犯科，逋逃渊薮，教士多方殉庇，官吏敷衍含容，良民受屈，积不能伸”，因而相率入教——边缘乡民入教寻求政治特权，普通乡民受教民之害反教，寻求官府庇护未果，最终也选择了入教。王凯泰最终感慨：百姓不过是为了保身才入教，“非民为无良，乃官驱之。”
    最意味深长的一幕是：庚子年之后，不少同教会势力势同水火的义和团团民，也都陡然入教。譬如京郊下营村刘广来，“曾当团头，为逃避官府追究而奉教”。在义和拳的发源地山东冠县，这种现象更为普遍，比如著名的教案发生地红桃园，“大部分就入了耶稣教”，而理由则是：失败的拳民们为了“不受辱，不受气”，这些“辱”与“气”，均来自地方官府。
            
言论：曾国藩请求派遣幼童赴美留学
                  
曾国藩：宜亟选聪颖子弟赴国外留学
                  
    1871年 8月16日，曾国藩上奏朝廷，请求派遣幼童赴美国留学。理由是自强之路，不可全靠购买外国利器，必须自己学会制造之道。曾国藩希望，每年派出30名聪颖幼童，四年总计 120名，十五年后，幼童回国，“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
    次年，曾国藩去世。第一批留美幼童亦正式启程赴美。

美国公使：本国不寻求传教士地位高于平民
                  
    美国公使镂斐迪致函总理衙门恭亲王奕訢，表示美国政府不认可《传教章程》八条。
    同时，镂斐迪也表示，美国在华传教士，其地位与其他在华美国民众并无不同，“本国不希望多得，亦不寻问多取”，如果别国要求中国认可传教士比普通平民地位更高，则“本国不为之助，亦不关心此事。”但是，如果别国向中国提出此项要求，而“蒙贵国皇上允准”，则美国也会“思量自商”，要求按照咸丰八年的条约，利益一体均占。

丁宝桢：教案全是天主教责任
                  
    晚清名臣丁宝桢于1871年上奏朝廷，分析近年来教案频频发生的原因。丁说：“中外交涉事件，其最易肇衅滋事而办理又难于得当者，莫如传教。而天主教之传布尤广，怨毒尤深，故自来祸端之起，皆由于彼。”
    督抚山东期间，丁宝桢秘密支持民间反教运动，“揭露外国传教士罪行”的《辟邪实录》在山东风行一时，据说就是出自丁宝桢的授意。此书采摘谣言，不实之词甚多。朝廷下令查销此书，丁宝桢巧妙抵制，称“查《辟邪实录》一书，本部院并未目睹，究竟作自何人，刊自何处，所言何事，均不得知”。

同文馆英文教习如何看待《传教章程》
      
    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曾担任过同文馆英文教习，他如此看待1871年清廷推出的《传教章程》：
    “尽管文祥在《传教章程》中提出的那些指控的准确性尚值得怀疑，但有足够的事实证明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所代表的基督教已经颇像一个政治实体了。天主教的主教们根据自己的声明实行官方的礼仪，摆出官方的气派，这对中国政府官员是一种挑衅行为。对于他们干预涉及信徒的司法审判的细节，我们也非常清楚。”
    干预司法，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当时传教士吸引教民入会的重要手段。但包尔腾认为：
    “缺少保护固然会导致很多不公正和痛苦，但是，保护教徒会产生更恶劣的后果。它会导致许多伪善之徒加人我们的队伍，将使我们更易受到指控，而这种指控可能正蕴育着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敌视，还将会在我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中制造连续不断的政治纠纷。”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19 20:43

1872===========================================
国进民退：晚清求富之路误入歧途

事件：轮船招商局成立
  
    19世纪70年代，晚清自强运动深化到了“求富”层面。其标志性事件，则是1872年轮船招商局的成立。
    轮船招商局是自强运动中开办的第一家民用企业，其官督商办，打破了晚清洋务企业纯粹官办的格局，首采股份制，也多为后世称道。
    但是，恰恰是“官督商办”这一产权模糊的体制，使得招商局民间资本最终无法逃脱被官僚体系吞没的命运，上演了一场晚清版的“国进民退”。
                  
逝：沙船业主王永盛的穷途末路

    1862年夏天，上海沙船业元老王永盛陷入了深重的烦恼之中，他的一名船工刚刚吞下毒药，跳水自杀。这位素以厚道饱受赞誉的船老板，因为此事而陷入到了汹涌的道德审判当中，“为富不仁”，成了他的代名词。
    但王永盛也有自己的无可奈何。
    沙船运输业在咸丰道光年间一度空前繁荣。自北往南输运大豆，自南往北输送漕粮，月余往返一趟，一艘沙船一年可以往返七、八次，获利颇丰。上海港最盛之时，有沙船5000艘，水手10万余人。
    但自1842年《南京条约》及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中国诸多港口对外开放，西方轮船的涌入，迅速将中国传统的沙船客货运输业逼到了溃灭的地步。无论是速度、载重、安全还是价格，传统的沙船都不是西洋货轮的对手。不过四五年光景，上海港的沙船已锐减至四五百只，黄浦滩上，搁浅着成千的木船，任凭风吹日晒，自然朽腐。
    王永盛的船队也毫不例外地一路颓唐下去。没了生意，还接连沉没了几条大船。自杀的水手，几个月没有活干，家里揭不开锅，又有病在身，欠了自己几十两银子。王永盛早上心情恶劣，吼了水手一顿，孰料他转身就寻了短见。
    其他的船主们也都和王永盛一样绝望。硬件、软件，众人都无法与洋商抗衡，只好期待官府出面交涉。船主们聚在一起议论，结果是一致推举王永盛带头去向官府呈文，恳求官府与洋人交涉，将大豆、漕粮的生意划归中国沙船专营，外商不得插手。
    呈文里的一段话打动了时任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呈文里说，如果沙船业破产，不仅仅是十余万船工失业的问题，还可能激起民变，进而朝廷的漕粮运输线也可能被破坏。李鸿章将呈文转给总理衙门，极力推动此事，但却在英国公使威妥玛处碰了钉子，威妥玛当场表示拒绝，声称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须全部由清政府负责。
    事情不了了之，作为“安抚”，清廷减免了沙船三成的“助饷银”和三成的“捕盗银”，但终究是杯水车薪，仅靠朝廷的漕粮运费一项，维持整个沙船业早已力不从心。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两年后，欧亚海底电缆远东段铺设到了上海，更多的西洋商轮涌入中国，沙船业的境况雪上加霜。
    期间，总理衙门也曾饬令内阁大臣、南北洋通商大臣共同筹议解决漕运危机一事。结果得到了三种建议。一是修复运河，恢复河运；二是修复所有废弃的沙船，继续维持海运；三是朝廷增加沙船业的漕运运费，以挽救濒临破产的沙船业。
    三种建议都遭到了李鸿章的反驳。李说，运河八百余年，竭尽全力，运输能力不过每年十万石，于漕运大局无补；明明有便利的海运条件，非要耗费巨资去修运河，岂不是疯了；修复沙船，至少需要支银3000万两，还需修建容量万石以上仓库400余座，朝廷哪里有这么多钱？增加沙船漕运费，救得了一时，却非长久之计。
    曾国藩也陷入了深度的矛盾当中。早在1867年，容闳就曾建议他采用招商集股的方式，购买洋轮，组建中国人自己的轮船公司，以挽救漕运。但站在曾国藩的角度，维稳却成了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所以，他的回复是：“承运漕粮……在沙船为常业，非万不得已，亦未便遽作改图”，他担心的是，天国之乱刚刚平息，民心未固，一旦朝廷发展轮船，十余万沙船业主和船工水手失去生机，会酿成大规模民变和暴乱。
    但沙船业终究是到了穷途末路。1872年 3月，总理衙门再度致函曾国藩、李鸿章，询问采用轮船承担漕运一事，希望他们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一个月后，曾国藩溘然病逝，事情完全着落在李鸿章身上。多年以后，李鸿章仍将开办轮船招商局一事看作自己事业上最璀璨的一次成功，其自称：“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伤：轮船招商局的“国进民退”悲剧

    出发点是很好的——“强兵”之后需“富国”；但结局是很遗憾的——自1872年创立，到1949年终结，77年间，轮船招商局产权变化纷繁芜杂，总跳不出官僚资本与民间商业资本之间的吞并与反吞并游戏( 本文叙述止于晚清 )。
            
    官商合办时期：无民间资本敢入股
    1872年 8月，招商局第一个正式章程《轮船招商节略并各项条程》出炉，明确规定了企业的性质是“官商合办”。
    按照章程规定，户部拨款20万串制钱，作为开办企业的本钱，“以示信于众商”。但是，规定没有明确商股的权利与义务，更没有涉及到公司具体的股权分配问题，且有招商局由官方管理，官方只收取官利，不负责盈亏责任的明确规定。
    这成了招商局初期招商不利的重要因素，胡雪岩等巨商均对投资招商局不感兴趣。
    到本年12月，招商局不得不进行首次改组，重拟《招商局条规》28条，明确强调了华商股份的权利，凡有股份者都能享有分红。同时，再次强调了官方的绝对领导权和政府收益的维护。
                  
    官督商办时期：招商局赢利颇丰
    为打破招商不利的局面，1873年，李鸿章派买办商人出身的唐廷枢和徐润主管招商局事务，试图引入完整的西方管理模式来运作企业。唐、徐二人提出“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要求剔除官办因素，按照“买卖常规”招募股份——此前，唐曾批评过招商局的“官商合办”，可谓一针见血：“商人只有出钱的义务，却没有经营的权力。生意赚了还好说，做赔了可找谁去理论？”
    唐、徐的要求获得李鸿章认可而写入新的《招商局章程》后，商局股票转而深受私人投资者的欢迎，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招商局的运营方针，也由之前官方制定的“承运漕粮，兼揽客货”，改作了“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
    这一方针的变化，既是民间商业资本在招商局内部占据上风的表现，也体现着近代中国民间资本在与外商资本竞争上的信心——将公司的主营业务放在客货运载上，则必然要与外国轮船公司发生激烈的竞争。此后，英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均多次针对招商局发起商战，在一干熟悉近代西方商业运作规律的“买办股东”的通力合作下，旗昌公司破产，太古、怡和则被迫三次与招商局签订“齐价合同”。
    1875年，招商局在外商联手压价相逼的恶劣形势下，赢利15万余两；1876年，赢利34万余两；1877年，赈捐 3万两后，赢利42万余两；1879年，运价回复正常状态，赢利翻倍，超过76万两。
                  
    国进民退：1884年招商局国有化
    朝廷“官督”层面的政策支持，与经验丰富的“商办”经理人之间的通力合作，是招商局迅速打开局面，跻身中外大轮船公司之列的主要原因。
    但1883年的上海金融风潮，以及次年春清军在中法战争中的失利，逆转了招商局稳健的上升趋势。
    导致逆转的最严重的冲击，来自人事调整。
    主持局务的徐润，之前挪用招商局资本16万余两在上海从事房地产生意，金融风潮下地价大跌，徐润无力偿还挪用款项。李鸿章适时将亲信盛宣怀插入招商局，委以督察重任。入局后，盛宣怀迅速查出徐润的挪用情状，逼迫其将自己的股票和房地产抵押给招商局，然后又将其扫地出门。唐廷枢不久也在排挤中完全脱离招商局，转而专注于开平煤矿的经营。
    到1885年，招商局的“商办”色彩已不复存在。盛宣怀的入主，迅速将招商局引向了“官办”——虽然并未更改“官督商办”四字方针，但盛同时又直接宣布：招商局此后，一切事务，包括用人、财务等等，全由督办总理，而督办的任免则须经北洋大臣批准，各地分公司的总办、各条船的买办，则由督办任免。换言之，保留“官督商办”的文字，是为了安抚公司内部的人心；而经营大权，实已偷梁换柱，全归官方。
    李鸿章在1883年这样的关键时刻启用盛宣怀，排挤掉徐润和唐廷枢，是有原因的。早在金融风潮之前，徐、唐二人就已多次提出，招商局运营已经走上正轨，须保证其运营的独立性。应尽量避免官方的干预，换言之，徐、唐二人希望国有资本从招商局中退出。
    这是李鸿章所不能容忍的。
    盛宣怀的新方案出台后，在招商局股东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朝廷任命的督办总理公司一切事务，等同于剥夺了民商股东在公司中的发言权，作为出资人，他们完全失去了过问公司事务的权利。各地方分公司“总办”，原本由股东们推荐，如今全归督办任免，其必然导致这些分公司负责人只对盛宣怀一人负责，而不再对公司股东们的利益负责。
    1884年由此成了招商局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民间商业资本自此开始大幅度退出。1883年，是招商局资本总额的最高峰，达533.4637万两白银，此后一路锐减，至1890年，资本总额仅余275.0559万两。在招商局一路颓行的同时，盛宣怀则在公司内部编制了一套完全以自己为核心的垂直控制网，最终形成了招商局股票“盛股独多”的局面，招商局在由“商办”转向“官办”的同时，也变成了盛宣怀个人的“独裁帝国”。
    轮船招商局也由此沦为向朝廷报效的工具，自自1884年到1911年，27年间，轮船招商局和另一“官督商办”企业电报局，共为政府报销白银350余万两，占了两企业股本总额的六成。而到1920年，轮船招商局已亏损2000万两白银之巨。

结语：王永盛们的出路何在？

    沙船船主王永盛们曾寄希望于朝廷在恶劣的商业环境下给予他们必要的保护，但他们毕竟属于“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只能与他们那些沉重蠢慢的沙船一起，接受被时代淘汰的命运。
    但是，那些入股轮船招商局的民间资本，又何尝不是新一拨的王永盛们？他们同样寄希望于朝廷能够在波诡云谲的政坛和商海中为自己脆弱的事业保驾护航，但结果，却正如曾积极入股招商局的郑观应所言：“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
    也许，如此理解不能算作偏激：正如曾国藩当年所关心的并非王永盛和他的沙船船工们如何维持生计，而只关心这些人是否会给帝国的稳定带来破坏一样，李鸿章们同样也不关心招商局背后的民间资本的命运，这位帝国的中流砥柱所关心的，是招商局的利润，如何尽可能多地收入国库和他的北洋私库，所以，最后他把自己变成了招商局的“太上皇”，而把盛宣怀扶植成了直接独裁招商局的“儿皇帝”。
    这是对李鸿章和他那个时代的苛求么？但这至少是李鸿章和他那个时代的悲剧。轮船招商局的命运不是特例，几乎所有晚清洋务民用企业，包括开平煤矿，包括上海机器织布局，包括津沪电报局……等等，无一能够幸免。
    就在盛宣怀大刀阔斧对招商局做国有化改造的同时，日本明治政府将其最大的国有轮船企业长崎造船所，以惊人低价转让给了岩崎弥太郎。它后来的名字，叫做“三菱”。

言论：朝廷高层对轮船业生死存废展开大争论
                  
曾国藩：对待轮船业态度前后矛盾，相当诡异
                  
    曾国藩对创办轮船运输业的态度很诡异。他很早就认为应该发展轮船海运，但同时又担忧先进的轮船取代陈旧的沙船，会导致大量沙船工作者失业，进而引发暴乱，
    因此坚拒轮船涉足漕运，而其理由则竟然是轮船“掉转不灵”，“甚费周章”。
    但当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奏请裁撤闽沪船局时，曾国藩的态度却和之前大相径庭。曾坚持“船局不宜停止”，对于宋晋所指责的船局造出来的船质量不如西方，耗资又太大的问题，曾均表示承认，但不认可其为裁撤船局的理由，曾甚至认为，为了筹措船局经费，可以造一些商用轮船用于出租。本年3月，曾国藩开始着手准备亲自主持创办中国新式轮运业，但却在当月突然病故。

沈葆桢：造轮船是“永垂不朽”的事业
                  
    左宗棠于本年 5月上奏朝廷，坚决反对裁撤船局，认为“制造轮船，已见成效”，但左对造商用轮船只字未提。
    船政大臣沈葆桢也在本月上奏朝廷，认为造轮船是“永垂不朽”的事业，“不但不能即时裁撤，即五年后亦无可停，所当与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永垂不朽者也”。

李鸿章：什么钱都能省，造轮船的钱不能省
                  
    李鸿章与曾、左二人长期失和，故而，辩论之初，李一度支持过宋晋的论调，说什么自己“早就知道闽、沪两地船政局所造之船不足以御侮，只不过白白浪费经费而已”。
    但大局当前，辩论关系到新式轮船业也在近代中国的存废，李迅速改变了自己的立场。6 月份，李鸿章上奏，对宋晋的主张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坚决反对裁撤船政局，认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如果裁撤船政局，则不但前功尽弃，此前大量耗费化为流水，还会贻笑外人，增长寇志。

宋晋：已与夷人议和，轮船不必再造
      
    内阁学士宋晋于1872年 1月23日奏请朝廷，请求裁撤上海、福州两地的船政局。理由是：
    “福建省连年制造轮船，经费已经拨用了四、五百万两白银，耗费太重。据称，这些轮船将要用来制服夷人，我朝廷早已与夷人议和，轮船已不必再造，以免徒增夷人猜疑。而且若将这些轮船放到外洋去与夷人交战，断不能像他们的轮船那样便利。船政局名为远谋，实际上只是虚耗国库。”
    宋晋的奏折得到了朝中大批官员的响应。一时间，刚刚起步的中国近代轮船业，陷入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压力所迫，清廷与总理衙门不得不就此事召集重臣做一深入讨论。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19 20:44

1873===============================================
意淫强国：大清朝“礼崩乐坏”元年

事件：各国公使以鞠躬礼觐见同治皇帝
  
    外国使节采用何种礼节觐见中国皇帝，自乾隆时代开始，始终是中外关系上的一个死结，西方外交要求平等，天朝体制讲究藩属，围绕着“跪与不跪”，引发了多次外交冲突。清廷的态度，则由乾隆式的强硬，到咸丰式的回避，最后演变成了慈禧式的能拖则拖——同治皇帝未成年，太后是妇道人家不便抛头露面，成了将各国公使挡在紫禁城外的最后防线。
    1872年10月，同治皇帝终于大婚，典礼极度隆重，各国在京使节以为必将受邀观礼。岂料，他们非但没有接到请柬，还被总理衙门派人“告知”：各国公使在“良辰之日”，最好不要出门，同时约束本国在京民众也不要出门。
    1873年 2月23日，同治皇帝宣布亲政。英、俄、德、美、法五国公使于次日联名照会总理衙门，要求觐见皇帝。清廷再无退路，不得不接受“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的现实。
                  
乾隆时代：按朝贡格式，擅改他国外交文书

    中国传统王朝以儒家学说为立国之本，其政治学说的核心是“礼治”。清朝自关外入主中原，对“礼治”传统的继承，成了其统治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自然，在礼仪方面的“刚性”也就较前代更强，可供回旋的余地更小。
    对清朝礼治传统的挑战，始于乾隆五十八年( 1793 )马戛尔尼来华。朝贡体系下，清廷自视为“天下共主”，马戛尔尼们所寻求的却是平等外交下贸易条件的改善。调和这一矛盾的重任，落在了主管藩属事务的礼部身上。
    礼部的办法是按照朝贡体系的需要，擅自篡改人家的外交文书。
    譬如，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培林爵士致函乾隆皇帝，为马戛尔尼访华作准备。原文是这样的：
    “最仁慈的英王陛下听说，贵国皇帝庆祝八十万寿的时候，本来准备着英国住广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奉伸祝敬，但据说该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陛下感到非常遗憾。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交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代表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
    礼部的大人们修改后呈递给乾隆皇帝的版本则成了这样：
    “闻得天朝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国王称，恳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本国的人来广州与天朝的人贸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盈。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公举辅国大臣吗嘎尔尼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包管英吉利国人与天朝国人永远相好。”
    马戛尔尼转递的英王给乾隆皇帝的信函，也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原文开头是：
    “英王陛下奉天承运，事事以仁慈为怀。践祚以后，除随时注意保障自己本土的和平和安全，促进自己臣民的幸福、智慧和道德而外，并在可能范围内设法促使全人类同受其惠。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指导下，英国的军事威力虽然远及世界各方，但在取得胜利之后，英王陛下对于战败的敌人也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除了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增进自己臣民的繁荣幸福外，陛下几次派遣本国最优秀学者组织远航旅行，作地理上的发现和探讨。”
    修改后给乾隆皇帝阅读的版本则是：
    “英吉利国王热沃尔日敬奏中国大皇帝万万岁。热沃尔日第三世蒙天主恩，英吉利国大红毛及佛部西依拜尔呢雅国海主，恭维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本国知道中国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心里长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地方，连外国地方都要保护他。他们又都心里悦服，内外安宁。各所有各样学问各样技艺，大皇帝恩典，都照管他们，叫他们尽心出力，又能长进生发，交通精妙。本国早有心要差人来，皆因本境周围地方俱不平安，耽搁多时。如今把四面的仇敌都平服了，本境平安，造了多少大船， 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
    文书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意思乱改，反正“夷人”也看不懂；但真到了需要“夷人们”三跪九叩中国皇帝的关头，却总不免露出马脚。但文字游戏还是要继续玩下去——英国档案记载，马戛尔尼使团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了中国皇帝；中方文献却堂皇记载：使团正使“行礼如仪”。嘉庆皇帝则不像他父亲那般满足于文字游戏，阿美士德使团不肯对他三跪九叩，他就在阿美士德申请谒见的文书上写满了“所言甚属欺诳”、“支吾可恶”一类的词句，然后把他们赶出了中国。

咸丰时代：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

    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款规定：英国乃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清皇帝时，遇到有碍国体之礼，决不可行。必须统一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
    基于条约的“最惠国待遇”性质，这本来意味着西方国家以近代西方平等礼仪觐见清朝皇帝，已经以条约的形式获得了解决。但各国使节们很快发现，付诸实施却成了大问题。
    直到1858年《天津条约》签字之际，咸丰皇帝还念念不忘：“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家眷”。他担心的是：一旦允许西方使节以西礼代替跪拜觐见，天子颜面尽失，将“何以为天下共主”？
    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自天津攻入通州。咸丰皇帝对联军提出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的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这一条表示“万难允许”。他指示前方负责谈判的怡亲王载垣，称：
    “国体所存，万难允许。该王大臣可与约定，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允行；设或不能，只宜按照米 ( 美 )、俄两国之例，将国书赍至京师，交钦差大臣呈进，俟接受后，给予玺书，亦与亲递无异。现在抚局将有成说，不值因礼节而决裂，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
    谈判失败。英法联军迅速兵临北京城下，火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匆忙逃往热河，将残局留给了恭亲王奕訢。然后是签订新的《北京条约》，联军收获了大量的物质利益，但仍然撼不动咸丰皇帝对跪拜礼仪的坚持，只好暂时放弃。
    远避热河的咸丰皇帝伤心欲碎——“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他不愿意返回北京，因为“夷人”仅仅是暂时退去，他们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并想谒见自己亲递国书的念头还没有打消。他在诏书里疾言厉色：“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唯尔等是问。”
    此年12月，恭亲王从英、法两国公使处取得了不再坚持入觐的保证。但咸丰仍心存疑虑，不愿回京。次年8月，咸丰病死于热河，终于实践完成了自己“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的诺言。
    此种情形下，英国政府也只好做出退让，决定不再坚持入觐问题。英国外相于1861年 1月 9日训令英国驻华公使，命其不要再要求向中国皇帝亲呈国书，只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其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即可。其余各国也采取了和英国相同的处理方式。

同治亲政：六国使节以平等礼仪觐见

    咸丰死后，同治皇帝年幼和太后妇道人家不便抛头露面，就成了清廷长期拒绝外使入觐最得力的理由。期间发生过美国人蒲安臣代表中国出使西方各国，以西方外交礼仪拜见各国元首之事，各国公使借此契机要求入觐中国皇帝，亦被清廷以皇帝年幼为由拒绝。
    同治皇帝的成年和亲政，遂成了各国公使寄望之所在。
    1873年 2月23日，年满十八岁的同治帝正式亲政。第二天，英、法、俄、美、德五国公使即联合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要求觐见同治帝，递交国书。
    拖无可拖，拒绝的理由已不复存在。总理衙门只能约定 3月11日与五国公使会谈。谈判中，围绕着亲递国书的觐礼问题，双方舌战不下，据《筹办夷务始末》记载，双方的具体辩论过程如下：
    “彼谓条约中有碍于国体之礼，为不可行；则告以碍于中国国体，亦不可行。彼谓条约允以优待；则告以中国相待，能优于礼之中，不能优于礼之外。彼谓唯跪拜之礼，有碍国体者不能行，此外均可商酌；则告以唯跪拜之礼，最关中国国体，首先议定，此外始可从容拟议。加以譬晓百端，反复辩诘，几于舌敝唇焦。”
    面对面的舌战未能达成一致，随后又展开了长时间的公文往来战。各国公使坚持：觐见一事，《天津条约》早有约定，清廷也已允诺皇帝亲政后履行；公使觐见在西方各国已是惯例，汉译的《万国公法》里也有详细记载，不存在理解难度；觐见礼仪应按照各国通行的方式，各国平等，并非藩属，不能强求行跪拜之礼。
    清廷方面则坚持：《天津条约》里还有“自行举办”的规定，你们不能催逼我们；中国优待各国大臣，只能用本国固有的礼仪来优待，不能用中国没有的礼仪来优待；中国使臣出使各国都入乡随俗采用你们的礼仪，你们来中国也该入乡随俗；觐而不跪，不符合中国政治体制，中国不能答应。
    辩论往返长达三个月之久。不限于中外双方，大批的官员和士大夫也卷入其中。至 5月15日，争论终于告一段落，双方达成协议：
    1、 五国公使觐见时不行跪拜之礼，作为让步，公使们特将觐见本国君主的三鞠躬之礼改为五鞠躬。
    2、 不举行觐见大典，只允许带有本国国书，初次驻使中国者参加觐见，呈递国书。以后也不能随时要求觐见。
    1873年 6月29日，英、法、俄、美、荷五国公使和日本大使，共六国使节在紫光阁以西礼觐见同治帝。西方各国使节终于如愿以偿首次以平等国家代表的身份站到了清朝皇帝的面前，此时，距离马戛尔尼使华，已过去了整整80年。

结语：紫光阁里“礼崩乐坏”，士大夫们“意淫强国”

    1873年六国使节以平等礼仪觐见同治皇帝，是晚清转型过程中极关键的历史事件，是传统中国近代化的重要节点。但时人的理解，却将此事与“礼崩乐坏”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对丧失立国之道的恐惧感与被迫做出改变的屈辱感交汇在一起，最终导致本该详细记载朝廷政务大事的《清实录》和详细记载皇帝每天重要活动的《起居注》，都不愿意详细记述此事。
    对这场前后绵延了近百年的外交角力的结果，《清穆宗实录》里只有一句话：
    “六月壬子，日本使臣副岛种臣、俄罗斯国使臣倭良嘎理、美利坚国使臣镂斐迪、英吉利国使臣威妥玛、法兰西使臣热福理、和兰使臣费果逊( 荪 )，于紫光阁前瞻觐。”
    《起居注》更为简略：
    “六月壬子，上御紫光阁升座，各国使臣暨翻译等九人入觐见，上温语慰问。”
    参加接待觐见使臣的总理衙门大臣董恂，在自订年谱中留下了许多关于这次觐见的信息，但对最为重要的觐见礼仪，却有意一笔带过。这种一笔带过的背后，显然蕴含着某种难以启齿的羞辱之情。
    避而不谈尚算客观。晚清著名学者李慈铭对此事的反应已可以用抓狂来形容。他在《越缦堂国事日记·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条下如此记载：
    “六月初五日。是日巳刻，上御紫光阁见西洋各国使臣。文武班列。仪卫甚盛。闻夷首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跽叩而出。谓自此不敢复觐天颜。盖此辈犬羊，君臣脱略，虽跳梁日久，目未睹汉官威仪，……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后，盖神灵震叠，有以致之也。”
    意淫强国，此之谓也。

言论：李鸿章认为强要各国使节跪拜，最后吃亏的是自己
                  
吴大澄：外国使节不跪拜，会改变清朝政体
                  
    翰林院编修吴大澄激烈反对外国使节用平等礼仪觐见同治皇帝，理由是破坏了祖宗旧制，会改变清朝的政体：
    “朝廷之礼，乃列祖列宗所遗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若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不独国家无此政体，即在廷议礼诸臣，问心何以自安? 不独廷臣以为骇异，即普天臣民之心，亦必愤懑而不平。即皇上招携怀远，示以大度，不难从一时之权，而列祖列宗二百余年之旧制，又安可轻易乎?”
    吴大澄的立场是逆流的，但他的担忧是准确的，清朝的传统国家政体迟早要向近代国家政体转型，这是不可阻止的大趋势。

边宝泉：用中国臣子跪拜之礼要求外国使节是一种优待
                  
    清廷将觐见礼仪问题下放给大臣们商议。浙江道监察御史边宝泉激烈要求外国使节行跪拜礼仪，理由最具代表性：
    “瞻觐不行跪拜，中国从无此礼，和约以来，该夷虽非属国，然其使臣亦与我中国之臣等耳，以中国臣子之礼待之，不为不优。”
    边宝泉的这番言论所暴露出来的，是晚清中国与世界接触30余年之后，仍然无法理解驻外使节所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国家这个简单的近代外交理念。

李鸿章：不要强求各国使节跪拜，否则还是自己吃亏
                  
    朝野内外对觐见礼仪议论纷纷，朝廷最终选择将山芋抛给李鸿章，让他拿个主意。
    5 月 1日，李鸿章回奏，称国家正面临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朝廷礼制应随情势变通，既然已将西方诸国“许为敌国，自未便以属国之礼相待”。否则，一旦列强以此为口实发难，吃亏的仍将是自己。
    李解释说：“彼求之十数年，迄今仍不准一见，或准见而强之跪拜，彼以为不得体面，积疑生衅，积愧生忿。将来稍有龃龉，必先引为口实，在我似觉理诎，亦非圣主包容六合、驾驭群雄之志量也。倘拒之于目前，仍不能拒之于目后，甚至议战议和，力争而后许之，则所失更多，悔之亦晚矣。”

日本使节回忆觐见同治皇帝细节
      
    日本得以与各国使节一同以西礼觐见同治皇帝，比之西方各国，政治意义还要多出一层——所以，其使臣回忆的情节也就尤为细致：
    “29日晨……7 时，由宝鋆、毛昶熙引导大使( 副岛种臣 )及郑( 永宁 )至紫光阁傍行幄中伺候。8 时帝出宫，9 时御紫光阁，宝、毛两大臣引导大使及郑自阁之左阶升，左门进( 郑捧国书，在大使左肩后一步随行 )。”
    “大使及郑开始进前，斜见宝座时，脱帽，作第一揖。再进至中央，正面对宝座时，作第二揖。又进，至御座所在之黄案前中央，立定，作第三揖( 此为进见三揖 )。”
    “郑在大使左肩侧后一步，宝、毛两大臣分立黄案两侧，俱面北而立。去黄案数步之正北面设坛。坛上设高座，帝坐其上之龙椅上。座之左右，恭亲王及皇族御前大臣侍立。军机大臣、六部尚书、文武显官，则在自坛下至黄案间之两侧分别对立。”
    “大使以国书放置黄案上后，作一揖，陈颂来意，由郑译述毕，又一揖。帝有复书，恭亲王跪接，自阶而下，至黄案前，宣称：贵国大皇帝国书，朕收到了。大使作揖，恭亲王复班。”
    “帝又下敕语，恭亲王又跪奉，下坛宣称：贵国大皇帝安康否 ? 两国交际事宜，亲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平商议可也。大使作揖 ( 此间揖无定数 )，隶亲王又复班。事既毕，大使又一揖。郑随从背行后退，至中央尽头处一揖，仍背行，至将见不着御案处，又一揖( 此为退出三揖 )。于是戴帽，仍由宝、毛两氏前导，至时应宫憩息。”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19 20:44

1874=========================================
“天下观”之祸：清廷赞日本侵台为“义举”

事件：日本入侵台湾
  
    1871年12月，琉球按例遣使向清廷进贡，途中遭遇暴风雨，使船迷失航向，飘荡至台湾南部，与当地高山族人发生冲突，54人被杀，12人在当地汉人的帮助下脱险转移到福州，后由清廷送归琉球。
    1872年，日本胁迫琉球成为其“内藩”，“册封”尚泰为琉球藩王。
    1873年，日本外务大臣福岛种臣一行来华，以交换中日《修好规条》为幌子，刺探清廷对台湾主权认识的虚实，副使柳原前光欺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不懂近代西方“主权”理念，言辞间赚得“生番化外，未便穷治”四字，遂曲解台湾东部“番社”非中国主权所有，于1874年 5月由海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首，以1871年“日本国民（实际上是琉球民众）”被“生番”杀害为由，率4艘军舰及陆海军官兵3600多人，进攻台湾。
                  
自鸣得意：清廷给自己挖坑而不自知

    日本侵台的借口是“番地无主论”，即将清廷官员所表述的“生番化外，未便穷治”四字，曲解成“番地无主”，非中国领土，故日本可据而有之。
    这诚然是诡辩。但日本政府这一诡辩，却有历史渊源可以追溯——1867年 2月，美国商船“Rover 号”在台湾东海岸洋面失事，登岸人员为当地“生番”所杀。美国驻厦门领事Charles Williain Le Gendre 找到闽浙总督衙门交涉，清廷地方官员为了推托责任，即提出了当地土番“非归王化”的说法。
    Le Gendre 无法认可清廷地方官的推托之辞，责备道：
    “两百年来，中国人在台湾的活动地区，配合着中国政府施及台湾的行政权力，由西岸以至东岸，逐步扩张，事实上从未承认生番领有其现住土地的主权，西岸的居民，经常贩购生番地区的物产，而生番地区出产的樟脑，且成为台湾官府的专卖品，不容外人自由采购输出，违者则严行惩治，所谓生番地区不属中国管辖的说法，实毫无依据。”
    与 Le Gendre直接交涉的福建台湾镇总兵刘明灯、福建台湾道兼学政吴大廷，则在针对此事给朝廷的奏折里开头即称：
    “（生番之地）鸟道羊肠，箐深林密，自来人迹所罕到，亦版图所未收。我朝设土牛之禁，严出入之防，所以戢凶残而重人命，用意固深远也。”
    这些深受中国传统“天下观”熏陶，而对近代世界“领土主权”概念一无所知的地方官们，自鸣得意地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极好的推托事件责任的理由，于是在奏折里一厢情愿地认为：
    “特以人非华民，地非化内，克日图功，万难应手，准理度情，洋人亦当见谅。”
    事情最终捅到总理衙门。会商之后，总理衙门并未否定闽浙地方的交涉措辞，但同时密函指示闽浙各相关官员，特意强调了台湾“生番”地区的版图归属问题：
    “告以生番虽非法律能绳，其地究系中国地面，与该国领事等辩论，仍不可露出非中国版图之说，以致洋人生心”。
    在总理衙门的政治话语体系里：1、 台湾“生番”地区属于“中国地面”，是中国疆土无疑；2、 “生番”未归“王化”，中国法律无法管辖“生番”。这两者是可以并存不悖的，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否定。前者近似于近代西方的“领土主权声明”；后者则是基于传统中国的“天下观”。
    ——在传统的“天下观”体系中，总纲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中央王朝自视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辐射，依照“开化”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层级。依次包括：世居其地，为国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门户、纳贡称臣的四裔藩属；藩属之外，则是未知之地。其经典描述则是：中国居天下之中，四夷居天下之偏。中国与夷蛮戎狄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这种“天下观”里没有具体的领土主权界限，一切视“文明开化”程度而定。
    1683年清廷将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其“理番”政策始终基于这种“天下观”理念——台湾全岛虽属版图之内，但其民众依受教化程度高低，被划分为民、番两级；“番”又分两种：1、 “其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为生番”；2、 “其杂居平地，遵法服役者为熟番。”前者属于“化外”，后者则须纳“番饷”，朝廷教化所及，“生番”也可以向“熟番”转化。
    这种编民—熟番—生番的分类治理的方式，及其所衍生出来的“化外”、“化内”的政治话语体系，所依据的都是教化礼仪所及的程度与界限，而与疆界无关。故而，在清廷看来，将台湾东部“番地”描述成“未归王化”、“生番化外”，并无不妥，而且可算是一次很值得借鉴的“成功交涉”。
    但美国领事 Le Gendre却无法“见谅”。他理解不了清廷官员的“天下观”，只能将“(番地)未归王化”理解成清廷地方官的狡辩：“番地非中国领土，故中国对番人杀害美国船员不负责任”。在 Le Gendre看来，这种推托责任的方式，简直不可理喻。

心怀叵测：日本玩弄清廷陈旧的“天下观”

    Rover 号事件最终以 Le Gendre与台湾当地土番自行缔结约定告终，清廷自以为得计，在其中充当了面目模糊的“保人”角色。
    殊不知，曾强烈要求清廷承认对台湾“番地”拥有主权的 Le Gendre，在此事件之后，即着手开始炮制“台湾番地无主论”，多次进入台湾，按需搜集各种资料。在其计划得不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之后，转而受雇于日本政府。
    Le Gendre 在提交给日本政府的首个备忘录里如此描述自己的“台湾番地无主论”：
    “如果说中国政府自己发现了此岛，也可以说又由中国政府自己放弃了此岛。清国政府对一部分的岛民施以布政教化，那么按道理清国政府也应管辖另一部分，但清国政府却不能拿出事实上的有效证据。”
    长期受中国文化熏染的日本，显然是了解清廷的“天下观”理念的，曾几何时，它也是这“天下”的一部分——明嘉靖年间，传教士沙勿略试图以基督归化日本，但却遭到了拒绝，日本人的理由是：“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这使得稍后来到东方的利玛窦深刻认识到：要归化东方，必须先归化中国。
    深悉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全面西化。这种身份在清廷面前于是乎就成了巨大的优势：他们了解西方的近代外交理念的同时，又深悉清廷传统“外交观”的种种漏洞，及其与西方近代外交理念的种种冲突之处。如何利用这种优势在清廷身上获利，成了明治政府维新之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征韩论与夺取琉球，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日本，甚嚣尘上。
                  
台湾，自然也不能幸免。
                  
    1873年 2月，日本政府任命副岛种臣为全权大使出使中国，名义是与中方交换《中日修好条规》。其时，清廷正因为外国使节觐见礼仪问题而焦头烂额，出于某种幼稚的政治好感，副岛种臣被获准与各国使节一起觐见了同治皇帝，而且受到清廷的破格礼遇，不仅没有行跪拜礼，甚至也没有像各国公使们一样行五鞠躬礼。
    清廷的用意，无非是觉得日本与中国同属东方，理应彼此亲近以对抗西洋诸国；再者，日本在“天下”之内，抬高日本使节的觐见地位，也就等同于贬低西洋诸国使节的地位。却殊不知，明治之后的日本，早已脱离“天下”，融入世界。副岛种臣此行，更怀着为日本吞并琉球和侵占台湾套取政治口实的隐秘用心。
    这种“政治口实”的获取，依赖于日本使节同时熟悉中国的传统“天下观”和西方的近代“世界观”。副岛本人出使期间，绝口不提琉球与台湾之事，以免引起清廷警惕；同时低调派遣副使柳原前光前往总理衙门，恍若不经意地质询1871年琉球民众被台湾吐蕃所杀事件。
    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董恂等回答：“‘蕃’民杀害琉民，我们早已知晓，杀害贵国之人则从未听说。琉球、台湾二岛俱我属土，属于土人互相杀害，裁决之权完全在我。我抚恤琉人，自有措置，与贵国何干，而劳烦过问?”
    这番回答本已相当得体。但柳原继续“争辩”琉球属于日本版图，又质疑清廷“既然知道抚恤琉球之人，却为何不惩罚台湾番人”，毛昶熙等人的回答就难免开始朝“天下观”方面倾斜——
    毛氏回答：“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
    在清廷，“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是“天下观体系”下的政治词汇；日本人并非不知，但现实需要，他们故意将之放置到了近代“世界观体系”下理解，于是就成了：清廷承认台湾东部番地无主。
    此次交涉影响范围不大，但也引发了朝廷之外的一些言论。这些言论，又恰恰是日本所需要的。譬如1873年 4月 5日上海《申报》刊载了署名为“岭南莲塘生”的一篇稿件，基本上可以代表当时大多数中下层士大夫们的普遍看法。“岭南莲塘生”说：
    “盖台湾一带，虽系中华之地，而台湾府属界，居海岛边境。至于生番，则又深居内地；虽统称台湾，实非台湾府属可管也。且生番蛮类，未晓人性，不入王化，非我朝百姓；与中土何碍焉！”
    其中的“不入王化”、“非我朝百姓”等言辞，正合日人之心。但在“岭南莲塘生”的本意，却并不涉及国家疆域问题，所指均属文化层面。
    两套彼此交叉、互相矛盾的“世界认知体系”及其衍生出来的不同的外交游戏规则，被日本政府轻易地操纵于股掌之间，而清廷举国朝野竟毫无察觉。
    有此铺垫，1874年 2月 6日，日本政府通过了《台湾蕃地处分要略》，4 月11日组织了侵台军，名曰：“台湾生番探险队”。
    《要略》重点提及1873年副岛种臣使团所取得的“外交成果”：“台湾土番部落,为清国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其证据具见清国自来所刊行的书籍之中,而当前任参议副岛种臣使清之际清廷官吏所作答语,尤其显然,故视之为无主之地,具备充分理由。是以报复杀害我藩属琉球人民之罪,为日本帝国之义务,而征番之公理,亦可于此中获得主要根据。”

外人点醒：清廷恍然领悟日本真正用意

    日本出兵台湾在即，台湾道在给闽浙总督的文件里却将此事的权重放置在“剿办彰化廖匪”一事之后，并称：“牡丹社系属番界，彼如自往剿办，在我势难禁止。”虽然担心日本人胜利后会盘踞番社不走，但给出的处置建议仍是消极的“一切惟以镇静处之”。
    自然，这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的清廷的反应，台湾地方官丝毫没有意识到此事关乎中国在台湾东部番地的领土主权。
    直到 5月，清廷才洞悉日本的真正意图。日军讨“番”统领西乡从道将出兵台湾的照会送直闽浙总督李鹤年处，出乎意料地遭到了李的强硬反击。李于 5月11日后连续照会西乡从道，称：
    “本部堂查台湾全地，久隶我国版图。虽其土著有生熟番之别，然同为食毛践土已二百余年。……查万国公法云：凡疆内植物、动物、居民，无论生斯土者、自外来者，按理皆当归地方律法管辖。……据此各条，则台湾为中国疆土，生番定归中国隶属，当以中国律法管辖，不得任听别国越俎代谋。兹日本国中将照会，以台湾生番戕杀遭风难民，奉命率兵深入番地，殛其凶首，以示惩戒。在生番迭逞悍暴，杀害无辜，即按以中国之法律，亦所必诛，惟是台湾全地素属中国，日本国政府并未与总理衙门商允作何办理，迳行命将统兵前赴，既与万国公法违背，又与同治十年所换和约内第一、第二两条不合。”
    李鹤年态度的突然强硬，缘自西方国家对清廷的提点：
    最先是英国驻华大使威妥玛于 4月18致函总理衙门，告知清廷日本出兵台湾一事，并在信中询问“生番居住之地，是否隶入中国版图”；稍后，英、法两国使节以及总税务司赫德也先后前往总理衙门，询问台湾生番所居之地是否中国领土。尤其重要的是，英国通过驻华使节，将来自英国驻日大使巴夏礼获知的信息告知中国：“内称据东洋意见。台湾岛自某处迪南，皆不隶中国版图之内”。
    威妥玛强调，清廷对台湾番地主权等认定，与英国针对此事的外交态度密切相关。如果中国认为番地不属于中国版图，则英国政府对英国民众协助日本出兵台湾不做任何限制；如果清廷认定台湾属于中国版图，则英国政府将明令禁止英国民众参与日军出兵台湾一事。法、美各国所持意见，与英国大致相似。
    缘此，清廷于 5月14日发上谕，声明：“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并派沈葆桢带率领轮船军队，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李鹤年 5月11日的强硬照会，与稍后的上谕精神完全一致。英、法、美诸国也均照会清廷，表示对日本的行为不予支持。
    但李鹤年显然仍对领土主权为何物不甚了然。其稍后的一道奏章又回到了“天下观”里“番地不属界内”的老调：
    “惟念边衅易开不易弭，番地腹地，究有区分，如果倭兵扰入台湾腹地，自当督饬镇道鼓励兵团，合力堵剿。若仅以戕杀琉球难民为名。与生番复仇，惟当按约理论，不遽声罪致讨，以免衅开自我。”
    这种“番地”、“腹地”的区分，难免又被日本曲解成“番地无主”。故而，总理衙门于 6月 5日再次发布上谕，严厉强调：
    “番地虽居荒服，究隶中国版图，其戕害日本难民，当听中国持平办理，日本何得遽尔兴兵，侵轶入境。若谓该国仅与生番寻仇，未扰腹地，遂听其蛮触相争，必为外国所轻视，更生觊觎。衅端固不可开，体制更不可失。该督惟当按约理论，阻令回兵，以敦和好，不得以番地异于腹地，听其肆意妄为也。
    “天下观”里的“番地”、“腹地”概念必须服从于“世界观”下的领土主权。这是清廷对台湾是中国领土的最清晰表述，对之后挫败日军侵台，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结语：前车之鉴犹在，观念转型奇难

    日军1874年侵台，其实是对俄国 1858-1860年骗取中国东北 100 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手段的抄袭和复制，并不新鲜。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用了 3年时间，仅得到80多平方公里的香港；第二次鸦片战争，历时四年，英国仅得到11平方公里的九龙尖沙咀，法国寸土未得。两次战败，清廷均引以为奇耻大辱。1858—1860年，中俄两国无战事，俄人不损一兵一卒，即自中国骗取了100 多万平方公里国土，而清廷竟无丝毫耻辱之感。
    个中情形，与1874年颇为相似，同样是陈旧的“天下观”在作怪——正如日本处心积虑制造“番地无主”的论调一样，俄国人穆拉维约夫当年也制造了一个“空旷土地”的概念，声称“空旷土地”即无主土地，不属于中国。黑龙江将军奕山对领土主权毫无概念，竟向咸丰皇帝奏报，称《瑷珲条约》割给俄国的土地“本系空旷地面，现无居人”，咸丰也毫无领土主权概念，脑子里幻现出的，全然是“天下观”理念下的抚夷手段：“该夷酋所请黑龙江左岸旧居屯所之外，所余空旷地方，给与该夷安静存居……”
    1874年的台湾，险些也重蹈了东北库页岛等地的覆辙。清廷最后意识到日本的隐秘用心，以软（谈判）硬（备战）两手迫使日军撤离台湾，保全了台湾领土主权，但仍是事件中的大输家——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曾欢呼此事的了结：“呜呼！此诚为古今所罕有，终生所无的大业！”
    因为清廷与日本签订了结此事的《北京专条》里有这样的记载：
    1、 “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 日本国本意为该番是问, 遂遣兵往彼, 向该生番等洁责。”——这等同于承认了之前被台湾番民杀害的琉球民众属于日本，为稍后日本吞并琉球留下了口实。
    2、 “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清廷只求日本撤兵，余概不问，是非之颠倒莫此为甚。
    丢失琉球、是非颠倒尚在其次，帝国最大的隐患，仍然来自传统“天下观”与近代“世界观”之间的彼此隔离。
    1874年 8月，日本派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到北京与总理衙门谈判。大久保利通此行带了不少国际法专家，准备用国际法与中国辩论台湾“番地”的主权问题。谈判长达40多天，中日 5次会谈，均是讨论“番地”主权问题。大久保利通频繁援引《万国公法》，总理衙门诸大臣尽管在“番地”主权问题上寸步不让，但对《万国公法》，却自始至终采取回避态度。恭亲王给大久保利通的照会中说：“本王大臣未能详悉泰西公法全书精义，不敢据以问难。”文祥也在问答中说道：“至大久保所说《万国公法》，并无中国在内，不能以此责备中国。”
    “天下观”不亡，“世界观”不立，外交永远“鸡同鸭讲”，求富也好，求强也罢，都如梦幻空花。

言论：大久保利通自承“无充分宣战之名义”，且开战对日本极不利
              
大久保利通：开启战端，将是损害日本主权独立之大祸
                  
    日本1874年出兵台湾，本无实力硬夺——当地“番民”的抗击即已使日军于骑虎难下。所以，一开始，日本定下的主策即是欺瞒蒙骗，而非武力对抗。最怕谈判破裂的其实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大久保利通当日所写日记，可以窥见此节：
    “经仔细考虑，此次奉命任务，实为极不易之重大事件，如不得终结……战端不得不开之期可以立待。若然，不但胜败之数固然可惧，且我无充分宣战之名义……届时，不但人民有议论，且将受各外国之诽谤，蒙意外之损害，终而招致损及我独立主权之大祸，亦不能谓其必无。然则和好了事，原为使命之本分，故断然独决。”
    但总理衙门对此竟毫无察觉。

威妥玛：日本不要染指台湾，应向朝鲜发展
                  
    英国向日本政府表示“英国不能以日本占领台湾为满意”。
    日本外务卿寺岛力图向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说明，日本要攻打的地方并不在中国管辖之内时，巴夏礼回答说，他“在华居住了多年，一向就知道该岛台湾的全部都是中国的领土”。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也对来华谈判的日本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说日本不要染指台湾，而应向朝鲜扩张，若这样做，英国首先支持。

美国驻日公使：台湾全岛为清国所管辖
                  
    美国驻日公使于 4月18日在美国使馆接见日本外务少辅卜野景范，表示“台湾全岛为清国所管辖”，“将阻止美国船舶及人民受贵国政府雇用。”并要求日本解雇提出“番地无主论”的 Le Gendre。
    迫于压力，日本政府遂改派 Le Gendre秘密前往中国东南沿海各地，试图以其外国人的身份恫吓闽浙总督、两广总督等中国地方官员，同时侦查中国备战情况。
    8 月 6日，Le Gendre 抵达厦门后，即被美国驻华临时代办下令逮捕，转交上海美驻沪总领事馆审讯。

李鸿章在琉球归属问题上松口
      
    日本政府在谋取台湾领土遇挫之后，并无意使冲突升级为战争。7 月16日，日本外务省出仕田边太一前往北京，向谈判代表柳原前光传达谈判要领：向清廷表示可以赔款为补偿换取日本从台湾撤兵；同时借机否定清廷对琉球的宗主权。
    8 月20日，柳原前光正式致函总理衙门，表示：“夫我伐番义举，非恶其人，非贪其地，务为保恤己民起见”，并要求清廷拿出一个彼此都有台阶可下的方案：
    “贵国别有何等施设方法，指明后局，使本国此役不属徒劳，可令下得了场，以固睦谊， 是本大臣肺腑之望。”
    李鸿章在 9月 5日致总理衙门的信中，就琉球问题作出了明显的让步：
    “平心而论，琉球难民之案，巳阅三年，闽省并未认真查办，无论如何辨驳，中国亦小有不是，万不得己，或就彼因为人命起见，酌议如何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士兵远道艰苦，乞恩稿赏馆牵若干，不拘多寡，不作兵费，俾得踊跃回国，且出自我意， 不由彼讨价还价，或稍得体，而非城下之盟可比，内不失圣朝包荒之度，外以示羁靡勿绝之心。”
    这段言辞，虽未明言琉球主权归属，但很显然，琉球难民之案“中国亦小有不是”之语，等同于是认可了日本在琉球难民问题上的发言权和追究权，与之前总理衙门所坚持的琉球难民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与日本无涉，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19 20:48

1875==========================================
国防大讨论：切莫妄谈“卖国贼”

事件：海防与塞防之争
  
    这一年，同治皇帝死于花柳。宫廷之内，忙于制造种种皇帝患天花而升天的迹象和证据；朝堂之上，帝国的重臣们则陷入了海防与塞防之争。
    争论的背景是近代中国边疆与海防同时出现的巨大危机。
    19世纪 60-70年代，除哈密、巴里坤一角仍在清军手中，新疆大部分地区先后被阿古柏势力侵占；1871年，俄国打着替清廷讨伐阿古柏的旗号夺取伊犁，其后又欲以同样的手段进军乌鲁木齐。署伊犁将军荣全窥见俄国的真实用意：“不止在要求重币，亦不仅窃据伊犁，将尽新疆之地皆为己有而后已”，呼吁清廷出兵新疆，收复乌鲁木齐等重地。1874年 8月，清廷命左宗棠率军出关，清军云集嘉峪关前，整装待发。
    与此同时，在东南海疆，日本1874年以弱旅入侵台湾，而清廷竟无力以武力驱逐，最后不得不褒赞日军侵台为“保民义举”，以白银50万两换取日军撤离台湾了结。“海防空虚”情状暴露无遗。11月，恭亲王等上奏请求拨款购买铁甲船以加强海防。朝廷命李鸿章、沈葆桢等沿江、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十五人详议此事，限期一个月拿出结论。
    但清廷财政有限，难以同时兼顾东南万里海疆与西北万里饷运。1875年，朝廷重臣们遂在国防孰轻孰重问题上产生了巨大分歧。后世学者论及此节，多以李鸿章为海防论之代表，目之为卖国贼；又多以左宗棠为塞防论之代表，赞其为民族英雄。
                  
塞防：李鸿章未曾宣扬过“放弃新疆”

    1985年出版的《左宗棠评传》里如此为1875年的海防、塞防之争定性：
    “海防与塞防之争，既不是一般的策略分歧，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两个集团(湘系、淮系)争权夺利的派系之争，而是要不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要不要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之争，实质上是爱国与卖国的斗争。”
    胡绳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也做了相同的定性：
    “当时，李鸿章正在把国家财力大量用于经营他的北洋海军，所以他极力强调海防的重要，而视西北边防可有可无。左宗棠处于在西北地区拥有重兵的地位，使他不能不重视新疆问题。从本质上看，他们之间在新疆问题上的分歧，是在帝国主义势力压迫面前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左宗棠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是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的爱国主义的表现。”而李鸿章“只能成为卖国的奴才”。
    这种定性背后，显然存有将清廷内部划分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两大阵营的意思。作此阵营划分之后，进而否定李鸿章，肯定左宗棠。这种立场清晰、褒贬分明的两分法，实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教育的最大痼疾。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界限分明的“海防派”或者“塞防派”。参与此次争论的朝廷重臣，并无人提出放弃海防或者塞防的建议，其所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目前有限的财力条件下，应以何者为先。
    李鸿章的意见是：“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认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其具体方案则是：
    1、 停兵。建议朝廷停撤西北地区已经出塞及准备出塞的部队，令其“严守现有各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停撤多余出来的饷银，则移作海防之用。
    2、 经营。后世多诬蔑李鸿章曾宣扬放弃新疆，但其真实的经营新疆的方略则是：“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李鸿章认为，如此则既可以挫败英、俄兼并之心，中国也不必劳师远征，实为“经久之道”。
    这一方案是否可行暂且不论，但给李鸿章戴上一顶“放弃新疆论者”的大帽子，却显然不见得是尊重史实。
    ——李鸿章建议将新疆经营成“如云贵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是其被后世指责为卖国贼的重要证据。但把李的观点放置在1875年的中国，彼时，传统的“天下观”还远未被近代的“世界观”所取代，李鸿章语境里的“越南”、“朝鲜”，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而是中国传统“天下观”里面的藩属，其将“越南”、“朝鲜”与中国本土的“云贵之苗瑶土司”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换言之，李鸿章从来都没有说过要放弃新疆，他所提出的建议，建立在1875年清廷的“天下观”基础之上。这种“天下观”在今日看来貌似荒诞，但在当时，却是清廷所竭力恪守的正统意识形态。
    晚清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艰难转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晚清国人传统政治理念向近代政治理念转型的过程。李鸿章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所持意见，正是这一转型过程中的产物。后世之国人体会不到当日观念转型期的混沌与茫然，而简单地痛斥李鸿章为“卖国贼”，痛快固然痛快，却也可悲亦复可叹。
    比较起来，左宗棠的意见则不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左因为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而在后世饱受赞誉，但事实上，李鸿章等所谓的“海防论者”也并不认为塞防不重要，其分歧不过是现有财力条件下，塞防与海防，谁该优先办理而已。与李鸿章认为海防危机更甚，应集中财力优先办理不同，在左宗棠看来，海防费用可以省去购船与雇船之费，因为福州船政局已经可以自己制造船舰，不必再动用西征的饷银；再者，即便不西征，画地而守，也不可能省出饷银供海防使用。至于李鸿章所谓海防危机重于西部边疆危机的观点，左也作了截然相反的论述，左上奏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清廷最后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即所谓“塞防与海防并重”。左也不负众望，成功收复了新疆，后世也因此多是左宗棠而非李鸿章。但在左宗棠的光荣背后，还有李鸿章的福建马尾水师和北洋水师先后全军覆没的耻辱，所谓“塞防与海防并重”，体现在数字层面，则是：1875—1884年十年间，西征和塞防军费为8000万两；1875—1894年的20年间，海防经费总共筹款为4200万两，其中一半以上用于海军建设，约1000万两被清廷挪作它用。

海防：缘起日军侵台，反又误读日本

    1874年，中日签署《北京专条》，换取日本自台湾撤军之后，李鸿章在给沈葆桢的一封书信里如此描述自己对海防现状的焦虑：
    “弟初尚拟议，番所害者琉球人，非日本人，又津案戮杀领事、教士，情节稍重，碍难比例。今乃以抚恤代兵费，未免稍损国体，渐长寇志。或谓若自启兵端，无论胜负，沿海沿江糜费，奚啻数千万，以此区区收回番地，再留其有余，陆续筹备海防，忍小愤而图远略，抑亦当事诸公之用心欤? 往不可谏，来犹可追，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尝胆，力求自强之策，勿如总署前书所云，有事则急图补救，事过则仍事嬉娱耳! ”
    日本以兵微将寡之势敢于侵台，而清廷对此竟无力作出武力上的强硬反应，显然对李鸿章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此前，李鸿章即曾在与日本使者柳原前光的谈判中不经意地流露出对自身海防力量的心虚：“今日如此办法，中国文武百官不服，即妇孺亦不服。中国十八省人多，拼命打起来，你日本地小人寡，吃得住否。大丈夫做事总要光明正大，虽兵行诡道，而两国用兵，题目总要先说明白，所谓师直为壮也。”——泱泱大国，到了要拿人多吓唬别人的地步，实在也算不得光彩。
    日军侵台将中国千里海岸线无海防的现实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参与1875年海防讨论的清廷重臣基本上都意识到了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譬如总理衙门核心成员大学士文祥，即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把对日防卫看作目下的当务之急，文祥说：
    “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尤可虑者，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叛藩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明季之倭患，可鉴前车。”
    文祥的观点，正是1875年“海防论者”们认识上的吊诡之处——文祥担忧日本为中国外患，但同时又否定其明治维新的成功，而且认为正是维新的失败，会导致大量的日本乱民流亡中土，导致明末倭乱情状再现。
    文祥的这种看法不是特例。
    前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对日本明治维新持否定态度，在回复总理衙门关于海防与塞防争论的信函里，丁称“日本之更正朔，易衣冠”是失败之举，“为识者所窃笑也”。
    江西巡抚刘坤一则将日本国君比作赵武灵王，称其因为改革“闻其财尽民愁，亡可立待”，故而甚为担心日本因为亡国之患而牵连中国——“第瘥狗将毙，难免肆毒于人。”
    福建巡抚王凯泰在给朝廷的奏折里也否定了日本的改革：“该国政令，向操之将军，专恃中国铜商贸易，以擅利权。自通泰西各国，将军不能主其权，利为西人所夺。乃复改革旧章，一从西人。又重利盘剥之，贫困几不能支，于是铤而走险，兴兵扰台。论者谓其内乱将作，终必败亡。”
    诸重臣当中，惟有李鸿章的看法比较切合当时的实际。文祥上奏之后，李随即也上奏一封，修正了文祥奏折中的谬误。李说：
    “该国近年改变旧制，藩民不服，访闻初颇小斗，久亦相安。其变衣冠，易正朔，每为识者所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民生计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
    最后，李鸿章得出结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广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之大患。
    但遗憾的是，李鸿章的这一认识并不是当日清朝高层和主流知识分子的共识，清廷高层的看法已如上述，将日本的威胁建立在否定其改革的基础之上；至于知识分子层面，陈其元的看法颇有其代表性。在《日本近事记》中，陈对明治维新做了如此描述：
    “往者，日本国王改姓二千年，国中七十二岛，岛各主为列诸侯。天皇篡国废其前王，又削各岛主权。岛主怀疑失柄，遗民念旧蓄愤，常望一旦有事，乘隙蠡起。彼昏不悟，尚复高丽怨，国中改西服，效西言，焚书变法。于是举国不便，人人思乱。”
    陈其元早年长期在江浙沿海担任县令，辞官后游历甚广。纵如此，仍将天皇与幕府混同，将明治维新视作单纯的改朝换代，进而全盘否定了日本的近代化改革。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的“海防论”，大方向自然正确，其内涵却未免有许多荒诞。

结语：切莫妄谈“卖国贼”

    李鸿章之前，魏源曾经提议：“浙海岛屿林立，而舟山居其一，以险则非门户，以富则非沃壤，以大则仅弹丸，明汤和经理沿海，并未收入内地”，实乃“化外之地”，以“重兵而守孤悬之岛”实为不智，故而建议朝廷“弃定海，移其兵民于南田，严守宁波。”（《魏源集》842 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李鸿章之后，谭嗣同亦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道：“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谭嗣同全集·报贝元征》）
    殆至辛亥以后，则有孙中山屡言：“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孙中山集外集》）

言论：左宗棠称无论重塞防还是重海防，都是爱国之举
                  
左宗棠：重海防与重塞防，“皆人臣谋国之忠”
                  
    后世给“海防与塞防之争”中的李鸿章扣了一顶卖国贼的大帽子，而高度褒赞左宗棠为民族英雄。但左宗棠当年却如此评价李鸿章等“海防论者”：
    “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习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已之私见自封者也。”

文祥：西北边疆防务情势与明代有所不同
                  
    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对日本的威胁深感忧虑，但同时又是一个坚定的“塞防论者”，其称：
    “我朝疆域与明代不同，明代边外皆敌国，故可错关而守；今则内蒙古皆臣也，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坏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如果敌寇进一步进入蒙古诸部，京师必将腹背受敌，“彼时海防益急，两面受敌，何以御之？”

彭玉麟：与其加强海防，不如加强江防
                  
    湘军水师出身的彭玉麟在此次争论中观点独辟蹊径，提出“江防论”，认为与其加强海防建设，不如加强长江防务。理由是：
    “（长江）以南北论之，则有天堑之险也；以东西论之，又建瓴之势也。据其要害，可以左右顾盼，雄视四方”。
    两广总督英翰、安徽巡抚裕禄极力赞同彭玉麟的主张。由此也可见争论之复杂，以及将塞防与海防简单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之荒谬。

盘点朝廷重臣们的意见分歧
      
    正在广东原籍养病的原江苏巡抚丁日昌认为当前应着重加强海防建设。理由是:“以理舆揆之，凡外国陆地与我毗连者，不过得步进步，志在蚕食，不在鲸吞；其水路实逼处此者，动则制我要害，志在鲸吞，而不在蚕食”。
    此外，在地方大员中，直隶总督李鸿章、办理台湾事务的钦差大臣沈葆桢、两江总督李宗义、湖广总督李翰章、福建巡抚王凯泰、浙江巡抚杨昌浚、江西巡抚刘坤一，均主张优先筹办海防。
    湖南巡抚王文韶、漕运总督文彬、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则坚持海防虽然重要，但目前应全力完备塞防。如丁宝桢的观点：“各国之患，四股之病，患远而轻；俄人之患，心腹之疾，患近而重。”对形势的判断，与李鸿章截然相反。
    在塞防论内部，又存在着重西北与重东北的区分。王文韶认为西北如果安定，则东南自固，“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勾衅于东南”；丁宝桢却主张先加强东北塞防，因为东北是清廷起家的“根本重地”，故而奏请清廷在东三省和蒙古精练马队数万人以为防御之策。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19 20:49

1876========================================
国粹主义大潮浩浩荡荡吞噬晚清改革

事件：中国正式设置驻外使馆
  
    1876年，“天朝上国”终于向西方派出了他的第一位驻外公使。
    促成此事的，是上一年发生在云南的“马嘉里事件”——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里等人到云南“考察”，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而被杀，酿成严重外交事故。最后以清廷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屈辱了结。条约要求清廷须派员前往英国“致歉”，遂有郭嵩焘以中国首任驻英国公使的身份出使英国一事。同行的还有副使刘锡鸿，后改任清廷驻柏林公使。
    这本该是近代国人详细了解西方的大好机会——无论是将其当作敌人，还是学习的对象，最基本的了解都必不可少。但遗憾的是，郭嵩焘与刘锡鸿，这两位传统士大夫面对西方文明，却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最后，刘锡鸿得胜还朝，郭嵩焘则收获了万夫所指。
    此一事件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清晰地昭示着自1840年打开国门至今垂40年来，清廷在“改革”层面，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努力以各种方式从理论上证明西洋各国的所有成就，仍然不出清廷所固守的传统意识形态的范囿，而且也“成功地”证明了清廷所固守的这一传统意识形态，仍然是具有普世性的“天下之至道”。而任何敢于挑战此节者，最后都不免沦落到郭嵩焘那般的凄凉结局。
                  
郭嵩焘：中国三代之政不如西方民主政治

    未出国门，已是“人神共愤”
    虽然驻外公使任命早在1875年的 8月份即已下达，但郭嵩焘在等待确定行期的日子里，却越来越无意出使英国。任命之初，就有舆论讽刺他此行无异于自取其辱；1876年 3月，他在总理衙门目睹了英国公使威妥玛气焰之嚣张，署中诸公俱都唯唯听训，又深有气短之感。
    此前，郭氏已屡次在公开与非公开的场合指责过朝野士大夫们的愚昧无知，一味地仇恨洋人，但又怀抱着天朝上国的矜持，死活不愿意去了解洋人，于是乎局面就成了：背后骂洋人，当面被洋人骂。这些言论，刺激了许多人脆弱的神经，自然也就招来了无尽的毁谤。
    目睹内外交困，士大夫们唯知愤愤然横议误国，郭本人也情绪恶劣，意兴阑珊，想要借病引退。但文祥等总理衙门大臣很清楚，除郭嵩焘以外，恐怕是再也找不到愿意出使之人，所以坚决不允辞职，只批病假。辞职与不许辞职的拉锯战，一直从三月持续到了七月。
    后世某段时期的近代史著作，一律将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心态描述成“义无反顾”，心意自然是好的，为着塑造一个最完美的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形象；但不惜违背史实，则未见得是著史者应有的做法。留存郭的这段犹豫，又有何妨——胞弟郭昆焘曾在一封信里如此理解兄长一意推辞出洋的心境：
    “家兄之决计乞退，实因洋务无可办法，又无可与言者，却非避出使之艰难。”
    到了 9月，慈禧决定召见郭嵩焘，以作安抚。慈禧对郭说：“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出使）实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郭嵩焘的辞职之意，至此才彻底打消。
    出发前夕的10月31日，太后再次召见郭嵩焘，安慰他说：“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听外人言语，他们原不知道什么。”郭嵩焘忍不住当着太后骂了一通主流士大夫，说他们“不知事小，却是一味横蛮，如臣家于此已是受惊不小！”
    ——这年8、9月间，在长沙参加乡试的湖南士子闻知“知名士大夫”郭嵩焘即将前往西洋，担任驻英国公使，俱都怒不可遏，天朝体制，从来都是四方蛮夷在我京师设置常驻使节，岂有天朝派遣使节常驻蛮夷之都的道理；何况郭嵩焘此行，还负有就“马嘉里事件”向英国道歉的使命，更加刺激这些“爱国士子”，他们组织聚会，痛诋郭嵩焘，并结队前往长沙玉泉山，扬言要彻底捣毁郭家的住宅，郭氏为此一门受惊不小。未出国门，郭氏就已落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
    在上海侯船期间，郭嵩焘给两江总督沈葆桢去信一封，可以窥见这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内心的波澜起伏：
    “幼丹（沈葆桢字幼丹）尚书同年大人阁下……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乃至此极，公将何以教之？”
    虽已因为这次出使而不被家乡父老当作人来看待（“更不复以人数”），郭却转而担忧：“默察天下人心，洋患恐未有已也”——自己遭遇如此，可窥天下人心，举国愤愤而无理智，洋患如何能息！
                  
    一部日记，“不知是何居心”
    1877年 1月，郭嵩焘乘坐的Travancore号邮轮抵达伦敦；4 月，正式就任驻英国公使。但到 7月即遭到国内官员的弹劾，随后又连续被副使刘锡鸿密奏“举报”。不到两年，郭嵩焘即被迫匆匆回国。
    个中原因，梁启超当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当中已说得很明白：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哎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所谓的“游记”，实名叫做《使西纪程》，是郭嵩焘自上海乘船到伦敦50天的日记，不过两万余字，由他本人整理出来之后抄录寄给总理衙门刻板刊行。结果，这本小书却引起了满朝士大夫们的极度愤慨。著名学者李慈铭如此记载这场风波：
    “《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造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于是湖北人何金寿以编修为日讲官，出疏严劾之，有诏毁板，而流布已广矣。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
    郭嵩焘本来计划到西方后，每月编成一册日记，交给总理衙门出版，用作讨论研究洋人事务之用。孰料出师不利，《使西纪程》犯了众怒，逐月编写日记的计划只好就此搁置。
                  
    承认洋人是“人”，于是成了“汉奸”
    《使西纪程》里说了些什么？
    光绪三年四月初二（旧历），参观了伦敦邮政局之后，郭在日记里写道：
    “英国行政，务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余以济国用。……远至数万里，近至同居一城，但粘信票其上，信局即为递送，每岁所入千数百万磅。……此专为便民也，而其实国家之利即具于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
    西洋国家的富强，建立在他们“便民”的基础之上——郭嵩焘对自己这一发现极为重视，进而产生了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兴趣，多次向伦敦的英、日学者及官员请教。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旧历），郭嵩焘与一干中、英友人讨论英国税务，得知英国官吏月薪 300磅以上者，也都必须同等纳税之后，感叹道：
    “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
    郭氏对这种“君民兼主国政”的民主政体很感兴趣，稍后，他兴致盎然地参观了英国下议院的运作，旁听了议员们对英国“兵部尚书哈尔谛”的种种辩驳诘难；进而还考察了英国的两党制度，殆至这一年的12月19日，在与日后出任驻德公使的李丹崖探讨英国政治风气时，郭已经俨然是一个“英国通”了——
    李氏问：英国在朝、在野两党平日和谐共处，遇到国事则各持己见，互不想让，最后投票以人多者为胜，败者平静接受结局，并无愤懑不满继续为难者，“不知何以能然？”
    郭氏如此回答：
    “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巨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久矣! ”
    “三代之治”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的终极理想，郭嵩焘却说“蛮夷”政体之优良非“三代”所能及，这种赞誉显然刺痛了国内士大夫们脆弱的骄傲，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愤怒。
    何况郭还在继续说：
    “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这段话的意思其实是说：我们有圣人，西方没有；但我们靠圣人治国，圣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众自治，却可以推衍无穷。
    “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天心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这话的意思，显然是在挑战传统士大夫们的“夷狄观”。直到光绪六年，“国家级”学者王闿运还在其《湘绮楼日记》里如此批判郭嵩焘：
    “人者万物之灵，其巧弊百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使臣(指郭)以目见而面谀之，殊非事实。”
    王闿运坚决不肯承认西方人是“人”，而坚持认为他们仅仅是“物”，不过是通了些人气，于是变得奸诈虚伪罢了。
    郭嵩焘深知王闿运的观点市场之大，光绪四年的时候，他就哀叹过：
    “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者尚无其人，伤哉!”
    郭氏远在英国，但也应当想见得到，他的这些言论，已足以点燃大洋彼岸一整个民族的知识阶层的愤怒——同行的副使刘锡鸿，即已在使馆内部高调宣布与郭彻底划清界限：
    “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
                  
    批判改革，终成众矢之的
    “汉奸”郭嵩焘却意犹未尽，终于将他批判的锋刃挥向了“同光之治”的根本重地——晚清自强改革。
    在一封自伦敦寄给李鸿章的书信里，郭嵩焘对自强运动领袖彻底否定了以仿造“坚船利炮”为核心的晚清自强运动：
    “……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乡僻壤。……一闻修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
    与此同时，国内士大夫对郭的攻击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个开明人士，也上疏弹劾郭嵩焘，说道：
    “《纪程》之作，谬轾滋多。朝廷禁其书而姑用其人，原属权宜之计。……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于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非特损国体而已。”——意思是说：朝廷禁掉郭嵩焘的书，还继续任用他，恐怕无法给汹涌的“民意”一个交待。
    朝廷的“交待”于是应运而生。曾慰言“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的慈禧太后，这一次的诏书却声色俱厉：
    “本应立予撤回，严行惩处，以示炯戒。姑念郭嵩焘驻英以来，办理交涉事件，尚能妥为完结……倘敢仍怀私怨，怙过不悛，则国法其在，不能屡邀宽宥也！”

刘锡鸿：洋人强盛是因为学习了我们的末节

    同使西方，结论南辕北辙
    随郭嵩焘一同出使的副使刘锡鸿，后来成了中国的第一位驻柏林公使。这位广东番禹人在咸丰同治年间只在刑部做过员外郎一类的小官，并无郭氏在朝在野那般显赫的名声。其能成为使团成员，缘自个人自荐和郭氏的举荐。
    但出洋之后，郭氏很快就开始后悔自己举荐了刘锡鸿，他在日记中写道：“公使涉历各国，正当考求其有益处，不似刘钦差身行数万里，见闻尽广，一意反手关自己大门。”郭嵩焘认为，刘锡鸿的种种举止，动机在于：“其心必不欲使中国窥见西洋好处”。
    与郭嵩焘类似，刘锡鸿出使期间也写下了一本《英轺私记》，详细记录了他眼中的西方世界，以及他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解读。
    于是，历史留给了后人中国近代最意味深长的一幕喜剧：郭嵩焘与刘锡鸿，相同的知识背景，相同的旅程与游历，但最后，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却完全南辕北辙——郭嵩焘赞誉西方民主政体远胜中国上古三代之政，刘锡鸿却说：“今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需要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才能得出“英国富强是因为学习中国”如此荒唐的结论？
                  
    荒唐逻辑，西方文明是中国“圣教”所结出的果实
    刘锡鸿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荒诞之处。
    富丽堂皇的白金汉宫，整齐干净的城市街道，彬彬有礼的伦敦市民，以及风驰电掣的列车、光怪陆离的化学实验……如此种种，一种完全陌生的鲜活的先进文明，被放置在传统士大夫出身的刘锡鸿面前，他的认知系统所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无非有二，或者承认西方文明是先进文明，如此就必须放弃传统的“夷夏观念”，放弃天朝在“开化层面”坚持了数百上千年的自尊和骄傲；或者是找到某种逻辑，将这种西方文明纳入到中国传统的“夷夏”文明系统中来，重新肯定“圣人之教放之四海而皆准”。
    刘锡鸿很自然地选择了第二种方式。他用一种自己所特有的“逻辑”，把他所见到的西方文明，统统解释成中华传统孔孟圣贤之道的产物，进而由此“成功”捍卫了“华夏文明”的中心地位。
    刘的具体“逻辑”是这样的：
    首先，他承认自己所见到的英国政治风俗有值得称道之处。他在《英轺私记》里描述道：英国的政俗，除了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不讲究以外，其余贵贱层级与中国无异；而且没有闲官，没有游民，没有残暴不仁之政，到伦敦两个月，出门很多次，未见人语喧嚣，也没有见到神情愁苦的落魄之人。
    但刘的笔锋忽而一转，说道：如今西洋的风俗，“以济贫救难为美举”，这其实是中国的圣人们所推崇的“仁”的一种表现；西洋人还重视“仗义守信”，这其实则是中国的圣人们所推崇的“义”的一种表现。进而，刘氏对洋人提出了自己的殷切期望：如果他们能够将这些他们所了解的圣人之道继续发扬光大，那么，他们就可以在文明层面上步入更高的境界，并创造出一个雍容齐整的和谐社会。
    如此，刘锡鸿就把西洋文明的全部成就，都纳入到了孔孟圣贤之教的名下。接着，他“解释”了西洋人为什么会懂得中国的圣贤之道：“我大清乾隆以前，遐荒效顺，重洋慕化……今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于是乎，刘锡鸿不但消解掉了西方文明给自己的认识结构所带来的冲击，而且还重新获得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西洋文明愈强盛，就愈能“证明”中国“圣教”辐射四海的强大。最后，这种“逻辑”诡异到了这样一种程度：西方文明越是先进，就越能证明“圣教”的光荣正确，也就越能证明我泱泱中华“用夏变夷”的能力之强大，愈能证明我泱泱中华是当仁不让的“天下”文明的中心。
                  
    西方只学到“圣教”皮毛，中国无需向其学习，更无需改革
    刘氏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西方政俗是好的，而且同样是中国“圣教”的产物，那么，中国可不可以学习西方文明呢？
    刘氏的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他一再提及“西洋之政……与我中国致治之道多有暗合者”，但在他看来，西洋人对“圣教”的理解仅仅是皮毛而已，与我泱泱中华对“圣教”的深刻认知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数十大圣继起其间……其言理之深，有过于外洋数倍者。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强为强……彼之以为无用者，殆无用之大用也夫！”
    既然西方的强盛是“圣教”的功劳，而且洋人所学的只是“圣教”皮毛，不值得学习，那么，该如何挽救国势的糜烂与颓唐呢？刘锡鸿的意见是：现在朝中洋务官僚所讲求的“西学”，不过是低级的“百工技艺之学”，治国的根本，在于“端正士习人心”——如果抽去言论背景，刘氏这段话今日看来仍然不无道理：“岂政令不讲，民生不恤，而惟船炮机器是恃，遂足治天下邪？”
    郭嵩焘也在批评洋务官僚只讲究“船炮机器”，但郭批评的立足点是：西方民主政治有许多更值得学习的地方，这才是自强之道。而刘锡鸿批判洋务官僚只讲究“船炮机器”，却是为了肯定自己这一政治立场：“祖宗旧法皆有深意……悉去其旧日之所无，尽还其旧日之所有，即此可以复治。”——只要剔除现有政治中祖宗之法里没有的，恢复祖宗之法里被遗弃的，天下即可大治，如果还改弦更张搞什么深度改革，则“惊扰之甚，祸乱斯生”，必至天下大乱。
    刘氏还举例说：“我乾隆之世，非有火车，然而廪溢府充，民丰物阜，鞭挞直及五印度，西洋亦效贡而称臣。”所以，中国不需要改革，只需要回归“祖制”；不需要学习西方，只需要认真学习“圣教”。
    因为：“圣教”放之四海而皆准。

结语：国粹主义的市场有多大？

    《使西纪程》毁板后不到一年，赞扬西洋政俗开明，批判自强改革太过肤浅的郭嵩焘即从公使任上被撤回，此后，虽屡有封疆大吏如沈葆桢等极力推荐，亦未能再获起用。
    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态，将西方文明解释成“圣教”之成果，要求固守祖制，反对改革的刘锡鸿，回国之后则做了光禄寺少卿。
    殆至1900年，当整个北中国被一种狂热的国粹情绪所笼罩之际，有刑部郎中左绍佐又记起了1876年曾引发举国公愤的郭嵩焘，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疾呼：
    “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
    此时，距离郭嵩焘去世已有十年之久——那是在光绪十七年，李鸿章等人请求朝廷按例给郭嵩焘立传赐谥，朝廷的答复是：
    “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在朝廷给去世的郭嵩焘如此一个答覆之后十年，它们给了世界另一答覆——
    漫山遍野的“义和团”。

言论：郭嵩焘致信李鸿章，质疑“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
                  
威妥玛：不管百姓死活的洋务自强改革无前途
                  
    郭嵩焘在伦敦期间，记录下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对自己所说的一段“肺腑之言”。
    威妥玛说：中国地广物丰，人力充足，但“须从国政上实力考求，而后地利人才乃能为我用，以收其利益”,威氏对正在进行中的洋务运动不屑一顾，“购买西洋几尊大炮、几支小枪，修造几处炮台，请问有何益处？近年稍知讲求交接来，而于百姓身上仍是一切不管，西洋以此知其不能自立。”

傅兰雅：洋务改革“不过挨延岁月而已”
                  
    出国之后，郭嵩焘得以从傅兰雅处了解到洋人眼中的“洋务运动”为何物。
    傅告诉郭嵩焘，他1874年在上海见到两件事，令他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极为悲观。一是日本兴兵侵台期间，朝廷派了一艘兵轮前往吴淞江口驻扎，以备不测。待至吴淞口，全船 300余官兵大部分都逃跑了，仅剩20余人。一是前往江南制造局铸枪厂，见一童子“开通内膛”的方式不对，傅告诉他这样做不行：“此当开通内膛，舍长用短，是不求通也。”童子反而回答：“不过挨延岁月而已”，要傅别多管闲事。傅感叹，洋务改革也“不过挨延岁月而已”。

《泰晤士报》：郭嵩焘离职是中国的大损失
                  
    郭嵩焘刚被任命为驻英公使时，总税务司赫德即从北京向英国政府发函，称郭“为一诚实君子，识见明达，具有决心，但终为一中国人”。
    至郭嵩焘离开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写道：
    “郭去曾（纪泽）继，吾人深为惋惜。郭氏已获经验与良好之意见，此种更调实无必要，对于其国家将为一大损失。”

郭嵩焘：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富强之理
      
    洋务自强改革的基本要点是创办“国企”，轮船招商局即是其中一例。郭嵩焘对此非常不以为然，在一封给李鸿章的书信里，他批评这一“国企”之路：“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
    郭赞扬西方民富则国富的立国之道：“泰西立国之势，与百姓共之。……民有利则归之国家，国家有利则任之人民，是以事举而力常有继，费烦而国常有余。”
    继而批评洋务运动误入歧途：“然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相反。……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
    郭嵩焘思维的超前，在1876年的中国绝无仅有。但郭也有他坚持传统的一面，譬如，他对西方国家的工人罢工一事就颇不以为然，他说：
    “去年美国火轮车工匠毁坏铁路……盖皆以工匠把持工价，动辄称乱以劫持之，亦西洋之一敝俗也。”
    郭认为西方政俗的最大局限在于民意太泛滥：“泰西政教风俗可云美善，而民气太嚣”；“德、意、西、俄屡有暗杀君主、大臣之事，亦是泰西巨患。”
    所以，郭嵩焘的意见是：虽行民主，但也要“略存君主之意”，如此，才能够稳定人心，坚固国本。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19 20:49

1877===================================
真相无处安置：帝国司法的隐秘逻辑

事件：杨乃武小白菜案进京翻案成功
   
   本年，浙江官场发生巨大人事地震，自巡抚杨昌浚而下，大批地方官员落马。
    事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873年杭州余杭县一个豆腐坊伙计葛品连的突然病故。四年之后，这一正常死亡，演变成了“晚清四大冤案”之首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并将晚清司法体系运作的内在逻辑暴露无遗：
    (1) 即使地方官员无意主动制造冤案，但体制自身本就有制造冤案的能力；
    (2) 身处这种司法体系下的地方官，遂普遍不关心案件真相；
    (3) 这种司法体系下，为冤狱翻案的朝廷也不关心真相，而只关心符合朝廷需要的“真相”。
                  
冤案的逻辑：地方官考量的是乌纱，不是真相

    “同食教经”惹下流言，为冤案埋下祸端
    葛毕氏（市井间称“小白菜”）与葛品连于同治十一年结婚后，租住在杨乃武家的出租房内。这段时期，葛品连每日去豆腐作坊做工，时常夜宿店中。葛毕氏闲来无事，时常向举人出身的杨乃武求教读书识字，有时还在杨乃武家一同吃饭。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次年夏天葛氏夫妇搬走。
    葛毕氏容貌姣好，杨乃武举人出身，二人这种关系在当时委实有些过于亲密。一开始杨乃武之妻大杨詹氏健在，街坊间尚无流言；殆至同治十一年九月，大杨詹氏难产去世，而杨乃武与葛毕氏“同食教经”如故，流言于是渐渐泛滥四起。
    杨乃武与葛毕氏之间的“奸情”，日后成为刺激晚清至民国市井文化娱乐消费的“长效春药”。但二者关系之清白，应该是可以肯定的。首先，葛品连闻知流言后，曾多次夜潜回家在房檐下监视，并未窥见二人有进一步的逾越之举；其次，当年刑部否定了浙江巡抚衙门对二人存在“奸情”的指控，这说明，穷浙江巡抚衙门之力，也未能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实二人的“奸情”。
    但市井间的流言，却成了杨乃武葛毕氏冤案的导火索。葛品连病故，其母沈喻氏被人“提醒”，怀疑其死于谋杀，盘问葛毕氏无果后，即向余杭县衙申请验尸。在一连串的不符合“标准”的验尸程序之后，得出葛品连疑似砒霜中毒而亡的结果。余杭知县刘锡彤又在街坊间闻知杨乃武与葛毕氏的流言，遂断定葛品连确系被人毒杀，冤案就此成型。
                  
    地方惰于核实案情细节，乐于凭主观判断确定“凶手”
    清朝“圣谕”高度强调“州县所司，不外刑名、钱谷。而刑名之重者，莫若人命”。清律规定：州县官必须在受害者或被害现场或尸体发现处亲自并及时验尸。若因其延误而使尸体发生变化，妨害验尸结论，该州县官将被处以杖刑六十。若本地州县官因公外出，则邻近地区州县官有责任代其验尸，无正当理由拒绝代为验尸者，将降官三级调用。
    余杭知县刘锡彤带领仵作沈祥、门丁沈彩泉赶去验尸时，尸体已经开始肿胀变异：口鼻内有血水流出，躯体软而不僵；指甲和趾甲呈暗灰色。仵作沈祥缺乏专业素养，将口鼻内有血水流出写成“七窍流血”，将指甲和趾甲的暗灰色写成“青黑色”；门丁沈彩泉居然也有资格参与验尸，并根据“个人经验”，做出了葛品连中砒霜之毒而死的结论。
    按照清律规定，知县刘锡彤有责任亲自按照标准验尸教材《洗冤集录》一一核对仵作的验尸报告。《洗冤集录》里说：“服砒身死者牙根青黑，七窍迸血，嘴唇翻裂，遍身发小泡。”且不论《洗冤集录》是否精准，但很显然，葛品连的尸体并不符合这些特征。而且，在此之前，葛品连的亲属和邻居等许多人都见过未变异的尸体，只要略加询问，即可澄清葛品连是否中毒而死。但刘锡彤显然认为这些进一步的求证都没有必要，他在内心深处，已然将杨乃武与葛毕氏的“奸情”和葛品连的死，很自然地联系到了一起。
                  
    发现案情存在疑点，反不求真相而忙于凑齐“证据链条”办成铁案
    葛品连的“死因”被确定之后，刘锡彤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寻找支持这一“死因”的证据，并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首先需要的就是葛毕氏的供词，在刘锡彤的案情规划里，葛毕氏已经被确定为因奸谋夫的凶手，所以，他的讯问直奔“毒从何来”。
    葛毕氏没有下毒，自然无从回答毒从何来。刘锡彤现场讯问无果，遂将其带回县衙严刑拷打，据当年《申报》披露，葛毕氏所受之刑乃是“烧红铁丝刺乳，锡龙灌水浇背”，这种流传至今的“国粹”，其残忍程度可见一斑。
    酷刑之下，什么样的供词都不难得到。站在葛毕氏的角度——刘锡彤既已“确认”葛品连死于毒杀，自己又被“确认”为凶手，而市井间沸沸扬扬的自己与杨乃武的流言，葛毕氏必然也是知道的，于是乎，诬攀杨乃武，就成了葛毕氏在酷刑之下，“理所当然”的选择。
    举人杨乃武随后被带至县衙。按照葛毕氏的口供，杨系十月初五给了她砒霜，但杨乃武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十月初五因事外出，并不在余杭城内。案情开始出现重大疑点，严重偏离刘锡彤“经验丰富”的“主观判断”。倘若刘锡彤能够抛弃先入为主的成见，及时重新审视案情，这一冤案或许可以就此打住。
    但事实是：杨乃武的举人身份让刘锡彤颇为恼火，因为按照清律，他无权对一个举人动用酷刑。刘采取的手段是将案子上报杭州知府衙门，要求革去杨乃武的举人身份。为掩饰己过，刘锡彤压下了杨乃武所提供的一连串证人的证词，未将其收入卷宗上呈知府衙门。
    于是乎，杨乃武丧失了举人身份。酷刑之下，要什么就能有什么。只不过这一次动用酷刑的，换作了杭州知府陈鲁。杨乃武承认下毒之后，证据链条完整性的下一环就是砒霜的来源。杨只得攀诬了一家名为爱仁堂的药铺，并指认卖给自己砒霜的药铺老板名为“钱宝生”。
    案情至此似乎已经水落石出。孰料传唤到堂的爱仁堂老板供称：自己并不叫“钱宝生”，而叫钱坦；更是从未卖过砒霜给杨乃武。案情至此再次出现重大疑点，倘若当时官员能够摒弃成见，重新审视案情，则冤案仍有可能澄清。但刘锡彤反而前去“诱供”证人钱坦，承诺只要他指证杨乃武，保证不追究他的任何责任，并威胁说：杨乃武已全部招供，如果钱坦拒绝指认，则有包庇之罪。如此，钱坦的“证词”也顺利到手了。一场证据链条完美的冤狱，就此完全成型。
                  
    “暗访”成“明察”，上级衙门把关功能形同虚设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杭州府判决：葛毕氏因奸谋杀亲夫，处以凌迟之刑；杨乃武授意谋害他人亲夫，处以斩立决。这一判决被上报至浙江按察使衙门，请求批准。
    浙江按察使蒯贺荪也是举人出身，对杨乃武放着大好的举人前途不顾，而为一个女子赔上自己的身价性命多少有些怀疑。但蒯贺荪为了省事，并未仔细核对案卷材料，而仅仅是把负责此案审讯全过程的余杭知县刘锡彤找来询问了一番。自然，刘锡彤给予按察使大人的，必然是拍着胸脯的无冤情的保证。于是，卷宗里那些疑点，譬如钱坦从未叫做钱宝生，就这样轻易地从按察使衙门滑过去了。随之，案卷被送至浙江巡抚衙门。
    巡抚衙门是掌管一省事务的综合性衙门，事务繁多，在刑狱方面把关的能力和精力上，自然都不如专门负责刑名事务的按察使衙门。巡抚杨昌委派了一名候补知县去案发地做了暗访。而这名候补知县，则把暗访办成了“明察”——他在余杭县的一切行动，都依赖造就冤狱的知县刘锡彤安排。其结论，自然可想而知。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浙江巡抚杨昌浚以杭州府所判决的原罪名，将案件上报给了朝廷。

翻案的逻辑：朝廷考量的是政治，不是真相

    朝廷接到浙江巡抚的案情汇报的同时，也接到了杨乃武之姐杨菊贞进京上访的申冤材料。上访期间诸多曲折艰难，此处略过不提，结果则众所周知：在朝廷持续长达一年多的压力之下，光绪二年十二月九日，刑部在北京海会寺公开开棺验尸，结论是：葛品连周身大小骨殖均呈黄白色，确认并非毒而死。
            
    冤不冤是一个问题，平反不平反是另一个问题
    开棺验尸之后，冤案与否已经不存在争议。但朝廷如何决策，显然与真相无关——大批重量级的官员反对给冤案平反，譬如：虽然毒杀葛品连之罪已经洗清，刑部尚书桑春荣却继续嘱咐相关人员“研讯杨乃武、葛毕氏，强其自伏通奸罪”，仍然希望以此罪杀掉杨乃武与葛毕氏。
    另一位刑部尚书皂保则认为：一手制造冤案的余杭知县刘锡彤，是大学士宝鋆的“乡榜同年”，所以必须保住刘锡彤。
    反应最激烈的，或许是新任四川总督丁宝桢，他闻知验尸结果后大怒，在去四川上任之前，大闹刑部，“扬言于朝”，称：“葛品连死已逾三年，毒消骨白，此不足定虚实也”，认为刑部的验尸结论不足为凭，案件仍应维持原判。并威胁刑部尚书桑春荣：如果这样的铁案都可以翻过来，那将来就没有人敢做地方官了。
    ——值得一提的是：丁氏曾因擅作主张处死慈禧宠爱的太监安德海而以刚正之名享誉朝野。
    朝廷最终宣布杨乃武葛毕氏无罪。但这个判决并没有获得朝廷内部重臣的认可，左宗棠即是其一，他迅速找到机会，将在此案中被朝廷免职永不叙用的的前浙江巡抚杨昌浚再度保奏出山，以示抗议。杨昌浚此后历任要职，直至陕甘总督、兵部尚书、太子太保。
    一桩明明白白的冤案，为什么会出现诸多朝廷重臣反对平反的局面？
                  
    朝廷的用意：打压地方督抚，重塑中央权威
    杨乃武一案进京上访后得以翻案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商人胡雪岩的资助，为上访提供了经济后盾；杨乃武的举人身份带给了他一张科举时代的官场关系网——由“同年”的帮助，到浙江籍京官的联名上书，最后到帝师翁同龢出面，案情直抵宫闱，这一申冤脉络得以形成，全赖杨乃武的举人身份；此外，《申报》对案情做长期持续的跟踪报道，在民众中造就舆论压力，也是重要因素。
    但是，促使朝廷连续下发十三道谕旨，一再将此案发回重审，直至开棺验尸的关键动力，并不是草民冤情的真相，而是政治上的考量：朝廷希望借此收回死刑裁判权，敲打地方督抚，重塑中央政府的权威。
    刑部重审结案前夕，御史王昕所提交的一份奏折最能体现朝廷的这一用心。
    王在奏折中严厉指责浙江官员“徇情枉法，罔上行私，颠倒是非”，斥责巡抚杨昌浚“藐法欺君，肆无忌惮”；进而推及所有地方大员，担忧“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建议朝廷严惩杨昌浚等官员，以此扭转疆臣藐法欺君之局面，“以伸大法于天下，以垂炯戒于将来。庶大小臣工知所恐惧，而朝廷之纪纲为之一振”。
    朝廷很欣赏王昕的这道奏折，下发谕旨批示说：“各省似此案件甚多”，命刑部“彻底根究”。
    王的奏折是秉承帝师翁同龢之意而写。作为扭转杨乃武一案的关键人物，翁同龢此前曾对恭亲王如此说道：“冲龄之至，太后垂帘，是所谓‘孤儿寡母，的局面，弱干强枝，尾大不掉，往往由此而起。征诸往史，斑斑可考。王爷身当重任，岂可不为朝廷立威?”
    太平天国之后，地方督抚坐大，死刑裁判权也由中央下落到地方。朝廷既然希望“立威”，则案情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得出符合朝廷需要的“案情真相”，换言之，即使此案地方官员并未错判，倘若朝廷一意坚持，最后的真相仍然只能是朝廷需要的那个“真相”。由此，地方督抚如左宗棠们的不满，也就不难理解了。
                  
    绅士的特权：杨乃武与葛毕氏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在举人杨乃武亲人们的进京上访之路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贵人”，他们中间有杨乃武的同学，有胡雪岩这样的大商人，有大批浙江籍的京官。没有这些人，杨乃武的家人上访次数再多，他们也不可能获得帝师的注意，更不可能得到多达13道重审的谕旨。
    这是一名绅士，在帝国司法体系里所能够拥有的特权。
    与杨乃武及其亲属坚持不懈的上访形成对照的，是葛毕氏自始至终的沉默。自酷刑诬服之后，直到冤情洗刷，葛毕氏安于命运的不公，始终不曾要求申冤。
    所以，案件在屡次发回重审之后，演变成了两个支案：一个是“民妇葛毕氏因奸毒毙本夫葛品连”案；另一个是“革举杨乃武因奸商同奸妇毒毙本夫”案。
    葛毕氏是真正的草民，她没有杨乃武那种举人身份带来的人脉资源，所以，她不上访，也不申冤。结果，也确实没有人顺道替她申冤，无论是在京浙籍官员，还是秉承圣意的御史，他们的奏折里只叙述杨乃武之冤，而始终未提葛毕氏之屈。相反，他们甚至认为葛毕氏确有毒死本夫葛品连之罪，说她“迹近狭邪，丑声早著”。连杨乃武也持这种态度，在为第二次进京上访而写的呈词里，杨乃武开篇即说：“上年十月初九日，有葛毕氏毒死本夫葛品连身死一案”，继而诬告葛毕氏，说她曾经有过赖婚的先科，并与他人存在奸情。
    舆论同样不利于葛毕氏。《申报》1876年的一篇报道里，即如此描述葛毕氏：“平生滥与人交，据其自或谓所私者，可坐四五席云。”如果没有最后的开棺验尸证明葛品连没有中毒，那么，此案的最终结局很可能就是：葛毕氏毒死本夫，攀诬举人杨乃武。
    帝师夏同善曾就此案对两宫皇太后说过：“此案如不究明实情，浙江将无一人读书上进。”这是针对“绅权”而言的，当然也是意味着：帝国之内，连进京上访，也成了绅士们的“特权”。

结语：民为邦本，安有日残其民而求其邦兴旺之理!

    晚清时期，如杨乃武葛毕氏这般的冤案不可胜数，但很少有案件能够像此案这般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力。这跟当时《申报》长期的跟踪报道密不可分。杨乃武案最终能够突破“才子佳人”与“奸杀毒毙”的低级趣味，而上升到对晚清司法体系的制度批判，《申报》功莫大焉。
    譬如：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日申报刊登《论余杭县案》一文，即批判朝廷将上访案件发回原地方衙门重审，其实是变相阻塞上访之路。文章说：
    “现在民人参冤，则上司每委原问官复审，该民既已被原官刑迫，而使之再经其刑迫，此事实如杜禁上控，……所谓回护者即为此也。中国刑讯之枉民，于此而尽包括其中。”
    再如光绪元年二月十四日刊登的《论复审余杭案》一文，则直指帝国司法制度以刑讯百姓为能，文章说：
    “……盖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岂有听人日残其民而犹望其邦之兴旺乎? ……喜用非刑。纵用非刑之人均得高位，岂百姓反该受此惨刑乎？”
    可悲的是，这样一场举国瞩目的大案，并未能够促成晚清司法体系的转型。殆至1906年清廷参照西方“三权分立”模式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时，辛亥年已然触手可及。
            
言论：沈葆桢称晚清冤案迭出是制度问题
                  
马建忠：西方富强缘自其先进司法政治制度
                  
    马建忠于1876年被李鸿章派往法国学习国际法。他于1877年致信李鸿章，谈及所耳闻目睹的西方司法：
    “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扩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
    马氏将西方的强富归结于其先进的司法政治制度，“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灿然可观”。此时，国内正因为杨乃武葛毕氏案而朝野嚣然。

刘锡彤：我已拼老命了
                  
    葛品连尸体北上时，朝野流言纷纷，说有讼师设计，盗易尸首等均有之。余杭知县刘锡彤也随之抵京，自恃年老，咆哮万状，录供时大喝司官糊涂，谓“奉旨来京，督同检验，非来就鞫”。
    但门丁沈彩泉畏罪情虚，供出当日草率验尸及其后为掩饰误判而屡次作伪。刘锡彤对此怒不可遏，上前奋拳相殴。刑部官员叱斥阻止，刘锡彤摘下帽子往地上一掷，称：“我已拼老命了，你们参革我，随便处置我好了”。以后再有问话，皆瞠目不答。

《申报》：开棺验尸后围观群众高呼“青天有眼”
                  
    《申报》最初介入杨乃武葛毕氏一案，颇有迎合市井猎奇之意，但随着事态的进展，报纸的报道越来越具有新闻监督性——连续追踪三年，刊文60余篇。
    1877年 4月，《申报》专门派访员到北京验尸现场采访实况，发表了题为《刑部审余杭案后》的消息，详细描述开棺验尸的细节——
    “验尸后，案情大白，刑部承审官员已当场确认葛品连是病死。寺庙中，观者欢呼雷动，大叫‘青天有眼’。”

沈葆桢：冤案迭出背后有制度因素
      
    洋务重臣沈葆桢对朝廷大规模处置浙江官员表示不满。在给朝廷的一封奏折里，沈将晚清冤案迭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司法制度的缺陷。沈说：
    “考察各省司法，许多县一个仵作都没有，出现命案往往不得不求助邻县，许多时候县衙无法开验，只能束手无策。马快则往往人数不足，在任的也多是滥竽充数，遇到大案，也是束手无策。”
    仵作相当于今日之法医，马快相当于今日之警员。沈葆桢把仵作和马快在县一级衙门普遍配置不到位的原因归结为朝廷坚持对仵作、马快作身份歧视，视之为“贱民”，故而：“稍有一技之长者，即不愿意终身从事此业，更不想自己的子孙后代继续作贱民”，自然没有高水准的仵作，也不会有尽职尽责的马快。
    所以，沈葆桢建议朝廷提升仵作和马快的身份，“仰恳天恩，饬部核准，将仵作照刑科书吏一体出身，马快照经制营兵一体出身”。
    但沈的这一建议，遭到了著名学者李慈铭的激烈批驳，李说：给他们提升一点工资也就罢了，要提升他们的身份，使他们“俨然入官，与士大夫齿，尚成事体乎！”
    这诚然是个绝妙的讽刺，李慈铭似乎忘了，“士大夫”杨乃武正是因为仵作的不合格的缘故而蒙冤的。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19 20:50

1878=======================================
丁戊奇荒：民族主义消解了农民起义

事件：丁戊奇荒

      这是一场被清廷官员称之为“此千古奇灾，是铁石心肠亦当泪下”的大饥荒：从1876年到1879午，整整持续四年；囊括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上亿人受灾，至少 1千万人饿死。其中尤以1877、1878年为最烈，因其两年干支纪年分别为丁丑、戊寅，故而史称“丁戊奇荒”。
    这场饥荒，对囊空如也的晚清政权而言，是一场巨大的考验——传统农业帝国下的“荒政”早已在天国之乱后被肢解得支离破碎，近代社会救济和保障体系又远未建立。但吊诡的是，如此惨烈的饥荒，前后四年，虽有不计其数的小规模民众暴动，但最终竟然没有一起暴动发展成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在政府控制力无法深入社会最底层的晚清时代，这简直是个奇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迹？
                  
洋人：山西饥荒如地狱，为何无人抢富户？

    李提摩太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于1870年来到中国。1876年，丁戊奇荒由山东发端，李提摩太恰在山东传教，遂由此开始了他与整个丁戊奇荒相始终的漫长而艰辛的救灾行动。
            
    山东饥民请求李提摩太带领他们暴动
    灾荒到来的那个夏天，李提摩太身处山东青州。灾情在五月份已相当严重，平民已经开始群起“吃大户”，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很不错，便组成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
    李提摩太在日记里留下这些抢大户及卖儿鬻女的记载的同时，自身也未能置身饥荒之外，其洋人身份，成了饥民们努力争取的“宝贵资源”：
    “六月三十日这天，两位学者来拜访我，他们都是秀才，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一个来自寿光，另一个来自益都。我太忙了，没空接待，他们约定第二天再来。第二天，他们一进门就跪下了，请求做我的弟子。交谈后，我弄明白了，他们两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房子，并且有数不清的人准备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诉那两位民众代表说，我从来没想到要干这种事情，因为那只会加重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暴动一旦开始了，没有人知道会如何收场，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规模流血。我建议他们采取建设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破坏来改善人们的处境。”
    类似的情节不止一次发生。七月三日晚上，青州东面某个村镇也派了代表前来邀请李提摩太去做他们的起义军领袖。出现这种现象是有原因的，但李提摩太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官府正极力镇压饥民抢大户，饥民们则认为官府害怕洋人；在他们看来，由洋人带领他们去抢大户,可以抗衡来自官府的镇压。
    李提摩太没有答应成为饥民们的领袖，而是在山东做了一年多的赈灾工作。直到1877年秋天，更严重的山西饥荒的消息传来。
                  
    李提摩太困惑山西民众身处人间地狱，何以却没有人抢劫富户
                  
    李提摩太日记所呈现出来的1878年的山西，是一个真正的人间地狱：
    1 月29日，太原以南 140里：
    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碰上一个葬礼: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去的大约十岁的儿子，她是惟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丧者，把孩子放在了城墙外的雪地里。
    l 月30日，距太原 270里：
    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一个衣服鲜亮，但却死于饥饿。往前走没几里路，发现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走在我们前面，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
    1 月30日，距太原 290里：
    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对其中的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随处可见肥胖的野雄、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却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当我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时，遇到一位老人，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说：“我们的骡子和驴都吃光了，壮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
    2 月 l日，太原以南 450里：
    半天内就看见了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女尸。一具躺在一个敞开的棚子里，赤身裸体，腰上缠着一条带子；一具躺在小河沟里；一具浸在水里，由于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躺在路边的一个洞口旁；还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鸟兽撕碎，吃掉了一半、还碰上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手持拐杖蹒跚而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另一个年轻人背着他的母亲——她已经没力气走路了，看见我盯着他们，年轻人便向我求助，这是我离开太原后首次有人向我乞讨。
    2 月 2日，太原以南 530里：
    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挥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
    ……
    长期行走于饥饿和尸体之间的李提摩太，为一个问题所深深地困惑：为何社会仍然“秩序井然”？他自己最终提供给自己的解释是——
    “我一直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抢劫富户。今天这个疑问有了答案：每一个村中都贴了告示，宣布巡抚有令，任何人胆敢行凶抢劫，各村镇首脑有权对抢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现象出奇地少。大家都听天由命，我惟一看到人们流眼泪的场面是在母亲们埋葬她们的孩子的时候。”
    但是，李提摩太似乎忘了——山东巡抚衙门采取了同样的镇压措施，但仍有民众不断地在抢大户，而且还希望找一个洋人做他们的领袖，充当保护伞。
                  
    天灾背后有人祸：遍地鸦片导致山西无储粮富户可抢
    李提摩太未能窥见山西民众不抢大户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他并不了解此次灾荒真正的起因。持续的大旱固然是饥荒最重要的原因，但人祸的权重同样不容忽视——
    1859年清廷颁布《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国内鸦片种植由此合法化。短短十余年之后，山西农民“弃田之半以种罂粟”，而且因为种罂粟比种粮食挣钱，“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到光绪初年，山西已成为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御史刘恩溥说山西的状况是“数十万顷膏腴之田，几无树艺五谷之土”；时人估计：“自罂粟盛行，每县之田种罂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张之洞也说：山西遍地种植鸦片，“几于无县无之”。
    大量的耕地和劳力转移到鸦片种植上去的后果，是山西本省粮食产量迅速下降。《申报》当年就曾分析过：“山西自广种罂粟以来，五谷所产渐少，民间毫无盖藏，一遇旱荒立见奇拙，此尚谓害而不由于罂粟，其谁信之?”
    鸦片种植的泛滥，虽以山西最烈，但并不是山西特有的现象。同属灾区的河南、山东，也是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最终，这种畸形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灾荒时期民间难寻储粮大户，自然，李提摩太也就很难在山西看到他所预期会看到的那种抢大户的景象；更何况，李提摩太抵达山西的时候，饥荒已经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山西境内屈指可数的有粮大户早已被迅速抢光了。
    真正需要后世深刻反思的，是另一个吊诡的问题：这样一场波及上亿人、几乎覆盖整个北中国的大饥荒，它引发了无数的暴力事件、群体事件，但最终，竟没有从这众多的暴力群体事件中衍生发展出一两场所谓的“农民起义”（所谓“起义”，区别于一般性的无政治诉求暴动）。
    如果我们把“起义”简化定义为“有政治诉求的暴动”的话，那么，不妨将这个吊诡的问题换一种思考角度：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里，中国的乡绅士大夫们在哪里？他们和谁站在一起？
    ——作为传统农业中国底层社会的直接整合者，乡绅士大夫们的参与，是农民暴动升级为“起义”的最关键的因素——他们的学识为政治诉求的提出提供了可能；他们的社会关系则会成为势力整合的核心纽带。

士绅：拯救沦陷于洋教的儿童远重于赈济灾民

    1877年阴历 2月下旬，苏州绅士谢家福刚刚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押送一批饥民从南方返回他们的原籍。在归途中，谢家福听到了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山东赈灾的消息。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敏感性立刻让谢家福紧张了起来，他后来在日记中补记道：
    “（得知洋人赈灾的消息）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不能无动于衷。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己。”
            
    担心洋人借赈灾收买人心
    在这样一种“耿耿于怀”的情绪支配下，谢家福当即给自己熟识的一批江南士绅们集体写信，强调必须对洋人在中国的赈灾行为采取措施。谢认为：
    “西人在山东赈灾，打的是救灾恤邻的幌子，暗地里干的是收拾人心的阴谋。若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导致民心流失，异教横行，终为中国之大患。”
    谢氏进而建议，应该在赈灾问题上与洋人展开竞争战斗，“跟踪济赈”，追踪洋人救灾的路线，以赈灾对抗赈灾，非如此不足以防止洋人骗走国人的民心。谢认为，这件事情是所有有良知的爱国士大夫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并为此慷慨赋诗一首：
    大兵之后又凶年，国计民生孰见怜？安得赈钱三十万，管教压倒慕惟连！
    慕惟连和李提摩太一样，是西方传教士在山东赈灾的代表人物。
                  
    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
    在谢家福看来，抵抗洋人借赈灾收买人心的首要之务，是与传教士在收养饥荒受灾儿童方面展开竞争。他在1877年 5月 4日给好友李金镛的一封信中提写道：“东省灾后，子女流离者不可计数，为他族收养者，闻有数百名之多。窃恐人心外属，异说横行，为邹鲁之大患……”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谢氏主张“急则治标”，这个“标”就是儿童，理由是儿童智识未开，情窦未通，更容易被异族蛊惑。谢氏激动地写道：眼看着这些儿童被洋人驱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做人，但凡有血气者，“能无锥心肝、竖毛发，亟图补救哉! ”
    倡议在士大夫圈子里获得了普遍的认同。譬如苏州士绅袁遂给谢氏回信，说道：“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那是万万不可。……我们若能多收养一名，则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
    再譬如另一名叫做尤春畦的绅士，在聚会上发言道：“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却甚好”。
    有了这些士大夫们的支持，谢家福的赈灾行动随即启动。但谢家福本人并不认为自己发起的这一活动是赈灾活动。在给友人的信中，他郑重声明：“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惟知大义，虽捐麋踵顶，有所不辞”——意思即：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抵抗夷人，而不是为了赈灾；赈灾讲究的是仁心；抵抗夷人讲究的则是大义，为此我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这种表态赢得了许多士大夫的高度赞赏。譬如上海的绅士王赓保就来信赞扬谢氏将众多孤儿从黑暗的“禽兽之域”中拯救出来的行为是一种伟大的壮举，由此可见世事尚有可为。并表示愿意与其一起并肩战斗，继续推进这一事业。
    工作开展每遇到困难，谢氏也往往以此来鼓励自己：“生平灭夷之志，刻不能忘，……（如今得此机会）而交臂失之，则身存实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谢家不必有此子也”。
    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敌夷”而非“赈灾”的理念，谢氏在山东地区的活动经费明显侧重于收容饥荒儿童。有人曾建议其将自江南募集到的资金用来开设粥厂，以解青州灾民的燃眉之急，结果被其拒绝。谢氏虽然也认为青州原有的粥厂已停，灾民情势甚危，但在他眼里，儿童与大人不同：儿童无知，不懂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春秋夷夏大义，所以无法要求他们像成年人一样为持节而慷慨赴死，故而，有限的资金应该优先用来救济儿童。谢在日记中说：因为如此考量，所以对自己的决定“理得心安”，并无愧疚。
                  
    乡绅们的成功：许多灾民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
    类似的理念，谢氏在许多不同的场合都曾反复阐释过。1877年 6 月22日夜间，谢氏前去访问几位上海绅士，力陈教堂收容中国儿童的危害，恰好座中有一位替教堂筹集赈灾经费的人士，替教堂说了一句话，认为不该把耶稣教和天主教混为一谈，一棍子打死。随即招来了谢氏激烈的驳斥：
    “某之所办者，与教门的良莠无关，所关注的是中外之界限。山东灾民受洋人赈恤，三月有余，几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矣。诸君好善乐输，若能下固百姓已去之人心，上培国家富强之元气，则是大大的忠臣和义士。若还反过来替教堂筹集经费，岂非汉奸？那些接受了教堂赈济之人，必然皈依洋教，终不再是中国之民。最可怜的是，那些童子尚未开蒙，如何知道这些，眼看着他们沦陷于教堂之中，于心何忍？朱子说过，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所以我的看法是：拯救沦陷在教堂里的儿童，远比赈济灾民更重要。”
    谢家福对洋人的赈灾活动的抗拒，代表了当日中国士大夫们的主流意见。这一点从谢氏所获得的广泛支持中即可窥见。这种抗拒态度，同样流行于清廷高层。1878年 4月间，河南学政瞿鸿机听到洋人赈灾的消息，就立即上奏，指责洋人“其居心则险不可测”，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借机“收拾人心”，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清廷接到奏折后，随即指示山西、河南两省巡抚（此两省因在内陆，洋人尚未来得及进入赈灾，但灾情已很严重），要他们但凡碰上外国人进入灾区，必须“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灾民们抗拒洋人赈济的情绪同样强烈。史料记载，光绪三年（1877），山东昌乐县灾民“弗受洋赈”；山东乐安县灾民则“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河南的灾民态度最为决绝，不但不肯接受赈济，还极力宣传传教士的“心怀叵测”。西方人士曾经在《申报》上刊文如此描述：
    “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诱人入教，故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彼此相戒，竟无一人肯领。且仿铁泪图之式，造作诸般恶状，谓教士诱人入教，如此虐待。亦分贴多张，以冀煽惑人心，该省官宪无可如何。”
    能够仿照《铁泪图》制作宣传画，并广为宣传，这背后必然有知识分子也就是河南本地乡绅士大夫们的参与。
    尽管如此，传教士仍然多次尝试派人进入河南赈灾，但结果是，当地民众和政府都不允许他们逗留，更不许他们以任何方式涉足当地赈务，并且声称如果他们不离开河南就会有生命危险。河南境内的反教情绪之强烈远胜他省，开封居民闻知传教士花国香等人到达，遂遍贴告白，有“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之句，更有某书院罢课宣称“要与西人打仗”。最终，传教士们不得不放弃了赈济河南的打算。整个丁戊奇荒期间，河南省居然做到了不让西方人在其域内发放丝毫赈济物资的程度，本土乡绅们的鼎力配合，可谓居功至伟。

结语：古怪的“民族主义”掩盖了大饥荒的死气

    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投入丁戊奇荒的赈灾行动之中，自然也有其推动教会发展的意图。尤其是在山东的赈灾活动给教会的发展带来了非常良好的影响的情况下，传教士们决定将自己的赈灾活动扩展到河南、山西时，推动教会发展，已经成为了预先期望的目标。
    朝野内外对洋教的排斥不算意外，此前已有太多的教案让清帝国焦头烂额。但事情的悲剧性也恰恰在此：当一种异域文明希望以一种文明的方式（赈灾）被接受的时候，它反而遭到了比野蛮的手段（武力胁迫）下更决绝的抵制。
    但最大的最悲剧其实还是开篇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如此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最后居然没有发生“农民起义”，传教士们可谓“功不可没”。他们和他们的赈济活动的出现，彻底转移了灾区和非灾区乡绅士大夫们的注意力。而失去乡绅参与的农民暴动，则始终只能停留在简单的物质索求层面上，而且彼此孤立，旋起旋灭。
    换言之：1878年前后的中国，被一种很古怪的“民族主义”所笼罩，甚至掩盖住了大饥荒的死气，最后，竟然起到了为千疮百孔的清帝国“保驾护航”的作用——而类似的这种政治手段，后世被一再模仿袭用，并不陌生。
            
言论：李鸿章面对大饥荒深感悲观，忧惧“同归于尽”
                  
曾国荃：山西父子相食，简直是人间地狱
                  
    1878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在给朝廷的奏议里说：“今日晋省灾荒，或父子而相食，或骨肉以析骸，所在皆有，莫之能禁，岂非人伦之大变哉? ”同年他还致书两广总督刘坤一，说：“古人形容饥民，轻则曰菜色，重则曰鹄面鸠形，均尚未能逼肖。以今日观之，直无异地狱之变相。”
    这实在是一种讽刺：乡绅谢家福们为了坚持儒家伦理道统而极力排斥西方传教士的赈济；而曾国荃所说的父子相食的“人伦之大变”，岂非正是儒家伦理道统的溃灭？

李提摩太：清廷禁止灾民迁往满洲
                  
    李提摩太对清廷在赈灾中的表现很不满，指责道：
    “如果中国政府不那么自负，声称只有自己是文明的，从野蛮的西方人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数一百万人应当能够得到拯救。确确实实，一位清政府的高官发布过一个公告，禁止人们迁往满洲，虽然那里的谷物便宜很多，而这发生在土地的价格只能卖到实际价格的十分之一的时期；同样真实的是邻省的某些官员禁止向山西出售粮食。这使得饥荒的状况更恶化了。”（图为身穿中国服饰的李提摩太夫妇）

李鸿章：我辈同归于尽，亦命也夫
                  
    “丁戊奇荒”波及居民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直接死于饥荒和疫病的人数，至少在一千万人。从重灾区逃亡到外地的灾民达二千万人，依户部人口清册统计，1877年山西人口为一千六百四十三万三千人，到1883年时仅为一千零七十四万四千人，净减五百六十八万九千人。其中太原府灾前人口为一百万人，灾后仅剩五万人。
    饥荒的规模让整个朝廷都笼罩在悲观的情绪当中，1878年，李鸿章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即如此说道：“朝廷日事祷祈，靡神不举，而片云不起。若清明前后仍不获甘霖，数省生灵，靡有孑遗，我辈同归于尽，亦命也夫!”

《申报》：《山西饥民单》
      
    “灵石县三家村92家，( 饿死 ) 300人，全家饿死72家；圪老村70家，全家饿死者60多家；郑家庄50家全绝了；孔家庄 6家，全家饿死 5家。汾西县伏珠村 360家，饿死1000多人，全家饿死者 100 多家。霍州上乐平 420家，( 饿死 ) 900人，全家饿死80家；成庄 230家，( 饿死 ) 400人，全家饿死60家；李庄 130家，饿死300 人，全家饿死28家；南社村 120家，饿死 180人，全家饿死29家；刘家庄95家，饿死 180人，全家饿死20家；桃花渠10家，饿死30人，全家饿死 6家。赵城县王西村，饿死 600多人，全家饿死 120 家；师村 200家，饿死 400多人，全家饿死40家；南里村 130家，饿死 460人，全家饿死50家；西梁庄18家，饿死17家；洪洞县城内饿死4000人；师村 350家，饿死 400多人，全家饿死 100多家；北杜村 300家，全家饿死 290家，现在20多人；曹家庄 200家，饿死 400多人，全家饿死60家；冯张庄 230家，现在20来人，别的全家都饿死了；烟壁村除40来人都饿死了，全家饿死 110家；梁庄130 家，全家饿死 100多家；南社村 120家，全家饿死 100多家，现在40来人；董保村除了 6口人，全都饿死了；漫地村全家饿死60多家；下桥村除了30多人都饿死了，全家饿死82家。临汾县乔村 600 余家，饿死1400人，全家饿死 100多家；高村 130家，饿死 220 人，全家饿死80余家；夜村80家，除30人都死了，全家饿死70多家。襄陵县城内饿死三四万；木梳店 300家，饿死五六百入；义店 120多家，饿死了 6分。绛州城内大约1800家，饿死2500人，全家饿死60家，小米3300文 1斗；城南面 3个村子 510家，今有 280家，死1000多人，全家死 200家；城北面 6个村子1350家……（光绪四年正月念日抄）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19 20:51

1879=======================================
宗主梦：日本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的反应

事件：日本吞并琉球
  
    1874年，日本借入侵台湾而与清廷签订《北京专条》，自清廷骗得“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一语。大久保利通曾为此兴奋不已：“今者中国承认我征蕃为义举，并抚恤难民，似足以表明琉球属于我国版图之失效。”（见《转型中国·1874》）
    此后，日本明显加快了吞并琉球的步骤。先是强行接管了琉球的司法权和警察权；随之又禁止琉球再向清廷朝贡。1879年 3月，日本派军警部队直接接收了琉球国王的居所，琉球王室被送往东京，琉球国宣告灭亡，成为日本的“冲绳县”。
    任何转型都必须付出代价——在过滤掉那些没有丝毫实际意义的民族主义喧嚣之后，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中国近代外交转型最典型的案例，琉球的丧失，正是中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
                  
朝廷：只要能保存琉球社稷，一切好商量

    日本吞并琉球的消息对清廷造成的冲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遭遇近代外交理念的挑战；二是在俄国虎视新疆的恶劣形势下，中国的外交政策与琉球问题纠结到了一起。
            
    何如璋：先发制人，以武力求和平
    清廷与日本就琉球问题直接展开交涉始于驻日公使何如璋。1875年，日本禁止琉球入贡中国、禁止受中国册封和奉中国为正朔，要求其奉行明治年号，遵行日本法律制度，允许日本派兵驻屯。次年，琉球秘密遣人来中国求援无果。1877年，何如璋以驻日公使身份赴日就任，在日本的琉球官员遂向何求助。同年，何如璋开始与日本交涉琉球问题。
    何的主要意见是对日强硬。在给国内的公函里，何一再强调先发制人，认为“今日本国势未定，兵力未强”，与之争衡，尚有胜算；如果“隐忍容之，养虎坐大”，他日后悔莫及。
    与国内袖手空谈的爱国清流的“强硬”不同，何如璋的这种立场背后，有其对日本国情的深切分析。在他看来，日本必不敢与清廷开战，理由有四：1、 日本国力远逊中国，全国浮水收入不及中国三吴一隅；2、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债台高筑，若开战，则须以现金向西洋各国购买军械，日本无力作此无米之炊；3、 日本军队实力不够，常备陆军不过 3.2万人，海军不足4000，军舰多朽败不堪行驶……；4、 日本国内内乱频繁，无力对外开战。
    应该说，除了对日本军备的描述偏低不够准确之外，其余情形大致符合日本当时的国内现状。财政危机、士族、农民屡屡武装暴动，政局动荡的日本，确实无力应付一场实实在在的对外战争。
    对此日本的外交人士也持相同的看法。日本驻天津领事竹添进一建议日本政府“断然弃和开战，压之以兵，威服清帝国，缔结新条约，使我国占有充分之权利”，但其如此建议的理由却是：全面对清开战，财政上无力支撑，而且妨碍清日贸易；故而真正的良策是“虚张开战之声势”，以使清帝国屈服。换言之，日本也自知无力与清廷开战，但却寄望于虚张声势，对清廷收取恐吓之效。
                  
    李鸿章：争小国区区之贡，乃博取虚名的无谓之举
    与何如璋极力主张对日强硬不同，李鸿章的意见是：
    “中国受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受其贡而不能保其国，固为诸国所轻；若专恃笔舌，与之理论，而近今日本举动，诚如来书，所谓无赖之横，契狗之狂，恐未必就我范围。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
    李的言下之意是没有必要为贪图琉球朝贡的虚名而使国家蒙受无谓的损失。在李鸿章看来，琉球自明末开始同时与中国和日本萨摩藩保持朝贡关系，但对清廷来说，这种松散的朝贡关系并无实际利益，故而，李鸿章认为：“即使从此不贡不封，亦无关于国家之轻重，原可以大度包之”，“琉球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
    故而，李鸿章的处理意见较之何如璋要“温和”得多。何曾经向朝廷提供了处理琉球问题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是“据理而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是“反复辩论，徐为开导，若不听命，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要于必从而止。”李鸿章最后选择了下策，寄望于《万国公法》而不愿采取“激进”措施：
    “若言之不听，再由子峨（何如璋）援公法商会各国公使，申明大义。各使虽未必助我以抑日本，而日人必虑各国生心，不至灭琉国而占其地。”
                  
    郭嵩焘：免除琉球的朝贡，保护其独立
    琉球灭亡之际，因赞誉西方民主政体而被被举朝士大夫目为汉奸、卖国贼的郭嵩焘，刚刚迫于压力辞去了驻伦敦公使之职返回中国。在一封给李鸿章的书信里，郭表达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和处理意见：
    “日本既改球为县，前议当小为变通，而要必以宽免入贡为之基，一面遣派使臣会同各国公使保护琉球，听其自主”；“不令入贡中国，亦不令入贡日本，琉球臣服中国已久，宜中国主其议，以保护琉球为义，不足与争朝贡。”
    概而言之，郭嵩焘的意见是：免除琉球对中国的朝贡，解除彼此间的藩属关系，令其独立自主。
    李鸿章对此深表赞同，致函总理衙门支持郭嵩焘，认为琉球的入贡，即使朝廷不主动宽免，倘若琉球最终能够获得独立，宽免入贡也会是必然之事。与其被动宽免，反不如主动宽免，如此，则既不伤国家的体面，又能免去许多纠纷，维持琉球的独立。
                  
    朝廷：若能保存琉球社稷，不妨让日本“一体均沾”列强在华利益
    1880年，日使竹添进一郎到中国商讨琉球事件，提出“分岛改约”方案。按此方案，将琉球贫瘠的宫古、八重山划归中国，作为交换， 中国应让日本“一体均沾”享有其他国家在中国的权益。
    1881年二月初二，清廷颁布处理琉球事务的上谕，相当于是给相关人员的一份指导性文件。上谕说：“……原议商务一体均沾一条为日本约章所无，今欲援西国约章办理，原非必不可行，惟此案因球案而起，中国以存球为重，若如所议划分两岛，于存球祀一层未臻妥善，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向日本使臣悉心妥商，俟球案妥结，商务自可议行。”
    上谕的主旨是认为琉事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存球祀”，即：如果日本能够满足琉球复国这一条件，则其所要求的“一体均沾”享有其他国家在中国权益，也是可以商量的。
    总理衙门遂根据这份上谕的精神，与日本议定了一个专条，称：“载明分界以后，彼此永远不相干预，庶以后中国如何设法存球，日本无从置喙。”
    朝廷似乎觉得如此结束琉球事件是最佳选择，既避免了中日交恶，又可以使帝国政治制度中至关重要的“朝贡体系”一环免遭冲击。但在李鸿章看来，朝贡体系下宗主国的虚名毫无价值，但让日本“一体均沾”享有其他国家在中国一样的权益，则必然为祸甚远——更何况，如此分割琉球诸岛，对中国而言是徒增防御之累赘，琉球即便复国也无法在日本的威胁下生存。在李的坚持下，朝廷以同意日本“一体均沾”列强在华利益换取保存琉球社稷的计划中止。
    之后的交涉陷入僵局：李鸿章一意坚持保存琉球王国，再三对日使强调中国在琉球问题上没有领土利益诉求，要求恢复琉球王室对琉球的统治或者局部统治；但日本既旨在吞并琉球，对琉球国的存在必不能容忍，竹添进一致函李鸿章，强硬表示：“将中部归琉球复国立君，则我国决不能从”。
    及至中俄围绕伊犁问题发生外交摩擦，日本乘机讹诈，驻日公使黎庶昌与日方擅自商定了一个“善了”琉球问题的办法：日允中仍认琉球为国，听凭尚氏朝贡中国，册封一了，定日将琉球设县， 理其内治，释回尚氏任为县令，子孙世袭。但日意欲声明是专属。”
    李鸿章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善后办法”的荒诞：琉球复国自然是最好不过，但将琉球国王改称琉球县令，即便“世袭”，与不独立又能有何区别？日方不过意欲借此骗取清廷对琉球乃日本专属的一纸声明。

民间：不可失了宗主国的体面

    近代报刊如《申报》、《北华捷报》的出现，给了民间舆论一个释放的空间，使得在琉球亡于日本这类的大事件当中，中、下层知识分子也可以表达他们的意见，而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
            
    议阻贡：不相信日本会做出有失宗主国体面之事
    1875年日本阻止琉球入贡中国，3 月31日，《申报》刊发社论文章《论日本向中国索还琉球贡物事》，认为这一消息乃以讹传讹。当时有西方报纸报道日本向总理衙门索还琉球入贡中国的礼物，社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此举足以贻笑千古，“日本虽愚，断不出此下策”。
    转而《申报》称：如果这一消息属实，则日本实在是大失体统，全然违背大国包容礼遇小国之道。
    社论认为：中国与日本同属琉球的宗主国，既然是宗主国，就该有宗主国的样子，体恤小邦尚且不及，竟还追索贡品，让琉球为难，实属不堪。
    这篇社论其实代表了当时国内大多数士大夫们的看法，即：局限在中国传统的宗藩体系中看待琉球事件，而且以此去要求正对中国传统宗藩体系发起侵略和冲击的日本。很显然，建立在这一认知基础上的批评，对已抛弃宗藩体系，正向近代国家关系转型的日本而言，是毫无作用的。
                  
    保琉球：中国作为琉球宗主国不可示弱于人
    日本武力吞并琉球之后，《申报》刊登了大量议论文章，呼吁保琉球者居多。譬如1879年 5月28日刊发的《议厚屏藩以固根本》一文即认为保琉球其实是保朝鲜、保东北：
    “琉球并于日本而中国绝不闻问，日人气焰愈张，胆志愈壮 既已东封又将西顾，区区朝鲜无难囊括而席卷之矣，斯时辽沈各岛岂能高枕而无忧乎？”
    要求“保琉球”的呼声很高，但理由更多地集中在宗主国的体面问题上，1979年12月 6日刊发的《阅抚恤琉球难人批折书后》一文即称：
    “琉球之臣服中朝未尝不为恭顺，一旦为强邻肆其兼并而绝无举动未免示弱于人，且平时之所以施恩于琉球者，原欲以此为海外之藩服永相和好以示皇灵之远播。”。
                  
    弃琉球：在俄国与日本之间选择日本为盟友
    相对于保琉球情绪的高涨，弃琉球的声音虽小，但似乎有着更多的“理性”。1879年 4月22日刊发的社论文章《琉球沿革考》即主张对琉球问题置之不理。理由是：
    （1） 琉球素来贫弱，长期受日本控制，即使其继续朝贡中国，实质上也仍然是日本的属地和势力范围。
    （2） 中国向来以含忍为立国之道，何妨将琉球与日本之间的问题视作蛮夷彼此间的冲突。针对有人称“国体所关，琉球之于中国恭顺如是，不得不发兵往援”，文章反驳道：近年俄国强占我伊犁，我们尚且含忍至今，更何况琉球这种鞭长莫及的海外藩属？
    （3） 日本吞并琉球乃不义之举，其他国家自会抗议，琉球也不会坐以待毙。
    1880年，中俄因为伊犁问题出现严重外交危机，联日拒俄、放弃琉球的呼声随之高涨。譬如1880年 3月18日《申报》刊发社论文章《中东合从说》，即力主放弃琉球以换取中日同盟，社论说：
    “亚洲之地中东两国实有守望相助之势，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中东之谓也。两国势合则足以御外侮，而亚洲之大局可以保全，两国不相能则势分，而他人得以乘间而入，此固大势之彰明较著者也……( 琉球 )地虽小而关乎两国之体面者甚大，故不得不争。而不知为是言者皆不审度，夫今日之时势与亚洲之大局者也，棠棣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今日中俄有决裂之形，中东尚无祗格之势，乘此时也，各剪除其小忿而和衷共济，其势尚足以拒俄……舍琉球而不争，在中东不过稍失体面，而于全局尚无大碍……嵩目时艰之士莫不欲中东之合力以拒俄，勿以区区琉球之事为嫌而置亚洲全局于不顾。”
                  
    挺朝廷：支持保存琉球政权，不惜与日本开战
    清廷颁布处理琉球问题的上谕之后，获得了民间舆论的热烈支持。《申报》1881年 4月25日刊登文章题为《恭读二月初二日上谕谨书》的社论文章，公开对朝廷上谕的外交方针表示支持。
    文章说，如果能够使琉球复国，则不妨答应日本在商务方面（“一体均沾”）的要求，以展示天朝宗主国的“宽容之度”；如果琉球不但不能复国，日本反而还多所要挟，则朝廷惟有厉兵秣马与日本决战，以武力帮助琉球收复国土。
    作者的态度显然比朝廷还要强硬，而且十分乐观地认为战之必胜：“挞伐之师理直气壮，当必有胜算独操者；东瀛近来债负山积，兵气不扬，船则敝而不堪，兵虽强而不盛，加以理曲气馁，何以御我？”这种强硬与乐观，其实也正是当时大多是民众——具体而言，是大多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们的普遍心态。
    但朝廷并无意响应民间舆论的支持。朝廷最后拟定的处理方针是“延宕”——日本一意想要吞并琉球，清廷既无法放弃宗主国的颜面任凭琉球灭亡，又无力征伐阻止，外交上也是一片混沌，双方均无妥协的折中方案。尤其是沙俄在中国边疆屡屡生事，危害日深，清廷尚寄希望于和日本结盟共同对抗西方及沙俄，并不想在琉球事件中与日本彻底交恶。种种瞻前顾后的结果，是朝廷决定采取“延宕”之策，琉球事件由此一直拖延了下去。日本维持了对琉球的事实占领，但始终未能取得清廷对其占据琉球的合法性的认可。殆至甲午清廷战败，这一“合法性认可”对日本来说，终于失去了意义。

结语：一个时代的顽固，是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顽固

    数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东亚地区的文明中心，与周边的小国长期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朝贡关系。这种朝贡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华帝国合法性的一部分。
    琉球的灭亡，实是东亚传统朝贡理念与近代外交理念碰撞后的牺牲品。作为朝贡体系的边缘国家，日本可以很轻松地脱亚入欧融入近代民族国家，迅速接受领土主权等一系列近代国家关系概念；但作为东亚朝贡体系的核心，清廷融入近代世界的步伐缓慢到了顽固的程度——琉球事件中，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议论的核心都是传统宗主国的尊严，而对领土主权等近代外交概念不着一词——这或许可以证明这样一个被许多人无视的历史事实：一个时代的观念之所以落后，是因为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观念都很落后；一个时代之所以顽固，同样也是这个时代大多数人都很顽固。
    同样的情形，我们还可以在30年后的清末立宪中看到。习惯的描述是批判清廷立宪太晚，结果未能在赛跑中跑赢革命。宏观上如此论述当然没有问题，但具体到微观操作层面，问题就复杂了——1909年，清廷推动设立咨议局和资政院，为议会政治做准备，此前，知识分子们已经作了数十年的议会政治的宣传工作，但结果，“到了投票的时候，各省的反应大多显得极为冷淡。原因不仅是选民对选举没有认识，全国上下，除了极少数知识分子，均不知何谓选举。”许多素称开明的地方大员和知识分子，对选举如何进行简直手足无措。（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 》）
    这是不是另一种悲哀？在宏观层面上尽可以指责清廷拖延民主进程，但在微观层面，民间——具体而言是民间知识分子，似乎同样在拖民主进程的后腿。30年前的琉球事件，同样尽可以在宏观层面指责清廷顽固抱持朝贡体系不放，但刊登在《申报》上的那些中、下知识分子们的社论里，岂非同样顽固地抱持着朝贡体系不放？
    所以，一个时代的顽固，是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顽固。
            
言论：赫德称单靠正义没有实力制服不了日本的铁拳
                  
赫德：单靠正义阻止不了日本吞并琉球
                  
    总税务司赫德认为李鸿章寄希望于靠国际公法阻止日本吞并琉球，完全不切实际：
    “我不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相信单拿一只筷子不能吃饭一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只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井上馨：指示日本领事制造日俄同盟的假象欺骗清廷
                  
    为使中国承认日本对琉球的占领，日本外务卿井上馨训令驻上海的日本总领事：“应注意宽待俄国人……暗中使清政府怀有他日若有缓急之事时，日俄将要合纵之嫌疑，诱导在伊犁问题了结之前，迅速使之答应我国的要求。”
    但事实上，日本此时并无能力助俄；更没有能力与清廷联合对抗俄国。

西方人士：清廷外交重虚名而轻实利
                  
    《申报》1879年11月23日刊登了一篇西方人士关于琉球事件的评论文章。文章指责清廷的外交理念重虚名而轻实利：
    “吾观中国风气大抵务近功而不勤远略，尚虚声而无实事，此刻虽倡此大言，及至势决裂，又必自先转阖，断不至炮火喧天兵连祸结，有伤两国和好也。日本近年来步趋西法壹意自强，今已剪灭琉球普天同喻，若仍使为自主之国，则狐理狐猾不几为他国所窃笑哉？中国不于其将取琉球时先为责问，至今日而始以口舌相争，徒见其辞费矣。”

黄遵宪：若让日本骗取最惠国待遇，势必引发中国经济危机
      
    1879年 5月，李鸿章邀请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出面调停琉球问题。格兰特到达东京后提出了“分岛方案”，即将琉球领土分成三部分, 富庶的北部归日本, 贫瘠的南部归中国, 中部由琉球国王复国。
    这一方案明显有利于日本。日使竹添进一来华谈判期间又故意不提中部由琉球国王复国，只谈中、日分割琉球，并要求以“遗体均沾”的在华最惠国待遇作为交换。
    黄遵宪当时随驻日公使何如璋在东京，是有限几个看出日本此意系外交讹诈阴谋的人。黄认为：同意日本这一要求损己利人，一旦日本获得最惠国待遇，也就等于获得了关税优惠和领事裁判权。与西方国家“豪富”、且“重道义而轻小利”不同，日本“人多贫窘，性复贪利”，此优惠待遇一开，势将引发日本商人涌入中国的大潮，对中国小民生计造成巨大冲击——“若并许之，势必纷至沓来，或负包裹，或开小店，彼有子口税优免厘金之条，则成本轻，小民生计将尽为所夺。”领事裁判权赋予日本人高于中国人的法律地位，更会助长此潮。
    从经济角度论述日本这一阴谋得逞的后果，黄遵宪是个特例。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19 20:52

1880===================================
铁路之殇：以爱国之名窒息改革之路

事件：刘铭传奏请建造铁路引爆高层论战
  
    本年年末，清廷召赋闲在家的前台湾巡抚刘铭传进京商议应付日趋严重的边疆危机。刘进京之后，上奏《筹造铁路以求自强折》，呼吁朝廷大修铁路，以巩固国防。
    奏折所引发的政治后果是可以想见的。传统帝制中国本就是一种高度强调意识形态控制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在国家危机日趋严重之际，对意识形态堡垒的坚守往往更显强硬——1863年，朝廷否决了英美商人请造铁路的要求，理由是：“外人在中国土地筑造铁路，乃奇技淫巧，殊不合我大清皇朝祖宗成法”。“祖宗成法”，正是清帝国难以舍弃的意识形态堡垒。
    自19世纪以来，西方制度文明和技术文明同时对晚清帝国施以了巨大的冲击，铁路不过是技术文明冲击的一个部分。作为反击，清帝国士大夫们的回应是：努力固守和证明本国制度文明的优越性，进而以此为理论基础，去否定西方的技术文明。这几乎成了自晚清以来中国应对外部文明冲击的标准范式。铁路在晚清的命运，自然也不会例外。
                  
案例：1876年清廷假托民意拆毁吴淞铁路

    1863年，英、美驻上海的20余家洋行借洋枪队助清廷击溃太平军收复苏州之际，联合请求允许他们筑造一条自上海至苏州的苏沪铁路。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虽然有意，但慑于举国士大夫对西方技术的集体抵制，不敢擅自作主，将事情推给了朝廷。朝廷让李鸿章转告西方商人们：只有中国人自己建造和管理铁路，才会对中国人有利；同时中国政府不能容忍在内地雇佣大批的外国人。
    所谓必须由中国自己来造铁路的回答只是一种托辞。20多年过去了，朝廷非但无意自造铁路，相反，1876年它还假托民意，拆毁了中国境内的第一条铁路。

    外商：瞒着清廷先把铁路造起来再说
    清廷将铁路的修筑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将其归为“道”所不齿的“奇技淫巧”。这直接导致外国洋行在计划修筑吴淞铁路时采取了欺骗的手段——1872年，他们成立了一家叫做吴淞道路公司的机构，然后买下沿线的土地，对外则宣布要修筑一条上海至吴淞的普通马路，以此获得了地方政府的支持。洋商们有些乐观：先突然把铁路修起来，最后或许够得到清廷的容忍甚至认可。
    1874年，公司正式着手铁路敷设，工人一度达到2000人之多。1876年 1月20日，路基全部筑好，开始铺设铁轨。至此，修筑铁路而不是寻常马路的意图完全暴露，为避免地方官府的干扰，铁轨的铺设非常迅速，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全程的四分之三，随即，机车升火鸣笛开始试运行，生米做成了熟饭。
    政府的反应果然是强烈的。朝廷通过上海道台冯焌光要求驻上海英国领事Medhurst中止火车的通行。冯表示：英商当日成立的吴淞道路公司获准修筑的只是一条寻常道路，如今造出来的却是铁路，显系越权。两江总督沈葆桢更要求立即中止正在进行的剩余路段的敷设。
    随后的交涉过程及其繁杂，此不赘言。最后的结局是：1876年12月13日，中英两国决定以28.5万两白银的价格由中方购买这一铁路。两江总督沈葆桢本来考虑过继续自办经营，但最后选择了拆除这一铁路。1877年10月20日，最后一期购路款项交付清楚，铁路被完全交给中方，随之被拆除，轨条被运往台湾，火车则被扔进了长江。
                  
    民意：并无以破坏风水为由排斥铁路的记载
    传统的说法是：铁路进入中国之初，老百姓担心其破坏风水，竭力阻碍。这种说辞大量地存在于清廷官员们的奏折文函之中，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乃至地方州县官员，都提到过这一点。
    但诡异的是，中国土地上的首条铁路的建造及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上述现象。1942年出版的《上海史话》记载了上海居民对吴淞铁路的反应：他们不但不反对铁路，相反，许多人满怀好奇地观看甚至追看铁路敷设。当年的《申报》则派记者去铁路现场报道了民众的反响：除了上海居民，几十里外的居民也乘坐马车、人力车、二轮车等交通工具前来观看铁路，其数每天达1000多人。商人们也乘机在铁路沿线开设商场。“游铁路成了当时老百姓津津乐道的一件大事。一些住在城内几乎终年不出门的人也携亲带友前来观看，停车处本来冷冷清清，竟一跃而为热闹之区了。”
    《泰晤士报》在1876年 5月间发表了—封驻沪记者的通讯，真实地描绘了民众与铁路之间的关系：
    “多少有些和预料相反，在这个区域里，没有出现中国人的反对。反而在工程进行中间，表现出了不断增长的和友谊的兴趣。……几哩路已经完叠铺好了石碴……整个乡间洋溢着乐趣．邻近村镇每日有成千居民蜂拥而来观看工程的进行，并议论各种事情，从小机车到铺路的石碴。大家都十分高兴，显然他们都热心的盼望着一个愉快的日子的来临。老头儿和小孩儿，老太婆和小姑娘，读书人，工匠，农民——代表了社会上的各阶层。”
    这和《申报》当年对火车第一天正式通车所做的报道完全一致：
    “予于初次升行之登车往游。唯见铁路两旁观者云集，欲搭乘者繁杂不可计数，觉客车实不敷所用。火车为华人素所未见，不知其危险安妥，而妇女及小孩竟居其大半。先闻摇铃之声，盖示众人已必就位，不可再登车上。坐车者尽面带喜色，旁观亦皆喝彩，注目凝视，顷刻间车便疾驶，身觉遥遥如悬旌矣。”
    显然，这既不符合一贯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修筑铁路”的光辉描述，也不符合流行的“愚昧的民众以破坏风水为由拒绝铁路这种近代文明”的批判表达。但这也恰恰才是历史的本相：民众集体理性逐利而行，在可以自由选择的条件下，无人自愿成为意识形态的俘虏。
                  
    朝廷：有以钓鱼的方式拆除吴淞铁路的嫌疑
    民众对铁路的这种态度显然让朝廷感觉相当尴尬。此前，在拒绝西方商人修筑铁路的请求中，朝廷屡次以民众利益为托辞，譬如，1866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即表示：“兴作铁路，必致扰民，有识者皆以为不可。”1867年10月到1868年 1月，三个月间，朝廷召集18位中央高官和地方大员集体讨论铁路事宜，最后得出结论，大都以民意的名义反对修筑铁路。具体意见总结如下：
    1、 强调造铁路于“民情不便”。李瀚章的说法最具代表性：“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碍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百姓必群起抗争拆毁，官不能治其罪，亦不能责令赔偿，致激民变”。
    2、 强调造铁路破坏“小民生计”。曾国藩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若……听其创办电线、铁路，则车驴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内地之利；自华人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
    这次讨论也确定了一条阻止洋人在中国境内修筑铁路的有效方法：
    “（若列强说他们）自能劝导防守为辞，欲增约内；我则必以百姓抗争折毁，官不能治罪赔偿，等语，载入约内”——如果西方国家保证说他们自己负责铁路安全，要求将修筑铁路一事写入条约，则朝廷应该将中国百姓若群起抗争拆毁铁路，西方国家不得要求治罪赔偿一条同时也写入条约。庙堂之上的大佬们认为如此，“彼族……当必废然思返”，知难而退。
    这个方针此后一直被朝廷坚持实施。但1876年吴淞铁路的出现和民众对铁路的欢迎，给朝廷带来了不小的尴尬——铁路公司雇佣当地居民做工工资高达每人每天200文；收购土地时不惜出高价以避免纠纷；对沿线的居民祖坟细加勘查，尽力避免触及破坏……这些措施有效地赢得了沿线居民的好感。朝廷设想中的反对铁路的群体性事件并未出现。
    当然，零星的群体性事件也有，但与反对排斥铁路无关。《申报》光绪二年九月初七曾报道过一次群体性事件：
    “前日，吴淞至江湾之火车，正驶行时，中途陡遇男妇老稚八、九百人前来拦阻。诘其故，称因前日机车中之火星飞入该处附近之草屋上，致兆焚如也。管车洋人即温语慰之，并许以当令管事者前来查看，众人方始让路。乃开行甫数步，众人中有谓何为轻纵? 前行者因复蜂拥而来，冀图拉住。后觉机器力大不能敌，遂各释手。车遂启行。”
    其他零星的官司也存在。但与上述事件相似，民众的目的是要求维护个人利益，对铁路本身并无敌意。
    真正的敌意来自乡绅知识分子和朝廷。早在吴淞铁路敷设初期，上海的一些绅士即酝酿阻止，这些人甚至打算采取卧轨自杀的方式，而且一度付诸实施，但因为司机及时刹住火车，而未能酿成事故。最后直接导致吴淞铁路被拆除的事件，也正是一名中国士兵在铁路上的自杀。这场自杀，在当时被许多人怀疑是清廷方面故意安排的“钓鱼”。
    《泰晤士报》对此事的报道是：
    “在（火车通行后）一月期内，一个人被火车轧死了。……人们很怀疑他是受地方官吏唆使的。不管怎样，这个事件是被大大地利用了。这个道台……提出了“以命偿命”的要求——即以火车司机的命来抵偿死者的命。这个想法当然是可笑的。……但是，英国领事想，举行一个正式的审讯也许会使中国人满意。在他的指示下，一个由副领事承审的误杀案的审判举行了。不用说，案件在初审法院，就结束了。这个司机立即无罪放免，但是官吏们的敌意却没有得到缓和。
    被压死的人是一名中国士兵。调查结果是，死者既没有财产，也没有亲友。另据现场目击者称，当事人明显是主动赴死：“该兵当时向火车而行，司机鸣放汽笛后即离开轨道，迨火车行近其身只六码时，忽又跨入铁道内致惨死”——故而当时的媒体认为，这名中国士兵之死是有预谋的，而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中国政府，具体来说，即上海道台衙门。
    事情的真相已然无法证实。但这次事故确然给清廷的交涉带来了直接的转机，吴淞铁路最终能够被拆除，这条人命，“功不可没”。清廷以此向外国展示“民意所向”，但讽刺的是：拆毁前夕，有145名上海、吴淞、江湾地区商民联名公禀两江总督沈葆桢，请求保留铁路继续运营。

辩论：“精神火车”战胜了实体火车

    1880年12月到1881年 2月间掀起的铁路大论战，直接起因有二：一是唐廷枢于本年10月间开始兴建唐胥铁路，以满足运输开平煤炭之需，唐深知铁路之事不能讨论，惟有低调去做，但议论仍然随之而起；二是本年中、俄关于伊犁问题的交涉急骤紧张，边疆危机的加深使得修筑铁路巩固国防成为当务之急。
            
    刘铭传：铁路运兵朝发夕至，可巩固国防
    刘铭传进京上奏是引发此次争论的导火索。刘氏军旅出身，言谈所及，也主要局限在军事国防范畴：
    “用兵之道，贵审敌情。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非畏兵力，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且不测。”
    “若铁路造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
    “若一旦下造铁路之诏，显露自强之机，则气势立振，……不独俄约易成，日本窥伺之心亦可从此潜消矣。”
    刘铭传建议朝廷建造南北铁路干线：南路二条，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均达北京；北路由北京东至沈阳，西通甘肃。清廷于收到奏折的当天即下达上谕：“着李鸿章、刘坤一北洋、南洋大臣悉心筹商，妥议具奏”，论战由此引发。
                  
    李鸿章：从无以百姓穷困为代价谋求国家安全的治国之道
    刘铭传奏折的背后的操纵者是李鸿章。此前，李氏已为谋建铁路已明里暗里呼吁了20余年。朝廷的谕旨下来之后，李氏随即写了一封4000余字的长折，极力支持刘铭传。
    李的奏折很讲究策略。李很清楚，修建铁路最大的阻力来自意识形态层面的“道义”，所以奏折开篇即努力“证明”修建铁路与圣贤之道是相通的：“圣人既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修铁路，与圣人们“济不通”、“利天下”本质相同。
    紧接其后，李鸿章陈述了建造铁路的九大好处，如沟通南北物流，于国计民生大为有利；有利于军队输送，可巩固国防；四方军队可迅速向京师集结，可免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之耻；于救灾物资运输大有裨益，若有铁路，丁戊奇荒断不致饿死那么多人等等。
    针对在朝廷高层极有市场的“造铁路等于开门迎盗”，方便外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来去自如的观点，李鸿章说：“各国之有铁路，皆所以征兵御敌，而未闻为敌用”，认为这种担忧纯属庸人自扰，铁路建造在本国土地之上，岂有本国政府无力控制而任由外敌借此铁路驰骋之理。再者，若我不能自强，即便不造铁路，外敌岂不同样还是会在我国内逞强？
    此前，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已上奏反对修筑铁路，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铁路一开，会导致“中国之车夫贩竖将无以谋衣食，恐小民失其生计，必滋事端”，担忧铁路会夺了像马车夫们这些人的生计，引发社会动荡。李鸿章觉得这是无稽之谈，举例说：英国初造铁路时，也有这种顾虑，结果铁路造成，沿线以马车为营生的人反而更多了，因为铁路只走大道，偏僻乡镇仍然需要马车，铁路带动沿线城镇发展，马车的需求也自然上涨。
    在李鸿章看来，造铁路非但不会夺民生计，反而是为百姓谋利的好事。对于朝野间极流行的不可造铁路使洋人觊觎内地的观点，李鸿章深感荒谬：“若虑远人之觊觎，而先遏斯民繁富之机，无论远人未必就范，即使竟绝觊觎，揆之谋国庇民之道，古今无此办法也。”——为了预防外敌，而让老百姓穷困潦倒，古往今来，从无这等治国之道。
    在另一段文字里，这位洋务老臣如此吐露自己的心声：“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刘锡鸿：“精神火车”远胜实体火车
    李鸿章希望“当路大君子”洞悉天下中外实情，不要仅凭道听途说胡乱决策误国误民，愿望诚然是好的。但悲哀的是，帝国是一个意识形态本位的国家，许多的士大夫们并没有活在实实在在的现实之中，而是长期固执地将自己安置在圣贤之道里，生活不是他们的信仰，脱离了生活的圣贤之道才是。所以，即使他们告别道听途说，对西方文明作一番切身的实地考察，他们所得出来的结论也仍然极可能是荒谬的。
    通政使参议刘锡鸿即是这样典型的例子。刘氏之前曾经出使英、德两国，对西方国家有切身的了解（见《转型中国·1876》）。在此次论战中，刘氏总结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得到反对修筑铁路者如李鸿藻、翁同龢、额裕等人的激赏。其出使西方的经历，大大增强了其反对意见的权重。
    总结起来，刘氏的反对意见大致有六：
    其一，反驳铁路有利于巩固国防，刘氏认为守国之道在于人和，并兼重地形之险，若造铁路，则不惟不设险，而且自平其险；其二，反驳修铁路搞运输可以充裕国库，刘氏认为：“圣朝之生财自有大道，岂效商贾所为”；其三，针对有人提出修建铁路，便于朝廷访查各地民情，有益于政治清明，刘氏认为：“察吏之昏明，在精神不在足迹”。其四，反驳铁路利于民生的观点，刘氏认为铁路确实利于人民出游，可使商贾得利，但货物流通便捷的同时，还会导致“人心必增奢侈，财产日以虚糜”；其五，刘氏认为修筑铁路将使“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其六，刘氏认为修铁路将引发民乱，“盖百姓此时愤心未平，一旦创造铁路，复毁其田庐坟墓，则众怒益甚。而伏莽之贼，遂得借共杀英人为名，因众心以作乱。”
    刘氏的这种意见自有其理论渊源。其出使西方时写就的个人日记《英轺私记》中记载了一则轶事，可以作为刘氏在此次论争中的立场的注解——
    驻英期间，一位“波斯藩王”曾问过刘锡鸿中国何以不制造火轮车。刘锡鸿以一种充满了哲理智慧的幽默作为回答：
    “目前，我们大清政府正计划在朝廷上制造大火车，这种大火车不用煤，不用铁轨，却能一日行使数万里。”
    “波斯藩王”迷惑不解，刘锡鸿带着自信的微笑告诉他：
    “（根据我们中国圣人四书五经的教导）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
    在刘锡鸿看来，四书五经所规范的意识形态，是胜过任何实体火车的“精神火车”，实实在在的火车会扰乱帝国的秩序，惟有这列“精神火车”能给清帝国带来和谐。
    刘氏似乎自己被自己的这番妙论给折服了。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
    “（波斯藩王）闻之亦大笑。余自到伦敦，凡出拜客，必正使（郭嵩焘）与偕，未尝向人稍伸辩论。此次每一答驳，波斯藩王必点头不已。语毕辞去，王曰：今日领教殊快，无怪是中国有名人。”
    在其自鸣得意的同时，一位英国绅士却在《泰晤士报》撰文尖锐地讽刺他：
    “中国阻止进益之党，不作他事，只以禁止改变为务。毁弃铁路主议者何人？不得而知，闻共有七人，史册内载，历来开创有七个圣人，似此可编为‘七愚’姓名，传之后世。年来论及吴淞铁路，嬉笑怒骂，兼而有之……不料与郭（嵩焘）同来之柏林公使（刘锡鸿），同观、同想而不同心，谓电报、铁路虽于不慊于心之夷鬼有用，于汉人全不相宜……从前中国有个皇帝，恐民智之日滋，因而焚书坑儒，至今传以为笑。阻止铁路之人，亦必贻笑后代无疑也。”
    但最终，刘锡鸿的“精神火车”战胜了李鸿章们的实体火车。朝廷的旨意是：刘铭传的建议，“毋庸再议”，搁置起来，不必再提。

结语：“爱国”在晚清改革之路上误入歧途

    刘锡鸿的意见能够获得一众士大夫的共鸣，实则缘自其意见背后隐伏着帝国固有的意识形态对外来技术文明乃至制度文明的敌视。1949年后，主流历史语境里，这些铁路的反对者们一直扣着一顶“顽固派”的帽子，说他们为了自己利益顽固阻扰历史的前进，这实是极大的误解——刘锡鸿们在这场论争中并没有为自己谋取任何利益。但这也恰恰是改革的悲剧所在——“利益集团”与“信仰集团”相比，显然后者更难以攻破。不幸的是，刘锡鸿们就是这样一个“信仰集团”。
    改革之路上的“信仰集团”之所以难以攻破，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在于：和改革者一样，他们也占据着爱国的道德制高点。晚清铁路大论战绵延了半个多世纪，辩论双方均高举爱国之旗，“卖国贼”、“汉奸”的大帽子乱飞……这或许可以警示后人：“爱国”之“国”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是时刻需要警惕的，晚清士大夫们即一度将“爱国”搞成了“爱传统意识形态”，甚至于搞成了“爱国粹主义”。
    这也正是晚清改革迥异于后世所有已落幕和尚未落幕的改革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晚清改革史的演进过程，正是翁同龢、刘锡鸿这些“信仰集团”自我转型的过程。
            
言论：戈登给中国政府的10条建议
                  
沈葆桢：铁路虽好，但断不可在我任内建造
                  
    沈葆桢曾说过：秦筑长城，当时以为灾殃，后世赖之。铜线、铁路，如其有成，亦中国将来之利也。沈本人并不反对铁路，他所反对的，是在自己任内自己的辖区里修筑铁路，对此，《南亭笔记》有所记载：
    “（沈葆桢）督两江时，适外人创淞沪铁路成。文肃（沈葆桢谥号文肃）仰承朝命，以巨金购得。或劝仍置原处，以便途人。文肃怫然曰：‘铁路虽中国必兴之业，然断不可使后人借口曰：是沈某任两江时所创也。’遂决意拆之去。”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拆除吴淞铁路是当局为了避免尴尬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韦尔士致国务院函，谈及中国政府拆除吴淞铁路的真实用意：
    “我费尽周折才从中国官员方面探悉他们（撤除吴淞线路）的理由，我尽可能用他们的语言呈报如下，他们说：‘……吴淞线路的拆除，完全因为在政治上有这样做的必要。如果听任它保留在那里不动，那适足印证当局的行动是庸人自扰；而且，又会给类似的侵犯中国领土和她的独立的行为以一种强有力的鼓励。’”（图为吴淞铁路全线贯通当月英国《图片报》的报道图片）

刘坤一：担忧开铁路会使依赖车马运输为生的贫民失业
                  
    南洋大臣刘坤一盛赞铁路便捷、支持李鸿章的修路主张。同时又担心将使靠车马运输的贫民失业；还忧虑铁路增税，将使内地税厘化为乌有。
    其他反对声音中典型的有翰林院侍读周德润，将造铁路上升到“以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的高度，请求朝廷对建议造铁路者“量予议处，以为邪说蠹民者戒! ”；顺天府丞王家璧则担忧铁路运兵快捷，我可至贼也可至，将使国防陷于四面受敌的困境。

戈登临终前夕给中国政府的10条建议
      
    1880年，前洋枪队领袖戈登再度来华，上书李鸿章，对中国外交军事提出十条建议，随后归国，战死于埃及。是谓《戈登遗言》：
    1、 中国与外国议约, 当在中国开议。
    2、 与外国议约, 须多用文字, 少用语言。文书以简明为贵, 或先将其意暗询别国。因各国互相猜忌, 若某款吃亏, 必为指出。
    3、 中国一日不去北京, 则一日不可与人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 无能阻挡, 此为孤注险著。
    4、 陆军无劲旅, 则水师无退步。今宜先练陆师, 再练水师。
    5、 所购船炮, 甚为失计。当时若以购船炮之款, 尽购新式枪，较为有益。俟陆军练成劲旅, 再购船炮。
    6、 中国有不能战而好言战者, 皆当斩。
    7、 应多方帮助华商出洋, 径向制造厂购货。
    8、 总税司宜驻上海, 专管税务, 不令搀越他事。若与外国公使议事,不宜令局外之洋人干预。
    9、 当责成出使大臣, 承办外洋军火, 如与各国公使谈论, 有不谐之处, 当令出使大臣, 在外商办。
    10、亟宜设税务学堂, 令华人习学关税事宜, 以备代替外人。薪水宜照外人例优给。
作者: 施国英    时间: 2011-8-19 21:31

哪位高人写的？视野超广阔~~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20 06:12

哪位高人写的？视野超广阔~~
施国英 发表于 2011-8-19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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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我也不知道。
    不过，从文笔与内容之多看来，应是一组学者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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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81年：思想犯：留美幼童回撤事件始末
19、1882年：社会达尔文主义扭曲中国近代转型之路
20、1883年：鸦片财政：以戕害民生为代价岂能强国
21、1884年：两广总督临终请求朝廷开设议院
22、1885年：体制病：个人权斗绑架国家战争
23、1886年：改革歧路：倾举国之力博一人之欢心
24、1887年：广学会：改造社会精英，改造旧中国
25、1888年：康有为转向“保中国不保大清”
26、1889年：政治投机摧毁晚清和平改良
27、1890年：薛福成呼吁清廷政体改革君主立宪






1881====================================
思想犯：留美幼童回撤事件始末

事件：朝廷下旨中途召回留美幼童

    1872年 8月，第一批幼童30人从上海港乘船出发前往美国。其后三年，1873、1874、1875每年各有一批，共 120名幼童( 年龄在10—16岁间 )到美国留学。留学年限定为15年，另加 2年游历以验所学，加上行前在上海预备学校肄习一年中西文，共计将近20年时间。史称“晚清幼童留美计划”。计划最强力的推动者李鸿章曾如此表述其目的：“求洋人擅长之技，而为中国自强之图。”
    尽管在启动之初，李鸿章屡次言及须不畏艰险与流言，绝不使计划流产，但最终，他没有能够坚持到底。伴随着李鸿章对留美幼童计划进展的失望，1881年 6月28日，总理衙门照会在美国的幼童出洋肄业局，令全体师生尽速返华。留美幼童被分三批启程，于1881年秋返回中国。至此，始于1872年，历经10年的中国第一次官派留学以失败告终。
    一度拟将推动留学教育以开启民智作为自己毕生事业的容闳痛心疾首：“毕生志愿，既横被摧毁……顿觉心灰，无复生趣。”后来他在天津见到李鸿章，严厉指责这位洋务老臣没有尽力保全这一事业。然而，容闳所不知道的是，李鸿章本就是撤回留美幼童的强力主张者——1881年，李鸿章内心的痛苦丝毫不亚于容闳：这个老糊棚匠希望造就一批明了西方技术文明的青年糊棚匠；然而，幼童们在美国所接受的教育，却显然是要将他们培养成旧体制的掘墓人。对为留美幼童计划竭尽全力顶了近10年的朝野舆论压力的李鸿章而言，这是怎样的一种情何以堪？在他默然于总理衙门的回撤谕旨的那一刻，那一百多名留美幼童，已成为举国士大夫心目中不可饶恕的“思想犯”。


容闳的理想：造就开启新时代的新公民

    鲁迅式的痛苦
    1847年，不足19岁的容闳远涉重洋去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若干年后，久历欧风美雨的他如此描述自己被新时代启蒙之后的痛苦：
    “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追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故予尝谓知识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乐益少。反之，愈无知识，则痛苦愈少，而快乐乃愈多。快乐与知识，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
    这种痛苦，鲁迅也曾经描述过——“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痛苦是一致的，选择居然也相差无几。鲁迅继续写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
    容闳也相信“希望在于将来”：
    “在予个人而论，尤不应存此悲观。……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能够改变中国的不是宗教，而是教育
    容闳家贫，在美国的学业依赖各方的资助，这些资助大多与宗教有关。他所在的中学——孟松学校的校董就曾以回国后充当传教士作为资送他进入大学的前提条件。但在容闳看来，宗教“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中国素无宗教信仰的传统，西方文明的基本——基督教教义实际上从未与中国文化完全地融合过，整合中国世俗社会的，仍是传统儒学。
    拒绝回国做一名传教士的代价是高昂的。正如熟悉容闳的Joseph ·H·Twichell牧师所说：
    “（容闳）断定自己当传教士并非上策。他隐约猜想有些别的事情等着他去做。他充分意识到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决定。这个决定违反了他周围大多数人的见解和渴望。同时，由于这个决定，他同那些慈善基金来源一刀两断，没有了金钱收入。”
    漫长的海外生涯已经将容闳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拥有美国国籍，而且几乎忘了怎样说国语。但他在自传里说：“我的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正好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更加强了。因此，……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
    1870年，曾国藩、丁日昌等奉旨赴天津办理“天津教案”，容闳作为翻译也参与其事。丁日昌与容闳关系甚好，受其催促，向曾国藩重提“留学计划”，终获同意，曾答应与李鸿章联衔入奏。容闳半夜被丁日昌唤醒告知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稍后，即有1872年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启程赴美。


    改革旧世界的首要之务，在于改革旧文化
    曾国藩大约并不清楚容闳极力促成外派留学生的真实用意。这位将传统儒家文化的“内圣外王”发挥到最高境界的清帝国的中流砥柱，希望通过派遣留学生，学到西方国家第一手的强国技术。曾国藩希望借此复兴清帝国和儒家道统的辉煌；容闳却希望借此改造陈腐的东方文化，造出一个新的“少年中国”：
    “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清廷之有无，儒家意识形态之存废，本就从来不在容闳的考虑之内。1855年，他在广州目睹了儒学出身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屠杀广州民众时的极端残暴——那个夏天，这位道光十五年的进士，一口气杀了七万五千余人，其中绝大部分人与太平天国毫无关系。容闳亲往刑场考察，所见触目惊心：“刑场四围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此累累之陈尸，最新者暴露亦己二三日。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精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池。空气中毒菌之弥漫，殆不可以言语形容。”
    传统文化孕育不出近代文明。容闳后来评价说：“似此不分良莠之屠戮，不独今世纪中无事可与比拟，即古昔尼罗王之残暴，及法国革命时代之惨剧，杀人亦无如是之多。”
    访问太平军并对其前途表示悲观之后，容闳再度谈及自己对清廷的不抱希望：“（太平军的兴起）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
    在容闳看来，政府之所以“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文化上的落后是极重要的因素，“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改革旧世界的首要之务，即改革旧文化。致力于留学教育，在容闳看来正是改革旧文化的一条捷径：“予意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

李鸿章之梦：培养新一代的糊棚匠

    陈兰彬建议撤回留美幼童
    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清廷颁布上谕，言及对留美幼童事业的不满，称：
    “有人奏，闽、洋两局废弛……出洋学生近来多入耶稣教，帮办翻译黄姓暗诱学生进教， 总办区姓十数日不到局， 学生等毫无管束，抛荒本业等语。朝廷不惜重帑， 设立船政局， 并派员管带幼童出洋，原期制造轮船精坚合式， 成就人材， 以裨实用。若如所奏种种弊端，尚复成何事体! ”
    次年二月，陈兰彬回奏，描述留美幼童的“现状”，并建议撤回留美幼童：
    “上年十一月，吴嘉善特来华盛顿面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局裁撤，惟裁撤人多，又虑有不愿回华者，中途脱逃，别生枝节等语……臣窃维吴嘉善身膺局务，既有此议，诚恐将来利少弊多。”
    朝廷将陈兰彬的回奏交由总理衙门讨论。后者则转而征求直接负责此项留学事业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意见——当年力主促成此项事务者，曾国藩已经去世，丁日昌回籍养病，惟李鸿章多年来一直竭力支持。于是，
    李鸿章的意见就成了留美幼童是否应该撤回的决定性因素。


    李鸿章无意于积极保全留美幼童
    李鸿章随后回信总理衙门，意见是“半撤半留”，即同意裁撤负责留美幼童事务的专门机构“驻洋肄业局”，并将部分学生撤回国内，其余部分已进入大学毕业在即的学生，则由驻美使馆暂时代为管理，待其毕业后再令回国。为了说服朝廷同意半撤半留，李在信中还提到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和几位美国大学校长对此事的态度：“皆谓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殊属可惜，且于美国颜面有损”。
    但总体上，李鸿章的态度是消极的。对陈兰彬及其他士大夫们的反对意见，李基本上都表示了认可——譬如，陈兰彬指责留美幼童偏重西学荒废中学，李鸿章表示自己也清楚内情：“迩年以来，余有议纯甫（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者，鸿章尝寓书诫勉，不啻至再至三”。李更多的，是在纠缠回撤幼童的方案——“纯甫（容闳）久管此局，以谓体面攸关，其不愿裁撤，自在意中，然阅其致子登函内，有分数年裁撤之说，尚非不可以理喻者。”
    收到李鸿章的回信之后，总理衙门做出决策，上奏朝廷请求将所有留美幼童一体撤回。奏折称：
    “自同治十年由南北洋大臣奏定章程，挑选幼童中之资质较优者出洋，前往就学，以备异日材成之用……讵料日久弊生，有名无实……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相应请饬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李鸿章这种消极态度显然是总理衙门决定撤回留美幼童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是李鸿章的孤军奋战在成就着这项事业——留美幼童一事倡议之初，曾国藩仅仅在向朝廷奏请其他事务时顺带提了这个建议，是李鸿章随后致信曾国藩，极力敦促他为此事专门上奏，“断不可望事由中废”；1874年派出第三批留美幼童时，举朝士大夫不满于开销太大，主张不再派遣，是李鸿章最后顶住了压力；1877年，美国物价大涨，留美幼童请求添拨经费，是李鸿章上奏，坚定表态“此举为造就人才，渐图自强至计，关系甚大……断无惜费中止之理”……如今，连李鸿章也变得如此消极，总理衙门选择幼童全部撤回，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无可自拔、无可救药的帝国“文化中心观”
    李鸿章态度的转变开始于1879年。这一年，负责留美幼童事务的两位总办相继回国，从他们那里，李鸿章获悉了幼童们在发展方向上存在问题——由于容闳的纵容，“学徒抛荒中学”严重。1880年 5月，李鸿章写信给陈兰彬，专门谈如何纠正这个问题。
    在信中，李鸿章要求容闳专管洋学，不要掺和幼童中学方面的教育。李希望幼童们既能够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满足洋务之用，同时又不荒废传统的儒学教育；在李鸿章看来，幼童们必须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可偏废”，否则，即使洋学修得再好，于国家也没有益处。
    关于这一点，量身定制的《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中有明确规定：
    “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
    这样做的目的，李鸿章曾说得相当明白：“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西学乃是“偏端”，中学乃是“全体”。向西学学习的宗旨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换言之，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礼之道。”
    这不是李鸿章个人的看法，而是那个时代绝大部分士大夫们的看法——即便是很早就开始呼吁在中国实施议会政治的郑观应，在言及向西方学习时，也不得不如此描述：“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这和刘锡鸿所谓的西方强盛是因为向中国学习，可谓异曲同工——尽管刘锡鸿一心拥抱儒家道统，而郑观应醉心于议会政治。无法放弃帝国的“文化中心观”，是那个时代，所有知识分子（无论保守还是激进）的共同特征。
    幼童们中文方面的学习并无问题，因为容闳希望他们日后回国缔造一个少年新中国，学好中文是必须的。陈兰彬们所不满的，是幼童们改穿西服、剪除辫子，乃至加入基督教。但更多的不满其实源自细节：1879年，吴嘉善接任留学监督后，招幼童们到华盛顿使署中教训，各生谒见时，均不行拜跪礼，结果成了严重事件：“（僚属金某）大怒，谓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具奏请将留学生裁撤。”——幼童们所受的近代教育，使其无法理解中世纪儒家教育的种种礼仪规范。
    李鸿章也无法原谅幼童们何以不行跪拜礼，这形同对帝国意识形态的背叛。多年之后，梁启超曾如此评价李鸿章和他的洋务改革：
    “李鸿章所办洋务，……缘其大纲，不出二端：一曰军事……二曰商务……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李鸿章所见西人之长技，如是而已。”
    李鸿章需要的，只是单纯的技术人才；而幼童们在美国，像当年的容闳一样，正日趋蜕变成开启新时代的新公民；李鸿章们戴着传统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既看不到新时代的优越性，自然更无法认可新时代所造就出的新公民。

留美幼童之痛：等待我们的只有荒漠和枯萎

    幼童们对半途被迫回国深感遗憾和痛苦，但更痛苦的是，离开10年之后的归来，等待他们的不是荣耀和拥抱，而是耻辱和排斥。
    幼童黄开甲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描述了自己想象中的被祖国拥抱的幸福：
    “当我们溯江而上遥望上海时，曾幻想着热烈的欢迎在等着我们，那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拥抱我们! ……想像中的欢迎，使我们越发激动。”
    然而，现实却是：
    “船头划开扬子江平静而黄色的水波，当靠码头时，那船弦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
    “人潮围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
    “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迷信的人们相信此处常有幽魂出现，惊恐的中国同胞言之凿凿，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
    “当你跨进门槛，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袭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在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迫返华。
    “如同狗之吠月，我们无能为力。望着满布蛛网的墙壁，使人昏昏欲睡。而手臂接触到的潮湿，正是我们的被褥。我们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这种简陋的安排，美其名是对我们的招待。”
    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开始，幼童们就背负起了“叛徒”的罪名，他们背叛了帝国的文化，背叛了帝国的传统意识形态，他们是“思想犯”，是“洋鬼了”和“有害于社会”以及“无益于国家之人”。他们是危险的种子，必须受苦，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
    在经济上，大多数幼童月薪只有四两银子，当时上海道台的年薪则可达一万至一万五千两银子。薪水之微薄，令幼童们生活困难。幼童黄开甲说：“这种待遇使我们仅免于冻饿。我们的饥寒与否，政府是漠不关心的，至少我们感到如此。对于我们家人是否冻饿，政府更不予理会了。”
    政治上，幼童们也深受政府“虐待”，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出洋前承诺的官职自然是不敢奢望，还必须接受政府的严厉监管，曾有幼童苦于薪资不足以糊口而逃至上海谋生，结果被朝廷下令通缉。《申报》曾如此描述幼童们的处境：“他们的薪水还不如西商的侍者，对他们的监管比囚犯还严厉。如此用人，安得有良材大器出而为国家办洋务哉！”
    一位叫做罗勃特的美国人当时所观察到的与《申报》的描述一般无二：“我曾在大街上匆匆见到(黄)开甲一面，因为他负有公差，才特准外出也。不知何故，他们被中国官方视同罪犯，对这种侮辱，使他们全体愤概不已。在留美期间，他们对文明社会已深切体会。也许，中国政府召他们返国正拟将开明的种苗拔除，则此实为自取败亡之举……”
    幼童们则发出了这样的哀叹：“我们是易于摧毁的，我们没有天赋的忍耐，我们似新生的树苗，由肥沃的土壤、温和的气候移植到无知迷信的荒漠，我们不会成长，只会渐渐枯萎……”

结语：让革命胜利，是时代最大的失败

    容闳是输家，他破灭了理想；李鸿章也是输家，新一代的糊棚匠没有成长起来；幼童们同样是输家，他们成了那个时代的一场畸形试验的牺牲品。
    那么，谁是赢家？
    曾任民国总理的颜惠庆于《马关条约》签订之后赴美留学，后来在其自传中回忆说：“政府一面很想利用我等所受的现代教育和所具有的新知识为国家服务，同时，又怕我们变成革命分子，推翻满清，心里至为矛盾。”
    这种矛盾终于在1911年成为现实。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留美幼童唐绍仪被聘任为袁内阁的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唐在谈判中极言：“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并以此为议和的指导方针，最终促成南北联合推翻了清廷。
    此种情形，容闳在幼童们被撤回那年就曾预见到了：“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代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声口气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能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
    让革命胜利，是时代最大的失败。


言论：曾纪泽称幼童未读圣贤书就出洋是无益之举


曾纪泽：幼童未读圣贤书即出洋，对中国没什么好处


    陈兰彬、吴嘉善等人热衷洋务，当时称为开明，然而即便是他们，也无法接受留美幼童对美国文化的认同。曾国藩是幼童出洋的重要推动者，其子曾纪泽办理外交多年，熟知中外情状，居然也明确反对幼童出洋：
    “昔年陈荔秋、容纯甫率幼童出洋，纪泽侍先太傅前，陈说利弊。……当时言：美国君臣上下，不分等差。幼童未读中国圣贤书，速令远赴异域，专事西学：上之不过为美邦增添士民，下之为各埠洋行增添通事、买办之属耳，于中国无大益也。”

美国大学校长联名致信总理衙门：幼童改变了中国形象


    1881年留美幼童返华前，他们的美国师长联名致函中国总理衙门，给予幼童这样的评价：
    “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凡此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为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

李鸿章责怪容闳：为何任由学生归国而不进行抵制


    1881年留美幼童撤回后，容闳在天津同李鸿章会面，谈及此事，李鸿章责问：“汝何亦任学生归国乎? ”容闳说：“此事乃由公使陈兰彬奉上谕而行，鄙意以为总督及陈兰彬与吴子登，皆赞成此举也。予纵欲挽回此事，亦何能为役。且违抗谕旨，则人且目为叛逆，捕而戮之。”
    李鸿章反驳道：“否，予当日亦甚愿学生勿归，仍留美以求学，故颇属望于汝，谓汝当能阻止学生勿归也。”对此，容闳极为惊诧，“当日此举，总督既未有反对之表示? 身居四方五千里外，安能遥度总督心事? ”这或许可以作为此一事件中李鸿章矛盾心理的一段注解。

幼童们回国后对美国的怀念


    幼童们返国后，现实环境的压抑让他们喘不过气来，集体呈现出对美国留学生涯的怀念。譬如：
    幼童罗国瑞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说：
    “我忆起在西海注我们共同渡过的童年。那里有海滩与树林，我相信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是在那里渡过。人人是那样和蔼可亲，而最使孩子们常念不忘的是那丰盛可口的食物，就在这种无忧无虑的环境下，我们共同步入成年。”
    幼童黄开甲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也说：
    “对于正想合上眼皮的人，我想他们( 幼童 )一定再度回味到太平洋彼岸愉快的时光。曾在亲切的监护和指导下，引导他们走向正义之路，明白做人之道。有可爱的声音教他们念“主祷文”，有和蔼的微笑经常迎接着他们，他们一定再度幻想重游我们的母校……”
    幼童温秉忠则回忆说：
    “中国幼童们与食宿一同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均建立深厚之友谊。故启行之日( 1881年返华之日 )，幼童与童年朋友告别，均很伤感，最重要的是，美国老师及监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使幼童们久久铭刻不忘。”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20 06:21

1882=======================================
社会达尔文主义扭曲中国近代转型之路

事件：美国通过《排华法案》
  
    本年，美国国会受理了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米勒提交的排华法案，为此，美国国会作了激烈辩论。
    主张排华者的主要依据是：华人有诸多的恶习和偏见，不可能在生活上美国化，更不可能接受美国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的伦理道德标准；而且华工的大量涌入，造成了同美国工人抢饭碗的紧张态势。反对排华者的理由则是：排华违背了中美《蒲安臣条约》中的自由移民政策，而且违背了美利坚共和国“自由、平等”的立国原则。最终，排华主义获得了国会多数票的支持。
    1882年 5月 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史上第一个限禁外来移民的法案———《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即通常所谓的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此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法案通过的文化背景：达尔文的进化论正在西方思想界引发地震，从生物学领域侵入社会学领域，崇奉弱肉强食和种族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随之兴起。排华论此后演变成了黄祸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轨迹。
                  
美国国会的调查：中国人无力建立自由政体

    美国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排华风潮，与其西海岸的开发密切相关。华工的大量涌入促成了美国西部开发发繁荣，其廉价竞争力同时又对美国本土工人的就业造成了威胁。与所有文明冲突的演变轨迹一样，经济上的排华最终演变成了文化上的排华。
    鉴于排华浪潮的愈演愈烈，1876年 7月，美国联邦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决议，成立了一个联合特别委员会前往西海岸对中国移民问题进行调查。委员会先后听取了一百多名证人关于中国移民问题的意见。这些证人陈述最后汇集成一部长达一千二百多页的《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下面摘录的是一些证人陈述，从中不难窥见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傲慢与偏见。

    A·B·Stout ：为保持我们种族的纯洁和优越性，必须立法禁止中国移民
    A·B·Stout 是一位医生，他认为促进一个种族身心两面的健康是一名合格的医生的崇高职责，所以他“打算对促使美国民族退化的各种原因进行一次考察”。
    Stout 在参考了众多“权威人士”的著作之后，得出的结论是：
    “高加索人种( 包括它的各种类型 )被赋与了超越所有其他人种的最高尚的心灵和最美丽的身体。它高居其余一切种族之上，观测着生命的原野。它受造物主的指派去支配全人类的命运，造物主授与了它以超过所有其他各种族的权力去研究、赞赏和统治上帝在人世间所做的一切。现存的其他不同种族与它建立任何新的结合都不能增进这种天赐的完美品质。不论哪一个种族加入到它里面来，都会对它起破坏作用。它的退化和最后灭亡，到头来必定会同有害的成分被引入它里面的速度成正比例。”
    “一个政府要保护它的人民，就应该竭力保存种族的纯洁；而且，不问政治理论如何，都应该谨防自己的种族去同劣等类型的种族相混合。”
    “我的这些想法是由现在关于中国移民所进行的争论而引起的。据说最高法院已经作出裁决，认为防止中国移民的法令是违反宪法的。我不精通法律知识，因此不敢反对最高法院有关宪法的裁决的明智性。但是，从生理学的观点来看，问题还有待于争论。第一条自然法则就是保持种族的纯洁——如果这个种族比其他一切种族都优越的话。自卫要求制定第一个保护性法令。”
    “如果世人为美国东部和南部诸州存在黑人而悲叹，那末，当美国的大西方多少年来被中国移民所淹没的时候，那又该怎样地流泪呢？一旦容许，就必须永远忍受。退化的事一旦开始，它的发展一定会继续在不知不觉中发挥它的毒害性的影响，这不仅是在几年以内，而是在未来的若干世纪。现在制定的法律，与其说是为了我们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后代子孙！到将来，后代子孙要因他们的纯洁而颂扬他们的祖先，或者因他们处于退化之中而咒骂他们的祖先。”
    “一切宽大自由的法律都是专为采用这些法律的种族制定的。不让劣等种族享受这些法律，并不是压迫。我们同欧洲人通婚，那只不过是繁殖我们自己的高加索类型；我们同东亚人混合，那就是在创造退化的混血儿。”
    “有人争辩说，当我们正在要求自由进入中国、同中国人自由交往时，正义要求我们对中国人自由开放我们的大门，并且收养他们当作我们自己的人民，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中国人可能会高高兴兴地请求美国人移居到他们的国家里去，因为每一个结合都可以改进和提高他们那衰弱了的种族；而相反，每有一个中国佬在我们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来，都会使我们自己的血统降低。”
    “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是合适的。这种亚洲客人在我们这个州里面应该得到一种什么地位呢？对于他们愿意来我国，我们从全国的观点应该采取什么看法呢?在我们每一个宽宏大量的公民面前，他们应该以什么面目出现呢？恰当的回答是：应该把他们看做是身居外国的宾客。客人是一个圣洁的名称。慷慨的主人应该给予他们以愉快而丰富的款待。”
                  
    Frank·M·Pixley：同中国人接触，会把我们的文明降低到他们的程度
    Frank·M·Pixley是旧金山市的代表。下面摘录的是其与维护华人利益的旧金山中华会馆代言人 F·A·Bee及负责本次调查的联合特别委员会委员们之间的问答。
    F·A·Bee （中华会馆代言人）问：不是有人这样指责过你吗 ? —说你在这里发表过一次演说，在演说中你认为人们应当到码头上放火焚烧太平洋邮船公司的轮船。
    皮克斯利答：大约十五年以前，有一次在谈到这些野蛮人侵入我国西海岸的问题时，我曾经说过，如果不能以任何其他方法来限止中国人……还不如把从中国开来的轮船在码头上烧掉的好。我直到现在从来也没有改变过那种意见，我今天十分怀疑，如果在十五年以前那样做了，那是否不会使文明各界和我们的立法者如此震惊，以致他们早就会来考虑这件事情，早就会把我们从中国移民中拯救了出来。
    问：作为一个劳工阶级，他们的性格怎么样?
    答：他们是有耐性、勤劳、而辛苦工作的奴隶，由于畏俱而尊重我们的法律，为了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而被迫从事劳动。
    问：从社会方面说，他们是不是一个比非洲种族要优秀的种族 ?
    答：不，先生。他们并不比非洲种族优秀。在我看来，他们比上帝所创造的任何种族都要低劣。
    Cooper（联合特别委员会委员）问：据我了解，你刚才是说，中国人在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有智慧的动物中是最低劣的?
    答：我认为，再没有象中国人这样低劣的了。在非洲的若干地区，智力的标准比较低，但是道德的标准比较高，就是说，他们是比较诚实的。这些人却已经达到了四千年的罪恶的顶点，达到了一种文明—这种文明是由于人口过剩产生的—的罪恶的顶点。例如，为什么我们都珍爱自己的女孩子，而他们却杀害女孩子呢? 因为他们的女孩子太多了，养活不起。
    问：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不比非洲人有更多的而且是一种更好的文明吗？他们两者都有过同样的机会、同样的自由去建立一种文明。
    答：……他们建立的是这样，一种文明，我简直认为，如果他们象非洲一样没有文明，那还要好些。
    问：他们有艺术、科学以及他们所特有的文学吗?
    答：他们有他们的中国文学，这种文学，象你所看到的在这里出版的东西那样，是孔子和孟子的教言。
    B·S·Brooks（代表中国人利益出席联合特别委员会）问：你不认为同白种人接触会使他们两者（中国人和非洲人）或两者之中的某一个得到进步吗了
    答：我的确认为具有我们的文明的四千万人同具有中国的文明的四亿人接触，会使他们进步。我认为，这会把我们的文明降低到他们的水平，并不是提高我们的文明，而是提高他们的文明，这就是危险所在。
    问：那末，你就是对我们的文明的力量没有很大信心了？
    答：是的，我们的文明获得了伟大的成就。它可能还会获得更大的成就；但是有某些事情是它所不能完成的。它不能完成中国的基督教化或文明化。
    问：你认为他们是处于我们的文明的势力或力量之外的吗?
    答：是的，他们简直是把他们自己的见解固定化了。多少世纪的长时间使他们确信，他们的文明比我们的文明更好、更高，我们是外夷，是劣等人。你应该去玫击一种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的偏见，我说过，那是四千年来发展而成的。
    问：你是否害怕错误来反对真理？你不认为，当真理同错误接触时，真理最后会赢得胜利吗？
    答：真理往前走得如此之慢，错误走得如此之快，因此我们不能等待。
                  
    James·P·Dameron ：中国人脑容量太小，无法建立一个文明的自由政体
    James·P·Dameron 是一名律师，并自称“多少算是一个博物学家和人种学家”。基于这一知识结构，其排华的理论依据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
    “蒙古种族有一部时间久得发霉的历史，这部历史断言自己有五千年的文明，信而有征的历史则可追溯到摩西创造世界和以色列人退出埃及的时代—那表明即使是埃及的文明也是从他们那里传来的；他们在希腊人打破特洛伊的城墙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开化了的民族；他们的伟大的哲学家孔子，在基督降生以前五百五十年、苏格拉底诞生以前八十年就写出了书经( 尚书 )，他们的文献据说富于各种各样用韵文和散文写成的著作：伦理学、历史、地理、游记、戏曲、传奇、故事以及各种小说；他们的政府以君主政体为基础，靠教育资格用人，形式是有些复杂，然而抗住了时间的破坏。一个伟大的政治作家说：‘维持得最长久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如果这条原理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因为，它经历了印度一日耳曼种所有伟大民族的兴亡盛衰而仍然屹立不动，当安格鲁撒克逊族还奔驰在德国的丛林之中、英格兰的土著还是一群野人的时候，它就已经达到了它的伟大的顶点。”
    “然而，在那时间里，这些蒙古人种一直没有进行过一次努力把自己从暴政和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以及建立自由政体。另一方面，白种人已经使欧洲淹没在血泊中，点燃了自由的火焰，而在这同时，他们却仍在安静地服从于汉人或鞑靼人的统治。留着他们的辫子作为他们服从和退化的标记，遵循着传统和祖先的根深蒂固的惯例，以禁欲主义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一切欲望和环境，为的是能够得到足够的东西来满足他们身休方面的迫切需要。他们毫不关心外面的世界，不关心外面世界的战争、进步、文学以及这个世界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他们使自已沉迷在自满和旧传统之中，把这个华夏之邦以外的一切人都看做是野蛮人。”
    ……
    “有学问的人种学家如 Nott、Gliddon和Morton都已指出：任何种族，如果他们的平均脑容量不超过八十五立方英寸，就没有能力建立自由政体；在他们的历史中并没有曾经试图建立这种政体的事例；中国人和美洲黑人的平均脑容量约为八十一至八十三立方英寸，而印度一日耳曼族的平均脑容量则高达九十二草九十六立方英寸，某些人更高达一百二十五立方英寸。”
    “由于中国人的脑容量在几千年以前就已经达到了最高点，所以他们将象属于蒙古种的印度人一样，宁可被消灭，也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采用西方文明。由于他们在脑容量方面是一个比白种人低劣的种族，所以让他们保持本来的样子，而去鼓励同他们的贸易和友好关系也许好些；由于他们对自己的祖国具有一种深挚的爱，所以还是让他们留在原来的地方为好，这是因为他们与白种人相比是一种劣等种族，是一种不同类型、不同文明的种族，因为两个种族不可能在平等的条件下一起生活而不混合起来，因为大自然已经在肤色和气味方面打下了它的标记。”

东方的回应：日本之虚妄与中国之悲观

    1876年的这些傲慢与偏见，其实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生物学进军社会学的结果。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882年促成了美国的《排华法案》；十几年后，它又成了西方世界泛滥成灾的“黄祸论”的理论依据——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公开提出“黄祸”的概念，并令宫廷画家制作了有关“黄祸”的宣传画，而且广为传播。自此，“黄祸论”恣意蔓延，迄今未息。
    作为被指责方，东方世界更是在铺天盖地的“黄祸论”中长期迷失了方向，在新旧时代的转型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义和团乃至日本侵华战争当中，都能找到“黄祸论”发生作用的影子。
    1882年的中国没有对《排华法案》表现出特别的激愤，仿佛此事与己无关。异域正酝酿着一场重塑东方帝国形象的文化运动，被塑造对象自身却由于自闭和迟钝而毫无感知，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悲剧。更悲剧的则是：当黄祸论终于汹涌进入东方，东方知识界的抵抗（主要是指中国和日本），竟然也不得不寻求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支持——这甚至不是悲剧，而是荒诞。
                  
    日本知识界：日本人种西来，不属于黄种人
    “黄祸论”的主体是中国。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直到甲午之前，西方“黄祸论”所针对的大都是中国。甲午海战日本战胜中国，随后又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日本在西方“黄祸论”中的针对迅速增强。1913年，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即如此表述：“日俄战争以来黄祸论逐渐成了世界性的问题。有人主张日本是黄祸的中心，有人主张中国是黄祸的中心。”
    作为反击，日本知识界集中质问西方国家“谁威胁谁”，亦多搬出“人类平等”的道义武器。但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部分日本学者否认日本人种属于黄种人，冀望以此摆脱“黄祸论”。
    与福泽谕吉并称的学者田口卯吉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著有《日本人种论》、《日本人种的研究》和《破黄祸论》等多种作品，极力否定日本属于亚洲黄种人。
    在《日本人种论》一文中，田口卯吉说道：“称我日本人种为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的一部，和中国人相同”，“乃是沿用欧洲人轻率地定下来的人种分类法”，对此，田口表示“不能容忍”。田口认为，“区别我日本人种和中国人种”的要点有二：一是“语法完全不同”；二是“容貌”。他说：“我社会上有势力的种族不仅血统纯洁，并且和其文明一样日进于精美。其最明显处是皮肤白且光滑。中国人中虽非无极白者，但其中肌理细腻如通常所谓绸缎皮肤者定不可见。由此点不仅可见我人种胜于中国人种，并且胜于雅利安人种。雅利安人自夸白皙，但其皮肤多毛且粗糙，没一个有所谓绸缎皮肤者。且其所谓白乃赤白，日本人种之白则为青白。此点我邦上等人之容貌可以证明。”在此，田口强调日本人种不属于黄色人种，高于中国人种，而且甚至高于提倡“黄祸论”的雅利安人种。
    在《日本人种的研究》一文中，田口卯吉的观点更激进：“今日的欧洲人才是句兰已安人种。他们如今自称为雅利安人种，把我们称为句兰已安，只能说是抢夺我们的祖先，并且贬斥我们的人种。”
    在《破黄祸论》一文中，田口认为西方国家将日本当作“黄祸论”的中心是出发点错误：“大和民族和中国人不同种，而和印度、波斯、希腊、拉丁等同种。因此以余所见，黄祸论的根基即错。如将日本人看作跟中国人相同的黄色人种这一点，即已把事实弄错，故黄祸论为完全无根之流言。”“余不怀疑作为日本人种的本体的天孙人种是一种优等人种。此人种到底如何从天上降下来，实在是历史上的疑问。然而如从其语言语法推断的话，是和梵语与波斯等同一人种。是否属于语言学所称的雅利安语族，是毋须絮说之事。”
                  
    中国知识界：梁启超悲观地声称“人类的历史乃是人种竞争淘汰的历史”
    尽管“黄祸论”主要针对的是中国，但中国知识界对“黄祸论”的感知反而比日本更迟钝。1882年的《排华法案》背后，已潜藏着“黄祸论”的阴影，中国知识界对此不置一词；1895年甲午战争前夕，日本知识界已经懂得开始利用“黄祸论”抹黑中国，期冀以此换取西方国家的好感——譬如竹越与三郎在其著作《支那论》中独辟一节，名曰《中国人种侵略世界》，极力附和西方世界，宣扬“黄祸在中国”。对此，中国知识界仍然麻木。
    最早对“黄祸论”做出反应并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应该是梁启超。这位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最重要的思想资源的提供者凭借着《时务报》的巨大影响力，竭力试图消弥“黄祸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带给国民们的消极情绪。
    在西方知识界的语境里，“黄祸”意味着野蛮和不开化，其实质是将中国放置在文明的对立面，其理论基础，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之一的种族主义。梁启超始终坚持中国人与西方人并无二致，但现实是西方人攻破了中国人的大门，所以，梁启超又不得不承认中国确实存在着野蛮——譬如缠足；同时又如此宽慰自己也宽慰国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束腰与缠足同样野蛮。
    梁启超试图从两个方面消解“黄祸论”：其一，野蛮不等于愚蠢，不代表着智力上的劣势，也就是说，梁启超不承认中国人种不如西方白色人种；其二，中国之所以野蛮，是因为中国社会尚在进化之中，而且中国社会有能力进化到和西方国家同等甚至更加文明的程度，个中关键则在于教育和体制；教育先进则可开启民智；体制之好坏则决定着人性之善恶。
    对普通民众而言，梁启超的这些论述显然过于抽象了，他们更愿意从生动的案例当中重新获取自信心。《时务报》的编辑们也很乐于满足民众这种需求，譬如他们翻译了一篇日本论文《论俄人性情狡诈》，即将俄国人描述成“不知文明为何物者”的野蛮种族；另一篇同样译自日本的论文《医生论脑》带来的消息更加令人振奋：
    “凡人筋骨肥大，其脑必小。……人身极高而脑极灵者甚罕见。俾斯麦其一也。”
    显然，这“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关于中国人脑容量过小无力造就自由政体的谣言。
    对梁启超来说，这种虚幻的自信是无效的。他不止一次悲痛地承认：只有欧洲人有资格被称作“历史的人种”，“条顿人实今世史上独一无二之主人翁也。”所以有了这样的自问自答：
    “历史者何？”
    “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
    在这一问一答之间，历史已悄然转入歧途。

结语：社会达尔文主义让中国近代转型误入歧途

    1882年的《排华法案》，只是“黄祸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社会所撕开的第一道微小的伤口，因为知识界的自闭，其疼痛感在当时并不强烈，后世论及，也多仅聚焦于华人所遭受的不平等歧视。殊不知，这一法案，正是古老的东方儒家农业文明与近代西方商业文明之间博弈的结果，儒家文明的傲慢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傲慢碰撞了许多年，这一法案可以视作彼此间的一个胜负节点。此后，中国知识界越来越明显地分裂出西化与传统的派系之别，戊戌年的西化努力与庚子年的反西化努力均告失败之后，中国知识界集体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如杨度所说：
    “自达尔文、黑胥黎等以生物学为根据，创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其影响延及于世间一切之社会，一切之事业，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
    这才是最严重的溃烂和最终极的伤口。
    直至1919—1920年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始有所反省：
    “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
    A·B·Stout 担忧美国人同中国人混合会导致后代“因他们处于退化之中而咒骂他们的祖先”，“黄祸论”的针对者中国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果然迅速掀起了批判他们祖先的狂潮——将今日之落后归罪为祖宗之不肖，无疑是一种自我宽慰的捷径。而当梁启超在人生末年重新肯定孔子之时，那些经他之口说出的话，早已不可收回：
    “……人各相竞，专谋利己，而不顾他人之害，此即后来达尔文所谓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是动物之公共性，而人类亦所不免也……（这番议论）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言论：近代学者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思
                  
梁启超：呜呼，杨学遂亡中国！
                  
    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梁启超一度甚为膺服。故而在1900年关于“利己与爱他”的讨论中，梁旗帜鲜明地为杨朱翻案。说道：“昔中国杨朱以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恶其言，及观英、德诸国哲学大家之书，其所标名义与杨朱吻合者，不一而足”。在梁启超看来，杨朱之学可救中国。
   至民国初年，个人主义偕利己主义在中国四处蔓延，梁启超却惊呼：“今举中国皆杨也……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

辜鸿铭：政治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为祸深远
                  
    张之洞晚年标榜“中体西用”，颇有以中国传统儒家的“义利”观修正物质主义至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用意。被辜鸿铭概括为“道德上的耶稣主义（中体）”和“政治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西用）”的古怪结合（马基雅维利主张为达成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辜鸿铭欣赏张之洞，但对“中体西用”的前途感到悲观：“当张之洞所教给中国文人学士和统治阶层的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不及他纯洁的人所采纳，诸如被袁世凯这种天生的卑鄙无耻之徒所采纳的时候，它对中国所产生的危害，甚至比李鸿章的庸俗和腐败所产生的危害还要大。”事实上，辛亥年之后民国溃败，正缘自这种政治上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中体”失落已久，“西用”泛滥成灾，迄今未止。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
                  
    1905年，康有为周游西方列国后，发表了《物质救国论》，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刺激，深刻“反省”自己之前的政治立场：未出国门之前，以为西方致强之本，在于哲学精深，道德文明。如今到欧美12个国家转了一圈，才发现中国数十年的变法皆为“误行”。欧美的道德风气不如印度、中国，欧洲之所以强，乃是有物质之学：
    “欧洲百年来最著之效，则有国民学、物质学二者……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

杜亚泉：物欲泛滥的丛林世界不可能造就共和与宪政
      
    《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于1913年撰文反思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称自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已成丛林世界：
    “今日吾国之社会中，亟亟焉为生存欲所迫，皇皇焉为竞争心所趋，几有不可终日之势。物欲昌炽、理性梏亡，中华民国之国家，行将变成动物之薮泽矣。”
    杜亚泉总结说：物质主义的流行，给社会带来了三大祸害，一是刺激国民的竞争心，二是令人们的物质欲望亢奋，三是使人类陷于悲观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
    在杜亚泉看来，这样一个为物欲所绑架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共和和宪政的，它只会成为威权的温床：
    “物质竞争之社会中，而欲构成真正之共和国家，发生真正之立宪政治，吾知其决无是理也。”
    杜亚泉的判断是准确的。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充满物质欲望的金钱主义社会，最容易建立的反是威权主义的专制政体，即：在私人领域放纵国民发财享乐，声色犬马，而在公共领域限制国民的政治自由，听凭国家权力由各种“有力”的利益集团角逐竞争，最高统治者则通过平衡各种对抗的物质势力，保持自己对主权的垄断。
    北洋年间的政局，恰是如此。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20 06:27

1883==========================================
鸦片财政：以戕害民生为代价岂能强国

事件：清流领袖张之洞在山西全省禁烟
  
    本年，中外瞩目的中法战争呈现出了扩大化和持久化趋势，晚清官僚集团内部清流系领袖张之洞在山西所开展的禁烟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被这场战争所遮蔽掉了。这位新任山西巡抚，面对“几乎无县无之”泛滥全省的鸦片种植业，发出了山西乃是“鬼国”的悲叹。数年前惨烈的“丁戊奇荒”饿死上千万人，山西受灾最重，鸦片种植业的泛滥即是主因之一，深悉此中原委的张之洞，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忧心忡忡，感慨道：若不禁烟，再过几十年，山西就彻底完蛋了。故而，本年 4月，张之洞决心在山西全省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
    这场运动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的成效——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任何成效，随着次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运动无疾而终——而在于：这位著名的清流领袖、坚定的禁烟者，此后不久却成了本土鸦片种植业的坚定的扶植者。《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清晰地窥见了张之洞这种诡异的转变：“所有总督除张之洞外都反对吸鸦片，张在理论上反对，但实际上并不反对”，因为张自己正在吸食鸦片。尤其是：他在《劝学篇》中痛陈鸦片之害；却又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极力描述鸦片税收对兴办洋务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张之洞仅仅是个典型的例子。为了洋务自强，而不惜放任甚至推广本土鸦片的种植和销售流通，进而获取丰厚的“鸦片税收”，其实已经成为晚清朝野的共识。几乎无人意识到：这种将国家利益绝对置于民生利益之上的思维定势，会对此后的中国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酿成怎样惨不忍睹的历史悲剧。
                  
伟大胜利：本土鸦片彻底战胜进口鸦片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鸦片之祸的标准化叙述的开端。这种标准化叙述过份强调了鸦片之祸的外来侵略性质，而刻意弱化甚至遮蔽了两个重要史实：其一，早在1840年之前，中国内地的罂粟种植和鸦片市场即已成型，雍正皇帝和嘉庆皇帝都曾屡次发布上谕严禁鸦片的生产与流通；其二，1840年之后，祸害中国百姓身心健康的鸦片，绝大部分是中国本土所产，进口鸦片所占比例极小。
    中国本土较为大量生产鸦片，始于1830年代。由于外国鸦片的涌入及吸食者日众，国人于是自印度引入鸦片自己种植。先传入云南，继而一路北上东进，最终遍及全国。
    1830-1857 年间，清廷采取了严禁鸦片的政策，种植鸦片者处斩，故而虽有种植，但区域并不广。1858年，为了筹集平乱军饷，清廷对进口鸦片上税，等于认可了进口鸦片合法化，随之，本土鸦片种植的禁令也名存实亡，本土鸦片产量随之大增。许多史料直观地记述下了这一变化——
    譬如，光绪年间，有人游览昆明，如此描述当地的罂粟种植：“出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堂，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当时，云南全省有约三分之一的耕地种植罂粟，鸦片已经成为该省最重要的农产品。
    再如贵州，罂粟的种植面积也相当之广，尤其集中在黔中部和东部地区。贵州鸦片品质极佳，价格又不高，几与洋货相抗衡，前来购买者络绎不绝。如开州、婺川等地，按当地官员的说法，是：“开垦之地半种洋烟……
    查种烟为近来民利大宗，积习己久，骤难禁革”。
    四川的罂粟种植则是后来居上。1883年，刘光第路经涪陵，对当地遍地罂粟的景象“不胜骇然”，他在日记《南旋记》中如此描述：“此地与忠州、丰都皆以种罂粟为要务，葫豌，菜、麦，至市他邑，故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也。”
    可以说，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罂粟种植已遍及全国，再也找不到无大量罂粟种植业的省份了。北至蒙古、西至甘陕，南至闽粤，东至富庶的江浙山东，各省皆有大量土地用来种植罂粟，甚至成为许多农民的主业。著名传教士理雅各曾从北京由陆路旅行到镇江，沿途所见，“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
    国内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和鸦片质量的提高，直接导致了外国进口和走私鸦片的逐年减少，至1880年代，国产鸦片数量早已超过了进口鸦片。据数据统计，到1879年，全国鸦片的自给率竟达到80.12 ％。到1881年，不仅波斯鸦片进口全部停止，而且据当年英国驻上海领事提交给本国的贸易报告所说，“在四川、云南、山西、陕西、甘肃和贵州等省，印度鸦片几乎都被赶出了市场，现在简直不再运往这些地方，那里的消费全部由中国产的鸦片供应了”。中国鸦片的发展速度惊人，仅过一年即1882年，本土鸦片已经不仅完全满足国内需要，而且可以出口了。“外国鸦片不仅在华西和西南地区，而且在沿海地区也正在逐渐让位于中国鸦片。就像华西的鸦片正在大批流入缅甸一样，东面的台湾和其它岛屿现在也从大陆获得其部分鸦片供货”。
    中国鸦片彻底将把外国鸦片赶出中国，看起来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民族主义：晚清朝野扶植本土鸦片

    本土鸦片迅速取得对进口鸦片的决定性胜利，与晚清上至朝廷大员，下至普通知识分子对本土鸦片种植的扶持是密不可分的。正是他们的这种扶持态度，为本土鸦片种植业提供了生存空间——尽管，清廷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本土鸦片种植业合法。
    最先提出给本土鸦片种植业以生存空间的，是不赞成林则徐的严厉禁烟举措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在许看来，鸦片终究是禁不住的，反倒不如将鸦片贸易合法化，如此政府既可从中征税获利，又能制定一系列的政策规范鸦片贸易，譬如只能以货易货和严禁官员吸食等。许乃济后来被从四品官贬为六品官，成了“卖国贼”；他所反对的林则徐则因为坚决禁烟而获得了一枚民族英雄的历史标签。
    世事无常，历史更是充满了喜感。1847年，已调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完全改变了自己的“鸦片观”，反与许乃济成了“同道中人”。在给友人文海的回信中，林则徐如此说道：“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在此时的林则徐看来，如果本土鸦片“胜于洋贩”，百姓自然都会乐意购买本国鸦片吸食，不再购买洋烟，如此，白银只在本国之内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自然是毫无问题，怕只怕，那些吸惯了洋烟的人不爱国，不能回心转意支持国货——“第恐此种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
    当年许乃济被朝野内外同声唾骂遁无可遁终于声名狼藉，时移世易，如今却换作了禁烟派惶惶然战战兢兢不敢发言。晚清禁烟名士许珏在给湖南巡抚赵尔巽的一封信函中如此说道：“珏两年来疏陈请加洋土药税，未敢遽言禁者，因言禁则众皆以为迂图，势将置之不问；言加税则尚有裨财政，或冀采用其说。”——禁烟名士沦落到不敢轻易谈禁烟，否则即有被视作迂腐遭到耻笑的风险，可见流风之所向，颇有浩浩荡荡之势。
    用本土鸦片抵制进口鸦片的论调，在晚清朝野拥有广阔的市场。袁世凯的叔父刑部左侍郎袁保恒，在在光绪初年即曾明确扬言要扶植本土鸦片的方式抵制进口鸦片。他告知总税务司赫德：他将和其他人一起保护本国的鸦片种植，直到能够制止外人输人鸦片，那时本国才可停止种植鸦片。
    这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鸦片商战”的概念，在1894年被郑观应明确概括提炼了出来，郑观应认为，“鸦片战”是对西方进行“商业之战”的首策。建议朝廷“弛令广种烟土”，以进行“鸦片战”——早在1862年，郑观应就已经开始提倡“以土抵洋”，建议民众多吃本国鸦片，少吃进口鸦片，并视之为固国卫民之道。
    1872年创办的《申报》，也极力提倡这种民族主义性质的“鸦片商战”。1873年 6月28日刊登的一篇题为《拟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的文章极力呼吁政府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控，理由是：其一，国人既然喜食鸦片，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控，政府一可征税，二可使数千万两白银留在国内，免致流失；其二，加强鸦片制作方法的改进，仿行印度办法，以适合国内消费者的口味，政府不但有巨额税收，农民也可以增加收入；其三，凭借征税而使鸦片售卖价格增高，贫者戒吸而富者渐减，最终自然不禁而禁。
    真正在政策上为土产鸦片松绑的，是直隶总督李鸿章和总理衙门。1874年，李鸿章与总理衙门首次向清廷提出“种烟驰禁”的主张，建议自行生产鸦片，以抵制进口鸦片。当时虽有许多大臣并不赞成，但李鸿章对自己的这一提议极为自信，在他看来，继续禁止本国生产鸦片，不过是“徒为外洋利薮之驱，授胥吏扰索之柄”，不过是便宜了洋人，方便了胥吏。

鸦片财政：为求“国富”而不惜牺牲“民强”

    在知识分子眼里，国产鸦片战胜进口鸦片，是民族主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但在朝廷内部大多数官员眼里，扶植国产鸦片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取可靠而且可观的财政收入。在知识分子们中间，禁烟是一种政治正确，民族主义也是一种政治正确，但后者高于前者，所以，可以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在官僚系统内部，禁烟同样是一种政治正确，国家自强也同样是一种政治正确，后者高于前者，所以，同样可以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
    这成了晚清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府县泛滥成灾的鸦片财政的“理论根源”。
    作为表面文章，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始终宣称对鸦片征税只是手段，禁烟才是终极目的，乃是“以征为禁”、“寓禁于征”。但事实是：禁烟只是幌子，征税才是目的。1877年，驻英公使郭嵩焘连上两道奏折，请求朝廷主持禁烟，两广总督刘坤一在一封私人信函中如此评价郭嵩焘的建议：
    “郭筠仙侍郎禁烟之议，万不能行。即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讵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此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顾据实直陈，必触忌讳，不如暂缓置议，想朝廷不再垂询。”
    刘坤一说得很坦白：广东不能禁烟，因为鸦片财政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对郭嵩焘的奏折的处理方式，只能是搁置起来不做讨论，因为一讨论，就要涉及到禁烟这个政治正确的问题，而一旦禁烟，就要危及建立在鼓励本土鸦片种植基础上的鸦片财政。所以，“暂缓置议”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因为朝廷上下对鸦片财政早已达成默契，所谓暂缓，就是拒绝讨论，“想朝廷不再垂询”。
    晚清名士何启和胡礼垣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今中国所急者财用，而厘税之入，以鸦片为大宗。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余万两，而实则二千余万两。是合洋药土药而计，每年值二千六百余万两。国家之利赖在此，官府之调剂在此，若舍此项，则补救无从，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
    民国学者于恩德著有《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一书，对晚清的鸦片财政洞若观火：“盖当时朝廷深知鸦片弛禁每年可收巨款，又适值军用浩繁需款孔急，遂决定弛鸦片之禁公开收税。但禁与弛禁二者根本不相容，既弛禁则主禁之政策，决不能并立，而‘寓禁于征’之政策，亦实根本欺人之谈也。因吸烟者一经成瘾，苟非施以强迫之压力，不易戒除，虽倾家荡产售妻鬻女，而鸦片不能不吸。故‘寓禁于征’政策实行之结果，徒使吸烟者速至于‘家败人亡’之地步而已。况所谓‘寓禁于征’之主旨，乃在于‘征’，而非在于‘禁’。结果此种政策反成为禁烟成功之阻碍，因政府恃为利源，而不肯舍弃也。自鸦片弛禁之后，使大多数国民陷于万恶之毒害中，国力既因之而疲，国势亦因之而弱。”
    据史料记载及相关资料统计，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为 1亿两多一点，光绪三十一年的财政总收入至多不过 1.5亿两，光绪三十四年的中央财政收入增长至2.4191亿余两。而光绪三十一年的土洋药税厘收入总数为22610478两，光绪三十二年的土洋药税厘收入总数为23,507,550两，光绪三十三年的土洋药税厘收入总数为20,204,236两。也就是说，鸦片税收在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中至少维持在 10%以上的比例——如果考虑到中央政府所完整控制的仅仅是进口鸦片的税厘征收，在本土鸦片的税厘征收方面一直未能战胜地方政府，而后者又在整个鸦片市场上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那么，这个 10%的比例，显然是严重缩水了的。
    20世纪初，清廷迫于内外压力，开始禁烟。地方省份遂痛感财政收入与支出出现严重脱节。譬如1909年11月山西巡抚奏称：“本省进款，自开办统税，药厘一项骤短银二三十万，至本年禁种，更无税厘之可收。出款日增而入款转减，计三十三年已亏银七十万，三十四年将亏至百万，本年又加认海军开办经费，每年应允解银十五万，常年经费五万，本省审判庭及咨议局经费约共十万两，截至年终计须亏银一百四十万。”——山西向中央诉苦，然而中央同样没有钱，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中央同样也是一直在依赖着鸦片财政过日子。

结语：“国家”越来越重，“个人”越来越轻

    传教士哈德逊·泰罗于1890年代访问了中国的十余个省份，对鸦片在中国传播速度之快极为吃惊：“当我1854年第一次到中国时，鸦片上瘾的人相对较少，但近二十年鸦片迅速蔓延，近十年更快，现在吸食鸦片猖狂得惊人。”哈德逊·泰罗的观察是准确的，只是并不了解个中原因——1854年，距离鸦片战争已有14年之久，之所以国内鸦片上瘾人数还比较少，是因为1830年代至1858年，清廷一直对鸦片执行严禁政策；自1858年开始，转而实施驰禁政策，国内鸦片吸食人数随即迅速上升。
    这一政策转变的背景，是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运动的口号是“自强”，具体而言，是国家或者说是朝廷的自强——李鸿章们多年来始终致力于国有企业尤其是国防军工企业的发展，即是例证。在寻求“国家自强”的伟大目标下，本土鸦片的禁令悄然解封，民众的健康悄然让位于税源的开拓——林则徐未必不知道鸦片对人体的毒害，1838年，他曾大声疾呼过“（鸦片之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然而，到了1847，他所关心的，已只是如何保护朝廷的财政安全，倘若鼓励国民吸食本土鸦片能防止白银外流，则是善莫大焉。这种转变，同样体现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身上。
    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由此悄然发生转向——从“朝廷不可与民争利”进化到了“国家不惜害民以取利”。正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国家富强”日趋上升成为最顶端的政治正确，在这一政治正确的大帽子下面，民生一再被“合法蹂躏”，晚清鸦片财政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
            
言论：郭嵩焘观察到地方政府是鸦片种植扩大化的幕后推手
                  
李鸿章：先用本土鸦片赶走进口鸦片，再禁掉本土鸦片
                  
    1880年，李鸿章上奏请求对本土鸦片征收轻税，以提高其对进口鸦片的市场竞争力：“土烟之毒究比洋药为轻，而民财亦不外耗；傥将来洋商无利可图，洋药渐不来华，再增土药税厘益加厉禁，尚未为晚。”
    实际上，在此之前，地方大员借口“以土抵洋”而行征税之实的情况已非常普遍。自咸丰九年( 1859 )，产烟大省云南开征土药税，各省相继仿效，以此为地方一大税源。

郭嵩焘：地方政府是鸦片种植扩大化的幕后推手
                  
    鸦片贸易合法化导致鸦片吸食需求量的大幅增长，加之本土鸦片成本低廉，贩者与地方政府均可从中渔利，遂促使国内鸦片种植面积越来越广。
    郭嵩焘曾敏锐地观察到了地方政府在鸦片种植扩大化中起到的积极作用：“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力又复减省，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赋，官民皆有所利，以至四处蔓延。”

阿礼国：中国想无节制种植罂粟挤走进口鸦片
                  
    总理衙门曾措辞强硬地照会英国领事阿礼国：如果英国不愿停止鸦片贸易，中国最后一招将是取消栽种罂粟的禁令。阿礼国深觉事态严重，1871年，他提醒英国国会说：
    “大量的罂粟种植在中国蔓延，中国政府正打着如意算盘，如果中国不能与英国政府言归于好或共同协商的话，中国就会无节制地种植罂粟，使鸦片价格下跌，他们这样做是以为他们能用自己的鸦片挤走进口鸦片。”但英国政府并不太相信中国本土鸦片的质量足于取代进口鸦片。

古吴钓叟：以本土广种鸦片的方式禁烟才是明智之举
      
    《万国公报》1892刊发署名古吴钓叟的文章，作者对传统的禁烟观念持反对态度，称单纯的禁止罂粟的言论是极端愚蠢的。作者主张推行“不禁自禁”之法：
    “有种烟一法尤为至善之法。夫西人售烟专中国之利，中国种烟夺西人之利；西烟道远价贵，中烟产近价贱，吸者畏贵喜贱，则中烟将争购，西烟将不售，则银亦不入西国矣”。
    “且西人烟售中国已矣，既禁之不能，拒之不可，莫妙于中国种烟而使西烟不售，此策之至善者也。如更听民种烟，则外国之烟不能种，于中国则贩烟者将折耗而不来，殆至外国之贩烟不来，而后中国之种烟斯可议禁矣，斯时也而后禁种焉。”
    文章还援引了美国人林乐知开禁鸦片的主张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古吴钓叟称：林乐知所著《中西关系略论》主张开土药种贩吸之禁、以保利权，是对待鸦片问题的权宜之计，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系不得已之选择。并感慨：
    “林君美国人也，乃能见及此而进忠言，而华人反见不及此而置之不论，岂旁观者清而当局者迷耶? 何不思之甚也！”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20 06:32

1884=========================================
两广总督临终请求朝廷开设议院

事件：两广总督张树声遗折请求朝廷开设议院
  
    本年，中法马尾之战，福建水师损失殆尽。与此同时，洋务自强运动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自强运动领袖恭亲王遭遇贬斥，朝廷核心决策层大换血，慈禧太后正式登上晚清政治舞台。
    马尾的惨败，与恭亲王的下台，伴随着对自强改革既定路线方针的质疑——本年年末，淮军二号人物，两广总督张树声临终之际，留下了一道《遗折》，请求朝廷在自强改革路线上摒弃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条，引进西方的议会制度。张树声说：议会制度是西方强盛的根源，唯引入议会制，才能完成自强改革谋求国家富强的目的。这是帝国封疆大吏首次明确提议开设议会。
    回溯议会政治在晚清中国的流传和认识过程，可以清晰地窥见一条近代化转型的歧路。
                  
徐继畲：西土之桃花源有一种议会制

    1844年 1月的厦门气温微冷潮湿，美国传教士 David Abeel再次偶遇福建巡抚徐继畲。这位“最爱寻根究底的中国高级官员”，如往常一样拉住 David Abeel，要他将西方世界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细细讲来，最后，他们渡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我们提出，拿一本地图集，向他说明最感兴趣的各个地方和区域。对此，他欣然表示赞同。我们尽量（使语言）简洁，在一个下午时间内，给他介绍了尽可能多的基本情况。”
    当然，David Abeel 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他送了巡抚大人一本《新约全书》，然而，“他对了解尘世间各国的状况，比聆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
    五年后，徐继畲写了一本名为《瀛寰志略》的著作。
    这本书给徐继畲的仕途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却赢得了美国人的好感，使他在那个年代的美国成为一个传奇。因为他在书中如此描述了美国第一任总统：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徐并不将西方视为蛮夷。《瀛寰志略》里详细描述了英国的议会体制，认为在这种体制下，“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并强调这种体制在欧美世界早已普及——“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徐还告诉国人，在西方存在着一个真实的理想国——瑞士国依靠民众推举的“乡官”治理国家，“不立王侯”，“国无苛政，风俗俭朴淳良，数百年不见兵革”，乃是“西土之桃花源”。
    然而，与其说徐是在赞美西方，倒不如说是在缅怀儒家三代时期的政治理想。正如伏尔泰时代的欧洲把清朝的皇帝们幻想成品德最为高尚的哲人王一样，徐继畲同样在按照自己的需要美化西方——譬如赞美西方“关有税而田无赋”。轻徭薄赋恰恰正是儒家政治理想中盛世的重要标准，华盛顿的禅让更是“三代之遗意”——尽管欧洲的田地其实是有赋，华盛顿不做总统与禅让也完全是两码事。徐不过是在借西方开化之酒，浇自己胸中东方帝国迷失的块垒。至于学习借鉴，则是远远是谈不上的。在1850年因洋人租住福州神光寺而引发的那场严重的驱逐洋人出城的“神光寺事件”中，罢官回乡闲居的林则徐因为主张强硬驱逐而被朝廷重新启用，徐继畲则成为林的反面，丢了乌纱——然而，与林则徐一样，徐继畲同样力图驱逐洋人，只不过希望缓办，不想硬来罢了。徐继畲并无意拥抱西方。
     《瀛寰志略》说到底是只一部世界地理常识普及读本，并无深究西方近代政治制度本末的意图。同时代的林则徐、魏源们也都曾提及议会，和徐继畲一样，其目的也仅仅只是为了了解敌人，并无丝毫移植或者借鉴的意向。所以，在徐继畲之后，随着自强改革的启动，西方的议会制被国人遗忘了整整三十年。

张树声：议会制度是自强改革成功的工具

    自徐继畲之后近30年，中国士大夫几乎无人提倡议会民主。
    英国传教士1840年代在上海创办的墨海书馆，是那个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接触的最前端的文化中心。1859年，王韬、蒋剑人与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内闲谈，伟烈亚力与他们谈及西方男女平等的思想以及君民同治的理念，蒋剑人很不以为然，反驳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庶人不议。英之议会，如使行于中国，大乱之道也。”伟烈亚力回应说：西政的长处正在于尊重民意，“下悦而上行，不敢以一人揽其权”，这一点恰恰是中国所应该效仿的。然而在王韬看来，这种议会民主并不适合中国国情，“泰西列国，地小民聚一日可以遍告。中国则不能也。中外异治，庶人之清议难以佐大廷之嘉猷也。”
    对议会制的接受与对自强改革的失望是同步的。晚清知识分子曾热烈期盼在坚守既有的制度文明的基础上，引入西方的技术文明，迅速实现帝国的中兴。现实带来的，则是一次次的失望。1882年，王韬将自己十年来在《循环日报》所发表的文字辑为《弢园文录外编》发表问世，已完全抛弃了当年“议会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看法。全书以西方议会为中心，大谈英国的政治特色为“君民共主”。
    王韬说：英国之强盛，所倚仗的，不过是“上下情通”：“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议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可行；民可而君否，亦不可行。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王韬认为：君民共主则国家强盛，君主专制则国家腐败。并举普、法两国为例，称1870年普鲁士之所以能战胜法国，即因为前者为“议会君主制”，后者为“专制君主制”。所以，“中国欲谋富强，固不必求他术也”，只需实行议会制度。
    1884年引发朝野唏嘘的两江总督张树声的《遗折》，与王韬的观点相差无几。《遗折》如此说道：
    “微臣病势垂危，谨伏枕口授遗折，望阙叩头恭谢天恩……臣以寒素，起自兵间，荷列圣拔于庸众之中，……如臣遭遇之隆，夫复何撼。然而眷眷愚诚尚有不能恝然者，则以外患日亟，寰海骚然。皇太后、皇上宵旰忧劳，而臣犬马余生，竟先填沟壑，报效无期也。
    溯自五洲万国通市款关，泰西之人负英鸷之性，扩富强之图。由制器而通商，由通商而练兵，挟其轮船枪炮之坚利，以与我中国从事。数十年来，俄罗斯侵略轶于北方，日本窥伺于东海，英吉利由印度缅甸以规滇藏，法兰西据西贡海防而谋滇粤。雎盱忸状，日益难制。而中国蹈常习故，衣冠而救焚，揖让而拯溺，其何以济耶？
    近岁以来，士大夫渐明外交，言洋务筹海防，中外同声矣。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教育文化远逊中华，然驯至富强，俱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重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是恃欤？福州马江之役，聚兵船与敌相持，彼此皆木壳船也。一旦炮发，我船尽毁，此亦已事之鉴矣。今台湾告急，援济无方，窃虑琼州将踵其后。若敌得志，台琼祸患之殷何可推测。此微臣所以终夜感愤，虽与世长辞，终难瞑目者也。
    ……圣人万物为师，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中外臣工同心图治，勿以游移而误事，勿以浮议而隳功，尽穷变通久之宜，以尊国家灵长之业，则微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1884年人生最后时刻的这番哀言，并不意味着张树声真的了解议会体制。许多年前，张曾在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撰文称“为政之道在于养民”；1878年论及自强之策时，张又曾如此说道：“论中国声明文物，高出万国之上，
    自强之道，除练兵、造船、简器数端外，原不必一一效法西人”。所以，说张树声主张采纳“西体”，引入西方政治制度，只是一种误解。在张看来，自强运动要想取得成功，需要坚持三点：一是坚守中国的固有政治文化；二是引入议会制度，三是采纳西方技术。
    在张树声这里，议会制只是一种服务于自强改革的工具。

何启、胡礼垣：议会政治的核心是倡导民权

    何启与胡礼垣早年同为香港皇仁书院的学生，日后，何远赴英国取得医学及法律学位，胡则在香港《循环日报》担任翻译。1887-1901 年间，何、胡二人撰写了大量时政改革的论文，后汇辑成《新政真诠》一书出版。二人的政论广泛流播于晚清知识分子们中间，尤其是二人对议会政治的论述。
    何、胡二人受过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的影响。所以，在谈及议会政治时，并不如张树声等体制内人士那般，仅仅将其视作达成“君民一体”的手段。在何、胡看来，近代西方之所以强盛，是因为他们重视“民权”——西方因重视民权而强，中国因忽视民权而弱，中国若要自强，必须重振民权，而重振民权的不二法门，则是开设议会或者国会。“设议院，立议员，复民权”，才是中国未来的光明大道。
    将“民权”与议会政治结合起来论述，是何、胡二人对晚清政治思想演进的巨大贡献。由此，议会政治不再仅仅作为“晚清自强改革的工具”而被提倡，而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新政治思潮。
    可想而知，何、胡二人关于议会政治的核心在于“发扬民权”的观点，必然遭遇体制内儒家知识分子们的抵制。恰也正是因为民权论流播甚广，所以，如张之洞这般的重臣也不得不站出来明确作一番抵制。张在19世纪90年代与康、梁一起以改革派的面目活跃于政坛，但张认为，议会最重要的作用是实现“君民一体”，而不是“复民权”。在《劝学篇》中，张如此说道：
    “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庆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子不从父，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
    也许正因为议会政治已与民权结合在了一起，所以，原本对议会政治并无成见的张之洞，此时却明确表示：“方今朝政清明，果有忠爱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达，国会绝无必要”——不但拒绝“民权论”，连“君民一体论”也彻底否定了。。
    作为回应，何、胡二人也撰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如此说道：
    “夫议院之设，所以宣上德，通下情也。民权者，合一国之君民，上下一心者也。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苟复民权而设议院，则兴利除弊，雷厉风行，远至迩安，君民惬洽，诚中国之福也。”
    话虽然说得委婉，没有张之洞那么杀气腾腾，但对民权的坚持，却毫不动摇。
    张朋元教授曾如此评价何启与胡礼垣在中国近代议会政治理念演进中的地位：“何、胡以权利与议院相结合，有其划时代的意义，是议院论的又一次突破。此后之谈议院者，不能不强调权利；谈权利者，必要求开议院，中国之走向议会政治，就显得更有声势。”换言之，自此之后，近代中国之谈议会政治者，已无法无视议会政治背后的自由、民权理念。议会政治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工具，而成为一种不可回避的近代政治文明。

结语：政治投机者康有为使晚清错失议会政治之路

    1840年代，徐继畲只是单纯地介绍了议会政治；30年后，张树声们希望用议会政治来修正和挽救久无成效的自强改革；直到1890年代，国人才逐渐真正理解议会制度的真义——它不是一种可以简单移植的政治工具，而是一种需要认真学习的政治文明。
    1890年代，由此也成为中国近代最有可能实现议会政治的时代。用张朋元教授的话说，是“思想界开国会的观念在19世纪90年代大致已经成熟”。戊戌维新旗手康有为在 1884-1898年间，先后七次上书清廷，呼吁政治改革，其中四次上书均重点提到开设国会或者议院，认为中国自强之道，必须“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但从第五次上书开始，康有为即闭口不谈议会或者国会，转而极力劝说皇帝开设制度局。在《自编年谱》中，康甚至说：当时有大臣给皇帝递折子请求开设议会，是自己鼓动皇帝拒绝了这些建议。
    维新失败之后，康有为曾解释过自己为何反对议会政治，理由是：朝中“旧党盈塞”，强行开设议院，乃“取乱之道”，即便最终开设了起来，“议院亦徒存虚名而已”，更何况，中国“民智未开”，开设议院的条件尚不成熟。
    康的辩解是无力的。因为他用来取代国会的机构，是一个叫做“制度局”的东西。这个机构的性质，是维新变法的总司令部；下设十二专门分局，负责各项维新事宜，地方则一律开设民政局与新政局，推行新政。按史家黄彰健理解：开设制度局，是康有为在企图架空国家自中央到地方的所有行政机构——既然朝中“旧党盈塞”，那么，开设国会和开设制度局，哪个招来的阻力会更大？
    真正的理由是：康有为受到了皇帝的召见——康在野时极力宣传上下两院的议会政治，提倡民权，希望以民权约束君权，进而推动改革；被召见之后，受到君权的青睐，遂弃民权与国会于不顾，一意要做帝师和开设制度局。这一点，在别的地方同样可以窥见：被皇帝召见之后，康有为迅速组织人手将自己著作中那些提倡民权的句子改窜为“尊圣扶教”的言论。
    一个维新领袖，没有坚定的政治理念，可以随时势动荡和个人浮沉随意改变自己的政见，这样的人，总不过只是一个政治投机者。以此反观康有为在戊戌年之前那些提倡议会和民权的言论，或者其不过是在赶一场政治时髦罢了，民权政治从来就没有真正变成康有为的政治信仰。中国没有能够在1890年代完成议会政治，此后，更好的时机再也没有到来。
            
言论：梁启超称民智未开不可骤兴议会政治
                  
李佳白：中国无“民权”可言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1883年来华，极力呼吁中国实行议会政治。其在《万国公报》第 169期上刊文，称美国民权极发达，而中国则几乎无民权：
    “美国民权之大，甲于天下，……官无一非人民所公举。且人民可以议国政之优劣，可以论官长之贤否，所以政即民政，权即民权，国主即民主。孟子曰：民为贵，君为轻，此之谓也。至于中国，自宰相而下，至各处地方官，无一非皇帝简派，升降黜陟，亦一听皇帝之意旨。而人民议国政之优劣，论官长之贤否者，以叛乱论。”

俄国驻华公使：告诫恭亲王警惕民主会让满清失去政权
                  
    传教士李提摩太长期在中国传教，著有《泰西新史揽要》一书，书中极力倡导议会政治。此书曾被呈送光绪皇帝。俄国驻华公使Count Cassini 曾询问恭亲王亦訢对此书的看法。亦訢表示“对中国可谓大有裨益”，Count Cassini 警告他说：
    “那么，我恐怕你未明了此书之精神了。它教导人何谓民主，反对专制。如果这种观念一旦成为潮流，你们六百万满洲人在自由选举的情形下，必为四亿多的汉人赶逐下台，而你亦须卷席归田。”

胡汉民：康有为不再提议会政治是私心作祟
                  
    胡汉民1905年在东京演讲，曾如此解读康有为戊戌年突然不提议会政治的缘由：
    “（戊戌年）康有为的议论却比从前退缩几分。从前讲立宪，就是君主立宪，也须开个议院。（康）前时因为草茅新进，官职不高，或者立宪条陈，被一封谕旨弄个贵族议员，岂不是非常荣耀？及特旨召见，（自以为）指日可以大用……何患不得大位？……万一朝家错会了意，以为康有为意在立法，正要使他做议员，那时岂不抱屈？岂不辜负了非常的知遇？因此康有为的议论变了，以为实在连议院都可以不必开，宪法可以不定，有这般一个好皇帝，但求变法就够了。”

梁启超：民智未开不可骤然开设开议院
      
    梁启超在1896年发表的《古议院考》，开篇即说：“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议院哉。”
    “问议院之立，其意何在？曰：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
    但梁启超似乎并不主张马上开设议院，因为中国民智尚未开化：“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故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
    然而，梁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一段自述，专门谈及1898年他在湖南时务学堂的所作所为：
    “（我在时务学堂讲学）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盛倡革命……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
    当时，梁曾极力建议湖南巡抚陈宝箴开设新政局和课吏堂，而此前，谭嗣同等人已在湖南组织起了南学会。梁后来在《戊戌政变记》中如此说道：“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
    由此看来，梁启超实处于一种极纠结的境地，一方面担忧民智未开，议会民主会造成乱局；一方面却又亲自在大力推动议会政治。这种纠结，困扰了近代知识分子近百年。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20 06:40

1885===========================================
体制病：个人权斗绑架国家战争

事件：清廷与法国签订和约，终结中法战争
  
    “猛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1884年，恭亲王被慈禧逐出朝廷核心决策层后有感。
    本年 6月，清廷与法国在天津签订和约，终结中法战争。清廷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西南边疆亦不得不对外国开放。后世论及此事，痛心疾首处，有“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之语。
    这种说法流播至今，其实并不符合历史实情。彼时，清廷已是强弩之末，水师全军覆没，陆军中世纪色彩浓厚，可胜一时而不能持久；战事连绵两年有余，朝廷财政已然濒临崩溃；加之日、俄构衅……在不赔款、不割地的前提下，做出一定让步签订和约，乃是明智的选择。
    但是，在这种“明智”背后，另有一种体制病在隐隐作疼。当慈禧太后1884年以中法战争为筹码驱逐掉恭亲王，视国家安全如儿戏时，许多人就已经觉察到了这种体制病：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竟可以为了个人权斗而绑架国家重大事务决策，甚至于绑架一场国家战争，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1885年不存在什么“不胜而胜，不败而败”，然而，如果朝廷决策机制不是如此地糟糕，整个中法战争，本是可以避免的，至少，也不至于搞到战事连绵数年，马尾水师全军覆没，国库几乎被彻底掏空的局面。
                  
盛昱：善意奏折被恶意利用

    1884年 4月 3日，左庶子盛昱（左图）上书朝廷，责备张佩纶、李鸿藻等举荐将领不当，导致前线部队败绩，并同时涉及军机大臣奕訢等人。盛昱说：
    “越南战事错失良机，议者都说责任在于云南巡抚唐炯和广西巡抚徐延旭……奴才以为，唐炯、徐延旭坐误事机，其罪当然无可宽恕，但是，枢要之臣蒙蔽推诿之罪，比唐炯、徐延旭之流还要严重……外间众口一词，说唐、徐二人是侍讲学士张佩纶所推荐，协办大学士李鸿藻所力保……恭亲王等人久在中枢，并非没有知人之明……居然也俯仰徘徊，坐观成败……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责备，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
    盛昱希望朝廷明降谕旨训斥军机大臣及张佩纶等人，责成他们戴罪立功。并希望朝廷藉此将主战的立场明确宣示天下，造就一种举国合力抗击法国的形势：“中外大小臣工，敢有言及弃地赔款者，即属乱臣，立置重典，不以小胜而喜，不以迭挫而忧”。
    然而，盛昱所不知道的是，他所指出的朝廷在和与战之间徘徊的局面，恰恰正是慈禧玩弄两面手法的结果。一方面，慈禧在将奕訢推上处理中法冲突的前台之后，即不再透露自己关于和、战的任何意见；另一方面，既屡屡以谕旨安抚李鸿章，要求他“维持和局”，同时又鼓励纵容朝中清流弹劾李鸿章和他的“和局”。慈禧的这种态度，直接导致恭亲王和军机处在中法冲突问题上无所作为，因循敷衍，是和是战，始终没有定见。
    盛昱终将为自己这道冒失的奏折而后悔不已。数天之后，慈禧发布上谕，以“谬执成见”、“因循日甚”的罪名，对整个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作了一次彻底的大换血。礼亲王世铎取代恭亲王奕訢执掌军机处，原军机处成员无一留用，全部按照慈禧的意志替换。这一被后世称作“甲申易枢事件”的重磅政治炸弹，导火索正是盛昱的奏折。
    礼亲王世铎素以贪财好货以及无能著称，军机处实际上落到了慈禧的亲信醇亲王奕譞手中。奕譞的能力同样无法与奕訢相提并论。盛昱试图补救，与一班官员再次上书，以军机处职责重大，必须依靠有能力的专业人才办理为由，要求朝廷收回谕旨——“枢机重任，责成宜专，请收回成命”。但可想而知，结果只能是碰壁。
    大多数历史著作在谈到“甲申易枢事件”时，都习惯性地将慈禧视作主战派，与恭亲王为代表的主和派划清界限，并将主战与主和的矛盾看作“甲申易枢事件”的主要矛盾。这是一种极其严重的误解。首先，在慈禧训斥恭亲王的谕旨里，找不到任何关于中法之间是战是和的字眼；其次，“甲申易枢”之后，慈禧同样并不是什么“主战派的代表”。慈禧根本不关心战还是和，她关心的，只是如何借朝廷内部的战、和分歧扳倒恭亲王，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
    仅举一例即可说明这一点：罢免恭亲王，任命一贯主战的醇亲王主持总理衙门，是在当年旧历三月十七日；当月二十五日，慈禧又秘密谕旨李鸿章，要他通盘筹划，“保全中法和局”，并赋予其酌情办理的特权。军机处走马换将，两面手法依旧，前方将士仍然不知所措，盛昱所希望的“朝廷明确战、和之策”，仍然只是水月镜花。

慈禧：究竟打洋人可是与粤匪一样?

    搞掉了主和的恭亲王，换上了主战的醇亲王。但慈禧对这场战争实则完全没有概念。其召见将领史念祖时的一段对话，完全暴露了慈禧对正在进行中的中法战争的一无所知：
    慈禧：“你带队打仗都在些什么地方? ”
    史念祖：“安徽、山东、湖北、河南。”
    “现在法人欺侮中国太甚，说话的人也多，也有说非战不可的；也有说和的好的。中国受欺不是一年，您想这回五条都是步步退人，其势万不能忍。论中国与洋人呢，自然是和好的好。但是，中国总要能战，而和才是真和，要是样样依他，越求和越不得了。即以这回五条而论，如果自此以后，永远不起波斓，中国让洋人也不是一年了。”
    “太后无非俯念两国苍生，不忍开衅，圣心苦衷，天下共见，就是再添五条，臣愚以为太后也未必不勉如所请，怕的是五条才答应，不上半年，又出题目，将来想战不能战了。”
    “可不是，可不是。( 上意甚喜 )。如果能保永远无夺，皇天上鉴，谁愿意开这个大衅? 然而，颇有说中国现在力弱，断断不可战的。”
    “论现在器械，诚然有不如他的地方。臣以为二十年讲求机器，不为不久，买炮买船，花钱不为不多，到如今还不能一战，到底等到何年? ”
    “就是这个没有日期，永远没有有把握的时候，真不成事。( 少停 )你在营里带队多年，打的是粤匪，是捻匪，还是回匪? ”
    “粤匪、捻匪都打过，后来各省肃清，蒙太后天恩，( 忘却磕头 )简放甘肃安肃道，也打过回匪。”
    “究竟打洋人可是与粤匪一样? 他们颇说全然不同。这一回北宁竟弄成不战而逃，可恨已极。”
    “自道光二十一年以后，并没有见谁与洋人真大打过。说不同的，大约也是悬揣。臣总以为，无论打什么仗，将要有谋，兵要有勇，都是同的。”
    “是呀。”
    “至于不战而逃，实在是统帅不知兵，并不是洋人狠。”
    “你说的是。他们都说洋人上岸，不如我们；海里，我们不如他。”
    “海里也不是人不如他，是船不如他。他在海里，能全仗住船好，炮好，上岸全要凭人，他先失其所长了。”( 少停 )
    “现在都换了知兵督抚，也不知事情如何?”
    “太后请放心，知兵的督抚虽没有十分把握，此后总可有胜负，无溃逃。中国久不与洋人开仗，漫漫的把风气开了，连兵勇渐渐也就不怕他了。”
    “可不是，所以万不能再往下获弄了。”( 按：获弄，即糊弄，北京方言，意谓蒙混。 )
    “这一回太后天威震怒（指甲申易枢），固然出于不得己，也是看着一年难办一年。臣尝同朋友论到人才难得。粤匪平定二十多年了，当日带兵四、五十岁的，现在都没有了。”
    “当日二三十岁当兵的，现在都四五十岁了。”
    “太后圣明，想人到四五十岁，除非做统领大将，自然是老成的好，其余连营哨官，也要壮年耐劳! 一此刻再犹疑，将来何堪设想? ”
    “你见得很是。你知道历年总理衙门，如文祥他们，专讲获弄，凡遇洋人麻缠，怕我生气，都瞒住我，颇有多少下不去的事，我几乎不与闻。( 少停 )现在弄到如此。( 又少停 )大沽海口你见过么? 这是最要紧的。”
    “太后圣心万安，大沽天险，自同治末年线沙一天长一天。李鸿章受国厚恩，以重兵防一处，似乎不至再叫太后受惊。”
    慈禧对清军与洋人作战的胜负优劣毫无了解，希望从史念祖处得到些有用的信息，史念祖却唯唯诺诺，一味只顾着揣摩迎合慈禧的话锋。这段对话发生于甲申易枢之后——随后中法战争何以会继续处于一种战、和不定的困局之中，此段对话已能够提供充分的解释。即便是在清廷正式对法宣战之后，慈禧仍然没有放弃她自以为高明的两面手法，所以最后才有了福建水师在猝不及防下的全军覆没。

奕譞：妄想提前发动一场“义和团运动”

    慈禧如此，她选择用来取代主和的恭亲王的醇亲王奕譞，对这场战争所持的观点则更加离奇。
    奕譞始终主战，而且一贯主张大力发动群众来搞排外运动。早在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爆发之后，奕譞即曾表达过对奕訢、曾国藩等人处理方式的极度不满，以辞职相要挟，愤然向慈禧递送密折：
    “欲复深仇，全赖各省民心，大吏筹措，而其权实操之于内。即如上年天津之案，民心皆有义愤，天下皆引领以望，乃诸臣不趁势推之于民以喝夷，但杀民以谢夷。且以恐震惊宫阙一语，以阻众志……不但一时全局荡然，自后亦难望转机矣。”
    曾国藩事后也承认，以杀害中国百姓为洋人抵命的方式了解天津教案，确实是自己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奕譞对这一点的批判是中肯的，但值得警惕的是，奕譞希望政府引导民愤，以此向洋人复仇。这跟若干年后，慈禧太后所搞出来的那场义和团运动的出发点，实在极其相似。
    奕譞对利用民众来抗击洋人，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夷怕民，民怕官，官怕总，总怕夷。此外间自来俗论。此关打破，百事可成。我之不振，在乎悠忽于平日，仓卒于临时，而以俯就为妙策，以发愤为盲谈，廿载驹光，因循浪掷，实为可惜。”
    具体该怎么做呢？奕譞也有谈到：
    “（假如）舍炮台而讲清野，舍船费( 此指铁甲 )而练民团，彼以整，我以散，头头设伏，处处邀截，彼之火药有尽，我之刀矛无穷，加以炸器惊其马，水军抢其船，进无所获，退无所归，似乎一两仗后，彼气自馁矣。”
    坚壁清野、全民发动、节节设伏、以刀茅对抗火器，这种作战方式，与若干年后的义和团，是何等相似。
    而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奕譞的这一备战方案，得到了慈禧的认可。不思讲求军事技术的近代化，反而迷信于驱民众为炮灰，希望将洋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无论如何，都是一件让人寒心的事情。倘若中法战争没有在1885年结束，奕譞所希望的这种“人民战争”会不会被当局煽动起来，实在犹未可知。

结语：朝野上下要求朝廷实行“民主决策”

    中法战争的仓皇落幕，给一众期望中兴的朝野知识分子们带来了无限的遗憾。尤其是战争末期那几场偶然、无法复制的胜利（譬如镇南关大捷），让中兴的荣光转瞬即逝，自然更是加重了这种失落感。故而，这场战争最后得了个“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评价。
    但最高决策层认为和议是及时和明智的，中法双方的现状也确实能够支持这一论断。然而，朝、野两个层次对战争的批判和反思，还是给帝国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巨大改变。
    对那些无法接触到这场战争的核心决策内幕的在野知识分子而言，“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实乃咄咄怪事，这种屈辱只能归咎为清廷的腐败。若干年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如此追述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乙酉”，即1885年，那一年，孙中山20岁。
    体制内知识分子们显然比孙中山们看得更加清楚——如果不是朝廷自始至终“战、和不定”，这场战争本不至于打成如此惨局。而朝廷之所以长期“战、和不定”，不过是处于最高决策层的两三人之间忙于个人权斗，而且不惜为赢得个人权斗而以国家战争为筹码。
    两广总督张树声和他的淮军，正是在这场战争中成了朝廷战、和不定的牺牲品。临终之际，张竭力呼吁朝廷开设议院，实有深意——张试图以议院制度来取代现有的最高层决策制度，须众人“民主”论政于议院，而不是一、二人“独裁”论政于深宫，方可避免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的惨剧重演。
    与张树声持同样意见的体制内知识分子非常之多。譬如：汤寿潜建议搞“上院”和“下院”，前者由在京高级官僚组成，后者由在京中下层官僚组成，凡有政事，上、下两院各抒己见，做出决策，最后由宰相“上之天子，请如议行”；陈虬则主张在京师设置都察院，其中设议员36人，由中央各部推举，以此机构议论国事……诸如此类。
    一如前文（《1884：两广总督临终请求朝廷开设议院》）所言，张树声们所掀起的请求朝廷开设议会的舆论潮，与西方以弘扬民权为核心的议会制度并不是一码事。体制内知识分子试图照搬西方议会的形式来弥补帝国独裁决策体制的弊病，虽只是缘木求鱼，但只要将“求鱼”坚持下去，“鱼”终究会来；对体制内决策“民主”的呼吁，终究会扩散到体制之外。

言论： 李鸿章认为不可被越南利用而与法国开战
                  
赫德：总理衙门对前方军队的胜利深感担忧
                  
    中国军队收复谅山之后，总税务司赫德电告代表清廷正在与法国方面谈判的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
    “（奕譞所领导的）总理衙门惟恐谅山的胜利会使宫廷听从那些不负责任的主战言论，急于迅速解决。一个星期的耽延，也许会使我们三个月以来不断努力和耐心取得的成就完全搁浅。”

李鸿章：中国本不必为藩属国而与法国开战
                  
    李鸿章自始至终认为中国不必为了越南而与法国开战，理由是各属国不是中国领土：
    “窃查中国之于属邦，向止循封贡虚文，并不干预其政事，侵占其土地，原系圣朝宽大之典。自欧洲各国东来，窥见此意，遂生觊觎。其在南洋与英、法占地相近者，如缅甸、暹罗，旧皆我属，今已为英人分治，其国君拥虚位而已。”
    在李鸿章看来，越南已“阴降于法”，同时又蛇鼠两端，中国出兵代其征伐，有百害而无一利：“越王当日见中国内地多事，颇欲依附法人，故两次定约，内多违碍中朝之语，不肯申报。迫中法国狡谋，处处受制，惧其鲸吞蚕食，力不能支，又不得不求上国援助。”

郭嵩焘：法国意在通商，不必与之开战
                  
    与李鸿章一样，曾出使海外的郭嵩焘同样反对与法国开战，不过理由有所不同。在郭看来，法国所谋求的不过是通商，与之开战是不必要的：
    “窃以为处置西洋，始终无战法。彼其意在通商，即以通商应之。暂缓越南之议，先与驻京公使明言通商章程，使电报本国：仍由朝廷遣专使巴黎，定云南通商之局，而由中堂发使西贡，调停解说，平越法之争。”

《申报》：朝廷自称和议不失中国威望体面，有谁相信！
      
    1885年 6月13日，《申报》刊登题为《论详约与草约之异同》的文章，指责清廷在中法战争期间“和战不定”——自上年 8月对法宣战，朝廷一方面谕旨明令将主张议和者交刑部治罪，另一面却又竟委托英人秘密与法议和。
    文章尤其不能理解朝廷在“谅山捷战之后”，仍依法国所拟而中国必不肯应允条件与之议和：
    “今以法国图取越南之故、而令中国废其朝贡之礼，以改为馈赠之文，尚得谓之不损威望体面乎！法人之图越南，自始至终不过藉口于越非中国之属。……乃至和议之中，明著中国舍弃越南之语，而谓犹不失中国威望体面，而谁信之。……噫!持和议于今日，天下人心不愿闻者大半，若再有损中国之威望体面，而重贻隐患于将来，则唾骂随之矣。”
    文章一语道破这场战争的荒诞之处：
    法国谋取越南之初，即希望中国承认越南并非中国藩属，战事连绵两年有余，朝廷自谓和议不失体面，但和议之中，却有承认越南脱离中国藩属之语。既然如此，中国参与这场战争的目的究竟何在？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20 07:03

1886===========================================
改革歧路：倾举国之力博一人之欢心

事件：水兵日本被砍，太后家中造园
  
    本年 7月，中国海军在日本长崎港短暂停留期间，与日本警民发生两次严重流血冲突。结果，日方警民20余人伤亡，中方海军士兵伤亡则多达50余人。事件的导火索，日方归咎于清廷水兵因海军强大而产生的傲慢；中方则归咎于日本自夺琉球、侵台湾以及屡次尝试染指朝鲜以来的激烈排华情绪。
    同年 9月，醇亲王奕譞上《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慈禧太后历时10余年的浩大造园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东亚历史的进程遂于此年悄然转向——“长崎事件”后，由天皇牵头，日本倾举国之力发展海军；同样怀有大力发展海军愿望的清廷高层，包括醇亲王奕譞和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内，则不得不倾举国之力博取太后的欢心，以求换取其平稳退居二线和对自强改革的继续支持。
                  
长崎事件：中日民族情绪的恶性激化

    长崎事件，清廷当日称之为“长崎兵捕互斗案”，日本当时则名曰“长崎暴动”或“长崎清国水兵暴行”。从命名当中，不难窥见彼此立场。
    北洋舰队前往长崎，缘自一次针对俄国窥视朝鲜半岛的示威操巡。中国军舰操巡完毕自符拉迪沃斯托克返航，因需要入坞上油修理，而中国当时未及建造相应船坞，水师提督丁汝昌及副提督英国人琅威理遂率定远、镇远、威远、济远四舰，选择驶入日本长崎港内停泊。
    熟料稍后竟接连发生两次流血冲突。按照日本学者安岗昭男的统计，日方死亡 2人，中方死亡 5人；日方负伤人数为29名，中方负伤人数为45名。

    第一次冲突：纯粹出于偶然
    第一次冲突发生于1886年 8月13日。当日为星期五，中国水兵上岸购物，与岸上日警发生摩擦，继而引发斗殴，结果造成日警一人重伤，中国水兵一人轻伤。至于斗殴的原因，当时的报道已是繁杂莫辨——《申报》记者发自长崎的消息，说的是：“十三日若干水兵上岸购物，在岸上遇上一名日本警察，毫无理由地命令他们停止。中国水兵以为被污辱，因之斗殴遂起”；当地英文报刊《长崎快报》则说：“有一群带有醉意的水兵前往长崎一家妓馆寻乐，因而发生纠纷。馆主前往警察局报告，一日警至，已顺利将纠纷平静。但因中国水兵不服，不久乃有六人前往派出所论理，非常激动，大吵大闹，引起冲突。日警一人旋被刺伤，而肇事的水兵也被拘捕。其他水兵则皆逃逸。”此外，还有中国水兵购买西瓜因言语不通引发纠纷等说法。综而言之，具体的冲突原因已难以考据确切，但不过缘自偶然细故，则是可以肯定的。
                  
    第二次冲突：中日双方均以阴谋论指责对方
    第二次冲突发生于两天之后的 8月15日。第一次冲突后，日方曾要求中国海军当局限制水兵请假登陆，中方亦表示赞同。故周六全天所有水兵都留在舰中未曾外出。至周日，天气炎热，水兵纷纷请假要求外出，提督丁汝昌坚持不准，副提督琅威理替水兵说情，方争取到下午半天假期。为防生事，又严格规定水兵上岸不许携带任何武器。熟料当晚8、9时，在长崎广马场外阻截及华侨居住区再次发生斗殴流血事件。混战长达 3个小时，双方死伤达80余人，中方伤亡数字为日方两倍。
    关于第二次冲突的起因，中日双方当日各执一词。中方认为日本警方预先设计，故意向中国水兵挑衅，上千人将各街巷两头堵塞，逢中国水兵便砍，日本民众又于沿街楼上泼滚水，掷石块，中国水兵猝不及防，伤亡惨重。日方则认为是中国水兵存心报复13日的仇恨，先挑衅夺了日本巡查的警棒。继之又对之围殴直至毙命，大规模流血冲突由此而起。迄于今日，中日学术界也未能达成共识——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安岗昭男坚持冲突缘自清军水兵再度闹事：“下午 1点左右开始，各舰的上岸水兵已经达到四百数十人之多。他们在市中到处游荡，并聚集在广马场町的华人街一带……（下午 6 时）阪本半四郎巡查在广马场町巡逻中，一名迎面而来的水兵打掉了他的帽子，那名水兵还用西洋小刀对着他比划。这些水兵浑身酒气，举止异常；在长崎居住的清国人，对警察也是百般嘲弄和侮辱。……（下午 8时左右）3 名清国人（不是水兵）堵在（3 名日本巡警）前面，三番五次，反复纠缠，要么伸手触摸警察的面部，要么拿小刀对着警察比划。有些清国人再次出来，企图夺取福本巡查的警棒。福本巡查正要采取防范措施，后边又来了一个人，双方扭打在一起。这时，忽然有人大喊一声，20名水兵一下子从餐馆里冲了出来，向福本巡查扑去。福本巡查头部遭到一顿毒打，倒在地上，当场死亡。喜多村巡查也被打倒在地，但被一家清国人拉进屋子里，幸免于难……”。
    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学者戚其章先生则认为：“若以过错的轻重而论，日本应负更多的责任，则大致是没有问题的。因就当时的情形来说，如云华兵报复，向警察寻衅，似乎不太合理。”戚先生的理由大致如下：
  1、 13日的冲突导致日警重伤，中国水兵乃是轻伤，并无报复的必要；
  2、 水兵上岸已严禁携带兵器，且丁汝昌又命亲信武官携带令箭随行弹压，有组织的复仇活动不可能出现；
  3、 水兵登岸 200余人，凶刀则仅有 4把，且水兵受伤皆在背部，显系遭遇突袭逃命之际所负。相反，戚先生认为日警设计的嫌疑比较重：
  1、 13日事件发生之后，警方即派有鱼船在华舰附近监视华兵活动；
  2、 13日事发之后，长崎警方大规模调集人手；
  3、 长崎日本市民亦被动员参与对中国水兵的攻击，而且一向闭市甚晚的长崎，15日晚各商家竟纷纷提前打烊。
                  
    血案背后的民族情绪及处理结果
    诸多细节已难以考据，真相自然也无法具体化。但大背景仍然是清晰的，在1886年，中日两国的民众感情显然极不和谐——日本自维新之后，一意谋求扩张。吞并中国藩属琉球，本已激发了中国民众的愤慨；随后尝试侵台，又引发了中国东征日本的舆论；中法战争期间故技重施，又欲将势力扩展到中国藩属朝鲜，再度撩拨中国民众情绪……而按照当时日本民众的逻辑，中国始终不承认其对琉球的占有，又阻碍其势力东扩台湾朝鲜，则实为日本自强之路上的绊脚石。
    这种不和谐是有据可查的。明治十一年（1878年），清国驻长崎首任领事到任，安岗昭男教授描述：“当地清国人不断向其诉苦告状。日本警察在盘查登记证（牌）时，态度恶劣，中国人对此非常反感。据说余领事到任不久，就在路上受到了警察的侮辱性对待，他立即提出了抗议。”中国军舰进入长崎港维修，但在日本民众眼里：“清国军舰开进长崎港，名义上是为了对军舰进行维修，以便继续开往仁川；但实际上，这还是一次示威活动，借此机会炫耀优势的海军力量。对于北洋水师来长崎，日本国民就是这么看的。”因为有了这样的先入为主，所以，长崎市民对上岸的中国水兵有如此印象也不足为奇：“清国人在举止上也是旁若无人，特别是上岸水兵之类的人，依仗本国的海军优势，简直是横着身子走路，遇到日本警察也决不让路，结果警察只好给他们让路。”
    1886年的中日长崎事件，背后也许有阴谋，也许没有。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场流血事件，正是当时中日两国日趋紧张以及民众感情恶化的结果。事件的处理一直拖延到次年 2月，最终以中日互相抚恤（因中方伤亡惨重，日方加重抚恤）的方式了结——日本支付清廷金额为 52500元，清廷支付日本金额为 15500元。

太后造园：昆明湖里的政治游戏

    长崎事件在中国和日本所引发的反响几近于相反。因日方所付赔款金额更高，中国当局自认为保全了面子——“遵伤多恤重之议，归结尚不失体，事属可行”；日方则深有屈辱之感——福冈玄洋社本是倡导民权运动的团体，长崎事件之后，玄洋社发表声明：“欲保持日本帝国之元气，不可不依靠军国主义，不可不伸张国权。曩日之民权论，弃之如敝屣也。”
    这种截然相反的感受，直接催生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政府反应。“崎案”了结一月之后，明治天皇颁发敕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带头特拨内帑30万日元用于购买军舰之用；大约同时，北京“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也正式建成开学，只不过，这个学堂背后所系的，并不是中国海军的发展，而是帝国最高元首慈禧太后的“暮年之娱”。

    醇亲王处心积虑，昆明湖暗度陈仓
    这是一次极其高明的“暗度陈仓”。1886年 9月，醇亲王奕譞上《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帝国官僚都没有意识到这道奏折背后的猫腻。奕譞在奏折里谈到稍前巡阅北洋海军时的自豪与失落，自豪的是海军强大，“足为济时要务”，失落的是八旗子弟虽“聪颖矫健者实不乏人”，但对海军事务竟全都一窍不通。故而，奕譞建议恢复乾隆时代的“昆明湖水操”旧例，开设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锻炼八旗子弟。
    理由冠冕堂皇，虽然昆明湖里练海军未免太不靠谱，但想想锻炼的是八旗子弟，许多质疑也就释然了。没有人会想到，水操学堂破土动工之日，即是浩大的颐和园工程破土之时。
    骗局的逻辑是这样的：
    太后修园的欲望已经被朝廷压制了近20年。早在同治年间，慈禧就有修复圆明园作为自己结束垂帘听政后的养老之所的念头，但彼时的帝国类似于双头政治，恭亲王奕訢联合李鸿章等“中兴名臣”，也包括醇亲王奕譞，一并联手反对，使得修复圆明园一事不了了之。此后，修园之议多次被提起，又多次被摁下。1886年，慈禧再度面临光绪达到亲政年龄的政治关头，故技重施又提出要修个花园颐养天年，此时，恭亲王已被打倒，“中兴”诸臣绝大部分都已去世，中枢惟李鸿章硕果仅存，醇亲王奕譞执掌总理衙门，又有光绪生父这一瓜田李下的身份，遂不得不站出来明确表态请求慈禧继续“训政”——造成这一效果，恰恰也正是慈禧赶在光绪到达亲政年龄之前扳倒恭亲王抬出醇亲王的目的之一。
    奕譞自然很清楚慈禧并不愿意结束“训政”，但同时又寄希望于用一座美轮美奂的园子换取慈禧政治上的放权。为了避免遭遇朝中清流的阻击，在昆明湖搞水军操习就成了最好的幌子。慈禧在折子呈递上去的第一时间批示同意，之后的一切顺理成章：太后和皇上必然要来观看水操，如此各项配套设施自然不能潦草，于是，奕譞又上奏说：“因见沿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圯，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阅操时难昭敬谨，拟将万寿山及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酌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所谓“保护修补”，其实是完全重修——昆明湖所在的清漪园早已化为一片瓦砾，根本无从修补。至于费用，既然是“水操”，自然是从海军衙门支取。清漪园，多年之后，修成了颐和园。
    两个月后，朝野上下才反应过来。当年旧历十月二十四日，清流领袖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庆邸( 奕劻 )晤朴庵( 奕譞 )，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盖以昆明易勃海，万寿山换滦阳也。”勃海，即渤海，代指北洋水师；滦阳，则代指承德避暑山庄。日记的意思是：庆亲王奕劻前去见醇亲王奕譞，深入商谈时局。醇亲王嘱咐庆亲王转告以翁同龢为领袖的朝中清流，请他们谅解自己的苦衷——修筑颐和园（清漪园）的目的，是为了换取慈禧对发展北洋海军的支持；是为了避免咸丰皇帝逃亡承德避暑山庄的悲剧重演必须付出的代价。奕譞的苦衷或许是打动了翁同龢的心，清流们果然没有给太后的“颐养天年”工程添麻烦。
                  
    一笔永远也算不清的巨额烂帐
    在博取太后欢心之外，奕譞或者还有自己的另一份私心——希望太后能够按程序正常归政给自己的儿子光绪皇帝，至少，希望太后多呆在新修的园子里，尽可能地远离政治中心，颐和园与皇宫之间的距离也许正体现着这样一种用心。
    结局显然是失败的。浩大华丽的颐和园没有能够圈住老太后对权力的热望，最终，那成了一座永远也修不完的园林，从1886到1894，整整八年，永不停止的修筑背后，是永不归政的的太后——或许，这种永不停止的修筑，本也正是一种政治手段：太后尚无“颐养天年”之所，所以只好继续垂帘听政。
    这场无休止的造园政治游戏产生了多少 GDP已无法估算，正如它消耗了多少民脂民膏已无法核算一样。人大清史研究所教授王道成说：“根据档案记载，乾隆帝修建清漪园，历时15年，共用银四百四十万二千八百五十一两九钱五分三厘。颐和园的修建经费，虽然没有像清漪园那样的完整的记录，但是，根据样式雷家藏资料，颐和园56项工程，共用银三百一十六万六千六百九十九两八钱三分三厘。这56项工程，占颐和园工程总数的一半以上。由此推算，颐和园修建经费当在五、六百万两之间。”与上述估算不同，台湾学者王家俭细致考察了清末海防经费的收支，得出慈禧造园（包括颐和园和三海工程）所耗：“（综合以上各项经费来源），共计约有11531048两，督抚集款 2600000两，以存银行生息，本金未动。其中由海署所直拨者计922700两，虽不及百万，但若连同三海工程时所拨之 1400000两，已达 2322700两。至其假海军之名，以行修园之实，所用之款则远超此数。”王家俭教授总结这一时期由慈禧主导的花费包括：“惠陵工程（同治之墓）前后数年，已经花费五六百万两，及至光绪大婚，又用去六七百万两。接着便是三海及颐和园工程，用费将近二千余万；再接下去便是慈禧的六旬大寿庆典。”
    这是一笔知其数额巨大，但却永远也算不清的烂帐，因为所有的收支行为都发生在帝国财政体系的阴影里，直至这一阴影反噬掉整个帝国。

结语：举国滔滔，皆为康党

    1891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兼颐和园装修工头李鸿章，在给慈禧的奏折里，详细汇报了自己为颐和园采购安装电灯的工作进展——“颐和园电灯、机器全分业经分批解京，并派知州承霖随往伺候陈设”，李鸿章告诉太后，灯具是他趁广东水师学堂的德国鱼雷教官回国休假的机会，特意让其在德国代为挑选订购的，“格外精工，是西洋最新之式，前此中国所未有”，而且，抵达之后，李鸿章本人又对灯具作了一次详细检查，“鸿章逐加披视，实属美备异常”……奏折啰啰嗦嗦，又谈了一大堆如何安装这些灯具的具体事宜，最后，李鸿章道出真实目的：他想申请一些经费，为北洋水师修筑关东铁路。
    1894年，昆明湖还在，渤海没了。
    1899年，慈禧在颐和园召见李鸿章，告诉他，有人弹劾他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这番回答，百味杂陈。
    一个让堂堂宰辅沦为装修工头的体制，一个让堂堂宰辅兼装修工头也不惮于承认自己属于“康党”的体制，维系着一个怎样畸形、变态和绝望的时代？
    1900年，万寿山依旧，太后“出狩”的车轮背对承德，一路向西。

言论： 曾纪泽海外撰文称中国已经苏醒，强盛指日可待
                  
赫德：海军衙门的钱全被太后拿去满足私欲了
                  
    1886年是北洋水师由成长走向停滞的转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此后近1O年内，水师呈现出原地踏步的姿态，丧失了东亚第一舰队的优势地位。
    总税务司赫德曾如此评价这一转折：“十年以来，每年都有巨款拨交海军衙门，现在应当还剩下三千六百万两，但他们却说连一个制钱也没有，都已给太后任意支用去满足她的那些无谓糜费了。”

徐承祖：除了与日本绝交，别无他法解决长崎事件
                  
    驻日公使徐承祖一度负责就长崎事件与日方谈判，日方处处设阻，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导致谈判迁延日久，最后，徐承祖无奈致电李鸿章，痛陈日人狡黠，认为除非绝交，否则别无他法。
    徐说：“事已如此，非绝交无别法。如蒙奉准，务须密先饬沿海严备。并择友邦保华商。然后由承祖电饬担等，将倭造证图延，及倭有意围杀各证据指出，宣告停审，刊布新闻。我已认倭输，再由承祖责问抚恤，如仍不允，当再行文，责其自通商后，屡次背约欺藐。今决意绝交，兴戎与否，悉听尊便，并请护照回国。”

李鸿章：如吾谋之不用何?
                  
    自1886年之后，北洋海军添置新军舰日益艰难，终至不可能。李鸿章因此牢骚满腹，曾致函云贵总督王文韶：“已见部中裁勇及停购船械之议，适与诏书整顿海军之意相违。宋人有言：‘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晌。’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事而不相谋 ? ”但当李了解到户部停购船械的决定与颐和园工程需款有关之后，便不再做声。
    此后，海军将领刘步蟾等人也曾多次提醒李鸿章：“知日本增修武备，必为我患”，北洋须“按年添购如定、镇两舰，以防不虞”。李鸿章无奈回答：“子策良善，如吾谋之不用何? ”唯叹息而已。

曾纪泽在海外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称中国正在和平崛起，西方不必害怕
      
      1866年，曾纪泽在英国写就《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随之在西方世界被广泛转载，影响甚远。
      
    曾在文章中否认中国正面临亡国的危机，而只是处于沉睡之中：
      
    “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缘中国之意，以为功业成就，无待图维，故垂拱无为，默想炽昌之盛轨，因而沉酣入梦耳。 ”
    在曾看来，中国目前正慢慢从沉睡中苏醒：
    “中国现将兴办海防，创立水军陆军，渐渐推广，决勿疏懈。按目前之时势，起造铁路，以及别项富国之法，中国亦知为必需者，然既可稍迟时日，今且姑置不为。”
    进而，曾纪泽安慰西方，不必担心中国苏醒，因为中国一向奉行“和平崛起”的外交方针：
    “或谓中国虽自知有复原之气力，终不欲侵伐他国，兼无须别觅寄居游民之地，故而未必与西国有失和之由，然岂可不畏中国或以前此屡败为耻，欲雪耻而生报复之心乎? ……愚以中国虽记其前之屡败，决不愿弃其和好之心。盖中国不似他国，一受灾害，始终切齿。”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20 07:09

1887==========================================
广学会：改造社会精英改造旧中国

事件：传教士在上海创立广学会
  
    本年，一批英﹑美传教士、领事和商人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出版机构，这个机构后来定名为“广学会”。发起人为英国传教士韦廉臣，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任第一任董事长。韦廉臣、李提摩太先后担任总干事。机构的宗旨为“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编译出版了大量宗教、政治、科学书籍，发行《万国公报》，在推广基督教的同时，极力传播西方近代的自由、民主观念，呼吁清廷实施政治体制改革。
    广学会对中国近代历史转型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为过。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都可以说是广学会启蒙的直接结果——据不完全统计，自1890年到1911年，广学会共出版 400余种 100多万册西学书籍，戊戌年间，光绪皇帝为了推行新政而广泛搜求西学，在找到的 129种西学书籍中，有89种为广学会所出版。毫不夸张地说，广学会，是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学习和了解西方最可靠的首选途径。
                  
致力于通过影响社会精英来改造中国

    广学会发起人韦廉臣是英国人，1855年即来到中国传教，1877年，韦廉臣联络赫德、林乐知、慕维廉等知名在华外国人士成立广学会。韦氏为学会确立的宗旨是：“在中国以及她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广泛传播基于基督教原则的西方学术，在熟悉当地人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以中国人的立场著书立说，使之适宜于引导和提升民众，尤其是通过影响其更有知识和领导能力的阶级，引导和提升民众……开放中国人的思想。”
    在1887年起草的《同文书会发起书》中，韦氏明言成立广学会的两个目的：一是供应高档书籍给中国的才智阶层阅读；二是供应附有彩图的书籍给中国家庭阅读。韦氏认为，若要实质性地影响整个中国，必须从士大夫下手——“只有当我们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愈能顺利进行”。

    所出版的图书当中，非宗教类书籍所占比例更高
    韦氏所谓的“事业”，乃是传教。在韦氏看来，宣传西方近代文明，与基督教在中国的推广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但这种观念，在当时的来华传教士当中并不被广泛接受。早在1877年召开的中国传教士大会上，韦氏即提出：当今世界乃“印刷出版统治世间”，故而必须坚持和推广西方近代文化的传播，唯此才是传教的正确途径。但这一观点遭到了以戴德生为代表的大多数传教士的反对，戴氏不反对近代西方文明，但坚持认为“别忘了世界仍是上帝统治的世界”，作为传教士，应忠于职守，仅以传教为责，不该涉足非宗教事务。戴氏提议举手表决，结果，绝大多数与会者选择反对韦廉臣。
    由此不难想象，韦氏发起广学会，在传教士内部，定然会招致非议和压力。更何况，在广学会出版的图书当中，宗教类书籍并不占多数。统计数据显示：自1897到1911年，广学会共出版书籍 461种，其中，纯宗教性书籍约 138种，占总数 29.93％；非宗教性书籍约 238种，占总数 51.63％；含宗教意味同时含其他内容的书籍约85种，占总数 18.44％。总体上来看，广学会以出版非宗教性书籍为主，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也恰是这部分非宗教性书籍。
                  
    推广西学的方式：向举子、官员赠书；搞征文活动
    为了达成“引导和提升（中国）民众”的目的，广学会尝试了各种手段，力求让中国最精英的一批人物直接接触到西学。
    最常用的手段是赠书。赠书有两种方式：一是在每次乡试、省试及恩科考试时，派人在试场门外，将书籍免费赠送给赴试的举子。每年，广学会都会在 200多个考场外免费散发书籍，1893年恩科乡试，广学会把《开矿富国说》、《国贵通商说》、《辨明技艺工作说》等文章制成小册子，在10省考场外分发，共发出 6万册；另一种方式是将出版的书籍免费赠送给中央乃至地方的高官大吏，以求影响他们的认知。1888年，广学会即将刚刚印刷出版的《格物探源》2000册分送给南京、北京、奉天、杭州、济南五地的官场，另一西学小册子《自西徂东》，光是南京一地，就送出了 1万册。
    征文活动也是广学会吸引士子注意力的重要手段。1889年，韦廉臣曾以西学为主题进行一次征文活动，具体题目为：1、 格致之学西方与中国有无异同？2、 西方算学当中哪些方面比中国的方法更精确？活动规定：头等得奖金 8元，二等得奖金 5元，三等得奖金 2元。李提摩太接替韦廉臣主持广学会期间，也多次举行过征文活动。譬如1893年，李提摩太和同事拟定题目公开征稿，邀请中国的“博学之士”就拟订的选题撰稿。所拟题目无不切中当时中国的现实——1、 铁路之益；2、 邮政之益；3、 游历各国之益；4、 公司轮船行于各国之益；5、 钢厂铁厂之益；6、 农学；7、 机器学；8、 化学；9、 电学；10、格物学；11、报馆之益；12、公家书院之益；13、博物院之益；……活动确实也吸引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在1894年举行的一次征文活动中，康有为即以“康长素”的名字参赛，获得了末等六等奖。
    这些宣传手段显然是相当有效的。1894年前后，广学会出版的书籍销量已经相当可观，翻版盗印之风也随之盛起。李提摩太所著《泰西新史揽要》，仅四川一省就有19种盗版。以至于传教士林乐知不得不通过领事馆提出向中国政府追究责任。
                  
    李提摩太：尽可能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
    尽可能地影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那些知识分子，是广学会传播西学的一贯宗旨。1891年，主持广学会的李提摩太在其年度报告中如此描述：
    “在对（刚刚过去的）赈灾呼吁的回应上，中国内外的外国社团不止一次地表现出他们的慷慨，却忽略了导致这场饥荒的一些可避免的原因仍然没有清除，人们越来越感到帮助中国最有效的方式是开展这类启蒙工作，恰如广学会所试图做的一样。”
    李提摩太认为，若不能改变帝国陈旧的政治体制，外国社团在饥荒中投入再多的慷慨也无济于事。而要改变帝国的政治体制，首要之务就是影响帝国的知识分子：
    “我们不能梦想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建立起现代化的学校，这将由中国各省政府稍微明白他们自己的需要和如何满足这种需要后自己来做。我们也不必试图结识帝国的所有满大人，更不可能接触到每一个在中国政府中起重要作用的读书人。然而，最重要的官员和那些各省学政、县教谕、书院先生以及一小部分的读书人和他们家中的妇女和孩子，这些人应该都是可以接触到的。( 这个数字据估计是 44036人。 )”
    这种“上层策略”在1894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广学会获得了中国高层官员的尊重和认可。两江总督张之洞向广学会捐资1000两白银，曾国藩的女婿、在山东担任道台的聂缉槻也寄来了捐款，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一位理事则买了 100本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分送给京城的高官。聂缉槻1902年又捐赠了1000两白银，1904年他就任浙江巡抚，又劝导官员和士绅在一年中购买了价值1600两白银的广学会书籍……

批评中国改革误入歧途

    1893年，举国开始筹备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为了赢得太后的好感，广学会特别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会倡议在中国居、留的基督教妇女每人捐出一小部分钱来，为太后献上一本特制的《新约》，最后募集到1200美元，顺利打造了一本银质封面的精美《圣经》。
    李提摩太亲自撰写了祝词。在祝词中，李赞美《圣经》“所包含的真理给无数人带来了公正的法律和稳固的政府”，但太后并没有特别表现出对基督教的热情，年轻而好奇心重的光绪皇帝倒是派了一个太监到北京圣经会的书店索取了整部《圣经》回去观摩，但关于信仰，同样没有下文。帝国深陷救亡的迷途，无意关心天国；真正有吸引力的，反是世俗文明。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热情有余，理解却并不到位。

    批评洋务运动单纯引进近代科学技术，漠视近代科学精神
    首当其冲遭到批判的，是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自强运动。在传教士们看来，科学技术和科学理论完全是两个概念，前者属于技术范畴，后者则属于精神范畴。洋务派只重视前者，一味引进工艺制造技术，对后者则漠然不闻，故而被传教士斥责为“徒袭皮毛”。
    作为弥补，广学会的传教士们曾大力介绍过西方自然科学的思想基础——培根学说。1878年 9月14日到11月 9日，《万国公报》连续八期登载了慕维廉翻译介绍培根《新工具》的文章。慕维廉极力推崇培根的反权威的怀疑论和重理性的归纳法，认为这些正是一贯缺乏科学传统的中国文化所急需的。1880到1890年代，培根的学说一度成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利器。但到了20世纪初，传教士马林又不得不再次声明：严复、康有为和谭嗣同等一干知识分子认为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就是培根的归纳法的观念是错误的，西方近代科学精神是一种哲学理念，不是某一种具体方法。
                  
    批评中国知识界狂热追捧社会达尔文主义
    传教士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一直持否定态度，因为《物种起源》否定了上帝的“创造性劳动”；对斯宾塞推衍而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同样难以认同——在传教士们看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具有弱肉强食，为殖民主义张目的非人道主义性质。所以，早在19世纪80年代，传教士们比严复更早接触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并未如严复那般如同发现了新大陆一般，以一种狂热的情态去大肆宣传。
    到了19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中国在甲午年被日本击败，崇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高度迎合了救亡心切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胃口，而迎来了一次拥趸的大爆炸。
    广学会的传教士们在这场中国知识界的狂欢中始终持批判立场。传教士们信仰神学人道主义，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终将把世界变成利薮，乃一大害。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刊文尖锐抨击斯宾塞的“优胜劣败之理”，称其是：“以荒野间草木禽兽之所行，窜入人类社会之中。”传教士马林也在《万国公报》上刊文谈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和严复一味强调“弱肉强食”、“自强保种”不同，马林认为，人类社会进化的标准不是武力的盛衰与物质的抢夺，而是自由和民主——“必其占据之事渐除，束缚之风尽去，而后人仍得因其自然之性。……此自由一道，所以为进化之大枢纽、大关键也。”（可参看相关专题：《社会达尔文主义扭曲中国近代转型之路》）
                  
    批评中国企业搞官督商办，引入西方经济学思想
    1892年 8月，传教士艾约瑟开始在《万国公报》上翻译连载亚当·斯密的《原富》，比严复翻译《原富》要早出近十年，而且在对著作的理解程度上，远远超过了严复。
    艾约瑟对《原富》的翻译与中国当时盛行的洋务企业排挤民间资本，迅速向官办或官督商办蜕化的浪潮有关。艾氏在译文中着重阐发了了反对国家垄断，鼓励自由竞争的内容。认为国家垄断企业弊端无穷，并举美国为例：“旁观者平心论之，美国之铁路电报民间自行经营，较国家之由官兴办，自必为益多多矣。”
    针对中国传统理学将“经世致用之学”贬斥为“商贾负贩之学”，艾氏强调，经济学与天文、化学一般都是一门科学，经济学领域的事情，不应该让理学来搀和——“（经济之事）不宜间以理学，须皆准于经济学家。”
    此外，传教士们对清帝国财政体系缺乏预算也提出了批评。1882年，花之安在《万国公报》上刊登《慎理国财》一文，批评清帝国和它的官吏们的横征暴敛，并将之归因为帝国财政缺乏可靠明晰的预算，呼吁清廷仿效英国的年代负预算和国民税收制度改造自己的财政制度，让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透明化——“敢用之法，凡上至天子，下至兵丁，每年俱有定章，不能多取……必会计一岁之出入及所存之数，颁于国中，使人周知，以昭公允。倘有不败于用公项，或增或减，亦须岁终上下两议院再议以定。”
                  
    批评中国专制政治体制，介绍西方三权分立理念
    早在1875年，林乐知就发表了《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一文，向中国知识分子完整介绍了西方的民主政体和议会制度。林氏认为，人权自由、权利平等，是西方近代政治的基础。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在于“其治国之权属之于民，仍必出之于民，而究为民间所设也”，人人生而平等，并无优劣之分，虽然有些人为君，有些人为民，但这并不代表君就比民等级更高。君民平等，所以，“治国之法亦当出之于民，非一人所得自主矣”。
    此外，林氏还以“议法”、“掌律”、“行政”来描述和解释了西方近代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并介绍了上、下两院的组织形式和运作规则。在林氏看来，一个国家是否属于近代国家，是否政治清明，有两个基本标准，一是实施“普选制”——“士农工商结得有公举人员之位分也”；二是“政教分离”——“国家不必轻视教会，而教会实不得干预国事。”
    彼时，清廷刚刚迎来“同治中兴”的璀璨光环。帝国士大夫对建构在儒家学说基础上的传统政治体制还充满了信心，林乐知的批评也自然而然地显出了一种自保的谨慎——“本馆所以译论此事者非有辩论之心，亦无以此争长之意也。无非欲阅公报者知民主国之所由来及各国章程及公议堂之详细耳。”
    1899年，维新领袖康有为对记者说：他之所以转向维新，主要受到两位传教士教育家，即李提摩太和林乐知著作的影响。可悲的是，康在获得光绪皇帝欣赏之后，孜孜于做的已是帝师之梦，早把三权分立和开设国会抛到了九霄云外。岂真乃橘生淮北乎？！

结语：广学会这般“干预中国事”者多多益善

    广学会骨干、《万国公报》创办者林乐知在华40年，屡屡对中国正在进行的误入歧途的改革提出中肯意见——譬如告诫洋务运动以军工企业为主干必然走不通；劝说朝廷实行议会民主；给予民营企业以生存空间等等。但结果，林氏获得了一顶“干预中国内政”的大帽子。为此，林氏一再表白心迹：
    “本馆主美国人也。局外旁观，岂未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非好预人家国事也；只祈尽一己之心与中国交好，而欲有益于中国。”
    “本馆历次公报所印《中西关系略论》，知我者谓我推诚布公，以亲中国；议我者必谓我干预中国事矣。而不知大公无我者，本馆主人之实心也．。既有一知半解而不为友邦进忠直之言，尚得谓之和好耶? 是以无分畛域，知无不言，有识者阅之，谅不我咎也。”
    ……
    也许，这种“干预内政”的指责其实并没有错——戊戌政变后，上海英国领事馆总领事曾有言：“后世人之称光绪二十四年者，必将曰中国梦醒之年也(指戊戌变法)……以余观之，中国求新之士，大都奉广学会为导师。”——类似广学会这般的“干预内政”，岂非多多益善？

言论：广学会反对中国知识分子全盘西化
                  
刚毅：阻碍分子是汉人官吏，不是满洲人
                  
    李提摩太在戊戌维新前夕遍访京城大员，推销自己的改革意见。在与刚毅的一次会见中，刚毅告诉李提摩太：
    “阻碍分子是汉人官吏，而不是满洲人，汉人是怙恶不悛地排斥外国。”李事后回忆：“虽然他有反对外人的感情，刚毅的友好态度和其他满洲人行为，是显然相反的。”李并不知道，彼时朝廷内外所谓的变法之争，早已不是顽固与开明之争，而只是纯粹的权力之争。

古吴居士：广学会书籍对中国国计民生之益不可估量
                  
    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当时很受知识分子欢迎。一位自称为古吴居士的人曾如此赞扬道：
    “中国之为政者读之，可晓然于治国临民之本，以宏其帝德王道之新模；中国之为师者读之，可恍然于辅世育德之源，以扩其守先待后之新学；中国之为士者读之，可穆然于尽人合天之诣，以求其黜伪崇真之新道；中国之为民者读之，可洞然于经营制造之端，以得其农工商贾之新法，其裨益于吾华之国计民生者，岂浅鲜哉？”

王韬：林乐知批评中国，是因为对中国的期望太深切
                  
    甲午之后，林乐知编译出版《中东战纪本末》，汇集中日甲午战争的资料和评论，痛揭中国疮疤。王韬为此书作序，在序言中说道：
    “林君之作此书，盖欲中国之自强而发也。原始要终，因端竟尾，絮领提纲，具存微指。……惟其命意所在，实欲中国以行新法，学西学，克自振拔，为自强而借日本以自镜，其所以期望者深矣。”
    吏部尚书孙家鼐在读过此书之后，亦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林乐知之书）于中国之病源，可谓洞见症结，此中国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

广学会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尽弃中学，全盘西化
      
    林乐知们曾经竭力批判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之辨”，认为“重耕读而轻农商”，最终培养出了一批养尊处优，只会玩弄文字游戏的寄生虫。林氏希望中国出现一批新型知识分子——既懂得治人之学，又懂得求富之法。
    同、光年间，儒学一直是基督教在中国最大的劲敌，故而为传教士所激烈批判。戊戌年之后，社会思潮转向，一向被传统士大夫所不齿的西学，突然成为举国知识分子言必谈及的显学，全盘西化的冲动益趋强烈。
    反常的是：广学会的许多传教士却转而开始宣传中西并重、华洋一体。李佳白、李提摩太等人均或撰文、或演讲，对中国知识分子轻易抛弃中学而以西学代之的激进手段表示担忧，而主张用渐进的改良方式来保持社会的稳定。
    其中以德国传教士安保罗的观点最为典型——安氏认为：东西宗教能够互补，对儒学不必废除，可“保守其善道，改革其差谬，弥补其缺憾”。
    在安氏看来，儒家在待上帝、待己、待人三方面均有可扬之处。他特别推崇儒家慎独克己，躬行实践，正心诚意，仁义礼智信、安贫乐道等。认为这些观念都是不朽的。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20 07:25

1888========================================
康有为转向“保中国不保大清”

事件：康有为进京兜售“变法提案”遇挫
   
    1888年，康有为首次在“历史舞台”上亮相——这一年，他北上参加科举，遍寻门路，试图将一份自撰的“变法提案”呈递给即将亲政的光绪皇帝。
    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转述过康有为的一段自我评价：“我的学问在三十岁（1887）的时候已经大成，此后不再有进步，也不必再有进步。”在一封给好友沈曾植的书信里，康有为也曾说到：“到乙酉年（1885）的时候，我的学问已经大成，从此不再有进步。”
    但现实是：学问已经大成的“康圣人”，不但科举榜上无名，辗转经年，被自己寄予厚望的《上清帝第一书》也未能兜售出去，最终只得仓皇南归。
    许多年后，康有为被冠以“维新领袖”的光辉标签。在这一标签之下，“革命领袖”康有为长期蒙尘。
                  
清流康有为：草率上书碰壁南返

    对自认为学术已然大成，意气高昂的康有为而言，1888年的科举落第显然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康不能接受自己落榜的原因是学问没做到家，所以，多年之后，他在《自编年谱》里如此解释：
    “顺天府乡试本已名列第三，因我的文章瑰丽雄伟，考官大多能够分辨。侍郎孙诒经说：‘这份卷子当是康某人的’，主考官大学士徐桐记恨我此前写给他的那封信，遂说：‘如此狂生，不能让他考中’，将我抑置副榜。考官王锡蕃替我争辩，徐桐更怒，再将我抑置誊录第一。”（作者注：为阅读便利对原文作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科举落第，迁怒于人
    徐桐确是晚清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但康有为对徐桐的这番栽赃，却存在明显的漏洞：1888年顺天府乡试的的主考官是户部的满汉两位尚书福锟和翁同龢，并不是徐桐，孙诒经、王锡蕃等人也都不在考官之列。当然，康有为这样明目张胆地作伪也是有原因的，次年，1889年，为了庆贺光绪皇帝大婚亲政，还举行了一次恩科考试，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正是徐桐。
    很显然，此次入京，康有为前后参加了两次科考，俱是名落孙山，对已经宣布学术大成的他而言未免大失颜面。第一次乡试的主考官翁同龢，乃是清流领袖，康有为一直宣传其颇为赏识自己，这暗中作梗阻碍自己中举的，自然只能是素以保守著称的徐桐。将两次科考落第不加区别混为一谈，一并归咎徐桐，就成了康有为必然的选择。
    至于徐桐的记恨，倒是有迹可寻。康有为来京之后，曾三次登门求见徐桐，均被拒之门外。后徐桐派人前来问康究竟有何要紧话说，康于是写了一封乖张之信，拍徐桐马屁的同时又说什么“七十老翁，复何所求”，暗责其身为帝师尸位素餐。徐桐因此被激怒，斥责康有为是“狂生”，将其书信掷还。
                  
    草率上书，并无新意
    科举落第之后，康有为试图采取制度外的方式以求进入权力中心，其主要手段就是遍访京城权贵，兜售自己的变法“万言书”。后世论及康有为这份《上清帝第一书》，众口一词称其主旨乃是“要求实行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这实在是大大的过誉之词，甚至可以说是不实之词。
    这份上书约5000字，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谈了许多外夷交迫、内政败坏、天灾示警的形势，以此说明变法的急迫性；第二部分的主题则是朝廷该如何“变法”。第一部分所谓的外患与内忧，与朝中一般清流人物常年挂在嘴边的批评并无两样；第二部分也没有什么新意，康有为提出三点具体措施：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虽然康有为大谈了一通祖宗之法当随时随势而变的大道理，但对要变的“新法”是什么样，怎样变，康有为却全然没有提及；至于“通下情”，不过是指责地方督抚道台等官员隔断了民意上达天听，建议模仿周代设立“训议之官”，与民权、议院自然是毫无干系；“慎左右”则更无实际内容，无非是希望皇上在用人上面能够辨别忠奸罢了。
    通观这份《上清帝第一书》，虽气势恢宏，言辞犀利，但在如何变法，即变法的具体内容和措施上，平淡苍白几近空洞无物。与当时清流台谏们的高言空谈相比，言辞激烈虽有过之，但具体内容甚至尚有不及。康有为当时对于变法还没有统筹全局、循序渐进、条清屡析的认识，这份上书也算不上什么“变法提案”。至于有学者认为康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向皇帝递上这份极不成熟的上书，与其说是出于对国势危急的忧心如焚，倒不如说是想凭此在即将到来的朝局大变动（慈禧拟退居幕后，皇帝即将亲政）中分一杯羹，则是见仁见智了。
                  
    处处碰壁，托身于教
    康有为一度对自己这份上书寄予了厚望。在给弟弟康广仁的书信里，对上书最坏的后果作了三种预计：下狱、流放边疆、押解回籍。虽则如此，康仍相当乐观：“计公卿自翁、潘，御史屠皆爱我，必相救也。”
    但结果是翁同龢拒绝代递康有为这份上书。按制度，康当时是监生，监生封奏须由国子监长官代递，上书遂辗转送至国子监最高长官翁同龢手中。《翁同龢日记》1888年10月26日条下记录：“盛伯羲拿来康有为的一封奏章，想让国子监代为转递。这封奏章言语太过讦直，于事无益，只会徒生衅端，故坚决表示了拒绝。”
    翁之所以拒绝代递上书，如其日记所言，与此书的清流台谏风格类似高度相关。彼时，慈禧太后归政在即，满朝上下俱战战兢兢唯恐此事横生枝节。两年前，光绪生父醇亲王即曾与清流领袖翁同龢达成共识，“以昆明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期冀以尽可能满足慈禧太后造园享乐的私欲，来换取其对权力的和平让渡。恭亲王倒台之后，李鸿章作为洋务领袖颇有独木难支之感，也曾有过一切寄望于光绪顺利亲政的感叹——“但冀因循敷衍十数年，以待嗣皇亲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它变。”
    按规定，次年光绪皇帝就将举行大婚和亲政典礼，故此，对清流领袖翁同龢来说，1888年乃是关键之年。取悦慈禧太后，约束清流人物，保证权力的顺利交接，是眼下的头等大事。康在上书里提到颐和园，自然是翁同龢深为忌讳之处。所以，他在拒绝转呈康有为的上书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犹豫。但翁既将康视作清流系一员，故而又将康有为上书的大概内容抄录一份私人存档。
    康有为显然无法洞悉朝廷高层内幕，也无法了解翁同龢的真实想法。多年之后，康在《自编年谱》中再度将自己上书未能送呈皇帝御前的责任归咎于虚构的“顽固派”：“当时大恶洋务，更未有请变法之人，吾以至微贱，首倡此论，朝士大夫攻之”。1889年 9月，在京城呆了近一年半，一事无成的康有为颓然选择离开，临别之际，写下一首愤懑的《出都诗》，内云：
    “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沈沈叫不得。”
    此番受挫，实与“虎豹狰狞”无关，只是这一年的政治气候实不适宜清流康有为生存。
    康并没有遭遇具体的“顽固派”，但他已经开始考虑个人的“转型”——离京之前，康曾在给好友沈曾植的书信中谈及自己往后的打算：“我无土地，无人民，无统绪，无事权，为之奈何？或者其托于教乎？”

圣人康有为：救无量众生非救一国

    南返之后，康有为历时两年有余，终于在广州长兴里开设讲堂，名曰“万木草堂”。
    万木草堂的成立，意味着“康党”的出现。“康党”的性质，可以从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的别号中略窥一二：
    康本人自号“长素”。“长素”长于素王也。素王，是对孔子的尊称。陈千秋号“超回”——超越颜回。梁启超号“轶赐”——“轶”，超车，“赐”，孔子弟子子贡，姓端木，名赐。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曹泰号“越伋”——超越孔伋。孔伋，即子思，孔子之孙，孟子之师。韩文举号“乘参”——唐德刚：“把曾参当马骑也”……

    学术转变，思想剽窃
    康有为自称自己的学术在1888年以前已经成型，这其实是个谎言。恰恰是在开设万木草堂期间，康有为完成了自己学术思想的转型，而且这种“转型”背后还涉嫌剽窃。
    1888年第一次上书皇帝之前，康混同于大多数的经学研究者，虽有几本著作，但并无多少学术分量。在当时的学术界籍籍无名。
    一个偶然的机会，康从好友沈曾植处借阅到一本张之洞门生廖平的《今古学考》。此书将儒家经学区分为周公的古文经学和孔子的今文经学，康有为据此修改了自己的著作。1889年冬，廖平到广州谒见张之洞，康有为得知消息主动前去拜访。康盛赞廖的《今古学考》，孰料廖正值学术转变期，他告诉康，自己已经改变了之前在《今古学考》中的观点，并出示了自己“尊今抑古”的新著草稿：称颂孔子素王改制的《知圣篇》与批判古文经始于新莽刘歆作伪的《辟刘篇》。康惊疑万分，继而写信攻驳达万余言，责备廖平标新立异以求出名，要求他放弃新说，焚毁草稿。
    最戏剧性的是，康有为最终完全接受了廖平新作的观点。于是也就有了康有为涉嫌剽窃廖平的学术成果的历史公案——康有为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否剽窃了廖平的《知圣篇》和《辟刘篇》。专家们一头扎进康的早期著作之中，力图找出其在获阅廖平著作之前，已经自发产生类似思想的线索，以求为康洗刷。正如清华大学编著的《戊戌变法史论述稿》所说：“康有为之所以能够迅速地接受廖平的‘影响’，恰恰是因为已有的《教学通义》（注康的早期著作）的基础。”但这样的辩护恐怕不能令人信服：康是在写出《教学通义》之后，才与廖平相见、展开激辩，并最终接受廖的观点的。若《教学通义》可以被视为所谓的“基础”，康又怎么会写信对廖平攻驳达万余言？
    再者，《新学伪经考》是一部二十余万字的学术著作，康却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即已完成“思想转变”并完稿，这委实难以解释；更何况，《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全都围绕着孔子进行阐述，尊崇孔子之意无以复加，反观此前康有为的著作，孔子非但从未占据过主导地位，而且屡遭排斥攻击。
    作为康的高足，梁启超早已为这段公案作了了结：“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教学通义》，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廖平）其人固不足道，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梁对康学术思想流变上有此一清晰认识，故而在三十岁之后，绝口不再言及伪经、改制。
                  
    复原孔教，用夏变夷
    康有为信服张居正的名言：“吾平生学在师心，不但一时之毁誉有所不顾，虽万世之是非，有所不计也。”故而对自己剽窃廖平的学术著作，终生并无悔意——在康看来，在“复原孔教”这样的大任面前，剽窃也好，抄袭也罢，都不过是可以忽略的小节。
    1888年，康有为曾产生过“欲经营殖民地于巴西，以为新中国”的狂想，这种狂想的思想背景，正是“复原孔教”。梁启超曾用“孔教之马丁·路德”来评价乃师，恰如其分地形容出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期间的思想主旨——马丁·路德试图找回基督教失落多年的原始真义，康有为同样打着寻找“失落”已久的“原教旨”孔子学说的招牌。
    康对宗教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年他在家乡西樵山参禅曾经走火入魔；后来又成为基督教《万国公报》热心读者；中国的圣人之学，则本是康的学术主业。廖平的论文给了康一个将儒、佛、基督三者结合起来的契机，他日夜穷思，终于“得道”，明白原来孔子才是“创教之圣”。至于孔教的“原教旨”，按照康有为自己的列举，则包括了“立人伦（平等）、创井田（富民均产）、发三统（变法）、明文质（进化）、道尧舜（民主）、演阴阳（大同）”（括号中的注释为作者所加）。在康的奇思妙想里，孔子的每一项学说，都对应着当时的西方文明，据此，康慨然长叹：外国全用孔子制。在康的敷衍下，孔子成了包打天下的通天教主，儒学则成了包打天下的通天教义。
    “真理”已获阐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推广和实践。康一方面不断著述立论，继续完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则通过万木草堂，大力宣传教义，培养“传教”骨干。康教导弟子们：“第一，要知孔子为万世大教主；第二，要知孔子弟子传教之难”，常拿耶稣之后十三代弟子皆死于传教的事例激励他们，以培养弟子们为了“传教”不惜牺牲的勇猛精神。
    为了加强学术的信服力，康还曾求助于怪力乱神。他对弟子们说：“孔子的学说，只讲到一百世……从孔子到今天刚好一百世（不知道康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此事相当神奇，大概百世以下的情形，是孔子所不忍言及的，确实天意深邃。”孔子为百世立法，之后所不忍言及的，自然正是当今世界西方“异教”盛行的情形。孔子不言，康却能将其阐发出来，无疑，康有为是孔子衣钵的继承者，负有在孔子百世之后，继续为后世立言立法的重任。康曾在《万木草堂讲义》中对他的弟子们预言：孔子的全世界大一统之治、大同之世，二三百年之后必行天下，未来的世界，必然是“用夏变夷”的时代、孔教的时代。
    甲午之后，梁启超曾如此总结“康党”的活动宗旨：
    “我辈以教为主，国之存亡于教有无，或一切不问，专以讲学授徒为事，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吾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
    梁这段“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的表述，恰恰道出了康有为曾经是激进的革命领袖的隐秘事实。

革命领袖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

    康有为是一个维新派，几乎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基本常识。但是，真相却恰恰相反。在戊戌年 6月受到光绪皇帝召见之前，康有为和他所领导的康党，一直在暗地里鼓吹保中国而不保大清的种族革命。“维新领袖”康有为，一度是当时中国最激进的革命党党魁。
    官方文件最早披露康有为具有推翻满清企图的，是监察御史文悌在戊戌年呈递给皇帝的一道折子，文氏在折子里说：“我曾极力劝说康有为，不要将忠君与爱国割裂为两件事情，置我大清国于不顾”。戊戌政变之后，朝廷宣布康党的罪状，其中有一条赫然正是：“又闻该党建立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殊堪发指”。

    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
    康党从来都不承认清廷的这条指控，梁启超在政变次年出版的《戊戌政变记》里曾极力辩解：“人再蠢，也不至于蠢到跑到京城开设保国会，然后将几百名皇家宗室和满汉大臣聚集在一起，公然向他们宣布自己保中国不保大清这样的叛逆之辞！”戊戌政变之后，康党四处宣传保皇，呼吁拯救光绪皇帝，康有为晚年更成为一个铁杆的保皇派。有这些事实作基础，也难怪许多人不相信康党曾是革命党。
    康党这段隐秘历史被发掘出来，须归功于台湾史学家黄彰健教授。据黄教授考证，康党对满清存有异志，主张保中国而不保大清，最早可以追溯到公车上书。
    但这个追溯恐怕比较保守。梁启超曾经用“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来概括康有为“复原孔教”的目的和主旨，这说明，早在万木草堂期间，“保中国不保大清”就已经成了康党的共识，只不过还停留在思想层面，尚未付诸行动。
    章太炎也曾经曝光过康门弟子，说他们“以长素（康有为）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数年，当有符命……”，“符命”，自然是指改朝换代。
    能够证明康党曾是革命党的最直接的证据，是戊戌年事败后，两广总督谭钟麟从康有为家中抄出来的康门弟子何树龄1895年写给康的一封书信。信中说：
    “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以大浊国为开笔衬笔可耳（信旁此处有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耶？）……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所难堪者，我之亲戚兄弟友生耳。”
    所谓“大浊国”，显然是“大清国”的反语；所谓“大同国”，则是康门弟子所期待的那个十年即有符命的康党之国——康有为撰有《大同书》，大同是其论学的主要宗旨。用黄彰健教授的话说，是“实际上已经表明康党当日，非但主张革命，甚至已隐隐有着建国的构想”。是否有建国的构想，尚可存疑，但康党明确表示“不保大浊国”，却是白纸黑字，明明白白的。
                  
    以湖南为革命根据地
    康党一度将策动革命的根据地选在湖南，梁启超执教湖南时务学堂期间，即以民权、革命为主要教学内容。
    梁受邀抵达湖南时，受到了上至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下至维新名士蒋德钧等，乃至于日后著名的“湖南守旧派代表”王先谦等人的热烈欢迎。迨至1898年，湖南维新人士却喊出了驱逐梁启超的口号。之所以会有如此转变，正是梁启超在湖南宣传革命而被揭破的缘故——湖南维新士人们邀请梁启超前来主讲时务学堂，本来是让他来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孰料梁到湘之后，大力宣传的却是革命思想，大力培养的却是革命人才。
    对此，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过一段自述：
    “（我在时务学堂讲学），所讲的都是民权思想，又经常言及清代掌故、抨击科举失政，大力提倡革命……当时学生都住在学校，不与外界交流，课堂上气氛日日趋于激变，外界却并不知道，直到年关放假，学生们回家，把课堂讲义出示给亲友们看，整个湖南瞬间哗然。”
    据梁启超说，以种族革命为时务学堂的主要教学内容，是早在来湖南之前，在上海就与康有为等人商量好了的决定。在此不妨摘录两条梁启超的教学讲义的批语：
    “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几乎息矣。”——其仇视清廷，一目了然。
    “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这显然是在宣扬君民平等的民权思想。
    据梁回忆，他们在湖南期间，除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反清革命的思想之外，还曾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私下偷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并添加批点案语，秘密散播，且利用《湘报》公然为《明夷待访录》等书作广告，由此可见康党活动之激进。
    此外，梁启超还曾给湖南巡抚陈宝箴上书，建议湖南自立。梁如此说道：
    “如今不变法，国家万无幸存之理；而要变法，当局又已经完全不能依靠……如果腹地的一两个省能够自立，中国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伟哉！西汉末年的窦融，在天下大乱的时候注意经营河西，最终能够捍卫一方，辅佐光武恢复汉室……”
    梁尚不敢明目张胆地劝陈宝箴推翻满清，故而含蓄地游说他在湖南实行新政，做到自立；但自立也有策反的嫌疑，所以梁又搬出了窦融的例子来自我洗刷。
    梁在上书里建议陈宝箴开设新政局和课吏；，此前，谭嗣同等人已经组织起了南学会。梁启超后来在《戊戌政变记》中谈及开设这些组织机构的真实用心：
    “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
    康党一度准备在湖南扯起革命旗帜，连脱离清政府自立之后的行政机构也预先作了筹划，而且预定以谭嗣同为“伯里玺”（总统），康有为则是“教皇”。
                  
    党魁倒向维新，革命成梦幻泡影
    湖南革命的大旗最终没有能够飘起来，因为革命党的党魁在受到光绪皇帝召见之后，忽然倒向了拥君维新。
    这自然引起了许多“革命同志”的不解和责难，自立会会员，革命党人赵曰生就是其中之一。康有为1901年曾写给赵曰生，极力解释自己为何会在戊戌年 6月之后，骤然由革命转向维新（当时，赵曰生作为革命党正被清廷悬赏通缉）。康说：
    “戊戌年以前，国家多灾多难，慈禧专政，圣上没有权利，所以人人都不知道圣上的英明；我也是觉得上层的人没什么可指望的，所以政治主张专以救四万万同胞为主，保中国不保大清。于是东奔西走，开强学会、保国会，打算建立议院，掌控民权以救中国。因为陈宝箴是个有志之人，所以我才让梁启超入湘，同时让谭嗣同也弃官回湘……湘中志士于是都奋发起来，就像老弟你所说的那样，人人怀着这种心思（革命）。但是，后来我见到了皇上，才知道皇上实在是圣明英勇……”
    康的这番解释能不能说服赵曰生不得而知，能不能说服今人也见仁见智。至少，曾与康党有过许多接触和合作的革命党人胡汉民没有被说服，在他看来，康有为的“倒戈”，是个人私欲作祟——受到了皇上赏识，谁还愿意做刀头舔血的革命党呢？甚至于民权议会也不必讲了，有个好皇帝就什么都解决了。
    戊戌年后，康党以保皇的面目出现，其“革命”的前科就此湮没无闻了。

结语：假如康有为上台，结局会怎样？

    清流康有为1888年之后蜕变成圣人康有为、革命领袖康有为，直到戊戌年才摇身成为维新领袖康有为。康有为的被脸谱化，不过是中国近现代史大量谬种流传的一例。
    黄彰健认为，“康之对清廷存有异志，应与清廷之割弃台湾有关”。这个结论其实并不准确，甲午年割弃台湾固然让许多知识分子（譬如谭嗣同）对清廷存有异志。但对康有为而言，“保中国不保大清”的理念早在万木草堂时期就已明晰，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1888年之前。在康看来，所谓“保中国”，保的其实是孔教文化——康日后曾经建议李鸿章用“孔教”抵抗“洋教”，戊戌年前后又屡次试图将儒学改造成孔教，将孔教定性为国教。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为革命领袖、维新领袖的康有为看似是一位“改革派”，但在文化层面上，他其实是一位“保守派”，与“顽固派”徐桐一样，是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这种吊诡的背后，隐藏着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普遍性悖论——越激进的革命者，往往有更保守的一面。这种保守与激进的反差所酿出来的苦果，往往惨不忍睹。戊戌年维新的失败，即是鲜明的教训；戊戌年康有为若成功上台，恐怕教训会更为深刻。而这样的教训，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胜枚举。

言论：黄遵宪认为搞“儒教”会造成历史的倒退
                  
章太炎：康党弟子将康有为视作教皇
                  
    章太炎曾应邀进入时务报馆担任主笔，但旋即因政见不合，不满三月，即被馆中的康门弟子饱以老拳，排挤出局。太炎先生曾如此描述康党内部情形：
    “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
    太炎先生对康党曾是革命党一节也颇为了解，曾撰有《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翻出来反对革命的康有为当年搞革命的老底。

黄遵宪：搞“儒教”会造成历史的倒退
                  
    黄遵宪喜谈西学，被誉为开明人物。但同时又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曾撰文竭力证明西学乃是源自中国古代墨学。
    同为文化保守主义者，黄遵宪并不赞成康有为把儒学搞成儒教的做法。梁启超曾对黄提及康有为搞“保教”的动机：“南海先生见到二百年前西方天主教十分兴盛，以为西方各国的富强全是由于行教，所以想要尊崇孔子、复原孔教与之对抗。”但在黄看来，儒学不是宗教，康的“保教”之论只会徒然引发民众仇视洋教之心，酿成教案；而且可能造成历史的倒退。

梁鼎芬：康有为执政，不五日而乱天下
                  
    梁鼎芬与康有为有同乡之谊，一度成为至交。然自康出版《新学伪经考》，宣扬孔子改制、复原孔教之后，二人关系逐渐疏远，至戊戌年后势同水火，诋康之言不绝于口。
    梁曾如此曾评价康有为：“长素（康有为别号）执政，不五日而乱天下”。1900年，康有为外挂保皇旗号，暗中联络张之洞麾下之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并试图运动张之洞参与其事。张最初持观望态度，梁鼎芬极力劝说张镇压之，康党经营多年之自立军遂由此破灭，康党之“革命”历史也由此划上了句号。

梁启超对康有为性格、学术的评价
      
    “康有为思想”是学界一大热门，然凭心而论，康有为是不是够得上“思想家”的称号，显然是存在争议的。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梁启超最有发言权。梁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如此评价乃师：
    “（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甚至说《史记》、《楚辞》当中经刘歆篡改增入的地方达数十条，还把后世出土的那些刻有这些作品的钟鼎器皿说成是刘歆当年私下里所铸造的，预先埋藏起来以求欺骗后世。于情于理，这实在是万不可通，但康有为却执意坚持……因为好博好异的缘故，康有为著书，往往不惜抹煞证据，或者曲解证据……康有为的为人，万事都放任主观臆断，自信力极强，以至于对于许多客观事实，或者蔑视不见，或者坚持强迫我接受。”
    在《南海康先生传》里，梁启超再次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先生是最富有自信力的人，他所坚持的主义，无论任何人都不能摇动。在学术上是这样，做事情也是这样，从来不肯为了做事而让自己的主义有所迁就，但却每每曲解事实来迁就他的主义……所以批评先生的人，总是说他武断、执拗、专制。”
    梁早年服膺于康的学说，但随着阅历日广，怀疑也愈深。1896年，梁在给康的一封信里谈及发现从康所学皆为“伪学术”后的空虚之情：
    “近学算读史，又读……甚至窃见吾教大同之学，皆婆罗旧教所有，佛吐弃不屑道者，觉平生所学失所依凭，奈何？”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20 07:32

1889========================================
政治投机摧毁晚清和平改良

事件：光绪大婚，慈禧归政
  
    本年，光绪帝已然十八岁，终于获得慈禧恩准，得以举行结婚大典。清朝皇帝多在 14-17岁之间成婚。光绪迟迟未婚，背后的原因显而易见——成婚即意味着彻底成年，成年即意味着慈禧太后必须结束所谓的“训政”，归政交权。于是乎，光绪皇帝成了有清一代最晚婚的皇帝。
    1889年皇帝的大婚乃是拖到不能再拖的结果。与大婚典礼同时筹备的亲政典礼，同样也是老太后拖无可拖的结果。从这一年开始，光绪皇帝开始正式接触帝国的最高权力，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严重影响晚清政治走向的“帝党”与“后党”之间的党争拉开了序幕。
                  
帝后党争：小孩班与老母班

    尽管慈禧早在上一年五月便不定期地入住专供其“退休”后颐养天年的颐和园，以示自己归政皇帝乃是出自真情实意。但随后粗暴地内定自己的侄女为光绪皇后，则已明确表示老太后决不会从帝国政治生活的最高舞台上退出。所有展示“真心归政”的行为，不过是婊子欲立牌坊之举罢了。
            
    宁寿宫的权力隐喻
    归政后的慈禧，按照惯例应该住在慈宁宫——慈宁宫是专供先皇们的遗孀们居住的地方。从孝庄皇太后开始，慈宁宫就一直是历代皇太后、太妃和太嫔们了却残生之所。
    慈禧不想去慈宁宫，她看中的是宁寿宫。
    宁寿宫有它自己独特的权力隐喻。此宫始建于康熙年间，后乾隆皇帝对其进行了改造，目的是打造一个自己归政之后的养老之地。但乾隆85岁退居太上皇之后，并没有入住宁寿宫。理由是他觉得自己身体还很硬朗，还可以继续留在养心殿主持朝政。
    对此，乾隆皇帝曾有一段说辞：
    “（朕）寿跻八十开五，精神康健，不至倦勤，天下臣民以及蒙古王公、外藩属国，实皆不愿朕即归政。……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理？仍当躬亲指教。”
    意思很明白，归政是归政了，但朝廷的最高权力和政务的最后决策权，仍然还在乾隆手中。大臣们也很合作，立即纷纷联名上奏请愿，要求皇帝一定要在 100岁之后再正式将权力移交给新皇帝。
    自乾隆之后一百余年，宁寿宫始终无人居住。原因无它，这里是太上皇、而且是不交权的太上皇的居所。一百多年来，没有人有这样的资格入住宁寿宫。
    慈禧选中宁寿宫显然是选中了它背后这种明晰的权力隐喻。老太后到了必须归政的时刻，但老太后不愿意交出她的权力，她以入住宁寿宫这种政治隐语，向帝国的大小臣僚宣布，她就是此时此刻清帝国的太上皇，她要仿效乾隆皇帝归政但不交权的先例。
                  
    屠仁守逼老太后表态
    老太后的这种心思可以意会不可言传。心领神会即可，说出来却是大大的不合适。但偏偏有不合时宜之人蹦了出来，直接捅破了老太后归政但不愿交权的这层窗户纸。
    本来，为了给自己归政之后继续操控最高权力赋予“合法性”，慈禧未雨绸缪，已在1889年 1月 2日授意礼亲王世铎等人拟定了一个太后归政后清廷政务运作规则的“条目”。条目虽然承认光绪皇帝有接受中外臣工奏折的权力，但同时强调必须坚持“诸大政，莫不案承慈训，始见施行”的原则，这也就意味着慈禧可以继续光明正大地干涉朝政。稍后，出于形式主义的需要，礼亲王世铎以皇帝已经亲政，一切可以恢复祖宗旧制为由请求辞去职务，慈禧批示不允，要求“所有开去要差之处，仍俟数年后一切全复旧制”，也就是说，在这个未知确数的“数年”之内，朝廷必须继续维持慈禧的旧班子。
    很显然，这是慈禧不愿交出权力的再明确不过的讯号。所以，此一批示刊布两天之后，御史屠仁守上了一道诡异的奏折，奏折中说：
    “太后归政在即，朝廷政务繁殷，请求明降谕旨，依照高宗乾隆皇帝当年训政的旧例，以后部院的文件奏本和外省的密折、廷臣的封奏，仍然写上‘皇太后圣鉴’的字样，恳求皇太后阅览批示，然后才能施行。”（注：为阅读便利，对奏折原文做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表面上看，屠仁守这道奏折正切合慈禧的心思。但也正因为其如此切合慈禧的心思，才招致了慈禧的愤恨——许多事情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屠的奏折看似在讨好慈禧，实际上是在逼慈禧明确表态。如果同意屠的奏折，则意味着慈禧悍然挑战祖制，以后宫女流身份自比乾隆皇帝，拒不归政；若不同意屠的奏折，则需明确表示自己归政的同时，也肯定放权。
    屠仁守在御史当中以刚直不阿而闻名，素有“西台孤凤”之称，绝非谄媚取佞之徒。慈禧自然也明白这道奏折是个圈套，故而于次日即颁布谕旨，严厉申斥屠仁守。谕旨中说：
    “览奏极其骇异！垂帘听政本属万不得已之举。本宫有鉴于前代后宫干政的流弊，及时归政，上合祖制，下顺舆情，真心实意，早已降旨宣示中外。如果归政伊始，又降旨要求书写‘皇太后圣鉴’字样，岂非出尔反尔，后世之人会因此将本宫视作何许人也？更何况垂帘听政乃权宜之计，岂可与高宗皇帝的训政相提并论？”
    逼慈禧下达这道谕旨，正是屠仁守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屠受到了撤职查办的严厉处分，慈禧则因此事而对翁同龢大发牢骚：“吾心事伊等全不知”，“吾家事即国事，宫中日夕皆可提撕，何必另降明发！”
                  
    晚清政局陷入党争漩涡
    慈禧不愿交权，光绪又已亲政，这一组无法调和的矛盾所造就的结果，是晚清政治日趋陷入帝党与后党之间的党争的漩涡。
    光绪何时开始对慈禧心生不满已难具考。但1887年慈禧以“训政”规避光绪“亲政”之时，年轻的皇帝已屡次在书房内对帝师翁同龢表达过内心的苦闷和不满，翁明白皇帝何以如此却又战战兢兢无言以对。迨至1889年大婚，皇帝的不满已开始公开发作。这是一场由太后一手包办的政治婚姻，光绪帝毫无喜悦和欢欣之感，婚后第 4夭，他借口有病，竟把原定在太和殿宴请“国丈”及整个皇后家族、在京满汉大员的筵宴礼给撤销了。命人把宴桌分送给在京的王公大臣时，竟然又“未提后父、后族”，以致京师街头巷尾，议论纷纭。年轻皇帝用这种方式发泄着对老太后的不满。
    皇帝甚至怀疑老太后想害死自己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早在1887年，奕譞病重，御医无可奈何，其私自延请的民间医生徐某诊治之后却大有转机，然而宫中传旨，不许醇亲王服用徐某所开之药。光绪皇帝当时即已生疑，曾就此询问帝师翁同龢。翁日记记载：
    “上曰：徐某方有效，而因用鹿茸冲酒，不令诊脉矣，此何也 ? 臣未对。上又曰：余意仍服徐方耳。又问：今日往问候耶? 臣对：无事不往。”
    醇亲王奕譞死于光绪亲政后的第二年，当时市井间便有流言，称其死于慈禧的操纵医疗。奕譞之死已成谜案，但其病危之际，医生药方药品全部由宫中派遣，醇王府毫无医疗之权也是客观事实，光绪皇帝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更何况，奕譞死后，慈禧还曾派人砍掉了其坟墓上生长的两棵白果树，理由是白果树长在亲王之墓上，“白”在上，“王”在下，合在一起便是“皇”字。如此种种，光绪实际上已颇有将慈禧视作杀父仇人之意。
    帝、后不和谐的案例不胜枚举，上述不过是光绪亲政前后一、二年间事。与这种不和谐一并生长的，则是帝党势力与后党势力的对垒。甲午战前，总税务司赫德的英国秘书濮兰德已然观察到了朝廷内的党争形势：
    “至1894年即光绪二十年，李(鸿藻)翁（同龢）同入军机，于是争斗愈烈，以至牵引宫廷。盖太后袒北派，而皇帝袒南派也。当时之人，皆称‘李党’、‘翁党’，其后则竟名为‘后党’、‘帝党’。‘后党’又浑名‘老母班’，‘帝党’又浑名‘小孩班’。”

戊戌维新：变法未动，党争先行

    “老母班”与“小孩班”之间的明争暗斗深刻影响了晚清历史的走向。甲午年光绪皇帝与帝党领袖翁同龢的极力主战背后，即有帝党势力欲趁机崛起的意图。光绪皇帝屡屡下旨催战而李鸿章能够屡屡抗旨拒战，恰是借助了后党势力来抗拒帝党势力——虽然严格来说，李鸿章既不是帝党也不是后党，但其卷入了党争，乃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战后慈禧太后对其力保，更是彻底坐实了其后党的身份。
    甲午年的惨败与帝、后党争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已是公论，此处不妨谈谈另一个同样毁于党争的案例：戊戌维新。

    戊戌年没有顽固派
    戊戌年之后，康有为出逃海外，发表了许多文章，竭力宣扬维新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朝廷内部存在着一个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庞大的顽固派。
    这是个必须澄清的问题，也是检讨戊戌维新为什么会失败的一大关键。
    戊戌年慈禧太后在光绪召见康有为前夕收回了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按康有为的说法，这一手段的目的，是防止光绪重用自己。康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台湾史学家黄彰健先生说：
    “现在看来，四月二十五日（旧历）徐致靖上折保荐康为光绪顾问，光绪极可能采纳徐折，欲重用康，但以四月二十七日（旧历）慈禧有命在先，所补授重要官职须征得太后同意，光绪在二十八日也只好于征询军机大臣的意见之后，权且派康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
    但这个事件被解读成慈禧太后顽固守旧、反对变法，则不符合客观史实。
    因为在戊戌年，维新已经成为整个朝廷的共识，连最著名的守旧派徐桐，此前“门人有讲西学者，即不许入见”，此时也开始上奏折请求变法了。考之史料，戊戌年朝廷内外，很难找到明目张胆反对维新之人，相反，张口必谈维新，已经成为当时的“政治时髦”。
    或者可以这样说，戊戌年，是晚清历史上少有的朝野内外就变法维新达成“共识”的时刻。正因为如此，它的失败，才显出尤为可悲。
                  
    康有为建议开设制度局
    慈禧防止光绪皇帝重用康有为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康有为积极介入了帝后党争，并试图帮助光绪皇帝彻底架空慈禧太后。
    早在戊戌年正月，康有为曾请人代递了一道折子，即通常所谓的《上清帝第六书》。在折子里，康有为建议皇帝“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即设立一个新的机构“制度局”。按照康的说法，这一机构的性质是政治咨询机构，但所有的新政事宜，都要由制度局讨论通过，则其实际上显然是一个政治决策机构，决定变法的一切。其基本架构是：皇帝在内廷设立制度局，作为主持维新变法的专门机构，制度局下面，则分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12个分局。12分局囊括政治、经济、财政、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这无疑等于架空了现有的行政体系，把国家的一切事物都交给这个制度局来管。
    这份《上清帝第六书》迟迟没有得到总理衙门的回复。康有为随后又发动其政治关系网，围绕着“制度局”，另立明目，反复上奏。譬如请御史宋伯鲁上奏康起草的《请设议政处折》，建议朝廷设立“议政处”，这个“议政处”其实是“制度局”的翻版，因为在康的设计里，其地位与军机处、督办军务处并重，人员则不分有无出仕，由官员保举、皇帝钦定，共计30人。实际上，是在现行的行政体系之外，另设一个讨论制度国家大政方针的新部门。
    “议政处”没有回音，康有为又想出了“立法院”、“懋勤殿”等名目，频繁上奏，这些机构名称虽异，但本质上与“制度局”并无二致。
                  
    光绪对康的提案很感兴趣
    《上清帝第六书》引起了光绪皇帝莫大的兴趣，遂命总理衙门就此折内容拿出一个讨论意见。但奏折背后牵涉到朝廷权力的彻底重新洗牌，总理衙门顾虑重重，长时间没有下文，结果遭致光绪皇帝的严厉批评——“汝等尽驳康某之奏，汝等欲一事不办乎?!”。直至庆亲王奕劻前往颐和园获得了慈禧太后的支持——老太后向奕劻交底：“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总理衙门才拿出一份针对康有为此折的冗长批驳报告，此时，距离收到此折，已过去了 105 天。
    报告彻底否定了制度局和十二分局，仅认可需设立管理铁路和矿务的相关机构。光绪皇帝收到报告后两天，再次颁布谕旨：
    “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本月（五月）十四日贵衙门议复工部主事康有为条陈一折，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该衙门另行妥议具奏。”
    谕旨明确要求总理衙门重新审议康有为的奏折，其严厉程度，用茅海建教授的话说，是：“在我所见的谕旨中，对议复之奏折推倒重来，下旨‘另行妥议具奏’，也是惟一的一次。”光绪皇帝对康有为制度局建议的青睐与对总理衙门的不满，于此可见一斑。
    总理衙门接到谕旨之后不知所措，9 天之后，再次上奏，将难题抛给别人：请求皇帝特派王、大臣会同总理衙门一起讨论康有为的奏折。
    光绪当日下达朱批：
    “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切实筹议具奏，毋得空言搪塞。”
    “毋得空言搪塞”一句，已足以窥见光绪皇帝的真实态度，其措词之严厉，正是为了逼迫总理衙门及王、大臣拿出一个赞同康折的报告来。
    远在湖北的张之洞六月份（旧历）收到京中密报，内称：
    “康有为条陈各衙门改为十二局，先设制度局，议论一切改革之事，有储才局、会计局、农政局、工政局、商政局、海军局、陆军局、刑律局、铁路局、矿务局各目，交总署议，驳。再下枢、译两府议。上意在必行，大约不日即须奏上，都下大为哗扰云。”
    张的情报很准确，解读也很到位。
    康有为赢得光绪皇帝的青睐，所依靠的不是什么“维新变法”的理念，而是这样一份与“议会”、“民主”毫无关系的纯党争的奏折——虽然它披着一层变法的外衣，但玩了一辈子权术的慈禧太后岂能看不透所谓的制度局和十二分局的背后，是皇帝想要另起炉灶，架空现行由后党把持的所有要害权力部门？老太后赶在皇帝召见康有为之前收回朝廷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不是因为顽固，而是为了党争。而康有为以维新领袖自居，变法未动，却党争先行，戊戌年的失败，已属必然。

结语：多少改革眼睁睁亡于政治投机

    制度局没有开成，康有为也没有能够进入朝廷核心决策层；维新成了牺牲品，后党终于彻底瓦解了帝党。1898年，清帝国最后的改良希望，就此破灭。
    康有为流亡海外。这位历史存在感极强的“圣人”，用自己的一支笔，不断地润饰着那些粗糙的历史，把它们打磨得锃光发亮，只剩下光明与黑暗两面。于是乎，譬如：许多人都不再知晓，1895年，康有为没有去“公车上书”；又忘了，恰是在这一年，康有为给皇帝的《上清帝第三书》，就已经定下了以党争而不是以维新来打动皇帝的策略。康在折子里说：
    “下层小官僚、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中，有才能而且忠于陛下的人相当多，但陛下所了解而又能够任命的有几人？破格提拔的又有几人？随侍左右，能供陛下随侍与之讨论商量的又有几人？不分昼夜陛下能够随叫随到的又有几人……”
    戊戌年，皇帝把这份压在箱子底的折子找出来，总是看一回，叹息一回。
    多年之后，后人亦应该把这段历史从尘埃深处翻出来，看一回亦叹息一回：有多少改革，眼睁睁看着她亡于政治投机。

言论：翁同龢认为康有为是心怀叵测之人
                  
王照：应将主持变法的名义归于太后
                  
   礼部主事王照亲历了戊戌年的波诡云谲，民国之后，王照曾经如此回顾戊戌维新的成败关键：
    “自从翁同龢被罢之后，大臣抗拒新政的，都暗地里依靠太后；然而先前太后也是喜欢变法的，这个时候因为不能干政，所以才暗地里与他们结为一体，其实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权利。我替皇上考虑，如果将主持变法的名义归于太后，则皇上的志向可以实现，保守派也失去了靠山。”

荣禄：开制度局，是要废掉军机处
                  
    康有为以“制度局”取代原有的政治机构，必然遭到现行政治体系内官僚的反对。在荣禄、许应骙的带动下，军机大臣决定集体忤旨，拒不复议。荣禄说：“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如果按照康有为的变法计划去做，现在一切大臣都不免罢黜”。
    随之，康有为要“尽废军机六部”的流言四起，许多官员对康痛恨切齿，“几欲得康之肉而食之”，甚至攻击光绪皇帝得了“疯症”。

《国闻报》：制度局会给朝士大夫增加“工作机会”
                  
    为了自我洗刷，减轻压力，康党在《国闻报》上刊文解释制度局。但文章并没有实话实说：“制度局”被轻描淡写为如同会典馆，法律局则与官书局相似，同时还宣称这些新机构的设立将会给“朝士大夫”提供许多新的机会。
    “……凡此无一与旧政相涉者，如近者添多总署、海军、铁路、官书局、大学堂，正为诸臣多得差事，所用仍是朝士大夫，岂能舍而他用哉？……而举朝怪异，皆谓制度局开几如百官皆坐废者。中国最好造谣……有识者自能审之。”

翁同龢：康有为这个人心怀叵测
      
    翁同龢一度将康有为视作自己清流的同志，但自戊戌年年初开始，翁就开始刻意疏远康，据《翁同龢日记》记载：
    “四月初七那天，皇上让我转告康有为，让他把之前进呈的书籍再送一份进来。臣回复说自己与康没有来往。皇上问我为什么，我说：‘康有为这个人居心叵测’。皇上责问我以前为什么不说，臣回答道：‘最近读了康的《孔子改制考》，才发觉他心怀异志’。”
    皇帝不相信翁的说法。但翁所不知道的是，康呈递给皇帝看的《孔子改制考》作了大幅度的篡改。
    《孔子改制考》的公开刊行本和康有为的进呈本完全不是一回事。公开刊行本中的孔子，是大同、民权的化身。进呈本中的孔子则降格成了君权纲常的维护者。
    例如：刊行本中有一篇1000多字的序言，集中论述民权社会的高级形式“大同”。在进呈本中，康有为却将这篇序言删掉，另写了一篇主旨为“尊圣扶教”的序言。在新序言里，康有为肉麻地感叹道：“……（孔子道统丢失的后果）则我君臣父子之道将坠将湮，岂不畏哉！”
    再比如，公开刊行本中，颂扬民权、否定君权神圣的句子，在进呈本中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对君权的极力肯定和鼓吹：“（孔子立法），乃……以天统君，以君统民，正五位，立三纲，而人人知君臣父子之义。”
    康拿这样的本子给皇帝看，若说其是为了推动以“议院”、“民权”为主旨的维新变法，恐怕难以让人信服。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20 07:38

1890=======================================
薛福成呼吁清廷政体改革君主立宪

事件：薛福成出洋
  
    1889年初，出使英法义比大臣刘瑞芬三年任期已满，回国调任广东巡抚，其遗缺本拟由江苏臬司陈钦铭接替。但陈在被任命后一个月因病免职，朝廷遂以刚刚升任湖南按察使。但尚未到任的薛福成代替陈钦铭前赴欧洲，日后成为著名维新派的黄遵宪亦随行。
    薛福成于1890年 1月自上海出洋，1894年 7月任满回国，旋即去世。清廷曾有规定，出使各国大臣有写日记的义务，需将在海外所见，详细记载，随时报告给国内。薛福成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留下了六卷17万余言的出使日记。这些日记，留下了一位洋务派干将转变成为维新立宪派的思想轨迹。
                  
经济体制改革：工商立国

    薛福成是一个资深的“洋务派”。薛氏早年曾入曾国藩之幕，曾对其青眼有加，延揽到薛氏后，曾不无快意地对人说道：“吾此行得一学人，他日当有造就”。薛氏本人也尤其钦服曾国藩，其为学为文效仿曾国藩的迹象很明显，和曾国藩一样，薛福成尤其潜心于钻研传统的经世之学。
    1872年，曾国藩去世。1874年，朝廷有鉴国势日危，决定“博采谠言，用资治理”，命内外大小臣工上书多提建议。薛氏应诏陈言，向朝廷提出“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其主旨与洋务派的“坚船利炮”观点大略相同，新意不多，但条理之清晰与思路之广博，则远在其他洋务官僚之上。故而，这份应诏陈言得到了朝廷内部洋务大佬如李鸿章、丁宝桢们的高度赏识，薛氏随后被李鸿章延揽进入幕府，成为其主持洋务的重要助手,一做就是10年。

    洋务新星，名噪一时
    1884年，薛福成以浙江宁绍台道的职衔正式进入官场。宁绍台道所辖乃浙江海防要地，其时又恰值中法战争，法舰屡犯东南沿海，并以偷袭的方式摧毁了马尾福建水师。但在薛福成负责防守的镇海，法舰以绝对优势窥视四十五天，屡战屡败，直至中法议和。镇海防守之固号称一时之最。稍后，1885年，薛福成刊布了自己关于国防建设尤其是海防建设的重要意见书《筹洋刍议》。
    与1874年的应诏陈言一样，《筹洋刍议》也名噪一时，薛氏也由此成为颇具知名度的洋务新星。但在薛氏自己看来，《筹洋刍议》中的内容远非定论，“此特一时之私论，大端所宜发挥者，十未得一二”。薛氏曾如此言及自己撰写《筹洋刍议》的目的：“余愚以为应之得其道，敌虽强不足虑；不得其道，则无事而有事，后患且不可言”——只有透彻了解敌人，才能用正确的方法应对敌人。故而，薛福成希望能够得到机会，继续深入了解西方国家。而深入了解西方的最佳机会，则莫过于出使西方。
    1872年、1878年、1884年，薛福成曾三次有机会出使西方，但都因各种缘由失之交臂。1889年，在人生倒计时不足五年之际，出使欧洲深入接触西方世界的机会才终于来到。
                  
    由巴黎至伦教，始信郭嵩焘之说
    出洋之前，薛福成是一个专注于坚持中国传统经世之学和倡导学习西方技术文明的标准洋务派。但到欧洲之后，其观念遭受了很大冲击，发生了巨大变化。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十三日日记记载：
    “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抵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以询之陈荔秋中丞、黎莼斋观察，皆谓其说不诬。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教，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证之。”
    郭筠仙，即郭嵩焘。1876年，郭氏作为“天朝上国”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位驻外公使出使英国。然而，未出国门，郭氏已经引致人神共愤，出国之后，郭氏又屡言中国三代之政不如西方民主政治，更使其成了国内士大夫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同行的副使刘锡鸿甚至称其为“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详见《转型中国1876：国粹主义大潮浩浩荡荡吞噬晚晴改革》）
    薛福成也曾经是怀疑郭嵩焘言过其词的国内士大夫中的一员。直至其亲自抵达欧洲，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方才相信郭氏所言不虚。譬如议院——薛氏曾于光绪十六年（1890）七月前往英国议会亲身体会，后又多方搜集资料，十八年（1892）二月十八日日记记载：
    “泰西诸大国，自俄罗斯而外，无不有议院。……议院者，所以通君民之情者也。凡议政事，以协民心为本。大约下议院之权，与上议院相维制，上下议院之权与君权、相权相维制。”——对西方国家上、下议院互相牵制、议院与君权互相牵制的情形，已有充分的认知。
    再如学堂——薛在海外目睹了西方国家教育的鼎盛，尤其是义务教育、女子教育：
    “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即残废聋瞽喑哑之人亦无不有学；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皆有义塾以收教之。”（光绪十七年正月初三日记）
    学堂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照料——“有厨房、有书库、有浴室、有饭厅……”——更让薛福成感慨万千：“於戏！至矣尽矣，毫发无遗憾矣！吾不意古圣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经，乃于海外遇之也”（光绪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记）
    1872年，薛福成送陈兰彬携幼童赴美时，曾将洋人形容为“朋淫、腥膻”的异类，认为留学生到了国外，必须坚持温习“三纲五常”，否则难免“沦于异族”。20余年后，薛氏自己置身欧风美雨当中，终于承认：西方文明是一种确确实实的文明。
                  
    呼吁朝廷实施经济体制改革
    探究西方富强的本原，是薛福成出使欧洲期间考察的最重要的命题。1874年那次应诏陈言已经对此有所思考。薛氏认为，求富是致强的前提，而要求富，则须“体恤商情，曲加调护”，譬如：洋商船只在内河来去自如，华商船只报税过关反而还要遭遇多方勒索留难，此类情形绝对不可再有。薛氏甚至乐观地认为：若国家摒弃重农轻商的落后观念，保护工商业，那么，投资造船的商人将络绎不绝，假以时日，中国商船必能驶往西洋各国港口，反夺洋人之利。1885年的《筹洋刍议》，则明确表述：“西人之谋富强者，以工商为先”。
    抵达欧洲之后，“工商强国”这一观念不断得到强化。薛氏观察到：
    “西洋各国之所以致富强者，以工商诸务之振兴也，工商诸务之无阻，以各项公司之易集也。凡事，独立则难支，众擎则易举，势孤则气馁，助多则智周。西洋公司资本之雄，动以数千百万计，断非一人一家之财力所能就。然苟有当办之事、可兴之利，则风声一播而富商立集，股票一出而巨款立致。盖其规画之精，风俗之纯，章程之善，有使人深信不疑者矣。”（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十四日记）
    尽管这一观察有过分美化的嫌疑，但仍不失其敏锐。稍后，光绪十八年（1892）闰六月初六，薛氏在日记中写道：
    “西人尝谓，谋国之要有三，曰安民，曰养民，曰教民。所谓养民者，何也？……一曰造机器以便制造，二曰筑铁路以省运费，三曰设邮政局、日报馆以通消息，四曰立和约通商以广商权，五曰增领事衙门以保商旅……”
    ——此种言论，显然是对《筹洋刍议》中“工商强国”观点的具体和细化。薛氏列举了二十一条“养民”措施，归结起来，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必须充分利用西方近代技术文明成果为中国的工商业服务，这些成果包括各种制造业机器、铁路、电报等等；此外，与工商业发展相配套的近代关税体系、近代银行体系以及相应的管理机构（商务局）等，也应及时筹备。这是薛福成在详细考察了西方的工商业体系之后所得出的结论。
    薛氏由此转而成为洋务运动的批判者——“……知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亦末矣！”（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四日记）——在薛氏看来，洋务运动已然误入歧途，中国求强之路与求富之路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求富才能求强，而求富的前提是“养民教民”，而“养民教民”的方式，则要求帝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摒弃“以农立国”，向“工商立国”转型。

政治体制改革：君主立宪

    帝国需要一场经济体制改革，薛氏在国内即已有充分认识，出使西洋，不过是使其这一认识获得了佐证和拓展——赴欧途中，轮船经过香港、新加坡，薛氏目睹洋人依赖工商业使荒岛发展成为巨埠，即已感叹帝国必须作经济体制改革：
    “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一所未讲；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
    帝国传统职业序列中，“商”本居末位，薛福成将其提升到“四民之纲”的高度，对传统经济体制批判之激烈，在当时是很鲜见的——洋务大佬如李鸿章、张之洞，搞了一辈子企业，结果全部搞成国企，洋务企业虽多，工商业的境遇和地位却没有多少改善。薛福成的认知高度，早已远远超出了洋务派。
                  
    君主制好还是民主制好
    出洋给薛福成带来的真正蜕变，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
    出国之前，薛氏的政论文章几乎不涉及政治体制问题，其《筹洋刍议》，通篇谈论工商、矿业、火车、兵制……毫不涉及政治体制问题。自从来到了欧洲，对郭嵩焘当年所谓的“君民兼主国政”的民主政体有了切身的提验，潜移默化之下，观念与以前大有不同。
    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薛福成在日记中谈论自己眼中的君主政体与民主政体间的优劣。薛氏认为：
    民主之国的长处在于用人行政可以集思广益，顺应民情，君主不能肆虐民众以满足一己之私欲；亦能防止官员仗势欺人贪污腐化；其弊端则在于“朋党角立，互相争胜”，不能团结一致，甚至可能因私人恩怨而伤害国家利益。
    君主之国的长处在于：权力集于一人之手，倘若得到圣贤之主，“其功德岂有涯哉！”其弊端则在于：权力上重下轻，劳役民众有如牛马，民情不通，公论难伸，君主一人不能周到全国，误事不可胜数。
    薛氏最后总结说：君主制与民主制互有利弊，关键取决于“得人”：“得人，则无不便，不得人，则无或便。”这种结论显然有和稀泥的嫌疑，但考虑到日记最终需提交给朝廷，薛氏不得不作如此总结，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天之后，薛氏在日记中进一步深入讨论“中国究竟该实行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问题。薛氏认为：中国在尧舜时代及其以前，所行的都是民主制。直到秦始皇以武力征服经营天下，才开启了君主制。秦汉之后，全部都是君主制。夏、商、周那时候，虽然君位世袭，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还深入民心，犹如今日之英国、意大利等国的“君民共主政体”。
    最后，薛福成得出结论：君民共主政体“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所以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薛将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解读为“君民共主政体”，既有规避政治风险的目的，亦自有其“托古改制”的良苦用心；所谓“君民共主”，其实就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
                  
    政改是经改的前提
    薛福成呼吁君主专制之国大清作政治体制转型走向“君民共主政体”，与其出洋探求国家富强本原的目的是一致的。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四日，薛氏再次总结西洋富强的本原，一共总结了“五大端”。但与此前多次同主题论述有所不同，这一次，“工商立国”被放置到了末位，众多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的内容被提到了前面。
    原文如下（西国富强之源……约有五大端）：
    一曰通民气：用乡举里选以设上下议院，遇事昌言无忌；凡不便于民者，必设法以更张之；实查户版生死婚嫁，靡弗详记，无一夫不得其所，则上下之情通矣。
    二曰保民生：凡人身家、田产、器用、财贿，绝无意外之虞；告退官员，赡以半俸；老病弁兵，养之终身；老幼废疾、阵亡子息，皆设局教育之，则居官无贪墨、临阵无退缩矣。
    三曰牖民衷：年甫孩提，教以认字；稍长，教以文义；量其材质，分习算、绘、气、化各学，或专一艺，终身无一废学者；何也？有新报之流传，社会之宣讲也。
    四曰养民耻：西国无残忍之刑，罪止于绞及远戍、苦工，其余监禁、罚款而已；监狱清洁无比，又教以诵读，课以工艺，济以医药，无拘挛，无鞭挞，而人皆知畏刑，不敢犯法，几于道不拾遗；父母不怒责其子，家主不呵叱其仆，雍然秩然；男女杂坐，谈笑而不及淫乱，皆养耻之效也。
    五曰阜民财：其藏富于民者三要，一、尽地力，谓讲水利、种植、气、化之学；二、尽人力，各擅专门，通工易事，济以机器，时省工倍；三、尽财力，有公司及银号，而锱铢之积，均得入股生息，汇成大工大贾，有钞票及金银钱以便转运，则一可抵十矣。
    “阜民财”，相当于薛福成未出国前所倡导的凭“工商立国”以“养民”。然而前四条“通民气”、“保民生”、“牖民衷”、“养民耻”，已经很广泛地涉及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譬如自由选举、议会制度、言论自由、社会保障、公民财产权、公民的受教育权等等。同为“西国富强之源”，他们被放置在“阜民财”一条之前，薛氏主张政体体制改革先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前提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
                  
    经改是政改的保障
    “工商强国”与“君民共主”是薛福成政治思想中的一体两面。在薛氏看来，君民共主政体是工商强国的保证（如上文所述），但另一方面，工商强国又可以巩固君民共主政体。光绪十八年五月十三日的日记有着薛福成关于这方面的认识的记载。日记说：
    “西洋各国议院员绅由民推选，大抵皆取器识明练、才辩锋生者，而尤以家道殷实为第一要义，群谓之‘体面人’，……盖视此为扬名成业之具，而非为养身肥家计也。议员中资深望重者，可举为宰相及各部尚书，或为伯理玺天德（总统），或有稍玷其声誉者，则终身无再选之理。故近来欧洲之官，以贪墨著者尚少。”
    薛福成认为家道殷实的“体面人”依靠民主体制进入议会乃至成为国家领导人，有助于防止贪污腐化，对国家的政治清明大有益处，因为这些人追求的不是财富而是名誉。光绪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薛福成在日记中批判了中国传统社会鄙视富人的痼疾：
    “中国用人以富者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为贤，其道有相反者。夫登垄断以左右望而罔利市者，谓之‘贱丈夫’，中国数千年来，无愚智皆知贱之，……贬之曰‘铜臭’斥之曰‘守财奴’，中国之习俗然也。泰西各国最重议绅，议绅之被推选者，必在殷富之家。……至其选为各部大臣及宰相者，非殷实之世爵，即富厚之名人，其意以为彼皆不忧衣食，专顾体面，未有不竭诚谋国者。”
    薛如此推崇“富民”在议会政治中的作用，显然是想将其“工商立国”理念与“君民共主”思想融合起来，达成一致。这种高度推崇“富民”的观念放在今天，仍不免引起许多争议，但考之历史，西方国家确实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自“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过渡的过程；晚清之维新、立宪，论及民主，同样也带有这种推崇“富人”的倾向——譬如规定家产达到多少才有资格进入地方咨议局。薛福成在1890年代将个人的财富、地位与代议民主政治联系到一起，不是“反动”，而是一种进步。

结语：有木有

    从1890年代的维新到1900年代的立宪：
    薛福成说国家富强之源在于“通民气……遇事昌言无忌；凡不便于民者，必设法以更张之”有木有？
    薛福成说国家富强之源在于“保民生”民众财产受法律保护（凡人身家、田产、器用、财贿，绝无意外之虞）有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告退官员，赡以半俸；老病弁兵，养之终身）有木有？
    薛福成说国家富强之源在于“牖民衷”民众有完整的受教育权有木有？
    薛福成说国家富强之源在于“养民耻”无酷刑讲文明有木有？
    薛福成说国家富强之源在于“阜民财”藏富于民有木有？
            
言论：薛福成认为“凡兹西学，实本东来”
                  
梁启超：薛福成著作乃“佳者也”
                  
    维新旗手梁启超对薛福成的论著推崇备至。梁曾在《读西学书法》一文中介绍说：“中国人所著言西事之书，所见者如曾惠敏之文集，薛叔耘之筹洋备议、四国曰记、海外文集，黎纯斋之文集，……皆佳者也。”将薛的许多著作列为近代中国“言西事之书”的佳作，号召国人认真阅读。
    梁后开列《西学书目表附卷》中，更将薛福成的《筹洋备议》和《海外文编》二书，同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和《四上书记》置于同等地位，用于宣传维新。

黄遵宪：西方近代学术源自《墨子》
                  
    晚清维新名士黄遵宪早年出使日本，著有《日本国志》一书。黄在书中写道：“余考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认为西方政治、宗教、科技无不出自墨学：“其谓人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汝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
    撰写此书时，黄遵宪自称“余足迹未及欧洲。又不通其语言文字，未由考其详。”但1890年与薛福成同往欧洲，归国后其西学墨源论仍未改变。

薛福成：凡兹西学，实本东来
                  
    当年与郭嵩焘一同出洋的副使刘锡鸿曾得出西方文明乃中国“圣教”之果实的荒谬结论。薛福成出洋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认为“凡兹西学，实本东来。”不但西方工艺、数学等来自中国，连以蒸汽电力为能源的西方机械也在薛氏的“严密”考证下，成了中国的发明。薛氏最终得出了所有西学“莫不自中国开之”的结论。
    这种行为，实是一种文明在另一种文明面前产生巨大心理落差后所致。不同的是，刘锡鸿得出了西方只学到“圣教”皮毛，中国无需向其学习，更无需改革的结论，薛福成以这种荒诞的方式重构了文化自信心之后，仍然坚持中国需要“变法”。

谭嗣同：薛福成乃洞彻洋务的楷模
      
    薛福成的著作对晚清维新变法起到了重要启蒙作用。谭嗣同即曾从薛福成的论著中得到许多启迪。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谭嗣同对薛福成早年关于日本必“为中国之大患”的告诫感慨万千。谭更将薛视为“洞彻洋务，皆由亲身阅历而得”的楷模，曾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叹薛氏的思想转变：
    “郭筠仙侍郎归自泰西，拟西国于唐虞三代之盛，几为士论所不容。薛叔耘副都初亦疑其抑扬太过，后身使四国，始叹斯言不诬。夫阅历者，人所同也。但能不自护前，不自讳过，复何难寤之有？即嗣同少时，何尝不随波逐流，弹抵西学，与友人争辩，常至失欢，久之渐知怨艾……”
    谭遂将薛氏出使四国日记视为了解西学、认识世界的入门之书。执教南学会期间，探氏即多次引用薛福成的论述以助讲学，譬如讲授《论中国情形危急》时，便直接引用了薛福成的观点，谭写道：
    “暹罗者，亦亚洲弱小之南国也；土地人民财赋，远不及中国，自从翻然变化，国势居然日盛。昔薛叔耘钦使日记中，已称为宇宙内第三等国。今其国君游历泰西各国，共倡实学，各国爱之重之，国势由此更见兴盛，且将升为第二等国矣。我中国以十八省之大，乃不能比一暹罗，其耻又何如也? ”
    薛福成对晚清维新派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20 07:38

本帖最后由 ys1937 于 2011-8-20 11:01 编辑

28、1891年：孔教救国论与康有为的教皇梦
29、1892年：晚清知识分子须对义和团运动负责
30、1893年：永不到来的盛世，永不过时的危言
31、1894年：严复试图打造君民平等的新道统
32、1895年：“公车上书”真相
33、1896年：康有为整垮改革阵地《时务报》
34、1897年：湖南“腹地自立”计划流产
35、1898年：康有为在戊戌年究竟干了些什么
36、1899年：“中日合邦”计划流产
37、1900年：新世纪元年的亡国闹剧


1891====================================

孔教救国论与康有为的教皇梦



事件：康有为开设万木草堂


    本年初，康有为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在草堂存在的八年（1891-1897） 时间里，康有为打造出了一支名曰“康党”的草堂弟子兵，这是康自晚清到民国，数十年政治生涯里最重要的资本。
    草堂执教期间，康有为还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政治著作《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此两书与同时代经学家廖平的《知圣篇》和《辟刘篇》之间的“抄袭”或“借鉴”关系，学术界既然争论不休，读者亦不妨独立判断（可参见《转型中国1888：康有为转向“保中国不保大清”》）。以这两部著作为转折点，康有为自此走上了一条“孔教救国”的不归之路。


惟“孔教”可以救中国

    康圣人早年极力攻击孔圣人
    康有为早年并不是孔夫子的信徒。康是一个“天命观”极强的人，终生坚信自己的生命上必然依附着某种神秘而伟大的天意。60岁那年，他写诗自承：“吾生信天命，自得大无畏”，又不无得意地回溯自己出生时的异兆：“大火赤流星，子夜吾生始”。
    这种极度自负的“天命观”很早就出现在康有为身上——19岁师从岭南宿儒朱次琦，作了一篇离题的文章，受到老师的婉言批评和鼓励性表彰，即放言“我从此知道著书不算难事，自己和古先贤水准相去不远，由此更加自信”。
    这种自负让康有为对孔夫子不屑一顾。1917年，康回顾自己早年心境，曾如此坦承：“我年轻的时候希望自成一派，立足于孔子之外，于是每日里阅读孔子的著作，吹毛求疵，对其进行攻击。”
    圣人梦做到飞魔入心的程度，康有为终于不得不遁入家乡西樵山的寺观之中寻求出路，但结果却在静坐狂思之中，再度走火入魔，康日后回忆：“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
    这种“天命观”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奇怪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社会责任感”让康的心智得到了解脱。康日后在《自编年谱》中回忆：“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
    青年康有为撰写《教学通义》一书，正是缘自这种经营天下的志向。康在书中感叹朝野内外没有人才导致国势日趋颓丧，而之所以没有人才，康认为出在“教学”上——但是，与同时代其他学者如郭嵩焘、容闳等提倡西学有所不同，在康有为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教学”问题不在于对西方的学习不够，而是对传统的继承太不够——“患其不师古也”，虽然表面上一直在“师古”，但“师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也”。
    在康有为看来，“古”的终极源头是周公之学。周公旦是集黄帝以来“教学”之大成者——“盖黄帝相传之制，至周公而极其美备，制度、典章集大成而范天下，人士循之，道法俱举。”也就是说，“周公之制”是最完美的制度，现代人要挽救危亡，必须从知识分子的教育入手；而知识分子的教育，应该直接上溯学习“周公之制”，现在知识分子一味沉浸在孔子的“六经”当中，而“六经”只是“周公之制”中一个非核心的小组成部分，不过是“先王一官之守破坏之余”，所以是误入歧途。


    康圣人转而继承孔圣人衣钵
    尊崇周公、贬低孔子的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期间写出《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二书，突然转变为孔夫子最忠实的拥趸。按照康有为自己的说法，前者“先辟伪经，以著孔子之真面目”；后者“次明孔子之改制，以见生民未有”——创作《新学伪经考》的目的在于还原孔夫子的真面目；继撰《孔子改制考》的目的在于阐明孔子乃是“改制”的先锋。
    康有为在1891年在给好友朱一新的一封书札中详细阐述了自己思想上的这种转变的理由。康在信中说（作者注：为阅读便利对原文作了通俗化处理）：
    “我昔日以治国救民为志，今知其必不见用（指第一次上书皇帝失败），而心中的热情不能沮灭，又不喜好佛学，……所以关起门来专心阐发孔子之学，以求使其传播四洲，行之万世。”
    “……有人说孔子之道至大至中，不必担心传播。我认为不是这样。一种学术能不能传播开来，关键在于‘力’。……
    如今地球四洲，除亚洲有孔子与佛回外，其余皆为耶教所灭。假使我国器艺早精，轮船铁路能驰骋于域外，则早就使欧、墨、非、奥服从孔学了。耶教浅妄，岂能诱之？我国既不能早精器艺，坐今彼诱之而坐大，此乃我们自己不宣扬孔教的失策。”
    “……（耶教进入中国数百年而未能兴盛）原因在于信奉耶教之国未灭亚洲罢了。若政权更替，这些信奉耶教之国绝非金、元等无教政权可比，必将以其耶教取代我之孔教。……必将毁我之学宫，改为他们的礼拜堂，必将用《新约》取代儒家经典，从之者以科举相诱，不从者则施以杀戮，此亦非秦始皇之焚书坑儒可比。……我每每想到此处，半夜披衣而起，无不悲伤流涕不能自已。”
    这种中国传统文明即将被西方耶教文明所取代的危机感，成了康有为将儒学改造成孔教的最直接的驱动力：
    “自京师挫败而归后，我摒绝杂书，日夜研究孔子之学，终于得出非常异义，明白孔子才是创立儒教的圣人。孔子的学说，立人伦，创井田，发三统，明文质，道尧舜，演阴阳，精微深博，无所不包。我现在将这一点阐明出来，可以使孔子之道不必依赖国力也可以广泛流传，只要尽力诠释、努力宣传，孔子之道终有混一全球的一天。不谦虚地说，对孔子之道的这种见解，二千年来我是第一个。有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再辅以礼学、字学……凭着这些经典著作去海外宣扬孔教，我深信其肯定可行。”
    康有为的这种将儒学改造为宗教的“复原孔教”的努力，得到了万木草堂弟子们的高度认可和支持。弟子们曾如此评价乃师的教育成就——“此乃中国之所寡见，从古教主之迹乃见之，不可以寻常教育家论也。”梁启超曾在《支那教改革问题》演讲中总结康有为的政治哲学的主旨：“关于支那者，以宗教革命为第一著手；关于世界者，以宗教统合为第一著手。”而支那的“宗教革命”，就是“发明孔子之真教旨”。
    换言之，康有为所走上的，是这样一条歧路：将儒学改造成孔教，再以孔教对抗西方文明（耶教）以救中国，而且极其乐观地预见：孔教终将战胜耶教，混一世界。

“教皇”非康有为莫属


    戊戌年试图尊孔教为国教
    万木草堂内的讲学是康有为“孔教救中国”路径的起始。从这里起步，历经维新、立宪、革命，直至民国，康有为的政治态度屡有变迁，但“惟有孔教才能救中国”这一点，却始终坚持未曾放弃。
    1894年、1897年，康有为曾两次前往桂林讲学。广西是外国教士比较活跃的地区，耶教较之其他地方盛行，这给了康有为很大的刺激。为抵制这种“以夷变夏”，第二次讲学期间，康在桂林成立了一个“以尊孔教救中国为宗旨”的学会——“圣学会”。
    学会得到了广西地方官绅的鼎力支持，广西按察使亲自出面主持，并起草了圣学会章程序文，捐款资助的官绅也不在少数。康则亲自起草了《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及《圣学会章程》两个重要文件，康在其中痛陈：广西自梧州通商以来，“教士猬集，皆独尊耶稣之故；而吾乃不知独尊孔子以广圣教”。所以特设“圣学会”，以求“广大孔子之教”。
    “圣学会”的成功，或许给了康有为在戊戌年极力推动“尊孔教为国教”以极大的动力。康似乎认为：既然广西的士绅们如此热心于“圣学会”，那么，推而广之，朝野内外的士大夫们也应该大部分赞同“尊孔教为国教”。
    在那份名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的折子中，康有为告诉光绪皇帝，自己以前进呈的《日本明治变法考》、《俄大彼得变政致强考》等著作，“只言治术，未及教旨，未足以上酬圣意也”。也就是说，那些著作所讨论的“君主立宪”，只是一种制度层面的“治术”，而不是文化层面的“教旨”。
    康有为告诉皇帝，自己的维新思想的核心在“尊孔”——“今并将臣所著《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董子春秋学》进呈，……窃惟孔子之圣，光并日月；孔子之经，流亘江河……”康还告诉皇帝，西方人经常嘲笑中国人的“多神之俗”，视之为野蛮行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神教是进步的，多神教则是落后的；中国自然也应该变成一个一神教的国家；而要变成一神教国家，首先应该把那些民间信仰的乱七八糟的神都当作“淫祀”废除，然后再把儒学改造成孔教，以孔子作为大教主进行崇拜信仰。
    为何选择孔子呢？康有为对皇帝解释说：“中国本来有一个现成的教主，那就是孔丘。西方各宗教的教主，都是靠迷信起家，而成为教主的；孔丘不以迷信起家，只靠他所作的六经，以得到人们的信仰，这才是真正的教主。他认为，人类世界的文化日益进步，靠迷信起家的教主已逐渐不适宜为文明世界的教主了；只有不以迷信起家的孔丘，才真正是文明世界的教主。言外之意，是说，以孔丘为教主的宗教，不但适合于中国，而且适合于全球的文明世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谁来做“孔教”的“教皇”？
    按照康的设计，孔子是供在神坛上的教主，地位如同耶稣；那么，现实世界里，孔教的基层组织如何架构？又由谁来承担类似罗马教皇那般的角色呢？
    康有为向皇帝建议：
    “自京师城野省府县乡，皆独立孔子庙。……所在乡市，皆立孔教会，公举士人通六经四书者为讲生。……讲生兼为奉祀生，掌圣庙之祭祀洒扫。乡千百人必一庙，每庙一生，多者听之。一司数十乡，公举讲师若干，自讲生选焉。一县公举大讲师若干，由讲师选焉。……一府一省，递公举而益高尊，府位曰宗师，省曰大宗师。……合各省大宗师公举祭酒老师，耆硕明德，为全国教会之长，朝命即以为教部尚书，或曰大长可也。”
    按照康的构思，这是一套自地方到中央、与现行世俗政权完全平行的新的神权体系。自地方到中央，依次是：讲生（乡市）→讲师（司）→大讲师（县）→宗师（府）→大宗师（省）→祭酒（中央）。
    在这套孔教组织架构的设计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1、 各级教会的领袖，均由下级教会选举产生；作为孔教的全国最高领袖祭酒，也须由各省教会选举产生，皇帝可以加命祭酒为教部尚书，此为世俗行政官制；但皇帝只能对祭酒加命，不能随意任命他人；也就是说，教部尚书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皇帝无权任命。
    2、 隐含治教分立的用意。皇帝只能加命祭酒为教部尚书，教会选举什么人为祭酒，他就必须任命什么人为教部尚书，这意味着皇帝的治权似乎不能干预教会的教权。
    在此不妨想象一下，假设光绪皇帝批准了康有为这道奏折，那么，第一任孔教教皇会是谁呢？——在同一封奏折里，康曾如此向皇帝强调：“（后世学者无知）遂令中国诞育大教主（孔子）而失之，岂不痛哉！臣今所编撰，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俾国人知教主，共尊信之。”
    如此，既然康有为是第一个发现孔子乃是“教主”的大秘密之人，其他人对此都茫然无知，那么，这个教主，除了康有为本人，还有别的候选人么？
    章太炎戊戌前夕曾应邀进入康党当道的时务报馆担任主笔，旋因政见不合而被馆中康门弟子排挤出局。太炎先生曾如此描述康党内部情形：
    “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
    太炎先生将康门弟子们将康有为称作“教皇”视为“狂语”，殊不料，康乃是一个万事无不敢于实践之人，戊戌年他就真的给皇帝上了这样一道奏折，真的就在极力想把儒学搞成孔教，极力想把自己推上教皇的宝座。

结语：摊上一个努力破坏改革共识的维新领袖你伤不起

    改革是戊戌年的共识。
    甲午、马关、胶州……一系列的挫败与瓜分，在晚清中国社会精英尤其是士绅中已经迫生出了一种迥异于1880年代的国家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促使其在加大改革步伐、深入改革领域方面达成了新的共识。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强学会，它的成员不但有康、梁这些高谈维新的在野知识分子，还有许多新军将领，以及军机大臣乃至地方督抚。即便是著名的保守派徐桐，亦上奏请求朝廷调张之洞入京主持变法——当然，皇帝更愿意启用康有为。
    但“惟孔教才能救中国”决不是戊戌年的共识。
    康有为以《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作为将儒学改造为“孔教”的理论基础。但恰恰是这一理论基础，是绝大多数士大夫们所无法认可的——康在这两本书里，将2000余年来千百万儒家士大夫崇奉的古文经，说成是伪造的，贬斥得一文不值，如何可能被当代士大夫们接受？尤其是——康的论证过程居然漏洞百出，毫无逻辑可言，以至于翁同龢曾斥其为“真说经家之一野狐也”；张之洞则屡劝其放弃此种歪门邪说……
    那种认为康有为把孔子的幽灵请出来，目的是为了“给改革寻找一个合法性的基础”的主流观点，不过是典型的睁眼瞎话，彼时，改革已是举国共识，何须再找什么“合法性基础”？一个改革领袖，应当尽可能地整合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共识，以此作为推进改革最坚实的基础；康有为却坚持要在毫无共识的“惟孔教才能救中国”的末路上狂奔，戊戌年碰上这样一位维新领袖，真的是伤不起。

言论：康有为认为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搞不成共和，只能搞孔教


梁启超：康认为中国人必须崇拜偶像


    梁启超曾如此理解康有为的“孔教救中国”：
    “（先生认为）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散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而这个举国人所共同拥戴和崇拜的偶像，正是孔子。因为康有为认为，孔子的教义最适合中国的国情。

康有为：国情决定中国人只能搞孔教


    民国之后，康有为继续提倡“惟孔教才能救中国”，认为民国成立虽一扫“中国数千年专制之弊”，但纪纲尽废，士农工商失业，小民流离饿毙，如此惨状，非孔教不能救。
    康民国后鼓吹孔教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认为共和制不适于中国。他认为中国“民习于专制太久，而不能骤改”，“旧教伦理太深，而不可骤弃”。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人搞不成共和，只能回到孔教的道路上来，应大力宣传孔子之道，“遍立孔教会”。

廖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出炉始末


    廖平《经话》：
    “广州康长素，奇才博识，精力绝人，平生专以制度说经。戊乙间，从沈君子（沈增植）处得《学考》，谬引为知己。及还羊城，同黄季度（黄遵宪）过广雅书局相访，余以《知圣篇》示之。驰书相戒，近万余言，斥为好名鹜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当时答以面谈再决。后访之城南安徽会馆，两心相协，谈论移晷。明年，闻江叔海与俞荫老书，而《新学伪经考》成矣。”

曾廉：康有为蒙蔽皇上想“教皇中国”


    戊戌年，湖南士人曾廉曾上书朝廷，请求诛杀康有为。理由是他看破了康有为搞“孔教”的“叵测”用心。曾廉在奏折中说：
    “盖康有为尝主泰西民权平等之说，意将以孔子为摩西而己为耶稣，大有教皇中国之意，而特假孔子大圣，借宾定主以求风示天下。”
    “其实亦将以皇上为孔子，而假公行私，假权行教，风示天下也。”


黄遵宪：搞“孔教”逆历史潮流


    黄遵宪也反对搞“孔教”，理由是政教分离、教不干政是西方现在的潮流，康的举措是反其道而行之：
    “戊戌年三四月间，保教之说盛行，……且泰西诸国，政与教分，彼政之善，由于学之盛；我国则政与教合。分则可借教以补政之所不及，合则舍政以外，无所谓教，今日但当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弊，不必复张吾教，与人争是非校短长也。”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20 11:02

1892==========================================
晚清知识分子须对义和团运动负责

事件：周汉反洋教案
  
    上年四、五月间，安徽、江苏、湖北、江西等省份接连发生教案，教堂被毁，教士被杀，一时间长江流域风声鹤唳，各国驶入长江示威护侨的军舰多达二十余艘 。
    教案的集中频发，引起各国驻华公使的注意。在华传教士更多方搜求缘故，收集到多种民间排斥洋教书籍、文告、歌词乃至伪造的中国官方公文，并追踪到大多数反洋教书籍乃是由湖南长沙的三家书铺所刊刻。此三家书铺的所有者，则系朝廷四品官员陕西候补道周汉。各国公使以此向清廷施加压力，并要求湖广总督张之洞严厉查办。此即牵动晚清朝野士大夫人心甚巨的1892年“周汉反洋教案”。
                  
反教文件泛滥，长江流域教案频发

    周汉，字铁真，湖南宁乡人，1843年生人。早年接受儒家经典教育，后投身军旅，积军功被保荐为山西补用道，获二品顶戴。1884年返回湖南长沙居住。
    时值外国传教士来湖南传教者日益增多，周汉颇有儒学岌岌可危之感，遂开始撰写反教文字，并以各种形式刊布传播。自1890年到1898年，至少刊布了三十余种反教著作。这些文件广泛流传，对1890年代长江流域此起彼伏的教案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教案的频发引起了各国在华公使的高度注意。在1891年给总理衙门的多次照会中，各国公使均特别提及民间流传的各种反教文件的危害。朝廷因此于五月下发上谕，要求各地方官员对“匿名揭帖造谣惑众”者“从重治罪”。但地方官员显然缺乏执行兴趣，以至于上谕七月不得不再度质问追究：“造作匿名揭帖，散布造谣惑众，编订小说传播，致生衅端。种种匪犯，迄今概未捕获一人，惩办一事”，反而导致反教言论“几遍中土”。
    地方官员以谣言揭帖来源芜杂难以查实为由，消极对待朝廷的追究。积极的外国传教士们则通过调查发现，湖南长沙是长江流域反教文件的编印中心，其核心人物是几位颇具影响力的“高级官员”；并最终获得一份周汉写给湖北巡抚谭继洵的信函副本，在信里，周汉请求谭释放其因在武汉散发反教文件而被捕的一名亲戚，并在信中表示，所有反教“辟邪”的文件书册，都是他和长沙宝善堂的同事所印刷刊布，这名亲戚不过是受自己所托去武汉散发罢了。周汉说，如果耶教之“邪”不应该“辟”，则他本人才是罪魁祸首，应被抓起来严办，其余从犯应从轻释放。信的末尾，颇有壮士潇潇易水一去不返的气概——“誓以七尺之躯，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及我大清列祖列宗皇太后皇上之德，决不令汤舍亲及被冤数人独流万古之芳！”
    循此线索，传教士们陆续获得了更多的关于反教揭帖的信息。譬如在一本名曰《鬼教该死》的反教著作上，印有详细的出版与捐印者的姓名。书中说明：刻印费用为每一万本六十吊钱，由万里城、严防内、官斌、平亥、常乐清、师孔、黎庶忠、齐心战等八人（其中多数应非真名实姓），每人捐印十万册，共计八十万册。然后由长沙知府命生员在各处戏台宣讲。

各国集体施压，地方官员坚决抵制

    反教揭帖书籍流播范围之广，大大出乎各国公使的预料。1891年末，各国驻汉口领事同聚英国领事馆（计有：美国、俄、法、德、挪威、荷兰、比利时、丹麦、意大利、奥匈等10国）商议，并通过了一份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抗议书。抗议书内容如下：
    “我们签名于下的各国驻汉口的领事、副领事与代理领事，听说一项散发（反教文件），不仅暗地，甚至完全公开地进行，以激动华民根除基督教与毁灭基督教。对于五月七日北京的上谕与总理衙门屡次的命令，全然不顾。甚至将揭帖贴在各县城的城墙上，特别是在湖南省，成千成万的小册子《鬼教该死》已经在长沙公开再印出公开发售与分送。”
    “我们抗议该省当局不能使煌煌上谕受到尊敬；我们请求他们嗣后能采取适当的方法去制止这些敌视的运动。此外，如果从文体和措词来推断，我们认为大多数的文件，并非出于一般平民，而系出自受过教育而且具有上流社会地位的人之手。此项犯罪者，不论各种地位，都绝对需要加以惩罚，以为社会警惕。”
    抗议书同时被送往各国驻京使节，以冀向朝廷施压。抗议的效果，是十月底逮捕了长沙的几名书商，但随即在周汉的活动下，又以证据不足为由释放。印刷反教书籍的书版，也从书局转移到了周汉的居所。
    针对地方当局的消极抵抗，德使巴兰德十一月直接将搜罗到的反教文件送到了总理衙门，要求总理衙门设法严禁。随后，张之洞接到了总理衙门的电报，令其严禁反教匿名揭帖，严惩周汉。英国政府亦命其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政府照会性质的抗议，要求严惩周汉及相关之人，并称：英国政府认为此项事件极其严重，假如中国政府忽略而不予以惩罚，此后再发生教案暴动，中国政府需负担全部责任。
    总理衙门于压力之下，一面向各国保证必将采取有效措施，一面分别行文给南北洋大臣及地方督抚、将军，命嘱他们严厉查禁销毁反教文件，追究造谣惑众之人。
    京城急于消弭事端，湖北张之洞方面却另有顾虑。张在十二月给总理衙门的回复电报里说（作者注：为便于阅读，对原文作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周汉此人素来喜好攻击诋毁洋教，编著歌谣图书极多，刻字铺不肯替他刻印，他就让儿子们都去学刻印，专门刻诋毁洋教之书，刷印了数十万本，托人去各省分送。……导致许多民众相信教堂真有各种残害之事，各地痞匪趁机闹事酿成教案。各国领事多次照会，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多次查禁。但旧本才毁，新本又出。请湖南官绅婉劝也全然无效。……据查，此道员性情迂腐，在湖南颇有名望。长沙三大书院对其颇为推重，代其传播之人极多。该道员对刊布反教书籍的事情供认不讳，并声称不怕死。其人颇有血性又不明事理，以为自己此举乃万世不朽之事业，所以禁、劝俱对其无效。湖南地方官吏对其无可奈何。该道员素以崇正黜邪、杀身报国为己任。若施以刑罚严办，恐有碍政体，且可能激愤湖南无知民众酿成事端。”
    故而，张之洞建议朝廷将周汉调往甘肃或者新疆任职——“彼处荒僻，无教堂可闹，自不能生波矣！”
    此建议随后被总理衙门驳回，理由是英、德等国公使催促甚急，而且一者调职甘肃周汉自己未必肯去，再者周汉目前是闲居道员，调任甘肃，反会给洋人造成不但不惩处元凶反加以任用的印象，恐更生枝节。
    朝廷希望张之洞雷厉风行处理周汉，张的抗拒态度却非常地坚决。1892年正月，张复电总理衙门，声称：“湘鄂两省无知士绅，称赞周汉歌谣者甚多。仓促重办周汉，必然酿成事端。憎恶洋教者已经查明，长沙省城共有教民七十余家。此前扬言，若周汉获罪，即会将此七十余家教民悉数杀害。假如酿成此等变故，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日，张之洞还给李鸿章发去了一封电报，内称：“湘鄂两省赞成周汉歌谣者，十人之中有九，实在不可理喻。长沙三大书院尤其佩服周汉。若周汉现在获罪，湖南无知虚妄之人，必迁怒于长沙教民酿成教案，中外武力冲突将不可避免。我张之洞实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湖南也经受不起这等风波。”

风波勉强平息，周汉两次被精神病

    1892年二月，驻英公使薛福成致电总理衙门报告，称英国政府已经看到了周汉的反教图书歌谣，认为长江流域的教案，不是单纯的会匪作乱，其背后实有显宦巨绅在指使谋划。薛福成警告国内，英国政府很可能借此指责中国政府无力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的人身安全，引发新的外交风波。总理衙门接电后，遂强硬命令张之洞立刻处理周汉一案，不得拖延。
    此前，李鸿章曾建议调查周汉反教之外的其他劣迹，譬如经济问题等，以此惩处周汉，如此既不碰触民意，又可以给洋人一个交待。但湖广方面似乎没有调查到周汉有什么个人劣迹，最终，调查组给出了一个“周汉乃精神病患者”的结论：
    “查周汉并无刊布传播反教揭帖、伪造公文等犯罪情节，惟该道员系返乡四品职官，理应谨言慎行，为乡里楷模。平日里反乐衷扶箕，惑于鬼神，言语荒诞，迹类疯狂。近来痰迷更甚，见人动辄谩骂，以致匪徒假托其名，伪造公文，谣言煽惑。请旨革去周汉陕西补用道官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朝廷批准了湖广方面的这一结论。德国公使巴兰德对处理结果极为不满，认为处分过轻：“凌辱洋人之举，往往由在籍儒生为首。此次办理过宽，不但不足以儆将来，且难免此等人明目张胆，多造谣言，从此藉所恃而不恐。”总理衙门不得不再三开解，巴兰德始勉强接受这一结论。
    “被精神病”了的周汉并没有受到湖南地方官员的“严加管束”。本年夏，新任湖南巡抚吴大澂到任。吴讲求洋务，周汉对其甚为排斥，遂发起一项“湖南通省公议”，号召湖南士绅起来尽诛外人，驱逐吴大澂。此后数年，周汉在湖南境内的反教宣传活动始终未曾终止，且有日甚一日之势。
    1897年，德国以山东巨野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俄国则以帮助中国抵抗德国为借口将军舰驶入旅顺港，其余各国相继跟进，是谓“瓜分中国狂潮”。周汉在长沙再度发布反教文告，号召湖南人起来驱逐外人，烧毁“耶稣猪精妖巢妖书妖器”，呼吁“天下忠义之士”不要妇人之仁，须起来“多方设法，严防妖灰复燃，妖根再发。”
    湖南巡抚陈宝箴认为周汉此举，不但不足以挽救大局，反将激发教案，再造祸端。故派人将周汉自宁乡家中拘回长沙讯问看管。周刚被押离宁乡，正在宁乡县城应考的生员便聚集到县衙公堂，以罢考相要挟，要求释放周汉。省城士绅对此事抱持不平者也极多。陈宝箴想把烫手山芋扔给张之洞，提出把周汉押往武汉审讯，张之洞则以汉口洋人太多、长沙尚无洋人为由，拒绝接受周汉。最终，陈宝箴亦不得不仿照当年，再次将周汉“被精神病”，称其“疯癫成性，煽惑人心”，按疯病惯例，交特殊监狱监禁。

结语：晚清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890年代的“反教”浪潮在1900年义和团的狂欢中达到巅峰。后世反省这场运动，多乐衷于批判其中“群众运动的非理性”，甚至将其与文革民众的狂热非理性相提并论。诚然，这其中或许有某些可资批判的相似之处，但义和团运动与晚清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则很少被提及；晚清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所应负的责任，也同样湮没不彰。
    1892年的“周汉反教案”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观察晚清知识分子如何推波助澜酿成教案并最终诱发义和团运动的个案。周汉虽有官衔，但朝中并无靠山。张之洞们屡屡不愿意动他，所忌讳的乃是周汉身后强大的“民意”（实际上是“绅意”）——整个湖广知识分子圈，大多数都是周汉反教言论的支持者。
    周汉的反教著作，内容无非是洋教士挖小孩的眼睛、心脏之类的陈词滥调。但这样的著作，在1890年代的湖广乃至整个中国，却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许多教案表面上看起来，参加者大多数是无知识的平民百姓，但背后真正的策动者，却恰恰是周汉这些官绅知识分子。他们是乡土中国“新知识”传播的主力，他们的反教宣传与他们在中国乡村社会的地位和权威结合在一起，最后，催生了义和团的大悲剧。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一点，其实还能观察到：1890年代的“维新领袖”康有为与1890年代的“反教领袖”周汉，实质上并没有多少区别。康和周一样，都奔走在“孔教救国”的歧路上（可参阅：转型中国第28期：康有为的“孔教救国”之路）——只不过，康试图走上层路线，将儒学改造成“孔教”以对抗“耶教”；周走的则是底层路线，试图发动底层民众武力驱逐洋教。
    晚清中国的悲哀尽在于此：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没有负担起“启蒙”民众的责任，而只是在不断地“蒙”民众罢了。

言论：张之洞感叹周汉是个让人无可奈何的烫手山芋
                  
张之洞：周汉“办不能办，放不能放”
                  
    湖广总督张之洞拒绝湖南巡抚陈宝箴将周汉押到武昌审讯，感叹周是个极其烫手的山芋：
    “若解鄂则审无从审，办无从办，放不能放，只可仍解回湘省，不惟为周汉所笑，且从此更将肆行无忌矣。……若周汉解鄂，断无人敢审，不敢不以实告，务望在湘省了之。”

陈宝箴：让周汉下狱是为了保护周汉
                  
    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在《巡抚先府君行状》中追忆周汉一案，文章说：
    “（周汉）积以张揭帖攻泰西教煽乱，为湖广总督落其职，而海内多奖为忠义，尤为乡人所信重。至是（1897年）复刊帖布乡县。府君（陈宝箴）方痛胶州事，大罹，传毁其帖。周汉殴传吏，益横。府君乃排众议，下之狱。揪然曰：非然无以全大局，亦无以曲全周汉。”

曾国藩：民众入教是为了逃避朝廷苛政
                  
    晚清知识分子“反教”有温和、激进之分。大体而言，同治年间，知识分子反教多取温和理性态度；光绪以后，激进暴力反教逐渐成为主流，后遂有义和团运动。曾国藩可谓早期温和派反教代表，曾认为：
    “洋人教术本不足以惑人。愚民所以趋之若鹜者，并非真欲崇奉彼法，以入教则官吏不敢肆虐，一若习教虽有后患，而未若苛政之害民者。若使地方官各得贤吏，……民又何所利而甘心从教乎？”

周汉为自己的“反教”行为作辩护
      
    1897年，周汉在供词中如此陈述自己“反教”的思想基础：
    “大清未定鼎中国以前，明朝臣子不得叛明而称大清臣子。今我大清虽受各邻国侵欺，然一日未灭，我非大清臣子，何国之臣子哉?大清灭，而我降为他国之臣子，万国万世所共恶；大清一日未灭，而我预叛大清，降为他国之臣子，尤万团万世所共恶，罪不容诛。忠臣孝子，万国万世所应尊仰者也，此法不定，各邻国虽强虽大，何以自守自立哉!”
    “各邻国之教，我不之知。我中国自古奉行周公孔子之教，我大清定鼎，未有改也。大清皇帝身为周公孔子之徒，以周公孔子之教教臣子，于今二百五十五年。大清灭，而我降为他国之臣子，服从他国之教；大清一日未灭，而我预叛大清，降为他国之臣子，服从他国之教，万国万世所共恶，罪不容诛。忠臣孝子服从本国君父之教，至死不变，万国万世所应尊仰者也。此法不定，各邻国虽强虽大，何以自立自守哉。”
    周汉将自己的“反教”行为与维护帝国的儒家意识形态（“忠义立国”）结合在一起，直接导致清廷无法从正面对其进行批判，故而只能将他“被精神病”。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20 11:03

1893=========================================
永不到来的盛世，永不过时的危言

事件：郑观应撰成《盛世危言》一书
  
    埃德加·斯诺在其《毛泽东自传》一书中曾记载了这样一段毛泽东的自述：
    “我在十三岁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
    尽管这一自述常被引用——作为《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例证——但是，如果斯诺记载无误的话，那么，13岁的毛泽东其实并未读懂《盛世危言》。与少年毛泽东的理解恰恰相反，作者郑观应对晚清改革专注于引进西方的“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其实持批判态度。郑氏急于要引进中国的，不是技术，而是制度，具体而言，是议会民主制度。
                  
改革路径：重商求富，议院强国

    郑观应弃科举从商多年，不但有长期在外国公司担任要职的经历，与本国洋务企业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其所结交者，既有西方来华知名人物，又有晚清朝中大员与在野名士。这种交际范围，自然使得郑氏比起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来，拥有更开阔的眼界来观察和探究国家的兴衰本末，其为摇摇欲坠的晚清所开出的药方，亦有格外重视的必要。
            
    经济体制改革
    郑观应为晚清开出的第一剂药方是“实业救国”。郑说：“欲强国，先富国；欲富国，先富民。而富民之道，则不外以实业为总枢，欧美各国历史昭昭可考。”
    从这个角度出发，郑观应激烈批判了轮船招商局。
    招商局是晚清最典型的官办洋务企业。其国有性质及其与外国轮船公司竞争，被当时的主流舆论誉为维护国家权益的典范。郑观应则认为朝廷竭力发展国有轮船招商局乃是误入歧途，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对本国民间商船业的政策保护。
    郑观应说：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船只，只能前往西方各国指定港口贸易，其余沿海、沿江地区仍是西方国家本国商船利润独享之所在，被政策保护起来不让外国船只染指。反观中国，外国轮船无处不到，政府不但不保护本国商船业，还遍地关卡，处处苛捐杂税。郑的民营企业曾屡次遭遇本国政府歧视性待遇，此番言论，当有痛心疾首之感。
    继而郑氏批判了洋务大佬们单腿前进，仅仅关注于引进“铁路、电话、电报、轮船”这一类西方技术。
    在郑氏看来，把国家的经济实力搞上去，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王道。西方国家因为是工商业国家，所以富强；中国因为是传统农业国家，所以贫弱。故而，要把经济实力搞上去，就需要国家从意识形态层面公开放弃传统的“轻商”意识。
    郑氏甚至认为，在这场救亡图存的危局里，与西方国家的“商战”要远比“兵战”更为重要……虽然商、兵缺一不可，“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但是，军事吞并容易被人察觉而遭遇抵抗，商战则能使敌国凋敝于无形之中。故而，郑氏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政治体制改革
    郑观应开出的第二剂药方是仿效英、德设立议院。
    早在1884年，郑观应就曾上书清廷，请求开设国会，结果被朝廷斥责为“狂妄之言”。但郑氏的呼吁一直没有停止。在郑氏看来，议院的好处在于：“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西方富强之国均行议院制，日本也在维新设立议院之后悄然兴起，中国若要富强，也必须得走议院制这条道路。
    郑氏考察了西方国家议院制的不同种类，总结出三种政治体制，即：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郑氏力主采用君民共主制：“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
    郑氏的这种选择，有其现实政治的考量。他曾如此评价美国和法国的议会民主：“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法国议院不免叫嚣之风，其人习气使然。”美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过君主制，天然是民主国家，几千年君主制传统的中国无法与其相比；郑氏对法国大革命也有所了解，对这种“叫嚣”式的民主似乎心有余悸。所以，郑氏的选择是：“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制。”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君权与民权的平衡，其实一直是晚清改良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

驳斥质疑：国情论民智论滋事论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所提供的改革路径，其实和薛福成给朝廷的建议异曲同工，薛氏同样主张同时进行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工商立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详见《转型中国第27期：薛福成谈晚清的政改与经改》）。与薛氏有所不同的是，郑观应在文字表述上更为激进，招致了更多的责难。可悲的是，时至今日，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还在不断重复着当年针对郑氏的相同的责难。郑氏在《盛世危言》里记录下了这些质疑和自己的回应，兹举几例如下：
            
    质疑一：议院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
    质疑原文：“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
    郑观应的回应是：
    “此乃不识大局，对中外利病缺乏深刻认知者的言辞。我曾遍阅各国历史，探究思考它们得失盛衰的缘故。（于是发现）世界五大洲政体分为三类：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君主之国权力偏于上，民主之国权力偏于下，君民共主之国者权力平衡不上不下。凡事虽有上、下院商议敲定，但仍需上奏给君主请求裁夺：君主认可签名后才能实施；否则，则需要发回重新讨论。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实在无过于此。这一制度，实可合亿万人之心为一心。英国弹丸之地，采用君民共主体制，每年纳入囊中的土地相当于其本国面积的二十倍。议院制的政治效应如此之大，所以世界上君民共主之国占了十分之六，君主之国只有十分之一，民主之国占了十分之二、三。如今日本也因为采用议会制而勃然兴起，迅速赶上西方，还敢在中国面前耀武扬威。面对如此局势，还说什么中国国情下议院不可行？脑子有病吧？（作者注：为阅读便利，对原文做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质疑二：民智未开暂时不能搞议院
    质疑原文：“学校未兴，民智未开，不宜即设。”并举例说明：昔日法国维新之时，民智未开，先设议院。当时法国绅士即有创设学校来教育议员的讥讽，可谓富强未闻，徒受议院之害。
    郑观应的回应是：
    此乃寻常之见。当年齐桓公问管仲：“王者应当以何为贵? ”管仲对曰：“民。”周武王说过：“纣王有亿万人，但有亿万颗心；朕只有三干人，但都是一条心。”孟子对齐宣王说过：“左右都称赞其贤明，还不能相信。诸大夫都称赞其贤明，还不能相信。国人都称赞其贤明，然后才能考察启用此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议院制度乃是中国上古之遗意，不是什么西法，也不是什么新东西。没有议院民主，如何凝聚亿万百姓之心为一心？现在不搞，等到西方列强把沿海全给瓜分完了，再搞就迟了。
    但其实郑观应本人似乎是赞成先开民智再搞民主的——如果是在和平环境下。郑说：事有经、权，兵有奇、正。先广开学校，十余年后人材充盈，而后再立议院，这是经，是兵出于正。先设议院，同时开学校，使官绅们知道议绅身份的显贵，促使官绅们一道勇于维新，急于扶持国势，这是权，是兵出于奇。现在时势急迫！而苦于力量不足，不能不用奇兵以致胜。若知正而不知奇，守经而不达权，何异因噎废食乎? 总之，无论议院设与不设，急宜仿西法，广开大小学校以育人材。
                  
    质疑三：开议院容易滋事，引发聚讼
    质疑原文：“学校未兴，人材难得，先开议院，聚讼盈廷，恐易滋事。”
    郑观应的回应是：
    这不是议院的错，而是章程不完备，公举议员的方式不正确的缘故。西方国家如何公举议员，我已经在《议院论》、《国会论》等篇章中有详细介绍。但创办之初，也不必完全模仿西方旧例，因地制宜，随时可以商改。惟有入选的议绅必须是深通中外政治利弊、品学兼优之士，不合格者不准选。若能遵守议规，何虑滋事?
    客观而言，面对上述责难，郑观应的回应算不得非常雄辩。这或许跟他对议会民主的精髓把握还不到位的缘故有关，也可能跟他始终致力于将西方议会制与中国上古三代之治嫁接到一起有关。类似的责难，此后，还将继续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流播，降临在梁启超们头上，降临在胡适们头上……

结语：从未到来的盛世 永不过时的危言

    《盛世危言》对中国近代史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光绪二十一年，江苏布政使臣邓华熙曾将《盛世危言》五卷本推荐给光绪，光绪批示印制2000部，分发给各省高级干部，国内各书坊立即盗版翻刻，达十余万部之多，并成为科举士子的必读参考书籍。毛泽东虽然误读了本书主旨，但其在韶山冲如此僻远之地尚能读到《盛世危言》，从侧面也证明了此书流播范围之广。
    但这种误读实在是至为可惜的。郑观应所谈到的“没有议院民主，如何凝聚亿万百姓之心为一心”，其实即民众的国家认同感问题。郑氏在1890年代希望以一种新制度文明给国民铸就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感，但结局是可悲的，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军阀、政党、伟大领袖迭次登场，唯制度文明如镜花水月梦幻空花。所以，盛世永不到来，危言永不过时。

言论：《盛世危言》获当时知识分子一致好评
                  
彭玉麟：此书将会使孔孟之道风行海外
                  
    彭玉麟为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作序，序文称：
    余赋性木讷，不谙洋务。今阅是书，所说中西利病情形了如指掌。其忠义之气，溢于行间字里，实获我心。故缀数语，亟劝其刊行问世，以期与海内诸公采择而力行之。将见孔孟之道风行海外，莫不尊亲；彼族之器我能制造，日新月异。自然国富兵强，四夷宾服。奚不可以是书为左券也哉!

陈炽：西法乃中国之古法，不可拒绝
                  
    晚清著名维新学者陈炽对郑观应嫁接西方议会民主与中国三代政治的努力非常赞赏，为《盛世危言》一书作序，文章称：
    “以西法为西法，辞而辟之可也；知西法固中国之古法，鄙而弃之不可也。执人而语之曰，尔秦人也，所行秦法也，无不怫然怒。语人曰，尔古人也，所行者古之道也，无不色然喜。今日日思复古，而于古意之尚存于西者，转深闭固拒畏而恶之。譬家有明月之珠，遗之道路，拾而得之者，不私不秘，举而归诸我；我乃按剑疾视，拒之而不受也，智乎不智乎?”

郑藻如：《盛世危言》一书有女娲补天之功
                  
    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郑藻如对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也相当激赏，为其作序，赞其有女娲补天之功：
    “（《盛世危言》）之切直，洞中夫时局之隐微，斯不啻李将军射虎之矢，靡坚不摧。若采而见诸施行，则女娲氏补天之石不是过也。方今运会中兴，圣明在上，镜外以治中，准今而合古，必能容长沙之忠直，采治安之说论。若能由此书引绪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人事既工，天心弥眷，安见此日优危之语，非即后日喜起之先声？”

学生许象枢谈议院制度
      
    郑观应曾应邀在上海格致书院授课，出题《议院论》，命学生作答。苏州学子许象枢之文最让郑观应满意，其主旨可以视作郑观应本人议院民主观的注脚。文章说：
    1、 认为英式民主比美式民主好：“泰西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操于上，议院不得擅施行，弊在独断，德、俄等国是也。民主者，权落于下，议院得以专威福，弊在无君，美、法等国是也。英为君民共主之国：君可民否，君不得擅行；民可君否，民不得擅作，立法独为美备。然上情可以下逮，下情可以上达则一也。”
    2、 人为国人素质不如西方，必会阻扰改革：“……议院之设亦为闻所未闻，则百姓必有挠之者。其挠之之说必谓中国民风土俗与泰西殊。泰西之民顾大局全大势者居多，中国之民往往爱己不爱人、顾家不顾国，行之既久，必有借公议以钳制官府、把持公事者。”
    3、 议院制度是将个人之私与国家之公统一起来的制度：“泰西之设议院，亦合众小私成一大公也。如一事也，而民欲之，必其利己者也，私也。然一人欲之则为私，人人欲之即为公矣。一政也，而民恶之，必其害己者也，私也。然一人恶之则为私，人人恶之则为公矣。即有时众议员意见不合，各执一是，亦可互相辨驳，使曲不胜直，非不敌是，复何虑其有弊乎? ”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20 11:03

1894=========================================
严复试图打造君民平等的新道统

事件：甲午中日战争
   
    本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着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清帝国走到了亡国的边缘，彻底丧失了在东亚近代政治游戏中的发言权。
    解释甲午年中国何以战败的相关论著已是汗牛充栋，非常充分，此不赘论。当李鸿章在这年春天检阅海军归来，向朝廷盛赞北洋水师“技艺纯熟”、“行阵整齐”、“台坞等工一律坚固”时，稍后的惨败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李鸿章这份水份严重的报告，不是军事报告，而是政治报告。1894年，老太后的六十大寿是最大的政治正确，不管海军的实情如何，作为对老太后六十大寿的政治献礼，李鸿章的检阅报告必须是、只能是报喜不报忧。这种报喜不报忧反过来又使得北京高层对中日海战的胜算产生了严重的盲目乐观，甚至于自负到了认为北洋水师的实力已经强大到了“无论是守、是战、是和，均可操纵自如”的地步。
    结局与期望之间的强烈反差，带来的是救亡图存的迫切感。
                  
《原强》：用历史进步观取代历史循环论

    严格说来，1894年战事的惨败与稍后割地赔款的屈辱并没有在晚清士大夫知识阶层当中催生出某种统一的改革共识。唯一的共识也许只是对李鸿章和他的淮系北洋集团的攻击，包括对李鸿章个人的弹劾和对其主持的持续30余年的洋务自强运动的否定。但否定了李鸿章和他的自强运动之后，士大夫们对改革接下来向何处去，则完全摸不到方向——改革是共识；如何改，则全然没有共识。
    当严复在1895年说“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时，他恰恰戳中了帝国的这个痛处——帝国绝大多数的士大夫有改革之心，但局限于教育阅历，对如何改革一片茫然。因此，严复清醒理性的声音，也就具有格外的时代意义。

    甲午战败，其实源自国人历史观落后
                  
    1895年 2月 4日，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分析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文章认为，中国对日战争之所以失利，是因为不懂得“运会”的缘故。
    所谓的“运会”，相当于今天所谓的“历史观”。严复不满足于仅仅从军舰、火炮等器物角度寻找甲午战争中国失利的原因，在他看来，这背后其实存在着深层次的文化根源：东方与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政治文化差异，具体表现在：“中国人好古而忽今，西方人力今以胜古；中国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方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教化之极则。”——简而言之，则是：中国人在历史观方面追求复古，崇尚治乱交替，即历史循环论；西方人在历史观方面崇今，坚信由乱到治，不可复逆，即历史进步论。
    严复说，中国的圣人们力图使历史的进化过程停滞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阶段，因为圣人们追求的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社会的平衡。所以，圣人们都好古，因为古中包含着宁静、和谐、平等的价值观念。这种历史观，“真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但前提必须是中国长期独处。一旦遭到外来文明的竞争，圣人们的这种历史观反会成为阻碍国家生存的祸害，甲午年的惨败，正是这一历史观所酿成的苦果。
    据此，严复向国人重点介绍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论学说——中国已经被放置到社会进化优胜劣汰的残酷游戏当中，中国必须抛弃传统的历史循环论，转而信奉历史进步论。
                  
    中国民智未开，没有直接学西方开议院求民主的土壤
    1895年 3月 4日至 9日，严复又在《直报》发表《原强》一文，提出了一个标本兼治的变法图强方案：
    “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所谓“标”，即收权练兵；所谓“本”，即开启民智、丰裕民力、教化民德。
    严复不主张把战争的胜败看得过于严重，“夫疆场之事，一彼一此，战败何足以悲”，近代欧洲和强国都曾经有过战败的历史，最重要的是民德、民智、民力状况是否足以确保国家有能力从战败中迅速恢复过来。在严复看来，中国最令人忧虑的并不是战败，而是“民德之已衰，与民气之已困耳。”即使有圣人出来主持大局，非有数十百年的经营教化，不足以改变颓势。然而岁月悠悠，四邻耽耽，恐怕尚未来得及有所作为，就已经步了印度、波兰被人瓜分的后尘。
    严复论述说，中国的民智、民力、民德俱为圣人们的历史循环论所束缚，与西方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古代的夷狄可以被中原文化同化，但今日的西方国家与夷狄全然不同，他们“无法与法并用”，而且“皆有以胜我者”——其自由、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在“无法”方面超越中国很多；其官工商贾各领域立法、章程齐备，这是在“法”的方面远远超越了中国。
    对本国民德、民智、民力的这种悲观的估计，使得严复对当时盛行的两种激进变法论调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第一种变法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萎靡不振，并非“法”不完善，而是执行不力。祖宗之“法”俱在，只要认真督促执行，强盛指日可待。严复说，按照这派人士的做法去搞，十年以后，“中国之贫与弱犹自若也”。原因很简单，“天下之势，犹水之趋下，夫已浩浩然成江河矣，乃障而反之使之在山，此人力之所不胜也”——逆历史潮流而动，如同妄想把水留在山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第二种变法观点认为：“法”乃圣人之刍狗，已经陈旧不可复用，天下大势，各国日趋混为一体，中国欲求富强，应该借鉴西洋富强之政，具体而言，则是“其于朝也，则建民主，开议院；其于野也，则合公司，用公举；练通国之兵以御侮，加什二之赋以足用”，如此，中国很快就可以富强起来。
    严复很欣赏西方的民主政体，但此时的他却不赞成这样搞变法，并且认为照上述搞法，十年之后，中国之贫与弱将会更甚。严复如此解释自己的理由：
    “苏子瞻当年说过：‘天下之祸，莫大于上面倡导而下面无人响应。上面倡导而下面无人响应，则上层最终也将失去动力停止变革。’……如今民智落后，民德已衰，民力已困。有一两位人才，说改革旦夕之间可以完成，绝无这样的道理。为什么呢？有一、二人倡导而无群体附和！所以虽有善政，也推行不了。……王安石当年搞变法，青苗法，保马法，雇役法，这些法本身都是好，是善政，但最后却招致社会大乱，缘由正在于：当时的风俗人心不足以推行这些变法。愚昧之人不明白这一点，盲目地诋毁新法，又导致党争纷淆，终于搞到亡国的地步。”
    故而，严复的意见是：与其急于开设议院，谋求民主，反不如废除科举，改革帝国陈旧的教育体制，先开启民智，培育民德，增长民力。

《辟韩》：打造君、民平等的民主新道统

    1895年 3月 13-14日，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又发表了另外一篇极著名的论文《辟韩》。文章对唐代思想家韩愈的名作《原道》提出了尖锐批判。
            
    君、臣、民是平等契约关系
    韩愈在《原道》中提出了几个著名的论点，一直被后世儒家奉为金科玉律：
    一、上古时代，人类生存环境极差，直到“圣人”出世，传授给人类衣、食、住房、器具、医药……“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制定君、臣、民的秩序，制定礼乐刑罚，修筑城郭甲兵……
    二、君、臣、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出令、行政与出粟米麻丝诸物以侍奉君上的关系。
    三、否定佛教与老子思想，强调儒家圣圣相传的“道”，即禹传给汤、汤传给周文王、周文王传给周武王、周武王传给周公、周公传给孔子、孔子再传给孟子……
    《原道》在儒家政治意识形态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唐宋以来被历代大儒奉为经典。严复却认为：《原道》一文的立足基点是相当可笑的——如果真像韩愈所说的那样，民寒不知衣，饥不知食，必待圣人之教才能生存，那么，“圣人”就不可能是人，圣人的“先祖父们”也不可以是人，只能是有羽毛鳞甲的禽兽。
    严复如此尖刻地讽刺，目的是要推翻韩愈对君、臣、民关系的界定。严复说：民乃是迫不得已，才设立君与臣，民设立君与臣的初衷，是要君、臣担当起“卫民”的职责。老百姓一起生活，存在着“相欺相夺”的矛盾和危险，所以设立、供养一个“君”来解决问题；“君”不能独力治理，于是选出一些“臣”。民众缴纳赋税供养君、臣；君、臣为民众“锄其强梗”，这是一种平等契约关系，绝非韩愈所谓的什么“圣人出而救万民于水火”。
    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深为严复所赞许：“老子言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这就等于是否认了自秦代以下，所有君主的统治合法性——他们破坏了与民众的平等契约，非但没有履行替民众“锄强梗”的义务，反而自己变成了压迫剥削民众最厉害的“尤强梗者”、“最能欺夺者”。
    虽则如此，但严复却不赞成在现阶段就废弃君臣，理由是中国目前的民德、民智、民力状况暂时还达不到那个程度——“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国且不能，而况中国乎! ”
                  
    《辟韩》批判李鸿章和洋务运动，实际上是欲重建道统            《辟韩》一文的主旨，在于重塑君、民关系，否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类的儒家专制意识形态。这种批判本身，其实也是对李鸿章及其洋务自强运动的批判。
    李鸿章晚年大力提倡和宣传韩愈思想。不仅自己经常借韩愈关于“初民社会”（即上述君、臣、民关系的解读）的解释来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还经常自勉要像韩愈那样担负起“修道”和“卫道”的重任。李鸿章周围的幕僚、下属，李氏家族中的后人，不仅要将韩文列为日常必修的功课，而且相互之间非常喜欢以韩愈相期许、相推崇。这是晚清官场中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严复长期在李鸿章幕中供职，对此自然是十分熟悉的。
    如此，严复在1895年初公开刊登《辟韩》一文，针对李鸿章的意思就很明显了。事实上，严复对李鸿章在甲午年的表现早有不满，在给好友陈宝琛的书信中，严复曾严厉责备过李鸿章的举措失当，一误再误。当然，更大的分歧在于严复的改革理念与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无法兼容，严谋求政治体制改革，李却只愿意在旧体制上修修补补。
    批判李鸿章的同时，严复已经做好了离开李鸿章前往湖广总督张之洞处谋职的打算，中间的牵线人正是陈宝琛。在1895年 1月15日致四弟的一封书信中，严复说：
    “张香帅于兄颇有知己之言，近想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耳。然须明年方可兴动也。此语吾弟心中藏之，不必告人，或致招谣之谤也。”
    严复将张之洞视为自己思想上的同道，这一点是没有看错的。严复提出君是由民共同出赋而立的，其职责是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君一人不能承担所有事情，必须设臣来帮助自己。这样就形成了民立君、君出令、臣行令的三角关系。这实际上是试图重塑帝国的统治合法性，对此，张之洞是相当支持的。1897年《时务报》再度转载《辟韩》一文，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张之洞特意嘱咐幕府中人专门撰写了一篇《辨〈辟韩〉文》，貌似批判《辟韩》，实际上是为其填补“政治漏洞”，保驾护航。
    《辟韩》一文的撰写、刊登与传播的背后，实际上是严复及同时代部分儒家知识分子致力于重新构建中国道统的基本轮廓。这个新道统不同于以往的强调君权神圣、强调忠君重要性的道统，而是一个强调民权，否认君权神圣、强调君、民互有义务地位平等的新道统。这个新道统，是和当时西方世界的民权政治潮流相通相合的。实为晚清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在传统儒家思想上嫁接西方近代政治文明的一次努力尝试。

结语：一条可能走通而没机会走的改革之路

    甲午年之后，严复在中国思想界的异军突起，影响了一大批的知识分子。使许多拥护改革而又看不清改革方向的知识分子有了思想上的依归。
    严复的思想，有其西化的一面，对进化论、历史进步观的推崇是其主旨；也有其传统的一面，《辟韩》的实质，其实是继承了明末王夫之、顾炎武否定君权神圣的思想遗产。严氏与其周围的知识分子如郭嵩焘等人长期致力于请求朝廷给与顾炎武等人从祀孔庙的资格，目的也正是为了修改帝国的意识形态，重塑“君权民授”这一政治理念。这其实是晚清知识分子在目睹了西方民主政治之后，试图在儒家文化内部完成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的一种长期的努力。所谓早期的开明知识分子，如郑观应、郭嵩焘、严复、张之洞们，都选择了这条道路。严复在1894年抛弃李鸿章而选择张之洞，其实也恰恰是看中了张之洞有能力走通这条道路。
    但这条道路最终没有走通，更确切地说，是没有得到走通的机会：戊戌年皇帝选择了康有为，而另一变法领袖候选人张之洞，则鬼使神差地在赴京途中被案件缠住无法脱身。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张之洞比康有为更适合成为戊戌年的主角——张之洞如严复一样赞成民权；张之洞拥有纯熟的政治手腕和稳固的政治势力；张之洞比康有为更懂得如何从传统文化中为变法寻找思想资源……但戊戌年，皇帝的第一选择是康有为，因为皇帝不关心民权，他关心的是如何夺回自己的君权；所以，最后，改革被搞成了政变。
    再往后，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政治思想，开始展露出它狰狞的一面：彻底的否定，彻底的打倒，所有一切中国无法完成近代化的责任，都被施加在传统文化的头上。似乎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在1894年的风雨飘摇里，有一个叫做严复的人，曾一度在传统上建构出了一套以近代民权、民主为核心的新道统。

言论：李鸿章自称“裱糊匠”，拒绝为洋务运动破产负责
                  
张之洞：拒用崇尚韩愈《原道》之人
                  
    张之洞拒绝重用与自己主张不同的读书人。据刘成禺记载：
    张之洞督两江，陈散老( 指陈三立 )以故人陈锐知县需次江南，久无差缺，屡向之洞言：“陈令文学政治甚通达，佳吏也”。之洞一日传见，陈思与之洞一谈，必折服之，为最上策，之洞诗与骈文，是其所长，不如专谈古文，或攻其所短。计定入见。之洞问曰：“汝善何种文学? ”曰：“古文”。又问：“古文习何文? ”目：“八大家”。又问：“八大家喜读何家? ”曰：“韩昌黎”。又问：“韩文最喜读何篇? ”曰：“《原道》”。之洞连声曰：“《原道》、《原道》”语未终，举茶送客。陈锐从此无见总督之望矣。之洞语散原曰：“陈令不佳”。

张謇：请以慈禧之庆典款充兵饷
                  
    中日决裂前，慈禧太后虽不希望在自己六十大寿时发生战争，但对日本存有轻视之心，且忌惮清议，故作出一种主战姿态。所以，主战派曾对其抱有很大的幻想。翁同龢曾在日记中写道：“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
    翰林院修撰张謇更是盲目乐观，竟上书翁同龢，天真地建议以慈禧之庆典款充兵饷：“筹饷之策，上之上者，得懿旨以庆典款拨用，如此则声威益振，士卒益鼓舞。”主战派的悲剧，由此已经开始。

康有为：清廷妄想“百年”，其实祸在眉睫
                  
    康有为本年上半年在京师活动，对时局有自己的一番看法。据其《自编年谱》记载：
    “五月方在京师，有贵人问曰：国朝可百年乎？吾答之以“祸在眉睫，何言百年？”贵人甚谬之。时拟以三千万举行万寿，举国若狂，方谋保举，而孙毓汶当国，政以贿成，大官化之，惟事娱乐，内通李联英，相与交关。政俗之污坏，官方之紊乱，至是岁为极。”

李鸿章不愿为洋务运动破产负责
      
    李鸿章本人也承认洋务自强运动已经彻底破产，但拒绝为其破产负责：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孔，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言辞之间，既有对朝廷掣肘的不满，又有对当局决策不明的愤懑，更多的则是个人的无奈与委屈。李鸿章的自白在当日自然是没有市场的，举朝汹汹全都针对他而来，皇帝也拔去了他的三眼花翎，没收了他的黄马褂。非但是他，整个北洋集团，包括李鸿章的亲属、北洋海陆军将领乃至中下级军官，甚至于水师学堂总办等不在战斗序列的官员，都在士大夫们的弹劾范围之内。士大夫们希望摧毁整个北洋集团。
    李鸿章的委屈未尝没有道理，朝廷挪用水师经费已经很多年；士大夫们的愤怒也并非无的放矢，淮军内部的贪污腐化早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朝野内外纠结于此二者孰轻孰重时，北洋出身的严复则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20 11:04

1895======================================
“公车上书”真相

事件：公车上书

    1895年 3月，正值甲午战败，康有为偕弟子再度入京会试。多年后，类似描述——康有为在1895年领导上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反对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并提出系统的变法方案，史称“公车上书”，维新派由此登上政治舞台——成了历史常识。只是，越常识的东西，往往越远离真相。

    伪上书
    自晚清以来，谈及“公车上书”，所用史料基本取材于康有为自撰《我史》。其记述如下（为方便阅读，对原文做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朝廷命李鸿章赴日求和，议定割让辽台并赔款二万万两。3 月21日谈判电报抵达北京，我提前得知消息，马上让卓如（梁启超）去鼓动各省。先鼓动了广东举人上折子抵制和议，湖南举人随声附和，28日两省举人同时呈递奏折，广东80余人，湖南全省参与。我与卓如又分别拜托朝中官员进行鼓动，各省举人均极为愤慨，连日上奏，奏章堆满都察院……我认为士气可用，遂召集18个省举人在松筠庵集会商议，签名者达1200余人，我用一天两夜时间起草了一份万言书，内容包括拒和、迁都、变法三大项。卓如、孺博
( 麦孟华 )连日抄写，传遍京城，士气愤涌。4 月 8日前去投递，都察院以皇上已在和约上用玺，事情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上书。”
    康的这段记载，对事情的前因后果交待得相当完整，长期以来，被视为关于“公车上书”事件最权威的表述。但考之史料，这番自述漏洞百出，严重作伪。事实是：康有为组织的此次上书根本没有付诸实施，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都察院递交过什么上书。
    相关证据是很多的，此处仅举一例。康有为一再声称上书之所以未成，是因为都察院拒收。这是对都察院的严重诬蔑。事实上，都察院在1895年的上书大潮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洪良品、余联沅、褚成博、王鹏运、丁立瀛、庞鸿书、刘心源、高燮曾等20余名都察院御史都曾上奏极谏，有些甚至连上数折；当日实际主持都察院的三位堂官，裕德、沈恩嘉和寿昌，都上奏反对和约，主张再战，是1895年上奏浪潮中品级最高的堂官。说都察院守旧顽固拒收康有为发起的上书，完全不符合史实。
    康有为说四月八日都察院以和约已成，再上书于事无补为由拒绝接受和代递自己的上书。这同样不符合史实。据茅海建教授考证，就在四月八日当天，都察院还向朝廷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15件之多！这些奏折最晚递至都察院的时间是四月六日；
    四月九日，都察院又代递了10件条陈，条陈上注明的投递日期，有三件赫然正是四月八日；四月十一日、十五日，都察院再次代递了 9件条陈。其中两件条陈注明投递日期为四月十日，一件注明投递日期为四月十四日。
    康所谓四月八日都察院不接受上书，显然是谎言。事情的真相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都察院递送上书。对此，1895年夏天在上海出版的署名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一书本有明确交代：“是夕（四月八日）议者既归散，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所谓“议遂中寝”，意思就是根本没有去都察院上书。

    伪反对派
    康在《我史》里还虚构了一大群阻碍自己上书的反对派，康说：
    “此前举人们联名上奏，当权的孙毓汶已颇为忌恨，我组织的这次千余人的大行动，更是本朝从未有过之事。翰林院编修黄□（注：原文缺）曾，是孙的心腹，举人们初六、初七两天在松筠庵大举集会，初七傍晚，黄前往各省会馆，阻挠此举，捏造飞言肆意恐吓，许多举人被他吓住了。初八日，街上已到处贴满大字报，对我们的诬蔑攻击无所不至，许多人于是退缩，甚至请求撤销签名。”
孙毓汶是主和派，对主战的举子们的上书不满，是必然的。但说孙能够恐吓士子，令他们心惊胆战，纷纷撤回签名，则绝非史实。茅海建教授详细查阅了军机处各类档册中的相关文件，结果发现：
第一、反对和约的上奏、代奏及电报，已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其中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并不是进京应试的举人，而是各级官员。
    第二、当我阅读这一批关于和约的上奏、代奏与电奏中，听到的只是一边倒的反对议和的声音。众声喧哗之中，只有一人同意与日本签订和约。此人是帮办军务、四川提督宋庆。
    由此可见，当时的舆论气氛完全倒向了主战派，公开出来支持和谈，虽无政治风险，却要冒很大的舆论风险。康所谓的“飞言恐吓”，简直不知所云。
    退而言之，即便孙毓汶甘冒众怒，真的对举子们实施了威胁恐吓，但他能吓住举子们吗？根本不可能！因为朝中那些身居枢要的军机章京们，譬如兵部主事张嘉猷、户部郎中林开章，都正在签名、上奏，反对议和。上奏反对和议有没有政治风险，有谁会比他们更清楚？他们的行为，对举子们而言，具有足够的信息暗示和榜样力量；再譬如：翰林院编修王荣商三月二十九日签字反对议和，四月三日又单独上书，还是反对议和，但四月十五日，王却升任为翰林院侍讲，反对议和何曾对他的仕途有过影响？
    由此可见，康对当时的政治氛围的描述，完全是失真的。他所说的反对派，从抽象的机构都察院到具体的个人孙毓汶，都纯属虚构。

    伪领袖
    康在《我史》中自承：自己是此次公车上书的领导者。据康的描述，上书高潮的掀起，始于康命令梁启超鼓动广东举人，湖南举人随后响应，康、梁又进一步联络了大批朝中官员，最终才有了18省举人发愤联名上书的结果。
    这同样不是史实。康有为及康党日后撰写了大量有关公车上书的文章，但蹊跷的是，对自己当年如何具体鼓动各省举人、如何联络朝中官员、具体联络了哪些官员，全然没有说明。没有说明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史实都是夸大的。康有为在当时，根本不具备领袖18省举人上书的资格。
    这一点通过对比很容易看出来。康有为曾命令梁启超出面组织广东举人联名上书，此次上书有广东举人80余人签名，梁启超领衔，康门弟子麦孟华签名第 5位，虽然康本人没有签名，但说康有为策划领导了这次联名上书，是不为过的，这也是1895年唯一一次可以被确切证实的康党所组织的联名上书。与此同时，广东举人还在陈景华的领导下，组织了另一次联名上书，签名的广东举人共有 289 名，四月初七日由都察院代递给了朝廷，在本次上书中，麦孟华签名排在第63位，梁启超排在第 284位，康有为同样没有签字，从签名来看，此次活动与康党的领导显然没有什么关系——广东是康有为的“根据地”，但康党组织的上书只能获得80人签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陈景华，却有能力鼓动一场多达 289人的联名上书。康有为自认为是1895年公车上书的领袖，其号召力却远不如一个陈景华，这是怎样的一种尴尬？
    1895年各省举人都在搞联名上书，有些省份甚至多次联名上书。可以认为：如果康有为真的是本年上书的领袖，本年的上书大潮真的是由他鼓动并且联络朝中官员们一起鼓动起来的话，那么，这些在各省自行联名上书的举子们，肯定也很乐意参与康有为亲自组织的那场在松筠庵内流产的上书。康曾经说：湖南举人全体参与了梁启超组织的联名上书，但在康有为自己刊布的松筠庵签名名单里，却只有湖南举人 4人而已——而在没有康有为的领导的情况下，湖南举人前后 3次共 121人参与上书。这样的数据对比，如何体现康有为的领袖地位？
    康门下弟子1895年夏天运作出版了《公车上书记》，书后附有署名为“哀时老人未还氏”（很可能是梁启超，因梁曾用过“哀时客”的笔名）的《序文》。序文没有提及康、梁是公车上书领导者，止于陈述梁启超与湖南举子是当日到都察院首递奏章者。这恰恰正是事实的真相。因为本书出版时，距离事件的发生不过短短一两个月而已，当事人众多，忌惮于舆论，康有为尚不敢歪曲事实。多年之后撰写《我史》时，则另当别论了。
    康党1895年在上海策划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封面及序言页（点击可看全图）。康党对此书做了大力宣传，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共在《申报》登了 7次广告，尤其着重宣传康有为那份未曾呈递的《万言书》。但效果似乎不佳，不到50天，《申报》就登出了此书大减价的广告。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康有为当日号召力其实很有限。
    康有为大概是近代以来最早意识到靠宣传上位的政客。其文章最善作伪，既润色过自己与帝师翁同龢之间的“和谐”交往，也大幅篡改过自己在戊戌年的奏本原稿。这张照片同样也是伪作，是康有为利用相片合成技术伪造出来的。在报纸上刊发之后，为康赢得了不少的政治资本——但其漏洞也是明显的：梁启超终生未曾与光绪皇帝谋面。
    曾担任四川提督的宋庆（点击可看大图）。宋庆是1895年上书赞同和议的极少数人（茅海建教授所见，是唯一一个）。宋庆作为甲午前敌主将之一，经历多次败仗，很了解敌我双方的实力差距，对战争的前景并不看好。但其上书中，却将话说得非常委婉，虽赞同议和，却没有一句直言同意签约。这种语言艺术，恰恰说明了当时的舆论环境主战派呈现出一边倒的形势。康有为所描述的“反对派”乃子虚乌有。
    康有为在此召集组织了自己领导的那场流产了的“公车上书”。康党内部对松筠庵聚会举人的人数没有共识，有1200人、3000人、1300人、数千人等多种说法。但据姜鸣先生实地考证，松筠庵面积狭小，根本无法一次性容纳1200余人的大聚会。要承认1200人这个数字的真实性，只能有一种解释：举人们是陆续来松筠庵签名的，但这也就等于否定了正式的松筠庵集会的存在。相关言论关键词：
  
梁启超：都察院收了康的万言书

    康有为说，他起草的万言书都察院不收；但梁启超却说，该上书因“言甚激切，大臣恶之，不为代奏”。意思是说都察院收下了康的万言书，却不愿转呈皇上。师徒的说法明显矛盾，也可见作伪的不谨慎。

张之洞：与日议和后患无穷

    张之洞1895年屡次电请朝廷拒绝和议，如三月二十七日电：“和约后患不堪请令王、大臣会议补救并速向英、俄、德诸国订立密约”；四月初二日电：“和约万分无理请乞援强国”……当时，过半封疆大吏都持拒和主战态度。

荣禄：翁同龢是个伪君子

    马关议和后，兵部尚书荣禄不满清流误国，在给陕西巡抚鹿传霖的密函中说：“常熟（翁同龢）奸滑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宁（孙毓汶），与合肥（李鸿章）可并论也。合肥甘为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康有为：《公车上书》刻遍天下
    时间愈往后，康有为对“公车上书”的夸张就越严重。他曾在《汗漫舫诗集》中吹嘘说：“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但事实是当年销量不佳不得不大减价。

古香阁：《公车上书记》不能销

    康有为最初为《公车上书记》登报广告，价格是每部实洋两角。两个月后，再登广告大减价，已是“每大本大洋四分，每小本大洋二分”。该书店此后拒绝为康党继续印刷大本著作，理由是：“自强学会败后，《公车上书记》已不能销。”

李提摩太：康有为获得万人签名

    康党虽未在公车上书中起到关键作用，但却努力通过宣传争夺1895年公车上书的领导者的历史地位，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听康党谈及此事，所以在其书中如此记载：“
    他于是起草上书，有万名书生签字，包括一千三百名举人。”
结束语：关键词：公车上书  百日维新

    晚清改革1895年有没有“公车上书”？当然是有的。自当年二月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反对和谈的奏折、电报多达 150余次，参与人数超过2000余人次。其中各省封疆大吏过半数参与其中，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诸部官员均有大规模联名上书，官员们早已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抵制和约的上书运动。在官员们的策动下，入京会试的举人们的热情同样高涨，各省公车自行联名上书有31件，共1500余人次签名。至于康有为在松筠庵所组织的那场签名，因未曾前去上书，在当时并无政治影响力。
    也就是说，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一个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们组织操作，各省公车参加的公车上书；一个是康有为在《我史》中伪造的“公车上书”。1895年，没有什么“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20 11:05

1896=================================
康有为整垮改革阵地《时务报》

事件：《时务报》创刊

    毫无疑问，《时务报》是晚清维新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其最高达 1.7万份的发行量让同时期的其他报刊望尘莫及。但其性质长期以来混沌不清，被视作康、梁宣传变法的机关报。这是个严重的史实错误。自1896年时务报创刊，到1898年被康有为阴谋折腾而死，《时务报》只属于维新，从不属于康、梁。

    创刊：与康有为完全无关
    1898年，梁启超撰文《创办时务报源委》，攻击报馆经理汪康年排挤康门弟子，称《时务报》的创办是康有为在广东运筹帷握、遥领指挥的成果。其原文称：“强学会停办之后，穰卿（汪康年）即在沪度岁（时穰卿已移家上海，时启超方在京师），康先生并招出沪，改办（时务）报以续（强学）会事。”这段话背后含有两层意思：其一、《时务报》是在康有为的召集和指挥下创办起来的，不但是弟子梁启超，连报馆经理汪康年都是康有为“并招”出山的；其二、《时务报》与康党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有血脉上的继承关系。总而言之，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时务报》的创办，康党居功至伟。这一说法，竟被后世视作常识。
    但这根本就不是事实的真相。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停办之后并没有提出“
    以报续会”的设想，他也没有参与《时务报》的筹办。梁启超参与创办《时务报》，更是与康有为的召唤毫无关系。
    先说强学会。1895年11月间，康有为自北京抵达南京，试图游说张之洞捐资创办上海强学会。游说有成，但康、张之间的交流并不融洽。康有为主张“孔教救国”，宣传“孔子改制”，张之洞对此非常不以为然，张曾对康有为说：“只要先生放弃孔子改制的学说，我一定竭力供养”，康当时傲然回答：“孔子改制，乃是大道，我岂能为了区区一个两江总督的供养，而放弃自己的学说！”——多年之后，弟子梁启超将乃师的这种自信称作偏执。
    获得张之洞的支持后，康有为因为必须返回广东为母亲祝寿，找到了汪康年，希望由汪出面主持上海强学会。但结果是：康有为刚刚回到广东，康党仅出版两期的机关刊物上海《强学报》即遭到了张之洞的干涉和当局的封杀，缘由是该报抛弃“光绪纪年”而采用“孔子纪年”，有敌视现政权的嫌疑。随后，强学会也被解散。张之洞则收回了资助强学会的余款。康门弟子徐勤、何树龄等也相继在康有为的召换下离开上海返回广东。梁启超所谓“改办（时务）报以续（强学）会事”，在史料方面，毫无踪影。
    如果一定要说《时务报》的创刊和康党有什么联系的话，则无非有二：其一，汪康年努力争取到了张之洞资助强学会的余款，这笔钱对报馆初期的运作至关重要；其二，主笔梁启超乃是康门弟子。但前者不足以说明《时务报》是强学会的延续，后者更不足以证明报馆的创办与康党有什么关系——曾参与报馆创办事宜的吴樵曾如此向汪康年推荐梁启超：
    “卓如近在闲住，意欲到沪助公，或在鄂译书局觅一事，渠未写信，属代致，均望公筹之。康徒唯此人可与也。迩日与之极熟，窥其旨亦颇以康为不然，而不肯出之口，此其佳处，公不可无以报之。”
    “康徒唯此人可与也”、“窥其旨亦颇以康为不然”，据吴樵判断，梁启超的学问、政见，与康有为是有区别的，正因为存在这种区别，所以他才向汪康年推荐梁启超，认为此人可以共事。这恰恰说明了《时务报》初创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康有为异想天开的“孔教救国”、“尊孔维新”缺乏好感。
    至于梁启超自谓其参与报纸的创办，是受了康有为的召唤，则更是事后的睁眼瞎话。梁其实是汪康年邀请召唤到上海来的。据《汪康年师友书札》，梁启超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二十五日有一封回复汪康年邀请的书信，信中说：
    “二月初七日来书得读。……兄在沪能创报馆，甚善。此吾兄数年之志，而中国一线之路，特天之所废，恐未必能有成也。若能成之，弟当惟命所适。……弟三月决出京。”
    信中有两层意思：其一，汪康年在上海意欲办一份宣传维新变法的报纸，去信邀请梁启超加入（汪与梁早年同在石星巢门下读书，乃同门师兄弟）；其二，与汪康年在上海矢志不渝的努力相比，梁启超虽然表示乐于受邀，但却存有徘徊之念，其参与的条件是“若能成之，弟当惟命所适”。
    当然，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康有为自己的说法。1898年 7月，康有为私下里曾给汪康年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报事本足下与公度（黄遵宪）、卓如（梁启超）承强学而起。弟连年在粤，一无所助”——“一无所助”，是无奈必须承认的事实；“承强学而起”，则怀有夺取《时务报》未果后的不甘心。

    分裂：汪、梁之争与报纸的康党化
    《时务报》的创办，实际上是一班有志于维新变法的士大夫们通力合作的结果，绝不是什么团体的“机关报”。1896年夏天报纸对外宣布了五位创办人：汪康年、黄遵宪、吴德潇、梁启超、邹凌瀚。其中最先提议办报、并承担种种创刊具体事务的，乃是汪康年。汪出身江浙书香世家，呼吁变法已久，甲午年之后，放弃上书朝廷的高层路线，改走办报创会联络地方士绅力量的中层路线，办一份维新刊物，乃其夙愿。汪康年之外，黄遵宪拥有现任官员的身份，久谈西学，对报馆捐资也多；吴德潇、邹凌瀚也是声名远播倡言变法的开明士绅；梁启超则是在报纸创办大局已定之后，以主笔的身份加入。
    此外，还有许多支持维新的开明士绅，譬如叶瀚、梁鼎芬、吴樵、汪大燮等等，虽未列名创办人，但对报纸的创办均有过不小的贡献。综而言之，《时务报》不是宣传一家之言的阵地，而是汇聚各种维新思潮之所在。
    延揽梁启超加入，是汪康年最成功的决策。《时务报》影响力的壮大，梁启超功不可没。其主笔的论说专栏，最受读者欢迎，成了报纸的品牌栏目；籍籍无名的梁启超，也凭着一支生花妙笔，以《时务报》为阵地，在当日的维新圈子里打响了自己的名号。报纸因梁而畅销，梁因报纸而出名，本是皆大欢喜之事，但结果却成了悲剧。
    悲剧的根源，在于康有为希望将《时务报》变成康党的机关报。而梁启超的存在，则成了康党渗透报馆的最重要的渠道。这直接导致了报馆的分裂与阵亡。
    早在报纸创刊阶段，康有为就曾希望以此为根据地，来阐扬他那一套“尊孔维新”的思想，并极力要求梁启超鼓动报纸采用孔子纪年。强学会前车之鉴犹在，梁尊师命提出这一意见后，遭到了汪康年、黄遵宪、吴德潇等人的一致反对，于是作罢。
    《时务报》走红之后，康党紧急跟进，准备在澳门创设一份《广时务报》，亦由梁启超担任主笔。梁于是以“探亲”为由向报馆请假返回广东，积极参与新报的筹划工作。期间，梁曾致信汪康年，想让《广时务报》“依附《时务报》自立”。《广时务报》的刊名，据梁的解释，含有推广《时务报》和广东地区的《时务报》之意；内容方面，则是言《时务报》所不敢言。
    日后梁启超指责汪康年排挤康党。但恰是汪康年同意了梁让《广时务报》依附《时务报》的要求，反而是被视作康党的谭嗣同等人坚决反对这么做，理由是：两报粘成一片，恐怕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反不如狡兔三窟。
    梁启超此次返粤“探亲”，正是报纸内部分裂的起点。梁离开上海时曾约定40日返回，并答应寄文章回沪，不误报期。但抵粤之后，非但没有文章寄回上海，返回的日期也一再推迟。作为报馆经理的汪康年，对主笔梁启超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有所不满，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种不负责任，在其“返粤”期间一再加剧。先是发生了梁启超主动要求随黄遵宪出洋的变故。1896年秋，黄遵宪被任命为驻德公使。黄随后要求调梁启超等人作为随员，一同赴德。梁启超对于《时务报》的分量众所周知。黄氏此举立刻招来非议一片，参与报馆创办的同仁们纷纷指责其居心何在。但黄遵宪之所以如此，实缘自梁启超的自荐。梁曾在五天之内，连续两次拍发电报给汪康年，谈自己强烈的出洋愿望，并请汪康年将自己这一愿望代转给黄遵宪。虽然梁启超承诺出国之后会继续恪尽职守撰文履行主笔职责，但在汪康年看来，“返粤”已不能按约交稿，“出洋”之后如何，就更是未知数了。稍后，又再次发生梁欲随伍廷芳出使美国之事。对视报馆如生命的汪康年来说，对梁启超的这种态度，没有意见是不可能的。
    由于黄遵宪的出使流产和报馆创始人吴德潇的苦心挽留，梁最终没有出洋。1896年年底，梁自广东返回上海；次年年初，康门弟子麦孟华、龙积之、徐勤、康广仁等在梁启超的运作下，陆续进入报馆。报纸进入一段难得的平静期。但好景不长，二月份黄遵宪自京中给报馆经理汪康年发来一封长信，借在报馆实践“立宪政体”之名，逼汪交出经营大权；在贬汪、抑汪的同时则极力表扬梁启超对报馆的贡献，连带刚刚入馆的诸康门弟子一并盛赞，甚至于提出想让康门弟子龙积之取代汪康年“总司一切”。这封“二月来信”直接引爆了报馆内部此前一直“引而不发”的内部人事危机。
    对黄的来信，汪康年极端愤怒。梁启超后来回忆，汪康年曾对他说：“公度〔黄遵宪〕欲以其官稍大，捐钱稍多，而挠我权利，我故抗之。”汪康年如此感觉。也确实是事实，黄遵宪虽然以借在报馆实践“立宪政体”为名，但其手段，无不是以强权压迫。
    虽然汪的愤怒对抗让黄遵宪不得不选择退却息事宁人，但追究这封“二月来信”的始末，梁启超难逃其咎。对此，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有明确说明：
    “超之电邀积之来也，以欲西行故。既不行矣，则欲号称为《知新报》请积之驻沪代理也者，俟数月后，积之与诸人既熟，又共见其才，然后举之入主报馆，此超原议也。……超致书公度将或亦不免多说几句，故公度至此，实超之谬妄也”——也就是说，梁启超本有让同门师弟龙积之“入主报馆”的计划，而且黄遵宪之所以会“二月来信”逼迫汪康年交权，提议让龙积之“总司一切”，也正是缘于梁启超给黄遵宪写了信，且“不免多说几句”。这其实已经将康党篡夺《时务报》的计划交待清楚了。
    到这年三月，又发生康门弟子自坚门户，挥拳殴打章太炎之事。遭到殴打的章太炎退出报馆，返回浙江，自办《经世报》，与《时务报》分庭抗礼。康门弟子之所以殴打章太炎，章氏鄙薄康门的伪学术固然是重要诱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却在于：章太炎是汪康年高薪聘请回来以抗衡报纸“康党化”的新主笔。此事影响极坏，外界从此有《时务报》“将尽逐浙人而用粤人”的传言，康党对报馆的渗透，就此公开化了。
    四月，发生了汪康年之弟汪诒年修改梁启超文章风波。《时务报》创办之初，因梁启超作为主笔，同时又是康有为弟子，而康有为的伪学术在当时被士大夫认可者极少，宣传康门学说无异于为维新徒增不必要的阻力，所以曾约定不在报纸中出现康有为的名字，尤其是不谈他那套“尊孔维新”理论，对此梁启超也表示了赞同。此次汪诒年修改梁启超的文章，所删改的正是其中涉及康有为的部分。对此梁启超甚为愤怒，坚决要求汪诒年按照自己的原稿排版印刷。事实上，虽有约定，但汪康年等人此前对康门弟子在文章中征引康有为的学说并不阻碍，此次之所以较真，乃是对康党公开夺权的反击。
    整个1897年，报馆内乱不断。先是梁启超扬言要率领诸康门弟子离馆去“西湖读书”；稍后梁本人终于离开上海去了湖南时务学堂任教，保留主笔之名却长期不给上海交稿。临行之际，梁致信汪康年，交待他办两件事情。一是要求《时务报》为大同译书局将来印刷出版的各种书籍刊登广告（大同译书局是康党集资创办的康门“官方出版机构”）。二是要求将由汪诒年经管的“不缠足会”（当时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学会）事务，移交给康广仁经办，理由是怕汪诒年累着，所以请康广仁“代为分劳”。言词之间，颇有盛气凌人的意思。

    阵亡：康有为玩阴谋反被人玩
    1898年二月，汪、梁终于彻底反目。梁启超公开致信汪康年，声明决裂。梁此信对汪的指控要点有三：（1） 《时务报》是由众股东集资创办的，汪对报馆大权独揽，遇事专断，视报刊为自家产业，令梁启超感觉有如“雇工”；（2） 报馆内部汪氏一系对康有为的鄙视、排斥，令身为康门弟子的梁启超十分难堪；（3） 指责汪康年经营不善，一份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竟然会出现亏空，梁实在无法接受。
    梁的这些指责全都不是事实。汪在经营上大权独揽，但在内容上，实则是梁启超大权独揽；再者，《时务报》的创办，汪出力最多，将报视同生命，也是事实；其他股东，要么没有时间，要么不如汪有能力来管理报馆，更是事实；至于梁所说的自己感觉有如“雇工”，则属夸大之词。报馆汪系对康党的排斥，自然更和康党对报馆步步紧逼的渗透有关；报馆亏空，则与《时务报》订户回款不及时、对报界后起之秀的扶植以及创办其他学会、刊物有关，绝非经营不善所致。
    梁如此猛烈指责汪康年，其实是代表康党和汪摊牌。梁在信中极力“劝说”汪康年辞职：
    “一言以蔽之，非兄辞，则弟辞；非弟辞，则兄辞耳”、“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此事”。
    按康党的如意算盘，自然是汪康年辞职，梁启超接任。写这封信的时候，梁启超颇有些有恃无恐、成竹在胸的架势。所谓有恃无恐，是指梁此时已经成功说服聚集在湖南的诸位报馆董事（上一年报馆改组，设立董事制度），尤其是获得了黄遵宪的支持，董事们一致同意逼迫汪康年交出刊物管理权，由梁启超接办；所谓的成竹在胸，则是指梁启超已经四方联络活动，做好了接班、重组《时务报》的准备工作，即便万一汪康年拒不辞职，梁也准备另办新报，新报的名字都已拟定，就叫做《新时务报》。
    梁之所以会如此气势汹汹地“逼宫”，胁迫汪康年“禅位”，与汪在梁离开之后对康党的抗拒态度日渐加重有关。赴湘之后，梁启超未如约按期交稿件，前后仅寄出三篇不算正经文章的序言，其中两篇还是为康党著作所写。汪康年甚为恼怒，所以梁启超临走时交待他为康党书籍打广告的事情，也就一直拖延不办，最后拖不下去，广告登出来，康有为的大作《孔子改制考》居然只有目录介绍，没有书名，这恐怕也是千古未有的一则奇特广告了。康党对此甚为愤怒。
    此外，汪康年对梁长期以来挂主编之名而不交稿的行为忍耐已久，干脆另外聘请郑孝胥来做刊物的总主笔，将梁的主笔衔更改为正主笔；郑孝胥的笔力不逮梁启超，汪康年遂将以前由梁主笔的“论说”专栏改版，成为选登外来文字的栏目，由郑负责筛选稿件。汪已不再妄想倚重梁启超，启动了报馆的“去梁化”，这显然不是梁启超以及他背后的康党所愿意看到的局面。
    于是就有了梁启超的“二月逼宫”。不过，康党未免过于乐观。虽然聚集在湖南的报馆董事一致要求汪康年辞职，但《时务报》董事并不单单只有湖南维新士人，湖北、江浙士大夫参与者也很多。汪康年籍贯浙江，又长期任职于湖北张之洞幕府，湖北、江浙可谓是其本籍，所以，汪也绝非孤家寡人。湘、鄂、浙三省辗转一圈，广泛听取意见之后，汪康年决定：拒不交出《时务报》。
    屋漏偏逢连夜雨。汪康年前脚下定决心与康党斗争到底，后脚北京就传来消息：汪康年赴日本秘密会见革命党孙中山一事东窗事发。康、梁此时正在北京参加科举，所以消息很快传回湖南。汪康年挚交邹代钧在湖南探得康党对此事的处理意见，又迅速将消息通知了汪康年，力劝他离职避祸。邹代钧在信中这样说：
    “梁启超从京里发给黄遵宪的电报里，谈及你东赴日本的事情，梁认为此事牵动大局，应当迅速派人前来上海接办《时务报》。揣测梁信的语气，此事不可预测，可以平安无事，也有可能兴起大狱。他们师徒如今都在京城，不知将作何打算，你一定要小心。这话我不能不对你你讲，让你有所防备……昨天我还见到徐君勉写给韩树园的书信，信里说你东行与孙行者见面，大坏《时务报》的名声，想要让黄遵宪、梁启超赶快给京城写信，表明此事纯属你一人所为，与《时务报》馆无关，徐还极力诋毁你为小人。这些人如此议论，你千万小心，提防他们借此陷害你。”
    信里提到的“孙行者”即孙中山，徐君勉即康有为的得力弟子徐勤，当时正在日本横滨主持康党开办的大同学校。
    汪康年赴日会见孙中山，曾与梁启超商量；康党开办的大同学校，也有孙中山革命党凑的份子。大难临头却打着“顾全大局”的幌子，全部诿过于汪康年一人，以求自保，康党如此做法，未免太过狠毒。然而，接到梁启超的来电，黄遵宪却依计而行，立即领衔通电各地，宣布将汪康年逐出《时务报》馆。
    多方疏通之下，汪康年逃过一劫，见孙中山一事朝廷不再提及，黄遵宪的通电也被同仁劝回。反倒是春风得意的康党遭遇了麻烦，他们在京师开办的保国会遭到了弹劾，处境极为不利，康党注意力被迫转移，夺取《时务报》的斗争，也就缓和了下来。戊戌年四月到六月，饱受康党摧残的《时务报》获得了一段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时间，报纸内容质量逐渐回升，重获读者认可。
    但这也不过是《时务报》最后的一段回光返照。康有为四月间被光绪皇帝召见，成为变法红人。五月间，康亲自草拟了一份名为《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的折子，请御史宋伯鲁代递给了皇帝。折子内容有两个要点：（1） 建议将民办的《时务报》改为官报，由梁启超主持。（2） 建议“顺便”让梁启超管理各省民间报馆，采集、纠察舆论。
    康有为终于走上了夺取《时务报》斗争的前台——你汪康年不是又臭又硬，看不起我的学说，不肯痛痛快快地将《时务报》变成我们的宣传阵地吗？我们不是一直奈何不了你吗？这回我请道圣旨，还真不信治不了你。
    但折子递上去之后的结果，却大大地出乎康有为的意料。皇帝让孙家鼐等大臣研究一下康的这份折子。孙家鼐等人研究的结果是：这确实是一个好建议，只需要做一点小小的修正。《时务报》可以被改为官报；但梁启超正在办理译书局，这个工作很重要，不容分身，所以建议改派康有为前去“督办官报”；至于管理全国报刊舆论的权利，按例是应该归属大学堂的。皇帝阅后准奏。
    康有为很崩溃。没有“顺便”得到管理全国报刊舆论的权利，也还罢了。最让康有为无法接受的是：督办官报之人，居然偷天换日，由梁启超变成了自己。这一换人背后的奥妙，玩阴谋而被人玩的心情，康后来在《我史》中痛陈：
    “当时《时务报》经理汪康年亏空巨款，报纸日渐零落，我唯恐报馆倒闭，于是写了个折子让宋伯鲁递上去，请求皇上下旨让卓如前去接管，并负责筛选各省报刊进呈给皇帝，皇上把折子交给孙家鼐等人研究。当时掌权的大臣对我不满，想借机将我排挤出京，于是顺水推舟，改派我去上海接办《时务报》，还以京官衔及督办等字样相诱惑，被我识破，拒绝了他们。”
    康有为算计着给汪康年挖了一个大坑，却没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最后掉进这个坑的，竟是他康有为自己。他督办官报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反而被孙家鼐等鄙薄康有为及其学术的朝中大臣巧妙地移植成了排挤康有为出京的更加冠冕堂皇的借口。督办官报一职，本是康替爱徒梁启超量身打造，正以“帝师”自我期许的康有为如何能够看得上眼？何况得到一个《时务报》，却失去在光绪皇帝身边施加影响的机会，二者之间的得失，实不可以道里计。
    但康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一任命。据说是听从了梁启超的意见：“（我若辞官）孙家鼐将归之汪康年，卓如虑其颠倒是非也，故请我领之”。接受是接受了，但康有为还是不愿意离开京城，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来一个“万全之策”，他给汪康年去了一封电报，内容很简略，14个字：“奉旨办报，一切依旧，望相助，有为叩。”
    什么叫“一切依旧”？意思就是说，报纸改称官报了，但上海方面的人事还是照旧，由你汪康年来管，我这个钦命办报大臣只在北京“遥控”一下就行了，你汪康年要多多协助我。
    汪康年没有理会康有为。他已遵张之洞之意，另办《昌言报》，只把《时务报》这个空头刊名给康有为腾了出来。
    《时务报》死了。稍后不久，维新也会死。

结束语：关键词：时务报  康有为  维新运动  梁启超

    汪康年从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年 8月 9日）创刊，到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899年 8月 8日）终刊，《时务报》的寿命正好整整两年。但自1896年底梁启超回粤，报馆即因为康党问题而矛盾迭出，内斗时间竟占去了报纸短暂生命的 70%。
    “……《时务报》已成为天下之笑料、诟资，还谈什么开化民众、辅助时局？《时务报》何足道，我不过是为四君子悲之而已；四君子何足悲，我不过是流涕太息于凭中国之人心世道，果然难以有所作为而已。西方人说，民智人心未进化，则一切变法措施皆无益、皆枉为，……《时务报》死后，我终于相信了这一点。……我目睹了这场两败俱伤，已经知道维新之事自此废矣。”
    这是严复在1898年的沉痛感慨——维新舆论阵地《时务报》死于“维新领袖”之手，是一种怎样的情何以堪？——“维新领袖”那种“一旦志得，遂挟天子之诏，以令钱塘一布衣”的素质，已使严复清晰地预见到了维新之死。

言论：关键词：时务报  康有为  维新运动  梁启超  汪康年

包天笑：青年人极爱看时务报

    包天笑当年身处苏州，不是《时务报》的订户而只是向人家借看，据其描述，某老兄收到《时务报》之后，同侪都向他借阅，“争以先睹为快”，而且“一班青年学子对于《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臬”。王国维：中国士大夫素质太低
    王国维曾在《时务报》馆做书记和校对工作。曾如此评价报纸的悲剧：“大抵近世士大夫……日日言合群而终不能合群……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其所以难合，实因民质未进之故，斯宾塞尔之言深足味也。”陈庆年：梁鼎芬保汪康年有肝胆
    黄遵宪曾通电各地驱逐汪康年，遭到张之洞干将梁鼎芬的反对而未果，陈庆年说：闻康长素弟子欲攘夺《时务报》馆，以倡康学。黄公度廉访复约多人，电逐汪穰卿，悍狠已极。梁节庵独出为鲁仲连，电达湘中，词气壮历，其肝胆不可及也。叶尔恺：康、梁无阅历无见识
    康有为轻浮、缺乏实干精神的作派，是其不为江南维新士绅所接受的重要原因。叶尔恺说：“康、梁诸人本无阅历无见识，视天下事太易”；经元善曾拒绝过与康合作强学会，在他看来，“康长翁之手段，似长于坐而言，绌于起而行”。邹代钧：康党之奸诡不可不防
    湖北及江浙维新士绅非常不满康有为的人品。邹代钧曾如此评价康党：“同我者党之，异我者仇之，势可杀则杀之，其奸诡亦不可不防。汪大燮则在戊戌年劝汪康年不要跟康党沾边，说这批人“终日卖人，必为人卖”。

叶瀚：汉种亡于南海党

    康有为以伪学术搞维新注定没有出路。维新士绅叶瀚在戊戌变法最高潮时曾断言：“南海伪学，其势虽昌，其存不久，然逆料将来，必一败涂地”，并叹息说：“目今大局，汉种亡于南海党。”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20 11:05

1897=================================
湖南“腹地自立”计划流产

事件：湖南“腹地自立”计划流产

    德国对胶州湾的强占是这一年中国士大夫内心最大的痛，保种保教成了这一年知识圈最流行的词汇。同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大批“维新志士”云集湖南——传统的说法是：这些“维新志士”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湘学报》，在湖南掀起了一波维新变法的高潮，史称“湖南新政”；但却遭到以王先谦为首的湖南“守旧势力”的顽固阻扰，“湖南新政”终告失败——这种描述在史实层面已完全失真，这种失真扩大化后，亦导致整个有关“戊戌维新”的传统叙述同样完全失真，以致于连最基本的问题——“维新派”主张什么，“顽固派”反对什么——都没有搞清楚。

    什么是“腹地自立”计划
    梁启超1897年赴湘，是为了出任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一职。同年，谭嗣同在上海见到康有为，也奉康之命返回湖南。稍后，康门弟子韩文举、叶觉迈等人陆续入湘，一时间，康党群集湖南。
    ●康有为对康党集体入湘的解释
    为何康门弟子会在1897年前后集体入湘？康有为在1901年给革命党赵曰生的一封书信中有明确解释，信中说：
    “戊戌年以前，我激愤于国势陵夷；对朝廷高层彻底失望，揣度大势，国土势必被列强割尽而后止，所以当时个人意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因湖南巡抚陈宝箴乃有志之人，故令卓如（梁启超）入湘。当时复生（谭嗣同）来上海拜见我，一起商议大局，于是命复生弃官返湘。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把握住这个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则湖南可求自立。……（当时此举）实是顾虑中国被分割殆尽，希望保留住湖南一隅之地，以为黄种之苗。”
    信函内容可以说明两个问题：（1） 梁启超、谭嗣同等康党门人云集湖南，不是个人的偶然行动，而是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2） 这个计划的直接目的是：在列强瓜分中国的大局背景下，试图据湘省自立，保国保种。
    ●梁启超具体负责推动湖南“腹地自立”
    梁启超是康党湖南“腹地自立”“计划的具体实践者。入湘后仅1个月，他便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隐约其辞地提出了这一计划。在这份《上陈宝箴书》中，梁启超说：中国当前的国家危机，“非变法，万无可以图存之理”，但不能把变法寄托在“政府诸贤”身上，依靠他们，那么，即便是“东海可涸，南山可移”，变法成功不了。当下唯一使挽救国家危机的办法，只有谋求地方的独立——“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
    梁启超建议陈宝箴“独立自任”，效防王莽末年窦融经营河西而佐复汉室、郑成功守台湾而存明正朔的榜样，使湖南成为腹地自立之省。举出这两个例子，梁启超可谓煞费苦心——窦融的河西政权和郑成功的台湾政权各自相对于东汉和满清，都具备着高度的独立性，而且窦、郑二人均并不听命于所谓的“中央政权”，但“中央政权”亦并不宣布其为叛逆。
    稍后，在梁启超一干人等的推动下，湖南南学会成立。对成立南学会的目的，据梁启超说，是希望培养出一批湖南维新志士，以效仿日本明治维新时萨摩、长州诸藩的维新志士，以萨摩、长州为基地，把维新之火燃遍全国。虽然梁也强调说南学会的宗旨要“力戴王室，保全圣教”，但其效仿日本“倒幕维新”的意图，已呼之欲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没有幕府，只有皇室。
    ●“腹地自立”究竟是什么性质？
    康党的“腹地自立”具体“自立”到何种程度？有两则史料可资说明：
    一是戊戌政变后，在南海康有为家中抄获了一份梁启超1897年写给康有为的书信。梁在书信中说：“谭服（复）生才识明达，破例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里玺之选也。”“谭服生”，即谭嗣同；“伯里玺”，英文 President的音译，清朝对自称 President的共和国元首，标准翻译为“伯里玺天德”。
    二是梁启超在其《戊戌政变记》内的自述。梁在湖南期间，先后成立了包括南学会、新政局在内的若干机构。关于成立这些机构的目的，梁启超说：“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

    维新志士其实是革命志士
    1897年，梁启超在一片鲜花和掌声中抵达湖南，备受湖南士绅之器重；1898年，湖南士绅却喊出了驱逐康党、驱逐梁启超的口号。这一热一冷之间，湖南“腹地自立”计划也宣告流产。传统的说法是：湖南“守旧势力”扼杀了“维新志士”的努力。这一描述是如此地不靠谱，又如此地流传广泛，其对理解中国近代维新历史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实难估量。
    为廓清这一历史真相，本文拟在“维新志士”和“守旧势力”中各选两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作深入解读。1897年湖南最活跃的“维新志士”，自然非谭嗣同和梁启超莫属；最有名的“守旧势力”代表，则莫过于王先谦和叶德辉。先谈“维新志士”：
    ●谭嗣同：爱新觉罗乃窃中国的贱类异种
    谭嗣同1898年拒绝出逃，其慷慨赴死的理由亦成名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由此似乎足以坐实谭嗣同乃是“为维新而死”，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自甲午以来，谭始终坚持主张排满革命。
    这种政治立场，在谭的书信、著述中随处可见。他曾骂从太平军手中挽救了满清王朝的曾国藩是“负天下之大罪”者；对“中兴诸臣”，谭的评价是：“中兴诸公，正孟子所谓‘服上刑者’，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与当时大多数士绅不同，谭对太平军反倒颇有好感，说他们“见苦于君官，挺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湘军助清廷剿平太平军，有“助纣为虐之罪”。
    谭是极其痛恨清廷统治的。甲午年中国军队被日军接连击溃，湘军尤甚。出于对清廷之恨，谭甚至将日本军队赞美为“神武不杀”的仁义之师。其原文如下：
    “若夫日本之胜，则以善仿效西国仁义之师，恪遵公法，与君为仇，非与民为敌，故无取乎多杀。……嗟乎! 仁义之师，所以无敌于天下者，夫何恃? 恃我之不杀而已矣。《易》曰：‘神武不杀’。不杀即其所以神武也。佳兵不详，盖图之哉！”
    和黄宗羲、王夫之一样，谭嗣同对“国家”和“朝廷”有明确的辨析，谭说：爱国家绝不等于爱朝廷，因为“除民之外，国果何有? ”——爱国家的本质是爱民众，至于王朝的更替，与天下百姓是不相干的：“一姓之兴亡，渺渺乎小哉，民何与焉? ”
    基于此，谭氏拒绝承认清廷的合法性。因为清廷统治中国数百年，但“满、汉之见，至今未化”，为了满人一己之私利，在甲午年不愿意给百姓“自为战守之权”，说什么“宁为怀、愍、徽、钦，而决不令汉人得志”（编者注：此语从何而来，是否谭氏杜撰，待考）……所以，谭氏号召民众排满，别再做梦将满人与自己视作同类：“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
    在谭氏眼里，清廷是“窃国者”，理应被推翻：“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及既窃之，即以所从窃之法还制其主人，亦得从容腼颜，挟持素所不识之孔教，以压制素所不知之中国矣，而中国犹奉之如天，而不知其罪。”（《仁学》）
    呼吁维新不会掉脑袋，但呼吁革命会。所以，谭氏才会在1886年写信给上海的汪康年，请他想办法替自己搞几张英、俄的免死“绿卡”。信中如此说：
    “传闻英俄领事在上海开捐‘贡捐’，捐者可得保护，藉免华官妄辱冤杀，不识确实否？保护到如何地步？价值若干？有办捐章程否？嗣同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嗣同求去湖北，如鸟兽求出槛系；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若英俄之捐可恃，则我辈皆可免被人横诬为会匪而冤杀之矣。伏望详查见复。”（《谭嗣同全集》）
    ●梁启超：后世民贼借孔子之名行专制之政
    戊戌政变之后，清廷曾宣布康党的罪状，其中有一条赫然正是：“又闻该党建立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殊堪发指”。
    也正是因为康党在获得光绪皇帝青睐之前，一直怀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革命欲望，所以，1897年谭嗣同在上海拜见康有为，彼此才会一拍即合。梁启超与谭嗣同随即先后入湘，谋划“腹地自立”。
    对在湖南这段经历，梁启超日后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过一段自述，引用如下：
    “（我在时务学堂讲学），所讲的都是民权思想，又常言及清代掌故、抨击科举失政，大力提倡革命……学生当时都住校，不与外界交流，课堂气氛日日趋于激变，外界却并不知晓，直到年关放假，学生们回家，把课堂讲义出示给亲友们看，整个湖南瞬间哗然。”
    湖南士绅本以为时务学堂讲授的是维新思想，孰料其鼓动的竟是政治革命和种族革命。有梁氏为学生札记所做批语为证：
    “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几乎息矣。”
    “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
    “议院虽创于泰西，实吾五经诸子传记，随举一义，多有其意者。惜君统太长，无人敢言耳。”
    “凡赋税于民者，苟为民作事，虽多不怨，今西国是也。苟不为民作事，虽轻亦怨矣。”
    “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跪拜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
    据梁启超回忆，在湘期间，除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反清革命思想之外，还曾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私下偷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添加批点案语，秘密散发。并曾利用湘报公然为《明夷待访录》等书作广告，可见梁当时不光是要变法，同时还在反清。
    梁启超的反清与谭嗣同的反清相比，夷夏之辨的色彩要淡很多。梁更多的是从康门学术的角度为反清寻找理论依据。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孔教可以分为尊民权的大同派（孔子）和尊君权的小康派（荀子）两种，但自秦汉以后至于今日，所传的只有荀子的小康一派。梁启超说：“二千年政治既出荀子……然则二千年来只能谓荀子世界不能谓孔子世界也……后世民贼乃借孔子之名以行专制之政，则荀子流毒耳！”——此种语境当中，君主已经等同于“民贼”了。

    顽固派其实是维新派
    戊戌之后，王先谦与叶德辉被梁启超等人视作湖南守旧派的代表。但正如后人对“维新派”1897年在湖南主张什么长期没有搞清楚一样；对湖南“顽固派”在1897年反对什么，也同样长期是一团浆糊。
    ●王先谦：不反对西学，但反对“康学”这种伪西学
    王先谦以其在湖南学界的崇高声望，成为康党“湖南新政”最大的阻力之所在。但王氏绝不是一个拒绝变法的“顽固派”。恰恰相反，王氏素主变法。民国之后，王氏反思清末变法之所以失败，认为原因在于“任非其人”，方法上也不对，不该走“事事效法西人”的道路，所以最后一事无成，西法没学到手，反生破坏效果。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时务学堂是湖南新政的标志，而学堂正是由王氏领衔禀请开办的。在康门弟子进入湖南之前，湖南的维新局面已颇具气象，恰与王先谦作为学林领袖的提倡不无关系，因此王氏反受到个别极端真守旧派的攻击。
    既然王氏并不反对维新变法，那么，他领导驱逐梁启超，反对的是什么呢？答案其实很明显，只不过长期以来，“反对康有为即等于反对维新”的教条阴魂不散，遮蔽了真相——
    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等在给王先谦的信中说：“（巡抚大人）合中西为学堂，原欲以中学为根柢，兼采西学之长。堂中西学，自有教习订立规模，与中学不相涉也。……（但）梁启超等自命西学兼长，意为通贯，究其所以立说者，非西学实康学耳。”
    王氏领衔向巡抚衙门呈递的抗议书《湘绅公呈》中也说：“原设立学堂本意，以中学为根柢，兼采西学之长。堂中所聘西学教习李维格等，一切规模俱属妥善。……（而）梁启超及分教习广东韩、叶诸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所以）伏乞大公祖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俾生徒不为邪说诱惑；庶教宗即明，人才日起，而兼习时务者不至以误康为西，转生疑阻。”
    意思非常明白：王氏并不反对时务学堂讲求西学，但却反对讲求康学。因为在王氏看来：“康梁今日所以惑人，自为一教，并非西教：其言平等，则西国并不平等；言民权，则西主实自持权。康梁谬托西教，以行其邪说，真中国之巨蠹。不意光天化日之中有此鬼蜮! ”
    且不论王氏对西学有多少真知灼见，但其一再强调康学乃“伪西学”，故而反对；亦可知王氏并不反对引进西学，也并不反对维新。王先谦主持岳麓书院，要求学生必须阅读维新名报《时务报》，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顽固派呢？再者，戊戌政变之后，王先谦仍不赞同恢复八股考试，对此事“以乱党倡言之而复其旧”，表示“非吾辈所敢议矣”，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顽固派呢？
    ●叶德辉：学“康学”的结果是学子“未得西学而先亡中学”
    王氏之外，另一“顽固派”代表人物叶德辉对湖南新政的攻击要猛烈得多，这很可能与叶氏的年轻气盛有关系。但叶氏同样不是保守的排外者。庚子年朝廷丧失理智，号召举国民众驱逐洋人，相关圣旨雪片般飞至湖南巡抚衙门，是叶德辉入衙力阻巡抚张贴公布这些圣旨，理由是：“告示一出，捣毁教堂之案必纷纷而起，无论战事利钝，终归于和，彼时赔偿之费将何所取？”在叶氏的力劝下，湖南没有奉旨驱逐杀戮洋人。可见叶氏绝不是一个顽固的排外者。
    叶氏也不排斥西方文化。他与时务学堂的西学总教习李维格关系特别之好，交流西学颇有心得。在他看来，中、西文化在“天理人心”层面是存在普世价值的，是共通的。故而，叶氏不欣赏那些“攻彼教者失之诬，尊彼教者失之媚”的士大夫，他自己的观点是：“谓西人无伦理者，浅儒也；谓西教胜孔教者，谬种也。”与康、梁大声疾呼保教、保种不同，叶氏对本国文化拥有自信，相信“孔教为天理人心之至公，将来必大行于东西文明之国”，所以，“孔不必悲，教不必保”。
    虽对孔教持有信心，但叶氏并不反对变法。他曾说道：“凡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不足与议国事；人具若明若暗之识，不足与论民权”，可见在他心中，民权是很好的东西；他还说过：“凡泰西之善政，一入中国，则无不百病丛生。故鄙人素不言变法，而只言去弊。弊之既去，则法不变而自变矣”——“不言变法”，其实是明确地赞同变法了。
    叶氏开始反对湖南新政，是从“（南学会、时务学堂）学说乖谬，湘中耆旧皆不谓然”以后开始的。叶氏的反对与维新和西学无关，因为在叶氏看来，反康学不等于反西学，因为康学不是西学，反康学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其扰乱中学——叶氏注意到：自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公羊》、《孟子》教授湘中弟子。数月之间，三尺童子皆知言改制、言民权、言秦始皇不焚书、言王安石能变法。千百年之是一旦得而非之；千百年之非，一旦反而是之。”这让叶氏非常担忧，恐学子们“未得西学，而先亡中学”。
    梁启超个人日后的学术经历，恰恰印证了叶氏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中学层面，梁氏自谓三十岁之后，绝口不再言及伪经、改制，此可证所谓“康学”之“乖谬”；西学层面，梁氏早期主要从日本汲取，晚期游历欧美，思想又大变，早年“康学”中的“西学”成份，则已荡然无存。此足以证明王先谦和叶德辉的判断：“康学”不中不西，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结束语：关键词：维新  革命  康党  谭嗣同

    王先谦1897年，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前往湖南的真实目的，不是“维新”，而是“革命”，他们其实是“革命志士”，他们谋求的，是湖南“腹地自立”。
    1897年，以王先谦为首的湖南“守旧势力”，其实是在呼吁“维新”。他们把梁启超们迎入时务学堂，并未想到他们要搞的是革命。
    王先谦们最终选择驱逐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不满其革命宣传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却在于康有为的“学术”无法获得湖南士绅的认可。湖南士绅的态度其实很明确：支持讲西学，但不支持讲康学；支持搞维新，但不支持搞革命。
    湖南新政悲剧其实是戊戌维新悲剧的一个预演。戊戌年“顽固派”态度也很明确：支持搞维新，但不支持由康有为主持搞维新。

言论：关键词：维新  革命  康党  谭嗣同  王先谦

谭嗣同：君者，为民办事者也

    谭嗣同仇视清廷，不认可其固化了的君民关系，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君者，为民办事者也；臣者，助民办事者也。赋税取之于民，所以为民办事之资也。”唐才常：君主虐待人民是叛国
    唐才常是湖南新政骨干，1897年曾广泛联络会党为革命做准备。其政治主张与谭嗣同接近，认为君主虐待人民是叛国：“西例，以民为国本，国为公器，民叛君未叛国，君虐民斯叛国，国与君显有区别。……其意颇合孟子，公羊之微言。”易鼐：一切制度全学习西方
    《湘报》是湖南新政喉舌，言论相当激进。曾刊载易鼐文章《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提出中国由弱变强四种途径：西法中法相拼、西教中教并行、民权君权两重、黄人白人互婚。并提出“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的激进主张。王先谦：驱梁不代表我守旧
    自驱逐梁启超后，湖南少数真守旧人物赞扬原本支持维新的王先谦“已有悔心”。王氏很不高兴，反驳说：“此语虽誉我，实以毁我也。先谦依然先后一人，并无两样面孔、两样心肠，果有何事应改应悔乎？”叶德辉：中国之事无不误于空谈
    叶德辉不满康学的另一个理由是，康学流于空谈。而在他看来：“中国之事，无不误于空谈。不求立学，徒以策论易时文；不求考工，徒以枪炮易弓马；法则变矣，其如弊之未去何？”

梁启超：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

    梁启超曾在题为《论湖南应办之事》的致陈宝箴书信中，系统阐述实施“腹地自立”方案的具体作法。他认为当前“大局之患已如燎眉，不欲湖南自保则己耳，苟其欲之”，则应办好三件大事，即：“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20 11:06

1898=================================
康有为在戊戌年究竟干了些什么

事件：百日维新与戊戌政变

    国人皆知戊戌变法，皆知康有为“领导”了戊戌变法，但对康有为在戊戌年究竟干了些什么，究竟反对什么，主张什么，反却是一团浆糊说不清楚。以至于时至今日，仍有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在喋喋不休谈什么“顽固派扼杀了戊戌维新”……

    反对篇：康有为以民智未开为由，反对议会、宪政
    维新人士在戊戌年所呼吁的最重要的一项革新就是仿照西方国家设立议会制度，也就是要求实现宪政。“维新”之所以称作“维新”，正在于其要变“专制”为“宪政”。康有为在戊戌年以前和戊戌年以后，都曾大谈君主立宪，于是乎许多人自然而然地认为康氏在戊戌年也是议会、宪政的拥护者。但真相恰恰相反，康有为在戊戌年曾不遗余力地阻止宪政。
    ●中国民众如童幼婴孩，“惟有以君权治天下一条道路可以走”
    康氏不但自己迟迟不肯奏请设立议会，还到处制造舆论，说目前民智未开，暂不宜开设议会。在进呈给光绪皇帝阅读的《日本变政考·卷一》中，康氏说：“惟中国风气未开，内外大小，多未通达中外之故，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其用人议政，仍操之自上。”
    康氏的这种做法引起维新人士的群起责难。当年 7月16日，康氏不得不在《国闻报》上刊文自我辩解，文章称：
    “议院这个东西，西方非常盛行，乃至于国权全部汇聚于议院，而政务运作行之有效。但我窃以为议院制度在中国不可行。天下各国国情各有不同，不能以西人的制度套用在中国身上。……中国惟有以君权治天下一条道路可以走。
    “今日那些主张议院，主张民权之人，实乃帮助守旧派自亡其国之人。君主如父，臣民如子。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试问：一家之中，数十个婴孩，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主之议之，这个家还能成其为家么？当然不能！君犹如师长，民犹如徒属弟子。中国之民，皆如蒙学幼童，试问：蒙馆之中，数十个尚未启蒙的童生，不听师长主之、教之，而听蒙童自主之，自学之，他们能成就什么学问吗？当然不能！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圣上天赐勇智，千载罕逢，有君如此，我等只需要夙夜谋画，思竭涓埃之力，以赞圣明，就足矣了（编者注：为便于阅读，对原文作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在康有为看来，中国的民众都是些“童幼婴孩”，没有了皇帝的专制，搞什么议会宪政，那是毫无出路的；更何况光绪皇帝英明神武，千载难逢，有如此好皇帝，完全没必要设立什么议院，只需要竭尽涓埃之力辅佐皇上就行啦。
    康氏领导下，康门弟子集体在报刊上撰文，制造中国国情不能搞议院的舆论，譬如麦孟华的《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陈继俨的《中国不可开议院说》等等。
    ●胡汉民：只要想一想康有为反驳议院的言论是在蒙受皇帝召见之后，便可知他的心思
    戊戌前、戊戌后一直在宣扬议会、宪政的康有为，为什么偏偏在戊戌年反对搞议会、宪政？胡汉民光绪三十一年在东京“戊戌庚子死难诸人纪念会”上作演说，抨击康氏政治品行低劣，胡氏说：
“康有为初时要作世界古往今来的大教主。……他要作大教主不成，他去讲政治，……及初作举人，初讲政治，也是志在民族，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话。……中进士后，他的上当今皇帝书，竟然有人为他的主张蛊惑，圣恩深重，屡蒙召见，康有为议论却比以前退缩几分。从前讲立宪，就是君主立宪，也须开个议院。（康氏）前时因为草茅新进，官职不高，或者立宪条陈，被一封谕旨弄个贵族议员，岂不是非常荣耀？及特旨召见，（自以为）指日可以大用，变法之际要用他多少条陈，他是新政要人，何患不得大位？万一他把握政府的权柄，却被议院监督住他，岂不是好些不便？万一朝家错会了意，以为康有为意在立法，正要使他做议员，那时岂不抱屈？岂不辜负了非常的知遇？因此康有为的议论变了，以为实在连议院都可以不必开，宪法可以不定，有这般一个好皇帝，但求变法就够了。诸君但试记康有为驳建立议院的文章系在中进士及蒙召见之后（写的），便可知康有为的心事。”
    胡汉民指责康有为想掌握国家议政大权，害怕自己的权力受到议院束缚，这个判断准不准确？有史实为证——自被光绪皇帝召见之后，康氏本来心存取帝师翁同龢而代之的期望；在慈禧太后从皇帝手中收回二品以上大员任免权之后，康氏又试图谋得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类的变法要职，但均未能如愿。于是乎，8 月中旬，原本坚决反对开设议会的康有为，居然转而开始鼓动皇帝设立议院了。康氏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拟定了一份名为《仿泰西设议院》的奏折，于 8月19日上递给了皇帝。奏折中说：
    “奴才……拟请设立上下议院，无事的时候讲求时务，有事的时候集群会议，议妥之后，中央由总理衙门代奏，外省则由督抚代奏。可行的决议则采用；不可行的决议则否决。”
    此时，距离康氏在《国闻报》上大谈中国国民素质太低不能搞议会、宪政仅仅过去一个月。难道说，在这一个月里，中国“国民素质”突飞猛进了吗？
    ●康有为戊戌年后对“开议会、立宪法”历史真相的篡改
    康有为自己也非常明白：自己反对议会、宪政，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不但在当时会遭到维新同志们的指责，还是被历史所唾弃。所以，在戊戌年之后，康氏为了洗白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大规模地篡改了自己在戊戌年的奏稿，删除其中拥护专制的文字，掺入主张民权、宪政的内容，然后以《戊戌奏稿》为书名，于1911年 6月刊行于世。自此，《戊戌奏稿》长期被视为研究戊戌变法最重要的史料，戊戌维新的史实真相，也自此误入歧途，湮没不彰。
    根据清代文书档案原件，黄彰健、孔祥吉等学者详细比对了康氏戊戌年奏稿的原件和伪件，对其中篡改之处，已有较详细的研究成果。下面仅就康氏在议会、民权、宪政方面的篡改举两例说明：
    1、 康氏《戊戌奏稿》辑有《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康氏戊戌年年初，为向光绪皇帝阐述自己变法主张而呈递的一个条陈，原名是《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局折》。
    原折有一段提纲挈领的话，认为维新的当务之急，是做三件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
    戊戌年后的康氏伪折中，这三件事有所变化：“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
    前后措辞不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戊戌年之后，原奏稿深藏宫中，康氏是看不到的。但原折分明没有“定宪法”，康氏不可能对自己如此重要的主张记忆错误。此外，在原折里，制度局的功能被定位为“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伪折里制度局的功能却变成了“商榷新政，草定宪法”；尤其明显的是，伪折中还掺入了大段对西方三权分立政治制度的描述：“泰西论政，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这是原折里根本就没有提及的。
    2、 康氏《戊戌奏稿》还辑有《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这本是康氏蒙受光绪召见之后的谢恩折子，原名是《为推行新政，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革旧图新以救时艰折》。这份折子也被康氏掺入了主张宪政的内容。原折从头到尾，根本没有提及“立宪法”，伪折却公然宣称：“臣所请者：规模如何而起，条理如何而详，纲领如何而举，节目如何而备，宪法如何而定，章程如何而周。”
    正因为这些伪折，自民国以来，康氏在戊戌年呼吁开国会、行宪政竟然成了历史常识！

    主张篇：尊君权开制度局，架空内阁军机处六部衙门
    维新失败之后，康有为师徒流亡海外，不断撰文抨击朝中“顽固派”绞杀了戊戌年的改革。诚然，戊戌年朝野内外大多数官僚、士大夫都站在康氏的对立面，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人站在了改革的对立面；康氏在戊戌年没有获得朝野上下大多数人的支持，绝不代表这些人就不支持改革。
    真正需要廓清与还原的是：为什么康氏在戊戌年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
    ●中央设制度局，地方设十二专局、民政局、新政局
    1898年 1月24日，康有为因其上书引起了皇帝的注意，而被总理衙门王大臣约见。王大臣问：“宜如何变法？”康氏回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同日，参与约见的帝师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
    翁同龢之所以认为康氏“狂甚”，是其“立制度局、新政局”的设想太过异想天开，绝无获得朝廷支持的可能。关于这一设想，康氏在稍后的《上清帝第六书》中作了更详细的表述。关于制度局的性质，康氏说：制度局效仿的是日本维新之法，而且与清廷的南书房制度相同，并不违背祖制；制度局只负责议政，而不涉足具体的行政，是皇帝身边的智囊团兼立法定制机构，而非具体施政运作机构。
    康氏的这番描述并不准确，其设想的制度局体系远非“只负责议政”这么简单。据康氏自己所说，制度局包含了两层权力关系：一是朝廷内部由皇帝主持的中央制度局和地方“十二专局”之间的关系；二是制度局与地方新政局和民政局之间的关系。康氏明确说道：“其新政推行，内外皆立专局以任其事。”也就是说，中央制度局虽然只负责议政而不负责行政，但新政的执行仍然会由中央制度局下辖的“十二专局”来负责——所谓“十二专局”，按照康氏的设计，包括了：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康氏说：“十二局立而新制举。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
    于是乎问题来了：按照康氏的设计，中央制度局垄断了新政的决策权；地方“十二专局”农工商学兵无所不包，垄断了新政的执行权，那么，现存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等中央机构该干什么？
    在康氏的设计里，架空中央现行行政体系还不够，各级地方政府也同样被其排斥在新政之外。在康氏眼里，“直省藩、臬、道、府皆为冗员，州县守令，选举既轻，习气极坏”——各级地方政府，从督抚衙门，到州县守令，全都不能承担起推行新政的职责，唯一的办法只有是架空他们，另造地方权力体系：“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凡学校、农工、商业、山林、渔产、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正俗之政皆督焉。每县设一民政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三月而责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治效。学校几所、修路几里、制造几厂，皆有计表上达制度局。”也就是说，地方道、县两级民政局和新政局取代了原有的地方权力机构，并只对中央制度局负责。
    ●开制度局→不开制度局→还是要开制度局
    整个戊戌年，康氏一直强调制度局的开设是其整个改革体系的核心，曾屡次对梁启超说，制度局不开，一切举措都是空谈。但事实恐怕恰恰相反，正因为康氏死死地抱住制度局不放，才真的让为新成了空谈。
    前文提及——在蒙受皇帝召见之前，康氏曾竭力呼吁开设议会；蒙受皇帝召见之后，反大谈议会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等待良久仍不得重用之后，康氏又回过头来呼吁皇帝开设议会。
    有意思的是，在制度局这个问题上，康氏也有着相似的表现：
    1、 戊戌年年初康氏竭力呼吁皇帝开设制度局。
    2、 得知翁同龢因不愿将康氏著作呈递给皇帝而遭到严责之后，6 月13日，康氏写了一道推荐由自己主持维新的折子，以礼部侍郎徐致靖的名义呈递给皇帝，这份奏折直接导致 3天之后皇帝的亲自召见，但诡异的是，被康氏抬高到改革核心措施的制度局，折子里竟然一字未提。
    3、 可惜的是，康氏并不知道，就在他被皇帝召见的前一天，慈禧太后收回了朝廷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免权，稍后，湮滞在六品工部主事官职上的康氏，又再度开始大声呼吁开设制度局了。
    如此翻覆的原因，自然也和在“议会”问题上的折腾类似。
    1、 戊戌年年初康氏建议开设制度局，对制度局内部权力结构的设计是：让王大臣担任制度局总裁，制度局会议须由皇帝亲临主持；再选“天下通才”去制度局值班；据康氏自己的说法，翁同龢曾表示愿意推荐他去制度局当值。
    2、 翁同龢在维新开始前夕被光绪皇帝罢职，其导火索乃是翁氏拒绝向光绪呈递康有为的著作，理由是翁氏认为康“居心叵测”，翁氏的被罢免让康氏看到了自己获得重用的机会，赶紧让死党徐致靖推荐自己，希望皇帝将自己放在身边“以备顾问”，既然已有做皇帝主持维新的“贴身顾问”的机会，再开设专议新政的制度局，就只会削弱康氏对皇帝的影响力，于是乎康氏也就闭口不再提制度局这茬了。
    3、 慈禧太后的干涉让康氏与翁同龢罢职后留下的空缺失之交臂；稍后，康氏又诬告礼部尚书许应揆阻碍变法，欲取其位而代之，同样未能如愿。如此情形下，在变法开始后的第十天，康氏又请人替自己给光绪上了一道折子，折子里说：“臣以为，皇上若不想变法图强，也就罢了；若想变法图强，那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非开制度局不可。”
    对康有为的建议，光绪是一百个赞同。对慈禧的旧班子，皇帝一直心存芥蒂，若能借变法之名，对中央到地方的班子进行一次大换血，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乎，维新就此滑向了权斗的歧途，再无回头是岸的机会。
    ●军机大臣：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
    皇帝将康氏有关制度局的提议交给总理衙门讨论，但衙门动作迟缓。光绪屡次动怒，责令限期拿出意见。事关对帝国权力体系的推倒和重建，庆亲王奕劻不敢做主，又承受不住皇帝的压力，只好转而去颐和园求助。慈禧的反应可想而知，向奕劻交底：“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于是，在拖了 1个多月之后，7 月 2日，总理衙门终于拿出讨论结果：一份对康氏制度局提案逐段批驳的冗长报告。
    康有为自己也感觉到了巨大的阻力的存在，他在自编《我史》里回忆：
    “我请于京师开十二局，外省开民政局。于是流言纷纭，咸谓我尽废内阁六部及督抚、藩臬司道矣。……于是京朝震动，外省悚惊，谣谤不可听闻矣。军机大臣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王文韶曰：‘上意已定，必从康言，我全驳之。则明发上谕，我等无权矣，不如略敷衍而行之。’王大臣皆悟，成从王言，遂定议。”
    康氏曾以满朝俱是守旧大臣，开议院会给变法带来极大阻力为由，解释自己戊戌年为何极力阻止朝廷开设议会。姑且不论朝臣是否全都守旧，“开议会”与“开制度局”二者，哪个提案更容易被朝臣们接受，已是显而易见。康氏既然懂得不开议会以减少新政阻力，为何却反而又要搞肯定会引起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群起反对的制度局？
    从军机大臣李鸿藻的一件密札中可以窥见制度局在当时引起的政局波澜。密札中说：“康有为条陈各衙门改为十二局，先设制度局，议论一切改革之事，……交总署议驳，再下枢、译两署议。上意在必行。大约不日即须奏上。都下大为哗扰。”此密札透漏出两点信息：一是“各衙门改为十二局”，这与康氏“新设十二专局”有所不同，可能是光绪皇帝对其提案作了修改；二是“上意在必行”，这代表了军机大臣对光绪心思的揣摩。
    但没有慈禧太后和内外朝臣的支持，制度局注定是开不成的。康氏稍后又别出心裁，鼓动皇帝在内廷开设懋勤殿。康氏认为，制度局袭自日本的外来名词，眼下已成众矢之的，可换作开设懋勤殿——清代历史上有开设懋勤殿先例。但这种换汤不换药的伎俩忽悠不了军机处那些官场老手。懋勤殿流产后，康又将名号改换为“置散卿”、“议政局”等，结果自然是：没有结果。
    ●康有为戊戌年后对“开制度局”历史的篡改
    开制度局是康有为戊戌年“维新”的纲领和核心，他接二连三地上书，敦促光绪“尽快开之”，认为“制度局不开，琐碎拾遗，终无当也”。戊戌年后，康氏很清楚自己这一主张将维新引向了权斗，引向了毁灭；而且“制度局”尊崇皇权；“国会”尊崇民权，前者乃逆流而动。故而在编纂《戊戌奏稿》时，康氏对自己戊戌年的奏折作了大规模的篡改，将自己的变法政治纲领由“开制度局”篡改成了“开国会”。但是，开国会根本就不是康氏在戊戌年的政治主张。试举三例说明：
    1、 康氏重新改写了他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所写的《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在康氏自编《戊戌奏稿》里，折子极力推崇三权分立，主张制定宪法，开设国会，限制君权：
    “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伏乞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
    但可惜的是，这是一份伪折。原折至今仍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其内容与伪折大相径庭，不但没有“开国会”的词句，而且与伪折中“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之说完全相反，原折主张“可否之权仍操之自上”，认为唯有如此，才可以避免“泰西君民争权之弊”。
    2、 康氏将他在戊戌年旧历七月十三日所上的一份名为《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及时发愤，速筹全局，以免胁制而图保存折》的折子，篡改成了两份折子，一份名为《谢赏编书银两，乞预定开国会期，并先选才议政，许民上书言事折》，另一份名为《请开制度局议行新政折》。不但在折子的名称上掺入了开设国会的字眼，而且在折子内容上有许多增添。譬如，在《谢赏编书银两》伪折中，添入了“请即定立宪为国体，预定开国会之期，明诏布告天下”之类的内容；在《请开制度局议行新政折》中则添入了“今国会未开，宜早派大臣及专门之士妥为辑定”之类的内容。这些内容，在至今仍可见到的原折中是完全看不到的。而且康氏之作伪亦不够谨慎，伪《谢赏编书银两》折的时间被标注为戊戌年旧历六月，但据原折记载，皇帝赏银是在七月份，康氏何能未卜先知，预先写好了谢恩的折子？
    3、 变法期间，康氏赖以影响皇帝的途径，一是请人代递奏折，二是向皇帝进呈书籍。康氏戊戌年之后，不但大规模删改自己的奏稿，也大幅度地篡改了自己进呈书籍的序言。以《进呈波兰分灭记序》为例：
    《波兰分灭记》是维新后期康氏为敦促光绪早日开设制度局而进呈的一部著作。故宫博物院藏有进呈原本。康氏在这部著作中大谈波兰被俄国“蹂躏而蚕食之”的惨痛教训，大呼：如不开设制度局，进行变法，“我真为波兰矣。”
    康氏自编《戊戌奏稿》所收录的《进呈波兰分灭记序》乃是伪序，与原序相比，除去题目相同以外，简直等于是重新撰写。譬如原序中说的是开制度局：“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夫及今为之，犹或可望，稍迟数年，东北俄路既成，长驱南下，于是而我乃欲草定宪法，恐有勒令守旧法而不许者矣。”伪序中却大谈的是开国会：“与其分灭于外，惨为亡国之戮囚，孰若付权于民，犹得守府而安荣。乃逡巡迟疑，徘徊不决，至于国势濒危，大势尽去，乃始开国会而听之民献……终无救于亡也。”——开制度局乃是由皇权主导变法；“付权于民”、“开国会”则是由民权主导变法，这完全是两条迥异的变法路径。

结束语：关键词：维新  康党  变法  光绪

    康有为光绪皇帝在整个戊戌年，最感兴趣的人，是康有为；最感兴趣的事，是制度局。这种兴趣的背后，笼罩中帝后宫廷权斗的阴霾。最终，皇帝选择了在戊戌年 9月13日乾纲独断，决定开设制度局的变种“懋勤殿”，康氏得知消息非常兴奋，立即去找自己的同情者王照和同党徐致靖，让他们写折子推荐自己和梁启超进入懋勤殿。
    康氏的兴奋没有能够维持多久。次日，光绪前往颐和园，史载，慈禧在听完其开设“懋勤殿”的提案之后，“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惧而未敢申说”——慈禧的表情说明她对提案背后的权力斗争看得非常清晰，光绪面对慈禧的沉默，连解释（“申说”）的胆量都没有了，两天后，也就是 9月15日，康有为看到了由杨锐带出的皇帝的求救密诏，密诏要求杨锐找出一个能够既继续变法又不违逆太后意旨的折中方案。
    一切都已无法挽回。康氏将密诏篡改成了光绪“勤王诏”，称光绪帝位即将不保，然后围绕着这份伪密诏启动了“围园杀后”计划。结局众所周知，是戊戌政变。

言论：关键词：维新  康党  变法  光绪  康有为

王照：被皇帝召见后康有为变了

    王照是戊戌年康有为的同情者，曾多次帮康氏代递奏折。王照如此描述康氏戊戌年的政见转变：“丁酉冬，康有为入都，倡为不变于上而变于下之说。其所谓下者，即立会之谓也。俄而康被荐召对，即变其说，谓非尊君权不可。”袁世凯：推荐由张之洞主持变法
    袁世凯戊戌年反对由康氏主持变法。他曾上折说道：“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惧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

黄仲弢：康党“营私狼藉”

    同为维新志士的黄仲弢，在戊戌年批评康党主持的维新，称其：“以荡检逾闲为才气，以奔竞招摇为作用。试之以事，则敛怨纷腾；假之以权，则营私狼藉；迹其心术，则借本朝之荣宠以为号召徒党之资；按其学术，则袭西国之皮毛以开空疏剽窃之习。”判断其变法必然覆败。

康广仁：康有为难有所成

    胞弟康广仁曾在给有人的信中以抱怨的语气如此描述康有为：“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挤者、谤者盈衡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
    所谓规模大、同志孤，即制度局提案所致。

陈夔龙：政变源于大规模裁官

    曾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陈夔龙亲历了戊戌年的朝局大动荡。他后来在《梦蕉亭杂记》中回忆政变的起因，称：“戊戌政变，首先起源于裁官。京城闲散衙门被裁撤者不下十余处，连带着因此而失业的人有近万人，朝野震骇。”班瑞德：康有为无魄力富于幻想
    政变后，康有为乘重庆轮出逃，获得英国政府的政治保护。期间，英国官员班瑞德对康氏作了仔细的询问。班氏在谈话备忘录末尾总结道：“我认为：康有为是一个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做一个动乱时代的领导者。”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20 11:06

1899===================================
“中日合邦”计划流产

事件：中日合邦闹剧流产

    1899年最重要的事件，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没有发生什么”——因为慈禧太后在上年 9月发动的政变，维新夭折了；同样因为这场政变，一场原拟在1898年末1899年初上演的“中日合邦”的亡国闹剧，也幸运地中途流产。

荒唐的救亡之策

    除了开制度局取代现行各级政府机构之外，康有为在戊戌年还有一条极重要的“救亡之策”，那就是“中日合邦”。据康氏《自编年谱》记载：
    “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
    这是戊戌年四月的事情，康氏此时还没有得到皇帝的召见。矢野文雄其人，曾任职日本大藏省，后入“报知新闻”工作，稍后在伊藤博文的推荐下，又再度进入政界，1897年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与伊藤博文之间的深厚关系，成了康党在“中日合邦”问题上与伊藤博文建立联系的直接桥梁。

    ●洪汝冲的旁敲侧击：“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
    康氏没有对其“两国合邦大会议”作更详细的描述。要明了其性质究竟是合并、联邦、邦联或仅仅是外交同盟，还需要参考其他资料。
    戊戌年七月二十四，刑部主事洪汝冲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迁都、借才、联邦三条建议。除建议朝廷迁都荆襄之外，洪氏“借才”、“联邦”二策均与康氏“中日合邦”的方案颇为类似。
    关于“借才”，洪氏建议：“职以为不仿行西法则已，苟仿行西法，则一切内政，尤当广聘东西各国名士，畀以事权，俾资赞助，收效必宏”——意即主张聘请“东西各国名士”来参与新政，而且这些“名士”绝不仅仅是顾问身份，而是要“畀以事权”，要赋予他们具体的职务和权限。
    洪氏还向皇帝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名士”人选：“甲午之役，则伊藤、陆奥，名震寰区。近日伊藤罢相，将欲来游，藉觇国是。皇上如能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访周咨，则新政立行”——也就是说，洪氏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刚刚卸任了日本首相职务的伊藤博文。
    在康有为看来，中国的民众都是些“童幼婴孩”，没有了皇帝的专制，搞什么议会宪政，那是毫无出路的；更何况光绪皇帝英明神武，千载难逢，有如此好皇帝，完全没必要设立什么议院，只需要竭尽涓埃之力辅佐皇上就行啦。
    关于“联邦”，洪氏则建议：“为日本者，所亲宜无过中国，以我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诚得与之联合，借彼新法，资我贤才，交换智识，互相援系，不难约束俄人，俾如君士但丁故事，则东西太平之局，可以长保，而祖宗缔造之业，亦巩如磐石矣。此事若在欧西，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挪威以合于瑞典而得自存，匈牙利以合于奥地利而以不灭。他如意、德以众国合成而称帝制，既无碍自主之权利，而有关两国之存亡。故坦然行之，并无猜忌。”
    洪氏的“联邦”究竟是什么意思？其语意颇为含糊，但可以肯定，绝不是一般的国与国之间的结盟，若止于此，洪氏即不必提什么拿挪威、瑞典为例谈什么“合为一国”；两国结盟乃再正常不过的外交行为，洪氏更不必强调什么“坦然行之，并无猜忌”。
    据史学家孔祥吉先生考证，洪氏的奏折很可能是康有为代拟的。

    ●李提摩太在“合邦”问题上与伊藤博文走到了一起
    在洪汝冲向皇帝推荐伊藤博文的同时，康有为邀请了在华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自上海赴京。值得注意的是：李提摩太在甲午战后曾撰有《新政策》一文，极力主张“中英合邦”。李氏《新政策》建议中国政府：
    一、宜延聘二位可信之西人，筹一良法，速与天下大国立约联交。二、宜立新政部，以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西人。三、铁路仍电请西国办理铁路第一有名之人，年约四十岁者与之商办。四、李提摩太本人力强年富，心计最工，在新政部应总管筹款借款各事。五、中国应暂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随时入见皇上，以西国各事详细奏陈。六、国家日报，关系安危，应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总管报事。七、学部为人才根本，应请德人某某、美人某某总之。八、战阵之事，李氏本人素来不懂，应专精此事之人保荐人才，以备任使。九、以上各事，应请明发谕旨。
    李氏的这一连串建议，其实质是希望中国将外交、新政、铁路、借款、报纸、教育等权力，全部交由西人掌管。建议背后的李氏究竟是何居心，姑且不论，但建议所导致的结果，则必然会使中国沦为第二个印度。
    戊戌年夏天李提摩太与康有为一度打得火热。李氏曾直接建议康氏：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担任皇帝的顾问。康有为深表赞同，同时希望由李氏出任皇帝的另一名外国顾问。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据《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记载》，李氏抵达北京后，与伊藤博文住在同一所旅馆，并与伊藤的秘书进行了长谈。稍后，康党及其同情者的奏折里多次出现李提摩太建议“合邦”的字句，鉴于当时英、日已结成同盟，以对抗俄国，对李提摩太的“合邦”建议，伊藤博文是否直接参与尚不得而知，但至少应该是了解而且赞同的。

    ●杨深秀劝光绪“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伊藤博文抵京之后，中国朝野一度掀起了一股“伊藤热”。出于对日本维新成功的敬服，许多支持维新的官员建议朝廷礼聘伊藤为新政顾问。康有为也修改了自己之前的“制度局”提案，而改为开设“懋勤殿”——懋勤殿虽然只是制度局的变种，但与制度局有一微妙区别：懋勤殿之策主张——“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增入了“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即聘请外国政治人物进入朝廷决策层。
    戊戌年八月初五，伊藤博文晋见光绪皇帝的同日，康党终于正式向皇帝提出了他们的“合邦”建议，据康有为记载，提案是康氏在八月三日拟定的，呈递奏折的，是康党积极分子杨深秀。杨深秀在奏折中说：
    “臣闻刑部主事洪汝冲所上封事中，有迁都、借才两说，而其最要最要者，莫过联结与国之一条，盖亦深恐新政不及布置，猝为强敌所乘，蹈波兰之覆辙耳……今该主事所见与臣闇合，而其语之痛切尤过于臣，是诚按切时势之言也。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杨深秀在奏折中提到了李提摩太、伊藤博文，也提到了洪汝冲。其“固结英、美、日本三国”究竟是什么意思？显然绝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结盟，外交结盟乃再正常不过之事，不足以让杨氏说出“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这般的话。

    ●宋伯鲁奏折吐露“合邦”的真实内容
    光绪皇帝在八月初五接见了伊藤博文，但没有就“借才”、“合邦”二事作出决策。于是乎，次日，也就是戊戌政变发生的当日，康党骨干宋伯鲁再度上书，就“合邦”一事作最后的努力，宋氏说：
    “又闻俄君在其彼得罗堡，邀集德、法、英各国，议分中国，绘图腾报。……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
    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乂我宗社。”
    宋氏的奏折，终于将康党“合邦”的具体内容吐露了出来，即：“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具体而言是：
    1、 “四国”合为“一邦”；
    2、 四国既有政府作废，另起炉灶，自四国中选出百人，组成新“邦”的新政府；
    3、 新政府拥有管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的大权。
康党本来还安排了李提摩太晋见光绪皇帝，但因为政变的爆发，晋见成了泡影。

    ●英国军舰的可疑行动
    康有为、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等人积极运作“合邦”之时，英、日两国将与俄国开战的传闻也突然流传开来。戊戌年八月初三，总理衙门接连收到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的三封电报。荣禄在电报中说，八月初一傍晚，有英国军舰七艘出没于金山嘴、秦王岛附近，八月初二又出没于塘沽、榆关附近，英国军舰并告诉清朝驻榆关官员：“俄国意甚不善，英廷特派来此保护中国。”
    英舰来意不明，荣禄遂调动军队，预作戒备。袁世凯日记中对此有所记载：“( 初三 )将暮，得营中电信，谓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接荣相传令，饬各营整备听调，即回寓作复电。适有荣相专弁遗书，亦谓英船游弋，已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盼即日回防。”
    稍后，中国东北的盛京、金州等地，也传来了英、俄两国各自调兵即将开战的消息。八月初五，总理衙门又接到荣禄的电报，其中有英国水兵登岸要求进入中国兵营的消息。稍后，英、俄开战的谣言亦渐渐得到澄清。
    英国以八艘军舰的庞大战力，出没于塘沽、山海关等地，既非对中国挑衅，亦非对俄国开战，其用意究竟何在？1899年 3月，英国官方出版的《中国事件蓝皮书》第 394号附件《海军中将系摩致海军部》的信函透漏了其中的内幕。西摩向英国海军部报告：
    “参照 9月23日我的电报，
    我向您报告16、17日( 阴历八月初一、初二 )我在北戴河晤见了帝国公使窦纳乐，他对我说，事态一般看来似乎是平静的，既没有理由在这海面或在扬子江上集中了、帝国的军舰，也不需要舰队作任何特别的处置……因此，我带着舰队出发，作了一个已经呈报了的短程预定巡航，在二十三日回到威海卫。”
    西摩正是在中国塘沽、山海关等地游弋的英舰的统帅。报告透露了两个信息：1、 西摩的行动，是在执行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命令；2、 窦纳乐明确告诉西摩，“没有理由在这海面或在扬子江上集中帝国的军舰”，所谓俄国将入侵中国，英、俄即将开战，完全是英方制造的谣言。
    至于为何要制造这种谣言，迄今尚无确切史料可资说明。但不妨作一推测：1、 李提摩太正在北京运作康党谋划“中英美日大合邦”；2、 窦纳乐与李提摩太关系密切；3、 英舰主动散播“俄国意甚不善，英廷特派来此保护中国”；4、 窦纳乐在政变后保护康有为逃走后，竟向庆亲王奕劻表示，在康成为通缉犯之前，他从未听过康的名字，但是，戊戌年康氏闹到京师无人不知，作为同在京师的英国驻华公使，窦氏显然是在撒谎。由此四点，似乎不难得出一个推论：英舰的行动，目的在于向清廷施加压力，以求促成“合邦”。

“中日合邦”的历史遗毒

    康有为惯于异想天开，甲午前夕的“移民巴西再造儒教新中国”，戊戌年的“中英美日大合邦”，都是展示其天马行空的政治幼稚病的完美案例。但与“移民巴西”不同，康氏“合邦”提案既有历史渊源，更留下了极严重的历史遗毒。

    ●历史渊源：森本藤吉《大东合邦论》
    “合邦”一词，其实来自自日本。1893年，日人森本藤吉出版《大东合邦论》一书，鼓吹日本应该与朝鲜合为一国。森本解释自己提倡“合邦”的理由：
    “国人尝有唱征韩论者，夫战而取之，则必疲靡国力，以买其怨。论者知之，而犹欲取之者，恐外人据此地也。今协议以合之，其为大幸。果何如也？盖持大公以合之，则我不用兵而取朝鲜也，朝鲜亦不用兵而取日本也。一将之功不成，而万人之骨则无枯矣。以费于兵争之资，诱朝鲜之开明，则是不买怨而树德也。合邦岂日本之不利哉？”
    为了能够尽可能多地影响朝鲜人和中国人，森本此书是用汉文书写的。中国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福州诸地的乐善堂均有此书出售。戊戌年年初，梁启超得见此书，深为赞赏，对内容作了许多删改之后，交由康党开办的上海大同译书局翻刻出版，改名为《大东合邦新义》。康党在戊戌年高谈“合邦”，显然是受了森本此书的影响。
    翰林院编修蔡元培当日在京城得见了梁启超的删改本和森本的原本。蔡氏赞美原本说：“阅日本森本丹芳( 藤吉 )《大东合部论》十四篇……其宗旨在合朝鲜为联邦，而与我合纵以御欧人。引绳切事，倾液群言，真杰作也。”但批评梁氏的删改本：“挖改之文，以迁移行墨，多无聊语。至乃改李鸿章为某总兵，可笑甚也。”
梁启超与蔡元培绝非卖国之人，二人均对森本的著作不吝赞美，肯定有他的道理，考虑到森本本人思想极为驳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与东洋主义混而有之，森本此书主观上并无不是为了便于日本侵略朝鲜、中国，也是可以肯定的，也唯如此，才可能让梁、蔡二人认同此书。
    但世事的逻辑，往往客观结局与主观意愿是完全相反的。1896年，日本在朝鲜正式上演“合邦”闹剧，结果是朝鲜国王出逃，往后闵妃被杀，此后朝鲜内乱不断；至1905年，日本终于得以在朝鲜设置统监，统管其政治外交事务，而首任统监，即是伊藤博文。此一情形，与戊戌年康党谋划的“合邦”计划，何等相似。

    ●历史遗毒：从“合邦”到“大东亚共荣圈”
    戊戌年的“合邦”闹剧虽然没有能够在1899年变成现实，但“合邦”的流毒，却贯穿了此后中国历史整整半个世纪。
    1915年，日本当局以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逼迫袁世凯政府。同时，更以“合邦”之说眩惑、欺骗中国知识分子。梁启超在这一年公开发表《中日交涉汇评》，其中直接提到“合邦”问题：
    “夫谓日本而欲翦灭中国耶？吾敢信日本人必不若是之愚，盖中国绝非朝鲜比也，欲我元首如李玉之揖让署约，欲我人民如一进会之要求合邦，此殆海枯石烂断不能致之事！”
    梁氏此处明言“合邦”，与日方专门针对梁启超所作的“思想工作”有关，日方在这番“思想工作”中不但言及了“合邦”，还翻出了戊戌年日本当局庇护康、梁师徒的旧恩。
    1919年，凡尔赛和约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特权，引发了国人的愤怒，造成五四运动。这年 9月 5日，军阀吴佩孚发布通电，要求明白宣示，决不补签和约。通电中再度提及“中日合邦”，称其是北洋当局安福系与日本所达成的协议：
    “龚代揆登台之初，只声明负责十日。讵十日之后，竟据责任内阁重地，久假不归；并结合东日军阀芳泽之欢心，推任安福首领王揖唐伟总代表……且二千四百万之大借款又将告成，安福系更昌言中日合邦不讳，此龚代揆不肯表示决不补签德约之隐衷也。”
    抗日战争期间日方抛出的“大东亚共荣圈”，也是“中日合邦”的变种。学界对“大东亚共荣圈”所作的定义是：“日本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提出的邦联制战略构想与政治号召。起由于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宣言，欲树立‘中日满三国相互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助连环的关系’。”所谓“邦联制战略构想”，与戊戌年康党的“中英美日大合邦”，何其相似。
        1947年 5月 3日南京《世纪评论》杂志刊登题为《中日合邦论》的文章，署名何永佶，是一位哈佛大学博士。与日本半个多世纪以来锲而不舍的“合邦”努力相比，国人的这种文章，只能算作意淫。

结束语：关键词：维新  康党  日本  合邦  亡国

    台湾学者雷家圣对康党的“合邦”计划有过一段议论：
    “戊戌变法期间，尤其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之后，伊藤博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游说康有为等变法派官员，接受其‘借才’之提议，并利用变法派官员掌握决策核心的便利，意图实行其‘合邦’的阴谋。对于可能阻碍‘借才’、‘合邦’计划的慈禧太后与荣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则打算利用袁世凯的军队‘杀荣禄、兵围颐和园。’慈禧太后是在明了情势险峻之后，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挽救了此一危局。”
    此论是否中肯，不妨见仁见智。笔者亦有一种“见仁见智”——戊戌年慈禧之所以不经过任何审讯、匆忙杀掉“六君子”，背后即有恐公开审讯引出“外国干涉”的隐忧。慈禧对“合邦”一事很可能判断为光绪不惜借外力与其争权，故而在1899年有废除光绪的计划；这一计划却又被外力所阻。次年，慈禧鼓动义和团驱逐洋人，与戊戌年的这条线索显然有密切联系。
        后事姑且不论，1899年，中日没有合邦，已实乃莫大之幸事。

言论：关键词：维新  康党  日本  合邦  亡国

赫德：戊戌政变的背后有俄国人

    赫德在华多年，目光敏锐，认为维新的失败背后有俄国人的身影：“此间的形势，一瞬间发生了变化，……但是我担心的是亲俄派取得了胜利，是巴夫罗富对李鸿章被赶出衙门的报复！我们必须等候一两个星期局势才会明朗。”班德瑞：康有为被李提摩太迷惑
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班德瑞说：“康有为……很显然的，他被爱好西法的热心所驱使，同时又被李提摩太的一些无稽之谈所迷惑。……李提摩太是个阴谋家，他大约向康有为和维新派作了一些愚蠢的建议。”

贾克凭：康有为只会背诵政见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附有康有为和英国人贾克凭谈话的备忘录，其中说：“他( 康有为 )漫谈了一些盼望英美联盟保护中国，以及沙俄控制住中国广大人群以后对世界各国的威胁。但这不过是背诵他学得的广泛的政见而已。”

窦纳乐：变法是被康有为搞坏的

    政变后，英国公使窦纳乐曾致电英国外交大臣，说：“认为这次政变是受外国影响而促成的，那是毫无根据的猜想。”这似乎表明参与“合邦”之事是窦纳乐个人的政治冒险。窦氏还说道：“我认为中国正当的变法，已大大被康有为和他朋友们的不智行为搞坏了。”

光绪：我不恨慈禧太后

    光绪帝被囚瀛台之后，曾有不恨慈禧太后的言语，说“我确实有对不起太后的地方，她把我拿下来是应该的。”也不恨荣禄，说“他是太后的人，他为太后办事，这也是对的。”独很恨袁世凯。光绪之“不恨太后”，是否有意识到重用伊藤博文与“合邦”的轻率在其中？

字林西报：公使需知道光绪生死

    1899年，慈禧有意另立大阿哥，取代光绪，引起各国公使的紧张。《字林西报》不断发布消息，暗指光绪帝已经被谋害，并暗讽各国使节有权知道真相：“这些人都是被遣到中国皇帝的宫廷中充当代表的，而不是被派遣到一个窃居中国宫廷的僭篡摄政那里的。”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20 11:09

1900=====================================
新世纪元年的亡国闹剧

事件：东南互保

新世纪元年；权斗亡国元年；玩弄民意元年……

老太后的“归政”恐慌

    ●第一次御前会议：光绪称“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理”
    6 月16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召集了第一次御前会议，讨论的主题有两个：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对八国联军是战还是和——这两个主题，其实是二位一体的：如果剿义和团，则必然与八国联军和；若抚义和团，则必然与八国联军战。
    皇帝在会上显得很躁动。他问内阁学士许景澄：“国命安危，在此一举。……你搞了多年外交，熟知洋务，应当明白大势，帝国究竟能否与各国开战，请直言无讳。”许景澄告诉皇帝：“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据史料记载，许氏的回答深得光绪之心，在稍后的会议过程中，皇帝大谈“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理”，并举甲午中日之战为例——“甲午一战，创巨痛深。……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 ”据说，皇帝的态度赢得了大批朝臣的赞赏，军机大臣王文韶伏地叩头，大呼：“圣虑及此，国之福也！”

    ●第二次御前会议：张之洞来电称“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
    6 月17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皇帝与主和的大臣们再次成了会议的焦点。皇帝说：用人心来抵御外侮本来就是空话，更何况义和团是乱民，皆乌合之众，并不能代表中国的民心，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去与敌人血肉相搏呢？——“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衰，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
    会场的气氛让太后很不高兴。她刚刚看到了端郡王载漪送来的洋人要求自己归政皇帝的“照会”，老太后并不知道，照会是伪造的。载漪作伪的目的，不过是想利用一切机会激化太后和皇帝之间的矛盾——他的儿子正期待着被册立为“大阿哥”以取代光绪。于是就有了老太后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完全否决了皇帝的态度，而愤愤然说道：“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又说：“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于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
    也是在这一天，朝廷接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请总理衙门转奏的电报。在电报里，这些帝国的砥柱老臣表明了自己坚决主张剿灭义和团、反对对外宣战的态度——张之洞告诫朝廷：对义和团“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而若对外宣战，则后果难以预料：“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可追……”

    ●第三次御前会议：慈禧大拍桌子
    地方督抚的反对，迫使慈禧太后在 6月18日召集了第三次御前会议。皇帝已经丧失了发言权，对外宣战的呼声前所未有的高涨。老太后对反对开战的王文韶与联元拍了桌子：“此话早厌矣！……（有本事就前去）令夷兵勿入城，否则且斩若！”老太后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不过是强迫朝廷通过宣战的决定罢了。但会议的结果并不理想，主战的呼声虽高，主和的人数却依然庞大——老太后很明白，此战前途未卜，除非将绝大多数朝臣一并绑架到战车上，否则一旦战败，自己将无法避免引咎归政的政治命运，而发动这场战争本身，也正是为了抗拒列强要求自己“归政”的政治压力——在对大多数朝臣的绑架未完成之前，老太后决定暂缓宣战，同时命王文韶等人前往外国使馆交涉，阻止八国联军进入京城——老太后的算盘打得很精：如果交涉成功，联军答应不入京城，则无法对自己施加归政的压力；如果交涉失败，则王文韶等人将不得不赞同对外宣战。
    皇帝也没有闲着。他告诉荣禄：“我兵全不可恃，事宜审慎。好在兵权全在你手。”——皇帝希望，在关键时刻，荣禄能够坚定立场，控制住军队，不要参与到战争中去。

    ●第四次御前会议：光绪面如死灰
    6 月19日，大沽沦陷的消息传入京城，老太后似乎觉得自己仓皇“归政”的凄凉命运马上就会变成现实，迅速又召集了第四次御前会议。会议不再给官员们讨论的机会，而强行作出了对外宣战的决定。老太后将自己的愤怒和紧张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各使未请归政以前，尚有严惩团民之意，乃归政一事，朝廷自有权衡，非外人所得干预也。……现已定夺与洋人决裂，不可再为挽回也。”
    老太后命令许景澄去给各国使馆送照会，限使馆人员24小时内离开北京，由政府派兵护送到天津。这一等同于宣战的决定，吓坏了光绪皇帝和主和官员。据史料记载：皇帝一时间脸色白如死灰，不顾君臣尊严，离席上前抓住许景澄的手，求“更妥商量”，老太后厉声呵斥：“皇帝放手，毋误事！”许景澄作过多年驻外大使，因为太过了解这一决定的后果，也是神情恍惚，竟至于“牵帝衣而泣”；老太后对这种哭哭啼啼的气氛很不满意，厉声呵斥：“许景澄无礼! ”……
    21日，帝国颁布宣战上谕，其中有“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豪言壮语。

东南互保：南中国集体抗旨

    1900，新世纪的第一年，本该是一个亡国之年。在老太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意孤行对十一国宣战的那一刻开始，亡国，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如果没有因为南中国的集体抗旨的话。

    ●地方督抚反对朝廷支持义和团
    这种地方督抚与朝廷之间的政见分歧，早就潜伏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之中了。张之洞在得知义和团摧毁铁路、电线，并正向北京蔓延的时候，曾急电荣禄，催促他对这些“乱民”格杀勿论。张氏在电报中说：支持义和团，只会挑拨清政府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使本已岌岌可危的局势，陷入不可挽回的深渊。
    山东巡抚袁世凯，所面临的局势比张之洞要复杂百倍——义和团正在他的辖区内如火如荼，如何处置义和团，既关系他个人的政治生命，更关系到帝国的政治未来，前者要求他支持义和团，后者则提醒他不能支持义和团——在这个问题上，袁氏表现出了惊人的“政治智慧”：他在各州县张贴布告，鼓励义和团“北上助战”。    布告中说，真正的义和团，现在都去了京津地区与洋人作战，真有志于报效国家的拳民，应该赶紧北上，不可再在山东逗留。凡逗留山东境内者，都将被当作乱国的匪徒抓起来。
    正式向列强宣战的前一日，朝廷还曾接到两广总督李鸿章的电报。电报中说：“众议非自清内匪，事无转机”——在剿灭义和团与抵抗八国联军之间，李鸿章选择了以前者为先。

    ●盛宣怀第一个提出“东南互保”
    宣战上谕发布后，朝廷即派军队与义和团攻打使馆，并正式招抚义和团，称其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民”，同时命令各省督抚将各地的义和团“招集成团，借御外侮”。但朝廷“宣战”和“招抚”的电报却被时任帝国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私自扣了下来：盛氏直接嘱咐各电报局，对这几件上谕“但密呈督抚”，“不许宣扬”。
    盛氏扣留电报的目的，是暂时不让地方官们接到这份他个人无法认同的命令。随后，盛氏紧急发报给李鸿章，分析当前形势，提出“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建议。盛氏说：朝廷以一国之力抵抗众多强国，理屈势穷；眼下，俄国已占据榆关，日本万余部队已从广岛出发，英、法、德等国也必将发兵；国家即将瓦解，已无法挽救；为今之计，须要保全东南地区，各省督抚必须采取措施，联络一气。稍后，盛氏又接连给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去了内容大致相同的急电，并提出“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的具体措施。
    盛氏的这些电报，勾勒出了庚子年“东南互保”的基本雏形：
1、 南中国拒绝卷入朝廷的对外战争；2、 地方督抚与列强另行签定“和平条约”。

    ●李鸿章：“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盛氏的这些急电，得到了接电者们的积极响应。但他们面临一个现实的难题是：朝廷已经颁布了《宣战诏书》，地方督抚没有外交权，如何以条约的形式与列强维持和平局面，在操作上成了一个死结；这个问题同时也导致列强对督抚们在清帝国明确宣战之后，是否还有决心和能力来维持南方地区的和平局面，也缺乏足够的信任。
    盛宣怀提出的办法是：宣布朝廷的《宣战诏书》是伪诏！朝廷之所以如此荒诞、昏庸，同时向12国开战，是因为朝廷内部里出了拳党，暴民胁迫了政府。《宣战诏书》不是出自皇帝本意。李鸿章在回复给盛宣怀的电报中对此办法深表赞同。电文中说：“俄据榆关不确，……二十五诏粤断不奉，所谓矫诏也。”并希望盛氏将其这封电报密送给刘坤一盒张之洞。李鸿章的态度对“东南互保”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据《庚子国变记》记载：“当伪诏命各省焚教堂杀教民，诸疆臣失措，李鸿章久废居京师，方起为粤督，乃各电商鸿章请所向。鸿章毅然复电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各省乃决划保东南之策。”
    6 月26日，由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人牵头，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各省巡抚均派代表参加，终于在上海与各国驻沪领事议定出了“东南互保”条约。
    各国对此条约颇为赞赏，美国驻上海领事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称赞该协议使得外国人的权利得到了有效保护，维持了东南地区和平。但列强的担心并未消失，毕竟清帝国的外交权掌握在北京手里。严格地说，这个协议没有合法性。会议当天，盛宣怀的好友，《新闻报》老板弗格森还问他：“今日定约，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旨否？”议定协议后的第三天，一直秘而不宣的朝廷《宣战诏书》在上海正式公布，舆论哗然。盛宣怀再次致电刘坤一、张之洞，请他们坚持原议。刘、张二人也表态：“无论北事如何，仍照原案办理，断不可易”。为扩大互保范围，
    刘、张二人还致电各督抚，请予支持，获得极好的响应。闽浙总督许应骙走得最远，他表示要与俄、美、日等 6国按照《东南互保条款》的精神，订立一个《福建互保协定》。

李鸿章与“两广独立”

    广州，雨后清新的空气里夹杂着声嘶力竭的蝉鸣。与静谧的南方相比，帝国的北方此刻正受到一种狂热的支配。离开紫禁城的时日已久，李鸿章一时间也很难判断出这艘衰腐古老的帝国航船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偏向。催促他北上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击毙的时候，荣禄电报里的语气已经近乎于哀求。做了一辈子消防队员的李鸿章，这一次的反应却显得相当迟钝——帝国的航船无疑已经严重偏向，但他却还不能确定，这种偏向是否已经严重到了船毁人亡的地步。
    北上之前，他决定顺道先去一趟香港，见一见英国港督卜力。因为卜力希望他能够以两广为基地，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新政府。

    ●一次流产的黄袍加身
    卜力不是第一个企图给李鸿章“黄袍加身”的外国人，将李鸿章推上帝国权力金字塔的尖顶，在西方列强那里，是极有传统的。早在甲午年间，美国人就曾经策划过一场密谋，企图趁日本攻陷北京之机，在中国实现改朝换代，由李鸿章父子取代清朝统治中国。
这场密谋涉及到的三个美国主角分别是：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兼顾问毕德格，美国陆军军官、铁路工程师兼承包商威尔逊，以及美国前任国务卿、马关议和期间担任李鸿章顾问的科士达。时间是1894年 9 月。

    ●迷雾重重的两广独立
    为人谨慎的李鸿章没有留下太多关于这一事件的直接信息。但可以肯定，其幕僚刘学询给孙中山的书信得到了他的默许，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证据予以证实：孙中山离日赴港的时候，驻日公使李盛铎随即就给李鸿章派发了一封急电，内容如下：“逆犯孙文，前日由横滨赴港，恐谋滋事，乞严防”，奇怪的是，在由其幕僚吴汝纶编纂的《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里，这条电报却被刻意地抹掉了。
    刘学询将与孙中山联络的结果报告给李鸿章的时候，这个担负着维持帝国南方政局稳定的大员，既没有砍掉孙中山使者的头，也没有作出任何实际的承诺，他躺在深深的藤椅里，半闭着眼睛，做出了一个“颌之”的动作——这个动作的含义是如此模糊，甚至还带着些许的傲慢与慵懒。
    北上之前，李鸿章乘坐的平安号轮船先在香港靠岸。
    卜力在码头上已经等了很久，他的心情的迫切程度和他呈给英国政府殖民部的电报一样焦躁。他在电报里分析：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南方爆发，信任他的中国绅士向他保证，造反者并不排外，并且希望在取得一定的胜利之后得到英国的保护；卜力还说：“如果赞成孙中山和李鸿章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英国的利益将是再好不过了”；在李鸿章是否会“背叛”清政府这个问题上，卜力的判断是：“这个李总督正向这个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当总统。”
    李鸿章被从轮船请入密室。在表演了一番避重就轻的外交辞令之后，李鸿章突然不做任何铺垫，直截了当地问卜力：“英国希望谁做皇帝？”……停顿了一下，李鸿章又补充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许是个汉人？”

张之洞与与他的新政权梦

    光绪二十六年的冬天异常寒冷，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新政改革的谕旨，亡羊补牢，试图为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老朽帝国披上一件廉价的棉袄。慈禧在谕旨里，责成所有的中央显要、地方大员以及出使各国使臣，都来提提意见，说说怎么样才能得到人才，才能改善财政，才能强化武备，才能振兴国势。限期两个月，所有人都要把意见呈上来。
    又一轮的新政开始了。坐镇湖北的张之洞却一点兴奋感都没有，在给鹿传霖的一封电报里，他慨然长叹：“变法二字可谓文不对题，仍然不会有任何作用，中国终归要走向灭亡……”

    ●宇都宫太郎日记里的秘密
    其实，张之洞对朝廷的绝望早已有之。慈禧“红颜一怒”，冒天下之大不韪，以一孱弱之国，同时对一箩筐西方强国宣战，就已经让许多有远见的地方督抚们寒心。张之洞和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都一致拒绝参与这场荒诞的战争。当朝廷要求地方督抚派兵北上勤王的时候，张之洞留下了他最精锐的部队，只拨给老太后一群缺弹少药的老弱病残。
    李鸿章曾在两广独立的问题上犹豫再三，在这方面，张之洞走得比李鸿章要远得多。他不但有过组建新政权的想法，而且还为此积极地进行着实践运作。晚清最务实的两位大员，在这个问题上，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
    甲午前后，日本曾派遣了大量的武士和浪人来到中国，侦查中国军政民各方面的情报。宇都宫太郎即其中之一，……庚子年，宇都宫太郎回到日本的参谋本部工作，能够获悉日本政府的许多重要机密。他身后留下了一本日记，其中一些章节暴露了张之洞在庚子年企图抛弃清政府，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中国南方组建一个新政府的秘密用心。

    ●张之洞长子诡异的日本之行
    宇都宫太郎日记并非孤证，张之洞长子张权的日本之行同样透漏出了他曾试图抛弃清政府，组建新政府的隐秘用心。
    张权是在庚子年春夏之交，率领众多张之洞湖北系部队武官（随行的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黄兴，不过当时他叫做黄轸）前往东京的。目的在于考察军事，购买武器，加强与日本方面的联系。
    这个规模庞大的军事考察团的日本之行并未得到北京方面的批准，而是张之洞的私人行为。钱恂向宇都宫太郎坦承张之洞有组建新政府的用心时，张权已经在日本活动了一个多月。显然，张权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提前探路，探探东京的政治风向。在给张权的电报里，张之洞曾极为焦急地询问道（译文）：“京城里的种种事情实在难以理喻，总理衙门已经换了人。日本的一名参赞被杀，中日衅端已开，为之奈何？……此时日本人接待我们的情形、语气如何？再招募两名日本大尉，是否会有妨碍……”
        张权抵达东京和离开东京的时间也很微妙。考察团抵达日本的时候，正值朝廷内部盲目自大，一片混乱之时：慈禧血涌上头，对欧洲列强同时宣战。在张之洞看来，面对列强的强大攻势，清政府极有可能立刻土崩瓦解。张权在这个时候赶赴日本，显然有未雨绸缪，预留退路之意。随着八国联军的步步紧逼，慈禧仓皇出逃，急召老糊棚匠、老消防队员李鸿章入京善后，张之洞也随之授意钱恂，委婉地向日本方面透露了自己建立新政权的打算，谋求获得日本方面的支持。张权在日本整整呆了四个月。随着李鸿章的议和渐有眉目，慈禧也准备返回京城。尘埃落下，大局已定，张之洞于是悄无声息地放弃了自己组建新政府的企图，9 月 4日，张权一行人自日本返回。

结束语：关键词：义和团  八国联军  东南互保  两广独立  张之洞  李鸿章

    刘坤一东南督抚们一致行动，抗中央之旨不遵，擅自与西方列强达成东南互保，慈禧事后亦不得不给予这些督抚们“老成谋国”的“嘉奖”。
    帝国上层出现裂隙的同时，民间思想和舆论也同样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这年夏天，著名报人汪康年在其主持的《中外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保东南宜创立国会》的文章，声称八国之兵，毁一国之都，已经造成了“国亡而政府倒”的既定事实，国民们也已经沦为“无国无主之民”；汪康年在文章里大声疾呼“七省督抚立公共政府，布设国宪”，强烈要求在南方组建一个新政府。
        稍后，又有中国议会在上海成立，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推举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推举汪康年、唐才常等十人为干事。议会成员几乎囊括了戊戌维新以来的各种求新力量。议会有十二条秘密宗旨，这些秘密宗旨的总纲可以归结为十个字：反对现政府，建立新政府。

言论：关键词：义和团  八国联军  东南互保  两广独立  张之洞   李鸿章  刘坤一  

载漪：朝廷知道义和团法术真相

    朝廷并非不知道义和团的“法术”的真相，然而当主和派官僚立山在御前辩论会议上提出这一点时，主战的载漪所回答的却是这样一句话：“用其心耳，何论术乎！立山敢廷争，是且与夷通，试遣山退夷兵，夷必听。”

荣禄：不必重视北京的谕旨

    荣禄把抵制宣战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地方督抚身上。“宣战”甫经决定，他即私告李鸿章说：“对北京的谕旨不必继续予以重视。”荣禄态度的这一变化，引起了在京使馆各国使节的极大关注，他们认为：“荣禄正企图同汉族总督合作，并反对端王。”（据《英国蓝皮书》）

慈禧：立国“所仗者人心耳”

    在 6月10日御前会议上，有人举出例证说明义和团“法术不可恃”，慈禧驳斥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 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 ”可惜的是，说完这番话不到一个月，为了求和，慈禧就拿“人心”开了刀。

辜鸿铭：我曾提议“江南独立”

    据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一文记载，辜鸿铭1900年曾向张之洞提出江南独立计划。辜鸿铭说：我提出江南独立计划，暂作缓冲，……我们好乘机尽快整军备战，并唤起举国人民同仇敌汽，和敌人作长期战斗，保家卫国，北上勤王，争取获得最后胜利。

康有为：帮外人攻团匪救皇上

    1900年 7月16日，康有为发表《致各埠保皇会公函》，其中说道：我南方勤王义勇已分布数路，不日将起。既成方面，可与外国订约，行西律西法。一面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英既相助，则我可立不败之地……刘坤一：慈禧的政府已经完了
    早在宣战前夕的 6月16日，英国驻南京领事孙德雅曾拜访过刚从北京回来的刘坤一。在事后给上级部门的报告中，孙德雅声称：他所看到的这位两江总督，对主战势力的扩大感到非常沮丧。刘坤一私下里告诉孙德雅：慈禧的政府已经完了，她已经不能继续维持帝国秩序。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27 12:26

1908年：朝廷假改革面目彻底暴露

年度事件：朝廷反改革面目彻底暴露

    改革的攻坚之年，终于到来。在晚清最后十年的改革进程中，没有哪一年比1908年更为关键——呼唤真改革的民意，在这一年第一次以运动的方式爆发出来。朝廷如何应对这汹涌澎湃的民意，直接决定着人心的去留与改革的成败——但终究，朝廷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假改革、反改革之路；革命，也终于不可避免……

反改革案例一：下达谕旨，禁止绅商和学生“干预国家政治”

    1907年12月，清廷下达谕旨，用十分严厉的口吻谴责“各省绅商士庶”干预朝政。谕旨说：近年以来，各省绅商士庶，遇有内外政事，动辄拿立宪说事，“相率干预，一唱百和，肆意簧鼓”，以此干预朝廷决策，着实可恶。谕旨明确强调，立宪法开议院这种国家大政，决不是人人都可以议论干预的——“各国君主立宪政体，率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其开设议院专为采取舆论，……固非人人皆得言事，亦非事事皆可参预。”
    禁止“绅商士庶”议论立宪事宜的同时，1908年 1月，作为中央最高教育行政机构的学部，也秉承朝廷谕旨，明文禁止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在其下达给“大学堂”（清末大学的通称）的文件里，如此严厉规定：
    “（学生）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联名纠众、立会演说等事，均经悬为厉禁。…………如有废弃读经、讲经、功课荒弃、国文不习，而教员不问者；品行不端、不安本分，而管理员不加惩举者，不惟学生立即屏斥惩罚，其教员、管理员一并重处，决不姑宽！”
    上述谕旨的颁布，与1907年大量的“绅商士庶”和“大学堂”学子积极参与收回苏杭甬铁路修筑权的运动，有直接关系。运动的起因，是朝廷在铁路修筑权问题上出尔反尔。本来，江、浙两省绅商所成立的商办铁路公司，早在1906年前后就已上奏获准修筑此条铁路，而且部分路段业已开工；英国方面却以1898年曾与清廷订立过一条借款代筑此路的草约为由，要求清廷禁止江、浙绅商自办。英方的要求获得了袁世凯的支持，1907年10月，朝廷颁布谕旨，将筑路权送给了英国，本国绅商则只允许“搭股”。
    朝廷此举，引发两省立宪士绅的极大不满，随后掀起一场坚拒借款、铁路商办的运动。在这场运动当中，立宪士绅们似乎是第一次意识到“议会立宪”与维护自身权益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他们在《时报》上刊文，说此次事件背后，“非仅铁路问题，乃民权问题”，倡议“合二十二省开国会，以争还我民权”；《申报》上也刊有大量立宪士绅的文章，尤其有文章一语道破机关——“今日应急设议院，然后可保路矿”，《申报》自家的社论说得更明白：假如国会成立，监督政府，之前那种借款便不会发生，更不会出现这种绅商利益被朝廷予取予夺的现象，所以，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则——“非国会不得其当，代表国民之意见而以全力撼政府，亦非国会不得其当。”
    袁世凯个人意见即可决定铁路修筑权的归属，尤其让士绅们愤怒。《时报》因此竭力呼吁速速设立议院，“以戢官场之专横”，期望以议院来压制官僚们的专制决断；在一篇名为《论今日不能不开国会》的文章里，《时报》说道：“今日我政府实无一事而不腐败，纵我国民不惮烦日日而争之，事事而争之，其所补救者亦仅矣”，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则非召开国会不可。报纸甚至以扬言的态度号召民众，假如政府不立宪，不开国会，不给民众以代表权，则民众应该组织起来抗拒纳税——“至再至三，继续进行，强矫不变，如万不得已，则以不纳租税为最后对待之手段”。
    江、浙士绅们在这场保护苏杭甬铁路修筑权的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宪政、民主素质相当之高。单就其提出的——“欲收对外争权利之效，请先从事于对内争权利可也。……对外争权利者，治标之法也；对内争权利者，治本之法也”——这一条，就已足以让后人汗颜。朝廷虽然早已宣布预备立宪，但士绅们立宪维权的意识越高，朝廷却越是忌讳；加以此次运动江浙学生非常活跃，北京 9所“大学堂”的学生也积极声援，联名要求拒债筑路。朝廷自觉尊严受到了挑战，利益受到了伤害，遂有上述禁止绅商和学生“干预国家政治”的谕旨的颁布。
    如此倒行逆施，引致舆论一片谴责之声。《申报》刊文《论政府欺罔朝廷》，文章讽刺道：朝廷已经宣布预备立宪，政府非但不诱掖引导人民皆有政治思想，反而不准民众干预政治；这岂非欲实行专制？若政府真想要搞专制，何妨明说，又“何必用其专制之手段，以肮脏此立宪之美名也哉！”另一《政论》杂志亦明目张胆地刊文《今日中国之学生宜与闻政治之事也》，赤裸裸地与朝廷谕旨唱反调；文章说，学生在全国民众当中，相当于一种“先觉者之地位”，政府若要立宪，必须让学生参与政治，没有学生的参与，立宪不可能成功；如今政府之所以不准学生参与政治，不过是“以便政府之私图”罢了。

反改革案例二：颁布《大清报律》，压制一切不利于朝廷的言论

    报纸刊物声援绅商和学生和批评朝廷的坚决态度，终于也招来了朝廷的打压。
    1908年初，朝廷颁布《大清报律》。《报律》共45款，其主要规定大致有：报刊创办前须向有关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并交纳保证金；每期出版前须送交地方行政机关或警察机关审查；禁止刊载“诋毁宫庭”、“淆乱政体”、“扰乱公安”的言论，违者“永远禁止发行”；禁止刊载“未经官报、阁钞发布的谕旨章奏”，违者处两年以下徒刑及二百元以下罚款；国外出版的报刊，违反上述规定者禁止入境，出海关没收后入官销毁。（45款全文可点击阅读：《大清报律》）
    上述规定当中，最核心之处，是对报纸内容实行事先检查制度。这一事先检查制度的具体规定是：“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倘若此款法律被严格执行，则意味着报纸上再无可能出现任何针对朝廷的批评之声。
    事实上，朝廷意图控制舆论的努力早已有之。1906年由巡警部颁布的《报章应守规则》九条，实际上就是九条控制舆论的禁令，头两条尤为赤裸裸：“一、不得诋毁宫廷。二、不得妄议朝政。”——《规则》出台前一个月，朝廷刚刚宣布要“预备立宪”，许诺要将一切政务“公诸舆论”。
    《规则》很自然地引发了媒体的愤慨。朝廷对外宣称《规则》系参照日本报律而制定，政治立场倾向于立宪的《申报》，则参照日本报律，对九条禁令逐一驳斥，以揭破朝廷虚伪之真面目。尤其于头两条驳斥最为用力。《申报》说，所谓“不得诋毁宫廷”，已经违背了立宪精神，因为中国宫廷事务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譬如“皇室经费，既与政务相混，内官制度又与政体相睽”，这些事情，报纸当然有责任记载和评议，若因此而治报纸“诋毁宫廷”之罪，显然已经违背了“预备立宪之原理”。对于“不得妄议朝政”，《申报》说，监督政府、促进政治改良，是报纸天然的职责，“报馆岂政府之臣属，而可以禁之不议政耶！”政治立场倾向于革命的杂志《汉帜》，自然更不会放过这种批判清廷的大好机会——
    “七月十三日满廷颁布立宪之伪诏下，未几即有巡警部取缔报馆之规则，如不得诽谤宫廷，妄议朝政。是夺全国人发言权，而有过于始皇偶语之禁也……出版、言论、集会三大自由者，万国宪法中，共同遵守之通例也。而报馆则具有出版、言论两部性质，各国文明程度之高低，皆以报馆之敢言观之……满廷方议宪法，即犯三大自由之二，是各国以报馆监督政府，中国反以政府监督报馆。各国因专制而立宪，中国反因立宪而专制也。”
    1908年的《大清报律》，不但重复了当年的《规则》，而且增添了事先检查制度，对舆论的控制更为严厉。通篇《报律》，只讲言论控制，丝毫不提言论保护。《报律》尚未出台，媒体已得知其主要内容，《公论新报》即刊文批评：“吾国政府未尝自束于法律之中，而仅仅苛责于吾民一方面”；《大公报》也悲观地预料道：“（报律一旦推行）报界言论自由之灵魂将飞散于云霄之外……湛精烂漫之舆论，更刍狗之不若也”；《申报》则激烈批判道：“（报律颁布之后）则吾国真为无舆论之国”。
    朝廷对报界的反抗置若罔闻，反在1908年 3月颁布的《报律》中增加了不少限制舆论自由的条款。结果，引发了整个报界的抵制。《江汉日报》刊发时评《呜呼立宪——对于新定报律之感言》，痛骂制定此律者的“衮衮诸公”——“不啻宪政之罪人，国民之公敌也”；
    《神州日报》发表社论《监谤政策之争议》，称朝廷这一法律的出台，其目的在于——“欲以极严酷之手段，虏使人民，以钳制舆论，将使舆论一线方萌之生理，因而摧残消歇。然后政府之言语行动，可以狂猖自恣，为所欲为，不复有人承议其后，自以为是而后快其私心”。
    朝廷的一意孤行最终促成了报界的联合抵制。最坚决的可谓北京报界，其联合宣言书戳破了朝廷自谓《报律》袭自日本的谎言，明白昭告世人，日本报律决无“内容事前检查”的规定。宣言书扬言：如果朝廷固执己见，必要执行“内容事前检查”，则北京报界将采取一致行动，同时停版，并将呼吁全国报界与政府进行交涉或将所有报馆的发行所移到租界，全体挂上洋旗，以示坚决抵抗。

反改革案例三：出台《结社集会律》，打压开国会请愿运动

    与舆论领域朝廷的压制和报界的抗争大约同步，朝野士绅在1908年前后已经比较充分地联合了起来，成立了许多以研究宪政、呼吁宪政、开启民众宪政智识为宗旨的社团组织，譬如政闻社、宪政讲习会、预备立宪公会、国会期成会……等等，并掀起了一场请求开设国会的大请愿运动。
    运动由宪政讲习会发端。1907年 9月，由宪政讲习会会长熊范舆等人领衔，向清廷呈递了全国第一份要求从速召开国会的请愿书。请愿书中说：中国之所以长期解决不了“外忧”，是因为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内患”。这个“内患”，就是中国数千年传承下来的专制政体，“人民无参政之权，国家对于人民，既以干预政务为越权，人民对于国家，亦以不闻国事为本分。是故政府孤立于上，人民漠视于下”，这样的整体，以前用来镇压国内是绰绰有余的，但要用来抵御外辱，就远远不足了。因此，“民选议院不立”，不但内患化解不了，外忧也同样无法消除。
    请愿书还说，国会一定要速速召开。因为只有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及早成立”，然后制定各种民法、刑法，实现司法的“完全独立”，使议院真正成为政府的监督机关，监督一切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与执行，如此，“一人失职，弹劾之书立上，一事失道，质问之声即起”，才可以保证“官无尸位，责有专归”；才能够防止“横征暴敛”和“官吏肥私中饱”；如此，底层民众的怨言，也就可以销声匿迹，“内患”已除，外忧自然不再是问题。
    末了，请愿书还驳斥了当日流行的民智未开，不应急于开设议院等谬论。请愿书说道：民众的议会民主知识，有些是“自然发达”，有些则是“助长而使之增高”——“东西各立宪国，惟英吉利之国会，由人民程度之自然发达而来，除此以外，无论何国其初开国会时，人民之程度皆非即如今日之优，特因有国会以助长之，乃得至于今日耳”——开设国会，恰恰正是提高中国民众民智的重要途径。
    这份请愿书的期望是：朝廷“发布选举制度，确定召集期间，于一二年内即行开设民选议院”。
    以此为开端，朝野士绅依托各种宪政社团组织，在1908年掀起了一场请求朝廷开设国会的请愿高潮。迨至1908年 3月，在这些宪政社团的推动下，河南、广东、江苏、安徽、直隶、奉天、吉林、山东、山西、浙江等省都先后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赴京上书请愿。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一般都有数千人之多，河南为4000余人，安徽有5000多人，江苏达 13000多人，最多的是山西，共 20000余人。江西、福建、贵州等省未及选派代表赴京，但都开展了请愿签名活动。报刊舆论请开国会之声亦连绵不绝，北京八旗士民亦有1500多人签名上书请开国会。朝廷大吏重臣，如黑龙江巡抚程德全、两江总督端方、河南巡抚林绍年，驻外使臣孙宝琦、胡惟德、李家驹等也都先后上折或电奏朝廷请求尽快开设国会。
    面对如此汹涌的民意，朝廷做出了最错误的选择。在德国考察宪政的大臣于式枚上奏要求朝廷“遇事弹压”，正中朝廷下怀。稍后，法部主事、政闻社成员陈景仁得知于式枚有如此奏折，遂独自电奏朝廷，提议三年内召集国会，并呼吁将于式枚革职。1908年 7月，朝廷公然将陈景仁革职，又将其所在的政闻社查禁封闭，并查封了与政闻社骨干梁启超等有联系的《江汉日报》。
    除了赤裸裸的暴力镇压之外，朝廷还寄望于通过立法根绝请愿运动。1908年 3月，朝廷颁布了一份《集会结社律》，该律规定，一切“宗旨不正，违犯规则，滋生事端，防害风俗”的社团组织，均在取缔之列。这一条文的伸缩性如此巨大，意味着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取缔任何自己想要取缔的社团组织。朝廷有意颁布这样一份限制民众集会、结社自由的法律，始于1907年12月的一份谕旨，该谕旨要求相关部门“将关于政事结社条规，斟酌中外，妥拟限制，迅速奏请颁行”——“限制”二字，将制律的目的说得非常直白。
但该谕旨遭到了部分体制内改革派的抵制。1908年初，宪政编查馆和民政部会奏《结社集会律》，很婉转地否定了这份谕旨，奏折说：结社集会种类很多，“除秘密结社潜谋不法者应行严禁外”，其他如以讨论宪政，研究事理、合群聚策为主旨的社团，对社会没有任何危害，法律没有理由禁止它们。奏折还说，西方这样性质的社团非常之多，非常发达。
    这些体制内开明派的呼声显然没有打动朝廷的最高决策者，最终出台的《集会结社律》，没有任何对结社、集会自由的保护条款，通篇都是镇压之词。朝廷自以为，此律出台之后，那些宪政社团均将战战兢兢而迅速解散，请开国会的请愿运动也将迅速落潮。但自由从来都是压制不住的，至清廷灭亡之日，全国大大小小的公开半公开和秘密的社团，已有数万之众。

反改革案例四：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君主专制反较改革之前更盛

    “剿抚并用”，是传统帝国惯用的政治手段，清廷在1908年也不例外。在上述一系列针对民意的的严厉镇压之外，1908年 8月，朝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希望以此安抚民意，缓和压力。
    但也恰恰是这份《钦定宪法大纲》，彻底暴露了清廷心目中的“立宪”是个什么样子。《大纲》全文不长，照录于此：
    钦定宪法大纲( 1908年 )
    君上大权
    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一、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一、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
    一、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员，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
    一、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
    一、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
    一、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
    一、宣告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一、爵赏及思赦之权。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专。
    一、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为准，免涉分歧。
    一、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一、在议院闲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
    一、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
    一、皇室大典，应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

附：臣民权利义务( 其细目当于宪法起草时酌定 )

    一、臣民中有舍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
    一、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一、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
    一、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
    一、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
    一、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
    一、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一、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
    一、臣民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大纲》全文完）

    整个《大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君上大权”，此部分通篇均是“议院不得干预”、“不付议院议决”、“皆非议院所得干预”，皇权甚至于比立宪之前还要强大，立宪之本意是限制皇权，如此搞法，这算什么狗屁立宪？第二部分是臣民的权利义务，其中第二条貌似给予了民众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的自由，但其前缀是“于法律范围以内”，而那些法律是什么样子，前文已经有详细叙述——民众有言论自由，但禁止学生、绅商“干预国家政治”；
    民众有著作、出版的自由，但《大清保律》有“内容事先检查制度”；民众有“集会、结社的自由”的自由，但《集会结社律》可以取缔任何让朝廷不爽的社团和集会——越改越专制，这才是改革的真相。

结束语

    关键词：改良  辛亥  革命  立宪  议会  国会  自由
    晚清最后十年的宪政改革，终于在1908年明目张胆地登上了专制的马车，一路绝尘而去，清廷也将因此在三年之后灰飞烟灭。此种转折，《神州日报》早在1907年即已有充分之预测：
    “自去年宣布立宪后，而各种之风潮，非常之惨剧，皆相随而至，不特为立宪诸国所未闻，抑亦为开明专制国所未有。由是观之，政府之于专制也，乃取其实而不欲居其名，于立宪也，则取其名而惟恐蹈其实……吾以今日现象卜之，过此而往，政府之政策必不外二方面：于一方面也，必日益言销融满汉，必日益言改良庶政，必日益言宣布宪法，必日益言予民自由；于一方面也，必日益派侦探，必日益捕党人，必日益钤制学界，必日益添募陆军。而所谓立宪云立宪云者，则亦言之愈殷，去之愈远，而国民之对于此立宪也，则亦如镜之花，如水之月，可望而不可即。……念前途之茫茫，真不觉仰天而大恸也！”（《论国民之前途与救国之责任》，载《神州日报》1907年 9月 1日）
    1908年11月，慈禧去世，临终前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据恽毓鼎《澄斋日记》）
    改革在这一年，死了。
作者: showcraft    时间: 2011-8-27 15:45

mark
转个天涯的回复：
与腾讯一贯的低水准相比，转型中国这一系列专题实在过于犀利……主编很有勇气，以史论今的调调实在太过明显，每一期都直指当代中国的种种沉疴顽疾，看完不觉惊叹，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历史仍在无情的重复着……
作者: showcraft    时间: 2011-8-27 16:30

个人推测，主编或主笔中至少有杨早。
网上搜的八卦如下，如果按他推测，那么主编应该是龚晓跃了。
晨报特刊的借尸还魂？—— 腾讯历史频道独家策划。PS:《南方周末》的反击也开始了【
转】2010-11-17 16:46     

来自：蔡思明 http://blog.renren.com/blog/286120063/500038239


近日，腾讯新闻的历史频道，开始发表名为《转型中国1864-1949》的系列特别策划，登载
速度为每周一期。目前已刊出六期，分别为：

《转型中国1864年：天国亡于内部意识/形态斗争》

《转型中国1865年：满族本位前提下的改革没希望》

《转型中国1866年：观念转型须等爸爸死掉》

《转型中国1867年：举国知识分子担心学算术会亡国》

《转型中国1868年：社会保障缺失之地必有江湖》

《转型中国1869年：朝廷死要面子，神马都是浮云》

第六期链接在此：

http://news.qq.com/zt2010/zxzg/1869.htm


      这一系列文章，内容各种不和谐先不谈。其形式本身就让人不由得想起之前潇湘/晨
报的《辛亥革命100年特刊》。该特刊从今年年初便开始策划，计划从10月25日开始每周出
版，一直出到明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共50多期。

      不过由于其影射现实的内容，以及惊世骇俗的标题（《天/朝垮台前，利益/集团已
经丢尽了它的脸》)，特刊出版到第二期即遭腰斩，负责策划的副总编龚某某也被调职。


      我还记得，晨报特刊的卷首语中有这么一段：

     “中华民族错过了很多机会，中华民族还有很多机会。这就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意
义……亲爱的读者，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用一年的时间，安安静静地读书，琢磨这从
三峡中千转百回、喷薄而出的历史，以及历史抵达蓝色海洋的路径。时光飞逝，这艰难曲
折却奔流不息的走势，仍然在我们心中跳动。“

     而腾讯特别策划的导语是这样写的：

    “辛亥百年，腾讯历史频道推出《转型中国1864-1949》系列原创策划，我们希望尝试
着去追寻这样一个命题：“辛亥年，她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并希望此策划，能够成
为解读另一命题——“现代中国，她从何处来，向何处”——的一个注脚。策划以年份为
单位，逐一梳理近代史关键命题。敬请关注。“

      暧昧啊暧昧。腾讯新闻也开始不怕死了。其实我还是怀疑，晨报集团把发不了的积
压稿件转手卖给腾讯了。。。



      另外，15日的《南方周末》发表文章：《“任仲平”为改革而生，“郑青原”因何
而生？》，矛头直指人民日报。两个冤家又掐起来了，吾人可是一直在等这么一天啊。

文章链接：

http://news.qq.com/a/20101115/000571.htm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31 09:27

1909年：清廷首次全国民主选举

年度事件：清廷首次全国民主选举

    1909年10月14日，除新疆之外，全国21个行省，均成立了一个名叫“谘议局”的新机构。按照朝廷的解释，这个机构的性质和作用，是在正式议会尚未成立之前，作为人民练习议政的场所，也就是说，各省“咨议局”，相当于各省的“临时议会”。“临时议会”的议员由选举产生——此次选举，不管背后藏有多少猫腻，毕竟是帝制中国数千年以来，首次全国范围的民主选举。
   
顶层设计：成立咨议局是朝廷“预备立宪”的重要环节

    咨议局的诞生，是朝廷“预备立宪”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1908年夏天，朝廷连续颁发了《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等一系列文件。根据这些文件，“预备立宪”进程的具体设计如下：
    第一年( 光绪三十四年，1908 )：筹办咨议局( 各省督抚办 )，颁布城镇地方自治章程，编辑国民必读课本；
    第二年( 宣统元年 )，举行咨议局选举，各省一律开办咨议局 ( 各省督抚办 )，颁布资政院章程，筹备城镇地方自治，颁布国民必读课本；
    第三年，召集资政院议员，举行开院以及推广厅州县简易识字学塾；
    第四年，创设乡镇简易识字学塾；
    第五年，推广乡镇简易识字学塾；
    第六年，城镇乡地方自治一律成立；
    第七年，民众识字义者须达到百分之一；
    第八年，民众识字义者须达到五十分之一；
    第九年，宣布宪法，颁布议院法，颁布上下议院议员选举法，举行上下议院议员选举，民众识字义者须达到二十分之一。
    这一进程设计的核心理念，是目前民众政治参与能力还太低，即“民智未开”。所以必须有一个开启民智、训练民众参政议政能力的过程。进程设计当中，“国民必读课本”是为了启发民众的民主、民权意识；推广简易识字学塾，是为了改变绝大多数民众无法参与民主议政的劣境；“咨议院”，则是一个供民众练习民主议政的场所，“即议院之先声”。
   
选民资格：5000元资本以下者无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启动一场选举的首要之务，即确定哪些人具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哪些人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1909年咨议局议员选举的选民资格法律规范，依据的是上年制定的《咨议局章程》。按照章程规定，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拥有选举咨议局议员的权利，即可以成为选民：
    1、 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
    2、 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与中学堂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的有文凭者；
    3、 有举贡生元以上之出身者；
    4、 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
    5、 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
    6、 非本省籍男子年满25岁，寄居在本省满l0年以上，在寄居地方有一万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
    咨议局议员的候选人，必须是具备上述条件之一且年满30岁的男性。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则不得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 品行悖谬，营私武断者( 指宗旨歧邪，于犯名教及讼棍土豪而言 )；
    2、 曾处监禁以上刑罚者；营业不正当；
    3、 失财产上之信用，被人控实，尚未清结者；
    4、 吸食鸦片者；有心疾者( 指有疯狂痴呆等疾，精神已异常人者 )；
    5、 身家不清白者( 指娼优隶卒等贱业之人 )；
    6、 不识文义者。
    按照这一章程，女性及无社会地位的穷人是没有选举与被选举资格的。这诚然是巨大的缺陷。但考虑到时代背景——即便是在西方，女性与穷人的选举与被选举权，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斗争，才争取来的——自也不应过分苛求照搬日本选举章程的清廷。
    但“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这条红线，毕竟将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剥夺掉了。这种剥夺，既受到了西方当日民权政治在财产上的种种限制的影响，也与朝廷刻意重造“绅阶层”为统治基础的用意有关——维系传统帝制中国稳定的，是“绅心”而不是“民心”。朝廷对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条件的种种规定，处处透漏着对“绅”的照顾和拉拢——“需办理学务三年以上者”，照顾的是“学绅”；“办理其他公益事务三年以上，有举贡生员以上出身或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者”，照顾的是“士绅”；“在本地方有五千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照顾的是“商绅”；“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与中学堂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的有文凭者”，照顾的是“新知识分子”……
    综而言之，朝廷虽然在九年预备立宪的进程设计中，多次提及“民众”，但这份《咨议局章程》，却很显然，仅仅旨在重塑“朝廷”与“绅”的亲密关系。这也正是晚清立宪运动最致命的所在——按照宪政理念，朝廷应该放弃以“绅阶层”为统治基础，转而以全体国民为统治基础；“咨议局”选举旨在锻炼国民参政议政的能力，具体操作过程中却又被强大的历史惯性拖着走，妄图重塑“绅阶层”为统治基础。最后，其言与其行背道而驰。

选民比例：平均不到总人口的0.4%

    章程出来之后，各省陆续开始做选民资格调查。调查的结果，各省选民与各省人口之间的比例，如下图所示，可谓相当之低：
    省别  人口总数  选民总数  百分比（%）
    直隶   25932133   162585    0.63
    奉天   12133303    52679    0.43
    吉林    5580030    15362    0.28
    黑龙江  2028776     4652    0.23
    江苏   32282781   162472    0.50
    安徽   16229052    77902    0.48
    江西   23987317    62681    0.26
    浙江   21440151    90275    0.42
    福建   15849296    50034    0.32
    湖北   25590308   113233    0.44
    湖南   27390230   100487    0.37
    山东   30987853   119549    0.39
    河南   35900038   151385    0.42
    山西   12269386    53669    0.44
    陕西   10271096    29055    0.28
    甘肃    4989907     9249    0.19
    四川   48129596   191500    0.40
    广东   28010564   141558    0.51
    广西    8746747    40284    0.46
    云南    9466695       —      —
    贵州    9665227    42526    0.44
    平均百分比                  0.39
    各省选民与人口比例（引自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
    表中数据显示，这场中国首次全国范围内的民主选举，每1000人中只有 4人拥有投票资格。这种超低比例，显然不足以打造一个民主社会——这0.4%的选民，充其量只足以重建一个帝制中国的统治基础——“绅阶层”。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低的选民比例，5000元资产的红线，是关键的因素。

投票选举：普通选民反应平淡，无选举权的民众漠不关心

    本次选举，采用的是复选方式。其操作模式是：先由选民选出若干候选人，再由候选人互选而产生定额议员。复式选举的具体情形，以及为什么不搞直接选举，当年的《申报》曾公开刊文解释：
“一省的百姓不知有几千万，咨议局只有一处，不能个个来议事。不得不定一额数，名目曰议员，是百姓公举，非官府私派。列位有选举他人的特权，心中有一着实可靠，平日所信得过的，不妨写将出来。他日开票后，得数最多之人，果为我所选举的，这不是快活的事么?
    “但在下有一句话要告诉明白列位：所举的并非咨议局议员，却仍是选举议员的选举人。外国有一种选举法为复选，又名间接选举，又名两段选举。先叫普通选举人选出若干名，再由被选的若干人选出议员，这又什么缘故? 大约初行选举的时候，国民办识力很弱，尽有选出不正当之人滥竽充数，于是用两段选举法，就是说第一次被选的资格稍高，叫他选举议员，自不致茫无头绪。然现今东西各国，除瑞典、丹麦还有几个小国外没有用间接选举的。因全国的百姓对于选举这件事已如布帛菽粟一般，没有不慎重的，即没有选出不正当之人的。
    “中国咨议局既采取外国制度，用选举法举出议员，为什么要从复选呢？据政府的意见说人民程度不到。这句话亦早已听习惯了。倘程度不到，骤然行直接选举，人家说有两种弊病：一则受人运动；一则选举不当。这两句话列位相信不相信呢? 依在下想起来，如第一说列位是断不犯的。古人说得好：君子自重。列位要做君子，哪有受人运动的道理。况被选的人为公众尽义务。自己毫无权利。这运动二字岂不白费工夫么? 如第二说，中国教育未普及，智识缺乏，固无须为列位隐瞒。即在下自问也怕有这种缺点，然事前能预备预备，放开眼光，仔细的认了一回。那一位有才识的，那一位有学问的，提起笔来直写下去，断不致惹出许多笑话。故在下又有一句话，请列位注意到了：初选那一天，虽非直选议员，却不可推着有事，自甘放弃。更不可张三、李四随便写写，果是有才识有学问的，虽然是我的仇家也不妨举他；若并无才识学问的，无论至亲好友是万不能写上的。列位啊，果能选举得人，那程度不到的冤枉话可洗涤净尽了。挨到宣统四年，咨议局更换议员时，政府或迳许国民直接选举亦未可知。若朦朦胧胧，看做无关紧要的事，将来选出的选举人仍是寻常人物，或系旧日媚官欺民的董事。恐程度不到的话，列位已自己供实。在下即生有百舌，还能替列位辩护么? 再有一说，经书上讲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可见世界上的好人能够引出好人。列位所举的选举人假使才识学问一点也没有，要叫他举好好的人来做咨议局议员，这如何办得到呢? 一省的重大担子不得好好的议员挑起来。列位想想将来所议的事件断不会体贴人情的。把这种议员所议的施行出来，种种苦痛仍是百姓受着。列位到此地位，只怕哑子吃黄连，有口没出说呢。列位要晓得，国是人人有份的。一省的政治人人该望他进步的，快快提起脑儿，想一个才学两全的人，写在票纸上，他日的好处真说不尽呢。”（《敬告咨议局初选选举人》( 续 )，载《申报》，宣统元年二月初四日，第三张第二版）
    《申报》上的这篇文章，在宣传、动员选民参加咨议局议员选举方面，可以说是苦口婆心不遗余力。当日类似的宣传动员，亦数不胜数。但最终选举的投票结果却很一般。如广东省广州府，该府选民共1600余人，真正投了票的仅得 399人。该府各属计设85个投票所，其中仅有一所得十六票，算是得票最多的，其他三票五票不等，有60处竞各仅一票。据外媒报道，“福州初选举，投票之日，城市各区到者仅十分之四，乡村各区，则十分不及一二，概皆自弃选举权也。”甚至出现了在选票上大书天津著名歌妓杨翠喜和长沙名妓周宝钗名字的闹剧，此亦可见选民对自己手中的选票并无神圣之感。投票率较高的地区，莫过于江苏与浙江，如苏州府震泽县，第一次选举投票率达到了 60.1%，第二次选举亦有 32.7%的投票率——这与二省风气开化较早有很大关系，内地各省的投票率，则不可同日而语。总体来说，选民的反应是平淡的，甚至可以说趋于冷淡。
    选民如此，众多没有选民资格的民众，自然更是冷漠。据《民呼日报》1909年 6月的一篇报道，“四月十五日乃浙江初选举投票之期，……乃省垣全市不见一片国旗，往来者虽熙熙攘攘，未闻有一人论及选举投票之事者”，甚至于连各新式学堂的学生也不关系此次选举——“（学生）除有职事之数员外，余皆结伴出城，或游西湖，或游拱宸桥，亦无暇问选举事”。
    兴高采烈者也有之。譬如江苏省初选投票期间，有人在《申报》上刊文：“今日何日？为苏省咨议局议员初选举投票之第一日，为我国人民渐次参政之第一日，为我全国一部分人民公然参政之第一日。咨议设局，民权始伸，而我四府一直隶州三十五厅州县之苏属人民首先参政，首先享福，首先投票，首先开省咨议局实行初选之幕。记者不敏，敬为我中国人民贺，敬为我江苏全省人民贺，尤敬为我江苏之苏属人民贺。”

结束语

    关键词：改良  辛亥  革命  立宪
    咨议局1909年的各省咨议院议员选举是不是一场民主选举？在立宪派士绅的角度，显然是。而在朝廷的角度，显然不是——宪政编查馆是清廷实施政改的专门机构，《咨议局章程》就是该馆的成果。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宪政编查馆如此解释咨议局的身份和作用：
    “谘议局之设，为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之枢纽，必使下足以裒集一省之舆论，而上仍无妨于国家统一之大权。此其要义一也。夫议院乃民权所在，然其所谓民权者，不过言之权而非行之权也。议政之权虽在议院，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即如外国监督政府之说，民权似极强矣，而议院攻击政府但有言辞，并无实力，但有政府自行求退议院，并不能驱之使行。普鲁士、日本宪法且明载进退宰相、任免文武官之权在于其君。此足见民权之是言非行矣。况谘议局仅为一省言论之汇归，尚非中央议院之比，则其言与行之界限，尤须确切订明，不容稍有逾越，此其要义二也。……”
    按朝廷的理解，所谓“民权”，不过是允许部分“民众”针对朝政发牢骚而已，至于朝政做什么，怎么做，仍然要“中央集权”，仍然必须是朝廷说了算。在朝廷眼里，“议院”，与帝制时代的“御史台”没什么区别；“议员”，与帝制时代的“御史”也没什么区别。所以，咨议局可以代表“民意”，但必须代表朝廷能够控制的“民意”；所以，才会有“五千元资本”的选民资格红线，才会有选民比例不足人口总数的0.4%。
    朝廷希望维系帝制专权，不想改变政体，所以宪政编查馆的奏折里屡屡拿“普鲁士、日本宪法”作例证；各省咨议局精英们所希望的，却是实实在在的虚君立宪，譬如，山西咨议局议长梁善济在本省咨议局开幕词中，“对英国的议会政治大大称道了一番”（《北华捷报》）——朝廷的“预备立宪”和立宪派的“宪政改良”完全是两码事，所以改革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立宪派终究要与革命党汇流，革命，或许不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但却是晚清唯一的选择。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9-5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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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清廷四拒“速开国会请愿”丧尽民心

年度事件：清廷四拒“速开国会请愿”丧尽民心

  尽管朝廷一再宣示、重申咨议局的性质“仅为一省言论之汇归”，既不是监督机关，更不是权力机关。但在咨议局议员们看来，咨议局理所当然就是一个与朝廷之专制战斗的合法舞台。所以，就有了1910年以咨议局为中心，由立宪派领导，所掀起的四次要求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这四次请愿，是一场被后世所忽略的伟大启蒙运动——如果说在请愿运动之前，朝廷的托辞——所谓“民智未开”、尚不能立即召开国会实施宪政——还有几分道理的话；那么，历时整整一年有余，全国二十余省参与，签名人数多达数百万的请开国会运动之后，再谈什么“民智未开”，其居心，就只能说是在存心搞反改革了。
  
第一次请愿：只要朝廷开国会还权于民，民众愿替朝廷还债

  第一次要求召开国会的请愿上书运动，发生在1910年 1月，其酝酿期，则可以追溯到1909年10月。运动的引爆点有两个，一是1909年 9月，朝廷与日本签订新约损害国家利益；二是海牙和平会议上传出列强在密议统监中国财政的消息。亡国危机随之带动起了士绅们的救国热情，救国的方式，则是速速立宪——用此次请愿的发起人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的话说，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舰不如人，要想“使列强稍稍有所顾忌”，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速开国会及组织责任内阁”。
  按照张謇、雷奋等江苏咨议局立宪士绅的设计，请愿运动有官、绅两条线路。一路由江苏巡抚瑞澂出面，联络各省督抚集体联名上奏；另一路由张謇出面，联络各省咨议局，以联名请愿的方式，向朝廷施压。两路并进，倒逼朝廷放弃“九年预备立宪”，提前召开国会。
  张謇等人分赴各省游说、运动，效果极好。湖南绅、商各界推举出来的请愿代表团准备于1909年12月 8日启程前往上海，与各地代表汇合。长沙修业学校教员徐特立得知消息，当日在学校演说，称须早开国会，否则不足以挽救危亡，说到激动处，血脉贲张，“乃觅刃自断左手小指，濡血写‘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12月27日，抵达上海汇合的16省咨议局代表共51人召开了代表大会（另有陕西、四川等五省代表因路途遥远未能及时抵达），做出了进京请愿的决定，并确定了进京的具体代表人选；30日，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请愿目标：要求朝廷在一年之内，召开国会。
  各省咨议局在上海召开代表会议期间，民间也正在兴起一场以筹还国债，防止列强监督中国财政为目的的爱国运动。运动由天津商务总会发起，该会有一种意见：海牙和平会议之所以要求接管中国财政，正是因为朝廷欠下了巨量的国债，国债已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热心志士虽然奔走呼号，“拟请政府速开国会，清厘财政，以保主权”，但国债一日不能还清，“种种设思”恐怕都难以实施。若我国民能帮助朝廷筹还国债，则不但能够立刻开设国会，而且列强也将再无理由干涉中国内政，亡国危机立解。（据《筹还国债会缘起并简章草案》）
  按照天津商务总会起草的《筹还国债会缘起并简章草案》，此次运动筹还国债的总数，以《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两次赔款额为限；各省民众所分摊数目，以朝廷此前摊派给各省的数目为准；计划在 3年内筹款替朝廷还清；具体方式，贫民认捐与否全凭自愿，富民则必须认摊平均数目。
  上述倡议得到了各省商会和绅民的热烈响应，各地“筹还国债会”、“国公债会”相继成立，“国民捐”（筹还国债）、“海军捐”（募集海军军费）活动迅速升温。据《大公报》1910年 7月27日的一篇对运动的总结性报道，不但“绅商士夫”积极踊跃，“耕夫织妇”、“佣工婶仆”、“儿童孺子”也受到感染纷纷解囊，“即下而至于娟优走卒，贫而至于乞丐舆夫，凶而至于书吏丁役，亦莫不出其血汗所得，争相解囊，以筹还国债。一时民情之踊跃，民气之发舒，实为从古所未有”（《概筹还国债之结果》）出于激励民气的目的，报道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毕竟最后这些钱是需要实打实拿出来替朝廷还债的，自然也不会夸张得离事实太远。
  但国民的踊跃是有条件的。《时报》1909年12月18日刊发文章，将这个条件说得很明白：“惟政府必予人民以确实之担保，始可出其财产以供国用。故决定先行拟定办法，筹集巨款，储待国会之开。如政府必不允许，则断不欲以国民有限之脂膏，供政府无端之挥霍也”——朝廷必须迅速召开国会，给国民一个监督政府的合法、有效的平台，如此，国民才会放心地拿出钱来替朝廷去偿还债务；否则，这些钱，绝对不会交给朝廷。
  朝廷方面急于偿还外债，度支部尚书载泽曾建议摄政王载沣因势利导，“俯从民望，缩短国会年限”，再定期召集士绅，统筹各省民众对国债的“分认之数”，如此可以迅速解决财政危机，载沣的意见是“甚嘉之”。但各省咨议局请愿代表却不愿意与国民筹还国债运动联合，理由是列强欺凌中国的根源是中国没有立宪，光偿还外债不解决问题——这理由其实很牵强，如果双方联合，朝廷有利可图，是极可能做出让步，缩短预备立宪年限的。请愿代表之所以不愿意合作，应与请愿运动发起人张謇的个人政治立场有关——张氏虽然主张立宪，但极不愿意过分刺激和逼迫朝廷，更不要说与民众运动合作了。这种立场，直接导致张氏在之后的请愿运动中越来越边缘，终致完全脱离。
  1910年 1月16日，各省咨议局请愿代表一起前往都察院，呈递了联名的请愿书。请愿书中，罗列了三大理由，要求朝廷迅速召开国会。其一，依靠旧的政治机构实行新的宪政绝对行不通，必须靠国会来监督政府，国家财政困难，需增加民众负担才能缓解，但民众必须拥有“公举代表与闻政治之权”，才会愿意拿出钱来给朝廷；其二，朝廷此前搞外交，长期采取秘密政策，动辄割地，动辄借款，民众事后得知，无不怨恨已极，若不开国会，再等 9年，再搞 9年秘密外交，民众的愤怒之火必然会烧入朝堂；其三，没有国会，民众会把怨愤记在皇室的头上，如此皇室会非常危险，有了国会，一切责任就都归于责任内阁。请愿书还说，以民众政治智力程度不够而拒绝开设国会，是在冤枉民众。咨议局的成功，已足以证明，民众的素质，已足以开设国会。
  与请愿活动相呼应，代表们抵京之后，各省巡抚如孙宝琦、程德全、陈昭常、袁树勋等，以及出使各国大臣也陆续致电朝廷，要求顺应舆论，速开国会。顺天府府丞甚至警告朝廷：这些代表都是地方上有影响力的绅士，是国家的中等社会支柱，绝不能让这些人对朝廷失望——“欧洲政变多起于中等社会，史迹具在，可为寒心”。
  但在几个军机大臣看来，请愿代表所代表的，只是他们自己的欲望，只是“为求增其势力起见，并非出自民意”。最后，朝廷上谕的意见仍然是：国民智识程度不够，骤开议院会导致社会混乱，“宪政必立，议院必开”，但必须“俟将来九年预备业已完全，国民教育普及”。第一次请愿运动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请愿：若不开国会，绝不承认纳税义务

  第一次请愿运动失败之后，代表们心有不甘，不愿就此离京，打算再次发起新的请愿。代表孙洪伊还提出，既然朝廷不愿意迅速召开国会，那么各省的国债会也应该立即停止；朝廷何时答应速开国会，何时再启动替朝廷还债的活动——江苏一个自称“獭水氏”的公民见国会不开，遂将自己认捐的国债 100元改寄给了请愿代表。
为了将请愿继续下去，1910年 2月 6日，在京请愿代表开会决议了几件重要事项。一是决定在农历二月底再次上书请愿；二是部分代表留京坚守，部分代表出京，带上血书，回省或到别省去组织发动民众起来请愿，各省再选出部分代表来京，同时筹措请愿经费；三是将之前组织的“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该作“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力图给予朝廷更大的压力，要派出代表去各省联络，建立起各级分会组织；四是组织报馆，出版报纸，为请愿运动增加舆论影响力。
  次日，上述决定被电告给各省立宪团体，并以“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总部的名义，驳斥朝廷拒绝速开国会的上谕为无理，同时又非常理性地号召民众“矢以诚心，持以毅力”，要对朝廷怀有信心，不要做过激之举，要“以法律之行动，为和平之请求”。
  为尽可能地运动民众参与到请愿运动中来，徐特立的血书被代表们分送到了各省，广为散发；其断指血书的故事，还被编成了戏曲，在天津著名的同乐舞台上演。江苏丹徒县人郭毅，效仿徐特立，愿“以血购国会”，刺臂血书一信，并一血书条幅“以购国会，国会乎，政党乎，血乎！”，一并邮寄给请愿代表。“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还决定，向各省及海外华侨派出自己的特派员，特派员的基本工作职责，是在当地组建分会，举派请愿代表，创办报刊，发表演说，增广当地民众的宪政知识，尤其要注重白话报的散发，须发动各府厅州县绅民签名，愈多愈好，一次不行，进行多次，以唤起一般国民的政治意识。
  4 月 4日，请愿代表在北京邀请各界人士再次会议。会议决定将“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更名为“国会请愿同志会”，同时对外公开刊布了一份长达万余言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意见书》不但驳斥了朝廷不愿意召开国会的种种托辞，还声明：“国会请愿同志会”现在是一个政治团体，与政党的性质已相去不远，因为开国会必然“当有政党之预备”，也就是说，这些立宪士绅，已经开始走上了组党之路。
  “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的理念，也被请愿者们充分接受——遵化中学监督致函省请愿同志会说：如果朝廷拒绝速开国会，惟有“实行租税不经人民承诺，决不完赋之义，暂将全国国税停纳”。天津商务总会在讨论实行印花税问题时，则提出，“如国会不开，人民无参政权利，则此项义务决不承认”。
  与第一次请愿的签名代表人数不多，仅限于各省咨议局议员不同，此次请愿收集到的签名达30余万，涉及各个职业各种团体。第一次请愿时，军机大臣们曾诬蔑代表们请愿的目的，是“为求增其势力起见，并非出自民意”，这30余万人的签名，显然给了军机大臣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由于签名庞大，1910年 6月16日代表前往都察院递交请愿书的时候，分作了10个团体，总共呈递了10份不同的请愿书，代表们显然希望以此种方式昭示，立即召开国会是全体国民的呼声，绝非一小撮请愿代表在谋取私利。这10个团体包括：直省咨议局议员、直省和旗籍绅民、各省政治团体、各省商会、直省教育会、东三省绅民、江苏教育会、江苏商务总会、雪兰峨中华商务总会、澳洲全休侨商。
  各团体的请愿书，侧重点各有不同。咨议局议员代表的请愿书，通篇都在驳斥朝廷拿国民智识程度等问题拒绝开设国会的托辞；各省商会的请愿书则声称无国会，所以无完备的法律，商人因此不能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合法利益；各省政治团体的请愿书，则认为真正应该筹备的事情，是宣布宪法、制定议院法和选举法、实行选举，这些事情用一年就筹备完了，岂能用得了九年！东三省绅民的请愿书，则重点在谈东三省所受到的日俄的种种侵略欺凌，呼吁朝廷尽快立宪强国，否则东三省必亡。
  但朝廷的态度，较之第一次请愿运动时，反而更加后退了。一些军机大臣认为请愿代表们是在“哓哓不休”，认为西方那一套办法在中国不适用，一切必须遵照咨议局章程办理，绝不能纵容民众组党——“不得滥结党会，如各国之政党、社会党之类，致启纷扰”。摄政王载沣，则在 6月26日代表们前往其府呈递请愿书的时候，选择了推辞不见和拒收请愿书。
  同日，朝廷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专门机构“会议政务处”的大臣们阅看了都察院代奏的请愿书。请愿代表孙洪伊等人给这些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臣们写信，请求他们支持速开国会。信写得非常激烈，甚至于以清廷之亡相告诫，但同时又有理有节，譬如：
  “人民之所以要求国会者，必因目前极厌恶此种专制政体，极不信任此种官僚，故必欲参与立法，使之独立于行政部之外。……故吾国若一日不开国会，法律必无效力。……政府既不授人民以立法之权利，人民即无遵守法律之义务。日后人民虽酿成大变，虽仇视政府，虽显有不法之举动，代表等亦无力可以导喻之，惟有束手以坐视宗社之墟耳。”
  次日，载沣召集“会议政务处会议”，随后下达谕旨，表明朝廷对此次请愿运动的态度。谕旨说：朝廷的思虑才是最周全的，立宪肯定要搞，但“仍待 9年期满再开国会，毋再渎请”。第二次请愿运动失败了。

第三次请愿：数百万民众浩浩荡荡上街游行

  上谕“毋再渎请”的意思，即禁止民众再度请愿。第二次请愿运动的失败，出乎很多请愿者的意料。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的主张——解散请愿代表团，限制代表团的自由开会演说，禁止报馆刊登请愿的消息和发表评论，派遣密探侦察代表行动，密令各省监视咨议局，详细调查新举代表人的姓名、住址、出身、职业、宗旨上报——如此倒行逆施，更令请愿者们始料未及。
  请愿者普遍感觉自己的爱国情感受到了严重伤害，用《申报》当日的话说，是“全国人心，为之灰冷”。最显著的变化，是民众再也不愿主动替政府偿还国债，其理由是：“国会不开，则财政不能监督；财政不能监督，则吾民朝以还，政府夕以借，吾民一面还，政府一面借，又谁得而知之？谁得而阻之？徒然使吾民于租税捐派之外，多一代官还债之义务，吾民虽愚，又谁愿以有限之脂膏，填无底之债窟乎！”南洋华侨倡议的海军捐，本已达成协议只待交付，二次请愿被朝廷拒绝后，华侨们宣布取消了这笔捐款。
  但和平请愿的决心仍与这种灰冷的人心共存。国会请愿代表刊文劝告民众不要激进，尤其不要使用激烈手段，认为和平请愿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希望“始终冀以君民一德，不惊不扰”，完成宪政，开辟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变革之路——“以垂为特色之改革历史”。各地宪政团体也纷纷给在京代表们致电，希望他们坚守阵地，万万不可离京，并谓将继续派遣新代表入京，启动第三次大请愿。
  6 月29、30日，在京请愿代表连续两天开会商议。核心人物孙洪伊态度坚决，声明誓将请愿继续下去——“我等受父老之重托，为天下所仰望，苟不达到速开国会之目的，虽诸君尽归，我孙某抵死不出京师一步也。”鉴于朝廷如此顽固，非施加更大的压力不能推动其走向宪政，此次会议决定变更扩大请愿代表团的组织，此前代表团成员仅限于各省咨议局议员，会议决定扩大范围，接纳各界代表加入，使请愿代表团成为一个足以代表士农工商各界的大团体。会议还决定：地方上的同志要继续深入民众当中，去广泛宣传宪政国会；在京的代表，则须积极筹备第三次请愿，并拟在次年农历二月辅助实施。各省的同志须积极征求请愿签名，此次请愿的规模，务须遍及士农工商各界，每省签名人数至少须百万以上。代表团第三次大请愿之前，其他各种请愿活动要积极进行。议定之后，代表团通电各省相关团体，宣誓“决为三次准备，誓死不懈”。
  原定次年农历二月进行的第三次大请愿，却因为两起国际事件，而陡然加速。一是1910年 7月日俄两国签订防御同盟，相约维护各自在中国东三省的特殊利益，抵御他国进入；二是 8月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亡国危机再度刺激了国民，8 月15日，国会请愿代表团做出决议：1、 将原定次年举行的第三次大请愿提前至当年；2、 日俄订约关系中国存亡，须质问朝廷如何应对，不可再纵容其操作秘密外交。
  请愿代表团还向全国咨议局联合会提议：1、 不开国会，则各省咨议局不得承认新租税，并须限制本省民选资政院议员不得承认。2、 各省咨议局在今年的常会上，俱都只提一个议案，就是速开国会，如果遭到拒绝，各省咨议局就同时解散。
  全国咨议局联合会肯定了代表团的第一条提议，理由是——“中国人民不知有国会，而却苦租税，以不认新祖税为请求国会之手段，藉此可以使人民有国会之观念”，如此做，既可以给朝廷施加压力，又能够开启民智；但否决了第二条提议，理由是——“北京向无政治团体，有之，自请愿与联合会始。我等尤应固结联合，以为民党基础，不可自弃，咨议局是我国民之根据，不可先行破坏”，咨议局是目下与朝廷专制合法斗争的唯一舞台，不可轻言放弃。
  请愿正式启动，是在10月 3日。当日，请愿代表团发出通告书，呼吁全国民众参加第三次大请愿。10月 7日，请愿代表前往摄政王府递送签名请愿书。京城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等前来送行，并交给代表一信，信中内容，是有鉴于此前“以文字购国会”不足以打动政府，故诸人愿“以血购国会”；学生们对请愿代表说：“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学生等与其亡国后死于异族之手，不如今日以死饯代表诸君之行”，言毕，赵振清、牛广生二人遂自袖中拔出利刃，意欲自杀，幸被请愿代表死死摁住。待请愿代表稍稍疏忽，牛广生突然割下自己左腿一块肉，赵振清则割下自己右臂一块肉，将鲜血涂抹于给代表们的书信之上。代表们纷纷落泪，表态誓将请愿进行到底。赵振清、牛广生诸人遂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拭泪跟跄而去。次日，代表团又收到了青年张成珍、张云湖的血书，以及张成珍自断的左手食指。
  10月 9日，代表团的请愿书和被咨议局联合会的请开国会签名陈情书都送呈给到了资政院。代表团在请愿书中说：以往所谓的筹备立宪，都是有名无实。立宪的真精神，是设置责任内阁，责任内阁须对代表民意的国会负责；责任内阁是宪政的根本，现在不开国会，更不可能设立责任内阁。代表团提出要求：请朝廷在1911年召开国会。这一要求，获得了资政院的通过。
  此次请愿与前两次最大的区别，在于出现了群众运动。许多省份，主要是在省城，都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民众游行，在向朝廷施压和开启民智两个层面，较之前两次请愿都更加深入。
  群众运动的出现，却使得第一次请愿的发起者张謇心生退意。张氏状元出身，对体制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尤其对体制内几个开明派抱有很大的希望。故而，张氏心目中的第三次请愿运动，应该让一个由各省咨议局议长的请愿代表团来完成；其理由是前两次请愿的在京代表声望不足，议长们联合请愿，朝廷必定俯允。张氏的这一建议没有得到议长们的认可，山西议长梁善济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是请愿运动只可以从少数扩大到多数，决无从多数压缩至少数的道理。议长们的这种态度，是第三次请愿各地普遍出现大规模群众上街游行的关键——以奉天为例，到10月中旬，全省已有20多个城市举行了集会，每次参加集会的民众，均在万人以上，并欲联合前往省城游行请愿。数十万人涌入省城，其规模使得支持游行的咨议局也心生惶恐，担心失控，而不得不加以阻止，让他们暂且观望，“如总督不奏，再来不迟”。
  11月 4日，朝廷宣布上谕，将开设国会的时间缩短至宣统五年（1913）。上谕同时命令解散请愿代表团，禁止再举行任何请愿，称1913年召开国会的决定，“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此后倘有无知愚氓藉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第三次请愿就此结束，虽未完全达到目的，但能够迫使朝廷做出这有限的让步，群众运动的出现，实属关键。

第四次请愿：动用军队、警察镇压学生请愿

  将开设国会的年限缩短至1913年后，朝廷似乎很期望获得民众的衷心拥戴。发布谕旨的同日，即命令京城所有商号、居民和学校自当日起，一律悬挂龙旗进行庆贺。官方在大清门前搭起了高高的彩棚，马路两旁悬挂起无数的红灯；学校放假三天，学子晚上齐集大清门前，大开提灯会……但民意并不买账，当局命各报馆报道普天同庆的消息，整个北京，却仅有两家报纸遵命。
  请愿阵营内部虽有微小的分化——譬如江苏咨议局在张謇等少数人的操纵下，致电朝廷称“请愿有效，天恩高厚，感极涕零”——绝大多数仍然对朝廷极度不满。江苏咨议局的议员们即愤然抗议自己遭到了张謇等人的“被代表”，张謇欲在咨议局内开欢祝会，投票表决竟只有 3人赞同，因而流产。
  11月，国会请愿代表团开会讨论了今后如何行动的问题。鉴于谕旨已明确要求代表团解散，如继续存在，势必招致不必要的麻烦，遂决定暂时解散代表团；但“国会请愿同志会”将继续保留，因为该会的宗旨不仅仅是请愿，还包括向民众传播宪政知识；同时还决定着手组织政党；并要求各团体、各省咨议局继续要求朝廷速开国会。
  12月上旬，“国会请愿同志会”向全国通告了自己的政治纲领。一是督促政府迅速成立新内阁；二是要求参与制定宪法，对朝廷指定的草拟宪法的大臣表示不信任，更担心朝廷出于继续专权的目的，而将日本宪法简单移植到中国，如此，则换汤不换药，国家危亡在即；其三，要求朝廷开放党禁，既说是要做立宪国，却又不开放党禁，真可谓岂由此理；其四，向国民灌输宪政知识。
  国会请愿代表团虽然解散了，但发动起来的民众请愿运动，则仍在继续，尤以危亡之感最深重的东三省和直隶最为积极。终止第三次请愿运动的上谕刚刚颁布，奉天各界民众数千人即自动聚会于咨议局，决定进行第四次请愿。
  第四次请愿运动的特色是学生充当了主力。据《盛京日报》当日记载，1910年12月 4日上午，奉天省城学生5000余人手执“请开国会”的旗帜前往总督衙门哭诉：“学生等都知道东三省就要亡了，非即开国会不能保存”，总督锡良很同情学生，也赞成速开国会，对学生说道：“上谕有言：‘民情可使上达，民气不可嚣张’，固然很有道理。但依我的心理，不怕民气嚣张，若是民气不嚣张，便不能知道国家之亡不亡。你们学生都知道亡国的道理，本大臣也是很喜欢的。”学生遂一齐叩头，高呼“皇上万岁”、中国万岁”、东三省万岁”，然后返回学校。
  稍后，奉天咨议局联络了吉林、黑龙江两省，推选出代表15人赴京请愿。12月21日抵达资政院呈递了请愿书。恰值此时，发生了资政院弹劾军机处的风波——资政院是立宪时代的产物，用朝廷的话说，是将来上议院、下议院的雏形；军机处是旧时代的遗存，而且还是专制权力之所在。资政院之所以弹劾军机处，乃是因为军机处非但不愿让自己的权力接受资政院的监督，而且在政务处理上隐然将资政院当作橡皮图章呼来喝去。24日，资政院通过弹劾军机案，摄政王载沣大怒，称资政院此举是“干越君上大权，迹近嚣张”，而且进一步阐释说——“若骤开国会，必更纷扰”，仅仅一个资政院已然如此，若开了国会，那还了得！当即颁布上谕，严厉声明1913年召开国会一事是终极决定，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东三省的
第四次请愿，也在谕旨的严责之中。

  谕旨下达的同日，军警荷枪实弹，在城内城外、资政院、各学堂、车站来往梭巡，严密监视。遭到谕旨严责的东三省请愿代表，则被军警强行抓捕遣返。奉天代表被遣返途中路过天津，特意到直隶咨议局内演说了东三省的危亡形状和朝廷的无能昏庸。直隶的请愿运动随之兴起。
  与奉天一样，担任直隶请愿主力的也是学生。12月15日，东三省籍的在津学生与各省在津学生与奉天代表，1300余人共开茶话会。与会者公决组织“全国学界同志会”，开展第四次请愿，并推举著名立宪绅士温世霖为会长。19日，学界对外发布公启，斥责“政府丧心病狂，惟恐亡之不速”，呼吁全国学界罢课，以向朝廷施压。22日，又推举出了进京代表，并决定派各省在津学生回本省活动，以造就一场全国学界的大请愿运动。
  全国性学界运动尚在酝酿，即遭到了直隶总督陈夔龙出动军警武力镇压。陈的处置方式得到了朝廷的嘉奖，遂又升级为悍然调兵包围学堂，勒令学生们开课。学子们不胜激愤，某一“素日勤学安分”的学生，竟“用刀割去一臂”以示抗议，抢救无效，竟于次日去世。政府的弹压引发了学生更激烈的反抗，最后，陈夔龙竟发展到急调国防部队陆军包围学堂、不准学生自由出入，往来函件必须拆视”，“昼夜巡防，不稍松懈”的程度。“全国学界同志会”会长温世霖则被朝廷选中为杀一儆百的对象，被秘密逮捕，冠以“乡里无赖”、“结众敛钱”、“有害地方”等莫须有的罪名，秘密发配新疆。
  此后，吉林、江西、四川、湖北等省学界所掀起的请愿运动，也相继被当地政府以武力强行镇压。第四次请愿运动至此失败。

结束语

  关键词：请愿  立宪  革命  国会
  辛亥这是一场将民心彻底驱赶向自己的对立面的完美展示：
  第一次请愿的时候，只要朝廷立即开国会，民众曾愿意主动替朝廷还掉那些因专制腐朽而欠下的巨额债务；被拒之后，那些谆谆劝告请愿同志不要对朝廷失去信心，不要选择激烈手段的话，还随处可见。
  第二次请愿被拒之后，已有不少请愿同志发出类似——“政府不顺其机而迎之，而反欲遏其机以激之，岂必举巴黎、英伦之惨剧演之吾国而始快耶！”——的警告，但国会请愿代表仍然刊文苦心劝告民众不要激进。
  第三次请愿被拒之后，朝廷“不许人民谋幸福，亦不欲人民为国家谋幸福”、“直视吾民如蛇蝎如窃贼”这般的言论，已俯拾皆是。
  第四次，不仅仅是被拒，当朝廷悍然将警察、军队、秘密逮捕全武行搬上台面时，民众在愤慨“吾不知朝廷之弃吾民焉何竟悍然不顾如是”之际，还有别的选择吗？
  革命的合法性从来都不源自革命本身，而是源自朝廷的倒行逆施。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9-13 14:33

1911年：不能胡乱“反思”辛亥革命

年度事件：辛亥革命

    武昌的枪声，距离今天已经整整一百年了。“革命”这个词汇，也历经了种种变迁和浮沉。各种各样的“反思”，尤其是对“革命”的反思，也在辛亥百年之际纷至沓来。只不过，“反思”之前，如果连什么是“辛亥革命”都没搞清楚，这诸多反思，恐怕也没有多少价值。

什么是“辛亥革命”

    什么是“辛亥革命”？这好像是个不言自明，用不着回答的问题——武昌一声枪响，清帝国土崩瓦解，民国时代到来，这不就是辛亥革命么？
    这么说对不对？狭义而言，它是对的，但这种描述缺失了三个关键因素：1、 谁在搞这场革命；2、 革的是谁的命；3、 如何革的命。只有回答出了这三个问题，“辛亥革命”的概念才算完整。

一、谁在搞“辛亥革命”

    先说第一个问题：谁在搞这场革命。以往的惯用描述，自然是“革命派领导了辛亥革命”。这种描述有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谁是“革命派”？第二，“领导”这个词恐怕不应该用在这里。
    要讲清楚什么是“革命派”，先要讲清楚什么是“革命”。现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常识”——革命是暴力的，改良是和平的；暴力的“革命”经常被拿来与和平的“改良”作比较，然后得出结论，革命在物质与道德两个层面的破坏性都很大，很长时间都难以恢复，所以，还是改良更好，更理性——自90年代“告别革命”的概念出炉之后，这个“常识”泛滥成灾，但它本身是错误的。其错误就在于误读了“革命”，想当然地把“革命”等同于“暴力革命”。
    之所以“革命”会被等同于“暴力革命”，在于国人长期以来习惯了用手段而不是用目的来划分“革命”与“改良”，但凡诉诸暴力的政治运动，必属革命；但凡坚守和平的政治运动，必属改良。这种划分显然是错误的，真正能够区分“革命”和“改良”的，是政治诉求，也只能是政治诉求。
    具体到晚清，革命党自然属于革命派无疑，但长期被标签为改良派的立宪派，其实也属于革命派。这个问题，梁启超当年在与革命党论战的时候，就表述得非常清楚了——梁氏说，革命党的政治诉求是共和立宪，立宪派的政治诉求是君主立宪，二者都倡导民权反对传统君主专制，故而都是革命：“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
    梁启超在论战中还反复申言：自己绝不反对“革命”，但主张“有秩序的革命”，而不是“暴动革命”。所谓“暴动革命”，显然系指革命党要推翻满清皇室而言；所谓“有秩序的革命”，则是立宪派的和平立宪。（搞“预备立宪”的朝廷和搞“孔教救国”的康党才是真正的“改良派”）
    综而言之，一种政治运动“革命”与否，取决于它的政治诉求当中，有没有变更政体、重造政治游戏规则的选项。如果有，它就是“革命”；如果没有，而仅限于在现有体制基础上修修补补，那么它只是“改良”。以目的（政治诉求）划分了“革命”与“改良”之后，方才轮到用手段（暴力或者和平）来划分“有秩序的革命”与“无秩序的革命”。
    现在还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论调：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革命派没起到什么关键作用，他们的历史地位被高估了。这种论调很受欢迎，很有市场，但也是错误的，错在没有搞清楚谁是“革命派”——主张暴力的革命党在武昌打响了第一枪；主张和平的立宪派则促成了各省的易帜响应，而革命党与立宪派，都属于革命派，他们的政治诉求，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兴民权革专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本不存在革命派历史作用被高估的问题，但“革命派领导了辛亥革命”之“领导”二字，显然是错误的，革命党与立宪派是革命的两条支线，不存在“领导”问题，用具有合作意义的“搞”字显然更合适。

二：“革”的是谁的“命”

    再来讲第二个问题，辛亥革命到底“革”了谁的“命”。这其实是一个真正不言自明的问题，清廷嘛，专制嘛——革命派们的政治诉求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
    但现在居然流行起来一种“反思”，说是“革命打断了改革”，换句话说，革命不但革掉了清廷和专制，而且革掉了更有价值、更有可能成功、社会转型代价更小的的晚清宪政改革。这种说法同样很有市场，它如果成立的话，辛亥革命则不仅仅无功，简直可谓是有罪了。
    但这种“反思”其实非常荒谬。其一，改革早在武昌枪响之前就已经死掉了——慈禧临终前夕的1908年，颁布了一系列的反改革谕旨，譬如禁止绅商和学生“干预国家政治”；譬如颁布《大清报律》，压制一切不利于朝廷的言论；譬如出台《结社集会律》，打压开国会请愿运动；譬如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满篇都是各种“议院不得干预”……此年，改革就已经死掉了。此后，立宪派在咨议局内、资政院内的种种抗争，乃至发动民众走上街头游行请愿，都已不能改变朝廷反改革的决心。
    其二，“被打断的改革”是指什么？如果是指朝廷所愿意搞的“预备立宪”，那么，这种“改革”理应被打断，而且应该狠狠地被打断，因为根据朝廷颁布的《预备立宪章程》和《钦定宪法大纲》，它所要搞的，不过是一种新时代的“开明专制”。如果“被打断的改革”指的是立宪派所要求的“君主立宪”，那么，武昌的枪声并没有打断它，因为立宪派的政治诉求与革命党一样，都是“兴民权革专制”，至于是否保留君主，并不具备任何实质意义，立宪派从来就没坚持过非要保留一个君主，1911年之后，立宪派与革命党仍然继续在为“兴民权革专制”而努力，从无中断。

三：如何“革”的命——辛亥革命从何处来

    第三个问题——如何革的命——最为复杂，它实际上等同于在追问“辛亥革命从何处来”，这也正是本系列专题前半部分的主旨之所在，有必要重点讨论。
    现在有一种意见，简单粗暴地将武昌首义等同于辛亥革命，然后得出许多结论，譬如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偶然性极大的革命，说辛亥革命具有强烈的会党色彩；又从武昌首义的参与者成分构成中得出革命是由一群失意的社会边缘人群搞出来的，如此种种，也是“反思辛亥革命”的滚滚大潮中的一个部分。
    把辛亥革命局限在1911年本身就错了。革命，是从革命派开始提出自己的“兴民权革专制”的政治诉求的那一刻开始的。革命，也一直要到革命派自觉完成了“兴民权革专制”的政治诉求的那一刻结束。当然，如此而言，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或者是否已经结束，也就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了。但有没有具体的起始、结束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将辛亥革命放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在历史长镜头里，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清帝国不可能继续维系下去，爱新觉罗皇室也没有任何“万世一系”的机会，革命，是唯一的选择。也只有在这种历史长镜头下，才能真的看清革命是如何“革”掉了清廷和专制的命。（至于说什么革命具有强烈的会党色彩，显然错在无视了同属革命派、促成各省易帜的庞大立宪派群体，这些人具有浓厚的中等社会知识分子性质，与会党几乎没什么关系，他们更不是什么“失意的社会边缘人群”。）
    众所周知，晚清中国的近代化努力，是与外患紧密相随的。这种近代化努力，最初表现为洋务运动，后来是戊戌维新，再往后是清末新政。这些政治活动，通常都被冠以“改革”或者“改良”的名号，但这些改良活动，本身是存在巨大差别的，不理解这些差别，就无法理解“辛亥革命从何处来”这个问题。下面，是对这些改良活动的实质所作的一个简单梳理：
    1、 洋务运动所要解决的，是清帝国“船坚炮利”不如西方的问题。
    2、 到1880年代，出现了一些体制内官员要求朝廷开设议会的呼声（譬如两广总督张树声），这和中法战争毁于朝廷内部权力斗争有关，这些深受其害的体制内官员希望用一个“议会”来改变朝廷的决策机制。换言之，张树声心目中的议会，与西方民主、民权毫无关系，仅仅是一种朝廷内部的“民主决策机制”，可以用来制约朝廷决策被个人权斗扭曲（譬如慈禧与恭亲王）。
    3、 1890年代的维新运动，所关注的仍然是朝廷内部“民主决策机制”的问题。甲午年的惨败，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为朝廷内部的决策机制有问题，受个人权斗（慈禧与光绪、翁同龢与李鸿章等）的影响太深。议会与民权虽然已经被部分知识分子结合在了一起，但朝廷并无意拿议会来实践民权，“维新领袖”康有为甚至认为连议院都不必开，因为皇帝实在太英明了，英明的皇帝已经解决掉了决策机制的问题，没必要再搞什么议会。
    4、 1901年朝廷宣布开始“新政”，同样与内部“民主决策机制”问题有关。1900年慈禧独断专行悍然对世界宣战，导致八国联军入京，辛丑条约赔款出现天文数字。此种惨痛结局，让帝国体制内官僚和体制外知识分子再次痛感朝廷内部决策机制不“民主”则祸患无穷。两广总督陶模提议搞议院，界定“议院议政，而行政制权仍在政府”，很显然是希望能有一个机构对朝廷的决策做出监督，虽然这个机构叫做“议院”，但它和以民主、民权为核心的那个议院毫无关系。
    5、 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之后，慈禧不得不于1906年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由朝廷主持的“预备立宪”由此启动。立宪派“君主立宪”和革命党“民主共和”的政治诉求也一并高调地摆上了台面。至此，议会与宪法才被视作一种新的政治体制，而正式纳入朝廷改革的视野。
    6、 1908年，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表示要走日式立宪的道路，其本质则是一种新的“开明专制”——这一点，《大纲》已经用各种各样的“议院不得干预”交代得非常清楚，与“议院不得干预”相对应的，是各式各样的（权力）“操之君上”。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主张走英式立宪的立宪派，与朝廷的分歧越来越大。
    7、 1910年，立宪派组织了遍及全国二十余省，签名达数百万人的要求立即开设国会的请愿运动，四次请愿，四次被朝廷拒绝。拒绝的根源，正在于立宪派要走英式立宪道路，而朝廷希望竭尽全力保住日式立宪的既定方针。
    8、 1911年，武昌首义的枪声打响之后，惊惶失措的朝廷迅速推出一份完全照搬英式立宪的《十九信条》，其中规定，种种权力都属于议会，皇帝将成为真正的虚君。其目的，旨在希冀挽回与革命党站在一条阵线上的立宪派，但显然为时已晚。
    上述线索虽然粗糙，但至少可以讲清楚两个问题：
    1、 立宪派、革命党与朝廷是怎样一步步分离出来的。洋务运动时期，只有朝廷，不存在立宪派和革命党；戊戌维新时期，革命党极其零散，可以忽略不计，立宪派也尚未成型，能将议会制度与民主、民权结合起来讨论的知识分子虽有，却并不多，影响力很有限，此一时期，大多数国民仍然选择与朝廷一起“摸着石头过河”；1900年朝廷的荒唐决策给国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最终促成了革命党的急骤发展，立宪派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1906年日本战胜俄国，立宪派给出的解释终于突破了以往“议会”在决策方面更具优势的陈旧套路，而看到了立宪国的国民要比专制国的国民更爱国，更支持本国政府的政策，由此得出立宪可以强国的结论；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次明确宣示朝廷要走开明专制的改革路线，立宪派从此与朝廷成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1910年四次大请愿失败之后，整个1911年，从年初直到武昌枪声响起，立宪派再也没有发动任何请愿活动，已经对朝廷彻底失望。
    2、 现在种种对辛亥革命的“反思”，都想当然地把立宪派和朝廷放在一起（至少认为二者的距离更近），而将革命党作为二者的对立面，进而认为如果不是“革命”打断了改革，则立宪派有可能与朝廷博弈和平完成宪政改良。这种“反思”罔顾史实，以为辛亥年可供选择的只有改良和革命两条道路，殊不知存在着朝廷的日式开明专制、立宪派的英式君主立宪与革命党的美式民主共和，一共三条道路。朝廷的道路与其他二者之间的差距才是最大的，反而立宪派与革命党的路径相差不远。也就是说，决不存在什么“革命打断改革”的问题。朝廷根本无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结束语

    关键词：革命  改良  立宪  辛亥
    反思从各式各样的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当中，其实不难看见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弊病：许多时候，某些文章、某些认识已经“思想解放”了，得出的结论迥异于“思想解放”之前的“正统结论”，但事实上，这很可能只是一种“伪思想解放”——写文章、讲话的人，或许看到了新资料，或许站到了新的立场，进而得出了新的结论，但其得出这一新结论的思维逻辑，却还是“思想解放”之前的思维逻辑。这样的“思想解放”，能算作解放吗？
    在反思辛亥、反思“革命”的流行思潮当中，上述现象尤其突出。这恐怕才是辛亥百年，国人真正应该反思的东西。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9-26 19:15

1912年：辛亥革命是一场极好的革命

年度事件：共和降临

    本年，清室退位，民国诞生，“共和”终于降临这片深受专制毒害数千年之久的苦难土地。本年，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以后，任何党派政权或政治强人，再不敢明目张胆地从理论上肯定专制。“民权”，在这一年成为无可动摇的“绝对政治正确”，一直迄于今日。

辛亥革命是一场“软着陆”的好革命

    “共和”是怎么来的？有说是“革命”革出来的；也有说是
“妥协”谈出来的；还有人说，革命以“共和”为理想，而“妥协”恰恰体现着“共和”的真精神。这些回答都对，都有道理，也都有史实支撑，但并不完整。光有“革命”，光有“妥协”，是抵达不了共和的，在“革命”与“妥协”之间，必须要有一种能让革命“软着陆”，能让“妥协”切实生效的“润滑剂”。
在任何时代的任何（暴力）革命当中，能起到这种“润滑剂”作用的，必须是，也只能是一个社会动员能力强大的“中层社会”，不可能是别的事物。辛亥革命自然也不例外。

一、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层社会”是指哪些人

    要谈“中层社会”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润滑剂”作用，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在 1911-1912年，中国的“中层社会”，指的是哪些人？
   
●学者：废除科举导致知识分子（中层社会）没出路，叛离清廷倒向革命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讲清楚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对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影响——传统中国的“中层社会”，由以科举为维系纽带的士绅组成。1905年的废除科举，显然会对这种传统“中层社会”造成某种冲击。
    关于这种冲击，现在有一种很有市场的观点，认为废除科举，断绝了广大士子依靠读书做官的上升通道，导致这些士子流落到社会上，最终变成了革命者。譬如复旦大学历史系沈渭滨教授如此说道：
    “我认为清末废科举是一项过于极端的举措。科举制度有很多弊病，但毕竟是广大士子读书做官的主要途径。捐官也可以入仕，但不是正途，为士子所不齿。废科举等于绝了士子向上发展的路，这样他们就没有奔头了，只得找新的出路。而从新式学堂出来的学生也要找出路，读书能干什么？读书可以经商，更重要读书可以做官。1905年以后，做官的路绝了。所以在我看来，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就是知识分子找出路的一场运动，包括个人出路、国家出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不要低估废科举带来的负面影响。”（《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东方早报》2010年10月10日）
    另一位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
    “士没有了，产生了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我比较关注的边缘知识分子。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其教育，不能整天呆在乡村的家里，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还看到国家民族在世界竞争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就寄希望于革命。他们从想革命、说革命到领导广大没读过书的人民干革命，最后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同上）
    基于以上论述，沈渭滨教授对辛亥革命有这样一段总结：
    “士绅和近代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群体中最有影响、最有活力的群体。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秩序的安危。可以说，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同上）
    这个结论，是对的，是符合史实的；但其逻辑——读书人因为科举废除后，个人没有了出路，而倾向革命——则是明显错误的。
   
●错了：真正的原因在于知识分子的近代化转型比朝廷迅速

    为什么这个逻辑是错误的？之前的专题（转型中国1905：废除科举）已有论述——废除科举并未损害读书人的上升通道，此处重复一遍：
    其一，早在科举废除之前，参加科考就已经不再是读书人上升的主要通道。数据统计表明，太平天国以前，朝廷捐官总人数不过 3.5万；而19世纪的最后30年，捐官人数竟达到53.4万。科举作为主要上升通道的功能，早已名存实亡。自1860至1905年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 3%-4%左右”（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
    其二，废除科举得到了大多数读书人的拥护。因为与废除科举同时出台了一个《举贡生员出路章程》，这个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因为这一善后政策的切实实施，在科举停废至清廷灭亡的 6年时间里，举贡生员的入仕就职机会，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机会与高概率，其优先录用的待遇闻所未闻，因为待遇过于优厚，还曾引起舆论的不满，在《申报》上刊文抨击。
    既然废除科举并未损害，反而扩大了读书人的上升通道，为什么沈渭滨教授的结论——“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又是正确的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虽然废除科举对读书人上升通道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自 1905-1911年，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读书人自身已经完成了巨大的“身份转型”；与此同时，朝廷却迟迟地拒绝“体制转型”。当“体制转型”远远跟不上中层社会也就是读书人的“身份转型”时，原来作为朝廷统治基础的中层社会，最终选择抛弃了严重滞后的朝廷，选择了“叛离和反对”。
    也就是说：1905年的废除科举，确确实实冲击了传统的“中层社会”，但这个冲击，并不如一些学者所言，是一种断裂（读书人被抛离）；而是一种“转型”。为什么不是“断裂”，而是“转型”？清末各省咨议局议员的身份构成比例最有说服力。根据台湾中研院张朋园教授的数据统计结果，各省咨议局议员的构成有这么几大特色：
    1、 咨议局议员绝大多数是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层。据张朋园教授所制作的《十五省咨议局议员功名背景表》显示，“他们89.31%皆具有传统功名，相对的，只有10.87%不具功名背景”。正如革命党人谭人凤所言：“他们咨议局的人，不是翰林进士，就是举人秀才，在社会上潜势力非常大”，日本人井一三郎在参观了各省咨议局之后，则总结道：“议员大多为来自田间的读书人”。
    2、 议员中颇多受过新式教育甚至留学日本者。若单纯以学历而言，拥有新式学历的议员，在各省咨议局内并不占多数，按张朋园教授的统计数据，只有10.16%。但若以拥有新思想为判断依据，就远远不止这个比例了——井一三郎在访问了河南省咨议局之后，称其中“有新知者三分之一”，是一个可供参考的重要记载。
    3、 议员中有很多人曾在政府当中任过职，做过官。尤其以议长和副议长为最，63位正副议长当中，曾担任中央或地方官职的，有40人。
    4、 议员大多出身富裕家庭；大多数是43岁以上的中年人，譬如：奉天议员的平均年龄是45岁；黑龙江40岁；湖南45岁；四川42岁。
    这些数据统计很清晰地显示：废除科举之后，作为传统中国统治基础的“中层社会”并没有消失，咨议局议员九成的功名比例，足以说明这一点，所以，没有“断裂”；咨议局是近代化的产物，是“兴民权”的结果，自1908年开始，以各省咨议局为领导核心，连续发起了多次要求及早开设国会的请愿运动，尤其以1910年的四次大规模的请愿运动为最，这四次请愿运动覆盖全国，前后签名人数达数百万，高达数十百次的群众上街游行……这是“转型”，是传统“中层社会”的士绅，向近代“中层社会”的知识分子的“转型”。
    朝廷不愿意失去传统“中层社会”的士绅的支持，因为这是它最重要的统治基础，这一点在1905年废除科举后的补偿措施里已经表露得很清晰。但问题是：当这些传统帝制中国的统治基础，完成了上述身份转型之后，朝廷却固执地停留在“君上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体制里，顽固地坚持拿“开明专制”式的日式立宪来搪塞这些要求“英式立宪”的统治基础们——朝廷似乎没有意识到：只有在以兴民权为主旨的“英式立宪”政体下，这些已经从举人、贡生、秀才转型为“议员”的“中层社会”知识分子，才可能找到自己新的位置，在日式“开明专制”下，他们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花瓶，其社会地位反不如废除科举之前。
    朝廷的制度转型远远滞后于其所依赖的统治基础的身份转型，最终被自己的统治基础抛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至此，也就能够回答此节开始时的那个问题了：在 1911-1912年，中国的“中层社会”，就具体人员而言，与1905年废除科举之前并没有太大区别；但必须看到：同样是这些人，在1905年以前和1911年前后，他们的身份标签是有重大变化的，他们已经从传统“中层社会”的士绅，转型为了或者正在转型为近代“中层社会”的知识分子。

二、“中层社会”让辛亥革命“软着陆”

    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好的一场革命。为什么这么讲？可以引用一段近代史学者杨天石先生的话作为说明：
    “辛亥革命不仅时间短，而且代价很小。武昌起义因为清军南下，革命党人保卫汉阳，打仗比较厉害，死了一些人。在湖北省之外，有 9个省是靠武装起义打下来的，像湖南、陕西、江西、云南等，另有 5个省是和平独立。9 个武装起义的省，也没有死几个人，湖南省起义一共才打死 4个人：巡防营统领黄忠浩、长沙知县沈瀛，一个姓王的营级军官，一个姓申的秘书处长( 总文牍 )。有的省根本就没有打死一个人。所以说辛亥革命代价很小，并没有造成社会大破坏，并没有出现大量流血牺牲的情况。”
    现在流行“反思革命”，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革命会导致暴力流血，会导致社会倒退，包括经济的倒退、文化的倒退种种。这种“反思”，在某些具体的革命事件中或许有其合理性，但拿这个框架来套辛亥革命，则全然牛头不对马嘴。杨天石先生的总结，已有很充分的说明：辛亥革命是一场很平稳的革命，没有造成什么社会动荡，没有对民生造成什么破坏。这是辛亥革命截然迥异于此后历次革命最关键的区别之所在。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关键性区别，在于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存在着一个社会活动能量极为强大的“中层社会”，充当了暴力革命的“润滑剂”，让辛亥革命顺利完成了“软着陆”。这个“中层社会”，具体说来，就是以各省咨议局议员为代表的立宪派。
    下面以各个宣布独立的省份的史实，来逐一说明这种“软着陆”的具体情形。

●四川：不存在“软着陆”问题的一个特例

    四川的革命走向了暴力，没有实现“软着陆”。这与四川立宪派力量的强弱无关，而是因为立宪派领导的保路运动先于武昌首义爆发。立宪派主动站到了与朝廷谈判的第一线，自然谈不上再充当什么“润滑剂”（立宪派并不主张暴力，而希望以和平的罢课、罢市达到目的），而当局错误地采取武力镇压，逮捕立宪派领袖，枪杀三十二名请愿民众，终于激成大乱。革命党与会党接管运动之后，当局临时释放立宪派领袖，但为时已晚，大局已非立宪派所能控制，终于酿成川省武斗不断，及至民国，演变成为军阀林立的局面。这是个特例。

●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出面通电联络各省

    湖北有武昌首义之功。但巩固、稳定这一首义之功的，则首推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汤氏于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开始与革命党合作，出任民政总长，电告各省，呼吁共和。因为有了汤氏的加入，武昌军政府才不至于变成一个纯粹的军人政府，而是“政学各界附从者日多”。
    用时人赵炳麟的话说，汤氏最重要的贡献，是利用咨议局的政治资源“各省咨议局联合会”，“通电各省咨议局以联络，内部订军事政治各条文，自是交战团之势成矣”——也就是说，没有汤化龙的参与，1、 武昌军政府将难以得到本地士绅的支持， 2、 更难以与其它各省互通消息连成一片，3、 也不能与各国领事馆达成协议，使其承认武昌军政府为“交战团体”，而采取中立态度。其中，尤以第二条至关重要，通观辛亥革命全过程，各省革命党人的联络远远不如各省咨议局之间的联络紧密有效，可以说，没有汤化龙出面联络各省咨议局，武昌首义能否变成辛亥革命，尚未可知。

●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结束湖南乱局

    湖南独立之后，革命党领袖焦达峰与陈作新出任正、副都督，二人在湖南不得人望，局面一片混乱，最终焦、陈二人均被杀死。此后，咨议局议长谭延闿被推举为都督，湖南迅速恢复秩序，转而开始“输出革命”——1、 谭氏依靠自己的活动能量，派出多名使者，分赴广西、福建、云南、广西等地游说；2、 出兵援助湖北的革命军。

●广西：立宪派与革命党合作劝说巡抚独立

    广西的立宪派与革命党彼此不分。咨议局既是立宪派的活动中心，也是革命党的秘密据点，一些咨议局议员，本身就是同盟会会员。彼此并无排斥情形，反而合作办了许多事情。劝说巡抚沈秉坤宣布独立，即是咨议局内立宪派与同盟会会员一同前往。因为有咨议局支持，广西不费一兵一卒，倒向了共和。其后局面也相当稳定，并无动乱发生。

●广东：咨议局抵制进攻革命党，促成和平独立

    广东是革命党屡屡起义之地，尤以黄花岗之悲惨壮烈为最。但武昌首义之后，广东的独立却不费一兵一卒，未流一滴血。其原因在于以副议长丘逢甲为首的广东立宪派人物屡次游说总督张鸣岐，翰林出身的江孔殷一方面明确表示拒绝率军进攻革命党，一方面则与革命党接洽，劝其勿武力进攻省城。最终，张鸣岐感觉大势已去，潜离了广州，革命党胡汉民出任都督。

●福建：咨议局决议宣布独立，与革命党密切合作

    福建的独立，因为满族将军朴寿的反抗，发生了小规模的流血事件。但总体而言，福建立宪派人物与革命党合作无间。武昌首义后，咨议局副议长刘崇佑自上海返回福州，召集咨议局年会，作出组织新政府、宣布独立的决议，并通知迫使总督松寿表示接受。独立之后，都督府人事亦由立宪派与革命党分担，且立宪派人物要多于革命党。

●浙江：咨议局议员积极劝说当政满人和平交出权力

    浙江既是革命党非常活跃的地区，也是立宪派的重镇。双方合作已久，浙江咨议局内，即有大量的革命党人。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咨议局大部分议员同情、拥护革命，积极谋划和平独立，分头与当政的满人接触，譬如沈钧儒负责劝说巡抚增韫；议长陈黻宸负责劝说协防营协统贵林。最后虽因贵林隐匿部分军械而导致小规模的流血事件，但总体上，因为立宪派的积极活动，浙江基本上可算兵不血刃，和平宣布独立，没有发生动乱，并拥戴立宪派领袖汤寿潜出任都督。

●山西：咨议局以维持地方和平为己任

    山西的独立过程中，巡抚陆钟琦被杀出于偶然，但流血冲突仅止于此，并未继续扩大。这与以梁善济为首的山西咨议局议员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咨议局在回答清廷宣慰使的信函颇能体现山西立宪派的政治立场：
    “今日过渡时代，人事逢其变，天道处于穷，茫茫大局，未知定于何日？关怀桑梓，犹尚其次，咨议局确守维持地方名义，地方一日不糜烂，即全晋之幸福。”

●贵州：立宪派迫使巡抚宣布独立

    贵州的独立，基本上由咨议局一手包办，在一夜之间完成政权的转移，与革命党没有太多关系。贵州的立宪人物，分为自治派与宪政派，彼此在政见上分歧不大，其分裂源于争夺教育地盘。武昌起义爆发后，两派抛弃前嫌，携手合作，向巡抚沈瑜庆施加压力要求独立，沈氏欲调兵来省城护卫镇压，但立宪派在新军、会党内的关系网盘根错节，沈氏无法，无奈只得宣布独立。

●云南：领导云南独立的蔡锷不是革命党，而是立宪派

    云南的独立，依靠的是军事行动。但值得注意的是，军事领袖蔡锷并不是革命党，而是深受梁启超影响的立宪派人物。终蔡氏一生，都不是真正的革命党，其之所以从军，乃是因为相信军国主义可以救国，同时也认为立宪政体是救国的根本制度。虽然在蔡氏的军队中，有不少革命党人，但蔡氏本人绝非革命党。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蔡氏曾一度充当过革命党与立宪派冲突的调解者，由此可见蔡氏的自我定位，终蔡氏一生，其政治理念是追随梁启超的，在近代中国军人当中，蔡氏对宪政的理解深度，可谓绝无仅有。云南由蔡氏领导和平独立，咨议局反而没有起到多少作用。

●安徽：立宪派的努力避免了流血冲突

    安徽巡抚朱家宝效忠清廷，不愿附从革命。咨议局议员建议其效仿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朱氏反采取了调兵进城与捕杀革命党人两条措施。咨议局遂正式作出决议，以文件的形式抗议朱氏这两条措施，同时派人以前任巡抚恩铭死于革命党炸弹之事游说恐吓朱氏。朱氏受到威胁，又得不到本地士绅的支持，态度遂软化了下来，稍后即宣布独立。可以说，正是立宪派的努力，避免了清军与革命党之间的流血冲突。

●江苏：张謇同时与袁世凯、孙中山联络合作

    张謇是江苏立宪派当仁不让的领袖。武昌起义后十余日，张氏的政治态度仍然是反对革命的，其手段则是欲利用武昌的枪声向朝廷施加压力，促成其立宪和开国会。但一个月之后，张氏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大谈共和。这种变化的背后，并不是因为张氏开始赞同武昌的革命，终其一生，张氏都反对暴力革命，只不过此时张氏已经相当清楚，清廷已彻底丧失人心，不可挽救，当下的紧要之务，就是寻找到某种能够维持国家稳定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袁世凯。由此，张氏开始了其脚踏两只船，撮合革命党与袁世凯和平谈判的努力。

●其余省份

    上述省份之外，山东立宪派因为与革命党走得过近，袁世凯又急于控制山东以便与南方谈判，而遭到了严重的迫害，欲起缓冲作用而不得；江西咨议局资料有限，但巡抚冯汝骙之子认为立宪派要求独立，逼死了他的父亲，亦可见立宪派的基本政治立场，江西革命能够和平完成，立宪派的合作显然至关重要；直隶立宪派人完全拥护革命，曾力谋响应武昌首义，但袁世凯深知直隶对自己的政治前途的重要性，其严密控制导致响应失败；河南立宪派的政治态度与他省无异，并欲调和袁世凯与革命党，但因为袁氏必欲彻底控制河南，革命党终遭血腥镇压，立宪派的抗议遭到无视；东三省立宪派在辛亥年活动不甚积极，这与三省开发时间甚晚、又是清廷的“龙兴之地”有关。陕西与甘肃的立宪党人最为落后，甘肃几乎没有开化，士人连朝廷的“预备立宪”都要反对，陕西咨议局的议员们则在革命到来之际全部隐匿不出。

结束语

    反思革命不可怕，暴力革命也不可怕；如果它要来的话，怕也没用——可怕的是：当（暴力）革命不可避免地来到时，再也没有一个如1912年前后的“立宪派”那样拥有强大社会活动能量、足以充当（暴力）革命的润滑剂、让（暴力）革命“软着陆”的“中层社会”。如果“中层社会”被摧毁，甚至于连“社会”也消失掉了，（暴力）革命到来之际，后果则不堪设想。
    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绝对是一场极好的革命——暴力当然会带来破坏，但辛亥年的暴力革命不可避免，谴责暴力革命是无济于事的；任何一个革命党，都必然有其缺陷，要求辛亥年的革命党浑身闪耀着理性之光，显然也是不切实际的；任何革命领袖，都必然有种种个性乃至人性的弱点，拿圣人的标准要求革命领袖，无异于缘木求鱼，何况圣人式的革命领袖，本身就很容易损害革命的初衷……如此种种——所以，辛亥年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在于：一个稳定的国家，一定要有一个活动能量强大的“中层社会”。没有这样一个“中层社会”，就不能让（暴力）革命“软着陆”，就不会有1912年的“共和”。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10-19 14:26

1913年：二次革命

年度事件：二次革命

    一颗罪恶的子弹，在本年三月突然结束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年轻的生命；民国议会政党政治也在本年胎死腹中，军阀混战、强权至上的北洋时代随之来临；“共和”在共和二年夭亡，但其夭亡的真相，却迄今未能反思通透，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错读历史教训的人们，历史的教训必然将再度降临在他们头上。

到底“谁毁了辛亥革命”

    当“革命”神圣的光环褪却，百年之后的今天，否定“二次革命”，已经成了思想界、媒体界乃至一般历史思索者们的一种潮流。辛亥百年之际，对“二次革命”的否定尤其流行，甚至出现了“谁毁了辛亥革命”的质问，其答案则直指主持发起“二次革命”的孙中山。
    出现这样的质问和答案，是一件相当可悲的事情。因为“二次革命”并不是民国二年（1913年）政治生态的全部，甚至并不是民国二年政治生态的关键；“二次革命”也绝对没有严重到“毁了辛亥革命”的程度——因为希望“告别革命”，而无意识地过分夸大“革命”的负面影响力，是时下的一种通病。
    民国二年政治生态的主体，其实是国人对议会政党政治这种新事物的首次尝试。这一尝试是失败的，因为参与尝试的各方势力，包括袁世凯和他的北洋系、梁启超和他的进步党、孙中山和他的革命派，都不约而同地对议会（国会）政治，做出了否定；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开明专制”。彼此间的分歧，不过是由谁来执行这一“开明专制”而已。
    所以，毁掉辛亥革命的，不仅仅是“二次革命”，更不仅仅是孙中山。“共和”在共和二年迅速陨落，有着更宏大的历史背景。执着于批评“孙中山和‘二次革命’毁了辛亥革命”，进而得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结论，只能说是一叶障目，并不符合民国二年的基本史实。

袁世凯：《临时约法》限制大总统权力，是拿四万万人身家性命开玩笑

    “革命”神圣的年代里，袁世凯一直是“窃国大盗”；“革命”褪色之后，袁氏摇身一变，成了民国元勋，辛亥百年，更有不少类似“不能忘记袁世凯”的言论在思想界、媒体界泛滥。此种变化，固然缘自史料的重新发掘和史观的正本清源，但最大的因素恐怕仍然是“观照当下”的心理在作怪——考之史实，袁世凯固然没有十恶不赦，但也决不是什么值得肯定、值得纪念的人物。
    辛亥年以前，袁氏为清廷之臣，长期以来不过是一投机政客，并无什么宪政、民主信仰。1904年 6月张謇致信袁氏，苦口婆心劝他支持立宪，袁氏却选择了迎合慈禧旨意，拒绝了张謇；1905年 6月，当立宪因日俄战争的缘故成为大势所趋时，袁氏反联合江督周馥与鄂督张之洞联名电奏朝廷请求立宪；到了10月，袁氏的政见又随着慈禧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成了“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如果连名义上的立宪也不能保证，立宪的实际内容自然更保证不了，袁氏显然对立宪毫无诚意，以致于张謇说他出尔反尔，是在“觇候风色不决”。
    这种墙头草随风倒的政治性格，固然使得袁世凯在清末政治乱局中“游刃有余”，在辛亥年更成为“众望所归”——但这种“游刃有余”背后没有政治信仰为依撑；这份“众望所归”也只是一种现实功利。这已经预示着：进入民国之后，袁氏的政治思路，与“共和”、“宪政”不可能同步在一个频率上。
    1913年的史实也确实如此。这年10月 6日，国会选举大总统，袁世凯竟组织上千名北洋军警，换上便装化身为“公民团”，在国会外面呼叫呐喊，要求必须选举他们心目中的大总统袁世凯。这一幕，除了生动说明袁氏毫不尊重国会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内涵：这些在国会会场外面呐喊的北洋军警，其实恰恰正是北洋系完全不能理解议会政党政治为何物的标志——作为民国初年最强大的政治集团，北洋系竟然没有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国会议员选举中去，以致于国会议员绝大部分由国民党和立宪派瓜分，最终，北洋系没有自己的代表可以在国会里发出声音，只得选择在会场外面大呼小叫。
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显然主要是北洋系领袖袁世凯的责任。从登上临时大总统的第一刻开始，袁氏就没有想到过自己与自己的北洋系也要参与到新时代的议会政党政治中去。当然，袁氏也并非对当日蓬勃的政党政治置若罔闻，但他所采取的主要手段，却并不是融合到议会政党政治中去，而是用各种各样的手段，竭力消解掉政党政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以大笔送钱、大作承诺的传统政治手腕，笼络国民党党魁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当孙、黄诸人明确声明拥护袁氏之后，袁世凯似乎觉得天下已然太平无事，全然不懂得孙、黄的拥护并不意味着议会政党政治的消亡——随后宋教仁领导国民党在议会中取得优势并准备组阁，袁氏恼羞成怒地责备议长吴景濂：“你说宋教仁拥护中央，何反复乃尔！”——袁氏仍然没搞清楚，拥护中央与搞议会政党政治，是并行不悖的两码事。
    袁氏搞不清楚这些区别，恰恰因为其自始至终没有“共和”、“宪政”理念，不懂得议会政党政治为何物。1913年民国两项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是制定正式宪法和选举正式大总统，以取代《临时约法》和临时大总统。袁氏对《临时约法》限制总统权力的种种规定极度不满，在新宪法制定过程中，采取了各式各样的手段，试图夺取宪法起草权——为防止总统权力被宪法限制，袁氏竭力要求先选总统，后定宪法；国会则竭力抵制，要求先定宪法，确定总统权限，再选总统。袁氏最后竟联络十八省都督联名指责声讨国会，压迫国会服从自己的旨意，先选举总统。而一旦当选为总统，袁氏即对国会弃若敝屣：“当选总统后，一再背信弃义，既不到国会就职，又不出席国会发表政见。在保和殿就任时，把议员们排在朝房内，让议员们看不到他，也听不到他的誓词，显然藐视国会。”（王葆真，《民国初年国会斗争的回忆》）
    当选总统前，袁氏为免引起国会反感，一度压抑住了自己干涉宪法起草的欲望；当选之后，这种干涉立即汹涌喷薄而出。10月10日就任大总统，16日袁氏就公开对《临时约法》中限制总统权力的规定展开猛烈的批判——不但在措辞上可谓肆无忌惮，而且上纲上线，将民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所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临时约法》对总统和政府权力的“束缚驰骤”。袁氏公然大放厥词：“本大总统之愚，以为《临时约法》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各规定，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按袁世凯的意思，临时约法因为限制了大总统的权力，简直就等于是在拿四万万国人的身家性命财产开玩笑，简直是罪大恶极，是一份亡国约法！
    袁氏一心想将所有一切军政外交大权独揽在自己这个大总统手上，如此，袁氏才觉得安心，才有信心带领民国走向富强。袁氏似乎忘了，共和是怎么来的——辛亥年的革命，恰恰缘自国人对皇权专制的不信任和否决；革命是为了民主分权，绝不是为了专制集权——袁氏似乎没有意识到：一个不愿意权力受到宪法制约的大总统，和一个专制皇帝，又有什么区别呢？

梁启超：在共和的壳里，造一个开明专制的核

    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之外，1913年政治舞台上不可忽略的第二股政治势力，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势力。进步党在民国初年，是一支足以与国民党相抗衡、一度被寄予造就两党政治的厚望的势力。与民国初年的国民党一样，进步党的构成也相当芜杂，是多个党团的联合体，1912、1913年间不断地在经历着离合与重组。但总体上，进步党基本囊括了辛亥年的立宪派力量（也有部分革命党力量，譬如遭到国民党排挤的武汉首义的革命党“民社派”）。
    与北洋系拥有袁世凯这样的威权领袖不同，进步党没有威权领袖，只有梁启超这般的精神领袖。时下因为贬斥“二次革命”成为潮流，对当日攻击“二次革命”极为积极的梁启超及进步党的评价，也就反转了过来，可谓称颂备至。这种反转，自然有它的道理——毕竟，当日大多数的民众，是希望和平的，并不愿意再有战争；但这道理也很有限，因为任何时代，民众都是厌恶战争的，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某场针对专制腐朽政权的革命战争的正义性。所以，梁启超及进步党对“二次革命”是何看法，并不要紧，本文也不打算深入论述，要紧之处在于：梁启超及进步党，如何看待袁世凯的“大总统独裁”——因为这些立宪派士绅，在辛亥年曾经充当了革命“软着陆”的润滑剂；如今，一个新的“准独裁者”和一场新的“革命”已然剑拔弩张，这些立宪派如何抉择，是否还能再次担负起革命“软着陆”的润滑剂的责任，将直接决定历史的走向。
    但很不幸的是，梁启超和他的进步党没有选择成为调和阴阳的“润滑剂”，而是彻底倒向了袁世凯——当然，这种“倒向”，并不是成为袁氏的政治附庸，而是有着进步党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的。这种政治立场就是：梁启超和他的进步党，在1913年再次误入了“开明专制”的歧途。
    “二次革命”中进步党在国会中对袁世凯近乎无原则的支持，与对国民党近乎无原则的指责辱骂（如“叛国”、“乱贼”），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二次革命”迅速失败；二是袁世凯回报给进步党一个“熊（希龄）、梁（启超）内阁”。“熊梁内阁”的实际核心是梁启超，其施政方针是：以建立法制国家为基本理念，通过责任内阁掌握权力，进行改革，为中国奠定现代国家的基础。
    但梁启超和进步党没有能够以这个内阁为舞台，在1913年奠定中国现代国家的基础。相反，袁世凯的大总统和梁启超的责任内阁都是国会的产物，但当袁氏野心勃勃想要摧毁国会时，梁启超居然选择了与袁氏站在一起。这一选择，近者，直接导致“熊梁内阁”的失败和国会的解散；远者，则直接加速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步伐。
袁氏解散国会的手段，是于
    1913年11月 4日发布大总统令，悍然宣布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此种手段，看似相当“光明正大”，是对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的一种惩罚，但其实不但在程序上违法，而且在事实上绝不合情理——因为大多数国民党议员并没有响应其党内激进领袖的号召南下，而选择留在了北京。但袁氏如此做真正的动机，其实是要解散整个国会，因为随着这一纸令下，参、众两院有438 名议员被非法取消了议员资格，两院国会议员仅剩下 300余人，不足法定人数，将永远无法开会。由此，不但民国第一届国会将彻底瘫痪，无法再对袁氏产生任何约束；一直在起草过程中的宪法草案，也将因为国会无法召开，而不能获得通过，无法出炉，通过宪法约束大总统的权力，就成了水月空花。
    此令下达之后，参、众两院残存的议员绝大多数已是进步党，两院议长也是进步党。进步党议员对国会的瘫痪极度震惊，为了使国会起死回生，汤化龙等进步党国会领袖决定努力帮助未曾参与“二次革命”的国民党议员恢复资格，并前往内阁与总理熊希龄交涉。这份总统令上面，虽有熊希龄的副署，但熊氏事先并不知情，袁氏也未曾与熊氏商议。但出乎意料的是，当两院议长前来交涉时，熊希龄竟然公然宣称希望解散国会，并实行五年军政。一时间舆论哗然。
    熊氏事先不知道袁氏的大总统令，却愿意将自己的名字副署在上面，而且公开出面，将舆论对袁氏的指责揽到自己头上，显然不是偶然，更不是因为昏庸，而是有其一以贯之的思想基础的。这一思想基础，就是梁启超念念不忘的“开明专制”——1912年初，梁启超曾致信袁世凯，大谈在共和政体下搞开明专制的诀窍，梁氏说：
    “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夫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为道若大相反，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致袁世凯书，1912年 2月23日）
    换句话说，在梁氏看来，民国的共和制，只能是一种表面的共和制；梁氏仍然想要竭力推行他在清末所倡导的那套“开明专制”；共和已不可逆转，但梁氏希望依靠袁世凯的势力，在共和的壳里面，造一个开明专制的核。基于这样一种政见，梁氏心目中的国会，只是一个协调各派系势力的机构，绝非最高权力机关；最高的权力机关，应该是，也只能是大总统袁世凯。梁氏对国会的这种定位，直接影响到了熊希龄同意袁世凯解散国会；更是违逆了绝大多数进步党议员们的意见——这些进步党议员，在清末绝大部分已是咨议局议员，当年咨议局屡次运动，所追求的就是咨议局作为地方议会，应该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进步党精神领袖与绝大多数党员的政见南辕北辙，其结果，自然只能是进步党的彻底解散。
    梁启超在“开明专制”的绝路上不愿回头，毫无原则地支持袁世凯的结果，是国会被非法解散了；熊、梁内阁倒台了；两党政治候选者之一的进步党作鸟兽散了。然后，轮到袁世凯的表演时间了，袁氏公开大言不惭地说道：
    “余……对于议会则绝无消灭之心。近日国务总理及国务员中有主张解散议会，施行军政五年，以后再开议会者，余绝对的不以此说为是。余以为今日既为共和国家，一切法律非经议会议定不可！”（《大总统对于国会问题之最近演论》，《亚细亚日报》，1913年11月20日）
    袁氏这段对梁启超、熊希龄的落井下石，完全按照1912年初梁启超“传授”给袁氏的那套经验之谈操作，这算不算是一种讽刺？

孙中山：支持袁世凯与反对袁世凯都是为了开明专制

    20世纪90年代以前，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之后，其形象似乎每况愈下，现如今，因为“二次革命”的被彻底否定，孙氏已经沦为“毁了辛亥革命”的罪魁祸首。此种变化，不可谓不大；但恐怕却有些大而无当——“二次革命”的支持者如此之少，消亡得如此之快，说它彻底“毁了辛亥革命”，实在是太言过其词了。
    真正“毁了辛亥革命”的，不是激进的“二次革命”，而是阴魂不散的“开明专制”——不但北洋系领袖袁世凯对其青睐有加；不但进步党领袖梁启超想把它植入共和的核里；革命党党魁孙中山，一个在野政治家，也同样念念不忘要搞“训政”式的开明专制。
孙氏的开明专制，在其1906年制定的《革命方略》中已有具体说明，据此方略，中国未来的政治演进模式，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相互嬗进的时期，也就是“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军政”、“训政”，显然属于开明专制的范畴。
    理想状况下，自然是由孙氏和他的同盟会（国民党）来操作实施这三个阶段。但辛亥年南北谈判妥协的结果，是袁世凯成了民国的第一任最高领袖，孙氏无法自己实践开明专制，遂选择致力于经济建设为己任——“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孙氏在选择去修铁路的同时，不忘谆谆劝告国人要拥护袁世凯：“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
    孙氏如此选择，与其民国必须首先经历一段开明专制过程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孙氏希望袁世凯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依次执行“军政”、“训政”、“宪政”的威权领袖。这既是他选择彻底退出政治活动，无条件信任和支持袁世凯统治民国——“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根本大计，而尽让政权于袁氏”（陈其美:《致黄兴书》）——的主要原因；更是他对宋教仁改组国民党，欲施行议会政党政治、监督、架空大总统的政治纲领毫无兴趣的关键性因素，按照孙氏的意思，他是希望袁世凯施行个人威权统治的，“予极盼其为总统十年”。
    对于这一用心，孙氏自己有过说明。孙氏说：民国建元之初，“予则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实行三民主义，而吾党之士期期以为不可。”所谓民国元年就主张要开始实施《革命方略》，其实就是实施“军政”、“训政”的开明专制——孙氏希望袁世凯担当起实施“军政”的责任来，他希望袁氏做十年总统，就是希望他“必可练兵百万”，以此保障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孙氏自己，按其自述的说法，则将担负起“训政”的责任：“在此时期，行约法之治，以训导人民，实行地方自治。惜当时同志不明其故，不行予之主张。”
    有学者对孙氏“行约法之治，以训导人民，实行地方自治”的自述，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事后的辩解，迄今无法找到足于证实的可靠史料”（袁伟时：《从孙袁妥协到“二次革命”——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并指责孙氏：“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巩固，实际上已排除在他视野之外”、“当议及政治时，他满脑子都是中央集权。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一天，向海内外宣布五条“政务之方针”，依次是‘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居然矢口不谈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巩固。念念不忘的是铁路和中央集权，难怪在与袁世凯商定施政大纲时有意无意地置诸脑后的，恰恰是民主政治体制和发展地方自治的内容。”（同上）
    ——上述否定与指责，其实并不成立。因为孙氏设计中的“约法之治”，就是“训政”；“训政”，必然会把“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巩固”排除在视野之外；必然会“矢口不谈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巩固”；必然会“满脑子都是中央集权”……这些指责，都是“足于证实的可靠史料”。
    1912年 9月25日，《政府公报》民国元年第 149号公布了袁世凯、孙文、黄兴、黎元洪《协商订定内政大纲八条》。其中第六条规定：“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有学者批评这份孙氏与袁氏共同商定的施政纲领：“只字未提国民党孜孜以求的政党内阁和议会制度”、“要是说孙文在公开场合还说点‘尊重议院’之类的话，与袁世凯的13次会谈中，则根本没有把这一重要问题摆到议事日程上。”（同上）——其实，这恰恰是孙氏在竭力支持袁世凯施行开明专制。在孙氏看来，民国必须走这样一条开明专制的道路，所以，他始终竭力避免谈及议会制度、谈及政党内阁，如此种种。
    一个推崇开明专制的革命领袖，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后，自然是不会愿意相信可以在议会、可以在法院获得公道的。其选择暴力的“二次革命”，是必然的；此后，更将国民党改组为一种列宁式政党，自然也不奇怪。这背后，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历史逻辑在起作用。简单粗暴地谴责“二次革命”，而看不到这样一条逻辑线索，显然是不够的。

结束语：

    宋教仁袁世凯要做威权领袖，认为约法约束他、国会监督他，是对四万万国人不负责任，是犯罪，所以他一意孤行，解散了国会，流产了宪法；梁启超要在共和的壳内造就一颗开明专制的心，所以他一意孤行，违逆了自己进步党大多数的同志的议会政治理想；孙中山欲支持袁世凯在朝搞“军政”，由自己在野搞“训政”而不可得，所以他一意孤行，以一种专制的姿态，不顾自己国民党大多数同志的反对，发起“二次革命”……
    1912年的民国，成了诸政治派系领袖们试验各自开明专制模式的试验场。议会政党政治则在大佬们乐此不疲的政治试验的缝隙中艰难前行——大佬们当然都有自己堂堂皇皇的大道理可以讲，譬如：“吾虽重视国会，而重之也固不如国家，假使蔑弃国会乃至灭绝国会，而可以安国家，利社稷，则吾于国会固可以无爱也。”（梁启超，《国会之自杀》）
    梁启超写作这篇《国会之自杀》的时候，“共和”也正被他的缔造者们，用一把名叫“开明专制”的利刃，残忍地杀死。
作者: psyzjs    时间: 2011-10-19 18:05

算是沙发吧？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10-24 20:00

本帖最后由 ys1937 于 2011-10-24 20:02 编辑

1914年：梁启超批判暴民，进步党进退失据

年度事件：袁世凯颁布独裁《约法》

    1914年 5月 1日，袁世凯宣布废止《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即“袁记约法”。此约法取消了责任内阁制，取消了国会对总统权力的一切制约；将大总统任期改为10年，且不限制连选、连任；取消立法机关对大总统的弹劾权；规定大总统的性质：总揽行政、军事、立法等一切大权，不但是国家元首，同时还是海陆军大元帅，其权限之大，较之皇帝犹有过之：不但有权制定一切行政制度、任命一切官员、签订一切外交文件，而且有权解散立法院，否认立法院通过的法律的效力，且规定大总统发布的命令“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综而言之，依据这份约法，袁世凯的权力完全不受任何制约，为所欲为，形如帝制君王，出口就是圣旨。复辟帝制，已只是时间问题。

梁启超盲目批判“暴民”，进步党进退失据

    为什么“共和”会在民国二年就寿终正寝（以国会被袁氏强行解散为标志）？当下许多学者将之归咎于孙中山和他的“二次革命”，其基本论点有三：1、 此次革命不得人心，违逆民意；2、 按共和精神，宋教仁案应走法律程序，诉诸暴力是非法的；3、 革命失败的结果，是北洋势力的扩张，打破了共和的均衡。
    上期文章（转型中国1913）已经否定了上述论断——在北洋系领袖袁世凯、进步党（旧日立宪派）领袖梁启超、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都一致认定中国必须走一条“开明专制”的道路的时候；在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都曾一致认定袁世凯就是实施“开明专制”的绝对人选的时候，已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袁氏在民国二年为达开明专制从梁启超开始，到现而今，中国知识分子警惕“暴民”的历史，虽然当中存在着半个世纪的断层，算起来也很悠久了。可惜的是，梁启超当年与一干进步党知识分子选择优先解决“暴民”的结果，是袁世凯复辟了他的帝制，这个教训，却没见到后世有哪个知识分子认真吸取过。
    殊不知，“暴民”是不需要优先解决的，因为稳定的生活是绝大多数民众共同的需求——“二次革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没有进步党的污名化之前，国民党内大多数的前革命者们已经拒绝了本党领袖的暴力斗争策略，党内如此，更不用说党外了——在没有庙堂的压迫或者蛊惑的情形下，没有成“专制”而强行解散国会——有没有“二次革命”，已丝毫不再重要。民国二年，“共和”夭折，不是夭折在“二次革命”手里，而是夭折在一种流毒至今的“开明专制”迷途上——时至今日，历史已经很清晰地昭告世人：但凡“专制”，无论是“个人专制”，还是“党派政团专制”，没有了制约抗衡它的力量，盲目地寄希望于它“开明”，只能是缘木求鱼；既是“专制”，就永远不可能“开明”——当年伏尔泰在法国得不到他想要的开明专制，跑到普鲁士也得不到，跑到俄国照样得不到；近代以来的中国也一样，在袁世凯手里得不到，在别人、别的团体手里，照样也得不到。
    与“共和”的夭折同步，帝制也在民国初年死灰复燃。先是袁氏的洋顾问古德诺发表文章《共和与君主论》，公然声称：“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然后又有袁氏聘请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以“资深政治家”的身份杜撰出一种“国权授受说”——按照有贺氏的说法，“中华民国并非纯因民意而立，实系清帝让与统治权而成”，换句话说，既然民国的成立不是民意的结果，而是清帝逊位所致，则《临时约法》所谓的“主权在民”、“立法权在民”都不能成立，必须重修一部“主权在国”在约法。而“主权在民”、“立法权在民”，恰恰是中华民国“共和”的基础，否定了这两条，则民国无“民”，共和不“和”，政体只能转向集权与独裁——1914年袁氏的独裁约法，正是按照有贺氏的理论打造出来的。有贺氏系一资深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其杜撰的“国权授受说”为袁氏称帝打造了一套近代政治理论基础，祸害中国极深。可悲的是，迄今仍有不少学者高度认可有贺氏的这一理论。
    在共和已死，帝制将立的1914年，缔造民国最为有功的政治团体——由立宪派演变而来的进步党，也正进退失据。今人常常讲，一个国家能否有光明而稳定的前途，往往寄希望于该国的中产阶层的水准；进步党在民国初年，正是这样一个被寄予厚望的中产阶层的联合体。它的进退失据，对今人而言，是沉痛的教训。

梁启超的种种举措，无意中无一不是在为袁世凯称帝铺路

    进步党成员在民国以前大部分是立宪派，在各省咨议局担任议员，这些人在辛亥年起到了重要的润滑剂作用，使得1911年的中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乱，而平稳结束帝制迎来民国，可谓功莫大焉。
    进入民国之后，各个政治派别纷纷吸纳同仁组建政党。这些旧日的立宪派，因为曾经极力反对过革命，而在政治上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为解决这种尴尬，其精神领袖梁启超1912年回国后，即发明了一种“不争国体，而争政体”的论调——意思是说：立宪派人士不关心国体是君主还是共和，只关心政体是独裁还是民主，这种立场在辛亥年前后是一致的，故而不存在立宪派人士“反对革命”的问题。进而，梁氏公开表态：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此一表态，为立宪派以正常心态参与到民国政治当中，扫清了身份障碍。
    梁启超接下来又用一种叫作“政治对抗力”的理论，将派别林立，组织涣散的立宪派们团结到同一种政治主张下面，造就成了一个统一的进步党，梁氏希望以此与革命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相抗衡，造就一种两党议会政治。所谓“政治对抗力”，简单说来，就是对施政者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梁氏认为一个稳定的民主宪政国家，必须要有“政治发动力”（施政者）和“政治对抗力”（监督者）两种力量达成均衡。梁氏希望立宪派士绅能够团结起来，负担起造就这样一种“政治对抗力”的重任，渐渐将国人引入正常的政治轨道，“使寡人专制之现象，无自发生”。
    进步党在1913年 5月正式成立。“政治对抗力”，可以说是该党政治理念的核心。该党的宣言书，是梁启超个人政见的完整反映，宣言书声称：该党组建的目的，是与官僚和乱暴势力对抗，并造就两大政党“对峙之象”。所谓官僚，是指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系旧官僚；所谓乱暴势力，则是指革命党转化而来的国民党。进步党成立后，在各种场合不断宣扬自己“和平改革”的温和立场，并表示反对一切“推翻现状”的行动。
    应该说，进步党以立宪政治、防范专制为政治理想，是完全契合民国初年的政治生态需要的。但具体操作过程中，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却误入了“开明专制”的歧途——在梁氏看来，要实现上述政治理想，必须同时与官僚派和乱暴势力相抗衡；进步党势单力薄，不得不“先战其一”，必须先联合一方，对抗另一方。梁氏与革命党裂隙已深，理所当然选择了联合袁世凯，选择了辅佐袁氏的“开明专制”来对抗革命派的“暴民专制”。
    梁氏为进步党做出这样一种站队选择，是进步党精神分裂的开始——进步党本是在“养成政治对抗力”的理念下集中起来的，这一理想的终极目的，是“使寡人专制之现象，无自发生”，自然是要监督制约一切专制力量的；与袁世凯联合之后，梁氏反又宣称开明专制是当下最完美的政治模式。这种理想与手段之间的精神分裂，直接导致1913年之后，进步党分裂为两大派系：议会民主派和开明专制派。
    梁氏之所以误入歧途，其根源在于固执地将同样追求立宪政治的国民党，简单粗暴地视作“乱暴势力”。诚然，革命党在革命过程中是要流血的，而且多有政治素质不够的底层会党参与，但革命之后，在宋教仁主持下，改组后的国民党，与“乱暴”二字已毫不沾边。梁氏对革命党的成见完全不符合史实；其选择联合袁世凯抗衡国民党，自然也是极大的失策——当日形势，北洋系拥有压倒性的武力优势，进步党惟有与国民党合力，才有可能压制住袁世凯专制称帝的欲望。
    但梁氏的选择恰恰相反。不但高举“开明专制”的大旗，而且利用各种进步党系报刊，刻意塑造袁世凯“政治强人”的形象，着重突出袁世凯的政治实力，渲染其丰富的政经验和坚毅的政治精神。国会选举之际，进步党报纸更高呼“非袁则乱”的口号，监督之责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最为严重之处在于：制定宪法的时候，国民党人为了维护“共和”而竭力坚持“主权在民”，袁世凯为了专制集权，受有贺长雄蛊惑，而竭力主张“主权在国”。梁启超表面态度“调和”，却宣称现今世界“个人主义”已经被“新国家主义”取代，“主权在民”也已被“主权在国”论取代——这就等于直接在理论上为袁世凯的专制集权乃至称帝添砖加瓦；袁氏日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称帝，与梁氏当日这些并非故意的“鼓励”显然关系很大。
    与进步党在梁氏领导下一边倒向袁世凯有所不同，反倒是被诬蔑为“乱暴势力”的国民党一直在履行着监督专制权力的职责。可惜的是，国民党提倡“平民政治”，进步党就宣称“平民政治”乃“众愚政治”，提倡“国权主义”反对“民权主义”；国民党提倡地方分权，进步党就提倡中央集权；国民党坚持由国会搞责任内阁制，进步党就支持袁世凯搞总统制……如此种种，无一不是在为袁世凯称帝铺路。

张东荪：开明专制最后只能造就一种“警察国”

    相对于袁世凯的北洋系，国民党和进步党在势力上都处于完全的劣势。梁氏却错误地引导进步党完全倒向袁世凯，这是民国政治失去均衡的关键。与梁启超关系密切，但并非进步党党员的张东荪，很早就预见到了这种均衡被打破后的危险。“二次革命”被镇压后，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兴奋异常，大有彻底扫除国民党“乱暴势力”的成就感；张东荪却忧心忡忡，撰文直接指出——“国不亡于暴民，而必将亡于官僚”——在张氏看来，国民党败退之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官僚派从此将肆无忌惮，作威作福，政治将陷入空前的灾难。张氏提醒进步党，要重视对政府的监督。
    张氏的文章，发表在进步党系的报刊上，同时得到了诸多“议会民主派”进步党人的支持。譬如《大共和日报》刊文，要求进步党要以以往批判“暴民”的精神去监督政府，声称“非驱除官僚政治，铲除军人专制不为功”；再如《时事新报》讽刺说“中华民国”已成“中华官国”，批评袁世凯难逃其咎。尤其是进步党“熊、梁内阁”成立之后，更多的进步党人希望这一届内阁，能够成为责任内阁，担当起与官僚派斗争的重任，起到制约袁世凯权力的作用。可悲的是，内阁虽然宣称以造就一个法治国家为任务，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却再一次彻底倒向了袁世凯——当袁氏悍然解散国会之际，内阁竟然公然宣称希望解散国会，并实行五年军政。进步党的分裂，也因为此事而公开化。
    分裂出来的两派，一派以汤化龙、张东荪为代表。张氏虽然不是进步党党员，但与进步党人交往极深，经常在进步党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汤氏著作不多，反倒是张氏的文章，颇能代表进步党内“议会民主派”们的意见。另一派则以梁启超、吴贯因为代表，梁氏是进步党的精神领袖，吴贯因则深受梁氏的影响，是“开明专制派”的代表。张东荪与吴贯因1913年末的论战，颇能说明两大派系之间的政见分歧。
    1913年 9月，张东荪在进步党官方刊物《庸言》上发表《内阁制之精神》一文，为内阁制作辩护，反对梁启超拿政党政治还不成熟为由否定责任内阁制度，尤其希望“熊、梁内阁”能够不成为袁世凯的傀儡，能够划清总统与总理的权限，践行责任内阁制的理想。吴贯因随即也在《庸言》上刊文反驳，明确反对搞责任内阁制，主张总统必须要拥有实权。
    1913年底，吴贯因再度刊文，明确表示支持袁世凯对国会制定宪法的干涉，并主张进一步扩大总统的权限，其理由是：现国会没有能力为中国制定一部良善宪法，所以绝不能把立法权交给国会议员，而必须交给袁世凯，并将袁氏比喻成“敢破坏约法之华盛顿”——后来袁氏果然“敢破坏约法”，颁布了一份总统权限远远超过帝王的“袁氏约法”；只是很可惜，袁氏没有成为“华盛顿”。
    张东荪也再度刊文反驳吴贯因。张氏说：中国已经是共和国，就应该实行法治，彻底杜绝人治与专制，这样才能算是真正的共和。张氏尤其重视宪法在造就“政治对抗力”方面的作用：“宪法者，所以调和各势力使之相安”——“政治对抗力”要付诸实施，必须要有一种各方都认可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就是宪法；所以，必须法治，才能造就和平的“政治对抗力”。张氏尤其重点公开批评了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调——在张氏看来，“开明专制”之国，最后肯定是造就一种“警察国”；而国民真正想要的政体，并不是“警察国”，而是“法治国”：“不察者遂谓警察国( 开明专制 )可以图强，殊不知警察国虽可图强，而不可以持久。彼德意志所以有今日之巩固者，端赖法治，是以欲常治久安，则非励行法治不为功也”——有些脑筋混乱的人，以为“警察国”可以强国，却不知道“警察国”固然可以强国，却不可以持久；德意志之所以有今日这般的巩固，所依赖的并不是警察，而是法治。
    张东荪驳斥吴贯因，吴贯因驳斥张东荪，说白了，其实不过是梁启超的“政治对抗力”理论与“开明专制”理论在彼此纠斗罢了。与梁启超一样，张东荪将“政治对抗力”理论视作救国的不二法门，但操作上却分歧明显：梁启超念念不忘要先驱逐“暴民”、镇压“暴民”，为此不惜无原则地与袁世凯结盟；张东荪却将进步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政治对抗”，视作不正当对抗，强调正当的对抗，必须是进步党联合国民党，与官僚派之间的政治对抗；张氏进而呼吁进步党加强党的建造，强化党的政治对抗力。
    反倒是梁启超自己，到1914年，已然放弃了自己的“政治之对抗力”理论，开始对国人实现共和政治的能力深表怀疑，而把国家的未来近乎彻底地寄托于袁氏。梁氏后来解释说：“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言辞间，“引导”袁氏的意思，已取代了“监督”袁氏的原则。梁氏进一步解释这种“引导”——民国初年的人民程度，“与日本维新时代相距非远”，说到底，还是“国人民智未开，不能骤行民主”的思维在作怪。倒是张东荪的理解有所不同：人民程度虽低，但却绝不能成为回归专制的借口；即使在现有民智条件下，无法建立“真共和”，而只能建成“伪共和”，那也比回归专制强，因为他日的“真共和”，必将产生于今日的“伪共和”——
    “伪共和”下，各种制度建设起来之后，民众受到训练，自然会有“真共和”。
    张氏尤其不能同意的，是梁启超基于“开明专制”而衍生出来的“保育政策”——按照这一政策，国民民智的提高，需依赖于开明专制的政府的“保育”，也就是说，民智的提高，需要政府来培育。张氏则认为国家应该与社会分离，主张限制国家的作用，任社会自由发展，避免国家对民智的摧残，才是发展民智的关键：“盖人格之淘养，其权不在政治而在社会”——毫无疑问，张氏的见解是相当超前的，近代以来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依赖任何“开明专制”的政府，来教育民众，提升民智，最后都必将适得其反，这种教育都必将蜕变成愚民教育，必将导致整个社会智识和道德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如果某一阶段民智有所提高，也必然是因为社会有了大的发展（譬如近二十年来网络的发达普及），而与政府的“保育”无关。

结束语：

    开明专制从梁启超开始，到现而今，中国知识分子警惕“暴民”的历史，虽然当中存在着半个世纪的断层，算起来也很悠久了。可惜的是，梁启超当年与一干进步党知识分子选择优先解决“暴民”的结果，是袁世凯复辟了他的帝制，这个教训，却没见到后世有哪个知识分子认真吸取过。
    殊不知，“暴民”是不需要优先解决的，因为稳定的生活是绝大多数民众共同的需求——“二次革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没有进步党的污名化之前，国民党内大多数的前革命者们已经拒绝了本党领袖的暴力斗争策略，党内如此，更不用说党外了——在没有庙堂的压迫或者蛊惑的情形下，没有人会无缘无故成为“暴民”。当梁启超选择与袁世凯结盟优先对付“暴民”的时候，共和的悲剧就已经酿成，无法挽回。
    永远将对庙堂的警惕放在第一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本分；每日里把目光注视在“暴民”身上的人，没有看清民国初年的历史教训。
作者: 陆东洋西    时间: 2011-10-25 21:29

本帖最后由 陆东洋西 于 2011-10-26 10:52 编辑

显然，所谓“暴民统治”并不泛指一切民主政治，楼主说的没错，没有人会无缘无故成为“暴民”。这是指在一种特殊的非理性、或不遵守法律情况下多数人对个别人的暴政。譬如雅典对苏格拉底、纳粹德国时期一般民众对犹太人、文革中对某些所谓“黑五类”、走资派等的人身侵犯等，这个应该容易理解。

至于“暴民”一说来自密尔的“暴虐的多数”，他认为“社会能够并且确在执行它自己的诏令。而假如它所颁的诏令是错的而不是对的，或者其内容是它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它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暴虐；而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论自由》。密尔这么说，他没有阿谀大众，也没有人认为他放弃了“知识分子应尽的本分”。

正如楼主所说：知识分子更应该警惕“庙堂”，所谓“民主”，目标就是针对这个“主”究竟是什么“主”，因此不可能不更加关注和警惕“庙堂”。但是，关注“民”和关注“主”，相互之间并不一定矛盾。

此外，如果将袁世凯的复辟称帝归因于梁启超等人，并认为因为后者“选择优先解决“暴民”的结果，是袁世凯复辟了他的帝制”，是否有些简单化了这段历史？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11-10-25 22:50

吾国民素爱为历史翻案，盖翻案论最吸引注意力。然而结论泰半来得轻易，也就可疑。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11-2 06:57

1915年：“告别革命论”无法自圆其说

年度事件：袁世凯称帝，梁启超护国

    被立宪派当中的一小撮知识分子奉为治国安邦的不二法门的“开明专制”，在这一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们心目中实施“开明专制”的最佳人选袁世凯，终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复辟帝制，登上了皇位。

概念偷换：梁启超无法让“告别革命”自圆其说

    自袁世凯登上大总统之位的第一天开始，梁启超和他的进步党同仁们，一方面不遗余力地颂扬“开明专制”，强调一个高度集权的“开明大总统”对新中国的前途是如何地重要，如何地性命攸关；另一方面则不遗余力地诋毁革命党、诋毁革命，革命党成了梁氏语境里的“暴民”，“革命亡国”之说一时间甚嚣尘上。由于梁氏及其进步党同仁们的宣传，民国二年、三年间，“革命”简直成了一种原罪。
    这种不遗余力的颂扬和诋毁，终于在1915年让梁启超自食其果，陷入了一种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在革命党遭到袁氏和进步党在武力和理论上的双重打压而势力衰微的形势下，为了阻止袁氏倒行逆施，梁氏不得不与门生蔡锷在西南举起暴力反袁的旗帜；虽有暴力反袁之实，梁氏却坚决不能承认自己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于是乎，梁氏在1915年公然修改了自己对“革命”的定义——按照梁氏的新逻辑，他仍然是一个“革命”的反对者，因为在梁氏的新逻辑里，袁世凯成了真正的革命党。这个固执的革命恐惧症患者，玩起了概念偷换的低级游戏。

梁启超不反对称帝，只不过反对袁世凯过早称帝

    在剖析梁启超关于“革命”的概念偷换之前，需要先澄清一个史实：梁氏并不反对帝制。虽然梁氏在护国运动中表现得不遗余力，但在他那篇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1915年 8月）一文中，梁氏将自己的观点表述得非常清晰：他不反对袁世凯称帝，他只不过反对袁世凯过早称帝。
  对许多熟悉护国运动这段历史的读者而言，这个结论，是对梁氏的一种严重而且颠覆的“指控”。为了证实这种颠覆，下面引用几段《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当中关键性的原文。
    第一段——袁世凯组织的筹安会理论班子，1915年上半年集中打宣传战，大力推广“共和绝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这样一种论点，以此作为袁世凯需要立即称帝的理论基础。梁启超如此反驳他们：
    “我欲问论者：以将来理想上之君主为何人，更质言之，则其人为今大总统耶？抑于今大总统以外而别熏丹穴以求得之耶？如曰别求得其人也，则将置今大总统于何地？大总统尽瘁国事既久，苟自为计者，岂不愿速释此重负，颐养林泉。试问：我全国国民能否容大总统以自逸？然则将使大总统在虚君之下而组织责任内阁耶？就令大总统以国为重，肯降心相就，而以全国托命之身当议会责任之冲，其危险又当何若？是故，于今大总统以外别求得君主而谓君主立宪即可实现，其说不能成立也。”
    第二段——既然在梁氏的心目中，袁世凯之外，不可能再找到其他人来做皇帝进而搞君主立宪，那么，也就等于在梁氏的心目中，袁世凯是拯救中国的唯一路径。梁氏说：
    “今幸也，兹事既已得有比较的补救良法。盖新颁之大总统选举法，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制，则今大总统健在之日，此种危险问题自未由发生，所忧者乃在今大总统千秋万岁后事耳。……吾以为若天佑中国，今大总统能更为我国尽瘁至十年以外，而于其间整饬纪纲，培养元气，固结人心，消除隐患，自兹以往，君主可也，共和亦可也。若昊天不吊，今大总统创业未半，而遽夺诸国民之手，则中国惟有糜烂而已，虽百变其国体，夫安有幸？是故，将来中国乱与不乱，全视乎今大总统之寿命，与其御宇期内之所设施，而国体无论为君主为共和，其结果殊无择也。”
  所谓的“兹事”，是指筹安会所宣扬的共和制度下面选举总统容易发生混乱的宣传。梁氏是认可这种担忧的，但同时又指出，袁世凯此前颁布的独裁约法，已经让袁氏成了终身总统，在袁氏生前，不必存在这种担忧；至于袁世凯死后怎么办，梁氏则寄希望于袁氏的寿命长短，希望袁氏长寿一些，如此有充分的时间“培养元气，固结人心”，然后继续共和也行，恢复帝制也罢，都是可以的——“将来中国乱与不乱，全视乎今大总统之寿命，与其御宇期内之所设施”——这段话当中已经有两个信息很明确：
    1、 梁氏对袁氏鼓捣出来的那部独裁约法，是完全认同的；
    2、 梁氏虽然承认共和制这个既成事实，但并不否认帝制，而且不反对袁世凯将来称帝。
    第三段——用梁氏自己的话说，进入民国之后，他的心境是很失望的，“既深感共和国体难以图存，又深感君主国体难以规复”——所谓“深感共和国体难以图存”，意思很明白，梁氏是反对共和政体的，这从他1912年写信给袁世凯，让他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是一脉相承的；所谓“又深感君主国体难以规复”，意思也很明白，梁氏是欣赏帝制的，而且梁氏把这种恢复帝制的期望，寄托在了袁世凯身上：
    “吾数年来独居深念亦私谓，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而欲帝政之出现，惟有二途。其一，则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具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其二，则经第二次大乱之后，全国鼎沸，群雄据割，剪灭之余，乃定于一。夫使出于第二途耶，则吾侪何必作此祝祷，果其有此，中国之民无孑遗矣。而戡定之者，是否为我族类，益不可知，是等于亡而已。独至第一途，则今正以大有为之人居可有为之势，稍假岁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岂不在是耶！”
    梁氏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中国只有“复返于帝政”，才能“图存而致强”；而要在已然共和之后，再回归帝制，惟有两种办法，一是大总统励精图治，取得巍巍的功德，而被民众推戴上帝位；一是天下再次大乱，出现军事强人，翦灭群雄统一中国。梁氏赞同走前一条路，反对走后一条路，因为后者可能会引来外部势力，最后甚至可能出现外部势力统一中国的局面，导致亡国灭种。
  梁氏这段话，其实恰恰也是他积极发动武力反袁的真实原因：他不反对称帝，但他希望袁世凯凭借自己的功德获取帝位，而不是以武力和权术强取帝位，后者必然导致国家四分五裂，天下大乱。换句话说：梁启超并不反对袁世凯称帝，他只不过反对袁氏在1915年仓促称帝；他一直在否定共和，一直是帝制的拥趸。

偷换“革命”概念，袁世凯竟成了“革命党”

    1915-1916 年护国战争的胜利，是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和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国民党人通力合作的结果。这场战争被孙中山称作“三次革命”；但坚定的“革命恐惧症患者”梁启超，却坚决不承认这场自己和部分进步党人更具主导地位的战争是一场“革命”。
    且看梁氏的理由：
    “交战团体者，革命军专有之名词也，故学者亦称之为革命团体。今欲论西南军政府宜否为交战团体，宜先辨西南军政府是否为革命军。欲辨西南军政府是否为革命军，则当先明革命之意义。革命之意义至简单而至易了解也，日谋颠覆现在之国体而别建新国体者，斯谓之革命而已矣。今之谋颠覆现在国体而别建新国体者为北京政府中人耶，为云南政府中人耶，我友邦宜共知之。盖革命者非他，即袁世凯其人也；与袁世凯相狼狈者，皆革命党也；数月来北京政府蝇营狗苟之举动，皆革命运动也。”
    梁氏的上述言论，发表于1916年初。按照梁氏的逻辑，进步党人和国民党人成立的西南军政府不是革命者，反而是在北京称帝了的袁世凯才是革命者，袁世凯集团，才是革命党——因为梁氏给了“革命”一个新定义：颠覆现在的国体，另造新的国体者，就是革命。
    这种新定义是不是有道理，本文无意讨论。耐人寻味之处在于：自1911年以来，梁氏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一再地改变、偷换着革命的定义——
    一、1911年，为了洗刷自己“反对革命”的历史，以便参与到共和制新中国的政治游戏中来，梁启超如此定义革命：“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
    按梁氏此时的意思：革掉专制，实现立宪，就是革命；革命党要搞共和立宪，自己提倡君主立宪，都是革专制搞立宪，所以都是革命。
    为了强化自己同为革命者的身份，梁氏此时还有另外一套政治术语：“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所谓“只问政体”，就是说自己和立宪派同仁“只关心政体是立宪还是专制”；所谓“不问国体”，就是说自己和立宪派同仁“不关心国体是君主还是共和”。换言之，梁氏此时将“立宪”和“专制”划分为“政体”；将“共和”和“君主”划分为“国体”；只要是要求“革专制而成立宪”，也就是要求改变“政体”，就都是“革命”。
    到了1915年，梁氏对革命的定义却变成了——“革命之意义至简单而至易了解也，日谋颠覆现在之国体而别建新国体者，斯谓之革命而已矣”——“政体”、“国体”及其区分，是梁氏自己造出来的政治概念；“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是梁氏自己提出来的“革命”原则；如今，梁氏为了圆自己一贯反对革命的理论，自己打自己理论的脸，“革命”与“政体”脱离了关系，反又与“国体”扯上了关系。
    二、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梁启超对“革命”的定义回归到了他清末与革命党论战时候的概念，即“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也”，即革命是以大规模的暴力行动推翻现中央政权的政治运动。这句话里面包含着“革命”的两个基本要素：1、 推翻现中央政权是目的，2、 大规模的暴力行动是手段。
    “二次革命”期间，梁启超和进步党人异口同声，不遗余力地谴责孙中山和革命党是“乱暴势力”，并将进步党的基本政治路线定性为优先联合官僚派以对抗“乱暴势力”。这种对革命的反对和谴责，其实是对革命的“大规模的暴力手段”的反对和谴责，梁氏认为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难以控制的巨大灾难，会“革命亡国”。这种理念，是对清末与革命党论战时理念的一次回归。
    但到了1915年，在上述“革命”的二要素全部齐备的情形下，梁启超却坚决不承认护国战争属于“革命范畴”，为了自圆其说，他重新定义了“革命”，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中，梁氏说：“凡谋变更国体则谓之革命，此政治学之通义也”——这是不是“政治学之通义”，姑且不论，但至少，梁启超没有资格来讲这个话，短短三四年间，他对“革命”的定义已经变更了若干次，每次更改，都是出于功利主义，此时又谈什么“政治学之通义”，恐怕梁氏自己内心也是无法信服自己的。
    三、完成了这样一种概念偷换之后，主导暴力战争推翻现政权的梁启超再度将自己粉刷成了一个坚定的“革命”的反对者，他对英国记者如此说道：
    “盖以政体之变迁，其现象常为进化的，而国体之变更，其现象常为革命的，谓革命可以求国利民福，吾未之前闻。是故吾自始未尝反对共和，吾自始未尝反对君主，虽然吾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谓国家之大不幸莫过于革命也。”于是乎，袁世凯集团成了1915年中国最大的革命党。
    革命家总是错的，革命理论家总是对的——革命家只搞革命；革命理论家想让什么是革命，什么就是革命；想让什么不是革命，什么就不是革命。

结束语：

    自20世纪90年代李泽厚、刘再复等人提出“告别革命”以来，这个概念几乎垄断了中国思想界、媒体界；迄于今日仍被许多人奉为金科玉律。
    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告别革命论”的鼻祖梁启超，当年所玩的那些概念偷换的游戏，本身就是对“告别革命论”最大的一个讽刺——拿一种只讲思想逻辑，不讲史实逻辑的理论，当作历史的教训，来警示后人，本身已经很荒诞了；如果连思想逻辑都没有，只剩下一堆概念偷换，这理论的现实价值，显然就更加可疑了。
    警惕理论家们的胡说八道，才是历史极重要的教训。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11-11-2 07:17

上面这几帖，厚诬任公，孰不可忍也！作者对任公主张这种断章取义的曲解，实在缺少基本的严谨阅读。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11-8 13:03

请大兴评论


1916年：民国最后一次实现共和的机会

年度事件：再造共和

    本年，洪宪皇帝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死去；随后约法恢复、帝制消亡、共和再造。梁启超和他的进步党同仁们也因为护国运动的成功，而收获了空前的声誉。民国初年“中层社会”的中坚力量们再次获得了宝贵的引领中国民主转型的机会。可惜的是，梁启超们再度重蹈覆辙，共和终成旧梦，进步党的命运也终于走到了尽头。此后的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乱世，再也没有给过“中层社会”和平改良的机会；机会，并不是无穷无尽的……

民国最后一次实现共和的机会

    从《转型中国·1913》开始，策划连续三期，都取的是批判立场，且都深度涉及梁启超，以至于有读者在留言里愤愤然：“最近几期把矛头对准了梁公，让人莫名其妙。文中说梁公是理论家，我想问近代中国哪一次变革他没参与？显然与史实不符。”
    这位读者的愤愤然里，其实恰恰有编辑自《转型中国·1913》以来，一直坚持“把矛头对准了梁公”的理由，那就是：“近代中国哪一次变革他没参与？”——辛亥年之前，梁氏在野，曾发表过许多中肯的政见（见《转型中国·1906》）；辛亥年之后，梁氏在朝，颇有“设计新中国”的雄心壮志，自1911到1917，梁氏也确然是“新中国”的“设计师”，种种政治游戏规则的设置与废除，背后都有梁氏的强力推动；正如台湾学者张朋园所说：“其于民国初年之财政、司法、外交，乃至于整个国家大计，直接间接，皆尝担任决策角色。”
    此外，梁氏自己还造过一个“中等社会”的概念，主张先造就一个中坚的“中等社会”，然后依靠这个“中等社会”的力量，去造就新中国；梁氏和他的进步党，既是造就“中等社会”的力量，更是“中等社会”的一部分——“中层社会”是构筑稳定社会的基石，现如今早已是一种政治常识。
    如此，梁氏既是民国初年民主政治的主要设计者，又是民国初年“中层社会”的领袖人物，检讨民国初年民主政治的失败，必然要深度检讨梁氏。有学者本末倒置，大谈孙中山和革命党毁了辛亥革命，殊不知1911到1917间，人心思定，革命党处于前所未有的在野低潮，真正设计、操作、实践民主政治的，实是梁启超和他温和的进步党。换言之，历史不是没有给过“中层社会”引领中国民主转型的机会，但结果却全然失败。今日许多媒体和学者，不从“中层社会”自身去寻找原因，反众口一辞将在野式微的革命党拉出来，充当民国初年民主政治转型失败的罪人，如此总结历史教训，岂非南辕北辙？
    上述种种，也正是本期策划仍然选择继续深度检讨梁启超的用意之所在。
   
痛定思痛后的教训：当许容异种之势力同时共存

    1916年 6月，袁世凯窃国不成，忧郁而亡；8 月18日，梁启超以“护国运动”精神领袖的身份，就中国当下的政局和未来的前途问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记者问及梁氏如何看待政局中“新旧两种势力”之间的争斗（“默察政局现象，似新旧两种势力之间，常有暗潮。识者或引为大忧，先生谓何如？”），梁氏如此回答：
    “前途虽未敢绝对的乐观，然如一般之悲观论，实未免神经过敏之诮。盖数年来政局经数度之翻覆，我国人实领得一种最良而最切之教训。此教训维何？曰：凡政治之作用，当许容异种之势力同时并存，且使各得相当合法之发展机会。此不磨之原则也。苟强违反此原则，一种势力伸张过度，而使异己之势力感压迫而起恐慌，甚或滥用势力以图鏖灭异己之势力，则其结果必反动而招自灭。此种教训，当同盟会全盛时代一领得之，当袁世凯全盛时代再领得之。现在国中凡与政治有关系之人，皆饱受此种教训而悟得一原则。若能各方面常常提醒，制其血气之勇，则政治之进入轨道，当不难也。”（《与报馆记者谈话一》，民国五年八月十八日）
    梁氏此番回答，可以说是肺腑之言夹杂着某些难言之隐。说它是肺腑之言，因为“当许容异种之势力同时并存”这些话，是袁世凯称帝带给梁氏最深刻的教训。梁氏原本设想，将激进的国民党从民国政坛上彻底扫除之后，由自己和进步党引导袁世凯，再由袁世凯领导民国，走上正途；为达此目的，梁氏不惜将已由革命会党转化为合法政党的国民党污化为“乱暴势力”；但国民党被排挤出局的结果，是袁世凯再无顾忌，终于走上帝制复辟的道路——今日仍有许多读者认为“当时条件下搞帝制更合适”，这种理解的错误之处在于：一种权力不受任何制约的帝制，与专制是毫无区别的，它可能会在短期内给国家带来稳定和繁荣，但因其专制的本性，终究会迎来第二次、第三次暴力革命，直到专制体制被摧毁。梁启超虽然十分心仪君主立宪，但却坚决要启动“护国战争”推翻袁世凯的缘故也恰恰在此：共和体制已然是客观存在，梁氏可以容许、而且积极推动袁世凯在共和体制下搞开明专制，但却绝不能容忍袁氏回归帝制，因为在共和体制下搞“专制”还有可能“开明”，在君主“专制”下面搞“开明”，却无异于与虎谋皮。
    此番回答里的难言之隐，在于梁氏回避掉了自己和进步党所犯的“不容忍”的错误。这种“不容忍”的结果，是始终持“反对革命”立场的梁氏不得不在“护国战争”中充当起革命领袖的角色，为消除这种尴尬，梁氏不得不玩起了概念偷换，把袁世凯曲解成“革命党”，以使自己“反对革命”的立场始终保持一致（详见《转型中国·1915》）——梁氏所谓“此种教训，当同盟会全盛时代一领得之，当袁世凯全盛时代再领得之”，前者是指辛亥年革命成功之后，晚清立宪派人物因“反对革命”，曾一度遭到过同盟会的排挤；后者则语义含混，袁世凯自然是排挤均想制约自己的进步党和国民党的，但真正打破政治均衡，造成袁氏称帝的，却是梁氏和进步党容不下国民党。
    护国战争讨袁成功，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正在于梁氏意识到了上述教训的存在，而能够摒弃前嫌，与国民党推诚合作。正如史学家陈训慈所说：“（护国战争的成功）一是蔡锷、梁启超与戴堪所代表的进步党的力量……二是西南数省军人的力量……三是国民党的力量。”

坚持法律原则再造共和，力主恢复《临时约法》

    袁世凯死后，按照怎样的游戏规则来“再造共和”，关系到“共和”的生死存亡。北洋系内部，冯国璋、段祺瑞均有继承袁氏衣钵的欲望；西南护国军蔡锷、唐继尧诸将领则力主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也倾向于支持黎元洪。
    以上这些立场的背后，均有各自武力作为支撑。但武力显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带来生灵涂炭。群龙无首，军阀混战一触即发之际，梁启超却有自己独特的意见，即循法律途径解决，其法律依据，则是民国初年拟定的《临时约法》；按照该约法第五条规定，大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故而应以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
    作为北洋系的代表，段祺瑞能接受黎元洪继任总统。但段氏不愿意以《临时约法》为黎氏继任总统的法律依据，1916年 6月 6日，段氏以国务院的名义通电全国，说“经遗令遵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此处所谓的“遗令”，是指袁世凯临终之际所留遗言；所谓的“约法”，不是指《临时约法》，而是指袁世凯遗言中所提及的1914年 5月制定的“袁记独裁约法”。段氏之所以坚持要以“袁记约法”为再造共和的法律依据，目的有二。其一，以袁世凯衣钵传人自居，巩固自己北洋系新领袖的地位；其二，按照“袁记约法”，黎元洪只能短暂代理总统职务，稍后，应当在三天之内，在“石室金匮”中开启前大总统预先推荐的三人名单，从这三人名单中选出正式大总统。很显然，“石室金匮”名单当中，不可能有国民党，也不可能有进步党，只可能是北洋系；而且“石室金匮”制度，可以保证北洋系对大总统职位的永久把持。
    梁启超在1914年并不反对“袁记约法”，因为梁氏当日正极力推动袁世凯搞“开明专制”；但此时却坚决不能认同段祺瑞以“袁记约法”再造共和，因为梁氏已经看清：“袁记约法”强烈的独裁特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担负起再造共和的根法大法的重任。唯一的办法，只有恢复奠定共和民国的原始法统《临时约法》；按照《临时约法》，可以恢复被袁氏强行解散了的民国二年国会，国会的存在，是监督、制约政府保持“开明”的根本前提。
    段祺瑞不在乎黎元洪的大总统究竟是“代理”（按“袁记约法”）还是“继任”（按《临时约法》），但对恢复《临时约法》的根本法地位，却坚决不能同意。其理由是“不能以命令变更法律”——6 月20日，段氏发出全国通电，称“袁记约法”实行已久，“今一旦以总统命令宣告废止，复用元年《约法》，在政府初无成见，恐启后来政府以命令变更法律之渐”，公开要求以“袁记约法”作为再造共和的法律依据。
段氏以“法律至上”的原则相抗拒，梁启超亦不得不在法律范围内驳斥段氏。梁氏的基本观点是：
    1、 政府上下、朝野内外均认可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其法律依据，是从《临时约法》中衍生出来的《大总统选举法》；
    2、 “袁记约法”已经废止了《大总统选举法》；
    3、 如此，《大总统选举法》与“袁记约法”必然有一种是非法的；
    4、 当日无人主张从“石室金匮”中寻找新总统，而一致认可黎元洪继任，可见“国内外共仰为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为法也”——可见国内外人心一致不认同“袁记约法”具备法律地位。
尤其关键之处在于：梁氏的反击直接触碰到了段氏权力的合法性。
    梁氏说：如果以“袁记约法”为根本法，而否决《临时约法》，那么，段祺瑞所执掌的国务院就失去了合法性，段祺瑞此前所发布的种种政令，也全部失去了效力——因为“国务院”是《临时约法》中规定的合法机关；在“袁记约法”中则被取消了。
    但即便梁氏在理论上如此将段氏逼到穷途末路，段氏依恃武力，仍然毫无屈服之意。直到 6月25日，海军司令李鼎新与诸海军将领率海军南下广州并联合发布宣言，称：“今率海军将士加入护国军，以拥护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军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承受”——至此，段氏才被迫同意恢复《临时约法》为再造共和的根本大法；至此，“共和”虽未完成，但“共和”的正常游戏规则——“民二国会”，却得以彻底恢复。

再陷功利主义泥潭，教训、原则被忘得一干二净

    国会的恢复，意味着共和再造的完成。不出意料，民五国会仍然是国民党与进步党分庭抗礼的态势。不过二者均已改头换面，国民党已转化为宪政商榷会，通称“商榷系”；进步党已转化为宪法研究会，通称“研究系”。“商榷系”并无拥有绝对领导能力的领袖人物，而梁启超则是“研究系”当仁不让的灵魂人物。在政见上，“商榷系”大多支持总统黎元洪；“研究系”则支持总理段祺瑞。这种分歧，其实很正常，有历史线索可循：黎元洪是辛亥首义的领袖人物，与国民党有天然的血统联系；段祺瑞则因为实权在握，而被梁启超视作引导实施“开明专制”的对象。
    支持对象的不同，其实只是两党政见歧异的表象，其实质则表现在宪法修改问题上。修宪，是民五国会的首要政治任务。按照国民党“商榷系”的意见，中国既然实行共和制，就应该省长民选，给予地方自治的权力，自然也应该在宪法中得以体现。进步党“研究系”则坚持相反态度。
    彼此分歧各有出发点。“商榷系”的目的在于加强地方自治权，削弱北洋军阀，尤其是要为南方国民党势力争取活动空间；梁启超此时已然皈依国家主义，力主建立强势的中央政府，希望极力压缩地方权限。虽然国会中曾因此发生过严重的肢体冲突，但此种争论极为正常，恰恰是民主体制的常态。
    两党政见分歧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对德宣战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段祺瑞希望通过对德宣战以获得来自日本的贷款，进一步扩充自己皖系的实力；黎元洪则担心段氏由此势力急骤膨胀，乃至进一步操控国会，故而持反对意见。梁启超和他的进步党“研究系”在此一问题上极力支持段祺瑞，但结果，段氏的对德宣战案仍然不能在国会中通过，因为国民党“商榷系”虽然没有如梁氏这般的领袖人物，但却仍然是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商榷系”甚至还进一步对段氏内阁提出了不信任案。
    矛盾激化的结果，是诸多北洋督军们向黎元洪施压，希望迫使其解散国会；国会是黎氏唯一赖以对抗段祺瑞压迫的力量，自然不可能屈服，故而黎氏反而利用国会提出的不信任案，罢免了段氏的内阁总理职务；“研究系”议员遂纷纷辞职，国会陷入瘫痪。此后，是一系列的乱局，最后终于导致张勋率领辫子军进京，解散国会，复辟了帝制。
    讨平复辟丑剧之后，梁启超进入段祺瑞内阁，担任财政总长；段氏此次的新内阁，9 人当中有进步党 6人，梁氏再度进入最高核心决策层，再度进入了“民国设计师”的角色。但此番梁氏“反省”的结果，却误入歧途。1917年 1月，梁氏自南方北上京师，已然明确将张勋复辟等种种恶果都归结为国会错误：
    “旧国会恢复系己之主张，至捣乱更甚于前，为始料所不及。悔前谋之不臧……”（《时报》1917年 1月10日）
    据《时报》报道，梁氏将这半年来国家的乱象明确归罪为“国会分子不良”，梁氏表示：自己此次北上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国会”，清洗掉国会中的不良分子。
    梁氏所指国会中的不良分子，其实就是国民党“商榷系”议员。梁氏认为自己强化中央权威，削弱地方势力的“国家主义”是解决新中国前途最恰当的途径；也认为自己主张的对德宣战是绝对正确的抉择，故而对国民党“商榷系”的阻挠极度不满，希望通过“改造国会”，清洗掉国民党“商榷系”议员。梁氏似乎没有意识到：政见的不同，是议会民主政治的常态；这种议会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是极为困难的，需要用足够的耐心和宽容来培育。梁氏反而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要毁弃“民五国会”，重造一个由进步党控制的新国会。殊不知——与培育巩固议会民主制度相比，梁氏的那些自认为正确的政策、政见（姑且认定其正确），在重要性上实在不值一提。
    但此时的梁氏，早已将此前曾得出的“当许容异种之势力同时共存”的教训，抛到了九霄云外。梁氏的做法，是拒绝召开被张勋解散了的“民五国会”，而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
    与之前反对段祺瑞拿“袁记约法”作为根本大法不同，梁启超此次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在法理上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因为民国的“临时参议院”，只是国会尚未成立之前的过渡立法机关，其职责仅仅是制定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国会召开之后，临时参议院即自动解散。民国早有国会，梁氏反要在民国六年召集“临时参议院”，其遭遇各方（包括多数进步党人）强烈反对，是必然之事；而且否定依据《临时约法》产生的国会，也就等于否定了《临时约法》，这显然与梁氏上一年力主恢复《临时约法》前后矛盾。但梁氏不顾此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一意孤行。其目的也非常明确，如张朋园教授所言：“第一，要以改造国会来排斥国民党势力；第二，要以改造国会方式求进步党之控制国会。”为达此目的，梁氏精心修改了国会组织法。
    “改造国会”遭到了国民党和大部分进步党人士的反对，但得到了段祺瑞的全力支持。因为排斥国民党势力，与段氏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按照梁启超的美妙构想，国会改造完成之后，“捣乱”的国民党不复存在，自己和进步党同仁就可以专心于引导段祺瑞走上“开明专制”的康庄大道……
    但历史随后给了梁氏一记重重的耳光：进步党“研究系”在新国会470 个席位中，仅仅得到了20余席。其余席位，全部被北洋系安福俱乐部暗箱操作所得。曾被国民寄予厚望的“中层社会”的代表团体进步党，自此彻底丧失对政治的影响力，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进步党之死，是因为“不宽容”而死。1959年，胡适在台湾如此说道：“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可以享受自由。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很可惜，曾经的“新中国设计师”梁启超没有这样的“雅量”，所以，进步党被折腾死了，“新中国”一直没来。民国两党政治，也就这样在“改造国会”中彻底死去了。进步党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被排挤出局的国民党，则在南方发起“护法运动”，再度回归革命党。此后，中国再无实践两党议会民主政治的机会。

结束语

    民二国会梁启超1921年曾如此反省自己民国初年从政的教训：“别人怎么议论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明了自己一种罪恶，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藉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我”所应该做的事》）
    所谓“贤人政治”，就是“开明专制”。梁氏终于在晚年抛弃了“开明专制”的迷梦，终于认识到在“专制”中求“开明”无异于水中捞月。可惜的是，今时今日，仍有许多人对“开明专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梁氏的反省并不完整。或许张朋园先生的评价最为中肯：“检讨任公的思想，每当其退而在野，多有建设性的言论；及自身当政，则往往置原则、理想于不顾”。
    梁氏之所以一旦当政，“则往往置原则、理想于不顾”，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潭，其缘由恰如胡适所说：“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政治团体如此，政治领袖也往往如此。所以梁氏一旦执政，即不能容忍议会民主体制合法阻扰自己的施政理念，而必欲联合实力派系摧毁或者改造现有的议会民主体系；梁氏似乎从未意识到：对民主体制的容忍与呵护，要比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重要得多，前者才是国之根本。
    此足为后世之诫。
作者: 李大兴    时间: 2011-11-9 01:48

回于学长，此等“雄文”，是“以论代史”的批判文章，要之是先否定任公，再为这一结论找证据。与他反驳的否定革命、否定中山的思路同出一辙。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11-17 20:11

1917年：孙中山手把手教民众搞民主

年度事件：护法战争

  本年，北方的段祺瑞政权，在梁启超“改造国会论”的支持下，以辛亥法统已被张勋复辟摧毁为由，强行废除《临时约法》与民元国会，欲重造国会，将整个民国推倒重来；同年，孙中山在上海写出《民权初步》一书，稍后与中华革命党南下另立军政府，举起护法大旗。这种南北分裂的背后，实有深刻的政治理念分歧。

《民权初步》：孙中山教给民众实践民主的具体办法

  1917年开始的护法战争，现如今已被许多学者和媒体所否定，或者说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因“非常国会”未达到法定人数，本身就不符合《临时约法》；或者指责护法战争搞“以暴制暴”毁了中国的民主前途。这两种指责都不值一驳：因为如不“护法”，则《临时约法》和民元国会将被北洋系臭名昭著的“安福系宪法”和“安福国会”所取代；《临时约法》和民元国会固然有种种缺陷，但却是民国法统之所在。为民国之存亡计，“护法”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今日之所以出现种种对“护法战争”的“反思”和责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梁启超和段祺瑞政府强势“毁法”和孙中山无一兵一卒敢于起而“护法”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政治理念分歧。当日之中国，处于一种“专制—民主”的政治转型期，故而存在此种政治理念分歧；今日之中国，同样处在一种政治转型期，故而也同样存在类似的政治理念分歧。当日之历史，已经为这种分歧的孰是孰非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今人对这种经验和教训，是否有所理解，能够理解到几分，则未可知。

梁启超搞精英政治；孙中山欲对底层民众做民主基础训练

  1917年发生的第一次护法战争，使民国出现了南北两个政权的对立。此后，这种南北分裂的局面持续了十余年。检讨护法战争的起因，梁启超启动的“改造国会”至为关键。在梁氏看来，自民国元年以来，因为议员素质太低，国会屡屡与政府为难，导致政府与自己种种良好的施政计划（梁氏自认为良好）屡屡流产（譬如开明专制，譬如对德宣战）。故此，当梁氏1917年夏与段祺瑞合作，荡平张勋的帝制复辟后，即明确表示拒绝恢复被张勋解散的国会和被废除的《临时约法》。其理由如下：
  “中华民国已为张勋复辟灭之，今国家新造，应依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后，再行召集新国会。”
  按照这个逻辑：中华民国已经在张勋复辟的那一刻灭亡了。此后，是梁启超的进步党与段祺瑞的北洋武力联合革除帝制，再造了一个新国家。这个新国家与之前的中华民国不存在法统上的继承关系，所以，应该仿效辛亥革命的先例，再次召集临时参议院，制定新的法统，选举出新的国会。简言之，梁氏所要做的，就是让现政府与此前的中华民国一刀两断，旧国会自然是不要了，《临时约法》同样也不能保留；进而，新国会将由进步党控制，而不再有国民党势力的存在；新宪法也将基本反映进步党人的意见，而不再体现国民党人的意志。
  在民国政客当中，段祺瑞的为人被时人视作楷模，但时人同样评价他毫无民主共和的理念。段氏尤其厌恶议会政治，梁氏“改造国会”的意见很自然地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段氏借助梁氏的进步党将国民党彻底排挤出国会，随后又用北洋系的武力和财力打造出臭名昭著的安福系，将梁氏的进步党彻底排挤出国会。
  “改造国会”带来了两个极为严重的后果：一、国民党被排挤出京，随后由和平政党变回了革命政党；二、进步党解散，民国政坛上唯一一股可以充当革命润滑剂的势力消失了，此后的革命，再无软着陆的希望。
  梁启超1921年如此反思自己从政的教训：“别人怎么议论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明了自己一种罪恶，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藉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我”所应该做的事》）
  在梁氏的语境里，所谓“贤人政治”，有两重含义：其一，是指开明专制，即将国家的转型希望寄托依赖于一个“贤明”的威权领袖身上；其二，是指精英政治，梁氏“改造国会”排挤国民党议员，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精英政治”的理念，在梁氏看来，国民党议员乃出身底层的“乱暴势力”，唯进步党中层精英才能担负起国家民主转型的重任。（可详见《转型中国·1916》）
  1917年夏，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在北京抛出他的“改造国会论”并着手付诸实施的同时，国民党党魁孙中山则在上海写成了一部影响民国命运深远的著作《民权初步》。与梁启超的意见相反，孙中山并不认为民国成立以来的种种反复无常是国会的责任；梁氏的“改造国会论”欲将中国导入开明专制和精英政治的范畴；孙氏则在《民权初步》里竭力强调民众关心社会、参政议政对民主政治的重要性。

《民权初步》：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

  孙中山著述甚多，《民权初步》虽然列入其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建国方略》的第三部分，但长期不受重视，甚至于被时人讥笑为“可笑的程序”、“繁琐哲学”，甚至于汪精卫在起草《总理遗嘱》时，也将其视作“小道”而“漏列”了。
  但该书在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的重要性是里程碑式的。该书写作的缘起，是对袁世凯复辟的反思，完成于1917年夏天，也就是护法战争开始的前夕。换言之，本书具有“承前（反思袁世凯复辟）启后（指导护法战争）”的意义——欲否定与责难护法战争的学者和媒体，在否定与责难之前，都应该先仔细阅读本书。

  ●写作目的：提高国民民权素质，以抵制专制复辟
  孙中山在书中直言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国民的民主素质：
  “国体初建，民权未张，是以野心家竟欲覆民政而复帝制，民国五年，已变为洪宪元年矣！所幸革命之元气未消，新旧两派皆争相反对帝制自为者，而民国乃得中兴。今后民国前途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
  在国民基本素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判断基本上差不多，均认为国民素质不高，对共和、民主的认识很有限，更谈不到上升为政治信仰。但与梁氏因此主张走“开明专制”道路不通，孙氏认为，国民素质不高，恰恰是长期的专制体制所致：
  “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专制有以致之也。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岂复能期其人心固结、群力发扬耶！”
  梁氏同样希望开启民智，但其主张的手段是“保育政策”，即依靠一个“开明”的“专制”政府，来提升国民的基本素质，当国民基本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开明专制”的政府则自然消亡。孙氏的看法则与之相反，“专制”绝不可能主动去承担开启民智的重任，民智的开启，需要依靠社会的力量——孙氏写作该书之际，对自身的定位是“将再度从事实业方面的工作”，是一个社会工作者（袁世凯死后，孙氏认为“大局立变，不能再以革命用兵”，故而解散了中华革命党，并认为革命党人再学军事已经无用，所以“力劝各同志及早回埠”，并表示自己也要告别革命，投身社会建设。岂料袁氏虽死，《约法》仍面临生存存亡的危机，孙氏不得不再度投身革命，起而护法）。
  孙氏依赖社会的力量开启民智的观点，与梁启超的好友、学者张东荪的意见是很一致的。张氏曾批评梁启超的“保育政策”，认为国家应该与社会分离，主张限制国家的作用，任社会自由发展，避免国家对民智的摧残，才是发展民智的关键：“盖人格之淘养，其权不在政治而在社会。”孙氏站在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身份立场，希望写出一本具备完整的可操作性的普及读物，用来教导国民如何行使自己的民权：“此《民权初步》一书之所由作，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孙氏希望通过这部书，改变国人的观念，树立起国人“民国主人”的意识。

  ●什么是民国：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
  要树立国人“民国主人”的意识，需要首先阐明何谓“民国”，孙中山在该书《序言》如此描述他心目中的“纯粹之民国”：
  “何为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何谓民权？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为纯粹之民国也。革命党之誓约曰‘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盖欲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而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
  因为现如今已有“中华民国”的名称，孙氏认为革命党的任务已然完成，继承革命志士的志愿，造就“纯粹之民国”的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全体国民身上；实施的具体手段则是“选举代议士”的“议会政治”：
  “今民国之名已定矣。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而革命之功亦以之而毕矣。此后顾名思义，循名课实，以完成革命志士之志，而造成一纯粹民国者，则国民之责也。盖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而实行其权者，则发端于选举代议士。倘能按部就班，以渐而进，由幼稚而强壮，民权发达，则纯粹之民国可指日而待也。”

  ●如何开启民智：先教会国民如何“自由集会”
  让民众知道自己在“中华民国”中享有何种权利，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们如何去实践和维护自己的这些权利。唯如此，民权才会发达；民权发达了，专制自然就没有了复辟的空间。民权要如何才能发达呢？孙氏认为，教会民众如何“自由集会”，是实现民权发达的第一步：
  “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
  “吾知野心家必曰‘非帝政不可’，曲学者必曰‘非专制不可’。不知国犹人也，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举步，而国之初造岂能一时而突飞？孩提之举步也，必有保母教之，今国民之学步亦当如是。此《民权初步》一书之所由作，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民权初步》中没有什么深奥的政治理论，而是孙氏参考欧美各国“不下数十百种”有关民主集会议事的著作汇集而成的一本操作手册，内容则是各种不厌其烦的操作程序的详细描述。摘录其中一段，可窥一斑：
  “当开会之时，会长起立，稍静待，或敲案而后言曰：‘时间已到，请众就秩序而听前会记录之宣读。’乃坐。书记于是起而称‘主座’，然后宣读记录，读毕亦坐。主座再起而言日：‘诸君听悉前会之记录矣，有觉何等错误或遗漏者否？’略待，乃曰：‘如其无之，此记录当作认可。今当序开议之事，为如此如此’云云。倘有人察觉记录之错误，当起而改正之，发言如下，曰：‘主座，我记得所决行某案之事乃如此如此。’倘书记以为所改正者合，而又无人反对，书记当照录之，而主座乃曰：‘此记录及修正案，当作认可成案。’倘有异议，或书记执持原案，任人皆可动议，曰‘照所拟议以修正记录’，或删去或加入何字。此动议经讨论及表决，而案之修正与否，当从大多数之可决、否决而定之。主座于是曰：‘记录如议修正，作为成案。’”
  该书绝大多数内容，均如上述所引。其内容性质大略有二：其一，反复阐述民主就是民众要积极参与政治，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并具体教导民众如何去建立自己的会社组织，来举行集会参与政治；其二，不断详细重复各种集会的程序，向民众灌输人人平等与理性自律的自觉意识。
  如此不厌其烦到琐碎的程度，今日读来似乎可笑，但在1917年的民国，却是极好的民主实践入门操作教程。孙氏也很希望该书起到民主实践入门操作教程的作用，希望能够得到广泛的推广：
  “此书譬之兵家之操典，化学之公式，非流览诵读之书，乃习练演试之书也。若以流览诵读而治此书，则必味如嚼蜡，终无所得。若以习练演试而治此书，则将如啖蔗，渐入佳境，一旦贯通，则会议之妙用可全然领略矣。凡欲负国民之责任者，不可不习此书。凡欲固结吾国之人心、纠合吾国之民力者，不可不熟习此书。而遍传之于国人，使成为一普通之常识。家族也、社会也、学堂也、农团也、工党也、商会也、公司也、国会也、省会也、县会也、国务会议也、军事会议也，皆当以此为法则。”
  此书虽然被时人讥讽为“琐碎哲学”，但孙氏本人却对其寄予了厚望：
  “此书为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也。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语曰：‘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吾国人既知民权为人类进化之极则，而民国为世界最高尚之国体，而定之以为制度矣，则行第一步之工夫万不可忽略也。苟人人熟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如是，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四万万同胞行哉勉之！”

结束语

  为什么谈护法运动必须要谈《民权初步》？为什么笔者甚至于认为《民权初步》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护法运动？为什么本文要将大量的笔墨放在《民权初步》上面，而对护法运动的具体过程不着一词？
  原因很简单：护法运动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实践《民权初步》；《临时约法》是民国命脉之所系，没有了民国，何来《民权初步》？孙氏在1917年夏写就《民权初步》，随后从社会工作者身份再度回归革命领袖，投身于护法运动，其中的逻辑关系一目了然。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近代以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高声宣叫民主、宣叫“人民当家作主”者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但具体教给民众如何去实践民主、教授给民众“当家作主”的具体方法的，迄今为止，有且仅有孙中山先生一人而已。
  一人而已。
作者: 鞍山仁者    时间: 2011-11-17 23:53

仁者认真阅读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11-21 19:46

本帖最后由 ys1937 于 2011-11-22 15:30 编辑

1918年：以自杀谴责民国道德沦丧

年度事件：梁济之死

    1918年，护法运动引起的南北战争，在湖南激战正酣；北方，安福俱乐部成立，议会民主沦为北洋政客的玩物；南方，军阀们成立了新政府“西南各省联合会”，孙中山无处立足，黯然离开了广州；梁启超一班“社会中坚”们兴奋万分，因为中国刚刚在一战中对德宣战，而德国已经正式宣布战败；青年们则满心焦灼，一个叫毛泽东的青年发了奇想要在岳麓山下搞无政府主义试验，一个叫鲁迅的医学院肄业生满怀愤懑地在《新青年》上刊发《狂人日记》；一个叫李大钊的青年则开始预言“社会主义旗帜一定会插遍全球”……混乱无序的1918年，无所适从的1918年，一个叫作梁济的儒者，有预谋地将自己沉入了北京的积水潭，他说，他对这个民国，失望到了极致。

一个以自杀谴责民国道德沦丧的儒者

    1918年11月 7日早晨，梁济出门要去好友彭翼仲家，临行前偶然在报纸上读到一段国际新闻，遂与已经做了北京大学哲学教师的儿子梁漱溟闲谈了几句。末了，梁济问他的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梁济说完就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梁济留下一篇《敬告世人书》，在积水潭投湖自尽。此时，距离他的六十大寿只剩下四天。许多年以后，梁漱溟回忆起与父亲最后的那次谈话，感慨颇深：
    “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自从先父见背之日起，因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事实上不容许我放松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

一个坚决的改革家“为清朝而死”

    梁济，字巨川，1858年生人，27岁中举，40岁时才踏上仕途，清末民初，先后做过教谕、内阁中书，民政部主事等官职。梁济生前虽然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也办过报纸，但名声始终局限在京城之内，并无太大的社会影响力。
    虽然在自沉后留给世人的遗书中有“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的话，但梁济本人，并不敌视共和，更不是帝制的拥趸。甚至可以说，他在晚清始终是一个积极的改革者，只是时代没有给予他走上改革前台的机会。台湾学者林毓生仔细读过梁济的文章，勾勒过他的生平，得出的结论是：
    “梁济并不是一个顽固的反动派，也不是腐儒。事实上，在中日甲午之战以前，他已是一位深切关心中国命运的改革主义者。”——1892年，梁济在日记中表达了他对顽固的清流派士绅的鄙视和对西学的重视：“却有一种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者；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深切时事，断不可以不看”；1898年，他又谆谆告诫子弟们要积极出洋求学，“务必以出洋当一件正大要紧之事。勿惜费，勿惮劳，即使竭尽大半家资亦不为过”，也是在这一年，儿子梁漱溟开蒙读书，梁济嘱咐老师不要让他背诵四书，而代之以《地球韵言》；戊戌年的变法，梁济也是赞成的，只是具体的变法意见与康、梁不同，他人微言轻，草拟的变法奏章没来得及上，政变就来了；1902年，为了开启民智，梁济和好友翼仲创创办了北京的第一份白话报纸《京话日报》——这些都是林毓生先生勾勒出来的梁济积极赞成、参与晚清改革的史实，“从上面对梁济在家中和参与公共活动的描述，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坚决的改革家，在许多方面，梁济是站在清季改革运动的前线。这些事实并没有使我们得到任何轻微——如果清廷被推翻，他将以身相殉——的暗示”，林毓生如此说道。
    但是，梁济确实是反对革命的。1911年，梁济得知儿子梁漱溟参加了同盟会京津支部的活动，他告诫了儿子，要求他不要从事颠覆清廷的活动，他的理由是：“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畴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谨身以俟候天命可已，不可从其后也。”——由此也可见，梁济的反对革命，程度相当有限，虽然不赞成革命，也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参与革命，但并不绝对排斥革命的到来。这种心态，可能代表了晚清绝大部分立宪派人物们的心理，他们绝不愿意自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但倘若革命的洪流汹涌而至，他们也能够接受现实随波逐流。
    所以，梁济在遗言中对自己的死，有这样看似矛盾的解释：“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绝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因辜负清廷逊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故愤慨而死。”
    又说：“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父先父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又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又说：“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
    梁济的死，是近代中国最意味深长的转型事件。

赴死的逻辑：以自杀谴责民国辜负了清廷禅让的美意

    梁济对自己的自杀，谋划已久。从其遗书中可以知道，早在民国元年，梁济就曾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并着手写遗书。但当时并没有马上付诸实施，梁济曾如此解释个中原因：
    “壬子癸丑年，余有殉清之心，而念我旧君既以成立最良之民国为心，凡我大小臣工皆当共体此心”——于是就没有去死。
    梁济在遗书中很多次提到自己“我为清朝遗臣”，也很多次提到“（清廷若）因禅让而民得安则千古美谈，自与亡国有异”，这些论述背后，存在着这样一个隐秘的逻辑关系：梁济自我定位为清朝的遗臣，认为自己负有殉清的义务；但同时又认为，民国是由清廷禅让而来，若进入民国之后，国泰民安，则可谓千古美谈，如此，清廷的禅让并不等于亡国，自己也就没必要为殉清而去死了。梁济非但不让自己去死，而且也希望其他的清廷遗臣也认识到这一点，要念及清帝“成立最良之民国”的良苦用心，不要随便去死。
    从史实上讲，民国当然是抛头颅洒热血革命革出来的。但在梁济心目中，“中华改为民主共和，系由清廷禅授而来，此寰球各国所共闻，千百年历史上不能磨灭者也”，民国是清廷禅让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梁济解释背后的逻辑：
    “当时清廷兵力非不能战，只以不忍民生涂炭，故不惜牺牲大位，以统治权移转于民国，原谓此为最良政体，俾国人民共得乂安也。观辛亥冬与南方磋商数十次，皆不忍九夏沸腾、人民痛苦之语，历次诏书具在，即辛亥十二月廿五日最末之诏书亦谆谆属望大小臣工共以民生为重，齐心努力佐成民国之太平。”
    这种解释，当然不符合史实，清帝退位诏书中虽有大量类似“不忍生民涂炭”的词句，但清廷的退位，却确确实实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作出的决定，并没有“不忍民生涂炭，故不惜牺牲大位”的史实逻辑存在。但对梁济而言，有无史实逻辑并不重要，他作为清廷的臣子，所关心的只是退位诏书的言辞如何描述，诏书是什么逻辑，梁济就认可怎样的逻辑。
    梁济在民国元年选择不死，起作用的就是诏书逻辑——不能随便去死，辜负掉皇帝禅让的美意，皇帝的禅让，有可能变成千古美谈，做臣子的必须支持；梁济在1918年选择去死，起作用的也是诏书逻辑，梁济自己如此说道：
    “辛亥壬子之间余固欲死矣，然彼时若死，则纯然为清朝亡国，目的太小；且旧君以政权移转民国，深望民国能善治。余尚未观察明白民国是何景象，余心所欲告世人之言亦未说明，万不容糊糊涂涂牺牲此身。现在都清楚了，今日死之题目曰：辜负清廷禅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
    1918年，在观察了民国 7年之久后，梁济终于得出了他的结论：民国辜负了清廷禅让的美意，没有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清廷的禅让失去了它的历史价值，所以，清廷“亡于权奸乱民之手”，梁济决意要以自己的死，一则殉清，二则谴责民国辜负了清廷的美意，三则唤醒世人重建社会道德。

误入歧途的转型：社会达尔文主义肆虐中国

    梁济的死，是为了清朝，其实也是为了共和——他不是帝制的拥趸，自始至终他都对袁世凯表示出极大的蔑视，尤其反对他称帝的阴谋；他也不是真正的满清遗老，1917年张勋入京复辟，梁济写了好几封长信给张勋，竭力劝说他放弃复辟的计划。然而共和进行到第七个年头时，遍地狼烟，政局混乱，满眼皆是道德的沦丧，梁济终于彻底对共和丧失了期望。
    《伏卵集》中记录了许多梁济对民国政治的亲身见闻，这些见闻绝大多数都让人心灰意冷，譬如对议员们的印象，梁氏如此记载：在前门火车站，每当召开国会期间，各省议员纷纷下火车时，各政党工作人员就会在火车站前，树立起本党招待处的招牌，竭力拉刚下火车的议员们住到本党安排的招待所中去。梁济说，各党拉扯议员的样子，就像“上海妓女在街头拉客人”。那些议员们前呼后拥先住到甲党招待所，得到各种好处与红包，承诺投该党的票，然后再住到乙党招待所，再拿一份好处与红包，并答应投该党的票，拿到所有的好处后，最后投了自己的票。
    梁济当然也承认，风俗的败坏并不是从民国开始的，早在清末就已然如此。但梁济对一个崭新的民国，是抱有强烈的期待的，“若民国有人提倡正义，注重民生，渐渐向好处做去，则世道有人补救维持，不至于黑暗灭绝”，但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的期望，“奈民国以来，专尚诡谋，不由正义，自上下下，全国风行，将使天理民彝丧失净尽，至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
    如此，梁济觉得自己只好去死，希望通过自己的死，“唤新国之人尚正义而贱诡谋, 然后旧国性保存一二”；故而，梁济又如此重新定义自己的死：“虽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
    虽然梁济在遗书中不断谴责民国的政治败坏和道德沦丧，但总体看起来，涉及具体政治的抨击并不多，更多的哀叹都是针对新旧文化转型而发——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不能接受新文化运动中的“家庭解放”，梁济说：
    “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子弟对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者。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1918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许多的青年，正热衷于“冲破封建家庭的枷锁”；家长们受社会流行风气波及，也放任子女到社会上去，在家中则“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梁济对此是不以为然的。
    但梁济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民国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所在。《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早在1913年，就已经看到了梁济在1918年所看到的一切，杜氏说：
    “今日吾国之社会中，亟亟焉为生存欲所迫，皇皇焉为竞争心所趋，几有不可终日之势。物欲昌炽、理性梏亡，中华民国之国家，行将变成动物之薮泽矣。”
    相对于梁济苦苦纠缠于社会道德崩溃的表象，杜亚泉的观察力要敏锐得多，他已经窥见了中国在短短十数年间，从礼仪之邦变成“动物之薮泽”的根源。杜氏说：自19世纪后半期，欧美开始流行一种极危险的唯物主义，这种主义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纠缠在一起，东渡输入中国之后，最开始表现为富强论（洋务运动），后来变成“天演论”（维新运动），这种学说认为物质万能，以弱肉强食为天则，中国的知识分子自清末开始，广泛受到这种学说的影响。杜氏认为：把中国从礼仪之邦变成“动物之薮泽”的，就是这种“社会达尔文唯物主义”。杜氏说：
    “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神，人间无灵魂，惟物质力之万能是认，复以残酷无情之竞争淘汰说，鼓吹其间。一切人生之目的如何，宇宙之美观如何，均无暇问及，惟以如何而得保其生存，如何而得免于淘汰，为处世之紧急问题。质言之，即如何而使我为优者胜者，使人为劣者败者而已。如此世界，有优劣而无善恶，有胜败而无是非。道德云者，竞争之假面具也，教育云者，竞争之练习场也；其为和平之竞争，则为拜金主义焉，其为激烈之竞争，则为杀人主义焉。”
    这种“物质主义”，在晚清，一度表现为洋务运动的富强论；后来则表现为维新运动的进化论；再后来，进入民国，则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主义，一切政治活动，都必须依靠金钱推动和运转。杜氏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自晚清以来，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历史观，早已随着西方“社会达尔文唯物主义”的引入，而彻底发生了改变。这种“人心”的巨大改变，才是民国物欲横流的根源。杜氏在1913年悲观地预测道：
    “物质竞争之社会中，而欲构成真正之共和国家，发生真正之立宪政治，吾知其决无是理也。”
    1918年，梁济用他的死，证实了杜氏的预测。只不过梁济眼界有限，见不到民国的物欲横流，是自洋务运动以来，“社会达尔文唯物主义”泛滥成灾的结果；而误将其归罪于民国本身。尽管梁济为这场自民国元年开始的漫长自杀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唯恐后人误解自己的死的意义，而写下了大量的《敬告世人书》——但其结果，并未在1918年造就多少大的社会影响。积水潭的涟漪，唤醒不了国人；因为梁济自己也没能找到国人道德沦丧的根源。
    梁漱溟曾回忆父亲梁济与梁启超的关系：“先父多年佩服任公，当他从海外返国，亲往访四次未得一见，两度投书亦无回答。”梁济在日记中记下此事，但并无怨念，而是说：“于慨叹其慢士之余仍以救国大任期望于他。”梁济死后，梁漱溟编辑的《梁济遗书》出版，梁启超读到此节，“深自咎责”。但梁济似乎从未意识到，他深恶痛绝的民国道德沦丧背后，与梁启超等近代知识分子盲目照搬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有莫大的关系。这种鼓吹弱肉强食的学说，彻底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价值观和历史观。
    晚年梁漱溟。父亲的自杀，留给梁漱溟一个永恒的命题：“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在晚年有过一种回答：“在我的看法、我的认识，就是这个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洋，不同于印度，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它认识了人的理性。它相信人，它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像回教什么真宰、真主。它信赖——依赖、依靠的意思，它信赖人，儒家的特色它是信赖人，不信赖旁的。这个就是后来孟子点出来的“人性善”，“人性善”这个话在孔子倒没有说，可是孟子点明了，这个儒家的一个特色，它是很信赖人。人嘛当然也可能错误，可能也有走入一种下流，可是，你怎么样子能够矫正它，让它不趋于下流、不去为恶呢？你靠什么呢？除了靠人，没有别的可靠。”在一个盛行制度决定论的时代，梁漱溟固执地选择了“相信人”。
    民国学者、《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当梁启超误把中国古代一味主张私利的“杨朱之学”等同于近代西方“个人主义”而大加推崇时，杜亚泉却看出了近代“个人主义”与中国传统“利己主义”有本质的不同——“个人主义”有权利观念，也有义务意识，而“利己主义”则只谋求追逐个人最大化的利益与享乐。但可悲的是，晚清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利己主义”的泛滥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其结果则是梁济严重的整个社会道德沦丧，则是梁启超口中大呼的“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

结束语

    民国初年，个人主义在中国广泛蔓延，梁启超有过一声惊呼：“今举中国皆杨也……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梁启超应该感到羞愧，因为正是他，在晚清曾竭力鼓吹杨朱之学，鼓吹“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大呼要“以杨朱之学救中国”。梁启超错误地以为，中国古代的杨朱式的私利主义，就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在梁济的死因里，少不了也有梁启超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个人主义”因素。
    不过，如果梁济对历史稍稍多一点信心的话，1918年他本是可以不必去死的——这一年的11月16日，也就是在梁济去世后一个星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蔡元培代表中国的知识分子兴奋地宣布：“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弱肉强食强权至上拜金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被知识分子们抛弃了，他们接受了新的西方思想——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
    “（从前讲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
    如果听到了这些话，梁济还会自杀吗？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12-1 08:48

1919年：时代失掉了青年，青年厌倦了政治

年度事件：少年中国学会

    1919年最耀眼的历史标签是“五四运动”；但最重要的历史标签，则是“少年中国学会”。这一年，它的一个边缘成员，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大呼“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般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宣言，但这宣言意味着：时代已经输掉了他的青年，青年已决心另起炉灶，去造就一个新时代。

时代失掉了青年 青年厌倦了政治

    “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这是1919年的 7月，28岁的胡适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演讲时的结束语，胡适说：“这便是少年中国的精神。”这一年，“少年中国学会”将中国最优秀的青年聚集到了一起。这些青年厌倦了这个时代；厌倦了这个政府，厌倦了现实政治，乃至于厌倦了父兄辈的谆谆说教。他们要为混乱的中国，寻一条新的出路。
    又过了20年，时人不无惊讶地发现：活跃在政坛、学坛上那些鼎鼎大名的人物，许多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天下，果然成了“少年中国学会之天下”。
   
聚合：“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学会”于1918年 6月30日，由王光祈、曾琦、李大钊、周无、雷宝菁、陈愚生、张尚龄等七人在北京发起。此后，经过长达一年的酝酿与筹备，1919年 7月 1日正式在北京成立。
    发起人王光祈日后曾如此解释当日组织“学会”的缘由：
    “学会何为而发生乎？有数十青年同志，既慨民族之衰亡，又受时代之影响，知非有一班终身从事社会改革之青年，不足以救吾族，于是不度德、不量力，结为斯会，以‘社会活动’为旗帜，奔走呼号，为天下倡。”
    另一位会员李璜的描述，要更为具体一些：
    “民国成立之后，军阀主政而卖国也如故，士大夫之肥家养己与醉生梦死也更有甚于昔日。故从‘五四’之前一年又从政治改革转向到了思想改造。”——这里面显然深受新文化运动“改造国民性”的影响，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们大多认同“国民程度与国家程度呈正比例关系”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学会当日定下的宗旨就是：
    “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基于这样的理念，又有鉴于往日旧政治的教训，王光祈们希望学会的会员们远离现实政治，专心从事社会活动，尤其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社会传播，以此为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打下根基。于是有了这样的学会规定：
    “凡加入‘少中’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中，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长时，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一步一步来创造‘少年中国’。”
    首批会员，日后的南京分会创始人黄仲苏，如此回忆学会初创时的气氛：
    “‘少中’学会初非一种纲纪严整、规律详密、服从某一领袖、遵守某一主义之集团，而是一种追求光明的运动。会员莫不反对封建主义，祟尚进取，重视新知识，于各种新制度极感兴趣，思想自由，不受约束，所持信仰亦不一致。”
    “（会员们）平日务求言行一致，尤以虚伪、敷衍、放纵、标榜诸恶习为戒。聚首时每有辩论，无不面红耳赤，据理力争，事后则又握手言欢，不存芥蒂。会员间来往通讯，讨论修养、科学、政治活动及一般社会问题之函件，载在《少年中国》月刊者，皆至亲切感人，尤为当时一般青年所争诵者也。”
    另一位会员方东美晚年回忆：“（学会会员）共计一百有八人，皆个性独特，而思想自由，情感富赡。平居生活抑又律己甚严。吁衡时艰，触发问题，写为文章，先后发行《少年中国》及《少年世界》两种杂志，风声所播，全国掀动。”

理想：思想不革新，社会不改造，政治改革皆是虚想

    理想中的“少年中国”究竟是何模样？如何达成那种模样？学会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是如此描述的：
    “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的‘少年中国’，大家都在共同书写“这一部‘少年中国’史。”
    相对于李大钊抽象的描述，另一位创始人王光祈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似乎要具体很多：
    “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就是……要使中国成为未来的大同世界的一部份，使中国人民的风格，制度和学术生活等等都能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
    什么样的“少年中国”才“适合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呢？王光祈主张先从改造每个人的生活开始：“我们要创造一个天机活泼的生活，打破形式主义，打破不自然的个人生活”；在一封给夏汝诚的书信中，王光祈谈及自己从困顿人生中获得的感悟：“（我）是一个极穷的小子，未曾受过家庭一文的遗产，也未用过官厅一文的公费。我所有已过去的生活，都是半工半读。……这个世界是我们活动的舞台，一切不平等、不自然的束缚，我都要彻底的脱离。”
    具体到政治体制，王光祈也有很具体的看法，他曾研究过同时期在欧洲风靡的社会主义，也研究过在俄国推行的列宁主义——1919年的青年，多少都有过类似的思想经历——王光祈担忧列宁的俄国会导致“国家权力入侵私人生活”：
    “该国列宁等所奉的马格斯之国家社会主义，采集产制度，国家权力甚大，究竟与个人自由，有无妨碍，实是一个疑问。我极反对机械的个人生活，受这种劳农政府支配的国民，处处都有一种国家权力紧紧跟随，个人生活便成一种机械了。”
    虽然王光祈们对现实政治往往有自己独立的认知，但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一开始仍然坚持了会规中“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的规定，远离政治活动，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活动中，包括教育事业、出版事业、新闻事业、以及各种改造个人生活的乌托邦试验；先后创办了《少年中国》月刊、《少年世界》月刊以及《星期日》周刊，先后出版“少年中国丛书”30余种；《少年中国》月刊畅销九省，远至日本，影响力与《新青年》并驾齐驱；又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倡导推行了“新村运动”实践、“工读互助团运动”实践。
    总而言之，学会达成理想的“少年中国”的手段，绝不能是政治的，而只能是社会的。对此，王光祈曾特意撰文《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详细回顾中国自戊戌以来所有政治变革遇挫的历程，最后沉痛说道：
    “主张政治改革者之效果，我国民在此三十年中已饱览遍尝，几疑黄帝子孙将从此永无得见天日矣。”
    基于这样的历史认知，归国青年胡适打出的“二十年内不作政治运动”的宣言，得到了王光祈和学会高度的认同，王光祈宣布：“吾人须从今日起，即以毕生精力投之于社会事业。若思想不革新，物质不发达，社会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其他一切政治改革，皆是虚想。”
    远离现实政治，让学会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良好氛围。许多年后，学会会员左舜生如此回忆当年的学会生涯：“在‘少中’最初几年的会员间，实在没有给我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这与我后来所过的党人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勾心斗角的把戏，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
    另一位会员，“战犯”李璜，也在台湾回忆起当年意气风发的日子，他谈起一位老朋友——毛泽东——用了“会友”两个字来称呼他。王光祈曾在1919年如此评价这位湘潭青年：“此人颇重实践，自称学颜习斋（编者按：清代儒学大师颜元）之学主实行”。
    1919年，这名叫做毛泽东的青年学生公开刊文，如此描述自己的理想：“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 1918年 )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在他的这个“新村计划”中，学生每天睡眠 8小时，游息 4小时，自习 4小时，教授 4小时，工作 4小时。毛泽东说：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的“工读主义”，是一种创造性的新生活；这种新生活，是创造新社会必需的细胞。
    毛泽东希望，新学校里的学生，能够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他所描绘的这种“新社会”的蓝图中主要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毛泽东说，这种新社会，是一种“新村”；“新村”，就是一个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细胞。
    那一年，毛泽东接到学会印制的一份“‘少中’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他明确地填写了四个字：“教育事业”。

离散：青年们抛弃“社会改良”，投身“社会革命”

    但终究，不涉入现实政治活动，只关注社会改造的学会规矩，还是被打破了。
    这种打破，或许是某种必然，用会员李璜的话说：“要救国而又不及政治，乃是其中具有言行上的矛盾的”，所以，《少年中国》月刊从出版之日开始，搞社会活动还是搞政治活动、能不能搞政治活动的争论就已经开始了。王光祈也很清晰地看出，会员中“有信仰国家主义的，有信仰社会主义的，有信仰安那其主义的，而且各会员对于他自己所信仰的主义，非常坚决，非常彻底。”如果学会的活动局限在社会活动中，信仰的不同并不是非常要紧的事情；但倘若涉入到政治活动，信仰的不同就足以造成学会的分裂。会员邓中夏说：“甲会员理想的少年中国，容或是过去的德意志；乙会员理想的少年中国，容或是现今的俄罗斯。”
    但在创始人王光祈看来，这种主义信仰的不同，不是坏事，反是好事。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无论在什么主义之下，都不能生存。要想中国人有适应多种主义的能力，非先有一番预备工夫不可”——换言之，王光祈认为当日国人的思想陈旧，不足以成为任何主义生存的基础土壤，故而首要之务不是决定采取何种主义去进行政治活动，而是先必须用社会活动来更新国人的思想。单纯地抄袭美国宪法，模仿英国政治，是不能成功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一切主义必须的预备工夫，先决问题”，这个“预备功夫”，就是“革新思想，改造生活”。王光祈说：
    “我不是反对鼓吹主义，我是反对专鼓吹主义而不设法训练。……少年中国学会的任务便是从事各种主义共同必需的预备工夫。把这第一段路走完了……再商量走第二段的路程。”
    但通过社会改造来造就新中国这条路，路漫漫其修远兮，部分青年们显然是等不及了。1920年，李大钊首先站出来，要求学会确立自己所信奉的主义。理由有二：
    1、 学会已经有了两年的“切实研究”，该对主义问题做个结论；
    2、 这段时间社会上冒出各种团体，都有鲜明的主义的旗帜。
    到了1921年，北京的部分会员甚至提出了“必须采用一种主义，而且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要求。
    1921年 7月，学会成员在南京集会，共到会23个代表。会上，就是否要有一个主义，发生了激烈争论，最后表决：主张不要主义的六人，主张要主义的十七人。讨论主义问题，自然而然地就讨论到了是否应该容许会员自由从事政治活动，结果也发生了很大的分歧，讨论的结果是：将直接加入现在政界，定义为狭义的政治活动，将打破现在政治组织从事革命，定义为广义的政治活动；然后将广义的政治活动包括到“社会活动”之中，表决结果，十九人赞成，三人反对。
    也是在这次会上，王光祈为“学会容许”的“政治活动之例外”重新作了规定，即容许“推翻一切强权政抬之一革命运动”。
    再往后，越来越多的会员投入到现实政治活动去了；依赖社会活动创造“少年中国”的梦想，越来越少有人提起。1925年，学会停止活动。此后，会员们各奔东西，在国共漫漫内战的战场上拼死搏杀。
    “少年中国学会”的解体，意味着通过文化改良和社会改良来造就一个新中国的梦想，在青年群体中的破灭。此后，越来越多的青年们积极投身到一场比一场激烈的社会革命中去了。至此，不但政治层面的改良在中国近代死亡，连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的改良，也彻底死了；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此起彼伏，从未稍歇。
    学会全体会员名单：王光祈，周太玄，陈愚生，李大钊，雷宝菁，张尚龄，曾琦，魏嗣銮，赵曾俦，沈懋德，李璜，易家钺，李劼人，雷宝华，宗白华，左舜生，葛沣，黄日葵，袁同礼，罗益增，许德珩，陈宝锷，周炳琳，彭云生，李思纯，穆世清，周光煦，李珩，何鲁之，孙少荆，胡助，易赓甫，康白情，孟寿椿，徐彦之，刘正江，苏甲荣，雷国能，涂开舆，段子燮，陈登恪，赵子章，赵世炎，郑尚廉，黄仲苏，黄忏华，田汉，刘仁静，郑隆瑾，章志，沈君怡，杨德培，朱镜宙，邓中夏，张菘年，陈道衡，赵崇鼎，沈德济，蒋锡昌，阮真，杨贤江，王克仁，谢承训，方东美，王德熙，邰爽秋，恽代英，余家菊，梁空，张闻天，芮学曾，毛泽东，刘国钧，李贵诚，章一民，陈启天，恽震，王崇植，吴保丰，周佛海，张明纲，高君宇，陈政，汤腾汉，杨效春，张涤非，李初黎，杨钟健，沈昌，鄢公复，唐现之，朱自清，常道直，刘拓，卢作孚，金海观，曹守逸，郝坤巽，童启泰，康纪鸿，侯绍裘，杨亮工，须恺，黄公觉，刘云汉，倪文宙，洪奠基，舒新城，苏里乐，吴俊升，张鸿渐，胡鹤龄，任启珊，许应期，浦薛凤，朱公谦，叶瑛，古柏良，程中行，王潜恒，汤元吉。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12-7 10:12

1920：湖南自治：失落了的联邦中国梦

年度事件：联省自治

  自1920年开始，至1926年落幕的“湖南自治运动”，是20年代“联省自治运动”最完整、最深入的一次实践。因为与革命领袖的“北伐统一”路线存在尖锐冲突，整个“联省自治”运动，一度被简单粗暴地冠以“地方军阀粉饰其割据阴谋的遮羞布”的标签，湖南也不例外。但这场被南北各方势力联合绞杀了的自治运动背后，实有切切实实的民意存在。

湖南自治：失落了的联邦中国梦

  所谓“联省自治”，有两个层面的涵义：
  1、 各省自行制定省宪法，依照省宪法自行组织省政府治理本省；
  2、 在各省自治的基础上，由各省选派代表，制定联省宪法，以实现国家的统一。
  国人有这种“联邦制”的国家理想，时日已久。辛亥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曾明确表示：“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统一南北后，进步党人掌控舆论，高举中央集权的旗帜；国民党人忧惧袁氏独裁，遂在临时约法中没有对中央政府与各省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任何具体规定，“二次革命”期间更明确倡议国家应改行联邦制。袁氏解散国会后，进步党人也转而开始鼓吹扩大各省自治权。至1915年左右，联邦制已在知识分子当中颇有影响力，如章士钊即屡言“吾国之各省尽可邦而联之；而无碍于国家之统一”。
  袁世凯死后，进步党人寄望于段祺瑞的“开明专制”，联邦自治论一度沉寂；段氏废除临时约法招致国民党人发起“护法运动”，针对段氏的“武力统一”政策，国民党人高举联邦自治大旗，要求在宪法上确定省长民选；进步党人在此期间全力支持段祺瑞，坚决反对省长民选，更在舆论上对联邦自治大加讨伐；进步党的无原则支持，换来的却是段祺瑞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段氏以金钱构筑出一个“安福系”，将进步党从国会中彻底排挤出局，进步党也随后消亡。至此，进步党一系的知识分子，终于走出“开明专制”的迷梦，对“中央集权”也发生了怀疑，再度回归到“联邦自治”的路线上来，如熊希龄即明确声明自己放弃了中央集权主张，改而推崇联邦自治。
  进步党一系知识分子的加入，使得联邦自治论成为1919年前后最流行的政治思潮。两次南北和谈破裂，直皖战争爆发，南方军政府瓦解……一系列的军阀混战，更将联邦自治论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地方中小军阀层面，希望依靠“自治”，能够将北洋系大军阀的“武力统一”挡在省门之外；在民众层面，希望依靠“自治”，结束军阀混战带来的灾难；在知识分子层面，上层救国路线（袁世凯、段祺瑞）已经走了10年，一无所成，反而造成一个天下大乱的局面，希望依靠“自治”，尝试着去走另一条中层救国路线——这些知识分子，基本囊括了前进步党人和国民党内的温和派，可谓声势浩大。这就是1920年“联省自治运动”步入实践阶段的时代背景。

湘人治湘：三千万湖南人的民意诉求

  湖南成为实践“联省自治”理想最有力的省份，与该省所受战乱之祸最烈有关。

  【军阀混战于湖南，醴陵县城只剩下二十八个活人】
  自“二次革命”到“护法运动”，民国碎裂，南北分治。到1920年，形势更加恶劣，北方北洋系政权已无力统一北方，直系、皖系混战不休；南方护法军政府也已消亡，两广、西南各省军阀各自为政。湖南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北方推行“武力统一”，务求得湖南以遏制西南，威胁两广；南方屡次“北伐”，也务求得湖南以兵锋北指。可以说，民国成立了整整十年，湖南即受了整整十年的兵祸，真是“七十余县之地，无地不灾，三千万人之家，无家不毁”。1920年湖南《民国日报》如此形容本省的惨况：
  “湖南人死了若干还不算，还要赔上若干财产，战来战去，战到如今，从前金装玉琢的湖南，就变成如今土焦人槁的局面。目下除了高高在上的湖南人，还能享有些微闲福外，其余的湖南人，有槁死在山腰湖畔的，有流亡在异国他乡的，无处不见焦土的颜色，无处可觅完全的住宅。焦土上面立着的人，不是号寒，也是呼饥，住宅里头藏着的人，不是数米为炊，也要折骸以爨，更有那厘妇，望秋风而泣，老母倚斜闾而望子。种种惨状更是不胜枚举。”
  具体惨到何种程度？止举一例：1918年南北战争，北洋系张敬尧所部第七师在株洲、醴陵烧杀抢掠，无辜民众死者10余万人，战事结束，醴陵县城“仅遗二十八人”。
  张敬尧督湘期间，广植私产，大扩私军，滥发纸币，横征暴敛，搜刮民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祸及蝼蚁小民，缙绅富商也苦不堪言。1919年11月，湖南绅士范濂源、熊希龄等 168人联名向北京总统府、国务院控告张氏祸害湖南的累累罪行，要求撤换湖南都督，“驱张运动”由此而起。湖南人谋求通过“自治”摆脱军阀混战噩梦的理想，也由此开始。
  “驱张运动”几乎调动了湖南省内外所有的开明势力。有社会地位的湘籍士绅，利用一切机会，向各种政治团体、在各种政治场合控诉张敬尧的罪恶，且努力发行各种刊物（如《湖南》、《湘声》、《天问》），将张氏在湖南的种种恶行广而告之于全体国人；湘籍学子则联合罢课，并选派代表分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请愿，宣誓“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长沙省城的教职员工也加入到请愿大军之中……结果，不到一个月，张敬尧的恶名已然举国皆知，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海外留学生团体纷纷声援，要求北京政府顺应民意，撤换张敬尧。

  【三千多万湖南人民战胜了一个民贼张敬尧】
  但结果是：北京政府在汹涌的民意面前，竟摆出一种置若罔闻的态度，对张敬尧的支持依然如故。这让一直致力于“和平驱张”的湘籍士绅、学子乃至普通民众对北京的军阀政府彻底绝望，终于选择了“武力驱张”。1920年夏，只有3000余条枪的杂牌湘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张敬尧的 7万北洋军逐出了湖南——如此以少胜多，个中原因正在民心：
  1、 张敬尧部所到之处，农民以锄头扁担为武器，截断交通，夺取辎重，使其腹背受敌，不得不迅速退走；
  2、 北洋系其他部队碍于舆论，竟无人敢公然支援臭名昭著的张敬尧部；
  3、 湘军所带之处，民众主动供应补给者络绎不绝，“输卒纠聚自如，给养望屋而得”。 陶菊隐在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书中如此评价此次战争：
  “（这场战争）并不是湘军三千多支‘吹火筒’战胜了在数量和装备上占有绝大优势的北军，而是三千多万湖南人民战胜了一个民贼张敬尧。”
  驱逐张敬尧之后，湖南人自1917年即开始梦想的“湘人治湘”，也提上了日程。1920年 7月22日，新任湖南省长谭延闿发表全国通电，公开提出“湘人治湘”：
  “各省自治，为吾民共同之心理，……湘人此次用兵，纯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一致决心……闿及全体人民，……爰本湘民公意，决定参合国会讨论之地方制度，采用民选省长及参事制，分别制定暂行条例，公布实行。”
  谭延闿稍后又多次全国通电，宣布“湖南自治”，提倡全国“联省自治”；并邀请湖南各界名流及各社会团体代表以及新闻记者，举行联席会议，共商“湖南自治”的大计。谭氏如此做，有他个人的迫不得已——湘军虽然驱逐了张敬尧，但并无实力保全湖南，皖系蠢蠢欲动，欲打着“武力统一”的政治旗号卷土重来，谭氏亦不得不以时下盛行的“联省自治”来抵御，用全体湘民的公意，将北洋的武力阻止在省门之外；再者，国民党在广东积极运作武力北伐，必欲取道湖南，而且张敬尧上年也已加入国民党，能够阻止国民党势力侵入湖南的，也唯有诉诸湖南全体民意的“湖南自治”。

  【“假冒也不要紧”：民众正好借军阀的谋私利来图自己的公益】
  谭氏的这种动机，成为“联省自治运动”日后备受批判的主要愿意，譬如陈独秀就说这种运动不过是一种“联督割据”，背后并无民意的存在：“非发生于人民的要求，乃发起于湖南、广东、云南的军阀首领”。这种批评，显然与史实不符，湖南的自治，确确实实是当时民意的结果，当时的湖南《大公报》上这般文字比比皆是：“假如是一个湖南人，而不至于全无心肝，大概会人人肯定湖南应该自治”；青年毛泽东也撰文说：
  “湖南自治是现在唯一重大的事，是关系湖南人死生荣辱的事。我劝湖南人，我劝我三千万亲爱的同胞……大家来将这自治的海堤筑好再说。大风和海潮要来了，这大风和海潮曾经扫荡过我们多少次，现在又将要来扫荡我们了。我们的海堤尚没有筑好，并且还没有开始筑，多危险！”
  湖南《大公报》主笔龙兼公更有文章《假冒也不要紧》，讲出了军阀私利与民众公意之间的关系：
  “军人口中都会吐出自治两个字来，总算是自治的动机勃发了，真真假假且不管他，即此一端，便可以断定我们理想中的联邦，迟早总会有实现的希望。……他们的作用，无非是想利用自治制宪这块金字招牌，好拿来时扛某一方面，或应付任何方面，诚意本来是没有一点的。不过他们军阀虽然没有诚意，人民却可以拿出要求自治的诚意去顺应他。……他既可以利用这个名义来遂他的私图，人民又何尝不可以利用他的私图来谋群众的公益。”（1920年 7月 1日，《大公报》）

  【湘人治湘，要的是在湖南实现真正的“民治”】
  龙兼公说“假冒也不要紧”，背后有着湖南民众的觉悟为支撑。“驱张运动”胜利之日，参与请愿驱张的的湖南士绅学子就已经意识到政治问题不能仅仅只有政治方式解决：
  “我们这次驱张运动，本来没有什么成败可言，不过逐去一个外籍的督军省长，换一个本地的人罢了！但是于这种现象里面，得了一个极明显的教训：我们知道驱傅、驱张……种种问题，于我们小百姓没有多大的关系的。我们知道政治状况，是由社会状况发生的。政治不良，必是社会上起了什么病的状态。我们要在社会本身上寻出病源来，而后好时症下药。社会健全，政治绝没有不健全的。若徒在表面上观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结果，只算是教衍一时，病根愈积愈深，终必有暴发的一日。我觉得我们以后所应负的责任，就是要努力改造社会。”（黎宗烈：《蒸阳请愿录》）
  这种改造政治，必先努力改造社会的认知，与湖南知识界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军阀、武人身上，而转而寄望于民众觉醒和社会自救，是一致的。正如湖南改造促成会在1920年7 月 6日所说：
  “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有话不说，有意不伸。南北武人，乃得乘隙凌侮，据湖南为地盘，括民财为己橐。往事我们不说，今后要义，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何者？建层楼于沙渚，不等建成而楼已倒。……大乱初勘，三千万人，人人要发言，各出独到之主张，共负改造之责任。”
  换言之，真正的湖南自治，意即在湖南实现真正的“民治”，是“三千万人，人人要发言”。对此，湖南士绅学子当日依托湖南《大公报》，已表述得非常清晰：
  “如果驱汤驱张，目的只在排去非湘人，仍旧换汤不换药……这样的治者，就是禹汤文武，我们都给他在反对之列。”（毛泽东《“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
  “如果湖南的事，还是由几个湘籍司令主持，这是‘湘官治湘’，决不可认为‘湘人治湘。”（许庆誉《怎么叫做“湘人治湘”》）
  “要自治就不要依赖官治，要谋湘人自治就不能依靠那些特殊阶级的少数人，政府和特殊阶级的少数人是不一定能够替我们全体湘人谋乐利的，我们还是要去自求多福。”（龙兼公《湘人治湘》）
  
湖南省宪法：民国以来最优良的一部宪法

  因为有了这种军阀靠不住、本省军阀也靠不住，湖南人要想摆脱战乱过上好日子，必须要“自求多福”，要三千万人起来实现“民治”的觉悟，才有了此后六年湖南政局变幻多端，而“湖南自治运动”始终未曾停滞的奇迹。这六年的“湖南自治”，虽然最后在北方“顽固军阀”和南方“革命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功亏一篑，但其间的种种成就，均为民国以来前所未有。其最大的成就，即造就了一部《湖南省宪法》。

  【“民权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
  要使“湖南自治”产生法律上的效力，而令南、北势力无法可说，首要之务就是必须制定基于三千万湖南人意志之上的“湖南宪法”。1920年10月24日，湖南诸公共团体集体向省政府请愿，即已意识到这一点，要求尽快制定湖南人自己的宪法：
  “此次湘人治湘……欲求自决与自治出于正当之轨道，舍湖南人民自制宪法，更无他道之可循。”
  除了阻止南、北军阀势力争夺湖南之外，湖南的有知识阶层还希望这部宪法能够起到保障民权的作用。这就要求民众广泛地参与到宪法的制定过程中来——1921年 3月 4日，湖南大公报刊文《民权不是送来的》，即旨在唤起民众参与宪法制定的热情。文章说：
  “他们将要起草的所谓省自治根本法，不就是我们群众心理所急欲创造的那部省宪法吗? 省宪法的性质，是规定省的组织，省政府各部门——行政、立法、司法——相互的关系和省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依我看，人民对于宪法上的要求，最重要的便是看怎么样规定政府——立法、行政、司法——与人民的关系，因为民权的消长，只须争此一点，这一点争不到手，或是所得不满意，旁的事便没有话说了。
  “湖南人，你们都醒了么？你们在这民国十年内所受的痛苦——政府的压抑、议会的愚弄、官吏的敲剥、兵匪的荼毒，哪一样不疾首痛心。趁着这个大法初创的时机，你们就应该要想着：一、我们人民为什么没有权？二、蹂躏我们民权的人，为什么那样横暴？由此推想，我们要怎样伸张民权和怎样去抑制民权的蹂躏者的方法，便可以在宪法上想出来了。我们想出了方法，还须得要把这方法制成条文，安放在宪法内面去，做一个永久的保障。这些不利于特殊势力阶级——官僚政客武人资本家——的方法，拼命去争恐怕还不容易得到圆满的解决，闭目静坐如宗教徒之祷告上帝赐福音，哪里有希望呢？我敢再正告湖南人民一句话：
  “民权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

  【学者们吸取教训造就一部极好的“宪法草案”】
  在军阀们的角度，宪法不过是保全其割据湖南抵御外敌的道具，故而倾向于由政府“代表”民意包办制成；但湖南的知识界既然已经有了“民权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般的觉悟，湖南的筹备制宪终于还是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启蒙运动。最先卷入这场运动的，是梁启超、蔡元培、张东荪、章太炎乃至杜威、罗素这些国内和国外著名的学者；学者们为制宪提供了种种思想资源，而在湖南省内部，在省政府与民众之间，则出现了“由官绅制宪”还是“由公民制宪”两条路线的分歧，因这种分歧而导致的请愿、论战此起彼伏。
  最终解决分歧的方案是“学者制宪”。这一方案，最早由蔡元培提出。1920年秋，蔡氏陪同杜威、罗素等外国知名学者前来长沙考察湖南“自治”之际，曾提议湖南的自治宪法应聘请具有专业修养的学者来制定。蔡氏的意见得到了取谭延闿而代之的湖南新督军赵恒惕的支持。由省政府出面聘请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最终名单如下：
  王正廷（法学家，《临时约法》起草者之一）、蒋百里（军事学者）、石陶钧（军事学者）、彭允彝（前教育总长）、李剑农（联邦主义理论学者）、王毓祥、向绍辑、皮宗石、黄士衡、唐德昌、董维键、陈嘉勋、张声树。
  学者们在岳麓书院闭门一个多月后，拿出了一部《湖南省宪法草案》。以今日发眼光观之，这部宪法草案，实乃是民国以来最良好、最具可操作性的一部宪法。其一，该草案充满了宪政民主的理想主义，通篇贯穿着“主权在民”和“权利制衡”的政治原则；其二，充分照顾到了湖南当日的实际情况，有浓厚的务实情怀。学者制宪之初，湖南省内议论纷纷，讨伐之声四起，视之为“包办宪法”的变异。但草案出炉之后，曾竭力反对“学者包办宪法”的湖南大公报主笔龙兼公却有这样一番评价：
  “这次起草委员会草拟的湖南省宪法案，我读了三四遍，觉得大体是很不错的。他的长处：第一是知道注重民权。看他规定人民权利义务，处处都从实质上划定界域，明白写了出来，不用浑括条文，替恶政府多留蹂躏人权的机会。这一章在本草案中，确实是特放异彩！第二是知道着眼事实，不务为高远之谈，使条文等于虚设；其有根据法理本应如此规定，而因他种关系即时又行不通者，则变通方法或展缓其施行期限。这都可以见得起草诸君的心思细致！第三是知道求实用不求美观。我起初是一个反对所谓‘学者制宪’的人，就是恐怕他们不甘心自贬‘学者’的身价，专门替我们起草一部‘好看不好吃’的宪法。今读本案，‘不好看而又好吃’的地方很多，这真是出我们意料之外。”
  这部宪法草案能够给龙兼公这样一个挑剔的时评者这样一种良好印象，与梁启超为领袖的进步党一系的学者的理论支持有深切关系——梁氏曾屡次反省民国以来漫长的乱局，最终将其归咎于《临时约法》的“因人立法”：为了制约袁世凯的个人野心，而不惜牺牲宪法文本在学理上的公正性，尤其是破坏了政府和议会之间的权利平衡，导致“议会独裁”。梁氏的这一深刻反省，依赖其与湖南宪法起草委员会诸人之间良好的师友关系，而得以贯彻在湖南自治宪法草案之中，实在殊为难得。

  【“宪法审查会”为个人私利肆意修改“宪法草案”】
  为了使宪法获得合法性，草案必须提交给代表湖南三千万民众的“宪法审查会”审核，可惜的是，在草案交由“宪法审查会”审核之际，因为这些审查委员汲汲于个人私利和学理上的无知，而对草案中的平衡性多有破坏，最后正式颁布的《湖南省宪法》反而留下了颇多瑕疵。以至于赞誉草案的龙兼公，愤然指责“宪法审查会”修改宪法草案，是“不能替我们最大多数的人民谋最大多数的幸福，甚至于还要在宪法上留些缺憾，播些危险的种子。”
  在宪法起草委员、联邦主义理论学者李剑农看来，被“宪法审查会”修改后的湖南省宪法，已经与之前的宪法草案在精神上截然不同。李氏说：
  “起草委员会所定的草案，是不敢将湖南的政权，完全付与省议会，听那些大小政客去瓜分，……审查会的修正案，把省议会的权，扩张到无限大，把湖南的政权，作为三路政客的利益分配物。这就是两案根本精神上的不同。为什么起草委员会的人，不敢专信任省议会？因为他们观察现代世界各国的趋势和中国各种议会的现状，觉得议会并不能得一些超人的全知全能之士来组织。不敢专信议会，是现世界的普遍现象。……为什么审查会的心理完全与起草委员会相反？因为审查会的人数太多，一部分人的正当心理，都被部分人的政客心理所挟制。审查会的会员，一大部分是预备做省议员的，换句话说，就是预备分割湖南政权的。所以他们的精神，就与起草委员会的精神不同了。”
  李剑农的分析高度切中要害。这些审查委员，并不能真正代表湖南三千万民众的利益，反而是为了各自所属的政治阵营的利益，不惜破坏宪法的法理平衡性而行大肆修改之能事，甚至为了追求阵营利益的均衡，而不惜在宪法中生造出不合理的政府部门。李氏说：湖南制宪最大的教训，就是不应该将自由修改草案的权力，交给“宪法审查会”，因为这种“审查会”名义上“代表民众”，实际上只代表自己所属的特殊政治阵营，让他们审查宪法，根本毫无公正、平等可言。止举一例，即可窥见所谓“宪法审查会”的“代表三千万湖南人”是何等虚妄了：
  1920年代，“社会改造”风潮正盛行中国知识界，譬如著名的“少年中国学会”即以此为学会宗旨。这种“社会改造”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主义异曲同工，即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劳动权等种种权利。湖南宪草出炉之后，湖南知识界即呼吁将上述权利写入宪法。受这种呼吁的影响，个别审查员如王克家曾提出修正案，请求再草案中就人民的权利义务增加三条：
  1、 人民有最低限度生存权；
  2、 人民有从事相当职业之权；
  3、 人民有享受其劳动所生纯利之分配权。
  结果，如此合理的要求，竟被自称“代表三千万湖南人”的“宪法审查会”全部否决了。其结果，是使得许多志在为底层民众利益代言的湖南知识份子对《湖南省宪法》心灰意冷，其中有人写信给上海的《民国日报》，如此说道：
  “这等省宪法，与我们小百姓无益，我们便不能承认。我们非要实行我们最纯洁、最高尚的理想主义，把这虚伪的、强迫的、污秽的私人宪法铲除不可。”

  【“湖南自治”终于取得了法律依据】
  起草、审查之后，“公民总投票”是湖南省宪法获得完全的合法性的最后一道程序。经过了这道程序，这部由学者起草、由士绅审查的《湖南省宪法》，就将正式成为一部代表了湖南民众全体意志的宪法，成为湖南实行“自治”最有力的法律依据。
  最后的投票结果是：除废票与弃权票不计外，总计全省“可”字票数18158875票，“否”字票数575230票，单就数字而言，省宪法获得了绝大多数省民支持。但这些票数，显然并不真实。湖南《大公报》对此有过描述：
  “省宪自审查后，已经有这么多日子了，讲演的手续，又已经竭力进行了。今试在大道上任意拿一二人，而问以省宪是甚么东西？晓得的自是有人，不晓得的恐怕要占十分之八九，这无容为之遮掩的。”很显然，这些投票绝大程度上，是操作出来的。但这种操作，有时代的不得已之处——彼时的湖南，欲完成《湖南省宪法》的推广普及和全民投票，显然是做不到的。最后，能够覆盖到的人群，必然局限在有知识的阶层当中。但并不能说这背后没有真正的民意的存在，因为三千万湖南人确确实实希望依赖这部宪法，将自己拯救出军阀混战的泥潭。
  此后，根据这部有缺陷的《湖南省宪法》，1922年，湖南实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直选”，选出县议员2761名，虽然过程中贪污受贿、买卖选票者比比皆是，但民主、民权的形式，终究是树立起来了；同年，又选举了省长，选举了政府七个司的司长，选举了高等检察厅的厅长，选举了高等审判厅的厅长，选举了审计院的院长……通过这些选举，组织了第一届“民选省政府”。
  再往后，依据这部宪法，湖南人裁掉了湖南大小军阀们三分之一的部队，这在那个各路军阀肆无忌惮大肆扩军的时代，实在算得上是个奇迹；湖南教育界人士还依据这部宪法，在形式上实现了教育经费的独立，虽然实际上仍难免被军阀们挪用，但湖南教育事业的状况，较之其他各省却实有天壤之别；湖南的法律界人士也依据这部宪法，始终锲而不舍地推动着湖南的司法独立；尽管省议会的出炉过程有许多问题，但统计数据显示，自1922年下半年至1926年上半年，湖南省议会共通过禁止军队非法掠夺案73件，减免苛捐杂税及田赋案68件，弹劾、查办官吏案73件，限令政府取消借款或停止发行公债案12件；1925年，依据这部宪法，甚至还举行了一次全省范围内的县长考试，在任用私人成风的军阀混战时代，湖南能够通过考试这种手段澄清吏治，实在是绝无仅有……而这一切，都源自“湖南自治”与其赖以自治的《湖南省宪法》。

结束语

  1926年 7月，投靠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唐生智部队进入长沙城，湖南再度沦为南北势力较量的战场；随后，省宪法被废除，省议会、县议会、各级法院均被取消。长达六年的“湖南自治”，就此成为南柯一梦。
  再往后，“革命”成为绝对的政治正确——1927年，蒋中正在武汉造出“反革命”一词。自此以后，在主流叙述中，“联省自治”与“反革命”形影不离。伟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在“军阀割据的遮羞布”背后，有三千万饱受战乱之苦的民众的惨痛呼号……“革命”之下，民生犹如草芥。
  伟人名士各有一套煌煌然的救国救民之道，蝼蚁小民试图自救的微末努力，在他们看来似乎不值一提。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12-14 13:11

1921年：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大合唱

年度事件：中共一大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用倒推的眼光来看，这确实是一件大事；但在当日，这场十余人的秘密聚会，与彼时中国知识界关于社会主义的集体大合唱相比，其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理解2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的集体热衷，就不能真正理解此后历史的奇异走向。

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的集体大合唱

    国人最早了解“社会主义”的途径，是日本，而不是西方。“社会主义”于1850年代在西方兴起；1870年代，日本人福地源一郎首创用“社会主义”来翻译 “Socialism”；到188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已通行日本，“下至普通学生，上至著名学者、教授、文学家乃至前总理大臣，几乎都对社会主义的主张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但直到1900年，“社会主义”一词才被引入中国。
    此后，中国知识界，上至梁启超这样的名学者、孙中山这样的名革命家，下至普通留日学生，高谈社会主义蔚然成风——1902年，梁启超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1903年，孙中山也公开声称：“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留日学生邹容则说，他现在当务之急要鼓吹的是社会主义了，而不再是消灭满人，社会主义将成为他今后写作最重要的主题……

社会主义成为国人新的终极进化目标

    在社会天翻地覆，政局朝秦暮楚，民生颠沛流离的民国初年，“社会主义”之所以引起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关注，与国人强烈的“越级进化”期望有莫大关系——自接受“进化论”以来，中国知识界曾一度以为，按照社会进化的原理，中国目下的当务之急，是向西方学习，快步进入资本主义；这种认知不过维持了十余年，就被留日知识分子们集体推翻了——通过日本这个中转站，留日知识分子们了解到西方知识界对资本的批判，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这种批判的内容，正如严复所总结的那样：
    “欧美之民，其今日贫富之局，盖生民以来能未有也，富者一人以操之金钱以兆计，有时至千万亿，……乃不谓文明之程度愈进，贫富之差愈遥，而民之为奸，有万世能未尝梦见者，此宗教之士所以有言，而社会主义能以日盛也。”
    西方的这种反思，对做了许多年强国梦而不得的中国知识界而言，是莫大的利好消息——既然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被证实有着造就巨大社会贫富差距的弊端，必须用社会主义拯救之，那么一直在苦苦追赶西方的中国，就应该明智地规避掉这一弊端，越过西方的这段“进化弯路”，如此，不但可以实现强国梦，而且有机会赶超西方，坐上历史进化序列中的头班车。
    知识分子们这种“越级进化”的心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坚持认为资本主义阶段必不可少，但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需辅以社会主义，防止社会出现西方式的巨大贫富差距；一种则认为不妨越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两条进化路径的争论，贯穿了 1900-1949年的整个近代史，甚至与到了1950年代，国家最高决策层关于是否还要继续搞“新民主主义”的争论，其实质，也仍然是上述两条进化路径的争执——无论争执如何，在1920年代，在深受进化论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社会主义”已然取代了“资本主义”，成为了新的终极进化目标。

知识界名流全都在谈论“社会主义”

    在1920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知识界流行到了何种程度？不妨以严复、梁启超、孙中山为例，看看当日的知识界名流们对社会主义的论述————此三人，一为改良派知识分子领袖、保守的进步党党魁（梁启超）；一为革命党领袖、激进的国民党党魁（孙中山）；而严复的“进化论”启蒙，则同时改变了改良、革命两派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观察社会主义在清末民初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以此三人为例，最合适不过。

【严复：西方资本主义在解决贫富差距上没有办法】

    严复用《天演论》引入了进化论，也引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二者都彻底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进而又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救亡路径的选择。中国知识界 20年代集体热衷于社会主义，也与严复有深刻的关系。
    严氏本人未曾信奉过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也所知有限，但这并不妨碍严氏在强烈的“越级进化”愿望的驱使下，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做出批判，1901年，天津《直报》刊登严氏的《原强（修订稿）》一文。与1895年刊发的《原强》相比，修订稿在内容上有大幅度的增改。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其中对西方的批评：
    “夫自今日中国而视西洋，则西洋诚为强且富。顾谓郅盛极治，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盖世之所以得致太平者，必其民之无甚富亦无甚贫，无甚贵亦无甚贱。假使贫富贵贱，过于相悬，则不平之鸣，争心将作，大乱之故，常由此生。二百年来，西洋……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
    严复感慨说：幸好西方国家的政教“以平等自由为宗旨”，所以强豪虽盛，但尚无强横奴役之风，但在解决贫富差距方面，则是“虽欲平之而终无术矣”，可谓毫无办法。严复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批评，与西方知识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大致同步。这种批评，意味着在20世纪初年，中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态度发生了某些转变。自严复之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西方社会决不是人类文明进步链条中的终极盛世形态。稍后一些，孙中山也有类似的言论：“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民族极乐之乡也。”

【梁启超：社会主义精神是一定要的，实行则还为时过早】

    1918年梁启超去欧洲考察。此行使其思想发生巨大转折。梁氏此行的目的，本是为了考察欧洲物质文明之繁盛及其背后的原因，但稍后出版的《欧游心影录》一书，却充满了对欧洲物质主义破产的感慨和反思。一战留下的断壁残垣与民众的潦倒困顿冲击了梁氏所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战后欧洲学界流行的“西方因物质文明过盛而趋向毁灭”的“反思”，更加剧了这种冲击。梁氏终于转而成为欧洲工业文明的批判者：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指日出现。如今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今天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在批判西方物质文明破产的同时，梁氏注意到社会主义和已经支撑了两年而未倒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梁氏说：
    “各国时髦政治家公认为无法无天的过激派列宁政府，报纸上日日咒他夭折，它却成了个不倒翁，支持了两年，到今日依然存在。……不管（苏维埃政权）将来结局如何……他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
    梁氏如此定义自己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要之，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认为不合人道，要重新组织一番，这就是社会主义。”
    但梁氏并不赞同在中国立即实施社会主义：“讲到国计民生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但我的意见，提倡这种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固有的。……讲到实行，且慢一步罢”。

【孙中山：“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但用不着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专制】

    孙中山1896年至1899年流亡欧洲时，正值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蓬勃之际。与孙氏同时代的梁启超曾说过，“孙逸仙，他不是个学者，他眼光极锐敏，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
    孙氏对社会主义兴趣的由来，除西欧之外，也有“东洋传统”——1903年，孙氏流亡东京，曾与日本《共产党宣言》译者幸德秋水就社会主义问题交换过意见。同年，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书信中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1905年初，孙氏访问了第二国际书记处，以社会主义者自许，要求加入第二国际，请求第二国际“接纳他的党为成员”，并“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适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他们吸收我们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换句话说。由于它们，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在后来的一封致第二国际的书信中，孙氏恳切地请求：”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从学习资本主义文明迅速转向对社会主义的热衷，孙中山的转变，其实代表了20世纪最初20年里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基本心态。这种心态就是：知识分子们不但希望赶上欧美国家，完成救国的重任，而且希望一劳永逸地超越欧美国家，完成强国的使命。孙氏说：
    “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我们现在提倡改革，决不能够说学到了像现在的欧美便算是止境，便以为心满意足。……欧美近来的文化才比中国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明，才主张革命。此刻实行革命，当然是要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
    孙氏认为靠“社会主义”可以使中国实现这一“驾乎欧美之上”的目标，因为欧美资本的弊病，必须靠“社会主义”来拯救：
    “现在欧美两洲，像法国、美国既没有皇帝的专制，人民很可以说是极平等自由，民权可算是极发达。但是只能说到民有、民治，还说不到民享。试看他们国内的平民受资本家的压制，穷人受富人的压制，什么煤油大王、钢铁大王、铁路大王，一人之富可以敌国。那般平民和劳动者连面包都找不到手。这是何等不平等的景象呢．所以欧美现在便生出贫富不均的大问题来了。”
    但与小部分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不同，孙中山反对废除私产和搞阶级斗争。《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一段话中就明确表示，孙中山不同意在中国马上实行共产主义，“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孙氏认为，中国实业尚未发达，“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

【改良、革命两大阵营的知识分子都对社会主义兴趣浓厚】

    围绕在梁启超身边的，有一个庞大的进步党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包括张东荪、张君劢等等；围绕在孙中山身边的，则是一个庞大的国民党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包括胡汉民、张继、吴稚晖等等。前者总体上是改良派，后者大致上是革命党。这两派知识分子，在1920年代，都对社会主义有这浓厚的兴趣。
    进步党的“二张”，均对社会主义有着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张东荪既写文章谈《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又极力反对在现时段以革命的方式搞社会主义；张君劢则极力呼吁中国的社会主义之路，应效仿德国，而不是效仿俄国；而在1919年 9月 1日，进步党改良派知识分子创办的《解放与改造》杂志，公开发表宣言文章，宣称世界由封建专制而至资本主义再至社会主义，是一个必然的人类文明发展过程，面对第三种文明即将到来，处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的中国人，决不应当再提倡资本主义的文明，而“应该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的工夫”。
    国民党的胡汉民，1920年 7月在广州“市民大学”开设了一门叫做“社会主义伦理学”的课程；张继、吴稚晖则一度成了另一支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的信徒；而在1917年 1月 4日，刚刚经孙中山改组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在其机关报《民国日报》如此公开倡言：
    “科学的社会主义有预期之目的可达，有一定的阶段可循，其进化之迹象与动植物之擅蜕相同，其因果之公律与理化学之分析无异，非仅一种之理想。”——虽然时至今日，“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有着特殊指向的名词，但在当日，信奉各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曾以为自己所信奉的，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此外，还有许多同时横跨进步党与国民党、横跨改良派与革命党的知识分子，同样也深受社会主义影响，譬如曾是进步党成员的李大钊，后来成了革命党；再譬如曾是进步党成员的蔡元培，后来也成了革命党。二者都曾一度尝试过搞和平的社会主义实践；甚至于连周作人这样无法归类的人物，在1920年代，也曾积极将日本流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新村主义”引入到中国来。
    国民党人冯自由在1919年，曾如此描述他所感受到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市场有多大：
    “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松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却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最时髦的名词”，这几个字，其实恰恰也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自晚清以来，在救国图强这个大目标下，一直被西方牵着鼻子在走：被西方的资本打败之后，一窝蜂似地高呼要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当发现西方人自己在反思资本的弊端而兴起社会主义时，又一窝蜂似地高呼着要学习社会主义，趁机“驾乎欧美之上”。
    之所以如此，其实正是中了西方“社会进化论”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自严复“启蒙”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一直在追求一种虚无缥灭的“社会终极进化目标”，这个目标，曾极短暂地是“资本主义”；很快就变成了“社会主义”；后来终于成了“共产主义”。

【一个粗糙的数据统计：80% 的报刊在谈社会主义】

    据杨奎松、董士伟《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一书统计，1918年以前，在总数约260 种的报刊中，发表社会主义内容的报刊，只有近30种；而在 1918-1922年间，共计约 280种报刊中，发表社会主义内容的报刊，已达到约 220种。这些报刊，既包括保守的改良派报刊，也包括激进的国民党报刊，自然也包含总量极少的共产主义报刊。总体说来，在 1918-1922年间，几乎中国的所有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都在谈社会主义。这种趋势的影响下，连臭名昭著的北洋安福系御用文人，也不得不开始谈社会主义，以免落后于时代……

【改良派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宣言：只要“社会主义改良”，而坚决排斥“社会主义革命”】

    与1921年中共一大的召开对当时的知识界几乎毫无影响相比，1920年 9月，梁启超、张东荪、蒋百里以及张君劢等主张改良的知识分子群体，所共同拟定的“公定之趋向”十六条，作为改良派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观的集大成者，对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影响可谓极为深远。十六条内容如下：
    1、 人类之福利，当以群性与个性互相助长，务使群性能保持平等，使个性能得充分自由。
    2、 中国之不振，由于制度不良，制度不良由于思想不良，故非先思想革命不能颠覆制度。
    3、 政治改造，首在打破旧式代议制度，故国民须有组织之自由权。
    4、 经济改造，在于既不抹杀智能之高下，也不致有生计压迫之现象。
    5、 世界改造，在于打破国家最高主权之论，使各国人自觉为人类一分子。
    6、 军事上取消极自卫主义，且为适合世界新潮，应取兵民合一制度。
    7、 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中央权限当减至必要范围为止。
    8、 地方自治，应由各地方自动制定根本法以守之。
    9、 闰民的结合，应实行地方和职业同时并举。
    10、社会之生计，应对于土地及其他生产机关力求实行分配平均之法。
    11、生产之事业，应于分配平均之际力求增加之。
    12、教育普及为一切民治之本，故应于地方根本法中规定强迫教育。
    13、劳动神圣，为世界不可磨灭之公理，故国民有劳动之义务。
    14、思想统一，为文明停顿之征兆，故对于世界有力之学说皆应采取无限制输入主义，待国人采择。
    15、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实为国民进步之障碍，故对于所注重之学说应进行忠实深刻之研究。
    16、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有整顿发扬之责任。
    这实际上是一份改良派的“社会主义宣言”。“宣言”将政治民主、经济平等、思想自由和劳动至上融为了一体，企图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
    梁启超们的这十六条，按照杨奎松、董士伟《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一书的理解：“然而，这样主张的结果，岂不意味着中国仍然需要沿着社会进化自然演进的程序，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这番理解，其实恰恰契合了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梁氏不止一次公开表示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社会主义学说，其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
    为什么只要“社会主义改良”，而坚决排斥“社会主义革命”呢？梁氏说：直接革命必然导致以“富人”而不是社会制度为革命对象，这会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中国的历次“革命”已经证明：“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有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

结束语

    1920年代这场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的集体热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历史日后的走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例：
    这个组织是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决心置身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它的基本成员是国民党中上层政治军事领导人、社会名流与少数原来的共产党人，比如邓演达、章伯钧、黄琪翔、李世璋、邓初民、彭泽民、谭平山等人。这个组织在成立之初，即明确宣布：
    “中国革命终究的目的，不是在乎发展资本主义，而是在乎达到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们的任务是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
    该组织曾在12个省市建立过自己的组织，出版过 6种以上宣传革命的报刊，最多的报刊一度发行到 50000以上。它所组织的黄埔革命同学会，曾在全国18个城市建立过分会或特别支部，影响黄埔学生达5000多人，占当时整个黄埔学生总数的 50%之多。
    在观察整个 1930-1940年代，大批知识界名流如李公朴、黄炎培积极抨击国民党而与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时，不要忘了，这些人在1920年代，都集体热衷于“社会主义”；当1949年到来，大批的国民党要员和知识界名流如章伯钧、张东荪等，选择留在大陆时，也不要忘了，这些人在1920年代，都曾集体热衷于“社会主义”。
    但“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或许没有人比梁启超看得更清楚：“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百年已过，回顾当日社会主义热潮之初衷的同时，今人也不妨试问一下“公平”二字之有无。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12-20 18:31

1922年：“好人主义”救国梦

年度事件：好人主义

    谨以此文，纪念胡适先生诞辰 120周年。

请好人们都起来造一个好政府

    1922年 5月，以胡适、蔡元培为核心的十几位学者、教授们，在饱受政府欠薪之苦的情形下，各自拿出自己薪金的5%，共同创办了一份《努力周报》，希望能够在言论上，给沉沦已久的民国带来一点生气。刊物的第 2期，即刊出一篇由蔡元培领衔、胡适执笔、16名学者、教授联合署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希望给迷失已久的政治改革，寻一条可执行的路径。
    教授们的主张其实很简单：这个国家已经烂透了，要想有所改变，最低限度，这个国家里的好人们应该积极站出来，做一点自己最低限度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此，即便不能立刻造就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政府”，至少，还可能造就一个“好人政府”。
    不管这一主张在日后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蒙上了多少恶名，在那样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至少它是平和而可行的，是有良苦之用心的。
   
对现实的黑暗丧失耐心，胡适放弃“二十年不谈政治”，倡导好人主义

    胡适是《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执笔人。但他在1917年回国时，一度曾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自我约束。那时节，正是民国知识分子沉痛反思自己的参政热情的时候——革命璀璨的光环正在消失，鲁迅如此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制度的修修补补也不再有吸引力，譬如梁启超们想改造先天不足的《临时约法》，陈独秀就不买账：“旧人骂约法，是骂它束缚政府太过；新人骂约法，是骂它束缚人民太过。但照事实上看起来，违法的违法，贪赃的贪赃，做皇帝的做皇帝，复辟的复辟，解散国会的解散国会。约法不曾把它们束缚得住，倒是人民的出版集会自由，都被约法束缚得十分可怜”。
    于是，就有了“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简单说来，其实是民国知识分子们发现通过积极参与政治来改造中国这条路走不通之后，希望尝试去走的另一路而已，即所谓“没有新文化就没有新民国”；知识分子们的这种变化，也影响到了青年们的选择，1919年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就有着这样的会规：
    “凡加入‘少中’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中，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长时，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一步一步来创造‘少年中国’。”（详见《转型中国·1919》）
    但“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既无法在短期内生出效果；“文化决定制度”又只是一种简单的美好期望，没有严谨的逻辑支撑，当现实政治继续恶化，这些曾一度拒绝涉入丑恶的现实政治的知识分子们，也终于无法克制住自己批判乃至参与现实政治的欲望——1920年 8月，蔡元培、陶孟和、胡适、蒋梦麟等 8名知识分子联名在《晨报》上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如此说道：
    “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
    这份《争自由的宣言》，虽然可以算做民国知识分子们对新文化运动的一种逆动，但其姿态——“先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仍然是和平的、启蒙性质的。但到了1921年，时局的败坏和遍地的贪腐，让一向政见平和的胡适也转向了激烈，这年双十节是，民国成立整整10周年，当局忙于大庆，胡适却写下了一首《双十节的鬼歌》：
    十年了，
    他们又来纪念了。
    他们借我们，
    出一张红报，
    做几篇文章；
    放一天例假，
    发表一批勋章：
    这就是我们的纪念了！

    要脸吗？
    这难道是革命的纪念吗？
    我们那时候，
    威权也不怕，
    生命也不顾；
    监狱作家乡，
    炸弹底下来去：
    肯受这种无耻的纪念吗？

    别讨厌了！
    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
    大家合起来，
    赶掉这群狼，
    推翻这鸟政府；
    起一个新革命，
    造一个好政府：
    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在这样一种心态和氛围下，曾一度脱离政治埋头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们，又都陆续回到了政治活动中来。但对胡适而言，从专谈思想文艺转向政治议论，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如他自己1922年 6月在《我的歧路》中所说：“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正如我谈白话文也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
    于是就有了1922年 4月13日刊登在《努力周报》第二期上的这份由蔡元培领衔、胡适主稿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若干年来，这份《主张》一直备受争议。但要获取这份《主张》的真面目，除了撇开笼罩其上的一切主义之争，回归《主张》的原始文本之外，别无其他途径。文章不长，全文照录在此( 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

    《我们的政治主张》全文
    我们为供给大家一个讨论的底子起见，先提出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张，要求大家的批评、讨论或赞助。

【“好政府”是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
    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 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 )，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

【“好政府”的标准：必须在宪政框架下，财政人事公开、施政有计划】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
    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 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 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我们对于今后政治的改革，有三个基本的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要想政治改革成功，“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

    四、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

    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具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我们应该回想，民国初元的新气象，岂不是因为国中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的效果吗? 当时的旧官僚很多跑到青岛、天津、上海去拿出钱来做生意，不想出来做官了。听说那时的曹汝霖，每天在家关起门来研究宪法。后来好人渐渐的厌倦政治厂，跑的跑了，退隐的退隐了，于是曹汝霖丢下他的宪法书本，开门出来了；于是青岛、天津、上海的旧官僚，也就一个一个的跑回来做参政、咨议、总长、次长了。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看着安福部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够了! 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南北必须和平议和、军阀必须裁兵、国家必须裁官、选举制度必须改革、财政必须公开】

    五、我们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的意见
    我们既已表示我们的几项普通的主张了，现在我们提出我们的具体主张，供大家讨论。
    第一，我们深信南北问题若不解决，一切裁兵、国会、宪法、财政等等问题，都无从下手，但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我们主张，由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和，一切暗地的勾结，都不是我们国民应承认的。我们要求一种公开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暗中的勾结与排挤是可耻的，对于同胞讲和并不是可耻的。
    第二，我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但像前三年的分赃和会是我们不能承认的。我们应该预备一种决战的舆论做这个和会的监督。我们对于议和的条件，也有好几个要求：
    (1) 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因为这是解决国会问题的最简易的方法。
    (2) 和会应责成国会克期完成宪法。
    (3) 和会应协商一个裁兵的办法，议定后双方限期实行。
    (4) 和会一切会议都应该公开。
    第三，我们对于裁兵问题，提出下列的主张：
    (1) 规定分期裁去的兵队，克期实行。
    (2) 裁废虚额，缺额不准补。
    (3) 绝对的不准招募新兵。
    (4) 筹划裁撤之兵的安置办法。
    第四，我们主张裁兵之计，还应该有一个“裁官”的办法。我们深信现在官吏实在太多了，国民担负不起。我们主张：
    (1) 严定中央与各省的官制，严定各机关的员数。如中央各部，大部若干人( 如交通部 )，中部若干人( 如农商部 )，小部若干人( 如教育部 )。
    (2) 废止一切咨议、顾问等等“乾薪”的官吏。各机关、各省的外国顾问，除极少数必需的专家之外，一律裁撤。
    (3) 参酌外国的”文官考试法”，规定“考试任官”与“非考试任官”的范围与升级办法。凡属于“考试任官”的，非经考试，不得委任。
    第五，我们主张现在的选举制度有急行改良的必要。我们主张：
    (1) 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
    (2) 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应参考西洋各国的选举舞弊法，详定细目，明定科罚，切实执行。
    (3) 大大的减少国会与省议会的议员额数。
    第六，我们对于财政的问题，先提出两个简单的主张：
    (1) 彻底的会计公开。
    (2) 根据国家的收入，统筹国家的支出。以上是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几个主张。我们很诚恳的提出，很诚恳的请求全国的人的考虑、批评、或赞助与宣传。
    民国十一年四月十三日
    提议人：蔡元培(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王宠惠(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罗文干(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汤尔和( 医学博士 )，陶知行( 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 国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 )，梁漱溟(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李大钊(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陶孟和( 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朱经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张慰慈(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高一涵(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徐宝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王征( 美国新银行团秘书 )，丁文江( 前地质调查所所长 )，胡适( 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 )。
    附白：一切赞成与反对的言论，我们都很欢迎。请寄到努力周报社，或寄给提议人。

读者的来信和来自左、右两翼的批评

    《我们的政治主张》公布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莫大的反响。青年们寄往《努力周刊》的读者来信很多，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既成势力里面，立场偏右（按民国时代习惯性的划分）的梁启超研究系，立场偏左的孙中山国民党，包括新成立的共产党在内，则无一例外，对这一主张采取了攻击态度。联署文章的诸位学者、教授对这些反响，赞成或者批评，都曾有过恢复。个中讨论，给人一种强烈的今夕何夕、恍然如昨的感觉。限于篇幅，各举一例：

【青年们的来信：你们追求“好政府”，非常好；但采取的是革命手段呢，还是改良手段？】

    24岁的青年董秋芳，和他的另外七位青年朋友，王振钧、郑振夏、殷钺、许孝炎、李俊、林之棠、陈凯，读到《我们的政治主张》后，非常兴奋，给《努力周报》写信说：
    “想先生们是教育界‘清高事业’的人，从前或宣言‘不作官’的，或信仰社会主义的，现在竟然‘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主张‘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和我们不约而同，这实在是思想界一大转机，使我们抱无限的希望。”
    当时的社会舆论，流行一种“社会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前提；没有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就不可能成功”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但在学者、知识分子们当中很流行，在青年们当中也很有市场（“少年中国学会”就以此为宗旨）。这种观点，很自然地也成了批驳《我们的政治主张》的一种武器。但董秋芳等 8位青年有相反的意见，认为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互为因果，没办法分出先后次序，只能是分工并进，殊途同归：
    “有许多言论，对先生们的主张怀疑的，我们都认为理由不充分。有人说“要从社会改革入手，否则政治改革是基础不稳固的”，我们可以反转说，“要从政治改革入手，否则社会改革是事倍功半的”。原来好社会和好政治，互为因果，不能绝对划分。譬如鸡与鸡蛋一样，有鸡能生鸡蛋，有鸡蛋也能孵鸡。况且在中国现在特别情形之下，政治事业尤其是社会事业的工具。政治好，能够用政治的机械力，增进社会事业的效率;政治糟，什么都不好办，至少要减少儿分可能陕和速率。财政破产对于教育，内争政变对于民生的影响，就是眼前好例。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
    但青年们也有自己的疑问：“但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没有明白告诉我们的，一还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
    青年们自己的意见，是“相信政治的彻底改造在平民革命”；“不彻底的和平改良，如今已经山穷水尽。政府的改良政策是门面话；人民的改良要求是纸老虎！现在不好再请愿裁兵废督，希望国是会议，合全国的平民，下牺牲的决心，作最后的决斗。”具体的手段呢，则是“我们相信平民革命的奋兴剂，一面是‘到民间去’，一面是手枪炸弹。”当然，青年们也很清楚这样做的代价很大：
    “我们也承认这种主张是很危险的，代价极大的。但想不出别的方法较安全较和平，而能够有同祥的效果，可以认作救中国走得通的最后一条路。你们的主张大概倾向和平一方面的。不知道有没有一定走得通的把握和信心。倘使用最小的代价能够得最大的效果，谁不乐意？关于此点，你们如能给我满意的解释，我们当然极愿意牺牲成见，服从你们的主张。”

    胡适的回复：
    这封青年们的集体来信，是由胡适出面回答的。青年们给教授们出了一道要“革命”还是要“改良”的选择题，胡适的答案是：“改良”也要，“革命”也要——
    “你们提出的重要问题，‘还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建筑好政府呢？’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一手段的必要。……烧房子有时要人做，收拾秃椽剩瓦也要人做。”
    对青年们“到民间去”的选择，胡适也有一段苦口婆心的告诫，从历史的角度看来，这段告诫非常有必要：
    “再者，我们很诚恳的替你们指出‘到民间去’四个字现在又快变成一句好听的高调了。俄国‘到民间去’的运动，乃是到民间去为平民尽力，并不是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出来给我们摇旗呐喊。‘到民间去’乃是最和平的手段，不是革命的手段。”

【来自右翼的责难：社会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重要】

    北京的《晨报》，虽然也有鲁迅这样的“左翼”做撰稿人，但基本上可以算作是梁启超、林长民为核心的“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官方报刊。梁启超和聚集在他周围的知识分子们，在屡次与政客合作，深度涉入政治，但毫无结果之后，在1920年代，转而致力于思想教育的启蒙工作，用梁启超的话说——“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为思想界尽些微力”。
    《我们的政治主张》面世之后，晨报的社长“止水君”写了一篇题为《政治主张底根本疑问》的社论来驳斥，文章重弹了新文化运动的老调——“先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
    “政治是为社会而发展的，同时，又要待社会而发展。社会方面底工作，比政治方面更重要些；而且政治方面底工作不能单独进行，同时还要靠社会方面底工作做基础。”
    有着相似观点的，还有天津的有教会背景的《益世报》，该报刊等题为《好政治》的社论，批评说：
    “以为今日之事而不从根本教育人手，皆是废话。以吾地大物博，岁入之丰，欲国民免去印度人民之困苦，非实施三五年以上之普及教育。实不足以语政治之事。”——也有典型的新文化运动色彩。

    高一涵和胡适的回复：
    《主张》署名者之一，北大教员高一涵回应了《晨报》和《益世报》的批评：
    “我们不是想抛开教育事业不管，一心要想去做政治事业；只想要求一个允许或不妨害我们办教育事业的政府。我们并不是想从政治方面‘单独进行’，把社会事业一切停止，只想要求政治事业与社会事业携手同行。”
    胡适也表达了相似的意思：
    “我们这个报并不是‘专’谈政治的。政治不过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们当日不谈政治，正是想要从思想文艺的方面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基础。现在我们虽然因时势的需要，不能不谈政治，但我们本来的主张是仍旧不当抛弃的，我们仍旧要兼顾到思想与文艺的力一面的。”

【来自左翼的责难：社会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重要】

    与右翼的研究系有所不同，左翼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不关心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先后次序，他们关心的，只是从事政治改造的手段，究竟应该是“改良”，还是“革命”。譬如国民党人邵力子在《民国日报》上连续发表评论，说：
    “蔡、胡诸先生以好人自命清高为中国政局败坏的重要原因，诚然。但我认为还该说得明白一点。所谓‘好人自命清高’，应改为‘自命好人者不敢革命’才对。即如蔡、胡诸先生所讲民国初元以后的情形，就是好人跑的跑了，退隐的退隐了。但那时候好人为什么要跑，不（正）是因为讨袁军的失败，而国民多数都反对革命，竟没有人继起吗？‘好人’的界说是最难定的。指有学识的阶级吗？熊希龄、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那时正揎拳奋臂，赞助袁世凯副署那破坏国会的命令咧。自命好人者自己既不敢革命，又要骂别人革命者为暴徒，真的‘好人’要不跑也不能啊！蔡先生自己不就是跑的一个吗？跑的是不得已，不肯革命的是真懦怯，这是必须辨别清楚的。往事不说，眼前要实现‘好政府’，我以为还非经过革命不可，还非自命好人的都起来革命或赞助革命不可。不破坏，不能建设，本是很浅明的理；蔡、胡诸先生是希望好人共同来建设，我却希望好人先共同来破坏。蔡、胡诸先生全文不提及“革命”的字样，也不提及实际上革命的方法，只以有‘决战的舆论’为止，我认为这样决不能达到‘好政府实现’的目的。这是根本上要和诸先生商榷的地方。”
    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也在这年的 6月15日，借着对《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批判，第一次亮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好政府主义者诸君呵！你们刚才发出“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呼声，北京城里仅仅去了一个徐世昌，你们马上就电阻北伐军。据中外古今革命史上的教训，你们这种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正都是‘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障碍物。军阀势力之下能实现你们所谓好政府的涵义吗？你们观察现时京、津、保的空气，能实现你们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和六个具体主张吗？清室倒了，统一党章炳麟等便急急主张和袁世凯妥协，反对继续战争；袁世凯死了，进步党梁启超等便急急主张和段祺瑞妥协，反对继续战争，结果都造成了反动的变乱。你们( 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 )又那能不蹈此覆辙！（《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

    胡适的回复：
    胡适对邵力子的批评没有作出回应，但对中共的批评，则作了坚决的驳斥：
    “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义也决不能实现。”

结束语

    1922年的这场“好政府主义”论战，牵动了国内各种积极的改良、革命派势力的神经。最后，因为“好人内阁”——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的两三位署名者进入政府，组了一个内阁——被北洋武人阴谋暗算而倒台，争论就此结束，当日批判“好政府主义”的各种左、右翼力量，也就异常光彩地宣告自己掌握了真理，获得了论战的胜利。甚至于胡适自己，在1923年10月《努力周刊》停刊之际，回顾这一年半以来的种种努力全都白费，也不免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我们还应该向国民思想上多做一番功夫，然后可以谈政治的改革”——这似乎又回到了新文化运动的老路上去了。
    左、右翼力量们欢呼自己取得了论战的“胜利”，都觉得自己的救国路径才唯一正确，可惜日后的历史证明，并不是这么回事。这种尴尬，其实关乎到自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通病：总是寄希望于找到一套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性方案。右翼拿“好人主义”不能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相责难；左翼同样如此；参与讨论的青年们也希望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有一个明确的二选一；连胡适自己，也一度急功近利地对“好人内阁”寄予了过高的期望。
    可是，真有那种绝对的、唯一的、根本性的解决政治改革的方案存在吗？在实践尚未完成之前，这种绝对性、唯一性、根本性又该如何证明？这实在是很成问题。与其如此，何不摆脱这种对根本性方案的期望，先把能做的做起来呢？正如《我们的政治主张》里说：“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与其期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不如“好人”们先起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奋斗”。
作者: 鞍山仁者    时间: 2011-12-27 10:27

文章很长
文章很好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12-29 18:52

1923年：民国第三大政党兴衰始末

年度事件：中国青年党

    1920年代，在青年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政治团体，首推国民党。其次是中国青年党与中国共产党。国、共两党久已为世人所熟知；中国青年党，则与那些高倡国家主义和自由宪政的青年们，一并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民国第三大政党兴衰始末

    中国青年党（下文简称“青年党”）于1923年的12月 2日成立于巴黎玫瑰村共和街，发起人包括曾琦、李璜、何鲁之、李不韪、张子柱等12人。成立会议确定了该党的宗旨——“本国家主义之精神，采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此后数十年，“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宗旨一直被青年党坚持了下来。

在政治理念上与中共分庭抗礼

    追溯中国青年党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它的出现，有跟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的意思。创始人之一的陈启天，晚年在台湾如此回忆：
    “自五四运动以来，一般有志青年虽热心爱国运动，但并不热心政治活动。至民国十年七月，共产党依照苏俄及第三国际的指示，秘密成立，并多方展开赤化的政治活动。中共始而在‘少中’会内进行赤化，继而决定加入国民党，挂羊头卖狗肉。国民党也开始联俄容共，使中共得一发展的机会，于是从前热心爱国运动而不热心政治运动的有志青年，……不得不起而设法抵制赤化的政治运动。”
    青年党与共产党之间的这种对立，最早可以追溯到“少年中国学会”（详见《转型中国1919》）的内部分裂。青年党领袖、创始人曾琦、李璜、陈启天、左舜生等人，早期都曾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者与骨干分子。学会的宗旨，本来是倡导从事社会改造、远离现实政治的，但到了1921年前后，会员内部对是否参与现实政治，已出现了严重分歧；对如何参与现实政治的分歧则更大。青年党创始人李璜，日后如此回忆这一分歧：
    “早在‘少中’成立未久，因受世界思潮的影响，除少数会员仍抱不问政治，专攻学术的态度，如王光祈、周无等人外，大多数的会员均因对改造中国观点的不同，而有了分歧，这种分歧，最早见于李大钊与曾琦的通信讨论，李主张，中国问题为一世界问题，欲救中国，须先参加世界革命；曾主张，世界革命以现刻国际形势而言绝不可能，中国须求自强自救，国际主义只是理想，绝不可靠。”
    李璜所描述的这种分歧，后来被简化为“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当日，以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为代表的一批“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深受苏俄影响，认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要想摆脱外遭强国压迫、内有军阀为祸的命运，必须铲除国内一切的剥削阶级，参与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去，用李大钊的说法，是必须依靠俄国的力量，因为苏维埃俄国“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
    但在以曾琦、李璜、左舜生为代表的另一批“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们看来，将中国革命的命运寄希望在苏俄身上，是靠不住的，因为任何国家参与国际事务，都必然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所谓真正的国际主义，并不存在。曾琦在其1918年出版的《国体与青年》一书中，非常明确地反对“阶级本位”，而呼吁青年们“以国家和民族为本位”去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很显然，曾琦、李璜们的“国家主义”，与李大钊、邓中夏们的“共产主义”，很难有相容的余地——前者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后者推崇“工人无祖国”；前者主张全民的民主政治，后者信奉世界革命和阶级专政。这种分歧最终演变成激烈的争论——1924年的某一天，曾琦、李璜、陈启天等人，与恽代英、张闻天、沈泽民等人，在左舜生的寓所，就彼此的政治主张进行讨论，据学会成员方东美回忆，“当时如有手枪，恐已血流成河矣。”

建党宗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国内，中国青年党的核心人物“曾（琦）、左（舜生）、李（璜）”，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核心人物如周恩来、李大钊、恽代英等人，从未停止过政见的论战。在法国，周恩来等人有《赤光》半月刊为阵地；曾琦等人则创办了《先声》周报；双方大致同时间回国后，曾琦等人又创办了《醒狮》周报，以抗衡中共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
    这种长期的理念对抗，在某种程度上，掩盖掉了中国青年党真正的政治诉求。其建党宗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一度被扭曲解读成“对外反对苏联，对内反对中共”。这种理解，完全背离了曾琦在1925年12月的公开表述。曾琦作为青年党党魁，如此解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甲）国贼之定义：国贼者何？即其行为有背于国民之公意、有害于国家之生存者是也。依此定义，以求实例，则吾人可发现若干之国贼，为国民之公敌，其在欧美日本有绝对不能生存者，在我国乃如蔓草之滋长焉，此吾人所为腐心切齿，而志在必除者也。
    “（乙）国贼之种类：国贼之种类本难悉数，估依上述定义，举其最显著如下：
    1， 盗卖国权，摧残民命之军阀；
    2.  营私舞弊，祸国殃民之官僚；
    3.  假借外力，争夺政权之政党；
    4， 朝兰暮四，寡廉鲜耻之政客；
    5， 把持地方，鱼肉乡民之滥绅；
    6， 勾结外人，掠夺国富之财阀；
    7， 破坏公益，专谋私利之奸商；
    8， 欺世盗名，不负责任之乡愿；
    9， 倚仗外人，压制同胞之教徒；
    10，扰乱社会，妨害国家之流氓。
    “（丙）强权之定义：强权者何？即以种种压力强加于个人或国家者是也。其方法有为“直接的”或“间接的”，吾人依此定义，以求实例，则有自称为列强之英、法、日、美、意诸国，最足以为强权之注脚。盖其侵凌弱国，有如虎豹之对犬羊，其凶暴直非人所忍也！
    “（丁）强权之种类，大别为下列四种：
    l， 武力侵略政策( 如直接以兵力占领土地是 )；
    2、 文化侵略政策( 如提倡某国化的教育是 )；
    3， 经济侵略政策( 如掌握经济命脉之关税盐税是 )；
    4、 宗教侵略政策( 如派遣教士来华传教是 )。
（引自曾琦《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释义》）”
    从曾琦的上述描述中，其实看不出中国青年党“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建党宗旨，有专指苏俄和中共的意思。不过，曾琦在文章中仍用了约 500字的篇幅，详细讲述了青年党与共产党在“外抗强权”问题上见解的不同：
    “所谓‘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乃自实行共产主义之苏俄发出，……而吾人信仰国家主义者，则万万不能与之苟同，其理由第一、为吾人认定列强之对华政策不一，其利害尤多相反，吾人但当分别对付，如土耳其之所为。断不能同时反对，遵苏维埃之号令。第二、吾人提倡‘国家主义’，但为保护本国，初无‘干涉他国’之意，‘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含有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之意，显然为一种‘世界革命’。在吾人自身尚受羁绊之际，恐无余力及此。第三、吾人若仅以打倒资本帝国为号召，万一世界上有非资本帝国而以武力临我者或据我之领土或强我奉号令，彼时吾人将何辞以对？故不如改为‘外抗强权’，表明吾人但求‘保护本国’，并不干涉他人，凡有以压力相加之强权国家，不问其为何种制度，吾人皆当依‘民族自卫’之原则，起而以武力抵抗之，此则国家主义者之天职也。”

20年代：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党外无党”

    这种“国家主义”立场，决定了新生的青年党，不仅不可能与共产党走到一起，而且与正在实施联俄联共政策的国民党，也无法合作。1924年，曾琦借孙中山自广州北上路过上海之机，曾前往会见，“劝其中止联俄联共”，但双方“辩论久之，不欢而散”。稍后，另一党魁李璜又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号召反对日俄出兵东三省和反对苏联驱赶华侨，结果开会期间又与国民党及共产党发生了严重肢体冲突。不过，总体上看，青年党对国民党的态度，要远远好于对待共产党。党魁左舜生曾如此描述：
    “青年党（对国民党）除掉提携共产党与联俄一点曾有过批评外，实不曾怀过半点敌意。”
    但即便如此，当国民党北伐成功，在南京正式建立政府之后，青年党的机关刊物《醒狮》周报仍不免遭到查禁，曾琦本人也被拘捕，青年党人在各地的活动也被积极压制。这种结局，与青年党不愿被国民党合并，而必欲保持自己独立的政党地位有关。陈布雷曾游说青年党加入国民党，1927年 7月，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是否要加入国民党，会议结论是：“宜与国民党合作”，但是国民党必须取消一党专政，以便青年党发展成健全的在野党。
    会议发表了青年党《对时局的宣言》。该宣言猛烈攻击国民党所竭力标榜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称“党外无党”的主张，不符合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和世界政党政治的潮流；“党内无派”则与国民党派系林立的实情完全相反。宣言尤其攻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说道：
    “专制政体，无论何种属性，何人当权，根本阻碍自由思想，违背平等原则，破坏博爱精神，使人民失自动的能力，文化受无理的阻碍，国家因之衰弱，社会因之凝滞。举凡政治家，无人敢说专制政体较民主政体更好的。而国民党假借‘训政’这一巧妙的名词，为施专制之护符，是决不能加以赞同的。因此，国民党必须取消一党专政和党外无党的口号！”
    此次会议之后，《醒狮》周刊即被查禁，曾琦也被捕入狱。1928年 8月，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公开喊出了“打倒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的口号，曾琦在会上公开质问国民党：“一党专政与天下为公之旨有无冲突”、“训政制度与满清立宪有何区别？”曾琦说，一党专政有三大弊端，“一则无在野党之监督，而本身有易趋于腐化之势”；“二则功利之徒纷纷趋赴，使党内分子复杂，派系愈多”；“三则正直之士断难屈服，为贯彻七所信之主张计，必相聚而自成一党。不能公开则出以秘密，不能决胜于议院，势必决胜于疆场，此所谓逼朋友为仇雠，化温和为激烈，徒自种荆棘以障碍成功而已！”
    曾琦还说，国民党以“人民程度太低”为由拒绝实施宪政，实属谬论。以前的清末立宪党人如此说，后来袁世凯也如此说，如今以民主自我标榜的国民党也如此说，“这不啻视我四万万人为阿斗，自居于诸葛亮的侮辱国民的言行。”

抗战期间：一面与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一面呼吁宪政民主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青年党人受其“国家主义”信仰的驱动，积极投身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青年党组织了 240余人的青年铁血军支援吴淞战场，此役，该党党员、十九路军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因抗敌有功而名扬天下。长城战役期间，青年党党员参加义勇军而牺牲者达 700余人。青年党党魁曾琦、李璜等人，均曾前赴平津和冀东一带亲身从事抗日活动。李璜一度辞去所有青年党党内职务，专门办理东北义勇军事务，并成立了中国青年党抗日义勇军总部。李璜多年后回忆：若无胡适先生的帮助，身为“抗日义勇军首领”的他，差一点在北平被日军捕获。
    战场之外，青年党在舆论上继续批评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将其看作实现全民抗日的最大阻碍。但青年党对国民党的整体态度，已由反对转向了合作——在党魁曾琦看来，国民党握有国家政权，抗日既然不得不依靠国家政权，青年党也就不能不与国民党合作，不得不从反对者变为“诤友”。这种转变，可以1934年曾琦让左舜生上庐山与蒋介石面谈为标志。到1936年，两党的关系已相当融洽——史料记载，东北军中级军官中的青年党人，曾给曾琦写信，密告中共与东北军、西北军已经在西安组成了倒蒋的“三位一体”联合阵线；曾琦得信后曾派李璜第一时间赶往洛阳，劝阻蒋介石的西安之行，“劝其万勿忽视，恐生肘腋之变”；西安事变后，曾琦及青年党又坚决地支持蒋介石，谴责杨虎城、张学良。1937年春，青年党三巨头“曾（琦）、左（舜生）、李（璜）”同到浙江奉化会晤蒋介石，长谈三日，两党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
    合作之外，青年党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批评并未停止。1940年，曾琦曾撰文《论实行宪政之时期与国民大会之性质》，再次反驳了国民党的“人民程度不足说”、“训政工作未完说”、“军事时期不宜说”。1941年，青年党作为“三党三派”（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乡村建设派、职教社、无党派人士）中最大的一股组织力量，又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本年10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曾刊登社论，称赞曾琦等人的民主、宪政诉求，社论说：
    “最近曾琦、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张澜先生组织了民主政团同盟。双十节他们发布了纲领，其中强调指出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青年党认为“民盟”已成为中共的传声筒，选择退出，单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会上，青年党独自提出三大提案：
    1、 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
    2、 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
    3、 和平建国纲领。
    这一时期，为实现全民联合抗日，青年党也主动调整了与共产党的政见对立。对此，中共也有着清晰的感知，1936年 8月 5日，《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批示信》中说：“历来同我们的党，处在最尖锐对立地位的最右倾最反动的国家主义派中的进步分子，现在竟把他的两个口号，加以新的解释，即‘外抗强权’不是指苏联而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内除国贼’不是指共产党，而指的是真正的汉奸卖国贼，如果他们实际的真像这样的话，国家主义派将不是我们的政敌，而是抗日战线中的同盟军。”
    1945年12月，青年党在重庆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日本已经投降，大会对青年党的宗旨作了修改，去掉了“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字样，更改为：“本党本国家主义之精神，民主政治之原则，内求统一与自由，外保安全与独立，以建设全民福利的现代国家，并促进平等合作的世界为宗旨。”会议结束后，青年党发布《宣言》，称：
    “本党自来所谨守的最高原则，为国家主义，民主政治。……国家不是任何个人、党派或阶级的工具，而是全民所共同托命的一个总体。……国家必须是全体民众的国家，由全体人民所共治、共有、共享的民主国家，而不是任何少数私人或集团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才能尽了国家所应尽的责任，而获得全民的拥护。在这个观点之上，我们强调‘民主政治’的重要性，要求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协作的真正民主政治，以保障全民的利益。国家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结束语

    “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念分歧，决定了国共内战期间，青年党的选择。但国民党实际上也容不下青年党的“国家主义”和“民主政治”。内战的高压与政局的恶化，使得青年党人内部也发生了分化。曾琦选择了与国民党积极合作，另一党魁李璜则拒绝了国民党“经济部长”一职，并缺席了1947年的青年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再往后，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青年党也去了台湾。这个在1948年党员人数一度达到30余万的民国第三大政党，就此走向了式微。
    但后人回顾民国时期这段历史，自不能忽略青年党的存在。它鲜明地昭示着：在国民党的“训政建国”与共产党的“阶级专政”之外，仍然有许多的青年，怀抱着别样的建国之梦——青年党的“国家主义”和“民主政治”，不过是这诸多不同建国之梦中的一种。而这诸多建国之梦，在今天看来，仍有它的史鉴意义存在。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2-1-11 07:48

1924年：国共合作

年度事件：联俄容共

    1924年 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在大会开幕辞中说：“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稍后，具体操作这两件事的方式，则是向苏俄学习，与苏俄合作，让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跨党进入到国民党里面来，即所谓“联俄容共”。

孙中山晚年的精神分裂

    孙中山一手包办的“联俄容共”战略，使得经历陈炯民之变而濒临土崩瓦解的国民党，迅速恢复了生机，并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取得空前的成功，也使得四分五裂的中国，终于在一种新的“党治体系”下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短期的正面效应，可谓相当可观。但长期的负面效应，则一直延续到1949年。
    这种长期的负面效应，可以简单概括为“国民党的精神分裂”——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本来是祖自欧美的“三民主义”；出于“联俄容共”的现实需要，孙中山强行将“三民主义”和祖自苏俄的“共产主义”作了许多嫁接，也默许共产党对“三民主义”作了许多倾向于“共产主义”的解释。这种随意的嫁接和解释，直接导致了国民党人对“三民主义”的认知混乱，进而导致“国民党的精神分裂”，最后，终于搞到国民党员人人谈三民主义，人人都不信三民主义的地步，于是只好败退台湾。
    孙中山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建构者，也是使得国民党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始作俑者。

为获取苏俄援助，孙中山不惜代价

    一、渴求获得苏俄的物质援助，不惜出让国家利益
    1920年代的孙中山，在国内政治势力的连横合纵中，已彻底失去了市场，而且因其无原则地与列强如日本合作、与军阀如张作霖合作，已被国内舆论普遍视作与旧军阀并无区别的陈旧人物，其“革命领袖”的光环已相当黯淡。1922年的陈炯明事变，则使孙氏失去了广东最后的地盘；事变后第七天，孙氏已确认得不到来自英、美和日本的支持，遂向苏俄释放出了这样的信息：“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
    孙氏愿意以牺牲中东铁路权的代价，与苏俄结盟，换取其对自己革命事业的援助。这年 9月，孙氏告诉苏俄，他希望利用苏俄的军火，在新疆或者外蒙建立革命武装力量；这年10月，他又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希望苏俄派出一个师的兵力，由孙氏来指挥，占领新疆成立一个新政府；12月，孙氏给苏俄代表越飞写信：“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帮助，等等。你们的政府能通过库伦支援我们吗？”
    1923年 1月26日，孙氏与“苏俄派至中国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发表宣言。宣言共四大要点：1、 孙氏认为共产组织乃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引入中国，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越飞对此完全赞同；2、 越飞表示苏俄“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俄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3、 孙氏认为中东铁路问题目前只能维持现状，待以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越飞对此表示赞同；4、 越飞向孙氏强调苏俄无意策动外蒙独立，孙氏表示理解，认为俄军暂时不必从外蒙撤退。
    从字面意思来看，似乎苏俄对中国革命充满善意。但宣言的实质则是：苏俄从孙中山这里得到了许多在北京政府那里得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1、 孙氏承认了苏俄在外蒙驻军的合理性；2、 孙氏愿意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朝着有利于苏俄的方向妥协，这种妥协，被推给纸面之下的“适当之中俄会议”。而孙氏所得到的，只有越飞的一个保证：不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
    从之后“联俄容共”的史实来看，越飞的这个保证毫无约束力。整个“联俄容共”期间，苏俄及其支部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停止过将国民党同化乃至吞噬为共产主义政党的努力；而且这种针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输出，一直都是在公开状态下进行的。而为了获取苏俄的资金和军事援助，孙中山又不得不接受这种公然的意识形态输出。
    孙氏的积极让步，终于换来了莫斯科的“投桃报李”。1923年 5月，越飞接到了苏俄政府转发给孙氏的电报，电报说：“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二百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援款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五万金卢布”；“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额很小，最多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枪，十五挺机枪……”
    在俄援的帮助下，濒临出局的孙氏重新在广州站稳了脚跟。但孙氏的积极让步，让正在与苏俄展开外交谈判的北京政府，陷入了困局——1922年 8月，苏俄代表开始在北京与顾维钧等中方代表就中苏建交问题进行谈判，因在苏俄非法驻军外蒙及中东铁路等问题上，中方拒不让步，而使谈判陷入僵局，在西方世界遭遇普遍抵制的苏俄，在东方也不能打开局面，其外交陷入极端被动的状况。但孙氏的介入，立刻扭转了苏俄在谈判中的被动，谈判结果也可想而知。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这段历史，仍愤恨不平：
    “通电指责外交部，拥护协议草案等等，显然都是在苏俄使团、王博士（王正廷，谈判代表，国民党人）的同伙、以及在北京的国民党信徒们的煽动下干的。他们的行动肯定出于某种更加重大的政治目的，即推翻北京政府，夺取政权。……几十年来，特别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将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混为一谈，一直是中国的灾难之源。”

    二、渴求获得苏俄的“革命技术”援助，不惜拿国民党的组织安全冒险
    在物质援助之外，苏俄告诫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要获取成功，不可须臾离开广泛的政治思想准备工作。孙氏自然不可能体会不到，这告诫的背后，是蠢蠢欲动的意识形态输出的冲动，但他仍在给越飞的复电中如此说道：
    “第一，我们当感谢贵国的慷慨允诺；第二，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第三，我们将用大部分精力，去实施这些建议，并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
    所谓“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实则意味着孙氏同意将苏俄的政党体制引入国民党，以此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孙氏曾特别指出改组国民党的用意，就是要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此前的国民党，接近欧美式政党；孙氏认为这样的政党组织松散，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希望借助苏俄的“革命技术”，将国民党彻底改组。
    稍后，苏俄方面向广州派遣了大批政工、军事人员，国民党方面则派出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考察。12月15日，代表团回国抵达上海，团长蒋介石很反常地没有继续前往广州，在将自己的《访俄报告书》托人转呈给孙中山后，坐船回了浙江奉化溪口。
    蒋氏的这份《访俄报告书》，迄今未见公开。其中内容，蒋氏在其《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曾有所提及：“我在报告书里，陈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并向国父面陈我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具体意见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其大意是清楚的——蒋氏去世后，其子蒋经国在写了一书《沉思于慈湖之畔》，其中提到：
    “父亲在上国父游俄报告书中说：‘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蒋氏对三民主义有很深入的钻研，这是其能迅速得到孙中山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恰恰因为这个原因，蒋氏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很难被简单地嫁接在一起的。前者立足于“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后者立足于“民族独立”和“国民革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蒋氏既有这种认知，又深知孙中山“联俄”之心已决，且寄希望于用自己的访俄亲历去说服党内的反对派，既不愿违心称赞苏俄，又不愿忤逆孙氏意旨的蒋氏，也就只好选择半路“逃回老家”了。
    孙氏给隐居溪口的蒋氏发了急电，“兄此行责任重大，望速来报告访俄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蒋氏遂于1924年 1月16日回到广州，向孙氏就访俄见闻作了口头汇报，但其意见并不能说服孙氏中止“联俄容共”——“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国父深信并言此时只有使中国共产党分子能在本党领导之下，受本党统一指挥，才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进行”——蒋氏在其《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如此回忆道。
    在蒋介石看来，苏俄的“国际主义”是靠不住的；不但靠不住，而且苏俄的真实用心，是通过扶植共产党来吞噬国民党，绝不会对国民党抱有善意。1924年 3月，他曾致信廖仲恺说：
    “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绝无此理。国人程度卑贱，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若神明，天下宁有是理耶。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
    蒋介石的判断是正确的。若干年后，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期如此反思“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篡党篡政篡军，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对中国问题发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篡党；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使篡政；组成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就是篡军。”（转引自刘统《共产党的崛起与国民党的清党》，新华网）
    孙中山并非不了解苏俄及共产国际的这种用心，但他似乎自认为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可以在获取苏援和抵制“赤化”之间达成某种微妙的平衡。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刘成禺，曾提醒孙氏：“联俄容共”之后，共产主义在党内渗透，“党员恐不能持定吾党义”、“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意在吞并消化国民党”。孙氏以“吾自有处理之法”为由，呵斥了刘氏，劝其“此后党务，可不必问”。
    但孙氏真的“自有处理之法”吗？

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辗转腾挪，精神分裂

    一、屡屡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解释成一个东西
    事实是：孙氏并没有任何的“处理之法”，只是身心俱疲地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来回奔走，妄图在理论上将二者阐释成一种“既彼此融合又彼此独立”的关系。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结果，是孙氏和他的三民主义同陷精神分裂的困局。
    这种精神分裂，自《孙文越飞》宣言在中国公布时始，就已注定不可避免。宣言第一条——“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固然可以“洗刷”孙氏在国内舆论心目中的“赤化”形象，但国内舆论所不了解的是，该宣言在苏俄公开发表时，是把这段话删掉了的。
    虽然在稍后一些时候的1923年 8月，俄共中央政治局在任命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时，也有这样一项公开决议：“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但鲍罗廷的这段非公开的工作札记，显然更能代表莫斯科的真实意见：
    “到现在为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中拯救出来，还很难说。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
    确实，孙氏一直盯着的是“自由民族”，而不是“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但孙氏也很希望通过鲍罗廷，把俄共的组织模式、动员模式一并移植过来，孙氏将这种移植视为让溃散的国民党起死回生，恢复战斗力的命脉之所在。如此，他既需要说服党内同志接受鲍罗廷的改造，又希望将这种改造限制在组织模式上，而不碰触本党“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于是只好在党内学习会议上如此说道：
    “吾党与他（鲍罗廷）等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迟迟不能成功。……因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换言之，孙氏希望国民党人诚心去接受俄共的“方法论”，同时又不受俄共“价值观”的影响。但孙氏显然也明白：对一个政党而言，其“方法论”必然是由其“价值观”决定的，不但俄共如此，国民党也是如此；信奉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着能够接受怎样的“方法论”；于是，为了消除国民党的党员们对俄式改造的抗拒心理，孙氏不得不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解释成一个东西——“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别也”。
    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无论如何阐释，都不会在事实上变成同一个东西。鲍罗廷控制的国民党外宣机构在1924年 1月 6日公然喊出“世界革命”的口号——“广州政府正与帝国主义国家相见，非以和平态度，而以剧烈态度”；孙中山却在同一天会见了“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公使舒尔曼，请求美国出面干涉中国的军阀混战。

    二、苏俄控制了国民党一大，孙中山对此无能为力
    事实上，孙中山欣赏的，只是苏俄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代表大会、中央党组织、地方党组织、以党治军、军队党代表制等组织手段，对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则一直相当抗拒。随着鲍罗廷将国民党改造成共产党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孙中山的这种抗拒也越来越明显。
    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联俄容共”政策成为现实，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在给齐切林的信中兴奋地说道：“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正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拜，正是这个党，它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
    加拉罕所谓的“驯服”，指的是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几乎完全采用了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加拉罕说：
    “我寄给您的（国民）党的宣言、纲领和章程很有意思，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对以前工作的批评和对中国相互争斗的军阀集团的批评；第二部分是最重要的，这是以最概括的形式提出的国民党的原则，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关于民族主义一条非常有意思，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民权主义也以共产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自己的根据。……至于民生主义，它也是以共产国际决议为依据的，但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
    加拉罕的描述是精准的。国民党一大所发表的宣言，确确实实是一个彻底被“共产主义化”了的宣言。但加拉罕错判了孙中山对这个宣言的真实态度，他告诉齐切林，“孙逸仙本人准备完全接受它”，只是对决议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更多的是文字上的让步”。但事实完全相反：孙中山拒绝承认这个宣言。
    宣言的起草，处于鲍罗廷的控制之下，鲍氏一手操控，用共产主义将孙氏的三民主义作了彻底的改装和偷换。孙氏见到宣言草案后，于1924年 1月23日，紧急约见了鲍氏，要求收回这份草案，而代之以孙氏自撰的《建国纲领》。最终，鲍氏击退了孙中山的要求。在其工作札记中，鲍氏如此记载：
    “我再说一遍，当孙向我提出是否最好取消宣言的问题时，我作了否定的回答，这时出现了维系着国民党当前命运的危急时刻。这个关头，孙应该决定，是坚持自己的纲领，从而转向右派，还是接受宣言，同左派一起前进。在长时间的交谈中，我不得不使用各种各样的论据，这以后孙为了把他的纲领也印出来，作出了对宣言有利的决定。”
    孙中山选择了妥协，因为他不能没有苏俄的援助。但他也不准备放弃自己以三民主义为基石的《建国纲领》，他要求在国民党一大上，同时印发鲍罗廷的宣言和自己的《建国纲领》。鲍罗廷策略性地同意了孙氏的要求，但仅仅是“策略性”的，因为最终，在鲍氏的控制下，《建国纲领》没有能够出现在国民党一大的会场上。孙中山失去了对国民党一大的控制。

    三、国民党党员信仰发生混乱，孙中山不得不起而对马克思主义作系统批判
    一大的“坐而言”，鲍罗廷靠卢布取得了对孙中山的压倒性胜利；接下来的“起而行”，则轮到孙中山打太极拳。按照一大“共产主义化”的宣言，鲍氏要求通过苏俄式的激进的土地革命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孙氏则用“暂缓”、“推迟”一类的字眼一而再，再而三地搪塞，其真实意见则是根本不打算推行，因为孙氏看到：
    “俄国近来实行政治革命，同时又实行经济革命，一面把皇帝和贵族推翻，同时又把资本家推翻。现在俄国人民所受的痛苦非常的厉害，结果到底如何，今天还预料不到。”
    直到孙氏去世，国民党都没有颁布鲍氏所期待的俄式土地革命法令。相反，孙中山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不断讲演，大谈中国与俄国国情不同，不能搞俄式土地革命，“你们更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
    为了挽回一大宣言彻底“共产主义化”对国民党党员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孙氏在一大之后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强调“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1924年 2月 9 日，当即将赴美留学的清华学生们问及“国民党施行的，是否俄国的主义”时，孙氏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否定：
    “否！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俄国有俄国的主义，中国有中国的主义。我方才一篇话，处处论到俄国，是说他革命党的组织，不是说他的革命的主义。”
    1924年 8月到24日，孙中山在广州持续系统地讲演民生主义，在努力维系自己“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的调和论的同时，对苏俄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作了猛烈批评。孙氏说：马克思说物质是历史的重心，这不对，民生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思认为要有阶级战争，社会才有进化，这是以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是倒因为果；马克思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是一个“社会生理家”；马克思的学说颠倒因果，所以从他的学说出世之后，各国所发生的事实便与他的学说不合，有时甚至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发达了之后便要互相吞并，自行消灭，但时至今日，各国资本家不但不消灭，并且更加发达，没有止境；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错的。
    孙氏总结道：“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这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意思就是说：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是一致；但在实现理想的手段上，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和“阶级斗争”是错误的，民生主义的《建国纲领》才是正确的。
    孙氏如此公开而系统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引起了鲍罗廷和苏俄的强烈不满。但孙氏必须这样去做，因为他的国民党的党员们，此时已然发生了信仰混乱。

结束语

    孙中山的努力是徒劳的，并不能挽救国民党在信仰层面的精神分裂；更不能改变共产党以小搏大，逐步同化、吞噬国民党的趋势。当孙中山在1925年 3月去世，国民党内无人能够与苏俄及中共进行理论抗衡，这种分裂、同化和吞噬，就进一步加速了。最后，终于发展到“容共”逆转成“容国”，共产党大有将国民党架空的趋势，这种架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共产党垄断了中下层组织，国民党空有一个最高决策层，无法将任何决策贯彻到基层中去。比如1926年 8月，广东国民党召集全省各地农运积极分子开会，其中竟有 80%是共产党员。国民党人顾孟余载1927年总结说：“现在可有一种危险，是国民党差不多专做上层的工作，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都是国民党的同志多。至于下层的民众运动，国民党员参加的少，共产党员参加的多，因此形成一种畸形的发展……”
    二是共产党“包办”了国民党的党务工作。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中共领导人谭平山则说，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 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
    这样一种结局，既是孙中山“联俄容共”之时所想象不到的，又是孙氏无原则地拿“三民主义”融合“共产主义”进而导致国民党信仰层面发生精神分裂后的必然结果；自然，更必然导致1927年的国共分裂。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2-2-6 12:59

第62期·1925年：国民党代表谁的利益

年度事件：戴季陶主义

    1925年 3月，孙中山去世。这位开启“联俄容共”之门的革命家，终于没有能够如其所说的那般对“联俄容共”的负面影响“自有处理之法”，反而留下了一个在思想信仰上四分五裂的国民党（详见《转型中国·1924》）。为了挽救这种信仰的四分五裂，戴季陶主义在1925年的夏天应运而生。

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

    孙中山之后，国民党内能够与中共作理论抗衡的学者，唯有戴季陶与叶青二人而已，叶青虽有理论深度，其影响力却远不及戴季陶——正如周恩来当年所说：“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家伙就是戴季陶”，这种评价，足以说明戴季陶及其戴季陶主义，对失去了孙中山的国民党，是何等重要。可以说，没有戴季陶主义，国民党就无力与中共在理论领域争夺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解释权——这自然也正是戴季陶在1949年中共所拟定的战犯名单中位列第16位的主要原因。
    也唯如此，在时过境迁许多年之后，有必要重新以一种客观中立的眼光去打量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自然，这种重新打量，会进而涉及到另一个对正确解读中国近代史至关重要的问题：国民党究竟代表了谁的利益？

戴季陶主义是一种剔除了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

    【出炉的背景，是为了和共产国际争夺“三民主义”解释权】
    戴季陶主义在1925年出炉，其历史背景，是为了与中共争夺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如上期策划《转型中国·1924》所说，孙中山“联俄容共”的一个负面效应，是造成了国民党党员对三民主义认知的信仰分裂。尤其是共产国际操控了国民党一大，坚持用苏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三民主义作了全方位的包装之后，孙中山本人为了挽救党内的精神分裂，不得不于1924年 8月在广州做系统的三民主义演讲，演讲中明确指出：
    “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这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也就是说，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是一致的；但在实现理想的手段上，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和“阶级斗争”是错误的，民生主义的《建国纲领》才是正确的——这也正是孙中山此前坚持要在国民党一大印发自己的《建国纲领》的原因，当然，因为鲍罗廷对一大的控制，《建国纲领》没有能够出现在一大的会场。
    孙中山1924年夏天的三民主义系统演讲，给苏俄和共产国际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使他们对“三民主义”的共产化包装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但次年春孙中山的去世解除了这种尴尬，此后，对“三民主义”的共产化包装加速推进。作为反击，戴季陶在1925年 3月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的口号，意即不接受共产国际对“三民主义”的重新包装。稍后，在这年的夏天，戴氏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与《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两本理论著作，再加上其《民生哲学系统表》，三者共同构成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即所谓的“戴季陶主义”。

    【和孙中山一样，戴季陶信奉社会主义，希望消弭阶级矛盾】
    由戴季陶，而不是别人，来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乃至中共争夺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并不是一个偶然——戴季陶追随孙中山多年，且与孙氏有相当多的理论交流。和当孙氏在1910年代转而信奉社会主义时，戴季陶也在1919年和另一社会主义信徒沈玄庐在上海合作创办了刊物《星期评论》，这份刊物随之成为1920年代中国宣传社会主义最重要的阵地之一。
    学者杨奎松曾如此描述孙中山晚年信奉社会主义的缘故：“孙中山是以创建西方共和制度为目标开始其革命生涯的。但他在去了英国之后，思想上……出现了重要的转变，开始公开表同情于社会主义。其以后关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以及三民主义以民生为终极目标的理念，都包含着强烈希望中国避免重蹈资本主义覆辙的愿望。”
    戴季陶信奉社会主义的缘故，和孙中山大略是一致，即“希望中国避免重蹈资本主义覆辙”。他曾仔细分析俄国的革命缘自如此苦口婆心地劝告中国的特权阶级：
    “要学英国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要步俄国阶级压迫的后尘。”
    因为一旦特权阶级像俄国那般“专事助长阶级压迫”的话，其结果必然造成那些“为生活安全而起的农工阶级”纷纷揭竿而起，走到阶级斗争的歧路上去：“自从开战到去年停战止，俄国的死伤亡失将近千万。这半年来俄国国内的战乱、饥懂、恐怕比俄德交战当中还要利害，死伤的人更不晓得有几何。这些祸害，我看十九都是人造成的。我们中国特权阶级的人看见这种惨祸，应该要有觉悟了。”（《社会民主化之英国政治》）
    孙中山曾询问戴氏研究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想要直接去指导他们（工人）呢？还是站在研究的批评的地位，做社会思想上的指导功夫呢？”戴氏的回答选择了后者，其理由是他非常担心底层民众被引到“阶级斗争”的路上去：
    “（那些做煽动工夫的人）拿了一知半解系统不清的社会共产主义，传布在无知识的兵士和工人里面，……如果因为这种无意识的煽动发生出动乱来，真是一塌糊涂，没有办法了。”（《访孙先生的谈话——社会教育应该怎样做》，1919年 6月22日）

    【曾短暂鼓吹“阶级奋斗”，并参与中共的创建】
    戴季陶信奉社会主义，但不希望国人去走暴力的俄式“阶级革命”道路，而建议去走另一条和平的英式“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戴氏希望国内的特权阶级和资本家能够有所觉悟，在“阶级斗争”爆发前消弭掉“阶级矛盾”：
    “我们对于将来，固然看到这些工人一定起来参加社会运动，但是我们很希望现在这些资本家教育家不要忘却‘社会福利’四个字。应该在目前这个时候，就努力做公共幸福的事业。要学英国资本家‘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要步俄国资本家‘阶级压迫’的后尘，使中国可以循社会民主主义的正轨，向平和、文明的方面进步，免除激切的社会革命危险。”（《工人教育问题》）
    但呼吁“免除激切的社会革命”的戴季陶，在目睹了现实社会中诸多工人与资方谈判失败、罢工也无效的案例之后，在1920年前后政治立场也曾一度趋向激烈。这一时期，戴季陶不但在《星期评论》上刊载了《共产党宣言》，还亲自全文翻译、连载了考茨基的著作《资本论解说》。文章里之前那种对“特权阶级”的劝告已很难见到，取而代之的是对工人们起来做“阶级奋斗”的鼓动：
    “中国的劳动者，倘若要得良好的劳动条件，除了自己的奋斗外，再也没有第二条路。想靠资本家和资本家培养出的政府来保护劳动者，恐怕是一辈子作不到的呢。……就劳动运动的先例来看，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地位，不是由他们阶级的奋斗得来的。”（《中国劳动问题的现状》，1920年 2月 l日）
    虽然不愿残酷“阶级斗争”在中国发生，但戴氏也承认，资本、劳动两大阶级的矛盾，在中国是一个客观存在，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
    “互助的基础是要站在平等上面的。两个绝对不平等的阶级要他们讲互助，这是一个笑话。而且阶级斗争的事实，并不是由马克斯的‘阶级斗争说’而起。不过，这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实被马克斯的灵心炯眼认识了，从一切历史的社会关系里面抽象了出来。这更不能倒因为果，说是因为马克斯主张了‘阶级斗争说’，于是资本、劳动两阶级便受这个学说的影响冲突起来。马克斯既不是魔法师，他也没有这么大的本领。”
    也正因为具备这样一种思想基础，戴季陶在1920年代初的中共建党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陈独秀曾经说，“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这是很实在的评价。瞿秋白在1927年说，“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也是中肯之论。至于戴季陶在中共创建过程中的地位，李立三在1930年 2月的一次党史报告中曾讲到：“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卢……”，这个论述，是符合史实的。（详细可参见专题《思想的力量·戴季陶》）

    【戴季陶主义的实质：剔除了“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
    虽然深度参与了中共的创建（甚至负责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纲》），但戴季陶最终没有加入共产党，而且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成为国民党内最重要的理论家，且在反对国共合作一事上不遗余力。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戴季陶则表示他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切关系，不能成为一个党员，并因此哭了一场。因为他内心很相信共产主义，很想加入，但又不能如愿以偿。”——这只能解释戴氏何以不加入共产党，却不能解释戴氏何以会反对国共合作。能够解释这个疑问的，是戴氏在1926年写就的《八觉》中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中提到戴氏1922年在宜昌投江自杀，后被当地务农百姓和码头江湖人物所救。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的戴氏，思想就此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一件事（投江自杀获救），是我生平一个很大的奇绩，也是我一生一个很大的关键，我所以精神颓败至此，会走道这条路上，这是说明我半生浪漫的历史，不能自治，不能事事种因收果，慎始全终，所以烦恼至极，弄到这种境遇。就此一件，我的半生过去的历史，都可以说明无余了，由这一个奇遇，我们更看清楚中国民族的生机，决不在缙绅先生们当中，实在平和的农民，豪侠的江湖朋友，刻苦的工人里面。中国民族几千年传下来的高尚优美的道德，也是只有在这平民社会里面，才看得出来。我们政教中人，此时不努力做实业教育，培养这些生机，只是争权夺利，斗气私争，真是良心所不容的了。至于一些盲从着几句西洋的共产口号，借来遮盖自己个人性欲食欲的放纵的共产党人，说甚么为无产阶级谋幸福，为世界人类造文明，真是一群野兽。这样下去，真要把中国民族仅有的一点保存在平民阶级里面的优美德性，也都破坏干净，造成洪水猛兽的世界。回想当年我们糊糊涂涂，把中国人的优点，看得太轻，糊乱输入西洋的学说，以为便可以救国救民，不只是太过无识，而且真是十分罪过，西洋的文明，我们应该要努力输入的，是纯正的科学，不是浅薄的哲理，是实业的建设，不是道德的破坏，我们看到的齐杨两位先生的高尚优美，可以了解真正的革命意义了。”（《八觉》）
    很显然，“阶级斗争”这个理论仍然让戴氏耿耿于怀。虽然如陈独秀所说，戴氏“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戴氏也曾撰文竭力呼吁工人们起来做“阶级奋斗”，但自始至终，戴氏都没有直接使用过“阶级斗争”这个词汇。《八觉》中所说的——“这样下去，真要把中国民族仅有的一点保存在平民阶级里面的优美德性，也都破坏干净，造成洪水猛兽的世界”——很显然指得也正是“阶级斗争”。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戴季陶主义的理论实质了。其一，戴季陶希望彻底断绝“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转而将孙中山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统接榫。在《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中，他说：“先生的基本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实在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又说：“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接近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如此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把“阶级斗争”从“三民主义”中剔除出去——
    “我们所以不认阶级斗争为革命唯一的手段原故，并不只是在国民革命时代，为维持联合战线而糊涂过去，我们是认为在阶级斗争之外，更有统一革命的原则。阶级的对立，是社会的病态，并不是社会的常态，这一种病态，即不是各国都一样，所以治病的方法，各国也不能同。中国的社会，就全国来说，即不是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就不能完全取两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更不能等到有了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才来革命。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所以我们是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
    其二，戴季陶希望通过在理论上与共产主义彻底分割，挽救国民党人的信仰，挽救国民党的生存危机——“要图中华民国的生存，先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我们中国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政党，无论是何种派别的思想者，一定要有信仰三民主义的觉性和决心，才可以来做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才是真正忠实的中国国民党党员，一个政党，除了主义，便没有结合的基础，主义是党的神经系，同时是党的血管。”（《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在戴季陶看来，共产党虽然加入国民党，但从来都“不把国民革命当作真实目的，不把三民主义认作正当的道理，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他自己本身组织”。

国民党不愿意代表“资产阶级利益”

    【陈公博引发争论：国民党该代表谁的利益？】
    戴季陶主义背后所指向的命题，对国民党而言，实际上生死攸关，即：国民党究竟该代表谁的利益？
    按照中共的解释，“国共合作”的本质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也就是说，在中共的理论宣传里，国民党代表的是工、农的利益。但按照戴季陶主义的解释，国民党不可以去搞“阶级斗争”，其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某一、两个特定阶级翻身，而是“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换言之，在戴季陶主义的宣传语境下，国民党代表的是全民利益。
    国民党可不可以代表全民利益？以戴季陶、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认为是可以的，但党内不同的意见从来就有消失过。反对最力者，莫过于以陈公博、顾孟余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1927年末，陈公博刊发了一本名为《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的小册子，正式挑起了这场“国民党统治基础何在”的论战。
    在陈公博看来，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应该来自于它的阶级基础。陈氏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代表全体民众的利益，都必然会有它的阶级特性。具体到国民党，应该代表的是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陈氏甚至主张：在国民党的党员构成比例上，农民应该占 50%，工人应该占 30%，小资产阶级可以占 20%。
    陈公博虽然是中共一大的参与者。不过和共产党不同，他虽然主张国民党应该有阶级性，但并不赞同如共产党那般去搞阶级斗争。其理由是中国并不存在足以成为“阶级斗争”对象的大资产阶级，工人、农民乃至小资产阶级所受到的压迫，主要来自国际帝国主义——陈公博说：“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成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公共殖民地，一切的生产机会已被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压得万劫不复。”——故此，陈公博认为，中共所领导的工农运动，以小资产阶级为斗争对象，其结果只会导致“社会经济崩溃无余”，陈氏尤其批评了中共在解决工人劳资争议的时候“往往以武力解决，不待党和政府的仲裁”的坏习惯；在农村土地问题上，陈氏也批评了中共的做法：“国民党的主张是以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共产党的方法是以农民暴动来没收”。
    陈公博的这种论调，实际上是介于中共和孙中山之间。中共不但认为中国存在着阶级，政党应该代表具体阶级的利益，而且社会的进步必须依赖“阶级斗争”。但孙中山自始至终都没有认同过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孙氏看来，将“阶级斗争”当作社会进化的动力，是很荒唐的。孙氏说：“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体）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体）有冲突”，在中国这样一个“患贫，不是患不均”的国家，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专制”都是用不着的——“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换言之，孙中山认为中国尚无阶级之分，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区别，所以，国民党应该追求的全体国民的解放，不应该仅仅代表某一具体阶级的利益，更不应该去搞什么“阶级斗争”。陈公博的论调，显然是上述两种政治观念的取舍调合——既如中共一般认为政党存在阶级性，又如孙中山一般反对“阶级斗争”。
    陈公博还将国民党此前的所有失败，都归结为本党没有具体代表某一阶级利益，所以缺乏具体的阶级基础的支持。陈氏说：“国民党过去的失败，实在缺乏基本阶级的认识，因为没有基本阶级的认识，所以没有基础的群众。辛亥革命成功，同盟会便破碎失败了；民九占有广东，中华革命党又破碎失败了；今日北伐有相当的军事结果，中国国民党又破碎失败了。我们要党不复失败，要使三民主义有实现的一日，非先找出我们党的基本民众部队不可。”
    《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在国民党内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讨论的风波。最终，以戴季陶、蒋介石纬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在争论中占据了上风。如蒋介石在1929年说：
    “本党所代表的民众，是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既不排斥农工阶级，也不限于农工阶级；既不排斥小资产阶级，也不限于小资产阶级。一切被帝国主义者所剥削，被封建势力所蹂躏的民众，都是本党应该代表的民众。难道中国除却农、工、小资产阶级以外，就没有被压迫的民众吗？对于农工小资产阶级以外的被压迫民众，尤其是被帝国主义者所压迫的民众，本党就可以任其受痛苦，而不代表其利益吗？我们只知本当有拥护农工利益的政纲，绝对不承认有代表农工单一阶级利益的理论，更不能有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
    蒋介石还说：“中国近代产业并没有发达，阶级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阶级，也不过粗具阶级的雏形，阶级的对立既不明显，阶级的利害自然没有甚么冲突。阶级的利害既没有多大的冲突，就没有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打倒别阶级的必要，而且更没有为单一阶级的利益，打倒许多阶级的可能。”——换言之 ，蒋介石不承认中国当日存在名副其实的“阶级”，更不认为中国需要搞“阶级斗争”。

    【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蒋介石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
    陈公博之后，直到国民党退出大陆，国民党内都没有再发生过类似命题的争论。代表全民利益，一直是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国民党宣传部门乃至党魁个人，对此一理念一再重申。如胡汉民曾说：
    “三民主义的立法，不能任资本家以最低的工资给工人，因为最低的工资不足以保养工人的生活；同时亦不能任劳动者要求最高的工资，因为如此就不足以维持生产事业；必须就社会全体的利益，而以法律约束生产家和劳动者相互有利的范围中，然后才可使生产不断地发展而保障社会全体之福利。”（《三民主义之立法精义与立法方针》，1928年）
    蒋介石在1927年被舆论视为“背叛工农”的反革命者之际，也有类似的言论： “吾人固不高唱打倒资本家之呼声，然若资本家误认共产党打倒以后，本党不复为工人保障利益，彼等可任意虐待工人，则此等为富不仁者，亦非打倒不可。”
    上述资料，显然和一直以来所谓国民党是“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样的既定结论不符。事实上，自孙中山始，国民党即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孙中山本人信仰社会主义深笃，1903年他对友人说“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1912年他演讲说“故民生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同年又勉励中国社会党创始人江亢虎不但要宣传社会主义，还要努力将其付诸实践；到1921年，孙中山已经公开表示，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从而“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不承认国民党的社会主义色彩，但他却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是不搞资本主义的；而且认为，恰恰是因为国民党不肯搞资本主义，所以国民党失去了中间力量的支持，最后丢掉了大陆政权。胡绳的原话是这样的：
    “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 ”（《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之命运》刊布于1943年，蒋介石在其中多次批评“自由主义”，申明国民党要搞的是计划经济，其不搞资本主义的姿态相当明显。学者杨奎松也说：“蒋介石确实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和主张。这不仅有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为证，而且也有蒋自五四时期至二十年代许多言论文字为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退居台湾之后，蒋氏父子的统治也近似于社会主义。宋楚瑜多年后谈及蒋经国时代的台湾“经济奇迹”，即曾如此说道：
    “我要藉此澄清一个观念，外界谈‘台湾经济奇迹’多半只讲经济成长这部分。但真正的‘奇迹’，是既能经济成长，同时又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从1972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 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经国先生所主导的这一段台湾经验，至今仍被台湾人民津津乐道。‘台湾钱，淹脚目’这句俗谚，便在形容当时台湾的普遍富有。你可以称之为‘台湾特色的资本主义’，但也不妨就视为另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国民党希望代表全民利益，所以丢掉了政权和人民】
    陈公博的观点——国民党必须代表具体某一或某几个阶级的利益，唯此才能“找出我们党的基本民众部队”，唯此才能使国民党立于不败之地——没有获得国民党主流派系的认可，蒋介石采纳的是戴季陶主义；与蒋分庭抗礼的汪精卫，其主张也与戴季陶主义相差无几：
    “革命派（作者注：汪精卫自我定位为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呢，……他和共产党同志不同的所在，共产党是一阶级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以无产阶级专政为革命之目的，对于其他民众，不过一时利用，认为同盟。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而是一切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的党，其革命之目的，在使国民得到革命之共同利益，征之历史，必是以一切被压迫民众为基础，没有以一阶级为基础的。”（1927年，《夹攻中的奋斗》）
    国民党主流派自1925年以来，始终坚持代表全民利益，但到了1949年，这个号称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党，却失去了它的政权和人民。如何理解这背后的缘故？学者王奇生曾以具体案例深入考察过国民党与工人、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其结论是：
    “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表明，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却是两不讨好。中国共产党则不同。共产党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其一切主义、政纲无不反映工人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工人、农民自然也强烈认同于共产党。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舍弃了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自然也失去了农民、工人的群众基础，但并未因此换来地主和资本家的衷心支持。其结果，国民党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只能建立于军队之上。一个政党的生命力有赖于一个可靠的社会阶级基础和基本民众，国民党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于缺少这样一个可靠的民众和阶级的基础。”（《党员、党权与党争》）
    这个表述是极有道理的。当一个政党宣称无条件代表工、农利益；另一个政党却宣称要合理代表全民利益时，占人口总数最大多数的工、农会倒向哪一边，是一目了然的。但应该加以补充的是：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其本职，本就应该代表全民的利益。国民党自1927年以来，长期以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自居，其坚持代表全民利益，本来是在尽它的本分。但特殊之处在于：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执政地位，自始至终都是不完整的，长期受到各种势力（包括军阀与外敌）的挑战。这种不完整的执政地位，恰恰不允许它去名副其实地代表全民利益。国民党内的政治学者萨孟武很早就看透了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想博全体人民的欢心，我们必须得到一部分人民的切实援助。我们须得那一个部分人民的切实援助，第一当看那一个部分人民有实力，第二当看那一种经济政策，是适合于中国目前的环境。我们能够得到一部分人民的切实援助，我们的党在社会上就有基础，就有力量。”（《如何增厚党的力量》，1932年）

结束语

    如正文所示，戴季陶主义是观察1920年代的国共斗争乃至整个民国史演进的一个极好的视角，它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国、共在1927年的彻底分裂，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共内战的最终结局。
    上述启示之外，戴季陶主义还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不那么宏大却极有现实意义的认知——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一个国民党人，戴季陶终生不曾怀疑过自己的“革命生涯”；但在戴季陶主义中，却随处可见其对“土地革命”、“阶级革命”的反对——在孙中山、戴季陶及诸多民国知识分子眼里，“革命”是明确区分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两大种类的；前者针对的是倒行逆施的统治者（军阀政权）；后者针对的是“土地革命”、“阶级革命”。孙中山、戴季陶们不反对“政治革命”，反对的是“社会革命”。这种区分，对许多今时今日热衷于高喊“告别革命”的知识分子们，是个极好的警醒。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2-2-15 18:33

第63期：1926年：梁启超对“大革命”的大恐惧

年度事件：北伐战争

    1926年 7月 9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拉开序幕。因为聚合了苏俄的卢布、新党军体制以及工农运动，这场北伐取得了国民党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战果。但在这辉煌的战果之外，质疑与恐惧也同时在人心中弥漫……

梁启超对“大革命”的大恐惧

    1926年的“大革命”，是在爱国忧世的青年们集体倒向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开启的。这场“大革命”，包括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个部分，前者指的是通过军事北伐推翻北洋军阀政权；后者则是指工、农群众运动。前者大致上处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后者则完全由中共包办。政治革命获得了时人的高度认同；社会革命却收获了知识界最严重的分裂——支持者将其赞美到天花乱坠，批评者将其贬斥得一无是处。
    如何看待这种分裂？尤其是如何看待那些批评？那些批评背后有没有坚实的事实作为依据？梁启超 1926-1927年间写给子女们的书信里的那些对时局的评论，或许是个极好的视角——
    1、 这些评论系私密性质（家书），能够完全代表作者的真实想法；
    2、 梁氏毕生致力于救亡和开启民智，其立论的动机显然是善意的；
    3、 梁氏在政治信仰上反资本主义而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不至于被解读成“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文人”。

1926年 9月29日：不反对研究系人物辅佐军阀孙传芳

    梁启超家书：
    “时局变化极剧，百里所处地位极困难，又极重要。他最得力的几个学生都在南边，蒋介石三番四复拉拢他，而孙传芳又卑礼厚币要仗他做握鹅毛扇的人。孙、蒋间所以久不决裂，都是由他斡旋。但蒋军侵入江西，逼人太甚( 俄国人逼他如此 )，孙为自卫，不得不决裂。我们的熟人如丁在君、张君劢、刘厚生等都在孙幕，参与密勿，他们都主战，百里亦不能独立异，现在他已经和孙同往前敌去了。老师打学生，岂非笑话( 非寻常之师弟 )。好在唐生智所当的是吴佩孚方面( 京汉路上吴已经是问题外的人物 )，孙军当面接触的是蒋介石。这几天江西的战争关系真重大。若孙败以后( 百里当然跟着毁了 )，黄河以南便全是赤俄势力。若孙胜蒋败，以后便看百里手腕如何。百里的计画是要把蒋、唐分开，蒋败后谋孙、唐联和。果能办到此著，便将开一崭新局面。国事大有可为，能成与否不能不付诸气数了。”（1926年 9月29日）

    笔者注：
    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围绕在梁启超周围，以梁为精神领袖的“研究系”人物。“研究系”的前身，是辛亥年后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进步党”；“进步党”的前身，是辛亥年前与革命党分庭抗礼的立宪派。“进步党”搞“开明专制”失败后，放弃党派活动模式，成为松散的“研究系”。很显然，在1926年，“研究系”知识分子仍然寄希望于通过影响当权者，走“政治改良”的道路。梁启超本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和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合作，但并不反对“研究系”人物去辅佐孙传芳。次子梁思永曾致信梁启超质疑此事，梁启超回复道：
    “思永问我的朋友何故多站在孙传芳那边？这话很难说。内中关系最重要者，是丁在君、蒋百里二人，他们与孙的关系都在一年以前，当时并没有孙、蒋对抗的局面。孙在北洋军阀中总算比较的好，江浙地方政象亦总算比较的清明，他们与孙合作并不算无理由，既已与人发生关系，到吃紧时候舍之而去，是不作兴的。直到最近两个月，孙倒行逆施，到天津勾结二张，和丁、蒋等意见大相反，他们方能老老实实的和他脱离关系。中间这一段诚然是万分不值(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然在一年前他们的梦想原亦很难怪。( 故丁在君刻意欲在上海办一较良的市政，以渐进手段收回租界。 )至于我呢？原来不甚赞成他们这类活动( 近数月来屡次劝他们自拔 )，但我们没有团体的严整组织，朋友们总是自由活动，各行其是，亦没有法子去部勒他们( 也从未作此想 )，别人看见我们的朋友关系，便认为党派关系，把个人行动认为党派行动，既无从辩白，抑亦不欲辩白。我之代人受过，总是免不了的( 亦自甘心 )，但因此颇感觉没有团体组织之苦痛，朋友中有能力的人确不少，道德学问和宗旨都是对的，但没有团体的一致行动，不惟不能发挥其势力，而且往往因不一致之故，取消势力，真是可痛。（1927年 1月25日）
    “研究系”与军阀孙传芳的合作，主要是丁文江的主导，梁启超只是一个不反对的旁观者。丁文江之所以愿意选择军阀，用傅斯年的话来讲是：“他认为改良中国的政治（他的政治大体上是行政）决不能等到所谓时机成熟，有机会不可失机会。他之参加孙传芳团体，是个三人团，陈陶遗、陈仪和他。他们三人想借机试验一回”；但更重要的，则是“研究系”一以贯之的“政治改良”立场——如梁启超所说，“孙在北洋军阀中总算比较的好”，宁愿在一堆烂苹果中选择一只腐烂程度最轻的，也不愿意抛弃苹果去选择别种水果，这是“研究系”一贯的政治立场。

1927年 1月 2日：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正当工人全部失业

    梁启超家书：
    “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 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 )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拚耳。”（1927年 1月 2日）

    笔者注：
    信中所谈及的两个问题：1、 “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2、 “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是梁启超谴责中共包办下的“社会革命”，也就是工、农运动的主要理由。这两个问题是否属实？长期致力于工人运动，1927年前后战斗在“大革命”工运战场第一线的刘少奇，在1937年 2月26日，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对十年前的那场稚嫩的“大革命”中稚嫩的工人运动做了深刻的反思。刘少奇说：
    “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倘若你们看看汀州的工人运动是‘左’倾得‘岂有此理’，倘若某某同志咒骂苏区国营企业的工人‘要求过了’、‘不努力工作’，是‘左’倾得‘糊涂’，那我就要告诉你：这还算不了什么！一九二七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还严重到十倍！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这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工会是第一个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他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你总听说过吧？……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当时是共产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示，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 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刘少奇的反思，证明梁启超信中所谈及的“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确属事实。至于“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1927年 6月，武汉失业工人救济局有过一份统计，称当时武汉有失业工人14万人；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报告中，外交部长陈友仁则有另一个数据：“失业的将近二十万人。”汪精卫所估计的数据，则是“失业的工人现共有三十万之多。”
    何以一场以维护工人利益为宗旨的“工人运动”，最终带来的却是大量的工人失业？刘少奇的反思里其实提供了答案——“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其实情况比刘少奇所描述的还要糟糕，据郑超麟回忆：工人们不但以武装化的纠察队封闭商铺厂店，强迫店主厂主接受自己的要求，而且“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向雇主算账，不仅要求增加以后的薪水，而且要求补加以前的薪水甚至算至几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这样激进的结果，自然只能是雇主关闭商铺厂店逃亡。张国焘还记载了运动的一种恶性循环——随着工厂的纷纷倒闭和雇主的纷纷逃亡，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成了：“工人们一方面要工厂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企业更难经营”——失业时间越长，工人生计越艰难，“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就提得越高，企业就越不敢重新开张……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在调查武汉纺织业迅速衰落的原因里谈到：工会势力过于庞大，工人纷纷怠工，无病也要求带薪休假，管理者则“简直不敢说”，以至于“商人纷纷歇业，以避工人之锋”。
    社会普遍的不满，也反馈到了主持“工人运动”的共产党那里。据刘少奇给张闻天的书信里说：
    “在起初，人们都期求共产党设办法，就是政府都并不直接去干涉工人。共产党在当时责无旁贷答应政府这些事，但共产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作到。这就使人们都上了另外的路途。反革命从而大施阴谋，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共产党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得不够与采取强迫办法（与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了工人的反感，大大的丧失了工会与党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满于工会与党，另一方面国民党人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 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这也正应了梁启超所说的那一句：“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

1927年 1月25日：只有“国家主义青年团”有希望救中国

    梁启超家书：
    “思永来信所讲的政治谭，这种心理无怪其然，连我都有点如此，何况你们青年呢？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 养党人 )，有业工人之怨恨曰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了。”（1 月18日）
    “……万恶的军阀，离末日不远了，不复成多大的问题；而党人之不能把政治弄好，也是看得见的。其最大致命伤，在不能脱离鲍罗庭、加伦的羁绊——蒋介石及其他一二重要军人屡思反抗俄国势力，每发动一次辄失败一次，结果还是屈服。——国民党早已成过去名辞，党军所至之地，即是共产党地盘，所有地痞流氓一入党即为最高主权者，尽量的鱼肉良善之平民。现在两湖之中等阶级（中国本无资产阶级），已绝对的不能生存，全国生产力不久便须涸竭到底，前途真不堪设想。若我们稳健派不拿起积极精神往前干，非惟对不起国家，抑亦自己更无立足地了。
    “我看现在国内各党派中惟有“国家主义青年团”一派最有希望，近来我颇和他们为交谊的接洽。但其中主张亦不一致，内中有一派主张意大利莫索里尼式者，结果还是一党专制，还是剥夺人的自由，我们绝对的不能赞成。但这一派人最有朝气，最能奋斗，将来希望他们能稍折衷以归于中庸，才有合作余地。留美学生中，此团体发达状况何如( 听说从前是不甚多 )，你们不特随时留意，恐怕将来要救中国，还是要看这一派的发展运用如何。”（1 月25日。编辑注：此信分两次写成）

    笔者注：
    梁启超在信里提出了第三个他反对“大革命”中的工人运动的理由：“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在工人运动中呼风唤雨，真正的工人则流离失所。工运的领导者在主观上是否有利用地痞流氓来打开局面的想法，笔者目前尚未见到相关资料，更多的材料则证明，帮会势力一直是中共在组织工人运动时的严重阻力和重要敌人，原因很简单——中共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专政基础的政党，其势必要在工人当中积极发展工会，而工会势必与已经广泛存在于工人中的帮会势力发生利益冲突，二者极难互容。但在梁启超的语境，似乎是把一切破坏“中等阶级”生存的工运参与者，都视之为地痞流氓了——梁氏很早以前就说过：“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有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所以，梁氏虽然赞成国民党的“政治革命”（北伐推翻军阀政权）——“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却反对共产党包办的“社会革命”（工农运动），在他看来，这样的社会革命，会激发“下等社会”民众血液里的“黄巾闯献之遗传性”，最后变成地痞流氓当道的“革命”。
    梁氏接受“政治革命”，但坚决排斥“社会革命”，他希望中国能够走一条“社会改良”的道路。而要走通这条“社会改良”之路的关键，是一个“中等社会”的存在。在梁氏看来，：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强盛，靠的是富人而非贫民，在经济发展方面尤其如此。梁氏为自己的“富人”概念作了一个定义：排除了那些“剥削兼并他人之所有以为己肥，乃窖之而藏之”的剥削者之后，所余存的“中等社会”，颇类似于今天所谓的“中产阶级”。梁氏主张先在中国造就一个“中等社会”，然后再由这部分人去发动社会改良。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梁氏在目睹“中等社会”遭遇大破坏之后，对“大革命”的强烈抵制的态度了。
    被梁氏寄予希望的“国家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党的前身。该党与中共渊源极深，都是从少年中国学会分化出来的。青年党后来成为国、共之外的民国第三大政党，党魁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信奉“国家主义”，长期在政见上与中共分庭抗礼——青年党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中共推崇“工人无祖国”；青年党主张全民的民主政治，中共信奉世界革命和阶级专政。（详见《转型中国1923·民国第三大政党》）

1927年 1月27日：“知识阶级”已成为反革命代名词

    梁启超家书：
    “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河南、山东人民简直是活不成，湖南、江西人民也简直活不成，在两种恶势力夹攻之下。全国真成活地狱了。不惟唐生智头痛，连蒋介石们也头痛。总而言之，共产党受第三国际训练，组织力太强了，现在真是无敌于天下。我们常说：‘他们有组织，我们没有组织。’谁知陈铭枢给他的朋友的信( 我亲看见的 )，说的也正是这两句话。现在倒蒋陈、倒唐之声大盛于两湖、江西，李济琛在广东想自己练些非共产的军队( 四师 )，到底被他们破坏，练不成功。蒋、唐他们自己安慰自己道：‘好在军队不在他们手里。’不错，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 两湖、江西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以改组名义封闭，但开学总不会有期。 )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看着生产事业都要停止真是不了。将来我们受苦日子多着哩，现在算什么? 我们只有磨炼身心，预备抵抗，将来还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业，教小孩子们也要向这条苦路进行。”（1 月27日）

    笔者注：
    梁启超所感受到的“‘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的状况，其实与工、农运动中严重的“民粹”倾向有关。所谓“民粹”，有两个基本特征：1、 绝对的排斥社会精英，也就是梁启超所谓的“知识阶级”；2、 绝对的“平民利益”。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有一段话，可谓大革命中的“民粹主义”的最佳注释：
    “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后增入“恶意地”三个字）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过分（后更改为“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间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据《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编译。1947年 3月出版；其他版本对文字有所修改，见括号内注释）
    “必须不准人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这其中的民粹味道是很浓烈的。更何况当时还有这样的认识：“乡下农民中，还是那些闯祸不怕大，生事不怕多的游民无产阶级分子，才有胆来领导这个革命。”李维汉多年后反思这段历史说：毛泽东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列人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农民运动中民粹若此，工人运动自然也不例外，知识阶级成为“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927年 3月21日：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

    梁启超家书：
    “今日下午消息很紧，恐怕北京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 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 )，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更恐北京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我现在正在斟酌中。本来拟在学校放暑假前作一结束，现在怕等不到那时了。……南方最闹得糟的是两湖，比较好的是浙江。将来北方怕要蹈两湖覆辙，因为穷人太多了，( 浙江一般人生活状况还好，所以不容易赤化。 )我总感觉着全个北京将有大劫临头，所以思顺们立刻回来的事，也不敢十分主张。但天津之遭劫，总该稍迟而且稍轻。你们回来好在人不多，在津寓或可以勉强安居。还有一种最可怕的现象——金融界破裂。我想这是免不了的事，很难捱过一年，若到那一天，全国中产阶级真都要饿死了。现在湖南确已到这种田地，试举一个例：蔡松坡家里的人已经饿饭了，现流寓上海，他们并非有意与蔡松坡为难（他们很优待他家），但买下那几亩田没有人耕，迫着要在外边叫化，别的人更不消说了。恐怕北方不久也要学湖南榜样。”（3 月21日）

    笔者注：
    梁启超担心“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不是没有道理的。随着“知识阶级”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1927年 6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曾呈请中央通缉“学阀”，排在首位的是章太炎，随之家财被没收；“研究系”的骨干张君劢、张东荪也列名其中。
    蔡松坡即蔡锷。蔡家在湖南尚有几亩薄田，也未遭到农民运动的直接冲击，但仍不得不为生计流亡上海，个中原因，与当日底层贫民搞的“平粜阻禁运动”有密切关系。该运动的本意，是底层贫民担忧一旦遇上青黄不接的年份，省内粮价暴涨，进而威胁自己生计，故而以农民协会的名义，禁止一切粮食出境。
    这种措施既然是贫农自己所定，本来理应对贫农有利。但实际却不然。措施最先损害的是佃农、自耕农、中农、富农和地主们的利益——这些农民，都有在市场上自由出卖粮食的需求，“平粜阻禁”之后，粮食不能在丰收与荒歉之间流动，导致其价格极低，种地反成了亏损之事，中共的《向导》周报描述说：“政府催还田赋，地主即推谷卖不出去”，政府对此也无计可施；无力抗拒政府催赋的自耕农和佃农，则纷纷抛荒或违背租佃契约逃走。蔡锷家中多是老弱妇孺，几亩薄田又无人愿意租耕，无奈只能流落上海，寄食乞讨于故旧之门。佃农、自耕农们放弃种地之后，粮食大量减产，贫农们美好生活的愿景自然也落了空——更严重的是：贫农们这样闹，将粮食控制在省内，不许外运，导致前线的北伐军补给出现了严重问题，激起了军队的愤怒。
    而贫农们之所以能够将“平粜阻禁运动”付诸实施，是因为他们掌控了农民协会。据时人的调查，农民协会不仅“参加乡村统治权”，而且取代政府，实行“农协专政”，执行司法行政大权，独裁一切，“遂成为一个农民专政的机关”。不但乡村的一切权力归农会，“并且已经进一步蚕食、干与县政府”，几乎所有的农民问题要交给农会，工人问题要交给工会，学生问题要交给学联才能解决，“而县政府则门可罗雀，简直等于一种装饰品”。这时的湖南，“统治权在城市确已转到工会，在乡村中确已转移到农民协会。”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的农民运动，虽然由共产党包办，但发动起来之后，却已不受共产党的控制。按中共湖南区委1927年 3月公布的数据，“在农协会的旗帜下，起来了的已1000万余人”，但当日湖南的农村党员仅仅只有1700余人，绝大多数的农民协会，都不在中共的控制之下；许多则直接落入了地痞流氓手里，成为社会危害。舆论批评汹涌而至，以至于1927年 1月，湖南省农民协会不得不做出对各级农协进行“洗会”的决定。
    所谓“洗会”，就是清洗掉各级农协里的地痞流氓。该决定要求：一、为使真实农民意见，在各级协会中充分表现，乡农协执行委员须绝对是耕田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其他的分子，尤其是地痞流氓，应严加淘汰；二、区农协执行委员3/5 须属真实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2/5 则属于有职业的知识分子，或是行动上表现为农民谋利益的人。带有流氓地痞性质的人，即应严厉防止，以免扰乱农民组织；……
    但因为毛泽东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为宗旨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的出炉，这次整顿没有被严格贯彻下去，中途流产。农民协会这一事物，因其失控，也越来越被国民党人所诟病，汪精卫1927年 6月 1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的愤怒批评，与梁启超的言辞几乎一模一样：
    “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还革什么命！”

1927年 5月 5日：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

    梁启超家书：
    “近来连接思忠的信，思想一天天趋到激烈，而且对于党军胜利似起了无限兴奋，这也难怪。本来中国十几年来，时局太沉闷了，军阀们罪恶太贯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极，厌倦到极，想一个新局面发生，以为无论如何总比旧日好，虽以年辈很老的人尚多半如此，何况青年们。所以你们这种变化，我绝不以为怪，但是这种希望，只怕还是落空。
    “我说话很容易发生误会，因为我向来和国民党有那些历史在前头。其实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弄好，我绝对不惜和他表深厚的同情，我从不采那‘非自己干来的都不好’那种褊狭嫉妒的态度。……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于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这种实例，举不胜举，我也没有恁么闲工夫来列举他。‘党军可爱，党人可杀’这两句，早已成为南方极流行的格言……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然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所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
    “……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产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共产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 前面那几张纸都是十天以前陆续写的，现在情形天天剧变，很有些成了废话了。 )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人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尤可骇怪者，他们自左右派火并以来，各各分头去勾结北方军阀，蒋介石勾孙传芳，唐生智勾吴佩孚( 都是千真万真的事实 )，双方又都勾张作霖。北军阀固然不要脸，南党阀还像个人吗?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可见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现在揭开假面孔，其形毕露了。
    “……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共产党，实在看见象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前途担惊受怕，因此越发感觉有做文章之必要。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我倒有个方子，这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这方子大概三个月后便可以到你们眼边了。思永不是经济学专门家，当然会误认毒药为良方，但国内青年象思永这样的百分中居九十九，所以可怕。等我的方子出来后，看可以挽回多少罢。”（1927年 5月 5日）

    笔者注：
    正如那个年代大部分的爱国忧世的青年们（如胡适）集体左倾倒向社会主义一般，梁启超的两个儿子，梁思忠与梁思永也不能例外。其实梁启超本人也倾向于社会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所以，梁氏与他年轻的儿子们的思想区别，不在于是否同情社会主义，而在于是要“社会革命”，还是要“社会改良”。
    梁启超很早就对“社会主义”下过定义，他说：“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要之，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认为不合人道，要重新组织一番，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二字，既包括“革命”，也包括“改良”，但梁氏始终都非常坚决地提倡“社会改良”。
    不过，梁氏批评 1926-1927年的“社会革命”，称其“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却没有看透“社会革命”的实质——尽管他努力做了补充：“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于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恰恰是这段补充，偏离了“社会革命”最危险的内涵：“阶级斗争”。——“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最关键的区别，正在于有无“阶级斗争”。“政治革命”针对的是执政者，是现政权，它推翻的是暴政，而不是某个阶级；“社会革命”则不然，欲以“社会革命”的形式搞社会主义，“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则必然会走向穷人革富人之命，无产者革有产者之命……

结束语：

    1926-1927 年的“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社会革命”付诸实施。它带来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一方面，“社会革命”不能像“政治革命”那般，有非常具体的阵营划分（人民与暴君、暴政），每个人在社会中所属的层级（尤其是以财产来区分的时候）既没有原罪，更不会有天然的道德优势；另一方面，“社会革命”一旦开启，受财富重新分配的动力驱使，必然陷入“阶级斗争”的怪圈，但“阶级”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有严格的认定标准的名词，它无法像“暴君”、“暴政”那般有非常明确的指向，这种模糊性，导致“社会革命”缺乏明确的革命对象，或者说革命对象始终处于一种变动状态，其必然结果，就是将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杀戮场，正如鲁迅在1927年所愤怒抨击的那样：
    “革命，革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
    所以，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那般的改良派，如戴季陶那般的革命党——前者从不盲目地高喊什么“告别革命”；后者从不盲目地高喊什么“革命万岁”——二者都明白：面对可能到来的暴政，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从不许诺“告别革命”；为了防范社会变成杀戮场，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也从不会鼓吹“革命万岁”；他们能够很清晰地区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异同。
作者: zoufeng_1234    时间: 2012-2-15 19:38

这个帖子非常有营养, 非常感谢ys1937, 请继续.
作者: 天马行空    时间: 2012-2-16 09:47

现在看来还是中山先生的先民族  后民生  再民主的三民主义在中国更靠谱点  呵呵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2-2-21 09:24

第64期·1927：国共两党反目成仇的根源

年度事件：国共分裂

    1927年的国共分裂，也就是国民党的武力“清党”——以暴力手段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极为特殊的分水岭。在“革命”与“反革命”之外，考察这场巨大变故的前因后果，仍有许多值得深思之处……

国共反目：“包办婚姻”的必然结局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是倾向于同情共产党的鲁迅在1927年 9月所写下的一段文字。
    “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产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共产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这是倾向于同情国民党的梁启超在1927年 5月写下的一段文字。
    1927年，这民国有史以来最血腥的年份，是怎样炼出来的？

两党合作是一场共产国际主持的“包办婚姻”

    国民党元老邓泽如曾写信告诫孙中山，要他注意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藐视——“（陈独秀）曾自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且尝在学界倡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绝无学理的根据，指斥我党为落伍的政党，总理为过时的人物。”但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共产党人其实只不过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罢了；他们诋毁自己和国民党，也只是“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孙中山满怀信心地认为，这些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迟早会服膺在自己的三民主义之下。
    但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随着与苏俄的合作关系的建立，“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样的政治话语开始在国民党内广泛流行，共产党以领导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的支部自居，较之领导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长期怀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并没有随着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消失，反而更加被强化——1926年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态度激烈地提出抗议，要求“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或批评”——很显然，就是针对共产党人的这种优越感而言的。
    共产党人针对国民党人的这种优越感，不仅仅因为中共是负责世界革命的国际党支部，而国民党只是一个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国内党；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在中共乃至苏俄的一套理论体系里，国民党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而中共则自居为无产阶级政党。    1926年蒋介石派共产党人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曾就这一问题提出严重抗议——邵力子在报告中控诉说：“‘部分年轻共产党人’在工农群众中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是动摇的政党，将来会压迫工农。”（转引自杨天石《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
    孙中山看不起共产党这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所以不愿与中共做平等的党际合作，而必欲中共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人也看不上国民党这类落后、陈旧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据马林的工作笔记记载，张国焘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激烈反对与国民党搞“党内合作”，张国焘声称：“发展共产党的惟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张氏的态度得到了诸多与会代表的支持，以至于马林“大为激动，怒形于色，几乎要和我决斗”（《张国焘回忆录》）
    这场“国共合作”，无论它是被称作“联俄容共”（国民党），还是被称作“联俄联共”（共产党），都仅仅只是一场共产国际强行撮合的“包办婚姻”——孙中山需要苏俄的卢布和组织经验；中共则必须听命于其上级组织。

“党内合作”模式也是共产国际“包办”的结果

    这场“包办婚姻”的具体联姻模式——“党内合作”，也就是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也是共产国际一手包办的结果，从来都没有获得中共真正的赞同。该模式的始作俑者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早些年在爪哇创立了印地社会民主同盟（印尼共产党前身），并成功使其与当地早已存在的另一组织“伊斯兰教联盟”实现“党内合作”，其方法是：两个组织的成员可以在保留原来组织身份的情况下，互相加入对方的组织。马林在爪哇获得了成功，于是希望将这一经验推广到中国。
    马林在中国似乎很愿意完整去复制他在爪哇的成功。在爪哇他一手主持创立了印共的前身，在中国他则直接催生了中共。作为一个催产者，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共是个“早产儿”，很显然，这是他后来一直坚持中共必须与其他成熟政党进行“党内合作”的主要原因。
    马林将“党内合作”的对象放在了国民党身上；国民党的性质也恰恰符合马林的期望。一番调查之后，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由知识分子、侨民、士兵、工人四种人组成的阶级联盟，其中知识分子起着领导作用，相当多知识分子许多接触过社会主义；其组织也不严密，排他性问题并不严重。在马林看来，国民党的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其政党奋斗的目标，是反抗外来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要求民主政治（民权），为全民谋福利（民生）。尤其让马林感兴趣的，是国民党“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而且“国民党与罢工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在广州、香港和汕头大约有 12000名海员加入国民党”；相比之下，全国的共产党人不过数十人，而且完全置身工人运动之外。如此，马林很自然地希望复制自己在爪哇的“党内合作”策略的成功：
    “我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共产主义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同志们必须共同商定在国民党内应该遵循的策略。”
    但这种“党内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既不被国民党人所接受，也得不到中共党人的认可。国民党人张继希望“两党合并”（实际上等于国民党兼并中共），坚决反对“党内合作”；孙中山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欲以杀一儆百开除资深党员冯自由的方式，来驯服党内的反对派，孰料张继当场起立，要求将自己和冯自由一并开除；弄到无法下台之后，孙中山只好赌气：如果大家都不服，那自己就抛弃国民党区加入共产党！话讲到这个程度，国民党内的反对派才暂时不再说话；共产党方面，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上所设想的，是与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在西湖会议上，马林虽然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其“党内合作”模式却得不到中共党人的支持，据陈独秀回忆，当时中共的五个委员，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以及陈独秀自己，都一致反对“党内合作”，其主要理由则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
    但因为孙中山的独断和共产国际的高压，国民党人和中共党人最终接受了“党内合作”这一联姻模式。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矛盾，注定这场“包办婚姻”难有好的结局。

矛盾（一）：国民党拒绝被中共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

    中共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实际上从中共诞生之日就开始了。这种观念，更多的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搬硬套，而非源自对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调查。中共党员们似乎忘了，最早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的，并不是日后的共产党员们，而是梁启超、孙中山、戴季陶、江亢虎们。梁启超自1900年代接触社会主义之后，毕生都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病；孙中山更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的名言，1907年，孙氏在河内接受法国《时代》杂志记者访谈，更明确说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和欧洲的概念有很大的差别”的“社会主义共和国”；1912年在与上海《大陆报》记者谈话时又说：“余生平事业，悉在革命，今幸告成。此后中国将采行社会主义，使国民生计优裕”……
    但既然“马克思主义”内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政党”这一类的名词，国民党和孙中山在中共党员们眼里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也不足为奇。所以，在1922年召开的西湖会议上，当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大多数与会者反对马林的提议。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中共党员加入进去，与资产阶级混合，会丧失党的独立性。”（转引自《中共党员大辞典》）
    相比之下，反倒是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性质有更理性的认识。1923年11月，蒋介石所率领的国民党代表团在俄国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有过一段涉及国民党的阶级性质谈话，兹将当年的谈话纪录原文照录于下：
    蒋先生：我们原则上同意季诺维也夫的讲话（季氏在之前的谈话中不承认国民党是社会主义政党），但是我们想强调一点：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这就是我们的立场。目前我们希望，小资产阶级( 和我们 )建立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并不为它的利益而斗争。至于继续开会，很遗憾，我们已经决定下个星期四回国，而如果你们有时间，我们当然愿意在星期四以前参加一些会议。如果这不可能，那么我们可以组织另一个代表团到这里来，同你们就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下一次详细讨论。我们相信，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密切。
    季诺维也夫同志：当然，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否则我们就不会同这样的党打任何交道。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国民党也是革命的政党。（《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
    季诺维也夫对国民党性质的评价——“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其实恰恰与国民党人的自我定位相当吻合，国民党希望代表全民利益，正如蒋介石在1929年公开所说：“本党所代表的民众，是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既不排斥农工阶级，也不限于农工阶级；既不排斥小资产阶级，也不限于小资产阶级。”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晚年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是不搞资本主义的；而且认为，恰恰是因为国民党不肯搞资本主义，所以国民党失去了中间力量的支持，最后丢掉了大陆政权。胡绳说：“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关于国民党的性质，可详见《转型中国·1925》）
    共产党员们坚定地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则坚定地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资产阶级性质”。这种矛盾，给国共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两种：其一，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通过宣传国民党的落后和本党的进步，将国民党内的进步青年大量吸收到共产党阵营中来；其二，共产党人不能认同国民党为革命所划定的范围和界限，在包办工、农运动的时候，屡屡突破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底线。

矛盾（二）：国民党党员大量流入共产党

    国民党本身具有明显的“左倾”性质，其社会主义政党的特征非常明显；孙中山作为党的精神领袖，从1900年代开始，阐扬社会主义不遗余力，联俄容共之后，更喊出了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这使得许多国民党员产生了一种三民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的错觉，甚至觉得共产党的信仰要比国民党的信仰更高级。
    这是国共合作之后，大量的国民党党员流入共产党的主要原因。王奇生教授在其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中如此描述这种情形：
    “中共及其青年团在人数上虽远不及国民党，其组织内聚力却相当强，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国民党人渐渐感到，‘所谓两党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被中共视为国民党左派的甘乃光谈到，由于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的运用，国民党内的纯粹党员因松弛散漫而无法与之抗衡，其结果，‘则我们常常说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恐怕在事实上是共产党容纳国民党分子了’。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大批被吸纳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国民党人感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共训令其新党员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青年却不断涌入共产党。‘本党容纳共产党的政策，仿佛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的政策了！’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了一种共鸣。《现代青年》有文这样写道：“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地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
    1926年 8月上海中共组织的一份文件中如此说道：“一直到现在，我们学生同志普遍的有个观念，以为国民党是CY的预备学校，CY是CP的预备学校。”国民党竟然“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显然是许多国民党人始料不及的。国民党“二大”上，即有国民党人提出：国民党人加入共产党，必须得到其所在地党部的同意。这一提议遭到了张国焘等共产党人的激烈抵制，其理由是：世界各国政党的党员，入党出党均有充分的自由。

矛盾（三）：中共控制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

    “党内合作”对国民党的造成的另一重困扰，是最高权力机构的失守。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都不讳言——譬如：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至于说到国民党，应该说，在国民党中有我们共产党。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我们党处于国民党之中，对国民武装力量，即国民军实行着自己的政策。”
    维经斯基还说：“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以致我们时而自问，我们在国民党中的影响是不是太大了。从那里来的同志都强调说，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些自由呢？这种状况不能长久。”
    中共领导人谭平山则说，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 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
    国民党人很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26年 8月31日，国民党人顾孟余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广州就此问题有过一次谈话。原文照录于此：
    谢尔盖（即维经斯基，笔者注）问：共产党人的诚意应表现在什么上呢？
    学者（即顾孟余，笔者注）：事实上在省里和地方党部里共产党人占多数。
    谢尔盖：广东省的情况怎样？
    学者：确切情况不清楚。但从全国来看，甚至在大量的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也占多数。有些地方共产党人不让其他人加入；如果有人加入了，则此人怕说他是非共产党人，他的自由、创造精神会被压制。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产党人即使处于少数，但有自己的党团，作为有组织的少数派领导着国民党，而我们不希望，也不可能有党团。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有两个方针：
    （1） 他们想把国民党布尔什维克化……
    谢尔盖：这是什么意思？
    学者：他们想把国民党工农化，一般说来这并不是坏事。
    （2） 试图垄断国民党，即夺取一切机构，夺取整个有组织的领导。（《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
    中共内部的报告材料证实了维经斯基、谭平山和顾孟余们的描述是准确的。1926年11月，陈独秀在关于国民党问题的一个报告中，使用了“包办”一词来形容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组织的控制。据陈独秀说，广东、湖南、上海、北京这几个最重要的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被中共“包办”了，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里提调，几乎国民党就是李守常”；而在上海，“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
    当然，最直观的感受，莫过于司马璐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中所统计的数据：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处八部共21个职务当中，中共党员竟然占据了17个之多，占百分之八十强。

矛盾（四）：中共在国民党内秘密行动，令国民党人非常不安

    无论是党员的单向流动，还是中共对国民党高层组织乃至中下层组织领导权的垄断，背后都有同一个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中共在国民党内的秘密党团活动。
    早在1924年，国民党元老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就曾以中共在国民党内搞秘密党团活动为由，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提出过弹劾案。弹劾案认为中共的这种活动模式，会妨害国民党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弹劾案被孙中山强行压制了下去，但张继等人与鲍罗廷之间的质询和答辩，还是承认了中共确有秘密党团活动。鲍罗廷当时说：“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可复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三个月之后，见国民党不振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不起来，并有许多右派分子加杂其中，乃不得不组织党团。”
    1925年 1月，中共“四大”通过《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对秘密党团活动有明确要求：“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此种团体应与SY同志合组之，按其性质隶属于各级执行委员会。”
    这种一党内的另一党的党团活动，与孙中山所设想的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在国民党内活动的初衷，显然背道而驰了。但最让国民党人恐惧的，还不是党团活动本身，因为国民党其实也可以搞党团活动，邹鲁当年就曾试验过。真正的危险在于：中共的党团活动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共产党人知道谁是纯粹的国民党人，国民党人却无法获知谁是跨党的共产党人。这种恐惧感，使得蒋介石在1926年 5月说了这样一段话：
    “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
    这种秘密性，让许多国民党人产生了一种“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的危机感——中共对国民党的家底一目了然；国民党却对自己组织里有多少共产党员完全没有概念，更无从知晓自己哪些基层党组织乃至中高层党组织已经完全被中共控制。这种秘密性，既是“清党”运动最终严重扩大化的缘故；也是中共日后在秘密战线上完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矛盾（五）：两党在革命路径上存在严重分歧

    既然中共坚持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政党，而国民党又坚持认为自己代表全民利益，这种革命路径的分歧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国民党希望彻底北伐，推翻军阀，建立党国，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暂时与“帝国主义”达成和平妥协；中共秉承共产国际“坚决反帝”的指示，宁可中止北伐，也不能中止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其结果就是：作为军事领袖的蒋介石，希望暂时以北伐为重，不要激化与英、美等国之间的关系；包办群众运动的中共，则持续不断地组织群众冲击外国使馆、冲击租界，乃至组织群众暴动武装收回租界。
    2、 国民党不认为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必须暴力革命的地步，所以希望将工、农运动保持在一个适可而止的限度；中共则根据其阶级斗争理念，在工、农运动中一味过激左倾（具体情形可详见《转型中国·1926》）这种分歧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03》中有一篇总结马日事变前因后果的文章，其中一条“前因”是如此表述的：
    “大革命后期，随着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某些‘左’的倾向滋长起来，如工会、农会成了第一政府，工会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错误的以为打倒一家洋行或一家商店就是打倒整个帝国主义，而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多是洋行的代办，这样就迫使他们停业，使劳资对立日益严重，实力商家群相离汉，而小商小贩则感到恐惧。农村中由于‘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口号的提出，侵犯了自耕农和中小地主，‘使中小土地所有者出身的军人与乡绅、掠夺者结成反共产主义、反农民的战线’。如夏斗寅的十四师，军官们很多是湖北地主出身，也是湘鄂一带地主土劣的避难所，夏斗寅则成了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所以他叛变时，打着联合城乡中等阶级——中小商人、小地主、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的旗帜，喊着‘为民请愿，班师东下’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 5月18日的《告民众书》中，特别揭露了夏斗寅的这一阴谋，并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是反对中等阶级，反而是和他们结合联盟。’‘反对在乡村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和士兵的土地，更主张没有土地的军官及兵士分得土地，没有反革命行为的小地主得享完全公民权利，并得参加乡村自治机关’。‘城市商人得享有完全参政权和公民权’。”（《关于夏斗寅的叛变》）

和平解决的努力（一）：蒋介石谋求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

    国共合作最终搞到兵刃相加、血流成河的地步，但双方并非没有考虑过和平解决。国民党方面，先是“西山会议派”分裂出去，其主张是希望“CP分子完全退出党、政、军、学各机关”。稍后，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提出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希望通过法定程序，来限制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权力，尤其注重后者。
    该提案针对苏联顾问的有两条：一、“不得把持要职”；二、“辞去行政官职权”。
    针对共产党权力过大的有六条：一、“对于共产党员之入本党者，须守本党纪律，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更不许对总理之人格加以诬蔑，对于总理之历史有意抹煞，对于三民主义，尤不准其有批评与怀疑之行动。如有运动本党党员加人共产党者，一经检举，则处以严律”；二、“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一切秘密团体及一切秘密行动，完全取消”；三、“共产党对其党员一切训令及其策略，应通过国民党最高干部”；四、“在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其名册应通知国民党最高干部”；五、“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人数不得过三分之一”；六、“国民党与共产党应设联席会议，处置一切困难间题”。
    鲍罗廷不愿与蒋介石决裂，而蒋介石也深信共产党人对大革命必不可少。双方最终就该提案达成了妥协。共产党的权力至少在制度层面受到了约束，而国共合作的路线也再次得到了重申和坚持。但蒋介石显然很清楚，《整理党务案》缺乏可操作性，即便是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央大幅度退出，国民党的中下层党组织也仍然在中共的控制之中，因为国民党并不能掌握跨党的共产党员的具体数据。无奈之余，蒋介石只能如此谆谆劝说共产党员：
    “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现时纷纠的环境中，因为要求革命势力统一，早日成功，我必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以谋革命势力的集中”；“这并不是要鼓动大家一律退出共产党，而是希望诸位不要离开了环境和事实来革命”；“所以我现在主张，凡是中国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同志，暂时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党员”；“如果党籍不纯粹，就一定会自相残杀”；“等到国民革命成功，再加入CP，并不会迟”。
    这些告诫虽然苦口婆心，但收效甚微是可以想见的，毕竟两党的政治信仰完全不同。为谋彻底解决，蒋介石想出了一个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办法。蒋很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国际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假如国民党成为了共产国际的成员，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那么，中共党员彻底加入国民党，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跨党”所引发的一切矛盾都将消失。
    1926年 9月，同时拥有国、共两党党员身份的邵力子，受蒋介石派遣抵达莫斯科。邵氏此行的任务，正是为了说服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为其成员。
    但共产国际最终没有接纳国民党成为其成员，因为邵力子没有完整地传达蒋介石的意图。离开中国前，蒋介石曾面嘱他向斯大林转达：要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不要通过中国共产党。但这位老同盟会会员似乎更倾向于维护中共的利益（早些时候蒋要求他退出中共也遭到了拒绝），他反驳道：“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直接组成分子啊！”结果，见到斯大林的时候，邵力子没有完整转达蒋介石的嘱咐，他只是说：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国民党的领导。共产国际答应了这个要求。而到了11月的时候，蒋介石还在给邵氏写信询问事情进展如何，甚至表示愿意亲为此事自前往莫斯科。
    但即便邵力子完整转达了蒋介石的要求，共产国际也不可能接受国民党。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邵氏此行为国民党争取到了与共产国际互派代表的权利；但自始至终，共产国际只接受了国民党派来的代表，却没有向国民党派出自己的代表。共产国际很谨慎地不愿意承认国民党。

和平解决的努力（二）：陈独秀希望共产党员全部退出国民党

    与蒋介石试图进入共产国际，进而“溶化”中共不同，陈独秀的方案是中共党员集体彻底退出国民党。1927年 4月15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了题为《中共“五大”和国民党》的社论。这份社论披露了陈独秀的这个计划，并对其作了严厉的批评和否定。
    社论不指名地批评陈独秀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社论说：该决议案共有四条，即四项决定。这四项决定是：“第一，以党外联盟取代党内合作；第二，采取一定的独立的政治策略；第三，竭力使城市小资产阶级成为国民党的基础；第四，建议国民党不要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而成为地方组织，可以采取俱乐部形式。”
    社论说：“所有这些决定都必须改变。第一项决定以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为前提条件，这是同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相抵触的，国际谴责这种行动为严重的政治错误。从这一观点出发建议组织作为分裂集团的左派国民党，这也是错误的。建议组织左派国民党集团，只能把国民党分裂为两个国民党。……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组织一个新的左派国民党，而是指导整个国民党向左转，并保证它的左倾政策的执行。”（向青《陈独秀等提出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史实考订》，《党史研究资料·06》）

结束语：

    1927年国、共两党之间的腥风血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革命”也好，“反革命”也罢；“进步”也好，“反动”也罢，这些词汇均不足以完整描述这场背景复杂的大屠杀。今天回过头去看，它更像是一场噬与反噬的生存游戏。
    结局是如此的两败俱伤——共产党人从五万被屠杀成不到一万；至少20万无辜左倾爱国青年命丧黄泉；国民党则几乎丧失了在青年中的号召力，号称代表全民利益的国民党，再也没有能够从这浓厚的血污中重新找回自己的人民……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2-3-1 19:45

第65期·1928年：国民党搞县政自治

年度事件：县政自治

  国民党在1928年“北伐”成功，在形式上重新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标志着“军政”阶段的结束。定都南京之后，国民政府立即进入“训政”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地方自治运动，以兑现其“全民民主”的承诺。

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在近代中国，是一种极为普及的政治思潮，无论是晚清的立宪派还是革命党；也无论是民初的进步党还是国民党，都对“地方自治”怀有浓厚的兴趣。改良派重镇梁启超说：“以地方自治为立国之本，可谓深通政术之大原，最切中国当今之急务”；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则谓：“地方自治者，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国不固。”
  按孙中山的设想，国民党“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民民主；其路径，是军政→训政→宪政；而训政时期“唯一之要政”，就是“地方自治”，其操作模式，即以县为基本单位“分县自治”——按孙氏《建国方略》的描述，训政的概念是：“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期间，“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官皆由人民选举。”
  长期以来，大陆史学界流行一种很奇怪的论调，将国民党的“地方自治”区分为“孙中山的地方自治”和“蒋介石的地方自治”；高度赞扬前者，竭力贬低后者。在笔者看来，这种区别根本不存在，通观1928年国民政府所启动的“分县自治”的种种具体政策，完全以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和《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指导思想。承认这一点，是客观评价国民党地方自治的前提。

孙中山：地方自治以县为单位，要“民治”不要“官治”

  1918年 7月，老同盟会会员李宗黄赴日之前，前往上海拜访孙中山，求教道：“政治的范围非常广泛，考察之时应从何着眼呢？”
  孙中山建议他仔细考察一下日本的“地方自治”状况：“政治的基础在于地方自治。日本的市、町、村组织都很健全。日本之强，非强于其坚甲利兵，乃强于其地方组织之健全。要看，最好看看他们的地方自治。不过他们这种地方自治，官治气息很重，是不合乎吾党民权主义、全民政治的要求，但他们的某种精神和方法在训政时期却很可参考，所以仍然很有考察的价值。”
  1923年，孙中山撰文反思之前的失败，则将没有搞“地方自治”视作最主要的原因。孙氏说：
  “军政时期及训政时期，所最先著重者，在以县为自治单位，盖必如是，然后民权有所托始，主权在民之规定，使不至成为空文也。今于此忽之，其流弊遂不可胜言。第一，以县为自治单位，所以移官治于民治也。今既不行，则中央及省仍保其官治状态，专制旧习，何由打破？第二，事之最切于人民者，莫如一县以内之事，县自治尚未经训练，对于中央及省，何怪其茫昧不知津涯。第三，人口清查，户籍厘定，皆县自治最先之务。此事既办，然后可以言选举。今先后颠倒，则所谓选举，适为劣绅，土豪之求官捷径，无怪选举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县自治以为凭藉，则进而参与国事，可以绰绰然有余裕，与分子构成团体之学理，乃不相违。苟不如是，则人民失其参与国事之根据，无怪国事操纵于武人及官僚之手。以上四者，情势显然。临时约法，既知规定人民权利义务，而于地方制度，付之阙如，徒沾沾于国家机关，此所谓合九州之铁铸成大错者也。”
  在孙中山的设计里，“地方自治”的实质内容有二：
  1、 以县为单位——这和民国初年大批地方军阀热衷于“联省自治”很不同。在孙中山看来，搞“省自治”，一则极可能变成搞“省割据”，最终威胁到国家的统一；二则“省自治”很难落实到地层民众当中去；“县自治”则不然，不但与底层民众更贴近，而且可以起到架空“省割据”的效果。
  2、 要“民治”不要“官治”——“地方自治”的终极目的，是实现主权在民。按《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的规定，“一完全自治之县，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选举、创制、复决与罢免这四大“直接民权”，实质上是全方位地监督官权，这必然要求自治摆脱由政府主导的常规模式，变“官治”为“民治”。
  具体如何去搞“地方自治”，孙中山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也有详细描述：   “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
  
国民党在大陆搞地方自治二十年，结果完败

  1928年 9月，国民政府颁布《县组织法》，正式启动“县自治”。次年，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确认以地方自治作为政治建设的基础，并规定训政期限为 6年，地方自治完成期限为1934年。稍后，一系列与“县自治”有关的法规相继出台。
  如此前诸多专题所述（转型中国 1924-1927），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带有浓烈的社会主义色彩，以代表全民利益为政治口号的政党。所以，虽然已经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但国民党在1928年及其之后所出台的一系列有关“县自治”的法规条文，都一律带有浓重的社会主义气息，甚至与中共的同类政策高度相似，譬如对“公民权”的限制，国民党三大规定：
  “中华民国人民必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接受四权使用之训练，努力地方自治之完成，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也就是说，民众必须宣誓拥护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才有资格成为中华民国的公民。地方政府颁发的自治法规，则更详细地规定了宣誓典礼和誓词内容。
  最值得注意的是，自治法规里明文剥夺了“土豪劣绅”和“有反革命行为”之人的公民权。但这种“党国”体制并没有能够保证其“县自治”取得好的效果。梁漱溟在1931年猛烈抨击国民政府的“县自治”毫无成效：
  “从十七年起，地方自治运动又起，有好些省设立自治筹备处。湖南就是这样，曾设立自治人员训练所，大规模地训练人才，举曾任湖南省长的曾继吾先生为自治筹备处长，从十七年至十八九年，约数年之久。又江苏江宁县亦进行地方自治，设立村治育才馆；浙江则设立地方自治专修学校。凡此皆是从民国十七年开办，不过有的从省来作，有的从县来作。从县来作的除江宁县外，还有孙中山先生的家乡—中山县亦办地方自治，定为全国模范县，有大批的款项，派好多党国伟人筹备办理。到了今日，无论从县作的，从省作的，所有地方自治统统失败，所有地方自治机关统统取消了！只听见取消，没听见有人反对取消；取消之后亦无人可惜。……现在统起来说，过去经验告诉我们，地方自治经多次提倡统统失败！他所办的事情，只不过筹经费，定章程，立机关，振人员，人员虚掷经费即完了！”
  梁漱溟的批评，得到了国民党内部声音的呼应——陈立夫在1933年 3月的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上说：
  “吾国连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而人民之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七八十左右，于此而设立机关，空谈自治，是无异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结果自治之组织愈大，豪强之把持愈加，自治之耗费愈多，人民之负担愈重，名为自治，实乃自乱。”
  该年 5月份，陈公博也说：
  “现距中央规定完成县自治之期限已近，而各县筹备地方自治圆无法定组织，各自为政，多假托于地方官吏豪绅之手，支离破碎，名实俱无。”
  陈立夫和陈公博的批评，如实地指出了国民党实施“县自治”的结果：它没有如孙中山所希望的那样，使民众拥有直接选举官员、直接罢免官员、直接创制法律、直接复决法律的权利，相反，地方政权落入了官吏豪绅之手。按预计的进度，“县自治”应该在1934年完成，然后训政结束，进入宪政阶段。但据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道：“回顾过去成绩，全国1900县中，在训政将告结束之际，欲求一达到建国大纲之自治程度，能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者，犹杳不可得，更逞言完成整个地方自治工作。”至此，“县自治”虽未终止，但实际上已经宣告完败。

完败的根源：“根本说不上自治而强要举办自治”

  当时之人，对“县自治”何以完败，有过许多解释。陈立夫的说法是“吾国连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而人民之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七八十左右”；国民党内务部的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报告书也说：“吾国以农立国，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以农为业，而农民全散处于乡村，故自治之基础在乡村。近年以来，因受天灾人祸之影响，不独边远地方以及匪区灾区农村濒于破产，人民救死不逞，即号称东南富庶之区，秩序未经破坏，亦且岌岌有不可终日之势，生活不能安定，对于自治事业，自难感觉兴趣。”
  国民党人赵如珩说得最直接：“因为目前中国各个地方人民的衣食都在朝夕的起着恐慌，求生求活的物质欲望尚不能如愿以达，那能还有时间和心思去求非物质的欲望—地方自治？”
  最切中利害的，则是梁漱溟：
  “所谓土豪劣绅即指乡间一般人之愚懦受欺，一二人之威福自恣的事实；却非某个人的品行问题。破获烟赌而罚款，军警机关行之，其祸犹小；自治机关行之，为害实大。禁烟禁赌，诚然最宜由地方自治来作这功夫；但假使自治区公所亦能破获烟赌，随意罚款，那便是形成土豪劣绅的绝好机缘了。乡民愚昧懦弱，自是社会经济问题、文化问题；从根本上讲，非经济进展，文化增高，无法免除土豪劣绅的事实。但若本着数千年无为而治的精神，让他们度其散漫和平的生活，却亦不见得有几多土豪劣绅。所怕得是根本说不上自治而强要举办自治，那就没有土豪劣绅的地方，亦要造出土豪劣绅来。我们试想想看：第一、本自容易受欺压的乡民；第二、将他们划归一个区域、而安上一个与地方官府相衔接的机关；第三、此机关时时向他们发号施令，督迫他们如此如彼；第四、此机关可以强制的向他们加捐要钱；第五、此机关可以检举他们某项罪名( 例如烟赌 )而处罚他们；第六、此机关或且拥有武力——保卫团。这简直是替土豪劣绅造机会，让他正式取得法律上地位，老百姓更没法说话罢了。不独给他以法律上地位而已；并给他开出许多可假借的名色题目来，又且资他以实力。”（《乡村建设理论》）
  在梁漱溟看来，“县自治”之所以最终变成土豪劣绅狂欢的舞台，并不是这些土豪劣绅“某个人的品行问题”，而是现实使然。这现实就是：“根本说不上自治而强要举办自治”，即目下的中国，根本不具备去举办自治的条件；具体而言，这条件就是“经济进展，文化增高”。
  梁氏的这一看法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当民众生活困顿朝不保夕时，他们是没有兴趣和精力去追求什么直接选举官员、直接罢免官员、直接创制法律、直接复决法律的权利的。如此，不能从民众内部生发出主动的“自治”需求，单纯依靠政府的强制推销，结果必然有违初衷，“民治”最终难免搞成“官治”，正如赵如珩所说： “今后实施地方自治，依我研究的结果，现行的自治法规中最急需补救的就是由地方官治而进于地方自治的一个过渡办法。这一个过渡办法，乃是由地方官治而进于地方自治的一座桥梁。”1935年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说：“必须将官办自治改为民办自治；将土劣自治改为革命自治，而后真正地方自治，始有彻底实现之可能。”
  但如何去改？桥梁何在？整个大陆时期，国民党人都没有找到，最终不得不启动旧时代的保甲制。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梁漱溟的意见：目下中国的现实，只能行旧时代的保甲制，而做新时代的“县自治”的预备工作（梁氏毕生致力于此），却还绝不能直接行新时代的“县自治”。

结束语

  毫无疑问，国民党人在1928年启动地方自治时，其态度是相当真诚的；同样毫无疑问，这场全国范围内的地方自治运动，没有将民众推向民主的前台，而仅仅成就了一批土豪劣绅们对基层政权的把控。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其实也恰恰是国民党精神分裂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意识形态和上层政策层面企图代表全民利益，现实里却无力阻止大批的土豪劣绅进入中下层政权——的一个缩影。
  究而言之，国民党在大陆时代的“地方自治”，仅仅只是一种“包办民主”——在底层民众没有内生出“自治诉求”时，由政府单方面主导的自治运动，既难以获得底层民众的呼应，更得不到底层民众的监督；最终，这些自治机构无一例外会蜕变成权力机构，从启蒙民众转向压迫民众——台湾时代国民党的地方自治的结果，之所以与大陆时代大相径庭，其原因恰恰在于：“自治”是台湾民众内生的主动诉求，是他们在要求国民党实行自治，在监督国民党实施自治，在积极参加竞选参与自治（参见《台湾转型·地方自治》）——而这些，在1949年前的大陆“县自治”运动里，是看不到的。
  当年民不聊生的状况如今已不再有，但国民党这场失败的“地方自治”运动仍然是个教训：
  1、 “县自治”是个好东西，以前条件不够没做好，今天应该把它做起来；
  2、 民主是等不来的，更不能寄希望于“包办”；即便有愿意“包办民主”的团体和政权，若无民间的内生诉求，其结果，恐怕比民国“县自治”也好不了多少。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2-3-6 12:24

1929年：阎锡山的村级民主试验

年度事件：村本政治

  国民政府1928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县自治”，试图实践民权，革新国家的基层组织结构；梁漱溟后来说，这是一场时机未到的改革，所以必然失败。但在这时机未到的年份里，有人走得更远——1929年，阎锡山在太原召开山西村政会议，正式提出他的全民民主的实践模式——“村本政治”，并希望将这一模式，推销给南京……

村政自治：阎锡山失败的民主试验

  阎锡山是一个军阀，自辛亥以来长期控制山西军政大权；阎锡山也是一个改革者，没有任何一个军阀，会像他那样，在自己的辖区内不断挑战既得利益者，试图造就一个“公道社会”；但阎锡山也是一个悲剧，他希望最广大的民众（尤其是农民）成为他政治的基础，他一切的改革举措都奔着这个目标而去，但最后支撑他在山西三十余年统治的，恰恰是那些他所竭力想要推翻的东西。
  1929年阎锡山将自己的“村本政治”推销给正在全面推行“县自治”的南京国民政府时，他已经在“村本政治”这条路上走了十余年。阎氏会走上这样一条与其他军阀迥异的道路，既有其饱受传统儒家教育影响的因素，更与二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汹涌澎湃有关（关于社会主义思潮，详见《转型中国·1921》）。阎氏早年留学日本，已经深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归国后即有意识地借鉴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学说，作为自己改造山西的思想资源。本文即试图勾勒出一个阎氏改造山西的简要轮廓。
  
进山会议：寻一个非资本主义、非共产主义的“适中制度”

  阎氏1920年代以前治理山西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六政三事”。 所谓“六政”，是指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辫、天足，阎氏称前三项为“兴三利”，后三项为“除三弊”；所谓“三事”，指的是种棉、造林、畜牧。“六政三事”与阎氏“保境安民”的立足之道结合在一起，给了千疮百孔的山西一段难得的经济复苏期。
  “六政三事”与传统的“善政”没有什么区别。但随着192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的汹涌，阎氏的治晋政策也开始明显地沾染上社会主义色彩。“进山会议”则是这一转变的关键节点。
  这是一场被思想史严重忽略的重要会议。1921年 6月21日，阎氏在督军府进山上的“邃密深沉之馆”召集山西学政各界及社会贤达二十四人会议商谈山西改革问题。召集会议的初衷，据阎氏自己说，是有感于“由于资本主义之剥削劳动群众，故演出一个共产主义来，而共产主义之统治暴政，控制人民生产生活，有如洪水猛兽，形成两个极端之错误。就世界人类说，应该产生一适中的制度，以资幸福人类的生活。一面去除资本主义之剥削，一面免遭共产主义之控制。”阎氏深知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也不能认同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希望寻找到一个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适中的制度”，这是“进山会议”的终极主题。梁漱溟曾多次前往太原与阎氏面谈乡村政治改革事宜，也曾参与“进山会议”，梁氏后来回忆说：
  “阎氏以为欧美民主、苏联党治，各有其制度，吾人今皆不取，而必求其所谓中国者；然则其制度当云何？索愚为规划。”——阎锡山希望找到一个既非照搬欧美民主，也非照搬苏联党治的新制度，这个制度必须符合中国国情。阎氏希望梁漱溟能给一些建议，虽然梁氏拒绝给出建议，理由是梁氏认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谈选择什么具体制度的条件，要谈这个问题还需等个三、五十年，但阎氏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虑困惑与探究热情，还是很让梁氏感慨，赞其“值得钦佩”。
  进山会议每周集会两次，每次商讨两个小时，一共持续了两年有余；与会人数，从最初的二十四人，逐渐扩展到五百余人，不但山西本省贤达群集，全国各地学者也多有参加者，最后形成记录文字两百余万。1923年10月21日，会议正式宣布结束，并公布了讨论成果，即何为“适中的制度”：
  1、 “公道主义”，只有主张公道，才能超越地域、国家、人种的界限，达到“世界大同”；
  2、 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

公道主义：一种儒家“德治”理想的翻版

  在阎锡山看来，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种种不平等、不公平的现象，是因为没有人主张“公道”。共产主义以“阶级斗争”的模式来寻求社会的平等和公平，阎氏无法认同，他主张用“公道”来达成平等和公平。阎氏说：
  “强凌弱、众暴寡、富欺贫、智诈愚社会之不平也，赖公道以平之；老无养，幼无抚，鳏寡残废无救恤，社会之缺陷也，赖公道以补之；贪官贪，污吏污，劣绅土棍害良民，人群之四害也，尤赖公道以除之。”
  那么“公道”是个什么东西呢？阎氏说，“公道即中也，也即事之恰好处。凡事皆有个恰好处，也只有一个恰好处”，“公道”就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阎氏还说，“公道”是民主政治赖以培育、生存的土壤，“一国人民能有自动的公道爱人精神，一国可成个真正民主共和，一县人民能有自动的公道爱人精神，一县可成个真正民主共和”。
  具体到社会生活，阎氏认为真正的“公道”，就是“以劳动换生活”。这种公道需要遵循这么几个基本原则：
  1、 你的心与力赚得之钱应是你的，我的心与力赚得之钱应是我的；
  2、 同一劳心劳力者也，时间长者，当赚钱多，时间短者，当赚钱少；
  3、 同一时间劳心劳力者也，效果大者，当赚钱多，效果小者，当赚钱少；
  4、 我过日子俭省所积存下来的钱，留于我家的人——这其实与阎氏“按劳分配”的思想是一致的。
  阎氏很看重自己的这个“公道主义”，将其视为解决社会不平等、不公平问题的良药；阎氏说：“公道是正义人道的全体，仁爱也可包括在公道内，我们主张公道，可以把人类幸福包尽。”阎氏也用“公道”来解释“三民主义”，在《三民主义真义》里，他说：“政治是与全国人共事的，因此必须以公道为标准”。总体讲来，所谓“公道主义”，其实是传统儒家“德治”理想的一种翻版，阎氏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曾说过：“公道就是处事的标准，爱人以仁，处事重义。仁是爱，义是公道，古人治国如反掌，即是得了仁义”。
  但与古代儒家不同，阎锡山将“公道主义”这种翻版“德治”搞成了一项社会运动。梁漱溟1929年在山西考察时，就明确向阎氏表达过对遍地张贴道德标语的不满，认为目的虽好，但手段有误。30年代，阎氏还在山西各县普遍成立了“主张公道团”（以前曾称作“好人团”），希望通过这种类似道德警察的奇怪组织来“制裁坏人，消除社会不平，建立社会公道”。
  毋庸置疑，阎氏的动机是良好的——他曾说，“我革命是为安山西，无论谁扰害山西，我是不让。革命是公道的，革命党不公道也问他的罪”；也抱怨过“那些地位很高的豪绅们以无视法律为时髦，以违法为荣”；还告诫过自己的下属官吏，共产主义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没有“公道”，“由于社会制度之不平，有以激成之也”——但以行政手段来强制推行“公道”，恐怕真的是走不通的。

按劳分配：“这办法不但可以救中国，且可救世界”

  与“公道主义”关联最紧密的，是阎氏的“按劳分配”主张。这一主张产生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1927年，彼时，国民党与中共正处在分裂后的血雨腥风之中。阎氏提出“按劳分配”，和这一时代背景有极深的联系。
  据刘少奇日后反思，“一九二七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这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 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所谓“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其实是当日流行的共产主义语境下的“按需分配”热潮。
  阎锡山的“按劳分配”主张，与上述“按需分配”现象之间有强烈的针对性。直到1932年，阎氏还在日记中对这种“按需分配”现象耿耿于怀：“鼓动工人、铺伙、佃佣团结起来，强迫工厂、农户增加工资，以结工人、铺伙、佃佣之欢心，然后利用工人、铺伙、佃佣作为自己抢夺政权之武器，是慷他人之慨，损人利己之手段，……国民党若仿效之，结果必是害国害民，杀党杀身。”
  在阎氏看来，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按需分配”，劳动者对于劳动成果，“只能享受，不能享有”。其结果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各不相同，享受劳动成果的机会却完全一致，如此，“权利与义务不相称”，有违“公道主义”原则，必然造成“佃雇农对地主之不平”、“工人对资本家之不满”，其结果，必然是社会经济的大倒退。阎氏认为，只有“按劳分配”才是最合理的，因为在这种制度下，
  1、 “劳动多则所得之产也多，劳动少则所得之产也少，劳动与享有一致，故合乎公道”；
  2、 好劳者多得，好逸者少得，合乎人情；
  3、 人人为增加享有起见，必须多劳动，故能促进生产。
  虽然不同意共产党的“按需分配”，阎氏同样也不能认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按资分配”模式。阎氏说：现代社会的许多弊病，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合理的分配模式的结果，“按资分配”模式下，“资本家剥削劳动者一半产物”，他们“不劳心劳力，而分得他人劳心劳力所得之代价”，也是有违“公道主义”的。
  共产党人杜任之1934年受命于共产国际，回山西打入阎锡山集团内部，以搜集军、政情报，曾亲眼目睹阎氏幕府延请了大批社会主义学者。他自己也曾与阎氏就“按劳分配”问题有过多次面谈，杜氏后来用一种鄙夷的语气回忆了当日的交流。下面摘取两段，作者立场虽不中立，但对于管窥阎氏“按劳分配”的思想，还是很有帮助的：
  “（阎锡山）考虑了一下说：‘我主张的‘按劳分配’是劳动与享有的一致，合乎人情，合乎道理，所以永久不变。’这简直是答非所问，论证与论点脱节。他又说：‘人是有—欲性的，有理性的，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违反人性，不合道理，所以不能实行。苏联实行共产主义失败，改行新经济政策就是证明。’”
  “……阎锡山迫不及待地发难了，他说：‘阶级斗争要不得！要革命，马克思就要挑起阶级斗争，让人们互相残杀，这是不人道的。’他想了想说：‘阶级斗争为什么不对？因为问题出在社会制度上。这不能怪人。治病，就要看病源在哪里，是甚病，就治甚病。‘金代值’形成‘交易病’，限制了生产；实行‘物产证券’就能根治。何必要挑起阶级斗争哩！‘资私有’能剥削，这是分配上的病，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就能根治，也不必阶级斗争！‘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合乎人情，公道合理，能永久不变，这办法不但可以救中国，且可救世界。’”（杜任之《阎锡山〈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研讨经过》）
  阎氏对“按劳分配”的合理性非常坚持。他曾如此表述自己的信心：“按劳分配的永久性，从竖说，由有人类始至无人类终；按劳分配的广义性，从横说，由一世界至大千世界，均应按劳分配，以美满人类的进化和幸福。已过不按劳分配是已过的错误，将来不按劳分配是将来的错误。这是一个人类的共同思想。”

村本政治：搞自治一定要从村一级开始搞

  如果说“进山会议”所确立的政治上的“公道主义”和经济上的“按劳分配”，还只是“坐而言”的话，那么，“村本政治”，就可谓阎氏改造山西的“起而行”了。
  阎氏搞“村本政治”，至少可以追溯到1922年。这年 3月，阎氏召开山西省第一次行政会议，正式提出“村政自治”的概念。按阎氏的说法，所谓“村政自治”，就是希望山西进入“村民自办村政之时代”。
  在“村政自治”之前，阎氏的施政口号是“用民政治”。所谓“用民”，就是一切都要依赖于人民的支持，离开了民众，一切大计都只能流于空谈。这种见识，是阎氏从一开始就区别于同时代其他穷兵黩武的军阀的关键。阎氏还说，中国传统政治，善者不过做到不扰民，恶者则往往与民为敌，从而养成民众依赖性强，自治能力弱，性格守旧不知进取，只知道爱惜身家而不知道爱国，遇到危机，国家并非无人，但却没有可用之人。阎氏的理想，是通过启发民德、开启民智、充裕民财，将每一个人都教育、培养成政治上的有用之人。
  随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势力日益向北扩张，阎氏的“用民政治”也顺理成章地进化为“村本政治”；当国民政府在南京秉承三民主义推行“县自治”时，阎氏早已在山西搞了好些年的“村自治”了。搞自治为什么要从村开始搞？阎氏曾反复解释过：“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乃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舍村而言政治，终非彻底之论也”；“今定一彻底的最持平最适中之办法，村为人群集合单位，村有若干人民，无论何种事项，皆人民自理，村即人民权力之起始点”；阎氏还说：“非把政治放在民间不可，因为直接知民利弊的是民，间接知民利弊的是官”，阎氏理解的“民间”，就是“村”：“什么叫民间呢？省不是民间，县也不是民间，实在是村是民间。所以省县无论什么机关，不是官治就是绅治，总不是民治。换句话说，就是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所以我常说的，村是行政的单位即是政治的根本。”
  从1922年期，“村本政治”开始在山西全省推行。其基本内容包括：
  1、 设立编村，每一编村管百户人家，每村设村长、村副和村公所；
  2、 村以下设闾、邻组织，以五家为邻，设邻长，五邻为闾，设闾长；
  3、 另设村级组织息讼会、监察会和村民会议，并成立由适龄男丁组成的保卫团；
  4、 制订村禁约( 阎氏称之为村宪法 )规范村政；
  5、 在伦理观念上提出了“村公道”和“村仁化”。
  山西全省先后组成四万多个编村。（据刘娅《解体与重构：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乡村社会”》一书概括）
  之所以打破原有的村镇体系而搞新的“编村”，是因为阎氏认为：村没有正规划的编制，就如同没了编制的军队，号令难行，指挥失灵——阎氏说：“欲期政治得良好之结果，须先从作极密之政治网起。鄙人现在亟亟于编村制，意欲由先使行政网不漏人手；一村不能漏，然后再论不漏一家；由一家而一人，网能密到此处，方有政治可言，方能国于今日大地之上。不如是，断不足以自存也。”
  设立村民会议的目的，则是为了要求全体村民参与村政，以此培养他们的参政能力和民主素质。阎氏说：“村民者，村之本也。一村之权，应归之一村之民。一村之民，应参与一村之政。……社会改造，非人民全体觉悟，何从起点？村会，则觉悟之路也。”在村里设置息讼会的初衷，则是为了“减少人民打官司的痛苦”；“监察会”的职责则是“清查村财政，举发执行村务人员之弊端”；“保卫团”则是维护社会治安。
  规范村政的主要内容，一是把扰乱村中治安的华人找出来，通过劝告、教育的方式让他们幡然悔悟，从而让全村的“好人”都能安居乐业。当时山西总共列举了10类人作为规范的对象，包括：贩卖金丹洋烟；吸食金丹洋烟；窝娼；窝赌博；盗窃；平素好与人斗殴或持刀行凶；壮年男子游手好闲；家庭有残忍情形；忤逆不孝；失学儿童。二是要求各村自行制定“村禁约”，“如女子不准缠足，树木不得损毁之类”。阎氏希望通过这些改革措施，做到每个编村里“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村村无讼，家家有余”。

阎锡山的自治实验完全失败，只成就了一大批豪强村长

  阎氏在山西搞了几十年的“村政自治”，其结果是什么呢？有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据《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一书记载：某次，“太原宪兵司令部逃走了一名政治犯，阎锡山给各县县长打了个电报，不到三天，就在盂县查获。送回太原，阎锡山认为这是‘行政网’的成绩，非常满意。”
  这件小事能够解释很多东西。譬如阎氏何以能够长期据有山西，即便是在他被迫下野避走天津之后，也仍然拥有完整的遥控山西军政的能力；再譬如作为与陕北共区接壤的最前沿，山西的统治系统，自上而下，何以能够在长期经受住来自陕北的意识形态侵蚀？一切其实都与这件小事所反映出来的阎氏对山西全省的强大控制力有关。这种控制力，通过“村本政治”里的“编村”制度，深入渗透到每个村庄的每一户人家。
  随着“村本政治”的全方位铺开，民国所有的割据势力当中（包括南京的国民政府），除了中共控制的根据地之外，已没有谁的社会基层控制能力能够超越阎锡山的山西——这种控制力是基于某种利益共同体：譬如，虽然阎氏一再告诫在选择村长时要注重其品行，但为了防止“阶级斗争”，同时他又规定了村长须有1000块银元以上的不动产，村副则须在 500块银元以上。如此，村一级的最高权力，最终还是不得不落入阎氏所失望的那些“以无视法律为时髦，以违法为荣”的“地位很高的豪绅们”的手里。一直倡导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阎氏，最后却不得不依靠这些“地位很高的豪绅们”来充当自己的政治基础——村干部；而这些“地位很高的豪绅们”，也就是那几十万的村干部们，也很清楚，只有在阎氏的“村本政治”中，才有他们的立足之地。
  阎氏的“村本政治”理念里有强烈的自治和民主诉求，但在其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自治与民主从来都不曾有过，村民会议基本上流于形式——之所以如此，与“村本政治”的设计体制有关：在搞编村之前，乡绅和豪强虽然在农村具有压倒性的话语权，但这种话语权并没有得到国家机器的正式认可，其权力范围也不至于伸到普通民众的家庭生活中去；但编村制度实施之后，乡绅、豪强的权力实际上扩大了，对普通民众的合法伤害能力也变强了。1936年，有一位笔名叫做“悲茄”的作者撰文如此描述山西的“村本政治”：
  “( 山西 )村长的产生，表面上是由村民票选的。不过因有种种财产上的限制，有资格当选为村长的，也只有高利贷者、富农、商人、地主等人。同时，官方为慎重起见，须将票数较多的前十名村长候选人全部送县由县长圈定；因此，县长就可以商同县绅、不拘票数多少，任意选定加委。此外、尚有村调解员、村监察员等，也是由村民票选，再经区长圈定。但是这些都不过是村政制度的摆设而已，实权完全操纵在村长手里。所有村长以下的闾邻长等，完全由村长自由推荐，村民无权过问。假使有人敢说村长的不是，村长只要写个‘二指条儿’，就要村民的命了。县政府对于各村村长送来的人犯，不必询问，无条件地收押起来。……押一个月半个月，才提出来问问，有罪判罪，否则也不过命令讨保开释而已。……村长爷的权威在村民的眼光中，是至高无的。”
  显然，从自治、民主的角度来看，阎锡山的“村本政治”完全失败了。

结束语：

  国民党的在全国范围内实践“县自治”，结果却没有将民众推向民主的前台，而仅仅成就了一批土豪劣绅们对基层政权的把控；阎锡山在山西一省境内实践“村自治”，结果也没有把村民们推上民主的轨道，而仅仅是成就了几十万在编村里飞扬跋扈的村长。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国民党推崇社会主义，阎锡山也推崇社会主义；国民党希望代表全民利益，阎锡山希望站在“公道主义”立场对全民进行“按劳分配”——但最终，他们的理想与现实出现了相同的背离。也许，梁漱溟的说法是对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实践任何一种具体的民主制度，都还为时过早——民主从来都不是民众或者当局单方面的事情，民主必须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在阅读阎锡山和“村本政治”的史料时，编辑所见到的，是阎氏的积极推进和民众的纷纷趋避，民众害怕“民主”，他们不知道能从这两个字里得到什么，但他们很担忧会从这两个字里失去什么，他们担心搞村公所要向他们收钱；他们担心搞检查会要向他们收钱；他们担心搞息讼会要向他们收钱；他们担心搞保卫团要向他们收钱……他们还不清楚“民主”是什么。
  但阎锡山很清楚“民主”是什么。1959年 2月11日，在一份呈给蒋介石的文稿中，阎氏说：“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须实行村自治的村本政治……”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2-3-14 09:56

1930年：土皇帝主持下的宛西自治

年度事件：宛西自治

    “自治”是193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词汇。南京国民政府搞了“县政自治”；地方军阀们则热衷于“村（乡）政自治”。但其结果，无一例外与民主背道而驰，而仅仅成就了地方豪强们的飞扬跋扈。官方主导的“自治”惨败如此，非官方主导的“自治”，命运又将如何？宛西民间强人们1930年代的试验，是个不错的观察视角。

宛西“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自治奇迹始末

    1930年代的河南，可谓民不聊生。其根源有二，一为兵灾，一为匪祸。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又是前者所致的结果。关于兵灾，时人有过调查，1930年河南 112县，被迫负担兵差者达92县之多，军队对地方的苛敛，往往超过正常税负十至百倍。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公布的调查报告，河南全省的骡马，因军队的征用，已经绝迹，此中不难窥见军阀混战对河南民众生活的严重摧残。
    连年兵灾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匪患的飙起。许多民众不堪兵灾，无以活命，只得上山为匪，以至于当时河南流传有“不作匪、不当兵，不能安生”的民谚。据学者沈松侨估算，1924年前后，“斯时河南土匪总数当在十二万人以上，平均每县有匪千人左右，其中临汝一地即有土匪一万二千人，洛宁县亦达七千人之谱，殆可谓遍地皆匪。”1930年红十字会调查豫东兵匪灾情的报告书里，如此描述民生的惨况：
    “人民不死于岁，即死于兵，（不死于兵，）即死于匪。过其地，但见瓦砾堆积，墙壁残余，不见炊烟，徒闻血腥，奄奄待毙之孓遗，令人望而下泪。”
    宛西（包括河南省西部的镇平、内乡、邓县、淅川四县）民间自发的“地方自治”，就是在这样一种凄惨的时代背景下开始的。

地方强人别廷芳武力统一内乡县，做了土皇帝

    1930年代的宛西自治，发端于整个宛西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既与土匪横行有关，更与地方民众为抵御土匪而高度军事化有关。以镇平县为例，1928年县城曾遭土匪攻破，县长横死，9000余间房屋被焚，12000 余男女被俘；1932年又再遭匪乱，焚毁房屋 47000余间，民众因此流离他乡者11万余人，匪乱之巨可见一斑。再以内乡县为例，当地豪绅富户为身家性命计，纷纷买枪办团，筑寨建堡，其最盛之时，全县有大寨三百余座，小寨无数，每座大寨人、枪数量动辄数百，地方的高度军事化也可见一斑。
    宛西自治的核心人物别廷芳，就是在这样一种无政府状态下崛起为宛西的土皇帝的。别氏1883年出生于内乡县，其父有田产三十余亩，也识文断字，能为乡人排难解纷，颇有些德望。别氏早年读书，稍长弃文习武，横行乡里。辛亥后内乡土匪蜂起，当地财主杜升堂修筑老虎寨，买枪募勇，保护家产，以别氏骁勇，任为寨主。自此，别氏开始了他的武力统一内乡之路。
    别氏的武力统一之路，满是血腥的杀戮。不断击退来犯土匪之余，别氏不断兼并自己的“战友”。1914年，他曾半夜偷袭自己的好友曹会成，目的是为了夺取曹的13条枪，遭到伏击后，别氏怕被人认出，又枪杀了自己受伤不能行走的侄子并弃尸灭迹；1918年，为了夺取亲家王谦禄的十余条枪，别氏故技重施，夜扮强盗偷袭，打死王家六口人，抢走所有枪支；1919年，别氏闻听老学友袁江陵购有步枪五、六枝，又夜袭袁家，将其满门杀绝。以这样的不择手段，别氏终于在1925年成为坐拥人枪达两千之众的内乡一霸。
    1926年，别氏设计驱逐了内乡最大的武装头目民团军旅长张和轩，继而又诱杀内乡县长袁升庵——自1927年 4月到 9月，因为别氏跋扈的存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乡县长六易其人。该年秋，河南省民政厅派袁升庵为内乡县长，袁氏一改此前历任县长畏惧别氏而尸位素餐的作风，积极过问行政事务，结果被别氏视为眼中钉。别氏以邀请袁氏下基层探访民情为由，将袁氏诱至该县王庄村，命预先埋伏好的“土匪”将其枪杀。
    此外，别氏还相继暗杀了县公款局长、司令部副官主任、内乡师范校长、县府视学等大批政府要员，自居宛西民团司令，以司令部代替县政府发号施令；以司令部财务处代替县政府田赋管理处；以各区保的调解委员会，代替县政府的军法承审处；一切民事诉讼概由司令部和地方民团包办；一切派粮派款均不通过县政府；区、乡、保长、学校校长的任免，县政府无权过问。别氏自此独揽全县军、政、财、教大权，正式成为内乡的土皇帝。

乡绅彭锡田回县，“宛西自治”获得合法理论基础

    别氏以地方豪强的身份攘夺政府权力，自然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合法的解释。别氏的解释是“自救”和“自治”。前者能够为别氏的血腥崛起赋予一定的合理性，后者则是借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全面推行“县自治”的东风，来为自己的合法性洗白。但别氏学养有限，其与淅川县武装强人陈重华联合搞的“内乡、淅川地方自治委员会”，虽有章程，却既无自治目标，也无指导思想，更没有没有可行的操作模式。
    直到1929年镇平乡绅彭锡田出现，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宛西自治”才得以启动。彭氏1893年生于镇平，家有薄田 6亩，草房 8间，可谓清贫。其出人头地，全赖自己努力向学。1909年，彭氏被保送河南优级师范，已秘密投身于反清革命；辛亥年，与革命党人张钟端在开封起事，失败后幸免于难；1913年进入北京汇文大学，结识了民国乡村建设派思想家梁仲华；1916年因学费困难退学，返乡任教；1919年入西北军张之江旅，担任军法处长；至1926年，已在西北军中升至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之职，已是省级要员。彭氏的上述经历，为其积累了政界、学界与军界三方面的雄厚资源，是别廷芳这般地方强人所难以企及的。
    1927年，彭氏奔母丧返乡，途中因土匪横行迟滞达18日之久，抵家时母亲已然下葬。彭氏由此对镇平匪患深恶痛绝，加之又有本县乡绅苦求其留乡办理民团剿匪，彭氏遂辞去西北军要职，留在镇平做了个区长，一面办理民团，一面推行自治。与别氏白手起家靠血腥杀戮统一内乡不同，彭氏因社会资源丰厚，不过数日之间，即已纠合起力量强大的民团武装。此后历时两年有余，始才肃清镇平匪患。
    也正是在长期险象环生的剿匪生涯中，彭氏开始思考解决乡土民生问题的根本办法，其思路也逐渐转向乡村自治。1929年，军阀韩复榘曾希望彭氏出任豫南民团总指挥一职，彭氏婉拒了这一当红要职，转而商请韩氏出资设立了一所“河南村治学院”，并亲自担任校长；民国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学者如梁仲华、梁漱溟、吴丽泉等遂尽集于此。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河南首当其冲。镇平匪患再起，民团无人领导，几至溃灭。彭氏应家乡父老请求，辞去村治学院院长之职，再度回乡。也是在此年 9月，彭氏联络淅川陈重华、内乡别廷芳与邓县宁洗古，经过三天商议之后，达成了一个宛西四县联防剿匪的协议，成立“宛西地方自卫团”；并正式联合提出“宛西地方自治”口号，订立《十条公约》与《五不办法》。随后，上述会议内容被制成檄文，颁布全境。
    彭氏的加入，为宛西四县的“自治”带来了实质内容。首先，是有了目标。1931年元旦，彭氏在镇平县全县区村长大会上演讲，将自治的目标总结为十六个字。彭氏说：
    “兄弟在昨晚就准备今天要说的话。要说的话很长，在说话之前，先送给大家十六个字，就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家家有余。这十六个字兄弟盼望多年，几乎望眼欲穿了！这十六个字还可以换成八个字，就是：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如果能做到了，在耶教，就是天堂；在佛教，就是极乐世界；在道家，就是蓬莱仙岛；在儒家，就是尧天舜日；在老百姓，可说是太平景象。这十六个字如果能做到，就是谁给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也不和他换。孙总理所说的地方自治，就是期望得到这十六个字。”
    其次，是有了指导思想，即“自卫、自治、自富”，通称“三自主义”。彭氏将其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一对应，作为宛西自治的合法理论基础。彭氏说：
    “什么是我们的主义呢？简单言之，即‘地方主义’是也。什么是‘地方主义’呢？即自卫主义、自治主义、自富主义是也。……吾所谓‘地方主义’，即孙总理之三民主义，范围上虽有大小之分，实质上初无二致也。……我们的自卫主义，即是民族主义；我们的自治主义，即是民权主义；我们的自富主义，即是民生主义；合而言之，我们的地方主义，即总理的三民主义也。”
    再次，是有了实践的基本途径。彭氏为宛西自治制定了一个“五步走”的基本程序：( 一 )自卫，会后要切实整训民团编查保甲，推行五证，防止匪徒。( 二 )教育：筹办宛西乡村师范，培养师资及地方自治人材。( 三 )经济建设：治河改地，植树造林，修道路，兴水利，发展农业，振兴工矿业。( 四 )建教合一：以教育完成建设，以建设充实教育。( 五 )教养卫合一：集中事权，以民团，保甲为中心，动员人力、财力，促进建设发展。以农田、水利、蚕丝、畜牧所得利益，充实自卫、教育的经费。用教育薰陶、组训保甲、民团，改进生产技术，以提高建设和自卫的效率，务求自卫力雄厚，自养力充裕，自教力切实，以达民有、民治、民享的目的。（转引自《别廷芳地方自治纪实》）

彭锡田时代：“自治”的关键在于“自”

    宛西的自治，以彭氏1933年遇害为界限，大略可以区分为“彭锡田时代”和“别廷芳时代”两个阶段。当然，这一界限并非那么分明，宛西四县的自治，自始至终其实都没有做到步伐的完全统一，彭锡田固然没有办法将他对自治的理解完全贯彻到别廷芳的内乡，别廷芳自然也不能过多干涉彭锡田在镇平的改革。四县自治的民主程度虽然不同步，但总体来讲，1933年之前，外界对宛西自治的印象，主要来自彭锡田在镇平的改革；而1933年之后，镇平改革夭折，外界对宛西自治的印象，主要就来自别廷芳的内乡了。
    按彭锡田的规划，宛西自治包括“自卫、自治、自富”三大要素。彭氏认为，虽然“卫”、“治”、“富”是最终目的，但“自”的手段更为重要。以“自卫”为例——“自卫”的内容当然包括剿匪；地方安定是一切改革的基础，无论是彭锡田时代，还是别廷芳时代，宛西四县在剿匪上从来不曾懈怠。其效果也有目共睹，不但境内匪患完全消泯，乃至于贺龙、徐向前部欲转往伏牛山区发展根据地的计划，也因宛西强大民团力量的阻碍而告失败；但在彭氏的理念里，“自卫”仅仅剿匪是不够的，还需要驱逐“匪式军队”和“贪官污吏”。彭氏曾公开说道：“自治这件事，万无官民合作之理。我们想推行‘自治’，就得推倒‘官治’。推倒‘官治’之后，豪劣才没有护符；进行自治，才没有障碍。”为了推倒“官治”，彭氏还取缔了镇平县内一切的党派活动，不但将国民党在镇平的县党部逼去了南阳，也迫使中共在此地的支部停止了活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将希望寄托于“民”的信念，“自卫”这宛西自治的第一步，采取的“兵农合一”的实现方式，全民皆兵，就地训练，匪来迎战，匪去务农。镇平匪患因此彻底根除。
    这种对“自”的重视，贯穿了彭氏在镇平的整个改革过程。彭氏曾告诫镇平的民众，地方自治的实质，是一场“自救”，只有民众实现了“自救”，才能“救地方，就国家”。在《镇平自治宣言》里，彭氏说得很明白：
    “总理所说的‘民族主义’，全要靠我们人民自身的团结；‘民权主义’，全要靠我们人民自身的组织；‘民生主义’，全要靠我们人民自身的发展；《建国大纲》尤其是要以我们的‘地方自治’做基础。缩小而具体地说：我们地方上的痛苦，一定要我们人民自身来解除；我们地方上的福利，一定要我们人民自身来谋求。”
    彭氏宣传“自治”之“自”，可谓不遗余力。譬如，在1931年元旦的镇平县区村长大会上，彭氏曾严厉批评了当地民众普遍存在的自私症和依赖症。彭氏将自私症比喻为“肠痈”，分作“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三大类，告诫民众：“这种自私自利的病根不生法去掉，社会水远不会好”。依赖症则被比喻为“半身不遂”，彭氏也将其分为三大类，（1） 依赖官吏；（2） 依赖驻军；（3） 依赖绅董。彭氏尤其提醒民众注意，不可依赖绅董，因为“依赖绅董最易流为少数人的专制，与依赖官吏差不多。有时比依赖官吏的害处还要大！兄弟也是绅董之一，所以前天兄弟向宣传股的先生们一再声明，宣传时，叫大家自动地起来干，不要靠兄弟。”
    彭氏有一种特别的宣传方式很值得一提，就是将镇平县大小所有乡镇的名字都赋予“自治”的含义，让民众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自治”这一概念当中。以该县第七区所辖的十一个乡镇的名字为例，它们是：民权、民主、民智、民信、民新、民勤、民盛、民贤、民善、民和、民乐。其他乡镇的命名也是如此，譬如：民治、民有、民享、自由、平等、和平、博爱、文明、自强、孝悌、忠信、合群、尚贤、至正、至善、简朴、公德、模范、公益……
    宣传之外，彭氏更重视通过实践培养民众的自治能力。首先，是搞真正民主的选举，让民众切身体会到民主的好处。1931年，在镇平自治委员会的主持下，镇平全县范围内开始搞邻闾乡镇长的民主选举，制定的选举办法是：乡镇长的选举，自治委员会不提出候选人，由民众无记名投票直选，凡公民皆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没有任何限制；区长的人选则由自治委员会提两个名额，加上前任区长，由乡镇长大会无记名投票选出。虽然民众对民主选举所知有限，但因为自治委员会下派的工作组的努力，本次选举基本上保证了民主和公平，譬如：彭营乡的原乡长，作风素来恶劣，民选无望之下，动员本族富人操纵选票，结果操纵选票者被工作组罚了二十大板后押往乡公所关押。再如杨营乡某财主被民主选上，却觉得这个职位只能纯粹为民众服务而不愿就任，经连夜出逃躲了起来，结果被工作组强制罚款 500大洋，不得不回来就职。
    其次，是厉行法制，以此为民主自治保驾护航。彭氏依据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提出在镇平实践“司法独立”，其首要手段，就是废除了国民政府以行政包办司法的“县政审判”制度，改行独立的“息讼会”制度：县设“息讼总会”，区、乡则设二级、三级“息讼分会”；每级息讼会有成员五人，须具备一定文化素养，品行端正，口碑良好，三人由自治委员会从公职人员中提名，两人由民间推举，最后由全民公决，方可宣誓就职。自治委员会并且立法规定：息讼会独立于政府之外，只忠于法律。有胆敢幕后活动，对息讼会办理的案件打招呼、下指示者，无论案件是否受到影响，均视作已构成犯罪，按重罪惩处。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是办学校培养自治人才。自1930年10月到1932年10月，彭氏在镇平县内总计办了 274所学校；各区公所、各乡村中小学还设立了民众阅报处；各区设立了民众教育馆；县设民众图书馆一座，藏书7178册；十区各设民众图书馆一所，共藏书9089册；另设十个巡回文库，存书1063册……彭氏关心教育，一则是认为“自治”必须民众觉悟之后才能完成；另外则是希望教育系统负担起监督“自治”的作用。彭氏规定：村校不得搞关门办教育，须同时对村乡行政承担义务。乡村小学是乡村推进自治的中心，小学教师是建设乡村的指导者，村庄小学教师享有行政监督权，凡关系村乡民众利害的事情，村乡长未经本村乡小学教师同意，不得成为合法决定，村民有权拒绝执行。彭氏如此规定，有两重用心：其一，是通过乡村教师，向各级村干部贯输有关自治的知识；其二，是希望乡村教师起到一个对地方行政的监督作用。1933年，彭氏联合别廷芳等人，创办“宛西乡村师范学校”，作为培育自治干部的大本营，彭氏自任校长。这所大学，是其以教育促自治的巅峰。

别廷芳时代：“自治”的关键在于“治”

    1933年，彭禹廷被暗杀，原因可能跟彭氏的均富思想有关。彭氏在镇平最招豪绅们忌恨的政策，是搞“赋税累进”，简言之，就是按拥有土地或资本的多少，划分不同的缴纳税赋的等级，拥有土地或资本越多者，赋税累进得越重。彭氏的看法是：限制贫富差距，又注意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但这一政策并不被镇平的豪绅们所理解，有1931年 7月11日彭氏在自治办公处召开的“富绅座谈会”上的严厉讲话为证：
    “土地税，工商税，我们定的政策立足长远利益，是结合镇平实际的，是科学的，是慎重的。这需要你们中有一些人提高认识水平才能理解。若还不能接受，就赶快想想管子之言，也许就想通了。兄弟今天就直说了吧，富人不要认为吃亏了，你们实际上沾了穷人的大光！今后，富户将在杜会安定的生产经营中得到繁荣活跃的市场。如果你们不让穷人有饭吃、有房住，只想自己发财，你们的饭就吃不长！房就住不稳！家就安生不了多少时光！你们个人也未必就一定能寿终正寝。人来人世上，干什么？难道，就是要为财物而生，为财物去死，而不留荣光？这层道理，你们回家想一想！我今天的话有失尊敬了，可仅仅是有失尊敬，比之血腥，要儒雅得多。你生点儿气比一家人哭好！想想这一层道理吧。”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彭氏的命运了。彭氏之后，别廷芳成为“宛西自治”的领袖人物，自治的重心，也从镇平，转移到了内县。自治的性质，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国民党人朱玖莹曾担任过南阳第六区专员，有过近距离观察宛西自治的机会。去台湾后，朱氏回忆道：
    “环宛东、南、北三面九县，群盗蜂起，不可扒梳。南阳高城探池，亦一夕数惊，昼不为市。而宛西三县则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虽有巨寇，不敢叩镇、内、淅之门。余向耆老问之，皆曰：内乡别司令领导地方自治、自卫，编保甲、训民兵，农隙讲武，则全民皆兵，兵不废业而可以自养也；入境出乡负贩，皆验证设卡，昼夜巡查，使内匪不生，外匪不人，则奸究无所混迹也；而又治河改地，课农劝工，使村无游民，野无旷土，则富、教皆兴矣。余以为善，邀别氏移其法于南阳等十县。”
    朱氏在盛赞别氏搞宛西自治带来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之余，其实也道出了其中的严重问题：“编保甲”和“验证设卡”——1934年宛西奉上峰命令，取消自治委员会等一切自治组织，改编保甲，这一巨大变化，通常被解释成别氏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但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因为别氏显然过于积极了，不但认真贯彻了上峰下达的“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保必归乡镇”的指示，还进而将互相监督、互相告密、彼此连坐等恐怖内容也引入其中，这只能解释为别氏对保甲这种逆流而动的体制本身就非常喜欢。
    “验证设卡”与保甲制差不多，也是在别廷芳时代搞起来的。所谓“验证设卡”，是别氏在宛西所搞的“五证制度”，包括“出门证”、“迁移证”、“通行证”、“乞丐证”和“小贩营业证”。若无上述证件，境外之人固然进不了县，境内之人也是寸步难行。当时宛西境内四处张贴“白天查路条，夜间查住客”的大标语，来历不明、面目可疑之人，动辄遭遇逮捕刑讯。其结果，自然是造就一个“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天堂”。
    别氏武力强人出身，文化素养有限。彭锡田去世后，别氏虽然继续高举彭氏“宛西自治”的大旗，也仍然坚持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家家有余”为自治目标，但别氏所关注的，已经只是一个“治”字，另一个“自”字，似乎远远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范围。对此，《内乡文史资料第二辑·别廷芳事录》里有一段极生动的描述，该书说：
    “在他（别廷芳）的统治区内，广大民众和那些敢说理几句话的人，以及敢于藐视他的人，他们的生死荣辱，全凭别廷芳的喜怒哀乐。一九三四年春，在县城有两个买卖铁锅的人在讨价还价，偶然从背后来一人说，卖锅人卖的锅是偷来的。为此，争吵不休。适遇别廷芳走到，别闻听后只摆一下头，就将卖锅人杀掉。城西安子沟一姓朱的因扒了邻村一家几窝红薯，掐了一把谷穗，人被送到中一区区公所，恰遇别廷芳，别立令将朱枪毙在东城门外。诸如此类的割草娃娃摸别人家一窝红薯，册别人家一个嫩玉米穗，摘了人家一个南瓜，对这些，他的哲学是，小着都‘偷人’，长大也不是个‘好货’，就地枪毙除了。修自行车的因顶换了人家的车胎，他认为这种人‘拐固’给以杀掉。别廷芳最讨厌民众打官司，他的信条是爱打官司的，都不是好家伙，对爱架秆打官司的‘衙骨’，他不分你有理没理，一律除掉。对给人写状词的人，别廷芳也认为此类人不是‘好百姓’，必予除之。城关镇皮袄巷有个姓李的，为给一家写状词，别廷芳得知后，即派护兵将其处死。对那些不论你是匪不是匪，只要有人报告，他就要将其处死。总之，在他的管辖区内，他对所谓行为不规与犯罪，从不要什么界限，也不分罪大罪小，犯到他手下，你别想多活一天。他视庶民百姓教而不改，天性决定。什么司法科条统统不在他的话下。他要你午时三刻死，你别想活到半夜子时。他杀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老百姓的口碑答复是别廷芳杀人如割草。聂国政部下有个副官竟浇，经他的手杀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由此可见。”
    好杀，贯穿了别氏的一生。与彭锡田更关注“自治”的过程（民众觉悟）不同，别氏只关心“自治”的结果（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家家有余）。杀卖锅人，杀写状词的，是为了“村村无讼”；杀偷谷穗的，杀换车胎的，是为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别氏的观念里既没有民主，也没有法制（彭锡田在禁毒、禁赌等事上也好杀，但彭是先定酷律，尔后依律而杀，与别氏大不同），他眼里的“宛西自治”，就是由他别氏自己来治理宛西，其他人（譬如中央政府）不得插手。
    宛西的公路建设，是1930年代的媒体报道的热点，其路“皆宽三丈，中稍鼓，两旁有流水沟，虽遇雨大，亦无泥泞。城内之大街小巷之道，均经修过，光硬异常”，记者们惊叹之余，选择性地过滤掉了这些光鲜的马路背后承载的民众的痛苦。据《内乡文史资料第二辑·别廷芳事录》记载，自1931年到1937年间，别氏以“有利进剿”为由，强迫民众修了57条公路，总计超过4000华里；劳力与费用全部由宛西民众负担，故内乡有民谚：“给别廷芳修路做官差，等于死了没人埋”。别氏还规定：公路修成后，民众必须雪后扫雪、雨后垫沙——这正是记者们30年代见到宛西公路“无泥泞”、“光硬异常”的原因；别氏还规定：“汽车路上只准行汽车、自行车、黄包车；不准走牛车、马车、小车（木轮）、牲畜，如有强走，轻则罚款，重则扣留”。其结果是民众大量的牛车、马车因为不敢穿越这些公路，而不得不四处绕道而行；而彼时宛西的汽车屈指可数，1933年，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在宛西考察，在内乡通往镇平的整条宽阔大道上，只见到别氏一个人的座车在奔驰如飞……
    彭锡田时代留下的“宛西乡村师范学校”，在别氏手里也变了味道。接任校长后，别氏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行辕搬了进去，将一个培养宛西自治干部的最高学府，变成了自己的政治中枢；别氏更进一步将自己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一种传统官僚体系内的“座师”与“门生”的关系；1937年秋，别氏出任河南省第六行政区抗敌自卫军司令时，宛属十三县的各级干部，都由他的这些“门生”给填充了……这所学校与“自治”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彭锡田在世之日的那段话：“依赖绅董最易流为少数人的专制，与依赖官吏差不多。有时比依赖官吏的害处还要大！”在别廷芳时代，迅速变成了现实。别氏于1940年去世，没有将宛西土皇帝的权柄传给子孙；1948年，共产党部队在别氏旧宅挖出大量烟土和银元，“其（银元）数目在一百五十万块上下”（据《内乡文史资料·别廷芳事录》）。

结束语

    地方自治，是时代的大势所趋。但究竟该怎么搞？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政府的“县自治”失败了；阎锡山的“村政自治”也失败了；“宛西自治”同样失败了，但却给后人留下了两种不同的自治模式，孰对孰错，教训何在，读者当有自己的判断。笔者于此照录国民党人李宗璜当年给宛西自治所提出的三条建议，这些建议，今天应该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1） 由人治走向法治：宛西的地方自治无疑是以人为治的地方自治，但地方自治是一种人人有份的政治、不能全靠英雄。要作到人人能治的地步，就不能只靠人治，要靠法治。
    （2） 由绅治走向民主：宛西自治由开始到现在，还是停留在地方绅治阶段，由自治领袖到各级干部都是地方的正绅。正绅执政本是好的，但是绅士的地位不是经过人民选举的，事实上是没有人民为其后盾的。
    （3） 由自养到互养：自富是宛西自治的三大政策之一，实施结果已经有了相当的成效；但详加检讨，乃完全以家庭为本位。现在科学发达，社会进步，无论农业、工业，都应由各人顾各人的经济制度，变为互相协助、集体发展的经济制度。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2-3-21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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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期·1931年：中央苏区经济崩溃之根源

年度事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1931年是个多事之秋。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国民党的内讧却仍在继续，两广的分裂倾向日趋严重；日军则在东北接连制造事端，并终有九·一八事变，酿成丧失东北全境的奇耻大辱……这年的11月，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屡次催促下，也终于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了自己的割据政权……

“土地革命”与苏区经济成败：红军不得不长征的隐秘缘由

    对中国近代史稍有了解者，多半都听过“苏维埃”这个词语。但要细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恐怕也有许多人答不上来。非止今日，在“苏维埃”最流行的二、三十年代，民众同样大多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譬如在陕西栒邑，县苏维埃政府1927年成立时，“当时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苏维埃是什么意思，群众经常议论。有人说苏维埃是个人，他还见过，其他人也无法解释和反驳。”（马志超，《咸阳党史资料集·栒邑起义亲历记》）
    据沈志华编著《中苏关系史纲》的描述，“‘苏维埃’，是一个纯粹俄国的名词，意思是‘会议’。它之成为特有名词，是因为俄国1905年革命时出现过一种由罢工工人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被简称为‘苏维埃’。由于它具有工人起义机关和工人自治政府的双重性质，很适合于共产党人用来领导工人对政府的斗争……并在革命胜利后用它作为政府最高权力机关的代名词，以便于贯彻阶级专政的意图。”
    上述描述总结了“苏维埃”在苏联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其一是“工人”；其二是“阶级斗争”或曰“阶级专政”。为了凑齐这两大要素，苏维埃体制虽然很早就被引入了中国，甚至于在1930年前后已经在农村地区大量建立地区性的“苏维埃政权”，但中共中央始终不愿意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即便苏联因“中东路事件”的需要而不断催促。直到1930年10月，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做出了完全不同于苏联模式的解释，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在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地方，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中共的干部和工人骨干才开始大量——按共产国际的要求，是 60%——向农村地区转移。在这样一种近似于被共产国际强迫执行的背景下，1931年11月 7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首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宣布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地主到底占多少土地，佃户究竟交多少地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意味着中共已将工作的重心暂时从城市“工人暴动”转移到了农村“土地革命”。搞“土地革命”，自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农村土地的占有情况，具体而言，就是地主占了多少地，富农、中农、贫农、佃农又占了多少地。这既是“土地革命”是否必要的依据，也决定着“革命”应该深入到何种程度。

【地主占有农村耕地的 30%，而不是70-80%】

    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道：“地主富农在乡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大约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以户为单位计算），而他们占有的土地，按照一般情况，则达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此后，“占人口户数8%左右的地主富农，控制着70-80%的耕地”，就成了“历史常识”。
    毛泽东得出上述结论的依据何在，目前尚无人知晓。但毛氏1930年所做的《寻乌调查》，并不能支撑其1947年的这个论断。据《寻乌调查》，寻乌全县农村人口中大地主（收租 500石以上）占0.045%；中地主（收租 300石到 500石）占0.4%；小地主（收租 200石以下）占3%；富农（有余钱放债）占4%，中农（粮食够吃不欠债）占18.255% ，贫农（粮食不够吃欠债）占 70%，手工工人占3%，游民占1%，雇农占0.3%。土地占有情况是：公田占 40%，地主占 30%，农民占 30%。
    中共其他的实地调查数据也不能支持毛氏的论断。1927年11月发布的《鄱阳党团工作报告》里有一张江西乐平的《农村经济比较表》，是中共地方组织实地调查的结果。该表显示数据如下：

阶级           %        土地最多的                土地最少的
土豪         2%            1000亩（约10家）       500亩
自耕农     40%               50亩                        20亩
半自耕农 30%                20亩                         5亩
佃农         5%                 5亩                            /
雇农         5%                   /                             /
    ( 据《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合编 )
    国民党同样重视农村土地改革问题，也留下了诸多调查数据。有意思的是，国民政府的调查数据，与上述中共方面的调查数据，并无太大的差异。譬如：1932年国民政府内政部17省 869县的调查数据显示，地主户数占7%，土地拥有量为 38%；再如：1934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22省的调查显示，地主户数占5%，土地拥有量为 34%。这些数据，和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大体上是一致的。
    中立人士的调查数据，与国、共两党的结论，也没有太大差距。曾创办金陵大学农经系的J . L.Buck教授，1921至1925年间以及1928至1936年间，先后在中国主持过两次大型的农村经济调查。首次调查范围覆盖 7省17县2866个农家，之后据调查材料撰写成《中国农家经济》一书，二次调查扩展至22省 38256个农家，编著成《中国土地利用》一书。Buck教授的结论是：
    “有些私有的土地，被地主占有，分给佃农耕种，成为中国重要的问题之一。可是其幅度常有被过度估计的情事。( 实际上 )不到四分之三的土地，为耕种人所领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土地，用于佃赁。在产小麦的地区，耕种人自有的情形多，占( 全部土地之 )八分之七，与之相较，产稻谷的地区，自有土地为五分之三。将农民分为不同的门类是另一种衡量佃赁程度的办法：半数以上的农民为全自耕农；不到三分之一为半自耕农；其他百分之十七为佃农。”

具体的到中央苏区，可以参考学者黄道炫的研究结论：“江西、福建是1930年代中国南方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从当时各种调查材料提供的数据综合看，这一地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贫雇农占地约20%。就更大规模的东南地区而言，该数据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一九二○—一九四○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一期）换言之，中国近代农村社会，是一个自耕农社会，而不是一个佃农社会。

【佃户交给地主的产出不是70-80%，而是 30%】

    以上文所引江西乐平《农村经济比较表》来看，虽然地主占有耕地远远没有夸张到70-80%，但存在租佃关系的农民（半自耕农、佃农、雇农），仍有 40%的比例。如此，地租率（土地实际产出与上交给地主部分之间的比例）的高低，在反映农民受地主压迫程度这个问题上，仍然很关键。
    以往的说法，是佃户们70-80%的产出被地主拿走了。这个数据是想当然的，目前保存下来的明清两代乃至民国的租佃契约里所规定的地租额，大多数相当于土地正常产出的 50%左右。但这个书面上的地租额，还并不等于佃户实际缴纳的地租率。其原因有很多个方面，譬如：（1） 收租的对象并不是土地上出产的全部农产品。林则徐在《江南催拼科稻编》里说，吴地的习俗，是地里所种麦子的收入全归佃户，所种的稻谷则要给地主家交租。所以当地的佃农都喜欢种麦子，不喜欢种早稻。麦子作为土地上的“副产品”，不用交租，所以吴地农民普遍执行两熟制，种一季麦子，再种一季水稻。这种两熟制一直保持到民国，下文还会说到。（2） 也不是所有租种的土地都需要交租。譬如在南方许多地方，只有水田才计算地租，其他附带在水田上面的旱地、山林、水塘，既不计算面积，更不计算地租。产出则全归佃户所有。（3） 地租常常是要打折的。明末人耿橘大谈起江苏常熟的田租，称其实际收租比率不过 80%；清代道光年间华亭县的数据显示，上等好田，也最多只能收到 80%的地租，最差的则可能只收到 50%；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佃户抗租的悠久传统，一方面则是传统乡约的控制，正如清人汪辉祖《双节堂庸训》里所说：“偶遇歉岁，自有乡例可循”。
    具体到民国年间的地租率，以吴地松江为例，据学者邢丙彦的考察，民国 20-30年代，在正常年景下，因为两熟制及其他因素的存在，“每亩租佃田地的地租率：仅以秋熟稻谷产量计，为40％；而以全年粮食产量计，则为32％”（《民国时期松江地主收租组织的地租额和地租率》）。学者高王凌的研究结论也与之呼应：“鉴于地主实际取得的地租只占与佃农约定租额的七八成左右；同时，由于地租并不像通常所说占有产量的 50%，而大约只有 40%左右；这样算来( 70-80%乘以 40%），实际地租率则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 30%左右。”（《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
    综上所述，只有承认这样一种地主土地占有率（30%） 和地租率（30%）， 才能解释中共方面所留下的关于井冈山根据地中心宁冈县的这番描述：
    “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日常生活程度颇低，米一元钱可买四、五十斤，茶油每元钱可买八、九斤，盐每元七斤，普通一个人生活，有一元多钱就可度过一个月。宁冈出米，每收获一年可够两年之吃，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有性颇懒，出产以米为大宗，茶油、米、花生、豆次之，……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除遂、酃、茶、莲之大部外，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中央苏区成也“土地革命”，败也“土地革命”

    澄清地主对土地的实际占有率及其对佃户的“实际剥削率”（地租率），其实是想澄清另一个重要问题：自1920年代中期开始，“土地革命”风暴在中国广袤的农村风生水起，在推动革命进程上屡试不爽，其真实原因既然不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地主的高度剥削，那么，其革命动力究竟何在？

【民国农村全面破败，不但农民生计艰难，地主也大量破产】

    土地集中程度和地租率没有宣传语境里那么高，并不意味着民国的农村是一片繁华景象。相反，民国农村的破败程度，甚至超过了晚清。以福建为例：193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福建全省“平时已有百分之二十四系以甘薯充饥者，以豆麦及其他粮食充饥者亦占百分之八”；1929年一份莆田地区的调查则显示，莆田盐田民众“常年都是吃甘薯，除非是年节讨老婆生儿子才有三、二顿饭”。一位30年代在福建诏安担任区长的国民党人，在搜查一位共产党嫌疑人的住所后，留下这样一段令人心酸的文字：
    “我目睹着那陈旧的织满了蛛网的卧床上，堆着破结腐旧的棉褥，壁角无秩序地安放几粒甘薯，好像是他们唯一的粮食，心头着实不好过。这被告的名字叫杨肥，有一个‘愁容可掬’的妻子和一个跛足的男孩，我当时这样想，如果猫虎地据报就把这个匪嫌的杨某砍了头，他这两位妻儿，他的结果又要怎样呢？”
    这种破败，不仅仅限于自耕农和租佃农民，地主们也同样陷入困境。中共方面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在谈及49年前的农村经济时，曾中肯地说道：“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薛氏还敏锐地注意到：“留居乡间之中小地主，日渐没落，其自身反受高利贷之压迫。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贷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抻会及各种消费事项。”福建惠安后楼村最大的地主庄宗国，坐拥四百多坎盐田，其生活标准是：“平时三餐都吃地瓜干……初一、十五、年节、生日就吃两餐米饭，一顿地瓜粥”。

【这种全面破败，是西方经济强势冲击的结果，是中国现代化不可避免的阵痛】

    自耕农和佃农们吃红薯粥，中小地主普遍借债，大地主则吃地瓜干……农村普遍破败的根源何在？蒋介石曾一度将其归结为科举废除之后，土豪劣绅取代原来有素质的乡绅控制了乡村社会，蒋氏说：“从前社会，有秀才地方，以秀才为领袖；有举人地方，以举人为领袖，现无此种人，社会因失中心。”这种看法，与中共归因于地主土豪的宣传其实区别不大。但这种看法得不到当日学界和国民党内部的认同。学界的看法，以胡适及《现代评论》杂志撰稿人群体为代表。在胡适看来，民国农村的普遍衰败，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同时又遭遇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结果。胡适具体总结了两大原因：（1） 西方经济的强势冲击，使中国农村粗疏的的主、副业无力抵抗，“如西洋妇女剪发盛行，而我国的发网业衰落，如中俄商业断绝，而洋庄茶业破产，如世界经济萧条，而我国蚕丝皮货都大衰落”；（2） 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剧农村衰败，“都还是由于国内政治的不良，剥削太苛，搜刮太苦，负担太重”。（《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
    学者张元济对1920年代中国农村破败根源的观察，与胡氏相当一致，也认为是受了世界化的冲击。张氏说：“大家都说农村破产。谁破这农村的产？不是别人，是我们破的。乡下人供给我们的衣食和使用，我们不要吃他，吃外国货；不要穿他，穿外国货；不要用他，用外国货。乡下人辛辛苦苦种出来，做出来，换不了钱，养不活生命，只得罢手，懒惰下去，这样农村自然要破产。吃的、穿的太多了，我也说不完。就是用的也不少。单就我们书桌子看一看，也就觉得狠可怕了。我们从前用的笔，是紫毫、羊毫、狼毫、鸡毫，现在是自来墨水笔、铁笔、铅笔了。( 近来有人仿造铅笔。我盼望所用铅、木原料都采用本国的原料。 )从前用的墨是松烟、油烟，现在红、蓝墨水了。从前……”（《张元济全集·第 5卷》）
    国民党内的意见，也大致如此。1934年 3月16日，山东国民党人李天倪向全国经济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救济农村破产提案》，该提案不但敏锐地意识到国内农民的粮食生产饱受廉价进口粮食的压迫，而且通过详细的成本核算，得出农民在现有粮价前提下，种粮收入还不够偿付种粮成本，最后不得不破产的结论：
    “窃维吾国以农立国，社会、生存、国家命脉胥惟农民是赖，而自耕农之中产阶层尤为经济重心之所寄，……两年以来年丰谷贱，盖以外粮入口贬价倾销，自耕之农亏赔太甚，渐积至今十九已濒破产，倘令此经济中坚摧折以尽，生产增加势将绝望，国何赖焉！去年中央兴复农村委员会曾有提高粮米价格之议，近来宪法初稿亦有平准粮物价格之条，如能切实计划尅日施行，则农民垂绝之生机尚有一线挽回之希望。查吾国农民生活，各地虽有不同，而破产原因要皆以粮价太贱之故。即以山东而论，全国富农不过千分之一二，次农以赋地三四十亩至八九十亩为最普遍，其服田力穑除躬自操作外，仍全恃雇募佣工。故每种赋地一亩，自播种耨获以至登场入食，至少需工七人，工资、伙食贵贱牵算，平均每工计算四角，已近三元之谱。种子、肥料每亩计需四元。每亩纳粮一角六分，附捐称是( 每赋地二十五亩纳银一两，每两折征四元，平均每亩应纳如上数。 )漕米六分，附捐相等，正附丁漕合计共四角四分。他如乡镇自治公益摊款，自卫民团摊款，虽无确定数目，亦每亩一二角不等，是合计每亩工费已至七元四五角之多。而每亩所得精粮普通不过二百余斤( 约斛斗担余 )，即价值最贵之小麦每百斤不过三元，其他杂粮价格尤低，即全数卖出，尚不及成本原额。其衣食之资、婚丧之费、世事应酬之消耗将何所取始于？始或举债以周转，渐至举债而不能，欲不破产不可得矣。”
    李天倪来自山东，对当地的农村凋敝状况有很切身的体会，这些体会，也体现在他的提案里。李氏说：“鲁东向称富庶之区，地价每亩百元者，刻已低落至四五十元；鲁西、鲁南贫瘠之区，向之每亩五十元者，刻竟落至二十元或十元尚无人过问。农民破产之普通、痛苦之深刻，实为近古以来所未有。居今日而言，救济农村断非高润之生产议论所能济急，惟有设法提高粮价始足以解此倒悬。”（《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四册 （1931-1937）》）

【苏区土地革命满足了底层农民欲望，故而能掀起苏维埃运动的狂澜】

    虽然土地集中程度和地主剥削强度没有以往宣传的那样高，但农村经济确实处于一种全面破败的状态，大部分农民确实都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国民政府和中共苏维埃都同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前者的解决措施，是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农村复兴运动”；后者的解决措施，则是发起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土地革命”。“农村复兴运动”终于流产，“土地革命”却风起云涌，个中原因，是一目了然的——大量只有5 亩、10亩土地的自耕农们，仍然寄望于得到50亩、100 亩土地之后，能够摆脱生存的危机。1928年的一份《CY湘南特委徐林同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里说：
    “农民表现与在未分土地以前绝对不同的则有：A、 对苏维埃政府，普遍地认为是他们自己的敢府，随便做什么事，要到苏维埃政府里解决去；B、 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就不藏了，并且见到土豪劣绅，立即抓到就杀。C、 农村中互相打仗的现象已经没有了，都一心去抵抗敌人，唯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新分得的土地。”
    曾担任过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的李六如则说：“打了一些胜仗，革命形势日见高涨之后，一般农民天天跑来问我们：‘你们不是说大家分田吗？’一面拍我们的肩背，一面笑咪咪地催促。”
    这种对土地的极度渴望，正是1930年代中国的底层农民虽然大多不能理解“苏维埃”为何物，但却能支持苏维埃政权，在江西、福建两省范围内，掀起共产主义革命的巨大波澜的真正缘由之所在。各种党史著作将“土地革命”作为这一时期苏维埃运动的核心，是相当准确的。

【但土地革命不足以解决农村的全面衰败，为维持革命动力，苏区不得不年年“翻饼”重新“打土豪分田地”】

    “土地革命”固然能够发动大量底层民众加入苏维埃革命，但如上文所述，“土地集中”与“地主剥削”既然并不是民国农村衰败的主因，那么，很显然，仅仅依靠单纯的土地重新分配，就并不足以完成农村的复兴。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央苏区可谓成也“土地革命”，败也“土地革命”。
    学者杨奎松在《中间地带的革命》（2010年版）一书中，是如此描述这种成败玄机的：
    “仅从1929年到1931年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前，江西范围内的苏区分田运动多半就至少搞了两三次之多。1929年是不管成分如何，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1930年是划阶级定成分，重新分配土地。第二次重分过程中，因为一些地方只注意了形式上的‘平’，没有‘抽肥补瘦’，结果夏天搞了一次，秋天又第二次再分。1931年 3月新的土地法草案出台，明文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结果又引起新一轮更为激烈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在经历了如此频繁的‘翻饼’之后，只因为1931年11月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又颁布了新的土地法令，各苏区于是又开始修改过去的土地分配法，并依据新法令陆续查田分田了……当然，他们对这样的‘翻饼’的负面效果也并非毫无了解，因此每每还是要保证说：‘自此后的土地，农民有买卖、租佃之权，不举行分配了。’但这一轮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1932年底前后刚刚结束，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来江西中央苏区，否定了过去‘抽肥补瘦’的办法，并怀疑地主豪绅残余和富农有假装革命混入苏维埃机关的情况，因此很快又发动了新一轮的查田运动。因为这一次强调要弄成‘一个剧烈与残酷的阶级斗争’，……结果，此番斗争更加激烈。”
    中央苏区之所以年年“打土豪分田地”，党内政见分歧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因素却在于：一方面，“土地革命”是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最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土地革命”又不可能彻底根除农村的普遍衰败，如此，为了继续推进革命，就惟有不断“翻饼”，一年一次，乃至一年两次、三次，重新“打土豪分田地”。
    这样“翻饼”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王明1933年曾撰文《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批评中央苏区的“翻饼”行为：“有一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的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曾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避免重新分田”，电文指示：“你们应高度重视苏区的经济政策问题。……无重大原因，要避免重新分田，特别是在老区。分田之后农民应当拥有固定的土地，只没收那些参与反革命活动的富农的生产资料。”

【多次“翻饼”之后，连尚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中农，也不可避免地被划成了“地主”】

    当然，频繁的“翻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通过“打土豪”来筹钱。王明在《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一文中曾如此总结红军筹钱的主要渠道：
    “以前红军底供给是怎样来的呢？前此红军供给底主要来源，第一，是没收地主、军阀、官僚、绅士等方面的财产及储藏品；第二，占领新区域和新县城市；第三，夺取国民党军队底粮晌军装；第四，苏维埃政权在苏区内征收赋税。现在的情形是怎样呢?现在这些方法，其中很多都比较少了成效。”
    到1933、1934年左右，上述方法都已失效。具体原因，王明总结为四条：( 一 )在旧苏区内，地主、绅士、军阀等已经没有了。因此，在这些区域内再没有什么可以没收了。( 二 )进攻新的县城已经很难，一方面“许多县城都早已操在苏维埃政权手内”，剩下可进攻的只有南昌、抚州、赣州这种防御坚固的大中城市。另一方面，与苏区邻近的“城乡里的地主、官僚、豪绅等，早已将金银细软及一切动产移到上海等大的中心城市里去了，所以近来我们占领了县城，时常多半得不到很多财物和粮晌”。( 三 )因为蒋介石采取了新的碉堡战术，国民党军队不再冒险深入苏区，“夺取国民党军队底粮械也更难了”；( 四 )征收赋税，“由于苏区经济状况底变坏，苏维埃政权在征税时不能不遇着许多客观困难。”
    1933年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证实了王明的判断。据毛泽东当年的多次调查，在苏区必须拥有6-10担谷田，才能勉强够吃；但在33年的查田运动中，拥有 9担谷田的民众已经被定性为地主了，公略县曾查出“地主”381 家( 家庭总人口1181人 )，没收地主土地5168担，按当时“地主不分田”的政策，这5168担田实际上是这 381家“地主”的全部土地，以每户地主两个劳动力计算，每个劳动力拥有的土地不足10担，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这样的家庭都能被划为“地主”，可见经过多次“翻饼”之后，中央苏区确实已经没有地主了。

【“土地革命”没能解决苏区的补给问题，舒同说：红军之所以长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频繁翻饼的后果，如王明所说，是“苏区经济状况底变坏”，也可以说是彻底恶化。一方面，是民众对土地的拥有缺乏安全感，对生产缺乏积极性，担心“将来有一碗吃的人都会被打为地主的”；另一方面，随着国民党的围剿压力越来越大，大量的壮丁被征召前往前线，后方生产荒废严重，而后方生产荒废，又反过来导致苏区民众不愿参加“扩红”，甚至于选择逃出苏区。据学者黄道炫的研究：
    “中央苏区群众集中逃跑始于1933年下半年。首先从边区的万泰、于都、连城等地开始。出现这一问题，查田运动中‘左’的错误是导火索。时任粤赣军区政委的何长工根据其在粤赣工作的经验谈到，由于‘在地方工作中，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限制中农发展的错误的土地政策，使部分群众发生动摇，根据地边沿地区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部分群众‘外逃’的现象’”
    一些具体的案例，也反映出群众大规模外逃与查田运动有密切关系。万泰县窑下区郭埠乡不顾当地“贫农团会议”中的反对，强行将一人划为富农，结果两三天内群众“就走了一大批”，这些走了的群众，显然是受到了仅够温饱者也不免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刺激。资溪县由于查田运动，“十余天来，各区群众向白区逃跑现象日益发展，从一乡一区蔓延到很多区乡，从数十（人）一批增加到几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从夜晚‘偷走’变而为明刀明枪地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主席秘书走。”（转引自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
    “土地革命”的极限之所在，恰恰也就是中央苏区发展的极限之所在。经过若干次的“翻饼”之后，1934年的苏区，在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时，无论是物资的补给，还是兵源的补给，都已经难以为继，最终选择长征，是必然之事。正如曾长期在中央苏区担任要职的舒同1947年所总结的那样：
    “同志们都知道，我们中央苏区最后不能坚持而被迫万里长征，除了路线错误之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结束语

    自晚清以来，主义繁多，致力改良者有之，鼓舞革命者有之，但中国农村的全面破败，迄今未得到遏止与改善。30年代中央苏区的成与败，不过是这种农村全面破败的因与果的一个缩影罢了。30年代江西苏区土地政策的“翻饼”，也不过是这百年来农村政策“翻饼”的一个缩影罢了。
    编辑还有几句题外话。此前三期策划，编辑关注了三种“自治”，国民政府的“县政自治”，地方军阀的“村政自治”，以及非政府主导的“宛西自治”，三种模式的结果，均无一例外成就了土豪劣绅们对基层政权的把控。
    何以如此？其实本期策划是一个回答：在一个农村全面破败的农业中国，“自治”这种事物，是避免不了被底层乡绅拿来做改善家计的手段的；如果“自治”不能有这样的功能，乡绅们就会像宛西那位遭遇民选的财主一样落荒而逃——“自治”固然与素质无关，但得了贫乏病的人，得着“自治”的第一反应，必然不是去问这“自治”当中有多少民主、民权，而是先打量这“自治”能不能治得了自己的“贫乏”；治得了，就拿来改头换面，治不了，就弃若敝屣乃至落荒而逃。这是人之常情。中央苏区的农民们对待“土地革命”的态度，其实也是如此。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2-3-27 16:21

1932年：“法西斯主义救中国”

年度事件：中华复兴社

    “打倒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政治口号。口号虽然简单粗暴，但也并非捕风捉影凭空捏造。1930年代，蒋介石确实一度认为“法西斯模式”是拯救中国危亡的最有效的办法；同时怀有这种看法的，还包括诸多的青年国民党人和大批著名知识分子。在1930年代的中国，“法西斯”不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贬义词，相反，它承载着许多人沉重的强国之梦……

蒋介石与国人的“法西斯主义救中国”之梦

    1932年 3月，以贺衷寒、桂永清、肖赞育、滕杰、康泽、戴笠、郑介民等人为首的一批国民党青壮骨干，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华复兴社”的秘密团体。多年之后，这个组织在历史留下了一个“法西斯特务”的标签，其政治理想——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以“法西斯主义”救中国——则随着“法西斯”一词在40年代的臭名昭著，而湮没无闻。
    回溯“中华复兴社”的成立，实是蒋介石的意思。骨干成员康泽后来回忆，复兴社成立前，蒋氏多次召集他们谈话，其中语多痛切，譬如某次谈到：“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编辑注：此处指1931年因东北沦陷，各地出现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众抗日请愿）；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据康泽说，“中华复兴社”的名字，乃至“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的十六字纲领，也是蒋氏拟定的。

1930年代，国人普遍怀有一种“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迷梦

    对复兴社而言，十六字纲领其实是大而空的。真正指导社团政治活动的，是1930年代国人对德、意“法西斯主义”的迷信。上海《社会主义月刊》1933年第 1卷第 7期刊登有一篇署名“冠山”的文章《国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文章极具代表性，很能反映1930年代国人对“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热望。作者开篇即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
    “沈阳吉林陷落了，黑龙江陷落了，锦州陷落了，山海关陷落了，热河陷落了，长城一带与滦东各县陷落了。虽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无时无刻不在外患的威胁之下，然而像这样的丧土失地，还是第一次。本来内部的贫乏与不安，已经使国本动摇，民生日蹙，现在再加上这样严重的外患，在内外夹攻之下，使中国民族的运命，几如风中残烛，使每个国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究竟往何处去？究竟什么是中国人民的出路？这是每个中国人民所必须了解的。”

    【“事实上，只有‘法西斯蒂’是濒于绝境的国家的自救的唯一工具”】
    作者总结了近代以来东西方四种落后国家实现民族崛起的模式：1， 苏俄式的共党主义革命；2， 土耳其式的民族革命：3， 法国式的民主革命；4， 意大利式的法西斯蒂革命。作者分析的结果是，除了第四种模式，其余模式均不适用于中国：
    “这四种方式中，那一种合适于中国国情？那一种可以作为我们的楷模？以上四种方式——苏俄式的，土耳其式的，法兰西式的，意大利式的——已有三种( 前之三种 )是不适于中国现状的。除此四种方式以外，尚有一种没有成功过的方式，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但是这种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更没有实现的可能。本来，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调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一种改良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极度发达的国家，如以前的德国，以及英法各国，才有部分实现的可能——但也仅仅是部分的实现。在中国，资本主义既不发达，社会民主主义根本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
    “……事实上，只有‘法西斯蒂’是濒于绝境的国家的自救的唯一工具。意大利在大战以后，几有国亡家破之叹，如果没有法西斯蒂运动，则意大利只有覆亡的前途，决没有复兴的希望。德意志也是一样。经过了战败的牺牲，德意志已到了绝望的境地，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都不能把德意志从重重的压迫之下解救出来，然而‘法西斯蒂’的运动，拯救了德意志的运命。因此，‘法西斯蒂’的运动可说对于一切濒于死亡的国家与民族的起死回生的唯一的仙丹，回顾我们中国，现在处境之危，尤甚于昔日之意大利与德意志。苏俄式的共产主义，法国式的民土革命，土耳其式的民族革命，以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等，都不能解决中国的危机，已如上述。所以除了仿效意大利德意志的法西斯蒂精神，以暴力奋斗外，决没有其他出路。”

    【“只有国民党才可以负起这伟大的历史使命——法西斯蒂运动的使命来”】
    作者还希望国民党能够负担起领导中国的“法西斯蒂”运动的重任：
    “既要推行法西斯蒂运动，就需要有一个中心的领导机关，具体的说，要有一个法西斯蒂党。但事实上，中国的危机，已追在眉睫，要在最短期内，把无组织的民族组织起来，这是决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不能从无组织的群众中去组织新党，而只有从现成政党中去彻底改造。……中国的既成政党，实际只有国民党与共产党，除此以外，虽有青年党社民党产业党第三党等名称，组成则仅有招牌，或则仅有空气而并招牌亦无之。这些‘野鸡党’( 即不成党的代名词 )，当然够不上担负法西斯蒂运动的任务，至于共产党，本是与法西斯蒂绝对对立的东西，况且严格的说来，中国共产党根本就不成为一个党。他们已经没有主义，没有政纲，没有策略，所有的只有杀人放火的暴行而已，所以只能称之为土匪集团，不能称之为党，如此，则明白的，只有国民党才可以负起这伟大的历史使命——法西斯蒂运动的使命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名为“冠山”的作者，对自己所阐述的“法西斯蒂”概念的内涵，有明晰的认识。冠山说：“法西斯蒂的最高原则，就是救国，这就是孙先生所说的三民主义的任务”，因为孙中山曾说过：“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冠山还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法西斯蒂的民族至上主义都可谓不期而合”。因为孙中山曾说过：“我们的地位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为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主义来救国”。30年代国人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出发点，与冠山这种“民族至上主义救中国”的路径，完全一致。
    这种对法西斯主义的热衷，正如学者易劳逸所总结的那样：“在30年代，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以一种有害的或倒退的教条的形象而出现的。与此相反，法西斯主义好象是站在历史进步的前列。自1912年后，在中国，建立议会政府的尝试总是伴随着明显的悲剧性的结果，而且在全世界范圈内，民主与自由放任主义被拒绝，一人统治或一党独裁受欢迎。……拒绝接受一种已在意大利和德国证实是富有效率的制度，拒绝支持这种具有明显的历史功用的政府制度似乎是愚蠢不堪的。”更何况，在1930年代，中国的国家存亡已经随着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上升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高度，法西斯主义这种已被证实具有迅速强国效用的手段，受到国人的热切关注，是很自然的事情。

复兴社希望全国“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

    具体到复兴社，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法西斯主义政党”，将蒋介石塑造成一个“法西斯领袖”，是其自始至终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即便是复兴社日后被“三民主义青年团”所取代，这种“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追求，也并没有被放弃，仍被“三青团”继承了下来。

    【刘健群：法西斯主义现在看是落后的，但是当时它似乎是一种复兴国家的非常进步的手段；贺衷寒：晚近复兴的国家，无一而非举国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达成其复兴的大业】
    这种追求的具体实现方式，正如复兴社骨干刘健群1933年在《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文中所写的那样：“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进展，必须把握着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持主张厉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项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必须铲除贪污，要铲除贪污，必得主张严格限制官吏及党员的私产。这三个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确的道路。”
    刘健群所谓的这三个要点，概括起来就是：1、 一党专制；2、 领袖独裁；3、计划经济。这些其实也正是当日国民党人所理解的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内容。1969年，刘健群在台湾接受学者易劳逸的采访时，曾如此不无感慨地评价自己当年的理想：“法西斯主义现在看是落后的，但是当时它似乎是一种复兴国家的非常进步的手段。”
    复兴社的宗旨，是以三民主义为唯一信仰，以国民党为唯一执政党，以蒋介石为“国民党的唯一领袖也是中国唯一的伟大领袖”，“党员必须绝对支持他，只听从他的命令，以他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复兴社视此为复兴中国的唯一途径。复兴社的另一领袖人物贺衷寒，1937年 3月在《前途》杂志上刊文《现代政治与中国》，即公开宣扬这种救国路径：
    “到今天这时候，大家当然可以看出晚近由失利中复兴的国家，其政治几无一而非举国在一个政治信仰一个政治领导与一个政治目标的确立中得到成功，这即是说明晚近复兴的国家，无一而非举国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达成其复兴的大业，那末，我们中国有认识的人士，今日又何必徘徊瞻顾而不立即急起直追，走上这条成功的大路，而要求花样百出，喊甚么各党各派合作的口号呢？总之，大家如果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决没有不能合作的道理，反是大家如果不能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又何从得到合作的途径咧！？即使表面可以一时勉强合作，又有甚么好结果咧！？中国国民党在其五十余年奋斗历史的过程中，对国中任何革命派别的人士，无不尽量容纳，大家现经觉察国家民族的需要，何不迫切了当在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目标下来从事国家民族复兴的奋斗咧！？……同志们，这里有我们国家民族的事业，这里也有我们自己的事业，是时候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大家一起来奋斗！”

    【蒋介石：“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
    刘健群与贺衷寒们“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路径信仰，其实也是蒋介石的救国路径信仰。蒋氏在1935年前后对蓝衣社的一次训话中曾明确表达过自己对法西斯模式的热衷：
    “今日中国所需要的不是讨论未来中国将实行何种理想的主义，而是需要眼下将能救中国的某种方法。……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对衰弱社会的刺激……法西斯主义能不能救中国？我们回答：可以。法西斯主义是目前中国所最需要的。……在中国现阶段的紧急形势下，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
    何以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蒋氏其实早在1931年 5月 5日国民会议的开幕致词中已有详细阐释。与“冠山”相似，蒋氏也先分析了“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的种类：“除传统的君权神圣说，不必计议外，约可概分为三：而主党治者居其二。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继而，蒋氏具体阐释了这三种模式，并认为只有“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对中国现状具有借鉴价值：
    （1） 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蒋氏的理由是：“一党当政之国家，而阶级斗争，反更残酷，消灭反对者之过程，虽列宁亦难为之预期，但断其必久，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
    （2） 自由主义也不适合中国。蒋氏的理由是：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动以个人自由为重，英美民治，本其长期演进之历史，人民习于民权之运用，虽有时不免生效能迟钝之感，然亦可以进行，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他邦议会政治之弱点已充分暴露，而予论者以疑难，自由必与责任并存，自由乃有意义，否则发言盈庭，谁执其咎，此事之最可痛心者。”——换言之，蒋氏认为国人尚未完成训政阶段，还不能进入自由主义时代。
    （3） 法西斯主义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蒋氏的理由是：“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国家主权，既为神圣纵横发展，逞恤其他，国际上之影响，是否合于大同原则，不待智者而知。”——换言之，蒋氏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至上”，很适合改变当下地方势力格局称雄的局面，更能满足团结抗日的需要。
    蒋氏这种救国路径的信仰，也深刻地反映在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代的外交策略上。与“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这类传统帽子格格不入，南京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更重视对德外交，而不是对美外交。直到德国政府选择与日本结盟并承认汪伪政权，双方的亲密关系才宣告破裂，南京也才将自己的外交战略的重点转向苏俄和美国。1932年 8月，南京国民政府里的一名德国军事顾问传递给德国政府的如下信息，很能说明“法西斯主义救中国”与南京的外交策略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名德国顾问写道：
    “蒋介石阁下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已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希望通过他的代理人得到有关我们党完整的资料。对于他，有一个问题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党是怎样成功地在党的追随者中间维持严格的纪律的，以及如何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持不同政见者或对手的，而这一切如何干得如此成功。他所要的这些资料并不仅仅局限于党卫军，而是要有关全党的资料。”

知识界同时期也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民主与独裁论战”

    “冠山”是何人？其言论在普通民众当中有多大的代表性，是一个难以具体数据衡量的问题。“复兴社”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整个国民党的意志，其实也很值得怀疑，蒋介石在1931年的被迫下野，就很能说明国民党内部分裂状况之严重。但即便如此，这些材料也已经足以说明，“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这样的救国模式，在当日确实有它的民意基础。这种民意基础，在1933年末知识界以《现代评论》为主要阵地所发起的“民主与独裁论战”当中，可以看得更加具体。

    【蒋廷黻：中国需要再实施一次真正的专制来完成“建国”的第一步，然后再来谈政体的“民主”与“专制”】
    与“冠山”们一样，这场论战的出发点，也是“中国究竟往何处去？究竟什么是中国人民的出路？”挑起此次论战的蒋廷黻，其《革命与专制》一文开篇就说：“全国人士都觉得国家的前途是漆黑的。中国现在似乎到了一种田地，不革命没有出路，革命也是没有出路。”在蒋廷黻看来，现实已经证明，“革命”与“不革命”都救不了中国，为什么呢？蒋氏如此分析：
    其一，“不革命的中央政府”都是软弱无能的政府。蒋氏说：“中国近二十年来没有一个差强人意的政府，也没有一个罪恶贯盈的政府。极好极坏的政府都只在地方实现过，没有在中央实现过。因为中央就是有意作好，它没有能力来全作好，中央就是有意作恶，它也没有能力来作极恶。……在这个环境里，无论是谁都作不出大好事来。中国基本的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
    其二，“革命势力”的每一次出于善意的暴动，最后无不造就败家灭国的后果。蒋氏说：“（革命）多革一次，中国就多革去一块。久而久之，中国就会革完了！读者不要以为我故意张大其词。孙袁的竞争不过是个例子。假若不为篇幅所限，我可证明民国以来的外交，没有一次外交当局不受内战的掣肘，我更能证明没有一次内战没有被外人利用来作侵略的工具。九一八事变为什么在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发生呢？一则因为彼时远东无国际势力的均衡，二则因为日本人知道彼时中央为江西共党所累，为西南反蒋运动所制，绝无能力来抵抗。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这是就目的纯洁的革命说，但是谁能担保目的是纯洁呢？”
    既然“革命”与“不革命”都救不了中国，蒋廷黻于是换了一种思路：“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谈不到第二步，……中国现在的所谓革命就是建国的一个大障碍。……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不是个那种国家的问题。”——在蒋氏看来，1930年代的中国，根本连建国的任务都还没有完成，遑论选择何种政体。当务之急，是赶紧补上这“建国”的一课。如何补课呢？蒋氏说，“中国现在的局面正象英国未经顿头专制，法国未经布彭专制，俄国未经罗马罗夫专制以前的形势一样。我们虽经过几千年的专制，不幸我们的专制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换言之，就是需要再实施一次真正的专制，来完成“建国”的第一步，然后再来谈政体的“民主”与“专制”。

    【丁文江：请问当今之时，知识阶级还不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蒋廷黻的这篇文章，是1930年代知识界“民主与独裁论战”的导火索。随后，大批知识分子分成“独裁论者”和“民主论者”加入到了论战当中。值得深思的是，绝大多数“独裁论者”，一直以来都是民主思想的传播者和倡导者。譬如钱端升，早年曾竭力批判专制体制是最不稳定的政府形式，故不可取。但在1930年代这场论战中，钱氏却旗帜鲜明地站到了“独裁论者”的阵营里，其理由则与复兴社诸人相当一致，认为英、美议会政治的衰落和德、意独裁制的兴起绝非偶然，而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钱氏认为，中国欲谋复兴，必须完成工业化，而“欲达到工业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则国家非具有极权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国家有这种权力，则又非赖深得民心的独裁制度不为功”；“中国所需要者，也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
    再如丁文江。丁氏是胡适的挚友，在推崇民主政体与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等事情上，与胡适的立场一般无二。但在1930年代的论战中，丁氏却站到了胡适的对立面，成了“独裁论者”里的骨干。丁氏推崇独裁体制的理由是：
    “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不但政治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我们的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和空前的经济恐慌。我们如何改革我们的政治，才始可以生存？陶孟和先生自己说，‘意德诸国的独裁政府是一种危机时代的政府。欧洲大战之后，各国百孔千疮，社会、经济、财政、产业，无不陷于不可收拾状态之中。在一个政府硬闯，瞎撞差不多要束手待毙的时候，于是一个最能应用心理的人，因缘时会，便做了选克推多。我们应该注意，所有现在欧洲独裁的国家，即发现危机的政府的国家，全都是民治经验最短，民治的传统最脆弱的国家’。这是历史的教训。我们民治经验的短，民治传统的弱，当前危机的大十倍于欧洲任何的国家。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应该想想，那一种政治比较的容易实现，比较的可以希望使我们可以渡过空前的难关。陶先生说我是‘实际主义者’，这是不错的。请问当今之时，知识阶级还不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丁文江这番话，道出了1930年代大批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却选择去拥护乃至企盼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体的出现的根本原因。丁文江不否认独裁是一剂毒药，民主才是良药；但民主政治是一种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已然无法满足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丁氏也只好寄望于独裁这剂毒药，能够“使得要吞噬我们的毒蛇猛兽，一时不能近前”，至于以后的副作用，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编辑注：“民主与独裁论战”对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深远影响，编辑将用另一个专题来详细阐述，本专题只作简单介绍）

结束语

    丁文江有一句话对的，已经获得了历史的验证：“中国实在太乱了、太穷了、太弱了、太苦了。故只要有人能使她安，使她富，使她强，使她乐，我不相信，谁不愿意。”——所以，在1930年代，“冠山”们相信“法西斯主义救中国”；蒋介石相信必须走“奉行一个主义，服从一个领袖，遵行一个国策”的道路；知识分子们则选择做“实际主义者”，期盼一个真正的独裁者和独裁政权的出现。
    但历史没有给穷困潦倒的近代中国一个实践“法西斯主义”的机会。蒋介石没有成为全国人民的红太阳，国民党也没能成为全国人民的大救星。究其原因，在于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自始至终有名无实——在南京中央政府，国民党固然实现了“以党统政”；但在省县各级地方，国民党却不得不实行“党政分开”体制，乃至于1931年之后，地方党部不得不仰地方政府之鼻息以求生存——最能说明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地位差距的，莫过于一个省党部书记的月薪，尚不及一个县长月薪的一半。地方党部的极度衰弱，对蒋介石而言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情，用他的说法，“这是本党十几年来无事可成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对照1930年代的德国，不难理解蒋介石这番痛心疾首的真意之所在：德国实现“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国策”的前提，恰恰正是其一党独裁，党部力量强势渗透到国家的各个角落；国民党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蒋介石也不可能获得“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的机会”，他无法实现一党独裁，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军事独裁。欲以法西斯模式救国而不可得，在蒋介石看来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作者: 老爺叔    时间: 2012-3-27 17:43

历史没有给穷困潦倒的近代中国一个实践“法西斯主义”的机会。蒋介石没有成为全国人民的红太阳，国民党也没能成为全国人民的大救星。究其原因，在于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自始至终有名无实..
德国实现“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国策”的前提，恰恰正是其一党独裁，党部力量强势渗透到国家的各个角落；
国民党做不到这一点，蒋介石无法实现一党独裁，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军事独裁。
ys1937 发表于 2012-3-27 16:21
中國苦難，歷史糾結，百思不解，豁然開朗，一言道破，一通百通。
作者: 天马行空    时间: 2012-3-28 16:22

要创造无数个地球和宇宙   给理论上无限繁衍的人类一人一个  以满足理论上人 尤其是男人无限的欲望 使之都成为无远弗界的统治者  嘿嘿  呵  现实中除此以外  别无他法
作者: 天马行空    时间: 2012-3-28 16:53

还有一终极解决之途   天机不可泄露  嘿  呵呵      “2012”了 。。。。。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2-4-9 18:26

1933年：民国多数“公知”选择社会主义

年度事件：中国现代化讨论

  1933年的这场“中国现代化讨论”的参与者，有国民党体制内的学者，也有同情中共的学者，甚至还有一些学者在抗战期间做了汉奸。这其实说明的是：这次讨论，是有代表性的，不是某一固定思想群体的自娱自乐，而很能反映当时知识界的一般认知：只有搞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前途。

民国“公知”：搞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前途

  历史行进到1933年，摆在国人面前的有两大难题：
  1、 该如何振兴全面破败了的农村；
  2、 该如何解决因日、俄的步步紧逼而造成的民族存亡的危机。
基于这两大现实问题，1933年 5月，上海《申报月刊》在知识分子当中发起了一场“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向全国的社会名流、学者发信约稿，征求意见。征文活动被限制在经济领域，以两个问题为核心：
  （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具备哪些先决条件？
  （二）中国现代化的路径，究竟该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1933年 7月，《申报月刊》 2卷 7号发表了《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共收录发表了26篇文章。概览这些文章，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学者们对“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但在回答经济政策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时，16位明确作答的学者，15位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 1位选择了“纯粹的资本主义”。

祝伯英：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祝伯英是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其刊发在《申报月刊》上的文章，署名是“亦英”，题目是《现代化的正路与歧路》。祝伯英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认为中国若要复兴，必须搞国家统筹的计划经济。祝氏说：
  “如果要使中国真能现代化，消灭没落的气象，走上发展的道路，那只有将中国的经济，作全盘的改造，将先进的生产技术，运用来建立社会的全部。随意的今天一个钢铁厂，明天一个航空公司，任着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演进，那是没有结果的。现代资本经济中，各业不平均的发展，尤其是工农业间不平均的发展，造成经济的浪费与破坏。有资者各自为政的各自投资，结果并不是全部经济的发展，而是强吞弱亡的经济破产。所以‘统一’的建设，是首要的原素。……这当然不是旧式的道路，资本主义的道路。”
  所谓“‘统一’的建设”，实际上就是以国家为核心的计划经济。据此，祝氏不赞成中国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将中国经济复兴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道路”上：
  “那么，这是什么道路呢？不是资本主义的方式，便该是社会主义的方式？我觉得单纯的肯定或否走，都不对的。现在阻碍我们上述的现代化的基本原素，就是帝国主义与中世纪的黑暗势力。我们的建设虽不是资本性，可是它应该是扫除这两种的压力的。我们建设的开始，虽然不就是社会主义，可是决不是发展资本经济。就在扫除这两重势力中，放下了基础，以便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没有这一种特殊形式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不可能的。”

张素民：中国不能搞资本主义，只能搞社会民生主义

  张素民是当时很有名的经济学家，早年留学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商学院教授、光华大学经济系主任、浙江大学商学院教授等职。他应约撰写的征文稿题目是《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张氏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是“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前提，则是实现“法治”：
  “为什么法治是工业化之前提呢？因为法令章程无效，工业化就要立刻失败。例如契约一项，必须由法律强制执行，否则企业者毫无保障。至于揩油舞弊而可不受法律章程之制裁，则一切公私企业，必腐败而倒闭。不仅企业，其他一切政治和社会事业亦然。英美工业之发达，其基础完全在法治。……中国各种企业和其他一切事业之失败，其根本原因，恐怕是在执法者之不守法。”
  “法治”的前提阐明之后，张氏继而论述具体的“现代化路径”。张氏明确表示，中国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应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社会主义道路”，又被张氏细分为最激进的“共产主义”，最缓和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居中的“社会民生主义”，张氏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是支持“节制的资本主义”，也就是“社会民生主义”：
  “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上面已经说明了。假定我们能具备这个前提——能使法律章程有效，——则中国现代化应采什么方式呢？个人主义的呢？还是社会主义的呢？我以为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早已过去，本世纪各国的资本主义，都是‘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所谓节制的资本主义，即一切经济事业，受政府的节制或限制，甚或由政府自办，这与斯密亚当之自由放任政策完全相反。中国今日之现代化，宜急起直追，努力进行，决非私人资本所能办到。何况民穷财尽，私人资本寥寥无几呢？再退一步讲，即令吾国私人资本十分充足，有使中国现代化的可能，然我们若采个人主义的方式，我们必收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之一切恶果，我们又何苦重走别人已经走错过的道路呢？所以个人主义的方式，在我们的现代化之计划中，当然在屏弃之列，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的现代化的方式之选择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是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好听一点，即是国家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我是一个注重现实的人，宁愿接受‘受节制的资本主义’一名词。”
  “受节制的资本主义”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张氏说得很明白：“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前面说过，即是‘一切经济事业受政府的节制或限制，甚或由政府自办’。换句话说，即是统制经济。不过统制经济一名词，在英美不多见，而他们的事实，确是如此。他们只爱用‘统制’一个字，或‘节制’一个字。虽统制较节制为重，实则节制多一点，即是统制。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也含着统制或节制，我以为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即是用政府的力量，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并对于私人企业随时节制。我们称之为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固可，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亦可，即称之为统制经济或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亦无不可。我所注重的，在实际，不在名称。”

董之学：中国“不需要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化”

  董之学是1930年代很活跃的一名学者；出版有《各国民权运动史》、《意大利大观》、《世界农业史》、《世界殖民地运动》、《今日之西藏》等多部政史类学术著作。他此次发表在《申报月刊》上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
  董氏文章的思路，是先从廓清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入手——搞不清中国现在是什么，自然也就搞不清中国将来该怎么走。董氏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的拥趸们将民国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谬，称他们是“洋八股”；也不同意另一派将民国视做“封建主义社会”的意见，认为他们只会教条式地将欧洲的“中世纪”套在中国现状上。董氏的意见，中国现在应该是一个“混合社会”，资本主义成分、封建主义成分、帝国主义成分等等均有：“在城市，尤其是大商埠，资本主义成分占优势，在农村则以封建剥削占优势，而连系城市与农村经济的，便是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商业资本与买办资本。中国农村经济的炭溃，主要地是由于封建剥削的加重与帝国主义商品的袭击。”
  在这样一种社会性质的界定基础上，中国的经济复兴改走一条怎样的道路？董氏的答案是：“我重复说一次：中国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不需要社会主义革命，它也不是单纯的封建主义社会，所以不需要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化，它仅是介于两者中间的复式社会，很可以而且需要采取非资本主义的路线。”至于什么是“非资本主义的路线”，董氏并没有一个清晰的阐释，只是说：“非资本主义路线”的最终目的，是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

杨幸之：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学习苏联搞社会主义

  杨幸之是国民党十八军的一名干部，也是一名学者。他在《申报月刊》刊发的文章，题目叫做《论中国现代化》。杨氏将中国落后的主因，归结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剥削：“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与残余封建势力两重恶势力便是束缚中华民族使其不能前进的桎梏，而且此两重恶势力实际上已结成为一金字塔，最显明的事实是帝国主义者以军阀为爪牙，而军阀又倚帝国主义者为靠山，交相依庇，狼狈为恶。此一金字塔如不推翻，中国民族将永远落后，永远无法前进，其前途将更黝黑如漆不堪设想。”——作为南京中央嫡系部队的干部，杨氏所谓的“军阀”，很显然是指那些与南京割据抗衡的桂系、粤系之流。
  如何实现现代化？杨氏的意见，是不但要改进生产，即实现“生产技术现代化”，而且更要改善分配，即“彻底改革社会制度”，实现财富分配的公平。如何“彻底改革社会制度”呢？杨氏的意见是学习苏联，搞社会主义：
  “目前横在我们眼前的有两个模型：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现在已临到第三期恐慌了，日薄崦嵫，历史早已为它掘好了坟墓，丧钟的撞响，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则正以加速的步武走向胜利的前途，第一次五年计划既已成功，第二次五年计划又已开始。无论是工业劳动者或是农业劳动者，他们所焦灼的，所孜孜以从事的，不是个人财富的累积，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之基础的建设巩固与世界社会主义之前途的争取。这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世界对照，恰是两个世界，两个历史范畴。我想，假如我们不愿长此困于泥泞之中，则在这样的对照之下，何去何从？无论是谁，都该知所选择罢！”

戴霭庐：如果不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戴霭庐是中国公学、上海中央大学商学院等高校的教授。他在《申报月刊》上的文章，题目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几个问题》。文章旗帜鲜明地表态拥护“走社会主义道路”。戴氏说：
  “现代化到联应该采用那一种方式的间题，大概是指来而言。以后如何，当然不容易答复，不过就主义而论，采用个人主义的方式，未免和世界潮流背驰。许多现代化，根本上便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如果不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譬如现在关于农村的救济，大多数主张由国家或地方创设农民银行，由农民银行贷款于农民，但是其间非在各乡村设立合作社不可，否则便不容易放出款项。就这合作社而论，当然须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目前的中国，处于这过渡时期，关于那一种主义的方式为合宜，似乎不容易断。理想上我是主张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因为许多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为根基的，一旦采用个人主义的方式是绝对办不通的。……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促进现代化，当然不免遭遇若干困难，然而决不可以气馁，如果已经决定方式，不可仍旧被个人主义所蒙蔽！”

罗吟圃：中国目前的急务是应厉行社会主义革命政策

  罗吟圃是一位著名的文化人和媒体人，还曾做过国民党十九路军的高级干部。他刊发在《申报月刊》上的文章，题目是《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我见》。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罗氏的意见非常鲜明：“中国目前的急务是应厉行社会主义革命政策，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罗氏说：
  “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含义是废除生产机关的私有制度，尤其是主张社会大众应该握住国民经济的最高权，如土地、铁路、矿产、银行等。个人主义是承认生产机关的私有制度，主张自由竞争，倡导无统制的自由贸易。个人主义者动辄夸说个人的自由是个人主义的特征，个人如果不能自由，便要变成团体的奴隶了。可是社会主义并不是绝对的劫夺个人的自由，而是主张个人要自由，应该在以社会全体的自由为前提的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人才得享受自由，但在社会主义里面，真正的自由却是人人都得享受的。在中国目下的现况，无论从那一方面观察起来，经济上的个人主义是万万不能施行的。使中国现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休生产。……如果能决心依照社会主义所主张一样，把生产机关收归公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政策，有计划的，图谋根本上使中国现代化，则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

唐庆增：唯一主张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学者

  经济学家唐庆增，是此次讨论中唯一一位旗帜鲜明地认为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学者。其文章标题是《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唐氏的意见是：社会主义或许在未来的中国可以实施，但现在却绝不能搞，理由如下：
  （1） 社会主义，只适用于贫富不均的国家。社会主义重分配，而我国当前的问题是生产落后。经济进化有一定的程序，在贫困国家，第一步当设法增加其富力，财富丰盛之后，渐渐出现分配不均，需要由国家出面调剂，此时方才适用社会主义。
  （2） 财富的增加，非实行个人主义不能达到目的。制约生产的三大要素，我国目前所缺乏的，是资本而不是人工及土地，所以增加资本，是今后的主旨。获利是人类的本性，搞资本主义，人民必乐于经营企业，获利愈多，则人民投资欲望越强，资本自然会增加；如果搞社会主义，则人民之获利的希望小，甚而竟致灭绝，如此则资本的积累就成了泡影。国人将永远陷于穷困而不能自拔。
  （1） 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蒋氏的理由是：“一党当政之国家，而阶级斗争，反更残酷，消灭反对者之过程，虽列宁亦难为之预期，但断其必久，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
  （2） 自由主义也不适合中国。蒋氏的理由是：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动以个人自由为重，英美民治，本其长期演进之历史，人民习于民权之运用，虽有时不免生效能迟钝之感，然亦可以进行，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他邦议会政治之弱点已充分暴露，而予论者以疑难，自由必与责任并存，自由乃有意义，否则发言盈庭，谁执其咎，此事之最可痛心者。”——换言之，蒋氏认为国人尚未完成训政阶段，还不能进入自由主义时代。
  （3） 中国现在的经济政策，不可好高鹜远，一味模仿苏俄模式。一者，苏俄公开的统计数据是不可信的；二者，中国与苏俄在国情上存在很大差异。
  （4） 与资本主义挂钩在一起的“个人主义”不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词语。今人动不动拿“个人主义”做中国落后的替罪羊，是根本不懂“个人主义”的真意。“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私自利损人利己。

其他参与者的观点

  吴觉农（上海中央研究院学者）：“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应该采哪一种方式？这当然不是改良主义的个人方式，而应该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了。”（《中国农业的现代化》）
  郑林庄（燕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全国计划掌握一切：经济计划不仅为工业极度发达国之必需，生产落后国要在最短时间完成最高的生产标准，则更为切要。……总上所述，我认为：中国欲在生产现代化上谋出路，其途径应是融和了生产机械化，合理化，计划化三原则，先达自足自供之经济的境界。”（《生产现代化与中国出路》）
  樊仲云（中国公学教授）：“说到中国的现代化，在二三十年前，其意义不消说，就是资本主义化；但是在这资本主义制度已生破绽，濒于没落的今日，则无疑的是指那走向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而言。由前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前提》）
  李圣五（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日报》主笔）：“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应当采取社会主义的。要在有组织的生产，很公允的分配，使‘劳力’与‘资本’站在平等的地位。‘资本阶级’和‘劳力阶级’的划分，须积渐划除；私有财产制度亦应逐渐改革。于不破坏社会秩序之范围内，推进社会主义式的‘中国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条件与方式》）
  陈彬龢（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所谓现代化，固然只有个人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的两个方式；然而个人主义的现代化中间，却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资本主义宗祖国——帝国主义的现代化，一是殖民地的现代化，即殖民地化。中国的现代化，自然要排斥殖民地化与资本帝国主义的个人主义化，而采取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方式与先决条件》）
  ……

结束语

  1933年的这场讨论，虽然没有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什么具体的影响，但却很能解释历史进程的奥秘：中共日后能够借“新民主主义”发展壮大，将大批知识青年吸引到延安，并非偶然；1949年能够取得政权，获取士心，更非偶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尤其是经济层面）是近代中国最主流的思潮。这种思潮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胡适到了台湾之后，还曾有过这样一段反省：
  “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趋势；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 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 )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 翁文灏、钱昌照 )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
  至少，在信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个问题上，1949年不是割裂，而是坚固的延续。这种延续，显然也不是执政党一厢情愿的延续，而是“士心”之所在。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摸准近代史演进的真实脉搏。
作者: ys1937    时间: 2012-4-18 11:51

第71期·1934年：民主与独裁论战

年度事件：民主与独裁论战

    1933 年《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论战”，所讨论的是经济层面中国该走资本主义道路（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道路（计划经济）的问题；稍后一些时间启动的“民主与独裁论战”，所讨论的则是政治层面，中国该走民主救国之路还是独裁救国之路的问题……

被遗忘的“民主与独裁论战”

    “民主与独裁论战”，实际上是1933年《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讨论”深化的结果。胡适说得很清楚：《申报月刊》的讨论，产生的效果是“您说了，我更糊涂了”。怎样才能不糊涂呢？胡适的意见，是抛开一切主义，去思考实际的现实问题。
    实际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胡适说：“今日当前的大问题依旧是建立国家的问题：国家有了生存的能力，政府有了捍卫国家的能力，其他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有渐渐救济解决的办法；国家若陷入了不能自存的地步，外患侵入之后，一切社会革命的试验也只能和现存的一切政制同受敌人铁蹄的蹂躏，决不会有中国亡了或残破了，而某地的赤色策命区域可以幸免的。……我们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建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
    如何“建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呢？具体说来，就是建立这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途径，究竟应该是独裁呢，还是民主呢？以《独立评论》杂志为载体，民国知识分子为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限于篇幅，本文仅简要复述当年这场论战者的主将们的思想与立场。

蒋廷黻刊文：革命救不了国，要救国必须补上一堂专制课

    胡适提出上述命题后不久，十九路军在福建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另行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针对此事撰文《革命与专制》，发表在《独立评论》杂志上，论战就此开始。
    《革命与专制》一文的核心，是否定“革命救国论”。蒋氏说：“中国现在似乎到了一种田地，不革命没有出路，革命也是没有出路。”在蒋氏看来，现实已经证明，“革命”与“不革命”都救不了中国，为什么呢？蒋氏如此分析：
    其一，被“革命势力”革了命的“中央政府”，无一不是软弱无能的政府。蒋氏说：“中国近二十年来没有一个差强人意的政府，也没有一个罪恶贯盈的政府。极好极坏的政府都只在地方实现过，没有在中央实现过。因为中央就是有意作好，它没有能力来全作好，中央就是有意作恶，它也没有能力来作极恶。……在这个环境里，无论是谁都作不出大好事来。中国基本的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
    其二，热衷于革政府之命的“革命势力”，他们每一次出于善意的暴动，最后无不造就败家灭国的后果。蒋氏说：“（革命）多革一次，中国就多革去一块。久而久之，中国就会革完了！读者不要以为我故意张大其词。孙袁的竞争不过是个例子。假若不为篇幅所限，我可证明民国以来的外交，没有一次外交当局不受内战的掣肘，我更能证明没有一次内战没有被外人利用来作侵略的工具。九一八事变为什么在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发生呢？一则因为彼时远东无国际势力的均衡，二则因为日本人知道彼时中央为江西共党所累，为西南反蒋运动所制，绝无能力来抵抗。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这是就目的纯洁的革命说，但是谁能担保目的是纯洁呢？”
    既然“革命”与“不革命”都救不了中国，蒋氏于是换了一种思路：“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谈不到第二步，……中国现在的所谓革命就是建国的一个大障碍。……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不是个那种国家的问题。”——在蒋氏看来，1930年代的中国，根本连建国的任务都还没有完成，遑论选择何种政体。当务之急，是赶紧补上这“建国”的一课。如何补课呢？蒋氏说，“中国现在的局面正象英国未经顿头专制，法国未经布彭专制，俄国未经罗马罗夫专制以前的形势一样。我们虽经过几千年的专制，不幸我们的专制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换言之，就是需要再实施一次真正的专制，来完成“建国”的第一步，然后再来谈政体的“民主”与“专制”。
    为什么中国必须补上一堂专制课呢？蒋氏的意见，是必须经过一个真正的专制时期，中国才能成长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才能避免割据的流弊。蒋氏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历史学，获博士学位，所以文章举了很多“必须经专制阶段才能成为民族国家”的历史案例，譬如：
    “亨利七世统一了英国而起始所谓顿头朝代百年的专制。在这百年之内，英人……成了一个民族国家。……（法国）布彭朝的亨利四世收拾了时局，建设了二百年布彭专制的基础。经过路易十四光明专制之后，法国也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俄国亦复如此。……经过罗马罗夫朝三百年的专制，然后列宁及杜落斯基始能造成他们的伟业。世人徒知列宁推倒了罗马罗夫朝代，忽略了这朝代给革命家留下了很可贵的产业。第一，俄国在这三百年内，从一个朝代国家长成为一个民族国家。革命就不能有割据的流弊……”

胡适反驳：中国没有专制机会，民主最适合幼稚的中国人

    蒋廷黻的文章发表之后，胡适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反驳。在其中一篇《建国与专制》中，胡适说，自己读了蒋氏的文章，脑子里生出了三个问题：
    (1) 专制是否建国的必要阶段？
    (2) 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专制，为什么还没有做到建国的历史使命，还没有造成一个民族国家？
    (3) 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职责，我们今后建国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
    胡适的意见是：
    (1) 专制不是造就一个民族国家的必经阶段。胡适以英国为例，说道：“英国民族国家的造成，并不全靠君主之力。英国语的新文学的产生与传播，英文翻译的圣经与祈祷书的流行，牛津与剑桥两大学的势力，伦敦的成为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纺织业的长足的发展，中级社会的兴起：这些都是造成英国民族国家的重要因子。”上述各种造就民族国家的因素，并不都是在顿头专制王朝成型的。
    (2) 蒋廷黻认为中国还不是民族国家，胡适则认为中国早就已经是一个广义上的民族国家了。其理由是：“我们至今是‘汉人’，这就是汉朝四百年造成的民族自觉心的结果。其次是唐朝的三百年的统一，使那些新兴的南方民族至今还自称是‘唐人’，有了汉唐两个长期的统一，我们才养成一个整个中国民族的观念。我们读宋明两朝的遗民的文献，虽然好像都不脱忠于一个朝代的见解，其实朝代与君主都不过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具体的象征。不然，何以蒙古失国后无人编纂元遗民录？何以满清失国后一班遗老只成社会上的笑柄而己？我们所以特别表同情于宋明两代的遗民，这正可以表现中国早已成为一个民族的国家；这种思古的同情并不起于今日新的民族思想兴起的时代，其种子早下在汉唐盛世，在蒙古满洲入主中国的时期已有很悲壮的表现了。”
    (3) 针对第三个问题——“中国今天的建国大业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专制”——胡适单独写了一篇文章《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的意见是：
    “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其理由是：“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国民需要较高的知识程度，他们不知道专制训政更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在胡适看来，专制训政是比自由民主更需要技术含量的事情；胡适甚至举例：“俄国共产党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余年中整个欧洲文明教育训练出来的。就是意大利的专制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我们不要忘了那个小小的半岛上有几十个世间最古的大学，其中有几个大学是有近千年的光荣历史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四万万个阿斗”的国家，再英明的“诸葛亮”，也搞不好他的专制。
    “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胡适所谓的“新式专制”，包括三种类型，“一是领袖的独裁，二是一党的专政，三是一阶级的专政。”胡适举苏俄、土耳其、意大利等国的专制为例，认为在具备高水准的专制人才之外，“还须有一个富于麻醉性的热烈问题，可以煽动全国人心，可以抓住全国少年人的热血与忠心”，这样才可能出现专制政权。胡适认为现实的中国，不存在这样富有麻醉性的热烈问题，更没有可以煽动全国人心的口号，所以中国搞不成专制。
    “第三，我有一个很狂妄的僻见：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胡适与当时流行的“民主对国民素质的要求程度高于专制”的说法大唱反调：“总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中国的阿斗固然应该受训练，中国的诸葛亮也应该多受一点训练。而我们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我们小心翼翼的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专制的机会。我这种僻见，好像是戏言，其实是慎重考虑的结果，我认为值得研究政治思想的学者们的思考的。”

蒋廷黻回应：中国强盛图存“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

    针对胡适的反驳，蒋廷黻撰文《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作为回应。蒋氏绝不相信中国的现状是民主能够解决的。文章说道：
    “适之先生相信我们不须经过新式的专制。他相信我们现在就能行，就应行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制度。从理想说来，我以为这种制度比任何专制都好，从事实上看起来，我以为这种制度绝不能行。人民不要选举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么人。代表在议会说的话不过是话而已；中国近二十年的内争是任何议会所能制止的吗？假若我们能够产生国会，而这国会又通过议案，要某军人解除兵柄，你想这个议案能发生效力吗？只要政权在军人手里，如现在这样，又只要民众乐为军人所使用，又如现在这样，你的国会有一连兵就可解散了。”
    蒋氏的意见，中国要强盛图存，“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其理由是：
    (1) “第一，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专制。市是专制的，省也是专制的。人民在国内行动不过从一个专制区域行到另一个专制区域。至于权利的保障，处处都是没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大专制势必取消各地小专制，不然，大专制就不能存在。”蒋氏还认为，像袁世凯、吴佩孚这样的谋求统一的大军阀，一者，并没有把人民当作敌人；再者，人民也不配做他们的敌人，因为人民什么力量都没有；其三，人民实际上都希望统一，结束内战，并不愿意做袁世凯他们的敌人。真正破坏统一的，恰恰是那些二等军阀，“每逢统一有成功可能的时候，二等军阀就连合起来，假打倒专制的名，来破坏统一”，光知道“背西洋教科书”的士大夫们也就乘机鼓噪，结果破坏统一的机会，祸国殃民。
    (2) “第二，我们以为个人的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较高。破坏统一的就是二等军阀，不是人民，统一的问题就成为取消二等军阀的问题。他们既以握兵柄而割据地方，那末，唯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针对胡适不相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的自信，蒋氏说：“以袁世凯及吴佩孚一流的人物，离统一的目的，仅功亏一签了”，显然对出现能够统一中国的“个人专制”抱有很大的期望。

丁文江：知识分子还不讲实际，难道想做亡明的清流吗？

    在“民主与独裁论战”的中后期，“独裁救国论”的旗手，已经从蒋廷黻转移到了丁文江。丁氏是胡适的挚友，在推崇民主政体与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等事情上，与胡适的立场一般无二。但在1930年代的论战中，丁氏却站到了胡适的对立面，成了“独裁论者”里的骨干。丁氏推崇独裁体制的理由是：
    “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不但政治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我们的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和空前的经济恐慌。我们如何改革我们的政治，才始可以生存？陶孟和先生自己说，‘意德诸国的独裁政府是一种危机时代的政府。欧洲大战之后，各国百孔千疮，社会、经济、财政、产业，无不陷于不可收拾状态之中。在一个政府硬闯，瞎撞差不多要束手待毙的时候，于是一个最能应用心理的人，因缘时会，便做了选克推多。我们应该注意，所有现在欧洲独裁的国家，即发现危机的政府的国家，全都是民治经验最短，民治的传统最脆弱的国家’。这是历史的教训。我们民治经验的短，民治传统的弱，当前危机的大十倍于欧洲任何的国家。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应该想想，那一种政治比较的容易实现，比较的可以希望使我们可以渡过空前的难关。陶先生说我是‘实际主义者’，这是不错的。请问当今之时，知识阶级还不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丁文江这番话，道出了1930年代大批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却选择去拥护乃至企盼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体的出现的根本原因。丁文江不否认独裁是一剂毒药，民主才是良药；但民主政治是一种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已然无法满足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丁氏也只好寄望于独裁这剂毒药，能够“使得要吞噬我们的毒蛇猛兽，一时不能近前”，至于以后的副作用，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

蒋廷黻的支持者

    蒋、胡二人的文章发表之后，许多知名的知识分子相继加入论战。很快就分出了不同的阵营。总体上来说，支持蒋廷黻的“专制救国论”的，占了多数；支持胡适的“民主救国论”的，则稍单薄了一些。

    钱端升：呼唤独裁政治，而且希望国人不要再提倡什么民主政治

    清华大学教授钱端升的文章，题名为《民主政制乎？极权国家乎？》。文章的具体内容，钱氏开篇就有交待：“我于这篇文章中将先论民主政治的衰颓，次及现代各种比较成功的独裁的内容。从两者的比较中我将探索在最近将来或可流行的制度，从而更推论及中国应采的制度。”
    钱氏的具体意见有三：
    1、 民主政治的衰败是必然的。随着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越来越多地奉行民族主义，以至于“没有一个国家敢长取一种放任的态度”，而“民主政治是不宜于统制经济的，故民主政治的衰败将为必然的趋势。”换言之，钱端升认为计划经济是大势所趋，而民主政治不能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所以其衰退是必然的。相反，苏维埃制度和法西斯制度“俱要比民主政治较适宜于统制经济”。
    2、 未来的世界会采用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我所敢言的只有三点。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第二，紧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会是一种独裁制度。第三，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而在一党独裁和艺人独裁之间，钱氏倾向于选择前者，理由是：“因为一党的独裁不发生继承的困难，而一人的独裁则独裁者的死亡易发生重大的变动。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党内独裁之下，即发生继承问题，也不至如在一人独裁制之下那样严重的。”钱氏还说，“大家对于独裁也不必一味害怕”，独裁不见得比不上民主政治，虽然独裁会严厉剥夺许一些人的自由，“如苏俄之于资本家，德国之于犹太人，然它们之能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换言之，钱端升认可那种以自由换福利的独裁模式。
    3、 未来的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得很明确，他呼唤独裁政治，而且希望国人不要再提倡什么民主政治了：“究竟国民党是否有独裁中国的可能，如果没有，何人或何党将为中国的独裁者，这些是本文范围以外之事，故不必再予推测。我所要重复说的是：中国需要生产上极敏捷的进步，而要达到这目的则最好有一有力，而又以全民族的福利为目标的独裁。为早使这独裁能实现起见，我们再不要耗费精力于永不易得到、且得到了也无实力的民主政治的提倡；我们更要防止残民以逞的独裁之发生。”

    吴景超：开明专制的领袖，迟早总要出现的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景超，也是“专制救国论”的拥趸。吴景超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文章，题目是《革命与建国》。吴氏说：“我很赞同蒋廷黻先生的说法：‘中国的基本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为什么呢？吴氏举例说道：
    “我们试举几个例子，便可知道建设须以统一为前提。现在大家最注意的一件建设事业，便是救济农村。救济农村的第一件事，便是废除苛捐杂税。但在未统一的时期内，中央与各地军阀，都要培植兵力，于是不得不筹饷，于是不得不加苛捐杂税，于是救济农村便等于空谈。又如普及教育，也是建国的一件事业。但普及教育，便须经费，而在群雄割据时期内，一切的经费，都用在军事上面，原有的教育机关，已不能维持下去，哪有余费来发展教育，于是普及教育又等于空谈。又如经济统制，乃是近来最时髦的一种建设口号，但在未统一之先，山西的煤，中央能统制么？江西的米粮，中央能统制么？四川的石油，中央能统制么？在四分八裂的局面之下，来谈经济统制，岂非画饼充饥？”
    吴氏将统一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有实力的开明领袖身上，而且相信：“根据时势造英雄的原则，这种领袖，迟早总要出现的。”换言之，吴氏更倾向于个人独裁。

    张弘：我觉得，中国现代不专制不行

    《独立评论》曾刊登一篇署名张弘的文章《专制问题评议》，该文集中反驳了胡适认为中国不能搞专制的三条理由。文章说道：
    “( 一 )他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适之先生道：‘专擅一个偌大的中国，领导四万万阿斗，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起来，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我们无论如何宽恕，总看不出何处有一个够格的诸葛亮，也看不出何处有十万五万受过现代教育与训练的人才可以做我们专政的诸葛亮。’我们的看法，不幸稍有不同。惟其如此，惟其没有五万十万的诸葛亮，亦惟其只有四万万的阿斗，所以需要专制。须注意：四万万的阿斗是无法作主人翁的。他不会作，也不能作。但是，教导出一个两个或几个诸葛亮出来以率领一般风从草堰的人们，则比较容易，也比较快。”
    “( 二 )他不相信中国今日还有什么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非没有题目不能动人，乃是因提倡者缺乏真诚实意，更没有毅力决心，以至弄坏，……中国待做的事情还多着哩！至于将来这种活问题是什么，以后再说。”
    “（三）适之先生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这话我们就承认，但所需时间也太长，我们不能老等。为什么不能老等呢？因为国际环境的鞭策太急了，我们势不能不赶路。我们己经够落伍了，不能不想法追到前头。适之先生说：“我们小心翼翼地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专制的机会。”若然，则黄帝子孙的前途，真可令人悲观了。请问：这样地从容不迫，怎能为当今的国际环境所容许？……我们的意见，不幸与适之先生正相反。我们以为，民主宪政这种‘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不适宜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因为我们贸然钻进去，闹的笑话太多，毁坏的器具太不少，甚至于昏天黑地，可以把房子一齐烧掉！如果要免去这些荒唐，则必需有人严加管束；假如有人管教，那就变成训政的时期了。”
    这位作者最后用一句话做了总结：“我觉得：中国现代不专制不行。”

胡适的支持者

    钱端升、吴景超等人的文章出炉之后，胡适又接连写了好几篇文章回应。其主旨基本一致，即认为在当前的中国，既没有专制的可能（国民素质太低），也没有专制的必要（民族国家的成型并不一定需要专制）。胡适之外，赞同“民主救国论”的，则首推燕京大学教授常燕生。

    常燕生：专制武力统一没前途，应该走民主德治统一之路

    常燕生的文章题目叫做《建国问题平议》。与蒋廷黻、吴景超等人对“武力统一”的坚信有所不同，常燕生更关心“中心势力”的形成。什么是“中心势力”呢，就是既具备武力，也具备道德感召力的政治势力。常氏说：
    “切实说起来，中国今日国基之所以不安定，完全因为没有像普鲁士，撒的尼亚那样的有历史背景的中心势力可以凭借，改良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也是这个原因。今日中国要谈建国，要谈统一，必须先从创造中心势力入手。已往虽有两次创造中心势力的机会——北洋系和国民党——但都将机会失去了。一个中心势力的造成，不是全靠武力能济事的，所需要的是道义上的力量。一个中心势力应该使人民仰之如慈母，奉之如严师，至少也要使大家觉得彼善于此，这一层若办不到，根本难望树立起中心来，而武力统一的政策却正和这个希望相反，断难有成。”
    常氏态度鲜明地支持胡适：“我根本赞同胡适之先生‘无为政治’的意见，中国今日已经民穷财尽，人民所唯一需要的是休息，不但武力统一或其他性质的内战外战完全与人民的希望相反，即所谓生产建设也是现时人民力量所担负不起的。”
    既然以专制为依托的“武力统一论”是不可取的，中国的统一又要靠什么来实现呢？常氏设计了另外一套以民主民权为依托的“德治统一论”，其具体模式是这样的：
    “中心实力派……在最初，他应该与地方实力派相约，制定几条保障民权的大法，这就是葵丘之会的盟约。盟约定后，中心实力派应该首先在自己的领土内切实实行，首先成一立民意的机关，首先做出‘尊民’的榜样。然后昭告‘天下’，敢有蹂躏民意，遏制民权的，与天下共击之。如果中心实力派真能这样做去，我相信各地人民不是全无血气的，他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仗中央的声威，靠法律的保障，和地方实力派算账。在地方实力派与人民的权利冲突之中，中央政府可以乘机仗义执言，逐渐削减军阀的权力，培植民权的基础，国家的真正统一，只有在这样民权伸张之后才能实现。武力统一和专制的结果，只有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实力派反得挟持民意以与所谓中央者抵抗，国家是永远无办法的。”

    寿山：国民应该努力承受住“革命试验”的后果

    蒋廷黻的“专制救国论”和“革命祸国论”引起了《独立评论》杂志一位叫做“寿山”的普通读者的反感。这位读者写了一篇题为《试谈专制问题》的文章，来反对蒋廷黻，支持胡适。文章劝告国人要经得起对“革命试验”的后果的承受：
    “去年暑假回南在乡里常听得村夫野老叹恨：‘这个命真革得糟！从前皇帝在的时候，哪里像这个样子，就是在长毛反的时候也没有现在这样混乱呀，不晓得要那一天，真命人主才登位哟！’这才是‘厌乱之心’朝野共同？然而不足怪也，只要翻开各国的革命史一看，在革命过程中，人心不固是常有的事。就是革命者在中途疲乏了，变成反革命也很有人。革命本是一件烦难的事，哪里若吃口香糖那样适意，又哪里如写一篇演讲稿那样简单呢。若中华国民，经二十二年的试验，就叫来不起了，就要开倒车，那才真是可伤呢。俄国人不求局部的偏安，非达到理想的目标不可，这是可敬的；我们如若二十二年的变动，就受不了，就要反回老家，这才真不堪与人相提并论呢。如若要依蒋先生的指使，效俄人的精神，那末我们就宜咬定牙关忍受革命的烦难，不当稍不如意，就望皇陵而兴悲！”
    作者的立场很明确：“若专就胡蒋二先生的意见，问吾同情谁，吾人宁肯同情胡先生。”
    ……

结束语

    限于篇幅，本文远远没有能够再现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论战”的全貌——这场论战卷入的知识分子之多，所讨论的命题之深，迄今未见可与之相提并论者。
    正因为它卷入的知识分子是如此之多（支持“独裁救国论者”尤多），所讨论的命题又是如此具有现实意义，所以——时至今日，我们真的已经有足够的信心，来回应和阐释这场论战吗？笔者很心虚，所以笔者的结语，也不知道该从何写起。不过，当日的南京国民政府，曾对这场论战有过回应，不妨参考。那是在1934年的11月27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也正是知识界“民主与独裁论战”如火如荼的时候，汪精卫蒋介石联名通电全国，电文说道：“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义、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也。”
    同日，蒋介石又在答复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访问时，如此说道：“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之必要。”
    在做出“中国没有独裁的可能与必要”这样一种回应的同时，呼唤法西斯个人领袖独裁以救中国的复兴社，也正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积极运作。“独裁救国”，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有它强大的思想、政治基础。不理解这一点，恐怕就无法理解此后历史的进程，包括1949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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