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越南战争(the Vietnam War)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从破裂进一步走向敌对,中美苏越之间都各自开始着手新的战略定位。其中,越美和谈活动成为此项定位的关键。[1]就中国方面来说,对打开中美关系机会的最初把握,即突出体现在1968年末中国领导人对越美和谈态度的变化上。翌年初尼克松(Nixon)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后,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of South Vietnam<NLF>)、美国、南越阮文绍(Nguyen Van Thieu)政权参加的四方谈判在巴黎(Paris)正式启动,越南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此时,中美双方都看到了改变以往僵硬立场的必要性,尼克松开始将调整对华政策的目标建立在通过改善关系,拉中国助其解决越南问题,同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基础之上;中国也做出了缓和与美国的关系,集中力量对抗苏联的新的战略抉择,中美关系出现转机。只是由于两国隔绝的时间太久,以及冷战造成的双方之间的相互不了解和不信任,使得此期中美之间的呼应及接触磕磕绊绊,一度出现反复。中国在以务实精神实现对外战略调整的过程中,尤其注意不放弃自己革命外交的原则,并以越南问题为轴心,促进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
面对越美两国的这种反应,中国一方面通过新华社电讯谴责美国“同苏修勾结”“在军事上合伙反华”,“共同保持对世界人民、特别是对中国人民的核威胁、核讹诈”,[20]重新提醒越南领导人警惕被美国和苏修的对越策略所欺骗,主张“少把正式时间耗费在巴黎和谈上”。强调胜利不能在谈判桌上取得。谈判是次要的,其目的只在于暴露敌人的计划、部署。表示中国“无论如何要竭尽全力帮助越南打赢这场战争”,并在6月14日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the Provisional Republican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RRG> of South Vietnam)宣告成立时立即致电承认和祝贺;[21]一方面由林彪在经同毛泽东讨论确定[22]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宣称:毛主席指出:“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号召: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强调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争,打核大战。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23]以此将中苏珍宝岛冲突的文章做大,既使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进入战争的边缘,又向他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中国不会主动在印支战场上挑起对美国的战争。[24]
当然,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诚意仍然抱有怀疑态度。毛泽东即曾强调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它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尼克松政府正在推行反革命两手策略,口头上侈谈和平,实际上却在加紧强化侵越战争,企图用所谓越南战争“越南化”来挽救它必然失败的命运。[35]由此,尽管1970年初中美双方在第135、136次大使级会谈中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进行探讨时气氛空前的缓和,但是,当3月柬埔寨朗诺(Lon Nol)—施里马达(Sirik Matak)集团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the prince Sihanouk)领导的王国政府,成立亲美政权;美国增派泰国正规军入侵老挝,强化侵老战争,并于4月30日出兵柬埔寨,将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Indochina)半岛之后,中国立即旗帜鲜明地支持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National United Front of Kampuchea〈NUFK〉),支持由民族统一阵线领导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Roy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on of Kampuchea〈RGNUK〉);声明七亿中国人民誓做印支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全力支援柬、老、越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36]5月11日毛泽东会见越劳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Le Duan),再次提出中国是越南的大后方,越南飞机可以到中国降落,表示“我们不怕。如果美国人要打越南空军的‘庇护所’,他就来嘛。”毛泽东还强调:“谈判可以谈,不是不可以谈,但是主要应该打。”[37]5月16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推迟下一次中美会谈;建议毛泽东发表公开声明,支持国际反美革命斗争、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和西哈努克政府;召开国内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北京群众大会请毛泽东、林彪出席,西哈努克讲话。毛泽东予以批准。[38]5月18日中国正式将推迟会谈的决定通知美方,[39]接着在5月20日原定举行中美会谈之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美国军队撤出柬埔寨后,以1970年7月10日中国政府宣布释放在押美籍犯人华理柱主教(Bishop James Walsh)为起点,中美双方重新寻求靠拢,就举行高级会晤问题互致口信。美国并暗示中国美从台湾撤军是与结束越战相关联的,试图引起中国对此问题的关注。[48]此间,中国方面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范文同时谈道:我看你们能进行外交斗争,你们做得不错。起初我们有点儿担心你们会上当,现在不担心了。[49]是年,中国对越南主要武器装备的援助与1969年比继续减少。[50]
[1] 关于中国调整对美政策中的越南因素问题,以往的研究较少涉及。最近有关的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牛军:《60年代末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沈志华:《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68-1973)》,载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92-220、221-250页;沈志华、李丹慧:《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第98-116页;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1950-1975,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等。其中牛军的文章就此议题提出了较重要的论点,即中国与北越关系的变化是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对中国来说,援助北越主要是基于国家安全和支援越南民族革命的考虑,只有“和谈”才是真正涉及到双方的战略考虑的关键问题。笔者同意这个观点,但牛文强调的是和谈实现的结果,而笔者则侧重于分析、阐释中国领导人对和谈态度的前后变化及其与调整对美政策的关系问题。另外,Zhai书在述说和谈问题时没有涉及中国对和谈态度的变化究竟在哪里等问题。沈文也未落墨于此。
[2] 如1965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说:“你们和美国谈些什么问题,我还没有留意到。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到一定的时候也可以谈判。但总是不要把调子降下来,要把调子提得高一点。要准备敌人欺骗你们。”1966年10月5日周恩来在同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会谈时指出:越南问题到一定时候免不了要谈,问题在于条件、时机和决定权在于谁。谈判的决定权在越南。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7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3] 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4] 如周恩来和陈毅在会见越南领导人时突出批评了河内(Hanoi)的四个行为:改变过去以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越南北方为谈判基础的立场,接受华盛顿部分停止轰炸的建议;放弃自己对谈判地点的选择;将抗美斗争“逐步降级”,减少对越南南方的支持;接受阮文绍政权作为一方参加和谈。指责说这是四次妥协,尤其第四个让步行动是最实质性的,它使西贡(Saigon)傀儡政权谋求到合法地位,而令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丧失了合法性。认为河内是在加强敌人的立场,削弱中国的立场。1968年9月2日周恩来并在越南庆祝独立二十三周年招待会上公开提出:越南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争,反对投降妥协,就一定能够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此处的责备之意已十分明显,在中国方面看来,越南的让步行为无疑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投降妥协的性质。参见1968年4月13、1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Pham Van Dong)会谈记录,10月17日陈毅与黎德寿(Le Duc Tho)会谈记录,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Stein T?nnesson, 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 Hershberg ed.,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Working paper No.22, pp.123-129,138-14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56页。另,关于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态度问题,详见李丹慧:《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增刊。
[9] 关于经毛批准中方主动建议恢复中美会谈的情况,参见宫力:《毛泽东怎样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51页。另据美方材料记载,中国接受了美国建议的1969年2月20日恢复美中会谈的日期,并且提起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中共政策灵活性的新证据。见Alfred Jenkins to Rostow Memorandum, December 2,1968. 凡本文直接引用的美国解密档案材料,因原件馆藏号缺失无法注出。笔者存有原档复印件。下同,不另注。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50-451页。
[11] 参见塔德·肖尔茨(Tad Szulc)著、邓辛等译:《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THE ILLUSION OF PEACE Foreign Policy in the Nixon Years, <The Viking Press New York,1978>)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8-149页。
[14] The President to Henry Kissinger, February 1,1969; Nation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NSSM)14, Henry Kissing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The Director for Central Intelligence, February 5,1969.
[17]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Canada) Limeted, 1979, p.173.
[18]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版,第628页。
[19]《人民日报》,1969年3月17日;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170页。
[20]《人民日报》,1969年3月17日。
[21] 参见1969年4月20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黄文泰(Hoang Van Thai)、范雄(Pham Hung)等人会谈记录,4月29日李先念与黎德寿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22, pp.158-160; 1969年6月4日周恩来与中国驻越大使王幼平等人的谈话,云水著:《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04页。
[25] 关于多勃雷宁(Dobrynin)向美国政府通报珍宝岛事件及美国方面的分析情况,参见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172-173页;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Diplomacy,<Simon & Schuster and Triumph Publishing Co., Ltd.,1994>,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67-668页;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著、肖敏等译:《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America's Six Cold War Presidents(1962-1986),<Times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199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页。
[26] 参见Henry Kissinger前引书,第266、164页。
[27] 关于美国方面采取的种种措施,可参见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NSDM)17, Henry Kissing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fense, DCI, Chairman of JCS, June 26,1969; 《大外交》,第667-670页;《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上册,第149-164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349页。
[45] 参见约翰·H·霍尔德里奇(John H. Holdridge)著、杨立义等译:《1945年以来美中关系正常化》(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45 to the present, <1995>),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8-49页。
[58] John A. Scali to Dwight Chapin Memorandum, April 12, 1971.
[59] 1971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60] 一年多以前,中国方面曾坚决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类似建议。参见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pp.197-19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67页。
[61] 参见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9, 1971, 4:35 p.m.-11:20 p.m., pp.20,25. 2001年6月初上海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Modern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 Archives, Peking University)联合举行了“中美苏关系演变和冷战的转型”学术研讨会。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主任Ostermann先生与会并特意提供了美国最新解密的1971年7月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等档案材料复印件,这对中国学者的研究非常有帮助。
[63] 参见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0, 1971, 12:10 p.m.-11:20 p.m., pp.13, 25.
[64] 参见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9, 1971, 4:35 p.m.-11:20 p.m., pp.28, 29,19,32,33.
[65] 参见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9, 1971, 4:35 p.m.-11:20 p.m., p.3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0, 1971, 12:10 p.m.-11:20 p.m., pp.22-23,25.
[7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0, 1971, 12:10 p.m.-11:20 p.m., pp.26, 29.
[73] 参见William Burr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New Press, New York,1998, p.41.
[74] Comrade B: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 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 p.280. 另据中方材料,越南领导人听到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将于明年初访问中国,感到十分惊奇,但并未表示反对。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54页。
[95] 参见越南国防部军史研究院(Military History Academy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Vietnam)编著、廖贤春等译:《越南人民军(People's Army of Vietnam<PAVN>)历史》第二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1972年6月28日叶剑英、李先念与李班(Le Ban)等人谈话记录,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73-79页。另据苏联方面估计,1972年中国对越援助额为5亿美元。参见USSR Foreign Ministry Memorandum, "Vietnam-China Relations", July 4, 1973. SCCD, f.5, op.66, d.71, p.88. 转引自Ilya V.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1996, p.231. 是年中国援越部分主要武器装备为:枪(支、挺)189000、炮(门、具)9238、枪弹(万发)4000、炮弹(万发)221、坦克(辆)220、舰船(艘)71、飞机(架)14、汽车(辆)8758。参见《“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416页。
[105] 1972年12月29日毛泽东与阮氏萍谈话记录,Working paper No.22, p.18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69、571页。
[106] NSDM 204, Henry Kissin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Defense, Commerce Memorandum, February 6,1973. 此份档案1994年5月解密,但其中一些涉及武器装备的内容,如飞机型号、装备的技术标准或水平等等,均予删除。
[1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367页。
[108] 参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pp.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