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麦家讲起他的爱情故事,奈保尔和身边一袭金黄色宽松长裙、左鼻翼有鼻钉闪烁光芒的妻子――前巴基斯坦记者娜迪拉·奈保尔(Nadira Naipaul)显然听得很带劲。基于奈保尔夫妇邂逅、相爱的经历,可能,勾起了回忆。在2008年出版的《世事如斯:奈保尔传》(The World Is What It Is: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V.S. Naipaul)中,作者帕特里克·弗兰奇(Patrick French)叙述过他们初识的场景:1995年10月,在拉合尔(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的一个派对上,纳迪拉, 当时离异,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问奈保尔是否允许她献吻,作为致敬。
8月11日,上海思南公馆,奈保尔《大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1979)新版译本等三部作品中文版的发布会上,中国作家止庵真诚地、毫不吝啬赞美之辞地尽显地主之谊。在记者提问的中间时段,一位十岁出头的小男孩忽然出现,就立在我的左肩旁萌态可掬地向奈爷爷发问:“我读过您的许多作品,非常喜欢;请问您写作的动机是什么?”
奈保尔怔了一下,旋即在脸上组织了一个无奈的、略显不耐烦的笑:“你若是作家,就得一直写一直写,这就是全部动机。”
10岁时,奈保尔就想当个作家。在《寻找中心》(Finding the Center,1984)的序言里,他写道:“写作者的一半要务是发现主题,而我的问题之一是生活斑驳色杂,满是动荡和迁移:先是跟祖母住在信德乡下的房子里,那里的宗教和社会习俗仍然接近印度村庄;到了西班牙港(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都),黑人、街头多种族多文化的混杂生活和我在女王学院的有序生活交织;然后是牛津大学、伦敦、BBC广播电台的工作间。当我尝试开始写作时,不知该聚焦哪一段。”
阅读史上,作者的心思与读者的收割失之交臂、错为表里甚至南辕北辙本是寻常。在《来自第三世界的痛苦报道》(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Literary and Cultural Essays,2013)中,文学理论学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就有指出:“我们已经习惯把奈保尔的作品看作是对第三世界的真实报道,因为他在那里采访,揭示它的愚蠢、腐败以及丑陋,在那里,他是值得信赖的。但是这种报道经过西方语境的过滤,原本揭示的意义很可能会被误读、扭曲或利用,他所批判的第三世界成为第一世界的再制品,成为一个异化的世界;那里的痛苦成为被观看的风景、被评议的对象、被建构的理论,那个真实的第三世界反而没人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