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鲁士帝国崩溃之后,教师们仍然是帝国之梦的传承者。1918年,新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号仍然是“德意志帝国”,当时,许多教师虽然在政治上支持社会民主党或其他中间派的政党,但在思想上却是不折不扣的国家主义者,学校也仍然是培育国家主义的温床。德语语言文学教师们共同为学生选用的教材是汉斯·格林(Hans Grimm)的《没有生存空间的人民》(Volk ohne Raum)。这是格林于1926年出版的一部小说,轰动一时,销售超过70万册。[iv]“没有生存空间的人民”成为魏玛时期和纳粹时期的政治口号,表达了德国人因凡尔赛条约失去海外殖民地的绝望心情:德国已经成为一个贫穷、悲惨、人口过剩、无以生存的国家。纳粹用这个口号来作为侵略波兰和苏联的借口,“我们需要土地和疆域来维持我们的人民,需要为过剩的人口进行殖民”。[v] 德国人觉得自己的生存空间是被犹太人夺走的,德国学童玩耍的“牛仔和印第安人”游戏被叫做“雅利安人和犹太人”。1931年,纳粹还没有上台,反犹太情绪就已经在社会中涌动,德国犹太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了普遍弥漫的敌意,他们的社区报纸上刊登一些不太反犹的学校名单,让犹太家长把子女送到那里去上学。[vi]
纳粹德国的国家主义,它的“国家”是以“民族”来表述的,这与用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一类的政治意识形态来确定国家性质是不同的。“民族”(nation)与“国家”(state)之间有一种看起来“自然重叠”的关系,是现代“民族国家”神话得以建立的根本条件。[vii] 在纳粹那里,这两个概念极其暧昧地混合在一起。希特勒所许诺的“社会主义”既是国家主义(statist)的,也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t)的。希特勒的纳粹党,全名叫“国家社会主义党”,也有翻译成“民族社会主义党”的,为了方便起见,这里简称为“国社党”或“纳粹”。纳粹统治德国,依靠的不仅是完全由纳粹控制和操纵的国家机器,政府、各级纳粹党组织、党卫军、冲锋队、警察等等,而且更是无处不在的纳粹意识形态,它渗透到德国社会、文化、教育和家庭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确保纳粹政党成为德国主权的内核。正是由于纳粹政党实际上已经成为德国主权的内核,德国的国家主义才会按照纳粹的意志转变为符合纳粹党利益,并为它的利益服务的党国主义。
纳粹党人喜欢将诗人恩斯特·莫里兹·阿恩德特(Ernst Moritz Arndt)视为他们自己的国家主义精神先知,因为阿恩德特为纳粹的国家(第三帝国)范围是什么提供了一个语言学的答案。对于“德国人的祖国(国家)在哪里”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有人说德语的地方,就属于德国”。[viii] 显然,这是一个刻意保持国家与民族暧昧关系的回答。国家主义使得纳粹能够和平、顺利地从魏玛共和过渡到法西斯专制。纳粹是利用魏玛共和的民主选举制度获得权力的,这和革命政党领导“革命”,通过殊死的流血内战夺取政权,建立革命新朝代是不同的。建立革命新朝代的首要任务便是斩断与前朝的文化联系,但是,替代魏玛共和的纳粹却不必如此。在德国平缓过渡到纳粹统治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正是德国的国家主义及其国家主义教育传统。
这种国家主义在德国浪漫主义的“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中表述为崇尚原始朴实的美德、粗旷无序、原始的生存竞争。赫尔德(Johann Herder, 1744-1803)把人类和自然的成长与衰颓看成是依循相同的法则,因此,历史是一种有机演变,显示于各民族特有文化的发展中。他主张各民族(国家)本土文化的发展,产生一种表现于艺术与文学的“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费希特(Johann Fichte, 1762-1814)宣扬早期德国人(他所谓的“土著人民”Urvolk)的生命力与奋斗精神。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1778-1852)立志复兴德国民族的道德,他组织青年,以训练体操、野外远足为名进行爱国主义活动,成为德国的政治体育之父。纳粹赞扬雅恩是“第一流的政治教育思想家”。纳粹教育理论家包姆勒(Alfred Baeumler)说,“雅恩是第一个在我们今天的意义上使用‘帝国’这个字的。……在希特勒和雅恩之间,还没有任何一位政治家或政治思想家提出过对保存帝国有价值的哲学。”[ix] 国家主义成为纳粹教育可以从德国历史中几乎不用太多改动,就可以直接运用的思想和文化资源,这使得纳粹能够顺利地在国家主义中添加党国主义的成分,并最终以纳粹党国主义从根本改变传统德国国家主义的性质。
纳粹取得政权后,最剧烈的措施是接管或关闭所有的私立学校,因为私立学校从来便是自由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一种保护教育不受国家直接管制的传统体制。对于纳粹教育来说,首要任务是把所有的学校都置于纳粹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与此同时,纳粹还大幅度减少了学校招收学生的人数,1934年1月,大学女生已经减少到只有全部学生的10%,到1939年,德国大学生已经比1933年减少了57%。[x] 而中学生(grammar school)也减少将近五分之一。升学机会减少,使得那些想升学的学生之间竞争加剧,许多学生争相表现对纳粹的忠诚,甚至向盖世太保(秘密警察)出卖自己的同学或揭发老师的不忠行为。政治正确代替知识学业成为“好学生”和“择优录取”的主要标准。学生作文时照搬照抄纳粹报纸,如果老师对作文打低分或者有负面的评语,学生就会汇报上去,揭发老师的行为。[xi]
然而,作为整体的教师,他们是最配合纳粹的职业人群,至少公开的表现是如此,97%的教师是纳粹教师联合会(NSLB)的会员。1933年纳粹取得政权后,大批乘顺风船的人入了党,1936年纳粹停止大规模吸收党员。就在这之前,已经有32%的教师联合会员是纳粹党员。教师联合会中的党员人数是纳粹公务员联合会的将近2倍。担任纳粹党政领导干部的比例更高,教师是14%,而公务员则是6%。在纳粹党高级干部中,有76名区领导和7名大区领导是教师出身。教师们所惯常使用的政治、道德说教和腔调对纳粹话语有很大影响。许多忠于党的教师在学校和基层组织中积极发挥作用,成为影响和教育学生的表率。许多教师以前是社会民主党人,摇身一变就成了纳粹党人,当时流行这样一个挖苦教师的段子:“什么是最短的时间单位?答案是,‘小学教师改变政治忠诚所需要的时间。”[xii]使教师变成纳粹党的人,变成听从纳粹党使唤并致力于在学校里从事党国教育事业的党民,这是纳粹实现党国主义教育一个重要条件。
政治落后的学生不能升学,政治过硬但学业不佳的却照样可以升学,这些都不是A老师自己发明的,也不是他自行其是,整个国家和社会就是用这种标准决定谁是人才,谁应该优先得到个人发展的机会。党国权力控制了社会所有的机会分配,甚至连儿童体育活动都不例外。帝国青年最高领袖施拉克(Baldur Benedikt von Schirach)与帝国体育领袖于1936年7月达成协议,所有14岁以下青少年的体育机会全部由希特勒青年团掌管和分配,后来扩大到18岁以下所有的青少年。[xviii] 更不要说是想要进入精英的“国家政治教育学院”和“希特勒学校”了,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具有光荣的希特勒青年团员身份,这和拥有雅利安血统是同样重要的。
在整顿教科书的同时,纳粹立还着手控制出版和出版物,书籍首当其冲成为清查对象,清查采取的是公开演示的手段,以取得最大的宣传和震慑效果。纳粹组织群众性的“烧书”活动,焚烧犹太作家和其他有碍“政治正确”的书籍,主要由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发动和组织,由教授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参加并协助,拟出要清除和销毁的书单。1933年5月10日,冲锋队(SA)和学生团体,手执书单在全德国范围内冲进图书馆和书店,手执火炬,排列成长队,唱着党歌,高呼口号,把清除出来的书籍掷入火堆之中。仅在柏林一处广场焚烧的就有2万多册,包括犹太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 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著作,也包括非犹太作家的著作,其中有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海明威、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英国作家威尔斯(H. G. Wells),他们被称为“堕落作家”;盲人女作家凯勒(Helen Keller 1880-1968)的作品也在被禁之列。
第一部分开始便是“一切生物、植物和动物都处在不断为生存所作的战斗中”,然后介绍自然界植物、动物适者生存的例子,而人类则是在与所有生物的生存斗争中获得“主宰地位”的。教材引述了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1800-1891,曾任普鲁士帝国和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的话说:“从长远来看,只有那些最苦干的,才是最幸运的”。在自然界里,有大型食肉动物,也有携带疾病的细菌,“想想为了生存,为了战胜疾病而对细菌的战争,人类付出了并将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强身健体,多运动锻炼,保持卫生的生活习惯,提高自己的能力,为人民服务。谁做不到这些,谁就不能胜任这种崇高、不懈的生存斗争,谁就会灭亡。元首教导我们:‘要生存,就要战斗,谁不想在这个不断战争的世界上战斗,谁就不配活着”(《我的奋斗》,第317页)。
1933年纳粹取得政权后,希特勒命令增加历史和其他与“德国性”有关课程的课时,与此同时,修辞课和宗教课的课程被缩减,对学校课时安排也有统一的管理和要求。在中学,课时安排的宗旨是防止学生知识的专门化,不允许学生专门选修某一门或某一种课程。这不仅体现了纳粹党化教育重在“育人”,而不是知识学习,而且也是由于希特勒本人憎恶知识上的专家。在党化教育中,历史不是一门专门知识性质的课目,学习历史不是为了成为历史学家,而是为了通过历史学习提高政治思想认识。1933年5月9日,纳粹政府召开部长会议之后,内政部长弗里克博士(Dr. Wilhelm Frick)作出指示,要求历史课成为“学校的主要课程”。指示说:“要注意,尽管文化历史对正确表现大的历史阶段发展很重要,但不能妨碍突出政治,政治历史是决定人民命运的。”因此,在历史教学中突出种族,“在各个层次上都要联系德国式的英雄,联系我们时代的领袖,这是与德国历史的古老原型联系在一起的”。[xxxix]
描绘这样的历史并不一定需要专业历史学家,当然历史学家参与其间的也不在少数。德国历史学家汉斯·罗特费尔斯(Hans Rothfels,有犹太血统,二战期间逃亡英国,后逃亡美国)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党国教育要依靠的不是那些大学里的知名历史教授,而是“犹如暴风骤雨的中学教师或外行”,只有他们才会“奋勇向前,写出许许多多宣传新历史观的手册和书籍来”。纳粹历史学家弗兰克被誉为“第三帝国的特赖奇克”(Heinrich Gotthard Von Treitschke,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他在帝国历史和新德意志学院发表演说时说:历史教育的“发动机应该由青年积极分子……由新科学的使者……由朝气蓬勃的冲锋队来操作”。迪特里希·克拉格斯(Dietrich Klagges,曾任纳粹布伦瑞克Braunschweig州总理)便是这样一位朝气蓬勃的积极分子,他写过许多历史教科书,为的是引导学生“正确的思想方式”,让他们“积极投入运动”和无条件地服从元首。他断言,历史前进的方向便是国社主义:“在2000年的历史中,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德国人”。[xli]
八 党化教育中的“英雄故事”
纳粹党化教育的历史是以党国历史为中心的,然后再作历史的回溯,往过去倒叙。其他党化教育的历史大多也采用这样的“历史倒叙”法。这种历史倒叙是为了突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最终方向,这当然是由党国代表的。过去的,更久远以前的历史,它的意义是由历史终结推导出来的,这就像一部戏剧,结尾不同,前边细节的意义也会完全不同。党国戏剧历史的重要历史人物(“角色”)是“英雄”,其中党国最大的首领便是最大的英雄,然后是其他值得效法的英雄人物。例如,纳粹德国小学一年级课本中介绍了33位历史人物,前10位依次是希特勒、兴登堡、戈林(纳粹副元首)、霍斯特·威塞尔 (Horst Wessel, 纳粹活动家,于1930年被杀后,被追授为纳粹运动的英雄)、诺库斯(Herbert Norkus,希特勒青年团员楷模,遭共产党杀害的烈士)、施拉格特(Albert Leo Schlagete,爱国英雄,被法国人杀害)、奥托·爱德华·韦迪根(Otto Eduard Weddigen,1882-1915,德国海军的一名海军上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担任过潜艇舰长,并在一次海战中以一艘潜艇击沉敌方三艘装甲巡洋舰,成为德国海军史上最有名的战斗英雄之一),利茨曼将军(Karl Litzman,先为一次大战中的德国将军,后为纳粹将军,以1914年在波兰的 Łódź战斗闻名,号称Bschesiny雄狮),萨普·英奈考夫勒(Sepp Innerkopfler, 奥地利军人,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与意大利军队争夺Monte Paterno的战斗中牺牲),曼弗雷德•阿尔布雷希特•冯•里希特霍芬男爵(Manfred Albrecht Freiherr von Richthofen,1892-1918,一次大战中被称为王牌中王牌的德国飞行员,共击落80架敌机之多)。[xlii]
在纳粹党化教育的历史中,党国的“烈士”和“模范”与真正的民族英雄一起并列,凸显他们的伟大。党国英雄作为对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理应与历史伟人同样享受国人的崇敬和爱戴,这是党化教育和党化宣传所共同坚持的。纳粹英雄化、史诗化和浪漫戏剧化的历史成为党国文艺创作的题材和主题的源泉。德语教科书里许多课文都是这一类的创作成果,这也使得党化教育可以非常自然地在意识形态上把语文(包括课外读物)与纳粹领袖和英雄事迹结合到一起。这种语文所使用的语言总是充满了激情的口号和豪言壮语,在不断的重复、模仿和复制中形成一种假大空的公共语言。例如儿童读物《看世界》(Guck in die Welt)中有一篇《元首来了》的课文,主要人物是一个叫克劳斯的少年,开篇是,“克劳斯今天不用妈妈唤他起床,他自己从床上跳了起来。今天是重要的日子”。这是一个引起读者悬念的引子,接下来便是从这个悬念引出来的“为什么”:“从窗子里可以看到万字旗在飘扬,……橱窗里都悬挂着元首的画像,……男孩子们爬到树上,……掌旗手们过来了,克劳斯举起右臂敬礼,突然他听到远处呼喊万岁的声音。呼喊声越来越近。克劳斯看到了元首,元首站在车上,向人们亲切招手。万岁!万岁!克劳斯尽量大声地呼喊。真可惜,元首已经过去了!但是克劳斯还是一个劲地高呼:希特勒万岁!希特勒万岁!”[xliii]
纳粹高调宣传一位名叫施拉格特(Albert Leo Schlageter)的青年爱国英雄,他的事迹出现在许多课文中,被用来对学生进行党国需要的那种“爱国主义教育”。1923年,施拉格特在当时被法国占领的鲁尔(Ruhr)地区参加地下抵抗,炸毁了一座铁路桥后,被法军俘虏,他忠贞不屈,壮烈牺牲。这个故事成为党化教育的好教材,因为他所为之牺牲的伟大救国事业最后终于由纳粹实现了。施拉格特的故事是用这样的语言来叙述的: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的消息,施拉格特坚定地说:“我从不乞求怜悯,现在也决不会。”“敌人在地上立了一根柱子,命令他跪下。决不!一个法军军士从他膝部后面将他踢倒,把他绑在柱子上。施拉格特挣扎着站立起来,即刻响起一阵枪声。‘第三帝国的第一士兵’就这样倒下去了,千千万万人民在他后面为自由站了起来。”这种描述英勇就义的语言在无数课文中几乎千篇一律,也成为学生作文的标准语言。
希特勒青年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2年,希特勒当时要求建立一个属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的青年运动组织,这个组织隶属于冲锋队(SA),1922年5月,国社德国工人党的青年团正式成立。它由兰克(Gustav Adolf Lenk)领导,为时不长,只维持到1923年的慕尼黑啤酒屋政变。1925年,库尔特·格鲁伯(Kurt Gurber)重振青年团,形成了完整的组织体系,团员开始身着制服,1926年正式改名为希特勒青年团。1931年希特勒任命施拉克(Baldur von Schirach)担任国社德国工人党的所有青年行动总领导,施拉克于1933年6月17日成为“德意志帝国青年领袖”,这是一个内政部内的职务。到1932年底为止,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并不算多,约有107,956人。当时参加各种德国青年组织的青年有600万之多,许多青年组织都是自由青年运动(bündische)的成员,它们以争取国家独立和自由为旗帜,不满软弱的魏玛政府,在思想上反对保守,追求新锐。这与其他国家危机动荡和革命时期的青年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些组织特别注重于培养志同道合的成员关系,开展各种活动,如登山、野营、唱歌等等。[xlviii]
1933年纳粹一取得政权,施拉克便雄心勃勃地开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青年组织,把所有的德国青年都整合到希特勒青年团里来。到1936年底,它已经拥有540万团员。希特勒青年团从一开始就对青年非常有吸引力,不仅让他们觉得可以施展抱负,而且还可以摆脱父母的管束。青年组织里的生活既新鲜又有刺激,让他们感觉到一种分享共同目标的兴奋和自豪,也使他们觉得追求个人目标是一件渺小而不重要的事情。青少年组织在许多国家里都对青少年有类似的心理影响。但是,希特勒青年团与一般国家中的青年组织是不同的。它不是由青少年自由、自发地组成,也不能确立它自己的目标,它的组织是由党国政权控制的,而它的目标则完全是由党国替它规定好的。
[i] M. 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孟军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ii] Quoted from Gilmer W. Blackburn,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A Study of Race and History in Nazi Textbook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2.
[iii]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A Social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1933-1945.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lson, 1971, p. 285.
[iv] Robert Solomon Wistrich, Who’s Who in Nazi Germany.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85.
[v] 25-Punkte-Programm der NSDAP. DHM. Retrieved on 9. April 2009.
[vi]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 285.
[vii] 参见,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viii] M. 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第5页。
[ix] Gilmer W. Blackburn,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p. 16.
[x] David Schoenbaum, 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6, p. 274.
[xi]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 286.
[xii]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 287.
[xiii]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 287.
[xiv]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 287.
[xv] Leszek Kolakowski, “Totalitarianism and the Virtue of the Lie,” in Irving Howe, ed., 1984 Revisit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3, p. 126.
[xvi] Leszek Kolakowski, “Totalitarianism and the Virtue of the Lie”, p. 126.
[xvii] 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Volume I: The Nazi Party, State and Society. New York: Schocken Book, 1983, p. 418.
[xviii] 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Volume I, p. 419.
[xix] 提尔曼·阿勒特:《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孟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86-87页。
[xx]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 296.
[xxi]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p. 287-288.
[xxii] 参见本书第十章:《公民教育与党化教育》。
[xxiii]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 288
[xxiv] 提尔曼·阿勒特:《德意志问候》,第66-67页。
[xxv] Primer for the Württemberg Public Schools,
[xxvi] 提尔曼·阿勒特:《德意志问候》,第43页。
[xxvii] 提尔曼·阿勒特:《德意志问候》,第43-45页。
[xxviii] 提尔曼·阿勒特:《德意志问候》,第45页。
[xxix]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 288.
[xxx] Gilmer W. Blackburn,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p. 24.
[xxxi] Gilmer W. Blackburn,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p. 24.
[xxxii] Marie Harm and Hermann Wiehle, Lebenskunde für Mittelschulen. Fünfter Teil. Klasse 5 für Mädchen. Halle: Hermann Schroedel Verlag, 1942, pp. 168-173.
[xxxiii] David Bodanis, Web of Words: The Ideas behin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88, pp. 15-38.
[xxxiv] Gilmer W. Blackburn,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p. 35.
[xxxv] Gilmer W. Blackburn,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p. 19.
[xxxvi] Jacques Ellul, Propaganda: The Formation of Men’s Attitude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5, pp. 30-31; 15.
[xxxvii] Gilmer W. Blackburn,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p. 35.
[xxxviii] Gilmer W. Blackburn,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p. 36.
[xxxix] Gilmer W. Blackburn,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pp. 36-37.
[xl] Gilmer W. Blackburn,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p. 37.
[xli] Gilmer W. Blackburn,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pp. 37-38.
[xlii] Gilmer W. Blackburn,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p. 39.
[xliii] Gilmer W. Blackburn,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p. 42.
[xliv] Michael Walzer, “On ‘Failed Totalitarianism.” In Irving Howe, ed., 1984 Revisit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3, p. 105.
[xlv] Gilmer W. Blackburn, Educ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p. 76.
[xlvi] Lisa Pine, Hitler’s National Community, London: Hodder Arnold, 2007, p. 55.
[xlvii] Ernst Krieck, Nationalpolitische Erziehung. Leipzig, 1941, p. 48.
[xlviii] Lisa Pine, Hitler’s National Community, pp. 55-56.
[xlix] Lisa Pine, Hitler’s National Community, p. 57.
[l] Lisa Pine, Hitler’s National Community, p. 57.
[li] Lisa Pine, Hitler’s National Community, p. 58.
[lii] 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Volume I, pp. 427-428.
[liii] J. Noakes and G.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Volume I, pp. 428-429; 430.
[liv]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 297.
[lv]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p. 296-297; 297.
[lvi]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 298.
[lvii] Richard Grunberger, The 12-Year Reich, p. 300.
[lviii] 转引自筱敏:《这一代以及那一代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