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校长当如竺可祯
浙江大学现在是全国著名高等学府,而在50年代初期“院系调整”以前,其学术声望更高,长期是屈指可数的极少几所享誉全国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在浙大的发展历程中,从1936年到1949年担任校长达13年之久的
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他反复强调办好大学有三个关键要素:教授、图书仪器和校舍建筑,而在这三者之中,教授又最为重要。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
他认为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重要一点是学者、学生要有独立的思想,经常提醒大学生“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然后在学时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智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
由于浙大是从“求是”学堂演变发展而来,他时时提醒浙大师生“求是”精神是浙大的灵魂,所谓“求是”即尊重、探求真理,只认真理、是非,而不问利害、不为名利所动,不屈服于政治的压力。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以党治校”、“党化教育”,作为国立大学校长,
在1936年为纪念母校哈佛大学三百周年之际,他写了《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感言》一文公开发表,在文章最后,他意味深长地写道:“哈佛办学方针主要有两点,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Academic Freedom。反对政党和教会的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予以充分发展之机会。这两点主张与英国大学的方策一样,而与意大利、德意志、苏联各国之政策,则大相径庭。世界各国办大学教育之分野,在这两种主张上,是很清楚的。有一点哈佛大学亦可以昭示我们的,即为哈佛大学的校训‘Veritas’,拉丁文Veritas就是真理。我们对于教育应该采取自由主义或干涉主义,对于科学注重纯粹抑注重应用,尚有争论的余地,而我们大家应该一致研究真理,拥护真理,则是无疑义的。”如果说在国难当头,他认为这种“党治”还情有可原甚至有一定必要性的话,那么在抗战胜利后,他认为大学即应实行民主管理。
抗战胜利后,许多人都在深思中国的前途、命运,一直关心国家、社会和民族命运的
在1949年以前,作为留学美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大有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也并不赞同。由于校长的身份,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然而,在几次学潮中,他虽反对却走在队伍的前列,为的是保护学生,怕手无寸铁的学生“吃亏”。他虽不赞同、甚至反对左派学生的“闹事”,然而却坚决反对国民党抓捕学生,保护了不少他并不赞同其政治观点的学生。而且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受审,他一定要到庭旁听。在1949年夏国共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冒着生命危险坚决反对了国民党特务在逃跑前对左派学生下毒手。“爱生如子”,是所有学生对他的评价。
他认为“宇宙间,有两种很伟大的力量,一种是‘爱’,一种是‘恨’”,而人类的命运就寄托于“爱”能否战胜“恨”。“世界现在还充满了仇恨、残暴和妒嫉,霸道横行。这还是因为仁爱的教育没有普及之故”,因此“办教育者,该有‘人皆可以得善’的信心”,对学生充满爱,无论自己是否同意学生的思想观点。
浙大新校长是个官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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