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说“中国作家”还是“大多数中国作家”或者“有一些中国作家”本来都是虚指，没有必要指向具体的个人，再以刘亮程为例（其实本来这个讨论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一弄，反成典型性对象了，呵呵，那就委屈下吧），如果说“中国作家”一定包括刘，那么“大多数中国作家”就一定不包括刘吗？在这个讨论中，对“中国作家”的群体性指向是明确的，不针对任何具体个人，以谁为例都不是很合适，而且容易偏离主题。

泽雄兄个人化写作的概念并不难理解，也许确实是文学或者作家的方向，但在中国有特定的社会环境，为什么顾彬会发出“中国作家胆子小”的感慨？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特色环境，哪怕你是个体的作家，也不能随便发出自己的声音，更遑论“中国的声音”。因此，只有普遍的自由和公义建立之后，个体的自由才能得到真正保障，否则所有的文字都是靠不住的。

也许泽雄兄会认为，那些真正个体化写作的作家还是能够写出自己的文字的，比如刘亮程，这么好的文字不是也能够展现在读者面前吗？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刘亮程、二月河文字的出现并不简单地取决于他们拥有一定量的读者，也取决于权力的开放程度，在绝对的专权下，可能让你的文章出现，也可能不让，也就是说，作者发布作品的依据并不是法律中所标明的“言论自由”，虽然中国的法律从来没有规定过“言论不自由”，但实际上自己真正拥有多少谁都知道。想当年沈从文的文字不好吗？他干预过社会吗？可是结果呢？我们不能一相情愿地认为这样的时代已经彻底远离了我们。离我们更近的例子比方何家栋，比方丁东，不过是两三个月前的事。

倘若，我们觉得可以义不容辞地把一些“不过问”社会事务的作家排除在外的话，那么，刘亮程（不好意思，又要以他为例了）就会认为，我不过是在炕头隔一尺种一个儿子，再隔一尺种个女儿；二月河就会认为，我也不过写写康熙雍正。如此演绎下去，贾作家也就写写西京的破事，铁作家不过写写小姑娘的红衣服，张贤亮也可能说，我也不过就栽栽什么绿化树啊，每一个人都能在强权面前寻找到遁世的借口，责任就会在无形中消解，还有谁来担当社会正义？是等待官家的良心发现还是等待街头小贩的觉醒？

为什么要选择作家而不是别的？法学家关心的是法理，哲学家研究的是思维，政治家扯的是体制，经济学家说的是市场，和人类精神、情感、心灵联系最紧密的只有作家，如果作家的笔不能照耀人的心灵（当然不是要求所有的作家），那么这样的写作多半是失败的。作家的任务不仅仅是为读者编一个圆满的故事，刘亮程之所以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散文家”，因为他打动的是人的心灵，他所打动的不是一个人的心灵，而是一群人的心灵，但是，社会必须要为刘亮程们提供一个切实可靠的说话的基础，而刘亮程们也不能觉得只要自己能发表文字，别的就与自己无关痛痒，今天能说，明天就不一定能继续说，沈从文就是镜子。

其实，我在前面所说的“公共性”并不是指公共知识分子，直到目前，我还没有认为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形成了多大的力量，贺卫方说了那么多话，我觉得很在理，但同时也遭到很多人反对，为什么？因为许多人没有法学常识、没有权利意识，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来自哪里，甚至不觉得自己应该拥有这些权利，而贺的语言再生动，到最后，他都要归结到法理上，而不是心灵上。要让人从心灵深处认识到专制的危害，只有作家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奥维尔的1984、动物庄园所起到的作用可能要比贺卫方的作用大的多，这就是公共性的力量，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看看我们的作家，除了风花雪月就是花天酒地，再不就是长袍马褂加辫子，即便是些不愿意合流的作家，也不愿意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至多是皮里阳秋、隔靴搔痒地说上几句，在道义问题上，中国作家有愧，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有愧，而是集体有愧，这样的愧疚，不仅是对过往的历史，也是对现实的。因此，对待作家良知的问题，我不可能在这样的讨论中仔细地甄别谁的愧大些谁的愧小些，而我对每个具体的作家都谈不上有更大意见，不仅如此，我还喜欢沙叶新、喜欢刘亮程、喜欢周泽雄一干人等的文字。

从纯粹的文学角度，也许一个刘亮程比十个二月河更加高明、比五十个开会的更加优美、比一百个农民富有更多的感触，但在表达权利上却是一致的，没有谁比谁具有更多的权力。作家站在道义的面前为普罗大众争取自由，争取说话的权利，从实用主义的利益出发更是为自己，仅仅因为作家比农民更喜欢表达，因而也更具有危险性。

作家作为一个最喜欢说话的群体之一，如果自己不开口说话，那么就不要指望别人会把说话的自由送给作家，而作家智慧的心灵，与其说奉献给的是大众，不如说奉献给的是自己。

网事兄这文章,中气沛然,情理俱足,更可贵的是,站在了更高更远处,我衷心感佩!

的确,文学之美,对启蒙心灵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乎思想启迪,一句关关雎鸠在何之洲,可以在幼小的心灵种育美好,为健全公民素质打下基础,难怪54时期,有一派居然提出美育救国.

一个不公共性的作家,同样也可能为专制所戕害,这个惊心动魄的结论实在太好,也是事实,因为专制就是人治,人治就是非法治,非法治就具有不可预见的风险,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行为的边界,战战兢兢,总以为与己无关,甚至还以为自己是有专制者为伍,却稀里糊涂成为被瞄准者.这方面的论述,请大家读读<古拉格群岛>.而在眼里,灾难深重的中国,却没有作家有胆量写出<古拉格群岛>(千万别说你怎么知道没有人写了呢?这样很无趣).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早有人这样说了.中国千年的智慧(其实是谋略),是分散人群的智慧,根本不适应现代公民社会.在特定的中国当下语境下,作家确实需要胆量,其实,从功利上,也是大有作为的机会.我当然不会把作家的作用无限高估,毕竟,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里,经济自由,伦理自由,政治自由,都是不可或缺,互为呼应的,其中,作家作为文学艺术启蒙这有一武器,其作用不能独缺,想想,现在经济正在大步融入世界,而作家们的表现,实在乏善可陈,有愧当代,有污先贤,有误将来.

网事情缘兄的“嘀咕”精神真是令人感动，没说的，俺得跟着“嘀咕”。

“不论说“中国作家”还是“大多数中国作家”或者“有一些中国作家”本来都是虚指，没有必要指向具体的个人，再以刘亮程为例（其实本来这个讨论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一弄，反成典型性对象了，呵呵，那就委屈下吧），如果说“中国作家”一定包括刘，那么“大多数中国作家”就一定不包括刘吗？在这个讨论中，对“中国作家”的群体性指向是明确的，不针对任何具体个人，以谁为例都不是很合适，而且容易偏离主题。”

——我的意见很简单，虽然都是虚指，但表达上如果可以相对准确些，那就尽量向准确靠拢，而不是反正不能达到精确，就连相对准确也索性放弃。说“中国作家”而不是“大多数中国作家”或“有一些中国作家”，只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令文字显得火力十足。当然我也承认，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暂且略过。

“泽雄兄个人化写作的概念并不难理解，也许确实是文学或者作家的方向，但在中国有特定的社会环境，为什么顾彬会发出“中国作家胆子小”的感慨？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特色环境，哪怕你是个体的作家，也不能随便发出自己的声音，更遑论“中国的声音”。”

——这段话我非常不同意。愤怒者的思维往往容易陷入简单二元，比如，把专制社会中的成员简单划为主子和奴才两种。事实上，即使在比我们目前处境可怕得多的环境里，“自己的声音”和既非主子、又非奴才的身份，是屡见不鲜的。我的意见是，只有你自己想做奴才，你才会成为奴才，否则，哪怕在最专制的环境里，你也未必就是奴才，你也依旧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人如果有自足和独立的精神支撑，哪怕他迫于现实情势而被迫向权势者鞠躬磕头，他也完全可以在自己的书斋里发出另一种声音。歌德就提供了一个例子。另一种简单二元是：除非我能说出完全自由的声音，否则，我就是在发出奴才般的声音。事实上，人们可以发出的声音无虑其多，即使不能发出民主、自由的最强音，也未必就是在发出向专制投诚、向权势献媚的声音。李白的声音，既与民主、自由无关，也与奴性无缘。在一个相对可怕的环境里，作家们可能只是无法发出代表人类普世价值的最强音而已，这不等于他不能设法发出次强音，渐强音。因为“最强音”的缺失而忽视“次强音”“渐强音”的存在及其价值，也是不妥的。何况，人类可以发出的声音，还有艺术之声。后者虽然无关普世价值，却也同样弥足珍贵。从人类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后者或许还更加弥足珍贵。

“因此，只有普遍的自由和公义建立之后，个体的自由才能得到真正保障，否则所有的文字都是靠不住的。”

——最后一句我不赞同。人类历史，绝大多数都是在“个体的自由”得不到尊重和保障的情形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优秀文化遗产，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在“个体的自由”不能得到保障的情形下留下来的。它们靠不住吗？不，它们非常靠得住。“个体的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个体的自由”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并不等于你就必然要写出奴性的文字。这根本就是两码事。俄罗斯伟大作家的作品，都是在沙皇的专制统治或斯大林的极权统治下写出来的。作家的个人自由连基本保障都得不到，但这不妨碍他们写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文字。

换一帖再“嘀咕”。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7 20:37:22编辑过]

“倘若，我们觉得可以义不容辞地把一些“不过问”社会事务的作家排除在外的话，那么，刘亮程（不好意思，又要以他为例了）就会认为，我不过是在炕头隔一尺种一个儿子，再隔一尺种个女儿；二月河就会认为，我也不过写写康熙雍正。如此演绎下去，贾作家也就写写西京的破事，铁作家不过写写小姑娘的红衣服，张贤亮也可能说，我也不过就栽栽什么绿化树啊，每一个人都能在强权面前寻找到遁世的借口，责任就会在无形中消解，还有谁来担当社会正义？是等待官家的良心发现还是等待街头小贩的觉醒？”

——恕我冒昧，我确实觉得，网事兄对作家的认识有误。关心“社会正义”，不是作家的天职。想必，我们这里谈论的作家，主要是些诗人、小说家或剧作家吧？而不是如卢梭、伏尔泰、萨特之类本身具有思辨才能和哲学家气质的两栖类作家。那么，作家按其职业，隶属于艺术家的范畴。一个艺术家的心灵，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型的人物，天然是有差别的。一般说来，一个人的艺术天赋越高，他的政治敏感度有可能越低。作家与其说关心世俗政治，不如说更关心自我和他人的心灵，他也可能仅仅关心并热爱大自然。作为一个合格的作家，不管身处何等时代，他只要写出具有相当艺术水准的作品出来，他就称职了。要求作家来“担当社会正义”，作为一种正义的呼声，当然有令人动容之处，而一旦结合作家的职业和性格特征，却是说不过去的。

作家各各不同，有些作家特别具有社会正义，有些作家特别关注底层民众，这是事实，但这绝不等于关注社会正义、关心百姓疾苦乃是作家这一行的天职。它从来不是天职。不同时代的读者，会养成不同的阅读口味，也会调整对作家的期待，这很正常。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里，民主自由早已深入人心，社会公正也已由各色人等分头维持，社会的发展良性而健康，在这种社会里，人们就不会向作家提出“担当社会正义”的要求，他们只希望作家写出美妙的文学。而在另一个相对专制、封闭和落后的社会里，读者就会不期然地要求作家承担社会正义。这说明，作家是否应该承担社会正义，并非作家这一职业的内在要求，而是社会的外在要求。我承认，这种要求非常正当，也自有其合理性，但我同时要说：这种要求并非作家这一行的天职。就像我们在非常时期会歌颂梅兰芳蓄须明志，而梅兰芳是否蓄须明志，并非京剧花旦的内在要求。

在目前的中国，我们可以歌颂那些具有社会正义的作家，但我们应该知道，这类歌颂，其实是出于一种不乏正义色彩的功利。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虽然不应游离于现实政治，但也未必非要深入现实政治。说来令人沮丧，虽然我也无比崇敬索尔仁尼琴、崇敬乔治·奥威尔，但我心里很清楚，一旦中国成功地走向了民主和自由，最先被中国人抛弃的，也许正是这两个作家。我们肯定他们，并非因为一杆文学尺度，而是一杆非文学的现实政治尺度。从文学尺度来说，无论《古拉格群岛》还是《1984》或《动物庄园》，写得都不能算特别优秀。

楼主的文章与周泽雄的文章比较一下，我同意后者的观点。

作家，把自己的活干得出类拔萃，标新立异，就是有胆量的作家。这两天看了刘亮程的散文，此人就是有胆量的大作家，那篇“通驴性的人”其文胆非常人能比。

一位读者，对作家的文章尽可说三道四，因为你购买了他（她）的精神产品，有权说出自己的想法。至于政治、道德方面，没有权利要求作家铁肩担道义。作家就是作家，不是政治家，作家当了政治家，保准误一家，搞不好还要连累大家。想当年，希特勒是个画家，那时的德国底层百姓渴望有个声音能够代表他们。希特勒不负众望，代表德国，顺便代表了独裁。还有我们的伟大领袖，他写“鸟儿问答”的时候，连麻雀都要噤声的。也许有人举出诗人总统哈维尔的胆量，我孤陋寡闻，老哈的政胆咱佩服，文胆没看出来。

正是政治家的缺席，才有人希望作家代表社会的良心良知，这种心理说白了，就是清官心理的变种。

我喜欢刘亮程的文章，假如有一天，刘亮程代表了正义的呼声，成了咱的领袖，天，我宁可移民到爪哇，否则，天天让我通驴性，咋活呀？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7 23:09:48编辑过]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都被你们给说糊涂了。幸亏我不是作家，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写了。

作为一位读者，对作家的文章尽可说三道四，因为你购买了他（她）的精神产品，有权说出自己的想法。至于政治、道德方面，作为读者，没有权利要求作家铁肩担道义。作家就是作家，不是政治家，作家当了政治家，保准误了一家，搞不好还要连累大家。[em17][em17][em17][em17]

正是政治家的缺席，才有人希望作家代表社会的良心良知，这种心理说白了，就是清官心理的变种。

————[em17][em17][em17][em17]

猪头兄说得妙，俺陪着木匠师傅，翘翘大拇指。

对文学本质具有精湛理解的奥斯卡·王尔德说过一句话：“一切劣诗都是诚挚的。”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冲动地表示：“假如我有行事的权力，我会要求把这句话刻在每一所大学的校门之上，以便每一个学生都能思考其中的真知灼见。”

什么真知灼见呢？依我理解，就是坚定不移地明白这一点：文学天然只承担文学的使命。文学是非道德的（既不呼应道德，也不刻意违反道德）；文学是非正义的（既不捍卫正义，也不捍卫邪恶）；文学是非教化的（既不教人学好，也不教人学坏），文学的真正使命，只是展示文学的美。

王尔德的格言，如果我还要多此一举地解释一下，他显然是想说：一切充满道德或正义的文学作品，都会予人以诚挚之感。而正是这种教化类的诚挚，判处了它艺术上的死刑。文学才是文学的目的。正义或道德从来不是。

说实话，这才真是文学的本质，而国人由于深受“文以载道”的影响而不自知，以至我们要理解这一点，会显得格外困难。所谓“鼓舞人心”，从来不是伟大文学的内在品质，正如它历来就是蹩脚文学的标志特征。《红楼梦》鼓舞人心吗？《哈姆雷特》鼓舞人心吗？一部文学作品，如果它在世俗道德领域获得过高的成就，基本上，它在文学性上就无可观瞻了。

5楼泽雄兄的"嘀咕"和网事兄的"嘀咕",听起来都那么正确,但为什么就要争论呢?哦,原来,两个嘀咕的不是一回事情.

网事文章意在指出中国作家写作得不到制度的保障哪怕你是纯个体的写作；泽兄对此说难道不能存在最强音之外的声音吗意即网事在否认纯个体写作的存在。

同样的，两个人对“靠不住”这句话的嘀咕也是含义不同的，网事的含义还是指在制度保障之前哪怕你是纯个体写作也可能横遭不幸；而泽兄认为他说的“靠不住”是指在制度之前难道没有经典流传下来吗？我想说，网事的意思顺着泽兄望下说其实应该是：有了制度的保障，应该会催生更多的经典。

两个人说的不是一回事情，我想他们都会承认对方讲的，但不构成辩论。

第6楼泽兄的意思我也赞同，因为如果说网事追求的是积极自由，那么泽兄追求的是消极自由，而从世界范围来说，消极自由的口碑高与积极自由，也是未来发展的目标。但，我仍然用以前说的一句话来重复：在饭没有吃饱之前，首先上营养课，有些超前了。

以泽兄的博览和眼界，我自然相信“《古拉格群岛》还是《1984》或《动物庄园》，写得都不能算特别优秀。”，但问题是，它们至少属于相对优秀的吧，那我们中国作家恐怕连相对优秀的还没有出现，更显悲哀。泽兄认为“一旦中国成功地走向了民主和自由，最先被中国人抛弃的，也许正是这两个作家。”，看来，这两个人老早已经被西方抛弃了哦。还好，泽兄用词十分老道，有个“也许”，但毕竟立场已经表明了。

猪头的文章太好了！观点我完全赞同，但也是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分野而已。

回阿厚：

网事兄的立场，我完全赞同，他的情感指向，我也非常认同，但这类认同或赞同，只是事关社会正义，一旦与文学相套，立刻显得格格不入，而且，还会对文学构成误导。

“我想说，网事的意思顺着泽兄望下说其实应该是：有了制度的保障，应该会催生更多的经典。”

——网事兄也许确有此意，但非常遗憾，文学史对此似乎没有给出有力的证明。优秀文学对良好制度的依赖，是相当有限的。假如在秦始皇手下，我相信不会有什么文学；但只要事情没有糟到这个程度，我们甚至发现，一个相对有些动荡、黑暗或专制的社会，反而更容易催生文学的发展。举个有点庸俗的比喻：文学的玫瑰，也是性喜绽放在带刺的枝叶上的。“文章憎命达”，这个“命”，既可能指个人的淹蹇，也可能指时代的苦难。我个人以为，天堂里大概是没有伟大文学的，只剩下“到处莺歌燕舞”。

先说这些。明天再聊。

刚刚看《大国崛起》，莎士比亚在圆形剧场首演时，居然在台词里公然嘲弄了王室，还好，在座的伊利莎白女王没有在意。

我当然不至于认为，莎士比亚是靠这个台词才成就大师的。但我认识，他不但有泽兄说的文胆，也有网事兄所言的胆量，这样双胆作家，才是超一流的。这也成就了文艺复兴里最璀璨的文学大师。《哈姆雷特》自然是莎翁的最高成就。其实《哈姆雷特》也是莎翁胆量之下的产物：1601年，莎士比亚的两个好友为了改革政治而发动叛乱，其中一个被送上绞刑，一个被投入监狱。悲愤不已的莎士比亚倾全力创作了《哈姆雷特》，并在演出时亲自扮演了幽灵角色。以上是我从手头的《世界文学史》摘抄。我当然承认，莎士比亚当初是为了谋生，不惜演小丑跑龙套，这些卑微的个人私利都无可厚非。但同样我们不能不看到，他在当时代，也绝对是有胆量的，上帝保佑，也赋予了他无与伦比的才华和技巧。 我想，胆量有时可能就是驱动力，而才华和技巧，是做成事情过程中的能力，前者可能为因，后者是基础。

幸运的是，莎士比亚无需象他的前辈先驱卜伽丘和拉伯雷那样，去完成对中世纪教会和政权的猛烈抨击，否则，那可不是好玩的，后果更严重，莎士比亚也没有那么幸运了。卜伽丘死后坟墓都被教会挖掉，拉伯雷四次被教皇迫害，数次入狱，流亡海外，穷困潦倒，死时有无长物。

但这些高扬理想主义旗帜的大师们，我们今天读到他们伟大的作品，忘记了，他们曾经的胆量。

12/28/06

先说和泽雄兄一致的地方：

一、《古格拉群岛》没读过，但《1984》和《动物庄园》的文学成就确实不高，但令人恐惧；

二、从文学的特性上讲，文学不应该过深的干预政治，把文坛弄成政坛，必然丧失文学的应有的属性。

反过来，我更反对政治干预文学，这不仅使文学丧失自己的属性，尤为致命的是，它甚至导致作家丧失人性——不，是使整个社会陷入黑暗的深渊。

我与泽雄兄的“嘀咕”的出发点，正基于此。

因此，兮兮兄的解释和我的认识吻合度极高，而我与泽雄兄更加一致的地方还有，我也不认为民主政治就一定和文学经典是等比例的。

但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讨论？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在我们所处的世界里，拿什么保持作家的独立性？我们不是在已有的民主条件下，讨论作家如何以一个优美的姿态去保持文学的纯洁性，而是在一个基本自由难以得到保障的现实中作家该做什么。

作家是否都必须要关乎社会正义，这是个人的选择，我不能横加指责某个或者某些作家不问世事，但在社会正义普遍缺失的状态下，中国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是如何表现的？这才是我所关心的。如果说黑暗可以催生经典，那么，谁在写中国的《古格拉群岛》？谁在展望中国的《1984》？谁在描绘中国的《动物庄园》？哪怕这些写的都不够好。如果说作家的自由是平等的，那么，为什么中国作家有风花雪月的自由而不能有直面社会的自由？

泽雄兄说：“俄罗斯伟大作家的作品，都是在沙皇的专制统治或斯大林的极权统治下写出来的。”可在我们经历过的极权统治下，又有谁是中国的索尔仁尼琴？正是因为有索尔仁尼琴的存在、有鲁迅的存在，这才印证了当代中国作家的懦弱。

我重申选择作家的理由，绝非猪头兄和木匠兄所言，企图在当今的时代寻找新的清官，而是因为作家所联系的是人类的心灵，我们不该忘记，吹起中世纪那一湖水的不是哪个卓有远见的政治家而是但丁的神曲，而使西方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也不是哪个政治家的高瞻远瞩，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漫长铺垫，法兰西可能不会产生罗伯斯庇尔，即便是晚清，没有那些大学者，大思想者们的竞相投入，孙中山又能有怎样的作为？由此，我更不相信政治家会站在时代的前列，没有作家——或者再放大到文艺家们的心灵的启迪，我们就无法进入一个心灵自由的世界。

在一个普通人的尊严都难以保持世界里，作家是不能把自己完全混同于一个普通人的，对世象的同情、怜悯和挚爱是作家的应有之情，怎么能够把这些置之度外、反而希冀自己在温暖的羽翼下寻求体制的开恩呢？但是，六十年来的中国作家们，前三十年在自相残杀，后三十年在投怀入抱，现在却期待出现一个叶利钦为作家燃起思想自由的火炬，这正如兮兮兄所说“有愧当代，有污先贤，有误将来”。

我看了泽雄兄在那个帖子里转述的韩石山的对话，韩的回答固然机智，但答完以后呢？是不是继续做精神上的逍遥游？我以为韩的回答忘记了这样的一个经典条陈：覆巢之下必无完卵。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8 15:41:30编辑过]

文学的发展也要分几步走？

俺以为杜斑斑正好倒置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没有公民政治如何建立公民文学？究竟应该由谁来还原文学的属性？是该由政治家把自由还给作家还是应该由作家自己为自己的自由呼号？

相反，俺从不反对文学的趣味性，只但愿中国的莎士比亚在扮演幽灵时不要遭到无妄之灾，那时，不论作家是个啥样，俺都乐意看到的。

我觉得网事兄模糊的作家的责任，还是那句话，公民社会不是出现文学巨匠的不要条件，如果作家把精力都放在政治上，本职工作很难做好。

网事兄和天高兄的说法，“政治正确”的程度都是非常高的，我也差不多都能认同，简单地说，分歧只有一条：“政治正确”不等于文学正确，甚至相反，过于注重政治正确，反而会扭曲文学。文学没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必然使命，文学惟一神圣的使命只是文学。文学也可以积极介入并推动现实政治，这是因为文学天然具有开放的特征，但文学拒绝这么做，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任何一种具有社会正义的目标，都不应该单单由某一类人承担。作家没有义务充当伸张正义的排头兵，为了中国人民的社会正义而用文字身先士卒，赴汤蹈火。如果有一位作家这样做了，我们感谢他，崇敬他，爱戴他，但我们没有权利对别的作家说：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你真是个胆小鬼。

看到天高兄和网事兄都不约而同地质问：“又有谁是中国的索尔仁尼琴？”我就试着来说说这个问题。

看天高兄的意思，好像是否写得出《古拉格群岛》，主要取决于世俗胆量？你是否敢于冒犯体制，是否敢于不畏杀头、坐牢的危险，为历史负责，为人间存档。我不否认索尔尼尔琴的胆量，但我要说的是，这首先不是一个世俗胆量的问题，《古拉格群岛》绝非豁出命来的产物。我认真读过《古拉格群岛》，不瞒各位，我为该书做的读书札记，就超过十万字。你们或许可以相信，对这本书的价值，对索尔仁尼琴的尊敬，我的认识未必低于你们。我的理解是：中国作家写不出《古拉格群岛》，根本不是胆量问题，中国作家也没有可怜到连一个具有索尔仁尼琴胆量的人都找不到的程度，如果我们这么说，对于个别中国作家（我就不点名了）难免也会构成污蔑。而是：中国作家的思想深度、思维能力，决定了他们无法写出《古拉格群岛》。在真名网上我好几次引用过索氏的一段话，我认为这段话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连巴金、老舍这样的人，在反右和文革时期都会丧失基本的人格立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出不了索尔仁尼琴式的人物：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单独的观点，他们没有自己可以独树一帜和站定脚跟的真正反对派的思想体系。”索尼仁尼琴由此感叹：“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太多了。”——我重申一遍，这根本不是胆量问题。当然，这也不完全是个艺术问题。

还有，不必过于夸张索尔仁尼琴的胆量，我们伟大的《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也未必没有人格上的瑕疵，在俄罗斯，也有很多对他的指责。甚至，《日瓦戈医生》的作者、俄罗斯同样伟大的帕斯捷尔纳克，也同样干过些混帐的事。我们只是感谢他们的作品，而不予计较罢了。据以撒亚·伯林揭露（伯林的揭露则得之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曾经在一份《把他们（指俄国优秀知识分子）从这个世界上消灭掉！》的可耻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他们没有你们想像得那么勇敢，他们并非单纯豁出命来的勇士；他们写出如此伟大的作品，来自一种非世俗的胆量，一种作家的文胆。

另外，伟大的作家都是例外，他们不可能是计划内的产物。即使苏联出现了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也不能说明苏联没有出现更多的混蛋作家。索尔仁尼琴的行为只是说明了他本人的光辉，他不能为别的下贱文人遮丑。同样，老是拿索尔仁尼琴来映衬中国作家的寒酸懦弱，也未必深得要领。附带说一句，我可以蛮有把握地肯定，索尔仁尼琴本人，不会以自己为榜样来嘲笑中国文人。在《古拉格群岛》里，索氏多次提到，中国的情况比他们更糟，他还认为，斯大林的老师，来自他的那个东方邻国。

中国作家确实出息不大，但那不是胆量问题，而是思想上的出息不大，人格上的自尊不够。想想吧，在中国建国后的著名知识分子中，真正从来没有被人找到一丝人格污点的人，正好是那两位多半具有“自己可以独树一帜和站定脚跟的真正反对派的思想体系”的人，我指的是陈寅恪和钱钟书。两人均手无缚鸡之力，均不以世俗胆量为人称道，但性喜毁谤前贤的个别国人找来找去，至今都没有找到他们出卖朋友、为虎作伥的直接证据。原因很简单，这是两个真正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由人格的人。

独立思想和自由人格，可不是说有就有的，更不是呼唤一下就能如约而至的。

杜MM，俺在15楼帖子的开头说的应该比较清楚的，文学企图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不是一种当下即得的事，现在不是文学要不要摆脱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紧紧地盯着文学，在这个过程中，作家没有义无返顾地表现出自己应该有的责任，自相残杀和投怀入抱作家都不少这一份，这种行为的本身就是对文学的背叛。

既是一个作家崇高如圣人、睿智如哲人、遇事如政客，也不能保证他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反抗专制和集权，也要有聪明的头脑和深刻的思想，夹杂不清的愤青式呼唤非但不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还可能染上意识形态纠缠综合症。

网事兄和天高兄的说法，“政治正确”的程度都是非常高的，我也差不多都能认同，简单地说，分歧只有一条：“政治正确”不等于文学正确，甚至相反，过于注重政治正确，反而会扭曲文学。文学没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必然使命，文学惟一神圣的使命只是文学。文学也可以积极介入并推动现实政治，这是因为文学天然具有开放的特征，但文学拒绝这么做，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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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雄兄，网事非常认同泽雄兄对文学的态度，网事也认为这是文学的应有之义，但应有之义并非等于是现实之义，正如泽雄兄所言，文学是具有其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然而，文学所遭受到的尽情凌辱，作为操持这个“职业”的作家，怎么能够袖手旁观？一种处于极权下的文学，它又可能回到自己的本原吗？六十年来的中国作家，为我们呈现的到底是什么？泽雄兄前面说“以作品回答”，而质疑作家的胆量正在于作品无法回答，也在于它丧失了自己的应有之义，我们可以没有《古格拉群岛》，也可以没有《1984》，甚至可以放弃文学的所有政治寓意，那么，我们该不该有《傲慢与偏见》、该不该有《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该不该有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还有《画布上的泪滴》。

既然在中国还有“写作”事件的存在，既然作品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公共性”的先天性特征，它如何能够逃脱世人的评价，并在一个极端世界里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乐园？文学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心灵，在作家的笔下，他的另一端连接的是人类的心灵。人类之所以有文学的创作，难道不是为自己的心灵寻找精神的庇护么。如果文学只能是压在箱底的自说自话，那么文学理所当然地应该离开这个世界。

网事从来都反对把作家变成街头的斗士，也丝毫不指望文学身先士卒地扯起革命的大旗，我所希望的是，文学能够站在自己的时代面前发出自己心灵中悲怆的呼号。

网事兄：中国文学在整个二十世纪都显得成就不大，在49年以后更加乏善可陈，这都是事实。理由么，地球人都知道，那是因为多灾多难。对文学家来说，最大的灾难倒不在于经济上的困窘、个人命运上的遭际不堪，而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管制和钳制。我们的传统文化原本就在舆论一律、精神管制方面有着可怕而高效的传统，到了上个世纪，这方面的能力更是达到了某种极致。某种程度上，中国作家差不多是有史以来最不幸的人，从来没有另一代作家，曾经面临如此高度艺术化的思想管治。

我也可以说，中国作家曾经是世上相对最可怜的人，最值得同情的人。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他们的同行不曾遇到过的；或虽然遇到过，程度也是轻微得多的。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也不妨这么说：在遇到如此非文学的可怕遭遇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竟然还能多少绽放出一些花朵出来，真是不容易。中国作家非常伟大。他们与域外的同行，并非在一个相同的平台上进行竞争。

还有文化上的原因，客观上对中国作家的文学成就构成了某种夹攻。即，由于西风东渐，由于中国式文明与西方式文明原本几乎在各个环节都扞格不入，为了与西方文明接轨，我们自觉不自觉地疏离了传统文化，在这个旧文化已遭否弃、新文明尚未深入骨血的转型时期，中国文人难免成了一群飘浮在半空中的无根人。他们一边操持着汉语，一边却被迫向强势的西方文学寻求标准认同。在目前这个阶段，要求他们在文学上获得可与西方文学等量齐观的成就，难免有点勉为其难。

以网事兄前帖为例，当你说“我们该不该有《傲慢与偏见》、该不该有《追忆似水年华……”时，你似乎并没有想到，我们原来也可以换一种提问法的：西方作家中为什么没有出现《红楼梦》？但你不会这么问，我也不想这么问，理由很简单，中国文学已经不成其为世界性标准了。它目前只能向域外寻求标准认同，但这种寻求，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总是一种命定的吃亏。

继续扯下去，话题会越来越多，比如，文学提倡独特，中国文学固然没有自己的《尤利西斯》，但中国文学也永远不应该有自己的《尤利西斯》，《尤利西斯》的荣耀，就让其闪耀在爱尔兰人或欧美人的文学天空上吧。中国文学只要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就够了。我们有一些了不起的文学成就，虽然没有达到欧美第一流文学的高度，但也未必就低得太多，而且，那也是欧美人永远写不来的，比如，汪曾祺式的小说，刘亮程式的散文。

无论责怪中国作家胆小还是要求中国作家大胆，都只能体现责怪者或要求者的正义，与文学不会发生内在关联。很简单，真正的文人，他写作的动力一定来自自身。一个随时听从他人（不管这个他人是政党还是民间，是集体还是个人）召唤的作家，必然是没出息的作家，哪怕这个召唤非常文学，也是如此。所以，无论德国汉学家的批评还是天高兄和网事兄的批评，看上去都只是在抒发社会正义，与文学无关。为了顺应某种呼声而写作的作家，也许是民主的斗士，但也同时是文学的市侩。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8 19:16:50编辑过]

我看了你们所有的帖子,也胡扯几句.

作为作家个体，我们无权对他写什么样的题材提出要求，他可以风花雪月可以回避现实远离政治，都无可厚非，作为个人他也完全可能写出很文学的作品。但作为一个群体，对于这几十年的苦难没有一部能震撼心灵的类似《古拉格群岛》的作品，则毫无疑问是中国作家的悲哀，因为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没有或者不敢直面现实，他们的笔端不敢触击使千千万万人卷入的宏大历史悲剧事件，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8 23:08:40编辑过]

再与泽雄兄嘀咕几句吧。

在整个讨论中，网事自觉与泽雄兄的认识并不存在十万八千里的差异，不同的认识虽然在所难免，但无伤大雅。泽雄兄24楼帖子的一些意思在《漫议文人的尴尬》一文中已有体现，文章最后有这样一句话：“文学与人性的高度契合，决定了它即使有可能不再高贵，也不会走向消亡”。对文学的人性要求，也正是我所期待的。

23楼帖子里，我提到文学所遭受到的尽情的凌辱，在被“凌辱”的名单上，许多人都可以排出长长的一列，这是中国文学或者作家洗不尽的痛，对这样的痛，我从内心深处发出的不仅是悲哀，也不仅是同情，而是深深的颤栗，尽管对那个时代的文学产品几乎感到绝望，但我无法谴责，国家精英的批量性死亡都不能唤起怜悯，谁能不恐惧这样的命运随时降临到自己头上？

今天的相对开明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曾经被描绘过的第几个春天，中国知识分子只有冬天，不过是零下三度和零上三度。

但不论多少度，文学都必须向前走，这并非在对文学发出如何的召唤，乃是文学自身的要求，它所指向的未来不是由我，而是由它的书写者来承担。因此在我看来，文学对社会正义的关注，乃是文学自身的一个正当属性，或者说，这是人性要求的一个部分，在其愿望的终端却是使其从政治的羽翼下走出，并且不以社会正义为其唯一目的，甚至不是其主要目的，从而进一步达到文学意识的自觉，这样的工作只能由作家自己完成。当今，文学对社会正义的关注也就是对自身前途和命运的关注，不能奢望政治家们的心血来潮，突然赋予文学一种无与伦比的宽厚。

其实，在纯粹的文学形态面前不论提出怎样的看法原本多余，心灵的创造不同于机械的制作，每一个作家的每一个思想都可能有其自在的理由，我们不能去指导这个作家的正义或者非正义。但我必须有所希冀，一个现实的理由就是在文学的上空依然飘荡着专制的幽灵，它使我们失去的不只是正义，也包括文学，我们已经失去了远远不止一个时代，而这些失去的时代正是作家自己的时代，是全体作家的尊严。

或许，这是一种另外式样的尴尬。

谢谢橙澄和下岗公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9 1:33:15编辑过]

作家的最高正义就是：我只听从自己的心！！！任何想引诱或者迫使作家背离自己的心的行为都是可耻的不道德的（嗬嗬^_^），当然也就是非正义的；促使作家离开实际非正义（但形式本身却可以是非常正义凛然的）引诱或强迫轨道的正义方式，不是越俎代庖去替作家寻找定制所谓真正的正义，而是容忍、理解以致鼓动、欣赏作家自身去寻找、亲近、听从他（她）自身的心；作家遭受打着正义旗号的非正义绑架本身已是很痛苦、很不幸的事件，如果在这样的境遇中，又还遭遇另一股“更正义”、“这才是真正解放你们”的“正义力量”的拉扯，写作将会无法进行下去，作家自己的心也就无法被听从，除非……除非……你们（注意我用了你们这个非个体意义的词汇）实际已经觉得文学本身应该暂且放一放，现在并不是需要文学本身的时候，正义已到了压倒一切的危险时刻……嗬嗬，但……但……我总觉得，我们还是很需要听到作家自己的心的，难道不是吗？

这不是说，作家应该逆来顺受，而是说争取、伸张正义的实现应以公民的名义，而非作家的名义。当然，作家也是公民的一部分，自然也应争取、伸张正义，但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确实并不是在做作家份内的事，也即他只是在做一种额外的奉献社会的献身性质的事情，这确实不是必选项，因为它不是职业要求。

我想泽熊兄的意思或许只是想说，你应该搞清楚你到底在做什么事，写作就是写作，争取权益也还就是争取权益，千万不要混淆。不是说作家不能争取权益，而是说，作家应该清楚，他在用笔争取什么的时候，确实已不关乎文学本身。这不是需不需要值不值得的问题，而是两件事情应该有一个大致的界线的问题，不然，永远都这么眉毛胡子一把抓地搞不清爽，正义本身又当怎样实现呢？就这样永远都是糊里糊涂地一笔糊涂账地糊涂下去？真正的正义将轮到什么时候哈？呵呵。

有华族者偕行，遇巨石阻途，人皆睹之，既恨又惧，遂安营扎寨不复前行。终不忍久困，众合议，各司其职，开辟前路。有青壮革命者攘臂，有资财者为后勤，众人慕其中有文才者，描其石状，绘其石害，或可感奋众人，或可传之后世。

然文才丰瞻者，淡然曰：巨石我睹之，石之害我亦知之。然绘其状非我之责，千钧之弩，岂为鼹鼠发机？吾之趣味，在于花鸟虫鱼之间也。吾之妙著，在于文学纯美之境也。吾眼中有石，心中之石则可有可无，而笔下之石，则万万不可有。

众默，久忘其人。又不知几世几代，石自崩，众人皆喜，欲寻文字，穷万箧而不得，仅一二俗艳词曲存世。有文才者未尽天年，叹道：当时有石，吾不敢言。吾有精妙于花鸟虫鱼之文，可以充塞乎？众人笑曰：花鸟虫鱼之文，吾等素闻之，亦好之。然石器时代，吾先祖所思所忆，岂是花鸟虫鱼之文可尽!

华族之心灵史，原竟无石。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9 13:22:02编辑过]

仿戏仿一下周老先生呀,莫见怪:

向者,华族之人偕行，遇巨石，阻。久之,困，议曰:何若辟之?有为前锋，有为后勤，或曰:盍描石之状而绘石之害,亦奋吾人且传后世也。

中有文士,闻之,曰：石,我睹之矣，石之害,我亦知之。然,巨石于我何有哉,石必文之,而文必石乎?若文必石,愚,一世而亡,非吾志也,余之所志,其在千秋万代乎?

   问:咋办?

   答: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人性!

32的不错。总算说了“石必文之”，然则留待何人文之？码字的都不文,难道要农夫去文？要厨师去文？还是要商人去文？（不过哦，我现在觉得，真是可能要由他们去文了。）我文可从来没有阻挡作家写花鸟虫鱼，不存在“文必石乎”的罪状。好一个千秋万代！好一个人性！既然你承认作家要表达人性，请问，熟视无睹的精神创造者，可怜的鸵鸟作家，当下黑暗里的人性，他们是否表达？哦，你会说他们要表达的是晴空下的人性，是超时空的永恒的人性，呵呵，晕死~~明明是石使你们不敢言石,还要说"巨石于我何有哉".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9 14:40:00编辑过]

文学在中国，太特色也太悲惨了，有时候说什么都不可以，有如文革，有时候说什么似乎都可以，有如当代。但不论什么时候，就是不能说真话，不能直面现实。

或者，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人性都不包括这两个内容，想想，偶尔会感到愤怒，但更多时候却是悲哀。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寸心何在？又到底知道什么？

兮兮：“我文可从来没有阻挡作家写花鸟虫鱼，不存在“文必石乎”的罪状。好一个千秋万代！好一个人性！既然你承认作家要表达人性，请问，熟视无睹的精神创造者，可怜的鸵鸟作家，当下黑暗里的人性，他们是否表达？哦，你会说他们要表达的是晴空下的人性，是超时空的永恒的人性，呵呵，晕死~~明明是石使你们不敢言石,还要说"巨石于我何有哉".”

——不得不说，兮兮兄过于愤怒了。按照你如此义愤填膺的谴责，那么，写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作家，也会同样被你痛斥为“鸵鸟作家”的，因为，我绝对不相信，这位无名氏写出如此美妙诗歌的时代，竟然会比我们今天要稍稍民主一些。——当然，我也记得，在兮兮兄不太愤怒的时候，你也曾高度肯定过这两句诗。

身为一个写作者，对于中国写作人遭遇的不幸处境，我自忖未必比兮兮兄和网事兄缺少了解，我的愤懑和沮丧，也未必比二位来得少。对中国作家的整体失望，说不定我还比二位更加强烈。为什么我还会与二位持异议呢？我的理由很简单：不管我是作者还是读者，我都没有权利指责别人不够勇敢，指责别人不够正义。作家不是战士，他们没有赴汤蹈火的义务；捍卫正义，这是属于众人的集体事业，而不是单独属于作家的事业。追求自由、民主、人权，原是所有人的职责，把作家单独揪出来，让他们单独承担原本应由所有人承担的责任，这不仅不公平，还有点寻找替罪羊的味道。作家，一般讲起来，除了具有更多的文学天赋、更多的文学抱负之外，与别人（包括兮兮和网事兄）没有任何两样，那针对作家的指责，也完全可以针对所有人。

换个角度，假如中国的实情是这样：除作家之外，别的行业的从业者，包括教师、法官、公务员、企业家、白领等等，都在捍卫正义、追求自由等领域做出了令人尊敬的贡献，惟独作家这一行在一味歌舞升平，我们指责作为一种群体的作家，倒还有一说。实情是这样吗？根本不是。我们可以说中国作家做得不好，但哪个领域的从业者又肯定做得比作家更好呢？作家不是一群特殊的选民，他们本身也来自众人之中，中国作家虽然不太有出息，但与别的行业相比，他们并非特别没出息、格外没出息。

在回复博客留言时，我曾写过：“倘若一代中国作家突然集体丧失了胆量，那么，原因一定在别处，中国作家反而可以集体免责了。就是说，别说区区顾彬先生，就是歌德活在当代中国，也会变得胆怯。事情真到了这步田地，被指责者还应该是中国作家吗？”既然你们认为中国作家集体堕落了，那你们事实上是在说，一旦你们中（或国民中）的任何一位成了中国作家，那么，他也同样会堕落。既然如此，堕落者还有什么可以被指责的呢？当堕落成了一种概莫能外的规律，当凡中国作家都会堕落就像凡人均会死亡一样成了一种宿命，扪心自问，谁又真正能以超然物外的态度谴责别人的堕落呢？

当然，我并不认为中国作家都在堕落，如此简单的判断，除了激扬愤慨，我看不出有多少认识上的价值。当你们质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古拉格群岛》，我确实不知如何回答。因为，可以有很多种回答。比方说，如果是绝对意义的相像，那么，苏联也只不过出现了一部《古拉格群岛》，假如《古拉格群岛》可以随随便便地在异地复制一本，那反而说明，这是一本毫无文学独特性的书。如果并非绝对意义上的相像，而只是比喻意义上的大致说法，那么，第一我想问：你确信自己的阅读，已经足够对中国作家下出如此肯定的判语了吗？第二我想问：假如中国出现了一部类似《古拉格群岛》的著作，同时还能被你读到，那样的中国，你还会如此义愤填膺吗？关于第一，据我有限的阅读，中国作家并非寸功未立，类似《中国1957》以及一些纪实类著述，如《夹边沟纪事》，已经做出了相当多的贡献。我们谁也无权为了一己快意而轻率抹煞。关于第二，你们的谴责事实上是建立在一种猜测基础上的。记得兮兮还说过一句“千万别说什么……”的话，我真不明白，你凭什么让别人“千万别……”。我只想提醒一句，在俄罗斯还没有被称为“前苏联”的时代，大量俄罗斯人也未必知道《古拉格群岛》，但是，它已经存在了。

泽雄兄：不得不说，兮兮兄过于愤怒了。按照你如此义愤填膺的谴责，那么，写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作家，也会同样被你痛斥为“鸵鸟作家”的，因为，我绝对不相信，这位无名氏写出如此美妙诗歌的时代，竟然会比我们今天要稍稍民主一些。——当然，我也记得，在兮兮兄不太愤怒的时候，你也曾高度肯定过这两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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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笑曰：花鸟虫鱼之文，吾等素闻之，亦好之。然石器时代，吾先祖所思所忆，岂是花鸟虫鱼之文可尽!"泽兄,上面是我那篇涂鸦古文里的话,足以表明,我不是个抛弃艺术表现力和反对表现非石题材的文学作品.只是想说这样的一个事实:生活不能逃避,生活无法逃避.你可以暂时逃避,但不能永远逃避.

另外,我认为作家特别是要志于成为伟大作家的,应该有志永远成为对立面的勇气.作家的胆量,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体现.在古代,可能自由恋爱就需要胆量,作家的胆量可能就能够在争取人性解放方面了(非指关雎一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9 23:12:33编辑过]

泽雄兄：我的理由很简单：不管我是作者还是读者，我都没有权利指责别人不够勇敢，指责别人不够正义。作家不是战士，他们没有赴汤蹈火的义务；捍卫正义，这是属于众人的集体事业，而不是单独属于作家的事业。追求自由、民主、人权，原是所有人的职责，把作家单独揪出来，让他们单独承担原本应由所有人承担的责任，这不仅不公平，还有点寻找替罪羊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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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不忍久困，众合议，各司其职，开辟前路。有青壮革命者攘臂，有资财者为后勤，众人慕其中有文才者，描其石状，绘其石害，或可感奋众人，或可传之后世。"这又是我的原话.说明我根本没有要把作家单独揪出来.我私下甚至认为,有人负责流血,有人负责破财,作家负责真实表现,相比风险未见得比他们大,而收获倒可能大,因为千秋万代的美名往往是眷顾作家了.

泽雄兄：记得兮兮还说过一句“千万别说什么……”的话，我真不明白，你凭什么让别人“千万别……”。我只想提醒一句，在俄罗斯还没有被称为“前苏联”的时代，大量俄罗斯人也未必知道《古拉格群岛》，但是，它已经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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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那句话,是防止逻辑上存在不可知论出现.既然提到《古拉格群岛》，我仅仅读到不到一半,所以,只能借助文学史资料了.泽兄上面的话,应该符合事实.因为《古拉格群岛》写于1973年，直到198*9年苏联文学刊物<新世纪>才发表了首批官方认可的《古拉格群岛》的摘录.对泽兄对该作品如此熟稔,我钦佩不已.

不过,我总结泽兄那段话的意思,能否得出结论:"在俄罗斯还没有被称为“前苏联”的时代，大量俄罗斯人也未必知道索尔任尼琴"?答案经我查资料是:否.索尔任尼琴1962年就以他在斯大林劳动营中的经历记叙了斯大林时代一座劳改营中的一天的生活.1964年他的小说受到公开批判,并于1969年被苏联作协开除.所以说,前苏联人对他应该不陌生.期间,他的<第一圈>(1968年)<癌症病房>(1969年)得以在国外出版并获得国际性声誉,1970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上述他墙里开花墙外红的经历,至少应该可以佐证这样的推理:索尔任尼琴被大量前苏联人知道的概率在迅速增大.也就是说,大量前苏联人当然不知道《古拉格群岛》(因为1989年才能看到摘录),但应该不可能不知道作为有胆量的作家的索尔任尼琴.代表索尔任尼琴胆量和艺术成就的岂止仅仅是《古拉格群岛》!同样有胆量的<癌症病房>据说文学成就更高.小弟我边学习上面的资料,边的出这样的结论:索氏的胆量,早就开始,他的声誉,早就被公知.

其实,我内心多么希望,我的"千万别说~~"的判断纯属胡说八道,因为中国作家已经有鸿篇巨制,双胆洪天的人物出现,足以让我欣喜万分,宁可甩自己嘴巴子.但一般的推理告诉我：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在无论如何也比索尔任尼琴的劳改营时代要宽松的今天，我们知道一个类似索尔任尼琴的人物的时间周期绝对不会比他那时长，也就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哪怕是近30年来，我们不可能埋没掉一个类似索尔任尼琴的人物（我们公开批判的机会就是作家被公知的机会），也就是说，环境比索尔任尼琴好，却仍然没有出现类似索尔任尼琴的人物。何况，中国作家如高行健，哈金，虹影（他们人在国外应该不构成容易发表的理由），他们在国外也已经多少有影响，说明如果怪罪国内没有出版自由不能发表而被埋没的借口也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作家可以选择海外出版（电子邮件投稿已经寻常，或者其他方式，至少作品想要发表，不是没有口子）。那技术层面的便利都解决了，为什么我们还迟迟看不到双胆都足以傲世的作品和作家呢？我痛苦地这样想到。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9 23:18:29编辑过]

换一个角度，比如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争论，还是挺有意思的，比如，楼上的所有回帖或许都应该被看成一种文余的“文学创作”，这样的“创作”是英王女皇殿下都会坐在台下有滋有味地看个“有始有终”的，即便其中针对她和她的政府的芒刺是如此明显哈？并且，实在来说，其实它们也确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哈？仍然希望不要什么事都和“政治”搅在一起，即便那种很明显的讽刺当下政治的话题也不好搅在一起，因为，这一切终归还是只是一种“文学”，是文学的衍生！！！而非政治的延续！！！这种说法，也是“文学不是政治”的一种进一步推演。也许，不这样推演一下，后患仍会多多！！！而这样一推演，却就……很多事，其实也就一个看的角度，推演的初始立足点而已哈？

如果这样“遮掩”、“蒙混”了，还是有贴友坚持说：“不，我的帖子是文学，但更是政治，我的文学和政治是无法分割的！”那么，我也只能坚持说：“不，你那不是政治，你搞的还是文学，你跳不出文学的范畴的，你死定了！！！”ok?

这样可好？

多少祸事，其实就在界定不清或是界定有误，把作家的“文字请命”界定为“文学的衍生”，虽然事实上是有边缘化文学的嫌疑（相对传统中国文学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言），但另一种事实又何偿不是拯救了文学本身？把文学“打”回文学本来的位置，这或许正是今天不得不补做、重做的一件应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哈？从今以后，谁都不要随便弄“刀”了吧，真弄“刀”的“我”也只当你是在“杂耍”而已（呵呵），“刀”可以救人但也可以杀人三！！！我觉得有其延续政治和文学联姻的传统，不如像美国人那样的每人发只枪，呵呵，中国人，害人也害己哈？就一支笔还冲冲杀杀的，而且居然还真会弄出人命，book11(不可思议)，呵呵。[em06][em06]

每人发只枪吧！！！（纯属幽默哈）呵呵。

继续与泽雄兄嘀咕，嘿嘿。

泽雄兄说：“除作家之外，别的行业的从业者，包括教师、法官、公务员、企业家、白领等等，都在捍卫正义、追求自由等领域做出了令人尊敬的贡献，惟独作家这一行在一味歌舞升平，我们指责作为一种群体的作家，倒还有一说。”这确实不假，但这并不能构成作家可以与之同流合污的根据，作家的精神到底在向谁看齐？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正是有其精神的独特性，使之形成了一个与他人所不同的群体。作家不能以“别人不做我就可以不做”的话语来回答自己的良心。从最基本的技术上讲，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他们所从事的正是别人所不能从事的事业，教师可以授业，法官可以断案，公务员要为政府工作，他们中间或许有能够舞文弄墨的，但这取决于他们是否有操持“写作”这个事业的本领，如果要进一步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更要有直入心灵的洞见。就以泽雄兄自己为例，泽雄兄之所以拥有广泛的影响，正因为掌握了别人所不能掌握的技术，也更因为泽雄兄有一颗纯真的心。

作家断不好案，不仅不会有人责备作家无能，反而会指责法官的混帐；而官家的腐败，也没有人直接从作家身上寻找根据。但是，为什么当人们诉说社会正义的时候会不约而同地问问作家在做什么？且不说外国的作家是怎么做的，就从中国的历史里寻找答案，我们会很容易发现，记录历史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能写者”，尽管他们在“能写”之余还能做点别的。比如说到司马迁，可能人们首先想到的他是个伟大的文学家，其后才想起来他也是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而在中国历史上，作家（文学家）与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甚至与科学家，几乎就是同一个人。他们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良知的担当者。除此以外，不是说别人就应该忘记社会正义，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对不是历史的优秀书写者，即便那些叱咤风云的领袖，他们不仅写不好自己的历史，最终还要把自己的所作所为交给写家，作家怎么能够说自己就责有旁贷？

而同样，这里对作家的批评，不等于就放弃对其它群体的批判，也包括对自我的批判，只是在说作家“没胆量”的同时，不一定非要把所有人都弄到这一锅里煮个大杂烩，尤其在书写的问题上，我不觉得操持其它职业的人与作家担当同样的责任，就如从来没有人要作家担当专制的责任是一个意思。但是，如果作家的良知不能觉醒，沦为帮凶倒是极有可能的，尽管对专制而言多一个帮凶并不算什么稀罕事。

我们知道自己面对的状况，也知道自己曾经的历史，唯一能够呈现这样这些的只能是作家，不能期待别人来书写这些，特别不能期待别人把书写的自由送给自己。而往往，当农民感觉到生活不堪的可能更加可怕，他们“觉醒”之后会指着作家的后背说：你们有文化，有思想，有感情，可当我们遭到欺压的时候，你们什么都不做。而中国的农民是每隔百余年就要“觉醒”一次的，最后一次“觉醒”的伟大成就是：广大农民没站起来，全体知识分子也倒了下去——尽管我对农民从来没有任何成见，以我“十年插队”的经历，我知道他们的苦。

一会儿要出去，简单说两句：

我和网事兄的一大分歧在于，作家在我眼里，的确是各各不同的，同样冠名以作家的，其中差别甚巨。我甚至认为，没有第二个行业像作家那样，从业者之间竟然如此缺乏共性。这使得我永远没有胆量和心情，针对作家这个群体说些概括性的话。

经验上，有几个特殊的行业，人们在认识上特别惯于以点带面，比如，足球界就是如此，出现几个混蛋，人们几乎二话不说就将这几个混蛋放大成足球圈的代表。作家也是如此，无论打架还是乞讨，分明都只是个别现象，但人们却是那么容易把它视为整个中国作家的问题。一个作家打架了，记者写文章不是就事论事，而很可能会写出“中国作家怎么啦？”这样的标题，奇怪的是，读者通常也会不以为怪。

我说过，我还想不厌其烦地重申：优秀的作家，与蹩脚的作家，几乎是两类人，他们之间的共性远远少于他们之间的差异。一个索尔仁尼琴，似乎可以使整个苏联作家跟着沾光，哪怕苏联作家中的混蛋、懦夫完全不比中国作家来得少，也是如此。出现几个不争气的作家，也可以使中国作家全体跟着倒霉，哪怕陪绑者对那几个不争气作家的恼怒，远在声讨者之上，也是如此。

网事者切莫如此抬举俺，俺承受不起，真的。

明天再聊。

谈论中国作家的胆识,还必须横向比较,与同样处于集权体制的苏联、东欧各国比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作家群何止是胆子小，简直就是良知的缺席。

周泽雄说的不应该要求作家如何如何的话，对于某一个作家个体而言当然没有错，网事情缘和兮兮所说的责任是对于作家群体的要求，对象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一样了。

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好。近30年来，一个又一个的“禁区”都是中国作家“领导”突破的，笼统地说他们“胆子小”、“良知缺席”恐怕有点冤枉。仅以湖北为例，曾经放胆喊出“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将军，请你洗一洗”的就是湖北的诗人，后来在那风波之夜后的早晨公开张贴出退DANG声明的也的湖北作家，结果，有的只能出逃，有的身陷囹圄……这些，应该可以证明，中国的作家，至少是有那么一部分还是有胆量有良知的。

我不太了解苏联和东欧的情况，但我至少知道，由于双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差异太大，即使表面上接受了一个相同的制度，实际执行上，也会有很大差异。所以，拿中国人与苏联、东欧各国进行横向比较，我相信其中存在大量变量和不可贸然比较之处。同理，即使古巴也声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拉美国家的民族性与我们过于不同，这决定了古巴人在意识形态控制等方面的做法，永远不可能达到我们曾经有过的严苛。这并非卡斯特罗的原因，而是民族差异的结果。如果真要与中国作家进行横向比较，朝鲜也许是一个最接近（也就是变量最小）的对象，那么我们发现，中国作家并非那么不堪。

橙橙第二段中的内容，我前一帖已经回复过了。除非你能反驳我的观点，否则，你的看法在我眼里就是不成立的。

诸位喜欢举《古拉格群岛》为例，用来证明中国作家的良知缺失，但你们好像不自觉地犯了一个错误，即《古拉格群岛》并非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没有虚构，没有典型或生动的人物形象，没有完整的故事，它是一个纪实性文本。事实上，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与写《癌病房》的作者，几乎是在从事两种不同的工作。写《癌病房》时，索氏是一位小说家，写《古拉格群岛》时，他更像一位史学家，一位学者。所以，按照你们的举例法，《古拉格群岛》如果可以用来证明中国人的不足，那它与其说证明中国作家的不堪，不如说证明中国学者的不堪。用《古拉格群岛》来单单烛照中国作家的胆小，是一种误判，真要说，你们得把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给数落一通。——还有，我再啰嗦一遍，在《古拉格群岛》之外（也许还包括一部我没读过的类似著作《科雷马故事》），苏联作家中的胆小鬼和混帐，并不比中国作家来得少。我们不该惑于索尔仁尼琴的巨大光环，而将本应献给索尔仁尼琴一人的赞美，不由分说地献给整个苏联作家群。建立在误判基础上的正义，不是正义。它只是看上去最像正义而已。

附带说一句，早在我还没有听说过《古拉格群岛》时，我就读过《癌病房》，认为《癌病房》中有与《古拉格群岛》类似的内容，是一种臆测，《癌病房》中完全没有类似内容。作家早年一部描述劳改营生活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所以能够顺利出版，是因为正好符合了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政治需要，它是由赫氏亲自批准出版的。还有，别忘了，在后斯大林时代（早在沙皇时期俄罗斯也有这个传统），苏联当局针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最高处罚，可能恰恰是中国一些作家求之不得的无上待遇：把你驱逐出俄国，送你到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去。索尔仁尼琴1972年被秘密警察逮捕后，遭到的待遇是：被送上一架飞机，押送到西德（注意，不是东德），这以后，他就在美丽的苏黎士开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活。假如中国作家也能遭到如此待遇，我甚至会不怀好意地怀疑，个别作家哪怕根本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可能冒充持不同政见者，以便获得如此流亡的待遇。

“我们知道自己面对的状况，也知道自己曾经的历史，唯一能够呈现这样这些的只能是作家，不能期待别人来书写这些，特别不能期待别人把书写的自由送给自己。而往往，当农民感觉到生活不堪的可能更加可怕，他们“觉醒”之后会指着作家的后背说：而中国的农民是每隔百余年就要“觉醒”一次的，最后一次“觉醒”的伟大成就是：广大农民没站起来，全体知识分子也倒了下去——尽管我对农民从来没有任何成见，以我“十年插队”的经历，我知道他们的苦。”

请问，是那个农民指着作家说“你们有文化，有思想，有感情，可当我们遭到欺压的时候，你们什么都不做。”

俺知道陈胜吴广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没作家啥事。农民的苦，和作家的胆量有啥关系？作家有胆量了，农民就不苦了？

“广大农民没站起来，全体知识分子也倒了下去”——有啥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