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转帖] 万千人：看《潜伏》话“军统”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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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8 11:52     标题: 万千人：看《潜伏》话“军统”

本帖最后由 ys1937 于 2010-6-9 19:1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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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网上见万千人先生的博客，谈军统事，又涉及抗战前后的历史，所谈颇多，是正规教材中所未见的。
    即使对我这种老头子，许多事也是闻所未闻的。
    因此，把万先生博客的内容，转到这里。
    为方便起见，把万先生文章的分段略有修改，但文字部份一概不动。

目录（1）
00、前面的话
01、《潜伏》中的一些瑕疵
02、军统的来历
03、军统的特训班
04、“忠义救国军”与中美合作所
05、三大杀手之一：王天木
06、三大杀手之二：赵理君
07、三大杀手之三：辣手书生陈恭澍（1）
08、三大杀手之三：辣手书生陈恭澍（2）
09、三大杀手之三：辣手书生陈恭澍（3）
10、三大杀手之三：辣手书生陈恭澍（4）
11、“郑苹如案”
12、“中央党部刺汪”案
13、“王亚樵”案
14、杨永泰案
15、“日人藏本失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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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8 11:53

前面的话

    《潜伏》确实是一部难得的片子，在我看来，一是情节编排紧凑，二是演员选得到位。
孙红雷不必说了，其实我原来并不太欣赏他，但这个戏确实出色。据说这个角色原拟辛柏青来演，辛柏青
    曾在《红岩》中演保密局特务郑克昌。其气质跟这个角色也很吻合，我倒很想知道如果是他演怎么样。
    意外的是姚晨。一部谍战片居然被她搞出如许搞笑色彩，以后片酬一定暴涨。
    还有那一大批各个系统的大小特务，塑造得也基本到位。
    说到这里，估计现在多数的青年朋友对剧中那左一个右一个、层出不穷的特务机构一定会有一头雾水的感觉。不由得想起十几年前曾经对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地下斗争史颇下过一些功夫，因此结合《潜伏》给大家理理清楚，基本上以军统的情况为主，也会涉及到中统和“76号”的一些情况。
    在行文中，我会遵循这样的几个原则：
    第一、我不会板起脸孔，弄得跟写历史书似的。大家所熟知的我不写，或尽量少写；对网上已广泛流传的，总体上我就不说了，如果有太离谱的，我会适当予以修正；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说法的，如果我认为比较接近事实，我会予以注明，并表明我的态度。
    第二、体例上也不一定那么严格，可能说这件事的时候，突然插进一个其他的事说半天，因为本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个请大家谅解。
    第三、我不想说我在写历史，那个太沉重了，但也决不是小说。我不会主动添加任何文学色彩（所以，可能有些说法与大家所熟知的不太一样，也不一定有那么精彩）。当然了，有些地方可能会适当地加以推测，在这些地方我会予以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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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8 12:08

01、《潜伏》中的一些瑕疵

1、 余则成

    《潜伏》的主要角色余则成，军统特务，一开始是军统的一个电讯监听员。
    电讯是当年秘密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在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更没有互联网，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作为秘密工作者，你的主要联系方式是什么？
    ——对，一靠有线电话，二靠电台。
    余则成出现的时候，就正在执行监听电话（有线）的任务。
    但作为特务，需要即时通讯，而电台就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移动通讯工具。但电台这个东西有两个最大的弱点：
    一是信号有可能能被监听。一旦被监听，侦察人员就能够准确地判断你所处的地理位置。解放前夕，我党在北京的一个秘密联络站就是这样被破获的，最终导致我党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重要特工熊向晖暴露。
    二是密码的问题，不可能指望你能发现每一个秘密联络站，并“人赃俱获”，那么要做的就是侦听对方的信号，也就是说这个信号自己人能听到，对方的技术人员也能收到。区别在于有没有密码。
没有密码，你所看到的就是一组组毫无意义的数字。
    所以，每一个特务机关内部都有几个电讯专家，其主要任务就是搞密码——设计自己的密码，破译敌人的密码。剧中叛逃到日伪方面的李海丰，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可见其危害有多大。
    同时每一个电讯机构中，也都有一大批像余则成这样的特务，专门负责监听记录工作。
    说到这里，问题出来了，即余则成不太可能被派到上海去执行“制裁”李海丰的任务——凡对敌人进行一定的处理，军统称之为“制裁”，如说“对某人予以严厉制裁”，其意即为杀掉他。
    因为，余则成作为一个专业技术人员人员不太可能具有这种特长。不要以为杀个人很简单，尤其是在敌占区，一旦暴露，个人安危是一方面，暴露了组织是更大的危害。最重要的，暗杀不成，敌人会加倍警觉，下次就更难了。
    军统在越南“制裁”汪精卫失败，以后又派出了几拨特务，无一成功，反而搭上的自己的两员得力干将——吴庚恕捐躯、陈恭澍叛变。
    像剧中那样，余则成单枪匹马，连司机带保镖，一枪一个，看着很解气，但在实际斗争中基本没有可能。
    为什么，很简单，余则成不具备这个能力。在开枪射击这种专业技能方面，余则成作为一个“IT”方面的从业者，跟咱们这样的普通老百姓没有本质区别。
    不信的话，你可以找一个靶场，连发十枪，看有没有一枪能够正中红心。
    如果有，恭喜你，你具备当一个特工的潜质。

2、 左蓝

    在地下工作中，最糟糕的，莫过于两口子同时被捕了，因为你要隐瞒的事情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分开一问，两下一碰，破绽立现。
    另外，对方可以利用你人性上的弱点，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大家看过《红岩》吧，刚刚被捕时，甫志高相对还是比较坚强的。甫志高也不是天生的叛徒，没有人生来就为了当叛徒的。但当敌人以他的妻子要挟时，他的汗马上就下来了。
要知道，人之为人，对伴侣的关怀是无可比拟的。一个人可以自己吃苦、受罪，但他不一定能看到自己的伴侣受到苦刑。
    正像金庸所说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
    没到那个份上，谁也别吹牛，说“换了我一定如何如何”。
    不是每一个人的意志都能战胜情感的。
    所以军统局有一条家规——抗战期间，不准结婚。
    看似不通情理，实际上有他的道理。一个人结了婚，自然就多了一份牵挂，另外还有一点是不能明说的，就是一旦被捕，出问题的几率要高得多。

    按：余则成在抗战期间搞对象，而且对象还是个比较“左”倾的知识分子，还声称要结婚，这在当年的军统不可想象！
    反了他了还！基本上属于现在大家常说的“这人不想干了”。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军统因“违章结婚”而受到处分的，在 200人左右。
    注意：这 200人可不是因为跟共产党搞对象才被处分的，人家就是正常的恋爱结婚，而且一般找的对象都是特务，都不行。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余左恋是个什么结果可想而知：首先是俩人肯定结不成婚，余自己的饭碗砸掉，这都是必然的。
    弄不好，两口子都会蹲监狱。
    再有，从我党的角度来说，左蓝作为一个地下党员，如果是作为工作任务与余接触，那么组织上一定会要求她，不要表现得那么“赤化”，至少是保持“中性”吧。否则岂不是找不自在，生怕自己暴露得晚了！
    按《潜伏》的情节设计看，似乎左蓝是真爱余则成，那么我不知道她的上级怎么看这件事。我反正是无法想象。
    一个共产党员与军统特务真心相爱，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件荒唐透顶的事情。
    按常规，一定是马上调回原单位，搞不好还得派人护送（实际上是押送，谁知道你是不是已被余则成策反，半路潜逃怎么办），然后由敌工部隔离审查。即便没有发现问题，从此以后也是控制使用，而且是一辈子！
    可能大家会感到很残酷，很冤枉，很不人性化，但是没办法。
    革命斗争，本来就不是请客吃饭!
    象后来左又被作为共方的军调人员派回天津，与余则成又发生一段难得的际遇——基本属于拿党的事业开玩笑。
    当然了，还是那句话，本就是艺术作品。况且，余左恋在剧中被两位出色的演员演绎得惊天地泣鬼神。当看到左蓝在身后中枪的情况下，还面带微笑，神情自若地掩护战友撤退，我的眼泪都几乎夺眶而出。
    还是让我们把它作为革命浪漫主义的一段佳话吧。
    沈傲君这个演员不错，依稀看到了当年于蓝的影子，我觉得，如果再拍《红岩》，她可以演江姐，一定超过99年那一版。
    谨以此向更多的我们不知名的人们致以敬礼。

3、 翠平

    我身边好多人爱看《潜伏》，很大程度上是喜欢翠平，我也很喜欢翠平，疯疯傻傻，挺可爱。又有一手好枪法，她倒正经八百是个搞行动的料，比余则成强。

    按：沈醉曾参与军统“临澧训练班”的招生，据他回忆，有一次跟戴汇报招生情况，说这一期生源不太理想，以高中生居多，还有不少是高小生，学历太低。
    戴说，不要紧，量才使用，文化水平高去学情报。学历低的可以搞行动。

    所以翠平真的不太适合潜伏，他在余则成身边，不用李涯，马奎都能看出破绽。
    首先是她的性格，过于火暴，说话办事不走脑子，或者说根本就没这方面的脑子。
    搞地工，或者说干潜伏，首先讲究的就是个沉稳，脑子里翻江倒海，外表还在跟你聊着，丝毫不带走神的。
    吴站长就是标准的特务秉性，说话轻声细语，慢条斯理，你看他很少说过头话，总是“这样不太好吧”，“他
    总归是你的上级嘛”，“要团结”，这样一类表述方式，很少撂“狠话”，——不代表不做“狠事”，但不能挂在脸上。
    象翠平那种一点就着的脾气，再配上个大嗓门，想不暴露，难。
    其次是文化水平太低。
    说太低都是客气的，没文化，不识字嘛。
    没文化的最大弱点是什么——学习能力会比较差，适应新环境的时间会比较长，而这一点对于潜伏工作是致命的。
    一般来讲，派工作伴侣，不仅是为个身份的掩护，更重要的配合工作。我们看到，余则成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还不说整天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还要对翠平进行业务培训（以及最基本的生活方式等的培训），换了我们任何人都会有一种要“疯掉”的感觉，难怪余有一段时间忍无可忍。要赶走翠平。

    按：赶走翠平这件事，余则成做得是不对的。如果“克公”处理此事，一定会批评他。

    翠平是谁？是党给你派来的工作搭档，有缺点要通过谈心教育来解决问题，岂是你想要就要，想轰走就轰走的？至少是反映余则成这个同志组织观念比较差。
    说到大天，翠平只是不适合岗位，并没有犯严重的错误，怎么能一棍子打死。你就这么给人家退回去，今后组织上还怎么给翠平安排工作？是不是对同志不负责任。
    走的方式也有问题，买张车票就给打发走了，出点事了怎么？谁负责任？事实上还就是出事了。应该是像来的时候一样，由组织派人接走，否则她连解放区都进不去，因为她没有组织上开具的介绍信。
    还有一点是我们都不愿看到的。要知道翠平是带着情绪走的，万一一生气，一时糊涂，走错了地方怎么办？走到国民党那儿去怎么办？
    第三，翠平的任务。
    我们知道，余是一个投诚人员，而且投诚的最直接原因是想和左蓝在一起。派回军统之前只在解放区接受了很短的一段学习（或称改造）和培训，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人，是不能完全信任的。

    按：余的投诚，从谍报的角度讲，并不令人信服，说看到军统高层贪污腐化受到触动云云，那是以现在的观点去处理当时的思维，太简单了，他这个弯转的太“硬”。

    另外，他挨的那一枪，焉知不是军统的苦肉计？

    按：余在未知场所养伤的那段时间，脱离军统视线，很可疑，这事回来要调查的。还给你颁奖、晋级？美去吧！“戴先生”没那么好蒙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派来的这个翠平，肯定要担负着一个监督（或者更直接点，叫监视）的责任。
    但这个责任，毫无谍报经验的翠平显然承担不了。不要说监视别人，余要想给她下套，在旁边帮着数钱的一定是她。
    《潜伏》中，余还是翠平的领导，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领导不了翠平。
    原因很简单——余则成不是党员。某种意义上讲，余不过是一个从军统内部分化出来的“内线”而已！是我方的一个“运用”人员，还不是自己人。
    至于后来，连交通站那个掌柜都要受余的领导，就更不可能了。基本属于瞎掰。

    按：谍报工作有自己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不论政治取向的，违反了，不论你是什么党，在哪个统，都要出事，要出人命。
    而我党，49年以前由于在政治上属于从属地位，地下工作的政治要求就更为严格，有些东西是悬为厉禁的，是“高压线”，是不能碰的。

    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这样一条“高压线”。
    因此，这个工作伴侣，必须得是一个党员，必须得是余的上级，必须具有对余的控制能力。
    尽管戏中设计了一个秋平意外牺牲的情节，来说明她的妹妹翠平这条线的合理性。但是翠平进城，不是救火、也不是打狼，晚几天来，余则成不至于连这点应变能力都没有，否则就别干了。比勉强派一个不合适的人来危害要小得多。
    还有，刺杀陆乔山这件事情，两个潜伏的谍报人员加一个联络站站长，一齐冲上第一线，实施狙击，可谓赤膊上阵，这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
    如果不是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潜伏人员不应该亲自参与这类行动，联络站站长更不应该，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任务，这就是周公所说的“有所为、有所不为”。
    按当时的情况，陆乔山似乎还没有危及潜伏工作。反之，他的存在还可以使余则成更好地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上下其手，从中渔利。
    要杀，还不如杀谢若林，这个人威胁太大，早该办了他。
    再有，知道会面地点的人并不多，就是你知我知的事，一旦出问题，余则成绝对是第一嫌疑人，不是冲着他也开一枪就能洗脱罪名的，没有那么简单。

4、 谢若林

    谢若林这条线是《潜伏》最大的漏洞所在。
    在剧中，中统特务谢若林给余则成造成了最大的麻烦，比他身边的每一个军统特务威胁都大。
    为什么，因为谢若林不太可能出现在军统的圈子里，一旦出现了，就得打起来。
    马奎帮余则成搬家的时候，讲明了“这是军统的私产”，既然是私产，住进一个本单位的会计、执行执行监视是可以理解的。

    按：剧中多次出现会计“听房”的场面，尤以架着桌椅听天花板那个场景最为搞笑，而以扒门缝那次最荒唐。
    想窃听，墙上钻个眼埋点东西不就得了。还扒门缝，别忘了余则成再咱么样也是天津站的中层干部，不要太过分哦。

    内部搞侦查，不是不可以，但要领导同意，后来李涯也这么干，但站长是同意了的。不经同意这么干，到时候领导一推六二五，责任全是你马奎的。
    俩字——闲的。

    按，军统有一个督察制度，在局本部设督察室，由督察室往各区、站派出督察员，直接向本部负责，不听命于同级行政领导，跟现在不一样。专门负责内部的违纪、“纠风“等项工作，权利是很大的。
    军统著名杀手陈恭澍这样级别的人物，都因违纪而被关过禁闭。

    但军统以外的人，想跟余则成当邻居，这个可能性一般很小。
    何况谢若林还是“中统”的，大家都知道，军统、中统是死对头，虽说分工很明确，一个搞党派情况、一个搞军事情报。但都是吃特务饭这一行的，弄着弄着经常发现搞到一件事上来，然后就打。这种事出多了，慢慢自然成了对头，“戴先生”又是个很强势的人，做事从不替人留余地（
45年以后，戴的处境危机四伏，跟他长期以来做事太绝有很大关系），对头就变成了死对头。

    像剧中两家一起包饺子、涮锅子、其乐融融又语带双机的场面，很有戏剧性，但没有可能性。
而且谢若林那么明目张胆地贩卖情报，也不太合乎长理，不要以为只有军统会杀人，中统狠起来，也照样让你人头落地。
    国民党虽然腐败，但也是有纪律的，军统、中统作为特工机构，纪律就更为森严，我党，我军有什么纪律，那边也照样都有。

    按：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分别从属的军队，其实都是一个老祖宗，党内都叫“同志”，都有政治部（那边后来改叫政训处），所以当年很多思想方法、工作方式都很类似，后来当然区别越来越大，想想挺有意思。


5、 写给殉道者

    孙红雷拍照前那“喀”的一拉枪栓，一定让余则成成为许多人的偶像。
    太酷了。
    我印象更深的，却是前晚翠平的那一句“我怕！”
    一句话道尽多少儿女情长！
    他们是殉道者。
    我相信，机场的那一刻，恐怕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彼此的一个对视，竟成永诀。
    当天各一方的时候，翠平仍在坚强地守侯着希望。
    而坚强的余则成，此时惟有两行清泪——“竟无语凝噎”。
    正如余则成所说的，“所有的磨难都为的是希望”。
    潜伏者是孤独的。
    英雄因无名而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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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8 12:18

本帖最后由 ys1937 于 2010-6-8 12:19 编辑

02、军统的来历

    既然说军统，总要把军统是怎么个来历说一说，所以尽管我说不讲历史，也只能从历史说起，大家不要烦，没办法。
    “军统”是个统称，其前身是特务处，后来叫保密局，1949年以后叫什么，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列了。
    所以，“闲话军统”，要从特务处开始。
    特务处的全称，叫复兴社特务处。
    这个复兴社，一说又复杂了，只能择其要者，简单地说，是一个忠实于蒋介石的组织。

    按：复兴社的成立，源于黄埔四期生滕杰的一份《计划书》。其中提到：应该“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并希望依靠这个组织，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我中华民族”。


    蒋看了非常赞赏，复兴社就这样成立起来了，其宗旨，就是滕杰讲的那几句话，这是明的，实际上，由于这个复兴社整个由黄埔学生组成，自然忠于他们的蒋校长。

    按：滕杰，江苏人，陆军中将。滕杰是日本留学回来的，黄埔毕业后曾在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学习，在军队中主要做政治工作，后来转入政界，所以与那些直接带兵打仗的比起来，不是太知名。但就这一件事，足以让他载入国民党的党史。我们在讨论黄埔四期生的时候，除了林总、胡琏、张灵甫，不要忘了还有这个滕杰。


    复兴社的骨干叫干事，也就是后来大家传说的“十三太保”。具体哪13人，说法不一。有说等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扩清、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戴笠、胡宗南等13人；也有说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刘健群、潘佑强、郑介民、葛武綮、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杜心如、胡宗南等13人。我稍稍倾向于前一种说法。

    按：其实，也许不一定是13个人，也许多、也许少。中国人对有几个数比较偏爱，一个“三”、一个“四”动不动“三大什么”、“四大什么”。再一个就是“十三”。
    还记得“说唐”里边，靠山王杨林手下就有“十三太保”。还有多少条好汉，就是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那一伙子人，有没有秦琼我忘了，反正单雄信才排第16。到了单田芳先生那儿又给改成“十三杰”，可要排名的人又有14个，否则秦琼排不进去。没办法只好把第十三杰说成是两个人：上首，秦琼；下首：四宝大将军师徒。
    所以排名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都是后人说的。


    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叫力行社（怎么这么复杂！没办法，一说历史就很枯燥乏味，只盼尽快说完）。
    力行社下面，有诸多机构，其中有一个，就是特务处。
    在此之前，戴笠已经召集了一批军校的同学，帮蒋介石搜集情报，这一伙人都有谁，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是说法不一。大体上有：唐纵、徐亮、周伟龙、梁干乔、黄雍、张炎元、胡天秋、马策、郑锡鳞，一共十来个人，这批人就是后来传说中的“十人团
”，也是特务处最初的骨干。
    特务处处长，出乎意料地给了戴笠，副处长郑介民。
    为什么说出乎意料呢，因为军界、政界最讲资历。戴笠的资历有点浅，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但在黄埔只是个六期生，郑介民可是二期的。郑一是不愿屈就在戴手下，二也不爱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嫌层次太低，几次找校长，想调工作，都被驳回。

    按：戴笠当处长，很多人反对。当时有几个人呼声很高，如桂永清、邓文仪、康泽，也包括郑介民，一水儿的黄埔学长，但最终戴笠后来而居上，蒋介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应该说蒋把戴笠看得还是很准的的，从此戴笠在特工这个领域中如鱼得水，大展长才。
    后来戴野心膨胀，到抗战结束以后准备谋求海军总司令的位置，但因飞机失事摔死。国民党海军建立，总司令正是当年被他PK掉的桂永清，这是后话了。


    1932年 4月 1日，特务处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南京徐府巷，后迁洪公祠，称乙地；另在南京鸡鹅巷53号、戴笠的住宅设联络处，称甲地。乙地一般是不对外的，要到乙地，须先到甲地领介绍信。

    按：前面说过，戴笠与胡宗南是“铁哥们”，这个鸡鹅巷53号是就胡宗南送给戴笠的，当时胡已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戴笠还兼着他这个师的驻京办主任。


    这就是复兴社和特务处成立的大体经过。
    要说的是，复兴社远不是那么简单，全盛时期，复兴社掌握着很多报纸、刊物，还成立了许多外围组织，与国民党其他派系的矛盾越来越深刻，尤其是触动了“CC系”的势力，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尤其是在“西安事变”中，复兴社及特务处工作不利，致“委座蒙尘”，彻底颠覆了复兴社的命运，1937年3、4月间，蒋介石手谕复兴社，“停止一切团体活动”。

    按：“西安事变”的发生，戴笠和他的特务处，难辞其咎。这件事以后还要谈到。


    1937年 7月30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著名演讲，标志着中国抗战的新阶段。四个月后的1937年11月，国民党成立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以“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做“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
    到此，特务处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以后，要看军统的了。

    按：蒋介石的这篇演讲，可渭义正辞严——“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何等悲壮！
    特附录如下：
    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蒋中正）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付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国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了 6年之久，续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无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为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早在特务处成立之前的1928年，国民党党内最大的派系CC系也搞了一个特务组织，即隶属于中央党部的调查科（即中统的前身），从名义上说，两家各搞各的，中统做党派工作，军统搞军事情报。但工作开展起来过后，戴笠才发现这个分工自己吃了亏。
    这时全面抗战还没有开始，反共成为首要任务，特务处成立的初期，骨干都是些军校学生，头脑相对比较简单一点，杀人越货、“偷鸡摸狗”还可以，搞反共，实在是勉为其难。反观中央党部调查科，一个是早开展工作4、5年，经验、基础都好得多。再一个陈果夫、陈立夫都是搞党务工作起家的，手下集中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叛徒，经常在内部召开理论研讨会，学习、讨论共产主义理论，水平自然不一样。

    按：国民党内部，颇有些人极讨厌戴笠，陈立夫就是其中一个，从不给好脸，经常私下里损他们，说特务处的人“一副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特务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干什么”。戴笠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
    所以从特务处成立的一开始，两家就斗得不亦乐乎，同行是冤家嘛，到后来弄到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趣的程度，如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甚至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


    为解决“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
    1935年 5月，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注意：此军统不是彼军统），局长陈立夫。
    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党部调查科升格组成，处长即后来著名的中统头子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落水当了汉奸，即《色戒》隐射的那位“易先生”）。
    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38年 3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其中一处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二处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三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
    “中统”的事以后再说。军统局长例由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担任，戴笠为副局长。但蒋明确指出，实际的责任由副局长来负。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蒋认为特务工作其本质，是一种偏恶性的工作，权利不妨给，但政治地位不宜太高。

    按：历任军统局长，除了贺耀祖，还有林蔚、张治中（不像吧）、钱大钧。但这些人都很知趣，不过问任何具体事务（估计也不爱搀和这些烂事）。


    终其一生，戴笠都只是军统局副局长，少将、挂中将衔，死后追晋中将。但戴笠的手下，起码有不下十个中将，少将得有二十多个，起码他下面的处长就全是少将。这是因为很多特务都兼任着公开的职务，但在军统，他还是戴的手下。
    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1946年 3月17日飞机戴笠失事为止，换言之，戴记军统，一共维持了整整八年，基本与抗战共始终。
    戴死后，大约在1946年 7月前后（有的文献说是 7月 1日），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先是郑介民，后为毛人凤。一直到1949年逃台。这是后话了，以后再说。
    历史说到这里为止，可算说完了。枯燥乏味，我都说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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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8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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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军统的特训班


1、 “洪公祠特训班”


    1932年 4月 1日，戴笠的特务处成立，一个月以后，戴笠就开办了他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洪公祠特训班”。

    按：蒋介石靠黄埔起家，戴笠处处学他的“校长”，最重视学生，其实就是对自己班底的培养。事实证明，后来军统的骨干，不是黄埔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特务训练班出来的。


    “洪公祠特训班”对外名称叫“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因设在洪公祠，后来人们称之为“洪公祠特训班”。
    “洪公祠特训班”一共举办了三期，每一期半年。第一期于1932年 5月开班，这是军统特务训练的开始，在军统林林总总的特训班中很有代表性，因此我们重点介绍第一期的情况。
    据陈恭澍回忆，“洪公祠特训班”开班时，共有学员30名，中途有 3个人退学（特训班居然还有敢退学的，够人性化的），到了结业分配工作时，只有27人。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期学生出了两个响当当的人物。
    第一个自然是陈恭澍，军校五期，军统著名杀手。当过北平站站长、天津站站长、上海区区长；刺杀过汪精卫、刺杀过张敬尧、刺杀过王克敏；从1932年参加工作，始终站在行动工作的第一线，“甜活儿”全归他了，也绝了。唯一令人惋惜的是有一个短暂的时间落水当了汉奸，虽说没有出卖组织，而且后来又接上了关系，毕竟于大节有亏。
    陈恭澍的事，我们在讲军统杀手的时候会有很大的篇幅涉及，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另一个叫刘乙光，军校四期。此人一生只干了一件事——看守张学良，从大陆跟到台湾，陪伴了张学良一辈子，俩人不仅培养了极好的私交，刘乙光自己也成了少将。当看守居然能干成少将，也算是一段佳话。
    除了上述两人，有据可查的还有13人。
    翁一揆，军校三期；翁光辉，军校三期；廖宗泽，军校四期；田动云，军校四期；徐志道，军校四期；庄骏烈，军校五期；喻耀离，军校五期；陈致敬，军校五期；邱尧勋，军校六期；戚南谱，军校七期；杨英，军校七期；徐远举，军校七期；王一士；唐焕文；郑兴周。
    另有12人，没有确实的材料。

    按：据一些材料反映，还有何龙庆、陈善周、赵理君、赵世瑞、郭履洲，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尤其是赵理君。以后我们都会提到。
    但是不是这一期的，存疑。


    在军统各种各样的训练班中，班主任几乎都是戴笠（没好意思叫“校长”），唯独这一期例外，班主任申辛禅（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另外还有副主任，但显然他们都是挂名。
    具体的管理，分为三个组（民国时似乎很喜欢用“组”这个名称，最起码军统特别爱叫“组
”，组可大可小，大的组长，级别能到少将、中将），戴笠负责“事务”组，主持日常工作；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负责“教务”组，管教学；李士珍负责“训育”组。

    按：李士珍，军校二期，中将、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逃台后任中央警校校长。李士珍是国民党警察事业的创始人，曾留日学过“高等警察”，有《警察行政研究》、《警察精神教育》等专著。


    但大家可不要以为李是光会埋头著述的的书呆子，这又是一个厉害角色，为了争夺对警察系统的控制权，此人几乎与戴笠斗了一辈子，基本是个不相上下的局面，以戴笠当年的权势薰天，能跟他平分秋色的只怕天下没有几人！甚至，戴笠飞机失事，都跟他的存在有些间接的关系。你说这是一般人么？
    但在此时，他们还是工作关系。
    要我说，李士珍这个“训育”组的角色，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学生处”，每天早晚两次集合点名，晚上点了名之后还有一顿训话，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学员都很烦他。你说是不是差不多这个角色？
    谈到学习和生活，陈恭澍在回忆中用了“筚路蓝缕”来形容当时的条件，大家不要以为学当特务有多舒服，那个条件是相当地艰苦。
    上课，教室就是礼堂，开会也是这儿（反正人也不多，一共30个学生嘛）。里边摆了十五张长条桌，两个人共坐一条板凳，正好三十人。用木板垫高一块，就是讲台了，黑板也是变成了深灰色的那种。
    学员宿舍，有门没窗户，一下雨就漏水。床是高低床，铺盖是不会有人给你提供的，均须自备，可想而知什么颜色都有。
    伙食，正餐六个人一桌，四菜一汤（原来这个标准民国时候就有了），管吃不管饱，而且教师和学员的餐标完全一样，这个应该说是难能可贵。
    条件不怎么样，但纪律却是严格得不可想象，整个六个月的学习期间，学员们基本过的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所有的休息日全部被取消不说，课余时间还一律不准外出。据陈恭澍后来回忆，除了集体外出搞活动什么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单独出过训练班的大门。
    看来李学生处长还是很称职的，像管犯人一样地管这些学员、未来的特务头子们。不过要我说，那时的人还是规矩，换成现在你试试？教练坐在饭店门口都看不住，人家跳窗户！
    条件虽然不好，不见得领导不重视，开学典礼，蒋校长居然莅临，让学员们都感到极为荣幸。

    按：蒋校长在军校学生们心目中的地位，可能是我们现在的人们所不能想象、也不能理解的，甚至可以说那就是神。如果蒙校长接见一次，“温谕”几句，都是无上的光荣。如果能得到一张校长写上“蒋中正”三个字的照片，那真得找个镜框供起来。


    所谓开学典礼，仪式很简单，桌上放 1本《三民主义》、1 枝手枪，由蒋校长先领着大家宣誓，誓词是：“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
    新鲜的是宣誓完了还要把每个人手中都有的誓词收集起来，当场焚化，有点像江湖帮会之类的入会仪式。这是一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的举动——告诉大家，我们从事的是极端崇高的事业，大家要随时做好献身的思想准备。
    宣誓过后是校长“训示 ”，其内容是鼓励大家甘当无名英雄，即使为党国牺牲也在所不惜。
    开学典礼之后马上开课，大家都很关心特务训练班都学什么，先说大家感兴趣的。
    首先自然是枪械，特务嘛。包括射击和枪枝的拆卸。

    按：枪枝拆卸，听起来很神秘，其实不要以为枪这个东西有多复杂。我不知道大家拆过枪没有，我拆过手枪，“五四式”的。


    过去的枪，结构是很简单的。以“五四式”为例，其实就那么几个零件：枪管、复进机、发射机座（就是一个连着扳机的装置）、套筒座（其实就是枪柄）、套筒（就是子弹上膛那一下，往后拉的那个东西），当然还有弹匣。另外还有一、两个小件，叫什么忘了，好象有个枪口帽吧，反正全加起来不超过七、八样东西，当然制作精度比较高一点。熟练以后，闭着眼睛拆散再给组装上并不是神话。
    顺便说一句，这个“五四”真不怎么样，又大又重不说（倒是个防身利器，即使没有子弹，照着脑袋上醢
两下也够戗），最大的缺点是不准，同一性极差。但最大优点是威力大，“五四”是军用枪，强调杀伤力，只要打上要害肯定一枪废命，没有抢救那一说。
    爆破。大家都是军校出来的，这个并不陌生。但此番学的主要是用特定物品自制爆炸物，不是给你两箱现成的炸药，你往哪一埋、一点、一炸那么简单。
    毒物。包括麻醉之类的。据说有一次上实验课，用兔子来示范，结果把相对应的剂量注射进去之后，没想到遇上一只命大的兔子，半天也不死，弄得教官下不来台，学员在底下暗笑。
    通讯。就是余则成那一行了，包括电讯、密码、密写等等。
    驾驶。包括汽车和摩托车。因为没有几辆车，时间又短，多数人都没学会。

    按：那个年代汽车少，所以会开车的人也不多，即便是军统特务。像《潜伏》中余则成那样到哪里都有车开，还什么车都抓起就开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据沈醉回忆，他曾向戴自告奋勇承担某个行动，其前提就是沈会开车，而且驾驶技术极好。


    摄影。那个时代没有复印机，所以摄影是每个情报人员的必修课，包括照相机和暗房技术。而且不象现在，弄个数码的，即拍即看，不清楚再来一张就是了。那会儿可绝对是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洗出来一看不清楚，要耽误大事的。
    上面说的大体属于专业课，还有大量的基础课或者叫理论课：行动术。偏理论性比较多，属于纸上谈兵。
    侦察学。主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侦察为案例，特务工作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还属于新生事物，没有太多现成的教材可用。
    情报学。就是陆桥山那一行，这是每个特工都要通晓的一门功课，包括从搜集到应用的全过程。
军事情报学。由郑介民主讲，郑的本行就是干这个的，后来还出版过一本专著，名字就是《军事情报学》。
    高等警察学。教官自然是李士珍，前面说了嘛，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武装斗争。耳熟吧?顾名思义，这是专门针对我党的一门课程，据说教得非常好，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帮会。如哥老会、青洪帮，等等。当时帮会盛行，搞情报不了解这一行是不行的。

    按：军统的很多高级干部都在帮。如王兆槐，是杜月笙的弟子；陈恭澍是青帮第22代“通字辈”弟子；戴笠虽没有加入帮会，但他和杜月笙是非常好的朋友，戴在上海呼风唤雨，与杜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契卡”。即1917－1922年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负责人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捷尔任斯基（看过《列宁在1918》的一定对他有深刻印象）。讲苏联的特工活动，那会儿的“契卡
”，大概就象后来的中情局一样，代表世界特务工作的最先进水平。
    上面这些课程，均根据陈恭澍的回忆。从这些课程中，大家不难看出，除了射击等个别几门课程，其实特训班也没什么新鲜的，并不神秘；第二，这么多的课程，短短半年的时间，自然只能是学个大概，哪样也学不精，连开个车都没学会（比咱们差远了）。想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那是门也没有。后面怎么样，能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特工，就要看每个人的造化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再正确没有了。
    像前面我们没有考证出姓名的那些人，要么是工作性质极端保密，不能见诸史料记载。也不能排除因个人悟性太差、或没有崭露头角的良好机遇而终身籍籍无名。
    像陈恭澍是往行动方面发展，年纪轻轻就成了一个专门搞暗杀的专家，恐怕他也是始料所不及。
像刘乙光，分配到南京特务处本部特务队，后来当了队长。听着挺好听，其实是负责管理特务处的内部监狱，最终以一名高级看守终身，估计也是做梦都不会想得到的。

    按：前面说了，军统（包括前期的特务处）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督察制度，大凡特务们在工作中出现严重违纪或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后果，就要去“反省”，即关禁闭，其实就是军统的内部监狱。待遇分三种：“甲”地条件最好，跟家里差不多，只是限制自由；“乙”地就差一点了，但“甲
”、“乙”两地都在军统单位内部。除此以外，还有“丙”地，“丙”地设在南京陆军监狱中，专门辟出一部分监号，那可就是名副其实的“蹲监狱”了，只是比一般的犯人少挨几顿揍罢了。


    刘乙光的工作，就是负责管理这些因违纪或工作失误而需要反省的“同志”们。后来，大概是看他具有当看守的“天赋”，又很忠实可靠，被戴笠指派去看守张学良，从此开始了自己漫长的看守生涯——其实，也等于蹲了一辈子监狱。
    转眼半年过去，“洪公祠特训班”结束，该分配工作了，陈恭澍被分配到北平，去建立特务处北平站，同去的是杨英和戚南谱。
    从此陈恭澍走上了他的杀手生涯，不久之后，就要迎来他的“初出茅庐第一功”——刺杀张敬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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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8 19:45

本帖最后由 ys1937 于 2010-6-8 19:48 编辑

续——

2、 浙江警官学校（以下简称“浙警”）

    大体在1932年底，为便于戴笠开展工作，蒋介石任命他为“浙警”政治特派员（是不是听着熟？很正常，我们前面说过嘛，国民党、共产党原本就是一家的哥俩）。
    大家不要小看“浙警”，当时中国不象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警察学校，当年，“浙警”是中国仅有的两所专业警校。
    得此天赐良机，戴笠岂能客气？
    他首先在校内设立政治特派员办公室，派他军校六期的同学王孔安为办公室书记长，主持日常工作。

    按：“书记”、“书记长”这类词，以后会经常出现，大家不要搞混了，以为“书记”是国民党的支部书记，不是的。国民党的党务系统的主官，不叫书记，而叫做“**党部主任”，一般设在地方。不象我党，“支部建在连上”——目的是强化党的领导，这也是我党最终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年，国民党的各级机构没有那么多职数，一个正职、顶多一两个副职，象军统，始终是一正一副。不象现在，任何一个什么机构，副职恨不得能有十几个，还要分出哪一个是常务，哪一个排第几。
    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即主官不在位时，得有人来替他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因此民国时期，各机构一般设秘书长或主任秘书、书记长或书记，大体都是一个意思，即主持内部日常工作的这么一个幕僚长。
    这个幕僚长因时、因地、因人而宜，可能地位很高。当年毛泽东曾有一个短时间担任国民党中宣部长，主任秘书就是沈雁冰，即后来的著名作家茅盾，这个主任秘书可不得了，基本相当于常务副部长。
    但不管职位高低、不管叫什么，这个幕僚长由于常年帮主官看家，参与密勿，其实际地位都不低，权力也很大，如果是主官的亲信，那就真的是能当半个主官的家了。
    接着又挤走了校长，派胡宗南的亲信赵龙文为警校校长兼杭州警察局长。紧接着，教务处、政训处，全换上了特务处的人。
    经过一番拳打脚踢，“浙警”成了特务处的特务训练学校，戴笠从学生中挑选了一批最优秀的，办了四期特警训练班，培养出了许多特务骨干，在特务处早期，除了“洪公祠特训班”毕业的几期学员以外，“浙警”的师生员工，也成了特务处最初的班底之一，许多人都是从这里走上他们的特务之路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军统“三毛”就是在“浙警”聚齐的。
    “浙警”出来的第一个人才，就是毛善高。

    按：毛善高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那我告诉你，毛善高进入特务处以后，改名为毛万里——什么，还不熟悉？那我再告诉你，他还有个哥哥——毛人凤。
    这下熟悉了吧！


    不过此时的毛人凤还在地方政府当小职员，他的弟弟毛善高听说当年的戴大哥（毛人凤与戴笠是同乡加同学加亲戚）正在主持“浙警”，于是就来投考，想当警察。考完之后心里没底，就托人给戴笠带话，问能不能看着毛人凤的面子，关照一下。
    没想到这一下关照大发了，戴笠见着当年的小兄弟一聊，觉得是个有用之才，又是家乡的子弟，大喜过望：
    “考什么警校！到我这里直接参加工作，跟着我干革命。”
    就这一封信，毛善高直接进入特务处当上了国民革命军军官，授少尉军衔，任“洪公祠特训班”书记，并改名为毛万里，后来成为军统著名的将级特务。
    说完毛万里，再说他的哥哥毛人凤。
    毛人凤，原名毛善馀，浙江江山县人，生于1898年，比戴笠小一岁。毛善馀与戴笠是江山文溪高等小学的同学，而且一起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毛善馀就是此时改名为毛人凤的，取“人中龙凤”之意。
    另外，戴笠的妻子，闺名叫毛秀丛，与毛人凤是同族的远亲，因此连带着，戴与毛也沾点亲毕业以后，毛人凤回到家乡当了一个小学教员（跟胡宗南一样，看来要想出人头地，先去教小孩子念书），我们前面谈到的周养浩就曾是他的学生。
    黄埔军兴，毛人凤也在此时赴广东准备参加革命，不过他考入的是黄埔军校潮洲分校。但在校期间生了一场大病，只能退学回家。

    按：毛人凤是潮洲分校第一期的，这一期的学生比照黄埔军校第三期。


    事情就有这么巧，回家的路上，居然意外地碰到了戴笠。

    按：关于这件事，我一直很怀疑其中是否有“演义”的成分，因为他们的这一次相遇，对戴笠、对毛人凤的影响都太大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都产生了影响。


    人海茫茫，哪儿那么巧就碰上了，但这件事两个人又都提到过，似乎也没有不相信的道理。
    所以我们要知道，毛人凤虽是是戴笠的下级，但他却是戴“走上革命道路”的牵手人。
    据戴笠后来自己回忆：他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后，因“宣传革命的道理”被学校当局开除（我们这边的文献记载是因调皮捣蛋被开除），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是被学校开除是没错的。戴笠失学以后，要说这人赶上倒霉就没办法，干什么都不顺。就跟姜子牙似的，卖面吧，赶上刮大风，面被吹跑；开饭馆吧，赶上天热，肉都臭了，反正基本就没干过什么正事。
    正在这个时候，遇上了刚从广东回来的毛人凤。毛人凤听了戴笠的遭遇，就劝他说，革命的希望在广东，你应该去投考黄埔，干一番大事业。
    走投无路的戴笠听了，当即决定到广东投身革命。

    按：不要以为“革命”这个词是我们这边专用的。在当年，去广东、参加革命军、反帝、反封、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挽救民族危亡，就是革命，这是每一个有志青年、特别是读过书的知识青年的唯一和最高理想。而“参加革命”的最直接途径，就是投身黄埔，这也是为什么黄埔军校能够影响中国军界几十年的重要原因，因为它吸引了太多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人。

    有一部老片子《大浪淘沙》，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建议没看过的找来看看。听一听那主题曲《工农兵联合起来》（据说还是根据一首匈牙利民歌改编的），一定能体会到当时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后来，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同学中，就有后来被他拉入特务处、成为“十人团”成员的唐纵、徐亮、胡天秋，还有王孔安。
    再后来，我们都知道了，毛万里加入军统之后，自然要推荐他的哥哥毛人凤，戴笠是很重视乡谊的，也一直惦记着自己的老同学，正好此时毛人凤在政府里的小职员也干不下去了，于是“毅然”出山，投身军统。
    当年戴笠投考黄埔之前，曾与毛人凤相约“后会有期”。
    再相聚，竟是两代特务头子之间的风云际会。
    1934年，36岁的毛人凤加入特务处，叙为上尉军衔，并被派往“浙警”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任书记。从此，毛人凤为戴笠当了12年的书记、书记长、主任秘书，并于戴死后接过了他的衣钵。

    按：毛人凤的“成长”道路，在军统绝对是个“异数”。因为他一天“外勤”都没干过。在抗战之后，制裁马汉三的行动由于事关重大，毛人凤亲自带队，还曾开玩笑，说“加入团体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捕人”。
    因此，终戴笠的一生，毛人凤都是以一个幕僚长的身份出现。你可以说他不懂业务，而卒能剪灭群雄，把保密局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其心机、其手段，实令人有深不可测之感。

    再说说军统“三毛”中的第三根“毛”——毛森。
    毛森，原名毛鸿猷，加入军统前是个小学教员（哈哈，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又一个小学教师吧），由于在考师范的时候，用了同乡“毛善森”的文凭，所以加入军统时，他叫做“毛善森
”。这个同乡“毛善森”，大概和毛人凤、毛万里是一辈的，都叫“毛善什么”嘛，所以，不仅现在，即便在当时，军统中的很多人也以为毛森和“大毛、二毛”是兄弟，其实不是。
    由于不甘心当“孩子王”，“毛善森”考入戴笠把持的“浙警”，毕业后又被戴笠送到特训班学习。在加入特务处的时候，觉得老冒充别人的名字也不是个事，于是去掉一个“善”字，改名毛森。
这名字，改得够学问，毛骨森森，人如其名。
    这个毛森有点绝的，值得介绍几句：
    一是他曾两次被捕，居然两次都能逃脱危险。
    抗战期间，军统被捕的特务，几可以百千计，其结局，无非两种，要么英勇捐躯、要么落水当汉奸。能逃出来的，据我所知，只有两位（当然我说的是有头有脸的），其中之一就是毛森。

    按：还有一位是刘戈青。这位更不得了，在日伪监狱里都敢揍“76号”的看守，真是一位铁骨铮铮的英雄好汉。以后在讲军统的“四小杀手”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刘戈青的事迹。


    二是毛森被捕以后，自己都在监狱里了，居然还能假人之手制裁叛徒，实在是智勇双全。而他制裁的这个叛徒——军统东南区电讯督察李开峰（化名余玠），就是不少人认为是《潜伏》中的李海峰的原形。
    第三．你军统不是不让结婚么，毛森就敢，而且是堂而皇之地结，不但结，戴笠还送了礼金。厉害不？
    毛森早就看上了特训班的同学，女特务胡德珍，因此，当军统派他到杭州当站长的时候，他向戴笠提出，赴敌后需要工作伴侣，有利于潜伏。戴一听不但特批，还给了他 500元安家费。
    后来，毛森在狱中“制裁”叛徒李开峰，就是胡德珍负责往来传递信息，最终成功的。看来找个同行还真是有好处。
    和那些偷偷摸摸结婚而被关禁闭的军统“同仁”们比比，真不禁让人感叹，“同是一个单位的特务，怎么思考问题的差距就这么大呢！”
    四是毛森曾经破过荣毅仁的父亲——“面粉大王”荣德生被绑架的案子，荣德生还送过他金表、金笔等礼物，表示感谢。
    这些，各报章上都有，本着我的写作原则，广为人知的，我就不再过细地说了。

    按：1992年，毛森曾以美籍华人的身份，偕夫人胡德珍回老家浙江江山观光，受到当地统战部门的热情接待。同年10月，毛森在旧金山去世，享年84岁。


    除了军统“三毛”以外，“浙警”还出了几个学生，值得说一说。
    首先是萧勃。萧勃是军统里的外交家，公开身份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
    萧勃是湖南湘乡人，原名萧仁玑。其父萧鸿钧是湘乡的一位名人，有名到什么程度呢？萧鸿钧
1935年去世的时候，蒋介石亲题“老成典型”四字，当时的国民政府湖南省主席何键亲笔为他写了悼词，还赠送了一副瓷棺。
    萧勃还有个哥哥，原名萧仁兵，是军校四期步科毕业，跟黄公略是政治大队第三队同学；

    按：湖南湘乡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往远了说，有诸葛亮的第一接班人蒋琬；往近了说，有曾国藩一家子。
    进入现代，参加革命的，有蔡和森、蔡畅；55年的大将，一共十个，湘乡就占俩，陈赓、谭政；黄公略如果不牺牲，起码也是个大将。
    那边的，有宋希濂；军统的，另外还有周伟龙。
    作家里，有萧三、有张天翼。


    当年，戴笠曾经从“浙警”挑选了几个佼佼者，送到美国留学，其中就包括萧勃，学成之后就地参加工作，直接担任军统美国站站长。
    有人说萧勃摊上这个活不错，大家都当特务，同样是站长，别人在敌后，每天餐风露宿、“偷鸡摸狗”不说，不定哪天就给抓起来、没准哪天就掉了脑袋。
    你萧勃每天养尊处优，按时上下班，端着杯红酒、出席出席派对，就把活给干了，又体面还安全，真不公平。
    那没办法，“革命”分工不同，萧勃的岗位是出席派对，你的岗位是“偷鸡摸狗”，不具有可比性。再说了，人家萧勃会外语，你会么？不会就老老实实蹲墙根去，甭说那没用的。
    抗战期间，萧勃为戴笠立了一大功，即“中美合作所”最终落户军统。
    “珍珠港事件”之前，中方曾向美方提供了比较翔实的“日方可能袭击美海军”的情报，这个情报，并非军统获得的，以后我们会讲到。
    日美开战，证实了中国在谍报方面的实力，美国海军方面得产生了双方合作的兴趣，决定派海军中校梅乐斯与中方接洽此事，最初的合作对象并不是军统，而是中国海军。但因梅乐斯与萧勃是好朋友，所以梅找到萧勃，请他出面安排与中方的联络。
    萧勃自然第一时间将此事汇报给军统，使戴笠有机会撇开海军方面，直接把梅乐斯作为军统的客人弄到中国，予以热情接待，并通过梅乐斯向美国海军方面提出进行情报合作的计划。
1943年 7月 1日，美国海军情报署和军统合作建立的情报机构正式成立，这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英文缩写SACO），简称中美合作所。总部设在歌乐山下的杨家山。
    中美合作所使戴笠搭上了美国海军的关系，戴笠也因此与梅乐斯成为极好的朋友，并且通过梅乐斯的关系，获得了日后美国海军支持他出任中国海军负责人的默契。
    如果不是戴笠意外飞机失事，没准就会出任中国海军的总司令呢，那可就不是少将的问题了。
    “浙警”还出过两个很有名的女特务。
    其一，就是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
    叶霞翟，生于1913年，师范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师（军统的小学教师可真多啊），后来考入浙江大学，然后又考入“浙警”，毕业后加入特务处。
    这个叶霞翟挺有意思，放着好好的大学不上，去读警校，不理解是为什么。
    据说叶是戴笠很看重的人，但某一次偶然叶、胡相遇，戴笠是特务，很善于揣摩他人心理，认为这俩人挺合适，于是就在两人之间说合。
    戴笠知道，胡宗南最崇拜的女性就是他们的校长夫人，宋美龄女士，于是他索性好人做到底，把叶霞翟送到美国去留学，既让叶接受美国式的教育，又使她摆脱在别人眼里“女特务”的印象，否则，堂堂国民革命军第 1军第 1师（这是一支光荣的部队，蒋先生就是靠这支部队起家的）师长大人，娶个女特务回家，说起来总是不大好听。
    所以人说戴笠机灵、会办事，真不是吹的。
    挺好一桩婚姻，真是英雄美人，再般配不过了，虽然岁数差得多点（胡宗南比叶大将近
20岁，认识的时候已经四十出头了）。孰料，这位师长大人（后来升官了，更大了），别人不学，要学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就不结婚！
    再说叶赴美以后，先后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系、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博士学位，1944年回国，在南京当大学教授。要说叶霞翟还真是个学习的料，六、七年的时间，居然从军统特务摇身一变成为教授，
    这行业的跨度稍微大了点。
    不过也不奇怪，人家本来就是正牌的大学生嘛。
    好不容易等到了抗战胜利，满拟胡长官会履行自己的诺言，结果国共开战，成婚之事又变得遥遥无期。眼看着当年的妙龄少女熬成了半老徐娘，这种事，作为女方，又不好催：“你啥时跟我结婚？
”，不像话，对吧。弄得苦不堪言。
    天遂人愿，1947年 3月胡宗南部攻克延安，胡也走到了他事业的最高点，蒋介石专电给胡表示嘉许：“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之积愤，殊甚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

    按：当时，进攻延安的先头部队是胡宗南部的另一支部队第90师，结果胡硬是要第90师改变进攻方向，给第一师让开大路。把第90师师长陈武气得几乎要发疯，破口大骂，但又无可奈何。
    最终第 1军第 1师第 1旅于1947年 3月19日率先进占延安。


    按：攻克延安之后，胡曾经活动，托人找内政部，想把“延安县”改名为“宗南县”。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刚要发表，结果延安又被我军夺了回去，搞得鸡飞蛋打。唐纵在日记里曾埋怨“这个胡长官也真是，费挺大劲，好不容易办成了，你就不能多守几个月。”
    从此，胡长官就开始一步步的走背字，直到退出大陆，在台湾被弹劾，要追究他“丢失大陆”的责任，然后去守小岛。


    终于可以结婚了！于是，胡宗南和叶霞翟就在延安的窑洞里举行了婚礼。
    此时，胡长官已经53岁，叶霞翟也三十四、五了。
    据胡宗南的卫士回忆，婚礼非常简单，结婚的洞房就是一间窑洞，而且是他自己粉刷的，有人说叫几个人来帮忙，他说“这是我私人的事情，用不着别人”，然后请了几个人吃了顿饭，就算婚礼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在延安结婚的，不光有我们这边的革命党，也包括那边的“革命党”。而且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思路都差不多，不愧原来是一家的兄弟俩。
    胡宗南于1962年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他与叶霞翟仅仅共同生活了15年。
    叶霞翟赴台后投身教育和慈善事业，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1981年逝世，享年68岁。

    按：胡宗南与叶霞翟的长子胡为真，曾任台“国安局”副局长，因反对民进党的“去中国化”政策被解除公职，名噪一时。


    叶霞翟之后的另一个女特务，名头更大，那自然就是军统局唯一的女将军——姜毅英。
    姜毅英也是江山人，有的时候我真怀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江山，是不是所有的有为青年都跟着戴笠进了军统。这其中，姓毛的就有五、六个，姓姜也有三、四个，少将、中将起码有十来个，但这其中只有一位女性，就是我们所说的木匠的女儿姜毅英了。
    前些日子看了篇报道，说那边直到现在，也只有 5个女将军，而姜毅英是大陆时期唯一的一个。
    姜毅英，原名姜鹤根，出生于1908年，从“浙警”出来之后改名为姜毅英，进入特务处，任报务员，并一步步升迁，直到1946年 3月，也就是基本上跟戴笠出事的同时，晋升为少将。
    关于姜毅英的事迹，网上很多，大体是一个蓝本，连错的地方都一样，所以网络时代也很糟糕，大家抄来抄去，以讹传讹。
    传说最广的，就是珍珠港的情报问题了，说是姜毅英破译的，并说姜因此从中校一步登天晋升为少将，这不对，破译“珍珠港”密电的，是池步洲。另外“珍珠港事件”发生在1941年12月，姜毅英晋升少将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事情了。
    姜毅英是一个很有男子气概的人。据沈醉回忆，戴笠出事以后，一开始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是失踪了。然后就瞎猜，怀疑戴笠是不是会迫降到我解放区了，蒋要求军统局派一名将级军官带着医生、药品，乘飞机到一些可能降落的区域寻找，如找到飞机就跳伞下去营救。
    当时郑介民不在家，毛人凤以主任秘书的身份主持日常工作，召集了家里所有20多个处长级的特务商议此事，结果这些人无论是搞行动的、搞情报的，没有一个人答腔，毛人凤急得都快哭了，说“我有责任，动不了，否则我就自己去了。”最后是总务处长沈醉站出来，表示可以承担此项任务。
    姜毅英也很气愤，痛斥这些特务们忘恩负义，说“戴局长在面前的时候你们这些人一个个好话说尽，现在都变成缩头乌龟！我如果不是女流，也会和沈处长一起去的。”
    去台以后，姜毅英脱离了情治工作，任台北雨声小学校长（又一个特务搞教育的），这所学校是为纪念戴笠而成立的，校址在芝山岩，毗邻“戴雨农图书馆”。
    2006年，姜毅英以98岁高龄辞世。其后代中，有一个叫倪雅伦的，据说是名模，我不是一个时髦的人，不太了解。
    既然说到这了，那就必须得说说池步洲，虽然他并不是军统的，但这个人太了不起了，如果在这儿不说，以后就没机会讲了。
    池步洲，1908年生，福建闽清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几经辗转进入军政部研译室，后该机构整建制转入“军委会技术研究室”，这是一个直接隶属于军委会的机构，与戴笠手下的“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不是一回事。
    前面说了，所谓电讯，大体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收发报，这是正常的通讯工作；二是监听敌方信号；三是破译密码。这其中，监听工作并不复杂（当然也并不是说是个人都可以去搞监听，也是须经过专业训练的），更专业的工作，是获得敌方信号之后的破译，否则，你拿到的就是一组组毫无特定含义的数字。
    比如，余则成通过收音机的某个波段，记下了数字，然后通过某种排列规则，到《蝴蝶梦》中去查出相对应的汉字，这个过程，就是译电；如果这个排列规则被敌人发现，就叫破译了。我们平常所说的电讯专家，通常指的就是破译专家，这个，《暗算》里面讲的更清楚。

    按：《潜伏》中用收音机直接传送信号的方式，实在是过于小儿科；不要说密码本还就随手放在抽屉中，还用了好几年，真要是搞潜伏，要不了几天就会暴露。


    “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就是一个专门研究对日本军队电讯密码破译的机构。1941年12月 3日，“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截获日本外务省致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的密电，经池步洲破译，准确判断出日军于近期向美海军发动进攻，时间应该是某个星期天，地点可能是珍珠港。
    很可惜的是，美方不但不相信中国的谍报人员有这种能力，反而怀疑是中国有意挑拨日美关系，结果这么重要的情报，居然没有发挥作用，令人扼腕。
    曾有一种说法，因当时美政府有意参战，但找不到合适的说辞说服国会，所以使了这样一出“苦肉计”，即以牺牲美军太平洋舰队的代价，换取民众的首肯。
    这种猜测过于大胆，我不知道有没有显著的证据。
    池步洲是一个密码奇才，而且是属于自学成材那种的，因为他既不是特务，也没学过相关专业，纯粹是靠着个人的聪明才智，学成了一个电讯专家。
    池步洲的成就还不止于此，1943年 4月18日，美国空军击落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的座机，报了珍珠港的一箭之仇。
    这个情报，又是池步洲的杰作。这回美国人信了。

    按：电影《山本五十六》，可能许多人看过，上世纪七十年代，可是作为“反动影片”、内部放映的。还记得当时我身边的长辈们，去看这部电影时，脸上那种既神秘又带有几分兴奋的那种表情。那可真正是“少儿不宜”，不让孩子进的。据说看完之后有的单位还组织了讨论，让大家批判。


    第一次听说“山本五十六”这个名字，就因为这个电影，当时还觉得这名字好奇怪，后来才知道，似乎是他父亲在56岁时有了这个孩子，因此得名。
    这个片子拍得不错，结尾很悲壮，是军人的死法。
    池步洲没有去台湾，留在了大陆，经历了三十年的磨难，但他奇迹般地熬过了历次政治运动，迎来了改革开放，晚年移居日本（池步洲的太太是日本人）。
    2003年 2月，池步洲以95岁高龄在日本逝世。
    除了上述这些大家熟悉的，“浙警”还出过一些处、站级的高级特务，简单列名吧。
    阮清源，少将，曾任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军统局第三处（行动处）处长。阮清源是个多面手，既搞武装，也搞行动。
    石仁宠，少将，一直在上海活动。初期搞情报，抗战胜利以后任招商局警务组组长。少将当组长，你说这个“组”小得了么？据《上海沿海运输志》记载：警务组下设三课一室和一个警察大队， 716 人的编制。
    刘钦礼，少将，一直在山东活动。曾任第二绥靖区调查室主任、山东省会警察局局长。

    按：在军调期间，刘钦礼曾主持成立“监护组”，对军调部执行组在山东的活动进行监视，监视的对象包括周恩来、陈毅等。我一直觉得《潜伏》中有关军调的情节是不是来源于此。


    夏松，少将，湖南站站长，解放前夕曾被派往天津接替擅离职守的天津站站长吴景中，但因形势变化太快未及到任。
    刘人爵，也是一位行动专家，专抓人的。解放前夕任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随程潜参加了长沙和平解放运动，并被长沙市军管会任命为军管会委员。1949年 9月 4日，毛人凤派特务将其在寓所中暗杀，其墓就在岳麓山长沙会战指挥所遗迹的旁边，不知道现在还保存与否。
    邓墨村，唐生明的军校四期同学，唐任常德警备司令部司令的时候，他是稽查处处长。

    按：戴笠与唐生明也是哥们，戴还是考虑到邓、唐的同学关系，特意派邓去给他当下手的，以便他指挥，说起来还是好心好意。结果这位邓处长可能是跟戴笠跟久了，习惯于请示、汇报，什么事情都去找唐生明。唐是公子哥的脾气，极不耐“俗务”，不几天就给搞烦了，看上了正在常德附近的临澧特训班当教官的沈醉，死活找戴笠把邓墨村给换掉了。


    萧绍文，陕西站站长，曾策划暗杀教育家李敷仁。
    杨超群，川西站站长。
    王清，广东文昌县人，中山大学毕业（又一个大学生考警校的）。海外部副特派员，负责督导南洋的情报工作。

    按：《潜伏》中，吴站长曾说，“陆桥山是郑介民的人”。军统的几个首脑人物，戴笠、毛人凤是浙江人、唐纵是湖南人、郑介民是广东人，因此军统也就自然而然地分为浙江派、湖南派和广东派。
    三派之中，浙江派人最多、势力最强；湖南派稍逊；而以广东派势力最弱。主要是郑介民初期不甘于当特务，等醒悟过来，安插了一些人，但已经晚了。王清、何崇校、邢森洲，都是广东人，是郑介民为数不多的班底的重要成员。


    丁继曾，通讯专家，有专著《通讯方法》，后逃台。
    周昌嗣，逃台后任台北县警察局长。
    章微寒，上校，军统局最后一任浙江站站长，其前任就是毛万里。
    章微寒“运气”不太好，解放时没跑了，被“憋”在了大陆，只好自首。作为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75年，与他原来的同事文强、周养浩等同期被特赦（最后一批）。

    按：我曾看过一篇文章，描绘了章微寒在出席特赦宴会时的情状：【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寒微泣不成声地感慨说：“这里是一所大学校，一所大熔炉，变有害为有利，化无用为有用。通过几年的改造，我的眼睛明亮了，头脑清醒了，认识了真理，分辨了是非，我要永远说共产党好，还要用实际行动报答人民。”】


    估计很多人听了这个话，会觉得好象“牙要倒”或者“浑身发冷”的感觉，我倒觉得挺符合那个时代的表述方式。
    “洪公祠特训班”和“浙警”出来的这些人，占了一个参加工作早的便宜，经的事情多，“成长”得快，不几年就占据了特务处和后来军统的各个要津。
    像毛万里，先给戴老板当秘书，很快就成了北平站书记；像阮清源，在忠义救国军搞特务武装，
4、5年的工夫就弄成了少将；像陈恭澍，派到北平，今天杀这个、明天刺那个，没几年，居然闯出了一份“辣手书生”的名头。
    再往后的，像“余则成”的“青浦特训班”、再后面的“临醴特训班”、“黔训班”，就没这么好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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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8 19:50

再续——


3、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与“青浦特训班”（以下简称“青训班”）

    随着《潜伏》的播出，“青浦特训班”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名词，仿佛这个班出来的学生都如占士邦一般天上地下、能文能武。
    其实“青训班”只是军统各种各样训练班中的一个，而且还是比较仓促的一个，因此这里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
    要说“青训班”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这个班产生于 “8·13”的战火中。
    因此，要说“青训班”，得从“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说起。
    1937年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戴笠于当天赴上海，指挥上海的特工力量配合军队对日作战。同时，他向蒋提出建议，上海有雄厚的帮会势力和大批的失业工人，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一支武装部队配合国军作战。
    戴笠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与上海的帮会头目杜月笙是好朋友，可以借重他的力量，另外，戴笠早就想建立一支特务武装，以扩大自己的实力。
    经蒋批准，戴笠与杜月笙一拍即合，在很短的时间里。搞起一个叫“苏浙行动委员会”的组织，由杜月笙出任主任委员，戴笠任书记长，下设书记长办公室，全班人马一律由特务处委派。很显然，这个委员会的实权，又落到了戴老板手中。
    接着，戴笠开始招兵买马，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除了工人和杜月笙手下的帮会成员外，还有很多青年学生基于民族义愤自愿报名，甚至有很多大学生，听说要组织军队打日本鬼子，都来要求参加。
    戴笠是很爱才的，他自己虽没有上过多少学，但特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所以他觉得让这些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年轻人到战场上去直接作战，既不能用其所长，而且是一种浪费（没上过学的就活该去当炮灰？）。
    因此，他把这些学生抽出来，成立“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青浦特种技术训练班”，地点就设在青浦县西溪小学，这就是传说中的“青训班”了，有 400余学员；跟着又成立了一个“松江特训班”，500 多学员。
    戴笠任两个班的班主任，余乐醒任“青训班”副主任、谢力公任“松训班”副主任。

    按：余乐醒、谢力公，都是军统著名的训练专家，经他们手训练出来的特务可谓“桃李满军统”。
    余乐醒，原中共党员，湖南醴陵人，曾赴法国学习化学，归国后任黄埔军校教官。曾被我党派到苏联“契卡”学习。“四·一二”以后与党失去联系，加入军统，戴笠如获至宝。
    从余的简历看，中共党员、留过洋、会外语、有专业技能、当过军校教官、学过“契卡
”，培养特务再合适不过了。余乐醒还曾参与过行动，后面讲“河内刺汪”案的时候我们还会谈到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余乐醒的太太、黄埔军校军医沈景辉是沈醉的大姐，沈醉就是由余乐醒介绍进入军统的。解放前夕，沈醉去看望余乐醒，余还曾叹息，后悔不该介绍引沈醉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
    谢力公，原中共党员，陈独秀的“托派中央”秘书。陈独秀一生曾四次被捕，1932年最后一次被捕就是由于谢力公叛变后出卖的。谢力公是军统内部的苏联事务专家。
    关于所谓“托派中央”，原想顺便介绍一下，但后来发现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而且很多话也不便说，算了。
    陈独秀晚年的景况很悲惨，两个儿子为党牺牲，陪伴着他的，只有比他小近三十岁的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最终在贫病交加中辞世。但他至死都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人的尊严和气节，值得敬重。

    青训班于1937年 9月底开班，10月 4日举行了开学典礼，戴笠做了长达 5个小时的长篇演讲。

    按：戴笠也是个演说家，逢会必讲，精力也充沛，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从不给别人时间（给了别人也不敢讲）。我看过他的一些演讲搞，口才确实好，虽说翻来覆去总是那些大道理，如“甘当无名英雄”、“勇于为国捐躯”等等，但极有感染力。


    “青训班”和“松训班”是抗战以后戴笠举办的各种特训班的滥觞，其训练内容是一样的，都是侦察、行动、爆破等等。训练时间原定 3个月，后因上海战事变化，一个月就草草收场。
    11月 9日，上海沦陷。“青训班”和“松训班”紧急转移，历近艰辛到达皖南祁门，损失惨重，两个班从开学的 900人，剩下不足 400人。
    此时，“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已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青训班”和“松训班”的学员，除一少部分被戴笠选入特务处带回本部工作外，其余的直接派入“忠义救国军”，担任营职以上干部。
    虽然戴笠挑来挑去，把这些大学生“择”出来，想培养他们当特务。但由于机缘问题，这些幸存的大学生，除极少数以外，最终还是当了兵。
    所以“青训班”和“松训班”没出什么象样的人物，都跑“忠义救国军”打仗去了。

4、 “临澧特训班”

    按我原来设想的，应该写“临澧特训班”了，军统的特务培训制度，到这个班时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但因沈醉曾专门写过一篇很长的回忆录，详细记载这个班的情况，所以我就不写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到网上搜吧。
    相信通过上面对几个培训班的介绍，大家应该对军统的特务培训制度有所了解了，其实并不神秘。而且，短短几个月，至多半年、一年的培训，其实学不到太多东西，也就是皮毛。更多的，要靠实际工作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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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9 07:29

04、“忠义救国军”与中美合作所

    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如果你仔细去探究，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提起某个人或某件事，大家都知道，似乎很熟悉，“啊，你的说就是那谁吧，知道知道，那不是坏蛋么，特坏。”但你一细问，坏在哪啊？怎么个坏法？准傻，谁也说不上来。
    所以前一段史学界颇有一批人在忧虑，说现在大家都太浮躁，热衷于做“翻案”文章。言下之意，无外乎讽刺这些人静不下心做学问，学风不严谨，于是用这种方法吸引眼球，还在短时间内暴得名，话里话外，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子“酸葡萄”的味道。
    其实，并非大家多爱做“翻案”文章，而是很多人、很多事，原来根本就没有“案”，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概念。现在要做的，不过是把他的本原介绍给大家，何“翻”之有？“翻”什么？
    因此，这里些许花些笔墨，说说“忠义救国军”与中美合作所。

1、 “忠义救国军”

    一说“忠义救国军”，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胡传魁，挺个肚子，一看就是饭桶，除了会搜新四军的伤员，别的事是不干的。
    这很正常，建国以后，唯一能在正式场合提到“忠义救国军”的，只有《沙家浜》，虽然很多年轻朋友不一定看过，但没办法，那出“智斗”太经典了。
    然而，“忠义救国军”没有这么简单，也不全是饭桶。
    前面说了，“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这是一个为抗日而组织起来的准军事组织。
    但是，由于组织得比较仓促，所以什么人都有，既有也有失业工人和市民、也有帮会中人、自然也有些我们现在所说的“地痞流氓”，如果说是“乌合之众”可能不太好听，但说是“鱼龙混杂”则差相仿佛。武器装备也不齐全，最初是杜月笙捐助了5000只驳壳枪，那会儿习惯叫“快慢机”，戴笠又从军队系统化缘，搞来了一批“二手枪”，即便这样，也没有做到人手一枪。
    想到这里，真是不禁感慨当年那一场抗战，中国之艰苦和百姓抗战热情之高涨。
    最缺的是正规训练和军事干部，训练是来不及了，但干部没有是不行的。
    据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处长文强回忆：根据戴笠的协调，他在一个星期之内调来了1500名军事干部进入“别动队”：
    一是由“十人团”之一的黄雍（这时正负责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调来 600名军校学生；二是请南京中央警校选拔 100名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三是电令南京特务处本部人事科长李肖白抽调
200 名以上中、高级特工干部；四是向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商调
600名老兵，并将这些人全部派入“别动队”担任各级军政干部。
    事后，文强自己都感叹，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星期调来1500名有经验的军事干部，真是了不起的工作效率。
    戴笠为什么这么下本儿，就是前边说的，他要掌握一支武装部队，事实证明他很有眼光，时机抓得也很好，这支武装部队日后在很大程度上扩充了军统的实力。
淞沪开战以后，“别动队”会同各正规军部队，积极投入会战。据文强回忆，除陶一珊的第五支队负责维持治安、守护仓库等任务外，其他四个支队十二个大队都部署于苏州河沿岸，直接面对日军。
    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正面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
    即便如此，各部队依然前赴后继，战斗进行得极为惨烈。
    大队长李穰（系杜月笙帮会成员），在日军坦克冲击时，浑身捆上手榴弹，决心舍身炸毁敌军坦克，以阻其锋。后因我军猛烈炮火击退敌坦克，才没有拚掉性命，但仍受了重伤，还坚决不下火线。
    中队长毛勋（军校六期，戴笠同学）率队作战，接连三昼夜不下火线，全中队伤亡过半，指导员朱巨捐躯。
    毛勋高呼“为指导员报仇”的口号激励士气，身负重伤后又遭敌机轰炸，毛勋周身着火，两耳被震聋，从桥边滚到水里才得救，但从此终身残废。
    11月 9日，淞沪抗战进入尾声，各军奉命撤离，而“别动队”朱学范领导的第三支队和陶一珊领导的第五支队却誓与阵地共存亡，坚持以血肉之躯与日军鏖战，直至被租界当局解除武装。
    感于这些爱国志士们的抗敌壮举，文强曾赋诗一首，足可作为别动队广大官兵爱国激情的真实写照：
    奉调南翔八月天，抗倭激战沪江边。
    男儿爱国争先步，护士扶伤竞向前。
    但愿国生宁我死，岂容家破乞人怜。
    朝朝苦战连三月，露宿枕戈夜雨寒。

    按：文强，湖南长沙人，1907年生，军校四期。文强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与中国现代史上的诸多大人物都有瓜葛。
    文强是文天祥的第23代孙，其父辈曾追随孙中山，因此文强17岁时就拜见过孙中山先生。
    文强的姑母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因此文强与毛泽东是姑表兄弟。
    文强与林彪是军校四期的同学，当过林的班长，俩人还因琐事动过手。
    文强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他还曾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
    文强随朱德参加过南昌起义。
    后文强因受到上级的不公正对待愤而出走，年轻气盛的他要去找周恩来反映情况，可想而知不可能找到，
    结果造成脱党，在种种机缘之下加入特务处，受到戴笠的特别赏识。
    1948年，文强离开情治机构进入军方，任徐州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中将。
    1949年 1月，在淮海战役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
    由于他的这种特殊经历，文强“牛”得很，非常“牛”。在改造中，文强一度表现得非常抵触。据说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原拟很早就释放他，但要求他写一份悔过书。结果被文强一口拒绝，说的话还很气人：
    “毛主席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可能多少也出于这个原因吧，文强被关了很长时间，1975年才最后一批被特赦（与沈醉相比，他被多关了15年）。
    文强有个儿子，开过一个“阿文汤包”店，前些年很知名。
    文强的另一个儿子文贯中，是著名的经济学家。

    淞沪抗战之后，部队星散，文强和其他特务处人员在撤离的路上，不断地收容被打散的国军士兵，逐渐集中到安徽祁门等地，这时已收容了一万多人，其中包括“别动队”成员2000余人。
    1939年 2月，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关于这个名字，戴笠曾与文强谈起，因为其成员多为帮会人员，对他们来说，传统的忠义思想比对“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更容易理解接受。
    从此以后，“忠义救国军”成为受军统运用的一支武装部队。前面曾说到，“中美合作所”在各地举办过12个训练班，其学员就以“忠义救国军”为主，美援助的武器装备也大都给了他们。因此，到抗战中后期，“忠义救国军”已成为一支武器精良，并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特务武装。
    到抗战胜利时，“忠义救国军”已经发展到五万之众，军统全盛时期，号称“拥兵十万”，其中是包括了“忠义救国军”的。
    抗战期间，军统在敌后实施了大量破坏行动，如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以及搜集情报等工作，主要都是由“忠义救国军”实施的。
    当然，由于“忠义救国军”的驻防主要在苏南敌后打游击，正与新四军毗邻，双方的摩擦也不少。
    抗战胜利之后，各界“取消特务”的呼声很强烈，一度，军统的日子很不好过。适逢此时戴笠出事，犹似雪上加霜，“忠义救国军”成为一块肥肉，人人觊觎，谁都想把他抓到手，打得不亦乐乎。经过一番博弈，最终，“忠义救国军”与其他部队合并，成立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

    按：这个“交通警察”与咱们现在理解的交警不一样，那时的“交通部”，是连铁道、公路等都合并在一起的。“交通警察”起武装保卫作用，其实就是作战部队，不是在马路上指挥交通的那种。

    交通警察总局，员额 7万多人，局长为中将衔。下辖18个总队，每个总队基本上都是加强团的编制和配备，近4000人，总队长都是少将级的。
    交通警察总局的归属，挺有意思。在隶属关系上，列在交通部，交通部要负责日常的经费；但一切人事、调动、指挥，全归保密局；由于保密局又列在国防部之下，国防部还要承担其后勤补给。所以，抢了半天，谁也没抢走，还是归了保密局。别的部门只落了个干掏钱。
    交通警察总局先后有三任，吉章简、周伟龙、马志超。
    吉章简，海南人，1900年生。军校二期工兵科。吉是郑介民的同乡，但他并不是军统的人，抗战爆发以后一直在胡宗南手下搞军事工作，曾任新 7军军长，后任首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因作战不力被撤。

    按：在“三民主义力行社”中，吉章简跟陈恭澍是一个组的成员，同组的有白世维，还有蒋孝先、韩文焕等大人物。


    周伟龙，字道三，湖南湘乡人。1901年生，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跟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一个大队的同学。
    周伟龙是“十人团”之一，老资格的军统分子了，曾在唐生智部当宪兵营长，当时戴笠还在“跑单帮”，周伟龙曾救过他的命。以后我们还会多次提到他。
    周伟龙是第二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1949年初因密谋起义被毛人凤察觉被捕，后押赴台湾处决。
    第三任、也是末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是马志超。
    马志超，甘肃平凉人，1903年生。军校一期毕业。马志超是军统历史上最被高估的将级特务，他的“事迹”，后面在谈“西安事变”的时候还要讲到。
    在解放战争中，交通警察总局曾参与了“保卫淞沪”的战斗，最后被歼。
    “忠义救国军”从淞沪起家，又在淞沪走到了他的终点。
    在改编中，由于“忠义救国军”的大多数人来自江南，不愿背景离乡，因此，有一些就转业到了当地，做一些维持治安的工作。解放以后，由于他们的军人本色，大多不塌实，当了土匪。这其中，有一位很出名的女匪首----黄八妹。

    按：黄八妹，1906年生，本名黄百器，上海金山人。这个女人不得了，15岁就开始和盐警、税务勾在一起，与私盐贩子干走私的买卖，后来干脆直接当了土匪。
    抗战爆发后，黄八妹组织武装，参加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任中队长。1943年，黄八妹干了一件大事，亲手逮了一个日本士兵解送国民党当局，并受到了美国顾问的赏识。


    1948年，黄八妹被毛森任命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司令”，其夫谢友胜为“副司令
”。解放以后，黄八妹多次派特务骚扰大陆，并令谢友胜回大陆潜伏，被抓获后镇压。
    黄八妹逃往台湾后，曾以“协助大陈转进有功”受到蒋介石嘉奖，并定居台北市。1982年病逝。    可不要小看黄八妹，上海的地方史志上都有她的专章。

2、 中美合作所

    按：中美合作所这个机构，大家很熟悉，甚至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但我可以说，很多人对中美合作所的全部印象，可能都来自于《红岩》。这个印象，不能说不对，但起码是不太全面。

    首先，中美合作所不像字面上所反映的，好象是个研究所，中美两国派几个人，合作研究点事情。
    中美合作所是一个很大的机构，最多时全所人员达六千多人，有包括能住上千美军特务的别墅式宿舍、办公室、餐厅、舞厅、礼堂、军火库、监狱等等。
    建所时，应军统要求，美方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特工器材、气象设施、医药设备和车辆，只要跟特务沾边的东西，就没有军统不要的。
    就说汽车吧，光吉普车就要了 200辆；卡车，还是十轮载重的那种，军统居然开口就要2000辆，也不知道他想运什么，是不是要到山西去拉煤，想招两千个司机也不容易啊，还得是“大货”本。美国人还真实诚，要就给，真的运来2000辆。
    其他的，还包括帮军统建起一所1000张病床的医院，包括全套设备和医药（似乎就是军统的“四一医院”）；还有足够建立 150座气象台的器材设施、近万吨的特工器材和武器弹药。
    这军统，可傍上大款了，不要白不要。
    要说美国佬还真是财大气粗，到中美合作所结束时，所有美方提供的物资，均无偿赠与军统。
    解放初期，罗广斌、杨益言为体验生活，曾到杨家山中美合作所原址参观，据他们回忆，大家都不禁对中美合作所规模之大、设备、设施之先进感到惊叹。杨益言特别提到：“它那曾停过2000辆美制军用十轮大卡车的车场用地，竟占据了超过一所高校的用地。”后来成立西南政法学院，就用的这片地。也是啊，2000辆大卡车停一块儿，一般见不到这景啊。
    其实，美国人一点不傻。这东西能值多少钱，终归那是有数的。他们看中的，是通过与军统的合作，获得相应的情报，打击日本，而这些情报，单靠美方自己，是难于获取的。
    干事不惜花钱，花多少钱都干，而且还要干成，这是美国人的特点（当然了，你也得有这个钱才行）。
    总想花小钱，办大事，甚至不花钱、白捡，没有那便宜。
    想去吧！一辈子也捡不着。
    其次，说说中美合作所都干些什么。
    首先是情报搜集。前面不说了么，中美合作所建立起了 150多个气象观测站，为美国海、空军提供气象情报。战后美国海军部评价为：中国方面通过中美合作所提供的日本占领区军事及气象情报，“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唯一情报来源”。
    再是为军统训练特工人员。据统计，在中美合作所存在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开办了12个特工训练班，内容林林总总，如军事情报训练班、爆破训练班、特种警察训练班、气象情报训练班、战地医务人员训练班、助教人员（协助美军教官开展训练工作）训练班，等等。
    另外还为军统训练和装备了一批武装特务，关于中美合作所的训练班的情况，曹鸿藻先生曾以《
63年前的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为题，写过一篇回忆录，很是生动，为节省笔墨，我会在这一节末尾，直接以附录的形式提供给大家。

    按：雄村，在安徽黄山市歙县，这是个挺出名的村子，出过几个有名的人物。
    一个是清朝的曹振镛，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道光的宠臣。道光七年，清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生擒张格尔，曹振镛因赞画有功，以文臣身份“图形紫光阁”。后以武英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休致。特谥为“文正”。
    “文正”不是随便给的，有清一代，谥文正的只有八个人：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
    这其中大多是帝师，有的还有“拥立”之功；曾国藩则是“立德、立言、立功”占全了，几乎成为新一代圣人。只有曹振镛是例外。
    晚清的“中兴”三名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只有曾国藩弄了个“文正”，左和胡分别是“文襄”和“文忠”，林则徐、李鸿章也都是“文忠”。
    可见道光多么看重曹振镛，但曹振镛的名声，在历史上其实并不好。其做官，诀窍是“少说话，多磕头”。
    道光有一次跟他提起，说现在大家上的奏折太多，看不过来。曹振镛给出了个主意：“您下次逮住一个，从他文章里找出点错来，然后照死里整，以后就没人敢随便上奏折了。”
    所以后人评论，晚请的官风，就是从曹振镛起给带坏的。
    还值得说的是曹振镛的父亲、尚书曹文埴。他家有个戏班叫“庆升班”曾入京演出，为“四大徽班”晋京起到了示范作用。所以，京剧的形成和其后的一段时间风靡全国，与曹文埴是有一定关系的。
    除了曹振镛以外，另一个就是明朝的王直了。这个大家可以去看《明朝那些事》，比我写得好。


    第三是心战，干扰日本广播，加强抗战宣传。
    第四是经济战。如大量印制汪伪政权储蓄券的假钞，扰乱敌占区金融，等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美合作所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１９４６年１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结束。
    梅乐斯回国以后，升任海军少将。
    再以后，保密局利用中美合作所的原有场地，建起集中营，关押政治犯，这就是著名的白公馆和渣滓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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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9 07:30

本帖最后由 ys1937 于 2010-6-9 07:34 编辑

续

    附录：曹鸿藻先生，曾任雄村训练班文书股少尉、教务组少尉。他写的回忆录《63年前的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文笔流畅，很是生动传神，是极珍贵的史料记载。因此我就躲懒了。直接以附录方式引用。

    63年前的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

    曹鸿藻

初入训练班

    我1922年 2月22日出生于安徽歙县雄村。1940年我19岁即由族人曹幼青介绍在县录事室当录事，后因薪金尚不敷吃伙食，1941年又回雄村曹载生家织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密商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建立一个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1943年 7月 1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在重庆正式成立。中美合作所在全国各地先后开办了十多个训练班，培训特工。早在1943年春，中美合作所就在安徽省歙县雄村成立了第一训练班（又称为雄村训练班、军委会第一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直至
1945年 8月结束。
    1943年 4月，中美合作所雄村训练班文书股（上尉刘宗汉）因缺少缮写人员，就在村招聘缮写司书。经过考试，我就此入班，任少尉司书。

戴笠主持第一期开训典礼

    1943年 6月，训练班正式开训。第一期是由驻广德王岭忠义救国军（中将马志超任总指挥）调来自准尉排长至上校团长 300多人到雄村中美班受训。
    该班另设有一个禁闭室，在芋头田的李王庙内。该禁闭室不大，顶多只关到十人。另一个是图书室，所有来往信件都由图书室收发。由上尉组员王诚骝负责。
    训练班举行开训典礼时，戴笠来到雄村，在老祠堂（即曹氏的宗仁公祠堂）召开开训典礼大会。这天本班的 300多人编为三个中队（第一期即为干训队），由中区队长带至该大礼堂与班本部的官佐一起集中在大礼堂。
    班本部官佐站前排，学生站后面，听班主任戴笠讲话。我记得戴笠说了许多规章制度，并要学生努力学习，争取把美国人的新式武器带回部队。戴笠大约在三天后即回重庆。从此，每期开训都要在大礼堂举行开训典礼，也要宣誓。

训练班的课程安排

    学生开训后每日上八小时课，每期人数不一，总之按来的人数以一个中队为一连人数而编队，以第一中队为干部队，以下都为士兵队。每期的课程是一样的，其课程表是由教务组印发，每星期一张。星期一至星期六为正式上课之日，星期天是整理内务和休息，课程表由教务组教育副官拟好交我用腊纸刻好油印。此表上有课程，下刻教官姓名，一次要印 300多份，分发各中队中分队长、指导员及各教官各科室等。每星期按此表进行上课。第一期为 6个月，从1943年 6月至12月为止。
    训练班课程中国课为：三民主义、步兵操典、政治、筑城、通讯、防毒、特工、情报、化装、擒拿、游泳、国术等。美国人上课一是武器射击（如 0.5机关炮、肩射火箭炮、洛易士机枪、汤姆生机枪、左轮手枪）；二是爆破。中国课教官有李立三、吴涌泉、黄升之等。美国教官有荷兰、汤姆生、贺登等。美国课程每课都有一个翻译配合。重机枪、卡宾枪等都在河边对岸枪靶射击，上下船须停下，在射击后才可通行。各期参训人员除忠救军为主要外，另有屯溪缉私处及淳安的鲍步超第七纵队也有部分人员参加。部队来时都是徒手，受训后，按照学生的各种武器特长发武器给他们带回部队使用。每期如此。受训期间每天早晨要升旗，由副主任郭履洲在河边大操场作升旗讲话，所有官兵学生都集中在此听训话，每次要讲一个多小时。冬天大家就可怜了，天寒地冻，站立操场，冷得发抖。副主任讲好话后，大家才可回各单位吃早饭。学生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副主任训话。”
    参加培训的学生，除每日上操及课程外，根本没有时间可以乱跑，出外都由中队长带领，课外都集中在队部休息，晚上自修或听指导员讲政治。星期天上午整理内务，下午休息，自己洗衣、补衣袜等。
    各单位官佐也很少有时间可以在单位走走，要好的可以一起谈谈话，但也很少出来，原因是村里路上都有岗哨，很麻烦，要问口令。少数官佐抽空要走走老百姓家，谈谈闲话。因此，在村内有极少的年轻女子与他们结了婚，曹素贞与郭履洲侄子郭正肃结了婚，朱村黄翼农药店老板的女儿与政训组上校组长吴志慎结了婚，曹杏花与政训组中尉组员王诚骝结了婚，曹兰仙与副官室的上尉龚一苇结了婚。还有其他少数结婚的就不太清楚了，这是他们自愿的。训练班结束后1946年全部家属由上尉副官来雄村带去上海。

戴笠两次参加毕业典礼

    约1944年12月，戴笠来到雄村，参加第五期学生毕业典礼。那天发生了戴笠怒训副主任郭履洲的事。他在大会上表扬前十名毕业生，将自带的美国派克金头钢笔奖给第一名学生，其余第二至十名则以衣服及衬衣、皮鞋等物资作为奖品给他们作为留念。事后训话时，戴笠问起少将副主任郭履洲为何不处理林学哲时，戴笠大发雷霆，将桌一拍，茶杯滚到地上。不但郭履洲立正站着，不敢动，全场官兵心胆都惊吓得鸦雀无声，由他痛骂。
    此事原委是这样的：1944年在一次早晨集合升旗时，副主任郭履洲发现助教林学哲未到，派人去叫他，林来时气势汹汹到台前将卡尔德手枪交副主任，要求副主任打他，副主任不理他。在开过升旗会以后，郭履洲回办公室叫秘书室将此事上报军统局，后军统局戴笠指示以极刑处理林学哲。副主任一方面爱惜人才，另一方面又碍于林是戴原来的卫士，所以没有照办。没想到他因违背戴笠旨意而招祸。第五期后，戴笠即下令将郭履洲调去福建玉壶第八班为副主任了。后调第八班的少将教育长娄剑如来雄村班为副主任。
    1945年 8月15号，戴笠由屯溪来雄村，所带人数约有50人左右。他是坐软椅由 8个抬夫抬来的，随从卫士约有30多人，每人两支枪，一支卡宾步枪，一支左轮或考尔德手枪。美国特务头头梅乐斯准将及翻译官等一起到班。梅乐斯和翻译等主要人物都住在洪家社屋的主任办公室内，其余则临时住在竹山书院的其他房内。
    17号戴笠在早晨升旗后讲话。
    第二天我们获悉所有官佐在大操场上聚餐。在11时后，副官们已将菜等拿上桌，不巧突然下雨，副官们又将菜肴拿回房间。至12时半雨停再行拿出上桌。这时少将副主任娄剑如要去请主任戴笠聚餐的，因他不到谁也不敢动一动。可娄剑如去请了三次，戴笠都不理，娄剑如骇的不知所措。后来他托了许多高级干部去请（如与戴同来的秘书、翻译等），戴总算来了，娄向戴报告所到的官兵人数，戴也不理他，向指定的桌边走去。当戴宣布大家可以吃时，娄仍立正站在他身后一动也不敢动。这样等到大家吃好结束后，娄仍坚持站立，后由秘书等劝他回去。这件事的原因之一是娄由八班调来时延迟了时间，五期郭履洲调去时，他到第七期才来接任，中间都由少将教育长汪浩然代理。其二是他到任后威风派头太大，各官佐说他新官上任三把火，不称心意不是骂，就是令下跪。这次这些人告了他一状。因此，戴笠对他非常不满。第三天第一支队出发时，戴笠下令叫他随第一支队走。当船到浙江淳安时，戴笠又令他下船，在淳安待命。后来不知如何。

短暂的雄村训练班

    雄村训练班的主要负责人员及机构设置情况：主任戴笠，少将副主任郭履洲至五期，七期由娄剑如接任。
    少将总队长张国，少将教育长佘万选、汪浩然、黄天存。
    副主任办公室设在崇报祠（崇报祠现已改为几间平房），后面平房为秘书室，上校秘书罗孝先。总务组在前面，上校组长张东生，七期是晏子风。政训组在崇报祠左前面，上校政训组长吴志慎。教务组在后池塘新建的办公室内，上校教务组长马鹏飞。会计课在后面的祖宗寝室前，中校会计课长李型昌。医务所设在汪渭徵家中，
    中校医务所长钱景初。电台设在河对面慈光庵内，少校台长章德善。特务连设在曹怀曾家中，少校特务连长陈汉卿。通讯班设在曹守仁老屋阶梯边，少尉通讯班长陈天理。翻译室设在八角亭的听风楼，中校翻译主任周关。
    助教室在竹山书院边房，上尉助教林学哲。气象台设在航步村下高坞山上。美教官住在八角亭楼上：负责人第一至第三期是马斯德中校，第三期至六期是巴尔金少校，第六至第八期是贺登上尉。大队部：上校大队长张葆琛，五期后是罗云柏接任。粮衣等库设在曹养民家，上尉官库军需徐良。军械室设在竹山书院边房，上尉军械员陈允恭。少校副官主任住在曹冶辛家。本班部官佐厨房由上尉副官周景堂负责。
    雄村训练班在1945年 8月第八期时结束，共计两年又 2个月。第八期只开训了半个月。各期训练班情况具体如下：
    第一期
    1943年 6月至12月，共受训 6个月，学生为 3个中队（300 多人）。
    第二期
    1944年 1月至 3月，共受训 3个月，学生为 5个中队（600 多人）。
    第三期
    1944年 4月至 6月，共受训 3个月，学生为 7个中队（900 多人）。
    第四期
    1944年 7月至 9月，共受训 3个月，学生为 4个中队（600 多人）。
    第五期
    1944年10月至12月，共受训 3个月，学生为 6个中队（800 多人）。
    第六期
    1945年 2月至 4月，共受训 3个月，学生为 8个中队（1000多人）。
    第七期
    1945年 5月至 7月，共受训 3个月，学生为 9个中队（1200多人）。
    第八期
    1945年 8月开训半个月即停办（1200多人）。
    该班发生的特殊情况是在1944年第三期中，学生由广德来时吃不了这种苦（吃的是糙米，每餐只有几个辣椒，穿粗布衣，早上起床只有五分钟，一天三操九堂课），发生了逃跑事件。一次抓回两个，开大会决定枪毙，一个由美教官保下，一个由特务连带去花山顶执行枪毙。另一次是学生游泳在河的深处跳水被淹而亡。还有一次上实弹射击时，有个学生隐避不当被打死。所以该班共计死了三个学生。
    该班学生主要来源是由安徽广德王岭的别动军忠义救国军，该部的驻地与苏、浙、皖接近，他们专以游击战为主化装打入沦陷区，破坏日军的仓库和道路等。该班第四期学生在七八月间，由上尉助教郭志丰和巫铭田率领了第一中队的少数学生，大约一共只有十四五人去浙江沦陷区做破坏试验。他们去了十多天，回来后在操场边的竹山书院门口大放爆竹以示庆功。据说这次去浙江，他们化装渔民成功炸毁了诸暨大桥和杭州日军仓库。
    那个时期我们只知道该班与部队都是抗日打日本人的。

训练班编制表

    副主任室
    秘书室—书记室
    总务组—副官股
    政训组—指导员
    教务组—教官室
    会计课—军需室
    医务所
    电台
    特务连
    通讯班
    助教室
    气象台
    美教官室
    大队部—各个中队
    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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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9 07:48

本帖最后由 ys1937 于 2010-6-9 07:50 编辑

05、三大杀手之一：王天木

    比较起来，大家可能对军统的杀手比较感兴趣，因为比较神秘嘛。那咱们就把别的放一边，先说说这个话题。
    前面不说了么，中国人就喜欢评“三大什么”、“四大什么”，在这里我也不能免俗，先说说军统的“三大杀手”——王天木、陈恭澍、赵理君。
    大家可能会问，不是号称“军统四凶”么，怎么没有沈醉？

    按：提起军统来，除了戴笠，可能就数沈醉名气最大了。军统的神秘面纱，最初就是由沈醉揭开的，所以大家往往一说军统就是沈醉、一说沈醉就与行动联系起来。


    其实沈醉的职业生涯，并没有参与太多的暗杀行动。特务处时期，沈醉主要搞情报；抗战开始，前期做公开工作，后期搞总务（马奎帮余则成搬家、置办家具的时候，说“我都成了天津站的沈醉了。”就是这个原因），28岁就当上了军统局本部的总务处长，少将衔，所以说沈醉是一个行政专家更合适；到了保密局时期，沈醉去当云南站站长，倒是策划了一些行动。
    所以出于这些，我没有把沈醉放在“杀手”之列，因为他与我们要说的这几位相比，在这方面的“成就”比较小。
    说起王天木，绝对是军统中的一个“另类”。
    王天木是一个极为神秘的人物，说他神秘，是因为这个人的早期和晚年情况都无可考，甚至连找一张他的照片都难。
    王天木，原名王仁锵，曾化名郑士松。
    据说王天木是河北涿县人，1891年生，比戴笠要大 6岁之多。
    有的资料更离奇了，说王天木是1903年癸卯科进士。为此，我费了很大的劲，查了《清代进士题名录》，无论是王天木、王仁锵、郑士松，还是涿县人，都没有，最接近的一位，叫王钟仁，直隶卢龙人，但那是一位比较有名气的书画家，不是暗杀家。

    按：1903年癸卯科是中国倒数第二次科举考试，也是最后一次正科考试。状元王寿彭，是后来山东大学的创始人，王寿彭也是一位书法家。
    当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也叫癸卯学制，这个“癸卯学制”，研究教育史的都知道，中国的新兴教育事业就是从此开始的。第二年，也就是1904年甲辰年，正逢慈禧太后七十万寿，开恩科，这一科是中国科举考试的绝唱。末代状元，就是著名的刘春霖了。


    王天木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我也查了，也没查着。

    按：东北讲武堂与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都是中国最早的军校之一，与后来的黄埔军校并列为中国早期的四大军官学校。
    吕正操、万毅、马本斋，都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生；张学良也是从这里走出张“少帅”的第一步的。
    朱德、叶剑英都是云南讲武堂出来的；缅甸的吴奈温、越南的武元甲，都是云南讲武堂的毕业生。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就更别说了，蒋介石就是从其前身“陆军部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炮科出来，到日本留学的，同行的还有张群。
    至于黄埔，以后我们会单开章节。


    从东北讲武堂毕业以后，王天木又跑到日本留学去了，他是明治大学法学学士。
    回国之后，王天木自然投身司法工作。现在最早有关王天木的记录，就是1915年10月23日，王任浙江高等检察厅检察长，这个我是查有实据的。
    从上面的这些情况来看（有些是传说），王天木的经历十分丰富多彩，比起文强来，可说不遑多让。
    王天木是特务处天津站的第一任站长，由于天津站是特务处（军统）建立的第一个比较成型、有战斗力的外勤单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天木不仅是天津站的创始人，也是军统外勤工作的先驱。这个贡献，远大于他作为一个“杀手”在军统所起的作用。
    王天木是戴笠的朋友，感于戴笠的“革命”激情，进入特务处。并于1932年、特务处成立的当年，建立起了特务处天津站。

    按：戴笠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本事，即感染和说服别人的能力超强。
    1929年12月，戴笠到河南策反唐生智部，被唐通缉。戴笠在走投无路之际，听说唐生智手下的宪兵营长周伟龙是军校四期的同学，而且跟自己的六期同学东方白是“铁哥们”，当即深入虎穴，独闯宪兵营，以“良臣择主而仕”的道理，劝周伟龙认清形势、效忠校长、共创伟业等等。
    一番话下来，周伟龙心悦诚服，当时就拜戴笠为义兄，亲自护送戴出城，还提供了唐部的重要军事情报。
    这还不算，没过几天，周伟龙连自己的营长都不当了，直接投奔了当时还在“跑单帮”的戴笠，跟着他搞情报去了。
    你说戴笠这个人厉害不厉害！


    早期的天津站，并没有《潜伏》中那么多什么“队”啦、“处”啦的，其实就是王天木一个人，办公地点就是他家里，工作全靠他自己的社会关系。王天木的气质、秉性，跟戴笠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是爱交朋友、会交朋友，到哪里都吃得开、有什么事都摆得平的那种。
    王天木之所以能够位列“三大杀手”之首，最可称道的，其实只有一件事——“刺杀张敬尧”。
    大家可能会问了，张敬尧案不是北平站干的么，是陈恭澍主持的，怎么安到王天木头上了呢？

    按：陈恭澍生于1907年，1932年从“洪公祠”出来的时候才25岁，除了上过军校，就没怎么工作过，当特务更不会，何况是当特务头儿。所以，陈恭澍被派到北平站当站长的时候，戴笠嘱咐他，路过天津的时候，先去拜见前辈王天木。并特别带话，让王好好带一带这个小兄弟。
    事实证明，王天木很够意思，对素不相识的陈恭澍，王不但倾囊相赠，而且在张敬尧案的前前后后起了关键作用，整个过程，陈恭澍名为主持工作，其实基本属于“打下手”的。
    因此我们把“张敬尧案”放在王天木的事迹中叙述。


1、 张敬尧案

    张敬尧，1880年生，安徽霍邱人，皖系军阀，1918年，北洋政府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
    12月，因张敬尧派兵镇压学生的反日斗争，湖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长沙学生、教员万余人举行总罢课，毛泽东曾率“请愿团”到北平进行宣传活动。1919年，张敬尧被赶出湖南，成了一个过气军阀。
    1932年，不甘寂寞的张敬尧投奔了伪满洲国。
    1933年，特务处得到情报：“张敬尧被日本人任命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携 700万元经费潜入北平，化名常石谷，住进六国饭店，并勾结地痞、流氓，策反军队，有极大叛乱嫌疑。”
    经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批准，戴笠下达了“着即对张逆敬尧予以严厉制裁”的命令。
    所谓“着即”，是七天之内；所谓“严厉制裁”，就是“要人的命”了，这是军统的行文表述方式。
    其时，王天木正好也在北平，整天没事就跟陈恭澍在一块儿，“手把手”地教他怎么当特务。据陈回忆，他经常说，“干这一行，什么都得明白，干任何事情都是情报收集的过程”，因此带着陈恭澍这个小兄弟哪儿都去，自然少不了各类风月场所。
    可巧了，接到命令的时候，陈恭澍和王天木正在“八大胡同”之一的韩家潭“打茶围”。
    命令是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亲自到韩家潭下达的，当时陈恭澍还挺不好意思，觉得触犯了军纪，王天木却是满不在乎的样子，郑似乎也不以为意，从侧面印证了王天木的“教导”是对的——干这一行的，去哪里都很正常。
    考虑到北平站建立不久，郑介民明确要求，任务由北平、天津两站共同完成，并严肃指出，此项任务事关重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刺杀张敬尧，有两个难点，其一，找到这个人。
    情报中已经说了，张敬尧化名常石谷，住在六国饭店。

    按：六国饭店是旧中国一家很有名的饭店，并不在于他的条件有多好，而是他独特的地理位置。六国饭店地处东交民巷，这是原来的使馆区，民国以后，虽然使馆迁往首都南京，但东交民巷仍享有治外法权，换句话说，这里不归中国管。所以像张敬尧这类过气军阀、失意政客，社会渣滓
，还有其他种种心怀异志的人，往往喜欢住在这里，图个安全。
    历史上，六国饭店接待过两批重要客人。第一次是“东北易帜”的奉方代表，通过这次谈判，民国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统一；第二次，就是建国前夕，已经进入北平的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迎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
    很可惜的是，这么有历史意义的老建筑没有能够保存下来。解放以后，这里改为外交部招待所，再后来据说又成了外交部家属楼。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外交部搞“三产”，将老楼拆掉，筹建“华风宾馆”，结果发生火灾。以下是当时的报道：
    《官僚主义酿成外交部招待所大火》
    【本刊讯：位于北京市前门东大街 5号的外交部招待所是1949年国共两党和谈时，国民党代表团下榻的六国饭店。这座著名的建筑在今年 8月 5日由于施工中的官僚主义和电焊工人的违章作业而发生火灾，整座建筑被烈焰和浓烟吞噬，损失惨重。】


    问题在于，知道张敬尧住在六国饭店，并不意味着很简单地就能够找到他。当时特务处并没有掌握北平的公开机构，不可能有警察局来配合你，直接到饭店去——“说！有个叫常石谷的住哪个房间？”
    所以王天木决定亲自出马去寻觅张敬尧的踪迹，当夜，他就从韩家潭叫了一个姑娘，陪着他一起到六国饭店开了一个房间——那个年代，一男一女开房间很正常，如果是一个人住酒店，倒容易引起怀疑，这也是王天木的精细之处。
    寻了三天，不见踪迹。到了第四天，大家正在着急的时候，王天木意外地发现他认识的一个裁缝，从饭店出来，一问谁做衣服啊，听裁缝一说长相，正是汉奸张敬尧！
    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第二个难点，射手在哪里？
    当时，天津站加上北平站一共只有5、6个人，都是搞情报的，没有搞行动的人，更没有射手。谁去执行这个任务成了难题。
    这个任务，执行起来并不容易，不像在战场上作战，一枪不中，再开一枪就是了，搞刺杀，机会稍纵即逝，一击不中，再无补救的可能。
    这时，一个刚刚加入北平站不久的资料员站了出来，表示愿意承担这个任务，这个人，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白世维了。
    陈恭澍听了当然大喜过望，当天，就让白世维扮作王天木的跟班，一起住进了六国饭店。
    临行，陈恭澍将一支大口径勃朗宁手枪和六颗子弹交给白世维，这支手枪是陈恭澍参加工作的时候，“戴先生”送给他作为纪念的。就是这支枪，要了张敬尧的“盒”钱。
    这天已是七天限期的第五天。
    中午时分，王天木带着白世维找到茶房，借口一会儿还要来一个朋友，要求在三楼另开一个房间。这是因为张敬尧的房间在三层，王天木想尽可能离他近一些，以便随时动手。
    有人可能会问，一脚踹开房门不就完了，费这么大劲干什么？
    张敬尧可不是一个人住店，手下副官、参谋、卫士、好几个人呢，人家手里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闹不好再让人家给“灭”喽！
    茶房问了问，说三楼没有空房，二楼有一间，于是王天木、白世维两人跟着茶房去看房。看了看，觉得这间房离开楼梯太远，不利于撤离，可这话又不能跟茶房说，只好要了下来。
    茶房走了，据白世维后来回忆，当时王天木不知何故，向着茶房走的方向也跟着走过去，白世维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只好也跟着他后面在走廊上溜达。
    幸亏有这一溜达！
    走着走着，王天木偶然从走廊的窗户中，看到对面楼层有一扇半开的窗户，窗前的床上坐着一个人，最明显的特征，下巴上一撮长毛！
    王天木心一跳：“张敬尧！怎么会在二层！”
    白世维顺着王天木的视线往左一看，再回头一看王天木的表情，登时明白了八、九。
    王天木低声说了一句：“就是他。”说着转身就下了楼梯。
    王天木的任务已经完成，须先行撤离，否则枪声一响，两个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后面的事情，要看资料员白世维的了。
    白世维听到王天木的话，此时已闪在窗边，掏出手枪，对准“一撮长毛”，当、当、当，就是三枪。
    1933年 5月 7日，张敬尧的汉奸生涯，就此走到了尽头。
    看到“一撮长毛”已经倒了下去，白世维提着手枪准备撤退，那个茶房大概是听到枪声，跑来看个究竟，正好与杀气腾腾的白世维走个“顶头碰”，白没有说话，用手枪的枪口对准了茶房。
    茶房做梦也想不到，刚才低首顺目的“跟班”，怎么突然变成了杀人的凶神，当时吓得三魂出窍、七魄升天，哪里还说得出话来，当即缩在墙边，只等着那要命的一枪。
    白世维没有再理会他，若无其事地走下楼梯。
    到了大堂，只见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他，却没有一个人敢上来打话。白世维堂而皇之地走出了六国饭店的大门。
    在张敬尧案中，白世维感于民族大义，奋不顾身，轸灭巨奸，一役奠定了他军统“四小杀手”之一的位置。

    按：白世维，山东人，军校七期毕业。刺杀张敬尧案后，白世维被晋升为中校军衔，并被保送到中央陆军大学深造，时年24岁。


    第二天，切实的消息到了，张敬尧被送到医院后，因击中要害，已无抢救的可能，至下午三点断气。
    张敬尧为什么忽然会出现在二层？由于张烟霞嗜好颇深，因此在二楼开了一个单间，图个清净，不想毕命于斯。
    后来才知道，同被日本人收买的，还有军阀孙传芳，而且他就住在六国饭店四楼。张敬尧出事的当天，孙传芳即秘密潜逃，不知所往，估计也是吓得心胆俱裂。
    在张敬尧案中，王天木运筹赞画，居功至伟，卒能击毙巨奸，功劳记在北平站，给了陈恭澍，但包括陈自己也知道，首功归于王天木。

2、 “箱尸”案之后的王天木

    1934年春，王天木因卷进“箱尸”案，经蒋介石批捕后，判处无期徒刑，就关在我们前面介绍过的“丙地”。

    按：“箱尸”案是怎么回事，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大体就是王的手下因故误杀了个人，肢解后，找了个不明就里的黄包车给拉走了，以为这样就完事了，结果被查获归案。


    我很奇怪的是，以王天木的聪明智慧，怎么会办出这种没头没尾的事情。
    王天木是什么人？学过军校、学过法律、当过检察官、现在是正牌的特务头子，他不会杀人？杀了人不会处理？
    所以此中必然另有隐情。当然了，有何隐情，就不是我们这些后人可以妄加揣测的了。
    据说案发后，原拟判死刑，经戴笠再三缓颊，改为无期，实际上也只关了两年，因对日形势越来越紧张，正在用人之际，就给放了出来。
    抗战开始，王天木担任军统华北区区长。
    1938年底，军统遭到了一次空前的打击，上海区被“76号”破坏，原有人员如周伟龙等因长期在上海工作，已经呆不下去了，这时戴笠又想起了他的这位老朋友，令王天木重新组建军统上海区。接替他任华北区区长的，就是陈恭澍。
    王天木到了上海以后，由于他长期在北方工作，跟当地的同事弄不到一块去，手下人不怎么听他的，工作难于开展，搞得十分苦恼。
    这年夏天，军统上海区人事科长陈明楚被“76号”逮捕后投敌，首先出卖的，自然是区长王天木，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王天木落水做了汉奸。
    王天木的落水，后果很严重，首先是上海站濒于瘫痪；其次，他的老下级，天津站特务裴级三叛变，把华北区整个交给了日本人，区书记曾澈被捕，区长陈恭澍仅以身免。

    按：曾澈也是英雄，以他为首，曾组织了一个军统的外围组织“抗日杀奸团”。1939年 9月27日，因裴级三叛变，曾澈被捕。在狱中经受了种种苦刑而坚贞不屈，于1940年 9月 9日在北平捐躯，年仅27岁。
    关于“抗日杀奸团”的事迹，网上很多，大家自己搜吧。


    第三，1939年底，在王天木的协助下，“76号”又将军统青岛站站长傅胜兰等来了个连锅端，傅等被捕后集体落水。

    按：特务一旦叛变，其危害往往出乎想象。由于他们工作的特殊性，彼此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推倒一个就是一遛，逮着一个就带出“一窝”。大家都是原来的同事，谁心里想什么事都清楚，所以劝降也就特别容易，几句话的事，所以一叛变也是“一窝”。“76号”的成员，除了当地的地痞流氓、社会渣滓以外，其“中坚”力量，基本都是特务，不是中统的、就是军统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王天木的落水，使戴笠怒不可遏，严令军统上海区，对王天木予以制裁。亲手安排这个计划的，就是他手把手带出来的徒弟陈恭澍。
    在制裁中，王天木很“奇怪”地逃过一劫。这一段，咱们以后再说。
    抗战胜利以后，王天木自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逃往东北，后辗转赴台。

    按：陈恭澍后来也去了台湾，跟王天木还是朋友。这俩人这一辈子，过的都是刀头舔血的日子，居然都得以高龄善终。俩人之间，一会儿是师徒、一会儿是同僚、一会儿当前后任；一会儿又变成了敌手，且互相都曾经使对方身处严重的危机。
    但只有一样不改，即终身彼此以朋友相交，也是一段传奇。


3、 王天木之后的天津站

    天津站是大站，所以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把以后的情况一并介绍一下。
    王天木因“箱尸”案被拘禁之后，第二任天津站站长是王子襄。
    王子襄出生于1904年，也是位奇男子。
    王子襄是个西医，北平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正经八百的医学博士。
    王的加入军统，还是因为他的妹妹王玉梅。王家在北平，而且是名门望族，王玉梅是北平“名媛
”，经常出没于各类社交场合，就这样认识了戴笠，然后又介绍了王子襄。
    王子襄大体知道戴笠他们这帮子人干的是什么“勾当”，但奇就奇在他不但不反感，反而特别向往，多次与戴笠谈，希望帮他做点什么，不要报酬都可以。
    戴笠当然高兴了，王一直在天津行医，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肯定有用得到的地方。

    按：由于戴笠的特务处在当时还不大为人所广泛认可，连郑介民这样的“自己人”都嫌当特务“丢人”，因此戴总希望多拉些高层次的人进入特务处。所以戴笠手下能人、奇人真是挺多，且不说军校一、二、三期的学长比比皆是；大学生、“海归”也多得很；还有象王天木这样的，都当到一个省的检察长了，居然也屈尊到他手下当特务。当然了，戴笠驭人的手段从此也可见一斑。


    适逢此时王天木出事，刚加入特务处的王子襄，一步登天，直接当上了天津站的站长。戴笠同时要求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加以关照。
    正好此时特务处要求“制裁”吉鸿昌和石友三二人，这俩人都躲在天津。而天津站由于王天木出事，把他手下的人都划给了北平站，所以这两项任务，就交给了陈恭澍。因此陈经常在平津两地往返，与王成了很好的朋友。
    没想到，不到几个月的工夫，王子襄突然死了。
    王子襄有个奇特的爱好，喜欢以身试药，我不知道是不是学医的人都这样。陈恭澍回忆说，他曾经见过王子襄往自己胳臂上打针，起初没在意，以为他是在吸毒，后来问起来，才知道他是在拿自己做试验，还曾经劝过他，太危险。王子襄只是笑笑，显然是没听进去，终于是在这最后一次试验中出了事，年仅30岁。
    1934年的天津站流年不利，一年里换了两任站长，“制裁”吉鸿昌和石友三任务又恰好很重，一时派不出合适的人选，只好由陈恭澍“一肩挑”了。

    按：吉鸿昌和石友三这两个案子，都是陈恭澍经手的，搞得拖泥带水、七零八落不说，陈恭澍自己也弄得灰头土脸，居然闹出畏罪潜逃的“糗”事，我们在谈陈恭澍的时候再讲。


    其后，裴级三的叛变，使得整个军统华北区的组织体系被破坏殆尽，天津站从此一蹶不振，到了抗战胜利之后，新的军统局天津站才被重新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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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9 08:16

06、三大杀手之二：赵理君

    戴笠手下的三大杀手，王天木和陈恭澍，都是文武双全，包括其他一些处、站级的大特务，沈醉、文强等等，提笔能写诗、动手会杀人，实在是一等一的人才；连戴笠的警卫王鲁翘都会写文章。如果没有当特务，这些人干别的，也照样错不了。
    赵理君跟他们不是一类人。
    说起赵理君，那简直就是一个嗜血恶魔，甚至是一个以杀人为乐趣的那么一个人。所以戴笠重用这号人，迟早要替自己找麻烦。

    按：剥夺别人的生命，是一种很恶性的事情，即便你要杀的这个人恶贯满盈，没干过的，心里也得哆嗦。
    沈醉在他的回忆录里，很详细地描绘了他在第一次制裁汉奸时的心路历程。据陈恭澍回忆，白世维在刺杀张敬尧之后，几天都不愿意说话，闷闷不乐，再没有提到过此事，即便他因此事受到嘉奖，也没有见他有任何沾沾自喜的表现，就是这个原因。
    但人总有例外，赵理君就是这么个例外的。


    赵理君，生于1905年，四川蒲江人，军校五期政治科毕业。有人说他原本是上海的流氓，这不对。
    戴笠什么人都用，但他不用流氓，他可以与流氓交朋友、可以运用流氓做事情，但他决不会对一个流氓委以重任，原因咱们前面说了。另外，戴笠看人看得很透，他觉得此类人没有精神上的东西，盖其能为我所用，也能为他人所用耳。
    谈赵理君，要从特务处上海区谈起。

1、 特务处上海区

    上海在那个时候的地位，远不是我们这些后人所能想象的，一是经济繁荣，“东方的巴黎”、“冒险家的乐园”，不是吹的。那会儿的香港可没戏，远没有后来的地位。二是密弥首都南京。三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中共中央设于上海；四是后来抗战期间，成了国民党与日伪秘密战的前沿。
    所以戴笠自然不会放弃这么重要的战略要地，特务处还没成立，就派人在上海活动，时间跟天津站成立的时候差不多。

    按：军统的所谓站、区，其实划分得并不是太严格。大凡一个组织，当他处于草创时期，其机构、人员级别等等，肯定不会有太严格的层级区分，也许今天叫“站”，明天就改“区”了，后天区长被捕，没准就改叫“组”了，都不是一定的。
    到后来慢慢发展了，人越来越多，机构越来越大，乱七八糟的事就来了，什么你是什么级、我是什么级，你当什么长，凭什么我当不上，“和尚摸得我摸不得”？但在那个时期，没准儿明天命都没了，所以这些还都谈不上。
    比如天津站和北平站，后来在两站之上成立了一个华北区，由郑介民担任特派员，由于其特务处副处长的地位，王天木和陈恭澍自然要受其节制，但仍受特务处本部直接领导，郑只不过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进行传达和指导。后来又改叫华北区区长，王天木和陈恭澍都当过区长。
    再比如，军统对南洋等地区的管控部门，既不叫区，也不叫站，叫“海外部”，你说这个“部”是什么级？
    上海比较特殊，始终叫上海区。第一任区长就是陈恭澍在“洪公祠特训班”的同学翁光辉。

    按：翁光辉，浙江丽水人，军校三期步科毕业生，跟戴安澜烈士是一个队的。他这一期还出了一个大特务邱开基，不过邱是经理科的，搞财务的干特务，居然也干得有声有色。


    但翁光辉这个区长没干几天，原因是他犯了一次“傻”。1932年夏，上海法租界的警察偶然发现了一份红军的部分部署和装备的材料，戴笠安插在法租界的运用人员、巡捕范广珍意识到这是一份重要情报，于是就把材料交给了翁光辉，满拟翁会交给戴笠，结果翁那天不知是脑子进水还是怎么了，居然想到要把这个材料直接送交蒋介石。
    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剿共”，由于翁光辉在北伐时曾在海军工作，于是他找了一条军舰，溯江而上，准备到庐山亲自将情报送给校长。结果他前脚刚走，后脚戴笠就知道了。
    结果是你坐轮船，我乘飞机，看谁跑得快！当翁光辉兴致勃勃地从九江登陆，“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时，迎接他的，是戴笠的手枪。
    跟戴老板“抖机灵”，显然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翁光辉这一趟折腾，换来的是马上撤职，并予以监禁。
    但戴笠并没有太难为翁光辉，毕竟他是个爱才的人，不会跟自己手下人一般见识，很快又提拨他当上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队长。抗战开始以后，翁曾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警务处队长、第10绥靖区司令部调查室主任等，照样弄了个少将。解放前夕，任国民党第八区保安司令。
其实翁光辉是个很负责任的人，1948年 6月，整编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就是淮海战役里边那位）回温州郊区老家探亲，这是翁光辉的防区。翁怕邱清泉被游击队袭击，还亲自到带卫队把他请到城内保护起来。
    翁光辉之后，第二任区长就是余乐醒。这时，上海区已经初具规模了，下设有四个情报组。余乐醒的小舅子沈醉就是在这个时候从家乡出来，“投身革命”的，一开始当交通员，后来搞情报。
    沈醉当时才十八、九岁，别人都比他大得多，大家都拿他当小孩，每次取情报，都给他买吃的，然后再三叮嘱别把东西给弄丢了.
    沈醉与戴笠的儿子年龄相仿，又能干，所以戴笠特别喜欢沈醉。后来，翁光辉当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队长，为了进一步培养沈醉，戴笠派他到侦察大队去当督察，从此以后沈醉长期在公开单位工作，后来到军统局本部当总务处长。

    按：当时与沈同去侦察大队的，另外还有三个人，其中之一，就是杀害郑苹如烈士的刽子手——汉奸林之江。林之江后来死得很惨，关于他，我们在讲“郑苹如案”的时候再说。


    也是这个时候，上海区增设了行动组，组长就是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成员，据沈醉回忆，有施芸之、李阿大、过得诚等，一共有十几个人。

    按：上海区的这个行动组，“阵容”是很强大的，除赵理君外，副组长王克全亦是位列军统“四小杀手”之一的人物。


    第三任区长，吴乃宪，广东海南人，军校一期。

    按：吴乃宪是一期第三队的，这个队是整个一期生里人才最多的，猛将如云。那边的，有李仙洲、梁干乔、关麟征、杜聿明、侯镜如、黄杰、袁守谦等等。咱们这边的，有号称“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还有“模范军人”、在北伐中牺牲在武昌城下的曹渊烈士，这可是我们在中学历史课上都学过的。


    关于吴乃宪，值得一提的有这么几点：
    一、吴乃宪是海南岛海口长流镇传桂村人，他这个老家传桂村出了22个黄埔生，其中有四个将军。
    二、据沈醉回忆，吴乃宪曾出卖他的老师邓演达。我查了上海地方史志，出卖邓演达的是陈敬斋。
    三、吴乃宪在淞沪抗战中有很不错的表现。当时，吴乃宪已调任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总署署长，他率领的铁路警察部队、上海警察局长蔡劲军（海南万宁人）率领的地方警察、吉章简（前面讲过，海南崖县人）率领的地方保安团，最多只能算是准军事部队，但作战之顽强，不逊于正规军，所以当时这三个人被誉为“海南岛三杰”。
    四、大家知道，故宫文物的精华在台湾，而这批珍贵文物中的最精华部分、一共2972箱，就是经吴乃宪之手运往台湾的。
    大体就在这个时期，特务处开始在各个区、站增设了两个职位。其一是书记，担任上海区书记的是张师。
    张师也是原中共党员，先在“浙警”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接替王孔安），这个时候他还是毛人凤的顶头上司呢，呵呵。抗战中曾任兵工署稽查处处长。

    按：战争年代，兵工厂如果出了问题可不是玩的。所以兵工厂是军队建制，工人也属于现役军人，是不准组织工会的。为防止共产党和其他势力兵工厂活动，各厂都设有警稽组和警卫大队，统管这项工作的，就是兵工署稽查处。


    在《红岩》中曾有成岗被捕的场面，如现实中真的发生这种事情的话，出面去处理的，就应该是这个张师了。
    抗战胜利后，张师任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即毛森的副手。这个时候，毛人凤已经是军统局局长了，十几年的工夫，你看看人家混的！
    张师这个人，我记不太清《潜伏》中吴站长的太太提过他没有，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在为自己打算，你们还在这儿抓人，好滑稽”那段，我记得提到何芝园跟余乐醒了。这都是真有其人的。
    各区、站增设的另一个个职位，是区督察，上海区派来的督察是陈慈。陈慈，1906年生，海南文昌人，字质平，更多的人习惯称其为陈质平。陈质平这个人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其实他挺有名的，外交界的老人应该都知道他，因为他多数时间是以国民党的“外交家”面目出现的。
    1949年 8月，陈质平就已经是国民政府驻菲律宾全权大使了。

    按：解放前夕，蒋介石对失去大陆之后的走向，曾有几个考虑，第一当然是去台湾，但偌大的大陆都丢掉了，台湾能长期保有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因此蒋曾考虑一旦台湾失守，则到菲律宾建立一个流亡政府，因菲律宾在1947年独立以后，反共的态度很明确。


    据《蒋介石在台湾》一书记载：
    【1947年 4月18日，中、菲两国签订了友好条约，10月24日正式批准，菲律宾总统还热情邀请蒋介石前来访问，蒋曾召见驻菲律宾大使陈质平，“垂询甚详”，表示有机会一定去访问。
    蒋介石下野后，即派陈质平会见菲律宾总统季里诺，试探组织流亡政府的可能。】

    按：实际上，1949到1950这段时间，去台的衮衮诸公其实日夜都生活在不安中，不但被国际社会放弃、自己的心理上也已经放弃了，不知道哪一天就会“GAME  OVER”，只是嘴上不说而已。
    从这个角度上讲，发生在朝鲜的那一场战争，真的很不是时候。


    去台以后，陈质平历任台湾驻伊拉克、约旦、利比亚、墨西哥“大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质平曾亲眼目睹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一幕。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当时，陈质平正在台湾驻墨西哥“大使”任上，同时，他也是台湾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的台湾当局“代表团”成员，“代表团”团长是台湾“外交部长”周书楷。
    当天，在上述投票之前，周书楷宣布“退出”联合国。
    当时，报纸上还有一张这几个人的照片，靠后的一个就是陈质平，前面并排的两个人，一个是周书楷，另一个是台湾“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刘锴，三人均“面色凝重”，与另一张照片上乔冠华等人拊掌大笑的场面形成鲜明对照。
    以上说的是作为“外交家”的陈质平，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陈质平曾经是一个特务。
    1936年12月20日，军统在广西梧州将民国时期第一暗杀大王王亚樵一举狙杀，陈质平在此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所以我说嘛，真正的干才，干什么都能弄得像模像样。
    军统的文昌人有好几个，郑介民大家还记得吧，另外还有邢森洲、王昌裕。
    在淞沪抗战中，陈质平也被派到上海前线。据他回忆，某次戴笠派他去执行一项任务，行前去辞行，适逢戴笠生病，发高烧。戴笠当时大概是烧得有点糊涂了，一见面就质问他：“你为什么还不去前线？”然后从枕下抓了一把足够做几身衣服的钱：“你去做一身衣服，赶快走，去前线！”让陈非常感动。
    陈质平于1984年 2月病逝于美国，享年78岁。
    吴乃宪之后，第四任区长，王新衡。
    王新衡，浙江慈溪人，1908年生。
    王新衡的经历跟文强类似，虽是特务出身，但因机缘巧合，结交的都是大人物。
    王新衡也是军统内的苏联事务专家，是个学者型的特务。
    国共合作时期，王新衡被国民党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与蒋经国是同学。而且这俩人都是托洛茨基派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有类似政治倾向的中国同学，以浙江人居多。
    这个现象引起了王明的注意，据说当时中山大学举行了长达三天三夜的清党大会，要处分蒋经国、王新衡等人，由于蒋经国的特殊身份，一时奈何他不得，结果是“城门失火，殃及新衡”，会后，王新衡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逮捕，蹲了四个月的大狱。
    1930年，王新衡被遣返回国。曾在南京创办苏俄评论社，出版《苏俄评论》月刊。
    1934年 1月，张学良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职，王新衡投奔了张学良，虽然地位相差很悬殊，但二人却成了好朋友，极为相得。
    后王新衡加入军统，任上海区区长之后，由于他与张学良的这层关系，戴笠派他到西安去当西北区区长，但因故耽搁了一段时间。结果就在要去还没去的当口，“西安事变”爆发，把戴笠搞得灰头土脸。满腔怒火之下又一次“殃及新衡”，以“失职”之名将王下狱，一直关到淞沪抗战爆发，才给放出来，派任香港站站长。
    这一段，咱们在讲“西安事变”的时候还会细讲。
    第五任、也是抗战爆发前的最后一任区长，就是我们前面已多次提到的周伟龙了。
    在军统，周伟龙是个惹不了的人。
    首先是他的资格老，“十人团”之一嘛，还没有特务处的时候，这几个人就跟着戴笠搞情报，那是元老中的元老。
    其次，周伟龙的确是个干才，经历很丰富，能力极强，就没有他干不了的事。
    周本人是军校四期毕业生，又在正规军队中干过，当过宪兵营长，干过潜伏，搞过行动，后来又去“忠义救国军”，再后来又当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军、警、宪、特，他一个人干齐了，还给不给别人留饭碗了！
    最重要的，周伟龙是戴笠的结义兄弟，还救过戴笠的命，这一份情谊，那是连毛人凤什么的，都比不了。
    所以在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只有戴笠能够支使周伟龙，别人谁见了都得让他三分。
    据沈醉回忆，中日开战以后，特务处决定往日租界派几个潜伏组，当时是考虑上海一旦陷落之后，长期潜伏。这个任务，周伟龙预备叫沈醉去，问题是沈当时已经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干了好几年了，搞的全是维护治安、刑事案件侦破等公开工作，身份早已暴露，根本不适合潜伏。
    沈醉于是跟周讲，请他能不能另派他人，这时戴笠发话了，“你不是湖南人么，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让你去你就去吧。”
    去是去了，由于下手太晚，已失去潜伏条件，在租界中根本无法立足，没有一个月，就待不下去了。
    临到撤离的时候，组里还有一部电台难于处理，因电台在那个时代是比较珍贵的通讯器材了，沈醉觉得砸毁太可惜了，于是决定冒险把它带出来。他手下有个特务，家中有一个婴儿，于是沈醉把电台放在婴儿车上，通过了租界的巡查。
    见到周伟龙，诉说一切，结果周一听就急了，认为沈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丢了上海区的脸，非得让沈醉回去不可。
    这时连戴笠也觉得周太过分了，说：“你这不是让他们回去送死么？”戴老板发话了，周伟龙才算作罢。
    沈醉当然挺美了，然后就说“我把电台也带回来了”，本以为戴笠会夸他，没想到戴老板一听勃然大怒：“荒唐！一部电台能值多少钱，这要是被日本人搜出来，你们几个人全得没命！”
    上海沦陷以后，周伟龙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因上海区出现叛徒，只得撤离，接替他的第六任区长。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王天木了。
    前面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特务处上海区的情况，主要是后面有大量的话题需要围绕上海区展开，如果不提前把一些基本的情况讲清楚，在行文中会出现许多滞窒。
    接着说赵理君，作为杀手，赵理君与这样几个案子联系在一起，杨杏佛案、史量才案、唐绍仪案、韦孝儒案。
    其中，杨杏佛案和史量才案，网上的资料很多，我就不浪费笔墨了。

2、 唐绍仪案

    唐绍仪，生于1862年 1月 2日，广东珠海人。唐绍仪是一个农家子弟，1874年，曾国藩感于中国的落后，建议清政府选派一批幼童到美国留学，唐绍仪有幸被选上，同学中还有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唐绍仪是老资格的“革命家”了。但当他回国的最初，赏识唐绍仪的，其实是袁世凯。武昌起义之后，唐绍仪曾代表袁与南方谈判，最终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
    也就在这个时候，唐绍仪的思想立场开始向民主共和方向转变，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抗战爆发时，唐绍仪正举家寓居上海，但政府方面对这样一位老革命家滞留上海感到不放心，担心他为日本人所利用，因此多次劝他西迁，但唐不知何故始终没有明确答复。同时政府又得到情报，反映说日本人有一个“南唐北吴”计划。即拉拢唐绍仪和吴佩孚为他们所用。适逢此时，又发现唐绍仪的女婿岑德广打着他的旗号在与日本人打交道。
    蒋介石终于动了杀机。
    任务仍旧交由军统局上海区办理（此时特务处已于1938年 3月改组为军统局），行动组长赵理君负责执行。
    通过了解，赵理君物色到一个叫谢志磐的人，唐绍仪在30年代当广东中山县长的时候，谢志磐是广州《民国日报》的记者，经常采访唐绍仪，很熟，可以出入唐绍仪家，于是赵理君做了谢志磐的工作，要他协助办理此案。
    据谢反映，唐绍仪喜欢收集古董，曾在某古董店里看上一只花瓶，当时店方索价十万，因唐嫌贵，没有谈拢。赵理君一听，计上心来，决定亲自出马。
    他首先买下了这只花瓶，多少钱买的不清楚，但我想特务处不会有这么多闲钱买古董，即便有也不会花在这上头，多半是“赊”来或“租”来的。
    某日，由谢志磐陪同，赵理君假作古董店的伙计，拿着花瓶来到福开森路18号唐府，因谢志磐是常来常往的人，唐府不虞有他，赵理君顺利地见到了唐绍仪。
    唐绍仪见到花瓶当然很高兴，细细把玩起来。赵理君不失时机地说：“另外还有一只花瓶，年代更久远，价格也不贵，请您定一个时间，我送到府上来。”
    唐绍仪一听马上说：那你就哪天哪天送过来吧。
    通过这一次“趟道”，赵理君已完全摸透了唐府的路数，客厅有一个安南（今越南）警卫，但大宅门的规矩很严，不奉召唤，这个人不会随便进入客厅。
    这一天是1938年 9月30日，赵理君再次来到唐府，唐很快接见。
赵理君取出两只花瓶交给唐绍仪，让唐详细对比，一边绕到唐绍仪身后，给他介绍“这里有一处瑕疵”等等，眼见唐绍仪的注意力全在花瓶上，赵理君抽出事先藏在身上的一把很小的小斧头，冲着唐绍仪的后颈就是一斧。
    不愧是军统“三大杀手”之一，部位拿捏得准确无误，唐绍仪连哼都没有哼一声就断了气。
    赵理君不慌不忙地收拾东西走出客厅，出门时还对安南警卫说：“唐总理让我再拿几个花瓶来，你等一下，我很快回来。”
    等警卫发现出事，追出大门的时候，赵理君的轿车早已绝尘而去。
    由于杀唐的证据并不十分充分，国民党元老纷纷提出质疑，搞得蒋十分被动。
    10月 5日，国民政府下令褒扬唐绍仪，拨给治丧费 5千元，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以表示政府“笃念勋耆之至意”。
    令人意外的是谢志磐。案发当日，唐的家人即向法租界报案，称谢志磐带领刺客暗杀了唐绍仪。法租界当即发出通缉令，凡能揭发、检举、抓住刺客谢志磐的，赏 3千元。
    谢志磐本就不是职业特务，自从刺杀唐绍仪后，终日疑神疑鬼。一通缉更完了，总感到有人在跟踪他，要替唐报仇，结果竟然得了精神病，被送进重庆一家医院。
    谢在医院里也是神神叨叨，整天拿着手枪晃来晃去，医生只好向当局报告。
    巧了，接到报案，派来调查的正是原上海区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现已调到重庆卫戍司令部工作。这人谢志磐也认识，以为一定是来“杀人灭口”的，于是举枪就准备打王克全。
    王亦是列名于“四小杀手”之列的人物，岂能浪得虚名！立时掏枪反击，结果后发而先至，一枪将谢志磐击毙。
    这谢志磐够冤的，给人家帮忙，不但错杀了人，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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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9 08:17

续


3、 韦孝儒案

    1938年冬，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在完成刺杀唐绍仪的任务之后，因上海区出现叛徒无法立足，被调到“忠义救国军”任副总指挥，由赵理君代理区长。
    踌躇满志的赵理君，满拟这个区长是当定了，结果没过几天，从北方调过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王天木来，把赵理君气得七窍生烟，处处跟王天木作对。
    由于他在上海盘踞了6、7年，手下有一批党羽，行动组又是上海区的核心，王天木根本指挥不动区里的工作。
    没办法王只好找戴笠说明情况，戴对这个老部下是了解的，深知赵理君如果犯起“浑”来，那就不光是将帅不和的问题，兼且对潜伏工作有极大威胁，万一一糊涂投敌做了汉奸，麻烦可就大了。

    按：即便在军统内部，赵理君给人的观感也不好，沈醉就认为赵理君“无论是外表和内心，都是彻头彻尾的一个大坏蛋。”


    于是戴笠一纸调令，将赵理君调回重庆，任局本部行动处上校科长。
    1941年冬天，赵理君被任命为华北战地督导团副主任、少将衔，驻地在河南洛阳。
    这个任命替戴笠找了大麻烦，而且最终送掉了赵理君的命。
    1942年 5月以前，河南的省一级机关设在洛阳，同时洛阳也是第一战区长官部所在地，而且又是水陆枢纽，所以是个重要地方，各方面的机构都集中在这里。
    自然，军统、中统都在此地有派出机构，公开的秘密的都有。
    军统方面：
    华北战地督导团：赵理君担任的是一个公开的职务，这个单位名义上统属于第一战区，实际上受军统节制。
    军统河南站：此时站长是岳烛远（一听这姓就是河南人），公开身份是河南省政府调统室主任。

    按：岳烛远，军校六期步科毕业，跟戴笠同期。岳烛远也是原中共党员，在南京上高中的时候就入了党，后加入特务处。作为战犯，
    1975年，岳烛远与章微寒同被最后一批特赦，据沈醉回忆，岳和章都是战犯中的“劳动模范”，俩人一个当木匠、一个修鞋子，接受改造的态度最好。


    财政部河南缉私分处：处长刘艺舟，刘也是军统的，这是一个受军统运用的单位。
    1937年10月，刘峙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时候，曾组织了一支民团性质的准军事部队“河南民众自卫军”，刘艺舟曾任总司令。
    中统方面：
    中统河南室：主任甘舍棠。军统的外勤单位叫“站”，中统一般叫“室”，当然中统也有“区”一级单位。

    按：中统的共产党叛徒，比军统只多不少。甘舍棠是原共青团安徽桐庐县委书记，1932年 8月与未婚妻方桂珍同时叛变，并出卖了中共桐庐县委书记陈雪吾。后甘舍棠加入中统，抗战胜利后曾任中统天津区区长。


    国民党河南省党部调统室：听起来与河南省政府调统室差不多，但一个受中统运用、一个受军统运用。
    仅洛阳一地，就有这么多特务机构，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华北战地督导团。
    华北战地督导团名义上是个民间团体，实际上是受军统运用的一个组织，团长是比利时天主教神父雷鸣远，驻地在与沦陷区毗邻的洛阳，目的是借雷鸣远的神父身份搞情报。

    按：雷鸣远，原名 Vincent Lebbe，生于1877年，1901年来到中国，在北京升为神父。1910年，雷鸣远被调到天津担任坐堂神父，坐堂之处，就在望海楼教堂。
    望海楼教堂挺出名的，1870年的“天津教案”就是由此发端，把曾国藩搞得灰头土脸，一世英名差点儿全搁在这儿。
    1900年，望海楼教堂被义和团焚毁，现在的建筑是1903年用“庚子赔款”重修的。
    1916年，天津法国领事以保护老西开天主堂为名，扩展租界，引起天津人民的强烈抗议。雷鸣远曾发表公开信，反对法国的行径，结果被法国主教遣送回国。
    1926年，雷鸣远回到中国，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国籍。抗战开始以后，雷鸣远曾组织救护队到前线救护29军伤员，据说还曾任国民党某部卫生连连长。
    1938年，根据戴笠的建议，以雷鸣远为团长，组成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督导团，负责组织“华北地区民运工作”。
    雷鸣远与戴笠是好朋友，据乔家才回忆，戴笠曾委托他给两个人送过礼，其中一个就是雷鸣远。
1940年 6月，雷鸣远得了重病，戴笠特地派飞机将他接到重庆，住在歌乐山中央医院，并让乔家才代表他去探病，并送了 500元慰问金。雷鸣远病危时，戴笠亲自跑到药房里为他买人参，雷去世以后，戴又亲自送去一口楠木棺材。
    另外，雷鸣远是《益世主日报》的创办人，该报是曾与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和天津的《大公报》比肩的民国时期四大报纸，据说《益世主日报》还是中国第一份日报。
    雷鸣远在华北战地督导团实际上是挂个名，因为他毕竟是个外国人，一切具体事务都由副团长赵理君负责。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由于华北战地督导团经常往来于豫东和山西中条山的沦陷区之间，一些特务就借机干些走私的勾当，贩卖毒品、枪支等等。其实也不光军统，大家都这么干，久而久之，成了见怪不怪的事。
    但这次，遇到了一个认真的人——河南省第十二专区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
    这里首先要介绍一下所谓“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据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共河南省委的主要领导人郭晓棠同志介绍，“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原本没有，三十年代初期，为加强地方控制，在县和省之间增加了一级“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几个县到十几个县不等，其负责人称“行政督察专员”，主要任务是督率地方民团“剿共剿匪，绥靖地方”，说白了，就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
    有一点要特别说明，“行政督察专员”并不由省里任命，而是由军事委员会考察合格后、通过行政院任命和指挥，对军委会负责，所以权力非常大。各区都有保安司令部，由专员兼任司令，可以指挥和调动各县团队，因此一般专员大多为军人出身。
    河南全省原分十一个专区，抗战开始以后增设一个，共十二个专区。第十二专区辖通许、杞县、陈留、兰封、开封、等五县，专署驻地通许，行政督察专员就是韦孝儒。
    韦孝儒，字品方，河南杞县人，曾任南阳县长，1934年到1935年还曾任安徽六安行政督察专员。在国民党“围剿”我鄂豫皖根据地的时候，韦孝儒曾写诗感慨：“河带两条潜皖绕，城楼千座堡碉稠。”
    韦孝儒是属于“西山会议派”的，在当时的教育界是个很出名的人物，而且他的书法很好，据说陈立夫都喜欢他的字。所以在一般人眼里，韦孝儒属于CC系的，还有人说韦孝儒本就是中统特务。
    韦孝儒是大家出身，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另外，书读得多了，多少有些书生气，在当时的官场，颇有些特立独行的意思，再加上他CC系的背景，跟军统成了死对头。
    第十二专区属豫东，赵理君的手下胡来，正从他的辖区经过，经常发生冲突。某次，军统的外围组织“别动军”某大队的走私行为被第十二专区保安团队抓获，准备依法处理，这几个人见势不妙，亮出了自己的牌子：“我们是军统的。”
    没想到这回遇上硬茬子了，韦孝儒不吃这套，硬是给枪毙了。“别动军”大队长曹银屏恨得牙根痒，发誓要报复。
    1941年冬，河南省政府为了“整理地方行政”，召集全省行政督察专员到洛阳开会。在会上，韦孝儒慷慨陈辞，说如果在他的地面上发现有走私行为，一定要严惩，即便涉及军政界也决不姑息。与会者都十分敬佩。
    军委会西安办公厅少将参议艾经武，是韦孝儒的老朋友，当时他协助蒋鼎文接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也在洛阳。据他回忆，开会当晚的宴会上，他还见到了韦孝儒，当时还开玩笑，说“你脸这么黑，是不是让日本鬼子吓破了胆？”韦孝儒说，“是啊，与日本人周旋，费了我很多心血。”
    没想到，第二天，韦孝儒就失踪了。
    原来，韦孝儒是洛阳复旦中学的校董，当晚，韦孝儒带着他的秘书和电台台长，住进了复旦中学。
    他不知道，死神已经不远了。
    恰在此时，曹银屏正在洛阳接受军统轮训，听到这个消息，他马上去找赵理君，要把韦孝儒“办”了。赵理君开始不同意，后来烦了，说“你们随便吧。”
    当夜，曹银屏带人绑架了韦孝儒和他的两个随从，因怕走漏风声，将还其他亮着灯的房间中的三个人一并绑走，他们是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教务主任南西光和体育教师丁次镛，一共 6个人。
    曹银屏去向赵理君汇报，赵已经睡了。
    等曹银屏再回来可傻了，他手下的人不等他复命，已经自作主张，在华北战地督导团的驻地——洛阳西工机场附近，找了一口枯井，将 6人投入井中活埋，并在井口上建了一个简易工事，以为掩盖。
    等天亮，赵理君知道了这件事，也没责备他，只是让曹银屏这几天别出去。
    一个行政院任命的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居然在第一战区失踪，司令长官蒋鼎文怒不可遏，当天就找到艾经武、赵理君、岳烛远和河南省保安司令部谍报股长王鸿骏，限他们十天破案。
    艾经武很机警，猜到这种事多半跑不了军统，在回去的路上，他与赵理君、岳烛远探讨此事，观察他们的反映（艾经武是军校四期的，与赵理君很熟，刺杀唐绍仪的经过，就是赵亲口对艾讲的）。岳烛远当时说觉得此案不难破，估计有几天就行了，赵理君却没有说什么。
    第三天，戴笠来到了洛阳，当面问赵理君和曹银屏：“这事谁干的？”结果俩人谁也没承认，错过了最后的机会。
    第四天，洛阳航空站站长张明顺发现机场附近的一口枯井忽然变成了掩体，即向有关方面报告，挖出了六具尸体。
    此时，岳烛远的消息也来了，原来，赵理君因怕走漏风声，将涉案人员全部派往沦陷区中条山潜伏，并严令不许回来，说起来还是为他们好。结果有一个人不想去，就找到岳烛远，一五一十地全给抖搂出来了。
    真相就此大白。
    岳烛远不敢怠慢，马上报告给戴笠，并经戴笠同意，亲自带宪兵将赵理君拘捕，押在财政部河南缉私分处刘艺舟处。
    这一案，在当时可说是“惊天大案”，韦孝儒是CC系的，而同时被绑的南西光的哥哥南西成就是中统特务（南西光本人却是中共地下党员），所以CC系极力攻击军统，必欲去赵理君而后快。
    1942年 5月，第一战区军法执行监公开审理韦孝儒案，据当时代表中统旁听的武宪周反映，赵理君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十分傲慢。曹银屏却是吓得要命，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在此期间，戴笠曾多方活动，想保住赵理君，就像当年保王天木那样。但这一次，赵理君实在是罪恶太大，
    自作孽，不可活。
    1942年冬，赵理君、曹银屏在洛阳被执行枪决。
    赵理君死后，戴笠对其家属给予厚恤，并葬在成都龙泉驿军统公墓。
    事后，戴笠派“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杨蔚到洛阳接替了赵理君。中统特务南西成，则接替郭兆曙，成了复旦中学校长。
    赵理君这个人，观其一生，杀人似乎成为他的主旋律。
    虽然是黄埔军校“政治科”毕业的，但赵理君却是个没有任何政治头脑的人，遇到事情，他就想不出丝毫“政治化”一点的手段，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杀人。头脑太简单，白学了政治，都还给教官了。
    所以赵理君这样一个人，出事是迟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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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9 19:14

07、三大杀手之三：辣手书生陈恭澍（1）

    在军统的历史中，陈恭澍不是一个太出名的人物，各种相关出版物，很少有提到陈恭澍的。
    实际上，如果要评选“军统第一杀手”的话，陈恭澍当之无愧。
    据陈自述，他一生共策划参与过 200多件行动案件，而陈作为杀手的“职业生涯”，从1932年毕业于“洪公祠”、被派到北平当站长算起，到1941年10月30日被捕，满打满算也就是 9年时间，换言之，陈恭澍平均一个月要搞两起行动案子。
    这其中，还包括像“河内刺汪”这类足可写进二次大战史的大案。
    做了这么多案，之所以陈恭澍不太出名，主要是因为陈一直干外勤，而且主要在平津和上海两地活动，没怎么在特务处和军统局本部待过（待过两次，一次是“擅离职守”，被特务处关禁闭；第二次是刺汪失败，误中副车，回到军统局，被戴笠“冷处理”），干的又都是极其秘密的行动工作，所以大多数人都不太熟悉他。
    不象沈醉，先搞情报，后来在上海、湖南、重庆等地做公开工作，还兼着军统很多培训班的教官，好多学员都是经他的手招进来的，特别是后来到军统局本部当总务处长，执掌后勤大权，谁都要求他办事，所以沈醉认识的人特别多，知道的事也多，别人也都认识沈醉。一写回忆录，就都给带出来了。
    所以陈恭澍认识的人也不太多，后来到了台湾，经常来往的也就是他熟悉的那些人，比如王天木什么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军统的老人搞了几次比较大的聚会，陈恭澍参与的不多。
    这一点，从他写的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是写自己，涉及别人，尤其是上层的很少，原因很简单——他不知道。
    晚年的陈恭澍曾自诩为“英雄无名”——现在看起来，能不能算“英雄”另说，“无名”倒是真的。
    陈恭澍，祖籍福建龙海，1907年生于北京，随兄嫂生活。
    1925年，陈恭澍因琐事与嫂子发生争吵，当时陈恭澍18岁，刚刚中学毕业，年少气盛的他一气之下居然离家出走。
    这一走就跑到了广东，与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陈恭澍投考了黄埔，而且一考即中（比他的戴老板强多了），顺利地进入了军校四期，后因生病延期入军校五期步兵科。

    按：戴笠听了毛人凤的“革命的希望在广东”以后，到广州投考军校六期，已是1926年，这时戴已经30岁了。而且戴笠因为连中学都没念完，文化课考试差得很多，结果没考上。
    本来身上就没钱，结果这下弄到连旅店都没钱住了，几乎被人轰出去。正在戴笠尴尬的时候，同旅店的两个青年人看这人相貌堂堂，气质不凡，很是替他不平。于是这二人替戴笠出了房钱，还请他吃饭，席间一聊，原来这俩人都是刚刚考入军校六期的同学，他们告诉戴笠“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北伐在即，过几天还要补录一批，不要着急。
    在补录中，戴笠顺利地进入军校六期骑兵科，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至于那两个六期同学，后来都成了戴笠的忠实部属：一个叫徐亮，“十人团”之一，“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另一个是王孔安：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浙警”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毛人凤刚参加特务处工作时的顶头上司。


    陈恭澍是1926年 3月从广东进入军校五期的，1927年 8月，因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立，因此军校五期学员在南京举行了毕业典礼。

    按：北伐这段历史，如果不去看专门的历史书，大多数人都是不清楚的，因为在历史课本中极为简略，除了汀泗桥、贺胜桥、攻克武昌以外，只讲到“4.12”、接着就是“7.15”、“马日”了；然后视角就完全转到我们这边，南昌起义、“八七会议”、接着就是“秋收起义”、井冈山，一下好几年过去了。等再回去讲那边的时候，已经是“中原大战”了。所以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北伐战争的结局。
    在这里用几个重要的节点来提示一下北伐的过程、结局：
    1925年 7月，国民党建立广州国民政府。
    1926年 7月 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
    1926年12月，广州国民政府迁至武汉。
    1927年 4月18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1927年 8月25日，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达成妥协，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史称“宁汉合流”，仍以蒋介石为首。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奉吉黑三省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改保安委员会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史称“东北易帜”。
    至此北伐胜利。因此，在中国现代史上，1928年12月29日是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一是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到此结束；二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


    1926年以前入学的军校学生，基本上都被编入了北伐军，在北伐中，许多军校学生因部队被打散，流落在南京等地，没有着落，陈恭澍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时候，又是蒋校长想起了他们，于是他在南京黄埔军校内专设毕业生调查处，联系、登记这些流落各地的军校学生。总其事的，就是军校一期生黄雍。

    按：黄雍，湖南平江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海陆丰起义，后脱党。
    1931年担任南京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


    黄雍是军校一期第五队的，这个队出了四个有名的将军，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是湖南人：陈明仁、左权，都是湖南醴陵人；刘戡，湖南桃源人；再加上黄雍。
    如果说戴笠是“军统之父”的话，那么称黄雍为“军统之母”并不为过，很多军校学生都是经黄雍介绍参加特务处的。所以，尽管黄雍并不是军统的成员，但他却是“军统”的“十人团”之一，每年的“四一”大会。戴笠都要把他们请到主席台上，隆重地推介给大家。
    1932年，陈恭澍就是经黄雍介绍，进入特务处的，另一个介绍人是张炎元。

    按：张炎元，1904年生，字炳华，广东梅县人，军校二期炮科毕业。张炎元也是“十人团”成员，逃台后曾任“国防部”情报局（系1955年由保密局改组）局长。


    所以陈恭澍加入特务处的起点很高啊，两个介绍人都是“十人团”成员，本人又是军校五期生，可谓根正苗红，又年轻，1932年时才25岁，很受戴笠器重。
    从“洪公祠”一毕业，毫无工作经验的陈恭澍，居然一步登天，被派往北平站担任站长。
    前面说了，张敬尧案，陈恭澍一炮而红，但实际是王天木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陈恭澍不过坐享其成而已。
    陈恭澍真正独立做的行动案子，要从“吉鸿昌案”算起。

1、 吉鸿昌案

    吉鸿昌，生于1895年，河南扶沟人，很小即到冯玉祥手下当兵。
    1929年，34岁的吉鸿昌就当上了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军军长。
    1932年 4月，吉鸿昌在北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 5月，吉鸿昌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担任主任委员。
    吉鸿昌的所作所为触怒了蒋介石，遂通过特务处下达了“制裁令”。
    任务交给了天津站，当时王天木因“箱尸”被关押，主持站务的，是站长王子襄，考虑到王毫无特工经验，
    戴笠特命陈恭澍牵头办理此案。
    在此案过程中，王子襄离奇身亡。于是，陈恭澍一手托两家，往返于平、津两地，忙得不亦乐乎。
    此时，陈恭澍面临着与当初张敬尧案同样的难题——找到吉鸿昌。
    在上一案中，当时有老大哥王天木罩着，这回麻烦了，所以人的眼睛都看着陈恭澍，等着他拿主意。
    所以别以为领导好当，多那几块钱工资不是白拿的。
    不过人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我们看军统那些人，除了戴笠、毛人凤等少数几个人岁数稍微大一点，基本都是1900年以后出生的。
    象陈恭澍是1907年生人，25岁当北平站站长；文强与他同年，1928年，21岁的文强，已经是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了；沈醉更小，1914年生人，到唐生明手下当常德桃源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时才24岁，28岁当军统局本部总务处长，成为军统最年轻的将军。
    都是二十多岁就独当一面，不象现在，四十郎当了还被人看作小字辈。
    所以为什么每到朝代更替的时候，总是显得好象人才辈出，最典型的，一个是汉末到三国时期；再就是从1851年，以太平天国兴起为标志，到1949年这 100年了，真是星汉灿烂。原因无他，不过是变幻莫测的时世，为更多的人提供了脱颖而出的舞台而已。
    这时，北平站和天津站都已经增加了人手，不再由站长直接跑龙套、站柜台了。
    北平站成立了“行动组”，行动组长自然非白世维莫属，成员有张逢义、王文翰等人，张逢义，军校七期，与白世维、杨英、戚南谱都是同期的同学，后面在“河内刺汪”案中还会出现。王文翰，通常称其为王文，河北宝坻人，对天津的情况比较熟悉。
    天津站也成立了“行动组”，成员中，有一个叫做马河图的，后来跟着王天木去了上海。另外天津站还成立了“情报组”，组长叫吕一民。
    这几个人成为了陈恭澍的得力助手。
    通过天津站情报组长吕一民的路子，陈恭澍物色到了两位老军头，一个叫郑恩普，河南人，当过军长；另一个叫傅丹墀，河北人，曾当过“襄樊镇守使”（北洋时期的一个官职）。
    据吕一民介绍，这两个人能够接触到吉鸿昌，可以考虑通过他们得到吉的消息。唯一的问题，是他们还存在一些“糊涂认识”，他们觉得吉鸿昌是抗日英雄，政府为什么容不下这样的人，还要搞掉他。
    听了吕一民的话，陈恭澍决定亲自出马，与这“一正一副”的两位老前辈谈一次，进行一下“洗脑教育”。
    他没敢说自己是干嘛的，怕一说“特务处”的名号，引起对方的反感。而是以军校学生的身份，执弟子礼，与郑、傅二人见了面，并把他理解的吉鸿昌“反叛中央”的种种，狠狠地灌输、游说了一番。
    看来陈恭澍这一点很像戴老板，也挺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几个回合下来，年纪轻轻的陈恭澍，居然把两个“一正一副”说动——不但要帮忙，而且直接要求参加工作，即要求“加入你们的团体”。
    你说这事闹的！这一下陈恭澍还不敢做主了，只好请示南京特务处本部。
    不久，戴笠亲自回电批复：同意郑恩普、傅丹墀二人加入特务处；同时，考虑到郑、傅两人都是老军人、直肠子，怕他们看不得特务们偷鸡摸狗、鬼鬼祟祟那一套，为了避免“行动”、“情报”等等字眼刺激这两个“老前辈”，决定以天津站“军事组”的名义，安排这两个人。
    戴笠心思缜密，托人办事，往往为对方想得非常周到。因为他从很小就走上社会，天天过的是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日子，在社会最底层悟出来的为人之道，自然与陈恭澍、文强、沈醉这些学生出身的人，其体会截然不同。
    所以，戴笠以一个高小生的出身，最终建立一个“拥兵十万”的特工王国，靠的是他从“社会大学”中学到的东西，从这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
    要说陈恭澍还真是找对了人，吉鸿昌居然自己找到了郑、傅二人，约他们见面，时间是第二天即
1934年11月 9日下午三点，地点在位于法租界的交通旅馆 437房间。
    陈恭澍当即召集王文、吕一民以及天津站的庶务吴萍会商，确定由王文担当射手的任务；吴萍是天津当地人，负责侦察及掩护；吕一民带着他手下的女情报员杨玉珊负责与郑、傅二人的联系。
    当天，他们就来到交通旅馆，以叫姑娘的名义，开了一间房。

    按：我查了一下，现在天津的劝业场似乎就在当年的法租界，那么交通饭店应该也在这附近，这是当年天津著名的“红灯区”。现在天津还有很多老建筑，不知交通旅馆是否保留下来。


    次日，王文、吴萍找到陈恭澍，说已经查看了位于五层的 437房间，感觉不象有人的样子。陈恭澍认为郑、傅的情报应该是可信的。决定仍按原计划进行。
    接着，陈恭澍又找到吕一民，说觉得人手可能不够，问他手里还有没有合适的人。吕一民说没人了，就是杨玉珊有个弟弟叫陈国瑞，一直要求参加“团体”，但觉得这人傻大黑粗，看上去似乎脑筋不大够用，就一直没答应。
    陈恭澍说可以，让他跑跑腿，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试一下，如果还行就吸收进来，身体好，正是块搞行动的料子。
    布置停当，陈恭澍赶到交通旅馆附近、事先已经看好的一个咖啡厅，会齐了在此待命的王文、吴萍。二人说 437房间仍然没有动静，陈恭澍其实心里也没底，但表面上还很冷静，令二人马上回现场，随时准备动手。
    三点了，没有听到枪声，也没有预料中的混乱场面出现，陈恭澍知道坏了。可又不能自己跑去看，又没有手机可供联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快三点半，吴萍来了，说那屋始终就没来过人——怪了，就是吉鸿昌不来，“一正一副”也得来啊，是他们约的见面啊。
    正在摸不着头脑，负责与郑、傅二人联系的吕一民、杨玉珊来了，为了掩护，还带了杨玉珊的一个小外甥女。
    原来，郑、傅二人按时赴约，刚进交通旅馆，旁边一个不认识的人忽然凑过来，说，“吉先生在对面 138房间恭候。”
    所谓“对面”，是指国民饭店，建于1923年，据说是当时天津最大的饭店，一直保存至今。
    这个时候已经快五点了，郑、傅二人已经结束谈话返回各自的寓所，当务之急是确定吉鸿昌是否还在饭店。
    陈恭澍当即令杨玉珊、陈国瑞带着孩子扮做一家三口住进国民饭店，以最快的速度查明吉鸿昌的去向。
    吴萍把汽车开到饭店附近，负责往来传递信息——那时候办点事也真够费劲的，哪像现在，发个短信，齐活！
    陈恭澍、王文则在咖啡厅等候，随时准备动手杀人。
    杨、陈随便买了点东西，装满了一个手提袋，假装是来津的游客。因孩子闹着要买玩具，又给孩子买了一个皮球。
    谁承想——吉鸿昌的性命，最终居然着落在这个皮球上。
    杨家姐弟进入国民饭店，很顺利地开了一个房间，房号为 130，与吉鸿昌的 138房间同在二层。
    杨玉珊知道自己这个弟弟的斤两，空有一把子傻力气，干粗活是可以的，搞侦察是没戏的。任务多半要靠自己完成。
    这个任务很难，难在哪里？
    杨玉珊根本就不认识吉鸿昌！
    只是听郑恩普大体介绍过外貌，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大胡子，二是大个子。
    想象一下——换了你，在一个饭店里找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应该怎么做？
    这就是情报工作了——做“特务”的基本功。如果你想不出办法，或者你三天以后才想出了一个办法，那么你不用吃这碗饭了，可以考虑换一个工作。
    且看杨玉珊怎么做？
    当务之急是确定 138房间有没有人——有，再说谁是吉鸿昌的问题。
    杨家姐弟站在走廊上，计算哪一间房是 138房间。
    正在这个当口，忽然发现有 5个人一边走，一边聊，走到走廊的另一侧，拐过弯去，就不在杨玉珊的视线之内了。
    杨玉珊心动了一下——难道是这一伙人？
    反正是一片茫然，不如碰碰运气，“蒙”一下。
    于是她回到房间，叫过弟弟，让他设法了解一下，看哪个房间“热闹”——四、五个人在一间屋里待着，肯定动静比较大。
    这个任务，不需要太多的智慧。这点脑子，陈国瑞可以有。
    一会儿，陈国瑞跑回来了，说 145房间好象不止一个人。
    于是杨玉珊带着孩子，假意在走廊上拍皮球玩，慢慢靠近 138房间，仔细听了听，一点动静都没有。杨玉珊故意将皮球拍到门上，“砰砰”作响，如果房中有人，肯定出来看个究竟。拍个几下，依然无人应门。于是杨玉珊带着孩子，一路玩，一路走，慢慢地靠近了 145房间。
    房间里“哗啦哗啦”，是打麻将的声音。
    杨玉珊早已看好，每个房门上面，都有一个“亮子”，这一间，恰好是开着的。
    于是，杨玉珊像“投篮”一样，直接把皮球扔进了窗子，然后就轻轻地敲了敲门。
    与她预料的一样，门开了，一个人气呼呼地拿着皮球，正待发作。
    杨玉珊满脸堆笑地陪不是，对方一看是个年轻姑娘，又带着孩子，不好再说什么，将皮球扔了出来，“砰”地关上了门，前后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然而，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谍报人员来讲，这已经足够了。
    杨玉珊“蒙”得还真准！
    房间里共有 5个人，除了出来应门的，另外四个人正围成一桌在打麻将，其中左边的一个，身材极为高大，坐着还比别人高出半头；脸上的胡须虽然刮得很干净，但下巴上一片青吁吁，显然是长着一部络腮胡须。
    不是吉鸿昌而谁？
    杨玉珊带着孩子直接下楼，途中只是看了一眼站在 130房间门口的陈国瑞。
    陈国瑞随着姐姐走出了国民饭店，杨玉珊抱起孩子径直走了，途中回过头来又看了他一眼。
    陈国瑞随即走到等在汽车中的吴萍身边：“那个人在 145，我在大堂。”说着又进了饭店。
    吴萍走下汽车，蹲下，假意检查轮胎，看了一个，又看一个。
    远处，躲在咖啡厅里的陈恭澍和王文透过玻璃窗看得清清楚楚。陈恭澍看了看王文，点一点头。
不用说话，这都是事先定好的暗号。
    王文进了大堂，陈国瑞带着他直奔二楼 145。
    到了门前，陈国瑞轻轻地拧了一下把手，没有拧动。
    于是陈国瑞稍稍退后，用足浑身力气，对准房门就是一脚！
    这一脚很关键，一脚踹不开，没有第二脚的机会。
    房门应声而开——陈恭澍用陈国瑞是用对了，真是个搞行动的料。就这“一脚”，陈国瑞就把自己“踢”进了“团体”——到南京特务处本部，当了一名看守。
    但陈恭澍想不到的是，不用多长时间，他就要接受这个小兄弟的照应。
    陈国瑞闪在一旁，此时王文已掏出枪，冲着屋里正在愕然的几个人喊了一声：
    “吉总司令！”
    只见一个人猛抬了一下头，准备站起来，王文冲着他“砰砰砰”连开三枪。
    眼看着两个人应声倒下，王、陈二人趁着大家来不及反应，窜出了饭店，转瞬之间就消失在人流中。
    暗杀成功，陈恭澍很高兴，只等着上级通令嘉奖了。但是，第二天报纸上登载出来的消息，却是兜头一盆冷水。
    当天死在国民饭店的，是一个叫刘绍勋的人。吉鸿昌只是受了伤，此时，连同任应歧、李干三，已经被天津法租界工部局羁押。

    按：“工部局”这个名称，可能大家会比较奇怪。从字面上看，似乎是负责建筑、营造、规划、设计的一个机构，怎么还管抓人。
    实际上，工部局，即 municipal committee，意为“市政委员会”，是旧中国租界中行使行政权的机构，大体上相当于租界的“政府”。
    工部局由董事会领导，董事多为外国人，后来又有了中国人，《上海滩》中，曾有冯敬尧谋求上海工部局“华董”（华籍董事）的情节。
    工部局下设若干机构，其中包括警察部，其实就是租界的警察局。我们在看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诸如“巡捕”、“华探目”等等一些人，这些人都是在租界中吃“警察”饭的。
    当年上海风云一时的“三大亨”之一黄金荣，最初就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巡捕；前文中提到的范广珍，就是一个“华探目”；如果是“印度探目”，就是指大家都知道的“红头阿三”了。具体为什么这样叫，有好几种说法，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查。
    天津工部局比较特殊，原来是法租界董事会下工部局的警察部，后直接把警察部称为工部局，实际上是直接受法国驻天津总领事馆领导的租界警察局。
    天津工部局大楼据说现在还存在。


    刘绍勋、吉鸿昌、任应歧、李干三，就是当天在 145房间中的几个人，还有一个人是谁，笔者没有查到。
    其中，在暗杀中被刺的刘绍勋，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何许人也。实际上他是李宗仁的代表，受吉鸿昌之邀。来天津商谈“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相关事宜，结果刚来就被刺身亡。
    还有一个是任应歧，1892年生，河南鲁山县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兼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后结识了在平津地区搞地下工作的刘仁同志，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吉鸿昌一道，成为“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骨干。
    11月14日，经国民党当局出面斡旋，吉鸿昌、任应歧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11月22日，奉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命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兼51军军长于学忠将吉鸿昌、任应歧和吉鸿昌的连襟林少文等三人押解至北平，羁押在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并对二人进行“军法审判”。
    在审判中，吉鸿昌、任应歧均坦然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表示：“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是我最大的光荣。”
    11月24日，吉鸿昌、任应歧在北平就义。
    临刑前，吉鸿昌口占“五绝”一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任应歧则遗书：“大丈夫有志不能申，有国不能报，痛哉！”
    很多人可能在心里会说：这个王文，也真够“废物点心”的，这么近的距离，还打错了人，跟人家白世维怎么比？
    事实上，在“吉鸿昌案”之后的检讨中，陈恭澍一伙对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很多通行的说法，是说从杨玉珊窥伺成功、到陈国瑞踹开房门的这一段时间，正好赶上“四圈换门”，结果枪手仍按事先观察的位置，想当然地开了枪，结果误杀了刘绍勋。
    但据王文自述，开枪之前他曾喊了一声“吉总司令”，见某人有反应他才开的枪，也就是说，王文这三枪都是奔着吉鸿昌去的。这么近的距离，又有明确的目标，按说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王文不是白世维。
    笔者多次强调，刺客没那么好当的。电光石火的一瞬间，要对准一个人，不是想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做到的。
    况且王文与白世维不同，他是搞情报的，不是军校出来的，没有经历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在关键的时候难保眼不花、手不抖。
    所以，白世维一战而坐稳军统“四小杀手”之一的位置，并非侥幸，凭的是真功夫。
    另外，客观条件也不一样，白世维那一枪，虽然距离远，但当时张敬尧并不知情，相当于站那儿不动，等着挨枪子；而这一次，可以想象，屋里肯定一下炸了营，而且那么小的空间，谁稍微动一下，可能就当了“替死鬼”。
    “吉鸿昌案”是陈恭澍作为指挥员策划的第一个行动，也是他杀手生涯的开端。从整个情况看来，基本上还可以说思虑深远，心机缜密。至于误杀他人，其中有一定偶然因素。要说有什么失误的话，那就是应该带上白世维到天津了。
    然而，在接下来的“石友三案”中，陈恭澍经验不足的弱点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其进退失据，举止舛谬，一错误人、再错误己，其种种举动，令人殊不可解，最终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另外，本案的几个主要角色，有的今后还会出现，有的恐怕就没机会再写了，在这里简单交代一下他们的结局：
    情报员杨玉珊，抛开政治立场不谈，仅从业务角度而言，杨玉珊可谓一个出色的情报特务，在本案中的作为简直如同情报工作教科书一般，其判断力和随机应变能力非同一般。
    郑恩普虽然岁数不小了，却是个单身汉，经过此案，杨玉珊与郑恩普通过在工作中的接触，二人之间居然暗生情愫，最终杨玉珊嫁给了比他大20来岁的郑恩普。
    1949年，杨玉珊留在了大陆，不知所终。郑恩普逃台后剃度为僧，法号“兴慈”，并做了“大慈寺”的方丈。1980年 8月，“兴慈”和尚郑恩普以近90岁的高龄“圆寂”。
    吴萍，天津站的内当家，王子襄出事以后，他的妹妹王玉梅找到戴笠大闹，说吴萍躭误了急救的时机，应对王子襄的意外死亡负责。
    戴笠当然知道吴萍很冤枉，但由于王玉梅的家世在北平有一定社会背景，她本人又是戴笠的朋友，所以戴笠没办法，为了敷衍王玉梅的面子，只好在“吉鸿昌案”之后，将吴萍召回南京特务处本部，象征性地关押了一段时间。
    放出来以后，为了酬庸他无端被冤，给他找了一个美差——推荐到行政院当了总务科长，大权在握，十分风光。
    逃台后，吴萍于1951年因车祸身亡。
    吕一民，原名吕鸿勋，1901年生，河北省宝坻县人，王文的表兄，天津站情报组长。吕一民加入特务处以后，又吸收了比他小 8岁的侄子吕问友。
    天津解放后，吕一民、吕问友隐瞒了自己的特务身份，结果在解放初期的“肃反”中被查获。经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三项及第十七条的规定，以反革命罪判处吕一民、吕问友死刑。
    吕一民、吕问友于1951年 3月31日被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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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psyzjs    时间: 2010-6-9 19:27

过瘾，收藏了，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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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0 06:39

08、三大杀手之三：辣手书生陈恭澍（2）

2、 “石友三案”

    石友三，1891年生，吉林人，曾在长春东关龙王庙小学念书，恰逢此时，商震在这里以教书掩护其革命党人身份，所以石友三这么个人，居然曾经是商震的学生。
    石友三很小的时候就辍学从军，投入吴佩孚部下，后辗转投入冯玉祥手下，提升得很快，并与韩复渠、孙连仲、孙良诚、刘汝明、张维玺、佟麟阁、过之纲、葛金章、闻承烈、程希贤、韩多峰、韩占元一起，成为冯玉祥的“十三太保”。
    我看了一下，从北洋到民初，凡这类不爱念书、从小投入军伍的，好象都提升得很快，往往几年时间，就从马夫、勤务兵等等当到师长、军长，挺有意思。个中原因，我没有当过兵，不好妄加评论。
    要我说，石友三这个人，如果说是世界上“最无耻”的那种人，可能有点武断，如果说他是人类当中“比较无耻”的那种，则一点不冤枉他。
    石友三的一生，以朝秦暮楚、反复无常著称，可以说把“有奶就是娘”这个混蛋哲学发挥到了极致，从1926年到1940年，短短14年间，石友三居然先后 7次扮演叛徒的角色，先后投靠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日本人和我党，接着又次第背叛，人称“倒戈将军”。
    石友三还有一项重大罪恶。我们知道，现在的河南少林寺是1951年以后陆续重修的。原来的建筑，如天王殿、大雄宝殿、客堂、钟鼓楼、藏经楼及少林寺历代收藏的《大藏经》、《少林寺志》木版、北朝石刻造像碑等，皆于1928年 3月15日在一场大火中被焚毁，这是少林寺历史上继隋末大火之后被烧得最惨的一次，少林精华、史料典籍尽遭浩劫。
    这把火，也是石友三放的。
    1930年，在“中原大战”中，石友三“归顺”南京国民政府，1931年 7月20日，石友三宣布起兵、接受汪精卫“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南京国民政府旋即发出通缉令，并与张学良对石进行夹击。 7 月31日，全军覆灭的石友三逃往山东，投奔韩复榘。
    1932年，石友三潜往天津，寓居于日租界，与张璧、李际春等人，受土肥原贤二的指使，多次组织武装暴动。1934年 4月，日本参谋本部提出在华北“建立新政权”并准备组织所谓“定武军”作为“新政权”的军队，其中又有石友三、李际春等人。
    这就不是背叛哪一个军阀团体的问题了，而是背叛国家民族。于是，特务处奉蒋之命，对石友三下达了“制裁令”。

    按：张璧，生于1885年，河北霸县人。
    张璧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当然也是著名的大汉奸。但很多人不一定知道，张璧还是个“老革命家”，而且他的前半生，直可用“光彩夺目”四个字来形容。
    张璧毕业于保定速成武备学堂，后投身革命，追随孙中山先生，是著名的国民党元老。中山先生曾有“南胡汪，北二张”之说，胡、汪是指胡汉民、汪精卫，而二张就是张继和张璧。
    特别要谈到的是，1924年11月，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张璧时任京师警察厅总监，与鹿钟麟将军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当时，冯玉祥找到张璧，要他会同鹿钟麟和李煜瀛（也是一位国民党元老，社会贤达，解放前故宫神武门上悬的“故宫博物院”牌匾就是他的手笔，后来才换成郭沫若的）一起执行这项任务。并说，这是一件大事，有李煜瀛出面，比只有你们两个拿枪的人要好。
    对此，张表示：“即使外界有什么议论，我们也不怕，我们是奉命行事，谁敢造次，到我们头上动土，我也不会客气。”
    当天，鹿钟麟、张璧二人护送溥仪移居醇王府，分手的时候，鹿钟麟忽然持抢问溥仪“从今而后，你是仍旧以皇帝自居，还是甘愿做公民？”
    受此威慑，溥仪顿时为之气沮，连声说，当然是做一个公民。
    鹿钟麟说：“如你仍旧以皇帝自居，民国不容皇帝存在，我只能枪毙你，如愿做普通人民，那么我们军人自然对你有保护之责任。”
    此时，张璧在一旁笑说：“溥仪先生，如果你愿意当中华民国的一位公民，将来说不定还会被选为大总统呢。”
    双方遂握手做别。
    后来人评论：“中国自有皇帝以来，凡二千余年。其间敢以手铳侍帝王，复与帝王行握手礼者，除鹿钟麟外，恐并世无第二人也。”
    从上面的这一段溥仪出宫的“花絮”来看，张璧实在是一位有见识、有担当、明快敏达的人。可惜，这么样一个当年的英雄豪杰之士，居然会落水当了汉奸，而且当得很彻底，如果再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无恶不作”，在“天津事变”中，张璧就是重要的策划者。
    抗战胜利以后，张璧被逮捕，并于1946年 1月22日因心肌梗塞猝死于北平的大牢中。
    张璧的妹妹张秀岩则是共产党人，建国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兼妇委书记、全国妇联执委常委。
    张璧的侄女张洁清是彭真的夫人。
    顺带提一句，在平定“天津事变”中，曾有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起了重要作用，后来调往西安，1936年12月12日凌晨，此人在华清池生擒蒋介石！
    他的名字叫做——孙铭九。
    可叹的是，孙铭九最后也成了汉奸！

    按：李际春，曾任奉天银行经理。与张璧相比，李际春不是一个很出名的人，尽管他是一个大汉奸，但除非专门研究历史的，否则不会知道这个人。
    但是李际春有个日本干女儿，却非常的有名，他这个干女儿叫山口淑子，中文名字——李香兰。
李香兰的祖父是汉学家、父亲是中国通、义父是中国人，本人生于抚顺，在北京上的中学，张嘴是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她对外又从不提自己的身世，所以谁也不知道她是个日本人。
    1937年，“满洲映画协会”成立，李香兰成为其当家明星。上世纪四十年代，李香兰来到上海，拍了很多有名的电影，由于她从小学习声乐，歌也唱得很好，与周璇一道，成为当时不太多见的影歌双栖明星。
    1945年，李香兰以汉奸罪被逮捕，但随后在证明了她的日本人身份后，被无罪释放并遣返日本。


    对石友三的“制裁”，实际上是与“吉鸿昌案”穿插进行的，地点都在天津。所以陈恭澍分了一下工，对吉鸿昌的侦察，由吕一民负责，王文则主要针对石友三做工作。
    石友三在天津买了很多房子，都在租界里，据说他的姨太太一人一处，另外还有专门用于出租挣钱的，他本人常住的是日租界的一处楼房。
    因此，制裁石友三的难点与“吉鸿昌案”不同，吉鸿昌在暗处，因此在前期工作中，主要精力用在了解其行踪上；石友三则在明处，知道他住在哪儿，就是下不了手。
    第一，石友三的身边有五名带枪侍卫、两名日本宪兵，还有很多佣人仆妇，如果采用“拔据点”的方式硬来，势必多伤无辜，而且当时的北平、天津两站也不具备这个实力；
    第二，石友三烟霞嗜好很深，凡好这一口的，有一个共同特点是懒，一天多数时间“赇”在烟榻上，作息时间跟一般人不同步。也不爱出门，即便出门，也只在租界内行动，石友三是背着“通缉令”的人，出了租界，马上就会有不测之灾。如果要在租界里搞狙击，难度就太大了。
    所以，直到“吉鸿昌案”结束，石友三案也没什么进展。
    对此，陈恭澍倒是没说什么，但王文很着急，一是此案归他负责，二是自感在“吉鸿昌案”中丢了面子，挺好一桩露脸的事，结果弄得窝窝囊囊，心里“搓火”又说不出来。
    也巧了，天津有个叫“三益成”的杂粮店，是宝坻人开的，掌柜的刘兆南，家里跟王文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刘兆南本人还是王文的小学同学，很熟。某一次无意中聊起来，刘兆南说石友三身边的五个警卫中，有一个跟咱们是老乡，也是河北宝坻县人，这个人叫先鸿霞。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刘兆南，王文与先鸿霞谈了几次，从“抗日锄奸”的高度晓以利害，应该说先鸿霞是个深明大义的人，表示愿意协助王文，除掉汉奸石友三。
这时已经是1934年12月了，王文很高兴地把情况向陈恭澍做了汇报，陈听了当然也很高兴，但提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制裁”工作怎么进行，希望先鸿霞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案。
    对此，王文说，先鸿霞认为，此事难度很大，情况复杂，如果要求事先制订一套详细的行动方案，显然有困难，希望能让他便宜行事。陈恭澍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就没有再坚持。
    第二，陈恭澍要求王文安排一次他与先鸿霞的会面，以便表示对先鸿霞的嘉勉。
    实际上，还有两个理由，陈恭澍没有明说，一是要亲自对先鸿霞进行一次当面的考察，因为此前的一切都是听王文转述的，作为指挥员，心里不太“托底”；二是必须见了面，有了相当程度的信任，才能向南京特务处正式呈报。否则，贸贸然地报上去，等一见面发现不行，岂不是拿领导开“涮”？
    对此，王文完全同意，但据先鸿霞讲，他还在争取石友三的另一个卫士，等这个人有了确实的态度，就可以安排见面。
    第三，照陈恭澍的意见，先鸿霞只需要扮演“内应”的角色即可，“动手”还是由天津站自己来。
    因为陈恭澍一直有个看法，既然是制裁汉奸，就要堂堂正正，纵不能“身首异处”，也要让他“血溅满堂”，才有点“明正典刑”的意思，方可解国人心头之恨。换句话说，不但要杀，还要杀出威风、杀出血腥味来，让大家好好看看当汉奸的可耻下场！
    对此，王文认为不必这样机械，反正是制裁汉奸，不管用什么方式，关键看效果，而且听先鸿霞的意思，此案只可智取，不宜强攻，由他本人相机动手就行了。
    陈恭澍说那好吧，你再跑一趟天津，跟他接触一次再说。
    王文依计行事，等再回来时，消息令人振奋。
    ——先鸿霞已经成功地争取到了他的同事，此人叫史大川，也是一个热血男儿，早就不愿跟着石友三当汉奸了。另外，先鸿霞正在争取石友三的厨师老褚，打算用最简单的办法下手——药死他。
    听了这个情况，陈恭澍猛然想起自己还有一瓶毒药——那还是王子襄生前的事，有一次，陈恭澍与他闲聊，就问起，有没有那种无色、无味、无嗅，能致人于死地的毒药。王子襄说有啊，说着就给他倒了一瓶。后来没多久王子襄就死了。
    陈恭澍把药取出来交给王文，并叮嘱他一定找个小动物试验一下，然后又拿了2000元钱给他作为活动经费。又问王文与先鸿霞见面的事情，王文说没问题，等我这趟回来就安排。
    接着王文又谈到“三益成”的掌柜刘兆南，说此人很够意思，帮了不少忙。
    对此，陈恭澍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与王文不同，陈恭澍是职业特务，受过专门训练的，这种人，凡事都会多想一层，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他坚持面见先鸿霞，并非不相信王文，而是更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
    据陈恭澍回忆，送走了王文，他曾犹豫要不要给南京打个电报先说一下，经再三考虑，他还是决定与先鸿霞会面之后，再行报告。
    这一下铸成大错！
    王文回到天津，约出先鸿霞，仍旧在“三益成”见面。先鸿霞很兴奋，说已经跟石友三的厨师老褚谈通了，他答应做这件事，但时间不好说。
    王文将毒药交给了先鸿霞，双方约定次日见面。
    王文不会想到，此一去，竟成永诀！
    第二天，先鸿霞没有来。
    第三天，先鸿霞仍然没有来。
    第四天。
    第五天。
    可以想见王文是什么心情！在北平的陈恭澍又是什么心情！
    第六天，来了一条汉子找王文，这就是先鸿霞的同事史大川。
    跟大家估计的一样，先鸿霞出事了。
    当天，先鸿霞与王文分手以后，回去就与史大川商量，史大川表示可以按计划行事。于是先鸿霞找到厨师老褚，老褚拍胸脯表示没问题，“今天晚上我就让他见阎王。”
    然而，大家都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石友三是什么人，那是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一个老兵痞，从十几岁当兵活到四十多岁，天天过的都是刀头舔血的日子，一生当中见过的死人恐怕比我们见过的活人还多，那可不是被人吓唬长大的。
    还有一点必须要考虑到，石友三是“叛卖专家”，当叛徒当惯了的。那么可想而知，对于别人对他的反叛，石友三会有多么的敏感。你别看他表面上可能不说，但内心深处，无时不刻都在防着身边的人。
    当时的场面，谁也没有亲眼目睹，但想也能想出来。老褚并不是特务，一个厨师而已，做了“亏心事”，难保神情不变常态，我估计端菜上去的时候他都不敢看石友三，结果被石看出破绽，免不了掏出枪来，往桌上一拍，估计就这么简单。
    当天晚上，先鸿霞和老褚二人就被解往日本宪兵队。
    万幸的是，老褚并不知道史大川的底细，而先鸿霞在危急关头，很机警地保护了自己的战友。直到这么多天过去了，史大川才有机会跑出来，找到王文报信，而且他也不准备跟着石友三再干了。
    听了史大川的话，王文万念俱灰，当时都“懵”了，好半天才想到，要回北平向陈恭澍报告。
    也是啊，大家想想，王文是1909年生人，这个时候才25岁，还是个毛头小伙儿。要搁现在，刚参加工作才两年，还属于“新大学生”，每天在办公室里，也就是管打打开水、每天早点上班擦擦桌子吧。
    临走前，王文将史大川安置在“三益成”暂住，并告诉他，“我有2000元钱存在柜上，要用的话找刘兆南就可以。其他的事，等我从北平回来再想办法。”
    陈恭澍听了王文的汇报，也是五中如沸。稍稍镇定一下，他令王文即刻赶回天津，一是将史大川接回北平，二是设法了解先鸿霞和老褚的情况，以便设法营救。
    同时，陈恭澍给特务处本部打了一个报告，要求保送史大川到南京去学习，同时设法营救先鸿霞和老褚，另外申请对支出的各项费用予以报销。
    第二天，王文就回来了，带回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史大川取走了存在“三益成”的2000元钱，走了，失踪了。
    此时南京的批复也回来了，大意是说：你报告的几件事事先没有备案，请继续提供切实的证据。
换句话说——对陈恭澍的报告，特务处不予采信。
    也是啊，什么都没见着呢，你就说可能死了两个人，又要营救、又要抚恤，又要报销，又弄出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史大川，说要让他到军校深造。搁谁谁也不信，更不能给办。
    陈恭澍这个悔啊！
    大错已经铸成，无可弥补。现在的关键是，已经对不起先鸿霞和老褚了，白白地送掉两条命，不能再对不起史大川了，非得找到他不行！
    陈恭澍命令王文，开站里的汽车，马上返回天津，务必查出史大川的下落。
    王文再一次返回“三益成”，前一天去的时候，王文就感觉刘兆南好象有点不对头，跟他说话总是躲躲闪闪的感觉，与原来的熟络劲儿迥然不同，于是就直接问刘，史大川到底上哪去了？
    正在这时，刘兆南连着接了几个电话，言谈中支支唔晤，而且很快就挂掉了，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怕旁边的王文听到对方的说话。
    王文很机警，很快意识到对方极有可能就是史大川，而且，因为他与刘兆南的话没有说完，他马上就会再打过来。
    当电话再响时，王文一把抓起电话，果不其然，对方正是史大川。
    史大川一听是王文，当即痛骂“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先鸿霞兄弟眼睛瞎了，交了你这么个朋友，你害了他还不够，还要带着日本宪兵来抓我，你还有良心没有！”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
    至此真相大白——刘兆南私吞了王文存在他这里的
    2000元钱，骗史大川说“王文要害你，你赶快跑吧”，诓走了史大川。回过头来再骗王文，说史大川坑了他2000元钱跑了。
    两头骗，要说是天衣无缝，没想到被一个电话戳穿了“西洋镜”。
    看着眼前的“同乡加同学”，王文气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一生气，王文将刘兆南塞进汽车，直接拉回了北平。
    人在气头上，往往会干出一些不计后果的事情来。这个刘兆南，给陈恭澍惹了大麻烦。
    “石友三案”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结束了，陈恭澍彻底败了，败得很惨。
    总结起来，“石友三案”的失败，其责任完全在于指挥者陈恭澍：
    其一，这么重要的行动案件，为什么不到天津坐镇指挥，而是在在北平遥控？要知道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你在现场，你观察到和感知到的东西，绝对不是听听汇报之类所能代替的。试想，在“吉鸿昌案”中出的变故，如果指挥员不在现场，吕一民、王文谁能处理？
    再说了，从北平到天津，不象现在，高速列车，29分钟就到了。当年要打个来回，最快也得一天吧，多急的事也给耽误了。而且到最后，人命都出了，还是让王文这么一趟一趟地跑，他跑有什么用？哪一件事他能决定？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须知做长官的，要的就是你拿主意。王文绑架刘兆南这件事情，不管他做得有多不对，责任都是你陈恭澍的，因为你是领导者，最终的结果要由你来承担。
    其二，作为领导者，应该敏锐地发现王文身上存在的立功心切、挽回面子的心态，为什么还坚持用王文？
    用也可以，为什么不及时提醒他稳扎稳打，不要急于求成？
    其三，刺杀汉奸非同小可，在没有详细行动计划的情况下，居然让几个没有任何谍报工作经验的“运用人员”去进行所谓的“自行决定”、“随机应变”、“相机行事”，等于驱羊入虎口，是不是对别人生命的一种漠视？
    这一点上，比他的戴老板差远了！
    其四，已经发现“三益成”掌柜刘兆南不靠谱，为什么不能直截了当指出来，提醒王文？要你做长官是干什么用的？
    其五，也是最要命的一点——没有及时向南京特务处本部备案。其后果，不是几千块钱能不能报销的问题，而是先鸿霞和老褚这两位“锄奸烈士”无法得到承认，连身后起码的抚恤都没有，真的是白死了。还有史大川，连他的本名是什么都不知道，也都不知道是哪里人，找都没处去找。
    事情还没有完，陈恭澍的荒唐举动还在继续，并将继续付出代价。
    至于石友三，虽然侥幸逃过“制裁”，但也不过多苟延残喘了六年而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死有余辜的石友三，终究还是“载”到了“自己人”手中。
    1940年12月 1日，当时任国民党第十军团司令的石友三，准备再次投靠日本人，结果被其手下、第八军军长高树勋活埋在黄河岸边。
    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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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0 06:40

本帖最后由 ys1937 于 2010-6-10 07:14 编辑

续

3、 畏罪潜逃

    王文将刘兆南绑架回北平，本意是让他“吐”出那2000元钱，并着落在他身上查出史大川的下落。没想到这个家伙见了棺材都不落泪，仍然一口咬定史大川坑了他2000元钱跑了。
    陈恭澍依然继续着他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见到刘兆南，既没有责备王文的卤莽，也没有想办法让刘兆南开口，也没有说下一步如何发落这个家伙，仅仅是吩咐把他关在北平站（一个很大的院子，同时也是陈恭澍的家和一部分北平站工作人员的单身宿舍）的一个单独的院落中，然后就不管了，好象是来个了客人，白管饭似的。
    刘兆南可不是来做客的，也不是来吃白饭的。
    不知他用了什么手段，报了官——估计也跟现在一样，写个小纸条扔到院外，写上“我被绑架，救人，谢谢”等等。
    这天早上，刚起床的陈恭澍就听到有人叫门，一出门，发现已经有巡警进来了，此时的陈恭澍，做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举动——
    翻墙、出院、撒腿、“扯呼”！
    这个陈恭澍啊，真不知道他是用脑子思考、还是用别的地方在想问题、还是脑子本身就有问题——
    论公，你是一个秘密机关的第一负责人；论私，你是一家之主，这个时候，天塌下来也得你来顶！你怎么能跑？你跑了，剩下这几十口子人能跑么？
    陈恭澍跑到大街上，“打”了一辆黄包车，一溜烟地跑到北平站书记王云孙家中，告诉他出事了，同时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果不其然，白世维、王文、还有陈恭澍的太太等人，包括刘兆南，全部被警察局带走。
    陈恭澍的荒唐举动还在继续，他在跟谁也没打招呼的情况下，居然当天就买了一张火车票，跑到归绥（呼和浩特）投奔他哥哥去了。
    这是很严重的事态，从北平警方的角度看，这叫“畏罪潜逃”，从特务处的纪律角度讲，叫做“擅离职司”，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不应当是陈恭澍这个档次的人应当做出来的事！
    不理解！
    你说他是害怕吧，应该不会害怕到哪里去，陈恭澍是参加过北伐的，上过战场，面对面地跟敌人拼过刺刀。
    你说这点事会吓住他么？
    再说了，你就是再怕，怕得要死，你能跑到哪里去？跑到什么时候是个了？你能躲得过过国家司法，你能躲得过戴老板么？别忘了，你是面对着《三民主义》和手枪发过誓的——“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
    这个“最严厉之处分”你不会不了解其含义吧？
    退一万步说，这些都不考虑——从特务处开小差出来的人，你以为今后还有“班”可上么？
    所以，想来想去，真是搞不懂他。唯一的解释，只能说陈恭澍当时脑子里有水，而且水还挺多！
这一跑居然跑了小一年，当然陈恭澍也很不塌实，其间曾悄悄潜回北平打探消息，才知道，王文和刘兆南都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陆军监狱，即传说中的“丙地”。
    不知道放风的时候，王文可有机会见到老前辈王天木先生——因“箱尸案”的牵连，王天木也被关押在这里。
    这一听又把陈恭澍吓着了，又跑了！
    又猫了半年，此时已经是1935年10月，陈恭澎实在是呆不住了，也想明白了，下定决心，回南京、找戴先生归案——只要不判死刑，大不了坐他几年大牢。
    其实，陈恭澍这一年多的折腾，纯粹是自己吓唬自己，他真是没有读懂他的这位戴老板。
    第一，戴笠是最“护犊子“的。我的人，我整治可以，轮不到别人来欺负。莫说陈恭澍罪不至死，就是真犯了死罪，他也会想尽种种办法予以维护，王天木不就是例子？
    戴笠唯一“栽面儿”的，是张超被陈仪枪毙。戴笠托人都托到了蒋介石那儿，因为蒋介石考虑陈仪的背景实在特殊，没有答允，戴笠已经尽力了。
    至于赵理君，那是他自速其死，别人帮不了他。
    第二，对自己的部属，戴笠从不会较真儿，翁光辉背着他给老头子送情报，戴笠都照样用他，何况陈恭澍不过是在工作中因经验不足造成的失误。
    按：凡事都有例外，戴笠是个好面子的人，不论是谁，如果是给军统局丢了人，戴笠下手毫不容情。
    1938年10月，蒋介石接受我党的建议，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双方合作开办“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以培训游击战骨干、开辟敌后战场。戴笠感觉很有用，也派了几个人前去学习，其中有一个是他军校六期的同学、临澧特训班副大队长、教官王百刚。
    没想到王百刚心思不但没用在学习上，反而利用特工手段偷了培训班的班费，被当场抓获，把军统的人都给丢尽了。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也不便于处理他，只好做退学处理，正好借此机会“寒搀”军统。
    王百刚“臊眉搭脸”地回到临澧，戴笠一听气得七窍生烟，叫你去学习，你跑去偷钱。好比晁盖骂时迁：“这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因此连累我等受辱！”结果，为了这点事，居然把王百刚给枪毙了。

    第三，戴笠最喜欢少年英才，在军统当中，颇有些人，戴笠是很“宠”着的，这当中，一方面是爱才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有一份感情在驱使。
    当年，戴笠一见沈醉，觉得这孩子跟他儿子年龄相仿，还这么能干，一下就喜欢的不得了，下大力气着力栽培，十年之间，居然把一个辍学的中学生培养成军统少将！
    对陈恭澍也是如此。要说陈恭澍这辈子，真是没少给戴笠捅漏子、找麻烦。但戴笠从没一句重话给他，充其量关关禁闭，坐几天冷板凳，然后一次一次地畀以重任。抗战胜利以后，如果不是戴笠出事，陈恭澍还不至于被当作汉奸，蹲了一年多大牢。
    陈恭澍回到北平，找他原来的老关系，结果，因他脱离岗位一年多，谁也找不到了。
    这可怎么办？
    陈恭澍心一横，居然违反特务处的厉禁——直接给鸡鹅巷53号戴笠写了一封信，说我要回去，但有个要求，必须让连谋来接我。
    放眼军统，敢跟戴老板提要求，讲价钱的，恐怕也就是这个陈恭澍了！
    “连”这个姓，一听就是福建人。不错，连谋就是军校学生中为数极少的福建人。
    大家知道，黄埔学生以南方人为主，尤其是广东、湖南、江苏、浙江、四川、湖北几省人最多，但不知为何，紧挨着广东的福建人却很少。比较出名的有一个罗列，福建长汀人，也是四期的，最后做到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上将。再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吴石了，福建闽侯人，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的，也可以算是黄埔生。
    陈恭澍是北平生人，但祖籍却是福建，因此与福建人连谋成了好朋友，连谋就是通过陈恭澍的介绍加入军统的。
    按：连谋，福建泉州人，1907年生，军校四期步科第二团第二连，与另一个军统特务廖宗泽是一个连的。
    连谋的小名叫良顺，所以也有的史书称其为连良顺。
    连谋曾被派往台湾受降，并于1945年11月 8日到1946年 7月任台湾高雄市第一任市长。
    据说，上世纪30年代初，连谋曾陪同连战的祖父连横先生一同前往福建省仙游县前连村的连氏宗祠拜祖寻亲。

    戴笠做事，往往出人意表。不几天，连谋真的到北平，按约定的暗号找到了陈恭澍，说戴老板派我接你回南京。
    在忐忑不安中，陈恭澍见到了戴笠。
    此刻，我估计他害怕倒不一定有多害怕，不过恐怕真是有一种“愧对江东父老”的感觉。
    没有预料中的大发雷霆，戴笠只是很平静地说，“团体”有“团体”的纪律，不处分你是不行的。你去找刘乙光报到吧。
    这么大的事，这就完了？估计陈恭澍肯定悔得想抽自己大嘴巴。
    出了门，迎面遇见的，正是“洪公祠”的同学刘乙光。
    毕业三年多了，各忙各的，刘乙光现在已经是特务处本部的特务队长了，主要职司，除了警卫值勤外，还有一项就是负责监管犯了纪律的“同志”，也就是看守“甲”地和“乙”地。
    老同学在这样一个场合下重逢，彼此都是百感交集。很显然地，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事实上也无须多说什么。
    刘乙光陪着陈恭澍来到一个叫“羊皮巷”的地方，陈恭澍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乙”地了，站在门口迎接他的，居然是侯子川！
    侯子川是陈恭澍刚到北平时，发展的第一个情报员，后因暴露，陈推荐他到南京特务处本部工作，如今，侯子川已经是“乙”地的看守长了。
    侯子川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见到老上司，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刘乙光告诉侯子川，要尽可能地关照“恭澍兄”。其实何待他言，侯子川早就给陈恭澍安排好了一个单间，并跑前跑后地帮他照料一切。
    实际上，陈恭澍是搞惯了行动的人，最怕寂寞，还不如多安排几个人聊聊天，像这样一个人住单间，反而如坐苦刑。
    正在闲得无聊至极，当班的看守进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小伙子，把一包东西放在桌上，冲陈恭澍笑笑，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陈恭澍挺纳闷，打开一看，是茶叶、糕点等食物，还有一个条子——“旧属陈国瑞恭送”。
    居然是陈国瑞！当年，这个楞小伙一脚踹开吉鸿昌的房门，也踹开了自己加入“团体”的大门。事后，陈恭澍保送他到南京学习，如今就在刘乙光手下当看守。
    当年的熟人怎么全跑到南京当看守来了！
    陈恭澍虽然微感尴尬，但在禁闭中的日子可是过得着实滋润，一有机会，侯子川就把他请到办公室，摆酒款待他，并告诉陈恭澍一个他最想知道的消息——陈恭澍的太太，已经被接到南京，就安排在“甲”地暂住。
    陈恭澍问侯子川能不能给太太送个信儿，让他放心，侯子川说这事好办，你找陈国瑞就行了。
    就这样，陈恭澍在“呼风唤雨”中度过了自己关禁闭的日子。
    按特务处的惯例，关禁闭是没有期限的，戴笠不说，别人自然也不敢问，换句话说，从理论上讲，有可能关你一辈子。在特务处，没有国法可言，戴老板就是天！
    当然了，也有可能很快就放了你，全凭戴老板一句话。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陈恭澍结束了自己的禁闭，此时已是1936年夏天。
    代表戴笠与陈恭澍谈话的，是特务处书记长张毅夫。
    张毅夫，更多的人习惯叫他做张严佛。湖南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调查科副科长，转入特务处后任特务处书记长。
    在这里必须要专门介绍一下南昌行营调查科。
    南昌行营调查科是早期国民党中央特务系统的三大派别之一，另两个派别即CC系把持的中央党部调查科和戴笠任处长的复兴社特务处。
    南昌，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其原因，大家都清楚了，是出于与我党作战的需要，南昌成为了军事要冲。
    1928年10月，蒋介石结束了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的“中原大战”，便亲临南昌策划指挥“围剿”工农红军。并在这里成立了“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地点就在南昌名闻遐迩的风景区“百花洲”。
    第一任南昌行营主任是鲁涤平。他指挥了第一次“围剿”。其结果，大家都清楚——“前头捉了张辉瓒”。
    第二任南昌行营主任是何应钦。他以“步步为营”的战略战术开展第二次“围剿”。其结果，大家也很清楚——“为营步步嗟何及”。
    南昌行营调查科就是在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期间成立的，时间是在1931年 3月，晚于中央党部调查科，但比特务处的成立早一年。
    南昌行营调查科的任务，自不待言是搜集情报。第一任科长是何应钦的亲信郑仲坚，但他只干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1931年 6月26日，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党政委员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并由蒋的侍从参谋邓文仪接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
    邓文仪，湖南醴陵人。军校第一期第一队，这个队也出了不少人，复兴社的“十三太保”，光这个队就占了仨，除了邓文仪之外，还有贺衷寒与曾扩情，另外还有宋希濂、罗奇。我们这边的，有徐向前元帅（当年他还叫徐象谦）、还有“黄埔骄子”蒋先云。
    邓文仪也是个少年得志的人，1906出生的他却是军校一期生，比六期的戴笠小十来岁，闹不好是一期生中最小的。
    邓文仪曾参加过东征，但没有参加过北伐，因为他早在1925年10月就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邓小平同志的同学。1927年 3月，邓文仪在“4.12”之前回国，1928年起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并积极参与了复兴社的组织与成立。
    1931年 3月，年仅25岁的邓文仪主持南昌行营的情报工作，副手就是张毅夫。
    1934年 6月，南昌机场着了一把大火，烧毁了10多架空军刚从意大利买的新式轰炸机，显然地，调查此事的责任肯定会落到邓文仪身上。
    邓文仪很快查清了事实真相，但因涉及国民党高层和派系斗争的缘故，令邓文仪感到非常难办，许久不能把调查结果上报给蒋介石，拖了一两个月都没有回音。蒋介石极为愤怒，因此事影响很大，老蒋也受到多方的责难。结果蒋暴怒之下，不但免去邓文仪“本兼各职”（居然有14个之多），连南昌行营调查科这个单位都给弄了个“销号”处理——取消编制，除邓文仪外，全部人员并入特务处。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调查科”，与现在的“二人科”、“三人处”相比，戴笠的特务处有近 700人，已经够惊人的了。那么你知道南昌行营调查科有多少人？
    你想都想不出来！好家伙，这个科居然有1700多人！
    所以这次的合并，戴笠是以小吃大，因此戴处理得极为慎重，为表示尊重，特地派军校三期的学长柯建安代表他去办理接收手续。当张严佛率南昌行营调查科的 100多名中层以上干部到南京特务处报到的当天，戴笠组织全体人员到大门外列队欢迎，并发表讲话，表示今后一定会一碗水端平，让大家不要有畛域之分，大家和衷共济，为“党国”效力。
    南昌行营调查科的并入，对于特务处来讲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一方面减少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一大批才俊之士进入戴笠“毂”中，如张毅夫、王新衡；更重要的，其中有大批的原共产党员，象前面提到的“训练专家”谢力公，就是这次转入特务处的，戴笠最头痛的反共工作，从此也扎下了根基，可以与中央党部调查科叫板了。
    另外还有许多知名人士，在转过来之前被陈诚挖走，把戴笠气得要死，提起来就在背后痛骂。
    再说邓文仪，被蒋免去“本兼各职”以后不久又恢复了工作，但转入了军队政治系统，各种各样的“政治部主任”都干遍了。但终因受此挫折太大，直到逃台，最高也没有超过“部”一级，估计是所有一期生中最“惨”的。
    最“小”的闹了个最“惨”的。可见，有时候提拔太早了也没什么好处。
    1990年，邓文仪曾返回大陆，并受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老同学邓小平同志的热情接待。
    邓文仪于1998年辞世，享年92岁。
    再说张毅夫，为了安抚南昌行营调查科的“转入”人员，同时也是确实欣赏张毅夫的才干。两家合并的同时，戴笠便任命张为特务处书记长。
    这个任命很不寻常。
    当时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正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回国以后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虽仍兼特务处副处长，但不大管事。张毅夫便成为了特务处事实上的“二把手”（民国时期习惯上叫“副首长”）。
    张毅夫也是个传奇人物，以后在“宣侠父案”、西安事变和湖南起义中，都会谈到他。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先把陈恭澍的事说完。
    张毅夫找到陈恭澍，告诉他，戴先生出差了，走之前委托我找你谈话，让你去当天津站站长。至于工作，以后自然会与你联系，并将与戴通话的密码交给了陈恭澍。
    至此，从1934年底逃亡，到1936年结束禁闭，经过一年半的蹉跎，陈恭澍官复原职，只是从北平换到了天津，好象是有意让他“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爬起来”。
    却说这一年半，平、津两站的变化都很大。
    北平方面，继陈恭澍担任站长的是李果湛，李果湛就是从南昌行营调查科转过来的，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原共产党员。北平站书记则是毛人凤的弟弟、陈恭澍的挚友毛万里。
    天津方面，王子襄死后，陈恭澍等于是没有名义的天津站站长，陈恭澍逃亡以后，特务处派吴庚恕担任站长，在后面的上海特工血战中，吴庚恕会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暂且不题。天津站书记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烈士曾澈了。
    复职天津站之后，陈恭澍首先想起来的自然是他的两位爱将，通过与北平站协商，要回了白世维；又找戴老板要王文，王此时还在“丙”地监禁，戴老板一句话——“放人”。
    至于那个坑了王文的刘兆南——您就踏踏实实地在老虎桥的监号里数那2000元钱吧。
    目前。面临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配合“制裁”殷汝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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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0 10:49

09、三大杀手之三：辣手书生陈恭澍（3）

4、 殷汝耕案

    殷汝耕，生于1885年，浙江平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殷汝耕的哥哥殷汝骊，是近代著名的实业家。
    殷汝耕也是“老革命家”了，在日本读大学预科的时候就加入了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也参加过北伐。
    殷汝耕娶了一个日本太太，平时总是穿着一身和服，以日本人自居，并与当时的殷同（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督办）、袁良（曾任北平市长）、程克（曾任天津市长）并称四大“日本通”。

    按：殷同，其名不著，也属于“非著名”汉奸。其人与著名画家蒋兆和的著名画作《流民图》有莫大的干系。具体怎么回事，由于离题万里，笔者就不说了，大家自己到网上去搜吧。


    殷汝耕自1919年回国进入政界之后，一直站在亲日的“第一线”上，1932年，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签字，殷汝耕代表蒋介石签字；1933年，中日签定《塘沽协定》，代表国民党政府签字的，又有殷汝耕。
    1933年 9月，殷汝耕被委任为河北冀东非军事区的蓟（县）密（云）区行政公署督察专员，为殷汝耕此后的叛国搭建了一个平台。
    1933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专员公署召开“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自任“委员长
”，殷汝耕任政务长，公开声称“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冀东之和平
”。至此，殷汝耕从一个亲日分子彻底沦为汉奸。
    殷汝耕的哥哥殷汝骊极讨厌他这个弟弟，早就曾经说过：殷汝耕这个人品质非常坏，为了一己的利益他可以卖友求荣，甚至出卖国家民族他也在所不惜。果真被他言中。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是中国出现的第二个汉奸傀儡政权。第一个自然是伪“满洲国”，“成立于”1932年 3月 1日，辖１４个省和两个特别市：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新京特别市（即长春）；哈尔滨特别市。１９３９年改为１９省、一特别市：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牡丹江省；通化省；东安省；北安省；四平省；新京特别市。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后改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治所”设在蓟密区行政公署，即通县的孔庙，后迁往唐山。
    虽然名头叫“政府”，其实所辖区域非常有限，除原冀东地区的蓟密、滦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下辖的通县、三河、密云、蓟县、遵化、玉田、平谷、顺义、兴隆、临榆、迁安、滦县、昌黎、扶宁、卢龙、丰润、乐亭等县以外，还包括昌平、宝坻、宁河和察哈尔的延庆、龙门、赤城三县。再加上后来的塘沽和大沽。
    1933年11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撤消蓟密、滦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并发表声明表示不承认“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1月28日，宣布通缉殷汝耕，特务处随即电令北平站，对殷汝耕“予以严厉制裁”。
    “殷汝耕案”延续的时间很长，涉及的特务处外勤单位也很多。总其事的，是北平站。
    按说，行动工作这么重要的事情，应由站长李果湛负责，但因李从南昌行营调查科转过来不久，对行动工作、对环境都不熟悉，因此将此项工作委托给了他的搭档、北平站书记毛万里。前面说了，“书记”只是一个幕僚长，相当于主任秘书，虽然是“二把手”，但一般来讲，是不管业务工作的。这个分工，不仅是能力的问题，还有权力之争，试问，你书记全管了，还要我这个站长干什么？
    但北平站和天津站的这两个“书记”特殊，都直接管业务。
    为什么，那就是人际关系上的事了。
    先说天津站的书记曾澈。曾澈是陈恭澍离职以后才调过来的，原本并不认识，但他特别佩服陈恭澍，因此与陈的关系相处得极为融洽，平常总是“二哥长”、“二哥短”（陈恭澍在家里排行老二）；另外，曾澈的能力也很强，曾在天津站的下边组织了一个特务处的外围组织“抗日杀奸团
”（也叫“抗日锄奸团”，简称“抗团”），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因此陈恭澍把工作交给他，既不虞大权旁落，同时也很放心。
    再说毛万里，乖乖那就更不得了，戴老板的秘书——谁敢惹！还不要说他还有一个替戴老板看家的亲哥哥毛人凤！李果湛没事招他干什么，弄个你好我好大家好就得了。
    另外，毛万里介入“殷汝耕案”，有一个别人不具备的先决条件——毛万里跟陈恭澍是铁哥们。
1932年，陈恭澍刚到北平当站长的时候，戴笠曾到北方视察过一次，当时随侍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跟了戴笠一辈子、最后帮戴笠收尸的副官贾金南；另一个就是机要秘书毛万里。
    也奇了，可能这就叫投缘吧，素不相识的毛万里、陈恭澍两人居然一见如故，没事就在一旁嘀嘀咕咕，一直到送戴笠上火车，陈恭澍把戴笠撂在一边，反倒是跟毛万里好象有说不完的话。戴笠注意到这一点，也很高兴，于是特别叮嘱二人，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等等。
    因此，戴笠把毛万里派到北平来，焉知不是因为他有这么个专搞行动的铁哥们在天津？
    当办理“吉鸿昌案”和“石友三案”的时候，由于天津站没有行动组，因此，由当时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综理两案。到了办理“殷汝耕案”，由于白世维、王文等都被陈恭澍弄到了天津，北平站一下又没人了，因此，毛万里以私人的名义，邀请陈恭澍到北平协理此案。
    于公于私，陈恭澍都必须得帮这个忙。于是，陈将工作交代给曾澈，带着王文——杀奔北平。
    由于陈恭澍已经脱离工作一年多，种种情况都不甚明了，因此，最清楚“殷汝耕案”的，反倒是初来乍到的毛万里。
    毛万里介绍说，从1933年11月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之所以“殷汝耕案”进展这么慢，主要是北平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敏感，日本人渗透得非常厉害，情况异常复杂。另外，不管“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是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府，他总归是一个组织，也就是说，殷汝耕作为这个组织的首脑，有着严密的护卫，轻易下不去手，这一点，与吉鸿昌、石友三两案的情况，有着根本的区别。
    因此，根据戴笠的安排，“殷汝耕案”分为两条线在做工作：一是通过特务处河南站的一条线索，在设法争取“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所属的伪军冀东保安一大队队长张庆余，如果张能联合其他几个大队一同反正，对“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来说，不啻为釜底抽薪，到时候要整治殷汝耕这个老小子，岂不是手到擒来？
    但这项工作比较复杂，急切不得。因此，还是要设法接近殷汝耕，以便直接下手“制裁”。于是，戴笠另外派来了一个神秘的尚小姐，交给毛万里运用，并告诉毛，一切事情由尚小姐自行决定，北平站只需要进行必要的配合即可。
    毛万里对陈恭澍说：尚小姐非常神秘，不知道是什么来路，只是听戴老板讲，殷汝耕与尚小姐有师生之谊，不知道是哪一门子的师生。另外，这位尚小姐气质非凡，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对行动工作，毛万里是一窍不通的，因此要求陈恭澍，最好与这位尚小姐见一面，再决定今后的行止。

    按：秘密工作讲究的就是一个保密，即便是自己的“同志”。如果与本案无关，也是不得与闻的，毛万里把戴笠交给他单线联系的联络人介绍给陈恭澍，严重违反了秘密工作的原则，如果换了别人，是绝对不会也不敢这么做的。
    但毛万里不怕，一是他自己和陈恭澍两个人，与戴笠的关系都不一般；二是毛万里心里有个小算盘，认为戴老板之所以让他这个外行来搞行动，明摆着就是要他借重陈恭澍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俩人之间的友谊，已经超越了特务工作的任何纪律，彼此之间有这个信任，相信对方能为自己豁出命去。换做陈恭澍，也照样如此。
    后来陈恭澍倒霉的时候，毛万里居然用潜伏的秘密电台给陈恭澍办私事！抛开政治立场不谈，人这一辈子，能交这么一、两个朋友，也算值了。


    陈恭澍当然没有意见，他需要判断一下尚小姐的情况，才能做出决定。
    于是两个人一起去见尚小姐，到了饭店，毛万里让陈恭澍在楼下等一等，他先去跟尚小姐打个招呼。
    等了老半天，毛万里才下来，挺不好意思的，说咱们先走吧。路上再说。
    不用他说，陈恭澍已经明了，必是尚小姐不同意见面。
    果不其然，当时毛万里一说情况，尚小姐认为没有必要多见一个人——你毛万里不讲原则是你的事；我要讲，这既是对工作负责，也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对此，陈恭澍不以为意——人家做得本来就是对的嘛。但是与尚小姐互相配合的算盘，自然就不必再打了。
    于是，他带着王文，到通县做了一次实地考察。
    考察过后，王文与陈恭澍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在吉鸿昌、石友三两案中，王文接连受挫，不但自己坐牢，还连累了上级，对此，陈恭澍当然不会去抱怨他，但王自己窝了一肚子的火，早就想大干他一场，好好出一出这口鸟气。
    于是，王文一回来就制订了一个“拔据点”式的强攻计划，最吸引人的，是这个计划惠而不费——只需要陈恭澍掏钱买几辆“二手”自行车。
    陈恭澍很欣赏王文的工作热情，但有了上次的教训，当然不会再任由他胡来。为了不影响王文的积极性，陈恭澍给他提了几个问题，王登时瞠目不知所以，陈随即鼓励他不要着急，慢慢来，机会总是有的。
    看来陈恭澍这五个月禁闭还是没有白蹲，思虑已经非常缜密，也学会了怎样当长官，不要忘记此时的陈恭澍也只有29岁而已！
    机会还真就来了，戴笠一纸电报——给陈恭澍介绍了一个好朋友，并明确告诉陈恭澍，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他商量。
    天知道，戴笠有多少“好朋友”！
    戴笠好交朋友，而且他的“好朋友”们极有特点：
    一是层出不穷，三山五岳的好汉、业界的菁英，什么人都有，每到关键时刻或是军统的某项工作遇到什么难事，戴笠准能弄过一个“好朋友”来；二是神通广大，不论什么事，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弄过来准能派上用场；三是仗义疏财，只管帮忙、不计报酬，从来没人会问，我为什么要干这些事，你给我多少钱？四是古道热肠，这些人都不是军统分子，换句话说，并非戴笠的下级，有些甚至连国家公职人员都不是。
    但奇就奇在这些人一个个好象都是甘为军统“两肋插刀”的那种劲头，卖力、搭钱不算、连这条命都可以交给你们！
    也是戴笠的本事！
    此时，忽然传来消息，尚小姐出事了。具体的情况怎么样不清楚，但尚小姐已被殷汝耕监禁。
    戴老板交代过来的人，居然在自己手里失陷于敌，毛万里急得不行，到处想办法，可又能有什么办法？
    正在没奈何处，尚小姐居然自行脱困，凭着一己之力逃离虎口。其中，颇有不足为外人所道的曲折，但拿“有勇有谋”这四个字放在尚小姐身上，当是恰如其分。
    这位尚小姐究竟何许人也，正史不载，但经多数人判断，此人应该就是向友新。
    向友新，原名赵渝，原是胡逸民的姨太太。
    胡逸民，1890年生，浙江永康人。胡逸民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中山先生病逝后，胡逸民与李大钊、林伯渠等同为第一组守灵人。在北伐中，胡逸民任国民革命军军法官、总司令部军法处执法科长兼监狱科长，由于专事审判、羁押，外号人称“北伐军中刽子手”。
    胡逸民的一生，先后督建过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徐州军人监狱、汉口军人监狱等三座大牢；可笑的是，他自己又曾经四次坐牢，因此以“三次建狱，四次坐牢”而著称。
    1935年11月，胡逸民第二次坐牢出来，被派到西北做杨虎城的工作，当时红军已到陕北，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也驻扎在西北，因此这里成了特务处的情报工作重点。
    通过了解，戴笠的目光集中在了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友新身上，他通过自己的朋友、汉口市警察局长蔡孟坚结识了胡逸民两口子。

    按：蔡孟坚，生于1905年，江西萍乡人。
    1931年，年仅26岁的蔡孟坚在武汉抓获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不是顾顺章留了一手，中共的历史恐怕需要改写。”


    蔡孟坚的公开身份是汉口警察局局长，同时是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也就是说，蔡孟坚是中统分子。很奇怪的是，他和军统头子戴笠却是好朋友。
    通过一番工作，戴笠成功地把向友新拉了过来，并介绍她秘密加入了特务处，成为一名“直属情报员”，与其保持单线联系的，正是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少校股长的毛人凤。
    胡逸民哪里知道后院已经起火，通过他这个“中介”，十七路军的情报源源不断地进入特务处囊中。
    杨虎城不是胡逸民，很快就发现内部出了问题，马上把所有渠道统统掐断，胡逸民还在莫名其妙，整天查身边的人，看是谁出了问题。
    为了保护向友新，戴笠将计就计，给胡逸民安上了一个擅自搜集情报、破坏“中央”与十七路军关系的罪名，把这个盖监狱的专家第三次送进了监狱。
    这时，适逢“殷汝耕案”，因向友新与殷汝耕相识，戴笠遂将其派到北平交给毛万里“运用”，没想到画虎不成。但向友新能在万般危险中逃出生天，也不是一般人。
    逃回重庆之后，向友新改名为向影心。1938年，向影心嫁给了她当年的联系人毛人凤。
    估计毛万里做梦也不会想到，当年的“尚小姐”，几年之后居然摇身一变，成了他的“五嫂
”（毛人凤在家中排行第五，毛万里是其六弟）。
    如果光是这点事，胡逸民和向友新这两个人，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但这两口子还做过一件事，足以使他们写进现代史。
    1935年 1月29日，时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同志，在江西怀玉山区被捕，关押在南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当时胡逸民也在这里坐牢，因他身份特殊，有相当的自由度，连带着经常来探监的向友新，都结识了方志敏，一来二去，彼此就很熟了。慢慢地，胡逸民为方志敏的革命意志所打动，一个老国民党、一个坚强的共产党人，在特定的环境下，竟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为了尽朋友之道，胡逸民曾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安排方志敏越狱，但可惜未能成功。
    1935年 8月 6日，方志敏同志被秘密处决。临刑前，方志敏将自己在狱中全部16万字的文稿，包括致党中央的一封信交给胡逸民，请他带到上海，交宋庆龄、鲁迅等人转交党中央。并对胡逸民说：    “请你记住你对我的诺言，无论如何，你要将我的文稿送去。大丈夫做事，应有最大的决心，见义勇为，见威不惧，要引导人走上光明之路，不要被人拖入黑暗之潭！”
    1935年11月，胡逸民出狱后，通过几条渠道送出了文稿。其中一批，经向友新之手辗转交给了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女士，胡子婴通过宋庆龄交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同志。在这批文稿中就有为我们所熟知的《清贫》和《可爱的中国》。
    胡逸民的义举，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回过头来再说戴笠的“好朋友”。
    陈恭澍亲自去车站接的，这回来的好朋友叫胡永荃，其实叫什么并不重要，反正都是化名，符号而已。
    胡永荃大高个，器宇轩昂，两口子来到天津。
    胡永荃的做派象极了王天木——也不见他上班、也不见他有什么正经的营生，花起钱来可是毫不含糊，大手大脚，一来就先租了一套大房子，没事就请陈恭澍过去坐坐，请吃饭。
    没过几天，胡永荃又买了一辆汽车，请陈恭澍去兜风，并且说，我这车没啥用，要用车尽管开走，把陈恭澍听得啧啧称奇——这戴老板交的朋友都什么路数！
    一来二去，陈恭澍与胡永荃已经很熟了。在聊天中，陈恭澍得知，胡永荃带来的其实是个姨太太，他的亲姐姐，居然就是殷汝耕的姨太太。
    ——原来如彼，这才是戴老板的用意！
    于是陈恭澍试探着问胡永荃，可不可以让“嫂夫人”跑一趟通县，去看看姐姐，包括那位素未谋面的汉奸“姐夫”殷汝耕。
    没想到胡永荃一口答应：“没问题，让她跑一趟，你们想让她看什么，你自己直接交代给她吧，省得我转述说不清楚。”
    哈，胡永荃“门儿清”。
    戴笠的朋友，都跟戴是一个类型的，脑子极为好用——你们想干什么事，我全明白，但决不会去点破。你让我办的事，能办的我全办。不该问的，我一句都不会多问。
    于是陈恭澍对胡夫人进行了一次“速成”式的情报侦察培训，包括从进了大门到离开，都需要观察哪些事物、谈话中旁敲侧击地，应该了解哪些内容，等等。
    胡夫人也是个脑子十分清楚的人，一趟通县跑下来，不但回答了陈恭澍的所有问题，而且对陈的打算也了然于心。
    陈恭澍的意思是——拉出来，或者打进去。
    所谓“拉出来”，就是从殷汝耕的身边发展一个工作对象，纵不能直接制裁汉奸，也可起到里应外合的作用。
    对此，胡夫人直截了当地告诉陈恭澍——没戏，首先，她姐姐肯定不是这块料，别再把她给吓死了。其次，她身边的人，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连他姐姐，都不是想见殷汝耕就能见到的，遑论他人。你发展一个干粗活的，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且万一泄了密、掉了底，岂非适得其反？
    再就是“打进去”，派一个人到殷汝耕身边卧底。
    这条路，胡夫人认为，要想往殷汝耕身边派人，那是想都别想，因为甄别很严，日本人都要插手，不是殷汝耕自己所能决定的。
    如果是往她姐姐身边派个人，胡夫人倒认为靠谱，因为进个女佣的事情，她姐姐是可以做主的，但不能让她知道真相。
    这个意外的线索让陈恭澍很兴奋，但问题跟着就来了。
    ——天津、北平两站，都没有女特工。到哪里去物色这个“女佣”？
    陈恭澍自然又想起了当年的杨玉珊。
    前面说了，杨玉珊已经嫁给郑恩普，并且离职回家，当起了全职太太。

    按：在特务处的早期，规矩还没有那么大。一般的工作人员，结婚、离职，都不太管，即便是陈恭澍，结婚也没有打报告，后来戴老板知道了，不太高兴，但也没有太说他。
    到抗战一开始，也就是军统成立以后就不行了。首先是抗战期间，一律不准结婚；第二，所有干部，无论有没有家，下班后一律住单身宿舍，不准回家；第三，任何人不准离职，“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不过，话是这么说，也不是绝对的，分人——毛人凤不是结婚了？毛森不是结婚了？沈醉不是结婚了？都是在抗战期间的事。
    所以啊，所谓规定，都是规而不定，看你在单位混得怎么样了。


    陈恭澍约见杨玉珊，杨慨然应允，如果需要我做什么事，义不容辞。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杨玉珊是近视眼，而且是不戴眼镜不行的那种，这可就有问题了，哪有戴眼镜的女佣？
    现在的保姆、阿姨，戴眼镜的都极少，何况是70年前，这太令人起疑了，不行。
    一计不成，陈恭澍又生一计，他问胡夫人，有没有可能请殷汝耕到天津来做客，就便下手。
    对此，胡夫人觉得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人家殷汝耕现在是一个“政府首脑”了，架子很大，不是随便能请得动的。即便是他自己万般想来，也得看日本人同意不同意，那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可遇而不可恃。如果干等着他来，那得把人急死。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可怎么办？
    这个时候，特务处的另一条线起了作用，这事说来话长，得从头说起。
    前面说了，特务处一直在策反“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所属的伪军部队冀东保安一大队，冀望把“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来个“连锅端”！
    “冀东保安队”听着不起眼，但规模可不小，尤其是他的第一、第二两个大队。
    第一、二两个大队的老底子，是于学忠的部队。
    于学忠原是吴佩孚系的，后转投奉系，1930年，于学忠随张学良入关后，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
    1932年任河北省主席兼北平军分会委员。1933年 4月任华北军第 1军团总指挥兼陆军第51军军长，1933年 5月《塘沽协议》签订之后，冀东被划为非军事区。蒋介石密令于学忠另成立五个特种警察总队，训练之后开入冀东。
    于是，于学忠抽调51军的张庆余、张砚田两位团长和部分下级军官，从河北征兵万余人，组成了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张庆余、张砚田分任总队长，每人都统辖7000多人，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规模还是很大的。后来又成立了三个总队，就没这么大规模了。后来于学忠又跟着张学良去了西北，接替他的商震，将河北特警总队改名为河北保安队，仍驻冀东。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之后，殷汝耕将河北保安队更名为冀东保安队，成了汉奸武装。
    张庆余等人当然并不甘于当汉奸，曾经请示过商震，商认为暂时不宜“翻车”，可以先这么对付着。
    ——既然政府都认可了，那张庆余他们自然也就只能“对付”着了。
    问题是你张庆余肯“对付”，别人不这么想。
    首先是张庆余的儿子就不干，认为给这样一个汉奸爸爸当儿子实在是丢人，于是登报声明，与张庆余脱离父子关系。张百口莫辩，只好让他的太太转告儿子：将来总有见分晓的一天，你耐心等待，看你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恰在此时，特务处找到了张庆余。
    这里先要叉开一笔，说说平、津两站的人事变动。
    因为——王天木又杀回来了。
    1936年底，也就是“西安事变”之后，国共进入新的合作阶段，同时对日形势吃紧，正在用人之际，王天木是留日的，急需他这样的“日本通“。于是戴笠禀明蒋介石，放出了王天木，并派回北平，接替李果湛担任站长——等于是王天木和陈恭澍的岗位掉了个“个儿
”。
    至于李果湛，则派到武汉，担任湖北站站长，临去之前，还特地从临澧特训班挑了个女学员当“工作太太”。
    ——怎么样？当“头儿”的就是不一样吧。
    不久以后，由于北平已经成为对日作战的前沿阵地，戴笠将北平站升格为北平区，区长仍为王天木，书记为毛万里。北平区下辖三个站，北平范围内的两个，站长分别是乔家才和陈资一，另外还有一个察绥站，站长就是后来很著名的马汉三了，但此时他还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另外，站下边还有若干组，还有颇多的“直属情报员”，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机构了。
    但是，就一样——没有行动组。所以，行动工作，王天木依然要依赖他的小兄弟陈恭澍。
    天津方面变化不大，只是陈恭澍的爱将白世维被戴笠调回了南京，因已临近战时，准备加强蒋介石的随侍安保力量，戴笠当然不会放掉这么好的机会，准备向蒋推荐白世维。但后来此事没有办成，白世维本就不想再搞行动，趁机申请进陆大深造去了。
    抗战胜利以后，白世维被派回北平，当了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
    前面说了，特务处还有另一条线在做殷汝耕的工作。
    最初，是通过特务处河南站副站长尚玉策反了冀东保安一大队督察长方诚泽，通过方又联系上了张庆余和张砚田，结果正在这个“掯节儿”上，方诚泽暴露了，只好逃走，线索就此中断。
    此时，陈恭澍已派回天津复职，并襄理“殷汝耕案”。通过了解，陈恭澍发现张庆余是东北讲武堂出来的——事情就有这么巧，天津站军事组副组长傅丹墀跟他居然是同学。
    这就好办了，本来张庆余就不愿当汉奸，老同学一出面，那还有不成之理！接着，傅丹墀又通过张庆余很顺利地联系上了他的副手沈恩波和保安二大队大队长张砚田。
    由于陈恭澍、王天木的历史渊源、平、津两站基本等于一体，所以此项工作，一直是北平站站长李果湛在统一指挥，陈恭澍以“客卿”的身份从旁协助。接着傅丹墀与二张联系的，是北平站下边的“天津直属情报组”组长吴安之。
    吴安之，东北人，原是张学良的警卫旅团长吴泰勋的手下。

    按：吴泰勋的父亲就是奉系的元老吴俊升。张作霖自任“陆海军大元帅”时，以吴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1928年 6月 3日，张作霖乘专车离京回东北，吴俊升到山海关接他。
    4 日清晨行至皇姑屯，触发了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吴俊升被铁路道钉穿入脑部，当即丧命。张作霖亦受重伤，当晚死去。
    因此，张学良非常关照他这个世家小弟，与他结拜为异姓兄弟，吴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团长，自然也是受张的提携。


    根据蒋介石的要求，戴笠一直在做东北军的工作，因此戴刻意地结交张学良，跟着又认识了张的亲信吴泰勋，并成了很好的朋友。在平、津两地，吴泰勋都有很多社会关系，经常出没于各类社交场合，连带着戴笠也结交了很多朋友。王子襄的妹妹王玉梅，就是吴泰勋介绍给戴笠认识的，不想这一介绍送掉了王子襄的一条命。
    吴泰勋是典型的贵介公子，连家里有多少钱都不知道，一切由他的太太朱九小姐（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朱启钤的第九个女儿）打理。不幸朱九小姐于1948年飞机失事，结果一下家道中落，晚年的吴泰勋竟致一贫如洗的悲惨境地，1957年，吴泰勋在贫困潦倒中病逝于香港，享年45岁。
    当年，吴泰勋还介绍了一些手下给戴笠，其中一个就是吴安之。
    吴安之也是东北讲武堂出身，又是东北人，做这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他带着张庆余、张砚田、沈恩波秘密会见了李果湛，表达了反正的诚意。并派沈恩波为代表，由吴安之陪同，秘密到南京谒见了戴笠。戴笠非常满意，指示北平站全力配合行动，并要求二张创造条件，掩护一座秘密电台，以便与北平站保持联系。
    1936年底，王天木接替李果湛为升格后的北平区区长，继续做此项工作，由于前期的工作比较扎实，一切事情进展顺利，二张的反正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也无妨说，王天木摘了个特大号的现成“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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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0 10:49

续

    1937年 7月 7日，全面抗战爆发。
    7 月27日凌晨，日军向驻扎在通县的中国守军29军某部发起攻击，事先要求保安队予以配合。结果，张庆余部不但没有配合，反而提供方便，放跑了突围的中国军队。
    为了报复，当天上午，日本鬼子就轰炸了保安队的驻地，炸死了十几个保安队队员。张庆余找来张砚田、沈恩波商量对策。张砚田有些顾虑，觉得日本人已经有所怀疑，主张慎重行事。沈恩波则表示受不了这口窝囊气，大不了跟日本鬼子拼个鱼死网破，干脆就此扯旗造反算了！
    张庆余也有些拿不定主意，于是决定观察一下形势再说。
    观诸历史，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往往源于某些很不起眼的小事件。
    7 月28日，张庆余碰上了驻“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日本特务头子细木繁，细木繁毫不客气地质问张庆余：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没有截住29军？
    张庆余也毫不示弱，说：我们是维持治安的，不是打仗的，管不着你们这事！
    细木繁大概也是没想到居然有人敢顶撞他，冲口而出：
    “我撤了你信不信！”
    张庆余大怒，他取出手枪冲着细木繁说：我是中国人任命的，你算个什么东西？旁边人赶紧上来劝，俩人临走时都是愤愤不平。
    怒不可遏的张庆余，憋了好几年的窝囊气此时终于爆发，当即找到张砚田、沈恩波，决定 7月28日夜12时，以一、二两个大队为主，武装起义！
    7 月28日夜12时，张庆余、张砚田通电全国，宣布起义。并首先包围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所在地通县孔庙，陈恭澍他们百般谋划却不得而入的伪政府，此刻大门洞开。
    进了伪政府，首先抓殷汝耕，却是遍寻不着，一问他的随从，方知殷汝耕躲在柜顶，当即将其拽了下来。
    依张庆余的本意，当时就要将殷汝耕就地枪决，但有人说殷汝耕原系国家公职人员，又是政府明令通缉的汉奸，还是交由政府处理为好，否则，让他逃脱了“显戮”，岂不是便宜了他？
    张庆余想想也有道理，于是将其五花大绑，送到起义指挥部吕祖祠关押起来。
    张庆余的一念之差，让殷汝耕又多活了 8个年头。
    在战斗中，所有日伪机构被全部摧毁，歼灭日军及浪人 200余人，包括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宪兵队长何田、第一总队日本顾问渡边、教育厅顾问竹腾茂、通县顾问申茂等悉数被击毙。
    根据张庆余事先的安排，驻顺义保安队苏连章团同时起义，歼灭日军 200余人，于29日上午开进通县，与冀东起义队伍汇合。
    此时，张庆余一直在利用北平站配发的电台与吴安之联系，却怎么也叫不通，因在此之前，二张在与北平站保持联系的同时，也与驻北平的29军取得了联系，并商定一旦起事，则向北平进发。于是决定由二大队断后，张庆余率一大队押着殷汝耕率先向29军靠拢。
    由于信息不畅，张庆余不知道，此时的北平——已经沦陷！
    从 7月 7日“芦沟桥事变”到 7月29日北平沦陷，只有短短的22天，但这22天的历史，足够写一本书的。在这里概要叙述一下当时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和几个重要人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结果，不仅是东三省沦陷，更重要的，在日军的不断渗透之下，到
1937年，日军已形成了从东、西、北三面包围北平的态势。
    北平危在旦夕。
    驻守北平的是第２９军，军长宋哲元。
    宋哲元原是冯玉祥的人，1930年，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之后，收编了宋哲元的部队，归入东北军系列，后改编为国军第２９军。由于第２９军系杂牌军改造，装备不足，全军上下人手一把大砍刀，人称“大刀队”。
    宋哲元的一生，与“九·一八事变”和“芦沟桥事变”密切相关。
    “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宋哲元即率２９军全体官兵通电全国：“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1933年，第２９军以大刀与日本鬼子血战喜峰口，取得“喜峰口大捷”，著名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从这儿唱响的。
    “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当时宋哲元除担任第２９军军长以外，还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宋哲元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宋是西北军出来的，这是一支封建色彩极为浓厚的军队，许多高级将领忠于国家民族，但并不忠于蒋介石，蒋发给宋哲元的委任状，宋能“嚓嚓”几下，撕个粉碎，就这么不给面儿。但他们无限忠于他们的老长官冯玉祥，即便已经归属于他人，心里仍然想着“冯先生
”。实际上，“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就是宋哲元为了为获取华北大权周旋于蒋、日之间的结果。
    当然，这一点并无损于他后来成为一个坚定的抗日将领的任何成色。
    第２９军下辖 5个师：
    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
    佟麟阁：第29军副军长
    冯治安：第37师师长，驻北平、南苑、西苑、丰台
    张自忠：第38师师长，驻天津、大沽、沧县、廊坊
    赵登禹：第 132师师长，驻河北省大名、河间
    刘汝明：第 143师师长，驻张家口、张北，怀来
    郑大章：第 9骑兵师师长，驻守通县，南苑
    7 月26日，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断然行动。
    对此，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通电全国，表示坚决守土抗战。
    7 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当天，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 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
    第２９军是一支光荣的部队，在抗战中，仅战死沙场的将级军官就有三位。佟麟阁、赵登禹之后，1940年 5月16日，原第29军第38师师长，时任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上将亦壮烈殉国。成为自抗战之后，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亲临前线，战死沙场的第一人。
    为了纪念他们，1945年，经冯玉祥提议，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签发“北平市政府户字第59号训令”将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和铁狮子胡同三条街道分别改名为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沿用至今。
    28日夜，宋哲元等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撤往保定，
    29日，北平沦陷。
    30日，天津弃守。
    但是，远在通县的张庆余们并不知道，在他们起义成功、砍瓜切菜般地狠宰日本鬼子的时候，北平城里已换了人间，仍在按原计划行动。
    张庆余率部行至北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时，突然遭到日军截击，抢走了殷汝耕，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今井武夫派北平警察局局长潘毓桂打开城门，将其藏在张敬尧毕命于斯的“六国饭店”内保护起来。
    张庆余部猝然遇敌，损失近半，冀东保安一大队副大队长沈恩波在战斗牺牲。只得向保定方向撤离，行至中途，又被盗墓贼孙殿英部截击缴械，4000余官兵徒手步行到保定集合时，才与特务处保定组联系上。
    相比之下，殿后的保安二大队张砚田部反而损失不大。
    事后，张庆余、张砚田二人特被蒋介石召赴南京会见，并任命张庆余为新军督练处处长、张砚田为新编第 2师师长，两人均官升一级，成了将级军官。
    后来，张庆余又升为第九十一军副军长、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参议等。
    张砚田部后改番号为 118师，划归第一战区第68军军长刘汝明部。由于张砚田部长期在华北地区作战，抗战开始以后，戴笠向张砚田要来了一批下级军官送到军统临澧特训班学习，毕业后派回北平潜伏。其中一个叫麻景贺的，就是后来以第三名的排位进入台湾“戴公祠”“陪祀”的麻克敌。第一名则是曾澈。
    再说汉奸殷汝耕，总算撞天之幸，拣回一条命，也是吓得三魂出窍、七魄升天。
    麻烦事还在后头等着他呢！首先是细木繁的太太就不干，说殷汝耕与冀东保安队串通一气，否则怎么会不杀他？结果被日本人关进了监狱。
    殷汝耕出狱以后，不思悔改，又在汪伪政府中担任多项伪职。
    至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人令殷汝耕“自行辞职”，“政务长”一职改由池宗墨接替，“治所”则由通县迁往唐山。
    1937年12月14日，日本鬼子在华北扶植了又一个傀儡政权，即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次年 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并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抗战胜利后，殷汝耕、池宗墨均于1945年12月 5日被逮捕，羁押在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殷汝耕自忖必死，在狱中手抄《金刚经》留给亲属（殷汝耕的字写得很好，够书法家级别的，当字帖用一点问题没有），但皈依佛门改变不了他的命运。
    1946年 6月26日，殷汝耕被送至南京，关押在老虎桥监狱。
    1946年 7月31日，南京高等法院做出判决：
    “殷汝耕连续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外，没收。”
    对此，殷汝耕表示不服，数次申请复判，写了好几万字的《自白书》，列举了自己“协助抗战”的颇多“功绩”。但均被驳回，延至1947年12月 1日，殷汝耕被执行枪决。
    据当时报载：殷汝耕在走向刑场的路上还在大声呼喊：“本人并非叛国，我的心还是向着国家的。”“执行人以小手枪对准殷脑后，弹从左额出，一枪未断气，再从鼻梁补上一枪，终毙命。”
    虽然多活了几年，殷汝耕终究没有逃脱“显戮”。
    至于接替殷汝耕当了 8个月“政务长”的池宗墨，经审判，同样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在北平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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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0 11:24

10、三大杀手之三：辣手书生陈恭澍（4）

5、 王克敏案

    前文说了，北平沦陷之后几个月，1937年12月14日，日本鬼子在华北扶植了又一个傀儡政权，即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个名字起得极为可气，因为他与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布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名字完全一样！
    后世史家为了避免叙事上的混淆，往往加一个定语，称中山先生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对王克敏成立的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则称其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王克敏，生于1879年，浙江杭州人，字叔鲁。
    王克敏是前清举人，曾任职清政府驻日使馆，回国后任职于外交部。
    王克敏是一个财政官僚，段祺瑞执政期间曾出任中国银行总裁，并且三度出任财政部长。北伐成功后，蒋介石曾通缉王克敏。
    在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中，王克敏曾担任委员，还曾在东北政务委员会、北平政务委员会等任职。看王克敏的照片，其外貌令人望而生厌，毫无政治家的风范不说，骨瘦如柴，整天佝偻着身体，像个晒干的大号虾皮。且由于两眼畏光，王克敏终日戴着个黑眼睛，人称“王瞎子”。
    实际上，这是老了以后，看王克敏年轻时的照片，还是比较周正的。
    1937年 7月，平、津两地相继陷落，各种各样的失意政客们仿佛一下找到了主心骨，争先恐后地跳了出来。
    有时候看那段历史，真奇怪素以讲求气节闻名的中国，哪来的那么多汉奸。
    在日寇占领北京之前，涉及到管理北平的全部行政、军政职务，均由29军的几位高级军官兼任。他们一旦撤离，北平就等于没有政府了，换句话说，没人管了，所以不能全走，总得留几个人。因此，1937年 7月28日，宋哲元率部撤离北平之前，将他自己担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秦德纯担任的北平市市长等职务，全部交给张自忠“代理”。
    但张自忠只“代理”了10天。7 月29日，日寇进城，张自忠勉强周旋了几天就干不下去了，只能于 8月 7日黯然离去。
    8 月 8日，日军接管北平防务。
    就因为干了这10天，张自忠还背上了一个“汉奸”的名声，舆论都称其为“华北头号汉奸”，报纸上的标题称其为“自以为忠”。
    实际上，宋哲元走的时候，对于究竟留下张自忠还是秦德纯，曾有过争论，因为谁都知道留下的结果是费力不讨好，而且肯定要背上“汉奸”的黑锅。
    最后的结果是张自忠留下了。这个时候真的不能责怪谁，总得有人留下——走的，是为了保留抗日的火种；留下的，是为了与日寇周旋，尽可能保全百姓。好比公孙杵臼与程婴，一为其易、一为其艰。
    1939年，张自忠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曾说：“华北沦陷，我以负罪之身，转战各地，每战必身先士卒，但求以死报国。西北军出了个韩复榘，我张自忠决不是韩复榘，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
    到后来，张自忠以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选择与日军决一死战，其内心深处，未尝没有以死来洗脱“汉奸”罪名之意。
    7 月29日，日寇进城，当天就成立了“北平市地方治安维持会”，搬出了老政客江朝宗担任“会长”。
    江朝宗，1861年生，安徽省旌德县人，北洋系的重要人物。
    在历史上，江朝宗以“一分钟总理”而闻名，实际上没有这么惨。
    1917年，“辫帅”张勋入京，“调停”黎元洪总统府与段祺瑞国务院发生的“府院之争”，当时连内阁成员都不是的步军统领江朝宗趁机于1917年 6月12日当上了代理国务总理，在大家的强烈反对下于 6月24日卸任，一共当了12天。
    “北平市地方治安维持会”的成立虽然是在 7月29日，但江朝宗一直躲在家里，没敢“就职”。一直到 8月 8日日军接管北平防务之后才敢露面。8 月19日，江朝宗又当上了伪北平市市长。
    相比之下，天津的高凌蔚可就比江朝宗“痛快”多了。
    1937年 7月31日，天津沦陷的第二天，高凌蔚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成立了“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给人的感觉，好象他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高凌蔚也曾代理过国务总理，不过他比江朝宗干的时间可长多了，从1923年10月12日到1924年 1月12日，整三个月呢！
    有了平、津两地的“示范”效应，在华北的沦陷区范围内，很快出现了一大批“维持会”，为日本人做事。
    我不知道日本人对于这一点有没有感到意外，即在被他们侵占的国家中，居然会有这么多人主动与侵略者合作，而且是死心塌地的那种。
    其实，看看当时的形势，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汉奸。
    简单地说吧，一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相比于日本，中国确实太弱小了，很多人看不到抗日的前途在哪里，既然没有前途，那还不如投机一把，分一杯“羹”。
    话说回来，即便是看不到抗日的前途，毕竟在 4万万五千万同胞中，甘愿当汉奸的人，总归是少数。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些自甘堕落的都是些什么人，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
    当年的汉奸，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仔细分析一下，主要有四类人：
    一是留日回来的，包括那些与日本有着种种瓜葛的人，如殷汝耕、如王克敏。
    上世纪初，留日学生在中国政界和军界有相当的影响力，自清末的中国开始“睁开眼来看世界”之后，形成了一股留学潮，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又是当年的世界强国，大批的人到日本学习。这些人当中，自有大批的民族菁英，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形成了一批“亲日派
”。一旦出现什么风吹草动，这些“亲日派”朝哪个方向倒不问可知。所以郁达夫会说：“读书人当汉奸，应该罪加一等”。
    二是失意政客，主要是北洋军阀的残渣余孽。这些人刚刚失去统治者的地位，急需找回他们的“话语权”，等待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太长时间，不一定是日本人来，不管谁来了，只要是变了天，这些人不跳出来闹出点动静，反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三是过气军阀，最典型的就是张敬尧、石友三辈。这些人的头脑中，本就没有任何民族大义可言，有奶就是娘，谁得势我就靠上谁，到什么时候也吃不了亏。
    四是社会渣滓，这些人往往不是汉奸中的头面人物，但却是最凶残的那种，最典型的就是上海的吴四宝。这些人不但没有民族大义，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也可以说根本就不是人，所以其危害反而最大。
    所谓“维持会”，毕竟重在“维持”，时间长了是不行的。而且，这些各地的“维持会”，彼此之间并无统属关系，虽说都听命于日本人，但时间长了，在协调配合上的问题越来越多，急需“统合”起来。
    日本华北方面军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喜多诚一。
    喜多诚一，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36年 3月任驻华使馆武官。1937年 8月喜多诚一任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1937年 9月 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大将任命喜多诚一为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长，少将军衔。并令喜多诚一尽快着手“在华北建立政权”。
    喜多诚一、影佐祯昭、晴气庆胤、今井武夫，都是日军中的“谋略专家”，专事分化瓦解的“政战工作”，中国大批的汉奸，尤其是那些头面人物，多是在这几个人的“牵线”之下，粉墨登场的。
换句话说，多是被这几个人送上断头台的。
    既然是搞“政府”，总得有几个具有一定“号召力”的人物来牵头，怎么也得是当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人物，比如在北洋政府里当过“总统”、“总理”一级的，才像是那么回事。
    像江朝宗、高凌蔚之流，形同儿戏般地当过一天半天“总理”的，肯定不行，民众的认可度太低，会坍“新政府”的台面。
    不过，到这个时候了，基本上，当年有头有脸的老“政治家”们，多已凋零。为数不多在世的也早已南迁，不会留下来等着当亡国奴。
    数来数去，喜多诚一圈定了几个人选——吴佩孚、靳云鹏、曹汝霖。
    想是想得挺好，派人一接触，三个人都不干，放着“国家元首”不肯当。曹汝霖本就是“五四”的惊弓之鸟，当年宅子都给烧了，还差点挨了打，怎么还会出来趟这个浑水！靳云鹏则以“潜心礼佛”为由，婉言谢绝。
    把喜多诚一气得够戗，说“皇军来了，你们都这样不合作，到底安的什么心！”最后，给曹汝霖安了个挂名的职务了事。
    相比之下，作为军人的吴佩孚，说话就极为直截了当，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要我出来可以，你们退出华北，再由我出来恢复法统。”
    1939年12月 4日，吴佩孚患牙疾，在日本医生的“治疗”之下当场身亡，享年65岁。被国民政府追赠“一级上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
    实在没办法了，只好退而求其次，喜多诚一想到了老牌的亲日分子王克敏。
    这时王克敏正在香港，喜多诚一派“黑龙会”的日本浪人山本荣治与王克敏接洽，并陪着他去了一趟日本，敲定了卖国求荣的一系列细节内容。

    按：“黑龙会”是日本的极右翼组织，最初以谋取中国的黑龙江为目标，故名“黑龙会”。山本荣治并不是一个军人，而是一个不法商人，很早就来到中国，结交了三教九流的人物，成了一个“中国通”。


    1937年12月上旬，王克敏回到北平，准备“出山”当汉奸了。
    王克敏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1937年12月14日。
    许多人可能不太理解，怎么会定这么个日子，当不当、正不正的，再等几天，到1938年元旦的时候不好么？再急也不差这半个月啊。
    实际上，按王克敏的原意，确实是打算着把新“政府”放在1938年 1月 1日“开张”的。但是，一个意外的情况打乱了他的“部署”——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
    日本方面认为，趁着中国首都的陷落，新“政府”紧接着第二天登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更好地表现出“连续性”，同时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是一种“打击”，于是临时改变计划，令王克敏于第二天将新“政府”挂牌。
    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南海居仁堂成立，由于没有找到合适人选，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设“国家元首”，以“行政委员会”负实际的责任，由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第一任委员长。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管辖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省”级以下，恢复北洋政府时代“省下辖道、道下统县”的行政区划体系，另外尚有北平、天津、青岛等三个“特别市”。
    王克敏欣欣然地当上了汉奸，陈恭澍的“买卖”又来了。
    1938年 1月，戴笠电令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剋日赴平，对王克敏、汪时暻二逆予以制裁。”
    这事也怪了，陈恭澍在北平的时候，天天办天津的案子，这会儿到天津上班去了，又一趟一趟地往北平跑，办北平的案子——特务处没人了是怎么着，就显着你能了？
    原来，此时的平、津两站，又是一番新天地了。
    大家还记得成立于1937年 8月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吧，当时是为了民族救亡而在上海成立起来的一支群众武装。与此同时，为适应北平、天津等重要敌占区的武装斗争，戴笠要求平、津两站合作，在北方也拉起了一支类似的部队，名字叫做滦榆游击司令部，两千多人，总部就设在宝坻乡下、王文的家里。戴笠委派王天木为滦榆游击司令部总司令、陈恭澍为副总司令，王文为直属大队大队长。
    戴笠令王天木常驻宝坻，将主要工作重心转移到武装斗争上，北平区的日常工作则交由代理区长毛万里负责。
    制裁汉奸显然不属于日常工作，戴笠也知道他这个前任秘书毛万里不是这块料，前次制裁殷汝耕，毛万里一点忙没帮上不说，反而差点“折”了尚小姐。这回索性也不弄那假招子了，直接把任务下给了陈恭澍，并令北平区全力配合。
    接到命令，与以往一样，陈恭澍将工作交给了他的搭档，天津站书记曾澈，只身赶赴北平执行制裁任务。
    早先，陈恭澍等人虽然执行的也是秘密任务，但毕竟置身于中国的地盘，一旦暴露身份，调往他处即可；即便是在工作中出了什么差错，也可以在某些场合下亮明身份，告知对方自己“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俾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谅解。所谓保密，更多的是出于工作的需要。
    如今不同了，北平、天津均已沦陷，大家都从“秘密工作者”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地下工作者
”、“潜伏者”。一旦暴露了，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那是要出人命的，必须加倍小心。所以，现在的保密，更多的是性命攸关，不是玩的。
    因此，陈恭澍化装成“大款”——钱庄的老板，坐上了去北平的火车。
    当年，陈恭澍刚到北平的时候，在北长街租了几间房子，这也就是最初的所谓北平站了。
    后来人多了，自己也结婚了，房子不敷使用，于是又在卧佛寺街租了一所前后四进的大院子，既是陈的家，也是北平站的办公地点，同时也是像白世维他们这些单身汉的集体宿舍，这也就是所谓北平站的站本部了。当年陈恭澍脑子进水“畏罪潜逃”，就是从这里翻墙跑的。
    当然了，象北平站书记王云孙、督察王平一这些人，都另外租房子住在别处，主要是避免被人一网打尽。
    到了陈恭澍犯错误一走了之，为确保安全，北平站自然要搬家，谁知道你跑到哪里去了，出了什么事？所以陈恭澍从归绥回来，谁也找不到了。
    几经辗转，目前的北平区搬到了煤渣胡同西头的37号院，同时这里也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北平区书记毛万里的家。因此，一到北平，陈恭澍首先来到煤渣胡同，接洽毛万里。
    让陈恭澍大吃一惊的是，煤渣胡同的东口路北，居然就是令人谈虎色变的魔窟——东城日本宪兵队！
    换个角度想想也对，最危险的地方才最安全嘛，谁能想到，就在日本宪兵的眼皮底下，居然就是特务处的地下据点呢！
    好友相见，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毛万里马上建议，让陈恭澍住到他家里来，凡事方便。
    这又是一件违反地下工作原则的事——特务处的规定，严禁两个秘密机构发生横的联系，陈恭澍来找毛万里，是在戴批准的前提下做的，本已令人匪夷所思；两个秘密机构的负责人住在同一地方，更是咄咄怪事！一旦发生意外，平、津两单位岂不是让人一网打尽。
    尽管如此，为了“便于工作”，陈恭澍还是住进了毛万里家。
    很明显地，相比于收拾殷汝耕，“制裁”王克敏的任务更加困难了——
    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只是中国地盘上的一个非法组织而已。而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则是处于敌占区的、有一定社会控制能力的一个政权——尽管他是个伪政权，但他有自己的军队，警察，还有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作为帮凶，不是轻易可以相与的。
    毛万里向陈恭澍介绍，王克敏的伪政府设在外交部街的外交大楼，戒备森严，想要混进去动手是不太可能的，强攻更是想都别想。
    那么在路上动手行不行呢？王克敏每天上班，有两辆汽车，一辆是他本人和随从，另外一辆则是四名武装警卫，如影随行，因为王克敏也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不知有多少中国人恨之入骨，因此他平时除了“上班”，几乎哪儿都不去，出门就是两辆汽车，武装警卫。
    听到这里，陈恭澍已经明了，北平区和毛万里除了能为他提供不收费的食宿服务以外，在业务工作上，是不必再指望的了。
    实际上，行前，陈恭澍已经想好了，到了北平，要会见他的两个同学，也是跟他共过患难的好朋友——张作兴和齐庆斌。
    张作兴是陈恭澍在军校五期的同学，齐则比他俩低一期，由于三个人都是河北人（陈恭澍祖籍福建、籍隶河北，但在北京生长），在军校时经常一块儿聊天，慢慢地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北伐过后，三人回到北方，境况都不好——由于他们都是军校出来的，除了训练，打仗，没干过什么工作，也不属于那种一专多能的人才，所以干那些比较大众化的工作，显示不出才能。结果谁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经常弄到连饭都吃不上的境地。
    这样，三个人又成了患难之交。既然在北方混不下去，反正他们仨都没结婚，于是想方设法凑了一点钱，三人结伴，于1931年去了首都南京。
    看来，当年的陈恭澍们跟现在的看法一样——首都的机会总是会多一点。没想到，跑到南京，照样找不到工作。据陈恭澍回忆，当时他们三个人经常只花几个铜钱买碗面、吃点辣椒，就算一顿饭。
    就这样，坐吃山空，也不是办法，到最后连租房子的钱都没有了，只好当大衣、当手表，眼看就要像当年落魄的戴老板一样流落街头。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陈恭澍考上了“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并在这个班里结识了军校的老大哥黄雍和张炎元，并通过二人的介绍，认识了当时正在组建复兴社特务处的戴笠，跟着又以戴的提携，进入“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即我们前面讲过的“洪公祠特训班”了，从此跨入复兴社特务处的大门，并一步登天，成为负责一个“省”站的“方面大员”。
    与此同时，张作兴和齐庆斌则考上了中央军校宪警班，但他们的运气没有陈恭澍好，毕业之后，既没有当上宪兵、也没有当上警察，只好又回了北方。
    张作兴到河北鸡泽县政府谋了一份差使，好不容易熬到了县公安局长，结果河北沦陷、政府流亡，眼下正在北平赋闲。
    齐庆斌比他好一点，毕业以后，靠着同学的介绍，加入了复兴社，并得到了“复兴社华北分社”负责人郑介民的赏识，帮他谋到了复兴社华北分社助理书记的职位。

    按：“复兴社华北分社”和复兴社特务处是两个平行的组织，虽然都属于复兴社，但彼此之间并无统属关系，换言之，加入了复兴社及其所属分支机构，并不意味着进入了特务处。尽管郑介民既是特务处的副处长，又是复兴社华北分社的负责人。好比是一个老板办的两家公司，你进入了他的甲公司，并不意味着你同时也是乙公司的人。


    前面说了，由于复兴社的机构越来越庞大，逐渐卷入了国民党内部盘根错节的派系斗争，更重要的，在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中，复兴社丢了“大”人。蒋介石震怒之下，严令解散复兴社，改组为“三民主义青年团”。
    眼下是1938年初，正处于要改还没改的当口，作为复兴社华北分社助理书记的齐庆斌，基本上也等于失业在家，正在北平等着另外安排工作。
    相比之下，陈恭澍可算是“春风得意”了，虽然干的特务职业不那么令人向往，但毕竟也是一省“大员”，况且还掌握着一支武装部队，最起码帮老同学安排个工作还是不成问题的。
    因此，陈恭澍准备把张作兴和齐庆斌都推荐到“滦榆游击司令部”去工作，而且起点都不低，一下子就是第三、第四把手，准备让齐庆斌当“滦榆游击司令部”参谋长。张作兴则为“滦榆游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陈恭澍的本意，当然是提携老朋友，况且他知道这两个人的才能，都不是一般人，又知根知底，可以绝对信任。
    但他不会想到，这两个铁哥们跟着他，几乎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日后还要吃大苦、受大罪，连命都几乎丢掉。
    老友相见，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谈起近况，张、齐二人彼此常有走动，倒是陈恭澍，一天到晚鬼头鬼脑、躲躲藏藏，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名堂。
    陈恭澍很坦率，明明白白地告诉二人自己的工作性质，以及此行到北平的目的，并明确要求张、齐二人予以协助。
    ——把特务处最极端的机密泄露给不相干的外人，这又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行为，但陈恭澍并不担心，因为彼此之间有这个信任度，即使不成，也相信张、齐不会出卖他。
    对此，俩人都认为非常困难。齐庆斌说，这种事如果没有内线，根本无从下手，但是要想从内部拉出一个人来，谈何容易！如果是想往王克敏身边派进一个人去，那就更难了，一是时间不允许，二是没有合适的人，第三，没有内线的配合，外边的人也派不进去。所以，关键还是要在内部寻找线索。
    不愧是军校出来的，虽然没有干过一天特务，但齐庆斌说的话可一点都不外行。
    三人边吃边聊，陈恭澍问起二人的打算，并趁机邀请他们参加“滦榆游击司令部”的工作。
    这么好的事，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张作兴一口应承。
    齐庆斌却说，现在复兴社华北分社助理书记的工作还没有办交接，要等上级派人联络后才能决定。
    对此，陈恭澍心中暗笑，复兴社都快解散了，你还在等着办交接？你跟谁办交接去！这哥们，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么“迂”，难怪找不到好工作！
    其实这点事很简单，陈恭澍只需要跟齐庆斌的顶头上司郑介民打个招呼就行了，但他并没有说破，只是说那好吧，等你办好交接报到就行了。
    这时张作兴忽然说，我家的街坊，武老先生，原来是东北军的旅长，据说他有个手下，现在在给王克敏当卫队长，似乎这是一条可用的线索。
    陈恭澍一听马上来了神，他当即向张作兴提了几个问题，第一，这位武老先生的政治倾向怎么样，第二，他跟那个卫队长是什么关系。
    张说，政治倾向肯定没问题，只要一提日本人他就咬牙切齿，拍桌痛骂；至于那个卫队长，武老先生是老军头了，虽然从军队退下来了，但最喜欢炫耀当年“过五关斩六将”那点事儿，一说就是谁谁在我手下当过团长，谁谁在我手下当过营长，唯独一提这个人，就破口大骂，说丢了他的人，干什么不好，非要给王克敏当看家狗，有机会非得当面教训他。
    陈恭澍听了，问张作兴有没有可能安排他和这位武老先生见个面。张作兴说我们经常聊天，很熟，应该没有问题。
    于是三人约定，过几天见面再研究此事。陈恭澍要求张作兴在这几天中，要多与武老先生沟通，尽可能多了解一些情况，但不必谈具体的，到时候陈恭澍自己会与他谈。
    因张作兴没有受过特务训练，陈恭澍怕他万一哪句话说得不得体，节外生枝，反为不美。
    回到北平站，陈恭澍给南京特务处本部打了一通电报，要求了解武老先生的情况。
    三天之后，哥几个如约见面，消息令陈恭澍极为振奋。
    张作兴说，放心吧，你要的东西他都能提供。原来，张作兴找到武老先生，了解他那个后辈的情况。武老打保票说，张老弟你放心吧，他这个人我了解，即便帮不了什么也不会出卖咱们。
    武老说，这个人姓卞，名义上号称王克敏的卫队长，实际上手下没有几个人，只是干个看家护院的勾当。
    王克敏出门的时候，没他什么事，另有贴身警卫，那才是真正的心腹。
    另外，武老说，卞队长其实很清苦，每周只有一天能回家，其他时候都得在王克敏家值班，也挣不了几个钱，经常发牢骚，说要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谁会来干这种挨骂的事。
    这时陈恭澍发现一个问题，说你问了这么多，他不觉得奇怪吗？张作兴说他问了，我说是想介绍个朋友给你。他说好啊，只要是朋友怕什么。陈恭澍说那就明天，你介绍我们认识一下。
    此时，特务处本部的电报也已经回了过来，大意是此人曾当过东北军的旅长，现带着小妾住在北平，政治倾向上未发现明显问题。
    有了这个覆电，陈恭澍心里就更踏实了，可以放开与武老先生谈了。
    次日，张作兴陪着陈恭澍拜会了武老。陈恭澍自称姓赵，是天津某钱庄的老板，但话里话外，多少透露出一些信息，是针对王克敏去的。
    武老则非常坦诚，说我已经是废人一个了，如果国家有用我的地方，义不容辞！
    话一说开了就好办了。陈恭澍直奔主题，武老说，他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即便帮不上忙也不至于把我给抖喽出去。这样，他每星期四回家，一周就这么一天，我去找他，探探口风。
    陈恭澍表示同意，但提示了几个谈话要点，一是不要过于直截了当，免得吓着他，再往下就不好谈了；第二，如果有门儿，也不妨试探一下，看他有什么要求，让他尽管提。
    彼此约定了周五再次见面，陈等告辞出来。陈恭澍拿了 200块钱，让张交给武老，给卞队长的孩子买点吃的，别让武再往里搭钱。
    好不容易等到周五，陈来到武家。消息不太好，卞队长见到武老，本已感到奇怪，看他还买了东西，以为是来托他找王克敏帮忙办事的，于是说，小小不言的事情，我还能说句话，但大事我可帮不上忙。
    武老看他误会了，就说，我不是为私事来的，也不是为你我个人的事情来的。卞队长一听脸色就变了，好像连听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
    武老看他这样，觉得不宜再往下谈了，于是只是说：希望你把国家和民族放在心里，不要害怕。      并约定下周四再和他见面。
    陈恭澍听了很失望，于是他又以请教的语气问武老，既然卞队长不肯直接动手，那么配合我们，来个里应外合怎么样？
    武老是军人，对特务不在行，讲打仗、动武，那绝对够给陈恭澍当师傅的。直接告诉他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彼此谁都不认识谁，又没有方便快捷的联系方式，谈何“里应”？怎么“外合”？一旦出了差错，要捅大漏子的。
    陈恭澍想想也对，武老劝他不要着急，说下礼拜四我还去，说什么也得让他想个办法。
    北平这边一时摸不到头脑，南京那边，戴老板可等不及了，一通电报接着一通电报，当然语气上对陈恭澍还是很客气，左一个“恭澍兄”、右一个“恭澍兄”，但意思都是一个——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制裁”之事到现在还没有着落。
    三催两催，把一向冷静、工作四平八稳的陈恭澍也给催急了，决定放弃眼前这种“温吞水”、按部就班式的工作思路——学王文，来硬的，不惜一切代价搞一次强攻式的“狙击”，非得把王克敏这个老小子给“办”了不可！
    于是陈恭澍当即电令王文，立刻在天津站行动组和“滦榆游击司令部”两个单位中挑选十名“忠勇之士”，并预备枪械，听候指示，随时准备赴平动手。
    武老那边，要等一周时间，到星期五才能有进一步的消息，陈恭澍在北平坐守愁城，又没有办法可想。这天，毛万里谈起，说北平区下属两站之一的陈资一站长想请陈恭澍吃个饭，饭后还可以摸“四圈”。
    陈和毛二人，都是麻将高手。当年，陈恭澍与戴老板初见面时，就是在麻将桌上，当时陈正好手风不顺，戴还替他摸了几把。
    眼下，陈恭澍一天烦都烦死了，哪里有这个雅兴，但知道大家看他心中郁闷，都是好意，也不好推辞。
    于是，平、津两地三个秘密单位的负责人，冒着生命危险坐在一起吃饭、喝酒、搓麻。
    除了二陈、毛万里，牌桌上还有北平区的一个会计，大家一边玩一边聊。打着打着，会计忽然冒出这么一句：“听说王瞎子也是高手，每打必赢。”
    大家谁也没搭他这个茬儿，于是他接着说道，“据说王瞎子经常到铁路俱乐部去玩牌。”
    听到这里，陈恭澍猛地一震，刚要追问，见毛万里朝他使了个眼色，就忍着没说话。
    四圈牌罢，各回各家，陈恭澍迫不及待地问毛万里。毛说，你来北平的特殊使命，我们这里没有几个人知道，我怕你一问引起他人注意。而且那个会计胆子特别小，不要节外生枝，关于铁路俱乐部的事情，我另外帮你打听就是了。
    好不容易等到了星期五，陈恭澍又去会武老，本不抱希望的他，居然意外地听到了好消息。
    首先，卞队长依然坚持反对在王克敏家里动手。很显然地，这样做肯定会将他自己置于极为尴尬的境地，是反抗还是怎么着——反抗会伤了自己人，不反抗，难道挺着挨枪子儿不成？
    另外，王家是大宅门不是轻易能攻得进去的，即便进去了，面对众多门户，一时也不一定能找得到王克敏，时间耽误得久了，必有麻烦。
    同时，卞队长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情报——每星期二，王克敏要外出与日本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会面，地点在“平汉铁路俱乐部”。
    陈恭澍大喜——这不就是会计口中的“铁路俱乐部”么？
    原来，王克敏不是去玩牌，而是每周要向他的日本主子、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汇报工作。
更绝的是，“平汉铁路俱乐部”就在煤渣胡同东口路南，门牌号码是20号，恰与煤渣胡同西口的37号北平站遥遥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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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0 11:25

续


    这也太巧了——老天要把王瞎子往枪口上送啊！
    据卞队长介绍，王克敏每次都是星期二下午两点准时到达“平汉铁路俱乐部”，如果打算对王克敏有所动作的话，在这里应该是最为理想的场所了。因为王克敏除了到外交大楼上班以外，这里是他唯一外出的地方了，别地儿他是不去的。
    第三，卞队长提出，一旦出了事，他自己的饭碗肯定是砸掉了，会不会被怀疑也很难说，所以事成之后，希望对他和家属予以适当的安排。
    对此，武老对陈恭澍说，我已经替你答应了卞队长，事成之后一定对他有一个说法。陈恭澍说那是肯定的，让他到天津去，我给他安排住处，愿意干什么工作，可以商量。
    同时，陈恭澍对武老帮的大忙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回到北平站，陈恭澍当即电令天津的王文挑选六名行动队员，即刻前往北平集结。
    利用这段时间，陈恭澍仔细地了解了“平汉铁路俱乐部”的情况。

    按：平汉铁路原名京汉铁路，建成于1906年 4月 1日，是甲午战争后中国第一条准备自主兴建的铁路，1928年改名为平汉铁路。平汉铁路的建成，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以水道与驿道为主的交通格局。依赖于这条铁路，汉口迅速繁荣起来，成为南北要冲和重要的水陆码头。
    平汉铁路自前门起，至湖北汉口市玉带门止。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平汉铁路的“北平火车站”叫“平汉铁路正阳门西车站”，1958年建新北京站的时候拆除，其原址在前门的西侧，即现在“大碗茶
”、肯德基的那块地儿。而不是我们大家现在还能看到的、前门东边的那个老火车站，那个车站的全名叫做“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是北京到奉天（沈阳）铁路的起点。


    “平汉铁路俱乐部”系平汉铁路高级职员的休闲娱乐场所，北平陷落之后被鬼子强行征用。
    王克敏每次来的时候，随身依然是两部汽车，一辆是他自己和随从，另一辆车上有四名武装警卫，到了以后，每次都是警卫们先下车，然后再保护王克敏下车。
    据卞队长介绍，此时动手是唯一的时机——由于这里并不是伪政府的机构或办公地点，因此警卫要松懈得多，只是门口有两名不带枪的警察，这些警察都是原来的留用人员，并非铁杆汉奸，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不会舍死相拼。因此，只要解决随身警卫即可直接面对王克敏。
    但大家不要忘记，就在“平汉铁路俱乐部”的斜对面，还有一个日本鬼子的杀人魔窟——东城日本宪兵队！
    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宪兵队不可能坐视不理，这才是“制裁”行动最大的变数所在。
    在这里要介绍一下煤渣胡同和几个重要地点的相对位置。
    笔者没有找到当年的老地图，从网上找了一张地图修改了一下（我博客中有），能看出个大概来。
    煤渣胡同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东口，临着东四南大街，现在叫东单北大街，再往东，隔着马路，正对着的是东堂子胡同；西口连着南北向的校尉胡同，从校尉胡同的北口出去，是东安市场；从校尉胡同往南就是协和了。
    煤渣胡同的北侧，毗邻金鱼胡同，两条胡同通过西侧的校尉胡同连通。
    煤渣胡同是旧北京一条很出名的胡同，清朝著名的“神机营”就在这条胡同里。
    清朝末年曾有“帝师王佐”、“鬼使神差”的说法。在“神机营”当差的，就叫“神差”；隔马路与煤渣胡同相连的东堂子胡同里，是清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中国最早的外交部门，由于当年把外国人一律视为“鬼子”，所以在这里当差的，就叫做“鬼使”，合起来叫做“鬼使神差”。
“东城日本宪兵队”的驻地，正是当年“神机营”的大院子。
    从地图上看，“平汉铁路俱乐部”和特务处北平站在路南，正好把着一东一西两个路口，东城日本宪兵队则在路北，离“平汉铁路俱乐部”约有 100多米的距离。
    因此，动手之后，往西跑是自投罗网。唯一的撤退路线，就是往东，出了胡同就是宽阔的大街，四通八达，如果是骑自行车，几分钟就可以消失得无影无踪。
    根据陈恭澍的要求，1938年 3月中旬，王文带着六名“忠勇之士”赶到北平，向陈恭澍报到。六个人分为两组，担任主攻一组的，负责人叫兰子春，另一组三人负责掩护，组长王文璧，就是王文的弟弟。据王文向陈恭澍汇报，他们此行带了六支“二十响”的驳壳枪，子弹 200发，管教把王克敏打成筛子。

    按：驳壳枪是那个时代最强大的手枪了，尤其是“二号”驳壳枪，与咱们在电影中和军事博物馆中看到的驳壳枪不完全一样，其弹夹长出来一块，与枪柄一样长，其中可装20发子弹，在自动挡的时候可以连发，几乎相当于微型冲锋枪了。如果几支枪同时对准一个目标打连发，几乎无有生理。


    陈恭澍觉得应该与参加行动的突击队员们见个面，一方面是认识一下，同时，自己露个面，对大家也是一种勉励。对此，王文深以为然。
    “然”是“然”了，这个面怎样见法，可是大费周折。这里是敌后，总不可能把大家都弄到北平站去聚会，更不可能像现在似地，找个酒店住两天，包个会议室，大家沏杯茶，摆点水果，搞个茶话会吧。
    最后商定，在东四的一个烧饼铺聚齐，大家分头前来，避免引人注意。
    次日，王文陪着陈恭澍到了餐馆，大家已经都到了，陈恭澍一看，一人一件老棉袄，一条缅裆裤，就知道哪些是自己的人了
    不要小看这个裤子，每人裤腰上都别着一支二十响呢。此前，王文已告诉自己手下的人，与自己同桌的，就是此次行动的最高指挥，人称“辣手书生”的陈先生了。
    席间，王文悄悄告诉陈恭澍，那个瘦高个子就是自己的弟弟王文璧，另一个黑大汉就是执行主攻任务一组的组长兰子春。这样，制裁行动的指挥者和执行者，就算认识了。
    饭罢，大家各自付账走人，陈恭澍带着王文到煤渣胡同“踩点”，并提醒王文，不要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行动是一方面，关键是那个“东城日本宪兵队”就在旁边，那可不是吃素的。
    对此，王文慨然道：“既然决定了要搞他一家伙，就不想那么多了，视若无睹，当它不存在就是了。”
    就此，陈恭澍与王文敲定了最后的行动方案。
    1938年 3月28日，阴风惨惨，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
    由于没有快速的交通工具，无法采用尾随的方式追踪王克敏的坐车。同时，由于“东城日本宪兵队”的存在，谁也不愿意从这里经过，宁愿绕着走，万不得已非得路过的话也不会有人在这里停留，因此煤渣胡同内行人非常稀少，如果采用在“平汉铁路俱乐部”门前“蹲守”的方式等待王克敏前来，会显得非常“扎眼”，说不定没有等到王克敏，却等来了日本鬼子的盘查。
    因此，陈恭澍他们经过事先的几次演练，已经把时间拿捏得非常准确。
    发起攻击的时间就是王克敏到达的时间，即下午 2点，整个行动由陈恭澍发动，其位置在东四南大街路东、正对煤渣胡同东口的一个卖豆汁的小摊。
    1 点50分，兰子春小组到达煤渣胡同，在东口逡巡。
    为避免引人注意，此前，王文带着第二小组从金鱼胡同东口向西，穿过校尉胡同，从西口进入煤渣胡同，向东走到“平汉铁路俱乐部”，王文璧等假意修理自行车停在20号门前，王文则继续向东走到胡同口，会齐第一组的兰子春。
    此时，王文的位置是既能看得见马路对面的陈恭澍，又能让胡同口的兰子春组和胡同里的王文璧组看得见他——因为王文是整个行动的枢纽，由他担任现场的直接指挥与协调。
    1 点57分，陈恭澍远远望见预定的目标——王克敏的两部汽车，沿着东四南大街从南向北驶来，前面一辆，除司机外，另有四名警卫，与预想的一样；后一辆车，除司机和副驾驶外，后座上却多了一个人——除了王克敏，还有一个什么人？
    陈恭澍不暇多想，“陡然起立”，此时，第一辆车已经左转弯进入胡同，第二部车正在要进还没进的当口——正是车速最慢的时候。
    陈恭澍迅速戴上一直拿在手中的帽子——几乎与此同时，胡同口骤然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稍停，胡同里跟着又是一通“噼噼啪啪”的枪响。
    整个行动与预想的几乎丝丝入扣——第一波攻击，是兰子春小组对着王克敏坐车所发动的；第二波，则是王文璧组狙击第一辆车上的警卫。
    陈恭澍处心积虑想要做的事，终于完成了。
    随着四散奔逃的人群，陈恭澍迅速离开现场，同时，他看到兰子春、王文等人或骑车、或步行，很快消失在人群中。
    绕了几个路口，陈恭澍从西头进入煤渣胡同，安然的回到了北平站，见到了毛万里。毛很高兴的对陈恭澍说，听到枪声了，想必是“恭澍兄”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陈说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得赶快了解。
    毛说这你就别管了，休息一下，我去找人打探。
    这一下午陈恭澍如何睡得着！好不容易到了傍晚，毛万里回来了，带回来的消息令陈恭澍非常沮丧——王克敏仅左臂受伤，同车的日本浪人山本荣治则当场毙命。
    第二天，报纸上刊出消息，除山本荣治以外，另有13人在战斗中受伤，但没说具体是哪一方面的人。
    陈恭澍不知道的是，就在出事的当天下午，为了“安定人心”，王克敏带伤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以表示自己“安然无恙”，“政权”仍处于稳定中。
    陈恭澍是职业特务，比毛万里要敏感得多，深知从今天开始，马上就是一场全城的大搜捕。
    因此，他从毛万里家出来，临走前告诉毛，自己要出去一趟，今晚不回来了，不要为他担心。
    多亏了王天木大哥当年的教诲，让陈恭澍结识了一大批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陈跑到他熟悉的八大胡同，以“大款”的身份，忍了两天两宿。
    到了第三天，陈恭澍与毛万里通了一个电话，毛一听是他，马上说你快回来吧，有急事。
    一见面，毛万里就说幸亏你那天走了，当天晚上日本鬼子就来了，你没有报临时户口，一旦查出来不得了。
    另外，天津站有一封电报给陈恭澍，陈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当天参加行动的突击队员，只回去了 5个——第一组组长兰子春和组员徐自富失踪！
    同时，戴笠从南京来电，除对陈恭澍等人的“忠勇除奸”表示嘉勉外，令陈速回天津，另有要事。
    行前，陈恭澍再次约见了张作兴和齐庆斌二人，来的却只有齐庆斌一个人，带来了一个令陈恭澍万分焦急的消息——武老在大搜捕中被抓，现下落不明，为避免连累，张作兴已经连夜逃往天津。
    至于卞队长，由于武老的线索中断，已经无法兑现当时的承诺了。
    1938年 4月 1日，陈恭澍返回天津，依然没有得到兰子春和徐自富的消息。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通过各种渠道，陈恭澍方才得知，兰子春和徐自富已经牺牲了。
    ——当天的枪战中，兰子春受了轻伤，但他在高度精神紧张中并没有感到，一路骑着自行车回到客栈才发现受伤，于是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不虞有他。一会儿。同组的另外两人先后归来，其中一人说要去串个亲戚，因此逃过一场大难。
    当晚，日本宪兵循着血迹追踪而来，逮捕了兰子春和另一名组员徐自富。在审讯中，二人均坚贞不屈，未几，在北平英勇就义。
    至于武老，陈恭澍很多年以后才得知，其夫妇二人被逮捕以后，均受尽酷刑，但坚不吐实，几个月后被放了出来，武老已经被折磨得“不复人形”，不久即含恨去世，其年轻的妻子则不知所终。
    “王克敏”案到此为止。虽然多有损失，但平心而论，在危机四伏的敌后，陈恭澍等不顾个人安危，以拼死一搏的勇气，狙击汉奸，不失为豪杰之举。
    此战过后，陈恭澍“辣手书生”的名号不胫而走，好比逍遥津大战之后的张辽，华北群奸，“闻其大名，小儿不敢夜啼”。
    7 年之后的1945年12月 5日，时任军统局北平站督察的齐庆斌亲自拘押了王克敏，为自己的铁哥们陈恭澍出了一口恶气，同时被逮捕的还有殷汝耕等汉奸共14人。
    1945年12月25日，王克敏因鸦片烟瘾发作死在狱中，这样一个恶名昭彰的人物，居然被他逃脱了“显戮”，实在是不公平。
    陈恭澍的故事，暂时只能写到这里，因为再往下已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而特务处也在1938年改建为军统局，但此前的许多事情还没有讲，如果顺着陈恭澍的事情一路讲下去，等再回头说其他事情的时候，读起来难免会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
    因此，为了叙事上的条理性，陈恭澍的故事暂且打住。
    但在这里，必须对一个人的结局做出交代。
    这个人就是王文。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陈恭澍出掌平、津两站期间，共主持了“张敬尧”案、“吉鸿昌”案、“石友三”案、“殷汝耕”案、“王克敏”案等 5起行动案件，除“张敬尧”案以外，王文深度参与了其后的四个，如果不限于“四小杀手”的话，王文也无愧于“杀手”的称号。
    王文，原名王文翰，天津宝坻人，1909年生，1934年加入特务处北平站，系天津站“情报组”组长吕一民的表弟。后王文任天津站行动组组长、“滦榆游击司令部”直属大队长。
    前面说过，王文的家，是宝坻的一个富户，因此，当“滦榆游击司令部”成立时，便将本部设在了其家中。
    后来日本鬼子攻下宝坻后，将王文家的老屋一把火烧成了白地。
    抗战开始以后，王文继续在敌后开展特工活动，1939年 9月，王文在北平被捕，同年就义，年仅
30岁。
    王文的弟弟王文璧，则于狙击王克敏之后不久的1938年 8月，在宝坻对日作战中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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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0 11:47

11、“郑苹如案”

    郑苹如是牺牲在四十年代上海秘密战中许许多多烈士中的一位。
    郑苹如生于1918年，父亲郑钺曾留学日本，娶了一位日本太太，所以郑苹如是个混血儿。
    郑钺与中统特务陈宝骅（陈是陈果夫、陈立夫“二陈”兄弟的堂弟）是很好的朋友，由于这个关系，郑苹如与陈宝骅也走得很近，后来成为中统特工，并接受了刺杀丁默邨的任务。

    按：以上是较为大众的说法，笔者认为，郑苹如究竟是不是中统特工，还有疑问。个人倾向于郑是基于民族义愤，主动请缨刺杀丁默邨的。


    刺杀的经过，网上材料很多了，大体是抄来抄去，每抄一次，佐料就多一些，戏剧性就多一些，还着意加上了某些‘香艳’色彩，什么某特务爱上她，到行刑时下不去手等等。把苏妲己的故事都安到郑苹如身上了。
    说这些话的人，我只能说他们既无人心，也无脑子。
    所以这些不再赘述，大家只要知道郑苹如是抗日先烈就行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郑被捕后，汪伪当局曾找到郑的父母，说可以释放郑苹如，以此要挟郑铖出任伪职，
    其父母均严词拒绝。
    这叫精神！这叫气节！
    1940年 2月，郑苹如烈士在上海从容就义，行刑的就是军统叛徒、刽子手林之江。
    次年，郑苹如的父亲郑铖因思念女儿，抱恨而终。
    1944年 1月19日，郑苹如的弟弟、空军飞行员郑海澄在保卫重庆的空战中牺牲。
    1944年 8月 7日，郑苹如的未婚夫、郑海澄的战友王汉勋在执行任务时牺牲。
    郑苹如一家，可谓满门忠烈！
    1966年，郑苹如的母亲木村花子在台湾辞世，享年80岁。蒋介石亲题挽联“教忠有方”。
    郑苹如出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色戒》，其故事原型被认为取材于“郑苹如刺丁案”，这大家都知道了。
    郑苹如的妹妹郑天如曾公开抗议，并呼吁大家“切勿把片中沉溺情欲无法自拔的女主角，与历史上大义赴死的抗日烈士郑苹如画等号”。
    张爱玲是否画了“等号”不重要，关键是我们不要去画这个等号就是了。
    另外，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色戒》的原著，如没看最好看一下，因为李安加了很多自己的东西进去。
    既然说到这了，就再说几句张爱玲。
    张爱玲是抗战期间躲在“孤岛”上海弄文学的一个，当时像她这样的作家有一批，出于这个原因，解放以后，张爱玲的作品也不太受人关注。
    张爱玲“暴红”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连带着她那个汉奸情人胡兰成。
    要说谈世界观，以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张，那显然是两股道，没法谈。但即便以当年而论，至少要说张爱玲这个人，起码是民族意识不够鲜明吧。国家都这样了，还有闲情逸志风花雪月，还讽刺某个女作家长得好不好看。
    不怎么样！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所以张爱玲多少有点贵族血统。弄得眼高于顶，一般的人是瞧不上的。

    按：张佩纶属清末的“清流派”，这一派都是翰林，大都属于那种志大才疏的人，今天骂这个，明天损那个，就一样，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的能力（张之洞是个例外）。让他们去负实际的责任
，一定锛事。
    张佩纶就是这么个人，整日里大言不惭，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他看得上眼。结果被人下了套，在中法战争中（1884年）被派到福建督战。这些人哪会这个，吹牛是可以的，打仗是不会的，结果打败不说，他自己还闹个临阵脱逃，丢人丢到了家！


    笔者不太喜欢张的作品，应该说运用文字的能力还是挺纯熟的，但一味地哀婉绮靡，气象不高。
既然说到张爱玲，就不能不说胡兰成，这个男人对张关系太大了。
    对此，许多人不免腹诽：你张爱玲爱谁不好，偏要爱一个汉奸；爱也就罢了，还爱得死去活来。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似乎天生就招女人喜爱。
    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朋友，或者认识这样的人，本人其貌不扬，也不一定有多高的社会地位、也不见得多有钱、也没见啥大本事，就是找女人一门灵。今天找一个，明天换一个，女人跟了他好象还挺美，拣了个宝似的。
    这个，只能解释为——这种人的“性商”比较高、他身上从骨子里渗透着一种吸引女性的东西。
    没辙，这个不是生气的事。你有本事，但你找不着对象。
    胡兰成就是这么个人，而且他的“性商”可以说高到了极致，接近无与伦比的程度。
    更厉害的，胡兰成有才。
    胡是个大才子，典型的江浙才子。
    关于胡的情事，大家去看《今生今世》就行了，没看过的网上有，这里就不多说了。
    胡兰成在海外名气很大，尤其是日本。他涉猎很广，不光会写散文，还是个学问家，其学说是成体系的。
    但我认真看了的只有《今生今世》，感觉也是那种腻腻歪歪、粘粘呼呼，不爱看。
这里只就他当汉奸的经历，简单介绍一下。
    胡兰成是浙江人，燕京大学肄业。
    1939年，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成立所谓“中央党部”，胡任其机关报《中华日报》总主笔。1940年—1941年，还曾兼任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即常务副部长），后因卷入伪政权的派系斗争，不但给撤了职，还关了些日子。
    这就是胡兰成的汉奸经历，满打满算三年，时间不长，但足以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44年，胡在上海认识了张爱玲，1947年分手，也只有三年，但足以影响张的一生。
    凡跟了胡的女人，鲜有时间长的，唯一的例外是最后一任太太佘爱珍。

    按，佘爱珍的前夫吴世宝，原来是上海滩的一个“小猪猡”，后来成势，并参加“76号”，成为汉奸，以后我们会提到他。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胡兰成潜逃到老家浙江，并辗转于上海、香港等地，1950年前往日本定居。
    1974年—1975年，胡兰成曾有一个很短的时间到台湾任教，但终因观感太坏，被轰回日本。当时台文化界曾有人撰文《汉奸胡兰成速回日本去！》
    1981年，胡在日本去世，终年75岁。
    这样一个于公理、于私德都有所亏欠的人，居然得享高龄善终，也算奇事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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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0 12:10

12、“中央党部刺汪”案

    汪精卫这个人一生经历极为丰富，撇开最后当汉奸不说，前半生，端的是丰富多彩。比如，汪精卫虽然是
    一介书生，却曾经当过刺客、也曾经遇刺，而且遇刺一回还不够，还要来个两回。
    当刺客的那一下，就此奠定汪精卫一生的革命本钱。
    遇刺的两回，第一回有点冤，第二回可是咎由自取。然而，最终真正要了他的命的，却是第一次、即今次要说的“中央党部刺汪”案。
    谈到汪精卫，真的有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这么老资格的一位“革命家”，最后居然落水当了汉奸，想起来都替他惋惜。
    不过，这也是他长期亲日的必然结果，否则，不至于在中央党部替他“一生的政敌”蒋介石挨枪子儿，所以说冤也不冤。

    按：在国民党内部，乃至往前回溯到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等等，其高层人士中，相当多的人都有深厚的日本背景，首先就是中山先生。更有大批的留日学生，如黄兴、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等而下之的，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殷汝耕、王克敏，军统内部的王天木等等，就更多了。我们前面说了，之所以八年抗战中会出现那么多汉奸，与当时政界的中、上层有一大批亲日派，有直接的关系。


    1935年11月 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此后不久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会议。
    会议地点在南京中央党部大院。第一天会议的程序是：
    8 点：与会人员到中山陵“谒陵”，然后回到中央党部；
    9 点：准时进行大会开幕式，听汪精卫做报告；
    开幕式结束后，大家在院里照合影；
    10点半开始大会的预备会议。
    当天，蒋介石于 8点前到达“总理陵堂”，结果蒋发现他居然是来的得最早的。过了 8点，“中委”们才陆续来到，而且许多人很不严肃，没有按事先的通知要求着礼服，穿中山装的、制服的都有，居然还有人穿着便装就来了。
    蒋介石非常生气，但碍于正置身中山先生陵园，不便发作。 8时20分，谒陵仪式结束，蒋介石一怒之下，把他事先定好的讲演也取消了，坐上车就走。
    在返回中央党部的路上，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辆出租车从后面很快地追上来，在超车的过程中，还有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往回看。蒋介石发现了，觉得不对头，于是叫慢点开，让出租先过去。
    开了一段，赫然发现那辆出租居然停在路边等着他们，蒋大怒，令人下去盘问，一问，对方说是记者。
    一个记者的车、还是辆出租，敢超蒋介石的车队，还窥视、守候，想干什么？
    但问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总不能因为超了你的车就抓起来吧，只得作罢。
    回到中央党部举行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由汪精卫致开幕词。原来拟订的开会程序，依照以往的惯例，有“默念总理遗瞩”一项，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主持人把这一项漏掉了，汪精卫在意外的情况下，提前上台致开幕词：
    “我们这几年，看见了各位同志的努力，其中如‘剿匪’之努力，已得到极大的成绩。其他建设，也得到若干成绩。但这种成绩，并不能使我们得到满意和安慰，就是因为国难并没解除，而且更加深重……，我们决心以无限的勇气，来负担这责任，以谋国难之解除”。
    由于意外的变故，据陈公博后来回忆，著名的“演讲专家”汪精卫，当天的表现极为失常，“声音颤抖、脸色苍白”。
    汪精卫的开幕词很短，只有20分钟就结束了，大家下楼来到门前的台阶上，分成五排准备合影。
正中，自然是蒋介石和汪精卫，第一排的还有林森、张静江、孙科、戴季陶、阎锡山、张学良、张继等等。
    除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因患病行动不便，给他设了一张藤椅之外，其他人都是站着。
    大家都排好了，蒋介石却迟迟不露面，汪精卫让蒋的侍卫长王世和去请蒋“莅临”，等了半天还是没来。
    汪精卫只好亲自去请。蒋说，今天秩序太乱，我觉得要出事，我不去了，你也不要去。
    蒋不愧是军人，第六感官很灵敏。
    汪精卫则不以为然，说这么重要的场合，咱俩都不去不太好。
    说了半天，蒋就是不动地方，汪精卫只好自己出来，站在中间。记者们对着第一排围成一个半圆形，嘁哩咔嚓一通闪光，9 时35分，摄影完毕。
    汪精卫正准备转身，此时突然一个记者跳了出来，高呼“打倒卖国贼”，随即掏出手枪，冲着汪精卫就是三枪，汪应声倒地。
    以事出突然，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衮衮诸公，此时都露出了原型。据陈公博说，张静江“滚到地上”，孔祥熙居然“钻到汽车底下”。
    这个时候——挺身而出的，居然是文人张继。
    张继，与唐朝某著名诗人同名，1882年生，河北南皮人。
    这个南皮是个很有名的地方，晚清名臣张之洞祖籍就是这里的人。
    张之洞是同治二年恩科的探花；他的堂兄张之万更了不起——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状元，这两科都很出名，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厉害，并不是因为张之万这个状元，而是因为这一科出了个李鸿章，不过当年他的名次比张之万可差远了——二甲第十三名进士！
    同治二年恩科的状元叫翁曾源。翁曾源是翁同龢的侄子，著名的“叔侄两状元”传为佳话。翁曾源患有“羊角风”，一发病就口吐白沫、人事不知。事有凑巧，正好殿试那天精神抖擞，把张卷子答得无懈可击，一举抡元。
    所以，和张之万那一科相同，同治二年恩科也不以状元闻名，出名的是探花张之洞。
    从二张兄弟起，南皮文风大盛，张继就出生在南皮的一个世家。
    1899年，张继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遂“投身革命”。后来，因与邹容等强行剪去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辫子，张继被驱逐回国。
    回国以后，张继与黄兴创立华兴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作为国民党元老，张继成为与胡汉民、汪精卫、张璧齐名的“南胡汪、北二张”之一的人物。
    辛亥革命以后，张继任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李大钊同志就是由张继介绍加入国民党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张继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为故宫博物院的创立以及重要文物的保全起到过重要作用。但他与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不大对付，时有龃龉，到最后居然出以政治手段，结果弄出了“故宫盗宝”的惊天大案，易培基竟至抱恨而终。
    其中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隔了多年之后，依然是各执一词，政治家的政治手腕，原不是我们这些晚生后辈可以置喙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参看吴祖光先生的父亲吴瀛老先生的《故宫尘梦录》。
    关于张继，有很多话题，比如他的“惧内”、比如他家公子闹出的那桩很出名的命案，奈何离题万里，不说也罢。
    但有一点必须要说，张继是一个极有胆识、有担当的人。1904年，华兴会在长沙组织暴动失败后，张继作为一个书生，曾“手持双枪”，冒死护送黄兴突围。
    l947年，张继病逝于南京，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扯远了。
    却说1935年11月 1日，汪精卫被刺，当时已经53岁的张继，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从背后死死抱住了年轻力壮的刺客，旁边的张学良上去一脚将刺客手中的左轮踢飞。
    这时，汪精卫的卫士才赶到，两枪将刺客打成重伤。
    枪法还真不错——这么近的距离，居然没伤着张继。
    最先赶到出事现场的，是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
    此时汪精卫自忖必死，于是说：我为革命，死而无憾。
    陈璧君是一个性格非常刚强的人，生死关头面前丝毫不露小女子态，只是说：“四哥（汪在家里行四），你放心吧，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结果我早已料到。”
    这时蒋介石也赶来了，汪精卫对他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以后的责任，要你一个人来负了。”
    蒋介石一条腿半跪下来，握住汪精卫的手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多说话。”
    陈璧君也是“老革命家”了，当年曾“毁家纾难”，在国民党内很有声望，论资格还老于“后起之秀”蒋介石。因此毫不客气地对蒋说：“蒋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何必用这种手段! ”
    几句话说出来，抢白得“蒋先生”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心里“搓火”又不便发作。
    据陈公博回忆，当时还是他亲自给中央医院打的电话，说了半天，对方才肯出诊。
    医生半天不来，汪精卫就那么躺在地上，蒋介石和陈璧君就那么站在旁边等着，另一边还躺着一个刺客。
    ——要说这事也够新鲜的，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出了这么大的事，医院居然还敢推三阻四，今天的我们，
    真是不可理解。
    这时，大家忽然发现孔祥熙“失踪”了。
    找了半天才发现孔祥熙在汽车底下，出不来了——进去的时候出以慌乱，多小的“空”都能钻进去，出来可就不行了。找了几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拽出来，把马褂的袖子都给拽撕了。
    检查结果，汪精卫身中三枪——刺客一共就开了三枪，由于是抵近射击，三枪全部射中，而且还有“绝”的——
    刺客开枪的一瞬间，汪精卫正在转身，因此这三枪，有从后面打进去的，也有从前面打进去的、还有从侧面打进去的，你说这三枪挨的，一点不糟践。
    后面的一枪最轻，打穿了左上臂，属于贯穿伤，处理一下伤口即可。
    前面的一枪就有些麻烦，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做了三次手术，才把把子弹取出来。
    问题最大的是侧面的一枪，从右背射进，可是子弹却怎么也找不到。没办法又送到上海一家法国人办的医院，结果发现子弹正好卡在肋骨上，伤及脊椎。
    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医生认为取出子弹难度很大，且有生命危险，建议保守治疗，用药物控制，并保证30年不会出问题。
    ——殊不知，
    9 年之后，正是这颗子弹，要了“汪逆精卫”的命。
    与汪精卫同时被送到医院的还有刺客，当时，卫兵们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晨光通讯社”的记者证，姓名是孙凤鸣。另外，只搜出一颗用于自杀的鸦片烟泡和六角钱，可见刺客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做这件事的。
    汪精卫被刺，日子难过的却是蒋介石。
    用陈公博的话说，大家都怀疑这件事是蒋先生的特务队干的。
    “蒋先生的特务队”是蔑称，指的就是戴笠的特务处。
    想想也正常，谁都知道“蒋先生”和“汪先生”不对付，汪先生遇刺，那不是蒋先生干的还有谁？别人谁有这么大胆子?
    再说了，照相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出席，显然是事先就知道有事要发生，再明显不过了。
    其实，这件事真是冤枉了“蒋先生”。试问，蒋介石要刺杀汪精卫，在哪儿不行，非得在中央党部？什么时候不行，非得在中央全会开会的现场？蒋介石怎么会干这种蠢事？
    无奈这种事无法辩白，说了别人也不会相信，蒋介石“哑巴吃黄连”，背了个天字第一号的巨型黑锅。
    要想撇清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破案。
    据说当时蒋介石就把戴笠叫来痛骂了一顿：“人家都打到中央党部来啦！每月几十万元法币给你们，就为酿出这等祸事吗？”
    当天，一向冷静、讲究风度的蒋介石，居然用冷水冲头，可见“搓火”到了极点。
    确实，一个国民党的“中常会”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不要说还是国府的“行政院长
”），居然在自己家里被人行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一个笑话。
    既然是“笑话”，就有人在等着看结果。
    有的记者去采访国府主席林森，林说：“外边的事，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是替蒋先生掌印把子。”
    还有记者去问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吴“顾左右而言他”，说：“我是无锡人，无锡有 108个烟囱，全国都像无锡，做到实业救国就好了。”
    当然了，也有一些人颇为关心——都是些吃特务饭的。
    宪兵司令谷正伦找到桂永清商议，怀疑是康泽他们干的。
    陈立夫也在自己的内部进行追查，他手下不是也有个特务机构么——叫“中央党部调查科”的。
当天下午，蒋介石召集相关人员开会——都是形形色色的特务——有陈立夫、有宪兵司令谷正伦、有教导总队长桂永清、有黄埔同学会刘健群，还有复兴社的贺衷寒、康泽、邓文仪等等。
    蒋介石大发脾气，又提起他今天从陵园到中央党部路上遇着记者出租车的事说了一遍，指责宪警工作失误，要求抽调得力人员参与侦破，经费由军政部拨用，限一星期查出头绪，一个月内破案，否则，今天到会的人全部撤职查办。总之，不惜人力物力，必须早日破案，“以正视听”。
    蒋介石还要求，每天要派人去中央医院探望汪精卫伤情，并向他汇报情况——其实，探病是一方面，关键是看看都是些什么人在往医院跑、谈些什么、是不是又在往我身上“泼污水”！
    确实，汪精卫一出事，中央医院立马变成了“临时中央党部兼行政院”。汪精卫不是一般领导，出了事，大家都得拎着东西去看。不要说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士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往医院跑，有的是探病的、有的是看情况的，陈璧君安排人接待，忙得不亦乐乎。
    蒋介石特地请各派系首脑代表他前去看望汪精卫，同时侧面向陈璧君解释：“这事真不是蒋先生派人干的，保证限期破案。”云云，并请陈壁君派人参加侦破，以示坦白。
    次日，汪案特别侦查处成立，下设 4个组：
    第一组是戴笠的特务处；
    第二组由教导总队桂永清负责，以教导总队中的复兴社基层骨干为主；
    第三组由宪兵司令部谷正伦负责，由宪兵、中央军校中的复兴社基层干部组成；
    第四组由中央党部负责。
    在特务处召开的汪案特别侦查处成立大会上，与会者对案情进行了分析。军校八期毕业生吴幼元，当时在教导总队任职，参与了侦破。据他回忆：大家分析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情况：
    “国内方面：共产党：经过长期作战，伤亡惨重，只求整补自安，不会寻找麻烦，也不会采用刺杀个人手段。
    民主党派：没有这样大的魄力和胆识出此下策。
    国民党内部：胡汉民的两广集团，目前政治、经济都很困难，不会向中央挑衅。
    地方势力：如山东韩复榘，也只是与日本人暗中勾结，已派部队进行监视，不可能刺汪。如云南龙云、四川刘湘、贵州王家烈，以及西北地方实力派，虽对中央怀有二心，但与汪无宿怨。
    国际方面：
    意大利帮我建设空军，但又与日本互通情报，出于某种动机，刺汪或有可能。
    德国情况和意大利一样，一面助我训练新军，一面又偏袒日本，曾卖军火给西北地方实力派，反说中国人不争气，有可能参预刺汪案。
    俄国人（当时对苏联通称）是第三国际总部，企图中国赤化，经常在边界挑衅，阻碍中国统一，但不会采取暗杀手段。
    日本，侵占我东北四省后，网罗汉奸，进行颠覆活动，是最大的敌人，很可能收买亡命之徒，进行暗杀、破坏活动。”
    但以上说的都是可能，没有任何证据，目前，唯一线索应从孙凤鸣和晨光通讯社入手。
    问题是——孙凤鸣已经死了。
    遇刺当天，汪精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然而，汪精卫的慈悲心肠已经无济于事。
    孙凤鸣所中的两抢都在胸部，送到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为了掏出口供，特务命令医生尽全力抢救，即便如此，孙凤鸣始终处于昏迷状态，于11月 2日凌晨 3时许死亡。其间，孙曾在弥留之际说了“中央军校”、“姓张的”等几个词，其他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根据这唯一的线索，特务们把目光集中到了“中央军校”。
    所谓“中央军校”，其实就是当年的黄埔军校——1928年，蒋介石以中央军事委员会名义，将已经迁到南京的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按：从“黄埔军校”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其实远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热闹着呢，最极端的时候，在武汉、广州和南京同时出现了三个“黄埔军校”。这事，以后讲“黄埔军校”的时候再说。

    中央军校的教职员工及学员有4000多人，特务们大海捞针一般地挨着个核对，最后列出十多个姓张的作为嫌疑人。
    其中，特务们发现有一个有少尉张某比较可疑。
    张某是安徽合肥人，二十五、六岁，由于其妻没有工作，生活比较拮据，但一个多月前，张家忽然雇了一个佣人，其妻还添置了不少新衣服，其消费水准与收入水平明显不相称。另外，其妻有时几天不归，行迹亦有可疑之处。
    当时中央军校教育长是张治中，特务们在未向校方通报问题的情况下，秘密拘捕了张某夫妇，并进行隔离审查。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夫妻双方同时被捕，因为分别询问，两下一凑，破绽立现。
    经过对张某两口子的讯问，发现双方供词彼此矛盾、互相出入之处颇多，如介绍人、结婚时间、地点，都对不上号，立即将张某夫妻关押起来。另外派了两个特务假扮夫妻住进了张家，守株待兔，等着有人来自投罗网。
    果不其然，11月 3日夜，接到上海来的一封电报，内称“母病速归”四个字。
    特务们问张，张说母亲在合肥，上海没有亲戚。又问其妻，也说上海没有亲戚。
    ——张某夫妻没有反侦察的经验，他俩是不知道上海有电报来，照实供认的。
    至此，特务们认定，此事必然与汪案有关联——孙凤鸣说“姓张的”，很可能就是这对夫妇。
    于是决定放鸟出笼，送张妻去上海。
    事实证明，特务们还比较专业，张某夫妻正是本案的第一和第二个关系人。
    为保证着唯一的线索不断线，行前，特务们做足了文章。为避免出事，先打电报给上海，派大批人到车站迎接。包了整整一节车厢，派了四十多个男女特务随行陪同前往。另外找了一只小皮箱，装进好几十斤乱七八糟的东西，让张妻下车时拎着——这是因为，一般人如果在提着重物的情况下，是无暇东张西望的，避免暴露，另外还有两个女特务扮作佣人。
    11月 4日下午上车，5 日上午，整整一车厢的特务随着张妻到达上海。
    张妻出站没走几步，就有一辆黄包车悄没声地来到她面前，说“请上车”。
    价钱也不讲，也不说拉到什么地方——典型的地下工作者的接头方式。
    随行的两位女特务马上说：“小姐上车吧，把车帘挂上。”这是避免她看到外面，走漏消息。其他的特务，有坐人力车，也有打车的跟在后面。
    车子到某酒店门口停下，张妻下车，一个穿长衫的人来将其接到早已订好的房间。
    “女佣”对“长衫”说：“小姐车上着了凉，你去买点阿司匹林来。”
    “长衫”一下楼，马上被特务们拘捕。
    “长衫”是本案的第三个关系人，一经拘捕，即刻招供。不过他是个“打杂”的，并不了解多少内情，只知道张妻经常到这家酒店来。几天前，说她又要来，两天前就订好房间，至于张妻是干什么的，“长衫”并不知道。
    再问“长衫”的上线，说是“五洲药房”某人。
    接着抓——第四个。
    “五洲药房”说了，自己是交通员，上线叫何圣明，但何圣明是干什么的、住哪里统统不知道。
再问。“五洲药房”又供出一个人来，说有一个拉黄包车的，大家都叫他“林大哥”，有时也交代他预订房间、买车票、船票等等。
    特务们一听，马上联想到在火车站的那个车夫——第五个。
    抓来一问，原来这个车夫并不是“林大哥”，但他知道“林大哥”的住处。
    完了！一个人带出一串来——
    特务们直扑林家。“林大哥”不在，其妻说：“老林去太古码头接客，回家时间说不好。”
    特务给她一块钱，请她把“林大哥”找回，说是“南京来人，已送到老地方，请他去接一趟”。林妻心想这一块钱挣的可是忒容易了，高高兴兴地就去了。
    这帮子特务是真够坏的，就这么“蒙”老实人！
    女人叫了辆黄包车在前边走，一帮子特务在后面偷偷跟着，同时派人先到太古码头隐蔽。
    到了码头，林妻走到一辆黄包车前，与车夫说话，想必这就是“林大哥”了。
    先期到达的特务们已经了解清楚，有艘香港来的客轮，在广州、厦门停靠过，马上会靠岸。
    船到，有三个客人走在旅客的最后面，“林大哥”迎上前去，其中一人说：“来了三个人，再叫两个车来”。
    也不讲价钱，拉车就跑，直到张妻最初入住的酒店。
    特务们早已密布整个饭店，扮成茶房的特务引导三人到三楼。来人问，为什么上三楼 ?“茶房”说：这几天二楼没有房间。
    三人来到三楼 315房间坐下。当“茶房”再次去送开水时，一人正在打电话，“茶房”说电话坏了，请到办公室去打。
    ——自然，电话已被特务事先掐断。
    三人似乎已察觉到有点不对头——其中一个人问：“今天是什么戏？票可以买到吗？”
    这个显然是在对暗号——“茶房”不知怎样回答，只好说：
    “可以买到。”
    对方一听马上关门动武，三人将“茶房”按在地上一通狠揍：“你是什么人？”
    “茶房”也很硬：“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是什么人? ”
    对方厉声喝道：
    “不许喊。”随即用毛巾捂住“茶房”的嘴。
    此时，守候在在门外的特务听到房内有异动，立即将门撞开，掏出手枪说：
    “不许动！”
    此时，三人中的一人，慢慢退至窗口，跟着突然一窜，跳出窗外，摔在马路上，特务们追下去时，已经摔死了。
    据被逮捕的另外两人供认：
    他们在香港、广州、汕头、新加坡都有据点，上海、南京有工作组，摔死的就是上海组负责人。
南京组负责人叫华克之。南京的晨光通讯社，就是他们掩护工作的据点。“林大哥”是他们的交通员。
    至此，特务们大获全胜，在上海，一共逮捕了六个人——“长衫”、“五洲药房”、火车站的车夫、“林大哥”
    以及坐船来的两人。连同张妻，一同解回南京审讯。
    公平地说，从办案的角度看，上海的一路，已经够利索的了——从11月 5日到上海，仅用了10天时间，到11月15日已经抓回了 6个人。
    然而南京这边更快，不待上海的一路回来，已经查出了指使者华克之！
    南京的晨光通讯社，早在出事的当天，由于从孙凤鸣的身上搜出了一张“晨光通讯社”的记者证，已经被特务们搜查过了。
    搜查由南京市警察厅长陈焯、宪兵司令谷正伦亲自带队，前往陆家巷23号晨光通讯社搜查。可以想见，等特务们赶到，晨光通讯社早已人走屋空。只剩下几张办公桌椅和文具用品。另外有一大堆纸灰，而且烧了以后，还经过反复翻弄，十分老到。
    在现场勘查中，有一只旧信封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信是从江苏扬州江都寄来的，收信人叫华克之。特务们据此分析，江都可能有晨光通讯社的人，于是在11月 2日下午派人到江都，按发信地址找到一个“黄先生”。
    特务们事先早已设计好，假装很熟稔地问：“南京的人回来了吗？”
    “黄先生”也是个没有任何反侦察经验的人，一看对方单刀直入，心想肯定是自己人，直截了当地实话实说：“回来了，昨晚到的，今早去的东乡洪家，那儿可以暂住。”
    特务们说，那我们说去“洪家”。“黄先生”说：我陪你们去。
    到了“洪家”，见到两个人，神情紧张，一见有陌生人来就准备动武，可想而知他们不是训练有素的特务的对手，连同“黄先生”一同被逮捕。
    据三人供认：晨光通讯社经费由王亚樵提供，负责人为华克之，华于11月 1日上午已经离开南京。
    至此，“中央党部刺汪”案已经破获，共逮捕有关者14人，刺客孙凤鸣已死。主谋王亚樵在逃、华克之不知去向。
    经审讯，大体搞清了此案的来龙去脉。
    王亚樵，生于1887年，安徽合肥磨店乡人（与李鸿章是一个乡的）。王亚樵参加过同盟会，曾在家乡起兵响应辛亥革命，事败后组织名为“安徽斧头帮”的帮会组织，逐渐成为职业杀手。
    华克之，1902年生，本名张建良，江苏扬州人。早年加入国民党，南京金陵大学肄业，曾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
    孙凤鸣，1905年生，江苏铜山县人，原十九路军六十一师中尉排长。“福建事变”平息后，蒋介石命令六十一师调南京整训，六十一师在未到达南京以前，师长中途不辞而别，抵京后，蒋介石下令改编，校级军官另调其他部队任用，尉级军官送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受训，士兵由教导总队接收，名为改编，实系吃掉。孙风鸣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了部队，并认识了华克之，后又加入了王亚樵的“安徽斧头帮”。
    华克之、孙凤鸣的共同理想是刺杀蒋介石，于是，他们设想在南京建立一个通讯社，一方面掩护身份，另一方面，记者采访经常有接近高层人士的机会，可以就便下手。
    关键是开办资金怎么解决，他们想到了王亚樵，适逢王亚樵也以铲除蒋介石为己任。于是王找到了曾发动“福建事变”事败的李济深和陈铭枢。李、陈一听极表赞成，于是资助5000元港币，托王亚樵转给华克之，作为活动经费。
    有了经费，还要有人担保。按照当时的规定，申请成立通讯社须有“殷实铺保”、“连环铺保”即保上加保，同时再加上一位科长以上的在职官员作保，方能领到许可证。
    华克之通过熟人，上下疏通，很顺利地办妥了通讯社的手续，批准的时间是1934年11月。登记表上注册社长胡云卿（华克之），总务主任兼编辑主任张玉华，采访部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

    按：晨光通讯社出了事，铺保自然也跑不了。结果一查，晨光通讯社的铺保是建康路一家照相器材商店，两个月前倒闭了，主人去向不明。
    连环铺保是香港一家衬衫厂，据特务们在香港调查的结果，该厂在三个月前迁往广州，广州一查，根本就没这个地址。
    只有保人倒了霉，不知道华克之他们怎么托到中央党部的一个科长做担保，供称是为友人所骗，当即被撤职查办。


    晨光通讯社开办以后，几乎一年时间，华克之、孙凤鸣一直找不到合适机会下手，此时经费已堪堪用完。
    适逢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二人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遂决定不顾一切，由孙凤鸣做博浪一击。
    当天的目标，本来是蒋介石，但蒋比较敏感没有露面，于是孙凤鸣临时决定刺杀抗日态度同样消极的汪精卫。
    在审讯的全部过程中，特务专门请陈璧君派人参加，以证明此案与蒋介石无关。
    在本案的叙述中，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笔者始终用“特务们”指称所有参与“破案”的人员，而没有明确地说“特务处”。
    这是因为，“中央党部刺汪”案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件非常有名的大事，流传下来的史料甚多，惟其如此，令人莫辩真假。尤其是各色人等的回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彼此矛盾、互相出入。按军统方面的记载，比如沈醉先生的回忆录，此案完全是特务处破的，跟其他三个组毫无关系，而教导总队的说法同样言之凿凿，各种细节跃然纸上，编是编不出来的。
    这个，作为后人的笔者显然无从分辨，只好以“特务们”概言之，好在这并不重要。
    “中央党部刺汪”案的另外两名“主谋”，华克之后来投身革命，成为著名的传奇人物。解放后，华克之同志曾任中调部副部长，1998年逝世，享年96岁。
    抓不到华克之，戴笠的手指向了王亚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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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0 12:21

13、“王亚樵”案

    王亚樵是个很出名的人物，网上资料很多，我就不更多的写了。只说点大的，白川义则知道吧？
    不知道？
    侵华日军在中国一共就死了六名“大将”军衔的高级军官，白川义则就是其中之一。
    1932年 4月29日，这一天是日本天皇的生日——由王亚樵策划，由朝鲜人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将白川义则炸死，同时被炸伤的还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
    重光葵这个人，大家应该更熟悉
    ——1945年 9月 2日，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兼大东亚大臣的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在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书。
    戴个高礼帽，穿身燕尾服，手里拄个拐棍的那个跛子，就是重光葵——“密苏里号”那么高，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爬上去的！
    对于王亚樵，戴笠并不陌生。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戴笠就曾给王亚樵打过下手。
    从1916年戴笠被学校开除，到1926年在毛人凤的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到广州考取黄埔军校，戴笠曾有长达十年的时间在“打流”。换言之，从20岁到30岁这一生最好的十年中，戴笠是在无所事事、一事无成中度过的。
    也无妨说，戴笠用了十年的时间为他的后20年的“辉煌”在打基础，他是在上“社会大学”。
    这十年，戴笠什么都干过、但什么都没干成，用“吃嘛嘛不香、干嘛嘛不成”来形容一点不过分，自然，戴笠也曾经加入过帮会组织。
    戴笠发迹以后，对于早先的困顿，并不讳言，并声称自己是在用艰难困苦来探求“革命的道理”唯独对于曾经加入过帮会组织这一点，绝口不提，而且在日常的言谈举止中竭力掩饰帮会习气和做派。
    其实大可不必，在那个年代，年轻人拜个“老头子”是很普遍的事情，戴笠就曾经加入过王亚樵的“团队”，属于几等角色不清楚，但一般认为，戴笠与王亚樵曾经是结拜兄弟，可见在帮中的地位不会很低。
    时过境迁，十年之后，彼此都是一番新天地了，王亚樵成了令人闻之胆寒的“民国第一杀手
”，手下的“徽帮”在上海称王称霸；戴笠则成了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令人谈虎色变。王亚樵以铲除蒋介石为己任，戴笠的职责却是“保卫革命领袖”——当年曾发过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结义兄弟，也只能是反目成仇。
    1933年 5月12日，戴笠逮捕了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以警告王亚樵。
    很有意思，王亚樵是专杀人的，王述樵却是当时一个小有名气的律师，哥俩的生活道路，反差直如此之大。
    王述樵的老师是著名的沈钧儒先生，沈当时是“全国律师公会”会长，为此，沈曾以全国、上海律师公会名义，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表示抗议：“王亚樵犯罪，其弟王述樵何罪 ?兄有罪不应罪及其弟。”
    戴笠以王述樵要挟，托人与王亚樵谈判，王亚樵则提出：“如戴笠真是准备和解，先给我办两件事：第一，随我吃饭的人太多，要解散他们非 100万元不可；第二，对南京、苏州、上海各地，凡所逮捕我的人，一律释放。如你做到上述两件事，我决只身到南京请罪，表示我的诚意。
    据说，这两条戴笠都同意了，但又提了一个条件——要求王亚樵对“西南反蒋派”（即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陈济棠等等），不管是谁，杀一个就行。
    ——好比林冲要上梁山，先递个“投名状”来。
    王亚樵大怒：说“雨农不是来和解，是来陷我于不义、陷党国于分裂。头可断，决不做此反复无常小人之事。”并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称“如不释放我的人，誓与你周旋到底。”
    至此，王亚樵与国民党当局彻底决裂。
    1933年秋，蒋介石悬赏百万买王亚樵的项上人头。上海是待不下去了，王亚樵化装成码头工人逃离上海潜赴香港，行前给戴笠写了一封信。
    【雨农老弟惠鉴：
    江浙战败偕君等去穗复命，尔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辗转十年。北站刺宋、庐山刺蒋，数案共发，当局震怒，悬赏百万购亚樵之首甚急。
    亚樵乃一介布衣寒士，辛亥以来以身许国，复兴中华。历受总理遗训，奔走国民革命致力北伐，生死早已置于度外。
    尔来数年，东倭日寇侵华紧逼，强占东北，入侵华北，大片国土沦没，民族危亡迫于眉睫。一·二八淞沪抗敌军兴，亚樵附十九路军诸公骥尾，率义军抗日救亡，炸毙日倭侵沪大将白川。而执政当局久持不抵抗政策，迷恋内战，夙怨耿耿，限制国人抗日，遂有北站、庐山违命之举。
    君等钟爱亚樵，出面斡旋，约亚樵归顺当局，常老带转之事实难从命，君等所持者私义，亚樵所守者公义耳。
    亚樵与当局无归顺与否之存在，愿诸君代达，如执政当局苟能改变国策，从而停内战，释私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亚樵当只身抵阙，负荆谢罪。
    亚樵何去何从在于当局，否则誓与周旋到底，悬首都门又何足惜。匆匆布达。
    亚樵书】
    到1935年，“中央党部刺汪”案发作，王亚樵兑现了他“周旋到底”的誓言，也该是戴笠让他“悬首都门”的时候了。
    根据供述和原有掌握的情况，戴笠先是通过特务处香港站，与香港警方交涉，于11月23日羁押了王亚樵的得力干将余立奎、胡大海和周世平等三人，接着以首都警察厅名义行文港英当局，要求引渡三人回国受审，被拒绝。
    对此，戴笠表示：“此案关系我国法权与国际地位甚大，不可畏难却顾，不了了之，以免歹徒得以侥幸苟免，甚至以外地为阜逃薮，而肆无忌惮，益为猖狂。”
    于是，戴笠派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书记长李果湛带着陈质平等大批特务赴香港，聘请英国律师与港英当局打了一场历时 8个月之久的官司，最后以胜诉告终，于1936年 6月将余立奎、胡大海和周世平三人引渡回国。
    余立奎、胡大海和周世平等三人被捕，王亚樵羽翼尽失，尤其是他手下第一悍将余立奎，在国民革命军中当过师长，忠心耿耿，智勇双全。失掉了余立奎，留给王亚樵的时间也不会太多了。
    眼看香港也不安全了，王亚樵又跑到了广西，托庇于李济深、陈铭枢之下。

    按：上世纪初的广西，有两个特点：
    一是基本上相当于独立王国——完全由桂系把持。这个“桂系”一说又复杂了，包括“老桂系”和“新桂系”，包括西南反蒋派与“桂系”的关系，也包括李济深究竟算不算“桂系”的人，还包括陈铭枢这个广东人（陈是广西合浦人，原属广东）为什么会和李济深搞在一起，还发动了一场“福建事变”，等等，足够写几本书的，大家有兴趣自己去网上搜吧。
    由“桂系”把持的广西，基本上形同化外，“中央”的话是不听的，所以，到了当年的广西，基本上跟出了国也差不多。
    第二个特点，桂军厉害，桂军能打仗是出了名的。
    当然，广西的很多地方文风也很盛。有清一代，一共只有两位“连中三元”的状元，其中之一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状元陈继昌，陈继昌就是广西临桂县人（另一个是乾隆四十六年( 1781年 )，辛丑科状元钱棨，江苏苏州人）。
    这个广西临桂县了不起——清朝的 4名广西状元全部出自这里。李宗仁、白崇禧都是临桂人。我们这边，38军军长李天佑上将也是临桂人。


    再说王亚樵，跑到了广西，戴笠还真难办，当年的特务处在广西的力量还很薄弱，也没有派出的站组，还不如在香港好找。
    戴笠的目光，盯在了余立奎身上。
    戴手下有个特务叫陈亦川，以言语便己、头脑灵活著称。陈是安徽人，戴令其以同乡的身份去劝说余立奎：如果交出王亚樵，马上放你出狱。陈亦川去了，结果被余一口拒绝。
    一计不成，陈亦川又生一计——何必在余立奎这一棵树上吊死。余的太太（也有人说是如夫人）叫木兰——这名字起的，也许是化名吧。一直住在香港，其生计仍由王亚樵负责，如能将木兰“搞掂
”，王亚樵岂不是手到擒来？
    戴笠深以为然，但这个任务陈亦川是完不成的——戴笠派出的，是广东文昌人陈慈，也叫陈质平，后来当过上海区书记，我们原来讲过的，令陈慈尽快接近木兰。
    陈慈年轻的时候长什么样不清楚，从老年的陈慈看，怎么样与“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等等也沾不上边，不过可能人家不靠这个。
    不管人家靠什么吧，反正陈慈很快就与木兰成了好朋友，并劝木兰：你要救你的老公余立奎，只能把王亚樵交出来。
    并劝木兰到南京去探望余立奎。
    这边的陈亦川也没闲着，天天在余立奎耳边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你在这儿为王亚樵拼命、蹲监狱。听说你被捕后，王亚樵已经跟木兰勾搭到一块儿去了，你觉得你值么 ?”
    余立奎是一条硬汉子，讲究义气，坚决拒绝出卖王亚樵。但什么事也架不住天天有人在你耳边说，结果他对木兰起了疑心，当木兰来看他时，余立奎拒绝接见。
    陈亦川骗完了余立奎，又调过头来开始骗木兰：“余立奎说只有你知道王亚樵的住处，你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就领我们去把王亚樵捉来，把他换出去! ”
    木兰提出要见了余立奎再说，陈亦川说：“可不是我们不让你见，是余立奎不肯见你，说你不把王亚樵捉来，就甭想见他! ”
    木兰信以为真，于是答应带领特务去抓王亚樵。
    琢磨起来——这两个姓陈的特务，真够坏的，轮着番儿地骗人家余立奎两口子，看来好人当不了特务。
    带队的依然是郑介民，率领大批特务分头赶往广西。
    首先，自然是特务处那两个姓陈的职业骗子，护送木兰到梧州，并负责安排住处——这个“住处”同时也是暗杀现场，当然不能马虎。
    另外一路是负责策应、保护的，这一路人很多，还得携带大批武器弹药，很难做到无声无息——戴笠有办法，令特务处派到广东潜伏的郭旭跟缉私部队借了一艘小火轮，从广东秘密将他们拉到梧州。
    最后一路，是负责执行“制裁”任务的射手，为确保万无一失，戴笠把他的警卫王鲁翘派了出来，指定由他当射手。
    跟白世维一样，王鲁翘也是山东人，人如其名，那真是“鲁中翘楚”。
    王鲁翘也是“浙警”出来的，加入特务处以后，由于他有一手好枪法，被戴笠选中做警卫。
    说起王鲁翘，那是神枪手中的神枪手，简直就是为射击而生的。据说他的枪都不用准星，抬手就打，指哪儿打哪儿，只要武器趁手，三百米以内，保证一枪废命。
    王鲁翘年纪甚轻，当时才20出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别闹个杀人的人反而被别人杀了。因此郑介民特派他的同乡，军校三期毕业的老大哥岑家焯，把王鲁翘“护送”到梧州。
    再说王亚樵，到了广西以后，化名匡盈舒。李济深将其安排在自己的老家梧州西江一个军人别墅里，并派军队予以保护，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 500元生活费。
    为避免招摇，李济深将王亚樵手下的幕僚郑抱真、许志远、余亚农、张献廷、蔡克强、王国屏等人，分散到其他地点，予以妥善安置。
    这地方，没人带着，一般人还真是找不到，找到了也奈何不得，总不能在人家地面上架起机枪强攻吧。
    安全倒是安全了，可王亚樵是什么人，一生轰轰烈烈，何尝过过这等窝囊日子，如今虎落平阳，其“搓火”程度可想而知。
    郁闷中，王亚樵曾填过一首《念奴娇》：
    西江烟雨，哭陆沉，魑魅魍魉狐兔，北土沦亡黄流注。中原烽火弥路，悲恨相继，万里烟尘，江山知何处。
    堂堂中华，难忍东倭猖寇，醉生梦死内战，媚倭求存，何言对国人 !闽海羊城兴义师，苍苍太无情，天涯海角，
    足迹无门，千载留泪痕。鸥蒙山重，北顾延河非孤云。
    王亚樵虽然凶悍无比，却是文人出身，看这首词，写的有志有情，如果确是亲笔的话，水平还真是不低。
    却说木兰到了梧州，按约定暗号与王亚樵取得联系，说余立奎有话带给他。
    会面地点，在“新西旅店”，这个旅店现在还在。
    王亚樵不虞有他，准备前往，当时郑抱真等还曾劝过他不要去，太危险——因为按当时的情况，确实王亚樵只要离开那个隐居地点一步，就没有任何人能保证他的周全。
    王亚樵也是大意了，另外他也太相信木兰了——相信木兰，缘于相信余立奎。
    按说也没错，帮会中人，义字当头，王亚樵觉得我怎么对余立奎，余立奎也会怎么对待我。
    然而，王亚樵忘了，这次来的，并不是余立奎，而是——余立奎的女人。
    1936年 9月20日，傍晚，残阳如血，落日的余晖照在“新西旅店”雪白的外墙上，无比堂煌。如果王亚樵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落日，他一定会多看一眼那一缕金黄。
    然而，他不知道，再过不多一会儿，他就将在这金黄之上，再增加一抹刺眼的腥红。
    王鲁翘的神枪没有发挥作用——王亚樵是被特务们乱枪打死的，连同他的四个警卫。
    为了让戴笠确信王亚樵已死，特务们割下了王亚樵的面皮。
    王亚樵生于1887年，死于1936年，享年49岁。
    十年之后，王亚樵的义弟戴笠飞机失事——巧得很，戴笠也死在49岁上。
    王亚樵死后，郑抱真等人将其葬于梧州倪庄。
    1991年，王亚樵的儿子王继辅将其遗骸火化后，于1997年回老家安徽合肥磨店乡安葬。著名学者许有为先生为其撰写了《王亚樵先生墓表》：
    【王公亚樵，中国近代史上之奇男子也。公讳玉清，号九光，祖居合肥北乡，耕读传家；龄入塾就傅，聪颖过人。年十七，应童子试，名列前茅。时当清代季世，朝廷腐败，列强入侵。公激於民族大义，加入同盟会，奔走反清救国。武昌首义胜利，公集同志成立庐州军政公府，任副都督。功败垂成，亡命上海。一九一五年晋见孙中山先生，投身护国讨袁之役。旋上书孙先生，建议以暗杀手段铲除军阀，再造共和。先生未许。
    公日后之行藏，於此初见端倪。二十年代初，奉命联合浙督卢永祥。公及刺杀淞沪警察厅长，出任记部纵队司令。齐记战败，返穗。二次南北议和，公为南方代表。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公任安徽副宣慰使；被困洪泽湖。次年宁汉公裂，公突围到南京，痛斥同室操戈，致力反蒋。
    三十年代初，日寇占我东北，侵入华北。公痛感神州陆沉，於一二八淞沪之役，组织义勇军，率众抗日；与十九路军并肩浴血奋战，名扬中外。淞沪停战后，日寇在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庆典。公义愤填庸，密派部众配合朝鲜义士，潜入园内，引爆炸弹。敌酋白川大将当场毙命，要员十馀人或死或伤。国人欢腾，举世震惊。公自此而后，坚持抗日救亡，至死不渝。一九三三年冬，赴福州参加福建人民政府。一九三五年，派人於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之际，刺杀蒋介石未果，重伤亲日派汪精卫。
    一九三六年，公自香港避居广西梧州，被戴笠派人行刺，壮烈殉难，终年四十八。纵观公之一生，可谓特立独行，无私无畏。公以“暗杀大王”名於世，实则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为人急公好义，宽厚仁慈。故乡父老至今犹有口碑。
    一九九一年，公之哲嗣继辅，自广西负亡父遗骸返沪火化，一九九七年回乡安葬。今当重修墓园，再镌碑碣，因记公之生平大略，以告乡亲国人。】
    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先生得享高龄，于1996年在上海去世，享年88岁。前面说到王亚樵的儿子王继辅，实际上已经过继给王述樵先生。
    王亚樵的老友郑抱真后参加新四军，解放后曾后任合肥市首任市长、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郑抱真同志于1954年病逝于上海。
    狱中的余立奎，后被江宁地方法院以“妨害秩序罪”判处死刑，同时被判死刑的还有与华克之一同开办“晨光通讯社”的贺坡光和张玉华；胡大海、周世平等则被判处 5到1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但余立奎并没有死，而是被长期监禁，于解放前夕被释放。解放后，积极协助人民政府工作，曾任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委员、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等。余立奎先生于1967年逝世，享年78岁。
    至于凶手们，特务陈慈，前面已经说过了，逃台后转入“外交界”。特务岑家焯、特务王鲁翘，以后再写。
    特务陈亦川，在这里要说说。
    虽然在“王亚樵”案中立下汗马功劳，但陈亦川后来混得并不怎么样，到解放前夕，也才弄了个中校，去台湾肯定是轮不着他了。于是陈亦川化名“徐庆楚”，在上海隐姓埋名住了下来，在肃反中，“徐庆楚”被邻居怀疑并检举，结果进了看守所。
    估计是当时类似的检举也确实太多，最初，“徐庆楚”并没有引起公安机关的注意，结果，一个后来被抓的军统特务认出了他，当即举报，陈亦川就此落网，我们今天看到的“王亚樵案”的多数细节，都是由陈亦川供述的。
    1950年 9月17日，陈亦川被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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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0 12:35

14、杨永泰案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中，国民党政坛曾出现了一位“彗星”式的人物，而且是“哈雷彗星”这个级别的——出现的时候，亮得耀眼，转瞬即逝，然而却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直拖到几十年后的今天。
    就是他，生生地凭着一己之力，把我红军挤出了中央苏区，走上了长征之路；在国民党内部，生生地把个“行政院”弄得可有可无，甚至连“陈”家党都几乎给弄成“假”的一样。
    这个人——就是杨永泰。
    杨永泰以足智多谋著称，其实不仅是聪明的问题，杨永泰是一位奇才，无论是玩人、还是干工作，都属于佼佼者。
    杨永泰是广东茂名人（现广东高州市），1880年生，比蒋介石大 7岁。
    杨永泰这个人挺有意思，由于他出生年代的缘故，旧式、新式教育都受过。首先，杨是前清秀才出身，而且是17岁就中了秀才；同时，杨早年曾毕业于广东高等学堂和北京法政专门学校。
    所以杨永泰可以说是学贯“中西”，既懂得中国传统中侍奉帝王、剪除异己那一套，同时又不墨守成规，所以杨永泰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异军突起，释放出自己最大的能量，跟他的教育背景，多少有些关系。
    杨永泰也是老国民党了，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曹锟贿选，杨永泰都是站在斗争前列的。曾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广东省长。
    杨永泰是政学系的人物。

    按：政学系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派系，究其来源，起源于“欧事研究会”。
    1914年，孙中山痛感国民党的松散与不团结，准备将其改组为具有严格纪律的中华革命党。一部分国民党元老对入党必须“加盖指印”、“绝对服从领袖”等“清规戒律”不满，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宣言研究“欧事”，于1914年 8月在东京组织了“欧事研究会”这样一个团体。其代表人物有李烈钧、李根源、熊克武、钮永建、陈炯明、邹鲁、程潜、陈独秀、谷钟秀、张耀曾等人。
    后来谷钟秀、张耀曾等另组成“政学会”，这一派的人，史称“政学系”，这是老“政学系”。
    后来又有了新“政学系”，其代表人物，我们熟知的有张群、吴铁城、熊式辉、翁文灏等人。


    其实杨永泰也是“政学系”中一个重要人物，只因死得太早，所以一说政学系，大家往往不会马上想起杨永泰这么个人。
    “政学系”其实并没有什么共同的纲领啊、组织原则啊之类的，之所以把他们归为一“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政学系的人，基本上都属于“文人”从政，因此都是些“菁英”级的人物，共同特点是才华横溢、学有专长、精于行政、足智多谋，最重要的，都对蒋介石忠心耿耿。
    其中，杨永泰把这些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用唐德纲的话来说，杨永泰是一位“案牍如流，有高度行政天才的人物，眼明手快；凡有人质疑问策，杨氏能于谈笑之间立拟‘上’、‘中’、‘下’三策以对，无不妥切。”
    我们知道，所谓老“政学系”，最初实际上是依附旧军阀，与中山先生对着干的——所谓“国民革命”，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和军阀的走狗。“军阀”自然就是张作霖、吴佩孚等等。“走狗”是谁——显而易见包括“政学系”在内。
    在“打倒军阀”的口号之下，依附军阀的老“政学系”自然成了“反革命”。“反革命”的广东省长杨永泰干不下去了，跑到了上海。
    杨永泰在上海韬光养晦、待机而动，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与判断，他把自己的“宝”押在了“后起之秀”蒋介石身上。
    不得不佩服杨永泰的判断力。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上的诸多大人物，总觉得其成功好像是必然的，其实不是，都经过一番坚苦卓绝的努力，再加上一系列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所以你看开国皇帝没有活得太长的——天天晚上睡不着觉，还能活的长？
    当然这也跟我们的历史书有关，谁一上台就开始篡改史书，甚至从一开始就是在“编”历史，从没出生就有一条龙钻到他妈妈的肚子里，一造反就有种种奇异天象应在他身上等等。这个恶例是秦始皇开的，到唐太宗时达到了极致，囚禁父亲、弑兄、杀弟、杀侄子，到他这儿都变成了无比有理之事。
    1927年的蒋介石，其实跟割据数省的军阀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只能说是趋势不错。但“趋势”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玄妙的，你有军队、我也有军队，真打起来，输赢还在未定之天。
    蒋介石的地位相对稳固下来，还要到三年以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入关，各种反蒋势力立时如汤泼雪，一下就老实了。
    张学良这辈子，对得起蒋介石。
    所以蒋介石到什么时候也得感谢他这位小他14岁的盟弟，所以他可以杀杨虎城，但他绝不能杀张学良。
    就跟现在学英语、考“雅思”似的，杨永泰把蒋介石的思想方法、生活习惯等等，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经常托人打听蒋介石平常看什么书，谈话中有什么倾向。并根据蒋介石的喜好，仔细研读《王阳明集》与《曾文正公全集》。
    这个功夫没有白下，以后的几年中，杨永泰在蒋的身边，每每一语中的，大家惊为天人，其实无他，盖“功夫不负苦心人”也。
    杨永泰看中了蒋介石，巧了，蒋介石也正处用人之际。
    从1924年 1月就任黄埔军校校长，籍着1926年的北伐，以及一系列巧妙至极、心狠手辣的腾挪，用唐老的话来说——蒋介石“以一介匹夫，于三数年之间一跃而为有独裁全国趋势的政治、军事领袖。”
    然而，放眼望去，帐下诸公，尽是赳赳武夫，忠心耿耿是没的说，黄埔生用自己的鲜血铺就了“校长”“开府东南”的路，要剪除异己，统一全国，可不仅仅是“不怕死”三个字那么简单了。
    老电影《大浪淘沙》中，余鸿奎拉拢“老达哥”顾达铭投靠国民党35军，顾达铭疑惑地问：“一个军部，需要这么多人么？”余鸿奎说：“要要要，需要很多的人！”
    目前，蒋介石就“需要很多的人”。
    不过，他要用的人是有条件的。
    蒋介石急需一个谋士、一个能帮他拿大主意的师爷。
    如果以曹操做比，蒋介石急需的并非荀彧、荀攸、程昱这样的，连郭嘉这样的都不行，必须得是贾诩这个级别的。
    因为蒋介石的当务之急，并非攻城略地那么简单，那个太费钱，关键是太费功夫，蒋介石没有那么多时间。
    他需要的是纵横捭阖，于不动声色之间令对方土崩瓦解。
    这个功夫，二荀、程昱、郭嘉等等，还略逊一筹，只有贾诩够这个档次。
    这一点，唐老分析得极为精当，他说当时的蒋介石，用人有四个标准：
    第一，人人都说蒋是“新军阀”（其实没说错），所以原来北洋的残渣余孽，蒋是绝对不用的，以免给别人递“话把儿”。
    第二，必须是真有能耐的，中看不中用、徒有虚名的一概不要。
    第三，不能有“历史”问题，左派、共产党、西山会议派、西南反蒋派等等绝对不用，不信任。
    第四，必须得是走投无路没饭吃的，才能绝对忠于自己，死心塌地为自己效命。
    要说这几个标准应该说很有道理，可是不好找。你想啊，那么大能耐，还得没饭吃，当时各路军阀都在用人，谁见着有能耐的不揽过来啊。还等得到走投无路，由你来施舍一口饭吃么？
    还真有，而且这个人已经窥视很久了，缺乏的，仅仅是一条渠道。
    杨永泰是老国民党了，正因为如此，他并不认识他的这位后辈“新进”——蒋介石。
    为蒋介石引荐杨永泰的，是蒋的义兄黄郛。
    蒋介石的一生，跟很多人结拜过，基本上，各路军阀，除了那些资格太老、够不着的，只要一“归顺”过来，蒋必做的是两件事，一是拜把子，二是给个“陆海空军”副司令、或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或是给个一级上将军衔。
    对张学良就是这么做的。
    对冯玉祥也是这么做的。
    对李宗仁也是这么做的。

    按：1935年，蒋介石封了 9个一级上将（就是背四颗星的）——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何应钦、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陈绍宽。
    这其中，除了何应钦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的身份领此高衔以外，基本上各路顶级军阀到齐了。


    至于蒋介石自己，则于1935年 3月31日，以国民政府政府名义授予“特级上将”军衔，背五颗星。但是，这次来的黄郛，却是在蒋发迹前拜的义兄。
    黄郛，字膺白，1880年生于浙江绍兴，曾就读于东京振武学校，与蒋介石、张群是前后期同学，
1905年加入同盟会，所以黄郛是最早的一批的同盟会会员了，因为他资格太老，所以后世许多人都尊称他为黄膺白。
    黄郛也是天生的演讲大师，他的一些宏论，如“满洲政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人应起而推翻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之大丈夫，我辈既以推翻满清为责任，必须且有不屈不挠之精神、不移不淫之毅力，革命乃克有济。”当年曾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辛亥革命以后，黄郛参与陈其美的“上海光复”，光复以后，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府，推举陈其美为都督；黄郛任参谋长兼沪军第 2师师长；蒋介石为第 5团团长，这是蒋介石走上军旅生涯的开始。也是在这个时候，陈其美、黄郛、蒋介石三人结拜为兄弟，其中，陈其美比蒋介石大 9岁为长；黄郛比蒋介石大 7岁居次；蒋介石为三弟。
    蒋介石认识陈其美，尚在认识黄郛之前，陈其美是蒋介石的第一个导师。
    陈其美，1878年 1月生，浙江吴兴人。陈其美字英士，后世也有许多人尊称他为陈英士。
    说起陈其美，那是如假包换的“革命元勋”，中山先生倚为股肱。
    当年，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的时候，说：“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要重新组建一个新党即“中华革命党”，为了保证新政党绝对听命于他一人指挥，中山先生提出了对党员的相关规定：一是党员入党必须各具“服从孙先生”、“服从命令”的誓约；
二是必须在入党誓约上加按指印；三是按入党时期划分党员等级。根据这个规定，曾参与“武昌首义”的党员，在革命成功后，享有“元勋公民”的政治特权。
    对此，当时许多革命党人自然有一种“闻所未闻”的感觉，黄兴就认为这是孙中山“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并导致了国民党的一次分裂，老“政学系“的出现，即肇因于此。
    此时，陈其美站了出来，他说：
    “总理领导我们，我们都追随不上，总理如在山顶，我们只在半山，我这两年才算认识总理的伟大，却是已太迟了。而许多同志还未觉悟。说我们服从太过，岂不可叹。”
    1914年 7月 8日，“中华革命党”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当众宣誓入党，其入党介绍人，就是陈其美和居正——这自然是中山先生给陈其美的殊荣。
    蒋介石就是陈其美介绍给孙中山的，又带着他参加“上海光复”，可以说，没有陈其美，就没有蒋介石。陈其美之于蒋介石，既是兄长、又是导师。
    1916年 5月1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的刺客暗杀，孙中山抚尸恸哭，并手书“失我长城”。
    孙中山后来重用蒋介石，焉知没有对陈其美的一份感怀在其中。
    陈其美临终前，将早已随他参加“革命”的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托付给了蒋介石。
    接着说黄郛，黄郛是做过国务总理的大人物，那是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以后，黄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
    在总理任内，黄郛做过一件大事，那即是驱逐末帝溥仪出宫后，参与将紫禁城建为“故宫博物院
”，于保全、传承我中华文明，善莫大焉！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开院，当时已经下台的黄郛，作为“故宫博物院”的理事，曾发表演讲，他说：“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家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
    蒋介石上台以后，自然忘不了他这位做过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的义兄，先后任命黄郛为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不过这位黄老兄在北平任职的时候可干了一件“糗事”——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痛骂。
    黄郛属于不是“政学系”的“政学系”分子，因为老的政学系一直以“国会内的政团”这样一种面目出现，但是黄郛始终没有进入过国会。
    由黄郛作为荐主，向自己的义弟蒋介石推荐杨永泰，自然是够分量了。
    这时是1928年底，杨永泰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议的虚职。
    杨永泰的“初出茅庐第一功”，就是“削藩”。
    这个时候，蒋介石已经取得了全国的统一，但这个统一，只是名义上的，听着好听而已。各路军阀依然手握重兵，各霸一方，首当其冲的就是山西的阎锡山、河南的冯玉祥、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另外四川的刘湘、广东的李济深也不可小觑；还有东北的那个小年轻张学良，别看岁数小，他倒向哪一方，都足以天翻地覆。
    有这样一批军头存在，蒋介石一天也睡不安稳。
    “削藩”，就是就要解决这些各地的“藩王”，然而，这个时候的蒋介石，可比汉景帝面临的形势险恶多了。
    蒋介石的“晁错”，就是杨永泰。
    好个杨永泰，蒋介石的心腹大患就在他几句话之间化于无形！
    杨永泰的“削藩”论，其实不复杂，其主旨只有12个字而已——“军事化整为零；财政化零为整
”。
    所谓“军事化整为零”，也就是“合纵连横”、各个击破那一套。杨永泰针对不同情况分别提出了解决办法：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集团；以政治方法解决阎锡山集团；以军事方法解决桂系；以外交方法对付张学良。
    比如冯玉祥，他部下如韩复渠、石友三辈，早就对上边“罩”着他们的这位“冯先生”腻烦透了，恨不得早日自立门户。而且冯的地盘大都比较贫瘠，要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在经济上进一步对冯玉祥集团进行限制，时机成熟以后，再对其手下进行收买，冯集团自然瓦解。
    再说阎锡山，杨永泰把阎比作“山西票号商人”，只会打小算盘，看不到全局。因此建议在政治上孤立“阎老西”，有机会的话，设局下套，最好是让阎、冯、张等人打起来最好，到那时再来个顺手牵羊、反手牵牛，岂不妙哉！
    至于“桂系”，杨永泰认为，李宗仁和白崇禧都是武夫，军事上有一套，搞政治是不行的，独来独往，只知道经营自己的小集团，跟其他任何派系都老死不相往来。因此，对这种人，解决问题的方式最简单，用暴力的方式——那就是打。你“桂系”不是善战么，今天就来个“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打得他“梦里也怕”，是为军事解决。
    最麻烦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两世经营，坐拥数十万精兵，急切奈何不得。且东北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给自足，经济手段也起不到作用。因此只能用外交手段，设法在东北与“苏俄”之间挑起边衅，让张学良自顾不暇，自然也没有精力管其他人的闲事了。
    杨永泰不愧是读过线装书的人，这一番“削藩”宏论，如果写在纸上，堪比《隆中对》了，唐老评价说“置诸《战国策》中实不让古人”。
    别忙，刚才说的只是“军事化整为零”，后面还有“财政化零为整”。
    所谓“财政化零为整”，那就是掐住各地方集团的经济命脉，所有税收一律收归国家，让各省没有生聚的余地，你还养什么兵？到适当时候，再由主管财政的宋子文提出来，国家经济吃紧，请求裁军，把这些人往中央一请，每个人高官厚禄伺候着，只要他们脱离“巢穴”——到时候，你蒋先生还不是想怎么整治就怎么整治这些人！
    后面的历史，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跟杨永泰“先知”说的几乎一样，就跟他提前跟大家商量过似的——蒋桂一场大战、中原一场大战、然后是1930年 9月18日，张学良武装入关“调停”。
    ——大家都消停了。
    这是杨永泰的“削藩”第一功。作为酬庸，1931年，杨永泰任军委会秘书长。
    经过深思熟虑和左右权衡，1930年 9月18日，张学良发出“巧”电呼吁和平：“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至解决国是，自有正当之途径。”
    这个“正当之途径”是什么呢？大家都在猜测——不用多长时间，张学良就给出了答复。
    1930年 9月19日，张学良亲率东北军十万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各种反蒋势力登时如冰雪消融，一下就瘪了皮。
    冯玉祥的余部，都归了蒋介石和张学良，前面我们说过，宋哲元的29军是张学良的部队，就是从这儿来的。
    另外还有孙连仲的26路军，还有韩复榘、石友三等等。
    1930年10月 9日，张学良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节制辽、吉、黑、晋、察、热、绥、冀八省军队，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均归张学良管辖。
    1931年 4月，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在北平设立，地点就在北平的顺承郡王府，张学良就任视事。
    想当年，张作霖在北京呼风唤雨时，此处就是他的“大元帅府”。1928年 6月 4日，张作霖黯然离京，并在返回东北的路上在皇姑屯被炸死。如今，仅仅不到三年的时间，雄姿英发的张少帅卷土重来，想必是万千感慨在心头吧。
    “三十而立”的张学良迎来了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然而，张学良不曾想到，这竟是他与东北那一片黑土地的永诀！
    与张学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北军的“冯先生”。
    1930年11月 4日，冯玉祥通电“下野”。从此，“冯先生”就再没翻过身来，只是于1935年 4月弄了个陆军一级上将军衔，同年12月弄了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虚职，至于在中国政坛、军界的影响力，随着西北军的覆灭，那是想都不要再想了。
    纵横驰骋20年的“老”西北军，从此没这一号了。
    说起来，冯玉祥发动的这场“中原大战”，真是得不偿失。
    冯玉祥的西北军，代表一种“现象”，本想多说几句，但一说起来又不知要跑到哪里去，算了。
此前，蒋介石已经通过蒋桂大战，打垮了桂系，通过中原大战，不仅打垮了冯玉祥集团，同时令阎锡山集团噤若寒蝉，顺带手又拉过来了小兄弟张学良。杨永泰“顺手牵羊、反手牵牛”的妙计完全得逞。
    至此，各路反蒋势力基本失去了与蒋介石搬手腕的实力，老蒋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对付他的心腹大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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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0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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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从1930年11月开始到1934年10月，蒋介石用了 4年的时间，不停顿地向我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围剿”。
    在这里要说点题外话，讲讲“中央苏区”或称“中央革命根据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关系。
    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并没有讲清楚。
    兹就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为大家理理思路：
    1927年 8月 1日，南昌起义。
    1927年 9月 9日，秋收起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起义时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转战到井冈山，并团结当地的袁文才、王佐所部，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 4月28日，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在江西宁冈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师，并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袁文才和王佐分别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团长和副团长。
    有一张著名的《井冈山会师》的油画反映的就是这个历史事件，据说当时毛泽东还特地换上了军服，说是“师长见军长”，必须换上军服。
    1928年 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通告第51号——军事工作大纲》，其中明确指示：“可正式命名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根据中央精神，毛泽东和朱德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红军”的开始了。
    1928年 7月22日，平江起义。
    1928年12月，彭德怀率平江起义部队在宁冈同红 4军会合。其部队编为红 4军第30团，彭德怀、滕代远分任红四军副军长和副党代表，并分别兼任第三十团团长和党代表。
    1929年 1月，毛泽东、朱德等率红 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赴赣南、闽西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红四军副军长彭德怀则担负留守井冈山的任务。
    毛泽东这一走，再回来已经是1965年。所以，毛泽东在他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说，“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1930年 2月，袁文才、王佐在江西永新县含冤牺牲，时年均为32岁。袁、王二人的死，直接导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丢失。
    也就是说，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从1927年10月至1930年 2月，历时两年零四个月。其中，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时间是一年零两个月，恰好是一半时间。
    再说毛泽东去的赣南、闽西地区：
    1928年 3月，赖经邦、李文林、古柏等在赣西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1928年 6月，郭滴人、邓子恢、朱积垒、张鼎丞等在闽西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以上述两块根据地为基础，在朱、毛等的领导下，建起了以曾山任主席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以邓子恢任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
    1930年 8月，朱、毛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朱总司令”就是从这儿叫起来的。
    1930年10月，朱、毛率红一方面军一举攻克江西重镇吉安，并建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1931年 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当时周恩来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任军委书记，在周恩来未到任前，曾由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
    “毛主席”就是从这儿叫起来的，原来，人们则称之为“毛委员”。
    这就是“中央苏区”的由来。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为了说明一件事，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并非一回事，不要搞混了。
    因为——我当年就没搞清楚。当时还挺奇怪，毛泽东他们明明是上的井冈山嘛，怎么讲了一段那边的事，再回来讲反“围剿”的时候，再也不提井冈山了呢。
    1930年11月，即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不到一个月，蒋介石从中原大战中腾出手来，开始对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并于当年12月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的鲁涤平被委任为南昌行营主任。
    到1931年 1月，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以蒋介石的失败而告终。在第一次“围剿”中，最大的新闻，莫过于“前头捉了张辉瓒”。
    张辉瓒是湖南长沙人，据曾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的陶菊隐先生记载：当毛泽东见到张辉瓒时，还曾与他握手，并说“石侯先生，别数年矣，不期相值于此。”以此看来，二人还曾经有旧。
但即便如此，毛泽东也没有保住张辉瓒的一条命，1931年 1月28日，张辉瓒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被砍了脑袋。
    张辉瓒的被杀，引起了很不好的负面作用，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传，把我党描述为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并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应该说，杀死俘虏，确有不当之处。但国民党也没好到哪里去，在此之前的1930年11月14日，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已经在长沙就义。
    第二、第三次“围剿”，都是以何应钦为主指挥，两次均铩羽而归。
    到1932年 5月，蒋介石是有点急了，于是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开始第四次对我中央苏区进行“围剿”。这一次，红军遇到了一个“天敌”——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继“军事化整为零；财政化零为整”之后，杨永泰又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的高论，不要小看这 8个字，这是杨永泰为蒋介石立的第二功——“剿共”。
    杨永泰认为，以往失败的关键，是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简单地等同于其他军阀，而共产党所具有的高度政治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强大战斗力，是其他任何地方军阀所不具备的。
    有鉴于此，杨永泰给蒋介石出了几个“绝招”。
    首先是在湖北、河南、安徽等省原有的省和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这一级，其目的，就是加强社会面控制。
    关于“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我们前面讲“韦孝孺”案的时候介绍过的，原来是杨永泰出的坏主意！
    最初，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完全是冲着我党来的，后来发觉行之有效，慢慢推广到其他地方。
    严格来讲，所谓“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其实是“违法”的，因为实行这个“制度”并没有经过“立法院”的批准，就是杨永泰那么一说，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那么一公布，这事就办起来了。所以立法院拒绝承认，但立法院承认不承认没有用，战争年代，军人大过天，蒋介石说了要办，就是要办，而且能办成。
    事实上，对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有意见的，还不仅仅是立法院，行政院还不干呢！
    因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并不听命于政府机构，而是直接对“军事委员会”负责，把行政院扔到了一边。
    这性质可就变了，你立法院可以窝窝囊囊、可以装聋作哑，可我行政院不行啊，政府官员都不归我管，那还要我这个政府机构干什么用，你军委会全管了不得了么！
    更生气的事还在后头呢，这个“行政督察专员”虽说不归行政院管，也不由行政院遴选，可任命却要由行政院来发文。也就是说——军委会给行政院拉名单，这几个人派到哪里哪里当“行政督察专员”，你给我下个文就行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不带这么气人的！
    就这样，杨永泰这一个主意，把行政院和立法院都给得罪了。
    第二招是“保甲制度”。
    说起“保甲制度”，我们都很熟悉，历史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北宋王安石变法，其中就包括《保甲法》，到了民国，由于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念的影响，把这个制度给废掉了。
    这次，杨永泰把老祖宗的这个“法宝”又捡了起来。
    1932年 8月，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颁布《剿匪区年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10户为甲，10甲为保，其中最关键的是：如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者，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也就是说，一家出了共产党，或是跟共产党有关，其他几家，全都跟着吃“挂落”！
    由于行之有效，1934年，国民党“中政会”第 432次会议议决“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切实办理地方保甲”。
    客观地说，“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和“保甲制度”虽然不复杂，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党的发展。
    这是制度层面的，还有精神层面的。1933年 5月，蒋介石亲临南昌指挥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此时的杨永泰已经是南昌行营秘书长了，他给蒋介石又出了一个主意——在全国范围内搞一场“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简言之，就是“从国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务求达致一个全面的社会风气的革新”。
    “新生活运动”后来曾发展到一个无所不包的程度，怎么评价它，我的层次还不够。个人感觉这个“新生活运动”似乎有点过于表面化，没有触及人民大众内心深处的东西。比较直观的，大家可以看看《围城》，督学到三闾大学视察那段，传达的就是“新生活运动”的一些思路。
    以军事进攻的调整为主，以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夺命三招”为辅，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当然我党内部也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众所周知的，红军于1934年10月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开始转移。
    15年以后的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也曾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原来是拾杨大才子之牙慧。
    杨永泰随之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不是说“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么，所以“南昌行营”的 7个厅被杨永泰简化成两个厅，第一厅是军事厅，以参谋长贺国光兼任厅长；第二厅政治厅，自然就以秘书长杨永泰兼任厅长了。所以当时的人们将第一厅称为“三分厅”、第二厅为“七分厅”。
    这还不算，到发文的时候，杨永泰这个秘书长，排名居然排到了参谋长贺国光的前头，真是咄咄怪事！
    贺国光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骑兵科出来的，跟刘湘、杨森、唐式遵、王瓒绪等等都是前后同学，1927年就当军长了。那个时候，杨永泰还在上海“韬光养晦”呢！
    在杨永泰的撺掇下，蒋介石把山东、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10个省的用人和行政都划到了南昌行营，归他的“七分厅”管。关键是大家数一数当时有多少个省——国民党有话语权的，其实就这十来个省，杨永泰等于是在以“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的身份在当行政院长！
    这一下，那个行政院真是可有可无了。一时之间，杨永泰大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
    有句话叫做“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杨永泰蹿升的轨迹过于“火爆”，又不知道为人，所以大家把所有的坏事都搁在他头上，只要蒋介石整治了谁，大家不恨老蒋，却都把账记在杨永泰头上，认准了肯定是那个老小子出的坏主意！
    杨永泰虽然名字叫做“永泰”，却好像不大懂得“持盈保泰”的道理，这与他一肚子的韬略似乎并不相称。
    别忙！杨永泰有话说。
    据说，某一次大家因为某事，又在骂杨永泰。他的秘书实在看不下去了，为了替他洗清冤屈，出示了蒋委员长的“手谕”，以证明某事跟“杨秘书长”没有关系，真的是“委员长”让办的。
    杨永泰听说以后，居然很严肃地跟秘书谈了一次话，大意是：中国有没有我杨永泰，没有关系，但是没有委员长不行。我们当下属的，就是替长官分忧的，有功自居，有过推诿，那不是我的品格。谁要恨我就恨我好了，只要“领袖”的威望不受损伤就好。
    有这样的幕僚长，老蒋夫复何求！
    杨永泰不愧是读过线装书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道理，他悟得很透。
    只不过，有的时候，蒋介石也保不了他手下的人，哪怕他是杨永泰。
    因为，这里是官场。
    1935年11月12至23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导致汪精卫遇刺的四届六中全会，实际上就是这次大会的预备会议），会后，蒋介石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原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出任外交部长。
    按：国民党“五全大会”在历史上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会上，蒋介石曾针对国际关系发表演讲，其中称：
    “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绝不甘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以个人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为本党建国唯一之大方针也。”
    这个讲话，明确提出了“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标志着国民党对日方针，已经由原来单纯的“忍”、“退”、“和”的“三字诀”前进了很大一步。到1937年 7月17日，蒋介石著名的“庐山讲话”，“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其主旨，明显与这次讲话是一脉相承的。

    同时，借着汪精卫的遇刺，蒋顺顺当当地把汪兼任的行政院长给拿了回来。汪则出国养病。
    汪这一去，再回来已经是1937年 1月，本想借着“西安事变”抢班夺权的，结果刚走到路上，张、杨又把老蒋给放了，汪精卫闹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从此就在亲日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从革命志士沦为汉奸。
    张群当了外交部长，杨永泰则接替张群，于1935年12月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杨永泰之去湖北，说法不一，有人说是被排挤出去的，有人说是他自己要求去的，还有的说法就是中国历史上，那些个“功高震主”的人所必然有的下场了，说蒋介石看他实在过于“火爆
”，给个冷板凳让他坐。
    几种说法，都有可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准“行政院长”到一个省的负责人，这中间肯定是一个向下的轨迹；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席军机大臣”到“湖北巡抚
”，个中况味，虽然只有本人能够体味出来，但以旁人观之，最起码不是什么好事情，这是肯定的。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坏事情会来得这么快。
    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在汉口被刺身亡。
    同治年间，两江总督马新贻在自己的两江总督署衙被刺身亡，慈禧太后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反应是：“马新贻此事，岂不甚奇！”
    是啊，威仪赫赫的两江总督居然在自己家门口遇刺，岂非笑话——还真不是笑话，这个案子到了最后也没查清楚，最后草草收场。
    杨永泰的案子，像极了马新贻案。
    事情的发生毫无征兆。
    当天，作为湖北省政府主席的杨永泰，参加了一场日本总领事馆举行的天皇“寿筵”——这杨永泰也是，都什么时候了，还天天往日本人那儿跑，不等着挨枪子儿呢么！
    在此之前的1936年 5月 6日，杨永泰已经到日本总领事馆去过一趟了，当天是因为武汉发生了一起反日的游行示威，对此日方提出抗议，这么大快人心的一件事，杨永泰跑去“道歉”，结果被武汉人痛骂。
    日本总领事馆在汉口，湖北省政府则地处武昌，那个时候还没有长江大桥，两地的往来全靠轮渡。
    这时是下午 5点来钟。杨永泰的车队来到了汉口江汉关码头，准备乘轮渡过江。
    杨永泰携夫人正准备上船，这时突然从人群中跳出两个年轻人，也不打话，冲着杨永泰就是一通乱枪。
    以事出突然，杨永泰的警卫事先没有任何防备——看来那个时代的警卫实在素质不高，都多少次了，人都挨了枪了，警卫还在那儿发愣，汪精卫那回就是，杨永泰这回也一样。
    身中数枪的杨永泰依然神智不衰，令司机赶快将自己送到汉口某日本人开的医院。但甫抵医院即伤重身亡。
    两个刺客，开枪以后便一东一西地朝两个方向分别逃遁，往东跑的一个，跑了一段被人绊倒，后被杨的警卫赶到抓获。
    经审讯，此人承认他正是开枪刺杀杨永泰的凶手，名叫陈夔超，其他事情则坚不吐实。
    杨永泰遇刺的消息传出，一个曾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居然落得这般下场，蒋介石为之震怒而又惋惜。
    杨永泰“公祭”那天，蒋亲自作了一篇祭文，文中极力褒扬杨永泰。
    但褒扬没有用，人已经死了，舆论为之大哗——在任的政府官员居然在自己的辖区被刺，显然有幕后黑手。
    大家纷纷把矛头指向了“二陈”兄弟，因为杨永泰在地方上倡导的几项“改革”，什么“保甲制度”、什么税制改革、什么“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首先触动的就是CC系的利益，况且陈立夫手下还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特务组织“中央党部调查科”。
    另外，还有人说是邓文仪干的——此君在南昌行营调查科任上时，曾主持调查1934年 6月发生的“南昌机场纵火案“，因案情涉及国民党高层的权力之争，邓文仪不想掺和这些烂事（说句实话，也不敢掺和），于是打算大事化小。结果被老练的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看出破绽，蒋大怒，当即将邓文仪撤职查办，最后连南昌行营调查科都给撤销，白白地让戴笠占了个天字第一号的巨型便宜。因此邓文仪肯定是把杨永泰恨到了姥姥家。
    还有的人说是有“湖北家长”之称的何成浚干的，此君曾指使湖北省党部发动学生反对杨永泰就任湖北省主席。
    按：何成浚是湖北随县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因其资格很老，虽然没怎么带过兵，仍然被蒋介石授予上将军衔。
    此人虽然打仗不行，却有一个大本事——当说客。当年凭着一张嘴，为老蒋平了不少事，最得意的一桩，是劝说张学良发动“东北易帜”，直接帮老蒋实现了“全国统一”。

    日本方面也为失去这样一位“诤友”而感到震惊，频频发来“唁电”并敦促国民政府尽快破案。
    从哪个角度讲，此案都不容久拖不破，蒋介石又派出了他的王牌——戴笠的特务处。
    前面讲过，特务处是复兴社下的一个组织，只对蒋介石本人的安全负责，并不承担一般的刑事和治安案件的侦破，那是警察的事。但汪精卫和杨永泰两案，显然属于政治谋杀，因此蒋介石两次派出戴笠亲自上阵。
    别说，戴笠还真是出手不凡，没两下，特务处湖北站即查出凶手陈夔超的真实姓名叫谭戒轩，另外在现场承担掩护任务的名叫龚柏舟，现正逃往上海，随即派安徽站特务于芜湖的一艘日本轮船上将龚柏舟抓获，随后又抓获其同伙多人。
    据供认，其组织名为“中华青年锄奸特务队”，于1935年在上海成立，以铲除汉奸为宗旨，谭、龚等都是其重要成员。被他们纳入视线的，不仅是杨永泰，还包括一系列对日态度不明朗甚至亲日、媚日的分子。就这样，连带着还破了一年前发生的“唐有壬案”。
    按：唐有壬，生于1893年，湖南浏阳人，日本庆应大学毕业生。
    1932年，时任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的唐有壬，曾向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出卖我重要政治情报，差点给抓起来；并且，后来那个《淞沪停战协定》，也是唐有壬与殷汝耕一起撮弄出来的。
    1934年 2月，唐有壬转任外交部常务次长，这一下，唐做汉奸更是做得如鱼得水，“华北事件”之后，唐在与汪精卫的电报往来中，曾说：“华北事件发生于中日空气好转之际，可谓遗憾。但吾人深体日方内情，决不因此动摇中日提携之大方针，同时对广田外相之信仰亦决不因此而低减。”其汉奸嘴脸，跃然纸上。
    唐有壬的父亲是与谭嗣同并称为“浏阳二杰”的维新志士唐才常。唐才常因组织起义，被自己的老师张之洞砍了头，就义前留下绝命诗说“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
    这样一个英雄豪杰的父亲，居然会有唐有壬这么一个儿子，可见，有的时候遗传基因也不大靠得住。
    1935年12月25日，唐有壬在自己寓所被刺，当时报纸上的新闻记载得很详细，兹附录于后：
    【唐有壬廿五日午五时由外返寓，在后门首遭暴徒狙击身死。唐干日前来沪，沪寓为一四层楼新式小洋房，后有水泥梯直达一层，进出均由此梯。二十五日晨九时，唐曾出外访晤友好，十一时许返寓进午膳，一时许复出外往视汪疾，五时返寓，下车登梯时，突奔出身穿中装外罩黑色夹大衣者两人，向唐狙击，共发十余枪，有三枪中要害，一由右肋射入，左腋穿出；一由右腰射入未出；另一由臀部射入，左胯腋穿出。唐即应声倒地，暴徒见计已遂，即分头逃逸。当枪声爆发时，唐家人及邻居均不敢开门窥视，少顺枪声停止，唐仆启门，即见唐已赫然倒地，唐夫人继见状，急扶入汽车，送往牛惠霖医院，经牛诊察，拒绝留院，乃复送金神父路广慈医院，未及到达，即在车中气绝。由该院医生陈雄略加察视，原车送至台拉斯脱路法工部局医院尸体室，定二十六日晨送至验尸所验尸后，即送台拉斯脱路上海殡仪馆成硷。唐被击时，身穿灰色西装，淡黄色大衣，因流血过多，血透衣外，法捕房闻讯后，即派捕赶到，市府亦即派秘书耿嘉基赴法总领事署及法捕房要求严缉凶犯，同时并令公安局协助严缉。】
    “唐有壬案”发生后，也是议论纷纷，不知道是谁干的，这下搞清楚了。根据供认，两名刺客刘镇南、裘积玉在上海被捕，后被法租界第二特区法院判处死刑。

    诺大的“杨永泰案”，如果只是搞出这样几个小“虾米皮”，显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继续追下去，幕后的指使者，据说是刘芦隐。
    刘芦隐也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了，1924年 6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后来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考试院副院长等职。
    刘芦隐是胡汉民的“新国民党”的一员干将，这个“新国民党”前后持续的时间不长，情况却挺复杂，在这里就不说了。
    刘芦隐是个文人，说他指使杀人，许多人都不信。但据记载，特务处在刘芦隐的寓所发现了许多物证，如“中华青年锄奸特务队”的工作计划，以及他下发的刺杀某人的“手令”等等。
    至此，证据确凿，可以抓人了。
    刘芦隐是沈醉带人亲自去抓的，当时他正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当督察，这是一个受特务处“运用”的公开单位。抓捕的情形，沈醉在回忆录中曾有记载，笔者在这里就躲懒直接引用了：
    “1936年在英租界三马路杨子饭店绑架西南反蒋派人士刘芦隐时，被他夫人事先发觉，大声呼叫。刘芦隐闻讯，机警地从汽车后座一个筋斗翻到前面司机座位上，把住驾驶盘不让特务开车，僵持到租界巡捕赶来，一起被带走。戴笠恼火之余，只能勾通租界当局，将刘公开逮捕，引渡后押往武汉。
”
    刘芦隐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解放后，刘芦隐先生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至于刺杀杨永泰的两名刺客谭戎轩和龚柏舟，于1937年在武汉被军事法院判处死刑，但没有马上执行。
    1938年，因日军对武汉进行大规模轰炸，所有在押犯均转移四川。在转移途中，龚柏舟从船上跳江，后不知所终。谭戎轩则被押到恩施监禁，抗战胜利前被处决。
“杨永泰案”就这样结束了。
    其实，不光在当时，即便到了今天，也颇有许多人在怀疑，刘芦隐是替别人背了黑锅，据说蒋介石也知道此案的背后究为何人，但他已无暇深究了。因为再过一个多月，他就要迎来自己一生中前所未有的一次挑战——西安事变。
    杨永泰的死，对国民党、对老蒋本人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探究，如果杨永泰不死，民国的历史会是怎样的。
    ——然而，还是那句话，历史不容假设。
    杨永泰临终，最后留下了几句话，他说：“我早就知道必然有今天。只是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又有什么可恨的呢？只可惜，我的志向没有实现，国祸却正长着哩！”
    从这几句话来看，杨永泰倒真不愧是“以身许国”，只不过，他“许”的是“民国”。
    然而，对杨永泰，老百姓并不领情，他死以后，人们曾把他的姓、名、字嵌入一副对联：
    上联：“畅所欲言，天年不永”
    下联：“卿幸已死，民安国泰”
    横批：“杨子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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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0 13:40

15、“日人藏本失踪案”

    自中日甲午战争以迄抗日战争，中日双方国力上的差距，决定了日方在与中国的对抗中，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所谓“谋略战”，总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上风，但也有失手的时候，“日人藏本失踪案”就给玩儿“现”了，在全世界面前大丢其人。
    1934年 6月，中日复交， 6月 8日，日本驻民国公使有吉明到任。次日，有吉明即照会国民政府，称“日本驻南京副总领事藏本英明于1934年 6月 9日失踪”，并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国民政府必须在48小时内予以“合理解释”，否则将产生“严重后果”。
    当天，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还到外交部“咆哮公堂”，一通大闹，搞得天翻地覆。
    日本的高级外交官在华失踪，非同小可，所有人都明白，以当时中日两国关系的态势，此事一旦处理不好，对于中国来讲意味着什么。
    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督察“剿共”，在家里主持日常工作的，是行政院长汪精卫，汪是老政客了，自然识得此案的利害，当即令所有军警宪特：“尽全力访查，务期藏本失踪事有一着落，以维中日睦邻邦交。”
    南京出了事，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首都警察厅长陈焯，陈焯派出的，是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赵世瑞。赵世瑞，生于1903年，浙江诸暨人，跟一期的宣铁吾是同乡，军校四期政治科。赵世瑞参加过北伐，此后被戴笠看中，送入“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即“洪公祠特训班”第三期学习，毕业后加入特务处。
    跟别的特务不一样的是，赵世瑞虽然是一个军统分子，却始终在公开单位工作。赵世瑞是个搞侦查的好手，从1933年一毕业就进入首都警察厅调查课，从调查员、股长、组长，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升任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自然，调查课也就成为了受特务处“运用”的一个单位。
    接到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赵世瑞却并不感到担心。原来，他早在两个月前，就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安排了一个“内线”。
    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听差袁露，就是赵世瑞的人。
    袁露，本名詹长麟，1913年生，江苏江宁人，15岁就进入国民政府警卫第一旅，曾给南京警备司令俞济时当过勤务兵，脑子好用又见过世面，同时，参加过“淞沪抗战”，证明也有一颗爱国之心。这样，詹长麟被赵世瑞看中，通过中间人把他安排到日本总领事馆当了一名杂役，并化名袁露。
    由于袁露人聪明，会来事，很快被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看中，让他给自己当听差，这样，袁露就可以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与闻一些机密。
    情报工作，往往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总是“临急抱佛脚”，肯定不是一个好的特工人员，想靠“蒙”是没戏的。
    有的时候，总觉得别人运气好，怎么那么巧，刚好他在哪里哪里布置了个人，我怎么遇不上这种好事。其实不是，真正的高手，讲究“走闲棋，布冷子”，看你有没有这等战略眼光了。天下事，岂是“蒙”得来的！
    所以，情报工作，看似没有搞行动破坏那么热闹，但它却是一切特务工作、或称秘密工作的基础，不会搞情报，是吃不了特务这碗饭的。
    好比田径，被称为体育运动之母，跟这个道理差不多。
    仅仅两个月时间，袁露这步“闲棋”就发挥了作用——6 月 8日晚上10时多钟,袁露亲眼看到，藏本英明乘坐日本总领事馆的一辆轿车，往中山陵方向去了。
    赵世瑞心中有了底，他从总领事馆要到了藏本英明的照片，并多方了解他的性格、爱好等等，即于当日在各重要路口、旅馆等地布控。并以宪兵司令部与首都警察厅的名义发出“寻人启事”：“如能将藏本直接寻获者，赏洋 1万元；能知该员踪迹报告后因而寻获者，赏洋五千元。”
    这时，日方还在大肆鼓噪。
    6 月10日的大阪《每日新闻》说：“目下南京对于日本官兵之压迫，非常识之至，中国宪兵队对于日人，皆有便衣侦探跟随，电话亦一一窃听。尤其甚者，6 月 3日今村第三舰队司令官，在中山门受宪兵检查身体之侮辱事件，须磨总领事方向中国警告，故对藏本事件中国之态度，以疑惑观之。”
    6 月1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内阁会议上，煞有介事地声称：
    “藏本事件系在中国国都警备严重之区域公然对我总领事馆员之行为，不论加害者之行为动机如何，实关系帝国威信之重大事件，故须彻底纠缠南京政府之责任。帝国政府保留最后行动之自由，并要求中国自行着手探索藏本。若对于该提议中国政府不表示诚意，帝国政府第二阶段之行动，即从中国为无组织国家之常例，无搜索之能力，我派出之官吏，当举行实力搜索。若达最恶之场合时，当使我陆战队员实力搜索之责任。帝国政府依照惯例，对于关系列国，通知我方所取一切手段为公正妥当。由中国方面或由我实力搜索之结果，判明事件真相后，当使我有吉公使与国民政府开始正式谈判，提出下列之条件一、国民政府之正式谢罪。二、加害者之严重处罚。三、严正之损害赔偿。四、以于将来之保障。”
    日本人还弄了一帮子在南京的日本侨民游行集会，表示“若藏本不寻获，则全体侨民回国。”等等。与此同时，日方将其第三舰队驱逐舰“苇”号、巡洋舰“对马”号等军舰，开赴南京下关江边，卸下炮衣，摆出一副随时准备“开练”的架势，下关附近的大批居民已经开始离家避难。
    一时间，南京城阴云密布，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转眼三天过去了，南京上下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谁都知道，多拖一天，藏本英明生还的希望就少一分。
    蒋介石从南昌前线打电报给汪精卫，要求汪令“首都军警妥慎寻访，使真相早白”。
    汪精卫早已焦头烂额，蒋的电报如同火上浇油，一向温文尔雅的汪精卫，居然当即召集参与侦破的军警宪特，大发雷霆，并指出“查自日本副领事失踪后，迭经严谕迅速查明下落，迄今三日，尚无踪迹。宪兵司令部、警察厅须饬属加紧侦查，务期水落石出，如有怠忽，定当从严惩处，决不宽贷！
”
    实际上，在那个年代，除了上海是个例外，即便是像南京这样所谓的大城市，要想找个人，并不是太难的事。
    主要原因，那个时候的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大家都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除非是逃难，没有人闲得没事到处乱跑。兼且交通条件远不像今天这般便利，当年，要想出个门是件挺大的事。
    正因为这个原因，当年跟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城市当中没有太多的流动人口，基本属于一个静止的社会。
    所以在城市里，要想查个把人，都不一定需要“片儿警”拿着户口簿挨着个的比对，基本上，到辖区转一圈，就全清楚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年陈恭澍“制裁”王克敏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立即离开他借宿的毛万里家。因为他知道要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就是一场北平全城的大搜捕。而他由于没有报“临时户口”，一旦被堵在毛家，那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楚的。
    所以他跑到八大胡同，找自己相熟的“姑娘”，“忍”了两宿，即便是在“院子”里，据陈恭澍后来回忆，也遇到了几次检查，幸亏“姑娘”机警，应付了过去。
    等后来一问，果然离开毛家的当天夜里，派出所就带着日本人来查户口。
    这是第一招——户籍管理。
    然后是社会面控制，首先是检查大小旅馆，同样，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宾馆酒店，每家捋一遍，然后派个特务“坐”店、随时掌握情况就是了。
    第三招是交通控制，汽车行（即当年的出租汽车公司）查一查、拉脚的查一查、再把各个交通路口一控制，你说藏本英明是能飞上天去还是能怎么着。
    怪了，三天了，大家真是没闲着，各种招数都使遍了，就是找不着人。
    万般无奈之下，6 月12日，大家又接到了一个新的重点盘查要求，主要针对四类人：“形迹可疑的、外地口音的、形容古怪的、精神不正常的”，上峰有令，凡遇见上述人等，一律严加盘查。
    一时之间，南京上下齐动员，大抓精神病、武疯子，凡街边倒卧、酒鬼、乞丐，皆有藏本英明之可能，皆有严加盘查之必要。
    跟大家一样，赵世瑞也忙乎了三天，而且比他们还加个“更”字——赵世瑞已经三天没睡觉了。
    他为什么干劲这么足，因为赵世瑞有自己的独家线索——藏本英明坐着领事馆的车，往中山陵方向去了。
    虽然这是一条不太确切的消息，而且坐车出去以后，变数还很多，谁知道他在哪里拐个弯，到哪儿去了。
    但总归，这是藏本英明失踪之前的最后一条线索，顺着它往下走，胜似于在马路上跟精神病较劲百倍。
    赵令他手下所有警探着便装在中山陵、明孝陵附近布控。特务做事，与警察不同，他不会大张旗鼓、轰轰烈烈：
    “说，你是什么人！”——只需要拿个小本，带张照片，“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6 月13日一早，消息令赵世瑞极为振奋——明孝陵的守陵人报告，当日凌晨，发现一个40多岁穿西服的人，跑到陵区讨水喝。观其人，虽然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但看上去，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不太像中国人。可是，等当事人反应过来，拿着报纸上的照片去比对时，那人已经走了。
    紧接着，赵世瑞又接到了第二条线索。
    报信儿的是一家小餐馆的老板，他的小店，就开在“中山陵园”和“明孝陵”之间的路上。
    据老板说，今天一早，店里就来了一个客人，虽然穿着西服，可是满脸胡子邋遢，一副很落魄的样子。结果吃完了饭，一摸兜里没钱，于是那人拿出一枚纯金的扣子，说是当做饭钱。
    当时老板说不要，并说“如果您一时不方便，那么下次再给就是了，这样贵重的东西，我不能收。”但是那个人说“不会再有下次”了，还是坚持用扣子付了帐。
    至此，赵世瑞三天来的疲乏一扫而空，当即率大批警员直奔明孝陵，做拉网式搜查。
    到 6月13日中午11点，终于在明孝陵附近的一棵大树底下，发现了藏本英明。
    这时，距藏本英明“失踪”，一共过了 108个小时。
    赵世瑞第一时间将藏本英明送回首都警察厅，交给他的顶头上司陈焯。
    跟我们大家一样，陈焯首先要问的，自然也是那句话：“你这几天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在赵世瑞他们找到藏本英明的时候，已经问过他一次了。当时他说自己想自杀，问他为什么要自杀，则不肯说。
    此时，陈焯再问，藏本英明还是那句话，想自杀，至于其他的，则一律闭口不谈。
    毕竟是高级外交官，他不肯说，总不能强迫他说，陈焯也没什么好办法。
    还是赵世瑞有办法，他认识一个路透社记者，叫赵敏恒，足智多谋，有爱国心。
    赵敏恒自称“青年会”代表，前去慰问藏本英明。藏本感动之下对赵讲了“心里话”，原来他认为自己在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受到排挤，升不上去，很郁闷。出事当天，国民政府外交部有宴会，可总领事须磨不但不让他去，反而让他到火车站去给公使有吉明看行李。藏本英明感到大受屈辱，了无生趣，遂萌生了厌世的念头。
    然而几番”试“死，都没死成，就在无可如何之间浑浑噩噩地过了几天，直到被寻获。
    当天下午 4点，藏本英明被交还给日方。
    藏本英明失而复得，显然是把日本人弄了个“烧鸡大窝脖”，6 月14日，日本总领事须磨硬着头皮去拜访汪精卫，代表日本政府表示感谢。同时要求，为保全日方的颜面，中央社、中央电台及南京各报社等中方媒体，一律不得报道这一消息。对此，汪精卫经与蒋介石商量表示同意。
    孰料，日本人回去就变了卦，声称“中国当局对于发现后疲劳的藏本氏，强制使其陈述，又不使我官员到场”，“身心俱缺乏平静，陈述亦不明了确实，故关于今后之措置，俟藏本之心身回复后，调查事情，再行考虑”。
    幸亏赵世瑞当时留了一手——赵敏恒作为路透社记者，不受中日约定的限制，当即将他采访藏本英明的新闻稿直接发回伦敦路透社总社，顷刻间传遍全世界。
    这一招把日本人给气坏了，据说当时日本外务省情报局长天羽英二在东京的记者招待会上，曾称赵敏恒“不是记者，而是中国的一个恶毒的宣传员。”
    在表面上彬彬有礼的外交场合，这种言辞基本上等于是破口大骂了，当时在场的路透社远东分社总经理考克斯一听就急了，指责天羽英二梅辱记者，侮辱他的同事，两人差点就动手打起来。
    藏本英明于 6月20日被遣送回国，后不知所终。就此，“藏本事件”以最有利于中国的形势结束。
    以目前公开的资料考察所谓“藏本事件”，就只能说到这里了。其他深一层次的，比如藏本英明的“失踪”究竟有无幕后指使？藏本英明的自述有多少水分？日方借助“藏本事件”究竟意欲何为？大家想必会有自己的判断。
    不管怎么样，“藏本事件”最终的戏剧性结局，最起码地，是解决了一场外交危机，解除了密布的战争阴云，甚或，使日方对中国的全面入侵，消弭了其一个最好的借口，这个评价，应该不算过分。以功在国家，1935年，32岁的赵世瑞晋升为少将军衔。这个升迁的速度是火箭式的。
    ——如果从赵世瑞1933年参加特务处工作算起，才用了一年多时间！如果从1925年，赵世瑞考入黄埔算起，仅仅过了十年，赵世瑞就从军校四期步科第二团第六连的一名学兵，一跃而为国民革命军少将！
    整个特务处，在抗战开始以前就当上将官的，只有三位！
    赵世瑞排名第三。
    第二位是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因兼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处长，于1935年夏天晋升少将军衔，但郑介民当上少将的时候，已经38岁了。
    至于他们那位戴老板，由于特务处并不属于军队系统，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基本上属于一个群众团体，“事业单位”，所以根本没有军衔。戴笠要当少将，还要等到三年以后，戴笠以军统局副局长的身份，领少将军衔。
    再比比毛人凤，1934年加入特务处，任“浙警”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上尉军衔。
    1935年，还是以戴笠的提携，毛人凤才调到军委会武汉行营第三科第一股股长，弄了个少校，你看看跟赵世瑞能比么。
    至于特务处的第一个将官是谁，我们后面再讲。
    虽然官运亨通，但可惜天不永年，去台以后，赵世瑞因中风于1952年去世，仅活了49岁。
    至于日本总领事馆的杂役袁露，在抗战开始以后，还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作为。以后再说。

    按：“藏本事件”的真相被抖搂出来以后，知名人士杜重远先生曾抓住不久前发生在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叶木华被杀一案做对比，猛烈抨击国民政府的软弱无能，笔锋极为犀利，特附录于后。

叶木华与藏本英明

杜重远

    五月二十四日，中国留日学生叶木华君，在长崎市路过日华商业学校街前时，被该校学生渡边龙雄蹴球打中叶身，发生争执，渡边竟出短刀刺叶胸部致死。后来经我方领馆一再交涉，仅以长崎县长名义道歉了事。不到兼旬，日本驻京副领事藏本英明忽以失踪闻。于是日方电通社诬我有意谋杀，日舰数艘驶京示威，驻京日侨开大会议决，如藏本无着落，则以全体退出南京相要胁。我方则朝野震骇，手足无措，军警四出，大索数日。
    结果才知道这位藏本先生吃饱饭没事干，竟在紫金山捉迷藏。拿这眼前的两件事对比一下，记者因想叶君何不幸而投胎到中国来，更何不幸而留学到日本去。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惨杀其代价不过长崎县一纸空文，赠以“遗憾”二字。
    另一方面藏本又何幸而投胎为日本人，更何幸而服官在中国，一时心血来潮，遨游市外，竟忙坏了几十万的军警，惊扰了几百万的居民。好在紫金山的狼虎有眼，未敢照顾这位尊客，一场风波，总算平安过去。否则尸身无着，事态扩大，说不定牵动了欧亚全局，重演世界大战。古人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平时我不知道二语作何解，现在就叶君和藏本两事，才得到实证了。
    有人说，叶君不过是一个学生，藏本是一位外交官，两人的身分地位不同，何可相提并论。但是假定叶君是一个日本人，在上海给中国人打死，你想这事情会闹成怎样吗？那东京政府就非立即添派几只军舰，到中国各海口示威不可。这事情就马上化为重大的国际事件。反之如藏本是在日本的中国副领事，那么即使有了失踪的事情，中国断不能把责任诿卸到日本头上。日本警察即使帮同搜寻，也只是道义的关系，断不能小题大做。
    而且事后也许日本要向中国政府问罪，说是不应该派一个疯疯癫癫的外交官来日本呢。
    现在这两件事总算了结了。叶木华算是白白送掉一条命。
    藏本算是给中国军警找到，现在回日本去了。但单从这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是处在一个什么地位。
    本来政府是保护本国人民的，但是中国政府却是以保护外国人为其主要任务。叶木华事件，不必说，就是最近几年中，在上海，天津多少中国人遭日本有组织的绑架杀害（上海五洲药房经理项松茂君的遇难，即是一例），我们不曾见到中国政府向日本有什么要求。中国的外交官蔡公时，被日本军队杀死，后来到底有什么结果呢？
    也和叶木华一样地白死罢了。但是因了藏本事件，却把南京文武官吏，一个个闹得手忙脚乱，仿佛大祸临头一般。自然，我们是弱国人民，活该倒霉。但是从前清直到现在的媚外惧外的心理，难道竟不能改变一点吗？
    原载《新生》1934年 6月23日第 1卷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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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0 13:41

目录（2）
16、蔡孟坚与“顾顺章案”（1）
17、蔡孟坚与“顾顺章案”（2）
18、电讯专家魏大铭与特务处通讯网的建立
19、兵不血刃，敉平“两广”（1）
20、兵不血刃，敉平“两广”（2）
21、西安事变：箭在弦上
22、西安事变：捉蒋
23、西安事变：军统活动
24、附：西安事变：周恩来调停
25、附：七七事变
26、附：29军浮沉录
27、附：萧振灜的三级跳
28、七七事变前后军统的布局
29、附：宋哲元的决心
30、附：29军退出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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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1 06:18

16、蔡孟坚与“顾顺章案”（1）

    “顾顺章”这个案子并不是军统破的，蔡孟坚也不是军统的，不过，谈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秘密战，这个案子似乎是绕不过去的。
    简单说说吧。
    1927年 9月，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
    这里不得不再简单归纳一下历史，即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的几次迁移，给大家提供点资料：
    上海  1921年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7 月31日在浙江嘉兴南湖闭幕。这个大家熟得都可以背下来了。
    这里顺便说说关于“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由于条件所限，“一大”召开的当时，没有留下很详尽的会议资料，也可能是有所遗失，总之，时过境迁，多少年以后，所有的当事人，谁也回忆不起来当时开会的时间和地点了，只记得是 7月份，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
    1938年 5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我党“官方”第一次明确提出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从此就一直延续下来。
    但这么重要的事情，总归要搞清楚的。
    有意思的是，“一大”的会址，还是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找到的。
    周佛海是“一大”代表，后来他曾写过一本书，叫《往矣集》，其中很详细地提到“一大”的相关情况。当时，其妻杨淑慧也在上海，还曾经参与过“一大”的会务工作。因此，解放后，上海市委宣传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杨淑慧。
    办法也很简单，找个车拉着杨淑慧满上海的跑，跑了足足一个月，终于找到一处房子很像，于是拍了很多照片，请董必武同志辨认。最后终于确定下来，即当时的“兴业路 76、78 号”、1925年叫做“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 3号”、今天的“上海市黄陂南路 374号”。当时房子已经改得面目全非，家具也挪了位，我们今天看见的都是后来恢复的。
    至于开会时间的最终确定，则依赖于陈公博的回忆。
    开会到最后一天的时候，遇到了军警搜查，于是大家紧急疏散，当晚，陈公博住进了上海“大东旅社”，据他后来回忆：当天夜里，他的隔壁曾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死者是一位年轻女士。
    当时上海的传媒业已经非常发达，这么轰动的事肯定会有报道。一查当时的报纸，果然如此：
    1921年 8月 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
    同日，上海《申报》刊载：《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往前倒推，最后推算出了“一大”开幕时间为 7月23日。
    “一大”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机关一直设在上海。
    湖北武汉  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次年初，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同时，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等中共中央领导率中央机关从上海迁至武汉。
    上海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两次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武汉已无立足之地。“八七”会议之后，同年 9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回上海，转入地下工作状态。
    江西瑞金  1931年 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同年 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中共中央遭到严重破坏，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重要成员周恩来亦被迫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
    此时，由于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到半数，且主要负责人不在位，因此经共产国际指示，1931年 9月，在上海成立了临时党中央，由博古以“总负责人”的名义负责，当时，他连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是。从此，博古这位年仅24岁的年轻人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直到1935年 1月的遵义会议。
    到1933年初，博古等临时中央的领导人相继离开上海来到瑞金，“红都”瑞金成为临时党中央的所在地。
    陕西子长县瓦窑堡镇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并于12月17日至25日在当时的安定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从此到1936年 6月，瓦窑堡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同时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政府和西北军委（中央军委的前身）所在地。
    陕西保安  1936年 6月，中共中央机关由瓦窑堡移驻陕西保安。
    陕西延安  1937年 1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至延安。从此另一个“红都”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达十年之久。
    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1947年 3月，内战开始，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到1947年5 月，中央机关进驻河北平山西柏坡村。
        北京  1949年 3月25日，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建国后恢复原名北京。
    前面说了，1927年 9月，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以后，随即转入地下工作状态。
    为适应当时严酷的形势，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就是周恩来。后来又成立了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
    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不言而喻，首先是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另外还包括情报工作，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特务，等等。
    这其中，我们了解最多的，自然是惩办叛徒特务，也就是所谓“行动工作”，这项工作，归“特三科”，负责人就是顾顺章，另外还有康生（那时他还叫赵容）等。
    我们都知道，陈赓同志原来也做过秘密工作，不错，陈赓同志是“特二科”负责人，负责情报工作。
    另外，还有负责总务、后勤的“特一科”，负责人中，就包括参与处决顾顺章家属的洪扬生。
    还有负责交通、通讯的“特四科”，负责人是李强同志。
    李强同志是中国无线电台的先驱，解放后又成为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人。改革开放后来被调到外贸口，美国“可口可乐”的生产线，就是李强同志主持引进的。
    这其中，最出名的，自然就是顾顺章了。
    顾顺章，生于1903年，上海宝山人。顾顺章本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一个工人，后加入青帮，以好勇斗狠而闻名，在身边的工人中享有很高威望，后当了工头。
    1925年，顾顺章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后进入上海市总工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顾顺章任工人稽查队队长。
    1927年，顾顺章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 6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长期在上海与周恩来领导中共秘密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学习苏联的经验，主要在城市中开展工作，广大工人成为同盟军的主力，因此有一段时间特别强调工人的作用，提拔了一批工人出身的干部，而且是火箭式提拔，一下子就从基层干部成为中央领导，顾顺章就是这样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
    更典型的还有向忠发。
    1928年 6月18日至 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居然在国外召开，足见其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已经险恶到了何等地步！
    经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向忠发，生于1880年，湖北汉川人。
    1926年夏秋，向忠发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在“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到了“六大”，向忠发更一跃而成为党的主席。
    仅用了两年时间，向忠发便完成了从党的一名基层领导干部到“一把手”的飞跃。
    这时，向忠发已经快50岁了，在当时一派年轻人的政坛，也算是一个“另类”。
    1926年，顾顺章和陈赓等人被派往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所谓“格别乌”学习特工技术。
    也许是有这个天份吧，据说顾顺章在这方面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用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其前身为“中统”）资料室主任万亚刚在其《特务大师顾顺章》中的话说：
    “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凭他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回来。文的方面：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武的方面：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可说是全能特务，够得上称为大师。在他以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因此，顾顺章很快就成为了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在大上海叱咤风云，从无失手。
    1931年 1月 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召开，这就是著名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了。
    说他著名，是因为在这次全会上开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先例，即苏共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粗暴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选举，使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
    米夫，1901年生，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毕业。1925年，年仅24岁的米夫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所以，从名义上讲，米夫虽然是王明的老师，但年岁却比他的中国弟子们大不了多少。后来米夫又升任校长，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
    早在1928年的中共“六大”上，米夫就想扶植王明进入中共高层，但没有成功。1930年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再次来华，半强制地要求中共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如此，连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都是米夫代替中共领导层决定的。
    不仅如此，在会议进行当中，米夫未经中共中央，亲自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名单。最终，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跃而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有米夫这位庞然大物的支持，王明实际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在苏联1937年的“肃反”，米夫被打成反革命、打成“托派”，并于1938年被无情地枪决，仅活了37岁。
    王明，生于1904年，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由于王明俄语好、马列学得好，很快成了米夫的得意门生。
    王明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佼佼者。
    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到底是哪29个人，说法不一，比较通行的说法是：
    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何克全（凯丰）、杨尚昆、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多是些才华横溢的人，共同特点是俄语好、熟读马列经典，讲起话来激情四溢，每每俄语、英语脱口而出，极富感染力。唯一的弱点就是比较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对苏联的了解超过对中国的了解，脱离实际比较远。
    最要命的，这些人并不把这个当缺点，反而觉得天下只有我懂马列，别人都是“土包子”。殊不知，中国的事情，用“土包子”的方式来处理，往往更管用。
    王明于1929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红旗》报编辑，正是在此期间，王明写出了他那本著名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这个名字更加著名。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在王明的提议下召开的。
    王明掌权以后，痛感自己以及他身边的“小圈子”回国时间太短、资历不够、根基太浅，于是提出了“系统地改造党”的方针，派出了大批“中央代表”到各地去“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机关。
    所谓“系统地改造党”是个什么含义呢？
    据《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的规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当地( 当地党委 )是错了的时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则在公开的领导政权的党中一般的都是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
    说白了，就是保证王明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党的各级、各层都能够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
    前面说过，1931年 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由于当时周恩来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任军委书记，在周恩来未到任前，曾由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
    实际上，周恩来，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派到中共苏区的“中央代表”。
    同样，张国焘则被派到了鄂豫皖苏区，扮演同样的角色。根据《中央关于鄂豫皖省委的决议》：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
    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当时鄂豫皖区还保有较多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负那个区域领导责任的曾钟圣( 曾中生 )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的拥护者，我的同志们觉得我去那里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是游刃有余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对那一带的情况较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即最初的决定，是周恩来去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则去中共苏区，后来大家一致认为鄂豫皖苏区更需要加强工作。而周恩来不能马上到位，还是由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为好，包括周恩来自己，也持这种态度。
    所以后来有人说，幸亏是秉性相对比较恬淡的周恩来去了中共苏区。如果换成张国焘前去主党，遇见与主政的毛泽东，以其二人同样的强势性格，再加上本来就互相不大看得顺眼，不知何以相处。
    1931年 4月 1日，张国焘和陈昌浩离开上海，顾顺章将他们护送到武汉，并交给了鄂豫皖苏区派来接头的秘密交通员。
        正是在武汉，顾顺章遇到了他的“天敌”——蔡孟坚。
    蔡孟坚，1905年生，江西萍乡人。
    蔡孟坚“出道”甚早，1923年，还在萍乡念中学的时候就加入了国民党，后考上青岛大学，毕业以后，蔡孟坚于1928年投笔从戎，参加了“二次北伐”。

    按：“二次北伐”，又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词。因为这是国民党自称的，我们这边并不承认。
    1927年 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到此中止。4 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自说自话”地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这话一说又远了，以后再说吧。
    8 月25日，“宁汉合流”。1928年 2月，南京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限期完成北伐”，蒋介石仍为北伐军总司令并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
    1928年 5月，北伐军迫近京津，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统治北京的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 6月 3日退出北京，返回老家东北。次日，在皇姑屯被炸死。
    张作霖的死，意味着统治中国长达16年的北洋军阀时代彻底结束。
    6 月 8日，阎锡山部率先进入北京，并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全权负责接收北京事务。6 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
    6 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二次北伐”同时宣告完成。
    同年12月29日，以“东北易帜”为标志，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正式纳入国民政府版图。

    接着说蔡孟坚。参加“二次北伐”之后，蔡孟坚投入“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手下，成绩斐然，很快就收编了北洋军阀的一个师，并将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9师，开到烟台加入作战。此事得到了蒋介石的专电嘉奖。
    可能也是由于太年轻吧，缺乏“革命”斗争经验，23岁的蔡孟坚被人家“涮”了一道，刚反正过来的那个“第49师”师长旋即复叛，差点把国民政府派来接管烟台的几十名“中央”大员“连锅”端掉。幸亏蔡孟坚警觉，在最危急的关头，把这些人救了出来。
    事后追究此事，蒋介石亲自与蔡孟坚谈话，了解情况，蔡据实相告。
    因缘时会，正是这一次谈话，蔡孟坚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赏识。用他自家的话说：“蒋公认我无经验而有冒险爱国心，当时独赏我三千元，嘱我稍事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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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1 06:19

续

    蔡孟坚从此“简在帝心”。
    “反省”了几个月，蔡孟坚找到蒋介石，要求安排个工作，蒋把他交给了陈立夫。
    陈立夫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见到蔡孟坚之后，陈当即叫来“中央党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介绍他俩认识。

    按：徐恩曾，生于1896年，浙江吴兴人。
    徐恩曾也是著名的大特务了，比起戴笠来也不遑多让。但他们俩的出身、经历可不一样，简直是天壤之别。
    戴笠出身社会最底层，徐恩曾则是富家子弟。
    戴笠读的是“社会大学”，徐恩曾可是正牌的大学生，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后来又到美国学习电机工程。
    所以，军统跟中统的路数不太一样，彼此长处、短板也有很大区别。
    军统办事，往往“邪招儿”多得出奇，邪得一般人想不出来；中统的人，则多少有些书生气。所以中统跟军统较劲，经常吃“暗”亏，两边打架，挨揍的一般都是中统。
    所以，搞军事情报、杀人越货，那是军统的拿手好戏，但是要讲“党派斗争”（不仅是针对共产党，一切党派的活动，均在中统的视线之内），中统还是颇有些独到之处的，不是浪得虚名。
    这些，跟这两个“掌门人”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一个是“打流”出身，能一样得了么？

    徐恩曾跟陈果夫、陈立夫是表兄弟，比陈果夫小，但比陈立夫大几岁。
    所以，徐恩曾回国以后，就投到了表弟陈立夫手下，由于他的工科专业背景，所以一开始是搞后勤行政的，做“中央党部”总务科科长。后来，其特工潜质逐渐显露出来，成为“中央党部调查科”这个国民党党务系统最大特务机构的负责人。
    陈立夫对徐恩曾说，这位蔡孟坚先生，是蒋先生介绍来的，暂且算你那儿的人，但不归你管。他的工作任务，由我和蒋先生直接安排。
    陈立夫虽然比徐恩曾还小几岁，但却是他的顶头上司，他的话，徐恩曾自然奉命唯谨。
    不久，蔡孟坚就为蒋介石立了一大功。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秘密策反了冯玉祥部驻许昌的师长任应岐。
    任应岐，我们在讲“吉鸿昌案”的时候曾经说过，大家应该还记得。
    蔡孟坚被蒋介石派到任应岐处，负责与“中央”的联络。
    据蔡孟坚回忆：
    “某日，冯玉祥总部派传令兵，给任应岐密送新发的密电本。密电本的前页，列有其部各军、师电台的密号。当时，参谋处全部官兵集中，由冯玉祥总部点名发饷。传令兵催给密电本的收据，我从桌上拿起日戳，加盖收条。我将密电本秘藏身内，即到附近的许昌英美烟草公司。我见该公司收烟叶的车辆只要插英、美国旗，照例可通过双方对阵的战线。我即请求通融乘坐该公司烟叶车，前往马牧集经商，竟得允许。我乘便车，安全到达。我见到蒋公总部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特将密电本托毛庆祥面呈以火车作活动办公地点的蒋公。毛庆祥即告知，蒋公对密电本非常重视。而后，我方参谋处传出：利用该密电本，各军、师番号用敌军总司令的名义，调动敌军部队。因此，我方连收胜果。”
    蔡孟坚弄的这一出，堪比“蒋干盗书”了。不过，蒋干是个大傻子，被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
    蔡孟坚可不一样了，正如蒋介石所说：“你取来的密电本，胜十万军队，中原大战不久可结束。现在第一个敌人打倒了，要应付第二个敌人。”
    蒋介石所说的“第二个敌人”不问可知是共产党。蒋说：湖南、湖北的共产党活动很厉害，彭德怀占领了长沙，武汉也三天两头闹暴动。所以派你做“两湖特派员”，驻武汉。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蒋介石同时电告陈立夫，令其转告武汉行营：“蔡孟坚对共党有生杀权。”
        蒋介石没有看走眼——25岁的蔡孟坚，将在武汉成为一名“铲共专家”。
    1930年 8月，蔡孟坚抵达武汉，就任“两湖特派员”。
    此时中原大战已经爆发，原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被蒋介石调任第三军团总指挥，接任的是何应钦。
    蔡孟坚前去拜谒何应钦。何对他说：共产党趁着中原大战，在湖南湖北两地实行“李立三城市路线”，来无影、去无踪，目前采取的是“即捕即杀”的办法。

    按：何应钦口中的“李立三城市路线”，在中共党史上称为“立三路线”。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生于1899年，湖南醴陵人。李立三长期做劳工工作，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并且，南昌起义也是由他首先向中央建议的。
    在中共“六大”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随后任中央宣传部长兼秘书长，从此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
    1930年 3月，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去莫斯科出席“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由李立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当时适逢中原大战，李立三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可以乘机夺取全国的胜利。
    1930年 6月，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点名批评了毛泽东，而且口气还非常严厉：“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红）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
    6 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且满怀豪情地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
    6 月15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再次严厉地批评毛泽东等：“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
    “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 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
    “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
    “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朱德被迫去打大城市南昌、9 月又去第二次攻打长沙，也没打下来。
    在此之前的1930年 7月，彭德怀曾率领红三军团，趁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队第四路军总指挥去湘南追击桂系部队之机，第一次攻打长沙，并占领了一个月时间，8 月撤出。
    两次攻打长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之一是——何健为了报复，于1930年11月14日，杀害了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同志。
    后来，朱、毛转而进攻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吉安，一举攻克，并在吉安建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9 月24日，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随后被免职，并被派往苏联学习。
    “立三路线”维持了仅仅三个月，但中国共产党和李立三本人，都为这三个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谓“即捕即杀”——按照武汉警备司令部颁布的《戒严条例》，共16条，凡触犯其中任何一条即可处以死刑。
    蔡孟坚很谦虚地说：“蒋公”临时把我从中原战场上抽调出来，到武汉镇压暴乱。但对付共产党，我没有什么经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我希望能与被捕的共产党谈一谈，才能了解他们的行动策略。
    对此，何应钦也表示认可，并说他也觉得目前这种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枪毙的做法，确实不好。
    于是何当时就拿起电话问“军法处”，有没有现成的共产党可供讯问。一问说有两个，明天就要执行枪决。
    蔡孟坚第一时间找到二人分别谈话。他的审讯别开生面，不像别人那样剑拔弩张，动辄大刑伺候。而是用拉家常的方式，令人感到比较舒服，很快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俗话说“软刀子杀人”，二人很快被蔡孟坚这把“软刀子”剌开了口子，供认一个叫宋惠和，另一个叫陈谦。
    宋惠和，1907生，化名周大烈。湖南湘潭人。
    宋惠和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到武汉以后，历任任共青团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兼阳夏区委书记、汉口区行动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叛变以后，宋惠和为蔡孟坚制定出了一个“实施现场捉共办法”。
    所谓“实施现场捉共办法”其实十分小儿科，就是我们在《红岩》中看到的那一套，即每当有共产党叛变之后，就给他配备几个便衣特务，随着叛徒满大街溜达。一旦遇到原来的的上下级或联系人，马上由特务现场逮捕。
    蔡孟坚又去找何应钦，对他说，现在有这么一个办法，我认为可行，但我是一个人来的，无人可用。
    何应钦当即表示，他认识上海的一个洪帮大爷，此时正在武汉，可以让他找些人供你驱使。
    不久，蔡孟坚就组成了一个20多人的班底，除了洪帮分子以外，宋惠和、陈谦二人成了蔡孟坚的左右手。
    很快，这个“小儿科”的办法就收到了成效。
    据武汉党史资料记载，仅 9月到12月的 4个多月时间里，就有 100余人被捕牺牲，其中包括长江局总行委委员兼汉口区行动委员会书记秦了君、武汉市委代理书记郭士杰、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沈绍藩、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孙良惠、中共纺织产业工委书记吴芳、武汉市委常委郑德辉、市委书记陈洪周、长江局委员兼秘书长张采真、长江局共青团负责人袁树人等同志。
    同时，武汉市委秘书机关( 汉口合兴隆杂货店 )、武汉市委会议机关( 汉口方正里 8号 )、长江局秘书机关( 汉口湖南街 5号 )、长江局接头机关( 汉口第一宾馆26号 )、长江局接待机关( 汉口中山路新成里 )、长江局印刷机关( 汉口张美之巷 6号 )等秘密机关被全部破坏。
    由于从省市委到基层党组织均遭破坏，1930年12月，中共中央被迫决定撤销长江局。

    按：这里所说的“长江局”并不是抗战以后成立，曾由王明担任负责人的那个“中共中央长江局”。

    1930年 7月下旬，为实现李立三提出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建立中央派出机构——中共中央长江局。主要工作是：“组织武汉暴动，准备在武汉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集中红军进攻武汉、长沙、南昌、九江、信阳等中心城市；组织地方农民暴动与武汉暴动配合；组织兵变与兵暴，配合武汉暴动。”
    中共中央长江局由项英任常委会书记。8 月 7日，长江局与中共湖北省委“合并”，党团组织“统一”，成立长江局总行动委员会，简称总行委，书记仍为项英。
    所以，叛徒宋惠和，被捕前正是秦了君的直接下级，属于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一名基层负责人。
        这一下，初出茅庐的蔡孟坚声名鹊起，短短几个月，俨然以“铲共专家”的面目出现在武汉三镇。
    “实施现场捉共办法”仅仅是蔡孟坚的“三部曲”之一，后面还有之二、之三，当然，在当时，蔡孟坚自己并不知道、
    1930年底，一个共产党叛徒，指使特务在武汉街头抓了一个叫华夏的人，逮捕后一审，还真是共产党。再往深了问，华夏不肯说了，只是说，叫你们的“铲共”负责人亲自来谈。
    蔡孟坚当即“闭门审讯”，这一审，还真审出了一起“惊天巨案”。
    被捕的华夏，真名叫做陈华，真实身份是中共汉口区委书记。
    原来，1930年11月，中原大战以蒋方大获全胜而告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会后巡视武汉。汉口工商组织准备联合举行“讨逆胜利大会”，蒋介石将亲自出席并演讲。
    据陈华供认，共产党已经打入大会的会务组，并主管分发入场券。他们拿到两百张，这两百张票，他们将从湖北各地分头来到武汉，并分组进入会场，每组 5人，当蒋介石上台后，大家一起向台上投掷炸弹。
    不问可知，蔡孟坚当即令手下展开全城大搜捕，同时报告何应钦。因此，陈华的叛变，不但令刺蒋行动彻底告吹，反而使多名共产党员被捕。
    蒋介石听了何应钦的报告，大为高兴，当然，他不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笔者相信，这种简单的所谓刺杀行动，头脑简单的热情多于冷静严谨的设计，根本奈何不了蒋介石。
    老蒋的身边，先不说有多少护卫——仅仅戴笠，从特务处成立的开初，就将自己手下的黎铁汉派到了老蒋的身边。
    黎铁汉，1904年生，广东海南定安人，军校二期步科毕业。
    黎铁汉跟郑介民是同乡，又是军校二期同期的同学，但他却不是郑派的人。
    黎铁汉的资格很老，第一、第二次东征和北伐他都参加过。
    我们知道，黄埔早期的学生，尤其是一、二两期，只要是“挺”过了北伐的，几乎个个是国民革命军“名将”。如果是我们这边的，元帅、大将，也不在话下。
    原因何在？
    因为第一、第二次东征太残酷了！
    前几期的学生，在第一、第二次东征的时候，都是以学兵的身份，直接编入作战部队去打仗的——枪子儿无情，他可不管谁是蒋校长手下的“天之骄子”，只要是一枪命中左胸，管你是军校学生，还是长官的马夫、勤务兵，一样“回家”！
    所以军校早期的学生，在第一、第二次东征中大量牺牲，侥幸活下来的，后面跟着还有平定杨、刘叛乱、还有同样残酷的北伐。这个时候，早期的学生，都成为了下级军官，即便如此，牺牲的概率依然很高。
    最典型的，当属革命军人的典范——曹渊。在武昌城下，年轻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曹渊以最军人的方式、死在了胜利前夕。
    所以，后人往往只看到军校早期学生中惊人的“成材率”，但往往忽视了有句话叫“一将功成万骨枯”。
    所以，黎铁汉能从第一、第二次东征和北伐的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真的不容易。
    别人都不说，就以他的同学郑介民做比，同样是军校二期学生，1925年，黎铁汉去参加东征，郑介民呢？
    人家到苏联上大学去了——郑介民也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出来的，政治经济学专业。
    一学就是两年，1927年 8月，郑介民回国，这时，蒋校长的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立，郑介民又跑到陆军大学将官班去了。三折腾两折腾，复兴社成立，郑介民成了特务处副处长了，就这人家还不愿意呢——上头还有个六期的戴笠，觉得冤！
    说那都没有用！黎铁汉也不是一般人，从军校毕业当排长、连、营、团、旅，一步不落，到1931年，任国民革命军第88师副旅长。
    1932年，黎铁汉进入特务处，被戴笠看中，1933年 7月，戴笠将黎铁汉推荐给蒋介石，任“随节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对蒋介石的保卫工作，公开职务，叫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警备组长。
    俗话说，“宰相门前七品官”，何况是蒋委员长门前的官，这个“侍从室警备组长”听着不起眼，一个“组长”而已。
    然而，这个“组长”是少将级。
    就此，黎铁汉一步登天，成为国民革命军少将，年仅29岁。
    黎铁汉是戴笠的特务处中，第一个晋升为将官的。
    以年龄论，特务处（包括后来的军统、保密局）最年轻的将官，当然是大家都知道的沈醉，1942年，沈醉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年仅28岁。
    但沈醉从1932年参加工作，到1942年晋升少将，用了整整十年。
    黎铁汉1925年进入黄埔，仅用了 8年时间即成为将级军官，这个速度，在军统排名第一。
    这个时候，他的同学兼上级、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公开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驻北平，刚刚指挥特务处北平站刺杀汉奸张敬尧。
    至于戴笠，前面我们说了，此时根本不具有国家公职人员或者军人的身份，军衔云云，那是根本谈不上了。
    戴笠这点很好，要权力不要名义，他有很多担任公开职务的下属，都比他提得快，很早就成了将级军官，但戴笠依然安之若素，不以为意，他的这些下级，也依然把他看做“戴老板”。
    也是一种本事！
    有黎铁汉这等人物，给老蒋做警卫，不是轻易可以相与的——据记载，蒋介石曾 4次遇刺，均有惊无险，跟安保工作的严密，是有关系的——特别是相比于汪精卫和杨永泰！
    当然，事情都不是绝对的，西安事变，老蒋不是照样做了阶下囚！
    直接针对蒋介石的刺杀案件，被蔡孟坚破了，而且证据确凿，而且距蔡孟坚到武汉履新仅三个月的时间——可想而知，对这个25岁的年轻人，老蒋的心中，有多么嘉许！
    有的时候，能够赏识别人，也是一种成就，也能获得成就感！
    老百姓，以得到别人的赏识为荣。
    当长官的，则以能赏识别人为自己的成就。
    蒋介石当即电令蔡孟坚到庐山汇报工作——此时，蒋介石正在对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
    蔡孟坚到庐山晋见蒋介石，老蒋特地偕夫人宋美龄一起接见，听了蔡孟坚的汇报，蒋介石大喜，当即发出“手谕”，晋升蔡孟坚为武汉行营少将参议。
    25岁的蔡孟坚，参加工作仅两年，就从一个“新大学生”成为国民革命军少将。这个速度，黎铁汉、沈醉、赵世瑞一比，可就相形见绌了。
    不过不能这么比——黎铁汉等人的后台，不过是一个“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戴笠。而蔡孟坚身后站着的，却是民国第一人！
    不过，“武汉行营少将参议”，是一个虚衔，拿少将的工资，并没有什么权力。
    稍后，武汉行营成立侦缉处，蒋介石亲自到武汉，指定由蔡孟坚任处长。“真除”少将，这可是实打实的。
    同时，蒋介石奖励蔡孟坚现大洋一万。蔡孟坚没有忘记他这一万块钱怎么得来的，他以原来手下那些帮会分子和叛徒为主，组建了侦缉处，同时把奖金分成两部分，帮会分子和叛徒各奖励一半，自己则分文未取。
        这是蔡孟坚“铲共”的第二部曲。
    在“铲共”的第三部曲之前，蔡孟坚还遇到了一次危险，险过剃头。
    原来，蔡手下以陈华为首的几个“自首”分子，准备杀掉蔡孟坚，重回革命阵营——他们对蔡说，打算在武汉办一份报纸，名字叫做《醒报》，意思是“唤醒共产党”。
    蔡孟坚当然很高兴，并答应参加他们的“创刊”筹备会。
    于是，这几个人在汉口丰寿里 7号找了间房子，预先准备了菜刀，打算届时用打麻将的声音做掩护，杀掉蔡孟坚。
    这天是1931年 1月22日。
    可巧了，当天晚上蔡孟坚也在玩牌。请客的是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临时整理委员会”委员单成仪，先吃饭后打牌。
    单成仪，1902年生，辽宁庄河人，军校四期步科入伍生队第一团第八连。
    这个连里，比较有名的是徐志道，1949年 1月，蒋介石“引退”，返回浙江奉化老家，毛人凤也辞去保密局长职务，指定徐志道为局长。李宗仁要放张学良、杨虎城，找到徐志道，结果徐说他根本就不知道张、杨关在何处，把李宗仁气得够呛。
    与徐志道不同，单成仪是中统分子，而且是老牌的中统特务了。抗战胜利之后曾任中统东北区“总督导”，即中统在东北地区的最高负责人，中统改组为“中央党部党员通讯局”之后，续任党通局东北区总督导。
    更巧的是——单成仪的家，就离大家准备“做”掉他的现场——汉口丰寿里 7号仅隔一条胡同。
    宋惠和——这时已经是蔡孟坚的秘书，来请蔡孟坚去开会——蔡孟坚也不知道怎么了，忽然变了卦，对宋说我不去了。
    多少年以后，蔡孟坚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也没有说清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只是说当时输了13块钱，可能跟这个有关系，玩得兴起，不想去了。
    这个话，可能是真，我们都玩过牌，无论是输是嬴，有的时候，确实是欲罢不能。
    不过，从蔡孟坚的个性看，这是一个工作十分敬业的人，不大可能因为娱乐、应酬等等而放弃工作。另外，上次老蒋给的一万块钱，蔡分文未取，都奖励了手下，区区13块钱，蔡岂能放在眼中！
    现在看来，蔡极有可能当时已经有了警觉，或者是已经得到了情报，明了对方的意图而做好了必要的处置。
    当晚10点来钟，隔壁胡同里传出了宋惠和的呼救声，蔡孟坚迅速赶到现场，发现宋浑身是血躺在地上。
    蔡孟坚当即通知武汉警备司令部封锁所有车站、码头，进行全城大搜捕，果然在一条去往上海的船上，抓回了他那 7个手下。
    原来，对方早就买好了当晚11点的船票，打算杀掉蔡孟坚之后马上逃往上海，结果因苦等蔡孟坚而不至，一怒之下，将死心塌地追随蔡孟坚的宋惠和给宰掉了。
    这回，蔡孟坚不再心慈手软，将 7人交军法处审讯后，全部问成死刑，择日枪决。
    处决之前，7 人中有一个人，从监号中辗转托人送出一封“血书”，发誓效忠于蔡孟坚，表示愿意继续用“游街抓共”的方式，为蔡孟坚“再立新功”。
    蔡孟坚考虑再三，可能是觉得反正你也逃不出我的手心，于是就同意了，放了这个人一条生路。
    当然，蔡孟坚不会想到，正是这个人——将一个几乎能改写国、共两党历史和命运的机会，交到了自己手中。
    这个人，就是尤崇新。
    尤崇新，据上海地方志记载，其本名游无魂，“尤崇新”是其化名，另外，“吴浑”、“郁伍文”、“梅卿”也都是其化名。鉴于大家看到的多数文献均称其为“尤崇新”，那么我们也从众好了。
    尤崇新是江苏人，1925年参加革命，并积极投身于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从1927年11月到1928年 1月，尤崇新曾担任了三个月中共沪中区委书记。
    中共沪中区委是为了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而专门建起来的，1927年 3月 7日成立，最初叫中共公共租界（沪中）部委，后改为中共沪中区委。
    尤崇新是中共沪中区委的第三任书记，其前任张耘，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康生。
    1927年 6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上海区委，由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所以，大家会看到，有的文献中说尤崇新是中共江苏省委干部，就是这么来的。
    1930年秋，尤崇新被调到湖北工作。11月，中共中央长江局重新组建武汉市委，市委书记就是尤崇新。武汉市委下设汉口、武昌区委和汉阳三个区委，前面讲到的叛徒陈华，叛变之前就是汉口区委书记。
    1931年 1月，尤崇新被捕，旋即叛变。后参与了杀死叛徒宋惠和的行动之后，尤崇新与其他 6人再度被捕，准备择日公开枪决。在此之前，尤崇新咬破手指，给蔡孟坚写了一封血书。
    这个时候，据蔡孟坚回忆，“此时已接近五一劳动节”，推算时间，估计应该是 4月的中下旬左右。
    没有过几天，尤崇新就给蔡孟坚送上了一份惊喜，蔡孟坚“铲共”的第三部曲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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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1 06:20

17、蔡孟坚与“顾顺章案”（2）

    1931年 4月24日，顾顺章被捕，地点是在汉口特三区小高尔夫球场附近。
    当时顾顺章胳膊上还缠着块白毛巾，似乎是正在准备与什么人接头，结果被尤崇新撞见。
    前面说过，尤崇新参加过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而顾顺章恰恰是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彼此很熟，所以一眼就认出来了。
    当即指示随行的特务，“此人是上海暴动总指挥”，顾顺章就此被捕。
    但是，尤崇新并不知道，此时的顾顺章，已经属于“中央领导”了。
    两人同为1925年参加革命，几年下来，顾顺章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了；而尤崇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所以对于后来顾顺章的升迁和所从事的秘密工作，不甚了了。
    因此，蔡孟坚得到的报告是，抓获了“上海暴动总指挥黎明”。
    “黎明”被捕以后，态度极为倨傲，直接提出要见蔡孟坚。当时蔡孟坚还挺奇怪，心想我是一个搞秘密工作的，这个黎明怎么会知道我是“国民党在武汉负责人”。
    见到蔡孟坚，“黎明”也不绕圈子，直截了当地说：我叫顾顺章，在中共党内与周恩来是平起平坐的人物，并兼任“上海红色保卫局长”。
    蔡孟坚这一惊非同小可！
    顾顺章是何许人也，不太清楚。周恩来是何等人物，蔡孟坚可是很清楚！“上海红色保卫局长”是干什么的，蔡孟坚更清楚！
    “铲共”居然铲出这样一条大鱼来！蔡孟坚喜出望外。
    那边厢，顾顺章还在大言不惭，要求尽快安排他会见蒋介石，他要跟蒋谈谈“国共两党合作事宜”。
    蔡孟坚听这人说话忒不靠谱，于是建议让他先见一下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顾顺章说：“见了何主任，还是说这几句话。”
    顾顺章自我感觉良好，要见蒋介石，没想到连何应钦都见不上。
    蔡孟坚谒见何应钦，说有这么个人、这么个事。何应钦说我不见，你把他送南京去吧。他不是要见蒋介石么？送他去见！
    于是，循正常的报告程序，蔡孟坚向南京中央党部报告：顾顺章自首，希望能见到蒋委员长，“陈述其解决国、共合作的意愿”。
    据顾顺章后来回忆，他曾经提醒过蔡孟坚，“千万不要往南京打电报”，但为什么不能打，他没有明说。
    蔡孟坚没有理他这个茬儿——也是啊，这么大的事，蔡孟坚怎么可能不报告！
    此举铸成大错！
    次日，蔡孟坚租了一艘小火轮，派一个排的宪兵，押送顾顺章赴南京。自己则于次日乘飞机赶往南京预作安排。
    1931年 4月25日，星期六，中共历史上最紧张的一个周末就要开始了。
    蔡孟坚于 4月26日赶到南京，首先到中央党部去找陈立夫，结果中央党部几乎空无一人——有点身份的人，一到周末就都跑到上海花天酒地去了。
    接待他的，是张道藩——对，就是跟蒋碧薇搞婚外恋的那位，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
    当时俩人约好，张道藩去找蒋介石，看能不能安排会见，蔡孟坚则到码头去接顾顺章，然后送到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地点。
    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地点，在南京中山路 305号——跟军统一样，中统主要负责人的办公地点跟“调查科”的机关也是分开的，秘密设在一个其他的地方，一般不够档次的特务，压根儿就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场所，别说来了。蔡孟坚接到顾顺章之后，就打算把他送到这里来，图的是保密，比较隐蔽。
    此时已经是1931年 4月27日，星期一。
    蔡孟坚接上顾顺章，俩人一块到“中山路 305号”。等车开到门口，新鲜事发生了——
    顾顺章一看“中山路 305号”的门牌，马上说：“这是共产党驻南京的秘密据点，你们赶快把地下党员钱壮飞给抓起来！”
    世间有无数荒唐事，然最荒唐者莫过于此——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地点，居然同时也是共产党的秘密据点！
    蔡孟坚气坏了——你倒是早说呀，现在才说！我打了无数电报，都让这个人给看了！
    这会儿他终于明白了，顾顺章为什么会知道他是“国民党在武汉负责人”——徐恩曾的秘书就是共产党，那人家还有什么是不能知道的！
    但这时顾不上多说废话，马上去抓钱壮飞。
        可想而知——钱壮飞早已远走“壮飞”。
    钱壮飞，生于1896年，浙江湖州人，原名钱壮秋。
    钱壮飞是一个聪慧无比的人。他本是学医的，1919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解放后改为北京医学院，后并入北京大学），在北京的京绥铁路医院当医生。
    钱壮飞曾跟人合伙办过一家电影公司，并自编自导自演过一部电影《燕山侠隐》，这是中国第一部黑白武侠电影。
    他还教过美术、还擅长书法、还精于无线电。
    知识丰富，技能全面——天生一个搞特工的材料！
    1925年，钱壮飞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钱壮飞身份暴露，被北洋政府通缉，只好离开北京。离京之前，钱壮飞将自己12岁的女儿钱蓁蓁送到黎锦晖办的“中华歌舞团”学习歌舞，并拜黎锦晖为义父，从此改名黎莉莉。后来，黎莉莉成为与王人美、胡蝶齐名的电影明星。

    按：黎锦晖，湖南湘潭县人，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先行者。与他的另外 7个兄弟姐妹黎锦熙、黎锦耀、黎锦纾、黎锦炯、黎锦明、黎锦光、黎锦扬，并称“黎氏八骏”
    其中大哥黎锦熙是著名语言学家、中国“注音字母之父”。当年黎锦熙在湖南办报的时候，手下有几个年轻人，帮着做些抄抄写写的事情，其中有几个后来成了名，一个叫田汉，另一个，叫——毛泽东。

    离京以后，钱壮飞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当了一名军医，失去了组织关系。1928年，钱壮飞辗转来到上海，因生活无着，无意中考入了徐恩曾主办的一个无线电训练班。
    当时，徐恩曾正在筹办“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以及“中国无线电商报”，就办了这么一个无线电训练班，招收人才，同时也招电讯特务。
    钱壮飞本就爱好无线电，又多才多艺，很快就引起了徐恩曾的注意，更重要的，钱壮飞与徐恩曾是湖州老乡，有值得信任的基础，就此，钱壮飞逐渐被徐恩曾引为心腹。
    1928年秋，徐恩曾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把钱壮飞带了过去，作为他的私人秘书。
    此时，钱壮飞最需要的，就是同组织重新接上关系，方能决定自己的行止。可是，对于一个地下党员来说，要找到组织谈何容易！
    就在这个时候，仿佛上天的安排——李克农、胡底，同时出现在钱壮飞的身边。
    李克农，1899年生，安徽巢县人。
    李克农的早年，主要在安徽老家搞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因在安徽芜湖从事革命活动，被当时的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通缉，遂潜往上海。
    胡底，1905年生，安徽舒城人，原名胡百昌，胡底是他的化名，取“不知伊于胡底”之意。
    1923年，胡底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在读期间，认识了当时还在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就读的钱壮飞，成为好友，1925年，胡底与钱壮飞夫妇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跟钱壮飞一样，胡底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钱壮飞办的“光华电影公司”，合伙人中，就有胡底。
    1927年，胡底和钱壮飞夫妇同时被通缉并离开北京，钱壮飞夫妇去了西北军，胡底则去了上海。
    1928年，胡底进入上海影片公司工作，其时，钱壮飞已经成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徐恩曾的秘书。
    很巧，某天，正在上海影片公司影棚里拍片的胡底，居然碰上了化名为李泽田的李克农，当时李克农任中共沪中区委委员（尤崇新曾担任这个区委的书记）。李克农跟胡底是安徽同乡，曾一同在芜湖从事革命活动。
    钱壮飞、胡底，这两个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终于与党联系上了。
    经过胡底的牵线搭桥，1928年11月，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这后来享誉天下的“龙潭三杰”，就在上海影片公司的摄影棚里风云际会。
    都是党员，彼此又是知根知底的好友，从政治上、从友情上，都可以完全信任，钱壮飞讲了自己这几年的情况，以及目前得到徐恩曾的信任，但未得到组织批准，不能擅作主张的苦恼。
    确实，一个共产党员，加入一个具有浓厚特工背景的机构工作，且又得到对方的高度信任和重用，实际上不是什么好事。如果不事先跟组织汇报，并得到批准，日后，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是绝对说不清楚的。
    李克农脑子很快，马上说，你一个人在里面孤掌难鸣，能不能再安插进一、两个人去，以为犄角，互相策应。
    钱壮飞说行啊，目前正好有个机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正在公开招聘，组织上可以利用这个时机，派人打进去。
    实际上，李克农的话不是随便说的。回去以后，他便通过中共江苏省委向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建议充分利用这个良好契机，派人打入国民党内部，并且表示自己和胡底都愿意承担这个任务。
    这个方案，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同时决定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一个党小组，李克农为组长。
    1928年12月，李克农考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做了一名新闻编辑，不久，经钱壮飞介绍，胡底也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
    1929年12月，徐恩曾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正式成为一个特务头子。钱壮飞作为他的机要秘书，形影不离，一切文书、电报往来，钱壮飞均有代拆代行的权利。
    要说徐恩曾这事办的也是真够呛，这么重要的岗位，仅凭个人的喜好就决定了。你了解这个人么？你调查过么？这么短的时间，看得准么？就让他替你当家，要说放走几个共产党还不算大事，你徐恩曾脑袋没搬家就算客气了！
    1930年，胡底被派往天津，筹建特务机构“长城通讯社”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同时，根据工作需要，李克农调回中央特科工作，直接上级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并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与李克农保持单线联系。
    至此，传说中的“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就成了楔在敌人心脏里的一颗“铁三角”。南京、天津方面的各种机密情报，最先过目的，不是钱壮飞、就是胡底，然后分别报告在上海的李克农，再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1年 4月24日。
    1931年 4月25日，傍晚。
    像往常一样，勤奋的钱壮飞秘书仍在办公室紧张地工作，替徐恩曾“加班”处理公务。
    此时的汉口，蔡孟坚也在加班，几个小时之内，他连续给徐恩曾发来 6封“亲译”电报。
    所谓“亲译”，我们前面讲过，为了加强保密，往往在一个特工组织的常用密码系统之外，另有一套密码，由这个单位的第一负责人直接掌握，这样，即使发生了泄漏，别人不掌握这个密码，也只能干瞪眼。
    所以，虽然蔡孟坚没有理会顾顺章的警告，依然给南京发了电报，而且发得还挺多。但蔡孟坚做的并没有错，他给徐恩曾发的“亲译”电报，除徐本人以外，旁人是译不出来的。
    错的是徐恩曾，因为他的那套所谓“亲译”密码，不光他有，他的秘书，他无比信任的钱壮飞手中，同样也有一套。
    至于这套“亲译”密码，是徐恩曾主动给钱壮飞的，还是钱设计“搞”到手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密码本身。
    实际上，不光徐恩曾，许多特工单位的负责人，都不会去撅着屁股“吭哧吭哧”地“亲译”电报，而是把这套密码交给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去帮他翻译。
    据陈恭澍回忆，1939年 3月19日，戴笠发给他的那通“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的电报，就注明了“亲译”二字，这封电报就不是他自己译的，因为他早已将密码交给了特务方炳西，授权他代为翻译。
    可见，即使是特务，也不都那么循规蹈矩，得省事就省事，只要别出事就行了。
    问题是——陈恭澍没出事，可是到徐恩曾这儿就出事了，出的还是大事。
    此刻，6 封“亲译”电报，都送到了钱大秘书手中。
    有一个问题需要判断——如果徐恩曾当时就在办公室的话，我们不知道钱壮飞有没有机会提前看一看，有可能即使想看，也没有那个时间——总不能当着徐恩曾的面，去看他的“亲译”电报吧。
    事实上是徐恩曾不在，钱壮飞岂有不大看特看之理！
    想起来，挺可怕——只能说顾顺章的被捕太是时候了，蔡孟坚打电报的时机，掌握得也太若合符节了。
    有的时候，世界上的事，的确需要气运——而这个“气运”在我们这一边。
    所谓大难不死、所谓败中取胜、所谓咸鱼翻生，都是需要机会的。此刻，机会就在钱壮飞的手中——就是那薄薄的几张纸。
    钱壮飞依次译出这 6封电报：
    “共匪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业已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汉江关码头被捕。”
    “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
    “何长官电请陈部长，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
    “虑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
    从前 4封电报看，本来，蔡孟坚是想请老蒋单独派一艘军舰来接顾顺章的，那样显然更保险，但后来可能是为了争取时间，于是从民间找了一条船，想尽快将顾送回南京。
    更可怕的是第 5封电报：
    “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秉报。”
    “钧座”系指徐恩曾，也就是说，明天——4 月26日，蔡孟坚就要飞到南京，与徐恩曾会面。
    蔡、徐的会面，将要谈些什么？钱壮飞不知道。
    蔡孟坚是否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钱壮飞同样不知道。
    按常理判断，顾顺章既然“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极有可能已将一切和盘托出。
    如果这个判断不错的话，蔡孟坚一来——岂不立时拆穿“西洋镜”！
    最可怕的是第 6封电报：
    “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会落空。”
    “钧座以外人”指的是什么人？
    不是钱壮飞而谁！
    作为后人，我们真的无法揣测钱壮飞当时的心情——那一份大智大勇，不是随便谁都能具有的。
    乘飞机的蔡孟坚，最晚明天中午就到，那是 4月26日，星期日。
    坐轮船的顾顺章，最晚后天上午就到，那是 4月27日，星期一。
    换言之——
    第一，至迟今天晚上，就得把情报送出去，才能保证在 4月26日尽早找到李克农。否则，即使中央得到消息，也没有足够的时间部署转移，一旦延到 4月27日，顾顺章赶到南京，一切都太迟了。
    第二，至迟明天上午，钱壮飞必须撤离。
    打个俗的不能再俗的比喻——距南京 300公里以外的上海，中共中央、如同惊涛骇浪中的一条小船，随时可能倾覆。
    笔者的想象力有限，除此以外，真的想不出，另外还有什么比喻，能够更恰当地形容当时的险恶局面了。
    要尽快地把消息报告党中央，要保护其他的工作同志，同时要尽可能地保全自己，钱壮飞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抉择。
    这是一场比赛，时间就是一切，钱壮飞要与要与顾顺章赛跑，但在此之前，他要先与蔡孟坚跑一场。
    对钱壮飞而言，两场都是决赛！
    此时最需要的是冷静，所以，这些搞地下工作的同志，那种临危不乱的定力，真是了不起。换做一般人，恐怕早已心乱如麻。
    然而钱壮飞不是“一般人”，他做对了所有的事情。
    他叫来了自己的女婿、交通员刘杞夫。

    按：钱壮飞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包办婚姻，1914年，中学还没有毕业的的钱壮飞就遵母命，娶了湖州同乡徐家的女儿徐双英，次年生下了他的大女儿，取名为钱椒椒，钱椒椒的丈夫就是刘杞夫。
    同年，钱壮飞考入了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并在这里认识了女同学张振华。
    张振华是安徽桐城人，其祖上是清朝著名的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属于名门之后。张的家境比钱家好的多，经常资助钱壮飞，彼此逐渐暗生情愫，成为夫妻。生下了另一个女儿钱蓁蓁，后拜黎锦晖为义父并改名黎莉莉，另外还有两个儿子钱江、钱皇。
    张振华的弟弟张暹仲，是中共早期党员。1925年，经张暹仲介绍，钱壮飞夫妇和他们的好友胡底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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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1 06:21

续


    刘杞夫，又名刘栖风，湖南宁乡人。他的妻子、1915年出生的钱椒椒才16岁，可想而知，刘杞夫也只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大男孩。
    钱壮飞简单的把情况讲给刘杞夫听——不能讲多了，地下工作，即便是自己最亲的人，也要打个问号，另外讲多了刘杞夫也记不住。并叮嘱刘杞夫，马上带着钱椒椒，坐当天晚上的最后一班车赶到上海，务必找到李克农，把情况汇报给他。并将联系方法教给刘，让他重复了几遍，准确无误之后，才放心让其离去。
    行前，钱壮飞特别叮嘱刘杞夫，找到李克农之后，必须马上返回南京，了解进一步的消息，即便敌人已经侦知了钱壮飞的真实身份，也要回来。
    刘尊嘱而去。
    钱壮飞又到另一个潜伏的工作同志处，以约定暗号向其示警后，又回到了徐恩曾的办公处，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办。
    作为徐恩曾的秘书，徐的一切银钱往来，均由钱壮飞经手——钱不愿意“落”这个话柄在敌人手中，给人感觉好像是卷走了徐恩曾的钱、临了还贪小便宜似的。
    整理好了一切账目，钱壮飞静候天明。
        4 月26日一早，徐恩曾从上海潇洒归来，钱壮飞若无其事地将 6封“亲译”电报交给徐，之后悄然而去。随即登上了当天的第一班车，赶往上海。
    1931年 4月26日，凌晨。按照钱壮飞的指示，刘杞夫找到了李克农。
    几经辗转，钱壮飞的绝密情报终于送达了周恩来。
    这场赛跑，至此打赢了一半，钱壮飞抢在顾顺章开口之前，将消息报告给了中央。
    现在要看周恩来的了。
    此时，周恩来面临着一个抉择——如何判断这个情报的准确性。
    并非不相信钱壮飞的忠诚——
    整个中共中央要来个大转移、大搬迁，会有多大的动静，可想而知，还得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还得在一天之内完成。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么大范围的搬迁，本身就不保险、就面临着造成某种暴露的可能。
    敌人是狡猾的，如果是假情报，反间计，中了敌人的圈套，这个损失可就太大了。
    此时，钱壮飞也赶到了上海，他一下车就到电报局，给在天津的胡底发了一封明码电报，但电文是暗语：“克潮病笃。”
    “克”自然是李克农、“潮”是指钱壮飞的另一个别名“钱潮”——“俩人同时都得了重病”，胡底看了，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接着，钱壮飞辗转找到了刚刚到中央特科工作的聂荣臻报到、归队。
    钱壮飞的归来，促使周恩来确信——顾顺章已经叛变，一场空前的大逮捕已迫在眉睫，是到了下最后决心的时候了。
    顾顺章的叛变，后果很严重：
    首先，凡顾顺章认识的人，包括在沪的中央领导、中共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党的基层干部、工作骨干，其真实身份和掩护身份，全部暴露。
    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份名单，这是此前三个月刚刚经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共核心领导人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九人：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王明、陈郁、任弼时；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七人：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刘少奇、顾顺章、王克全。
    除顾顺章外，余下15人中，项英、任弼时、毛泽东 3人在中央苏区；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要不是为送他还出不了这场祸事）；刘少奇在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其他的10人都在上海。
    其他的，尚包括陈赓、陈云、康生、李维汉、博古等等。
    由于顾顺章工作的特殊性，他对这些同志太熟悉了，包括他的家人，几乎都在党的各种机关里，干着各种各样的工作，每个人都认识几个中央领导。
    其次，所有党的办公地点、落脚点、联络点、交通站、电台，全部暴露。
    第三，所有的密码、接头暗号、联络方式，全部作废。
    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太紧张了。
    然而，对于周公来讲，时间已经足够了。
    ——所有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和工作同志，马上安排转移；
    ——所有顾顺章熟识的工作岗位，立刻换用其他同志；
    ——所有联络点、交通站和电台，全部停止使用；
    ——原有的联络方式，全部废止；
    ——所有与顾顺章可能发生联系的工作关系，全部切断。
    以上种种，终于抢在敌人之前，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损失。唯一的例外是关向应同志，当时他在上海职工联合会工作，由于此前机关已遭敌人破坏，他没有及时得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结果在接头时被捕，后被营救出狱。
    当晚，周恩来率赵容及中央特科除奸人员，对顾顺章的家属进行了必要的处置。
    此时，已经是 4月26日至27日的夜间。
    这场比赛，我们终于跑赢了。
    现在我们把视角转回南京。
    4 月27日，从从顾顺章的口中，徐恩曾得知了他的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在徐的回忆中，是这样说的：“追随我左右，掌管机要文书的一个得力助手钱壮飞，原来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这使我大为惊讶。”
    岂止大为惊讶，对于徐恩曾而言，不啻为晴天霹雳。
    开始，徐恩曾似乎还有点不信：他说：“以我三年来的观察，相信他是一个不怕辛劳，忠于职守的干练青年，平日埋头作事，不问外务，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职员，竟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报告顾顺章被捕的电报，就是他亲手译出，当面交给我的。”
    当时，徐恩曾还抱着侥幸心理，派人去找钱壮飞，手下去查，回报说昨天就已经失踪了。
    事情麻烦了，而且是大麻烦——
    这里有一个责任问题：
    ——徐恩曾的秘书是共产党。
    ——因徐恩曾的“失察”，造成对原本极有可能的对中共中央的彻底破坏“泡汤”。
    ——徐恩曾的上司是陈立夫。
    ——陈立夫的团体是”CC”系。
    这个责任谁来负！
    一旦“蒋先生”追究起来，那就先不用考虑“摧毁”中共中央的问题了——先想想“CC系”会不会被蒋先生摧毁吧。
    而这一切，始作俑者，就是徐恩曾。
    “蒋先生”可能摧毁不了“CC系”，但他可以“摧毁”徐恩曾。到那时，陈立夫面子上，也好看不到哪里去！
    恰在此时，蒋介石官邸打来电话，令蔡孟坚押送顾顺章前去“谒见”。
        现在，是到了整个“CC系”上下同欲、齐心协力、共同蒙骗“蒋先生”的时候了。
    跟徐恩曾一样，钱壮飞的“失踪”，对于顾顺章来说，也如同挨了一个劈雷——不，更准确的说，应该是两个。
    一是上海的中共组织一定会在瞬间消失，他所谓的“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显然已经泡汤。
    二是他的家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
    ——好比“庄”上的一把好牌，本拟弄个庄提，结果不但没“提”着，反而给别人点了一炮。
    顾顺章马上请徐恩曾派人到上海，去保护他的家眷。徐很够意思，马上派人去办。
    徐恩曾后来回忆：“当即由他（顾顺章）开了两个地址，一封给他妻子的亲笔信，并取出一件日常佩用的东西作为信物，我立刻派一个干练的属员去承办此事，从他提出要求，到我派的人到达上海他的公寓，距离的时间不过七小时，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不能再迅速了。然而仍嫌迟了一步，我派到上海的人，按址前往，两处都扑空，都在不久以前全部搬走了。”
    这时蒋的电话来了，顾顺章终于有机会见他最想见的蒋介石了。
    张道藩很机灵，一听说蒋要见顾顺章，而且点名要蔡孟坚陪同，马上飞也似的地先跑去“安排”。
    安排什么？一会儿就知道了。
    蔡押着顾顺章前往蒋介石处。路上，蔡孟坚问他，“你是否在轮船上已写好共党归服我中央之大计？”
    能有么？肯定没有啊！
    顾顺章全然没有想到，刚下船就要去见老蒋，根本没有全盘的筹划。再说了，顾顺章是个特工人员，打打杀杀是长项，搞政战，他不是这块料。
    于是顾顺章说，我准备请蒋先生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并改编其军队。
    顾顺章又说，“如钱壮飞逃上海租界，向周恩来告密，我的前程则必艰险。”
    到了蒋处，张道藩已经在那儿预先等着了。
    此时，蔡孟坚已经意识到：“张道藩了解了陈立夫组织内藏了大间谍，感到自己必会受到大惩罚。他自顾自的团体，就不谈忠党爱国了。”
    见到老蒋，蔡孟坚介绍说：这位顾顺章是共产党重要人物，希望能见到您，汇报他的一些想法。
    蒋就站在客厅里，也没有让座。顾顺章伸出手来，准备与蒋握手。
    蒋没有理他那个碴，只是很简单地说：“你投向我方，甚为欣欢。以后将由蔡同志领导。”
    此时，顾顺章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蒋又对蔡说，你把他送回去，再来见我，我还有事跟你谈。
    蒋的态度，如同兜头一盆冷水。回去的路上，顾顺章可能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值钱了，于是破罐破摔，迫不及待地开始叛卖：
    “有一案你可即办，因中共重要分子恽代英在沪被捕，伪称自己为赤色群众，已押送南京。我用钱运动了军法处，就这数日内释放。你可查明，重审判罪。”
    恽代英，江苏武进人，1895生于武昌。恽代英1921年入党，属于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了，同时他也是共青团早期重要领导，《中国青年》杂志就是他创刊的。
    恽代英也是黄埔人，曾任军校政治教官。当时他与邓演达、高语罕和张治中等都属于左派，被军校中的右派分子称为“黄埔四凶”。
    1930年，恽代英任上海任沪东行动委员会书记，同年 5月 6日被捕，当时他化名王作霖，后被判处 5年徒刑。正如顾顺章所说，由于中央做了工作，敌人正准备提前释放他。
    顾顺章又对蔡孟坚说：“你是我救命恩人，以后一切要依靠你。”
    顾顺章、蔡孟坚两人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俩见的最后一面。
    蔡孟坚将顾送回徐恩曾处，再回去见蒋介石。张道藩仍然在老蒋那里等着他——等着“看着”他。
    张道藩，祖籍江苏南京，1897年生于贵州。张道藩从小就很聪颖，后于1921年入伦敦大学大学院美术部学习，成为该院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张道藩是一位极具艺术家气质的人，其人英俊潇洒、兼且多才多艺，号称民国时期“艺术全才”。否则，作为一个政客，也不至于会闹出那么一段天下闻名的婚外恋来。不过由是观之，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还是比较宽容的。
    据说张道藩在国外时就追求过蒋碧薇，没有成功，最后只好娶了一位法国太太。
    1923年，张道藩还在伦敦上大学的时候，就结识了陈立夫，随即加入国民党，并担任中国国民党驻伦敦总支部评议部部长，这也是他走入政界的开始，从此终身不离“CC系”。
    你别看张道藩一个画画的，他也干过特务。1928年，陈立夫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继任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的就是张道藩，不过他干的时间很短即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
    张道藩之后，第三任是吴大钧、第四任是叶秀峰，徐恩曾是第五任。
    从这儿论起来，张道藩还是徐恩曾的前辈呢！
    挺有意思，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这几个头头，陈立夫和叶秀峰是学矿的，吴大钧是学统计的、张道藩是学美术的、徐恩曾是学电机的，都跟特务八竿子打不着。
    张道藩是“CC系”的核心成员，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张道藩是替陈立夫看家的，前面我们说过，当时的“秘书”与现在的秘书不是一个概念，是很管事的。从哪个意义上讲，张道藩都要维护陈立夫、维护徐恩曾。
    反观蔡孟坚，他并不是“CC系”的人，严格地说也不属于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只不过机缘巧合，老蒋赏识他的才气和干练，让他主持一个地区的反共工作，等于为陈立夫义务打工。作为蔡孟坚，他并不想也不可能融入“CC系”，相反，对于这些人的做派，蔡孟坚还十分反感。
    尤其是出了钱壮飞这个大娄子之后，蔡孟坚已经成为“CC系”眼中的一颗“炸弹”，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
    因此，张道藩在这里坐等蔡孟坚，随时准备“打岔”。
    蔡孟坚是何等聪明的人，早就看出来了：“张道藩仍留在会客室，以便监视我向蒋公密报陈立夫、徐恩曾手下掩护钱壮飞间谍案，足见陈家党组织坚固。”
    蔡孟坚在张道藩的“陪同”下，再次谒见老蒋。蒋告诉蔡应“如何利用顾顺章作向导，再破重、要案。”
    蔡孟坚就便把恽代英的事告诉了蒋介石，蒋毫不犹豫，令蔡将恽代英立刻处决，
    蔡孟坚有点负气地说，这事您最好交给张道藩先生去办。
        1931年 4月29日，恽代英同志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就义，年仅36岁。
    从蒋介石官邸回到徐恩曾的办公处，令蔡孟坚没有想到的是，徐恩曾已将顾顺章转移，不知藏到哪里去了。
    要说徐恩曾这事办得也真是够小家子气的，再怎么说，顾顺章也是人家蔡孟坚抓来的，要处置也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假装商量商量啊。
    这人没劲！
    没有办法，利益面前，顾不了那么多了。
    偏巧张道藩还不放心，又追到饭店里来，对蔡孟坚说：如果按照蒋先生的指示，你确实应该留在南京，继续指导顾顺章一案。但是你是“两湖特派员”，南京、上海两地不是你的工作范围，对此，你要慎重考虑。
    看着“CC系”这帮人这样明目张胆地“把持朝政”，欺上瞒下，蔡孟坚极为愤慨，南京，他是一天也不想再待下去了。
    张道藩刚走，徐恩曾的搭档、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又来找他，说：你抓了顾顺章，“功在党国”。以后回到武汉，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公事、私事都可以。
    这个话听在蔡孟坚耳朵里，基本上等于直接下逐客令了——“你还不赶紧回武汉！还在南京这儿待着干嘛呀？知道不知道自己讨人嫌啊！”
    至此，蔡孟坚真的是已经心灰意冷，后来他回忆当时的心情，说：“我年仅二十三岁（原文如此。实际当时蔡孟坚应为26岁），已在人生中体会得失利害，如果勉强遵蒋公之命留在南京，因顾顺章已被隔离，无法利用。陈立夫、徐恩曾为蒋公浙籍亲信，无能对抗，只好回武汉行营侦缉处机构。”
    实际上，我们仔细体察张冲的话，还不是那么简单。张冲其人，可不是一般水平。
    张冲，1904年生，浙江乐清人，字淮南，因此许多人习惯称其为张淮南。
    张冲也是大学生，1922年考入交通大学北京铁道管理学院，1925年考入哈尔滨政法大学，并加入国民党。
    张冲曾于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短期学习，后来因反对张作霖被逮捕，给判了三年徒刑。张学良上台后，张冲被释放，并任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特派员，从此逐步进入“CC系”核心层。1929年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任总干事。
    由于张冲的特殊经历，他在调查科中，被看做“留俄系”。张冲通俄语，他的第二任太太就是苏联人，因此，张冲跟陈立夫等留学西洋回来的相比，属于另一路，独树一帜，有自己的班底。
    张冲与徐恩曾，并不是太对付，听他对蔡说的话，明显有拉他的意思，希望能为己所用。
    生擒顾顺章、“功在党国”的蔡孟坚，不但没有得到褒奖，反而窝了一肚子气。一怒之下，蔡孟坚当即飞回武汉，旋即辞去“两湖特派员”职务，从此“直接退出反共组织”。
    蔡孟坚的一生，以“铲共专家”著称，俗话说：“炒股炒成股东，炒楼炒成房东”，蔡孟坚则是“铲共铲成专家”。
    其实，他全部的“铲共”生涯，不过 9个月而已！在其96岁的一生中，只占很小的篇幅。
    1932年底，蔡孟坚任湖北省会警察局长，从此进入政界，“一心改良警政机构”，直到1938年10月24日武汉弃守。
    后来，蔡孟坚曾任兰州市市长，颇有一番作为——建设兰州，才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在。
        蔡孟坚的故事，暂时讲到这里，以后，在“张国焘案”中，还会讲到他。
    1931年 4月28日，徐恩曾、张冲，率领大批特务，杀气腾腾地来到上海。
    为防止“红队”的暗杀，顾顺章并未与他们同行。
    徐恩曾鼓励他手下的特务说：
    “此次上海大搜捕，有两个最重要的目标。一是匪党中央、江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一是共党匪首。两个目标，哪怕只有一个成功，就是不朽殊荣。届时，我将亲自面陈蒋主席，为诸位请功晋升！”
    由于周恩来的紧急部署，避免了大的损失，但是，毕竟只有一、两天时间，全部转移难度很大，因此，还是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用徐恩曾自己的话来说：
    “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共产党作地下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像从前那样棘手，尤其在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案件和他取得联系的结果，由于他在共产党内部的历史和地位，使他对共产党的上中级人事具有极广泛的了解，各地共产党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本来是无法判罪或情节轻微的案件，经过他的指证之后，立刻可以定谳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时，从这些破案中，又获得了向上追溯的机会，于是又扩大再破获。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连续破获，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
    除恽代英以外，直接被顾顺章出卖的，还有蔡和森。
    蔡和森，1895年生，湖南湘乡人。
    1918年，蔡和森与毛泽东一起创办了新民学会。当时大家评价说：“林彬（蔡和森字“林彬”）是思想家，润之是实践家。”
    后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后加入共产党，并于1922年中共“二大”上同妻子向警予一起当选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大”上，被蔡和森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年年初，刚从苏联回国的蔡和森被中央派去恢复刚被破坏的广东省委。因广州已无法立足，不得不转移到香港。
    1931年 6月，经顾顺章叛卖，港英当局将蔡和森引渡给广东军阀，于 8月 4日英勇就义，时年也是36岁。
    顾顺章叛变的第三个恶果，是间接导致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被捕并叛变。
    1931年 6月22日，本已安排转移的向忠发，因故耽搁，结果被捕，并立即叛变。
    向忠发的叛变，相对损失不大。究其原因，向虽是“挂名”的总书记，但从他上台，实权就不在他手中，一开始是李立三、后来是瞿秋白、再往后是在米夫支持下的王明，至于军事工作，有周恩来去做，秘密工作，具体的都掌握在顾顺章手中。他本人是高高在上，听着好听，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掌握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多。
    所以，向忠发“叛”是叛了，可是跟顾顺章不一样，他手中没什么可“卖”的，不值钱。
    另外，向忠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毛病——贪图享乐。最后出事，也是肇因于此。
    所以，连国民党特务都瞧不起他，认为他不像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徐恩曾回忆说：
    “他被指认出来之后，所表现的‘向敌人投诚’的可怜相，比其他的非无产阶级的战士更精彩十倍，他先向我们表示，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他没有能力，他在共产党内所担任的职务，实际上是一个傀儡，他甚至曲膝跪地向我们求情，要求免他一死，自动说出四个共产党的重要指挥机关的所在地，以表示他的忠诚，这一切的表现，出于我们意料之外。”
    一个人，如果让敌人都看不起，那这人就完了。
    1931年 6月22日，向忠发在上海被枪决，时年51岁。
    顾顺章叛卖的第四个人，是杨登瀛。
    杨登瀛是著名的双面间谍了，也是个传奇，为我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由于他为人机警，始终没有引起怀疑，结果这次也被顾顺章一并“抖搂”出来。
    出事之前，陈赓曾向其示警，但杨登瀛自恃与张道藩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没有撤离。事实也是如此。
    用蔡孟坚的话来说：“杨登瀛系张道藩的朋友，终于入狱后被释放。”话里话外，对此也颇为不齿。后杨登瀛曾任国民党南京反省院副院长。
    杨登瀛的事迹，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到网上去查，笔者就不写了，否则这个章节就太长了，真成大杂烩了。
    1970年冬，杨登瀛在上海去世。
    顾顺章叛变的第 5个后果，也是最严重的一个，是中共中央最终不得不迁离上海。
    尽管通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中央领导和中央的组织机构，但保护并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能够继续领导中国革命。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第一，由于中央所有的落脚点均已不能使用，领导人员和领导机构每天忙于转移、隐蔽，常常是刚找到一个适合的落脚点，突然又传来消息，某某又叛变了，请立即转移。很显然，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无法正常开展工作。第二，所有的联络点、交通站和联络方式均已暴露，彼此之间联系的渠道被切断，各种命令、指示都难于发布出去，遑论执行！
    因此，在顾顺章叛变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处于瘫痪状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难以立足，危险程度越来越大。
    我们经常使用“白色恐怖”这个词来形容中共早期所面临的形势，毫不夸张地说。到了1931年的这个春夏之交，“白色恐怖”应该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存革命的火种，中央不得不决定，逐渐将党的重要领导同志撤离上海。
    最先离开上海的，是当时中共中央实际上的“一把手”王明。
    1931年10月18日，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这一去，王明再回国的时候，已经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11月。
    临行，王明提议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康生、陈云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以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为常委，以博古为“总负责”。
    这一“总负责”，博古一下从1931年 9月负责到1935年 1月。在早期的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当中，既是时间最长的，也是年纪最轻的——“下台”的时候，都不到28岁。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生，江苏无锡人，博古是其俄文名字的译音（俄语“上帝”之意）。
    1925年，博古相继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考入上海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干事，同年秋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博古是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1930年 5月回国，1931年 1月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4 月任团中央书记。1931年 9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负总的责任，当年，博古刚满24岁。
    第二个撤离的，是处境最危险的周恩来，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当年年初就已决定让他担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临时中央在上海又坚持了一年，终于无法立足，于1933年 1月转入中央苏区。
    从此，上海结束了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时期，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
    顾顺章事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方面，它给我党带来了严重损失。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促成了中共中央的一次新生。
    试想，如果没有顾顺章事件，中共中央依然在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毛泽东等人依然被视为“土包子”、依然处于边缘化地位、依然属于被批判的角色，此后的革命进程，会是一个什么走向，还真不好说。
    相反，中共中央迁到瑞金，虽属无奈之举，客观上却大大加速了理论派与“土包子”的融合，虽然在“融合”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毕竟“吹尽狂沙始到金”，选择与淘汰的过程本就是这么残酷。最终，中国的革命者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这就是成长的代价吧。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丧心病狂，1931年12月 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对顾顺章的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虽然顾顺章没有破获中共中央，但从总体看，徐恩曾对顾是满意的，也看中其在特工方面的经验和“才气”，他说：
    “我们决定对他的态度，一面鼓励同事尽量向他学习特务技术，一面尽量设法满足他在生活方面的高等享受，包括帮助他物色爱人，重新帮他设立一个家庭。”
    因此，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顾顺章着实过了一段风光日子。
    先是经特务王思诚介绍，顾顺章新娶了一个太太，徐恩曾为其大办婚事，据说蒋介石还亲自送了礼金，令顾颇为露脸。
    接着，为了发挥顾顺章的长项，徐恩曾给顾顺章委以重任——为调查科培训特务。
    对此，顾顺章可谓倾情投入。
    一方面，顾把他从苏联学来的东西和他自己的体会，编写出了一套教材，分为《组织工作》、《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行动工作》、《审理工作》等 6大部分，徐恩曾看了极为满意，誉为“特工圣书”。
    另一方面，徐恩曾从特务中挑选了一些“可教之才”，由顾顺章对他们进行特工训练。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史济美。
    史济美，军校六期，1930年 6月进入党务调查科。1931年 6月起，作为第一期的四个特务之一，接受了顾顺章的三个月培训。1932年11月，史济美化名为马绍武，派任调查科上海区负责人，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特派员。
    不到一个月，史济美即逮捕了卢福坦。
    卢福坦，生于1890年，山东泰安人。卢福坦是王明离开上海前圈定的“临时中央” 3名常委之一。卢被捕以后很快叛变，成为继顾顺章、向忠发之后叛变的极少中共高级领导人之一。
    另外，史济美还曾在上海逮捕了陈赓、廖承志等人（后均被营救出狱）。
    1933年 6月，史济美被我“红队”击毙。
    在特工技巧方面，顾顺章的“专业”水平得到了特务们的交口称赞。
    黄凯是1929年加入调查科的“老资格”了，他说：
    “顾顺章自首后，俨然成了天之骄子，中统与军统都尊之为奇贷，什么缘故呢? 1． 他对特务工作确有精明之处，如经他所绘图监制的各种假发、假须、假牙等化装用品．用起来真是维妙维肖。2． 培养特工人员，有一套办法，成效快。3． 鼓其如簧之舌，坚决表示以后终身反共。”
    曾在顾顺章举办的第二期特务训练班学习的特务林成荫则说：
    “训练内容是顾顺章主讲‘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都是一些打枪、擒拿、格斗、化装、盯梢、守候等特务技术，顾顺章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此道却经验丰富，不愧为老手。结合他过去在中共‘红队’的经历，侃侃而谈，颇能吸引人。”?
    由于有了顾顺章，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反共”水平，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达成了一个飞跃。比调查科晚成立几年的特务处，之所以始终在反共方面拿不出像样的“成绩”，也跟戴笠手下缺乏顾顺章这样的“人才”，有很大关系。
    因此，戴笠也曾“慕名”请顾顺章去为他们进行训练，黄凯回忆说：
    “顾顺章原本由徐恩曾、张冲二人亲自领导的，最初戴笠常常偷偷摸摸去找他，后来戴笠请求老蒋条谕中统负责人，有一段时间由顾襄助军统工作。顾顺章就利用中统与军统的矛盾，从中挠拨离间，徐恩曾与戴笠简直如仇敌一样。当时在中统、军统两个组织中有一种说法，顾顺章经办的大案归军统，小案归中统。有时中统和军统为争夺案件的承办权在老蒋面前大吵一场。”
    可想而知，顾顺章总这么“脚踏两只船”，肯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在两大特务头子之间搞平衡，可想而知会是个什么结果！
    另外，据许多中统特务回忆，有一段时间，顾顺章野心膨胀，企图在国民党特工内部建立自己的班底，还企图成立政治组织。
    如黄凯所说：
    “顾顺章经过 1年多的苦心经营，已在特工系统掌握一部分权力，经他训练的行动大队有1000人，他有权进行调遣。自首人刘英等向徐恩曾检举顾顺章招兵买马，妄图组织新中国共产党，并蓄谋把千人行动大队作为他的武装基础，聚众起事，消灭包括老蒋在内的党政要员。”
    徐恩曾则认为，顾顺章曾暗中与中共有所联系，他说：
    “我所引为遗憾的这位在初期反共战斗中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
    以上说的，都来自于对方阵营的回忆，没有任何其他佐证。个人认为，顾顺章重新与我党联系云云，纯属子虚乌有。顾顺章的政治水平再低，也明白一个革命的叛徒，再回到“那边去”，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徐恩曾说的，极有可能是出于想干掉顾顺章的需要而“栽赃陷害”。
    至于说他企图培养自己的班底，倒是有这个可能，顾顺章本是一个胆大妄为又不知轻重的人物，这种人最容易容易忘乎所以。大家伙你吹我拍地这么一通煽呼，头脑一热，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不管因为什么吧，顾顺章最终被枪决，时间在1934年12月到1935年 6月的这段时间里，枪决的地点，一说在苏州、一说在镇江。
    顾顺章的生卒年，在历史上的记载都不甚清楚，所以，只能说他活了约31岁。
    顾顺章的叛变，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也带来了深刻的教训。
        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杨之华同志，曾于1938年以“杜宁”的署名写了一篇《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深刻反思了顾顺章事件的根源与教训，今天看来，依然很有警示和教育意义，特附录于本章节最后。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钱壮飞、胡底显然已经不适宜继续留在上海工作，1931年 8月，二人辗转进入中央苏区。
    此后，钱壮飞历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某部部长、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和中革军委情报局( 二局 )副局长等职。
    很可惜，钱壮飞在长征中死于宵小之徒手中，时间大约是在1935年的3、4月间。
    换句话说——从1931年 4月25日送走刘杞夫，直到牺牲，钱壮飞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家人！
    胡底更可惜，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审讯科长的他，于1935年 9月被冤杀。
    据说，钱壮飞离开南京的时候，曾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内容是要求徐善待自己的家眷，话说得很客气，但留了一个很不客气的“尾巴”——否则，就要公布徐的一些隐私。
    这件事，正史不载，徐自己当然也不可能提起来。不过，他确实没有过于为难钱的家眷倒是真的。
    当时，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在上海医院妇产科当医生，得到李克农的通知，张提前躲了起来。4 月28日，徐恩曾派人到上海钱壮飞的家中搜查，只有钱的老母亲在家。特务们骗老太太，说“有一大笔钱等着钱壮飞签字，签了字，这笔钱就是你们的了。”
    孰料，老太太确实不知道钱壮飞已经回到上海，更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特务们拿一个老太太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得悻悻而归。
    1931年 4月26日，钱的女婿刘杞夫在把情报交给李克农之后，遵照钱的嘱咐，准备即刻返回南京，打探进一步的消息。当时李克农非常不忍，因为谁都知道刘杞夫一回去，马上就是被逮捕，不是等于回去送死么？
    但岳父的话同时也是党的指示，刘坚持要回南京，李克农只好嘱咐他一切小心。
    据钱椒椒解放以后回忆，4 月26日上午，他们夫妇二人回到南京不到半个小时就被逮捕，押在南京警备司令部，三个多月以后被释放。
    不久后，党组织派人与他们联系，告知钱壮飞已离开上海，让他们们暂回刘杞夫的老家湖南乡下。此后，刘杞夫一直在湖南搞教育，抗战胜利后去世。解放以后，钱椒椒带着孩子回到上海，于1977年去世。
    钱壮飞的两个儿子钱江、钱皇（后改名为钱一平）后被组织送往陕北公学学习，钱江后来成为导演。
    钱壮飞的另一个女儿黎莉莉于2005年去世，享年91岁。
    “龙潭三杰”中唯一见到革命胜利的是李克农，1955年，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逝世，享年63岁。
    还有两个人不得不提。
    一个是指认顾顺章的叛徒尤崇新。这个家伙居然给他活到了解放以后，化名为游浮，潜伏在某部级单位，在“肃反”中被揪了出来，于1953年被枪决。
    另一个是叛徒宋惠和。1931年 1月22日，陈华等人本拟将宋杀掉，但匆忙中没有杀死。宋捡了一条命，伤愈后化名周大烈，任武汉行营侦缉处少校特务长。后历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第三科调查组组长、南昌行营特务队副队长、保定行营调查科代理科长等职。1937年任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一科科长。
    解放前夕，宋惠和在四川新都宝光寺受戒为僧，法名果印。1950年 3月，宋惠和向我公安机关自首，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附录：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

    顾顺章，上海本地人，曾在南洋烟草公司做工七年。在最后的几年他是在厂担任工头的工作。于一九二四年的罢工中加入共产党。入党后他担任南洋工人支部的书记，曾领导过几次南洋工人的罢工。后来他担任上海区委的工作。于一九二六年年底起，他担任训练武装上海工人的工作，即准备上海各次的暴动。在暴动之中及之后他是上海武装工人纠察队的队长。自四月事变后，他即担任中央特科工作，直到他于一九三一年四月间被捕时止。
    顾顺章的特点：
    1、 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
    2、 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
    3、 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
    4、 生活浪漫。
    于一九三一年三月或四月间，中央要他赴汉，为的要他去布置白区与赤区的交通路线。路线尚未布置完善，而他被捕了。他被捕之后，先把他所知道的在两湖的共党机关和军队中的关系告密，同时他供出了中央五个重要地方：向忠发的；周恩来的；瞿秋白的；中央秘书处；特科的机关。
    因他的告密，在两湖的白军中的重要同志和负责同志被捕。幸而中央得报很速，在上海的重要机关预先遣移，警察们白白地慌乱了一次。但是顾顺章解京后，他积极地替国民党做破坏共党的工作，他在国民党做了剿共特务队的队长了。他的方法如下：
    1、 利用他的家属关系来找党找同志，但因当时中央组织严密，不得发生效验，反在他老婆房间内被我们抄着了一个顾顺章亲手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未发出的信。内容大概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的各种组织关系——自中央到支部，一概交给蒋介石……”。因此，他的叛党动机不在被捕之后，而在被捕之前。但此信尚未寄出，料他经过了一个动摇的时期。
    2、 他经常的利用同志们的社会关系。譬如他知道同志们家庭的关系、戚友们关系或戚友的戚友关系。他经常的布置着走狗等着。我们同志去发生社会关系或盯梢，或利用反动分子找关系。他曾用这样的方法威逼过我与秋白，但因我们及时得报，与社会关系刮断，不得乘机。他知道向忠发的老婆不是同志，并知道她是一个不懂向忠发是有共产党关系的不会戒备的人。他就利用这个弱点，——他在未捕去前曾介绍一个女佣人给向忠发的老婆过的。但在老顾告密之后，向即解雇而搬了房子。可是搬了房子之后，向妻与过去的裁缝店仍旧始终发生关系。因此老顾就利用被解雇的女佣人去问裁缝店，由此而知道向搬往何处。并且老顾派此女佣人直接跑到向家。当时向即借口而从后门逃出，对妻说绑匪来了。当天中央就设法搬向妻和陈林同志妻( 她与向等同住在一处 )。但敌人已追踪此关系，结果向忠发即被捕。
    3、 利用一切被捕叛党分子，满布街头，尤其在重要交通的十字路上、电车站上，甚至小菜场上，见重要的即下手，见不重要的即盯梢。一九三三年中央军委的破坏，陈赓同志的被捕，即因叛徒们在小菜场见了陈赓之妻盯梢的结果。而陈赓之妻的被捕即在于顾知道陈赓之妻的娘家的关系，她到她的娘家去即被捕。
    4、 他布置房子出租，见有可疑的房客即下手。因为他知道我们同志的行动、服装等。
    5、 他布置走狗当旅馆、轮船上的茶房，侦察来客。
    6、 布置暗探到党的机关里来，特别在江苏方面。罗敦〔登〕贤同志的被捕，即被全总的秘书告密而致。
    总之，他用很巧妙的方法来破坏我们。自然敌人得他帮助之后，破坏共党机关的方法比过去要进步得多。而我们也得到了些宝贵的教训：
    1、 党对于同志们思想上、政治问题上的检查很缺乏。象顾顺章所担任的工作很重要，然而他平日不看文件，不发表任何政治意见，而同志们并没有来注意这一个问题。虽然他是一个老党员，虽然他在过去执行党的决定很勇敢，但他所以勇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就没有加以研究。他没有了解主义和政策，他的一切工作是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上海一般的流氓无产阶级，好勇是实在的，但是他正因为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不能为保护自己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到底，甚至做了阶级的叛徒。顾顺章便是上海流氓无产阶级的典型。
    2、 党对于同志们日常生活上的检查很缺乏。例如对于顾顺章生活的腐化( 吸鸦片甚至玩妓女 )、打老婆等等的行动没有加以研究和注意，以致他借口特务工作的关系一日加一日的堕落，没有惹人的注意。然而从他的生活上可以知道，他的叛变不是偶然的。而我们对于他不好的倾向——叛变的预兆，没有加以及时的警惕。
    3、 虽然自他被捕后当时的中央及时的加以戒备，以致他所告密的五个重要地方无一人被捕，但是中央机关的同志还是缺乏经常的警惕，例如向忠发的被捕，完全可以避免而没有去避免。
    4、 虽然顾顺章所负的工作重要，但我们不应该给他知道许多不必要知道的地方。这不但对于他，就是对于一般的同志，在地下党生活时候，每个负责同志知道党的机关必须有限止的。否则，一人被捕即动摇了一切机关。
    5、 在顾顺章的叛变的教训里，使我们党提拨干部时必须加以质量上的选择，就是说人的质量。顾顺章是工头出身，是有极浓厚的流氓性的。对于这样的人，我们相信他必须有限度的。自然我们可以利用他的长处，但是必须警防他的短处，不能给他占据党的最重要的领导工作。
    6、 对于工人干部的教育工作，非常重要。特别对于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可以说过去对于顾顺章的教育工作，做得极少，甚至可说没有做。他入党直到出走，没有改变他丝毫的习性。如果我们对于他抓紧政治教育，特别在实际工作的政治教育，我不相信经过长期的党的生活之后不能改变他的性格。这个教训对于党有极大的意义。如果我们好好教育他，不但有可能去改变他，而经过他可以改变在他周围的工人群众，因为在上海象他一类的工人成份——流氓无产阶级成份占有相当的地位。
    杜宁写于克拉奇克疗养院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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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1 06:22

18、电讯专家魏大铭与特务处通讯网的建立

    特务处成立之初，最让戴笠头疼的就是通讯问题。
    当年不像现在，有线电话那么发达，即时通讯全靠无线电台。问题是特务处刚成立，哪有条件去建立无线通讯网络，再说也没钱。
    这时，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已经成立几年了，在各地已经建立了一些分支机构，其头头徐恩曾本人又是干这个的，因此有自己的通讯网络。于是，蒋介石规定，凡特务处的情报往来，一律由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代发代收。
    老蒋的这个话，说了等于没用。
    首先，大家都是吃同一碗饭的，特务处的情报怎么可能交给调查科去发！再说了，人家调查科的电台装上也不是为学雷锋的，总得先发了自己的东西，才谈得到帮特务处代发。但所谓情报，都是有时间性的，一份情报，晚了一会儿，可能就一钱不值了。
    仰人鼻息的滋味不好受，戴笠发誓要建立自己的无线通讯网。
    要办这个事，钱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人，戴笠手下，多是军校学生，懂无线电的人太少了。有钱壮飞的前车之鉴，又不敢随便招聘，十分苦恼。
    关键时刻，还是戴笠的铁哥们胡宗南帮了他，把当年“中国两个半无线电专家”中的一个介绍给了他。
    这个人，就是魏大铭。
    魏大铭是上海人，早年在外轮上工作，后来被李范一看中，调他到电台当了一名报务员。
    李范一，1891年生，湖北应城人。
    李范一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一方面，他受过旧式教育，他是中国科举考试最后一科的秀才，当时他才13岁；另一方面，他又是留学生，在美国先学经济，然后又学无线电，1917年毕业以后，一直在美国工作。
    北伐军兴，李范一回国，当时正好急需他这样的通讯专才，旋即任后方总司令部交通处长，1927年转前方总司令部任交通处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李范一看到无线电只供应军用，造成极大浪费，因而极力推动“军转民”，这样一来，无线电很快得到一个大的发展；李范一遂成为我国无线电事业创始人之一。
    魏大铭就是李范一的得意门生。1932年 1月，“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驻常州的胡宗南托李为他介绍一位无线电专家，当时魏大铭正在“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前线后援组主持电台事务，李遂将魏大铭推荐给了胡宗南。
    在很短的时间里，魏大铭帮助胡宗南的第 1师建起了一个拥有 5座电台的通讯网，胡十分满意。后来胡宗南部调往甘肃，魏大铭不愿意去西北工作。胡宗南恰好做个顺水人情，将他介绍给了求贤若渴的戴笠。
    1933年 3月18日，魏大铭到特务处报到，地点是在戴笠任政治特派员的浙江警官学校。
    当时在场的还有浙江警官学校校长赵龙文、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王孔安、女生指导员章粹吾等等。他们回忆，当时戴笠正召集他们开会，忽然进来一个风度潇洒的青年人。
    戴笠一看非常高兴，马上给大家介绍：“这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中国两个半无线电专家之一的魏大铭同志，我特地请来，帮助我们建立无线电事业的。”
    当时大家穿的不是中山装、就是警服，只有魏大铭穿着一身长袍马褂，跟大家反差极大，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什么事情都是由人来完成的，建立台网，首先得有话务人员。因此魏大铭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办无线电训练班。
    训练班的正式名称叫做“杭州电讯训练班”，也叫杭州特警班第六队。班主任自然是戴笠，副主任魏大铭。
    戴笠对这个班的工作高度重视，派出了阵容强劲的队长、指导员等工作人员，如罗毅、肖坚白、罗杏芳、董益三等等，后来基本上都成了高级技术特务，如肖坚白，后曾任国防部二厅技术研究室副主任；罗杏芳后任重庆邮检所所长；董益三，后曾任军统电讯处副处长，戴笠曾经着力培养他以取代魏大铭，结果在他任上发生了著名的“张露萍案”，大倒热灶，把戴笠气得要死。
    教官，都是魏大铭从外面请的专家，层次极高，如康宝煌、谢松元、苏民等等。
    至于学员，自然也要精挑细选，最后从“浙警”的毕业生中挑选了10个，特务处广东站保送了1 个，再加上戴笠的本家侄子戴永安，一共12个人，后来都成了特务处在通讯方面的骨干。
        第一期培训班的成功，令戴笠非常满意，他特地送给魏大铭一块藏青色毛哔叽布料，让他去做一套中山装，别再穿那身长袍马褂了。另外又奖励他 200元钱，魏大铭去买了一部《资治通鉴》。
    第一期的成功令戴笠、魏大铭都很高兴，同时他们也在总结、检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魏大铭找到戴笠，对他说，觉得从警校的学员中挑选培养对象，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警校的学生出来以后，岁数都不小了，再来学习无线通讯这样的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本身就是强人所难。
    学什么东西都一样，都是需要“童子功”的，无线通讯，其实跟学外语类似，无线通讯也是一种语言，除了专业性强以外，还需要一定的记忆力，还要求手指的灵活性等等，不是谁都适合学的。特别是年龄，最好是小青年，接受能力比较强，学这个最好。
    魏大铭之所以成为电讯专家，有他自己的特质。据特务们回忆，魏大铭的发报，以指法熟练，发报“均匀”而著称，这个“指法熟练”，通过一定的训练不难达到，而发报“均匀”就不是谁都能做得到了。你发报不“均匀”，就会给收报者造成困难，一份电报发了两三次，对方还是译不出来，有这么两回，你这碗饭也就别吃了，这可是军事情报啊！
    所以，警校的多数学生，像毛森这样的，从警校毕业的时候已经二十五、六了，记忆力也减退了，手指也不灵活了，你让他们来学这个东西，会很吃力，也学不好。
    第二，还有一个脾气秉性的问题。
    我们看电影，凡是反映女特务，多半都是穿着一身美式军服，戴顶船形帽，眉宇间多少带些妖冶之气，手里拿个夹子：“咔”的一个立正：“报告！南京密电。”坐着的长官不动声色地说“念”。多半是这样一种形象吧？
    多少有点脸谱化，但应该说，电讯人员确实以女性为多，因为干通讯这一行，除必要的专业知识外，还要求坐得住，静得下来。你想，一天到晚坐在那里，手拿着电键按来按去，或是拿个密码本查来查去，干一天还行，干一辈子，想想都可怕。所以电讯这个事，不是谁都适合做的。
    当然，也不一定说男的就干不了。干电讯干出名堂的，有女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姜毅英；也有男的，比如后面我们要说到的张我佛，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男报务员，所以还是那句话，什么都不是一定的，看个人造化了。
    警校的学生，就尤其不适合，当警察的人，一般比较外向，因为他要与人打交道，所以选材的时候就选的那些头脑比较灵活、能随机应变的人。这些人，你让他学电讯，无异于苦刑、受罪。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第一期的时候，从警校挑学员就受到很大的限制，费挺大劲也只挑出十来个人，就是这个原因。
    因此，魏大铭向戴笠提出建议，干脆直接办一个无线电学校，挑选那些年纪比较小，又有一定无线电基础的年轻人接受专业训练。也就是说，通过无线电学校，先培训专业技能，然后再从这些人当中挑选最优秀的，进入杭训班，进行特务训练和“政治”教育，裨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关于费用，魏大铭说，办这样一个学校，其实花不了多少钱，因为一旦开办起来，就有收入，以后就可以“滚”着走了，因此，最初的开办费，有几百块钱就行了。
    有这样的好事，戴笠当然是完全支持——培养学生的事，戴笠最重视，最肯下本，别说花不了多少钱，花再多的钱，戴笠也会去想办法。于是责成魏大铭全权负责，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不加任何干涉，只要能给我培养出合格的学生就行了。
    经过一番调研，魏大铭把学校设在了上海，上海是当年的经济中心、工业中心、无线电事业十分发达，国外进口的各种最先进的设备都是最先进入上海，因此当时上海已经有了好几家无线电制造厂商，同时也有几家无线电方面的培训学校，因此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魏大铭有办法，不知他用了什么说词，说动了上海一家叫“三级锐电公司”的厂商，用它现成的名字，建立了一所“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把杭训班的学员队长萧坚白调来当了所长。教务长，魏大铭请来的是当时国际电台的报务长方砚农。
    方砚农也是当年著名的的无线电专家，著有《无线电报务员应用知识》。方并不是黄埔出来的，但此后在军统中落了户，抗战中曾任国民党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注意：这个组织并不是军统的）第四组少将组长。1946年 3月18日，国民党政府接收哈尔滨电信业，取消哈尔滨电政管理处，成立“交通部哈尔滨电信局”，出任局长的就是方砚农。
    另外还有一个“所长助理”陈祖舜，负责对学员进行调查，了解掌握每个学员的家庭背景、思想倾向、日常言行、社会关系等等，主要是为了避免再发生徐恩曾式的“悲剧”。另外当然也包括对专业技能的掌握情况、身体条件等等，毕竟把这些人挑选出来，将来是要当技术特务的，光是思想上合格不管用。
    陈祖舜，1901年生，广东始兴人，军校六期。后曾任国防部保密局第四处副处长、国防部二厅七处少将处长。
    “三极无线电传习所”第一期共招收了40多个适龄青年参加无线电培训。结业以后，根据上述标准，萧坚白、陈祖舜等挑选了十几个“优秀分子”，以及其他方面报送的几个“好苗子”，一起送到杭州，继续进魏大铭的杭训班，在“三极”所进行的无线电基本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特工技术的培训以及政治训练，培养出来，就是特务处的报务人员了。
    至于没有选上当特务的那些孩子，魏大铭也不是就不管了，相反，他还负责给推荐工作，魏大铭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把学员们推荐到外国的轮船公司、推荐到国际电台，等等，这在当时都是很热门的单位。
    既然有这样好的出路，就不愁没有生源，“三极”的全盛时期，居然连轴转，日夜各两个班次，把另外那几家培训学校挤得都不行了。
        由于有“三极”作为基础，大大提高了杭训班的工作效率，从1933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魏大铭在杭州共举办了11期培训班，为特务处通讯网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人力支撑。
    话务员有了，下面亟待解决的解决的就是设备问题。
    当时没有专门用于谍报的小型收发报机，都是军用的，最小的就是 5瓦手摇发电机式的，体积很大，另外还有15瓦充电发电机式的，更是庞然大物了，根本无法用于秘密工作。于是魏大铭与康宝煌研究，能不能搞点技术革新，研制一种小型的收发报机。
    康宝煌是当时著名的无线电专家，也是南洋公学电机工程科出来的，跟徐恩曾是前后同学，去台后任台湾电信管理局总工程师、台湾电信总局终身顾问等职。
    康宝煌就是康宝煌啊，经过研究，他说：“把收报机的真空管的电压提高一倍，就可以有信号，虽然电力微弱，应该可以试一下。”
    以上是康宝煌的原话，什么意思，笔者不是学工科的，不明白，不知道有多难、或者是有多简单。
    不管什么意思吧，反正是这个技术革新一举成功，研制出来的，就是后来广泛运用于军统秘密工作中的 2.5瓦小型电台，小到什么程度呢，据记载，除了电池、听筒和电键以外，只有“两只饼干桶”那么大。
    这个比喻同样不论不类，饼干桶可大可小，谁知道是多大？但按照沈醉说的，他可以把发报机藏在婴儿身下，通过日本人的岗哨，那应该是不会太大。
    这个小小的技术革新，一举奠定了特务处、乃至后来军统无线通讯的基础，因为军统干的是谍报工作，如果没有适合敌后使用的小型无线电台，其一切工作都等于零。
    1933年 7月，蒋介石在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戴笠特地要求魏大铭带着他新研制的袖珍发报机跟着他上庐山晋见蒋介石——他要给老蒋露一手。
    当时，庐山与各地通讯，也是靠电台，就是军用的15瓦的那种，架在牯岭。庐山是著名的多雾气候，一天到晚大雾弥漫，电力的损耗很大，因此信号特别弱。庐山电台台长花克强，也是个无线电好手，每次发一封电报，有时一、两天都发不出去。收报就更困难了，要一点一点地调整刻度盘，去捕捉微弱的信号，旁边的助手连大气都不敢出，每收一封电报，花克强都紧张得浑身大汗淋漓。
    这次，戴笠就是要让魏大铭带着他的 2.5瓦袖珍机，去挑战花克强的15瓦军用机。
    挑战的过程不说了，因为笔者实在不太懂，描绘不出来那种精彩。反正最后的结果令老蒋开了眼界——魏大铭不但帮助牯岭台改进了天线设备，促进了通讯质量和效率；同时，魏大铭让老蒋看到，特务处新研制的 2.5瓦袖珍机，同样完成了与南京通讯的任务。老蒋高兴地对魏大铭说：“你好好干吧，我会有工作给你的。”
    戴笠的这一趟庐山之行，一举三得：第一，他让老蒋知道自己手下有出色的人才，第二，他通过老蒋的话，鼓励了魏大铭。
    还有第三，此后不久，老蒋就批准了戴笠的报告，准许他建立一个无线电工厂，费用嘛，自然不用特务处掏钱了。
    无线电工厂建立起来以后，不仅制作袖珍发报机，康宝煌又想出了一个新招——他把民用的普通收音机改装为发报机，便于通过敌人的盘查。要使用的时候，只需要买几个随便哪儿都有的普通配件，一装上，马上就成了一台特工用的收发报机。
    随着各地派出机构的增加，大家都配发了 2.5瓦袖珍机，新的问题又来了，大家的信号都很微弱，这就要求南京的总台必须强大异常，否则根本无法与外地保持通讯联络。
    魏大铭开始着手建立南京总台，一下增加了7、8台收发报机，电力达到1、2百瓦，每台机器之间相连，可以在总台远程控制发报机，通话距离达到一、两千公里。
    后来，随着军统的不断扩大，仅沦陷区的秘密电台就达到 300多座，一个总台不敷使用，又建立了第二总台，到1944年，又建立了第三总台。全盛时期，几百名话务人员八小时一班，每天24小时工作，总台的电灯从来没有熄灭的时候。
    戴笠梦寐以求的无线通讯网，终于建立起来了。
    1938年 8月，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魏大铭就任第四处（电讯处）处长，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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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1 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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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兵不血刃，敉平“两广”（1）

    说起特工，大家往往对行动工作比较感兴趣，尤其是暗杀啊、破坏啊。这很正常，一是情节曲折，二是总有一些细节往往不为人们所熟知。其实，行动工作只是谍报工作中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个部分。
    如果说情报是一切谍报工作的基础的话，那么，策反就是谍报工作的最高境界，也可以说是集大成者。
    在策反方面，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有过不少成功的案例，比如前面在殷汝耕案中讲到的，对冀东保安队的工作，就是通过策反达成的。虽然后来又被殷汝耕这个汉奸跑掉了，但不能因此而抹杀策反工作的成功。
    在特务处的策反工作中，要说最成功的，就是在“两广事变”中的表现了，那真可以说是“蓝衣剑客踏雪无痕”，各条工作路线分进合击，丝丝入扣，兵不血刃，敉平“两广”。实在令人击节。
    两广这块地方，挺有意思。
    想当年，国共两党携手从这里走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步伐。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革命策源地的两广，反而却一直控制在军阀手中。
    广东的军阀，中山先生都拿他们很头痛。先是陈炯明、然后是他请来的滇军的杨希闵、桂军的刘震寰（这两个人到了广东的所作所为，像极了汉末的李傕、郭汜）。等把这一干人等打垮了，中山先生也去世了。上来的是另一个广东军阀陈济棠，接着跟老蒋对着干。好不容易到1936年广东归并了“中央”，没几天抗日战争爆发，广东很快又沦陷了，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算起来，从1923年 3月 1日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成立到1949年，广东就没消停过几天。
    广西就更不得了，从1917年 6月20日，陆荣廷唆使广东督军陈炳焜和广西督军谭浩明联盟通电，宣布两广自主开始，广西始终把持在老桂系和新桂系手中，这当中，还有3、4年的时间，桂系连广东都抓在手里。
    说起桂系，绝对是旧中国的一个“异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于1927年 4月，姑且从此就算他为统治全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直到1949年退出大陆，一共22年，其间，多少军阀都被蒋剃了头，唯一保持相对独立，且在国民党内、军内始终保持相当影响力的，唯有桂系。
    去台以后，国民党内部曾经有一种说法，说国民政府之所以丢失大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桂系总在那儿“搅和”，争权夺利几十年，造成“党国”的不团结，最后大伙一块儿“洗洗睡”。
    这种说法，失之于表层化，且有推脱责任之嫌，但细想起来，也有一定道理。
    1948年 5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分别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此前，李宗仁曾征求老蒋的意见，问就职仪式上穿什么衣服比较合适，蒋说穿西服，于是李去赶做了一身燕尾服。等到典礼头天，老蒋又通知李宗仁，说改穿军服，于是李穿上他那身一级上将的军装、别上几大排勋标，威风凛凛地就去了。结果到现场一看，老蒋穿了一身中式的长袍马褂，风度儒雅之至。俩人站在一起，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李宗仁是蒋介石的保镖呢。把李副总统给气得都快疯了。
    一个“党国”的一、二把手之间，脑子都用到这些地方了，你说这个党、这个国，还能好得了！
    广东和广西的关系，颇为独特，一会儿打得不可开交，一会儿又一块扯旗造反；有明明是广东人，却被称作桂系军阀的，有明明是广西人，却属于广东军阀的；就在这打来打去之间，打出了许许多多出类拔萃的人物。
    广西的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等，大家比较熟悉了。更早的，还有老桂系的陆荣廷，这个中学课本上是有的，其人功也、罪也，到今天还说不清。
    同样，广东的军阀中，也颇有些了不起的人物。首先是陈炯明。
    陈炯明的一生，以1922年 6月16日“炮轰总统府”而著称，给人的感觉，好像他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而且每当提及，必顺带提起宋庆龄女士在转移中流产之事，并着重指出此事导致宋庆龄终身不育。
    实际上，除“六一六事件”以外，陈炯明还做过许多事情，是个相当不一般的人。比如他对广东的建设、比如他坚决禁赌、比如他的不蓄私财、比如他一手将美洲洪门致公堂改造成为中国致公党，至今还是我国参政议政的一个民主党派。
    1925年，被彻底打垮的陈炯明退居香港。1933年，陈炯明在贫病交加中病逝于香港，年仅55岁。
    陈炯明死时身无长物，连棺材都没有，身边的人，只好用他为其母所备的一口棺材殓葬。
    时人曾送给陈炯明一副挽联：
    “好权不好利，好俭不好奢，叔世才难，如公有几；
      叛情不叛理，叛党不叛国，谤满天下，名亦随之。”
    “谤满天下，名亦随之”，是反用曾文正公的说法，用在陈炯明的身上，极为贴切。的确，“炮轰总统府”的陈炯明，只这一件事，足以使他“谤满天下”了。
    其实，究竟有没有“炮轰总统府”这回事，或者是究竟谁往广州城里开了炮，历史上还有争议。当然，不管有没有，“六一六事件”都意味着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决裂，这是没有错的。
    唯一从“六一六事件”中受益的，那就是成全了蒋介石。
    1922年 6月18日，痛感身边没有军事干部的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称：“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事紧急，盼速来。”
    当时正在上海做投机生意的蒋介石，接到电报之后，在熊市的不利局面下，托虞洽卿又“操作”了最后一把，于 6月25日携款 4万直奔广东，并于 6月29日，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此举令中山先生终生难忘，甚至当时就露出了“传位”的意思：“你是最重要的干部，万一我遭不幸，今后革命大业要你担当的，你的责任太大了。”
    蒋介石一举奠定此后一生的事业基础。
    人哪，其实一辈子就是那几步，走对了就走对了，走错了，也就甭怨天尤人了。
        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陈炯明之后，就要数陈济棠了，与老陈相比，小陈可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陈济棠，1890年生，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
    陈济棠17岁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并加入了同盟会，从此开始军旅生涯，辛亥革命后进入粤军，积功升至团长。其中，还曾经有一段时间投在宿将林虎手下。
    陈济棠在这之后的经历，实在太过复杂，一会儿跟着这个打那个，一会儿随着这个“通电”反那个。当然，不仅陈济棠，那会儿的军阀大都如此，尤其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就跟演戏似的，今天“通电”“反”某某人，明天就“通电下野”，后天就留洋，大后天没准又杀回来了。
    不奇怪，那个时代政治的运作方式和规律跟现在完全两样。
    陈济棠是个很会利用机会的人。
    从1922年开始，先是追随孙中山参加了护法战争和讨伐陈炯明，当上了旅长。
    然后——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陈济棠成为国民革命军师长。
    然后——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陈济棠积极响应：“共产党是本党的反对党，是危害本党的唯一敌人。”“赤色帝国主义者的苏俄，是我们最大最可恶的敌人。”这一响应，陈济棠又升了一格，1928年 3月，任第 4军军长兼西区绥靖委员、广东编遣特派员。
    然后——在1929年的蒋桂战争中，陈济棠积极支持老蒋，成了第 8集团军总司令。
    然后——1931年，借着老蒋扣押胡汉民，陈济棠又通电“反”蒋，顺带手赶走了自己在广东最大的对头——广东省长陈铭枢。
    然后——1931年 5月，汪精卫等于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济棠改任第 1集团军司令，独揽军权。
    最后——1931年“九·一八”事变，宁、粤复合，戴在陈济棠头上的帽子——广州国民政府取消，在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陈济棠任两个机构的常委，集广东的党政军权于一身。名义上的负责人胡汉民，不过摆设而已。
    如此这般，经过陈济棠这一番闪展腾挪，拳打脚踢，不过 9年时间，陈济棠就从粤军的一个团长成为雄踞一方的“南天王”，这时陈济棠才41岁。
    被他“闪”了的，包括老“天王”陈炯明、包括他在“护国军”时的老上司林虎、包括他当营长时的上司陈铭枢、包括他当旅长时的上司李济琛，你说这是一般人么？
    再过几年，陈济棠还要再“闪”一次蒋介石，不过这次没弄好，跟他的老前辈陈炯明一样，把自己给“闪”到香港去了。赔了。
    前面说了，蒋介石曾于1935年封了 9个一级上将，其中除了何应钦以外，全是各地的实力派和过气军阀，好像这种背 4颗星的上将，专门就为安置这些人的。
    这其中，除了张学良实在太过年轻，咱不跟他比——跟他也没有可比性，他的产业是继承的，不是自己打出来的。
    其他的，就是李宗仁比陈济棠小一岁，1891年生。其他的，都比陈济棠岁数大，像阎锡山、冯玉祥这样的老前辈，比陈济棠大7、8岁呢，几乎差出“半辈”人去了！
    军阀割据，对于国家来讲，自非善事。但作为一个某地区来讲，军阀主政，只要是本地人，桑梓情深，往往有他的好处，东三省、新疆，都是在军阀主政的时候发展起来的。
    广东也是如此，你别看陈济棠一个军阀，他还是一个搞经济的长才，从1931年到1936年，号称广东建省的“黄金五年”。
    政权、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与我们要谈论的主旨关系不大，这里主要说说陈济棠的整军经武。
    说起整军，陈济棠利用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前面说了，1931年 5月，以汪精卫为首，在广州又出现了一个国民政府。这已经是国民政府的第二次分裂了。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仗着他手里的军权，抢了当时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的权，史称“宁汉合流”，这是国民政府的第一次分裂。
    1930年1O月，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此时，春风得意的蒋介石觉得当国民政府主席有点不太过瘾了，各方掣肘太多，办起事来太麻烦，不如改为总统制，当总统。于是提出：“提前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选举总统。”
    当总统，不是想当就当的，那得选出来。“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这都不是蒋介石自己说了就算的，要做许多工作。
    蒋介石的主张，从立法院那儿就过不去，胡汉民说了，“现在是训政时期，国民会议只能作为政府的咨询机关，不能作为权力机关。训政已有建国大纲作依据，不应再来一个什么约法，搞得不伦不类。”
    胡汉民是立法院长，他不同意，这事还真是挺麻烦，没法往下操作。
    胡汉民，1879年生，广东番禺人。
    胡汉民可是国民党的元老了，想当年，胡汉民、汪精卫号称中山先生在世时的左辅右弼，1911年12月，胡汉民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的时候，蒋介石才是陈其美手下的一个团长。
    说起来，胡汉民还是蒋介石的恩人呢，当年老蒋在南京“另立中央”的时候，大家都不买账，全仗着胡汉民帮他，说这个劝那个，出了好多主意，才把这个局面撑了下来。
    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时的恩人，现在成了对头。
    经过蒋再三做工作，经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同意，于1931年 5月 5日召开国民会议和代表选举。
    蒋介石会搞小动作，胡汉民也不是吃素的。打仗打不过你姓蒋的，搞政治，那可是我的长项——你蒋介石不是要选总统么？选吧。
    我让你选不上！
    老蒋派陈氏兄弟陈果夫、陈立夫到各地去活动，了解一下代表产生的过程和结果，这一了解可坏喽！
    没几个支持老蒋的，因为谁也不愿意选一个“新军阀”当总统，那选出来，肯定他一人说了算，大家还不全成摆设了！
    相反，胡汉民是文人，当总统放心，大家都支持胡汉民当总统。
    这不麻烦了？做了一锅饭，给别人吃了！
    老蒋请出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让他劝胡汉民“离职休养”。吴去了，结果被胡汉民痛骂，说他是“无耻之徒”。
    骂走了吴稚晖，这下蒋介石也没办法了，连吴稚晖的老面子都不给，还有谁能去跟胡汉民过话？
        没办法，胡汉民的资格太老了，谁也奈何不了他。
    要说哥们就是哥们，正在蒋介石一筹莫展之际，他的义弟戴季陶站了出来，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
    戴季陶说，胡汉民不同意？这事好办哪，你把他抓起来不就得了么！
    蒋介石心想你可真会出主意，胡汉民是立法院长，能随便抓么？
    还别说，戴季陶虽是文人，却比“武人”蒋介石胆子还大，敢想敢干。
    戴季陶说没事，各路军阀不都已经被你给码平了么，估计没人敢说什么。这事交给陈果夫他们兄弟俩去办，没问题，放心吧。你就甭管了。
    甭管了？出大事了！
    1931年 2月26日，蒋介石给胡汉民送来一封请柬，请他于28日到陆海空总司令部赴晚宴。
    胡汉民哪里知道这是“鸿门宴”，就去了。去了一看，只有首都警察厅厅长吴思豫在，国府秘书高凌百拿出蒋给胡的一封信，这封信是蒋介石口述，高凌百的记录稿，一共有十三、四张纸。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在信中，还添加了许多注解，信上先写蒋如何如何尊重胡汉民，然后就开始数落胡的不是，说他处处与蒋过不去。据曾在广州“国民政府”秘书处工作过的邱庆锟回忆：一共有十条“罪状”：
    1、 勾结腐化军人许汝为（崇智）。2、 包庇叛逆陈人鹤（群）、温健刚。3、 破坏行政（意指胡唆使中常会通过代理国府主席之事）。4、 垄断立法（意指立法院不通过交通部所提出之邮政储金法案等）。5、 独揽党部大权（意指胡对陈立夫等之提案，梗阻不能顺利通过），6、 暗行运动两粤军人（意指胡与陈济棠、白崇禧等时有电报来往）。7、 反对国民会议制定约法。8、 在公开场所任意诽谤本人（蒋）。9、 行政任用人员均加以反对（意指冯、阎、张等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事）。10、蔑视新进革命有功的同志（意指胡轻视陈果夫、陈立夫等）。
    最后，蒋说我是干革命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要革命到底，这是我的光荣职责！
    信是写的冠冕堂皇，把胡元老气得够呛，又不好跟底下人发脾气，于是说：你去请介石来，我有话跟他说。
    对方当然不会去请，只是说请您先吃饭，有什么事情吃了饭再说。
    胡汉民说我吃什么饭！你去请介石来，我要问问他是什么意思。
    对方说蒋先生没什么意思。
    这下胡汉民也火了：没意思！没意思这封信什么意思，搞什么鬼？
    对方看胡汉民急了，只好说了实话，说“蒋先生想请您自己辞去立法院长的职务”。
    胡汉民一听更生气了，说行啊，不让我干可以。但必须介石来跟我说，何必躲着我，这是能躲得了的事么！
    快夜里12点了，蒋介石还真来了。胡劈头就问：“你最近有病吗？”
    蒋介石不知道他什么意思，说我没生病啊。
    胡汉民说“那好，我以为你得精神病了。”
    蒋介石哭笑不得。
    俩人坐下来，胡汉民开始给蒋介石上课。胡汉民比蒋介石大十来岁，又是国民党元老，给蒋上上课，一点不新鲜，蒋也只有听着的份。
    胡汉民逐条驳斥了蒋介石信上罗列的罪状，最后说，从今天起，我什么也不干了，不管了。你爱干嘛干嘛。
    蒋一听胡汉民说不干了，还挺高兴，说：我是最尊重胡先生的，以后有什么事，还要向胡先生请教。今天您肝火太盛，我又是个不太会说话的人，肯定说不过您。但我肯定不会乱说，不会冤枉你胡先生的。
    蒋介石说自己“不会说话”，当然是一种自谦之辞。但是，单就这几句而言，还真是说得不甚得体，徒然给对方递“话把儿”。
    蒋既然表示尊重胡汉民，胡乐得倚老卖老，数落得更起劲，说：你做得不对的事，只有我能教训你，现在你不一样了，除了我，还有谁能教训你。你不要以为我怕你，我这么大岁数了，太太可以自立，孩子也大了，我怕什么？我什么也不怕。除了党国，没有我胡汉民再惦记的事了。
    当着手下的侍卫，蒋介石听着心里直蹿火，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坐不是站不是。好不容易胡汉民说完了，蒋介石赶紧说：您休息吧，我告辞了。
    第二天，胡写了一封辞呈给蒋介石，辞去立法院长职务。蒋介石把胡汉民送到南京汤山，从此就算被软禁了，后来胡汉民回忆那段时间的情况时说：“幽居一室，空气恶劣，窗外便是兵警，擎着枪，枪影从窗中照映入来，更令人难堪! ”
    蒋介石以为这就算完事了，让著名的老好人林森接替了胡汉民立法院长的职务。好了，没有人捣乱了，这下可以选总统了。
    事情哪有这么简单！
    一个堂堂的立法院长，蒋介石居然能给抓起来，登时舆论哗然，美、英、法等国严厉抨击，斥为“践踏民主”。
    各路军阀，倒是的确没人出来管这个闲事。炸了窝的，是党内的“同志”们——你蒋介石还没当总统呢就这么猖狂，以后当了总统，还不得把我们这些人全宰喽！
    大家都是文人，文人有文人的办法，你蒋介石不是能耐大么，你自己干吧。
    首先辞职的是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然后是立法院长林森，接着是司法院长王宠惠，去了欧洲。
    一共五个院长，走了俩，其中的王宠惠还是“约法”起草委员，都走了，这个总统还选个头啊！
    1931年 4月30日，古应芬、林森、萧佛成、邓泽如等 4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
    此时，远在广东的陈济棠很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要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陈济棠首先从香港把古应芬接到广州，通过古应芬，赶走了压在自己头上的最后一块石头——广东省长陈铭枢。然后联系了去年还打得昏天黑地的桂系李宗仁，建议他们联合反蒋。
    接着，5 月 3日，陈济棠领衔粤军各将领表示响应《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
    有地方实力派响应就好办了，广东本就是“革命”的大本营，就此，各派反蒋人士纷纷南下，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古应芬和肖佛成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加上桂系，都陆续到了广州。
    5 月24日，汪精卫、孙科、许崇智、唐生智、陈友仁等各路党国元老、过气军阀齐集陈济棠的公馆，会商“党国大计”。
    5 月27日，在粤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发表《讨蒋宣言》。
    5 月28日，这些人彷照中山先生在“护法战争”时的做法，同时也是效蒋介石的故智，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领袖。陈济棠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汪精卫倚为干城。
        这下娄子大了吧，你看戴季陶这馊主意出的！
    既然是“军事委员会”常委了，陈济棠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陈济棠的粤军，在此之前的名称，叫做“第 8路讨桂军总指挥部”。
    1931年 6月，陈济棠将第 8路讨桂军总指挥部整编为第 1集团军，自任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常委嘛，自然要排第一。
    与此同时，李宗仁也把他的部队恢复为原有的名称“第 4集团军”，至于2、3两个集团军的番号，原本是准备等广东国民政府“做大做强”以后，给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留着的。
    改名以后，陈济棠将原来第 8路讨桂军总指挥部所辖的 3个师扩编为 3个军，各辖两个师。另增编教导师一个、独立师二个、警卫旅五个。另外还有 1个宪兵司令部、1 个虎门要塞司令部。经过不断的扩编，到1932年 8月，第 1集团军的陆军兵力猛增至十五万人。
    陈济棠还学蒋介石，也成立了一个军事学校。1931年，在第 8路军军官教导队和军士教导队的基础上扩编而成，驻广州沙河燕塘，故又称燕塘军校。陈济棠自任校长。你有黄埔，我有燕塘，你是蒋校长，我是陈校长。
    除了强大的陆军以外，陈济棠与各路传统军阀相比，有一个最大的区别，他有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这才是陈济棠敢称“南天王”的最大本钱！
    广东的空军，最早是在华侨的资助下，由孙中山先生建立起来的，在1922年前后，即孙中山先生任非常大总统时，就创立了航空局，后来又创办了航空学校。1926年，国民革命军总部将航空局缩编为航空处。
    1931年，陈济棠以广州“国民政府”的名义，将广东航空处及所属的航空部队扩编为“广东空军总司令部”，隶属于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
    没过几个月，等广州“国民政府”一取消，陈济棠马上以用武力接管广东空军，撤销“广东空军总司令部”，改为第 1集团军空军司令部，以黄光锐为司令。
    这样一折腾，原本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的广东空军，从汪精卫的“广东国民政府”过了一道手，成了第一集团军的了，陈济棠等于分文没花，白捡了一支空军部队。
    到1932年，第 1集团军空军司令部辖 4个飞行大队，拥有各式飞机 130余架。另外还有空军教导总队、三元里空军学校等等。
    这样的一支空军，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无可匹敌，被视为陈济棠的王牌军，后来陈敢于起兵反蒋，很大程度上，因为他拥有一支强大的空军。
    陈济棠的海军，其由来与空军如出一辙，也是巧取豪夺而来。
    本来，陈济棠的海军实力比较有限，只有一些用于海防、内河的小型舰艇，另外还有海军学校、修船厂、仓库等。1933年 7月，原属东北海军的“海圻”、“海琛”和“肇和” 3舰投靠陈济棠，大大增强了其海军的实力。陈济棠又先后从国外购买鱼雷艇 4艘、扫雷艇 1艘、驱逐舰 2艘，自制改装炮舰、运输舰各 1艘，共 9艘，建立了鱼雷艇队及其基地，并自任海军总司令，
    至此，接着广东国民政府这个“壳”，陈济棠孵出了自己的“蛋”，那就是强大的陆海空三军。
    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陈济棠“整军经武，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阐扬文化”的目标完全实现，可以跟蒋介石掰掰手腕了。
    拜手腕，需要一个机会，或者说，需要一个借口。
    这个借口，还是胡汉民给提供的。
    事情仍然要从国民政府的分裂说起。
    戴季陶出的主意，把老蒋的“总统”彻底泡了汤，政府都分裂了，哪还有心思选什么总统！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选不成，老蒋的总统，迟到了整整17年，而且还只当了一年，就跑到台湾去了。
    既然总统不选了，也就别再关着胡汉民了。10月14日，蒋介石臊眉搭脸地把胡汉民放了出来。
    这下胡汉民算是把蒋介石给恨苦了，从此回到广东，真的开始“处处”与蒋介石作对。
    从1931年 5月，中国就有了两个国民政府，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广州，各说各话，互不买账，如果不是一件意外发生的事情，谁也说不好要僵持到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解决这种分裂。
    这个意外事件，就是“九一八事变”。
    1931年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炸毁了一小段铁路，并将３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这就是作为“九一八事变”导火索的“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借口，日军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军，并同时开始袭击北大营。
    到1931年11月，仅两个月的时间，黑、吉、辽三省重要城市已陷落殆尽，情势极为危急。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必须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商“党国”的大计。
    问题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党”和代表“国”的政府，都处于分裂的状态，这个会怎么开？
    能开。中国人的智慧，往往就表现在这些地方。
        既然说不到一块儿，那就索性各开各的。因此，国民党的“四全大会”成了世界上最滑稽的一次代表大会。
    翻开国民党的历史，你会发现，国民党的“四全大会”，在三个地方、开了三次。
    1931年11月12日至23日，蒋介石派在南京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对日侵略暴行的决议》，还通过《恢复党籍案》，宣布过去几年间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恢复党籍。
    汪精卫一看，你蒋介石也太过分了，我都没在，你自己就把会给开了。你开我也开。
    六天之后的1931年11月18日，汪精卫等其他派系在广州也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但这个会开得不是太成功。此时，陈济棠已经逐渐暴露出了“曹操”的本色，通过大会安排了很多自己的人，排斥汪派等其他派系。汪精卫跟他说有几个人需要安排，被陈一口拒绝。
    汪精卫没有想到，在南京要受蒋介石的气，回到自己的老家广东，居然又要受陈济棠的气。一气之下，汪精卫说：“与其做小军阀的走狗，毋宁做大军阀的走狗。”于是带着汪派、西山会议派等 200多人中途退出大会。
    但广州“四全大会”并没有因为他们的退出而休会，而是继续召开并选出了以胡汉民为首的“临时中央执行常务委员”等等。
    退出了广州的“四全大会”，汪精卫越想越生气，一不做二不休，非得把这个会开了不行。于是跑到上海，于1931年12月 3日，重新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共 163人，会议补选了“中委”。
    国难当头，总这么僵持着也不是个事。况且光开了一个“四全大会”也没有用，党的领导机构还没有产生，于是南京方面邀请粤、沪两方到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胡汉民没有理这个碴儿，汪精卫还比较给面儿，说回去可以，但蒋介石必须付出代价。
    经过一番桌上握手，桌下踢脚的斡旋折冲，以蒋介石“下野”为前提，各方势力终于又坐到了一起。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务。同一天，因丢失东北闹得民怨沸腾的张学良也辞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一周之后的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出席了开幕式之后即回到家乡浙江奉化。会上对南京、广州、上海三次“四全大会”选出来的中央执监委员一概承认。经中央执监委员会选举，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轮流当主席；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为孙科。
    广州方面，亦于12月底结束反蒋的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1932年 1月 1日，按照宁粤议和时的妥协，在广州设立了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陈济棠则担任两个机构的常委，大权在握。

    按：孙科好不容易当了行政院长，可他这个院长当得实在不是时候，刚一上台，面临着的就是“一二八事变”。此时，几个原来主事儿的，行政经验比较丰富的，蒋介石在乡下老家；胡汉民在广东，连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都请假了，没有参加；汪精卫担任的是一个党的职务，不在前台。大家都在饶有兴味地观看孙科如何应付这个局面。

    此时大家才知道，没有蒋介石还真是玩不转。无奈，怎么把人家轰走的，还得怎么把人家请回来。
    1932年 1月25日，孙科内阁辞职。1 月28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恢复于1928年10月明令“停止运行”的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等人为委员。
    3 月 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举行，如愿当上了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投桃报李，提议由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从此之后的14年，蒋介石一直被称为“蒋委员长”，直到1946年 5月31日，国民政府明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其所有职能划归国防部。
    3 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正式就职。
    从此，蒋主军、汪主政的政治架构形成，并一直维持到了抗战开始，这也是国民党政坛难得清静的几年。

    按：正是在蒋介石“下野”的这段时间，在黄杰的倡议下，一部分黄埔学生酝酿成立了“复兴社”。1932年 4月 1日，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正式成立。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南两机构”）两个机构，实际上是个怪胎，而且还是连体婴儿。
    你可以查一查，在民国时期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存在这样一级介乎于省和中央之间的机构，无论是国民党系统，还是政府系统。
    这是因为，“西南两机构”是在广州的“四全大会”上决定设立的。按当时的议案，是这样设计的：
    “为修明政治，防止独裁起见，在若干省府之上设政务委员会，在国府指导之下监督各省行政；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执行部于重要地点，监督各省市党部。”
    从条款上理解，不仅“西南”，全国各地都要按片成立这样的两个机构。但不久之后，宁粤复合，广州“四全大会”的议案自然也就不作数了，但已经成立起来的“西南两机构”，就作为彼此妥协的一种条件，给保留下来了。
    “西南两机构”的人员：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设常委 6人：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刘纪文、陈策、李扬敬。
    “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则有委员27人，其中常委 5人：唐绍仪、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
    名义上，“西南两机构”均由胡汉民主持工作。
    大家一定很奇怪，明明是管辖两广的机构，为什么叫“西南”，而不叫“华南”。这是因为，按最初设计的“西南两机构”，管辖范围并不止两广，尚包括云南、贵州等省，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云贵还把持在军阀手中，“西南两机构”的权利所及，只能管到两广。
    实际上，两广中的另一广——桂系，对“西南两机构”的号令，能服从到什么程度，也是天知道。
    好在胡汉民并不是十分想管那么多省，那么多事，他只是把“西南两机构”作为他反蒋的一个大本营，专心致志地搞他的“新国民党”。几年下来，卓有成效，本就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又多了一个“西南反蒋派”。
        蒋介石真应该好好感谢他那位义弟戴季陶。
    大家会发现，作为广东的实力派人物，陈济棠是唯一在“西南两机构”中同时担任常委的，由于胡汉民的“恬淡”，“西南两机构”的大权完全掌握在陈济棠手中，胡汉民正好给他做了一堵挡风的墙。
    其实“西南两机构”本身并没有多大权力，基本上是一个空架子，顶多了，可以说它算是一个联络机构。但是，有没有用，要看这个“空架子”掌握在谁的手中，此后几年，陈济棠的整军经武，治理地方，之所以得心应手，卓有成效，与他打着“西南两机构”这个“空架子”的大旗不无关系。
    最明显的例子，原广东的空军、海军两个司令部，就是陈济棠打着“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旗号先给取消、然后“拔”到广州“国民政府”名下、然后又划到他自己的第 1集团军去的。
    可惜好景不长。
    1936年 5月12日，胡汉民与他的大舅子、“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下围棋的时候，因思虑过度，突发脑溢血，延至当晚不治逝世，享年57岁。
    临终时，胡汉民留下政治遗嘱：
    “余以久病之躯，养疴海外，迭承五全大会敦促，力疾言还。方期努力奋斗，共纾国难。讵料归国以来，外力日见伸张，抵抗仍无实际，事与愿违，忧愤之余，病益增剧，势将不起。自追随总理，从事革命三十余年，确信三民主义为唯一救国主义，而熟察目前形势，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非推翻独裁政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尤盼吾党忠实同志，切实奉行总理遗教，以完成本党救国之使命。切嘱。”
    胡汉民的死，令陈济棠顿失凭依。
    早就对两广的“半独立”状态看着有气的蒋介石，终于把胡汉民给“等”死了。5 月13日，蒋派孙科等大员为代表，到广东吊唁胡汉民，顺便向“西南两机构”——实际上是向陈济棠——提出了蒋介石对广东问题的意见：
    据陈济棠的旧部凌仲冕回忆，孙科等人先是给陈带了几顶高帽子，如“举国团结，系于一身”等等。跟着的话，就不那么中听了，什么“真正统一，必须集中武力，是抗日的前提”，“破坏真正的统一，要受共产党同样的惩处”等等。最后，是蒋介石的主旨：
    ——取消“西南两机构”；
    ——改组广东省政府；
    ——广东部队各高级军官由军事委员会任命；
    ——取消广东货币，代以法币。
    这几条，好像每一条都是冲着陈济棠去的。
    ——本来就是。
    蒋介石要动手了。
    陈济棠怎么办？
    实际上，陈济棠憋着反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陈济棠有个哥哥叫陈维周，是个阴阳术士，早年在老家防城给人看相、看风水，陈济棠最信他的话。
    1935年年底，陈济棠曾派陈维周代替他前往南京述职。并求见蒋介石。
    陈维周的这一趟，还真是不白去，给陈济棠带回两个惊人的消息。陈认为他哥哥这趟南京去得太值了。
    其一，蒋介石向陈维周透露了下一步“解决新桂系之方针政策”，即“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驱逐肖佛成等反蒋的国民党元老离粤；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不变。”并要他给陈济棠带话，让陈积极配合。
    陈济棠听了以后，高度怀疑蒋的动机，因为两广虽然是对头，但在对付蒋介石的问题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桂系完了，蒋腾出手来，就要对付广东。所以，陈济棠不但没有听蒋的，反而与桂系的联络更紧密。
    其实，老蒋这个话，可能也是一种策略，故意刺激陈济棠，促其早露反迹，早反遭收拾嘛。
    否则，以老蒋的身份，与一个江湖术士谈这些东西干什么？
    其二，陈维周到浙江奉化去察看了蒋介石的祖坟，其结论是“蒋的祖坟不如芙蓉嶂的龙势远甚，而且蒋的气运将终，明年肯定要垮台，一蹶不可复振，代之而兴者便是伯南。”
    “伯南”是陈济棠的字——当年，他听了陈维周的话，曾经以天价买下了广西花县芙蓉嶂洪秀全的祖坟安葬其母，说这里是出天子的地方。现在一看蒋家的风水不如“芙蓉嶂”，陈济棠还能不高兴。
    现在，该是我收拾你老蒋的时候了！
    胡汉民去世，各路人物都来吊唁，桂系派来的，是白崇禧。
    据陈济棠的旧部李洁之回忆，白崇禧在与陈济棠的会晤中，先是给陈狠灌了几碗迷汤，说他治理广东“成绩斐然”，我们都很钦佩等等。然后话锋一转，就开始劝陈起兵“反蒋抗日”。
    白崇禧说：蒋的军队绝大部分部署在黄河流域，既要防备日军的进攻，又要防止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更重要的还要部署兵力向陕北共产党包围进攻，蒋绝无余力可以南犯。
    白崇禧又说，“如老兄有意向外发展，广西方面愿以全力支持。”
    不愧是“小诸葛”，为打消陈济棠的顾虑，连进兵的路线，白崇禧都给他设计好了，白说：湖南的何键一向与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蒋介石也没有理由反对，因为他不敢承担不抗日的罪名。事实上蒋亦无法抽出大军阻止我们的大军北上。我们的大军到达武汉后，采用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后再作第二步行动。
    白崇禧最后说：至于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系。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代表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
    注意，白崇禧一开始说的是“反蒋抗日”，中间说的是“挂起抗日的招牌”，最后的几句话，透露了他们的真实目的——抗日是口号，是招牌，反蒋则是实实在在的。
    本就认为老蒋“气数已尽”的陈济棠，被他的宿敌白崇禧给说动了。
    第二天，他就约自己手下的心腹、第 1军军长余汉谋等人到公馆中商议，让大家自己去考虑，但不得外传。
    听了陈济棠的话，大家议论纷纷，心存疑虑，有些人明白对陈说，白崇禧号称“小诸葛”，“为人不老实”，他的话你也能信？
    要说这人啊，在某些重大关头，可能谁都会失掉自己的判断力——陈济棠看大家对此都不感冒，居然让白崇禧直接跟大家见面，意思是让他给自己的手下做工作。
    于是，白崇禧又把他与陈说过的那一套鼓吹了一番，并补充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进行反蒋抗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都是绝对有利的。广西方面决以全力支持。”
    接着，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又把他与日本驻粤总领事馆联系，并取得对方谅解的情况介绍给了大家，意思是让大伙放心，日本人都支持我们，还怕什么。
    大家听了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只有余汉谋比较直爽，他站起来说：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居于绝对优势，又有粤汉、平汉、津浦、浙赣铁路和海上可以迅速运兵南下，和他较量，我们没有必胜把握，请总司令再详加考虑。
    此后几天，大家都在私下里谈论这件事，逐渐形成两派，李洁之他们属于反对派，曾经想请余汉谋牵头，劝陈济棠打消造反的想法，甚至想到“制止无效时就必当机立断，多方设法把他推倒。并请资望较深的第 1军军长余汉谋出来领导反陈。”
    中间，陈济棠曾经放出风来，说已经打消此意，让转告大家，可以回驻地了。大家额手相庆，以为陈济棠终于想明白了。
    5 月30日晚上，余汉谋在家里宴请手下的高级军官，准备践行后就回驻地江西大庾。正吃着饭，谁也想不到，陈济棠忽然来了。
    陈济棠一来，自然反客为主，对大家说：我正要找你们谈话，现刚好大家都在这里。
    陈济棠说：抗日反蒋是我们一贯的主张，现在双管齐下的机会已经到了。近几天我又作了反复的考虑，认为时机的确成熟了。总之我们这次行动，走的是光明大道，大有前途的。广西的李、白确实诚意合作，我看他们不会假；湖南的何键同意我军到达衡阳接近株洲后，亦一同出兵合攻武汉。我准备第一军或者加上第三军由赣州向吉安、南昌挺进，很快就可将江西全省拿下来，我们的第二军和广西军队再加上何键的湘军会攻武汉而占领之，当然不成问题。
    陈济棠最后说：“日本军方也已经联系好了，答应派些军官来协助我们，他们还可以在华北方面加重对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使蒋背腹受敌，这样有利的时机，不干何待?!”
    完了，聪明一世的陈济棠，就这么活活地让白崇禧给带到“沟”里头去了。
    后来大家才知道，这几天中，陈维周曾为陈济棠扶乩，显示的结果是“机不可失”，陈济棠遂下定了决心。
    6 月 1日，陈济棠以“西南两机构”的名义召开了群众大会，宣言“抗日”，并发动了游行示威，以壮声势。
    6 月 2日，陈济棠以“西南两机构”的名义发出“冬”电，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抗日。
    6 月 4日，第1、4两集团军将领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发出“支”电，请“西南两机构”明令派兵“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在这里，“冬”电是幌子，“支”电才是真的，没有“支”电，两广的出兵就没有借口。
    按白崇禧给陈济棠的设计，走的是与当年太平天国一样的一条进军路线，北上，走湖南。
    湖南，就是白崇禧口中“决无障碍”的何键。
    可惜，陈济棠听白崇禧的，何键好像不怎么听。
    在热情接待陈济棠使者的同时，何键将两广的打算通报给了蒋介石，并听任中央军占领了衡阳，北上的路给堵死了。
    双方几十万军队集结于湖南，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
    这时，忽然从角落当中，站出一个人来。
    这个人，就是戴笠。
    针对各路军阀搞情报，是戴笠的重要工作之一。
    前面我们说过，戴笠在西北曾经通过向影新做过杨虎城的工作。包括与张学良的交往，其实都是特务工作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前者是暗的，后者是明的；前者让人知道了生气，后者嘛，戴笠会与人打交道，张学良跟他关系还处得很好。
    两广的情况很特殊，如同铁板一块，很难派进人去，否则，“制裁”王亚樵也不用费那么大周折了。
    戴笠只能在周边想办法，当然，最理想的地方就是港澳。
    特务处有许多广东人，要不，也不会形成一个“广东派”。当然了，广东人再多，也不如特务处的湖南人多；湖南人再多，也没有浙江江山一个县的特务多。
    派到香港的，是邢森洲。
    邢森洲，生于1895年，广东海南文昌县人。
    戴笠的手下，多数都比他小，有的比他小十几岁，所以戴笠在特务处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骂这个骂那个，跟骂自己儿子似的，一方面是长官的权威，另一方面，跟他岁数比别人都大，也有一定关系。
    邢森洲是特务处里少有的比戴笠岁数还大的人，所以大家都叫他“阿公”。
    邢森洲是学中医的，1916年毕业于厦门中医学校，然后就返回家乡文昌，开了一个诊所，挂牌行医。
    中医这个行当是讲究经验的，所以大家都愿意找“老中医”看病，邢森洲当时只有21岁，可想而知，不会有多少人去找他开方子。
    诊所开不下去，邢森洲心想，中国的中医比较多，没有人来找我，那么我出国，到外国去，看中医的一定有的是人。于是，1918年，邢森洲去了新加坡，开了一家叫“华山医寓”的诊所。
    没想到，跑到新加坡，当地人与国内一样可气，照样不认“小中医”，无以谋生。邢森洲是学中医的，读过不少线装书，笔下很来得，于是他找了一家报馆，白天在诊所看摊，晚上到报馆兼职，当编辑。
    时间长了，邢森洲才知道，他所供职的这家《新国民日报》，是国民党人在新加坡办的一份报纸，目的是在海外宣传国民党的主张，扩大影响。于是，为谋求工作的稳定，邢森洲加入了国民党。
    1924年，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内外各地国民党的分支机构都要派代表出席。新加坡也选出了几名代表，到回国的时候，其中一名代表临时有事不能成行，空出了一个名额，于是邢森洲要求顶这个名额回国出席大会。
    就这样，阴差阳错，在国内都没有混出名堂的邢森洲，居然在海外成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在国民党“一大”上，中山先生决定开办黄埔军官学校，并要求代表回到各地以后，积极保送“优秀青年”到黄埔受训。
    对此，邢森洲很当回事。新加坡的中国人多得很，经过邢森洲的认真物色，他发现一个咖啡厅的茶房，也是海南文昌人，条件不错，于是邢森洲将他作为“优秀青年”推荐回国，报考黄埔。
    邢森洲没有想到，自己的后半辈子，都得仰仗这个人混饭吃。
    根据邢森洲的推荐，这个“优秀青年”回国，顺利地考入军校第二期，他就是郑介民。
    到了1927年，郑介民摇身一变，以蒋介石副官的身份，负责华南地区情报工作。后来，郑介民之所以不愿意屈就在戴笠手下，就是这个原因。他给蒋介石当副官、主管方面工作的时候，戴笠才考上军校一年时间，连“领袖”长什么样，都只能从相片上看呢。
    郑介民是个很念旧的人，饮水思源，如果没有邢森洲，自己恐怕还在新加坡给人家端盘子呢。于是，他邀请邢森洲回国，驻香港，为他收集情报。
    1932年特务处成立，在郑介民的推荐下，邢森洲任特务组香港组组长。
    正是在这个时候，胡汉民以“西南两机构”为依托，开始进行反蒋活动，因此，戴笠交给香港组的任务就是全力监视胡汉民的活动情况以及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军阀的情况。
    1934年，邢森洲曾调回南京特务处本部做督察长。1935年，因两广情势越来越不稳定，戴笠将香港组升格为香港站，邢森洲遂成为香港站第一任站长，任务是全力做好对两广的情报和策反工作。
    接着，戴笠又派出龚少侠潜入广州，暗中联络黄埔同学。
    龚少侠，1902生，广东乐会人，军校第一期第二队。毕业后龚少侠曾任黄埔军校教导一团二营排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连长等等，所以他认识的军校同学特别多，很快，就在广州安插了一大批“钉子”和眼线。
    戴笠还怕不保险，又将原上海区区长吴乃宪派回了广东。吴乃宪也是广东海南人。
    在特务处成立之初，曾经把全国分为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四个区域，每区派出一个特派员，这个特派员并不具有指挥权，仅仅负责工作督导。刺杀张敬尧的时候，郑介民就是以特务处副处长的身份兼任华北区特派员。
    同一个时期，吴乃宪则担任华南区特派员，所以他对广东的情况也非常熟悉。
        有这么多的广东人在做工作，几年下来，到1935年、1936年的时候，戴笠对两广、特别是陈济棠的情况，可说了如指掌。
    说起来，戴笠对陈济棠部下的策反，早在他造反之前就开始了。
    最早下手的，是海军。
    前面说过，1933年 6月，原属东北海军的“海圻”、“海琛”和“肇和”3 舰投靠陈济棠，大大增强了广东海军的实力。
    “海圻”是一代名舰，原属于北洋海军。
    大家可能会很奇怪，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不是已经全军覆没了么，而且当年也没有“海圻”这么一号啊。
    1894年，北洋海军惨败，到1895年，威海卫军港失守，北洋海军剩下的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10艘军舰全部被日军掳走。只有一艘被解除武装的“康济”号，因载运就义的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张文宣等人的遗体，被交还中国。
    到1896年，清政府决定重建北洋海军，不惜血本从西方各国订购了大批军舰，到辛亥革命前夕，新的北洋海军已经拥有包括“海圻”、“海琛”和“肇和”等 3艘巡洋舰在内的各类舰艇十余艘。
    其中的“海圻”舰于1899年投入使用。排水4300吨，是中国最大的军舰之一了，其装备的两门8 吋主炮在当时首屈一指。
    进入民国，这些军舰成为各路军阀争抢的对象，到1933年 6月，当时归属于东北海军的“海圻”、“海琛”、“肇和”等 3舰因内部纠纷而出走，在姜西园的带领下投奔了陈济棠，7 月25日，3 舰抵达广东，陈济棠将他们改编为粤海舰队。
    据黄埔海军学校十八期毕业生许耀震回忆，由于当时“海圻”冉鸿翮、“海琛”关继周、“肇和”杨超仑这三个舰长都与陈济棠没有任何渊源。为了达到控制 3舰的目的，陈济棠采取“掺沙子”的方式，逐渐撤换 3舰的东北籍军官。他先是把“海琛”舰长关继周派到海南岛负责秀英炮台；后又派自己的“福游”舰长陈浩任“海琛”舰长，将“海圻”副舰长唐静海调“福游”任舰长。
    另外，还派出一批黄埔海军学校18期刚见习期满的学员到 3舰上监视大家，许耀震就是其中一个。
    对此，率领 3舰出走的姜西园并没有表示异议，因为他自己也在向陈济棠靠拢。
    1935年 4月，陈济棠通过姜西园控制了 3舰之后，突然宣布把粤海舰队并入第 1集团军，自己兼任总司令，姜西园、张之英为副总司令。
    这件事成了导火索，3 舰本就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现在又连形式上的独立性都失去了，整个被陈济棠吃掉，大家都很不满。恰在此时，邢森洲、龚少侠等找到了他们。
    3 舰的军官，多出身于各个海军学校，邢、龚等人通过中间人，联系上了原“海圻”舰长唐静海、“海琛”军官陈精文等人，约定趁适当时机，再次出走，投奔“中央”。
    1935年 6月15日夜，乘姜西园及“海圻”舰长方念祖均不在舰上，陈精文率“海琛”官兵绑架了舰长陈浩，与“海圻”原副舰长唐静海“带舰出走”。“肇和”舰因主机损坏正在修理，不能行驶，只好将“肇和”舰东北籍官兵接来一同离去。
    陈济棠得到报告后大怒，适逢当晚 2舰通过莲花山水域时，因天黑且遇退潮，“海圻”舰搁浅，“海琛”舰拖带时也一并搁浅。陈济棠令虎门要塞司令李洁之轰炸，但下属提醒他；全国军舰本就不多，目前日寇正虎视眈眈，如果炸沉 2舰，自毁长城，要考虑舆论因素。
    陈济棠听了决定劝降，但到了白天涨潮，2 舰于当晚冲过虎门炮台，安全到达香港。
    特务处香港站站长邢森洲送来了蒋介石的电报，称“一切问题均可解决”，并派出空军护航，7 月12日，“海圻”、“海琛” 2舰抵达南京。
    唐静海于抗战胜利之后任军政部海军教导总队总队长，陈精文后积功升为海军少将。
    1937年 9月25日，为保卫江阴防线，“海圻”、“海琛”和“海容”、“海筹”等 4舰自沉于江阴。
    留在广州的“肇和”舰，在1937年 9月14日凌晨的虎门海战中，被日军击沉。舰长方念祖，经军法审判认定为“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被执行枪决。
    至于当年率领“海圻”、“海琛”和“肇和” 3舰从东北海军出走、后又被陈济棠任命为第 1集团军海军副司令的姜西园，于日军侵华以后落水当了汉奸。
    1940年，姜西园任伪“海军部”政务次长，1943年任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副指挥，1945年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1943年10月10日，姜西园晋升伪“中将”军衔。
    1945年 8月16日，姜西园被军统以“通谋敌国”罪逮捕，后被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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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1 06:24

20、兵不血刃，敉平“两广”（2）

    广东空军是陈济棠的王牌，也是他敢于造反的最大本钱，因此，如能策反广东空军，不啻为釜底抽薪！
    担负这个艰巨任务的，是特务处书记长梁干乔。
    梁干乔，生于1903年，原名梁昭桂，广东梅县人。
    军统的梅县人很多，除梁干乔以外，还有二期的张炎元、十一期的邹宇光，另外还有刘志陆。
    梁干乔出生于一个渔民家庭，由于家里穷，中学没有毕业，就供不起他了。于是梁干乔就帮他的表哥照料一家米店。梁是有文化的人，小店一天天红火起来，结果亲戚家的人不但不感谢他，反而怀疑他要把小店据为己有。梁干乔一气之下走了，不管了。
    离开亲戚家，梁干乔去当了五年小学教师，适逢军校招生，梁干乔的族叔梁龙是北京法政大学校长，也是当时的一位社会知名人士，经他的推荐，梁干乔到广州报考黄埔。
    当年，要到广州，须先到香港再转往广州。在去往香港的船上，梁干乔没钱，只能睡通铺，其实也就是甲板。这时，过来一个珠光宝气的贵妇人，走路不看地下，一脚正踏在梁干乔的身上。踩了人，这个贵妇居然没事人似的，看都不看梁干乔一眼，扬长而去。
    梁干乔大怒，待要与她理论，又觉得好男不跟女斗，不要失了身份，于是在心里暗中咒骂：“总有一天，要打倒你们这样的人，让你给我当佣人！”
    事情就有这么巧，多少年以后，梁干乔家雇用了一个做饭的陈嫂，正是当年踩了他一脚的那位贵妇！
    军统这些人，也不知道怎么了，净出这种邪事儿。
    梁干乔虽然连中学都没有读完，但他很爱学习，曾经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注释《庄子》，诗也写得不错。以他的水平，考军校自然一考即中，进入军校一期三大队学习，同一个队的，就有后来成为特务处同事的吴乃宪。
    1924年5、6月间，梁干乔先后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
    毕业以后，1925年，梁干乔等一批军校一、二、三期毕业的同学被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中就有后来与他并称为复兴社“十三太保”的同期同学萧赞育、贺衷寒、邓文仪；二期的郑介民、三期的康泽。另外还有张炎元，还有后来成为国民党宪兵创始人之一的张镇，我们这边的有抗日名将左权。
    在苏联，梁干乔最大的收获就是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成为一名“托派”。而且梁干乔这个人还有个特点，从不藏着掖着，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托派”似的。
    1928年11月 7日，十月革命节，莫斯科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梁干乔居然敢跳出来，用俄语高呼支持托洛茨基的口号，那还能有好结果！当场就给抓了起来，遣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工。
    还别说，这老兄还真是有点本事，不知他想了什么办法，居然搞到一本假护照，又买通了看守，从西伯利亚这等地方逃回国内，真不是一般人，难怪后来当了特务。
    回国以后，梁干乔搞了一段时间的“托派”小组织，跟着就彻底投向了国民党，1932年，作为“十三太保”之一，梁干乔参与创办了复兴社。
    后来梁干乔加入戴笠的特务处，并继李果湛、张严佛之后，担任书记长。
    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梁干乔被戴笠派回广东，承担策反广东空军的任务。
    此时进入广东，是十分危险的事情，陈济棠早知特务处势力无孔不入，盘查得很严，“中央”的势力很难侵入。
    粤军第 5军第16师师长练炳章，是一个老军头了，据他自己说，“前清末年在河北省保定府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军旅之事时，曾与蒋介石同学。”后练炳章为戴笠所罗致，利用他在粤军中的老关系策动军队，并企图控制民团，结果为陈济棠发现，杀掉了练炳章。
    梁干乔本就是广东人，又当过教师，当地熟人很多——正是因为他熟人多才派他回去的。但是，反过来说，也很容易暴露。
    梁干乔是一个很能吃苦的人，他化装成一个人力车夫，潜入广州，与他的族侄梁伯仑取得了联系。
    梁伯仑是广东空军的电台台长，通过梁干乔的工作，梁伯仑同意投向“中央”——这是策反广东空军的必要前提。一百几十架飞机出走，非同小可，如果没有通畅的联络，不可设想。
    这边做通了梁伯仑的工作，南京的戴笠，找到了魏大铭，让他与一个名为“X SF—DE—XHOB”的电台联络。
    这个任务有点没头没脑，既无波长、也不知道方位，怎么联系，还真新鲜了！
    那也没办法，戴笠交办的任务，是不能打折扣的，也不能讲价钱的。
        魏大铭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学生、著名话务员——张我佛。
    一个话务员，有什么可“著名”的？
    张我佛还就是一个“著名”话务员，而且他的成名，尚在魏大铭之前。
    张我佛的成名，缘于他曾用自己的身体护卫过蒋介石。
    张我佛，原名张俎鸿，生于1909年。中原大战时期曾在蒋介石“随节电台”任话务员。
    1930年的中原大战，对于蒋介石来说，远不像我们现在从历史书上看到的那么轻松，如果不是张学良在关键时刻的武装“调停”，最后是怎么个结果还很难说。
    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曾几次身处危局，最悬的一次，就要数1930年 6月18日那一天了。
    1930年 5月 8日，正是战争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蒋介石从南京北上“督师”，他乘专列走津浦路，奔陇海线，6 月18日，其“行营列车”停靠在商丘火车站。
    不知怎么，冯玉祥得到了这个消息，其实也不奇怪。蒋的专列，本就是个很大的目标，那个时候保密的意识还没那么强，况且又是战争年代，每天疲于奔命，哪里还想得到保密。
    没那闲功夫！
    于是，冯玉祥派他手下的暂编骑兵第 2师师长郑大章偏师偷袭，直取商丘。
    郑派出了 500多骑兵，着便装夜行，绕开交战地点，“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于 6月18日夜，悄无声息地包围了商丘车站。
    等到警卫发觉发现情况不妙的时候，机车已经被破坏，跑不了了，只能就地抵抗了。蒋的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三百多人，全部下车，将蒋的专车车厢团团围住，由于没有重武器，战斗态势极为被动。
    除了警卫连，“行营列车”上最大的单位，就是“随节“电台了，除电台台长张杏生外，还有四个话务员，另外还有几个搬运兵、勤务兵，再就是伙夫等等工勤人员了，一共有四十多人。
    据记载，蒋介石当时非常镇静，端坐不动，“稳如泰山”，不知道其中是不是有美化的成分。不过，作为一个军人、“三军统帅”，稳如泰山也是应该的。
    他镇静，别人可镇静不了。“随节列车”的“秘书长”、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高凌百——就是帮蒋介石起草指责胡汉民的那封信的那位——发现情形不对，马上把剩下这几十号人组织起来，投入战斗。专列的车厢上，都有供向外射击用的枪孔，大家每人把着一个，参与作战。
    孰料，没过一会儿，居然有一颗子弹从射击孔钻了进来，当场将四个话务员中的一个打死，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子弹有多密集。
    高凌百立马慌了神，这要是一颗子弹钻进来，正打在蒋介石的那颗光头上，会是个什么结果！照他想，蒋介石最好趴到车厢的地板上，最为安全，但这不可能，他也不敢向蒋提出这种建议。
    当时在蒋身边的，正是张我佛，高凌百叫他过来，悄悄告诉他：“你站在总司令的身前，一步也不要离开，看我的手势，只要我示意，你马上抱住总司令，滚倒在地上。”
    张我佛奉命惟谨，站在蒋介石身边。一会儿蒋问他：“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张回答：“奉命。”蒋应该也明白是什么意思了，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正在危急时刻，奉命开往前线的中央军校学员 100多人听到密集的枪声，发现正有人在围攻“随节列车”，马上加入战斗，黑暗中，对方摸不清来了多少增援部队，不敢恋战，趁夜退走。
    据说，天亮以后打扫战场，只发现了 100多匹死马，却没有发现一具对方的死尸，蒋介石这边，连死带伤的，也有 100多人。
    商丘一战，张我佛舍身护主，赶上三国时的曹洪了，就此一举成名。
    中原大战之后，张我佛考上了厦门大学，念书去了。1933年，魏大铭着手为戴笠建立通讯网，张我佛正读到大学三年级，奉魏之命，牺牲学业进入特务处，担任报务员。
    张我佛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每天晚上上班，从12点开始联系这个电台，一直叫到天亮，连续三天，毫无结果。
    戴笠急得什么似地，但急也没有用，总不能自己上台子去叫吧。
    功夫不负苦心人，到第四天夜里，张我佛终于联系上了这个奇怪电台，他马上报告魏大铭，魏不敢怠慢，立即打电话给戴笠。
    戴一听高兴极了，连鞋都顾不上穿就跳到床下，守在电话机旁。
    特务处总台设在白鹭洲，张我佛开始接收对方的电报，为节约时间，他把记录下来的电码告诉电台值班主任于炽生，于直接通过电话打给鸡鹅巷53号戴笠公馆的值班译电员姚敦文，姚翻译后交给戴笠，这一夜一共收到50多个字，双方约定上午 8点再次联络。
    然而，有这50多个字已经足够了。
        因为，郑介民那边已经得手了。
    同时做广东空军工作的，还有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不过他没有到广州去，而是在香港。
    军统的很多老人，回忆起来，都反映说郑介民这个人胆子特小，从不敢身处险境。
    整个军统，戴笠还就是对郑介民比较客气一点，叫他“郑先生”。不像对别人，都是直呼其名，顶多了在名字后边加个“同志”俩字儿。同样是搞策反，郑介民就不去广东，戴笠拿他也没辙。
    不管他去没去，反正人家郑介民把事是给办成了。
    郑介民是华侨，广东空军有个飞行员叫陈振兴，也是广东籍华侨。这个陈振兴是运动员出身，游泳、舞蹈无不擅长，交际很广，郑介民通过他联系上了广东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陈卓林。
    陈卓林，1892年生，广东台山人，曾在美国蒂莱斯特航空学校学习飞行。1923年回到广州。1924年，任广东军事飞行学校的飞行教官。1932年，陈济棠通过“西南两机构”成立广东空军司令部，陈卓林任参谋处长，后来升任参谋长。
    陈卓林是广东空军的老人了，事情进展很快，联系上不少飞行员，准备投向“中央”。郑介民将陈秘密约到香港，谈妥了条件。
    此时，郑介民遇到了一个困难——前期的运作，需要 8万港币。
    8 万港币不是小数目，据说相当于 5万大洋。郑介民没有这么多钱，有也不敢做主，于是他打电报给戴笠，请他去想办法。
    戴笠也没有这么多钱，他去找航空委员会，对方不但不给，还皮里阳秋地说：“领袖的钱不好随便花啊。”
    戴笠没法跟他们喘这个气，于是要交通科长胡子萍去买两张当天晚上的车票，带着副官贾金南去了上海。
    第二天戴笠就回来了，挺兴奋地对胡子萍说，5 万元算什么，不是被我搞到了。我们什么时候“乱花”过领袖的钱！只要能把陈济棠的空军夺过来，50万也值得！
    原来，戴笠回上海，是去找上海的一个名女人许兆贤。
    当年，许兆贤是上海交际场上的一个名人，也是戴笠的红颜知己，社会关系很广泛，戴笠去与她商量，看找谁能借 5万元。
    没想到，许兆贤当时就取下自己戴的的一条项链，说这条项链你拿去质典，至少能值 5万，你拿去先办事，其他的以后再说。
    戴笠十分不好意思，但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千恩万谢地退了出来。
    许兆贤后来嫁给了广东同乡熊少豪，熊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外交委员会“做事，两口子都曾帮过戴笠不少忙。
    五万元汇给郑介民，一切OK。通过陈卓林，又联系上了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
    黄光锐，1899生，广东台山人。黄自幼随父亲去美国，加入美国籍，并考取飞行执照。1922年回国，1923年 7月，黄光锐协助广东航空局长杨仙逸研制出一架飞机。孙中山命名这架飞机为“乐士文号”，1924年，黄光锐继任航空局局长。陈济棠夺取广东空军以后，任命黄光锐为空军司令。
    黄光锐、陈卓林找到了手下的几个中队长马庭槐、陶佐德、何泾渭、谢莽、邓显刚、敖伦等几个人，对他们说准备投向“中央”，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家都表示同意。
    敖伦记得，当时黄光锐问他们：“怕不怕枪毙？”他们说“跟着陈济棠打内战是死路一条。”黄光锐很满意，令他们保守机密，等待时机。
    当时，敖伦他们还建议，说第二中队中队长丁纪徐等几个人与陈济棠关系密切，暂时不要告诉他们，以免泄密。
    据敖伦后来回忆，大家为什么心这么齐：一个是由于陈济棠打着抗日的幌子，“倒行逆施”，大家生气。第二，凡人群就有左中右，广东空军派系林立，高层生活腐化，飞行员们心里不痛快，人心思变。第三，陈济棠整日被他那个哥哥陈维周装神弄鬼，搞得团团转，早就看不过眼。陈的老部下第 2军军长香翰屏曾经好意劝他“远离小人”，结果被陈济棠撤了职，大家早已心灰意冷。
    此时，戴笠这么一介入，恰如一个导火索，轰隆隆大厦将倾。
        谁也没想到，还没等黄光锐下令，6 月16日，已经飞跑了 7架飞机！
    “擅自”出走的飞行员，分属第二中队和第五中队，队长分别是丁纪徐和敖伦。
    黄志刚，第五中队飞行员，黄志刚与陈振兴是航校六期的同学，受陈的策动，准备投向“中央”。接着，经黄志刚又串联了第二中队的飞行员黄居谷、蔡志昌等，密谋起事。
    6 月16日，利用训练的机会，黄志刚率四架轻轰炸机，在从化起飞；黄居谷率三架驱逐机，在天河起飞，当天降落在南昌机场，并由 7人连衔发表了声讨陈济棠的通电。
    后南京政府将黄等编为空军第十七中队，任命黄志刚为中队长，其他飞行员全部晋升为上尉军衔。
    据第二中队飞行员钟锦棠回忆，6 月16日早上，黄居谷准备出发的时候，曾建议钟锦棠与其一起做编队训练，意思是让他同走。结果钟没有会意，说先练习着陆，再飞编队不迟。黄不好说得太明了，只好自行出走。后钟锦棠见黄等一去不返，后悔不迭。
    黄志刚等人的“擅自”出走，打乱了黄光锐、陈卓林等的全盘计划。此时，他们还没有做好集体“出走”的准备工作，不能露出形迹。出了这样大的事，自然不能置之不理，只好假装疯魔地派陈卓林前来兴师问罪。
    一来，先把黄居谷所在的第二中队长丁纪徐抓了起来。
    丁纪徐平素与陈济棠走得比较近一些，大家都对他有些忌惮。正好把事情的责任硬栽到丁纪徐的身上，这样既可表示出以公心，又正好借以恶心陈济棠，可说惠而不费。
    钟锦棠与飞走的七人都是航校六期的同学，黄居谷等三人又是在与钟共同训练的时候跑的，自然也是调查重点。
    当时陈卓林做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问钟，昨天发生的事情，丁纪徐事先知道不知道？
    此时，钟锦棠作为一个下级飞行员，并不知道黄、徐已经与南京达成协议，准备“出走”的事情，此番前来，纯属做作，给陈济棠看的。
    但初生牛犊不怕虎，钟锦棠毫不躲闪地说，丁纪徐不知道，他要知道了，飞走的会更多。
    陈卓林又问，你事先知不知道？这次钟锦棠答得更脆：“黄居谷昨天确实暗示我了，但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否则，我肯定跟他们一起飞走。”
    陈卓林听了，心里暗中满意，但又不好过多表现出什么来，只好说，“我并不是审讯你，只是了解情况。”于是给了钟锦棠 200元港币，让他“安心工作”，然后心满意足地押着丁纪徐找陈济棠复命去了。
    按下葫芦起来瓢，几乎与此同时，海军又出事了。
    ——跑了两艘鱼雷舰。陈济棠从英国、意大利购买的 4艘鱼雷舰，在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是陈济棠海军中的精锐。
    据许耀震回忆，策反鱼雷舰的，是原广东海军司令陈策。
    陈策，1893年生，广东海南文昌人。广东黄埔海军学校第十五期毕业，1923年，孙中山重回广州，任命陈策为广东舰队司令，1932年，陈济棠强行将广东海军划归第 1集团军，陈策被迫“下野”，出国考察。
    陈策是旧中国海军的一位风云人物，广东海军的许多人物都曾是他的下级，由他出面策动海军，再合适不过了。
    据当时在鱼雷舰上服役的李鼎新、汤生等人回忆，当时，陈策联系了 4艘鱼雷舰的舰长邝文光、麦士尧、陈宇钿、邓萃功，准备同时出走。临到走的那一天，由于联络不畅，没有找到麦士尧。陈宇钿倒是找到了，结果他在回舰时，公共汽车中途又抛了锚，等赶回军舰时，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最后，只有一、四两舰按计划出走成功，逃到香港。
    陈济棠垮台以后，一、四两号鱼雷舰又返回广东海军。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在1937年的虎门海战中，4 舰均被日军击沉。
    海、空军接连出事，陈济棠气得七窍生烟。7 月 6日，陈济棠召集所有空军人员训话。他说，“广东空军人员应以整体为重，切勿妄动。若离开团体，投奔他处，寄人篱下，其结局是悲惨的，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陈济棠讲了近一个小时，说到伤心处，竟至声泪俱下。
    此时，陈济棠还没有想到，十天过后，更加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等待着他。
    为了防微杜渐，陈济棠明令，所有飞机一律锁在机库当中。如有训练任务，只加满足 1小时飞行的油量，以限制长途飞行。
    7 月10日，蒋介石派来 3架侦察机，到广州上空抛洒传单。黄光锐趁机向陈进言，你看，我们的飞机都在机库里，无法随时出动，否则，不就可以把蒋的飞机打下来了么。陈济棠听着也有道理，慢慢放松了管制。
    接着又有人建议，说可以把广东空军所有的飞行员的家属接到某处，实际上是作为人质。对此，提出反对的是陈维周。他说，不用这样做，我看过这些飞行员的面相，没有一个是脑后有“反骨”的，可以信赖。
    最后，陈济棠派他第 1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李鹤龄到空军来监视大家。于是，陈卓林派大家轮着番地请客，天天陪着他花天酒地，根本无暇外出了解情况，执行监视任务。
    接着，大家又集体请愿，要求释放丁纪徐。由于查无实据，7 月13日，陈济棠释放了丁纪徐。
    这丁纪徐才叫冤枉！被黄光锐、陈卓林平白无故地把一宗大罪扣在头上，其实他也不过是表面上看着与陈济棠走得比较近而已，并无其他企图。在 7月18日的“胜利大逃亡”中，丁纪徐也逃到了香港。
        海、空军的事，暂且放在一边，因为，陈济棠的陆军那边又出事了。
    对陆军的策反，最初是老蒋亲自抓的，时间还在对空军的策反之前。只因一开始没有找对门路，结果反而落在空军之后“见响”。
    老蒋曾当过粤军的参谋长，对广东的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因此，他打算亲自出马，策反陈济棠的陆军。
    派谁去呢，他的目光落在了林虎身上。
    林虎，原名林荫清，1887年生，广西陆川人。
    林虎从16岁起就一直在广东、广西当兵。“二次革命”时曾任江西讨袁军左翼司令，1918年 5月，林虎任广东护法军政府陆军部次长，1919年11月任粤桂边防军总司令。1924年 5月，北京政府委任林虎为广东督办。1925年 3月，林虎被广东革命政府东征军打败，此后一直避居香港。
    林虎在广东、广西打了二十年，可谓门生故旧满两广，而且陈济棠也曾经是他的手下，派林虎去联络两广军人，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老蒋跟林虎有交情，因此，他准备派人去香港会见林虎，请他“出山”。
    此时，林虎在九龙新界隐居，不过问任何政事，也不与政界的任何人打交道，所以需要一个有分量的人去，才能跟他过上话。
    先出马的，是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杨永泰，他派了香港中国银行的一个经理去，结果连门都不让进。
    杨永泰的面子不够，蒋介石想，杨永泰与林虎没有任何渊源，不见也正常，我派一个他的广西老乡去，总可以吧。
    于是，蒋介石让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去想办法，黄是广西容县人。于是黄绍竑让自己的旧部黄权、当时也在九龙，就近前去拜访，结果仍是不得其门而入。
    两碰钉子，老蒋也觉得很栽面，于是，他把这个任务又交给了戴笠。
    戴笠打电报给潜伏在广州的梁干乔，让他去想办法。
    梁干乔是广东人，让他去找门路、联系广西人林虎，确实有些难度。于是，他找到了军校同学邓匡元。
    邓匡元，1904年生，广西柳城人，军校四期步兵科毕业，此时同样担负策反两广的任务。
    邓匡元一听也很挠头，像林虎这个层次的人物，两个省主席都见不到面，我们能有什么办法？两个人对着发愁。
    偶然中，邓匡元与他的老乡，广州市社训总队第 1团团长何峨芳谈起此事。
    何峨芳，1908年生，广西苍梧县人，军校六期骑兵科毕业。
    还在军校入伍生队的时候，何峨芳被编入第一总队骑兵队骑兵第二连，与徐亮是一个连的。我们知道，戴笠也是军校六期骑兵科出来的，徐亮与他一起参加了“密查组”的工作，并因此而成为特务处的得力干部、军统“十人团”之一。
    徐亮很欣赏何峨芳的才干，早就劝他跟着戴笠干。何峨芳却有自己的打算，因为他早听说特务处纪律峻厉，他不大愿意受这个约束，于是婉拒了徐亮的邀请。但表示说，如果需要自己帮助，会尽最大的努力。
    这不，需要何峨芳帮助的事情就来了。
    何听了邓匡元的苦恼，马上对他说：你去找陈文波，他能够见到林虎。
    何峨芳对邓匡元说，有个广东人陈文波，与陈济棠是同宗，不知怎么与陈济棠不对付了，还是有什么血海深仇，居然派人挖了陈济棠的祖坟，陈济棠要宰了他。结果陈文波跑到上海经商，此人长袖善舞，很快成了上海的巨富，你去找他吧，他有办法。
    1940年，何峨芳任军统局广西站站长，到底还是做了戴笠的手下——戴笠看上的人，无论好事坏事，一般来讲，是跑不掉的。
    梁干乔根据何峨芳的指点，到上海找到了陈文波。一说来意，陈哈哈大笑：“你要我干别的，不一定行。你说要见林虎，我敢担保，他会待我以贵宾之礼。”
    粱问陈文波，你认识林虎么？
    陈说：不认识啊。
    梁干乔自然要请教其中原委：“那你凭什么要林虎把你当成贵宾呢？”
    陈文波说，我有两个侄子在跟着林虎当副官，现在他倒霉了，依然跟着他。不仅如此，林虎的儿子在上海念大学，我每月资助他儿子 200元，两年了，林虎说我这个人讲义气。你说，现在我去看他，他会怎么对待我？”
    梁干乔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太好了，我们一起去见戴先生。
    陈文波说：“是这样，我只能带你们进他家的门。但是我这个人不会说话，你们要让他干什么，这个我不管，你们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跟我一块去。”
    戴笠手下，“能说会道的人”多了，而且净是广东人，陈亦川、陈质平，这两个人还记得吧？都是广东人。
        这次，戴笠派出的，是另一个广东人张君嵩。
    张君嵩，1898年生，广东合浦人（今属广西），军校一期毕业。
    张君嵩时任广州市社会军事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就是何峨芳的顶头上司。当时，张君嵩正在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第 2期受训，于是被戴笠派到广东，游说林虎。
    陈文波带着张君嵩，果然很顺利地见到了林虎。不知道是张君嵩会说，还是蒋介石的亲笔信起了作用，林虎第二天即动身前往广州。
    上面这一段，是军统的说法。据林虎自己说，他并没有介入此事，策反广东高层的，尚另有其人。
    通过各方面的工作，陆军中不少高级将领表态愿意归顺中央，其中最重要的，是李汉魂和陈手下的第一悍将余汉谋。
    李汉魂，1895年生，广东中山人，保定军校第 6期毕业。进入粤军以后，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一路干到师长。陈济棠扩充第 1集团军的时候，提拔他为第 3军独立第 3师师长。
    据余汉谋的部下胡铭藻回忆，7 月 1日，他见到李汉魂，李一见他就气冲冲地说：你知道陈济棠要干什么吗？他这是要带我们走死路啊！我已经与邓龙光、莫希德（均为陈手下的高级将领）一道请幄奇（余汉谋字幄奇）负起“倒陈的责任”，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干。可幄奇一直犹豫，还说要到香港去发表通电。到了香港，离开部队，还有什么用？
    李还说，明天我就要回汕头，很快通电反陈，希望你把这个话带给幄奇，如果他不出这个头，那就算我看错他了！
    次日，李汉魂回到驻地，然后仿照关云长“封金挂印”去了香港，7 月 6日，李汉魂发出“鱼”电，声讨陈济棠。
    李汉魂的作为，触动了余汉谋。
    余汉谋，生于1896年，广东高要人。
    余汉谋也是保定军校第 6期毕业的，跟李汉魂是同学。毕业以后，余进入粤军，其经历跟李几乎完全一样，也是从最底层干起，一个台阶不拉地干到师长。
    不同的是，余汉谋一直是陈济棠的直接下级，陈提升一格，他就跟着水涨船高，陈当师长，他当副师长，陈当军长，他当师长。直到第 1集团军成立，余汉谋任第 1军军长，属于陈济棠的精锐部队。
    尽管如此，陈济棠对余汉谋并不信任，1932年，陈济棠借口帮蒋介石“剿共”，把余汉谋第 1军的驻地从广东调到江西，远离家乡，早有宿怨。
    同时，余汉谋对陈济棠的许多做法，并不认可，不值其为人，尤其是对他事事听从他那个哥哥陈维周的摆布，早就看着有气。
    据余汉谋的副官处长卜汉池回忆。1932年 6月，余汉谋曾对他说：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民众都在抵制日货，唯独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利用他担任“两广盐运使”的便利条件，派缉私舰艇从香港载运日货运回广东境内贩卖。
    因此，余汉谋派卜汉池回广州，让他告诉第 2军军长香翰屏：余汉谋要和香一起去见陈济棠，劝他阻止其兄的走私行为，如果陈济棠不听，余汉谋和香翰屏就一起辞职不干了。
    临行，余汉谋特别强调，提醒香翰屏，千万不要单独去见陈济棠，一定等余有机会回到广州的时候，俩人一块去找他进言，力量更强一些，法不责众嘛。
    香翰屏，1890年生，广东省合浦县人（今属广西），合浦是名将之乡，粤军的很多都出身这里，比如陈铭枢，李扬敬、张枚新等。其中陈铭枢与香翰屏还是姑表兄弟，李扬敬是第 1集团军第 3军军长，张枚新则是香翰屏的老部下。前面说到的策反两广的张君蒿，也是合浦人。
    1912年，香翰屏入广州法政学校，并加入国民党。后加入粤军第 1师第 4团，师长即他的表兄陈铭枢，团长就是陈济棠。
    1932年，陈济棠扩充第 1集团军，香翰屏被任命为第 2军军长。
    卜汉池奉命去见香翰屏，把余的意思转告了他，没想到，香翰屏却有不同的见解。
    他说，以陈济棠的性格和他对陈维周的信任程度，不要说两个人，就是再多去几个人，也照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与其两个人一起垮台，不如由我一人牺牲不干，留幄奇作为将来替代陈济棠的地位，这样做较为上策。”
    香翰屏把陈济棠看得很透，早知道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既然如此，不如以这样一种“壮士断腕”的方式，提前与陈济棠“掰”掉，划清界限，把自己的脚步站住，以便在未来的新格局里确保一席之地。所以他自己做公孙杵臼，留着余汉谋做程婴，“吾任其易，君任其艰”。
    此后，香翰屏果然单独去见陈济棠。
    不出所料，陈济棠听他说陈维周的“坏话”，立时大怒，不仅强迫香翰屏自行辞去第 2军军长的职务，后来又把香翰屏赖以起家的第 2军第 2师师长张枚新也给撤了，最后连香翰屏兼任的中区绥靖委员也给抹了，一撸到底，成了老百姓。
    此事一出，对余汉谋刺激极大，衔恨于心。
    当初，在陈济棠策划造反的时候，余汉谋就提出反对，但陈不听，余汉谋也没有办法。此时见李汉魂这么做得这么决绝，也坚定了他的信心。
    7 月 6日，余汉谋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7 月 8日，余汉谋乘蒋派来接他的飞机飞抵南京。
    行前，余汉谋明人不做暗事，把要去南京的事告诉了陈济棠，并表示对他的造反坚决反对。
    7 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定，撤销“西南两机关”，取消第 1、第 4两个集团军番号，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 4路军总司令；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同时，撤销陈济棠“本兼各职”，任命了一个空头的“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
        至此，陈济棠已是众叛亲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可叹的是，此刻的陈济棠，依然没有意识到他在广东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7 月16日，陈与李宗仁分别就任“抗日救国军”正、副总司令。
    同一天，挑起倒陈大旗的余汉谋，从驻地江西大臾率部入据广东韶关，并发表通电，令陈济棠“24小时内离开广东”。
    此时，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知道，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
    黄召集空军全体人员集会，把准备投向“中央”的意思告诉了大家，并说：“大家要镇定、行动要一致。我不会带你们走黑路，一定带你们走一条光明之路。”当时，有的人还对黄光锐把话讲得这样露骨感到惊讶，怕消息一旦泄露而出事。
    实际上，黄光锐早已经安排好了。
    7 月17日，黄给每个飞行员发了 100元安家费，并指定了每架飞机的驾驶员、机械人员和搭载人员。没有分到飞机的，则于次日自行前往香港。
    7 月18日，广东空军82架飞机先后从虎门、天河等机场起飞，除一架坠毁外，均于当日分别抵达韶关、曲江等处，出走的飞行员、机械人员达 150人之多。
    另外、黄光锐、陈卓林以及广东航空学校校长胡汉贤等头脑则直飞香港，与特务处接头。
    不明不白地被冤枉的丁纪徐，憋了一肚子气。被释放以后，直接回了家，不打算上班了。黄、陈等后来去看他，表示抚慰，他也很冷淡，认为他们二人故意整人。7 月17日，赋闲在家的丁纪徐也没有分到飞机，而是于当晚自行乘车到了香港。
    据 7月18日第一个抵达曲江机场的飞行员钟锦棠回忆，当他落地以后，见到余汉谋，钟报告说是来投奔“中央”的，余问他事先怎么不通知？钟说，时间太紧，来不及。
    余汉谋说你们这事干的太危险，差点没让高射机枪给你打下来。
    原来，为防止陈济棠的空军轰炸韶关，蒋介石特派了南京防空总监黄振球随同余汉谋一起南下，并在余军驻地布防。
    钟一听忙说，别打，后面还有大批飞机要来呢。
    正说到这里，“大批飞机”遮天蔽日般盘旋而至，地面登时乱作一团，都以为是陈济棠派来轰炸的。
    余汉谋大喜，赶忙传令不要开火，并妥为引导着陆。
    当晚，余汉谋摆盛大宴会款待大家，并发给每人慰问金 400元。
    1936年 7月27日，蒋介石在庐山接见了投奔“中央”的所有飞行员，中队长以上人员颁发“五等云麾”勋章一枚。
    1936年 8月 6日，黄光锐被任命为为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校长，丁纪徐为教育长，陈卓林则被任命为南昌空军教导总队副总队长。
    1938年 4月，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易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黄光锐仍为校长。抗战胜利以后，黄光锐晋升空军中将，旋即退役，后赴美国。1986年，黄光锐在美国洛杉矶逝世，享年88岁。
    1940年，陈卓林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驻香港办事处主任，1943年 3月，陈卓林任“央航”总经理。1949年11月 9日，陈卓林和刘敬宜一起组织了“两航起义”。1965年，陈卓林在香港逝世，享年73岁。
    空军的集体出走，对于陈济棠来说，好比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直到此时，陈济棠才搞明白，他哥哥陈维周“扶乩”得到的那个“机不可失”的结果，其真实含义并非“机会不可丢失”之意，而是“飞机绝对不可以失去”。
    既然飞机没有了，那么一切也就都没有了。
    7 月18日下午 5时，陈济棠给余汉谋发出了最后一通电报：
    【幄奇兄：
    棠诚信未孚，现决摆脱仔肩。此后对于报国责任、广东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兄独负其责，望善为之，以补吾过。
    济棠
    18日】
    从电报中看，在这场赌博中败到了家的陈济棠仍不失大将风度，看他的口气，既坦承事败，又不失老上司、老大哥的身份，国家、桑梓、同志，一一谆谆嘱托，最后还不忘来句客气话，不愧大家风范。
    胜者有胜者的骄傲，败者有败者的尊严。
    信夫！
    电报发出以后，陈济棠从鱼珠炮台乘“海虎”舰转英国军舰，黯然前往香港。
    巧了，就在前几天，已经完成策反任务的梁干乔，也是从这里逃往香港的，走的跟他是同一条路线。
    抗战爆发以后，陈济棠曾任国民政府委员会、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1940年任农林部长。解放前夕任海南行政长官兼海南警备司令。
    去台后，陈济棠任台湾“总统府”资政。
        1954年11月 3日，陈济棠因脑血管病突发去世，年仅63岁。
    7 月22日，余汉谋率部进入广州，就任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香翰屏被任命为第四路军副总司令，10月28日，国民政府授予香翰屏中将军衔，后又加上将衔。
    香翰屏在四年前就为陈济棠、余汉谋和他自己设计好的结果，终于实现了。
    1936年 8月，蒋介石到广州，会见了余汉谋以下的全部广东高层人物。在此之前，戴笠电告广东的特务谢镇南，让他做好蒋在广州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
    谢镇南，1902年生，广东梅县人，军校三期毕业。1932年，谢镇南由他的同乡梁干乔、张炎元介绍进入特务处，潜伏在广东省政府缉私处工作。此时，陈济棠垮台，潜伏了4、5年的谢镇南终于可以见光了。
    问题是谢手下没有人，当时的缉私部门还不归特务处运用，这个保卫工作如何做法？
    谢灵机一动，找到了他的朋友、天河机场警卫营营长鄜植民，鄜也是复兴社分子，跟他借了几个人，一人分了一把手枪，一辆自行车，成立了一个“警卫组”。
    蒋下飞机的当天，谢赶到机场，看到余汉谋等人已经在停机坪前等候，仨一群俩一伙的在那里聊天，他们的车子也停放得乱七八糟，很不成体统。
    于是，谢镇南带着他的几个人上前，先是把车子轰得远远的，然后又指挥余汉谋等，告诉他们这样不行，请他们按职务大小排成队伍，规规矩矩地迎候“领袖”。
    余汉谋等不知道这几位是何许人也，看他们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劲头，心想肯定是“中央”派来的，哪敢说个不字！
    多少年以后，谢镇南回忆起当时一干广东大员对他奉命唯谨的情景，还暗自好笑。
    广东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广西。
    没有了在前面顶缸的陈济棠，事变的中心一下转移到了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一看大事不好，主动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于 7月24日给南京打电报：
    “奉军事委员会 7月13日电令，任宗仁、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兹遵于 8月 1日宣誓就职，请派员莅邕监誓为盼。”
    没想到，你想下这个台阶，蒋介石还不让下了。次日，南京给他们发来电报，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白崇禧与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对调，白去浙江，黄到广西当绥靖主任。
    桂系最怕的就是离开广西，蒋介石哪壶不开提哪壶。他看到广东解决得很容易，于是想干脆顺带手把广西也灭了算了。
    李宗仁大怒，痛斥蒋介石为“阴险毒辣的野心家”。
    据程思远先生回忆，当时李、白二人在商议今后行止时，曾有过“破釜沉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打算，准备跟蒋干到底。
    其实，蒋也有蒋的难处，看到广西轻易不好相与，也有转圜之意，于是，经过两个月真假难辨的来来往往，双方终于握手言和。
    9 月16日，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就任广西绥靖主任和军事委员会常委，广西省政府主席则派了广西人黄旭初。
    至此，“两广事变”不费一枪一弹，就此偃旗息鼓。
    一番折腾，广西依旧。只是苦了广东的陈济棠，被桂系当枪使，最后弄出事来，丢了自己的地盘不说，还要为广西顶缸。
    得到实惠的，自然还有老蒋，从民初以来一直为军阀所盘踞的广东，终于“收归国有”。
    其实，放开眼光来看，“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受益的绝不仅仅是两广，或是几个军阀，而是全中国。
    “两广事变”是近代史上数一数二的大事件，之所以在历史上的地位，给我们的感觉，仿佛印象不太深刻，关键是因为没有打起来。
    否则，一旦打起来，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不会亚于中原大战。
    有朋友可能会说了，中原大战又怎么样。
    实际上，中原大战可说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最大的灾难之一。
    第一次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是中国灾难深重的一年，离亡国，仅一纸之别而已。
    下一次，是40年之后的“庚子国变”，与上一次差相仿佛。
    第三次，就是了中原大战了，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中原大战间接导致了失去东北——没有中原大战，就没有东北军入关；没有东北军入关造成的东北空虚，日本就不会轻易取得东北，也就没有后来一步步地蚕食华北，日军也就没有后来发动“七七事变”的桥头堡。
    因此，换一个角度考虑，如果“两广事变”打起来了，则兵连祸结，生灵涂炭，不知伊于胡底。更重要的，不要忘记此时已经是1936年，日本在华北摩拳擦掌，虎视眈眈，如果把有限的国防力量全部用于内战，日军乘虚而入，其后果可想而知。
    对全民族来说，“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实在是再好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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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1 06:26

21、西安事变：箭在弦上

    特务处时期，即抗战开始以前的军统，其重点关注的地区，主要有几个，东南是上海、南京，即旧称的京沪地区。原因何在，我们前面说了。
    上海以外，主要就是华北了。
    华北也分为几个阶段，其关注点不断扩大。最初是以北平为核心的平、津、冀地区，主要由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日本极力推进所谓“华北自治”，这里是对日谍战的前哨阵地。
    1933年 3月，热河省沦陷，并被日军划入伪“满洲国”，接着，德穆楚克栋鲁普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府”，察哈尔的形势骤然复杂。因此，特务处的关注点向西扩大，察绥地区成为新的重点，涌现出了许多出类拔萃的特务，如马汉三、张际春、乔家才、高荣，等等。
    再往后，大家都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西北地区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特务处的关注点再度向西延伸到陕西、甘肃一带。
    从此，直到抗战胜利，整个中国的北部都成为了军统的重点工作地区。所不同的，以陕西为主的西北地区属国统区，戴笠是在跟共产党打交道。而察绥、平津是沦陷区，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是在做地下工作，是在与日伪斗争。
    所以，同一个军统，一方面在与自己的同胞做对；另一方面，又在与国共两党以及全民族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及其附庸做殊死的搏斗。
    所以，对于军统这样一个特务组织，为什么有的时候总是感觉很难评价，道理很简单，因为它总是同时在做着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
    同一个人，今天在向我党开枪，明天可能就在对日战斗当中捐躯了，比如王文；
    再换一个人，今天在抗日的前线含辛茹苦，刚刚胜利就被军统的自己人给整肃了，比如马汉三；
    又换一个人，今天还是抗日的英雄，到解放战争的时候又猛抓共产党，比如白世维；
    还有很多人，今天还在为国家民族制裁败类，明天被捕可能就落水当了汉奸，成了自己同事、下级的制裁对象，比如王天木、陈恭澍。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殊难评价。
    ——只能说，那个时代太特殊了，特殊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群特殊的人。
    特务处西北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建立的，并逐渐发展成为军统工作的重点。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西北顿时热闹起来。
    尾随而至的，是胡宗南。
    1932年 4月，“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成立，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进攻我鄂豫皖、湘鄂西两个根据地；同时任命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进攻我中央苏区，这两部分军事行动合起来，即所谓对我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1932年 5月，时任第 1军第 1师师长的胡宗南在南京参与创建了复兴社之后，随即被调到大别山区“围剿”我红四方面军，这是鄂豫皖军事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魏大铭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胡宗南进入特务处的。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胡宗南尾随其后一路穷追不舍，直追到陕南，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胡宗南也想跟着进去。没想到四川的刘湘放进了红军，却不放“中央军”。胡宗南被堵在陕南，眼看着红军，就是进不去，徒唤奈何。
    这一呆就是三、四年，直到1936年 4月，胡宗南被任命为第 1军军长兼第 1师师长，奉命进攻已经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从此直到解放前夕，浙江人胡宗南一直盘踞在西北，并从一个外来户一步一步地成为“西北王”。
    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眼下的西北，还是杨虎城的天下。
    杨虎城，1893年生，原名杨九娃，陕西蒲城人。
    杨虎城的经历，有点像贺龙，从劫富济贫开始拉队伍，先是成立了一个“中秋会”，然后加入帮会组织“哥老会”，从此慢慢起家。后来投入冯玉祥手下，1927年，杨虎城部被改编为冯玉祥西北军的第 2集团军第10军。1929年蒋冯决裂，杨虎城改投蒋介石。中原大战时，杨虎城将部队扩编为三个师，6 万多人，驻西安。
    由于杨的部队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陕西，蒋介石虽然十分忌惮却又鞭长莫及，只好就坡下驴，将杨虎城部升格为第17路军，任命杨虎城为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1932年又兼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后来在西安，张学良一直称杨虎城为“杨主任”，就是从这里来的。
    由于杨虎城也起家于西北，并与冯玉祥有过一段渊源，因此杨虎城的部队也被称为西北军。前面说了，中原大战以后，冯玉祥的西北军已不复存在，因此，为了与冯玉祥的“老西北军”区分开来，后世一般将杨虎城的部队称为“新西北军”。
    此时的杨虎城，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是名副其实的“西北王”。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打破了杨虎城地盘上的宁静，接踵而至的，除去多了一个未来的“西北王”不算，还又新来了一个“东北王”。
    这个“东北王”，不问可知，自是少帅张学良。
    从1930年 9月入关到1936年12月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的这 6年，基本上可以用三个“一年”和两个“一年半”来分段，也是他从人生的顶峰沦为“阶下囚”的轨迹。
    前面说了，“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有功的张学良，于1930年10月 9日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节制辽、吉、黑、晋、察、热、绥、冀八省军队，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均归张学良管辖。
    这是张学良人生的顶峰，从这儿以后，张学良就开始走背字儿。
    过了一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2月15日，因丢失东北闹得民怨沸腾的张学良辞去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过了一年半，1933年 3月 4日，热河抗战失败，承德失守。出来承担责任的依然是张学良，3月11日，张通电“下野”，出洋考察。
    又过了一年，1934年 3月 1日，张学良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驻武昌。

    按：张学良在豫鄂皖代替蒋介石主持“剿共”期间，他的东北军被我红二十五军歼灭了两个师，即 115师和 120师，另外东北军还有一个 129师。到抗战爆发，国共合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用的就是原属东北军序列的这三个师的番号。
    再过一年半，1935年10月 2日，张学良就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驻西安。
    跟着张学良一起入陕的，还有原驻扎在河北、湖北两省的东北军几乎全部精锐，第51军、第57军、第67军、第53军 105师，约16万人。

    按：1930年，张学良出关的时候，带出来 9个旅的兵力（东北易帜后，东北军曾整编过一次，整编之后以旅为单位，一共有25个步兵旅、6 个骑兵旅、10个炮兵团），共10万人，编成两个军，由于学忠、王树常统领入关。1931年 7月，为讨伐石友三，张又从东北调进 3个旅和两个炮兵团，共 8万人，这样，关内的东北军一共是18万人左右。
    张学良在北平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以后，将入关的东北军以师为单位，编成51、53、57、67等四个军，除了已被消灭的部队，此次悉数入陕。

    在西安，张学良度过了最后一个“一年”，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再往后，就是长达半个世纪的禁锢生涯了。
    至此，西北集中了四股力量，除胡宗南的中央军可以信赖以外，红军是“中央”要消灭的对象，西北军和东北军则是被监视的对象。
    戴笠岂能坐视不管！
    最先派到西北的，是马志超。
    马志超，1902年生，甘肃平凉人，在陕西长大。军校一期毕业。
    在军校的时候，马志超被分在四大队，与胡宗南、宣铁吾、范汉杰、冷欣等等都是同一个大队的同学。
    我们知道，戴笠自己是六期的，资历比较低，在复兴社中往往被人轻视。所以他特别喜欢网罗早期的军校同学，能不能干都没关系，关键是装点门面，特别是一期的，来一个要一个。
    无奈，一期同学的眼界都比较高，所以，数来数去，戴笠手下也就是咱们说过的那几个广东人，梁干乔、龚少侠、张君嵩、吴乃宪，另外还有一个湖南人史铭，我们后面会说到，再加上西北人马志超。
    马志超毕业于陕西潼关县立高等小学，后经陕西籍的国民党大老于右任介绍加入国民党，并推荐他报考黄埔。毕业以后，马志超参加了北伐，此后就留在了南京。
    正是在南京，马志超傍上了同学胡宗南，还有六期的师弟、胡宗南的铁哥们戴笠。这俩朋友交的可值了，从此以后直到去台，马志超前半辈子的饭碗都是这两个人给的。而且是一会儿靠这个、一会儿靠那个，在胡这里觉得没劲了就去戴那里，戴那里混不下去了又回到胡那里，来去自由，左右逢源，也是军统当中的一个异数。
    这里又要从胡宗南说起。
    1924年11月，胡宗南从军校一期毕业，在参加了第一、第二次东征和讨伐杨、刘之后，又参加了北伐。1927年 5月，攻克上海的胡宗南任第 1军第 1师副师长兼第 2团团长，少将军衔，成为军校学生中的第 1个将官。
    这时胡宗南才31岁，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从浙江孝丰县立高等小学的一个国文教师摇身一变而为国民革命军少将！
    同年10月，胡宗南升任第 1军第22师师长。在“二次北伐”中，第 1军第22师被改编为第 1师第 2旅，胡任旅长。1929年第 2旅改成第 1旅，胡宗南仍任旅长。1930年 6月，胡宗南任第 1军第1 师代理师长。1931年 1月13日，胡宗南升任第 1师师长。

    按：胡宗南的升迁速度，之所以在黄埔中数一数二，与他所在的这支部队互为因果，国民革命军第 1军是“党国”起家的队伍，胡宗南从第 1旅、到第 1师、到第 1军，逐次上升，从1926年参加北伐到1936年 4月21日，行政院任命胡宗南为第 1军军长，兼第 1师师长，就没离开过这支队伍，相比于其他同学，当然占便宜了。
        所以，到1947年 3月19日，胡宗南“攻克”空城延安之际，他说什么也得让第 1师第 1旅抢这个先。很多人认为胡宗南是出于私心，让他的老底子立“攻克”延安的首功，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比较次要的一个方面。最关键的，胡宗南是要给他的蒋校长脸上贴金！

    胡宗南当了师长，大家都来投奔他。前面说过，这个时候的戴笠，还在以“密查组”的名义，义务为老蒋搜集情报，既无报酬，更无工作经费，办公地点云云，那是更谈不上了。
    还在胡宗南当旅长的时候，他就在南京设立了第 1旅驻南京办事处，此时已升级为“第 1师驻南京办事处”，地点就在在鸡鹅巷53号。于是，胡宗南给戴笠安排了一个“办事处主任”的名义，等于无偿地为戴笠提供了一个办公地点。
    这下可好了，戴笠和他手下的那所谓“十人团”终于有了个待的地方，连带着戴笠的家眷，也都有了落脚的地点。
    这时，马志超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侍从室工作，没事的时候经常到“驻京办”来盘桓，一来二去，与戴笠混得挺熟。他看到戴笠没钱买办公用品，于是经常给他提供一些文具什么的，东西虽然不值钱，但“瓜子虽小是人心”。人在倒霉的时候，对于帮助过自己的人，是记得最清楚的。等人家发迹了你再往上贴就晚了，不值钱了。
    到1932年，特务处成立，不久后胡宗南奉调前往鄂豫皖“剿共”。临走，除了将鸡鹅巷53号送给戴笠以外，还送他两个人，一个是电讯专家魏大铭，另一个就是马志超了。
    魏大铭自不待言，正是戴笠需要的人。马志超嘛，虽然没看出有太大本事，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一期“学长”，他的存在就是一块金字招牌，于是戴笠将马学长安排到“浙警”，做了一名教育副官。
    1934年，特务处在西安成立陕西省站，马志超是西北人，又是在陕西华阴长大的，人地相宜，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特务处在西北第一个特务机构的负责人。
    临走，戴笠与马志超谈话，说派你去西北工作，公开身份是是陕西省会警察局长。
    马志超觉得挺突然，说我哪会当警察局长啊？
    戴笠说容易，你会吃大餐吧？会吃大餐就能够当警察局长。
    马志超更不明白了。
    戴笠说，你去了以后，找一个好的督察长，帮你整理一切内务，再找一个好的侦缉队长，给你处理案子。有了这样两个人，你不是吃着大餐，就把警察局长干好了么？
    马志超好像明白了，于是说那好吧。
    考虑到马志超没有受过谍报工作的专门训练，戴笠给他派了一个帮手，让岳烛远去给他当书记。
    岳烛远，河南确山人，1903年生。岳烛远也是军校六期毕业生，不过他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与另一个军统特务龚仙舫是同学。
    马志超没有辜负戴笠对他的殷切期望，去了西北以后，果然把工作搞得一塌糊涂。
    同时，特务处在兰州设立了甘肃省站，担任站长的，是另一个一期生史铭。
    史铭，原名史书元，1902年生，湖南醴陵人，军校一期毕业。
    1923年，史铭中学毕业，到广州入“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学习。

    按：“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是程潜在担任“大本营军政部”部长时，根据孙中山的要求创办的。由于程潜本人是湖南醴陵人，负责招生的的李明灏和柳漱风也是醴陵人，结果这个学校招来的基本上全是湖南学生，而其中又以醴陵人居多，到最后，几乎把陆军讲武学校办成了湖南醴陵人在广东的“子弟学校”。为了避嫌，程潜有一段时间曾硬性规定不得再录取醴陵籍的孩子入学，结果大家只好改自己的籍贯，像陈明仁就是把籍贯改成浏阳才得以入学的。

    1924年底，陆军讲武学校整体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为了安置这个学校的学生，黄埔在原有的4 个大队以外，专门成立了一个六大队。所以军校第一期独缺五大队，就是为了区分原有的学生和后转进来的陆军讲武学校学生，当然，在待遇上并无分别。
    也同样出于这个原因，军校一期的湖南学生中，醴陵人占了绝大多数，比较出名的，除了史铭、陈明仁以外，还有左权。
    史铭在陆军讲武学校就读期间，黄埔军校建立。可能是看着黄埔更好吧，年经轻轻的史铭，居然带着几个同学，跑到黄埔去见蒋介石，说陆军讲武学校在办学中存在许多问题，要求蒋录取他们进入黄埔学习，可想而知被蒋拒绝。
    不久，史铭“吃里扒外”的行为被被陆军讲武学校得悉，当即将他和那几个同学全部开除。
    “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之后，蒋第一件事自然是找他那几个铁杆“粉丝”，一问说早就给开除了，于是蒋责令找回史铭他们几个人，编入六大队。
    史铭崇拜蒋介石，但他入的却是共产党，毕业以后，史铭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副党代表。1927年春，史铭任第11军第24师第72团副团长，团长就是名将许继慎，后许在战斗中负伤，史铭升任团长并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利后，史铭随周逸群等在湖南搞武装斗争。
    1929年，史铭被派到广西，因在“百色起义”中工作不力被上级领导批评，怀恨在心，旋即投入国民党怀抱。1932年，史铭加入特务处，任“浙警”训练处主任、学生总队长。
        1934年，史铭被戴笠派到兰州担任甘肃省站站长，公开身份是甘肃省会警察局长，兼甘肃绥靖公署参议，挂少将衔。
    1935年10月，蒋介石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平移”到西安，改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对付到达陕北的红军。戴笠的嗅觉很灵敏，马上着手成立特务处西北区，以统一指挥西北的谍报工作。
    派驻为西北负责人的，是特务处书记长张毅夫——就是曾经找陈恭澍谈话的那位。
    张毅夫也是湖南醴陵人，跟史铭是同乡，但他的资历可就老得多了。张毅夫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毕业以后，投入醴陵前辈程潜手下，曾在程潜的第六军司令部任职， 1927年，蒋介石在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不见容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后经双方妥协，以蒋介石暂时“下野”的代价，换取了“宁汉合流”。在蒋“下野”的这段时间，据后来成为“CC系”重要成员的萧铮回忆，他们曾成立了一个叫做“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的团体，致力于蒋介石复职、并由陈果夫、陈立夫执掌党务。到1928年 2月 1日，蒋介石复出，陈果夫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该团体的目的完全达到。据认为，这个“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就是“中央俱乐部”即“CC系”核心组织的由来。当年，任“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总执行秘书，主持日常工作的，就是张毅夫。后来，受同乡邓文仪的邀请，张毅夫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调查科，任主任秘书，成为邓文仪的副手。后调查科整体并入特务处，张毅夫继李果湛之后，任特务处书记长，又成为了戴笠的幕僚长。戴笠对张毅夫的特别重用，有几个原因：一是当时戴笠手下多是军校同学，普遍文化水平比较低，像陈恭澍这号的，能到高中毕业就不错了。张毅夫是大学毕业生，当然值钱。第二，张毅夫做过党务工作，而且是国民党中央层次的党务，由他来搞情报，可以想见，比戴笠原来的手下要高出多少个档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戴笠要在调查科转过来的这些特务们心目中，塑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形象，以示自己“一碗水端平”，对于后来者无畛域之分，所以，一下把张毅夫放在特务处“第三把手”的位置上。问题是，戴笠这么想，他原有特务处的那些手下并不这么认为，相反，他们认为张毅夫枪了自己的饭碗，你一个“外来户”，“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还知道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偏巧张毅夫又是一个干工作非常负责任、一丝不苟的这么一个人。遇上这帮特务天天儿给他下绊子、使阴招，见了面儿亲热无比，扭过脸去就是一脚，照死了往里头“搁”张毅夫，弄得没几天就干不下去了。正好西北区成立，张毅夫是党派工作专家，身份地位又相称，派去陕西再合适不过了。1935年10月，张毅夫就任特务处西北区区长，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区的特务活动，其公开身份是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三科科长。 特务处书记长，则交给了加入特务处时间不长的梁干乔。据张毅夫回忆，军统局西北区区本部、即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三科下设有两个股。第一股股长是丁敏之，主要做情报工作，包括“指挥各地组织搜集共产党、进步人士情报，以供对边区的军事防剿和后方镇压破坏决策的参考。”  
    丁敏之这个人，虽然是个搞情报的，却是个刽子手，杀害宣侠父的就是此人，抗战期间曾任重庆看守所所长。
    第二股则负责行动。如特务组织的布置、特务人员的派遣，同时策划指挥侦捕、刑讯与暗杀等等，股长是李翰廷。
    李翰廷，1904年生，湖南宁远人，军校六期。
    李翰廷是戴笠在骑兵科的同学，而且是跟戴笠一块儿被开除出黄埔的三个人之一，另一个是郑锡麟。但李参加特务处的工作比较晚，不像郑锡麟从学校一出来就跟着戴笠跑单帮，并成为“十人团”之一，所以李翰廷在特务处内地位也不高，
    李翰廷同时也是西北区所属的西安站站长，公开职务是西安警察局第一分局长。
        张毅夫确实有才干，西北区成立以后，组织发展得很快。据张回忆，除原有的陕西、甘肃两个省站以外，他又连续成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三个大站。另外还有青海省会西宁组，宁夏和绥远境内的银川、陕坝、橙口、吴忠堡等组，将近20个特务组织。另外还有“关中、陕南各地固定的特务组织，晋南长治、高平、晋城、陵川等地专对太行山区域八路军侦防破坏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又不下20个单位。”通讯方面，设立了无线电支台，派陕西汉中人、特务处老牌的技术特务李秀夫为支台长，各地站、组的无线电分台，有30来部。
    实际上，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前，作为警示，已经出了几次问题，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
    几件事都发生在马志超身上。
    马志超临走的时候，戴笠跟他说，你找一个督察长、一个侦缉队长，只要这两个人找对了，你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当你的警察局长了。
    督察长，马志超用的是岳烛远，事实证明岳很够格，最后马志超出事，跟岳烛远没有关系。
    侦缉队长，马志超用的是许忠五。
    许忠五，1903年生，军校五期政治科毕业，跟赵理君是同学。
    据各种黄埔军校的史料记载，都写许忠五是湖南道县人，但军统所有老人的回忆录，都说许是湖北人，有可能跟马志超类似，原籍是某处，但在另一个地方长大。
    许忠五是老资格的军统分子了，早在戴笠“密查组”时期，他就跟着戴笠。换句话说，许忠五够“十人团”级别的，但他善始却没有善终。
    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提到了，“密查组”是戴笠起家的根源，在这里有必要集中介绍一下。
    所谓“密查组”，要从胡靖安说起。胡靖安这个人挺有意思，他本来是戴笠的上司，弄来弄去，反成了戴笠的下级。
    胡靖安，1903年生，江西靖安县人，军校二期步兵科毕业。
    胡靖安幼时家中比较贫寒，没有念过什么书，后去了广州，入“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学习，也就是说，胡靖安与史铭是校友。
    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之后，胡靖安进入军校二期步兵科。毕业以后，胡靖安跟着蒋介石做副官，到1926年，军校六期入伍生队进入黄埔，23岁的胡靖安一跃而为六期入伍生队政治部主任，挂少将军衔！
    此时，戴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考了两次，才刚刚进入六期入伍生队，做一名学兵。

    按，在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早期，军制、官制都不甚严格，所以经常会看到某人年经轻轻就做将军。比如范汉杰，进黄埔之前就是粤军的少将，当时他才30岁。1925年，李之龙当上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授海军少将的时候，也才28岁。

    1926年 7月 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令胡靖安和另一位军校二期毕业生蔡劲军各自找了些军校的学生，为蒋介石搜集情报，其主旨是“为蒋调查异己分子的活动和所属部队各部队长对他是否忠实及一般军风纪的情况”，这就是所谓“密查组”。胡靖安的这一组，主要有被军校六期开除的戴笠，还有五期的成希超、许忠五，六期的东方白，等等。
    1927年 4月，蒋介石“开府”南京，造成国民党分裂，后经双方妥协，蒋介石被迫于 8月13日“下野”。

    按：蒋介石“下野”的这段时间，他并没有闲着。其一，他去了一趟日本，以求得日方人士的支持。其二，1927年底，老蒋忙里偷闲，与宋美龄成了婚。

    1928年初，蒋介石复职。1929年 1月，蒋介石送胡靖安去德国留学，“密查组”留给了戴笠。戴以此为阶梯，一步步地走到了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位置。
    据军统特务郭旭回忆，戴笠的表妹夫张冠夫曾对他讲过戴笠当年的窘迫。蒋介石下野之前，撤销了“密查组”，给每个人发了三个月“维持费”。当时戴笠等都住在胡靖安的家里，结果胡拿了这笔钱之后，并没有发给大家，只是给他们留下一些伙食费，然后自己带着家眷悄悄回了江西老家。
    戴笠等人无钱度日，于是就抬着胡靖安家的箱子去质典，打开一看都是小孩子的衣物，当铺根本不收。这下可坏了，连饭都吃不上了。这时，许忠五知道戴笠认识杜月笙，建议他去找杜借贷。
    戴笠找到杜月笙，借了50元钱，交给许忠五，让他统一打理大家的伙食。结果许忠五拿了这笔钱，也学胡靖安，溜之大吉，回了武汉。
    戴笠只好又找杜月笙借了50元钱，才得以度过难关。幸亏不久蒋介石复职，戴笠接胡靖安的班，继续“密查组”的工作。这时，许忠五居然厚着脸皮又回来了，表面上，戴笠没有记他的仇，但从此对许印象极坏。
    就这样一个人，马志超用他当侦缉队长，怎能不出问题！
    据张毅夫回忆：“1935年12月，军统局西北区指示西安站长马志超派人监视杨虎城的秘书共产党员宋绮云，马志超叫侦缉队长许忠五派去监视的人藏头露尾，被宋绮云发觉。侦缉队分队长白冠五还自鸣得意把监视宋绮云的消息向外面泄露。”
    实际上，有些情况张毅夫并不了解，他只看到了“监视宋绮云”的事情被泄露，而不知道原因何在。
    白冠五，1906年生，陕西神木县人。
    白冠五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地下党。1930年底，刘志丹在策动军运的时候不慎被捕，白冠五与地下党员南汉宸等同志通过杜斌丞的关系积极营救，经杨虎城批准，将刘志丹释放。后白冠五曾在刘志丹的游击队担任副大队长。1935年，白冠五进入陕西省会警察局任职。1936年，刘志丹牺牲以后，白冠五失去了组织关系。
    从上面的情况看，当时还是地下党员的白冠五显然是有意将“监视宋绮云”的事情泄露出去，以便向宋示警的。
        派共产党员去监视共产党员，马志超用许忠五这样的人，能不误事！从此，马志超名扬西北。杨虎城知道马志超在搞宋绮云，大怒。等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杨虎城第一个要抓的就是马志超，要宰了他！
    特务处有一条铁打不动的原则——“秘密运用公开，公开掩护秘密”。
    特务处工作的初期，纯粹做的是秘密工作，因为它不掌握任何公开机关，比如陈恭澍的北平站，王天木的天津站，全靠几个特工的个人能力和社会关系去开辟情报渠道，所以非常吃力，尤其是遇有刺杀等行动工作的时候，每每力不从心。
    逐渐，随着特务处工作的开展，戴笠慢慢的把一些公开单位抓在手中，最先是上海。据沈醉回忆：
    “到一九三五年初，蒋介石批准把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交与军统，并以吴乃宪兼大队长。从此以后，军统在上海的活动便由秘密慢慢转向半公开，一些逮捕监视工作也交由侦察大队办理，逮捕到的政治犯也不必全部送南京，可以囚禁在侦察大队，初步审讯用刑等也在这里进行。约在一九三五年秋冬间，吴乃宪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总署长，由王新衡任上海区区长，秦承志任区书记，侦察大队长也交给了翁光辉。”
    上海是特务处工作的重镇，也是戴笠开始渗透公开机关的开始，此后，戴笠的触角逐渐伸展到各地的警政部门，到抗战开始以后乃至国民党退出大陆，警察一直是军统、保密局的禁脔。
    手里掌握的公开部门多了，就出现了一个孰主孰次的问题，这个主次，不仅仅是谁指挥谁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哪里的问题，也就是说“谁是脑袋、谁是屁股”的问题。
    对此，“秘密运用公开，公开掩护秘密”这个原则，很明确地指出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所谓“秘密运用公开”有两层含义，一是强调所有公开机关单位的特务要绝对尊重秘密组织，强调所有公开机关都必须接受当地秘密特务站的运用；二是指利用公开机构为特务工作提供一些工作上的便利条件。
    就像沈醉说的，特务处控制了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总署之后，“不但南京总处交通科的交通员每人都领到了京沪杭甬铁路局的二等车的长期免费票，上海区的内勤与几个组长乘坐这条铁路的客车也都能免费优待。从上海解送人犯去南京，也得到路警的协助。当时驻在苏州的警务段长韩尚英，便被指定担任协助上海区解送人犯的工作。”
    这样，所谓“公开掩护秘密”就好理解了，一是公开单位只是一个“壳”，其存在的必要，是掩护特务身份，二是明确了“脑袋”与“屁股”的关系，明确告诉大家，秘密工作是你的本行，不要搞拧了。
    在这个原则当中，保密是唯一的目的，用张毅夫的话来说：军统局对特务人员严格要求的第一条是“秘密”，第二条还是“秘密”。
    要想保密，“运用”是关键，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运用得当，对工作是个促进，运用不当，给你再好的条件，也是白扯！
    马志超基本上就属于“白扯”的那种。
    本来呢，马志超以陕西省站站长而兼任警察局长，省去了秘密单位与公开单位之间的摩擦与扯皮，一手托两家，多好的便利条件！
    而且戴笠还告诉马志超，找一个督察长、一个侦缉队长，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把警察局长干好。实际上是告诫他，不用花太多精力放在警察局长的工作上，关键是利用警察局长的便利条件，干好陕西站站长的工作。
    对于马志超来讲，戴笠的话太隐晦了，过于深奥，他以为自己懂了，事实上没有搞懂。
    根据“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所有的秘密机关，与公开单位须绝对隔离，否则还有什么“掩护”可言。尤其强调的是电台，必须另择合适地点设置，与站本部都要绝对隔离，怕的就是一旦出事，连人带电台被一网打尽，这是特务处的厉禁。所以为什么特务处的无线通讯这么发达，还需要大批的交通员，很大一部分工作是来回来去送那些电报稿的。
    偏生马志超不信这个邪，这老兄可好，一到陕西，先到警察局就了任，然后就将特务处陕西站和电台一并搬进了警察局，他倒会省事，把公、秘机关来了个“合署办公”，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特务。
    对此，岳烛远感到极为不妥，曾经劝过马志超，但马不听，岳烛远也拿他没有办法。
    等到特务处西北区成立，等于是在陕西站上面加了一层“盖子”，张毅夫成了他的上级，包括后来的江雄风、王天木，都是老牌特务了。但戴笠换人换得实在太勤，基本上仨月换一个区长，结果谁也没有过问这个事，闹的西安城内人尽皆知，警察局长马志超是戴笠派来的特务，特务机关就设在警察局里。马志超一天到晚还挺美，心想你不是说“公开掩护秘密”么，我把陕西站“掩护”在警察局里，总算是最安全的地方了吧。
    陕西站的站长马志超是这么块料，他用的侦缉队长许忠五是那么块料，西北区的领导层又是如此的动荡。张、杨之所以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有所“异动”，而西北区几乎懵然无知，也就不是什么令人奇怪的事情了。
    因此，最先对西北形势有所警觉的，反倒是远在北平的特务廖划平。
    廖划平，原名廖维忠，1898年生，四川内江人。
    廖划平是非常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了。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肄业之后，1919年，廖划平加入了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行列，1921年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5年，廖划平与吴玉章等人，一起作为四川省籍代表，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6年，廖划平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当时廖划平教授的课程是《社会进化史》，讲义是他自己编写的，后经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正式出版。
    当时，文强是军校四期学生，听过廖划平的课，给他的印象，廖划平是一个“肥胖臃肿”的人，一口四川口音。
    此后，廖划平参加了北伐，大革命失败以后，廖回到家乡四川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30年以后被派到北方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等职。
    1931年，廖划平被北平宪兵司令部逮捕并叛变，旋即加入特务处，戴笠令他就地潜伏，以“北平宪兵司令部法官”的掩护身份开展情报工作，给他指派的联系人，就是陈恭澍。
    据陈恭澍回忆，他在军校时也听过廖划平讲的《社会进化史》这门课，想不到再相见时，彼此竟是这样一种情况。廖划平属于上级“交联”的人物，所谓“交联”，即交给你负责联络，但不归你指挥。此后，毛人凤、毛万里兄弟先后奉戴笠之命联系向友新，也是所谓“交联”。
    北平宪兵司令部司令邵文凯是张学良的老部下，与西北军联系很广，廖划平不愧是原共产党员，非常敏感，他从邵文凯处得到了张、杨“有所异动”的消息，并及时报告了戴笠。
    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的工作检讨中，特务处因保护“领袖”不力成为众矢之的，为证明自己工作的有效，特务处曾经查出了“事变”发生之前，经他们上报的关于“张、杨异动”的全部情报，给大家看，表示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言外之意，西安事变这事可不赖我，我报了，委员长不听，我有什么办法。就差说委员长去西安，结果被扣，纯粹是他自投罗网、自讨苦吃了。
    不管特务处有没有上报相关的情报，也不管报了多少。事实上，是“西安事变”发生了，蒋介石被扣了，在这个大前提下，你就是说破大天去，也是失职。
        试想，你的情报再准确、再有效，没有引起高层的重视，有什么用！你找谁去推这个责任？找老蒋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安事变，蒋的被扣，还真是咎由自取。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当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是这样说的：
    “九时四十五分由洛阳起飞，十二时二十分抵南京。下机后，见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均迎于机场，向主席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登车入城，见夹道民众欢迎甚盛，心中悚惭无已。回忆半月来此身在颠沛忧患之中，虽幸不辱革命之人格，无忝于总理教训；然党国忧危，元气耗损，溯源祸变，皆由余督教无方防范不力之所致。疚愧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据军委会“监印官”姜辅成回忆：
    “次日（12月26日）由办公厅主任林蔚领队，大家乘五、六辆公用汽车到机场列队恭候。蒋介石从飞机上下来时，面有赧色，不如平日那样昂首仰视、目中无人的神气了。”
    旁人观察的“面有赧色”，与蒋自称的“疚愧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是统一的，此时蒋介石心情的复杂程度，殊不是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可以臆测的。但其中，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党国忧危，元气耗损”的起因，在于蒋轻率地身蹈险地，“督教无方”有没有道理，咱们另说。“防范不力”倒是真的，给国家造成了大麻烦，差点酿成巨祸，这是蒋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作为实际上的国家元首、三军统帅，其行止不是个人的事，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中，不能使自己处于危险地境地，是最起码的一条，在这里，“身先士卒”并不是什么值得渲染的美德。当年明英宗“御驾亲征”也先，之所以大臣们拼死反对，怕的就是出事，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果不其然，“土木堡之变”，明英宗全军覆没，几乎动摇国本，如果不是天照应，朝中有个于谦，大明王朝在传到第75年的时候就挂了。
    因此，12月28日，蒋介石以自己要对“西安事变”负责为由提出了辞呈，被中央政府“慰留”。
    辞职一端，更多的，固然是政治人物的一种惺惺作态，但确实也是承担责任的一种表现，如同封建时期的“罪己诏”，谁也不会相信他真的出于本心去辞职，但最起码做出了一种姿态，传递出一种信息，表示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并为此表示不安。
    西安事变之后，很多人在探讨，蒋介石在明知道张、杨有所“异动”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这样轻率地跑到西安去？难道他就真的不怕出事么？
    据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回忆：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我察觉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上述情况后（即指张学良对于“剿共”战争产生动摇的相关情况），特以书面详报蒋介石，从而建议：增派中央劲旅为剿共主力军；并在西安设一个剿共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营长以上军官，施以有关的思想和技术训练；再把在鄂豫皖等省实行的保甲制度广泛地推行到西北地区，以加强民众组训而严整‘剿共’的壁垒等等。我还亲自把报告送到广州交他核阅。”
    当时因处理两广事件，蒋介石正在广东，住在黄埔岛上。蒋看了材料以后的反应，令晏道刚啼笑皆非——蒋批示了几个字：“胡说，交张副司令阅。”
    当然，蒋介石此举，更多的是政治手段，让张学良相信，彼此亲密无间。
    然而，这段有名有姓的回忆，明确告诉人们，在此之前，老蒋已经确切无误地了解到张、杨在西安的状况，绝非懵然无知。
    明知可能发生不测，而仍然要不顾一切地跑到西安去督战，究竟是为什么？在这里，如果仅仅用“大无畏的什么精神”去解释，显然过于肤浅。
    蒋自信不会出事，这种自信缘于他对自己的认识，也缘于他对张学良的认识。
    1936年，“两广事变”平息，此时的老蒋，“声望日隆”，几乎达到了他个人政治生涯的最高点。

    按：最高点是在1943年10月，英美两国带头“放弃在华治外法权”，接着其他各国竞相效仿。此举，意味着中国在法理上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成为与西方列强平等的国家，老蒋的声望就此达到顶峰。

    人一旦自我感觉过好，就容易失去判断力，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乾隆天纵聪明，年轻的时候乾纲独断，何等英明，没有人能蒙他，但再英明的人也架不住五、六十年如一日地听别人说“皇上圣明“，到一定程度就糊涂了。
    另一方面，老蒋认为，他了解他这个把弟张学良，讲义气，重然诺，蒋自己认为他完全对得起张学良，也能把握张学良。至于张在西北的种种“异动”，不过“年幼无知”而已，但绝不会对自己有二心，更不会不利于己。
    至于杨虎城，忠不忠于自己，老蒋并不看重，因为他从来也没信任过杨虎城。只要张学良不出问题，西北就不会出问题。
        然而，恰恰是张学良出了问题。
    作为后人，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许多大事件，仿佛很自然地就应该发生，到了那天，到了那个点，就一定会发生某些事情。
    其实不是，许多大事件，往往起于偶然，起于并不起眼的小事情。比如前面谈到的“通州事件”，假如不是日本特务细木繁在通县文庙大门口遇到张庆余，并充满挑衅意味地问了那么一句话，冀东保安队的反正不一定是那一天，也许不一定会发生，也许是另外一个结果。
    所以，历史人物之所以为历史人物，与我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小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可能会引发大事情；他的个人情绪，喜怒哀乐，会影响历史的走向。而换成我们，所谓的高兴与不高兴，一般来讲，也就是自己生生闷气，充其量也就是会影响一个家庭，一顿晚饭吃得不痛快，如此而已。
    我们读历史，往往被教诲，某事某事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这话说起来肯定没错，凡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无一不“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否则，也就不成其为“重大事件”了。然而，如果仅仅是这么来解读历史，对每一个事件都这么解释，往往给人一种稍显空泛的感觉，也就是让人觉得说了基本上等于没说。
    或者是换个说法，我们打个比方，历史，本来是一台彩电，色彩十分丰富，让我们一解释，成了黑白的了。
    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西安事变的发生，一方面是蒋轻率地身蹈险地。另一个主角，就是几乎比他小一辈人的义弟张学良了。
    西安事变，以张学良为主导，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论张学良在事后怎么说，或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张学良都是西安事变的主角，而不可能是杨虎城。
    道理很简单，以张学良的性格，不是一个别人能够轻易对他施加影响的人，以张学良的地位和影响力，他要做的事，杨虎城反对也没用；反过来，杨虎城要做什么事，张学良如果不同意，这事也办不成。
    要说张学良，对蒋介石，那真是一百一。当年，如果不是张学良“东北易帜”，哪来的老蒋北伐成功，统一中国的“不世奇功”；如果没有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蒋、冯、阎，谁能笑到最后，还在未定之天！
    反过来，蒋对张也不薄。
    1930年10月 9日，张学良在辽宁省政府大礼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务，蒋介石派吴铁城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张群代表国民政府致词，并特地派了 9架飞机飞到沈阳上空，散发传单，以增张的威仪。
    1930年11月12日，张学良应邀赴南京，老蒋派何应钦、朱培德、宋子文到站台迎接。张学良过江时，停泊在江心的“通济”舰鸣礼炮19响欢迎张上将莅临。接着，蒋介石夫妇以对等的身份为张学良举行欢迎酒宴，并与张共同检阅部队，拜谒中山陵。
    更令张学良意想不到的是，不仅蒋介石和自己结拜为盟兄弟，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还将于凤至认作干女儿，宋霭龄、宋美龄与于凤至结拜为干姐妹。
    老蒋可谓给足了张学良面子，张学良在给东北部属的电报中，受宠若惊地说：“学良此次来国府，受到蒋主席极为热忱之欢迎，规格之高，实出学良的想象。”
    正因为彼此是这样一种关系，蒋对张深信不疑。而张学良之所以能出以“兵变”的激烈手段来对蒋，其内心深处所受的煎熬，远非我们今天的人翻翻书、上上网，看几篇历史文章，不咸不淡地评论几句那么简单。
    关于张、杨二人“联共”的整个过程以及方式方法，当事者的回忆以及后人种种靠谱、不靠谱的分析，几十年来已如汗牛充栋，在这里重复一遍，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比当事人写得更新鲜，写多了且有“抄袭”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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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1 06:27

续

    因此，仅就西安事变的酝酿过程以及张学良的心路历程当中，一些关键的节点列在这里，以说明问题。

    甲：三次惨败

    1935年10月 1日，即张学良就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的前一天，东北军67军 110师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
    1935年10月29日，第67军 107师 619团被全歼，团长高福源被俘。正是高福源，日后成为张学良“联共”的桥梁。
    1935年11月22日，第57军 109师被歼，走投无路的师长牛元峰令副官将自己打死。
    甫入西北，不到一个半月时间，张学良就失去了两个整师外加一个团，其心情可想而知，当109 师出事的时候，张正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接到消息，张学良马上返回陕西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张学良痛责部下“无能”，并声称再这样下去，他就要“引咎辞职”。
    张学良的话，不但没有起到他预想的激励作用，且遭到部下的激烈反弹。有的说：“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弃我等而去，何等心肠? ”
    还有的就更直截了当：说“（张学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张学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人走上‘死路’一条。”
    此后，张学良请求对阵亡军士进行抚恤、补助，蒋介石不但没有如数拨给，反而将第109、110两个师的番号都给取消了。

    按：东北丢失以后，东北军属于无“后方”作战，所有军人的家眷都要跟随东北军流动，因此，入陕的，不仅包括部队自身，几乎有多少军人就有多少军人家属；死一个军人，就会有一个家庭失却凭依，流离失所。

    东北军的老底子，是军阀的部队，之所以能把大家拢在一块，靠的不是政治信念，靠的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也就是传说中“父老兄弟”。
    面对这样一支部队，此时，张学良的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初入陕西的三次惨败，是对张学良的第一个重大刺激。用他自己的话说：“……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

    乙、“艳晚事件”

    1936年 8月29日，东北学生代表宋黎等人被特务以陕西省党部的名义抓走，一同被抓的还有张学良的秘书等人。幸亏宋机警，在被押解的途中示警，把事情闹大，传到了张学良的耳中，张闻听此事怒不可遏，当夜即将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叫来质问。
    据邵回忆：当时张以为他同时也是陕西省党部负责人，于是声色俱厉地说：“你知道省党部在街上抓走我的学生和部属吗? 我决不能容忍，已派队去搜查，请你负责查明，限天明以前把抓去的人送回我处。”
    邵赶忙解释，“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一直由杨虎城兼任，我继杨任省主席后亦未更动。当然，杨也只担名义，未管省党部的事。”然后赶快叫人去了解，才知道是特务干的。
    盛怒之下，张学良不计后果，当即派第51军第 105师副师长谭海率部武装劫回了被抓的宋黎等人。同时，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连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也一块给抄了，据说查出了许多东北军的“黑材料”，张学良令全部销毁。
    当天是29日，在当时习惯使用的电报代日韵目为“艳”字，因此这件事史称“艳晚事件”。
    动用军队查抄国民党省级机关，跟“武装叛乱”没什么区别。事情发生以后，冷静下来的张学良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来了个“恶人先告状”，给蒋介石打了个“自请处分”的电报。
    据宋黎回忆，张学良在电报中说：省党部捕去的马绍周等系“剿总”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群情激愤，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等等。
    如前所述，晏道刚曾亲自到广州向蒋介石汇报张学良的情况，其中就包括“艳晚事件”在内。当时，蒋还特地从广州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发电，了解情况，并询问他对此事的看法。邵复电为张缓颊说：“省党部事，张已复电中央，且已完全结束；东北军人不忘抗日，情有可原，张对抗日事仍必服从命令。”
    连国民党的省党部都敢抄，还能有什么事干不出来！老蒋对张学良的“无法无天”、“胆大妄为”极为愤怒。但以当时“两广事变”余音尚在，蒋正集中精力处理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不愿横生枝节。为避免刺激张学良，不得不对张格外假以辞色。于是蒋给张学良复电说“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求处分一节，应免置议。”
    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这样马马虎虎过去了。
    当然，蒋不会想到，4 个月以后，张学良还会干出一件更加“惊天动地”的大事。
        “艳晚事件”是对张学良的第二个刺激。
       
    丙、三次“进谏”

    1936年10月下旬，蒋介石离开南京“避寿”。10月22日，蒋介石到达西安。

    按：蒋介石生于1887年，中国人办整寿，有庆“九”不庆“十”的风俗，因此，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大寿。为了给蒋介石祝寿，他的子侄辈亲信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想出了一个“绝招”——发动全国各界人士捐款购买飞机，以此作为给蒋介石的寿礼。
    应该说，在当时日军步步紧逼，国防形势吃紧的情况下，借此整顿军备，的确是一个挺好的主意，能够引起广大民众的共鸣，因此收到了良好效果，很短时间内收到捐款1200多万元，从美国买进了50多架飞机。
    “献机”祝寿仪式，定于10月31日、蒋的生日当天在明故宫机场举行。
    在此之前，蒋介石考虑到当时的对日形势，为避免刺激日本人，决定赴外地“避寿”，他在日记中说“闻京中将有盛大庆祝，乃决意离京”。
    10月22日，蒋介石来到西安，在与张、杨谈话中，张学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被蒋痛斥。据说盛怒之下，蒋说出了诸如“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之类的极端语言。
    这是张第一次“进谏”被拒。
    10月27日，蒋介石借着向参加长安军官训练团的军官、西北“剿总”和十七路军高级干部和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训话的机会，再一次指桑骂槐，敲打张、杨。他说：
    “我们革命军人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对这样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
    10月29日，蒋离开西安赴洛阳。次日，张学良特地请上了阎锡山、傅作义等人，以祝寿为名飞抵洛阳。当天张学良等拜会蒋介石，第二次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见他们人多势众，当即问他们：“你们只答应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我是委员长，我没有错，反对我就是奸党暴徒！我就是中国，中国没有我不成！”
    此时正逢绥远形势紧张，张学良要求率部增援百灵庙。蒋介石说：“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不然，就把你换掉！等我死了，你再去抗日。”
    在谈话中，彼此越说越僵，张学良气极之际，口不择言，把蒋介石比作袁世凯。蒋介石气得浑身哆嗦，戟指痛斥：“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
    11月 1日，蒋介石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的训话中说：
    “共党不要祖国，不要祖宗，然则你们也不要祖国，不要祖宗吗？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当面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这种军人有什么用处？”
    “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是要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共党同声相应，甘心为共党下面的二等汉奸。任何想与共党联合的人都是殷汝耕不如！”
    听了这话，张学良登时如堕冰窟，他后来回忆说：“不料蒋公在阅兵后训话，痛斥共产党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
    11月29日，蒋介石再次飞抵洛阳布置“剿共”，并放出消息说，如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再不积极进攻红军，则将他们分别调往安徽和福建。
    张学良得到消息，亲自驾军用飞机孤身前往洛阳，第三次进谏。
    这次张做好了“尸谏”的思想准备，行前，张声称，如果蒋介石不满意，随时可以把我当场打死。
    然而，这次谈话，再一次不欢而散。于是，张学良说：部下因请求援绥抗日受阻，群情愤激，他已无法控制，请蒋亲自去解释。
    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之度外矣！”
    “余个人之生死早置之度外矣”，蒋介石说是这样说，但实际上他心里很有底——到什么时候，张学良也是他的一个小兄弟，哥哥的话，他可以不听，但绝不会做出什么对哥哥不利的事情来。
    据晏道刚回忆：
    “十一月二十九日，张汉卿由洛阳打一长途电话来，叫我召集东北军旅长以上的军官于十二月二日以前到西安听蒋委员长训话。蒋于十二月四日由洛阳专车到临潼。杨虎城、邵力子和我三人由西安到临潼去迎接。四日下午四时许，蒋的专车到达临潼，杨、邵与我三人在月台见张学良于列车刚停时便从蒋的车厢走下，面红耳赤，一面走一面对杨和我们说：“我正被委员长骂的不得了，你们快上去，我在钱慕尹( 钱大钧 )车厢里等你们。”
    三次“进谏”无效，张学良已经几乎绝望。
    据张后来回忆，就在这个时候，杨虎城提出了“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的建议，张学良“闻之愕然”，然后说：“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
    杨虎城讽刺张学良“以私忘公”。
    张学良则表示：“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同任何人道及彼（指杨虎城）之意见也。”
        张学良还在犹豫，想趁着蒋介石到西安的机会，做最后的努力。
       
    丁、最后的努力

    12月 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行营”设在西安迤东30公里的临潼华清池。随即分别召见东北军和17路军师以上干部谈话，蒋介石称：“剿共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的阶段。”如果有人反对“剿共”，就要严加处置。
    谈话以后，蒋介石向张、杨下“最后通牒”，提出两个方案让张、杨自己选择。
    其一：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对红军作战。
    其二：如不愿“剿共”，把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
    为此，12月 7日晚间，张学良赶赴临潼，第四次向蒋“进谏”。据孙铭九回忆，当时张学良说“当前的国内形势只有先对外，一致抗日，才不负全国人民所望，才是国家唯一图存的道路；说明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援绥抗日，自己亦可亲自上前线指挥；表示个人对蒋是忠心耿耿，因此为领袖着想，不能不披肝沥胆相劝。”
    说到激动处，张学良声泪俱下，并说如果怎么怎么样，你蒋介石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等等。蒋听了暴怒不已，痛斥张学良年幼无知，“上了共产党的当”，并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政策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哭道：“委员长真的不能听我们的忠告吗? ”蒋介石置之不理，拔脚便走，把张“晒”在了一边。     
    至此，双方已经决裂。
    在蒋，肯定觉得，自己已经对张学良容忍到了家，换做别人，早已不客气了。
    殊不知，张学良的忍耐也已经到了极限。
    张学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骂的人，这一下，老蒋是真把张学良给骂急了、骂出火来了。在张看来，蒋介石已经把自己逼到了墙角，逼得走投无路。
    张学良本就是一个性格极易冲动的人，面对蒋介石，他已经拿出了百倍的耐心，之所以隐忍至今，不过因为他是蒋介石而已，并非因为他没有脾气。
        离开临潼，张学良横下一条心——把蒋扣起来，再跟你说，看你同意不同意！用张学良自己的话说：“我要教训教训这个老头子！”
    回到西安以后，张学良便找到杨虎城，决定对蒋进行“兵谏”。考虑到西安以杨虎城的驻军为主，而捉蒋的主意又是自己出的，于是张、杨二人商定，西安方面交给17路军，临潼方面，由张学良的东北军动手，约定时间，双方同时下手。
    据东北军第51军第 105师师长刘多荃回忆，12月 8日，蒋介石约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他去临潼吃早饭：对他们说：“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都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
    蒋同时警告王以哲：“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的这些举动。”
    回去以后，王、刘赶快去找张学良汇报，说这下可坏了，委员长知道咱们跟红军有来往了。当天下午，王又找到刘，对他说，“副司令要办一件惊人的大事，你无论如何猜不着。我昨夜整宿没有入睡，副司令已与杨主任经过多次密商，决心要扣委员长，准备闯一场大祸。”
    第二天，1936年12月 9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学生万余人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抵抗日寇，到绥靖公署、省政府请愿。省府由邵力子出面，接见学生代表，并答应转达他们的要求。
    后面的事，记载不一，多数文献是说这时忽然有人开枪，打伤了学生。这下学生们不干了，于是决定去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见情况紧急，赶紧给蒋打电话通报情况，并建议蒋接见这些游行学生，结果再一次被蒋严词拒绝：“这是你对学生放任，让他们闹到我跟前来，这是不允许的。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
    据孙铭九记载：张学良看这种情况，知道学生们去了临潼，一定会出事，出了事则后果无法收拾，于是亲自乘车去劝阻，终于在灞桥追上了游行学生，对他们说：
    “同学们！你们站住，听我说几句话。你们的爱国行动，我决不阻挠。我是当地负责长官，你们有话同我讲，我替你们解决。我张学良的爱国心情跟你们一样，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还急迫。但现在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不然会发生流血事件。”
    学生们喊：“爱国就不怕牺牲！”
    张说：“你们的一切请愿书都交给我，由我替你们转向委员长陈述。同学们，相信我吧! 我是国家负责军人，我决不欺骗你们，你们回去吧! ”
    这时学生们喊道：“拥护张副司令领导东北军援绥抗日，请答复我们的爱国要求！”
    张说：“今天已经天黑了，你们先回去吧。我要在一星期内用事实给你们回答，我说的话是负责的。”
    听张学良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学生比较满意，于是折回西安。
    当晚，张学良最后一次赶到临潼，把他对学生们说过的话，原封不动地对蒋又说了一遍。
    在张，是抱着仁至义尽的态度，同时，也是寄希望于万一，毕竟“兵谏”是最后的办法，能不用尽量不用。
    在蒋，却认为张学良的话殊不可解：他质问张学良：“你是代表国家大员对学生说话呢，还是代表学生对我说话? 你不懂拥护领袖的道理，有人侮辱领袖，你应当与他拼命。”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后，曾写过一本小册子，叫《西安半月记》，其中也记载了事变发生以前，张与他最后的这一次谈话。
    他是这样写的：“汉卿向余报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蒋介石写到：“对张学良说话，不可太重。张学良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
    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话说得太重。但他还不知道，这样说话的后果是什么。
    张学良后来回忆说：“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
    当天，张学良怒气冲冲地从临潼回到金家巷公馆，对孙铭九说：“委员长太差劲了，竟要开枪杀死爱国的青年学生！”
    一会儿，刘多荃也来打探消息，张学良对他说：“蒋孝先这小子太狂了，他对黎天才说，你告诉张副司令，西北的剿共任务如不愿担当，即请张退出西北，不要误了大事。如若还愿意干，就好好干。蒋孝先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
    并说：“我一定要扣蒋，你快去把鼎芳( 王以哲的号 )找来。”
    王以哲到后，张学良向王表示了自己扣蒋的决心。王说：“副司令有决心干，就干吧！”
    张学良又叫来骑兵军第 6师师长白凤翔，令他届时承担捉蒋任务。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指蒋介石），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
    12月10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于12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如张、杨两部不愿参加，即令张部调福建，杨部调安徽。
    张学良带着白凤翔和白凤翔的第17团团长刘桂五参加了会议，让他们二人认准蒋介石的长相，并借机仔细观察华清池内的情形以及蒋的侍卫武装配置情况。?
    当晚，张学良将王以哲、刘多荃、白凤翔、第53军第 116师师长缪瀓流、刘桂五等高级军官召集到金家巷公馆，当时在座的还有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接着，张学良又叫来了第51军军长于学忠。
    于学忠一进屋，张劈头就说：“我要造反！”
    此前，于学忠并未与议此事，不明白张学良要造什么反。
    张说：“为了停止内战，我已决定要扣蒋。”
    于学忠问张：“如蒋不同意，第二步怎么办? ”张说：“我已和虎城谈过，此举成功则大家之福，如不成功，我张学良拿头去见他( 指蒋介石 )。”
    至此，“兵谏”已是箭在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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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1 06:28

22、西安事变：捉蒋

    捉蒋的人选，毋庸置疑，孙铭九是一个。
    孙铭九，原名孙明久，1909年生，辽宁新民人。
    孙铭九于1928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与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是同学，回国以后一直在张学铭手下。后张学铭将其介绍给张学良，1936年时任张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是张最亲信的人了，亲兄弟介绍的嘛，还能有错？
    但孙铭九一个人肯定不行，况且他只是一个营长，分量不够，只能是动手抓人的角色，还得有现场指挥，掌控全局，以及居间调度的。
    经过深思熟虑。张学良选中了这样几个人，白凤翔、刘多荃、刘桂五。
    白凤翔，1897年生，河北围场人。
    白凤翔出身草莽，1928年，其部被张学良改编为骑兵第 6旅，白任旅长。1934年，张学良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白凤翔升为骑 6师师长。
    白在庐山训练团受训时，蒋介石曾有收买他的意思，但白不为所动，从此受到张学良的赏识和信任。
    刘多荃，1897年生，辽宁凤城人。刘多荃与白凤翔同岁，但与白不同的是，刘是东北军的老底子。
    刘多荃是科班出身，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 9期炮科后即入东北军。1929年 1月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卫队统带，张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以后，刘担任他的北平行营卫队统带，后改任北平绥靖公署卫队统带部少将统带。所以，刘多荃是张学良的高级亲随，属于嫡系中的嫡系。
    1933年，刘多荃任东北军独立第 105师师长。
    刘多荃的堂弟刘澜波是共产党员，曾利用刘多荃的关系在东北军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刘桂五，1902年生，辽宁朝阳人。
    刘桂五是白凤翔的老部下了，1928年随白一起投奔张学良，任骑 6旅18团 1连连长，1935年 6月升任骑 6师第18团上校团长。
    东北军骑 6师17团团长李崇忠曾经给刘桂五当副手，刘桂五曾对他讲过：
    “在王曲受训时，我就参加了抗日同志会，在副司令面前宣过誓，保证为副司令粉身碎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副司令也曾用各种方法考验过我。记得有一次，我同副司令在一起，他拿出一个小盒子，盒内忽然冒烟，他赶快跑开，并连声说：‘不好，炸弹！炸弹！’我拿起来急速扔到窗外。他到我身边说：‘你怎么不跑? ’并摸摸我心口跳不跳。我说：‘我能自己跑开，丢下副司令不管吗? ’他笑着说‘你真行，有胆量。”
    从此以后，张对刘桂五格外信任。
    据刘桂五回忆：
    “我这次八日到达西安后，晚七时去见副司令。副官告知我说，‘副司令叫你等候’，直到十一时半才见我。当时屋内只有他一人，让我同他坐在一起，他侧身双目注视很久才说：‘这回要用你了。’我问，‘有什么事情? ’副司令低声说：‘叫你去刺杀杨虎城，你敢不敢? ’我说：‘叫我刺谁，我都敢，就是不认识他。’副司令说：‘你害怕了吧? 你不认识，我先领你认识一下。’我说：‘那没有什么，就是感觉人单点。’副司令说：‘还有谁可能干呢? ’我说：‘我们师长（白凤翔）现在也在西安，他可忠心于副司令啦。’副司令说：‘这更好了，有事时找你们两个。’”
    至此，捉蒋的人选已经有了，其他的，就是发动的时间了。
    12月11日下午，白凤翔、刘桂五根据张的要求来到金家巷公馆。张学良见到二人，沉吟许久，又站起来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似乎心情十分沉重。最后，张学良说：
    “我想了好久，才选择了你们两个人。现在我交给你们两人一个重大任务，完成得好坏，将关系到东北军的存亡问题。”
    白凤翔说：“只要副司令下命令，我白凤翔就是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刘桂五接着说：“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张学良听了很满意，他说：“现下我决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令你两个到临潼去，请蒋委员长进城来共商国家大事。”
    张特别叮嘱：“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委员长。”
    白凤翔说：“反正就是要活的不要死的! ”
    张再次强调：“你们可特别注意不要伤害他。”
    二人诺诺而去。
    12月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原定于在西安新城大楼绥靖公署宴请在陕的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中央大员，不料这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蒋介石突然打电话叫张学良、杨虎城去临潼参加军事会议。
    原来，当天下午，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忽然觉得西安的气氛似乎有些异样，他即赴临潼告蒋。于是，蒋介石临时决定当晚令张、杨到临潼开会，以为试探，如果不来，就证明有问题。
        据张学良的秘书李荫春回忆：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通知以后，因不知蒋的意图，又怕消息已经走漏，颇为疑虑。经与杨虎城商量，因担心如两人都不去会引起蒋的怀疑，决定杨仍按原定计划在绥署请客，自己去临潼。孙铭九怕有不测，要求陪他同去，张学良坚决拒绝。
    晚上 8点，张学良才由临潼回来，亲自驾车，拉着陈调元、陈诚、陈继承、卫立煌、蒋作宾等等一同到临潼开会的“中央”大员，一起回到绥靖公署。张不动声色，会同杨虎城尽地主之谊，席间，宾主尽欢。晚10点左右，席终人散，张学良回到金家巷公馆。
    此时，除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以外，全部东北军高级军官均已到齐，张学良开始动员，据孙铭九回忆，他是这样说的：
    “我今天把大家找来，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咱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不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究竟是谁不抗日呢？到现在，罪名却由咱们背上了。我屡次请求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的问题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先安内后攘外是给日本造机会等等，反倒多次挨他的训骂。最近我在洛阳痛切陈词，请求准许东北军去察绥支援打日本，他反骂我是反革命。说什么他就是革命，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叛国反革命。骂共产党不要父母，说我也不要父母；骂共产党不要祖国，说我也不要祖国。在临潼拍桌子骂我，说：‘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逼得我连话也不能说。现在死逼着东北军继续去打内战、‘剿共’，不听他的命令，就调咱们到福建去。实在逼得我们没办法了。我现在已与杨主任商量决定把他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 ”
    张说完后，仍然是比较沉稳老练的于学忠问了一句：“第二步怎么办? ”
    张说：“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于学忠两次提醒张学良，抓起来以后怎么办，他问的是对的。张学良凭着胸中一股激荡之气，扣押了蒋介石，后面怎么办，他真的没有想过。
    此外再无人提问，于是张学良对孙铭九说：“孙营长，我令你跟白凤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要谨慎小心！”没等孙铭九说话，张又郑重吩咐：“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领命欲去，张学良又盯问了一句：“你的卫队营准有把握吗？”
    孙说：“有把握！”
    这时张学良十分郑重地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张用手示意着鸡蛋大的圆圈）。”接着又说：“若是弄不好，那我们都得上山了。你要小心注意！”
    孙铭九敬礼说：“一定完成副司令给我的任务，不然我就不回来见副司令啦！”
    王以哲则鼓励了一句：“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张学良动员完毕，留下缪澂流在金家巷公馆坐镇，他带着其余的11员大将赶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
    12月12日凌晨 2点，打点好一切的白凤翔、刘桂五赶到灞桥，孙铭九率卫队营已经提前在这里等候。
    搞“兵变”不是小事，况且让部队劫持自己的“统帅”、“革命领袖”，这话还真不容易说出口。为了节约时间，在最短的时间里让战士们“统一认识”，白凤翔在事先已经想好了一套说辞：
    “我们都是东北人，为什么回不去老家? 蒋介石不抗日，还把抗日的张副司令扣起来了，卫队营的任务，是保护长官的安全。我们要把蒋委员长请到城里换回张副司令，但不要伤害他。”
    白凤翔的这番话效果不错，在场官兵听到这个消息都是悲愤交加，有的都哭了。
    白又接着说：“副司令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打死蒋委员长，要活的。能不能完成任务? ”
    大家说：“能！”
    白说：“很好，出发！”
    白凤翔等一出发，张学良那边就只有坐等消息的份了，西安这边，要看杨虎城的。杨将这个任务交给了17路军17师51旅旅长赵寿山。
    据赵回忆：12月11日晚 9点多钟，杨虎城令17路军38军军长孙蔚如、陕西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陕西警备第 2旅旅长孔从洲来到他的公馆。经商议决定由杨和孙蔚如在绥署掌握全局，“动手“的任务则交给赵寿山和李兴中。
    恰在此时，张学良带着11名重要将领来了，张一进门就开始打哈哈：“虎城兄，干不干? 不干了就取绳子，我将我的这十一员大将都带来了，你赶快叫人去拴，拴了送往南京，给你升官领赏。”
    当时孙蔚如说：“副司令，我们这些人绝不会出卖朋友。”
    张说他已派白凤翔、刘多荃、唐君尧、刘桂五和孙铭九五人去临潼作准备，问杨准备好了没有。
    杨说：“我们准备好了，专等你来以后下命令。”
    当时二人商定，待临潼方面动手以后，根据情况决定西安的发动时间。
    大约到12月12日早上 4点多钟，临潼方面的枪声响起来了，赵寿山经请示张、杨之后，随即发出“开始行动”的信号弹：
    按事先的安排：由陕西警备第 2旅旅长孔从洲“担任解除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长驻的宪兵连和西关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 当时蒋系在西安机场停有数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 )的任务。”命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蒋系军政高级官员。”
        西安，一场全城的大搜捕开始了。
    相比于临潼，西安的行动非常顺利，到 8点钟为止，已经解决了所有蒋方势力的武装。
    陕西省政府是要重点控制的。据邵力子回忆，头天晚上，他因为参加张、杨的招待酒会，夜里12点才回来就寝，因为疲劳，睡得很沉，“夜半忽被枪声惊醒，枪声很近，远处也有，我猜想是几天来所忧虑的东北军不稳的情况发生了。无法查问情况，因即下楼，进入藏书室，在书柜旁坐待天明。”一会儿，杨虎城派人来，告诉他“张、杨为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出了八项条件；张、杨各向部下宣布，说是对蒋实行兵谏。”，并将邵力子“请”到了绥靖公署新城大楼。
    从名义上讲，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政训处长曾扩情虽然是张学良的部下，但他们都是“中央”的人，需要控制起来。
    晏道刚，1889年生，湖北汉川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中，基本上也就是老蒋“剿共”的那一段时间，他身边有两个人曾红极一时，然后几乎同时在政坛消失得无影无踪，给人的感觉，好像从来就不曾有过这样两个人似地。
    这两个人，文的，自然就是前面说过的杨永泰，已经于一个多月前在汉口遇刺身亡。武的，就是晏道刚了。
    晏道刚1907年入武昌陆军中学堂，1911年18岁入伍成为一名学生军排长，三个月后恰好赶上辛亥革命。因此年纪轻轻的晏道刚，参加过武昌首义，这在当时的“革命者”当中，是一份极度不平凡的简历。
    此后，晏道刚进保定军校第一期炮科学习，随即入北京陆军大学。这两个学历，在当时的军界，有一个就是了不起的学历了，老蒋也不过是一个日本东京振武学校的学生嘛！
    1926年，晏道刚以陆军第 2师参谋处长的身份参加了北伐，并加入国民党。至此，晏道刚具备了一切飞黄腾达的条件，只等着一步一步高升就行了。
    事实似乎也是如此，1931年，晏道刚任南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第一厅就是前面说过的所谓“三分厅”，厅长是贺国光。1933年 3月，晏道刚更进一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参与密勿。
    所谓“侍从室主任”，基本上可以理解为除了卫士，睡觉的房间离蒋介石的寝室最近的那个人了。有什么紧急电报，都是先交给他，然后再由他去把蒋介石从睡梦中叫起来，听蒋说完了处理意见，再把记录交给机要拍发出去。不是最亲信的人，干不了这个位置。
    到1935年10月，蒋介石把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平移”到西安，改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原班人马几乎照搬到西安，唯一的例外，是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钱大钧，不知为何，怎么也不肯入陕。
    于是，张学良只好向蒋介石保举了三个人：贺国光、晏道刚、林蔚，请蒋介石选择一个任参谋长。最后蒋定的是晏道刚，晏向蒋辞行时说：“我的能力差，恐怕做不好。”蒋说：“与张汉卿协商合作，有困难之事你可告诉我，没有做不好的事。”
    1936年 2月，晏道刚就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授陆军中将衔。
    张学良不知道，他把晏道刚弄到陕西来，可算是把晏给害了。当然，包括蒋介石、还有晏道刚本人，都不会想到，晏的政治生涯，会在1936年底，走到尽头！
    据晏道刚回忆：
    12日凌晨，他听见城里枪响，马上打电话给特务处暂代西北区长江雄风，江自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会儿江又来电，说好像杨虎城的部队兵变了，正在抢银行。
    这时枪声越来越密集，晏道刚呆不住了，打电话给张学良金家岭公馆，张不在家。晏道刚还怀疑因为杨虎城的部下兵变，张学良跑了。于是又往临潼打电话，结果线路不通。
    没办法，晏只好打杨虎城的电话，没想到接电话的正是张学良，张说：“我是汉卿。外面发生枪响，我不明原因，我也不自由。委员长在此地。你不要动，也不要管。”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
    晏道刚判断，如果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与张学良，那么张学良怎么可能替杨虎城接电话呢？再联想张平时的言行，肯定是张、杨有所举动，扣押了蒋介石！
    晏道刚猜得不错，早上，张学良派人把他接到金家岭公馆，见到了留守的缪澂流，缪“出示油印纸一张，上面写明兵谏八项主张”，并说：“中央对东北军太不公平，你看胡宗南军队是双人双饷，我们则是粮饷不够，兵也不补，到处流离，还要我们打内战，蒋委员长见着副司令便骂。我们今天是‘兵谏’，要委员长联共抗日。”随即派车将晏送到西京招待所软禁。
    来陕的“中央”大员此前均集中下榻于西京招待所，此时，现在，这里成了他们的临时“集中营”，晏道刚一看：陈诚、马占山、朱绍良、万耀煌、蒋百里、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还有先送来的邵力子，另外还有来陕公干的蒋作宾，除了“随节”的钱大钧、蒋孝先，该来的基本上都到齐了，只少了一个邵元冲。
    因为在拘禁他们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悲剧——邵元冲在乱军中被打死。
    邵元冲，1890年生，浙江绍兴人。
    我们知道邵元冲，多半都是因为周恩来，因为邵元冲曾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前任。
    黄埔军校的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但他只干了一个月。离职的原因，是因为和张继打架——不错，就是在1935年11月 1人汪精卫遇刺现场非常勇敢的那位张继。
    我们知道，戴季陶的早年，本就是信仰过共产主义理论的，而当时又逢国共合作时期，身为国民党中宣部长的戴季陶，自然更要摆出一副“左派”的脸孔。但由于戴在国民党里，本就属于“后生新进”，一班元老，哪里会把他们这些人放在眼里，这其中，顶看着戴季陶不顺眼的就是张继。
    某次，俩人一语不合，居然扭打起来，戴季陶是一介书生，写文章可以，打架是不行的，居然被年长他 9岁的张继打得鼻青脸肿。戴当场大哭，扭脸就走，政治部主任不干了。
    继任的就是邵元冲。
    邵元冲也是国民党元老，1904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孙中山成立军政府，邵元冲为机要秘书，代行秘书长职权。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邵元冲也是遗嘱见证人之一。
    1924年 7月，戴季陶不辞而别，邵元冲继任为政治部主任，但他在这个位置上其实并不合适。究其原因，邵元冲虽然是搞政治的，但政治部主任有特定的工作职责和工作技巧，比如思想发动啦、政治宣传啦，团结青年啦，这些，让邵元冲这样一个旧式文人来做，显然是勉为其难。
    于是到1924年11月，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经征询校长蒋介石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的意见之后，决定请共产党推荐一位合适人选接替邵元冲，这就是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1927年，蒋记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邵元冲任杭州市市长。
    12月 4日。邵元冲应蒋介石之命来到西安。出事当天，邵听到枪声，即从窗户探出身子查看，士兵令其不要动，邵仍欲跳出窗子，结果被开枪击中，尸体掉出窗外，当场身亡。
    此外，比较狼狈的还有陈诚，这老兄一听到枪声，马上钻到一只啤酒桶内，弄了一身土，最后也被搜了出来。
        唯一令杨虎城遗憾的，是他最想抓的马志超，没有抓到，被他跑了。
    12月12日一早，原定是检阅西安警察和义勇队的日子，内政部长蒋作宾就是专门为此事到西安来的，不料，也被当做“中央大员”打在网里。
    与他一样躬逢其会的还有蒋百里。蒋刚刚从欧美考察回来，此次是专门来向蒋介石汇报考察情况的。12月11日才到西安，下午汇报，第二天凌晨就给抓了起来。
    检阅仪式定在12日一早，所以马志超当天起了个大早，天还没亮就打算去上班。走到革命公园附近时发现情形不对，此公还算机警，找个黄包车夫，花高价买下了他的车子和一身行头，转眼之间，特务处陕西站长就变成了一个黄包车夫。为避免阴差阳错、万一有人来用他的车，还特地把一个轮胎弄瘪，拉着车子跑到莲湖公园、他一个熟人处躲了一天，借了一身衣服，然后就直奔潼关，投奔他的一期同学、也算是陕西同乡、冯钦哉部的副师长郭景唐处去躲起来了。至于警察局和陕西站，马志超是管不了那么多了。
    据当时《西北文化日报》、《工商日报》派驻潼关的兼职记者徐文华回忆：
    “就在次日夜幕来临之际，潼关县政府传达室的陈彦亭接待了一位陌生农民打扮的人，要见县长马潜（长安人）。经传后，才知是西安市警察局局长马志超（华阴人，军统特务），他化装农民从西安仓惶逃出，日夜兼程跑了二百八十华里。马潜急忙请进他到房子吃饭压惊，并着人到商店为其制作缎袍料衣服，给狼狈不堪的马局长换上了新装，马潜还和田科长陪马志超到公道澡塘洗澡。”
    同样跑了的还有江雄风，但他比马志超负责任，逃跑的路上，找了一个没有暴露的电台，匆匆给特务处发报，简单地报告了情况。
    没跑了的是大多数，比如马志超的下属喻耀离。
    喻耀离，1902年生，江西万载人，军校五期毕业。
    喻耀离也是洪公祠出来的，也就是说，他跟陈恭澍既是军校同学，也是洪公祠的同学。不过他提拔得没有陈恭澍那么快。
    喻从洪公祠出来以后，戴笠先是让他到河南“实习”了一段，然后回江西老家当赣南组组长，当时的江西站站长是军校三期的柯建安。赣南是粤军余汉谋的驻地，喻利用军校同学的关系搞余汉谋部的情报，卓有成效。1933年，喻被提拔为江西站副站长兼临川办事处主任，临川办事处书记就是曾澈，后来去了天津，跟陈恭澍搭档。
    1935年春，喻耀离升任江西站站长。1936年10月，喻被派到西安，任陕西省会警察局第二分局局长，也就是说，喻耀离是马志超的直接下级。
    当天，由于有警察检阅，而且喻耀离是检阅的总指挥，因此他凌晨三点钟就起来了，招呼值班的警察起床、吃饭。四点钟，喻耀离派出警察分头去召集一同参加检阅的义勇队队员们到分局来集合。
    一会儿，出去的警察都回来了，说戒严了，出不去。
    喻耀离很奇怪，说没接到戒严的通知啊，再说了，戒严也是由警察来执行的，怎会不让警察出去呢？
    喻耀离给总局打电话，找马志超，不在——马志超早就跑了，当然没人接。
    总局值班的让查明再报。一会儿派出的警察回来了，说出不去，只看到“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都被包围了”。
    此时枪声响起来了，喻耀离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紧让大伙儿抄家伙，紧闭大门。顷刻之间，分局已经被包围——西北“剿总”的办公地点，正在第二分局的辖区，所以杨虎城的人来的很快。
    外边喊，让赶快缴枪，喻自然不干，下令开火。杨虎城的部队虽然是杂牌军，但那也是经过正规训练的军人，警察显然不是对手，不一会儿打死好几个。大家一看情况不妙，一哄而散，身边只剩下一个会计和喻的随从刘明山。
    杨军冲入分局，将喻捆在廊下，开始搜查。
    喻最担心的，是他与特务处通电的密码本。果不其然，被杨军从箱子里翻了出来，万幸的是，杨军不是特务，没注意这个小本子，扔在了一旁。喻的随从刘明山由于不是警察，因此杨军没有捆他，但这个人非常忠实，一直守在喻的身边。此时，喻给他使了个眼色，刘赶紧拾起来，悄悄收好。
    这时。杨虎城派来接收分局的人也到了，喻请他将被打死的警察先给收殓了，然后去找回了一部分警察，其中有一个叫赵和生的外事警察，是喻的亲信，受过特务训练。赵悄悄放了喻耀离，将他送到可靠地方藏了起来，并用喻的密码本，通过没有暴露的电台给南京发报，报告了西安发生的事情。
    在12月12日，除了西安、临潼，响应西安事变的，还有西北剿总管辖范围内的甘肃兰州。
    东北军第51军的驻地在甘肃，军长于学忠同时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陕甘边区总司令，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则是朱绍良。12月上旬，朱、于都被召集到西安参加蒋的军事会议，行前，委托甘肃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周从政、陕甘边区总部参谋长刘忠干分别代理朱绍良、于学忠的工作。
    此时，于学忠参加了西安事变，朱绍良则已被软禁在西京招待所。
    据甘肃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周从政回忆：12月12日下午，他正在省府主持一个会议，陕甘边区总部参谋长刘忠干匆匆跑来找他，说西安出事了，随即取出于学忠的电报，电报中说：
    “今晨—时左右，张副司令和杨虎城主任共同率领东北军、十七路军向蒋委员长实行兵谏，提出八项主张，已将蒋留在西安，并对在西安的中央军政要人限制自由，希即将胡宗南部的两团、绥署特务营及与军统有关的部分警察解除武装，对重要人员要限制自由，结果如何，盼电复。于学忠文印。”
    对于学忠的指示，周从政、刘忠干没有异议，坚决执行。
    经研究，二人决定，周从政只负责解决特务处甘肃站站长兼甘肃省会警察局长史铭即可，其他方面，均由刘忠干派51军负责解决。
    史铭是特务，是随身带枪的人，这个人怎么个抓法，可要仔细思量，弄不好别让他跑了可是后患无穷。
    周从政想了一个办法——他找省府的报务员伪造了一封电报，大意是：
    “兰州于主席，据确报兰州警察局局长史铭有重大违法事情，着即看管，听候查办。”
    然后找了几个警卫，告诉他们要抓史铭，让他们着便装在办公室的外屋等候，然后约史铭来谈话。
    史来了以后，周从政不动声色，上茶，请他抽烟，然后说：“请你来是为了商量一件想不到的事，今天接西北总部一封电报，我感觉愕然。”然后就把电报拿出来给他看。
    史看后“面色灰败”，于是周从政说：“我们干工作的不免碰到这类事情，就来电看，并不是就认为是事实，还须进行调查，经过调查，皂白自可分明。现下主席公出，就省府来说，不能不遵照电令处理，我想请你在后花园四照楼暂住几天，下一步请西北总部核示。”
    史说：“同意，请秘书长关照吧！”
    周从政为缓和气氛，说：“你是省会警察局长，若说你有问题，我们省府也不得辞其咎！”此时警卫进来，下了史铭的枪，随即押到四照楼看管。
        到12日晚间，兰州方面的蒋方势力全部解决。
    西安、兰州都还比较顺利，但关键在临潼那边、关键是老蒋。
    否则，跑了老蒋，西安这边，人抓得再齐也没有用。张、杨最担心的，是老蒋在乱军中出了事，子弹可不长眼，别像邵元冲那样糊里糊涂挨一枪，又怕老蒋一时想不开别再自杀了，那可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劫持“领袖”是一回事，杀害“领袖”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特别是张学良，以他与蒋的关系和感情，跟杨虎城相比，自然又不一样。所以临潼的任务，张学良必须让自己的部队、自己最亲信的将领去执行，别人他不放心。
    从临潼的枪一响，张学良就在焦急地等待消息。据赵寿山回忆，在西安的行动结束之前，刘多荃曾从临潼打过来一个电话，说：“委员长跑掉了，尚未找到。”
    一会儿张又要临潼的电话查问，接电话的是白凤翔。张问找到蒋没有，白说还没有。张大怒，说：“如果九点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送来! ”
    困“坐“愁城，这个时候张的心情可想而知，为了调整情绪，张、杨二人到室外去散步，省得坐在屋里，总盼着有电话来，来了电话又怕是坏消息。
    赵寿山也出来跟在他们后面，听到张学良说：“虎城兄，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杨低头沉思说：“委员长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 ”
    杨说的，其实正是张最担心的。
    此时此刻，张学良嘴上说的，虽然是捉蒋之后的事情。但心里想的，百分之百是如果捉不到蒋、或者蒋出了事怎么办、如何收场！
    幸好，就在此时，振奋人心的消息来了。打电话来的是白凤翔，报告蒋已捉到，正往西安送来。
    张学良长出了一口气。
    12月12日凌晨 4时左右，白凤翔等人开始进攻华清池的蒋介石行辕，与蒋的侍卫部队交火。
    蒋介石行辕的安保，分为四个层次，最外面两层，由张学良的卫队营负责。
    最外一层，是十里铺到临潼的交通检查，有一个骑兵连，另外在灞桥（就是白凤翔他们集合出发的那个地方）驻有一个排。
    再往里一层，是华清池头道门以外和周边地区的驻地警卫，又是一个连。
    再往里的两层，就是“中央“派来的了，
    从头道门、禹王庙那儿到“华清胜境”二道门，为第三层警卫圈，驻扎着70名蒋从南京带来的宪兵，就住在禹王庙里。
    进了二道门就是华清池，上有小桥一座名“飞虹桥”，过了桥就是蒋的宿卫之处“五间厅”了，这是第四层警卫圈，也是安保的核心，由蒋的贴身侍卫日夜巡逻值守，侍卫长就是侍从室一处处长钱大钧，副侍卫长则是宪兵第 3团长蒋孝先。
    外边两道防线是东北军自己人，张学良事先已通知他们全力配合。
    里面的两道。可是真刀真枪的干！
    当晚值守的，是蒋介石的族侄孙蒋孝镇，他听到枪声，知道不好，赶忙叫起老蒋。这时又来了几个警卫，眼看前门是出不去了，蒋孝镇背起老蒋，穿过东小门就往后院跑，到得后院，没想到后门上了锁！
    后门上锁，这是警卫工作的大忌！一旦出了事，别人肯定从前门攻进来，你让“领袖”往哪里跑，等死么？
    此时，蒋介石就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
    万般无奈之下，蒋孝镇等几个人搭起人梯，送老蒋翻墙而过，没想到墙里墙外不一样高，墙外要高得多。老蒋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迥不复当年身手，黑灯瞎火中，不慎摔了一跤，摔伤了腰，从此终生受腰疾困扰。
    华清池的墙外，就是骊山。翻墙的时候，急切中，蒋介石的鞋子也掉了一只，忠心耿耿的蒋孝镇，脱下自己的鞋子给老蒋穿上，扶着他就往山上跑。不一会儿，蒋孝镇的脚就被磨烂了，实在跑不动了，只好让老蒋自己往山上去。
    西安事变之后，蒋孝镇被送进医院，治了好几个月才把脚治好。
    再说孙铭九，冒着枪林弹雨抢入“五间厅”，一看蒋没在，顿时心里凉了半截，抓不到老蒋，可怎么向张副司令交代呢？
        确实，如果老蒋出了事，那就不是向张学良“交代”的问题了，而是从张学良起，大家一块全得“交代”喽！
    这时是凌晨 4点半，据孙铭九回忆，当时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有一定温度，知道蒋跑出的时间不会太长，便命令搜查各处，但仍不见踪影。
    此时贵妃池那边激战正酣，孙以为蒋介石在那里，于是赶快过去令对方缴枪，说“你们不要抵抗了，如果委员长在这里，就请出来答话，我们保护委员长的生命安全！”又说“再不缴枪，我们就扔手榴弹了，把你们全炸死！”对方才停止抵抗，把枪扔了出来。
    经搜查，没有老蒋，孙大失所望，赶快去向捉蒋的总指挥白凤翔报告。这时已经六点多了，刘多荃也来了，赶快给张学良打了一个电话，说“尚未找到委员长”。
    孙铭九紧接着又回到“五间厅”，经仔细观察，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等东西杂乱无章地摆在桌子上。我命令搜查全院，仔细寻找。”
    蒋介石没有搜到，搜出了他的侍卫长钱大钧，躲在一个窑洞里，还挨了一枪。
    钱大钧，1893年生，江苏吴县人。
    蒋的手下，素有“八大金刚”的说法，即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陈继承、刘峙、张治中等八人，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黄埔军校教官出身。
    钱大钧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炮科，1921年到广东投入粤军。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钱大钧成为军校战术教官。
    1926年北伐开始，钱大钧任广州警备司令兼广州市公安局长，替北伐军看家。
    钱大钧虽然有一份日本士官学校的履历、而且还是军校的教官、而且还是专教“战术”的，但他却不怎么善于带兵打仗，所以更多的时候，钱都是以一种高级幕僚的面目出现。
    1935年 3月 1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成立，主任张学良，钱大钧任参谋长，“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1935年10月 2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改组为西北“剿总”，钱拒绝赴任，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
    “侍从室”第一处负责总务、参谋和警卫工作，因此，保护老蒋，正是钱大钧的职守。
    据蒋介石的日记记载，当天晚上，在与张学良的谈话中，他觉得张“形态奇异”、“形色匆忙”，“精神恍惚”，怀疑是“其为昨日闻余切训，使彼不乐而已”，再加上陈诚当天下午的提醒，使他产生了某种不祥之兆。因此，12月11日晚上，蒋曾有意召唤钱大钧，告诉他对“行辕警卫应特别加严”，但因太晚了，就没有叫他。结果真的出了事。
    在乱军中，钱大钧被流弹击中胸部，打穿了肺叶，只好躲在一个破窑洞中。被孙铭九发现，其实真的是救了钱大钧，否则时间长了，非死了不可。
    据白凤翔的副官回忆，当时钱大钧被送到白凤翔处，钱像见到了救命恩人一样，拉着白的手问：“瑞麟( 白凤翔字瑞麟 )，是怎么回事? ”
    白说：“西门已让共军占了，张副司令派我来保护委员长进城，委员长哪里去了? ”
    钱说：“晚间我还和委员长在一起吃点心，以后就不知道了。”
    要说这钱大钧可真行，委员长让你当这个“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就是要你陪着“在一起吃点心”的么！挨这一枪真是不冤！
    想起来也是报应——当初张学良让他入陕就任西北“剿总”参谋长，他说什么也不肯来。让你不来，这回挨一枪！
    挨一枪，钱大钧总算还保了一条命，蒋孝先可是连命都给丢在临潼了。
    蒋孝先，1900年生，浙江宁波奉化县溪口镇人，军校一期毕业。
    蒋孝先是蒋介石堂兄蒋周益的孙子，因此，他跟蒋孝镇一样，也是蒋介石的族侄孙，毕业于浙江第四师范学校以后，适逢老蒋主持黄埔，遂前往投考，入军校一期一大队。
    蒋孝先参加过东征和北伐，此后一直干宪兵，1928年任宪兵第 1团第 1营营长。1930年曾赴日本考察宪兵业务，回国后任宪兵第 3团上校团长，1933年升任北平宪兵副司令。后调回南京，任蒋介石侍从室组长，此次随蒋介石入陕，相当于副侍卫长，是钱大钧的副手。
    蒋孝先的死，实在是咎由自取。
    侍卫长钱大钧，不管他尽到责任没有，怎么说出事的时候他还在老蒋身边。
    蒋孝先呢，作为蒋介石的副侍卫长，居然跑到西安“搓大饭”去了。
    前面说了，12月11日晚，张、杨二人在绥靖公署安排了一个饭局，请来陕的“中央”大员吃饭，饭后还有堂会，请了戏班子唱秦腔。
    按蒋孝先的地位，还不够“中央”大员的层次，但他是老蒋的亲戚，又在蒋身边工作，大家都让他三分，久而久之，你吹我捧，弄得自我感觉好的不得了。于是，听说张、杨请客，蒋孝先也人五人六地去了。
    吃了饭、听了戏还不够，蒋孝先没有尽兴，又凑了一桌麻将，潇洒了一夜，早上 4点多钟才往临潼赶。
        他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顿饭、最后一场戏、也是一桌麻将了。
    12月11日，张学良卫队营副营长商同昌奉张之命，会同孙铭九一同赶赴临潼执行捉蒋任务，当天凌晨，他赶到十里堡会齐了孙铭九。当时因几辆车子的水箱出了问题，于是孙带一部分人先走，商同昌在十里铺等候，这时是 4点多钟不到 5点。
    据商同昌回忆：“就在这个时候，从西安方面开来一辆小汽车，因为我们大汽车和部队挡住了公路，小汽车开不过去。我上前一看，见小汽车上坐着两个人（加司机共三个人）。
    我问：“你们是那里的？从那里来？到那里去？干什么的？”小汽车上一个人掏出名片给我并回答说：“我是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紧要事情。这一位是×××（我忘了他的姓名和职务）。”

    按：另一个人是侍从室的财务人员蒋和畅，也是蒋介石侄孙辈，但他隔得比较远一点，所以不按“孝“字排行。

    我接过名片一看。上边印着两行头衔，一行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官”，一行是：“宪兵第三团团长”，中间三个字是“蒋孝先”。
    我看了名片后说：“对不起！蒋团长！我们也是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紧要事的。车子马上就开。”我同蒋孝先说话以后，我把我营部政治指导员张××找来。我告诉他说：“这小汽车上坐的是蒋孝先，你带两名卫队坐在他的车子上，别让他们跑了。要他跟着我的兵车后边走。捉到蒋介石后，再处理他们。”我回头带领张指导员和两个手枪兵到小汽车前向蒋孝先说：“蒋团长！我们人多，车子坐不下，我叫三个人坐在你的车上吧！”这时蒋孝先和那一个人面如土色，一句话也没有说。张指导员叫卫兵缴了他们的枪后，就上了小汽车。这时我们大汽车已装好了水，我率领第八连张万山部队的兵车先行。张指导员押着蒋孝先后边跟着走，随即到了临潼。当我率队到达华清池时，孙铭九带的第七连已打死华清池外围卫兵冲进大门了（大门内分几个单独小院子）。我即刻加入战斗。
    至于蒋和畅，他脑子还比较快，一看势头不对，于是说自己是搭车的，由于他当时没穿制服，结果幸免于难。
    商同昌将蒋孝先送到临潼，派人将蒋看管起来，随即投入战斗。适逢白凤翔、刘多荃检视俘虏，一眼看见蒋孝先，刘多荃登时想起张学良曾对他说：“蒋孝先这小子太狂了，他对黎天才说，你告诉张副司令，西北的剿共任务如不愿担当，即请张退出西北，不要误了大事。如若还愿意干，就好好干。蒋孝先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
    蒋孝先在北平当宪兵副司令的时候，多次与东北军发生冲突，因此东北军个个恨之入骨。此时，刘多荃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对白凤翔说：“还把他( 指蒋孝先 )送进城里干什么？”于是白对自己的副官说：“把他弄下来给拾掇了。”
    冲撞了张学良的蒋孝先就这样死了，少帅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按：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追晋蒋孝先为中将军衔，埋葬在奉化老家。不久后，张学良也被送到奉化幽禁，张还送了蒋孝先的遗孀一笔钱以“超度亡魂”。

    这时，一个战士发现了蒋遗失在墙下的鞋子，赶快报告孙铭九，孙由是断定蒋已经上山了，赶快又去找白报告，并跟着传令搜山。
    首先发现的是脚已经扎坏的蒋孝镇。孙问他，委员长在哪里？蒋不说，孙急了，用枪比着他：“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枪毙了你! ”
    蒋孝镇还是不肯说，但不由自主地往山上看了一眼，孙铭九随即让人把他押下去，然后上山搜查。
    不管怎么样，蒋孝镇在枪口之下，也没有直接透露蒋介石的下落，已经对得起他那位“叔公”了。
    这时天已大亮，卫队营班长陈思孝（商同昌回忆中名为陈至孝）忽然发现一个洞口似乎有人，一闪又消失了，于是喊：“是不是委员长? 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
    里面传出声音：“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随即，一个人站了出来，只见他“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
        孙铭九闻讯，赶忙抢将上来，定睛一看，不是蒋介石而谁？
    据孙回忆，当时蒋介石冻得“浑身发抖”。
    蒋从 4点多钟跑出来，穿着一身睡衣、睡裤，鞋子也跑丢了，已经在寒风中冻了两、三个小时。12月的天气，还差10天就冬至了，大山里，冷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如果不是靠着一股“逃生”的欲望在顶着，换一个人，冻也冻死了。

    按：西安事变解决以后，蒋介石把他在此期间的日记整理为一本名为《西安半月记》的小册子，公开发表。在这本书中，老蒋总想着表现自己在逆境当中那种“不辱革命之人格，无忝于总理教训”的英雄气概和“领袖风范”，因此竭力回避、掩饰当时的窘迫之态。
    其实大可不必，当时那个情况下，换任何人都是这样的反应。这里所说的“逃生”，没有什么丢人的。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那都是说说而已。再说也得分什么事，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候，不跑那是傻子，换了苏洵，也是一样，别听他吹大牛。
    “三军统帅”的威严，其实并不来自统帅本人，而来自于他所面对的人群和这个人群所持的态度，离开了这个人群，或者失去了某种特定环境，他就什么也不是。比如某一个组织的负责人，平日里在单位指指戳戳，吹胡子瞪眼睛，大家都很怕他。下了班，跑到集贸市场去买菜，他照样得换一副脸孔，为什么？因为人家不认识他，如果还弄“假牛×”那一套，人家得揍他！
    在“兵变”面前，“三军统帅”的威仪，一钱不值。

    孙铭九捉住了老蒋，喜不自胜，当时就跪在地上给蒋磕了一个头，说：“委员长你可救了我！”
    孙的这个举动，一方面是真情流露，因为抓不到老蒋，或是老蒋出了事，他真的没法跟张学良交代，从这个意义上讲，老蒋确实是救了他。
    另外，孙铭九的这个举动，从客观上确实缓解了蒋当时那种极度紧张的情绪，让他知道，自己还是把蒋当做“上官”的，你不用紧张，我绝对没有恶意。因此，从这件事上来看，孙铭九还是很会来事的，难怪张学良把他引为亲信，确实办事让人放心。

    按：孙铭九磕头这件事，他本人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记载，可能他有他的想法，但在蒋介石日记和商同昌的回忆中都提到了这件事，这俩人应该不会瞎编。

    于是蒋问“你们是哪里来的? ”
    孙说：“是东北军! 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 ”
    于是蒋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孙回答：“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又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 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这时蒋可能是实在站不住了，一下坐倒在地上，很生气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
    这时孙不再与蒋啰嗦，同时他也看出蒋确实摔坏了腰，于是背起蒋送到山下。
    这时，商同昌已经集合了部队，白凤翔、刘多荃以及 105师第 2旅旅长唐君尧也赶来了，大家一道劝蒋去西安，蒋说什么也不去，口口声声说“让你们副司令来”。
    但这时由不得老蒋，大家半请半推地把蒋介石拥上汽车，由唐君尧带着孙铭九将其“护送”到西安。
    唐君尧，1899年生，辽宁辽阳人。
    唐君尧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的前身东三省讲武堂第五期，1934年任 105师第 2旅旅长，他的师长就是刘多荃。12月 4日，刘多荃飞赴西安参加蒋介石的“剿共”会议，由唐君尧暂代师长。12月11日事变发生前夕，张学良急召唐君尧到西安，并令他担任进攻临潼的“内线”总指挥。
    唐君尧是个大块头，据说身高在 1米九零以上，做“解差”是再合适不过了，谁也跑不了。
    12月12日上午 8点多钟，蒋介石被送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西安新城大楼。
    至此，张学良的“兵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在西安、临潼两地的战斗中，蒋方的重要伤亡，除邵元冲、蒋孝先以外，还有蒋的秘书萧乃华、宪兵第 1团团长杨镇亚等人。
    杨镇亚，1902年生，湖南石门人，黄埔四期步科毕业。
    西安事变时，杨镇亚任宪兵第 1团上校团长。12月 9日，蒋介石闻听西安的大学生要来临潼请愿，曾派杨镇亚带宪兵到半途截击，如果不是张学良到灞桥劝阻学生，极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
    12日凌晨，杨镇亚率仅有的几十名宪兵死守华清池，力竭而死。
    1951年，去台的国民党政府为“表彰”蒋孝先、杨镇亚等人“壮烈殉职之忠贞洁烈精神”，将每年１２月１２日定为“宪兵节”，“以缅怀西安事变壮烈牺牲之宪兵烈士”。
    据《中央日报》当年12月23日的文章说，蒋介石此次前往西安时，“随从官佐共52人，殉难者46人”。
    另据商同昌回忆，在临潼的战斗中，蒋方死伤共为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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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1 06:29

23、西安事变：军统活动

    当天，以张、杨领衔，通电全国，这就是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联署的，还包括在陕的一部分“中央”大员。
    据晏道刚回忆：
    “十二日上午九点多钟，孙铭九等已经送蒋介石到新城大楼。这时张学良带着拟就通电全国的文稿，直到西京招待所，招集中央各大员宣布，他说：‘各位，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
    “张学良念完后又说道：‘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于是马占山先签，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王以哲、董英斌、缪澄流、钱大钧等均在通电后面签了名。“
    由于这份文件十分重要，兹全文附录于后：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
    暨各部院会勋鉴：
    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议，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近来国际形势巨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 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惜，爱国获罪，令人发指! 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抢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
    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之爱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待命之至！
        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邪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澂流叩。文。】
    从12月12日凌晨，张、杨分头在西安、临潼“动手”时起，两地与南京的通讯就中断了。
    这里说明一下，在当年，由于通讯事业极度落后，要想控制消息，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张、杨手下有军队，事变一开始，先把所有“中央”方面的军事通讯设施控制住，第二步，把广播电台和电报局、报社控制住，基本上也就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络渠道。
    因此，由于事出突然，全部“中央”势力在陕的全部机构，没有一个来得及向外部发出任何一个示警信号，便已就范。
    至于戴笠寄予厚望的陕西站，由于马志超创造性地将站本部和电台与警察局合署办公，因此，在12日凌晨被孔从周来了个连锅端，马志超仅以身免。
    因此，当西安事变发生后最初的一段时间，谁也不知道西安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而，没有消息，本身就是一种消息。
    蒋出行在外，其“行辕”与南京的联络，是无一时中断的，一旦中断，则出事无疑。
    此时的南京，已经乱做一团。国不可一日无主，平常大家都看着蒋介石不顺眼，这时候才明白，没有这样一个角色还真是不行，国家的一切事情突然没有人做主了，挺不习惯。
    老蒋出事的时候，戴笠正在广州处理缉私事宜，听得西安情况有异，马上飞回南京。
    特务处的电台，可说是全中国最勤奋敬业的，所有报务人员三班倒，每人八小时，不论什么时候，南京总台的灯光总是亮着的，确保与全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支台、甚至分台、组台的联络。
    眼下，总台与陕西的联络，居然全部中断，令戴笠大为光火，心中早不知把马志超的祖宗问候了多少遍，不知下达了多少次“几点之前必须叫通”的死命令。问题是那边无人应声，你有什么办法！戴笠急得跟什么似的，只恨自己不能乘着无线电波飞到西安去！
    第一个报道西安出了问题的，正是曾报道“藏本英明事件”的路透社记者赵敏恒。
    当天，张道藩突然打电话问赵，“有没有西安方面的消息？”赵说没有，张又问，“西安有没有路透社记者？”，赵又说没有。张接着又问“能不能与西安联系上”等等，仍不得要领。于是，张道藩没再说什么就把电话挂了。
    赵敏恒是记者，有一种特有的敏感，对送上门来的新闻线索，自然不会放过。他先是找铁路方面的熟人，问陇海路是否畅通，对方告知只能到华阴。
    根据这些情况，又联想到张道藩的紧张情形，赵敏恒第一个发出了“西安发生兵变”的消息，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和依据完全正确。
    跟着，张、杨发布《抗日救国八项主张》通电，瞬间传遍全球，轰动了世界。
    这个时候，国民党衮衮诸公的众生相，用句俗语：真是“够十五个人看半啦月的”，许多人都有一种“这下机会来了”的感觉，其中表现最“出色”的，南京有一个何应钦，另一个是还在国外的汪精卫。前面说了，1935年11月 1日，汪精卫在中央党部遇刺，此后一直在欧洲将养身体，事变发生时，汪正在法国戛纳。
    但戴笠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欣赏“众生相”。
    因为，当前的戴笠，与哈姆雷特一样，正面临着一个“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
    豪无疑问，如果蒋介石完了，那么戴笠也完了。戴笠没有公职，不是经过政府任命的特任、简任或荐任的官员，只是一个群众团体的中层干部、部门经理。而这个群众团体，是以保卫“领袖”为天职的。现在，领袖在他们出色的工作下，成了阶下囚，可以想见，这个团体，面临着的前景会是什么样的。
    果不其然，老蒋一出事，大家的矛头都指向了戴笠。首先开火的就是复兴社的那些军校同学，原来关系越近，现在骂得越狠，落井下石，唯恐落于人后，大有一种必置戴笠于死地而后快的劲头。
    大家众口一词：
    “特务处负有保护领袖的责任，今领袖蒙尘，戴某人不得辞其咎！”
    “戴笠负特种工作责任，为何使校长受此危险？”
    “应杀戴笠以谢天下。”
    “校长如有不测，我们找戴笠算帐！”
    从他们的言辞看，好像戴笠比劫持“领袖”的张学良更“可恨”。
    之所以这样，并非戴笠人缘不好，相反，戴笠很会交朋友，他之所以能“黑白”两道平趟，与他朋友多、“路子”广直接相关。
    但是，自戴笠执掌特务处以来，不到几年时间，后来而居上，俨然成了蒋的亲信，大家看着不舒服，不可避免地，也有几分嫉妒。
    另外，仗着蒋在背后，戴笠作风越来越强势，处理问题越来越霸道，得罪了不少人。
    最重要的，戴笠和他的特务处，虽然拥有着相当的权利和影响力，但在背后，并没有与此相当的政治地位来匹配。所凭依的，唯有老蒋的信任而已，离开了蒋介石，戴笠什么也不是，跟马志超一样，白扯！
    很不幸的是，目前，戴笠的处境，似乎已经离“白扯”不远了。
    如果老蒋从此不再回来，那什么都别说了，戴笠和他的特务处，一起“洗洗睡”。如果老蒋回来了，那与戴笠也没什么关系。相反，你的工作干成这样，还能指望校长给你什么好脸子不成？最起码是捆送军法执行总监部，问成个“失职”，其结果，基本可以肯定，一样是“洗洗睡”。
    如果想避免这样的结果，戴笠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找一块白绫子，找一根承重的横梁，往上一栓，再把自己往上一吊。或是让胡子萍去买一坛戴笠最喜欢喝的绍兴老酒，再配以一定量的砒霜，往里一搀，一喝，同样可以达到类似效果。
    如果换一个人，也许就认了，听天由命了。况且，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个程度，看起来，就像保卫萨拉热窝的瓦尔特所说的，“很难改变什么了”。
    戴笠不这样看，戴笠从不是一个屈从于命运安排的人，否则，凭他一个农家子弟、一个高小都没有毕业、好不容易考上黄埔又被赶将出来、到了三十岁还一事无成的人，绝挣不到今天的份上。
    戴笠这个人，不管你怎么看他，戴笠身上有一种特质，为常人所不及。那就是他坚强、他百折不挠，认定一个目标，坚决往前走，有点一条道走到黑的意思。
    眼下，戴笠要做三件事，一要救老蒋，二要救自己，三要救自己的团体。
    这三件事，其实是一件事——救出老蒋，是最好的自救，保住了自己，也就保住了自己的团体，也就保住了今后东山再起的机会。
    但是，在这当中，尚有一层重大的关节，即在救出老蒋的过程当中，必须体现出戴笠的存在和作用。否则，即便救出老蒋，没有戴笠的功劳，那么仍旧要追究你“失陷领袖”的责任，说不定死得更快。
        恰在此时，宋子文给了戴笠一个机会。
    据宋子文在日记中记载，在他12月20日第一次赴西安并与张、杨初步讨价还价之后，他决定要做几件事情：
    其一，“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
    其二，“由戴雨农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
    其三，“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次日，宋子文返京，并分别与宋美龄和戴笠交换了意见，据他回忆，“他们均赞成我与蒋夫人及戴同返西安。戴建议，我应与一些政府要员交谈，努力寻求和平解决。”
    宋子文的建议，等于是给戴笠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多方设法，终告无效的情况下，戴笠的眼前，出现了第三条路，那就是亲赴西安，营救领袖。
    在这里，“营救领袖”是虚的，一个大权在握的戴笠都救不出领袖，跑到西安自投罗网，对“营救领袖”能起到什么作用？别说我们不信，连戴笠自己都不信。
    对戴笠此时的处境，前人曾评价为“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的确如此。
    既然如此，那还不如大大方方地把头伸出去给别人砍。隋炀帝曾揽镜自顾：“好头颅，谁当斫之！”换成戴笠，这句话再贴切不过——这一刀，就是要砍，也得让张学良来砍；这颗头颅，就是要掉，也要掉在校长身边。
    说得再明白点，戴笠的西安之行，是在用自己的命赌博，赌的是他和“校长”都能活着回来，他好收这“身入虎穴，舍命勤王”的“不世”之功。到那时，即便去了西安什么也没做，“校长”心里怎么会看他，还用说么？
    戴笠不愧是戴笠，换任何人，不敢走这么一条“舍不得自己套不着校长”的路——不一定是想不出来，关键是能不能豁得出去，蝼蚁尚且贪生，谁不想多活几天！
    不过，也就因为这一念之差，让我们知道人之为人，终究是有高下之分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要说戴笠的西安之行，完全是去送死，也不客观。戴笠不是傻子，一点不靠谱的事，他是不会去干的。
    戴笠也会分析形势，之所以他敢去，最大的凭依是，自己与张学良是拜把子兄弟。当年的人们，头脑中的神鬼概念还比较深刻，不会完全把结拜时发的恶誓当成“放”那种“气”。因此一般来讲，对结拜兄弟，最起码得差不多。当然，政治人物另说。
    张学良这个人最讲义气，如果说，世界上真的有人，为了朋友，能够在自己的左右两个肋部各插上一把刀子的话，那么张学良一定是其中之一。
    既然如此，有张学良在，戴笠怕什么，踏踏实实去，大大方方回，怎么去，怎么回。
    不过，在这种信心面前，有一个事实，必须予以充分考虑，那就是——张学良与蒋介石——也是拜把子兄弟，最后结果怎么样，大家都看见了。
    因此，虽然宋子文的日记中写得很轻巧——“他们均赞成我与蒋夫人及戴同返西安”，但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对宋子文兄妹来说，去趟西安，总的来讲问题不大，张、杨不会对他们怎么样。
    但对于戴笠而言，此行是玩命！
    张学良不是一个头脑中有许多框框的人，领袖他敢扣、省党部他敢抄，共产党他敢联络。在张学良的字典里，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只看他想不想做。用张自己的话说，“长这么大，我就从来没有过上级！”
    从这个逻辑推而广之，作为“领袖”的义兄可以劫持，另一个义兄不是领袖，杀掉又何妨！古话说，“大行不顾细谨”，李世民为了当皇帝，连自己的亲兄弟、亲侄子都敢杀。杀了又怎么样？改一改史书，照样是千古明君。
    翻翻历史，凡是搞兵变的，或是搞所谓“清君侧”的，不管他说得有多好听，最终的目的，一定是奔着上边盘着九条金龙的那张黄椅子去的。最典型的，除了李世民，还有赵匡胤。不过赵匡胤没有李世民那么狠，所以他死了，位子就让他弟弟给夺了，直到 187年以后，才由宋高宗赵构还给赵匡胤的嫡传子孙。
    既然如此，谁知道张学良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万一他想问问传说中的那几个鼎到底有多重，杀个把义兄也没什么新鲜的！
    再说了，就算张学良有意维护戴笠，别忘记了那边厢可还有一个杨虎城，戴笠可以与张学良攀交情，跟杨虎城可攀不着。1935年，戴笠就曾通过向影心搞过杨虎城的情报，派马志超去搞杨虎城，又被白冠五把消息给捅破。杨虎城虽然认字不多，记性可很好，17路军好几万人，万一谁的枪走了火，正好打死戴笠，也未可知。
    还有一层——西安的共产党。据说当年军校政治部的周主任，目下正是张学良的座上客，万一他看见当年被开除的的学生、眼前的“国特”，还是头子，一生气，估计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
    戴笠思来想去，此行，生还的可能性固然存在，最坏的算盘也不能不打，因此，行前，特地召集南京特务处本部的中层以上干部，开了个告别会。
    会议在洪公祠 1号特务处本部召开，想当年，这处宅子，正是张学良赠送给戴笠的。
    大家都很明瞭，说是话别，极有可能相当于临终的嘱托，因此会场沉闷至极，几同丧仪。据乔家才回忆，戴笠是这样说的；
    “领袖蒙难，是我们的过失，我决定到西安随侍校长。此去凶多吉少，如果校长能安然返京，我也能随侍归来，否则，我死而无憾。古人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我只有一死，才能上报领袖，下救工作的危亡。但无论如何，大家要安心工作，忠心耿耿，继续为革命奋斗到底。尽忠报国的责任，全在各位肩上了。”
    听到这里，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有些跟戴笠时间比较长的、感情深的，抑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戴笠看到大家这样，非常欣慰，于是说：
    “你们哭什么，成功，成仁，是我们革命者的抱负。我既以身许国，就无可惧之事。只要俯仰无愧，就能内心平安。大家应该为我高兴才是，我不要你们用泪水为我送行，大家应该以掌声壮我行色。”
    当时会场上掌声雷动。
    会上，戴笠指定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和书记长梁干乔代理他的工作。
    话别之后，戴笠回到鸡鹅巷53号，此前，他已经叫回了在上海大同大学念书的独子戴善武。要走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儿子不能不见一面。
    最后，戴笠来到母亲蓝月喜房中，拜别母亲。戴笠是个孝子，凡出远门，必事先向老母辞别。
    但这次，他不知道怎么说了。
    最后，他说：“母亲，自从迎养你到南京来以后，孩儿奔忙国事，少尽孝道。不要说席履丰厚，就是晨昏定省，也常有缺失。现在，儿子要离开你，去很远的地方，自古道：忠孝不能两全，我因为做了国家的儿子，以后，可能……”
    说到这里，戴笠实在是说不下去了。
    蓝月喜是一个非常明理的老太太，她看戴笠如此，心知必有“非常大事”发生，也意识到此一去，可能就是永诀，但她没有说破，也没有哭哭啼啼，只是说：“今天看到你为国家做事、为长官分忧，我很高兴。你能为国尽忠，又能有这样的孝心，我就放心了。我虽然上了年纪，但身体很健康，如果有什么变动，我会与家人回乡居住，你不必挂怀，去做你的事情吧。”
        上面这段对话，也出自乔家才的记载，戴笠母子的谈话，乔当然不可能在现场，但衡之以情理，应该与实际情况差相仿佛，故照录于此。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端纳以及戴笠等人飞抵西安。这是十天之内，“中央”第三批来陕人员了。
    第一批是12月13日，蒋介石夫妇的私人朋友、澳大利亚人端纳。
    第二批是12月20日，宋子文。
    第一夫人驾到，非同小可，张、杨亲自在机场迎候，张学良且到飞机上问候宋美龄。
    寒喧之后，宋美龄说，汉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检查。张说：“岂敢！岂敢！”
    实际上何待她言，倾慕宋美龄的，不仅是胡宗南，张学良也是其中之一。
    戴笠可就没这个待遇了，戴是最后一个走下飞机的，刚一露头，就被杨虎城看见了，随即示意卫士上前搜身，下了戴笠的手枪，此事令戴笠始终耿耿于怀。
    此后，据多数文献记载，都说张学良马上令从人将戴笠单独送走，弄到金家岭公馆，找了个地下室，软禁起来。
    但据宋子文记载：
    “抵西安后，我告诉他们先让蒋夫人去照顾委员长。我与张、杨进行了讨论，戴与蒋鼎文将军亦在场。”
    谈话之后，张将戴笠送到自己公馆的地下室里，实际上是对他的一种保护。
    戴笠没有想到，连跟蒋见面的机会都没有，至于“营救”云云，更是闲话一句了，他预感到自己的时间恐怕不多了。在此期间，戴笠曾留下一份遗书，这份遗书，军统一直保存，做为后来培训干部的重要教材。遗书的内容，是这样的；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寓地下室。”
    这份遗书，本人高度怀疑是后来补写，当然仅仅是怀疑，没有任何证据。如果是真的，那就算笔者以小人之心度“大人”之腹。毕竞我们是常人，而戴笠不是常人，因为历史上有他一笔，而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几乎可以肯定，不会出现在将来的任何一本历史书上。
    戴笠有点过于悲观了。谁也想不到，事情的转机来得这样快。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于当日亲自陪同蒋介石飞离西安。
    如同事变的发生一样，事变的解决也毫无征兆，三天时间就拐了这么大一个弯。在西安的许多问题还存在诸多变数的情况下，张学良单方面释放了老蒋。
    之所以特别强调“单方面”，是因为张的举动，未得到任何一方面的充分谅解，张学良再一次表现了他不为任何人左右的一面。
    事变的发生，固然以张学良为主导，但并不意味着张有权漠视他人的存在。
    首先，张的坚强盟友杨虎城（此时已经成了难兄难弟），对此坚决反对。这一点，张本人的回忆，宋子文的日记，都透露了这一点，无可怀疑。两人一度争论得非常激烈，据张回忆甚至“拔枪相向”。短短三天之内，两人已经几乎到了反目成仇的地步。
    杨虎城不同意，张学良的另一个盟友共产党也不赞成，因为蒋并没有在双方协定上签字，只是口头保证“以领袖人格”担保，一定会履行诺言。问题是，蒋介石是政治家，政治家的人格，能不能用来担保，恐怕还要讨论。
    当然，这个诺言，老蒋后来确实兑现了，但非常费劲，要不是仅仅半年之后就发生了“七七”事变，国共双方到什么时候能够谈拢还很难说。
    再有一点，就是张学良自己的东北军内部，没有达成共识。特别是直接站在捉蒋第一线的那些人，如刘多荃，再就是以应德田、孙鸣九、商同昌为代表的那些青年军官、中下级军官。张学良贸然地送走了蒋介石，而且在事前未与杨虎城及东北军高级将领通气的情况下，在即将与蒋介石一起登上飞洛阳的飞机之前，交给杨虎城一道“手令”：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
    张学良此举，连蒋介石都觉得不妥，据《西安半月记》记载：
    “临发时，张坚请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张谓：‘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
    张学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手下的那些骄兵悍将，哪里是杨虎城能够指挥和约束的。张只看到了他们对自己唯唯诺诺的那一面，而忽视了这些人的独立人格，也没有考虑到这些人在政治上的幼稚程度。
    这不奇怪，因为——张学良本人，在政治上就不甚成熟，遑论其手下！
    张走后不久，东北军内部就发生了兄弟阋墙的悲剧，最终导致东北军这个曾经风云一时的军事集团于不久后的土崩瓦解。
    12月25日，蒋介石到达洛阳，并在洛阳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
        当老蒋与特地赶来迎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的时候，他身边站着的，除了宋美龄和宋子文之外，还有面带微笑的戴笠。
    戴笠没有理由不笑，西安之行，戴笠以死求活，败中取胜，最终“咸鱼翻生”。
    戴笠以自己的命做赌注的这一场豪赌，取得的结果，甚至超出了他的预期——西安之行，戴笠不但一举摆脱自己了“失陷领袖”的罪名，保住了特务处，而且因祸得福，PK掉了所有对头和潜在的对手，在重多的特务机构中，隐隐然取得了一股独大的地位，为今后的军统打下了坚实基础。
    戴笠真应该好好感谢宋子文。事实上，此后多少年，戴笠与宋子文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有得意的就有倒霉的，而且是得意的少，倒霉的多。
    老蒋回到南京，开始秋后算账，除了张学良要上军事法庭以外，还有其他人。
    第一个应该是玩忽职守的蒋孝先，可他人已经死了，又是蒋的后辈，俗话说“人死万事休”，不但无罪，且追晋中将，予以厚恤。
    再一个是侍卫长钱大钧。
    12月 8日，张学良曾找到钱大钧，对他说，委员长专列的机车出了问题，要开到西安去维修一下，很快就会修好，问钱有什么意见。钱哪知其中有计，当下一口答应，也没有报告老蒋。
    回到南京，满腔怒火的蒋介石找钱大钧算账，问他为什么与张学良串通一气，把机车弄到西安，导致专列无法开动，是何居心。
    钱大钧赌咒发誓，说自己真不是故意的，纯属为张所愚弄。蒋看在他为自己挨了一枪的份上，没有继续追究此事，免掉了他侍一处处长的职务，让他去疗伤。抗战开始以后，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钱大钧当上了挂名的军统局局长。
    其他的人，就没这么便宜了。
    第一个倒霉的，就是被张学良“请”到西北当参谋长的晏道刚。
    12月30日，蒋介石发出手令，大意是：“晏道刚、曾扩情不尽职责，不知廉耻，着即撤职查办。”
    据晏道刚回忆，他本人于12月28日被杨虎城第二批释放，当天乘飞机回到南京，住在中央饭店。30日，军事委员会一个副官找到他，给他看了军委会办公厅抄录的蒋介石“手令”。
    晏当即问他，“你给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 ”对方说：“这是军委会办公厅朱培德主任叫我拿来给你看的，他说请你到羊皮巷军法处去。”
    晏又问他：“这是什么罪名? 何以将我与曾扩情并列呀? ”副官说：“这是委员长亲笔写的，朱主任也曾问过委员长，委员长说，晏道刚是不尽职责，曾扩情是不知廉耻。大概为的是西安事变吧! 办公厅也不好确定罪名，只好抄录原条给你看，请你即刻到军法处去，汽车也预备好了。”
    晏说：“好! 我同你一道去。”
    从此，晏道刚就算被关起来了，地点就在羊皮巷，与戴笠关押特务处犯了纪律的“同志”的“乙”地，是一个地方。
    其实，晏道刚真的很冤，要说在西安事变的问题上，最不应该受到到指责的，就是晏道刚了。9 月份，拿着张学良的材料亲自去向蒋汇报的，正是这位晏参谋长。当时蒋介石说他“胡说”，现在反过来又指责晏道刚有亏值守，毫无道理。
    不过，官场上，哪有那么多讲理的地方！
    所以，颇有人为晏鸣不平，于是有人找军法处处长王震南，说：“晏甸樵（晏道刚字甸樵）是个无罪的人，要他在军法处不过是委员长在西安受伤，回来发泄他的脾气而已，你处要优待他。”
    晏道刚自己，也多次催军法处“定案”，其实也是讨一个“说法”的意思。否则，不明不白地就这么关起来，算怎么回子事？
    催了几次，也没人理他这个茬。直到抗战爆发以前，蒋介石才下了一道手令，释放了晏道刚。
    1937年 8月，经何应钦保荐，晏道刚曾担任军政部武汉办事处主任，后又任重庆抗日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都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位置，与他原来承担的职责相比，那是天差地别了。
    1945年 8月，晏道刚被勒令退职。解放以后，晏道刚被选为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委员，任省参事室参事。
        晏道刚于1973年去世，享年84岁。
    被蒋痛斥为“不知廉耻”的曾扩情，事发时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
    曾扩情，1895年生，四川威远人。军校一期毕业。
    曾扩情在一期生中，属于岁数比较大的，1924年入学的时候，曾扩情已经快30岁了，比很多教官都大，因此大家都很尊重他，叫他“扩大哥”。

    按：军校一期生的年龄差距特别大。曾扩情生于1895年，还不是岁数最大的，最大的是1893年生人，有四个。还有像一期生中比较出名的李之龙，是1896年生的，都属于岁数比较大的那一拨了。
    相反，一期生中最小的，是1907年生的，入学时才17岁，相比最大的同学，足足小了14岁，几乎差了一代人。

    曾扩情他们这些个岁数比较大的，比较起那些十几岁的小孩子同学，肯定要成熟得多，机会又好，有的提拔得特别快。
    像李之龙，从军校毕业出来，第二年就当上了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海军少将，这时他才29岁。1926年，李之龙又代理海军局局长，晋升为海军中将，这在后来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曾扩情也是如此。1931年11月，36岁的曾扩情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又当选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曾是黄埔同学中第一个当上国民党“中委”的，比胡宗南都早。
    1932年，曾扩情参与创建了“复兴社”，成为“十三太保”之一，由于他的岁数比较大，大家称之为“大太保”。

    按：曾扩情是一期一大队的，这个队厉害，“十三太保”中占了仨，除曾扩情外，还有贺衷寒、邓文仪。

    1934年 4月，曾扩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京分会政训处处长，实际上是复兴社华北分社负责人，所以在这个阶段，曾扩情与华北分社书记郑介民是搭档。
    这里所说的“搭档”是指复兴社的工作，而不是指特务处的工作。复兴社与特务处是两条线，而且复兴社是大概念，特务处只是复兴社的一个部门。
    但是这种区别，外人是不了解的，往往把复兴社与特务处混为一谈，一说复兴社，就是特务。另外，在事实上，复兴社及其在各地的分枝机构，其工作内容，也确实包含着对军情、政情、社情的搜集，只是不那么太专业而已。所以，说复兴社整个就是一个特务机构，也不算冤枉他们。
    因此，在1935年 7月 6日，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的《何梅协定》中，日方特别提出了：“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以及“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的要求。
    1935年11月26日，蒋介石通过行政院下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该会政训处处长曾扩情调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
    12月12日，被外界视为“复兴社特务”的曾扩情，被杨虎城拘禁。
    事发之后，张学良找到曾扩情，跟他谈了谈，希望他能够公开发表一个讲话，把“西安事变”的原委告诉世人。曾扩情同意了。
    据曾回忆，在此期间，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发表了一个广播讲话，说“蒋委员长在张副司令和杨主任的关怀照顾下，很为平安。西安所发生的事变是一个政治事件，只要南京方面派有关人员来西安，同张、杨两将军开诚协商，问题就会得到迅速解决。”
    第二，给地处要津的黄埔同学胡宗南、贺衷寒等人写信，告诫他们“奔车之上无仲尼”，意思是说，如果想“领袖”平安，只能谈判，不可动武，否则，“象孔丘那样的人，坐在狂奔的车子上，也难免会跌倒的。”
    第三，给“校长”也写了一封信，托张学良转交，其实就是张让他写的。信中，曾扩情先是自我检讨：“我未尽到事先察觉和防范之责，致有事变之发生，引为内咎。”
    然后话锋一转，为张、杨“开脱”：“张副司令、杨主任两人并无别意，完全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而采取一时权宜之计，只要接受其要求，不惟无损于尊严，而且更能博得他们的拥戴，以慰‘群伦喁喁之望’。”
    最后，曾扩情又说了句官话：“因有张副司令、杨主任两人的殷勤照顾，我虽未能随侍在侧，也很为安心，万望为国珍重。”
    “扩大哥”办的这三件事，把蒋介石气得七窍生烟，几乎要毙了曾扩情。
    要说这老蒋也没法不生气，自己都被人给抓起来了，曾扩情作为自己的学生、而且是重点培养的学生、亲信的学生，不与张、杨拼命也就罢了，居然还胳臂肘往外拐，为张、杨去讲“公道话”，说他们“完全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
    试问：张、杨是“为了国家存亡”，那我老蒋是为了什么？曾扩情岂不是指着校长的鼻子在骂大街！
    有这样的学生，当校长的蒋介石怎能不生气、怎能不寒心、怎能不说他“不知廉耻”！
    因此，曾扩情一回到南京，在机场等候他的，正是军校的同学、复兴社的“同事”、西安事变的难兄难弟、不久前还命悬一线、如今却红得发紫的戴笠。
    尽管如此，戴笠对曾扩情还是很客气，毕竟是一期的老大哥，戴笠这点顺水人情还是会做的，他还是亲热地叫着军校的“官称”，对曾说：“扩大哥，校长请你反省一下。对不起了。”随即将他送到羊皮巷，关押起来，并嘱咐看守善待老大哥。
        这一下曾扩情被关了两年多，直到1939年，才由一期同学胡宗南给保出来，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但此后再也没担任过什么太吃劲的重要职务，与西安事变前的曾扩情相比，是风光不再了。
    第三个倒霉的，又是一个“复兴社”的高级干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贺衷寒。
    跟滕杰一样，在国民党史上，贺衷寒不算什么大人物，但他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
    黄埔的学生，后来搞出名堂来的，大抵可分为三种出路：
    一是带兵官，俗话说就是打仗的，这类人最多，在军内和国民党内的地位也是最高的。这批学生，以军校一、二期的早期毕业生为主，其代表人物就是胡宗南，杜聿明也算一个，地位既高，同时也受到蒋介石的高度信任，这类人另外还有很多，大家随便一想就能列举很多。
    第二类，是一小部分人，就是以戴笠为首的特务群体，政治地位不高，军衔也最多是个少将，但极有影响力。
    第三类，就是在国民党和军队当中专门搞“政治工作”的那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发轫于复兴社的成立，戴笠等人当初也属于此类，只是后来干得越来越“专业”，终于自成体系，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除了戴笠、郑介民等几个干特工干出名堂的，其余的人，几乎始终在国民党和军队中从事所谓“政训”、“政战”工作。所以为什么一提起国民党的政治工作，总让人觉得与特务工作好像是一码事，因为在最初他们是一个群体。这当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贺衷寒。
    提起贺衷寒，在当年的军校，就是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
    想当初，曾经有“黄埔三杰”的说法，依次为蒋先云、陈赓和贺衷寒；还有“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的说法，两个传说当中，都有贺衷寒在内。
    贺衷寒，原名贺忠汉，1900年生，湖南岳阳人，军校一期毕业。
    贺衷寒从小就是个才子，先上私塾，学了一肚子线装书，后来到武昌湖南旅鄂中学读书。所以，贺衷寒脑子中的“旧”文化和新文化都有一手，写得一手好字，还会写诗词，新式国文也写得好，要不后来在军校怎么闯出一份“文有贺衷寒”的名头来呢。
　　贺衷寒参加革命很早，1920年，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在武汉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贺衷寒成为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1921年10月，中共组织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将于1922年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解放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贺衷寒作为武汉学生代表出席，成员当中，还有同样年轻有为的王烬美、邓恩铭、高君宇、蒋伏生等人。
    如果就这样发展下去，贺衷寒在中共党内的发展，前景估计错不了。没想到，此次苏联之行，不但没有培养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反而使贺衷寒蜕变为一个死硬的反共分子。
    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张国焘，“一大”选出的中共核心领导层三人之一，张国焘本就是一个眼高于顶的人，面对这些“毛孩子”，怎么会把他们放在眼里，整日里颐指气使，今天训这个，明天骂那个，大家敢怒而不敢言。
    偏生是21岁的贺衷寒要出这个头，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贺衷寒是大才子，从小也是被旁人吹吹拍拍惯了的，哪里肯吃他这一套。
    据说，某日，张国焘又在摆谱，说什么“不是我张国焘，你们还想到苏联来！不听话，我把你们全开除。”
    大家都不做声，心想你愿意说就说吧，有本事真把我开除喽。
    贺衷寒听着心里有气，于是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说：
    “张先生，我们是中央书记处派来的，你有什么权利开除我们？我看你这个团长当的是不是不耐烦了？你如果不想当了可以不当，我们另选一个就是。”
    几句话噎得张国焘一口气差点上不来，张国焘何曾被人这样顶撞过，何况是一个小字辈！再说，当时的张国焘，虽说是“中央”领导，不过也只有24岁而已，同样是年轻人。听了这话，立时拍桌大骂，叫贺衷寒“滚出去”。
    贺一听：“要滚你先滚！”谁怕谁啊！扑上去就要跟张国焘“放对”。旁人赶快上来你拉我拽，好歹是把俩人给劝开了。
    如果换一个人，这事可能也就算了，以张国焘的身份地位，何必跟一个最基层的青年团员计较。但这不是张的性格，回国以后，张国焘一句话，果然开除了贺衷寒的团籍。
    从此，一个热血青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回国以后，贺衷寒到武昌一中当了一名中学教师。1924年，黄埔军校开始招生，经国民党元老詹大悲介绍，贺衷寒与自己在湖南旅鄂中学的同班同学、好友蒋伏生结伴南下广州，准备报考黄埔，当时他们先到上海，从上海坐海轮再到广州。
    不料，等他们赶到码头时，开往广州的船已经启航。要说年轻人就是年轻人，胆子是真大，贺、蒋二人居然雇了一只小舢板出海追赶。
    好不容易追上大船，怎么上去成了问题，幸亏大船上的一个年轻人援手，帮贺、蒋二人攀登上船。
    三人互通姓名，那个年轻人自我介绍，名叫胡宗南，浙江人，也是到广州报考黄埔的。这是贺、胡订交的开始。
    赶到广州，军校一期已经录取完毕。他们又结伴去找军校党代表、招生负责人廖仲恺，陈述自己“参加革命、反帝反封”的决心。谁知这时胡宗南又遇到一个新困难，因他个子矮小，不符合军校的录取标准。胡一听当场大哭：“谁规定的个子小就不能干革命！”
    廖仲恺是个爱才的人，当即决定补录三人进入军校学习。贺衷寒和蒋伏生分别入一、二大队，胡宗南则进了四大队。
    在军校期间，贺衷寒把他的反共决心和“才干”表现得淋漓尽致，孙文主义学会就是以他为首搞起来的，深得蒋的欢心。
    1926年，受国民党委派，贺衷寒再度前往苏联考察，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
    1931年，蒋介石任命贺衷寒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剿匪宣传处”处长。
    1932年，贺衷寒与其他黄埔同学一起创办了复兴社，复兴社的《章程》，就是贺衷寒起草的。
    1932年 3月，蒋介石亲自召集了复兴社的成立大会，选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九人为中央干事，侯志明、赵范生、戴笠三人为候补中央干事。
    蒋指定滕杰、贺衷寒、酆悌三人为常务干事，以滕杰为书记。

    按：复兴社成立的初期，由于当时老蒋的地位还没有完全确立，因此复兴社主要的工作任务很明确，就是搞军队的情报，其中包括嫡系、非嫡系部队主要负责人和各级军官的思想情况。
    因此，大家一提复兴社，马上想到这是一个特务机关，因为它在成立的初期，确实是搞情报的。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蒋介石明确规定，复兴社的高级干部，不得吸收军校毕业生中那些带兵的主官担任，因为复兴社要监视的正是这些人，当然不能有他们。
    但胡宗南是个例外，蒋介石指定胡必须参加，并且，戴笠也是胡所援引的。

    1932年，贺衷寒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从此，这个机构就成了蒋介石在军队当中搞特务活动的大本营，也是复兴社活动的载体。比如，曾扩情曾先后担任处长的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和西北“剿总”政训处，就相当于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的派出机构（同时也可以看做复兴社的派出机构）。
    因此，从1932年到1936年，贺衷寒以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为依托，用了 4年时间，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国军“政训帝国”，到最后，居然隐隐然成为国民党内一个新的派别。所以，说贺衷寒在国民党和军队内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但是，贺衷寒和复兴社的命运，在1936年底，被彻底颠覆了。
    怪只怪贺衷寒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12月12日，老蒋被扣的消息传到南京，此时，最活跃的就是何应钦了。
    自国民党建军，何应钦长期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蒋做黄埔军校校长，何当总教官；蒋成立军校教导团，何当第 1团团长；军校学生改建为国民革命军第 1军，蒋是军长，何当师长；蒋做北伐军总司令，何升任第 1军军长；1929年，国民党统一陆海空军，蒋做总司令，何做总参谋长。
    这回，总司令老蒋出事了，何应钦顺利成章地成了“代总司令”，这是没有异议的，没有人会去跟他抢。
    有异议的是何应钦本人，不知道他是不是想把那个“代”字去掉，还是急于把老蒋救出来，他好接着去做那个军政部长。总之，从老蒋一出事，何就特别积极地要组织“讨伐”，要跟张、杨决一死战。
    在何应钦的挟持下，国民党中央通过了“讨伐”张、杨的决定，授权何应钦负责军事，代行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
    最高统帅在对方手里做“人质”，要打，是个什么结果，三岁孩子都能回答这个问题，不需要到日本去留学。连对蒋最“苦大仇深”的冯玉祥等人，都能顾全大局，主张政治解决。
    反倒是何应钦这个老蒋的同学、亲密战友，不知是怎么了，仿佛一夜之间，他就成国民党内主事的了，一意孤行，非得要动武。还给汪精卫打电报，请他回来“主持大计”，真的把老蒋当成透明人、不存在了一样。宋美龄求他都不听，反而讥刺为“你一个妇道人家，只知道救丈夫！国家的事，你不要管！”。
    看起来，某些人似乎只等着两边打起来，老蒋在“讨伐”中“玉石俱焚”那一天了，自己好借机来个“凤凰涅槃”。
    所以，也难怪蒋介石毕生不相信任何人，就这么一帮人，也着实不可人疼。
    静极思动的人很多，这其中，就包括贺衷寒。他找到刚刚经改选上任的复兴社书记邓文仪，建议有所举动。邓文仪年纪轻，被他撮弄，召集了复兴社高级干部会议，通过了武装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公开拥护何应钦代理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
    这还不算，贺衷寒、邓文仪还收编了几百名中央各军校的毕业生，组织了一个“讨逆赴难团”，打出“武装起来，开赴潼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的旗号。
    其实，贺、邓的做法，并不奇怪，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谁也看不出西安事变有政治解决的可能，既然不能谈，那就只有打，还能有什么办法？
    再说了，既然老蒋已经靠不住了，还不趁早另做打算，还等什么呢！谁不想着“拥立”之功啊，再晚了，让别人抢了先，什么事都耽误了。
    贺、邓的打算，并没有错，官场上，本就没有永恒的联盟，只看你能不能跟对人了。
    遗憾的是，这次，贺衷寒、邓文仪跟错了。
    12月26日，老蒋回到南京，首先找的就是复兴社书记邓文仪，把他叫去一顿大骂：“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讨逆。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
    这时，还是戴笠站出来说了“公道话”，说这事还真不怨邓文仪，都是贺衷寒在后面出的坏主意。
    蒋介石又找来贺衷寒，痛斥他忘恩负义。老蒋曾对胡汉民说“我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但事实证明他很会说话，最起码很会骂人。贺衷寒被骂得羞愧不已，放声痛哭，蒋看他哭，更生气了，说“你还有脸哭，给我滚出去哭！”随即免去了贺衷寒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的职务。
    此后，贺衷寒基本处于投闲置散的境地，不复往日的风光了。
    实际上，老蒋对贺衷寒依托复兴社和“政训”工作，逐渐坐大的态势，早有忌惮，借着这次事变，正好归罪于复兴社，打掉“政训”这个山头，岂不快哉！
    1937年3、4月间，蒋介石手谕复兴社：“停止一切团体活动”。1938年 4月 6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以“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即“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
    1938年 7月 9日，三青团中央团部组成，蒋介石自任团长。至此，前后维持六年的复兴社走到了尽头。
        要说算账，最应该清算的，自然是何应钦，但这个人的地位实在是太特殊了，老蒋奈何他不得，只好心里骂骂算了。
    老蒋的帐算得差不多了，该戴笠了。戴笠要好好的把账算一算。
    追究责任，首先是陕西站，马志超。
    马志超不但事先没有得到西安事变的任何消息，且由于违反特务工作的保密原则，导致在意外发生时，站部和电台被别人连锅端掉。这还不算，面临危险，不是设法潜伏，继续工作，而是第一时间悄悄溜走，置工作与“同志”的安危于不顾，可恶至极！
    论错误的情节和性质，马志超象极了陈恭澍的那次“畏罪潜逃”，但区别在于，陈恭澍的“擅自离职”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后果，而马志超这次可是老蒋被扣，中国历史上，没发生过几次类似的事。
    因此，马志超的问题非常严重，如果对他执行特务处“最严重之处分“，并不为过。
    但是，处理马志超，有一层重大滞窒，马志超是胡宗南的关系，又是一期学长，处分了他，胡宗南面子上“须不好看”。
    所以马志超这件事，戴笠非常难办。考虑再三，只能学老蒋——算了。把他晒了一段时间，抗战开始以后，又将马志超派到兰州，去当甘肃站站长。
    原来的甘肃站站长是史铭。提起史铭，此君差点丢了一条命。
    在西安事变的副产品“兰州事变”中，史铭给抓了起来，一直软禁在省府。12月24日，即在张、杨释放蒋介石的前一天，甘肃省政府代主席周从政还安排在次日召开审判大会，拟当场处决史铭的。孰料12月25日，以张学良亲自送蒋飞离西安为标志，宣告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于是，兰州方面赶快把会议给取消了。同日，于学忠回到兰州，释放了史铭，史死里逃生，险过剃头，捡了一条命。
    抗战开始以后，史铭任粤汉铁路警察署少将署长，兼军事委员会铁路运输司令部粤汉线区司令部警务处长。
    马志超处理不了，接下来就是西北区暂代区长江雄风。江对陕西站的工作显然有失查、失管之过，要负领导责任。问题是此时的江雄风已经调到胡宗南部，等于是以“客卿”的身份，在给戴笠帮忙。况且事变发生后，江雄风在万般危险当中，还给特务处发报，报告了西安出事的消息，虽然是马后炮，总归是忠于职守的表现。不能处分。
    陕西站书记岳烛远曾坚持原则，提醒马志超，不要把公秘单位混在一起。因此不但无过，反而有功，升任河南站站长，公开身份是河南省政府调统室主任。河南站副站长尚玉，曾参与策反张庆余的工作。
    陕西省会警察局第 2分局局长喻耀离，坚守岗位，有功。调任公开职务，任国营招商局护航总队长兼上海水陆交通总站站长。
    这个有功，那个无过，难道这样大的事就算了不成？
    那不行，别说戴笠不干，外界也不允许啊。西安事变，“校长”都给抓了，你特务处一个人都不处理，也太说不过去了。
    看来看去，戴笠看见了远在上海的王新衡。前不久，本来是让他接替王天木去西北的，结果他说有事，要耽搁些日子，只好让江雄风暂代。
    这下就好办了，戴笠当即以失职之名拘禁了王新衡，送到羊皮巷，与曾扩情就伴去了。
    王新衡无端受过，当了戴笠的出气筒。直到抗战开始以后，王才被放出来，接替邢森洲当香港站站长。
        西安事变结束了。不久之后，抗战的烽火就将燃遍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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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1 06:30

24、西安事变：周恩来调停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同机离开西安，持续了两个星期的西安事变，至此和平解决。
    当天下午，杨虎城等西北将领发出“有”电，向全国报告“蒋氏离陕”：“限即刻到（衔略）。自委座留驻西安，对于副座及虎城等救国主张，已表示完全容纳，即定返京施行。……爰于本日下午四时，由副座恭谨陪送赴洛，特电奉闻。杨虎城、马占山、何柱国、孙蔚如、冯钦哉、王以哲、董英斌、缪澂流。”
    西安事变解决得这样“圆满”，形势如此急转直下，是任何人都没有意料到的。
    后人看历史，总仿佛一切事情都是顺理成章的，比如西安事变，无非是张学良抓了蒋介石，劝他停止“剿共”，蒋介石同意，张学良放人，就这么简单。
    其实不是，事实上，在当时，很少有人认为西安事变可以“政治解决”的，换句话说，没有多少人“幻想”蒋介石还能活着离开西安，都觉得他此番凶多吉少，包括老蒋本人。
    12月15日，即西安事变发生三天之后，囚禁中的蒋介石就给宋美龄写了一封诀别信，托随端纳来西安打探虚实的黄仁霖带出去。
    黄仁霖，1901年生，祖籍江西安义，生于上海。
    在老蒋的心腹中，黄仁霖是个“异类”，因为他并不是黄埔系出身，相反，黄是留洋回来的。
    1920年，黄仁霖考入东吴大学预科，1922年赴美留学，1926年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专业。1926年回国，任上海青年会干事。
    还在美国的时候，黄仁霖就结识了孔祥熙。经孔详熙介绍，1929年，黄仁霖任励志社副总干事。
    说到励志社，又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机构。
    励志社的全称是“黄埔同学会励志社”，成立于1929年 1月 1日，最初设在南京中央军校院内，蒋介石自任社长。
    与复兴社、力行社等等一样，励志社的成立，笼统地说，也是老蒋为了保持黄埔“革命精神”，把黄埔学生团结在他周围而建立的。关于励志社的宗旨，孔祥熙在与黄仁霖谈话时，是这样说的：“蒋总司令要创办一种运动，名叫励志社。这是总司令的一种观念，因为在军事作战中，征服一些城市和省份并不难，但要改变人心却很不容易。他想要发动一种运动，以此来改变他的军官和学生们的心理和行为。
    根据这样的宗旨，老蒋曾经为励志社题词“立人立己，革命革心”。并规定了“一不贪财，二不怕死，三不招摇，四不骄傲，五不偷懒，六不嫖赌，七不吸烟，八不饮酒，九不借钱，十不说谎。”的十条戒律。
    可见，励志社的最初，是一个“团体”而不是一个机构，更多的，偏重于“养气”、“修炼”，而没有承担特定的什么工作任务。
    慢慢的就不同了，首先是在南京成立了励志社总社。蒋介石的侍卫张毓中曾经回忆过他随侍老蒋驻在励志社总社时的情况。
    张毓中，1910年生，浙江永嘉县人。
    浙江永嘉是个很出名的地方，曾产生过一个“永嘉学派”。
    张毓中于1930年考入“浙警”正科第二期，1932年毕业。此时，正赶上戴笠控制“浙警”，张被戴笠看中，选入“特训班甲班”学习，该班对外称“中央警察研究所”，班上的同学当中，就有后来名闻遐迩的姜毅英，不过此时她还叫姜岳根。
    在“特训班甲班”学了三个月，1933年 1月，张毓中又被戴笠送到“洪公祠”特训班第二期学习，同时去的还有毛森、石人宠、程慕颐、张人佑等等，后来均成为军统的中坚力量。
    此时，陈恭澍等第一期学员还没有毕业，据张毓中回忆，在他们眼里，陈恭澍等人“全出身军校前期，资历深，能力强，富社会经验，和我们纯学生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1934年 3月，连续上了两个特训班的张毓中，被戴笠保荐到“委员长侍从室侦察班”担任“护卫领袖”的工作。侦察班的班长，就是前面说过的黎铁汉，副班长则是军校六期的陈善周。
    1935年秋，在四川举办“峨眉军官训练团”的蒋介石回到南京，住在中央军校。黎铁汉的侦察班则驻在不远的励志总社。
    据张毓中回忆，励志社总社“面临明故宫机场，是新建的宫殿型西式洋房。占地广大，建筑雄伟，设备精美，装潢堂皇。设有礼堂、会议室、套房、中西餐厅等。并附设跑马场、游泳池、篮球场、网球场、弹子房等，是当时首都独一无二的现代化场所，也是国内外闻人政要下榻之处所。”
    蒋介石给励志社的题词“立人立己，革命革心”就镶嵌在大礼堂的墙上，现在还保存完好。
    从张的回忆可以看出，所谓励志社总社，其实是一个附带酒店的高级会所，在当年属于高消费的地方。只不过，这个地方，单是有钱还进不来。
    另外，励志社在全国各地都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全盛时期，拥有“社员” 15000人。
    用当年曾任励志社副总干事侯鸣皋的话说：励志社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尖、卡、斌”三个字。“尖”者不大不小也；“卡”者，不上不下也；“斌”者，不文不武也。即说它不大，比不上国民党其它党政机关，说它不小，它在全国都有分支机构，事事可以通天；说它不上，它仅仅是一个服务机构，说它不下，社长是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说它不文，它的工作人员都穿军装，说它不武，它的工作人员又不享受武官的待遇。
    至于励志社的主要任务，据侯鸣皋回忆：大体是这样的：
    “一是接待国外军政要员，二是充当蒋介石的内廷供奉。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社，后来发展到担任文化娱乐工作。如蒋氏夫妇要看电影，即由励志社一手操办。同时，蒋宋的油画肖像、宴会或晚会演出的节目，都是由励志社里的美术股、中西餐部、戏剧股、音乐股负责办理的。宋美龄喜欢看美国电影，也由电影股派人到中央电影部取片在励志社内放映。蒋氏夫妇很少到剧院看戏，却常在励志社看。蒋介石喜欢看京剧，抗日战争胜利后，曾由代理总干事侯鸣皋邀请梅兰芳、纪玉良合演《龙凤呈祥》，周信芳主演《四进士》，童芷苓演《拾玉镯》，以上演出都是在励志社大礼堂。此外，励志社内还设有网球场、篮球场、手球场、跑马场等，经常举行网球、篮球、弓箭比赛及国术表演等，地域颇大。”
        当然，励志社远非这么简单，还承担着其他的一些职能，但因和我们要探讨的东西无关，所以不提也罢。
    如果把励志社比做老蒋的“内务府”的话，那么，黄仁霖就是“总管内务府大臣”。
    励志社的第一任总干事是朱懋仁，不久就换成了黄仁霖。
    据侯鸣皋回忆：“听说蒋、宋有一次看见黄仁霖带着几个干事在搞卫生，黄亲自在刷洗一个搪瓷马桶，认为黄仁霖有苦干实干精神，当即提升黄为总干事。后来，蒋、宋家中的庶务工作也交给‘励志社’去办了。”并且，“励志社’从官邸的庶务工作开始，后来逐渐扩大到文化娱乐工作。”
    “如蒋、宋要看电影即由‘励志社’派电影放映队去。蒋、宋外出拍摄的照片和电影，都由‘励志社’派人操办，别的单位是插不上手的。蒋、宋的油画肖像，也由‘励志社’美术股的人负责画制；另外，蒋、宋两人平常的吃食，固然由官邸厨房供应，可是，若遇两人要宴客时，就由‘励志社’的中西餐部负责包办宴客所需的一切饮食，宴会场合则由‘励志社’的戏剧股、音乐股来负责。”
    据张毓中回忆，1935年，老蒋在四川举办“峨眉军官训练团”，团部设在报国寺。另在新开寺找了一个孔牧师，借他的家为老蒋建立了一个临时“行邸”，至于为什么找个牧师家里，据张毓中猜测，是由于蒋介石夫妇均笃信基督教，这里有一座小教堂，方便他们做礼拜。
    这个临时“行邸”就是黄仁霖给找的，改建工程，也是由励志社派来的一位张干事操办的。
    蒋“驻节”新开寺不久，蒋介石赴峨眉山游览。据张回忆，因蒋前一天与宋美龄不知何故闹别扭，宋一气之下不去了，蒋很不高兴。结果当天发了两次脾气，先是说旅游路线选择不当，太热。到晚上吃饭的时候，不知何故饭菜迟迟上不来，饥肠辘辘的蒋介石大怒，先是把侍卫长何云叫来痛骂，又找励志社的张干事，叫他“马上滚”。
    张毓中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蒋发怒，他说：“我因此上了很重要的一课，知道领袖是寸步难离夫人的。”
    由于工作关系，加上孔祥熙的援引，蒋介石夫妇对黄仁霖极为信任，侯鸣皋说：“因为要为蒋、宋两人备办种种私事，所以，黄仁霖就拥有权力，可以直接进出蒋的官邸，而不用像一般官员晋见蒋、宋，还得通过侍卫人员，更不必约定时间。”
    事实上，老蒋此次赴西安，他在临潼华清池的“行邸”，也是由黄仁霖派的“一位可靠的干事”张玉荪负责安排的。
    这位张玉荪，与峨眉山那位“马上滚”的张干事，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如果是的话，这个人可真不适合给高级领导搞行政。
    12月12日，黄仁霖被宋美龄叫到上海的寓所。宋当时因生病留在上海，因此没有同蒋介石一道去西安，没想到出了事。黄仁霖则正好在也上海照顾他生了病的太太。
    宋美龄告诉黄仁霖老蒋在西安被扣押的情况，黄回忆：“我当时呆住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她，终于我勉力告诉她，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只要她吩咐好了。”
    宋美龄很满意，旋即带他回到南京，参加12月13日在孔祥熙公馆召开的内阁紧急会议，当时蒋介石是行政院长，孔是副院长，此时已被授权代行院长职责。
    会上，经激烈的争论，最终大家认可了宋美龄的提议，即“派遣一批可靠而能信赖的人员，并为张学良所能接受的人，前往西安，作初步的接触，以期确知蒋先生的安全健康情形，他是否身体健康，或是受了伤，或是如所怀疑的，已经遭遇不幸? 然后再谈其他。”
    由于端纳与黄仁霖均与张学良有旧，且同时亦得到蒋、宋夫妇的绝对信任，决定由黄仁霖陪同端纳赴西安探听虚实。同时，端纳虽然长期在中国，却不会讲汉语，黄仁霖去了可以当翻译。
    行前，孔祥熙特别叮嘱黄仁霖：“你的任务是用你的眼睛，亲自看见蒋委员长，亲眼看见。看见了他之后，马上回来向我和夫人报告，你所看见的确实情形。就是这一点，不多亦不少。如果委员长健康而安好，那么谈判之门，还是敞开着的。”
    当天，端纳、黄仁霖和励志社干事黎离尘乘飞机前往西安。因为天气不好，三人只能在洛阳过一夜，第二天再前往西安。
    在洛阳，黄仁霖等听到的消息非常可怕，他后来回忆，当时传闻“说西安城已经挂满了红旗，并且还有巷战等等”，因此，黄“把全盘局势，重新琢磨了一下，深感我的任务艰巨，能够达成的可能性，真是微乎其微。我只能倚靠端纳的影响力和上帝的帮助了。”
    同时，鉴于当时的形势，黄仁霖不敢肯定自己能否活着从西安出来，于是他决定，不带黎离尘到西安去了，他写好了遗嘱，令黎带回南京。
    12月14日，黄仁霖和端纳抵达西安，被直接送到张学良在金家巷的公馆。
    黄仁霖与张学良，早有渊源。黄的父亲曾在东北一个叫做泗水场的小镇当铁路站长，而张学良小时候正是在这里长大的。当然，黄仁霖当时并不认识张学良，但是见过他的父亲张作霖。
    “东北易帜”以后，作为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经常到南京公干，专负接待职责的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自然少不了与张少帅打交道。黄是喝过洋墨水的，凡洋人的消遣如骑马、网球样样精通，很对张学良的路子，于是，“彼此有了不寻常的友谊”。
    因此，双方无须寒暄，张学良很直率地说：“老黄，这不是像以前一样的那种社交拜访，我们正有一个大问题，无法解决，我自己也不能做主。不要叫我做那些无法办到的事。每一件事情都必须由我们的战事委员会决定。”
   
    按：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张、杨分任正、副主任。

    黄仁霖也实话实说：“蒋夫人派我来，要我看看委员长的健康情况，建立初步的接触，并充任端纳先生和蒋先生谈话时的翻译。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要马上去见蒋先生。并清楚地加以说明，我无权作任何的谈判。”
    张学良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委员长现在很好。至于你想去见他，我也不在乎此，但是我已将此事在委员会中提出，他们都投票反对。”
    张学良还与黄谈到：“蒋先生对于此次反抗行动，非常震怒。因此，他拒绝进食，拒绝和张学良谈话。他进一步透露，假使蒋先生只要接受其中若干条件，他就可以设法解决，打开这个死结了。即使要他亲自伴送蒋先生回南京，他亦愿意接受政府的任何处分，在所不惜。”
    这时张学良第一次对外界透露，他可能会与蒋同赴南京。
    谈了半个小时，张学良带着端纳去见蒋介石，黄仁霖则被看守在张公馆的门房。
    见不到老蒋，可怎么回去向孔祥熙和“夫人”交代呢？黄仁霖一晚上没睡着觉，终于被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12月15日，黄求见张学良，向他提出，能不能想一个办法，让自己能看见蒋，但蒋看不到黄，不就行了么？
    对此，张表示同意，让他的副官长谭海带着黄仁霖去看老蒋。
    到了新城大楼蒋的“卧室”，门上的玻璃已经用白色的油漆涂上，只是在门把手的上方留下了一下一小块空隙，作为看守的“窥视孔”。
    黄仁霖蹲下身子向里看去（黄是个大个子，身高超过一米九零），此时，一支枪顶在了他的后腰上，显然是警告他不要声张，悄悄看一眼就行了。
    黄回来回忆说：“我看见委员长直坐在床上，在和端纳谈话。……张少帅则站在床的末端，显得非常注意。委员长的下身则用毛毯盖得非常暖和，他看来很苍白而疲倦，因为他已有二天二夜拒绝进食或饮水。外表上看不出有任何受伤的痕迹，没有疤痕、没有擦伤，亦没有绑带。有些时候，他间隙性的，把手举向他的头发，这是他的一种习惯性的姿势。我最后判定，他并没有收到严重的伤害。……”
        看了老蒋的情况，黄仁霖说：“我告诉谭将军，我已经完全满意，并准备回南京去，报告委员长的平安情形。”
    黄回到张公馆，等到下午，张学良回来了，两眼通红。黄对他说，“我已经满意了，蒋先生是安全的，这样便可使得问题很快地解决。我希望就能动身，并且到达南京时，不致天色太黑。”
    这时张学良突然激动起来，大声说：“你还不能走! 委员长要接见你! ”
    黄大喜过望，马上说：“好呀! 你是否愿意让我去见他呢？”
    张说：“我亦没有办法，他坚持要见你呀! ”
    黄仁霖说：“那么，很好，让我现在就去见他吧! ”
    张学良说，没那么容易，有几个条件，咱们事先得说清楚。“第一，在你见他的时候，你不准和他说话。如果你对他说了任何话，你就不准出去了。”
    对此，黄表示同意。
    张又说：“第二个条件是你们见面时，他亦不可以对你说什么话，假使他说了，你就不能回去了。”
    黄反驳说：“我如何能阻止他对我说话？他是我的长官! 只能由他高兴，和想不想说话。”
    张学良说：“这些就是条件，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理会这些。”
    黄仁霖回忆：“在那时候，我的惟一愿望，就是去看看蒋先生，因此我对于这两个条件都接受了。
    张学良亲自陪着黄仁霖去见蒋。路上，黄心想，按照张的条件，自己见了老蒋连话都不能说，岂不是很失礼，最起码得打个招呼，否则俩人见了面，大眼瞪小眼，成什么话！
    经黄争取，张同意他“可以向蒋先生问好致意”。
    终于见到了蒋介石，黄仁霖向他鞠了一个躬，说：“我是奉蒋夫人之命前来探望你，是否身体安好，请你多加保重，并且不要讲话太多。”
    老蒋似乎知道他的难处，真的没有跟黄说话。但是，他做了一件令黄仁霖更加难办的事情。
    蒋介石令身边的“看守”，给他拿来笔墨纸砚，老蒋要写一封信。
    黄仁霖回忆，蒋写了第一稿之后，不太满意，又写了一张，直到第三次才定稿，然后对黄说：“我把这封信，读给你听。”
    蒋介石一连读了三遍，黄仁霖明白他的意思：“这是很显然的，他要我记牢这封信。如果这封信被人搜去或遗失的话，我仍能记忆。同时只要我能活着，我就能够带这个口信。”
    黄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谈到这封信的具体内容，但是可以查到，这就是蒋写给宋美龄的遗书，内容是这样的：
    “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这个老蒋啊，也是糊涂了，这样的一封信，黄仁霖怎么可能带得出去！不但信带不走，连黄仁霖自己都走不了了！
    黄的反映很快，当他一听到信的内容，马上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离开西安的可能了。他说：“当蒋先生读第一遍时，我偷偷瞧了少帅一眼，我看到他的脸色变了，变得很激动。”
    黄“把这封信藏在中山装的内袋里”，告退出来。
    张学良跟着追出来，用英语说：“更糟，更糟了。”
    黄仁霖还在装糊涂，说：“哪里不对了？”
    张学良很生气地说：“样样都错了，委员长没有信守诺言。”
    张所说的蒋介石“没有信守诺言”，是因为在黄见蒋之前，张学良已经与蒋说好，蒋不能与黄谈任何“公事”。蒋在《西安半月记》中也承认，张请他“对黄勿有他言，但谓身体甚好以慰夫人。”但蒋在信中所说的“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等于是让南京进攻西安的命令，这样的信，如何能让黄仁霖带出去！
    对此，黄还企图打“马虎眼”，这不过是“一封家书”，并向张学良保证“决不会加油添醋地使局势更为恶化”。
    但张学良不听他的“保证”：“条件便是条件，因为委员长把内容读给你听了，你不能出去了。”接着上来“把我的衣服拉开，用强力把那封信拿走了。”
    跟着，张学良派人来，将黄仁霖关到了他的卫队营。从此黄仁霖就失去了自由，直到蒋被释放。
    既然信带不出去，12月20日，自忖必死的老蒋又写下了遗书，而且一下写了三份，分别写给妻子宋美龄、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另外还有一份《告全国国民》书，相当于政治遗嘱。
    这三份遗书，分别是这样说的。
    给宋美龄的一份，与15日的那封信内容相若：
    “贤妻爱鉴：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欲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正”

    按：蒋经国1925年就到苏联去学习，当时他才15岁。在此期间，蒋经国加入了共青团，在1927年蒋介石“清党”时，蒋经国曾经发表“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的公开讲话。1930年 3月，蒋经国被批准为联共候补党员，而且，老蒋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被扣押的几乎同时，蒋经国于12月15日被批准转为联共正式党员。
    因此，老蒋会在遗嘱中说“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因为他对这个长子的情况，实在是有一种难于把握的感觉。
    相反，蒋纬国虽然并非蒋介石亲生，但老蒋对这个义子的爱护甚至超过了蒋经国。这主要是由于蒋与原配毛福梅没有感情，连带着蒋经国也受到连累。另外，老蒋很早就“投身革命”，与家人聚少离多，等到年纪稍长，明白了为人父者的责任所在，蒋经国已经长大了，错过了耳提面命、培养父子感情的最佳时机。因此，蒋介石把对于蒋经国的愧歉，全都弥补在了蒋纬国这个“螟蛉义子”身上，成天抱着，喜欢得不得了。
    蒋纬国小时候，得过一次脑炎，请了有名的西医来看也治不好，蒋介石和他的侧室姚冶诚束手无策，急得不行。当时他们住在陈果夫家里，陈果夫的太太朱明见他们俩人磨磨唧唧那个劲头，实在是看不下去。于是，朱以“大义责备贤者”的姿态对蒋说：你们两口子是出来干革命的？还是来抱孩子的！把孩子给我，治得好就治，治不好也只能听天由命！
    蒋介石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交给她。朱明是旧式妇女，不听西医那一套，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偏方，狠下心来，用“恶治”的办法，大剂量地往下灌，没想到当天就见了效，再过几天就好了。当时要由着蒋介石整天抱着干心疼，闹不好蒋纬国这条小命就没了。
    正因为老蒋对蒋纬国爱若己出，所以他自信“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

    给蒋经国和蒋纬国的一份：“又嘱经、纬两儿：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父
    十二月二十日”
    《告全国国民》：“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惟望全国同胞对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勿望以中正个人之生死而有顾虑也。……蒋中正。”
    由此可见，直到12月20日，老蒋还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事实上也是如此，据当天赶到西安进行“调停”的宋子文在日记中记载：“我得出之印象，委员长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即‘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蒋的三份遗书，于12月21日交给了宋子文，并要他拿给张学良看。
        同样，这几份“遗书”，也不可能带出去。据宋说：“张扣下遗嘱，谓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
    接下来的发生的事，即使是最乐观的人也不可能预见得到，就在宋美龄于12月23日到达西安的三天之内，张学良不但释放了老蒋，而且亲自陪同他们飞离了西安。
    西安事变的发动，既然以张学良为主导，同样，释放老蒋的关键，也在张学良身上。
    根据《西安半月记》的记载，自蒋介石12日被执，头三天一直被软禁在西安新城大楼即西安绥靖公署，这其间，张学良来看过他 9次。
    前几次见面，俩人就没怎么正经说话，因为彼此之间根本就不具备谈话的基础。张一直在解释出以此举的苦衷，老蒋则正在气头上，对张的话根本不听，也听不进去，只是一味的“痛斥”张学良不该发动“叛乱”。彼此始终处于一种“抬杠”的状态，根本不可能静下心来听对方的讲话有没有道理。

    按：在西安事变的初期，由于临潼捉蒋的任务是由张学良的部队执行的，蒋并不知道杨虎城也参与了此事。当他由唐君尧、孙铭九、谭海三人“陪着”往西安去的时候，唐曾问谭海，把蒋送到哪里，谭说，“新城大楼。”当时蒋还觉得奇怪，因为新城大楼的西安绥靖公署是杨虎城的办公地点，张学良发动“叛变”，怎么会把自己送到杨虎城处？继之又想到，头天晚上自己召集军事会议，独杨虎城未到，肯定是在那时已经被张抓了起来。
    接着，蒋看见路上执勤的士兵，都戴着“十七路军”的袖章，又猜想是张学良的部队控制了西安，抢了“十七路军”的军服以掩人耳目。但他始终没有想到杨虎城与张学良会做了一路，因为“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
    事实上，正因为新城大楼是杨虎城的地盘，由他来看守老蒋，张不太放心。所以，在此后几次见面中，张学良一直在劝蒋介石移居高桂滋公馆，这样，就可以顺便换成东北军来看守老蒋，才能确保安全。
    对张的这番“好意”，蒋全不领情，一口拒绝，且开始绝食。
    直到12月14日，端纳来到西安，蒋在他的劝说下，才明白“彼（指张学良）以余住新城，乃在杨之势力范围内，时久恐余与杨接近，则彼无从作主欤？”于是同意移居高公馆。

    当天下午，即将被抓三天之后，张、蒋二人才开始就西安事变“进一步交换意见”，也就是说，直到12月14日，张、杨的“八项主张”才正式跟老蒋见面。
    这“八项主张”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同时，张学良告诉蒋，对他们这些意见，“总须容纳数事，庶我等此举不致全无意义；若毫无结果，则众意必难通过。”
    说白了，就是告诉老蒋，我们提的这几条，你不一定全同意，但怎么也得答应我几条，否则大家面子上过不去，肯定不能放你。
    对此，蒋的态度是：“余不回京，尔无论有何条件或主张，均不能谈。”
    张问：“回京以后，则可向中央提出欤？”
    蒋说：“余可允尔等提出于中央，但余必声明，余不能赞成尔等之主张。”
    张说：“你不赞成，则虽提何益乎。”
    蒋说：“党有纪律与议事规定，余不能独断，可否应决之于多数也。”
    这话就没法谈了。半晌，张只好换一个话题，说：“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太古太旧！”
    蒋说：“何谓古？何谓旧？又何谓太古？”
    说到这儿彼此又开始抬杠，张学良说：你看的书都是《韩非子》、《墨子》一类，还不旧么？
    蒋介石则说：你看的书新，你看过几本新书，都是什么书？是不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有共产主义的书？这样，你把你看过的书说几本，有不懂的问问我，我教教你。我告诉你，你看过的这些书，我15年前就已经不知道“披阅”过多少次了。
    从此时到12月19日的五天之内，张学良与蒋介石又见了 9次面，到第 9次时，张学良让了一步，对蒋说，“前所要求之条件，最好请委员长加以考虑，择其可行者先允实行几条，俾易于解决。”并明确告诉他“八项主张”的后四条可以不提，但前四条必须坚持。
    蒋则说：“余不回京，任何一条皆不能实行，亦无从讨论，不问为八条四条也。”
    然而，蒋介石在这个阶段的态度，他自己的说法与宋子文的回忆有出入。
    宋子文是12月20日到西安的，一到机场，张学良就对他说：“委员长17日已同意如下四项条件：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发动抗日运动；释放被捕七人。”

    按：“被捕七人”即指“七君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热潮空前高涨，1936年 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同年 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表示赞同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一致对外。1936年11月23日晨，国民党当局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人。史称“七君子”事件。

    宋子文还记载：“我拜见委员长，他称已答应汉卿：（1） 允其军队开往绥远。（2） 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3） 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他要求我与张、杨二人讨论此等事项。”
    也就是说，早在宋子文赴西安“斡旋”之前，蒋介石已经对张学良做出了让步。但是，对蒋的让步，张、杨二人并不满意，认为他避重就轻，因为蒋介石所允许的“第一与第三点无关重要，四项条件为问题之关键，委员长称将该项提交中央执监大会讨论，系回避问题之实质，因只要他同意，大会定能通过。”
    不管蒋的话是怎么说的，但内心已经发生变化。
        事变的解决，关键在于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到西安之后的三天，然而，关键的关键，却在于和他们谈话的那个人。
    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据张学良回忆：“西安之事，言来深为痛心。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事变之后，良一观察，伤感后悔万分，痛部属之无能，惊杨部之无纪律，自悔孟浪，此辈安足可以共成抗日救国大业乎? 徬惶束手，问策无人，除成立两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二、三日后，周偕二人同来，一为博古，另一则记忆不清矣，周至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矣。”

    按：另一人为叶剑英。

    坦率的讲，到了此时，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已经非常难办了。
    首先，西安事变的发动，本来就是张学良感情冲动的结果。事变之前，没有任何通盘的谋划，于学忠曾两次问张学良：“抓起来怎么办？”张的回答都是“抓起来再说。”
    “抓起来再说？”说什么？怎么说？
    在张，想得比较简单，觉得我要求抗日没有错，你不听，那就把你抓起来，你还能不听么？
    问题是，蒋介石不是轻易听别人话的人。老蒋能在短短的五年之内，从黄埔军校校长摇身一变而为“革命领袖”，他没那么简单，否则他不会坐在现在这个位置上。那怎么可能你一说他就听呢，他要听的话，不是早就听了么？原来不听，现在抓起来了，倒听了，这个“领袖”以后还能当么？
    其次，各界的反响，与张、杨预想的不一样，全国各界、国内外舆论都在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
    12月14日，《大公报》主编张季鸾在《西安事变之善后》一文中，明确指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中，称张学良及东北军发动西安事变是“完全错了，错误的要亡国家，要亡自己。”《申报》则说“（蒋介石）失却自由，这就是统一的中国重复趋于涣散的危险”。
    胡适在《叛逆张学良》中说：“中国本是统一的，当我从美国回来时，对中国是乐观的。可是现在张学良搞糟了这一切，他使中国在世界上名誉扫地。他正在毁灭中华民族的活力，阻止中国的进步。毫无疑问，张学良的行为是对国家的背叛……”
    国内，老百姓走上街头游行，学生罢课示威，军校学生写下“血书”要求与西安开战。
    在国际方面，除了日本基本保持“缄默”以外，欧美各国一致反对。
    原本，按张的设想，只要“逼蒋抗日”的大原则不错，民众必会支持。等事情出了，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抗日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一旦蒋介石出了事，中国马上就要回复到不久前军阀混战、兵连祸结的状态，到那个时候，日本乘虚而入，则后果不肯设想。这是大家所担心的，也是张学良所没有想到的。
    张学良现在是骑虎难下，整天在高桂滋公馆里“卧床休息”的蒋介石，放又放不得，不放又真是难办。
    面对难题，张学良连个商量的人都找不着，他手下的人肯定不行，不够那个档次，杨虎城也不行，只有找共产党。张学良说：“事变之后，约周恩来之来，主要原因，系良自觉良部及杨部之无能，以及南京方面之作法，希周来共同谋划。……共党之决案是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同东北军、西北军绝对合作，誓守延安会见之约言，万一和平绝望，共党决不袖手，利害与共，武装部队，听受指挥，周等遂即参加已成立之委员会，当时西安所谓‘三位一体’：东北队、西北队和共产党也。”
    12月23日，以“三位一体”的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为一方、宋子文为一方进行了谈判。
    想想当时的谈判场景，本是一场国民党内部围绕着是否继续“剿共”而闹出的争端，反而是被他们“围剿”的共产党在居间斡旋，劝劝这个、劝劝那个，再谈些自己的主张，挺有意思。
    谈判之前，蒋介石曾经指示了相关要点，据宋子文回忆，当时蒋表示，如果周恩来能够同意如下四点：
    “（1） 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
    （2） 取消红军名义。
    （3） 放弃阶级斗争。
    （4） 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那么，蒋介石将同意：
    “（1） 国共联合。
    （2） 抗日容共联俄。
    （3） 他将给汉卿发布手令，收编红军，收编人数将视其拥有武器之精良度决定。”
    针对蒋的“四点”，周恩来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六点”，即“中共及红军六项主张”：
    “停战，撤兵至潼关外；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以上六项，如果蒋介石“能够接受并保证实行”，则“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
    对此，宋表示“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在此基础上，宋也谈了一些意见。
    当晚，周恩来电中共中央请示：“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 即前述六项 )。宋答可先见宋美龄( 子文、学良言她力主和平与抗日 )。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请即复。”
    周、宋之间的这次谈判，是打碎坚冰的第一块石头。
    12月24日，宋子文拿着周恩来提供给他的“备忘录”去见蒋。蒋表示：“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拟命孔博士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
    蒋还表示：“1、 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负责。2、 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4、 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宋子文将蒋介石的态度告诉“张、杨及周，他们似甚为满意，次日上午，他们将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
    现在，周恩来、宋子文、甚至蒋介石都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后边，就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了。
    但是，这个时候，恰恰是张、杨二人的意见不能统一，发生了激烈争执。
    据蒋在《西安半月记》中说：“西安诸人中对昨与子文所谈忽有提异议者，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前，决留余在西安。……已而汉卿果出而调停，谓：‘不能再弄手段，否则张某将独行其是。’遂又将所谓条件者自动撤回。一日之间，变化数起。至夜间，又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执几决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
    对于同一件事，宋子文的日记说得更详细一些，他说：“在西安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上述条件引起轩然大波。多数人坚称，在委员长离开西安前，若非全部、至少亦应履行部分条款。”
    对此，张学良“召集其中态度最激者予以训话，谓尽管他们必须承认方法错误，然其动机善良。难道他们不想由委员长领导去打日本吗？若否，则他们早在11日就应将他开枪打死。若是，则他们就应付出风险，仅以口头承诺，放委员长走。而且，他们发动兵变之时，他已明言，他们在冒掉脑袋的危险，任何人任愿退出，难道他们尚有其他办法，以疏解时局？”
    据张学良后来回忆：“就是到最后，因蒋公离陕问题，良与杨虎城发生歧见，亦为此点。良责杨，我等最初动机，是不顾一切，请求蒋公领导抗日，我等既已看过蒋公之日记，确知蒋公有抗日之决心，并已应允准我等把其他意见，提出中央会议讨论，我等目的可达，不愿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反何必当初乎? ”
        张学良说：“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会议商讨商讨。”
    在是否放蒋的问题上，如果张、杨不能达成一致，蒋介石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甚至比12月12日还要危险。
    张学良的东北军都部署在西北各省，在西安只有一个团，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却有九个团在西安周边，一旦双方决裂，孰胜孰败，一目了然。
    因此，12月24日，张找到宋子文，对他说：“他（指张学良）与杨发生激烈争吵。（杨认为）：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他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他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他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大为不满地离去。”
    宋子文与张学良还探讨了悄悄放走蒋介石的可能，“我们讨论了将委员长带至机场骤然离开之可能性，但认为此举过于危险，因张（学良）之一举一动完全可能已处杨的监视之中。后决定，倘局面未有改善，我应动员蒋夫人于次日晨以力促延长停战期为由，先行返回南京。待入夜，我与张将携委员长乘车先至张的营地，然后由陆路前往洛阳。”
    据蒋在《西安半月记》记载：12月25日，一早，宋子文就来找蒋介石，跟蒋商量“潜离西安”的建议，即张“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员长仍留陕缓行；然后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设法登机起飞。”
    同时，张学良找到宋美龄，也是商量这件事，被宋美龄一口拒绝：“余如怕危险、惜生命，亦决不来此；既来此，则委员长一刻不离此，余亦不离此一步。余决与委员长同生命、共起居。而且委员长之性格，亦决不肯化装潜行也。”
    这是上午的事，到下午，事情忽然发生了转机。
    据蒋在《西安半月记》中说：“至午，子文来言，虎城意已稍动，但尚未决定。下午二时，子文复来告：‘预为准备，今日大约可以动身离陕矣。’”
    早上还不能走，到“下午二时”就可以走了，这其中的变化，岂不太突兀？
    并不突兀，老蒋的《西安半月记》当中，把两个星期中所有的事都写得很清楚，连谈话时每人的表情都写下来了，唯独在当天上午，少记了一件重要的事。
    当天上午，高桂滋公馆来了一个客人，跟老蒋谈了些事情，这件事，老蒋没有写。
    这个人，自然是周恩来。
    老蒋没写，宋子文写了。
    当天上午，宋子文兄妹见到了周恩来，周表示希望见蒋谈谈。宋子文回忆，当时他“力促此事，因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若其与我方达成一致，则我们就可劝服那些激烈及畏葸之徒。”
    实际上，头天晚上，蒋介石已经跟周见了一面，当时是由宋美龄和张学良两人陪着，时间是10点多钟，蒋介石已经睡了，坐起来跟周握手，然后说：“如有事可与汉卿详谈。”周恩来就告辞走了。
    对此，蒋介石没有提出反对。于是，国共双方的首脑人物，在彼此敌对了十年之后，终于又坐在了一起。
    双方谈话的内容，由于当时只有宋氏兄妹陪同，蒋不写，宋美龄也没有明确地写，那就只有听宋子文的了。从宋的回忆看，双方在谈话中的姿态都比较高，周恩来对蒋很尊重，完全是把蒋作为“领袖”来看待的，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面对“阶下囚”的盛气凌人之态。他说：
    “一年来，中共一直在力图避免内战，以保存国家实力。他们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任何资本，所提建议措施与数月前之主张并无二样。现在他们想要他做出如下保证：（1） 停止剿共。（2） 容共抗日。（3） 允许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解释其主张。”
    蒋介石的谈话亦表现出了一定的“推心置腹”：“红军北上抗日一直为其心中愿望，若如周之所言，他们愿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他的指挥，他将视其军队如己出。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学良）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如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
    跟蒋介石谈完了，具体的还得着落在宋子文身上。周恩来对宋说：“有几件事必须落实：胡宗南军队应调离陕、甘。”对此，宋子文做了保证。
    周说：“委员长返回后应发表通电。”宋子文说：“你起草电文，若我相信所拟各点能够接受，我将与委员长会商。”
    周说：“人民应有言论自由之权力。”宋答应“将予安排。”
    周要求“逐步释放政治犯”，宋答应“尽力而为。”
    周恩来说完了，该宋子文说了。宋子文的要求很简单：“我督促周，必须让委员长即速离开，再行耽搁只能令局势进一步复杂，战端一开，难以平息。作为委员长之老部下，他应知委员长为信守诺言之人。韩（复榘）、宋（哲元）联电可能令局势出现意外反弹，国家陷于内战，亦为中共与第三国际所不欲看到。再行停留将影响委员长之威信，委员长已明确表示，若今天不能动身，他就不欲再走。”
    对此，周恩来“答应尽其所能”。
    事实上，宋子文也承认，“正是他（指周恩来）最终说服了杨。”
    决定性的时刻终于到来，蒋在《西安半月记》中是这样写的：“旋张亦来言：‘虎城已完全同意，飞机已备，可即出城。’”
    宋美龄的回忆，要详细得多：“正焦虑间子文忽入门，携来喜讯，城防司令杨虎城已同意我等成行矣。”
    这时张学良提出一个建议——天太晚了，明天早晨再走如何？（“日云暮矣，曷勿明晨径飞南京
? ”）
    宋美龄大声说：“尚欲等候耶? 离此愈快愈佳! 岂将等候彼之改变态度耶? 犹欲等候彼等之恐惧与妄念而发生变故耶? 当知今日为圣诞日，不! 决不能作片刻留，应速行，毋再迟疑。”
    张学良又提出：“杨虽允我等行，然其部下多未知者，苟风声传播或有不稳，故我等虽行，仍应小心，请勿带侍媪。”
        张所说的“侍媪”，是宋美龄的仆妇蔡妈。宋美龄说：“岂将留彼任变兵处置耶? 我等离此后，真不知彼等若何结果。”最后决定将蔡妈交由黄仁霖带回南京。
    从12月15日被张学良扣留，黄仁霖已经在监禁中关了11天。
    黄回忆：“以后的11天囚禁，真是痛苦，并不是他们给我严酷的待遇，而是我很关切将来会有何种遭遇。第三天过去之后，我盼望能有些军事行动的迹象。如果不是轰击的枪炮声，或作战行动等，其他如空中侦察，投掷传单，或者即使是轰炸也是好的。由于处在不明情况中，对我真是一桩苦事。但我并不在为自己担忧，我的理论是我的生命和命运已和蒋先生连在一起了。如果他能够正正当当地安全脱险，我自然也会被释放的。如果对蒋先生发生任何不利，我知道，他们是不会让我活着离开西安的。”
    12月25日这一天，黄仁霖说：“圣诞节的清晨，曙光明亮而洁净。太阳已将地上的雪花融化了，我正在懊丧，要在囚牢中度此普天同庆的佳节。我的确有一点思乡病，想到正在病中的妻子，她还不知道，我竟已入此虎穴，又想到我的两个小孩，都在上海，以及南京的双亲。但当我想到国家的命运，现正在倒悬中，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个人，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我把口袋中的《圣经》拿出来，重新再温习耶稣降生的故事。”
    当天上午大约十点，来了一个副官，坐着吉普车，说张学良叫黄仁霖去，黄很紧张，以为是要“枪决”，于是“连外衣也不曾穿，照相机亦不曾带。”
    但很奇怪，他发现自己被带往“蒋先生所住的宅院去”。
    一下车，就看到了端纳，他走过来，很高兴地说：“嗨，仁霖，祝你圣诞快乐!”
    黄仁霖不知就里，说：“还有什么快乐可说的? ”
    这时，端纳凑在他耳边轻声说“我们正要出去了! ”
    黄仁霖大喜过望，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感受，说“这个消息好像在我臂上刺了一针”。黄说：“那才真是圣诞快乐了! ”
    这是，黄听到“墙外蒋先生告诫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们的尖锐而响亮的声音，责备他们鲁莽、反抗的举动，并且可能相反的，已使国家受到了打击。”
    确实，蒋介石正在给张学良、杨虎城“上课”。
    这个时候，蒋介石还不知道张学良会亲自陪同他回南京，因此，自己这一走，西北就成了张、杨的天下，自己又已经允诺他们不再“剿共”，以后，天知道这俩人还会干出什么事来！
    再说了，作为“革命领袖”，让两个下级给关了两个星期，临走了，如果不对他俩说道说道，任谁也是说不过去的。
    因此，当宋美龄告诉蒋介石“可以行矣”的时候，蒋说：“且暂缓行，余等行前须与张学良及杨虎城作临别训话以慰谕之。”
    于是，蒋介石“命（张学良）约虎城来见。”据宋美龄回忆：“当杨虎城率卫队若干人来时，空气益形紧张，彼偕张径入委员长室，立正行敬礼，委员长邀其就坐，彼等皆屹然不敢动，余即进言，委员长尚病，不能起坐，故不得不卧谈，如彼等就坐，较易听受，乃始勉就椅坐。委员长与彼等语，余即在座速记。彼等闻委员长诚挚之言，余从旁察觉彼等容态，实显现一种非常感动与情不自禁惭愧之色。”
    蒋介石自己在《西安半月记》里是这样写的：“命二人在余床前对坐而恳切训示之，训话毕，问张、杨之意如何，尚有他语乎？彼二人皆唯唯而退。”
    宋子文则说：“委员长招张、杨训话，告诉彼等，尽管他们做法系叛变行为，但他原谅他们。他所允诺之一切均会履行。”
    从这三个人的回忆看，仿佛当时的谈话十分轻松，老蒋一番“温谕”，张、杨心悦诚服。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就在他们隔壁，黄仁霖听得清清楚楚，他说：“我感觉到这篇训话已经太长了些，而且恐怕张、杨二人会改变他们的决定，那么，所有一切不是都要成泡影了吗? ”
    这时，宋美龄来找黄仁霖，告诉他，“蒋先生和她当天下午离去。她要我随后收拾一下，最后命令说：‘不要忘记把蔡妈带出来，这是我忠诚的女佣。有一架飞机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可以明天出来。’”
    蒋介石的“训话”大约有半个小时，谈完已经 4点了。据宋美龄回忆，他们“急整装行，委员长与余偕张学良共乘一车，张径就车之前排坐，子文端纳与杨虎城另乘一车。车抵飞机场，径开至张坐机之门旁，机已开热备用，一声怒吼，离地腾空上升，余夫与余乃向西安作愉快之告别。”
    只是，谁也想不到，张学良，也与他们同机飞离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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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1 16:35

25、附：七七事变

    1937年 7月 7日，22：00，北平、宛平县、卢沟桥。
    驻丰台的日本“中国驻屯军”第 1联队第 3大队日军所部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集合归队的时候，以一名日军“失踪”为借口，要求入宛平县城搜索，并开枪示威。
    丰台怎么会驻有日本军队，这话得追溯到30多年前的“庚子国变”。
    1900年 6月12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率光绪皇帝仓皇离京，行前，诏令“补锅匠”、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回京，应付残局。
    经过长达11个月的艰苦谈判，1901年 9月 7日，李鸿章代表清廷与英、俄、日、德、美、法、意、奥、比、西、荷11国公使签订了《辛丑条约》。整整两个月过后，李鸿章就在北京贤良寺溘然长逝，享年78岁。
    李鸿章从广东出发来京时，曾有人问他，有什么办法能把中国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李说：“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此时，最后的和尚死了，再没有人给大清国撞钟了。
    根据《辛丑条约》第 7、第 9两款之规定，允许上述11个国家在北京以“保护使馆”为名驻军；驻守地为：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等12个地方。
    当时日本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驻军 400人，在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处驻军1250人。另外，在《辛丑条约》签字之前两个月，日本以“护路”、“护侨”为名向中国派遣了驻屯军，其名曰名“清国驻屯军”，司令部驻天津。因此，对日本在中国的这支部队，有叫“中国驻屯军”的、也有叫“天津驻屯军”的，我们一般称其为“华北驻屯军”。这是日本在中国驻军的缘起。
    1935年，先是汉奸白坚武跟日本人搅和在一起，“夜袭”丰台火车站，到11月28日，日军强行占领了丰台。次年 4月，日本向华北增兵6000人，在北平设立旅团司令部，其中驻丰台日军2000人。
    到1936年 9月18日，通过两次“丰台事件”，29军被迫撤出丰台。就此，日军突破了《辛丑条约》有关外国在中国驻军的限制，独占了丰台。这样，北宁、平汉两条铁路的交汇点——丰台，被日军死死掐住。
    北平的南大门——宛平，已暴露在日军的枪口之下。
    关于宛平，值得多说几句。
    在前清，北京的地方行政机构叫顺天府，辖24州县，其中宛平、大兴两县的管辖范围，是以北京的中轴线为界，以东为大兴县、以西为宛平县。今大兴胡同的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所在地，就是原大兴县署，宛平县署则在西城区的东官房。
    因此，在前清，大兴、宛平两县是北京城的“首县”，外地高官进京，“首县”要负责接待、迎来送往。所以，“首县”的县官虽然品级不高，却是经常见大场面的人，几年“首县”干下来，都锻炼得特别会来事。前清有个“十字诀”形容这些人侍奉高官、左右逢源的本事，极为传神：
    “红、围融、路路通、认识古董、不怕大亏空、围棋马吊精工、梨园子弟殷勤奉、衣服齐整语言从容、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当然，像李鸿章这类“宰相”级的高官进京，就不劳“首县”伺候了，不单不用伺候，连面都见不到，也就是到辕门递一个“手本”，听里面说一声“挡驾”，就算当了差了。
    这是前清，进入民国，北京被改为北平特别市，宛平县署迁到卢沟桥拱极城，即宛平县城。大兴县署则迁至黄村，归属于河北省。
    1952年，宛平县所属地区复归北京，并入附近各区县，“宛平县”的建制被撤销。
    其实，宛平县撤掉可惜了，应该留着纪念抗战。
    宛平县县长是王冷斋，他以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任宛平县县长，该公署辖宛平、大兴、通县、昌平四县。
    王冷斋，1891年生，福建福州人。
    王冷斋虽是文官，却是军校出身。从小入福州陆军小学，1909年18岁时，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与李宗仁、白崇禧、秦德纯等都是同期同学。
    毕业以后，王冷斋从军，参加过讨伐张勋的战争，后入北洋政府工作。在此期间，王冷斋还曾经办过报纸，后因抨击贿选等丑闻，与邵飘萍等人被军阀通缉，被迫南下上海。
秦德纯主政北平之后，于1935年请自己的老同学王冷斋担任北平市政府参事。1937年 1月 1日，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下辖宛平、大兴、通县、昌平等 4县，王冷斋被任命为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由于该区域的特殊性，王冷斋同时担负着处理中日交涉事宜的艰巨任务。
    最先接到报告的，就是王冷斋。
    王冷斋很敏感，得知此事，马上意识到日人此举显系构衅无疑，于是，王冷斋第一时间将此消息汇报给了“外交”主管部门——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
    如果说，冀察政务委员会，下边设有一个叫“外事委员会”的专门机构，以处理“冀察”地区与外国某地区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的相关事务，那并不奇怪。
    但现在的问题是，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一个地方行政机构，下边居然设立有“外交委员会”，可谓荒唐至极！
    所谓外交，主体是国家，外交权是指国家元首、政府、外交部门和使领馆所拥有的职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居然拥有外交权，岂非咄咄怪事！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三十年代的华北，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的形势有多么尴尬了。
    接报的，是“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宗瀚，还有专门负责对日“交涉”的“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
    兹事体大，魏、林二人不敢擅专，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此时北平的最高长官秦德纯。
    秦德纯，1893年生，山东沂水人。
    与其他多数老西北军高级将领不同，秦德纯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军人，山东陆军小学、北京陆军第一中学、保定军校一路念下来，毕业以后投入直系部队。秦德纯并不是西北军的老人，很晚才到冯玉祥手下，到1928年“二次北伐”，冯玉祥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秦德纯任第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兼二十三军军长。
    中原大战以后，西北军被打散，冯手下的宋哲元、张自忠、赵登禹等人的部队都被打得稀里哗啦，不得不退入山西。
    经过一番艰苦折冲，1930年11月，蒋介石终于同意将西北军残部和一部分晋军改编成边防军，受张学良节制，秦德纯就在这个时候与宋哲元走到了一起。
    1931年 1月，东北边防军第 3军成立，宋哲元为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为副军长，下辖两个师，37师师长冯治安、38师师长张自忠。同年 6月，在国民政府对全国军队的整编中，东北边防军第3 军被改番号为第29军，后来扩充为 5个师。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6 年之后，这支部队在现代史上，会有那么大的名头。
    1937年的秦德纯，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常委（另外两名常委是东北诗人刘哲和后来当了汉奸的王揖唐）、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宋哲元不在，北平的一切事都由秦德纯说了算。
    7 月 7日下午，秦德纯还在市政府开会，邀请胡适、傅斯年、梅贻琦、张知本等20多位北平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报告局势紧张情形，交换应付意见”，“诸先生亦均开城布公恳切指示”。会后又吃饭，到晚上10点才散。
    据秦回忆：当夜11点40分，他接到魏宗瀚、林耕宇的电话，说：“据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说：‘本日有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但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第二十九军部队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县城。日本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检查。’”
    当时秦德纯详细指示了对日方答复的口径：“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致起误会，惟姑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同时责成魏宗瀚、林耕宇和王冷斋与日方交涉。
    秦的答复，首先明确指出日方侵犯了中国主权，站住了自己的脚步——明告诉你，“走失士兵”跟我们没有关系，“进城检查”更是想都别想。但是又允诺“代为寻觅”，算是给对方一个面子，不当面揭穿你在胡说八道。应该说，这套说辞，既有政治家的圆通与滴水不漏，又不失守土军人的堂堂正正。
    同时，秦德纯还做了两项决定，一是责成魏宗瀚、林耕宇和王冷斋本着上述原则与日方交涉。二是通知部队、特别是卢沟桥守军严加戒备。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帽子下，所有冀、察、平、津二省二市的行政长官均由29军高级军官兼任，所有二省二市均由29军负责守卫：
    宋哲元：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秦德纯：29军副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常委、北平市市长。
    佟麟阁：29军副军长。
    冯治安：29军37师师长、河北省政府主席、北平警备司令。部队驻北平南苑、西苑、丰台、保定等地。
    张自忠：29军38师师长、天津市市长。部队驻天津大沽、沧县、廊坊等地。
    赵登禹：29军 132师师长。部队驻河北大名、河间等地。
    刘汝明：29军 143师师长、察哈尔省政府主席。部队驻张家口、张北、怀来、涿鹿、蔚县等地。
    郑大章：29军第 9骑兵师师长。部队驻通县，南苑等地。
    根据上述兵力分布情况，守卫北平的，是冯治安的部队。因此冯虽然是河北省政府主席，却兼任北平警备司令。
    守卫卢沟桥的，是37师 110旅 219团第 3营。旅长是何基沣、团长是吉星文、营长是金振中。
        几个小时以后，29军37师的这几位中层将领，就要名扬四海。

    据王冷斋回忆：“1937年7月7日夜间，日军又在卢沟桥附近演习，11时左右忽有枪声数响发于宛平城东门外，城内守军当即加以严密注意。”
    “12时后北平市长秦德纯来电话对我说：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向我方提出交涉，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在卢沟桥演习时，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的军队发出的枪声，使演习部队一时混乱，结果失落日兵一名，日本军队今夜要入城搜索。’已被我方拒绝。究竟真相如何，迅即查明，以便处理。”
    “我接到电话后，就通知城内驻军营长金振中切实查询各守兵。经查明，我军并无开枪之事，而且每人所带子弹并不短少一枚，更可证明。另一方面，我又令警察在各处搜索，也未发现有所谓失踪日兵的踪迹。”
    王冷斋把这个情况向北平市政府做了报告，随即按秦德纯的指令，赴日本特务机关部进行交涉。
    据王冷斋回忆，当他到达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部时，已经是 7月 8日凌晨 2时左右。当时在座的，中方有“外委会”主席魏宗瀚、专员林耕宇、冀察绥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日方则为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辅佐官寺平忠辅和冀察绥靖公署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等人。
    彼此坐定，松井说：“日本军队正在卢沟桥一带演习中。你们驻回龙庙的军队突向日本军队用步枪射击，约有十四五发，所以决定双方派人到现场视察一下。”
    王反驳说：“枪声方向是在宛平城东门外，我方在这里并无驻军，可知绝不是我方所发。就是城内守兵，也查明并无开枪之事，每个守兵所带子弹不少一枚。所谓失落日兵一名，经派警察向各处搜寻，也毫无踪影。”
    松井坚持说：“演习日兵确实有一人失踪，城外搜索无着，必须进城搜索，方可明了究竟。”
    王冷斋心想你在胡说八道：“夜间宛平城门已闭，日兵在城外演习，怎么能在城内失踪? 就是退一步说，果有失落，也绝和我方无关。是否效当年南京日领事藏本自行隐匿的故伎，企图作要挟的借口？”
    松井当然不会承认有此等事，最后决定先由中日两方面派员同往宛平城调查，等调查情况明了后再商谈处理办法。于是商定由王冷斋、林耕宇、周永业和日方的樱井、寺平及秘书斋藤共同前往日本兵营“调查”。
    据周永业回忆，当时他与樱井一辆车，王、林和寺平一辆车先后开往卢沟桥。
    正在此时，王冷斋得到报告说“驻丰台日军一大队约 500余人并炮 6门，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向卢沟桥进发，事态甚为严重。”与此同时，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步兵旅团第 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约见王冷斋。
    王等只好途中改道，与林耕宇、寺平一同前去会见牟田。
    牟田口廉也，1888年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2期毕业。
    1936年，牟田口廉也来到中国，任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步兵旅团第 1联队联队长，下车伊始的 9月18日，牟田口廉也即制造了“第二次丰台事件”。
    当天，驻丰台的29军37师某部孙香亭连演习归来，正与日军狭路相逢，互不相让，怒目而视。这时，日军小队长岩井少尉催马冲入我军队列，踏伤了士兵。孙部士兵用枪托袭击马背，日军当即将孙香亭连包围，并劫持了孙香亭。这时，驻北平的牟田口廉也当即亲自率部增援，将我丰台驻军分割包围起来。
    在此事的处理中，宋哲元经再三权衡，仍旧采取了忍让的办法，于次日将丰台驻军撤走，从此，日军独占了丰台。
    在1937年 7月 7日当天，适逢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赴秦皇岛检阅步兵第 2联队，由牟田口廉也代理旅团长职务，因此，作为事发时日军的最高指挥官，牟田口廉也成了挑起“卢沟桥事变”的罪魁。
    见到王冷斋等人，牟田口廉也劈头就问：王专员此行，能不能对事件的处理负全责？
    王说：“顷间在机关部所商，系负调查使命，事态未经明了，尚谈不到处理；此事责任应由何方担负，此时亦不能臆断。”
    牟田口廉也又说：“假使事态明了，总以当地处理为宜。日本方面现已决定，由森田联队附全权处理，因事机紧迫，势或不及请示，阁下为地方行政长官，发生事件，系在贵署管辖境内，自有权宜处理之权。”
    王冷斋心想你少来这套，事关两国关系，我怎么能答应你“全权”处理，于是坚持先进行调查，处理的事以后再说。
    彼此僵持了有半个小时，牟田口廉也见王非常坚决，只得答应“先行调查”。
    这时，彼此已经扯了有一、两个小时，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在王、林二人与日本人一同乘车回宛平“调查”的路上，先后见到 8辆军用汽车，满载日军往卢沟桥方向进发，战争似乎已经迫在眉睫。
    当王冷斋回到离宛平城约一里的东北角沙岗时，“见该处已为日兵占据布防，士兵多数伏卧，均作射击准备。”
    此时，寺平忠辅突然喊停车，让王、林二人下来，并取出一张地图，指指划划地对王说：“现事态已十分严重，不及调查谈判，应请贵专员迅速处理，下令城内驻军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至东门城内数十米地点，再行谈判。”
    王冷斋心想你算老几！于是说：“此系在贵机关部商定先从调查入手，适间牟田口所求处理责任，我已拒绝，贵辅佐官所云，离题太远，究奉何方命令，本人实未明了。”
    寺平又说：“平日日军均可穿城而过，已有先例，何今日演习不能进城？”
    王说：“恐尔来华不久（寺平到特务机关部任职不到 3个月），尚未明了此间情况。向来日军演习，均在野外，从未有一次穿城而过；尔所谓先例，请指出某月某日事实，以为佐证。”
    寺平被问得哑口无言，恼羞成怒，称：“此项要求，系奉命办理，事在必行！请君见机而作，以免危险。”
    此时，与王、林二人同行的、被牟田口廉也授命“全权”处理“日军士兵失踪”案的森田联队附见说不通王冷斋，于是转而劝说林耕宇。他请王、林二人下车，让他们看日军的阵容，并警告林：“要请王专员迅速决定，十分钟内，如无解决办法，严重事件立即爆发，枪炮无眼，殊为君等危！”
    王冷斋是军人出身，上过战场的，这点伎俩怎么可能唬得住他！于是王说：
    “仅奉命调查，他非所知，危险更无所顾虑。且第一步调查办法，系在特务机关部决定，前后方不应矛盾如是。此处非谈判之所，如君等依照后方决定原则办理，即须在城内从容相商，否则一切责任应由君等负之。”
    见王冷斋不为所动，森田、寺平无奈，只得让寺平同王、林二人进城“谈判”。
        此时已是 7月 8日早上将近 5点钟了。
    据秦德纯回忆，7 月 8日凌晨 3点半左右，他接到驻守卢沟桥的37师110 旅 219团团长吉星文报告：“约有日军步兵一营，附山炮四门及机关枪一连，正由丰台向卢沟桥前进。我方已将城防布置妥当。”
    吉星文，1908年生，河南扶沟人。抗日英雄吉鸿昌，就是吉星文的族叔。
    吉星文也是属于“投笔从戎”那一类的，1923年，吉鸿昌回乡省亲，将当时还在扶沟县立师范学校念书的吉星文带到了西北军。
    吉星文是读书人出身，又会些国术，可谓文武双全，在西北军这样一支比较缺少文化底蕴的队伍中，可谓凤毛麟角般的人才，因此，15岁的吉星文很快就被提拔为军官。
    中原大战之后，吉星文进入29军。到1933年，已经成为37师 110旅
219 团营长。
    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３月３日，得知平泉失守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当即放弃省会承德，逃往丰宁。次日，日军占领承德。
    偌大的热河居然两天之内即陷于敌手，舆论大哗，已经在“九一八事变”中付出了代价的张学良再一次站出来承担责任。上一次，张学良丢了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这一次，张学良没有更小的官可当，只好辞职、出洋“考察”去了。
    热河的丢失，其损失是战略上的，华北就此失去了最后的屏障，日军从东北推进到关内，从此之后，就是日甚一日的“华北特殊化”了。否则，到“七七事变”的时候，华北也不至于遍地都是鬼子。
    日军占领承德后，随即分兵攻击长城各关口。３月９日，日军进犯喜峰口，3 月11日，29军赵登禹、王志邦等率部夜袭喜峰口，以大刀砍杀鬼子，这就是著名的“喜峰口大捷”。从此以后，宋哲元“抗日英雄”的称号不胫而走。

    按：喜峰口在今河北省迁西县境内，是明大将徐达在燕山山脉首建的32座重要关隘之一，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可惜在1976年修成了水库，把喜峰口淹了，否则作为革命教育基地是再好不过了。

    吉星文也参加了喜峰口之战，因作战勇敢，人送外号“吉大胆”，并积功升为37师 110旅 219团团长。
    同年 5月26日，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打起了反蒋的旗号，不久后事败，吉鸿昌被迫流亡国外。从此，吉鸿昌、吉星文这叔侄二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在北平被枪决。
    1935年 6月29日，以“白坚武事件”为契机，29军进驻北平，37师
110 旅 219团团长吉星文奉命驻守卢沟桥。
    此时，秦德纯向年仅29岁的吉星文团长做出了一番部署：
    “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秦德纯的这番话，在此后的岁月里，被无数人无数次地引用，尤其是最后一句，堪称中华民族八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写照。
    同时，久经战阵的秦德纯指点吉星文：“日军未射击前，我方不先射击；待他们射击而接近我最有效射距离内（三百至四百公尺）我们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
    形势已经非常险恶，得知情况的29军37师师长、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北平警备司令冯治安此前已经从驻所保定赶回北平。
    冯治安，字仰之，1896年生，河北故城县人。
    在29军的高级将领中，冯治安是最不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历史上很少提及，顶多了，就是在讲述张自忠为国捐躯之前，会说到张曾给他的副手、第33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写过一封绝命书：
    “仰之我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 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38D 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 死 )往北迈进。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小兄张自忠手启五月六日于快活铺”
    此后仅10天，张自忠即在对日战斗中牺牲。
    由于29军的多位高级将领均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因此，冯治安的声光，全为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等人所掩，甚至不及他的下属何基沣、吉星文。
    实际上，在当年的29军，冯治安虽然仅是一个师长，但以影响而论，却当仁不让的是仅次于宋哲元的“第二把手”。
    1912年，16岁的冯治安投入西北军，最初当伙夫，因勤学好问，提升很快，到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冯治安已被提升为师长，年仅30岁。
    1930年，冯玉祥的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被打散，在萧振瀛的奔走下，冯治安、张自忠、赵登禹等人一力拥戴宋哲元成立“东北边防军第 3军”，后来一同成为29军的骨干。1937年，当宋哲元离开北平回老家山东乐陵期间，指定秦德纯负责“外交”事宜、而以冯治安代理29军军长，负责军事工作。

    按：很多人认为，副军长“官”很大，如果宋不在位，理当由秦德纯或29军的另一位副军长佟麟阁来代理军长，怎么会是冯治安？
    道理很简单，战争年代，一个军人的实际地位，决定于你手下有没有军队。有自己的部队，哪怕你当连长，也能独占一方，否则，你就是叫“司令”，也是白搭。因此，除宋哲元以外，29军的实际权力，都掌握在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等几个师长手中，这其中，冯治安既是西北军的老底子，又是宋哲元的心腹，因此，特别受到宋的信任。
    秦德纯就不同了，他是“东北边防军第 3军”成军以后才到宋哲元手下的，与历史上的西北军没有任何渊源，手中又没有直接掌握的军队，就是让他“代理”了军长，也跟“假的”一样。但秦德纯资格老，为人圆通，与“中央”又保持良好关系，因此宋对他还是比较信任，命他主持冀察的“外交”工作，也算得其所哉。
    佟麟阁就更不可能。1933年，佟麟阁曾与吉鸿昌、方振武等人一同参加过冯玉祥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事败之后心灰意冷，在香山隐居。是宋哲元将佟麟阁请出来，主持29军在南苑举办的“军事训练团”，并任命他为29军副军长。这个“副军长”基本上是一个虚衔，完全是为了听着好听的。
    正因为冯治安在29军的这种特殊地位，他才得以一个师长而任冀察地区影响最大的一个地方行政长官——河北省政府主席，并以其37师拱卫北平。
  
    1937年 7月 8日 4时50分，按捺不住的日军终于开火，吉星文团第 3营营长金振中奋起还击。
        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抗日战争，就此打响了。
    金振中，生于1902年，河南固始县人。
    金振中1924年进入西北军“西北边防陆军干部学校”，中原大战之后进入29军，任37师 110旅 219团第 3营营长。1933年，金振中参加了喜峰口战役，1936年春，奉命接管宛平城和芦沟桥防务。
    29军37师 110旅 219团侦察参谋孙文涛于1937年春被派往宛平，组建“前方团部”，与金振中和王冷斋都打过交道。据他回忆：
    “前方团部设在（宛平）城西门里路北第一个大门。房东也姓孙，是个久居的老住户。第二个门是营部，第三个门是三营包扎所。我到任后见到了营长金振中。金振中是个身材不高而彪悍的河南人，约长我几岁，带兵英勇善战。1933年喜峰口抗战立过功，受到冯治安师长嘉奖；1936年在京西斋堂村捣毁“冀西防共自治政府”的战斗中率部打先锋，勇于穿插敌后，俘敌千人，还有二十多名日军顾问，获得特等奖，不愧为抗日的民族英雄。金营长介绍部队防务和日军演习情况，还谈了冯师长对守桥、城的指示精神：我们既本着南京政府的指示办，又要保住本军的现实处境，以不惹事，不怕事为原则。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与王县长也熟悉了。战斗打响后，他来前方团部的次数就更多了。王冷斋曾自办远东通讯社及《京津晚报》，他发表的文章正直开明。现在我与之朝夕相处，从他文质彬彬的外貌中透出了干练，是处理对外事务的强手。”
    金振中营是个“四四编制”的“特大号”加强营，虽然叫“营”，其实比“团”都大。据孙文涛说：该营“辖 4个步兵连。事变爆发后，团部又配给它 1个机枪连，轻重迫击炮各 1个连。该营还收编了 1个保安队（连），合计约1400余人。相当于军队一个半正规团。每个步兵班都有一挺轻机枪或掷弹筒，弹药很充足。像这样强火力的部队，在旧中国军队中是罕见的。”
    得益于金振中营有这么强大的火力，从自 7月 8日凌晨至 7月11日，该营先后击退日军 5次进攻。在战斗中，为保卫铁路桥东端阵地，该营第11连死守龙王庙，打到最后只剩下连长和司号员两个人。
    据孙文涛回忆：“龙王庙是守铁桥的要地，失守三次又被夺回三次，战斗惨烈。最后时刻只能由司号员爬到死尸上找子弹，用压弹机为连长压子弹。当敌人进攻时，连长打机枪，司号员躺在战壕里仰天吹冲锋号。我一生参加过多次战斗，像11连这样顽强悲壮的阻击战还遇到不多。”
    7 月11日凌晨 2时，金振中率部强攻铁路桥东端，终于将阵地夺回。在战斗中，金振中身负重伤，先是被炸断了左腿，接着又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但金营长命大，受了这么重的伤，居然没死。据金振中回忆：
    “在我指挥追击逃敌时，不意竟被隐匿之敌以手榴弹把我左腿下肢炸断，紧接又射来一发手枪子弹，从我左耳旁钻进右耳下穿出。随从兵急忙抢救，将我抬出战场，护送到长辛店车站，及时送往保定医院救治，得以痊愈。住院期间，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慰问，我感愧之余，只有继续努力杀敌，以答举国同胞的盛情和期望。”
    在金振中营的浴血奋战之下，从 7月 7日直到 7月29日、29军撤离北平，宛平城和卢沟桥始终掌握在中国手中，令日寇不得越雷池半步。
    卢沟桥打起来的时候，王冷斋等人还在同日本人“谈判”。
    据王回忆，7 月 8日约 5时，他与林耕宇会同寺平进入宛平，到达专员公署，此时，周永业、樱井、斋藤等已经在此等候，刚坐下还不到 5分钟，枪声就响起来了。
    此后，从 7月 8日凌晨到 7月11日，以王冷斋为主的“交涉小组”与日方四次达成“停火协议”，日本人四次背信弃义，每一次都是中方正在执行“协议”的时候，日本人采取军事行动，然后再谈、再协议、日本人再动武。
    供职于上海《新闻报》的记者陆诒，曾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到北平采访，据他后来回忆：
    “（1937年 7月19日）午刻到长辛店，首先至警察局访问驻在那里的宛平县长王冷斋。他是卢沟桥事变中的新闻人物，来往于宛平县城与长辛店之间，既要办理宣抚居民、供应军队需要的各种物资，又要经常与日军谈判交涉，每天办公达十二小时以上。
    他在百忙中抽暇和我谈话，略述事变经过。自从丰台被日军强占以后，日军经常到卢沟桥举行实弹演习。七月七日晚上又来演习，收队时说失踪日军一名，坚持要进宛平县城武装搜索，我方据理拒绝，日军即开枪挑衅，引起武装冲击。
    到八日清晨，日军牟田口联队长亲率步、炮兵四百多人，发起攻城，我军奋起抵抗，一排人壮烈牺牲，后援部队闻警赶到，始稳住阵地，不让日军冲进城内。八日下午三时，日军送来两封信，限我军于六时前撤退。当天晚上八时，王冷斋正同日方代表樱井中岛在县政府谈判之际，城外日军即以重炮攻城，炸毁县政府及附近民房。九时后，我军忍无可忍，冒着敌人的炮火展开反攻，即将卢沟桥夺回。九日上午，日军一面提出要求停战，一面仍坚持必须撤走原有驻军，改由保安队换防。日军要求停战只是一种烟幕，事实上从未停止其咄咄逼人的进攻，尤其令人愤概的是当换防的保安队通过大井村时，竟遭到日军从背后袭击，我军伤亡甚多。从十日起，战斗时断时续，我军仍在原有阵地，始终坚守卢沟桥与宛平县城，而外交谈判则从当地转移至平、津进行。”
    从王冷斋和陆诒等人的回忆，都间接反映出一个问题——即在“七七事变”发生后最初的一个时期，日本人也在犹豫。
    犹豫什么呢？
    ——日本人在考虑，对“七七事变”的处理，究竟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是将其扩大化呢，还是像以往每一次中日冲突那样，先是制造一个事端，然后借助军事上的强势，逼迫中国让步，就像以往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那样，一步步地蚕食中国的领土、侵犯中国的主权，以达到其推进其“华北特殊化”的目的。
    之所以日本人会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犹疑不决，并非鬼子心慈手软，而是在此时，他们还没有做好与中国全面开战的准备工作。况且，这么大的问题，也不是北平的牟田口廉也、秦皇岛的河边正三所能决定的，甚至也不是天津的华北驻屯军司令、此时已经病入膏肓的田代皖一郎所能决定的。
    因此，日本人只好借着“谈判”拖延时间，等待国内做出最后的决定。
    所以，也不妨这么说，日本人的挑衅、不守信义，固然是事实，但他的“谈判”，也不能说完全是假的。
    以 7月11日为前后界限，日本人开始变脸，变脸的标志，是“五相会议”。
    日本的所谓“五相”，是指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
    1937年 7月11日，首相近卫文麿、外相广田弘毅、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和藏相贺屋兴宣举行了“五相会议”，会议的时间不长，只有两个多小时。
    会议的结果，统而言之，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不扩大”；二是向中国增兵，并决定派香月清司中将到中国接替患了炭疽症、快要病死的田代皖一郎中将。
    这看似矛盾的两个决定，导致了“七七事变”最终成为日本全面侵华的导火索。
    我们再把视野放得开一点，1945年的 8月 6日和 8月 9日，日本连续两次尝到原子弹的滋味，这个结果，似乎早在 8年前的 7月11日，就已经决定了。
        只是，当年开会的这 5个人，还想不到这个结果。
    根据陆诒的记载，当年他还采访了抗战第一线的吉星文团长：
    “二十日清晨，由王县长派向导带路，徒步走五里到达卢沟桥。桥南入口处堆满沙袋，防卫森严，只能让一人侧身通过。桥上二十九军战士横擎着上刺刀的步枪，胸前束着沉甸甸的子弹带和两颗木柄手榴弹，肩荷系有红色绸带的大刀，目光炯炯，注视前方。核对口令后，始通过此横跨永定河上的大桥，进入宛平城，我发现城门口已改由保安队布岗。进城后，先到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何基沣旅所属的团部，访问吉星文团长。
    吉团长是抗日名将吉鸿昌之侄，当时年仅二十九岁，长得粗眉大眼，身材高大，具有豪迈的军人气概。由于指挥作战中负伤，头部还裹着几层厚厚的纱布，两眼因连续失眠而发红，但他绝无倦容地接见了我。他说：‘事变前，刚从南京中央军校高级军官训练班受训归来，原想告假回乡探亲，继思日军常到卢沟桥我团驻地演习，军心愤懑，可能会引起冲突，还是先回部队的好。军人守土有责，人若犯我，我们绝不能毫无抵抗。这次作战，与连年内战大不相同。最显著的是民众十分踊跃支持军队作战，宛平城内居民大部分没有逃跑，愿为我军挖战壕、做工事、挑水、烧饭，协助部队守城。’”
    与民众的“踊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9军军长宋哲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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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1 16:36

26、附：29军浮沉录

    宋哲元，字明轩，1885年生，山东乐陵县人。
    宋哲元只比冯玉祥小三岁，资格非常老。而且在老辈军人中，宋哲元属于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1910年毕业于北洋陆军武备学堂。1912年，袁世凯窃国，宋哲元进入袁32左路备补军”前营任哨长，基本上相当于排长吧。
    前营的“管带”就是冯玉祥，相当于营长。因此，宋哲元在冯玉祥还在做基层军官的时候就跟着他，俩人是老关系了。
    冯玉祥的老西北军，素有新老“五虎”的说法，所谓“新五虎将”，指的是韩复榘、孙良诚、孙连仲、石友三、刘汝明，“老五虎将”，则是指鹿钟麟、宋哲元、张之江、刘郁芬、李鸣钟等几个人了。
    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所部改编为“国民军”，宋哲元任旅长。
    1925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驻张家口，所部被改编为“西北边防军”，这就是“西北军”的由来。
    此后，直到1930年，宋哲元一直跟随冯玉祥，在冯所经历的“五原誓师”、“二次北伐”和中原大战等足以载入中国现代史的几个大事件中，那一次也没少了宋哲元。
    正是在中原大战中，冯玉祥走了麦城，从此再也没翻过身来。
    跟着他同时倒了大霉的，自然也少不了宋哲元。1930年11月 4日，阎锡山、冯玉祥联名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宋哲元等则退往山西。11月16日，宋哲元、孙良诚等26人给蒋介石、张学良发报，称“阎已下野，请祈训示”。
    这一通电报，如果换成老百姓说的话，基本上就是“我认输了，以后怎么办，听你的。”如果再说得“白”一点，就是“算你狠，请你放我一马。”
    的确，此时的宋哲元，手下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了，如果蒋介石、张学良准备赶尽杀绝的话，只能任人宰割。
    但谁也没想到，中原大战的事败，居然是宋哲元“咸鱼翻生”的开始。
    令宋哲元“东山再起”的关键人物，是萧振瀛。
    萧振灜是一位奇才，往近了说，丝毫不亚于杨永泰，往远了说，跟春秋战国那帮子凭三寸不烂之舌纵横天下的人比，也不逊色。
    萧振灜，字仙阁，1890生，吉林扶余县人。
    萧振灜是西北军中少有的东北人。
    1916年，萧振灜毕业于吉林法政专门学校，此后就进入了东北军，在孙烈臣手下当营长，后来以武改文，当上了吉林田赋局局长，因政绩卓著，于1922年当选为北洋政府国会众议院议员。

    按：孙烈臣是张作霖的得意干将，据说他死以后，张作霖曾抚尸痛哭半个小时。

    但是萧振灜在东北没弄好，原因是他在吉林搞所谓“民治促进会”，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抨击政治，结果被当时的吉林省省长王树翰给抓了起来，经东北军的元老刘哲、莫德惠等人力保才给放了出来。
    这时孙烈臣也死了，萧振灜在吉林呆不下去，遂经好友李鸣钟介绍，于1924年投入西北军。这时萧振灜已经34岁了。
    李鸣钟是冯玉祥的老“五虎”之一，因此，萧振灜最初很受冯玉祥的重视，曾经作为西北军的代表被派驻苏联工作。
    1926年12月，冯玉祥“五原誓师”，当时的五原县县长正是萧振灜。同年，冯军攻克西安，宋哲元任陕西省省长，萧振灜则被任为西安市市长兼第四方面军军法处处长。
    正是在西安市市长任上，萧振灜捅了个大“娄子”。
    那是1927年，冯玉祥响应蒋介石的“清党”，在自己的辖区搞反共，抓了大批共党“嫌疑分子”，令萧振灜处理。
    萧振灜可有主意，他认为这都是些爱国青年，不过言语激烈一些，有什么罪！于是，他跟谁也没商量，也没请示任何人，利用自己“军法处处长”的职权，把这些人全给放了。
    冯玉祥闻讯大怒，令陕西省省长宋哲元杀掉萧振灜。
    宋哲元早就认识萧振灜。
    那还是萧振灜刚刚进入西北军的时候，当时他在绥远省临河县任职，这是宋哲元部队的驻地，萧振灜竭尽全力为宋办粮台，深得宋的赏识，这是宋、萧两人订交的开始。后来，冯玉祥“五原誓师”，宋将萧要过来，当自己的西路军军法处长。后来宋当陕西省省长，推荐萧振灜主持西安市政。
    眼看着萧振灜性命堪忧，宋哲元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他联合了西北军的一些老人力保，救了萧振灜一条命。但西安市长是干不成了，调他到第二集团军当了个总参议的闲职。
    从此，冯、萧二人决裂。
    不过，此时宋哲元还想不到，自己的后半生，之所以能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多半都着落在萧振灜的身上。
        眼下，宋哲元倒霉了，萧振灜投桃报李的时候到了。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把处理西北军残部的任务交给了张学良。这就好办了，萧振灜是东北人，与张学良能说得上话。
    萧先是给宋哲元发了个电报，告诉他自己要去看他，随即到奉天找到了张，与其探讨“合作”的可能性。张学良说，“恐中央不满其收留西北军”。话里话外，张本人并不反对“合作”——也是啊，谁不愿意手下多点部队啊！只不过此时张学良也是刚刚开始与老蒋“合作”，对他这位“义兄”不甚了解，所以比较谨慎。
    听了这话，萧振灜心里就有底了，我们且看他下面所做的一系列事情，像不像战国的那些策士。
    萧赶到太原，在山西大酒店见到了潦倒不堪的宋哲元。
    此时的宋哲元，斗志全无，精神已接近崩溃，他握住萧振灜的手，一边哭一边说：“只待汝，唔后即回天津（宋的母亲常住天津），兵溃散仅余千人，已嘱交与刘汝明。”
    言下之意，打算归隐林泉，从此不问世事了。
    萧一听那哪儿行啊！随即给宋的参谋长张维藩打电报，告诉他：部队先不要交，等着我萧振灜，过几天去找你面谈。
    接着，萧又鼓励宋哲元：“吾等救国之志未达，何谈解甲归田邪？今应思昨日之非，定明日之计”
    宋说：“我等错误跟随冯，到如是地步，队伍已溃散，起义已晚，奈何？”
    萧随即责以“大义”：“可邀集能合作的将领共建部队，起义无早晚，今日起义是吾等认识了冯的军阀本质，而投向中央是为了走革命救国的道路，中央必然欢迎。”
    宋方寸已乱，毫无主张，只是一迭连声地问：“何人能来，如何进行？”
    萧振灜告诉他：“冯治安、张自忠、赵登禹、李文田、何基沣等可邀，同生共死，我去中央说明起义之诚，争取收编。”
    宋一听居然会有这样的好事儿！于是提醒萧振灜，“刘汝明恐不肯起义，以后邀他来。”其他的，“里外安排，我由你决定。”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人的际遇，跟性格、跟许多先天的东西是有关的。比如乾隆，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当皇帝的。萧振灜也是，好像天生就是为了当“大哥”而生的。
    萧振灜这个人，会说话、会来事儿、有见识、有担当，兼以足智多谋、世事通达，乱世中生存的本事他几乎全都具备，许多人都很佩服他。所以，萧虽然到西北军时间不长，却很吃得开。加上他年岁比较大，西北军的封建色彩浓厚，特别喜欢搞“拜把子”那一套，大家都叫他一声“萧大哥”，格外尊重。正是因为萧有这样的人脉，所以他敢在宋哲元面前夸下海口。
    首先要做工作的，就是后来成了抗日英雄的张自忠。
    张自忠部驻在曲沃，此时还有5000人，是退入山西的西北军残部中势力最大的一股，他的态度举足轻重，张自忠如果不同意拥宋，其他的全是“白扯”。
    果不其然，张自忠对拥宋有异议。不过也可以理解，你那儿1000人，我这儿5000人，凭什么服你当首领啊！但他也想听听萧振灜的意见，“以定未来”。
    萧开始摆“大哥”的谱：“都是患难兄弟，弟等既听余，余拥宋，皆为兄弟之义，汝与仰之（冯治安）分率部队，赵登禹等依次，刘汝明若能来，另作安排。”
    萧振灜这番话，听上去很简单，实际上意思很丰富。
    首先，暗示张自忠——如果能争取到一个军的编制，那么张自忠和宋哲元的亲信冯治安则可以各自锁定一个师长的位置，你的部队，依旧是你自己带，别人不会插手。
    其次，赵登禹、何基沣等等，只能委屈当旅长。
    第三，关于刘汝明。刘汝明是冯的“十三太保”之一，论在西北军中原有的地位，几可与宋哲元相捋，比张、冯等人要高出一个档次，双方不是一路人。
    所以，萧明确告诉张自忠，刘汝明即使来了，也是“另作安排”，不会影响张的位置。
    另外，宋所说的“刘汝明恐不肯起义，以后邀他来”，也是顾虑到刘原来在西北军中的位置，担心他来了影响张自忠等人的积极性。所以，宋哲元的脑子，其实也是很清楚的。
    萧振灜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当师长、继续掌握自己的部队，对于此时的张自忠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于是张说：“只要大哥领导来做，我必服从到底。”
    离开张自忠部，萧振灜到运城找到了张维藩，张本是宋哲元的参谋长，宋打剩下那1000多人，此时就是他在带着，对于拥戴宋哲元，张自然是举双手赞成。
    下一个是赵登禹了，萧振灜准备让他当旅长。赵手下也有一部分部队，而且他原来是25师师长，当旅长等于是降了一格。所以要听听他的意见。
    赵登禹也是一个血性男儿，肚子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儿，一听萧的来意，慨然应允：“干不干由大哥决定，能报国，作团长营长都行。”
    班子基本上搭起来了，萧振灜把这些人统统召集到运城张维藩处，有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李文田、何基沣等等。会上，萧振灜告诉大家，他准备拉起一个军的编制，组织“起义”，推宋哲元为军长、张、冯为两个师长、张维藩仍为参谋长，其他人都当旅长。
    班子是搭起来了，但目前的一切还都是萧振灜在“自说自话”，不作数的，需要得到南京的认可。于是，萧振灜回到山西，向宋哲元汇报了一切，就准备启程奔南京。
    当时这俩人真是穷啊，穷得叮当响，没钱，连去南京的路费都没有。好在山西的钱庄、票号多得很，最后，萧振灜从太原“聚义银号”借了两千块钱，作为川资，就只身去了南京。
        接下来，且看萧振灜如何用这两千块钱，去“套”那一个军的编制。
    萧振灜来到南京，住在中央饭店。
    他首先要见的，是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
    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中极为少见的西北人，原籍陕西泾阳，1879年生于陕西三原。
    于是前清举人，后来到上海震旦学院读书，在此期间与邵力子等人共同创办了复旦公学（后改名复旦大学）。1906年，于右任赴日本考察，结识了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为交通部次长。1924年，于右任出席了国民党“一大”。会后，根据大会的决定，他推荐了许多“优秀青年”到广州报考黄埔。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董钊、郭景唐、周凤岐、杜聿昌、阎奎耀、关麟征、张耀明、杜聿明、杜聿鑫、萧洒等等。军统的马志超，也是由于右任推荐的。军校一期之所以会有那么多西北人，就是这个原因。
    而且，周凤岐、杜聿昌、关麟征、张耀明、杜聿明、马志超等人加入国民党，也是于右任介绍的。
    在历史上，于右任与西北军曾有相当的渊源，想当初，受李大钊委托，赴苏联敦促冯玉祥参加北伐的就是于右任。冯“五原誓师”成立国民军联军时，代表国民党、国民政府监誓、授旗的也是于右任，并任国民军联军副总司令。
    在1930年11月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于右任刚刚当选为监察院院长。正因为于是西北军在“中央”少数能说得上话的人之一，因此萧振灜首先就要托他办事。
    于右任很痛快，答应帮忙。
    接下来，就是“挂号谒蒋”了。“挂号”这个说法是萧振灜遗著中的原话，极为传神，而且特别像现代的表述方式，大家要知道他这本《华北纪实》可是1944年写的。
    老蒋的“号”当然不好挂——此时，正是老蒋志得意满的时候，正因为准备当“总统”，跟胡汉民闹得不可开交。因此这个“号”一挂居然挂了将近一个月。
    好不容易见到了蒋，说明“宋及余等救国救民之志，故乃重组部队起义”等等。
    其实，萧的这套说辞当中，存在一个重大漏洞——你们早干什么去了！队伍都给打得稀里哗啦了，想起“起义”来了，不嫌晚了点么？
    而且蒋介石似乎挺了解萧振灜，因为据萧回忆，当时蒋特地提到“我曾去苏联以及释放数千被捕青年之历史。”对此，萧“答以实际”。
    不承认也不行啊。
    幸好，老蒋似乎并没有“翻旧账”的意思，他说：“于院长特推荐汝为西北军中之革命同志，希望今后共同为国效力。”
    原来是于右任起了作用，看来“朝中有人”确实好办事。
    接着，老蒋让萧振灜去找何应钦，商量具体的事情。
    何应钦是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这个角色很厉害，大凡“陆海军建设改进、人马之维持补充、交通通讯之整备，及全国总动员之筹划”、“陆海军军需、粮秣、被服、装具、营缮及其他军需品之筹办、分配”、“军械弹药之筹办分配、场厂仓库之建设管理”等等，统归军政部管理。
    据郭汝瑰回忆：“在国民党军事高级指挥人员中，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外，便是军政部部长权力最大。”这与何应钦在国民党军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也是相称的。
    所以，具体办事的何应钦比蒋介石的“谱”还大，他对萧振灜说，因为“原有二十七路军编制，业行取消”，因此“容侯安排”。
    这个所谓“容侯安排”，其实我们现在也经常说，就是当别人托你办事，而你又不想办或者觉得不太好办，但又不愿直接拒绝的时候，你会说：嗯，好吧，再说吧，看机会吧。
    比如，你找单位领导，谈到你个人的一些事情，比如调动啦、薪酬啦，等等，听到的，经常是这么一句话。
    对，何应钦也是这么一句话，就把萧振灜给打发了。
    看起来，何应钦对萧振灜所讲的“起义”的故事不太感冒，这事情还真难办了。何应钦是实权人物，老蒋同意了，何拖着不办，萧振灜是一点辙也没有。
    困守愁城，转眼又是一个月过去了，何应钦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显然是根本就没打算办这件事。
    想到远在太原眼巴巴等待消息的宋哲元，还有在寒风中缺吃少穿的士兵，萧振灜急得不行，还得找老蒋！
    可找老蒋说什么呢，总不成告何应钦的状吧，说“你批了的事，何部长拖着不办，你看这事怎么整？”
    这天，萧振灜在中央饭店看报纸，忽然，一条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奉天宪兵至太原接收兵工厂。”
        萧振灜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有了，找老蒋进言的机会来了。
    问题是蒋介石的“号”着实难挂，再等一个月，黄花菜都凉了。再说了，临走借那两千块钱也所剩无多。不行，还得托人。
    萧振灜通过第二集团军（即西北军未打散前的番号）的政治部副主任凌勉之，把老蒋的秘书高凌百约了出来，请他吃饭。
    席间，萧振灜直截了当提出来，有事情想面见“蒋总司令”，请高帮忙。
    高说，总司令很忙啊。
    萧说，这件事关系到北方的局势，否则我不会随便求见总司令的。
    别说，这个高凌百还真是信人，当晚，萧振灜就接到通知，让他次日一早六点到老蒋官邸等候“晋见”。
    兹事体大，为了想好第二天见了老蒋怎么能够把话说得更得体，一向能说会道的萧振灜居然一宿未眠。
    早上 5点，萧振灜整肃衣冠前往蒋官邸，行政院长谭延闿已经率“文武百官”，肃立等候老蒋训话。
    少顷，蒋着军服下楼，见到萧振灜，问：“萧代表有事？”
    萧说：“现在是五时二十五分，可否三分钟谈话？”
    蒋很客气，说“不忙，请坐下。”
    萧说：“昨见报载奉天宪兵至太原，将接收兵工厂事，总司令见否？”
    蒋说：“是的。”
    就此，萧开始谈古论今，这一大段话，颇值得全文引用，学学人家萧振灜是怎么说话的：
    “民国以来中国循环内战不息，阎锡山之所以能为北方患者，非其才能有过人之处，特太原地势使然，太原北有雁门之险，东有太行娘子关之固。乃军事枢纽，东控冀鲁，北接察绥，有太原，则陕甘宁青各要害，尽易于掌握。自古辽金以未得上党，而不能保有天下，元占上党，始克入主中夏，赵宋集全国之力，三下河东，俱不能胜，卒以诱计降杨业，北汉始行瓦解，故得太原者得天下。今张学良据东北，人才大聚，如得太原而得地利，则革命将增艰难矣。”
    估计头天这一晚上，萧振灜肯定是看了一夜《三国志》，要不说的话怎么那么像《隆中对》呢，只不过是把荆州换成了太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
    这一番话，显然是打动了蒋介石，跟着就问：“然则如何？”——那你说怎么办呢？
    萧振灜要的就是他这一问：“使晋中八将拒张以迎中央，晋主席一时不予更换，温寿泉在上海，可使归晋策动。”
    第一句话好理解，“使晋中八将拒张以迎中央”，是向蒋建议由宋哲元为首整理西北军残部，这也是萧振灜见蒋的主要目的。
    后面几句话多少有点费解，需要解释一下，又得往前翻一下历史。
    “中原大战”之后，事败的阎锡山、冯玉祥于11月 4日同时通电下野。冯玉祥下野之后去了山东，到泰山隐居去了。阎锡山却赖着不走，他当然不想离开经营了半辈子的山西。但老蒋不干，明告诉阎锡山，必须出洋，否则就要派飞机轰炸太原。阎锡山无奈，只好于11月29日潜往天津，12月22日赴大连隐居。
    行前，阎锡山将所有的班底都交给了他的老伙计徐永昌，因此，阎虽然“下野”，却躲在大连，通过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暗中操纵一切。
    正因为山西依然掌握在阎锡山的手中，所以，萧振灜给蒋介石出主意：从目前的情况看，山西省政府主席一时半会儿换不了，不听指挥，可以派温寿泉“归晋策动”。
    温寿泉是山西洪洞人，阎锡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的同学，在山西军政界很有影响力。因此，萧振灜建议蒋介石派他回到山西，暗中策动山西反对张学良入晋。
    对萧的建议，蒋介石显然很感兴趣，马上传令谭延闿让大家散了，今天不训话了，并让夫人宋美龄下楼，一同请萧共进早餐，并“详询一切”，“半日方毕”。
    谈话过后，老蒋让萧去找孔祥熙——何应钦不办事，索性不找他了，改找孔祥熙了，找孔干什么呢，要钱——萧振灜不是没钱了么。
    见了孔祥熙，说明一切，孔还真是大方，一下批给萧振灜两万块钱。
    接着，蒋介石又发表萧振灜为军委会中将参议——萧的原职就是第二集团军参议，不过此参议不同于彼参议，那个是杂牌军的，这个可是“中央”任命的。
    此时，山西方面的消息也到了，在温寿泉的策动下，山西各界群起反对东北军入晋，张学良只得作罢。
    不久后，蒋正式批准，由宋哲元集合西北军残部，给他一个军的编制，在山西运城整训，并令萧去向张学良“请派令”。
    萧的神机妙算，全部成功。所以为什么说得看历史书呢，学点历史，不光可以“知兴替”，还有助于“办实事”。
    不过，老蒋的批示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萧振灜还要去对付被他暗中下了绊子的张学良。
        此时的张学良，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节制辽、吉、黑、晋、察、热、绥、冀八省军队，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均归张学良管辖。因此，萧振灜的“建军”计划，可以绕过何应钦，但绕不过张学良。
    西北军已经是稀里哗啦了，大家都面对一个改换门庭的问题，谁也没有等着天上掉馅饼。
    因此，惦记着投奔张学良的，不光是宋哲元，孙良诚也很热衷。
    孙良诚，1893年生，天津静海（当时还属于河北省）人。
    孙良诚是西北军的“十三太保”之一，1912年投入冯玉祥部，1927年北伐的时候已经是军长了，到1929年，已经当上了西北军的副总司令。论资格，不比宋哲元差什么。
    替孙良诚奔走的，是郑道儒。
    郑道儒，1897年生，天津市人。
    郑道儒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吴国桢都是前后同学。据吴回忆，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演讲比赛中，周名列第 5，抡元的就是郑道儒。抗战胜利以后，郑道儒曾任吉林省政府主席。
    郑道儒也算是西北军的人，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时，郑道儒在其外交处做事。因此，孙良诚就托他这个天津小老弟来找张学良，希望以自己为首来“整理”西北军残部。
    12月 6日，张学良刚从南京回到天津，此次南京之行，张学良风光至极，不仅自己跟老蒋拜了把子，夫人于凤至与宋美龄结为干姐妹，还列席了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并于11月17日的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演说，当选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府委员，正式完成了从军阀到封疆大吏的转变。
    此时的张少帅，位高权重，找他的人可多了，想挂他的号，跟挂老蒋的号，难度差不多。
    萧振灜依然是他的老招数——托人。萧振灜办事，为什么一办一个准儿，因为他从来都是事先做好了铺垫再去，绝不会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贸贸然地拿自己的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
    萧振灜本就是东北出来的，熟悉颇多的高层人士，如刘哲、万福麟等等。在他们的帮助下，抢在郑道儒前面见到了张学良，帮宋哲元抢到了这个军长。
    12月17日，宋哲元会同庞炳勋、傅作义一起从山西到天津拜谒了张学良。
    12月24日，张学良宣布，晋军缩编为 4个军（均为二二制的乙种军，每军 2师、每师 2旅、每旅 2团），分别以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任军长。西北军缩编为 1个军，另 1个师，宋哲元为东北边防军第 3军军长，庞炳勋为步兵第 1师师长。
    前面说过，“东北易帜”以后，张学良曾经把东北军整编过一次，整编之后，以“旅”为基本建制单位。1930年入关时，张带了10个旅约 8万人，编为东北边防军第 1军和第 2军，分别由于学忠，王树常为军长。中原大战结束以后，于驻河北、王驻天津。
    所以，这次给宋哲元的番号，是跟着入关的那一部分东北军起的。
    东北边防军第 3军下辖两个师，按照萧振灜与大家的约定，第 1师师长为冯治安，第 2师师长就是张自忠。
    此时，商震惦记上了散在山西的这些西北军残兵，因为冯玉祥下野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由商震统领西北军余部。于是，商震托人给萧振灜带话，责备他不应自行成军。
    萧振灜听了这话，怒不可遏，此前一直以“策士”、“说客”、“纵横家”等一类面目出现的老萧，此时终于露出了军人本色：“何物商震，此乃余等各自纠合起义，与冯何与！我等，商亦敢来指挥耶！”
    谁都怕横的，萧振灜一瞪眼，商震马上缩了回去，再不掺和这事了。
    事情办成了，萧振灜回到南京向蒋介石做了汇报，随即准备回山西召集部队。行前，蒋问他还有没有什么困难。萧说，东北边防军第 3军的经费，每月只有 5万元，如果每个月能有30万元“特别费”，即可“逐月补充成军”。蒋听了随即下了一个手令，每月批给萧振灜30万元，第一次先发两个月的。
    萧振灜一句话，就带回60万元，在当时也是一笔很大的款子了，西北军的士兵，这是首次拿到全饷，有了钱，很快就把部队整合起来了。
    次年 6月，东北边防军改为“国军”番号，边防第三军成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参谋长为张维藩，为宋哲元立下汗马的功劳萧振瀛仍然干他的老本行，军法处长。
    宋哲元以次，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副军长，排在前面的，是刘汝明，手下没有部队，给了他一个副军长的虚衔。到1932年，将他的部队以暂编第 2 师的名义编入29军，这样，29军就扩大成了三个师。
    排在后面的，就是秦德纯。
    秦德纯比萧振灜到西北军的时间更晚，他是在北伐前后才因偶然的机缘到冯手下的，当23军军长。最初的一段时间，秦颇不得志，因他觉得自己跟冯素无渊源，带部队多有不便，于是连续 6次请辞，冯都不批，最后让他跟冯治安对调，冯去23军，秦当14军军长，秦仍不干，于是冯调他做副总参谋长，这回他去了。
    秦德纯对自己的估量是对的，他虽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军人，但军人跟军人不同，秦德纯是一个极好的幕僚型的军人，站在主官背后出谋划策，时隐时现，当个“智囊”、“军师”，他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但并不太适合带兵打仗。
    据秦回忆，有一次，冯玉祥与秦闲谈，请他对西北军和冯本人“尽量批评”，态度很诚恳，于是秦说：
    “我到这里时间很短，部队没有详细看过，不十分清楚。但我在总司令部看到各处负责人员，一切都奉命唯谨，对于重要的决策从来不做主张，所有军政大计，统统由总司令个人决定。我认为这一切应该加以考虑。”
    秦德纯劝诫冯玉祥：“用师者王，用友者霸，总司令要能延揽人才，集思广益，才有更好的效果。”
    秦德纯不愧是秦德纯，就这几句话，正说在西北军的病根儿上。
    冯玉祥听了，极为满意，他也是老军头了，对自己部队的毛病，岂能不知。于是站起来，与秦握手，然后极为郑重地说：“绍文先生，此后总部分两方面办事，一方面是决策部门，由各处首长分别负责；一方面是执行部门，由各处办事人员根据原则自行处理。务必请你站在指导的地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从冯的这番话来看，他还真是一个头脑十分清楚的人，不过西北军的用人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岂是一个秦德纯所能解决的。冯最后的事败，也肇因于此。
    “中原大战”之后，秦德纯在北平闲居，秦的长处，宋哲元是了解的，于是请他当自己的参谋长，整理部队。到了山西以后，秦德纯说“经年苦战，心力交粹，不想再担任作战的任务”，于是改任总参议，后改任副军长，专事宋哲元的对外交往。
    就这样，走投无路的宋哲元，在萧振灜的一番折冲樽俎之下，居然一跃当上“国军”的军长。
        这还不算完，下一步，萧振灜还要让他入主平津。
    宋哲元入主平津的前奏，是控制察哈尔。
    29军成军以后，最初驻山西阳泉，日子过得很滋润。人员也渐次来归，逐渐壮大，为吸取西北军败亡的教训，避免内讧，宋哲元跟萧振灜俩人商量，“以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张维藩、秦德纯，及吾二人为核心，凡事八人共议，谋定而后动。”
    这是一个领导集体的内部排名，不能公开的。大家注意看，这个排名很有讲究，并没有按照官阶大小，也没有完全看资历，挺有学问。
    宋哲元排老大没什么说的，萧振灜既是宋的灵魂，又是大家的粘合剂，他排第几都没有关系，影响力在那儿摆着呢。
    接下来，是张自忠和冯治安。张、冯、还有张维藩三个人，号称“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张自忠、冯治安各占领29军的半壁江山，排名靠前很正常。
    张、冯之下是刘汝明。刘是西北军元老，论资历仅次于宋哲元，比之张、冯等等，不是一个级别的，排第 5已经够委屈的了，不能再往后排了。
    赵登禹，29军成军以前，赵登禹的部队，是除了张自忠部以外最为完整的了，结果委屈他到冯治安手下当了旅长，所以得排在张维藩之前。
    秦德纯，与西北军将领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瓜葛，基本上属于宋哲元的私人朋友，帮宋哲元个人办事，不太参与军事意见，只能排在最后。
    应该说，宋、萧的这一招很有创意，避免了西北军自己打成一锅粥的传统。用萧的话说，“在此组织下，大家群策群力，我军逐步成长壮大。”
    正在“成长壮大”的时候，29军遇到了他们成军以后的第一次危机。
    因为——阎锡山又杀回来了。
    自1930年底，阎到大连“隐居”，半年多了，虽然暗中操纵一切，毕竟静极思动，于1931年 8月悄悄潜回老家山西五台县河边村。
    说是“悄悄”，以阎老西的身份，哪能保得住密，张学良马上就知道了，严令阎锡山，必须离开山西，否则不客气。
    正在这个当口，“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张学良因丢失东三省闹得民怨沸腾，只得自请解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老蒋更忙，不仅被“九一八”事变搞得焦头烂额，还因为选总统与胡汉民决裂，想召开个“四全大会”都开不成，哪里还有心思跟阎锡山较劲。
    不单不能较劲，老蒋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于是，在南京方面的“四全大会”上，蒋介石指出：
    “我们自己若还不能团结一致，戮力对外，则党国的危亡就在目前。”
    “我们这一次真正做到牺牲一切的自由权利，无论在选举上或是在讨论和决议上，一切都以党的团结为最大目标，无论怎么牺牲都可以。”
    在蒋的主导下，先是取消了对阎锡山的通缉令，后又恢复了因国民党内部党争而被开除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汪精卫、陈公博、李济深等人的党籍。
    1932年 2月27日，阎锡山回到太原，就任太原绥靖主任，就此东山再起。
    “阔别”一年多的功夫，阎锡山忽然发觉自己的眼睛里多个钉子，一向视山西为禁脔的阎老西，怎么能容忍自己的独立王国中出现一支“中央军”！
    于是，阎派徐永昌到北平，鼓捣张学良，让他把29军调离山西。正好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缺少部队，于是命令29军赴江西。
    电报是打给萧振灜的，萧当时在天津，他意识到事情不妙，马上回电：“电悉，我另有建议，请侯余到行辕面呈。”
    当天，萧即动身返回阳泉，与宋哲元、秦德纯、门致中等人商议对策，宋哲元表示不能离开山西。他表明了态度，萧振灜就可以替他拿主意了：
    “太原重要，山西现为我军根据，何能轻离。今汝（指宋哲元）赴平向张报告阎返晋后更换军官及召集人员在河边村办公等情况，并对调军剿匪表示服从；由门、秦二位分访万福麟、戢（音ji）参谋长（指戢翼翘，时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北平行营参谋长），说明阎归而予以坐大之害，请为转张。余再面张详陈利害，当可解决。”
    所以为什么说萧才是29军的灵魂，第一是萧头脑清楚，遇事能拿出办法；第二是有担当，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全心全意为别人出谋划策的，因为他会考虑到很多其他的因素。
    经过宋、秦、门轮番进言，张学良初步认可了29军的说法，于是张找到萧，问他“将如之何”。
    萧早有准备：“我军可藉此调动之机，进驻榆次、阳泉，以扼太原咽喉，则阎之行动可予控制矣”
    萧的意思是，不但不撤离山西，反而接着这次调动的机会，把部队拉到阎锡山的眼皮子底下，威胁阎的根本，令他再不敢轻举妄动。
    经张批准，1932年 3月，萧安排张自忠等军事主官假意按照阎锡山指定的路线开拔，萧还邀请了阎的代表黄胪初一块到平遥去观摩，意思是请他监督，29军真走了。
    为了让29军尽快离境，阎锡山还安排沿途各地位29军预备了毛巾、香皂等日用品，慰劳士兵，对军官，则以盛宴款待。对此，萧振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大意是“阎司令待我军之厚，今后至天涯海角亦不能淡忘其意”，等等，让黄去向阎报告。
    第二天，29军突然改变行军路线，赵登禹部进驻榆次车站，炮口直指太原；张自忠进驻阳泉，冯治安、刘汝明进驻和顺，与阳泉形成犄角之势。
    阎锡山做梦也没想到29军给他弄了这么一手，气急败坏地派人找萧振灜，说“山西地界，不准任意驻扎”，萧哈哈大笑：“山西亦中国土地，我军愿驻此，即可驻此也。”
    随即，萧振灜面蒋，对他指出：“29军不仅能解决西北军残余之改编问题，淘汰军阀之残余，保存爱国之志士，更将能在华北起稳定作用，请对此予以支持。”
    蒋沉吟半响，没有直接答复，而是在不久之后的1932年 8月17日，发表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萧振灜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间接地对29军的作为表示了肯定。
    察哈尔省是29军直接掌握的第一块地盘，从此不再仰人鼻息。用萧振灜的话说，“29军团体从此进入又一新阶段”。
        控制察哈尔，是宋哲元称霸华北的第二部曲。
    29军初露锋芒，是1933年的“长城抗战”。
    1933年 1月 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开始酝酿进攻热河。
    3 月 3日，一架日本飞机对热河首府承德进行了轰炸，热河省主席兼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吓得心胆俱裂，当即携细软逃到滦平。
    汤玉麟，1871年生，辽宁阜新人。
    汤玉麟是张作霖的拜把子兄弟，曾救过张的命也曾背叛过张。汤酷爱老虎，1929年 1月10日，张学良在大帅府“老虎厅”枪杀东北军参谋长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督军常荫槐，“老虎厅”中摆着的两只老虎标本，就是汤玉麟献给张作霖的。
    汤玉麟颇爱财，聚敛了不少财富，在天津购置了大批房产，有的保留至今。3 月 1日，日军已经迫近，汤还从承德运送鸦片入古北口贩卖。
    3 月 4日，128 名日军开进承德，标志着热河陷落。
    热河是华北各省最早陷落的，受日军荼毒最深。承德的避暑山庄，老建筑也被烧了，古树也被砍了，铜器都抢去熔化做了武器，连外八庙筒瓦上的包金也给刮走，都是拜日军所赐。
    说起来，汤玉麟还是张学良的叔辈，他这一弃守，可把张学良害苦了。
    3 月 7日，国民党监察院弹劾张学良、汤玉麟，并建议军法惩办。
    次日，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汤玉麟。
    3 月12日，国民政府批准张学良辞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职务，由何应钦代理。同日，张学良由北平飞抵上海，随即出洋。
    整整一年之后，张学良又回来了，但他没有再回北平，而是去了武昌，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
    张学良不会想到，此生他永无再回北平的机会。
    热河是华北的屏障，热河一失，门户大开，从此华北再无宁日。
    此前，29军已经奉命将一部分部队从山西调到平东蓟县、通县一带，承德陷落以后，29军奉命移驻喜峰口。
    由于汤玉麟不战而退，热河失陷实在太快，当29军以每日 120里的速度急行军赶到喜峰口的时候，这个长城著名隘口已经被日军攻陷。
    3 月 9日，29军开始强攻喜峰口，由于日军占领了高地，昔日的长城反而成了日军的工事，我军从下往上仰攻，等于是以血肉之躯往日军的炮火上送。
    此前，萧振灜去南京向老蒋汇报29军的部署情况，奉蒋之命，陪同邵元冲等人到前线“劳军”。据他回忆当时战斗之惨烈：“一连士兵，生还者不过二、三人，连而继之以营、营而继之以团，牺牲惨重”。
    在这种情况下，宋哲元下了死命令：“纵全军牺牲，必得高地。”
    张自忠、冯治安等人见到“萧大哥”，诉说将士前赴后继的悲壮情形，都哭了。
    萧振灜鼓励他们说：“今日吾人全军战死，亦无负国民倚畀矣。”他与在火线上的37师 119旅旅长赵登禹通话：“闻你腿部受伤？”
    赵说：“很好，没有关系。”
    萧说：“希望都死于前线，为国尽忠。”
    赵说：“好！”
    当夜，赵登禹从火线赶回，建议间道奇袭，并提出由他本人承担这个任务。据萧回忆，当时大家看他已负伤，都不同意，“赵以佩刀柱地蹶然而起，疼剧至全身为之战栗，毫毋顾、强行，奋然曰：吾必破贼，勿复我留！”
    后面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3 月14日，赵登禹等夜袭潘家口日军阵地，“挥刀冲击，杀声震陵谷，敌气为夺；将士奋力格斗，只见风影电击，敌颈血四溅，死亡枕籍；未及膏于我军锋锷者奔散逃脱。”至 3月14日，29军夺回喜峰口高地。
    喜峰口战败之后，日军转而进攻罗文裕。镇守罗文裕的，是29军暂编第 3师刘汝明部，从 3月17日至 3月20日，双方激战三天三夜，日军终于退去。
    以喜峰口、罗文裕胜利为主的一系列战斗，在历史上，统称为“长城抗战”。
    经此一战，29军名扬四海，成为与上海“一二八”抗战的19路军齐名的抗日劲旅。
    喜峰口大捷是“九一八”以来对日作战的第一次胜利，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均获得“青天白日”勋章，赵登禹积功升为132 师师长，晋升陆军中将。刘汝明部则改为 143师，刘仍为师长。
    此后，29军又收编了一部分东北义勇军，改编为骑兵第 9师，师长，原拟由萧振灜兼任，因萧担负着与“中央”联系的任务，经常外出，最后改由郑大章担任，就是那个在“中原大战”中差一点劫了蒋介石专列的郑大章。
    到此，29军已经发展为 5个师，成为一支谁也不敢小觑的劲旅。
    至于“逃跑将军”汤玉麟，在走投无路之下，一度投靠了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3年10月，宋哲元将汤的残部收编，给了他一个29军总参议的闲职。1934年 1月，国民政府取消了对汤的通缉令，后汤回天津做了寓公，于1937年 5月抗战爆发前病死。
        汤玉麟的手下还出了个著名的汉奸，我们以后要讲到，那就是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
    局部的胜利没有改变长城抗战的最终结局，4 月11日，晋军商震所部镇守的冷口失守，导致一点突破，满盘皆输，长城防线瞬间土崩瓦解，4 月27日，日军进入河北。
    此前，日军已经收买了大批汉奸、地痞、失意政客，在平津地区从事分化活动，甚至打算行刺国民党在北方的最高负责人何应钦，颠覆政权，一时间，平津各地妖雾笼罩，谍影憧憧。
    为确保华北稳定，惩办汉奸，杀一儆百，特务处王天木、陈恭澍、白世维等人奉命于1933年 5月 7日在北平六国饭店刺杀了张敬尧，另一个过气军阀孙传芳闻风而逃。
    热河失陷，日军进关，当务之急是阻止日军继续南下。
    在接替张学良担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的何应钦主持下，1933年 5月31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简称《塘沽协定》。
    《塘沽停战协定》不复杂，实质内容一共只有 4条：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由于《塘沽停战协定》的初稿是日本人拟定的，而且在谈判中，日方代表、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明确告诉中方代表参谋本部总务厅长熊斌，对这个协议不能更动一字，要签就签，不签就算了，因此这个协议的口气，完全是以日方为主体表述的。
    为了省去大家查阅历史地图的时间，用通俗的话来说，《塘沽停战协定》造成的后果有二：第一，热河主权丢失；第二，绥东、察北、冀东地区主权半丢失，日军势力侵入河北，千年的古都北平一夜之间变成了边疆。
    既然这样说，那么，是不是这个《塘沽停战协定》就一点积极意义也没有呢？
    由于主持了《塘沽停战协定》和其后的《何梅协定》的签署，何应钦被骂了几十年。其实，客观地说，这两个协定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还不完全一样。
    首先，《塘沽停战协定》不得不签。不签，就要继续打，而打下去的后果不言自明。
    其次，既然日军占据上风，那就不得不承认现实。城下之盟的滋味，从来就没有特别舒服的时候。
    对于中国来讲，《塘沽停战协定》的关键，就在于“停战”二字。不管怎么说，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被延迟了，在当时，这是最重要的。
    评论任何一件事，都都要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不能坐在书桌前空想，假如我去了一定如何如何。否则就容易说出一些非常动听、但于事无补的话来。
    举个例子，比如历史上的大宋王朝，由于边患始终比较严重，因此这个朝代的文人非常有特色，很突出的一点，特别向往军旅生活。天天坐在家里幻想自己去带兵，每每喝得“酒酣胸胆尚开张”，然后就产生一些很不靠谱的想法，比如“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比如“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等等。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想得更多的，其实是带兵打仗有何等的“拉风”，“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词是写得真好！气势真是雄豪！
    但很可惜，没有用，也就是想想而已。真正在边塞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没有，有得是。但人家留意的，绝不会是自己有多么威风！人家眼睛里看到的，是“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人家心里想的，是“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悲天悯人，这才是宰相情怀！
    更典型的是晚清，每逢“海疆不靖”，准是一批不通世务的人在那里鼓吹打仗，鼓吹我“天朝大国”如何如何。谁说不能打，就是卖国贼，就要骂得狗血喷头。等打输了，还得让“卖国贼”去谈判、擦屁股。为什么，因为鼓吹打仗的那批人连擦屁股都不会，让他去谈，赔的银两只会更多。
    所以说清谈误国，书生做事，往往很容易说出一些不负责任的话来，因为他根本不用负责任，又可以在史上博一个好名声，何乐不为。
    《塘沽协定》的签署，暂时地止住了日军的南进，赢得了一些时间，但同时也拉开了日本人推进“华北特殊化”的序幕。从此以后，日军的要求越来越离奇，弄到后来，日本人对中国人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就跟在自己家里似地，丝毫不带“见外”的。
    最典型的，就是后面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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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1 16:37

27、附：萧振灜的三级跳

    1935年 5月17日，发生了一件令后人看上去十分滑稽的事情——在不停地打打闹闹中，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在当天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
    中国首任驻日大使为蒋作宾，日本首任驻华大是原驻华公使有吉明。
    当时任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兼华南支局长的记者松本重治记载了有吉明向国民政府递交国书的情景：
    “上午十点钟，有吉大使从南京总领事馆出发，前往国民政府大礼堂。他的随行人员包括大使馆海军武官佐藤修少将，掘内、有野、山田、松村、田中各书记官，以及须磨总领事，驻南京的雨宫、北浦陆海军武官助理等。他们穿着整齐的大礼服，经中山路到大礼堂附近，然后穿过左右排列的仪仗队，到达礼堂门口。参军长吕超、典礼局长张希骞、外交部国际科长林桐实出来迎接。在《君之代》的乐声中，大使一行进入了大礼堂递交国书后，林森主席致答谢辞，并祈祝天皇陛下健康。”
    松本重治有一个非常显赫的出身，他是明治维新“九大元老”之一松方正义的孙子，从1932年到1938年常驻中国达 6年之久。
    松本重治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麽的智囊，也是他的私人驻华代表。日后，汪精卫派高宗武与日方试探媾和，就是通过松本的牵线，介绍高认识了犬养健。松本重治还参与了将汪精卫从河内“营救”到上海。因此，松本重治这个人，本身就是个间谍。
    松本重治认识内山完造，也认识鲁迅，还一起吃过饭。
    中日两国关系的“转暖”，是有其背景的。
    一方面，1931年以来，日本通过军事行动，先是攫取了我东三省，后于1933年侵占热河，强行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区”，接着，于1934年 3月 1日扶植成立了伪“满洲国”。
    另一方面，日本的对华政策，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调整。
    1934年10月21日，日本召开“五相”会议，决定“调整日华关系”，“实现日、满、华三国互助合作”，目的是使中国放弃反日政策，根绝排日运动。
    1935年 1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国会发表演讲，称要与中国“亲善”。据此，日驻华使节于先后会见汪精卫、蒋介石。2 月20日，汪精卫表示：“对任何友邦，我国均愿以平等互助之精神，缔结友好关系，况乎同文同种之日本？” 2月22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认为广田“有诚意”，表示要“制裁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从表面上看，中日两国首脑间，频频相互示好，从而在1934年到1935年中的一年半时间，似乎形成了中日关系相对缓和、战事相对平静的一种局面。
    同样出于这个原因，当我们把目光移到江西，我们可以发现，这也是蒋介石“剿共”发力最狠、也最有“成效”的一段时间。我中央苏区在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之下，不得不放弃根据地开始长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党利用这个机会，得以从北方腾出手来，全力对付红军。
    但是，在“平静”的背后，是日方的阴谋。
    这个阴谋，就是“分离华北”。
    与“五相”会议的精神一脉相承，1934年12月 7日，日本冈田内阁出台了一份所谓《对华政策》，提出了下一步侵略华北的主要策略，即：
    “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至少使其党部事实上停止活动。”
    “把华北政权下的官员更换为便于推行我方政策的人物，使华北地区官民造成在该地区不进行排日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和气氛”。
    “使华北政权的当权者无论更换何人，也不能无视该地区日满华特殊关系。”
    上面这些从日语翻译过来的表述，挺绕口，用我们习惯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不流血的方式，扶植代言人，逐步把华北分离出去，造成“华北自治”、甚至“华北独立”的局面。
    换句话说，不打仗，一样让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在日方这种政策的指导下，1935年的河北度过了一个多事之秋——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个多事之“夏”。
    先是 5月初，天津的两个汉奸，在两天之内相继被人暗杀。
    1935年 5月 2日晚，天津《国权报》社长胡恩溥遇刺身亡。
    第二天凌晨，天津《振报》社长、伪“满洲国中央通讯社”记者白逾桓遇刺身亡。
    《国权报》的背景是日本特务机关，白逾桓本身就是伪“满洲国”的记者，可想而知都是亲日分子，且俩人都是在天津的日本租界内被刺杀的，摆明了就是要日本人的好看。
    5 月15日，又发生了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入长城以南“非武装区”的事情。
    孙永勤是河北承德人，“九一八“事变后，于兴隆县黄花川举行抗日武装暴动，建立民众军，后改为抗日救国军。1935年 5月15日，为躲避日军的进攻，孙永勤曾率抗日救国军逃到遵化，并试图与遵化县县长何孝怡接洽入城，被拒。5 月24日，孙永勤牺牲，抗日救国军多数战死。
    以上这几件事，在历史上合称“河北事件”。
        发生了这样的事，以日军之刁蛮，没茬都要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杀了他的人，怎么可能不生事端。
    抓住“河北事件”大做文章的，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武官高桥坦。
    酒井隆，1887年生，1924年任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在任期间曾策划了“济南惨案”，并杀害了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1934年 8月，酒井隆调任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驻天津。
    自 5月11日到 6月10日，酒井隆和高桥坦先后 5次与何应钦交涉“河北事件”。由于在道理上应该主持华北政务的北平政整会委员长黄郛经常离开北平，何只好独自苦撑危局。在谈判中，日方不断加码，所提之要求越来越令人匪夷所思，到最后居然提出要求“蒋介石离职”，直把中国当成了日本的属国，其倚强凌弱之势令人发指！
    多少年以后，回忆起当年的情形，何应钦仍余恨未消，他说：“虽在疑谤丛生的情况下，始终忍辱负重”，又说：“为中日和解计，不意受此侮辱，终生难忘”，其所受刺激之深，可见一斑。
    5 月11日，高桥坦约见何应钦，指“蒋中正为两重外交，张学良仍操纵河北省政，天津暗杀事件系中国有力团体所为，应彻底查明”等等。
    5 月20日，高桥坦照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提出：“遵化县县长确有庇护孙永勤的事实，追问责任；孙永勤股匪受官方庇护，才向贵国领土逃遁，日军不得已，自动将所需兵力进入遵化一带，以期彻底消灭之”。
    5 月29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武官高桥坦向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天津两报社长胡恩溥、白逾桓之被暗杀，热河孙永勤之扰遵化，均与中国官厅有关，系排外举动，要求（一）撤换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省政府移保定。（二）撤换天津巿长张廷谔，公安局长李俊襄，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三）撤退驻北平之宪兵第三团，军分会政治训练处长，蓝衣社及驻扎河北之中央军及于部，河北各级党部，否则采取自卫行动。”
    作为配合，次日，天津日军即集结到天津河北省政府附近示威。5 月31日，关东军又发表声明，对“河北事件”支持天津驻军主张，保留自卫权之发动。
    萧振灜与于学忠很熟悉，据他回忆，有一天忽然找不到于学忠了，一问说是到天津商量“辞职”的事情去了。当即给于打电话，于说日本人要他辞职。萧说：“日本人要辞职即辞矣！官不做，人不能不做，高级官吏随敌人意旨任意更调，成何传统! 此辈汉奸只知有日本，今日纵至决裂，也不辞职，29军誓为后盾。”
    跟着萧振灜就去见何应钦，对他说：“于学忠今以日寇之要求而他调，继则必要求宋哲元离察哈尔，与我公之离平矣，今奸敌同谋，此等无视国家利害办法，我等一定拒命不受。”
    6 月 1日，根据日方要求，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处长曾扩情、驻北平宪兵第 3团团长蒋孝先撤职，“与中央有关之团体停止活动”。同时，河北省政府开始自天津迁往保定。

    按：河北的省府，在这 100年中，恐怕是变化最频繁的了。
    在前清，河北称直隶，设直隶总督，由于密弥京师，直隶总督的位置特别重要，号称“疆臣领袖”，直隶总督署设保定。到后来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遂在天津设办事机构。　　
    北洋时期，直隶省府驻天津。“二次北伐”成功以后，1928年 6月，改直隶省为河北省，省府仍驻天津，10月迁北平。1930年10月，河北省府又迁回天津。
    解放以后，河北省府也多次搬迁，最后定在石家庄。

    ６月２日，酒井隆称：“国民党、蓝衣社、宪兵队均须逐出华北，最后蒋中正必须离职。”，同日。蒋孝先的宪兵第 3团撤离北平。
    6 月 3日，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离开天津赴保定。
    ６月４日，何应钦回覆酒井隆、高桥坦，主要内容是：
    “（一）关于遵化县长援助匪贼（孙永勤）事，已命于学忠调查；（二）天津两报社长（胡恩溥、白逾桓）暗杀事件，已严令缉凶犯；（三）蒋孝先、曾扩情已免职；（四）关于撤换于学忠及天津巿长张廷谔，已电请中央；（五）党部之撤退，非本人权限；（六）否认‘蓝衣社’之存在。”
    同日，行政院决议：以王克敏代张廷谔为天津巿长。
    6 月 5日，河北省遵化县县长何孝怡因“孙永勤事件”被免职。
    6 月 6日，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被免职，改派为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
    ６月８日，何应钦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河北问题一切处置，已如日方之希望，且得蒋委员长、汪院长之采纳。”
    同日，何应钦手谕：“严密取缔平津一带有害邦交之秘密结社及秘密团体。”
    同日，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停止办公”。
    至此，日本在1934年底出台的《对华政策》中提出的“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至少使其党部事实上停止活动”，仅过了半年时间，已经“超额”实现。
    这还不算完，6 月 9日，酒井隆、高桥坦再次约见何应钦，给他送来一份华北住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署的“觉书”（日文“备忘录”的意思），把此前提出的所有要求都列在其中，让何签字。意思是你做了还不行，还得给我一个书面的东西，省得以后反悔。
    这份“觉书”不长，一共只有两大条：
    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八﹞第廿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廿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二﹞任命盛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或为不良之人物。﹝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
    以上为备忘起见，特以笔记送达。何应钦阁下：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
    昭和十年六月九日
    这份“觉书”就是所谓《何梅协定》中“梅”的部分，至于“何”的部分，后面的事情稍微有点复杂。
    何是老资格的政治家了，十分敏感，看了“觉书”，知道不能签这样的东西，一旦签了，于公于私都没有任何好处。于是何拒绝签署，并称此事需要请示“中央”。
    当天，何应钦分别致电蒋介石和汪精卫告知此事。
    6 月11日，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决定拒绝签署“觉书”。
    7 月 6日，何应钦经请示汪精卫、蒋介石批准，给高桥坦写了一封回函：
    迳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何应钦。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六日
    此函于 7月 8日发给高桥坦。
    梅津美治郎的“觉书”与何应钦的这封回函，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何梅协定》。
        《何梅协定》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不言自明，这一点，连日本人都不得不承认。用当事人高桥坦的话来说：“这个协定，使中国蒙受了自己的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因外国的压力而自行撤退的奇耻大辱。战后酒井隆参谋长被判处死刑，高桥武官被判处无期徒刑，中国对此协定之愤恨，由此可见。”
    按下葫芦起来瓢，“河北事件”还没有搞定，又出了“张北事件”。
    张北县，位于张家口之北，故得名张北，民国时期隶属于察哈尔省，今属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们平常所说的“坝上草原”，其中就包括“张北坝上”。
    驻张北的是29军第 132师赵登禹部。
    所谓“张北事件”，其实先后发生过两件事。
    第一次是1934年10月2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外务书记生池田克己等 8人，由张家口前往多伦旅行，途经张北县。卫兵令其停车进行例行检查时，遭到川口等人拒绝，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放行。
    10月29日，日方向29军参谋长张维藩提出抗议，称中国士兵侮辱日本外交官。次日，日本武官高桥坦又向在北平的宋哲元提出了抗议。
    为息事宁人，11月25日，宋哲元令赵登禹向日方道歉，并免去了“肇事士兵”的连长的职务。这还不算，12月 1日，中国政府又许诺日本人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旅行”，不须检查携带物品。另，中国军队撤退至长城以西。
    第二次是1935年 5月31日，日本驻哈巴嘎旗特务机关长及其属员大月桂、大井久、山本信等 4人，乘车从多伦出发去张家口。6 月 5日下午 4时许到张北北门，132 师哨兵拦车检查，发现日方没有携带护照（察哈尔政府曾与日本领事馆商定，必须由领事馆致函省政府，才能批发护照），而且态度极为蛮横，准备抢关通过，卫兵遂将几个日本人带到 132师军法处。
    兹事体大，师长赵登禹做不了主，于是打电话给北平的宋哲元请示。
    宋哲元和秦德纯都是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委员，每周三都要到北平开会，当时的通讯不够发达，结果赵登禹没有及时联系上宋哲元，这样就耽误了一段处理的时间。
    据秦德纯回忆，出事以后 8个小时，宋哲元才得知此事。他们二人商量，觉得总这么扣着也不是个事，于是决定放了，但下不为例。
    宋以为他的举措是开恩了，孰料日本人却不领他这个情。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当即以华北驻屯军的名义提出抗议，并与国民党中央进行“交涉”。
    土肥原贤二，1883年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步兵科毕业，与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还有阎锡山都是同学。
    土肥原贤二与板垣征四郎、矶古廉介并称为日本陆军的三大“中国通”，土不但能操一口“京片子”，据说还会好几种方言，原因是他在中国时间太长了，1912年就被派到中国工作，因此还耽误了升迁，1927年才升为大佐。而那位与他同岁的中国同学阎锡山，早在1916年的时候，就是山西督军了。1928年，时任国民党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的阎锡山，统管河北、察哈尔、绥远及平津三省二市的时候，土肥原贤二还在给张作霖当顾问。
    1928年 6月 4日，土肥原贤二与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一同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由于张的死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张学良在短时间内稳住阵脚并旋即倒向南京，日军方高层极为震怒，将河本大作开除军籍，并将土肥原贤二撤职。
    “九一八事变”以后，曾短时间出任“沈阳市长”的土肥原贤二献策，建议由前清废帝溥仪来担任即将成立的伪“满洲国”的首脑，得到允可。土肥原贤二亲自到天津张园会见溥仪，最终将这位年仅25岁的年轻人拉下了水。
    1932年 3月，伪“满洲国”成立，溥仪将吉林长春改名为“新京”，并就任“执政”。同年 4月，以策划伪“满洲国”成立有功，年近50岁的土肥原贤二终于晋升为少将。
    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之后，土肥原贤二被任命为关东军特务机关长，统管华北特务机关。
    负责处理“张北事件”善后的，是何应钦和“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

    按：热河失守以后，张学良辞职，原由张学良领衔的华北地区政务机构“北平政务委员会”被撤销。华北一切事务均由何应钦说了算，但是，何应钦的“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是一个军事机构，直接处理民政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亟待有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机构来掌管政务，借机把一直把持在张学良的东北军手里的华北事务接管下来。因此，1933年 5月 3日，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统管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政务。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个委员长的角色，更多地要和日本人打交道，因此蒋介石选定了他的义兄黄郛担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因为黄郛也是留日的，而且他并不是国民党党员，没有浓厚的“中央”色彩，较易为日方所接受。
    5 月17日，黄郛到北平就任，甫一到任，就与何应钦共同主持了《塘沽停战协定》的签署。随后，在“接收”滦东、平北等在热河抗战中形成的“交战地区”的过程中，黄考虑到这里已经成为日军“自由出入区”，遂设立了两个行政督察区，即“滦榆”区和“蓟密”区，“滦榆”区专员为陶尚铭、驻唐山；“蓟密”区专员为殷汝耕，驻密云。
        对此，萧振灜曾评论为：“派殷汝耕为专员，实留置华北之祸根。”为此，萧还专门给老蒋写了封信，“说明黄郛如此措施，将贻国家以祸害。”
    何应钦、黄郛二人首先找到萧振灜，探询他对“张北事件”的看法。
    萧说：“日人由多伦入察镜。以无护照见扣，此正告我国之主权也。”
    黄郛不同意他的看法：“今日如是，则影响中央之外交矣。”
    萧顶了一句：“今日中央对日本之外交，余甚不赞同。”
    黄郛见他抵触情绪这么大，也就不绕弯子了：“中央早拟调29军剿匪，宋哲元离察，此均为中央之决策，统希遵行。”
    萧心中暗怒，他先是说：“此自当向宋军长报告，亦将向蒋委员长面陈请示。”
    接着，萧振灜话锋一转：“但余为29军军代表，可以请即转报汪院长（汪精卫时任行政院长，对各级官吏的任免权限在行政院），29军全体将士定将本喜峰口杀敌之志，决不会听一切卖国乱命，救国到底。”
    说完，萧振灜愤然而去，把何委员长和黄委员长“晒”在了当地。
    接着，萧振灜赶回察哈尔召集“8 人会议”，商量对策。
    宋哲元首先说：“余决不做于学忠第二，吾等如何对付，要用尽办法。”
    张自忠站起来，杀气腾腾地说：“敌奸一律，起兵杀之。”
    秦德纯建议：“可使陈觉生与日本联系，试解决此事。”

    按：陈觉生，1899生，广东中山人。

    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多是北方人，广东人可谓凤毛麟角。陈觉生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后到山西师范学校教书，曾任山西省政府教育厅科长。1928年任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1932年任29军少将顾问。
    陈觉生日语很好，宋哲元与日本人打交道，就让他当翻译。
    最后萧振灜说：“汪黄外交，对日委蛇，决不能餍其所欲，此等媚敌求荣之辈，无视国家，不要华北，我等只有挺身而起，挽救危亡。希望大家加紧备战，余当立即去成都向蒋委员长面陈，陈觉生系黄郛委任之亲信，此辈日本通中，有已是敌谍汉奸，陈有此嫌疑。中央亦不容许地方办理对日外交。”
    听了萧振灜的话，宋决定：仍然由秦德纯对付黄郛，并继续与日本人保持接触；萧即刻去面蒋；部队则做好战斗准备。
    会后，萧振灜返回北平，向何应钦汇报了29军的意见，随即到成都谒见老蒋。
    1935年的老蒋，从年初就忙得不行。
    1 月 5日，红军攻克遵义，从 6日到 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从此红军跳出樊笼，一会儿四川、一会贵州，川军、滇军、黔军跟在红军后面一通猛追，就是逮不着。无奈，老蒋只得亲自出马。
    2 月 2日，老蒋离开南京去了庐山，并于当天发出了通缉令，“悬赏购缉共军首领朱德、毛泽东、徐向前及彭德怀、林彪、董振堂、周恩来、张国焘”等人。
    2 月21日，蒋介石赶到武汉。3 月 1日，蒋介石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原南昌行营因红军已经离开江西，失去作用，于 2月16日明令撤销），以张学良为武昌行营主任。第二天，老蒋就去了西南，跟着红军一通猛跑。
    算起来，老蒋在西南已经待了4、5个月了，这段时间，对日交涉的事情，老蒋是顾不上了，一直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在主管。

    按：1932年 1月29日，汪精卫从孙科手中接过行政院长，从此一直是蒋主军、汪主政的局面，直到1935年11月汪精卫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遇刺，时间接近 4年，这也是蒋汪合作最“融洽”的一段时间了。

    另外，1933年 8月，原外交部长罗文干因《塘沽停战协定》的签署而辞职，汪精卫又兼任了外交部长。因此，在后面两年多的时间里，对日外交一直是汪精卫在管。所以孙凤鸣刺蒋不成，改而刺汪，就是因为大家对汪精卫执行的对日政策不满意，认为他太软、卖国。
    对此，汪精卫还觉得一肚子委屈，认为大家都不愿干外交，我来干，纯粹是本着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思想在“跳火坑”，完全是为了国家，结果老百姓还不谅解。
    萧振灜见到蒋介石，先是汇报了华北情况，蒋听了说：“华北如此，形同丧失。”
    萧说：“29军屡次执行命令，均完成任务，喜峰口抗战更证明忠勇。今中央军已被撤离，请留之捍卫华北，并请仍由宋主察。”
    对此，蒋表示同意，并说立即电汪，萧又乘机“历陈黄郛之不当，请由何应钦主持北方大局。”
    对此，蒋仍表示赞同。
    事情办得顺利，萧振灜很高兴，出了行辕，正碰上杨永泰，这当世两大谋士彼此都是神交已久，于是相约去武侯祠游览。结果没待一会儿呢，老蒋的侍卫来通知，说委员长刚接到一封电报，很生气，让萧赶快回去。
    回到行辕，老蒋把电报拿给萧看，这是华北方面的一份情报，说土肥原贤二要求撤换宋哲元，否则就要把事情闹大。
    老蒋让萧振灜坐他的专机速回华北，不巧，飞到重庆赶上大雾，耽误了三天时间。等萧赶回去，已经晚了。
    6 月19日，国民政府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务，令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秦德纯兼代。接到免职令，宋当即返回天津，正好省了与日本人打交道。
        萧振灜却不肯善罢甘休，他给老蒋写了一封信，令自己的副官缝在衣服里，亲自给老蒋送去，信中痛斥“汪、黄卖国”，“借口日本要求免宋哲元职，措施之荒谬，使世界侧目，国人寒心，今后中国官吏将只知有日本矣。”
    秦德纯也不愿趟这趟“浑水”，于是一直待在北平，没有赴察就任，土肥原贤二托人找了他好几次，要谈“张北事件”，秦都以“尚未接任”而推托不见。
    该来的终究要来，躲也躲不了。6 月23日晚，土肥原贤二找到了北平府右街秦德纯家里。
    陪着他去的，是程克。
    程克，1878年生，河南开封人。
    程克也是留日的，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老同盟会会员，曾于1924年在孙宝琦内阁中短时间出任内务总长，此时正隐居天津。程克与殷同、袁良（此时正任北平市市长）、殷汝耕等四人并称民国四大“日本通”，但四人结局不同，二殷后来均落水当了汉奸。
    秦德纯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记载了“交涉”的经过。
    当时是土肥原贤二先开腔：“看报知道秦将军代理察省主席，张北事件发生于察省境内，所以来找你谈谈。”
    秦推托说：“代理主席的命令我也是从报上看到的，但到今天为止，我并没有就职。我不是交涉的对象，不能谈这样的一个问题。”
    程斡旋道：“今天是来拜会性质，在国际礼貌上未便峻拒。”
    秦说：“如果是私人拜会，我可以接待。”
    土说：“今天愿意用私人关系交换意见。”
    秦说：“就请你发表意见。”
    土说：“张北事件有关人员，从军政首长以至张北县的赵师长、军法处长、北门守卫官兵，都要向皇军道歉，并且应该受处分。”
    秦一口封死：“将军所谈的都是交涉问题，我不负交涉的责任，不愿再谈。”
    程克看又谈不下去了，劝道：“大家不妨随便谈谈。”
    土说：“希望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秦德纯心想你说的不是废话么！“张北事件”，责任完全在你方，与我何干，但还是耐着性子说：“如果日本一切照省政府和日本领事所协议的规定办理，自然不会有此类事件发生。”
    土又说：“张北以北地区，希望29军的部队不要住在那里。”
    秦据理道：“张北以北察省尚有数县，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中华民国的军队自然有驻扎的权利。”
    土说：“张北以北的地区，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大量移民。”
    秦说：“中国政府没有向张北以北的地区大量移民的计划，可是人民由内地自由迁移，我们政府亦不便阻止。”
    土步步紧逼：“希望国民党和蓝衣社不要在察省活动。”
    这次秦回避了国民党的活动问题，只是说：“在察省的政府机关里并无蓝衣社，个人的思想，在不妨碍地方治安的范围内，政府不便干涉。”
    说了半天，仍不得要领，土肥原贤二焦躁起来，咬牙切齿地问：“秦将军，你知道外交的后盾是什么？”
    秦德纯大怒：“那就由你们派军队进占我们的察哈尔，29军就是剩一兵一卒，也要拼战到底。”
    此时秦德纯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卷起袖子，差点就要揍他，据秦回忆：
    “但我立刻想到揍了以后无法善后，只有极力按捺，不禁心中一热，吐起血来。”
    土肥原贤二一看谈崩了，只好走了。
    事后，秦德纯将“交涉”经过写成报告，请示“中央”意见。
    6 月24日，“中央”对“张北事件”的批复回来了，除“令秦德纯全权处理”以外，还指示了处理的原则。据秦回忆，当时“中央”是这么说的：“在不妨碍我国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可以酌情办理，将交涉的情形及时电报中枢。”
    次日，土肥原贤二向秦德纯发出最后通牒，限 6月26日必须给出明确答复。
    6 月26日，“中央”回电，接受日方全部条件。
    6 月27日，由秦德纯、陈觉生等代表中方，土肥原贤二、高桥坦代表日方，又签订了一份“觉书”，其主要内容是：
    “（一）热察边境改由保安队驻扎，军队撤退；（二）察省党务停止活动，某特种机关取消；（三）道歉；（四）停止鲁省向张北移民；（五）各项办法在商定后二周内实行。”
    这份“觉书”，就是后世所说的《秦土协定》。
    后来，秦德纯在回忆录中说：“这一份屈辱的协定，几乎是《何梅协定》的翻版，使我深受刺激，坚定了抗日的决心。”
        谁也想不到，6 月27日这一天，居然是29军的“新生”。
    历史上的人物，有两种，一种是大人物，否则他也上不了史书。
    还有一种是小人物，很小很小，比如我们要说到的白坚武，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小虽然小，这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大家可以查一查史书，只要讲到抗战前的华北，必说白坚武。
    对于29军来说，白坚武更是一个重要人物。
    白坚武，1880年生，直隶交河县（今属河北省泊头市）人。
    1910年，白坚武考入天津法政学堂，与李大钊成为同学，而且俩人曾并称为“法政二杰”。1921年，吴佩孚任两湖巡阅使，后又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驻洛阳，任命白坚武为政务处处长。当时，各路人物为了结交吴佩孚，争相巴结白坚武，当时他才31岁，着实风光了几天。
    可惜好景不长，1926年北伐军兴，吴佩孚大败亏输，白坚武也逃往日本，从此成为亲日分子，直至沦为汉奸。
    热河沦陷以后，白坚武与日本特务纠合在一起，企图成立所谓“华北国”，他曾以此事商于河北省政府主席，51军军长于学忠。于也曾是吴佩孚的老部下，但在民族大义上，于学忠很清楚。劝说不成，白坚武动了杀机，他收买了于学忠的手下傅建堂、巫宪亭，企图暗杀于学忠，结果事情败露，傅、巫均为于学忠所杀。
    白坚武与于学忠是“换帖”的把兄弟，为了当汉奸，他能干出这种事情来，其人格之卑下，可见一斑。
    令白坚武进入史书的，是1935年 6月27日的“白坚武事件”。
    原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刘家鸾参与了处理“白坚武事件”的整个过程，据他回忆：
    “六月二十八日凌晨一时许，我接北平市公安局长余晋和电话报告，谓有一部分便衣匪徒占据了丰台车站，并与铁甲车队第六中队队长段春泽勾结，劫得该中队停驻丰台车站的铁甲车两列，向北平永定门方向开来。我接电话后立即请示王树常，宣布北平全城紧急戒严。余晋和亦命令公安局所属保安队紧急出动。驻南城的保安四队队长王光禄首先带队赶到永定门外，将东缺口一段铁道扒去。这时铁甲车在由丰台向永定门开进中，开炮十余发，北平城内听到炮声，极为慌乱。我用电话向鲍文樾及王克敏报告。

    按：6 月13日，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以河北交涉暂告结束，离开北平赴南京，令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理其工作。此前，深感华北事情难办的黄郛早已一去不返，国民党中央也无可奈何，遂于 6月18日派王克敏代理“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因此刘家鸾需要“向鲍文樾及王克敏报告”。

    刘家鸾回忆：
    “王克敏立即去卫戍司令王树常家中（王克敏眼力不济，一向有“王瞎子”之名，惊慌中一头撞在门框上，将右眼碰伤）。这时，驻平铁甲车队司令曹曜章匆匆来见鲍文樾及王树常，鲍命曹率队追赶。曹即由西直门率铁甲车第一中队及驻西便门的第二中队开赴丰台追击。旋接报告：因东缺口铁道已被保安四队扒去，汉奸便衣队的铁甲车无法开进北平，加以保安队及附近驻军的阻击，铁甲车已向黄土坡车站退去。曹曜章率铁甲车队赶到黄土坡站，将铁甲车带回，铁甲车第六中队长段春泽及便衣匪徒等已弃车逃窜。乃由黄显声部派一部分骑兵跟踪追赶，在香河县附近将段春泽、队副贾某（忘其名）和三名日本浪人捕获，带回北平。”
    经过初步审查，刘家鸾搞清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二十七日夜间，由天津开往北平的列车到达丰台站时，有便衣匪徒百余人下车。二十八日凌晨一时，匪徒持枪将丰台车站占据，为首的系当过吴佩孚的政务厅长的汉奸白坚武。白到站长室后，驻丰台站的铁甲车队第六中队队长段春泽即与其会合，声称已组成“正义自治军”，白坚武为总司令，并散发宣言，登上铁甲车向北平开进。白坚武在丰台站时曾用电话与城内联系，据闻汉奸潘毓桂、张璧等均准备于铁甲车开进北平车站后里应外合起事，接收北平各机关。铁甲车鸣炮，系与城内日寇汉奸联系的信号。因北平日寇兵营与使馆不同意日寇天津驻屯军的作法，北平日寇兵营临时未发动响应，此一场骚乱始得在紧急措施下消弭。 ”
    “二十八日下午，将段春泽等押到平津卫戍司令部，王树常指定我与北平宪兵司令邵文凯、北平公安局长余晋和及司令部军法处科长荆德文组成军事法庭进行审讯，由邵文凯主审。段春泽原系石友三部十三路铁甲车大队长，一九三○年石友三将全部铁甲车送给张学良后，段部人车调驻沟帮子车站编入曹曜章部为第六中队，段即任中队长。邵文凯在讯问段春泽时一再追问其主使人，并追究是否由石友三主使，段春泽矢口否认，不肯多供，只求速死。队副贾某则称全不知情。捕获的三名日本浪人，解到后即被日本领事馆引渡而去。我与邵文凯等将审讯经过报告王树常，王命将段、贾同处死刑，当夜即在北平陆军监狱中执行枪决。”
    这就是历史上的“白坚武事件”。
    由于《何梅协定》的签署，此时，诺大的河北，已经没有了中国的驻军，正是由于这一点，白坚武才会乘虚而入。对此，负实际责任的鲍文樾非常担忧，他与同为军分会委员的萧振灜谈起此事，怕再出现类似事件，难于解决。
    萧振灜是什么脑子！马上意识到这是天赐良机，29军窝在察哈尔，发展余地太小，而况现在宋哲元也给撤了，没准连这块地方都保不住，如能开进北平，正好挟日军以自重。于是他向鲍文樾建议，“调二十九军一部拱卫北平”，鲍不虞有他，表示赞成。
    萧急令驻张家口的29军37师冯治安部星夜进京，仅10个小时，冯部即赶到西直门。当时因城门关闭，37师参谋长张樾亭给刘家鸾打电话，刘当即命令开城。据刘回忆：当时“冯及其随从人员率部分队伍进入城内，大部分队伍则安排在西外与阜外一带驻扎。翌日，北平各城门即加派二十九军岗哨，作为城防部队使用。”
    在萧振灜的“戏法”之下，一夜之间，29军摇身一变，成了北平的“城防部队”，此举，也为宋哲元在不久之后成为实际上的“冀察王”铺平了道路。
        这是29军“三级跳”的第二步。
    在萧振灜给蒋写了那封声称“借口日本要求免宋哲元职，措施之荒谬，使世界侧目，国人寒心，今后中国官吏将只知有日本矣”的信之后不久，蒋介石电召宋哲元赴成都，宋不想去，他召集“8 人会议”，说：“事处此状态中，怎能轻易前往，自缚手足，任由处置。”
    大家谁也不说话，不是不想说，而是谁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办好。
    萧振灜说：“余专责与中央之联系，是否前往，关系团体前途，军长不拟前往，岂能勉强，是否余再为陈请，俟华北局势稍定再往？”
    大家都说这样好，于是，1935年 7月 7日，宋哲元给蒋发报，称自己准备“长期休养”。
    蒋见宋不肯来，心里有点不“托底”，因为他们俩打交道不多，一直都是萧振灜代表29军与“中央”联系，蒋介石搞不清29军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回子事，于是，蒋介石派魏道明、郑毓秀夫妇以私人名义北上，进行调查。
    魏道明，1899年生，江西德化（今属九江市）人。
    魏道明是留法的，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在上海当律师。1927年进入国民政府，同年任司法部次长、代理部长，1928年任司法行政部部长，这时魏道明还不到30岁。
    1930年，魏道明任南京特别市市长。1935年任《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总经理。由于魏道明的“报人”身份，派他前来，易于掩人耳目。
    说起魏道明的夫人郑毓秀，那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郑毓秀，1891生，广东深圳宝安人。
    郑毓秀的父亲曾在京为官，因此，郑是在北京长大的，受的是新式教育，1905年，郑毓秀赴日本留学，旋即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
    郑毓秀虽是女流，其英雄气概却不让须眉，1910年，汪精卫谋刺清摄政王载沣，其所用器材就是郑毓秀送到北京的；其后，郑毓秀又参与策划行刺了大臣良弼。
    1914年，郑毓秀谋刺袁世凯不成，被迫出国，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法律，1924年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与同学魏道明在上海开办了“魏郑联合律师事务所”，郑毓秀是中国第一个女法学博士，也是第一个女律师。同年，魏、郑二人结婚。
    魏、郑夫妇借口游览长城，来到张家口。萧振灜深知此次“干部考察”对于宋哲元、对于29军的重要性，事前做了详尽的安排。
    在谈话中，魏、郑夫妇首先问起秦德纯与日本签订《秦土协定》的情况，然后又了解日本人对宋哲元的看法。
    对此，萧据实相告，他说，日本人确实有扶持宋哲元反对“中央”的意思，但是，“余可保29军永远碧血丹心”。
    郑毓秀一听，既然你说得这么好，那就请几个师长来谈谈吧。萧早有准备，马上叫来张自忠、冯治安二人。
    魏道明说：“华北局势如是，诸兄重担在肩，深望有所指明。”
    听了这话，冯治安站起来，指着长城方向，充满感情地说：“每念八千弟兄血洒长城，恨不能即举大刀杀向鬼子，复我河山，人在华北在。吾三人乃患难兄弟，生死与共，一切由仙阁大哥代表。”
    张自忠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有冯治安那么强，只是说“此言可对天日。”
    郑毓秀比魏道明大 8岁，社会阅历也丰富得多，听了这话已经心中有数，无须再谈，于是也站起身来，郑重地说：“三位短短数语已解决所向，并感人肺腑，因事在身，恕告辞矣。”说罢，偕魏道明飘然而去。
    蒋听了魏、郑夫妇夫妇的汇报，非常满意。
    1935年 7月17日，“以长城抗战攘御外侮。著有功绩”嘉奖参战将领，授予33人“青天白日”勋章，其中29军几乎占了四分之一，包括宋哲元、秦德纯、张维藩、张自忠、刘汝明、王治邦、黄维纲、董升堂等 8人。

    按：这次颁奖，颇值得考究。从33人的大名单来看，几乎凡是跟“长城抗战”贴边的，无论是中央军还是杂牌部队，其参与者几乎全部囊括在内，最低的到团长一级。但直接参与“喜峰口大捷”的赵登禹和他当时的师长冯治安反而不在其中。

    1935年 8月14日，蒋从自成都飞抵庐山，召秦德纯汇报华北局势，并托秦给宋哲元带几句话，蒋说：
    “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屈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
    秦德纯在庐山住了10天，8 月24日回到天津，把蒋的话转述给宋哲元，
    8 月28日，宋哲元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名正言顺地接管了平津防务，秦德纯则实授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撤销“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
    至此，戴在29军头上的帽子，又少了一顶。目前，“中央”在华北的机构，只剩下何应钦的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了。
        再过四个月，这顶“帽子”也要摘掉。
    9 月21日，宋哲元就任平津卫戍司令，在就职仪式上，宋发表讲话，称决心“本中央睦邻意志”做事。
    这个讲话，说得很耐人寻味。
    你不能说宋哲元说得不对，因为“中枢”的确是这么个意思，何况，老蒋还特地让秦德纯带话，令宋“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
    但是，在这个时候，宋哲元说这个话，总让人感觉有点“弦外之音”。
    只过了三天，9 月24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就发表了《对华政策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其态度之强硬前所未有，声称“蒋介石及其一党与日本帝国之关系，帝国屈服乎？抑帝国打倒彼辈乎？”同时，多田骏在讲话中提出了“盼华北五省自治，人民自救”的说法。
    9 月26日，日本通讯社在发表多田骏的讲话时，将其主旨进一步引申为“对华北第二步方针，使五省成自治团体，甚至在经济上使之脱离中央关系。”
    9 月29日，日本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原则。
    10月 3日，宋哲元到天津，会晤了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这么多事，再幼稚的人，都会怀疑其中的关联性。
    此时，华北与“中央”的关系，29军与日本人的关系，中日两国的关系，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到了宋哲元一个人的身上。
    在日本人看来，宋哲元是争取的对象，“华北五省自治”要着落在宋哲元的身上；
    在老蒋看，把华北交给宋哲元，纯属无奈之举。宋哲元入主平津，已是既成事实，不用他是不行的；况且，再怎么说，宋哲元也是中国人，有一支中国人的军队驻在华北，你不用他用谁？
    在宋哲元的角度看，要的就是这个局面——好比一架天平，日本人和“中央”在两边，他来做这个“支点”。
    刘家鸾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经评价了当时的局面：“日寇乃将求诸于学忠而不得的‘华北独立’转而求诸宋，宋哲元则想乘机在华北打开一个局面，甚至实现‘南蒋北宋’。萧振瀛建议鲍文樾调二十九军拱卫北平的作法，是全部计划的头一着棋，目的在于造成既成事实。蒋发表宋为平津卫戍司令，亦系不得已而为之。”
    这个评价十分准确，刘家鸾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军人。有了这个基本的观点，再回头看当年宋哲元与日本人的种种“默契”之举，就不奇怪了。好比慕容复斗段誉，段誉蒙着眼睛以“凌波微步”应对，其实是你打你的，我走我的，彼此本着不同的目的、各自在做不同的事情，两下一凑，恰成一场好斗。
    刘家鸾的老底子是东北军，并不是29军的人，他是宋哲元留用的。
    宋的前任是王树常，因为南京在很突然的情况下，免掉了王树常平津卫戍司令的职务，令王十分不快。于是，未等宋前来接任，王树常已经走了，临走让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刘家鸾“护印”，等着宋哲元来接任。
    宋也很会办事，知道王树常有情绪，于是他没有马上到任，而是派秦德纯和萧振瀛来和刘家鸾接洽，请他在北平的名馆子“东兴楼”吃饭，并传达宋哲元的好意，请刘不要走，留任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职务，并代宋办理接收事宜。对此，刘表示：“我替王树常办理交代，目前当然不能离去，但希望宋派人接收。”
    次日，萧振瀛又陪着刘家鸾去天津见宋哲元。据刘回忆：“宋留我吃饭，并嘱我饭后原车回北平去。我即取出平津卫戍司令印信交宋，并婉陈只代王树常交代，请宋派人接收之意。”
    宋把印接了一下，跟着又还给刘家鸾，说：“这就交代完毕，明天起你就是我的参谋长，并暂代司令职务。”又说：“庭午（王树常字庭午）如没有新职，我决不去接；现庭午已发表开封绥靖公署副主任，我始肯接此任。你们大家追随张副司令多年，我若不是张副司令帮助，哪能有今天，张副司令的人我一个不动，你可继续代我负责，告诉所有各处长，人事一律照旧。”

    按：王树常、刘家鸾都是随张学良入关的老东北军，所以宋哲元要格外假以辞色。

    刘家鸾见宋很诚恳，就留下了，不久，平津卫戍司令部撤销，宋哲元又任刘家鸾为天津保安司令。
    刘家鸾不是29军的人，因此由他来评价宋哲元的所作所为，是比较公允的。
    正如刘家鸾所说，从 9月24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发表《对华政策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提出“盼华北五省自治”的“概念”开始，到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为止的三个月，既是中国和日本两国暗中角力的三个月、其波诡云谲，令人目不暇给；同时，也是宋哲元走上前台，充分展示“个人才华”的三个月。
    在此前，我们所看到的宋哲元，仿佛是一个被萧振灜提在手中的傀儡，萧不发话，宋就不知所以；又仿佛是躲在秦德纯背后的一个影子，见不得光。
    我们都错了。此时的宋大帅，早已不是昔日山西大酒店里那个手足无措、进退失据的宋哲元，他已经蛰伏了太长时间，他的脑子里时刻都在思考问题，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而已。
        萧振灜、秦德纯所做的一切，不过都是在铺路，而这个路，终究是要宋哲元来走的。
    关于日军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的经过，不妨看看侵略者的自述，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资料很丰富，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笔者在这里就直接引用了，其中有颇多的教训值得汲取。
    “由于上述两协定（指《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华北间题告一段落，但这又成为下次飞跃的基础。
    1935年 8月，更换了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由多田骏少将到天津接任。当时奉天特务机关长是土肥原贤二少将，关东军参谋副长是板垣征四郎少将，此三人由奉天、新京、天津紧密合作，华北工作进一步飞跃发展。华北工作的意图是由中国方面有志之士成立自治政权，脱离南京束缚，将日满与华北引向亲善状态。因此，这一工作的对象，是察哈尔的宋哲元、济南的韩复渠、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商震等华北将领。
    首先开展了察哈尔的工作。8 月 5日在张家口缔结了《松井( 源之助—张家口特务机关长 )—张允荣协定》，确定口北六县由蒙人保安队担任治安维持工作。同年12月驻扎在察东特别自洽区的李守信军，根据关东军的指示进驻这一地区( 察东事件 )，迫使宋哲元交出口北六县的行政权。
    10月又在察东的香河县揪起了农民自治运动。殷汝耕( 根据塘沽协定设立的蓟密停战区督察专员  )于11月24日将停战区22县归其管辖。在通州设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12月26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宣布脱离中央( 南京 )实行自治。随着冀东政府的出现，从大连方面向冀东沿岸地区的商品输入频繁起来，因而刺激了国民政府，加深了日中之间的隔阂。
    宋哲元在 8月末，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第二十九军主力也移防至平津地区。针对这种情况，土肥原少将去天津，策动宋哲元建立新政权。到12月 8日，南京政府也承认了河北、察哈尔的自治，确定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名称，并且赋予该委员会以军事、外交、财政、人事、交通等方面广泛的权力。其管辖区为冀察二省及平津二市，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该委员会于同月18日宣告成立。”
    具体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经过，资料很多，一不留神就成为抄袭，所以笔者再一次躲懒，仅提出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11月 3日，在日本人的压力之下，北平市市长袁良辞职，以宋哲元暂代。
    11月 6日，行政院决定：任秦德纯为北平巿长，萧振瀛为察哈尔省主席，萧暂时不能到任，由张自忠代理。
    11月 7日，日本驻南京的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武官雨宫访外交部次长唐有壬，提出“华北自治”问题。
    同一天，天津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与土肥原贤二等召集会议，提出了“华北自治”的要点：以“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为自治政权的名称，辖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平津二市；委员长为宋哲元、顾问为土肥原贤二；开发湖北矿藏，使之与“日、满结为一体”；脱离“法币”，建立五省通用货币，与日元发生关联；保留南京的“宗主权”地位。
    上述“要点”，实际上成为日后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蓝本。
    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迫宋哲元于11月20日前就“华北自治”问题表示最后态度。
    11月15日，蓟密区兼滦榆区行政专员殷汝耕向“中央”要求华北自治。
    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讲述外交方针：“内求自存，外求共存，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抱定最后牺牲决心，而为和平最大努力。”
    同日，秦德纯、萧振瀛招待北平教育界名流，“说明华北近况”，教育界人士请宋哲元“力撑危局，勿使国家领土主权受分裂损害”。
    11月20日，日本大使有吉明会见蒋介石，要求“中央政府勿压制华北自治运动，中央军队不可北调，并指陈中国币制改革，未先与日协商，有碍中日合作。”蒋答以“凡违反国家主权，妨害行政统一之自治运动，均难容忍，如有事故必能镇压，无庸中央用兵。对于华北局面，已定有办法，军委会北平分会将撤销，另派大员与日方商讨调整关系，允考虑广田三原则，但华北发生事故，必至陷于无可商谈之结果。”
    11月25日，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县成立，池宗墨、王厦才、张庆余、张砚田、赵雷、李海天、李元声、殷体新等为“委员”，殷汝耕为“委员长”。
    11月26日，行政院决议：（一）裁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二）特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三）特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四）拿办殷汝耕，裁撤河北滦榆、蓟密两区专员公署。
    11月20日，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何应钦北上赴平。为打消宋哲元的顾虑，何出发以后，蒋介石还专门给宋哲元发了一通电报：“何部长昨乘车北上，约明日可到平。临行之前，中正已面允其不就‘长官’职责，而专为兄解除目前之困难、协助兄处理一切；并授兄以后对内、对外各种之机密，尤其对于各种机构之如何改组、与任务之如何分配，皆请兄与之开诚切商，勿稍客气是盼。”
    12月 3日，何应钦到北平，偕陈仪、熊式辉与宋哲元、萧振瀛、秦德纯进行会谈。这次“会谈”，实际上成为29军对“中枢”的一次“交底”，在会谈中，萧振灜表明了“吾等始终主张何（应钦）来平主持之意”，然而，何应钦却从中听出了“弦外之音”。
    12月 4日，何应钦电蒋介石：“职到平后，观察所及，认为‘驻平长官’一职，绝对不能就任。以对内言，钧座致明轩既以已面允‘职不就长官’之言告之；职晤明轩时，亦告以‘此来专为帮助其职，不就长官’之言告之；又就对外言，日方种种压迫永无止境；职为国民党党员，又系中央重要官吏，对于重重压迫，岂能长久忍受？故冀、察之事，仍宜畀宋负责处理。”
    果不其然，12月 5日，宋哲元赴西山“休息”，后又移住颐和园谐趣园，称“一切听命何应钦负责处理”。
    12月 7日，何应钦电请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央“电覆照准”。
    12月 9日，北平学生大游行，提出六点要求：（一）反对所谓自治运动；（二）宣布此次交涉经过；（三）不得任意捕人；（四）保障地方安全；（五）停止一切内战（指“剿共”）；（六）准许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这场抗议活动，是为“一二九”运动。
    12月12日：国民政府令：（一）任命宋哲元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二）任命张自忠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三）任命萧振瀛为天津巿长。
    12月18日，宋哲元发出就职通电：“案奉国民政府令开特派宋哲元、万福麟，王揖唐、李廷玉、贾应耀、胡毓坤、高凌蔚、王克敏、肖振瀛，秦德纯、张自忠、程克、门致中、周作民、石敬亭、冷家骥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宋哲元为委员长，此令，并奉令颁下冀察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等奉此，哲元遵于本月十八日依照组织大纲，将冀察政务委员会组织成立，并偕在平各委员于是日同时就职，谨电奉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叩。”
    至此，在29军于1930年12月24日成军整整五年之后，宋哲元坐拥冀察平津二省二市，成为了实至名归的“冀察王”，威风八面，回想起1930年住山西大酒店时的窘迫，恍如隔世。、
    威风是威风了，讨厌的事情也很多。
    首先是名声不好听，大家都说他们是汉奸。
    想在冀察混，跟“中央”的关系处得怎么样还在其次，但首先是必须跟日本人打交道。
    说到三十年代的中期，在华北的这片地方，中日两国军队的关系，可以说十分奇怪、十分微妙、十分滑稽。
    你说互相敌对吧，双方的高级将领又时常馈赠礼品，觥筹交错，一喝就喝个烂醉，29军的一些人还曾经应邀赴日本访问；你说双方是“友军”吧，彼此又冲突不断，为了一点小事就能骂起来、打起来，甚至出人命，也不是太少见的事，经常要办交涉，一交涉就是中方道歉、处分责任人。搞得宋哲元非常头痛，于是，他依旧把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事情交给秦德纯。
    秦德纯也不爱干这事，据他后来回忆：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之后，我全国爱国忧时人士以及爱护我们的友好纷纷函电以大义相责，报章亦诋毁备至，我当时忧心如焚，深恐万一失足百死莫赎。某日，携带友好责勉我的函电十余通，唔宋将军痛陈利害，不觉失声痛哭。”
    当时，宋哲元对他说：“我们奉中央训示，委曲求全来支持此危局，此中内幕不便向国人公开，当然难为人人所谅解。现在报上用 5号小字骂宋哲元、秦德纯是汉奸，我绝对负责保证，将来一定有一天报上用头号大字登载宋哲元、秦德纯是民族英雄，请你放心好了。”
    其二，29军内部也出了问题。
    想当年，大家在山西喝西北风的时候，称兄道弟，啥事都没有。到现在手下不光有军队，还个个都占有一块地盘，事情反倒多了，彼此的矛盾也出来了。
    首先出问题的，依然是秦德纯。
    前面说过，老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多是行伍出身，而秦德纯是正规军事院校出来的，属于“学院派”，与29军的大多数人都不是一路；另外，他又是后到西北军的，跟大家多少有点格格不入的意思；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秦德纯为人处事比较“圆通”，这本不是坏事，可其他人都是急脾气，直肠子，说话讲究个痛快，看不上秦德纯的那个劲，觉得他没什么本事，光凭“拍马屁”混饭吃。
    用张自忠的副手李文田的话来说：“宋找来的幕僚秦绍文（秦德纯字绍文）是长于手法、善于拍捧的人物，终日伺候宋左右，察言观色办事，在萧面前大哥长、大哥短，背后一直用手法反萧。”
    原北平市公安局长鲍毓麟由于工作关系，跟29军的高级将领都很熟悉，经常一起聚会。他也说：“29军之中，秦德纯素以善于拍捧、八面圆滑闻名，在与日本联系中，以《秦土协定》取得关系，为宋所重”。
    据鲍毓麟回忆，有一次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几个人在他家里聚会，谈到秦德纯，都是“连损带骂”。赵登禹说：“这会儿秦桧当道，29军快完了。”张自忠说：“秦二哥心眼可是太多，咱们可得小心，别让他玩了。”
    有一次“8 人会议”，秦德纯说到“为团体甘愿担过，然不愿再负责与日本洽谈”，张自忠偏要“哪壶不开提哪壶”：“仙阁大哥行前曾嘱不能与日签订协定，虽受逼亦确不妥。”指责秦德纯不应该与日本签订《秦土协定》，秦德纯一听更生气了。萧振灜赶紧出来打圆场，说“绍文不仅为团体，亦为国尽力矣。”宋哲元也说确实如此，才算为秦德纯解了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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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1 16:38

28、七七事变前后军统的布局

    一个团体，最怕的就是不团结，秦德纯不为大家所接受，还有萧振灜可以排解，可接下来出问题的，正是萧振灜本人，而且他的问题，是直接对着宋哲元去的，这事就比较麻烦了。
    秦德纯在回忆录中，评价萧振灜为：“萧为人直爽，个性特强，名利心比较重一点。他的口才很好，经常代表宋到南京各地，周旋于政要之间。因为他代表中央所发的款项，请客送礼，一掷千金，毫无吝色。”
    萧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出在这个“一掷千金”上。
    很多人都回忆，萧振灜花钱很“冲”，其“豪爽”程度甚至超过了宋哲元。
    抗战前夕，宋哲元曾给他的母亲做过一次寿，据当年的“名票”孙曜东回忆，为了让老太太生日办得体面，宋哲元的手下建议他请“四大须生”之一的余叔岩到家里来唱堂会。当时余叔岩已经“倒仓”，轻易不肯出场。最后宋哲元是托的张伯驹，请出了轻易不上台的余叔岩，在中南海唱了一场堂会，大轴戏是当时几乎已经失传的《打棍出箱》，北平所有的梨园界人士都来捧场，连不相干的人也要千方百计混进来，一瞻余大师的风采，轰动一时。
    萧振灜可好，你做寿，我也做寿，据秦德纯回忆：“有一次他母亲做寿，大张筵席，北方军政首要，以及四大名旦，俱已到齐，较宋哲元为母做寿时，热闹数倍。”
    萧振灜的世交、长期随他做事的胡瑞峰也曾经谈到萧振灜为母做寿的事，那是1936年，当时萧振灜任天津市市长。据原北京文史馆馆员赵锦生回忆，胡瑞峰对他谈到：
    “就在这年萧振灜为他母亲大办寿辰，萧家院里高搭彩棚，棚内挂满了形形色色的寿幛，摆着很多礼品。宋哲元送一尊金佛寿星，二十九军各头领也都送了重礼。天津市工商各界送来万民伞及其他贵重礼品。整日大开筵席，不管远近亲友，随来随入席。”
    “据负责办喜事的刘振洲说，汉奸陈觉生（此时已当了北京铁路局局长）的寿礼是负责全部筵席费用约计三千余元；另外还送有京剧堂会，听说仅余派一出戏价银就一千元。在寿辰那天，宋哲元带着两个小儿子亲到寿堂行了跪拜礼，可见宋萧间的关系。”

        按：刘振洲是东北人，原是石友三的部下，当年萧振灜就是通过他与张学良的侍卫长联系，抢在孙良诚的代表郑道儒之前见到张，为宋哲元拿到了“东北边防第三军”的编制。此后，刘振洲就一直跟着萧振灜做事。“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以后，萧振灜帮刘振洲当上了北平税捐局局长。

    如果说萧振灜与宋哲元“斗富”还只是“生活小节”的话，那么另一个问题，就使宋萧矛盾逐渐激化了。
    据秦德纯回忆：“萧在军中，手面也很大，跟将领们拜把子，拉关系，因此宋颇不满。一般带兵将领就怕自己的队伍被别人拉走。宋当然不能例外。
    秦德纯的话，讲到了宋萧矛盾的根本。
    29军，根子上还是军阀的部队。所谓军阀，指军队为军头个人所有，每当乱世，必出军阀。最典型的是汉末，从董卓开始，凡是上了陈寿那本《三国志》的，不是军阀，就是军阀的附庸。
    明清以降，军队为国家所有，迄太平天国起事，八旗、绿营均已糜烂，不得已，咸丰用了一个“饮鸩止渴“的办法，让民间练“勇”。结果，曾国藩开了这个军队为个人所有的恶例，不仅国家要受到曾的挟持，连曾的手下，也是各自听自己“营官”的，曾国藩都没有办法。当年曾“九帅”久攻南京不下，曾国藩让他撤军、让李鸿章助剿，他这个老弟就是不听，曾国藩也徒唤奈何。
    不过，说句题外话，如果没有曾九的坚忍不拔，“天京”什么时候能够拿下来，真的很难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曾国藩拿到那个“一等肃毅侯”的爵位，真要感谢他弟弟。所以后人评价，曾国藩这个人，内心深处充满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智慧与狡黠，明知曾九不会撤军，非得做出令李鸿章“助剿”的姿态，以示大公无私，免遭物议。
    对于宋哲元来讲，也是如此。萧振灜对于29军的成军，功莫大焉，没有萧振灜，大家哪有今天的风光。正因为如此，宋的内心，最为忌惮的，也是萧振灜。好比赵匡胤对石守信所说的，你们今天能把那件黄袍子披在我身上，明天是不是也能够披在别人身上呢？如果大家都只知道萧振灜，那还要我这个军长干嘛！
    另外，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人和汉奸的挑拨也起了一定作用。据萧回忆，“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以后，齐燮元、潘毓桂、张璧等（均为亲日派，后成为大汉奸）在日本人的指使下，“以酬宴，打牌天天包围宋哲元，游说反蒋，煽惑独立，谗言余为蒋效命自重，挑拨离间宋与余之谊，及指使陈觉生、张允荣等迭造谣言，制造混乱，对余进行污蔑攻击。”
    萧回忆，某次，他到北平参加“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会议。秦德纯深夜来访，对萧说：宋哲元准备将齐燮元吸收进“冀察政务委员会”当委员，宋还说，萧振灜肯定要出面反对这件事。
    秦德纯还说，齐燮元等人曾经对宋哲元说，萧振灜这个人，不知道他究竟是你宋哲元的人，还是蒋介石的人，从他是否“坚持拥蒋”，就可以试探出来。
    第二天，萧振灜就去找宋哲元，表示坚决反对齐燮元进入“冀察政务委员会”，他说：“齐固旗帜鲜明之倒蒋叛国军阀，何能开门揖盗？”
    宋哲元忍气吞声地说，齐燮元就是来了，也不一定能起什么破坏作用。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反对，但是我已经答应他了。
    宋哲元的言下之意，已经这样了，你就同意了吧。
    按说，作为上官、“兄长”，宋哲元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换做旁人，一般都不会再坚持了。
    但萧振灜不：“余实羞与为伍，其来，余当走。”听这话茬，竟是以去就相挟。宋只好再次息事宁人说：“何如是，容再议。”
    宋哲元一忍再忍，到了1936年 6月，宋萧之间的矛盾，终于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据萧回忆，那是在“两广事变”发生以后，某天，宋哲元令他到北平来，对他说，“决定讨蒋。”
    萧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宋说“日本已答允只供武器、钱款，不派顾问，现韩复渠、两广、西南均已决定讨蒋，唯汝一人尚异议耳。
    宋的话，已经带刺了，没想到萧振灜比他还强硬：“吾等受蒋栽培，方有今日；更大敌当前，日寇必欲亡我，吾等欲救国救民，只能拥蒋抗日，此为中国今日唯一前途；内战祸国殃民，一旦起事，全国军民，其孰从之！余首当自裁以谢国人。”
    宋哲元听了萧振灜的话勃然大怒，终于将心底埋藏了很久的话说了出来：“汝不我听，孰敢不听。无怪有人谓汝听蒋而不吾听也！”
    萧振灜听了，痛心疾首地说：“既如此当自裁，以全兄弟之义。”说了拔出手枪就要自杀，宋哲元赶紧抢过手枪，二人均放声痛哭，谈话不欢而散。
    到了这个地步，萧振灜已经不可能继续与宋哲元合作。据秦德纯回忆，当时宋哲元曾对他谈起，要免掉萧振灜的天津市市长职务，秦问：“萧的出处怎么安排？”宋说：“要他出国看看好了。”
    1936年 6月17日，萧振灜的天津市市长被免掉。以张自忠接替，刘汝明则接替张自忠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天下无有不散的筵席，患难与共的兄弟，到此也不得不分手了。
    离开华北之前，萧振灜找到宋哲元辞行，萧说：“是余将行矣，余意我军交由仰之（冯治安）负责，作此布置余可心安。”
    宋说：“悉由汝安排。”
    萧说：“诚兄弟也，吾等可自慰矣。”接着又说：“荩忱（张自忠）在前，子亮（刘汝明）在后，仰之主冀居中，准备应变，望多珍重，好自为之。”
    说完，二人痛哭而别。
    这一场男儿泪，相信都是发自内心的。
        “我军交由仰之”，“荩忱在前，子亮在后，仰之主冀居中，准备应变”，这是萧振灜为宋哲元和29军最后的献替，从后来的情况看，宋哲元还是听从了萧的建议。
    萧振灜走了，宋哲元终于可以依自己的意愿行事了。
    据刘家鸾回忆：“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北平成立的。宋哲元延揽了大批汉奸如齐燮元、曹汝霖、陆宗舆、王揖唐、王克敏、张璧等，委为委员、顾问等职。替宋牵线的大汉奸陈觉生被委为北宁铁路局长，另一个大汉奸潘毓桂被委为冀察政委会的政务处长，安置在宋的左右。就在冀察政委会成立的同一天，日本浪人猪上清四郎筹办的《新兴报》也在北平出版，并大肆宣传冀察政委会是“华北特殊化的新政权”。这当不是偶然的。”
    对此，原29军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戈定远也回忆：“所有华北较大的税收机关，如统税、关税、盐税等等，都由宋哲元一一派人接收过来，提用税款。南京政府管不了华北的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让出税收，因此冀察的军政各费，不愁支绌。”
    “宋哲元在冀察政委会和冀察绥靖公署里，设置顾问、参议、谘议等一二百人，每人每月送车马费一、二百元不等，还有送得更多的，凡是居住平津两地的政客和下台军阀以及依附日军的汉奸之类，差不多都网罗在内。宋哲元的意思，以为这样每月花点钱养着这批人，让他们有饭吃，有官做，不至于再去勾结日本人来反对他。这完全是采取收买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宋这样做法只有助长这些人的气焰，让他们可以拿着官的头衔，来更方便地投靠日本人。”
    不管宋哲元的真实思想和目的是什么，石友三、王克敏等人都是这个时候进入“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石还担任了北平保安司令，王克敏则接替了萧振瀛“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另外，汉奸白坚武的通缉令也是这个时期取消的，宋还给了白坚武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的名义，每月送车马费 200元。
    1936年，宋哲元曾跟华北的日本鬼子吃了一顿饭。
    这顿饭很出名，不亚于“鸿门宴”，司马迁在《史记》中可没有记载“鸿门宴”是哪一天吃的，在鸿门什么地方吃的，而且从他的记载看，想象的程度恐怕还比较多。
    宋哲元的这顿饭可不一样，史书上可以查出来具体是哪一天、在哪里吃的。
    1936年 7月29日，宋哲元以冀察绥靖公署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联队连长以上的军官，事前通知29军驻北平部队团长以上军官作陪。
    这顿饭吃得刀光剑影，热闹无比，29军许多人都有记载，流传最广泛的，是38师独立26旅旅长李致远和38师 114旅旅长董升堂的两份回忆。
    这两份材料略有出入，笔者采用的，是李致远的记载。
    李致远回忆，当时双方出席的，中国方面，有29军军长宋哲元；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37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37师 110旅旅长何基沣；38师副师长李文田；38师 114旅旅长董升堂；独立26旅旅长李致远；114 旅 227团团长杨干三等。另外，宋哲元还邀请了在北平的“社会名流”如吴佩孚、张怀芝等人。
    日本方面，有 5月16日刚刚到任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北平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有 3月 7日接替土肥原贤二主持华北特务机关的松室孝良，还有顾问松岛、辅佐官樱井德太郎等30多人。
    据李致远回忆：当时“每桌三四个日本军官坐客位，四五位中国军官坐主位相陪。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河边、松室、松岛、樱井、吴佩孚等共坐两席，是主坐席；其余的双方军官们分八张坐席入座。在两张坐席旁各设一张空桌，供上下菜肴使用。宴会开始，东道主宋哲元致祝酒词，松室孝良致了答词，大意是说中日两国同种同文，应该亲善之类的话，接着双方穿插排列队形一起照了相。”
    “酒到半酣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跳到空桌子上，唱了一首我们听不懂的日本歌曲，进行挑战。接着又有两个日本军官上桌子唱歌。这时，何基沣旅长临机应变，立即上桌唱了一首《黄族歌》，以示应战。又有日军官唱日本歌，李文田副师长也立即上去唱了一段嗓音粗壮的京戏黑头腔。随后日方又出来两人，一人上桌唱歌，一个桌下舞蹈。”
    这时，冯治安看这些日本鬼子太过猖狂，于是走到董升堂这桌上来小声说：“谁出去打套拳？”意在“不能输给日本人“。这时董升堂上去，打了一套西北军流行的拳术。这时日本人又建议一人打一人唱。于是李致远站出来，又打了一套花拳，表示“中国军人不可欺”，引起席间中日主客们的注意。
    李致远回忆：“当我归座的时候，好几个日本人都到我跟前来敬酒碰杯，表示亲善。接着又有日本人用他们的倭刀，在席间挥舞一阵。我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立即招呼我的传令兵坐我的小汽车到永增厂，去取我定做的用最好的钢打成的柳叶刀。这时日方已舞过两三起倭刀了。董升堂也实在耐不住火气，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把西北军所习用的大刀片来，在席前劈了一趟刀法。恰好我的新柳叶刀也取到，我立即换上传兵令的布鞋，拿过刀来劈了一趟十多岁时学来的滚堂刀，以压倒对方的骄横。”
    日本人比较尚武，看李致远又打拳又耍刀子，功夫了得，于是都向他敬酒，称他“李武术家”。李致远回忆，当时“酒杯用的是小饭碗，酒是中国花雕和日本啤酒”。估计李致远不是太能喝酒，于是李“到厕所中吐干净酒之后，回来再喝。我想：反正不能在日本人面前丢人，顶多也不过是一死而已！”
    眼看着喝酒、唱歌、练武都没有占到上风，日本人开始搞怪，“松岛将武装带捆到头上，前头打一个结，赤膊上去。把大酒壶放在头顶上，将点燃的纸烟，口叼三支，鼻孔中塞上两支，两个耳朵中各插一支，肚脐眼上按一支，他弄得几处可以同时冒烟，又可以同时不出烟。”
    接着，日本人“又提出来要笔墨纸张写大字，日本人写一张，我们也写一张。我想写字用不着我们比啦，有吴佩孚那样的名流就能占上风了。日本人写的大笔汉字虽然不错，但总比不上我们那吴佩孚的醉笔，他当众挥毫写出一个大条幅，一笔写一行大字，真是龙飞凤舞，气势磅礴。”
    据李致远回忆：“这时，日本人将宋哲元抬到酒席前，喊着号子举了一阵子，又有几个日人把秦德纯也举了一阵，我们中国方面的旅团长们，不约而同地把日本河边旅团长拽出来，也照样把他举起来。彼此使个眼色，把河边脱手往上甩，然后在下边接着。另有一些人也把松岛举起来。冯治安怕出岔子，叫我们放下来。此刻席间确有一触即发之险！”
    此时宋哲元看势头不好，再折腾一会儿恐怕就得打起来，于是赶紧讲了几句话，河边也讲了几句话，表示今天的联欢会很好，应当“互相亲善”等等，宴会就此结束。
    李致远在席间的表现，令日本人印象很深。据李回忆，散席以后，日本顾问松岛请他“出去转转”，被李拒绝，后来日本人说“不要害怕”。李心头火起，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于是就跟着他们走了。当时李“身上带着一把短剑，是专门定做的折叠钢刀，很锋利。我想万一他们要害死我，我也要拼他一个够本。”
    令李致远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将他拉到了一个日本妓院，请他喝酒，并请他表演中国武术，李推说喝多了，于是又被他们硬按着喝酒到很晚。
    此后不久，李致远的驻地调到北平南苑，松岛又找他，约他“到城里去玩玩”，被李谢绝。
    李致远很有政治头脑，他后来总结说：“由此可见他（松岛）对我的工作是下了功夫的。为什么我到南苑驻防，他如此熟悉？为什么他能直接到我的住处找我？从这些小事中，可以想见日本人对中国军队内部情况是如何熟悉。”
        李还说：“当时日军方面，知道用硬的方法来对付第二十九军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因而采用卑鄙下流的软化办法，来从思想上、政治上分化第二十九军，另一方面利用大小汉奸来包围第二十九军上层人物。那时第二十九军有些上层人物生活腐化，思想动摇，政治暧昧，而下级军官则生活朴素，埋头苦干，准备交锋。由于这些矛盾，日本人便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对第二十九军的军官进行分化、拉拢、收买和软化工作。”
    李致远能发现的问题，戴笠不可能注意不到。
    为了加强华北工作，1936年初，戴笠采取了两项措施：
    第一，调整北平区机构，增设北平第二站，派陈资一为站长，专做“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工作。
    第二，派他的同期同学、特务处元老乔家才到北平，任北平第一站站长。
    乔家才，1906年生，山西交城人。
    1923年，乔家才考入山西太原平民中学。这是一所私立学校，1922年由60多个在北平上过大学的山西籍教育界人士共同捐资举办。
    乔家才入学时，校长是李汾，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在回忆录中，乔家才对这位李校长极尽赞美之辞，认为他是一个最好的校长，可谁知道，当年的乔家才，几乎被这位校长开除呢。
    那是乔家才入学后第三年的春天，学校组织植树，每人分到的树苗是三颗。刚好那天乔有点私事，于是就托一位同学帮他完成。据乔说，当时他怕一个同学扛不了六颗树苗，还特地又多找了一个同学帮忙。
    安排好了一切，乔去找李汾请假，校长的答复是“不准”。
    乔家才可有主意，他心想，我已经事先安排好了一切，又不耽误学校的事情，凭什么不准假，这不是与民主自由的思想背道而驰么？于是，乔家才没有理那个茬，自顾自地走了。
    这一下可闯了大祸了，等乔回来，有同学告诉他，你已经被学校开除了。
    乔大吃一惊，赶紧到学校的布告栏自己去看，果不其然，同时被开除的还有高他一级的郭紫峻和另一个同学。

    按：郭紫峻，天津人，从山西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西北工作，抗战胜利以后曾任陕西省党部常务特派员，1947年任党员通讯局（即原中统局）副局长，后任天津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会主席。

    同学们都劝乔家才，去找校长认个错，求求情，也许还有救。偏赶上乔家才是个“杠头”，死倔的那种脾气，说开除就开除吧，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我也没做错什么，低三下四去求人，不去！于是就收拾东西，准备退掉伙食费，然后就走人。
    正在这时，同学们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乔等三个人的“开除”处分已经取消，改为“记过”了。
    至于校方缘何这么快就收回成命，据乔自己分析：其一，其时他已经是国民党党员了，在山西发展一个党员不容易，轻易开除了很可惜，所以，可能是国民党从“组织”的角度做了工作。

    按：山西属于阎锡山的“独立王国”，国民党在山西的活动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直到1927年，阎锡山参加“北伐”，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才公开“挂牌”。但好景不长，1930年，阎、冯联合反蒋，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无法立足，不得不逃到天津。直到“中原大战”结束，阎锡山“下野”，到大连“隐居”，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才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太原。

    其二，据乔家才回忆，同时被开除的郭紫峻是“特许进来的学生”，用现在的话说，属于“条子生”，有“后门”，而且郭紫峻是有名的好学生，不能开除。既然不开除他，那别人也就都不能走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吧，乔家才的学籍算是保住了，他觉得，校长李汾能不顾“师道尊严”，收回成命，值得尊重。于是，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李、乔师生之间，反而成了“忘年交”。
    1926年，20岁的乔家才高中毕业，跟着就去了广东，顺利地考入黄埔，进军校六期学习。同学当中，就有后来成了他的上司的戴笠。
    1927年，李汾也离开了平民中学，到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任校长。
    平民中学、山西省立第一中学都是山西很好的学校，一直延续到现在。
    1929年，乔家才从黄埔毕业，没有工作，在南京黄埔毕业生调查处义务帮忙，这时，军校一期“学长”黄宝循（字“珍吾”，通称其黄珍吾）建议他回老家，帮助联络山西同学。
    恰在此时，李汾有事来到南京，见到昔日的弟子很高兴，要求他到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当训育员，同时兼任“三民主义”课程教师，月薪80元。
    法币80元，在当时相当于部队中上尉的工资收入，对于一个刚从军校毕业的学生来说，已经很优厚了，况且发出邀请的又是昔日恩师，乔家才很高兴地就去了。
    这个“训育员”的角色，多少有点类似现在中小学的“班主任”、大学里的“辅导员”，要管学生每天从早上出操、到晚上就寝的一切相关事宜，学生有什么思想问题，还要跟他们谈话。乔家才分配到初三年级，两个班，120 个学生。乔是军校出来的，于是他用军人的一套管理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令行禁止，很有效果，他带的学生，纪律性比别的班要好得多。李汾觉得他很称职，经常夸奖说，“训练管理学生，的确需要受过军事训练的人来负责。
    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干了半年，据乔家才回忆，当时阎、冯已经开始酝酿“倒蒋”，他不愿在山西继续待下去，于是就离开了太原。到1931年，乔回到自己的母校平民中学，又当了一段时间教师。
        1932年，应军校同期同学戴笠之邀，乔家才进入特务处。因此，除了“十人团”的几个人，是在“团体”成立之前就跟着戴笠“跑单帮”以外，乔家才属于特务处成立以后最初的班底之一。
    1935年秋天，一直在山西工作的乔家才接到命令，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政治部报到。当时的宪兵司令部政治部，已经为戴笠所把持，政治部主任，就是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军校一期生梁干乔。因此，所有往宪兵各团、营所派出的“政治训练员”，全是戴笠的人。
    这个“政治训练员”并不好当，要经过考试的，乔家才是军校毕业生，又当过中学教师，应付考试当然不吃力，顺利通过，被派到驻福州的宪兵第四团，担任团政治训练员，同去的还有 3个营政治训练员。
    宪兵第 4团的团长，是军校一期学长吉章简，抗战胜利以后，曾任由原“忠义救国军”改组的交通警察总局局长。
    到任才两个月，乔家才就应召回南京，参加宪兵政治部召开的“政工会议”，会后，乔家才又被改派为宪兵第 3团政治训练员。
    宪兵第 3团就是不久前刚刚因为《何梅协定》的签署而不得不撤离华北的那一支部队。离开北平以后，宪兵第 3团被派驻重庆，原北平宪兵副司令兼团长蒋孝先被留在南京，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少将高级参谋兼第 3组组长，并因此在此后不久的“西安事变”中丢了一条命。
    蒋孝先离职以后，原宪兵 3团副团长袁家佩升任团长。
    袁家佩，1903年生，安徽寿县人。军校三期步科毕业。抗战胜利以后曾任长春市警察局长。
    乔带着另一个营政治训练员詹超到重庆上任，这回时间更短，才一个月，乔家才就被召回南京，戴笠令他与周世光到北平接掌特务处北平区第一站，分任站长和书记。
    1936年初，乔、周到北平，接管了北平第一站。除他们两人以外，还有一个助理书记孔觉民。
    当时的北平区区长，是老资格的军校学长张炎元；书记，则是戴笠原来的机要秘书、小字辈的毛万里。
    北平第二站站长，是陈资一，这个站专事负责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情报工作。
    除了北平区一、二两站以外，北平区另外还有一个察绥站，负责察哈尔、绥远两省和平绥路沿线的情报工作，察绥站的站长是马汉三，书记是许先登。
    不久，“两广事变”爆发，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梁干乔被戴笠派到广东搞策反，张炎元离职，回到南京接替了梁干乔。北平区区长则由李果湛接替，李干了很短的时间，又由西北区区长王天木接替。
    据乔家才回忆，刚到北平时，站里给他和周世光安排的住处在沙滩，与毛万里住一块，当时他去了一看，觉得一是房子太大，本身也没什么家具，显得空空荡荡的，不大像个“家”。第二，毛万里跟他们住一块，乔家才认为区、站两级单位混在一块，极不适宜，万一出点问题，大家岂不全都暴露！
    于是乔家才在定阜街辅仁大学附近，找到一处宅子，作为住处。这是一家三进的院子，房东姓李，山东人，极有钱，住最后一进。
    乔家才一家住第二进，为了避免怀疑，还特意打扮了一下，做出一副有钱人的样子。乔家才整天“穿着一身春绸面子滩羊皮袍子”，他的太太戴着“二两重的赤金手镯”。至于乔的岳母，也不能马虎，穿着“一身黑绸子衣裤，戴着翠玉手镯”，讲起话来满口的山西土腔，活脱脱一家子山西土财主。
    周世光一家住在第一进院子，对外则说是乔家才的大学同学。
    至于孔觉民，假装是乔家才岳母的内侄，平常见了乔的太太，“二姐”长、“二姐”短，蛮像那么回事的。

    按，戴笠始终有个观点，认为特工人员的家庭、家人都是最好的掩护手段，而且，由于亲情的关系，即便遇到危险，这些人也不会轻易出卖自己的亲人。所以，尽管特务处的工作是保密的，但戴笠特别鼓励大家携带家眷一起工作，作为掩护手段。同时，为着方便，也是充分“利用资源”，相当多的“家眷”还承担了“交通”、“联络”等等一类辅助性工作。

    在分工上，虽说由北平第二站专做“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都在北平，大家关注的都是这些情况。
    据乔家才回忆，他们每天都要向南京发报，报告北平的动态，至于情报的来源，一是29军的军部，就有北平站的“同志”。第二，29军的密码，被他们很轻易地就破掉了。
        乔家才说：“我们的军队实在太可怜了，29军的军用密码，简单到不能再简单，我们抄收到有关作战的无线电报，经过我们的专门技术人员王怀仁同志研译，很快可以译出来。所以29军上对下的命令，下对上的报告，我们完全知道。敌人的技术应当比我们一个小小单位高明得多，我们既然能够把29军的军用密电全部研译出来，敌人应当也能够。假使敌人不用其他手段，仅凭侦译密电，也可以对我军的一切行动了如指掌，这种仗还能不失败么？”
    刚到北平不久，乔家才就遇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1936年春，戴笠派出了一个视察团，到全国各地督导各区、站的工作。视察团团长，派了刘培初。
    刘培初，1904年生，湖北大冶人，军校六期炮科毕业。
    刘培初的父亲是大冶的一个木材商，常年在外，家里由继母主持。1924年，20岁的刘培初中学毕业，继母毫不客气地对他下了“逐客令”：“你20岁了，也要打算打算呀，书不能再读，真靠你父亲一辈子么？”
    俗话说：“天上的九头鸟，地下的湖北佬”，刘培初虽然年方弱冠，脾气可不小。听了继母的话，一声不吭，扭脸就离开了家。
    刘培初身上的钱，不过“十块八块”，远地方也去不了，只能去武汉，刘家有个远亲在汉阳当警察局长，于是跑去投奔了他，收留在警察局做些文案工作。
    一天，刘培初与一个朋友、江西水警厅长的儿子黄某去看马戏，人丛拥挤中，一个北洋（当时北洋军阀吴佩孚统治湖北）的士兵踩了黄某的脚，黄大喊，脸上的表情自然也不会好看，那士兵大怒，上去甩手就是一耳光。黄某从小也是娇生惯养出来的，公子哥的脾气，只有他打别人，何曾挨过打，当时俩人就打了起来。
    这一下可坏了，不一会儿来了一大帮当兵的，眼看这一顿胖揍是免不了了。还是刘培初有急智，他赶紧叫来马戏厅的经理，告诉他：如果出了事，你也脱不了干系。趁着经理跟当兵的交涉，俩人悄悄溜走。
    这件事对刘培初刺激很深，他后来回忆：“小军阀便这样横暴，军人是这样无礼，使我终夜不能成眠。这是一个讲强权无公理的世界，要生存便不能走没落的路，顿启示我决心做一个军人的意志。”
    不久，刘培初便辞掉了警察局的差事，辗转于南京、南昌、九江等地。1926年，刘培初到了上海，决心“长驱到黄埔去追随赤龙，追随革命，以葬送这一批的军阀割据之局。
    1926年，刘培初从上海坐船到广东，考入军校五期炮科。
    1926年 7月 9日，北伐开始，当时，军校前三期毕业生均已进入北伐军各部队作为中下级军官参战，在校的是四期生和刚刚进入学校做入伍生的五期生。这两期学生中，四期的政治科学生和五期的工兵、炮兵和政治三个专业的学生也参加了北伐。
    所以，同是军校五期生，炮科的刘培初参加了北伐，而步兵科的陈恭澍、张作兴就没有参加北伐。
    至于戴笠，此时还在广州的某家客栈里，因为没有房饭钱跟老板娘“喘气”呢。
    刘培初被编入炮兵入伍生团 1连，就此开赴前线。1926年 9月初，刘培初随军到达汀泗桥，准备进攻武昌。
    此时的武汉三镇，武汉、汉阳均已被北伐军攻克，吴佩孚大势已去，只得固守武昌。围攻武昌的，是国民革命军第 2师师长刘峙，他看到炮兵来支援，非常高兴，派了一位熟悉地形的黄连长，带着刘培初他们去寻找炮位，
    据刘培初回忆，他们当时用的大炮，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淘汰下来的“废炮”，威力虽然比较大，但射程不远，如果离城太远了打不着。所以必须冒着危险，尽可能近地找到炮位。
    黄连长带着他们架好了第一门炮，正当隐蔽在一个商铺里，用望远镜观察地形的时候，突然飞来一颗子弹，正中黄的头部，这位军校三期的学长、同样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连声都没吭一声，当时就牺牲了。
    据刘培初后来回忆，当时他和黄连长，相距“不过五寸”，只不过敌人瞄准的是黄，而不是他，否则，脑浆涂地的就是刘培初了。
    战争，就是这么残酷。
    眼看着刚刚认识的战友死在自己的面前，刘培初血贯瞳仁，等第二门炮一架好，刘扑上去照着城楼就是一炮，当时就看见城楼上倒下去5、6个人。
    刘培初说：“这是我北伐以来的第一炮，没想到几年来对军阀的血海深仇，却发泄在这几个可怜的士卒身上，你想我的心灵上，该欢慰还是悲戚呢？”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国民政府由广州迁移到武汉，同时决定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除在武汉招生1400多人以外，黄埔本校五期参加北伐的炮兵、政治、工兵等三科学生就地留在武汉继续学业。
    就这样，刘培初留在了武汉。
    刘培初很幸运，从这时开始，到1927年 7月15日，他们这一批年轻人亲眼目睹了大革命的失败，每一个人都曾经站在“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十字路口上。军校从此分裂，革命的黄埔不复存在，中国最优秀的一批青年人从此分成了两个阵营！
    1928年，刘培初毕业，留校当了炮兵七期入伍生队区队长，上尉军衔。
    此时已是“宁汉合流”之后，干了没多长时间，有人说刘培初思想“左倾”，有“亲共”倾向，这事要说还真是冤枉了刘培初，也是对他的一种“高抬”，因为刘本是一名死硬的反共分子。
    刘培初被赶出了军校，军人是干不下去了，幸好他本是湖北人，在当地关系还比较多。国民党武汉省党部，有刘培初的军校同学，在他们的帮助下，刘培初到湖北纱厂丝布四局当了一名工会委员，总算有了饭碗。
        不承想，为了这个饭碗，刘培初差点连命都丢了。
    刘培初到任，还不到一个星期，纱厂就发生了一起“工潮”，工人们包围了工会委员会，国民党的工会委员们抱头鼠窜。

    按：中国的工会，是随着产业工人的大量出现而产生的，因为中国的工业非常落后，所以，工会组织出现得也很晚，直到1925年，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工会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到1927年 6月召开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时，已经有代表 420人，代表全国 280万有组织的产业工人，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叫“赤色工会”。
    到大革命失败以后，除了“赤色工会”，又出现了许多其他政治类型的“工会”，比如由工人自发组成的工会，纯粹为贯彻自己的经济主张而建立，如顾顺章工作的那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有一个工会，就属于这一类；比如国民党的“御用工会”，工会委员由国民党委派，刘培初所在的工会就是这一类；还有由“工人贵族”控制的工会，等等。
    对于上述所说的这些所谓“工会”，政治上统称为“黄色工会”。三十年代初期，刘少奇同志曾有一篇著名的《批判“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是我党当年开展工会斗争的纲领性文件之一。
    这次，丝布四局的工人要推翻的，就是这样一个“黄色工会”。

    刘培初看到出事了，他觉得，我初来乍到，跟工人们没有利益冲突，应该不会反感我。于是，刘穿了一身工装，到工人们当中，听他们说些什么。
    一听才知道，原来这起工潮是厂主“唆使”的，他嫌工会的存在比较碍眼，于是找了几个“贵族工人”带头到工会去闹事，结果一家伙聚起了6000多人，把工会给砸了，厂主都给吓傻了，赶紧给当局打电话报警，要求镇压。
    警察来了，一下抓起来50多个为首分子，准备带走。这时，刘培初走了出来，说：我是工会委员会常务委员，他们要打的就是我。我可以证明，这些工人都是无罪的，请释放他们。
    警察看这个人吃了熊心豹子胆，居然敢出来“找打”，于是问他：“你能写个条子么，证明他们无罪。”
    刘当即写了一张条子，保释了这些工人。
    工人们一看这个人不错，我们本来要打的就是他们，他反而救我们，于是大家都听他说话。借此机会，刘培初要求大家选出50名代表，听他们有什么想法，然后代表工人们跟厂主谈，让厂主改进，“替工人做所能做的事情”。然后再对这些工人“施以短期训练”，教他们怎么做工人“领袖”，怎样在工人与厂主之间调和。下班以后，刘培初还到他们的家里去“家访”、谈天。
    通过这些手段，刘培初与工人们越来越亲近，成了领袖人物，大家见了都叫他一声“刘委员”，用他自己的话说：“渐渐的，我已成为工人的一个偶像，无论什么纠纷，不可开交的事体，只要说刘委员到，一经解决，都是十分心服的，但我因此而忙得不可开交，半夜三更，也有人叩门找我去工厂的，不去事情就不能解决。”颇有成就感。
    说起来，刘培初的军校真是没有白上，组织民众，做群众工作的这些手段和方法，不都是在军校当中。跟他那些“CP”同学学来的么？
    1929年元宵节的早上，刘培初骑车外出，远远地看见一群伤兵用绳子捆着几个工人过来。
    这些伤兵都是在攻打武汉时受伤的军人，集中在医院治疗。据刘培初回忆，当时这些伤兵经常闹事，成了武汉的一颗“毒瘤”，谁都管不了，有几次连警察都一块给揍了。
    走到跟前，几个工人跪在地上，大呼：“刘委员救命！”
    刘赶紧下车，对伤兵们说：“同志们，事情可不可以和解一下？”于是，刘带着他们找到一个大茶馆，了解事情的由来。原来，伤兵与工人一起赌钱，结果打起来了，伤兵说工人抢走了他军装上的符号和一个金戒指，还打坏了他的假腿。那几个工人则说他们根本没在赌博的现场，是伤兵们输急了，在街上随便抓的他们。
    这时聚集的工人已经达到两千多人，刘培初搞清楚了事情的原委，就劝那几个伤兵：“赌钱打架，说出来都不好听，工人通身也没有几块钱，赔不起。我过路遇到此事，愿掏出腰包五块，我也能令工人全体列队向同志们赔礼、鸣炮，送各位回医院。”
    伤兵们一听，你就这样调停啊：“奶奶的，把人带走！”
    工人们苦苦哀求：“刘委员，能让他们带走么？”
    不知谁发一声喊，大家一拥而上抢回了被抓的工人。这时，伤兵的帮手也来了，一下来了二百多，眼看事态有一触即发之势。
    刘培初跳上一张桌子，开始向伤兵们演讲：“我也是你们攻克武汉的战友，对你们的不幸是同情的，但你们要撒野，恕我不敢领教。你们与工人打牌打架，与我无干，我要数千工人向你们放鞭炮赔礼没有什么不对，你要带工人到警察局、到法院、到军法处，都可以随同你去。你们要把他们带军医院，试问：那儿是不是法庭，工人当然可以不去。”
    伤兵们哪儿听他这个，仍在叫骂，还有人威胁说我们有枪。
    听到这里，刘培初不由得心头火起，于是断然下令，让工人们每三个人看管一个伤兵：“如果他们真敢拿刀拿枪，便把他们送军法处。再撒野，就把他们抛到江里去！”
    刘又接着说：“你们如果真的要和工人过不去，信不信我可以把整个武汉的工人动员起来，管教你不敢走出军医院的大门一步！”
    僵持了两个多小时，这场争执，以双方同时撤退、各回各家而结束。
    刘培初的种种举动，早就引起了当局的关注。
    ——当时的湖北，是胡宗铎、陶钧的天下。
    胡、陶二人，都是桂系军阀，1927年宁汉分裂，二人奉命进攻武汉，11月攻克武汉以后，二人分别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武汉卫戍司令和副司令，从此武汉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在此期间，胡、陶二人近乎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向警予、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曾介绍贺衷寒报考黄埔的国民党元老詹大悲等人，都死在他们手上。由于杀人太多，二人被称为“屠夫”，“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就是从陶钧口中说出来的。
    就在处理完伤兵与工人争端的次日凌晨，刘培初被捕。
    据刘回忆：当时大概是凌晨 4点钟，有人敲门，刘开门一看觉得来者不善，于是问：“诸位有什么事？”
    “我们是卫戍司令部的，请你跟我们去谈一谈！”
    “你们有命令么？”
    “有。”说着，对方拿出一张纸，上边写着：“共产党人×××、刘培初，着即拿办。”
        刘培初啊刘培初，你真是冤到家了！
    据刘培初回忆，他被抓进监狱，同监号的一共28个人，除了他以外，那27个都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听了刘的“遭遇”，说他是“一根线悬在空中办工会的”，又说，我们28个人合在一起，就是二十八宿，将来一起上天。
    “上天”可不是瞎说的，第二天就有一个共产党人与刘培初一起，被拉到了刑场，刘眼看着那个人被砍了头。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刘培初坦承，自己看了杀人后被吓昏过去了，醒来后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脑袋，还好，“硬硬的还在”。原来是吓唬吓唬他，让他“陪法场“，这招儿真是够损的。
    第三天杀了15个，第四天杀了11个，同监号的，只剩下刘培初了，没有杀他，也没有放他，但也没有人审他，仿佛遗忘了监狱中还有一个“共党”刘培初。
    这一关就是一年半。期间，刘培初写了无数次“申诉状”，写给“蒋委员长”，终于有一天，得到了校长的一个手条：称“已令湖北省高等法院，根据湖北省党部决议案，即日审释。”
    几天之后，“法院正式宣布我无罪，令我出狱”——等于是白关了一年半。刘培初说：“我犯罪的时候也不好，那时并没有冤狱赔偿法啊。”
    出狱以后，刘培初投奔了康泽。
    康泽，1904年生，四川安岳人，军校三期毕业。
    康泽，是蒋介石诸多特务系统中的另一个山头。
    1933年 7月，蒋介石在庐山成立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收容散落各地的军校毕业生，班主任就是康泽。同年10月，以该班为班底，成立“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康泽。成立以后，别动队参与了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并逐渐成为一支武装特务部队。
    前面说过，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以后，负责破案的宪兵司令谷正伦、桂永清等人在研究案情的时候，曾经怀疑是康泽干的，就是因为他手下的别动队也是一支特务武装，而且此时正是其全盛时期。
    康泽也是“复兴社”的一员大将，“复兴社”和后来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字都是因康泽建议而采纳的。
    康泽与刘培初，其实原本并不相识，是陈道守介绍他们认识的。
    陈道守就是当初与刘培初在一张逮捕令上抓的另一个“共党”，其实他也是被“冤枉“的。
    陈道守，1924年生，湖北夏口人，军校三期毕业。
    陈道守从军校毕业以后，于1927年与肖赞育、刘咏尧被派到汉口策反国民革命军第 6军，此后就留在了武汉工作。陈的运气比刘培初要好，他被抓以后，只关了三个星期就放了，陈与康泽是同期的同学，偶然对康讲起来，与他一同被抓的还有另一个五期的同学刘培初，现在还被关着。

    按：刘咏尧是湖南醴陵人，他也是先考入“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然后转入黄埔的。刘咏尧是军校一期生当中最小的一个，生于1908年，1924年考上军校一期的时候，才16岁，比一期生中最大的董仲明、史仲鱼等人小15岁，差了一代人。

    康泽一听，既然也是军校同学，就到狱中看望刘培初，还给他带了些书，让他看，因此刘培初终生对康泽念念不忘。
    刘培初被释放以后，应康泽之邀，他手下当了一名少校队长，“从长沙徒行去参加平浏的剿匪宣传工作。”
    刘培初自嘲说：“几天以前，尚以共党罪名关在牢内，出狱便为剿匪宣传的负责干部，天下滑稽之事，宁有过于此者？”
    不久，军委会第二宣传大队解散，刘培初又没有工作了。
    天无绝人之路（挺有意思，光我们谈到的，特务处已经有好几个人，在走投无路之际，得到莫名其妙的际遇，从此鲤鱼跳龙门，这不，又是一个），1931年春天，刘培初在武汉偶遇军校一期学长邓文仪，俩人谈得很投机，当时刘培初说：“政治的贪污腐蚀，社会的堕落沦丧，一般的官僚嘴脸，造成政治的歪风，大有低气压紧压在每个有为青年的眉尖之感。”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年半的牢狱之灾，给刘培初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
    没想到的是，邓文仪听了刘的话，马上给他介绍了一个工作：“刘同志，你为什么不见戴笠谈谈呢？他青年气与热情交织得十分感人。”跟着就拿了一张名片，让刘培初去见戴笠。
    刘培初后来回忆说，幸亏在当时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还没有成立，否则，邓不会让“肥水”流进外人田的。
    根据邓文仪的介绍，刘培初在武汉东方饭店找到了戴笠，当时，戴笠正在与一个军校同学谈话，让刘等一等。这个同学刘培初也认识，但刘对他很不以为然。
    后来刘回忆：“客人非他，正是一个与我同期的黄埔同学，此君通身也找不出半点政治气息，是一个十足社会性的朋友。”言下之意，对戴笠与这等人来往，还因此让自己等这么久而十分不快。
    等了一会儿，刘培初还不耐烦了，要走。戴笠赶紧说：“刘同志，我们还又没有谈呢，”于是双方约定第二天再谈。
    次日，刘、戴再次相见，戴笠还没有说话，刘培初倒先开了腔：“戴先生，我觉得你不管任何事情都必须守时。”
    戴笠忙说：“是的是的，你说得对。”
    谈话过后，戴笠当即决定吸收刘培初，当时刚好特务处在筹备成立武汉的分支机构，负责人是周伟龙，正好需要用人，同时到武汉工作的，还有后来成为军统“外交家”的萧勃。
    刘培初就这样进了特务处。事后，戴笠曾对身边的人说：“刘培初连我一点不对，他都会当面批评，对他人当然就更不会客气，本处正需要有这种骨气的人。”
        刘培初很好地运用了面试的技巧，值得大家借鉴。当然，也要看主持其事者是个什么样的脾性，吃不吃这一套，否则就适得其反了。
    刘培初的运气很好，加入“团体”不久，就奉戴笠指示，令他和周伟龙等一批特务处高级干部到庐山“晋见“蒋介石。据刘回忆，在去庐山的船上，不知是谁提议戒烟，周伟龙和另一个湖北籍的特务、军校四期的刘凤轩马上表示赞同，把身上带的三五、加里克等全扔进了江里，做出一副决心很大的样子。结果等一下船烟瘾就犯了，俩人悄悄躲在旅馆的房间里一通狂吸，还都让刘培初不要与对方说，结果刘给他俩使坏，趁俩人都在抽烟的时候骗二人到一起，让他们自己看看“戒烟”的成果。
    从庐山回来，刘培初就被任命为湖北站副站长。
    刘培初是一个办事很扎实的人，当了特务，依然如此。一次，戴笠从南京发报，要求为他在汉口法租界租下一所宅子，但没说干什么用。
    房子很容易地找到了，刘培初心想，既然是戴老板的要求。一定有重要事情发生，应该对其周围的环境进行一番调查，问题是当时的特务处及其分支机构都属于草创时期，还没有来得及在巡捕房安插自己的人，查不了户籍。
    于是，刘培初亲自出马，他化装成一个厨师，假装找工作，到这所房子的周围，专门找那些使女、老妈子闲聊，这样用了两天时间，基本搞清楚了邻居们的基本情况。几天以后，戴笠来了，第一件事，果然就是了解这所宅子周围的情况，刘早有准备，对答如流，戴笠极为满意。
    不久，南京派来两个新“同志”一个苏某，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另一个周某则是军校六期的同学，二人“衣着入时，颇为洋派”。刘培初觉得他们过于招摇，不太适合做秘密工作，决定杀一杀其骄气，于是他嘱二人稍事休息，下午安排他们做一件特殊工作。
    四点钟，俩人来报到，刘培初说，现在有一项侦察任务，须化装前往，于是带他们到化装室，命二人扮成人力车夫，“最初他们一肚子的不高兴，说化装各种人士均可，何必一定要化装下等苦力？晚上进行尚可，白天熟人太多，似乎不妥。”对此，刘培初“不予理会，只叫他们听命去干。”并告诉他们，在几点几点之前，必须到某处等候命令。
    二人心里有气，认为刘培初是在故意捉弄，但又无可奈何，拉着黄包车出来，跑了足有4、5里路，才到达指定地点。一会儿，二人发现又是一辆黄包车过来了，看车夫的长相，似曾相识，仔细一看，正是刚给他们分派了任务的刘培初。
    据刘回忆，当时二人看到他，顿时感到“精神为之一振”，这时，“巷内工作同志出来，分别拉车回站，然后请他们洗澡吃饭。”
    对此，二人心悦诚服，后来，苏某成为军统的重要干部。刘培初很得意地说：“这种训练同志的方法甚多，在此不过略举一例而已。”
    不久，刘培初一跃而为特务处“华中区督察”，负责“督导”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四省工作，这几个省站的负责人，像特务处河南站站长刘艺舟、湖南站站长蒋肇周、安庆站站长蔡慎初，都是特务处成立之初就参加“团体”的“老同志”了，现在反过来要向刘培初汇报工作。像蒋肇周是军校三期的学长；蔡慎初则一直在安徽工作，前面讲过的，曾参与行刺杨永泰的龚柏舟，就是蔡慎初带人在芜湖抓获的。刘艺舟虽然是六期的，但他是1893年生人，比刘培初大十来岁，简直不能算是一代人了（整个特务处，除了王天木，就属刘艺舟岁数大了；不仅如此，在整个黄埔学生中，刘艺舟都属于岁数最大的之一）。
    同时，刘培初还以《军事杂志》社武汉区主任名义，与四省“军事首长保持联络”，风光至极，与当年差点被砍了头的刘培初相比，几有云泥之判。
    1935年春节，刘培初参加了特务处的全国督察工作会议，会议在杭州浙江警官学校召开。据他讲，这是特务处成立以来第一次把这么多的高级干部召集在一起开会。同时，这也是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并入特务处以后的第一次大聚会，在此之前，这些在不同地方从事秘密工作的特务们，许多人彼此之间都没见过面。因此，会议搞得非常隆重，头天除夕夜，警校的学生还专门搞了一台文艺节目，欢迎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特务头子。
    参加会议的，除了柯建安、邢森洲外，还有各地的督察如王平一、叶道信等人。会上，戴笠大讲“我们工作的政治意义、与国家关系，要大家研讨出一套具体的工作规律出来，讨论出一些可行的办法。”
    王平一、叶道信，都是原“南昌行营调查科”的，据刘培初讲，这俩人都是留苏回来的，熟悉苏联情况，也熟悉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在会上颇为活跃。当时刘与王平一住一个房间，结果因为开玩笑开过了头，俩人差点动手打起来。当时戴笠看见了，说：“你们俩都什么岁数了! ”因为打了这一架，王平一、刘培初俩人后来还成了好朋友。
    王平一是北平区督察，陈恭澍在他的回忆录里，也曾经提起此人：“此际，军统局系统，全面的建立了督察制度。北平方面，派来王平一任督察，其地位与站平行，实际上就是为监督北平站而设。王平一，山东人，留俄学政治，参加邓文仪学长所主持的南昌行营调查课。调查课拨并军统局后，改由戴先生领导。他短小精干，虽然有一点口吃，但仍不掩其才华。”
    后来陈恭澍“畏罪潜逃”跑到归绥，王平一还曾经去找他。
    这次会议，对特务处而言，是一次及其重要的会议，从此，不仅督察制度趋于完善，还拉近了原特务处人员和“南昌行营调查科”的距离，增进了“团结”。
    会后，刘培初被调到南京特务处本部，负责军事情报工作。此时的刘培初，红得发紫，据他回忆，当时，特务处洪公祠办公室的改建工程，包括后来军统局在重庆磁器口缫丝厂办公区域的规划设计，都是戴笠同他商议后进行的。
    在此期间，还有一件让刘培初终生引以自豪的事情，那就是他发现了西安事变的一个线索，这个材料，与北平区上报的廖划平的那一件，还不是一回事。西安事变以后，许多人责难戴笠没有及时发现相关线索，于是，特务处拿出了事前上报的诸多情报，其中，既有廖划平的，也包括刘培初上报的这一件。
    1936年初，戴笠令刘培初组织一个“全国工作视察团”，“把全国的工作做一检视，回来再决定改进办法。”视察团由 4人组成，除团长刘培初外，业务上的分工是这样的，顾子载负责情报、周康负责人事、林尧民负责经济。
    顾子载是个日本通，也是“南昌行营调查科”过来的。
    由于预定前往的平津、察绥、山东、山西等地，在当时都不完全服从“中央”，因此，到这些地方，必须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进行，否则，不但自身有危险，也会给他们视察各地的潜伏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这个所谓“视察团”的出行，颇费了一番周折。4 个人都制作了一份“铁道部专员”的证件，作为掩护身份。据刘培初回忆，当时为了制定一个与南京特务处通报的密码本，都准备了好几天。
    第一站是太原，一上正太路，就被“阎先生的宪兵盘诘，一下车便有人跟踪，我们不能以探亲访友方式去接洽人物，只好以逛公园方式，在公园内分开活动，使少数跟踪者分身乏术，抽身找到指定的接头地点而取得联系。”
    山西的负责人是薄有绫和张存仁，都是当地人。他们对刘说，山西的工作环境非常困难，阎锡山实行24小时电讯监控，除了每天零点借着对方监控员换班的半个小时可以与南京特务处本部通话以外，其他时间都不能与外界联系，否则三天之内一定会被查出来。
        尽管如此，据薄有绫、张存仁介绍，他们在阎锡山的“军政核心均有有力的线索布置，故对其活动与布置，均能洞若观火。”
    离开山西，下一站就是北平。
    戴老板派下来的人，那就是钦差大臣，谁敢怠慢。据乔家才回忆，刘培初他们到达的时间，比预计早了一天，因此他们连夜准备了汇报所需要各种材料表册，交给视察团。
    第二天，乔家才、周世光在中山公园请刘培初坐地，喝茶，同时汇报工作。
    这次谈话，乔家才、刘培初在晚年的回忆录中都曾经提及。
    刘培初的记载非常简单：“我们到后，先检查内勤工作。”
    相比之下，乔家才的记载可详尽多了。
    三人都是初次见面，谈了没有几句，刘培初忽然向乔家才问起一件与工作无关的事情。据乔回忆，刘培初问的，是北平区书记毛万里的私生活，跟一位女士有关。
    乔家才听他提起这件事，顿时警觉起来。
    这是因为，毛万里跟刘培初之间，原本就有“茬儿”。当时，毛还在给戴笠当机要秘书，有一次用公家的电台办自己的私事，结果为刘培初得知，举报给戴笠。戴笠大怒，将毛万里关了一个月“禁闭”，秘书也干不成了，“贬”到北平来当书记。
    另外，就在刘培初此次视察之前两个月，乔家才还接到戴笠的一封电报，电报中，莫名其妙地责备乔家才，不应该与毛万里“闹不团结”，看得乔家才一头雾水，不知道是谁传了闲话。
    基于这两点，乔家才不能再说任何于毛万里不利的事情，于是，他对刘培初说：“不知道，我没有看见过。”
    刘培初听了很不满意，转而又问周世光。周世光也是不久前才从“南昌行营调查科”转过来的，不知道这里边有这么多事，另外可能性格也比较直爽，于是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讲了很多，刘培初听了，十分高兴。他对乔家才说：“我看你这个站长连话都不会讲，简直不如周世光同志。”
    这话，基本上相当于指着鼻子骂大街了——大凡初次见面，一万个人里都不会找到一个像刘培初这么说话的。像乔家才一样，刘培初也是一个性格非常“艮”的人，说话丝毫不带拐弯的，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听了刘培初的话，乔家才怒不可遏，于是他软中带硬地说：“的确，我不如世光同志。刘先生，你不是代表戴先生来视察工作么？就请你下张条子，把我和世光的工作对调一下，我很高兴世光来接替我的工作，我去担任站书记。”
    这一下把刘培初给噎得，半天没说出话来。刘虽然是“钦差大臣”，可权力还没大到办理人事调动的程度。
    刘培初没话了，乔家才还有话，那也是一个讲话不饶人的主儿：
    “我身为站长，说话要负责任。不能道听途说，向一位视察团长报告没有亲眼所见的事情。今天，你刘先生有三点绝对错误：第一，你以视察团长身份向北平站长这样说话，迹近侮辱，有失你的身份。士可杀不可辱，你知道么？第二，毛万里是被你告倒，才调北平工作的，如果你回去向戴先生报告他的私生活，戴先生心里一定认定你的气量小，不识大体，会减低对你的信任。第三，戴先生给我来过电报，在他心目中已有成见，认为我和毛万里在闹意见。如果你根据我说的话向戴先生报告，岂不是证实了我真的和毛万里闹意见么？所以，我绝不能向你说毛万里半句坏话，你懂么？”
    乔家才这辈子，吃亏就吃亏在他这个脾气上，忒直。
    这一大套话说出来，乔家才是解了气了，可是他马上想到，这一场论战，“无疑地得罪了一位很有权势的钦差大人，那还了得？”
    但是，乔家才的倔脾气一上来，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他想：“我不服气这位视察团长，绝不向他低头，我准备卷铺盖，办理移交，等着！”
    这一天的“汇报”，不欢而散。
    但是此后发生的一件事，却使得乔家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刘培初的看法。
    按原定计划，汇报完了内勤工作，第二天，乔家才还要陪着刘培初，访问所有的“外勤同志”，打架归打架，工作不能不干。
    头一天，俩人本来商量好，都骑自行车去。结果刚要出发，忽然天降大雨，这下可难办了。站里倒是有汽车，可觉得那样的话目标太大，担心暴露；改乘人力车吧，时间来不及；取消访问吧，失信于下级，更不行。
    于是二人商定，骑车出访，一切计划不变，刘培初的视察团下榻在北京饭店，于是，俩人一早从王府井往北，到北新桥、东四、东单，再到西单。中午简单吃了点饭，接着往北，西四、新街口，然后是后门桥、鼓楼，最后回到乔家才在定阜街的寓所，举行欢迎视察团的聚餐会。
    这一天的确够辛苦，乔家才深有感触地说：
    “滂沱大雨中，在北平城里绕个大圈子，费了一整天时间，确实不是一件平凡的举动，任何一个中央派出的人员，都不会做这样的傻事，培初兄却做了。天气没有阻止我们原定的计划，我们按照原定的时间访问了每一位同志。他们看到我们象一对落汤鸡，按时到达，的确深受感动。如此一位中央大员，给予每一位同志印象太深刻了，对于每一个同志的精神鼓励，其效力之大，真是无法估计。我对他这种精神和作风衷心钦佩，他能排除了官僚作风，确实不是一个平常人物。”
    送走了视察团，乔家才心里，多少还有些不踏实。毕竟，他与刘培初只是一面之交。冒雨视查，不过反映了刘的工作作风，是公德；是否挟嫌报复，反映的才是一个人的品质，是私德，是内心深处的东西，这才是最本质的，而看穿一个人的本质，需要时间。
    等啊等啊，乔家才始终没有等来预计中的“报复”，直到一年多以后的“七七事变”，乔家才始终在北平，站长做得稳如泰山。
    乔后来回忆说：“显然，视察团回去，对我这个倔强的站长，没有做坏的报告，可能连毛万里的私生活也没有报告，这就不一个平常人所能做到的。”
    又说：“假定那次遇到另外一个同志，我准会吃暗亏的，因为我对培初兄的态度，要比他对我的态度要坏得多。”
        不打不成交，两个人经过此番交手，彼此惺惺相惜，日后居然成为莫逆之交。再往后，二人先后回到重庆军统局本部，且相继担任督察长一职，并称为军统的“两条硬汉”，也是一段佳话。
    同时在做情报工作的，还有天津的陈恭澍。1936年夏天，陈恭澍回到天津任站长，在参与实施“制裁”殷汝耕的同时，陈恭澍也没有放松情报工作，他的工作重心，是天津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情况。
    据陈回忆：在天津站的“情报员”里，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人物叫做“张九”，但是，除了这个化名以外，天津站就不了解他的任何情况了，包括他的职业、住址，什么都不知道。
    为什么说这个人特殊呢，在于他情报的质量，全是有关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情况，用陈恭澍的话说：“情报内容，动态、静态皆有，从军事调动、军力部署，到攻防策略，以及指示汉奸从事骚扰活动等，件件重要。全是我们最需要的。”
    作为站长，陈恭澍需要对这些情报做出判断，才能向特务处本部报告。正因为这些情况过于重要，也过于对自己的“路子”，陈恭澍在欣喜之余，也不得不多加小心。
    最初，陈对张九的情报持怀疑态度，但经过几次验证，发现他的情报，起码有“十之六七”是比较靠谱的，不容他不信。
    那么，他这些情报的来源是什么？张九又为什么要提供这些绝密情报呢？难道就是为了每月那二、三百块钱？
    陈恭澍担心敌人在使用“反间计”，即把虚假的材料中混杂若干真实的东西，以取得自己的信任，其后再达到某种目的。
    对此不得不防。陈恭澍决定要对此人进行一番调查，他开始了解此人的来历。前面说过，陈恭澍因为“石友三”处理不当，畏“罪”潜逃，被关了禁闭，在此期间，他的北平站站长职务交给了张炎元、实际兼任的天津站站长则交给了吴庚恕。
    问题是在陈恭澍重新接任天津站之前，吴庚恕已经离任，所有的“站务”，陈恭澍都是从天津站书记曾澈那里接过来的
    于是陈去找曾澈，曾说，我也不了解张九的来历，你可以问一问张九的联系人张奉馨。
    陈又找到天津站的情报特务张奉馨，张说：“此人20多岁，不到30，操普通国语、略带东北口音，可以判定绝不是日本人冒充中国人。虽然相貌长得不俗，却总带着一脸霉气，抽起香烟来一根接一根，就没有停过。看上去不是有毛病，就是有毒瘾。”
    张奉馨又说：“张九这个人颇有才气，他所提供的情报资料，并不是事先写好了带来的，差不多每次都是找一个僻静的所在，随便找一张纸，走笔如飞，一挥而就，连一个字都不用改，也绝不再看第二遍，而且从来一个字都没有错过。”
    这个情况引起了陈恭澍的浓厚兴趣，他决定找张九聊一聊。
    见面的地点选在法租界。陈恭澍开门见山：“你能明白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么？”
    张九说：“我在日本驻屯军属下的一个单位做翻译。”
    陈又问：“什么单位？”
    张九答道：“现在不能说，是为了我的处境，将来可以毫无保留地交代明白。这一点务必要原谅我才好。”
    张九不肯说具体的情况，也可以理解，毕竟，搞日本人的情报是性命交关的事情，能够说出“在日本驻屯军属下的一个单位做翻译”，已经够明白的了，不能再说了。
    对此，陈恭澍表示理解。他接着又问：“你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啊，豁出命来干这个事，其中必有缘由。
    张九很痛快：“钱。”
    陈恭澍又问：“你要钱何用？”
    这次张九没有回答，顾左右而言他。实际上亦无须回答，因为陈恭澍已经看出此人是个“瘾君子”无疑，每天都需要大量的钱吸食海洛因。
    此后，陈恭澍有意地多给他一些钱，果然情报的质量越来越高，这种“合作”，一直持续到1939年初，陈恭澍奉命到河内，“制裁”汪精卫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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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1 16:38

29、宋哲元的决心

    1936年 9月30日，宋哲元办了一件错事——就在当天，他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签订了一份《中日经济开发协定》，其中包括修建津石铁路、塘沽筑港、白河水利、龙烟铁矿、井陉煤矿、种植棉花”等等内容。
    这件事把宋哲元搞得相当被动。
    实际上，在此之前，这件事已经谈了半年多了。总体来讲，对于什么事能做，什么是不能做，宋哲元心里还是有一本账的。据戈定远回忆：
    “冀察政委会成立后不久，汉奸潘毓桂、张璧等在日寇的嗾使下，拟出一个所谓‘自治方案’和‘自治政府’旗帜图样，送给宋哲元，宋看过后立即焚毁。”
    这种事就是不能做的，一旦做了，就会像秦德纯说的那样，“百死莫赎”，历史上要写一笔的。
    “日寇看到这条计策行不通，以后就着手进行经济上的压迫，陆续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经济方面的问题，如：修筑津石铁路（天津到石家庄）问题、开发龙烟铁矿问题、修改海关税则问题、开辟航空线路问题、收购华北棉花问题、长芦余盐出口问题，等等。”
    对这些事情，宋哲元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拖，表面上一次一次地谈着，就是不给准话。对此，宋哲元他们自己还给总结了一句话，叫“不说硬话，不做软事”。“不说硬话”就是不跟你抬杠，你说什么我都不跟你明说不行，“不做软事”，就是不办事。比如日本人要求的成立航空公司的问题，就拖了好长时间，来回来去地“谈判”，最后成立了一个叫“惠通航空公司”的空头机构，委派张允荣为总经理，负责筹备工作。据戈定远回忆，这个航空公司，直至“七七”事变发生，也没有正式办起来。
    二是推，到了实在推不掉的时候，就往南京推，请示“中枢”。1936年 5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批准日商三菱、岩井经办长芦盐输日，每年33万吨。这件事就是事先经过南京批准的，这样，就不用挨骂了，也不用承担可能出现的责任了。
    对此，日本人极不满意，宋哲元控制冀察，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日方的谅解，是准备把“华北特殊化”落实在宋哲元身上的。用戈定远的话说：“宋对这些问题，是在既不敢拒绝、又不能同意的情况下，以模棱两可的态度把问题摆在那里。而日寇的企图是不达目的不止的，宋的这种做法，招致了日寇的责难。于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向宋提出了书面的所谓‘经济提携’的条款。”
    1936年 9月27日，宋哲元电蒋介石，报告“日本提出经济提携与开发事项（航空、铁路、炭矿、铁矿、筑港、电力、棉花、盐、水利、渔业、通信）。”
    “中枢”的回复还没有来，1936年 9月30日，田代皖一郎在天津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请宋哲元吃饭，这顿饭可吃值了！
    就在饭桌上，宋哲元与日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签订了《中日经济开发协定》，其中包括“建津石铁路、塘沽筑港、白河水利、龙烟铁矿、井陉煤矿、种植棉花”等等相当多的条款，几乎涵盖了华北经济的各个方面。
    不知道当天宋大帅是不是喝了酒，反正不管是不是喝多了，“宋哲元”的白纸黑字写在上边。当年何部长就是因为不愿落这个字才想了那么一个办法，回应梅津美治郎，这宋哲元倒痛快，说签就签了。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老蒋当即令29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戈定远转告宋哲元，要他接受张作霖允许日本人在东北修铁路的教训，“矿可开，路不可修”。
    10月 4日，宋哲元从天津回到北平，刚刚对外界称“关于华北经济问题及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事已与日方商妥。”仅过了一天，10月 5日，宋哲元又发表谈话，否认“与日军司令田代作政治事件之谈判”称“仅商及华北中日通航、开采龙烟铁矿、沧石铁路等问题。”可见其被动程度。
    12月 5日，行政院电宋哲元，不承认“中日经济开发协定”。
    这下宋哲元可麻烦了，日本人可不管你“中枢”同意不同意，签了合同就得办。天天找宋哲元，纠缠合同执行问题，搞得宋不胜其烦。
    本来，萧振灜在的时候，曾经在“8 人会议”上规定过，凡对日交涉，尽可能不要由宋哲元亲自出面，就是怕宋哲元一旦应了日本人什么事情，就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了。结果宋不听，尤其是他走上前台之后，经常直接出面与日本人打交道，这下难办了。无奈之下，宋又想到了他的老搭档。
    据秦德纯回忆：“此后日军益趋骄横，屡向宋哲元将军提出华北特殊化之无理要求，同时依附日阀之汉奸潘毓桂陈觉生等复为虎作伥，从中怂恿极尽威胁之能事，均经宋将军严词拒绝。但宋将军系一纯朴厚重热诚爱国之将领，迭经繁渎精神苦闷已达极点。曾于二十六年二月上旬一日告我曰：‘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复无理取闹，滋扰不休，确实使我痛苦万分。日方系以我为交涉对象，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且相信你有适当应付办法。因此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先父修墓，你意见如何？’”
    秦德纯当即表示反对——事情是你做出来的，你想走，我还想走呢！让我替你顶缸，我不干。于是秦德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宋哲元当年劝他的那一套回敬说：“此事绝非个人的荣辱苦乐问题，实国家安危存亡所系，中央把责任交给你，不论你是否在平，责任总在你身上，因此我决不赞成你离开北平。”
    秦德纯说：“当时宋将军并未坚持，因把回山东的打算暂时搁置。但到了二月二十日以后，日方交涉益繁，压迫愈甚，宋将军以心情恶劣，决定请假回籍，把交涉责任落在我身上，宋将军临行告我两事：①对日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②为避免双方冲突，但亦不要谢绝。我就在这不接受与不谢绝两种相反的原则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应付了四个多月。”
    秦又说：“2 月下旬起，日人几乎每天都来看我，平均每天最少一二次，日人中有军事人员、外交官员、贵族院议员、新闻记者、退役大将等，当时我不但觉得不胜其扰，而且处境十分艰难，如果说错一句话，就会被认作是外交口实。连我和部属或朋友间的私人谈话也要特别慎重，因为当时日本人收买汉奸，常常将有关外交问题的情报交给日本人，所以我在这一段时期一切小心翼翼，谨慎从事，仅半年时间，我的头发已经半白，脱落了很多。”
    “当即电陈中央请示机宜，旋奉复示大意要在不丧权不辱国大原则下，妥慎交涉，中央定予以负责支持，当即遵照此原则相与周旋。到五六月间已达极度紧张阶段，日方使用武力侵略之企图，已成弯弓待发之势。”
        时间，就这样来到了1937年 7月 7日。
    7 日 7日，是原定“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的日子。
    早在1935年12月的国民党“五大”一中全会上，就决定于1936年 5月 5日公布“宪法草案”，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到了第二年 5月 5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史称“五五宪草”）倒是按时发布了，结果刚过了 4天，胡汉民就得了脑溢血，再过 3天去世了。从此乱糟天的事就开始了，先是“两广事变”，跟着杨永泰被刺，跟着华北让日本人搅和得一塌糊涂，到年底，连老蒋都被张、杨抓起来了，还开什么国民大会！
    无奈，在1937年 2月19日召开的“五大”三中全会上，决定了两件事。
    第一，老蒋就自己冒冒失失地跑到西安，结果被扣押一事写了检查，并“请辞本兼各职”。对此，大会议决：对张学良所提“八项主张”，不予置理，同时对老蒋“恳切慰留”。
    第二，议决国民大会定于当年11月12日召开，即顺延了一年时间。
    1937年 6月10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总监督处，筹备国民大会代表选举。
    6 月19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派宋哲元为国民大会河北省、北平市、天津市“代表选举指导员”。
    6 月24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令冀察平津四省市“亟速办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最终，选举的日期，定在了 7月 7日。
    主持宛平县选举事务的，是宛平县政府秘书兼第二科科长洪大中。
    洪大中原来是办报的，与北平新闻检查所所长王冷斋很熟。1937年 1月 1日，王当了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任宛平县县长以后，就请洪过来帮忙，主管田赋钱粮。
    据洪大中回忆，当时王冷斋一身兼四个职务，除了专员兼县长以外，同时还担任北平市政府参事及北平新闻检查所所长。因此王冷斋非常忙，每晚必到新闻检查所办公，检查第二天要见报的各类新闻稿件，因此平时只是上午到宛平县批阅公文，下午一般不到县。
    至于专员兼县长的那份工作，由于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特殊地位，王冷斋这个专员，主要精力都放在对日“外交”上，因此专署仅有一个秘书室，除外交秘书以外，另设中文秘书一人，处理日常行政工作，没有其它机构编制。专署管辖的各县，一般行政工作直通河北省府，所以，这个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基本上是个空架子，只是为王冷斋提供一个对日“外交”的名义而已。
    至于宛平县，除了主管田赋钱粮的第二科以外，还有主管民政司法的第一科、主管地方财政的第三科，这个管理体制，颇有点像前清，县太爷以下，请刑名、钱谷师爷各一位，只不过把财政及相关管理事宜分成了两个部分。另外，毕竟时间已经进入现代，宛平县另外还有一个第四科，主管建设。
    洪大中同时还兼任着宛平县政府秘书，是王冷斋的主要助手，我们前面讲过，民国时期，各个机关都没有很多的副职，他这个秘书，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副县长。因此，洪大中也经常协助王冷斋办理一些对日“外交”的相关事务，“王冷斋的分工是应付上层，主要是指北平和冀察当局交办的事项；我应付县府日常工作以及涉及丰台日本军警宪、日本浪人的纠纷。”
    7 月 7日，为了代表选举的事，洪大中忙了一天。因为河北省政府有规定，这些票箱要集中送到省会保定，才能开箱统计，在此之前任何人不得开箱。而且，不论离省府的距离有多远，必须在 7月 7 日当天送到省里。因此，事先，洪大中就与派赴各区、乡监票的工作人员研究好，票箱什么时候可以送出，什么时候可以送达指定地点集中。
    当天下午 4点，所有票箱均已集中到宛平县衙，洪又与铁路局联系，要求 5点30分南下路过宛平的火车在卢沟桥附近停一分钟，以便把十几个票箱送上车，不然就要运到长辛店站，再去保定就来不及了。
    这样，洪亲自盯着票箱送上了火车，又派了两个人押送，这才放心往回走。
    忙完了这件大事，洪大中一身轻松，他说：“送走了客车，在我眼前展现出一片开阔地。清风徐来，吹散了午后的暑气，刮得玉米叶子唰唰作响，夕阳照耀在地平线上，缕缕炊烟四起，衬托满天彩云。眼前一幅多么美好的大自然风光! ”
    然而，接下来的事，却不禁让洪大中紧张起来。
    洪刚刚回到县城，就听公务员小刘说：“城外演习的日军还没撤回丰台，并在构筑工事。”
    洪大中非常警觉，马上到守军金振中营长处了解情况。前面说了，王冷斋每天晚上要回北平审查新闻稿件，而且他的家也在城里，因此，每天晚上，就是洪大中在料理宛平的一切。
    为了防备万一，洪大中通知警察局，天黑之前就把东门关上。忙了一天，洪大中也累了，回到宿舍，饭也没吃就倒头睡了。
    半夜，洪大中为嘈杂的人声惊醒，一问才得知日军有可能要攻城，据洪大中回忆，当时，“人人摩拳擦掌，个个争先恐后，为部队往城墙上运送弹药箱和麻袋泥土，做临时防御工事。城内居民没有人惊慌失措，更没有为了自家安全想出城逃走的，都认为打鬼子是大快人心的事，都要为打鬼子出力。这时大家齐心协力把东、西城门用麻袋泥土堵紧，仅西门留一缝隙，供人出入。家家户户用棉被遮窗，一可防煤油灯灯光外射；二可防止流弹。”
    洪大中感慨地说：“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从卢沟桥抗战开始就值得颂扬，值得骄傲。”
    不久，王冷斋赶回宛平，与日军进行谈判。洪大中则另行承担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由于战斗开始以后，电话线即被日军破坏，宛平与北平城里联系不上，此时，洪大中打听到丰台的线路仍与北平相通，于是，他自告奋勇，冒着生命危险，“潜赴丰台”。
    据洪大中回忆，他是 8日拂晓前到达丰台的。到了丰台以后，他找到电话总机，总机听说他是为了传递卢沟桥战况而来，马上保证随叫随通。有人说：“把这两条线给他作专用线吧，以免走漏消息。”不仅如此，他们还告诉洪大中，“丰台商会的人已逃走，房子电话都是现成的，可以利用。于是我就在丰台商会住下来，靠一把椅子，守候在电话旁。”
    洪大中说：“他们的热情给我极大的鼓舞。我也向他们保证，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决不后退，愿为抗日牺牲一切，甚至生命。”
    洪大中在丰台打电话到宛平县，接电话的正是公务员小刘，洪叫他守在电话旁不要离开，“把战况和专员向北平报告的事项及时告诉我，再由我转告北平。他从此就成了不怕死的义务接话员，昼夜守候在电话旁。专署、县府是敌人炮轰的目标，七七之夜，敌人第一炮就打中专署大厅，墙倒屋坍，有继续发生危险的可能。小刘对此毫不在乎，与总机话务员一样。在他们的心灵深处都有一颗爱国抗日的红心。”
    洪大中在丰台坚持了三个昼夜，直到 7月10日，才赶回北平城，继续参加与日本人的“谈判”。
    谈判的双方，中方规格很高，有秦德纯、冯治安，还有37师 110旅旅长何基沣。日方却只来了几个很小的角色，据洪大中回忆：“九点多钟在秦德纯家开会。日方出席人员仅仅是冀察政委会顾问樱井等五人，没有一个人能代表日本军部，松井、今井等均未出席，一看便知日方对这个会是不重视的。会上，日方公然要我方撤换有关军政指挥官，还要我方向日方赔礼道歉。”
    接下来发生的事，许多当事人都有回忆，周永业是这样说的：“何基沣旅长面带忿怒，咬牙切齿地对中村讲：‘我已退避了三舍，做到仁至义尽，你如再向前进，我决不客气。’( 这时有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随军记者，给何基沣照一个像 )中村对何基沣说：‘我崇拜你的英雄气概。’”
    洪大中则是这样说的：“何基津听了勃然大怒，指斥樱井：‘这次卢沟桥事件完全是日本有预谋、有计划的侵略行动，是日方集结军队向宛平首先开火，明明是侵略行为，应向我方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侵犯，否则就消灭你们。’说罢就把小手枪往桌上一拍，樱井再不敢开口。”
    这时。已经是 7月11日凌晨。谈来谈去，不得要领，这次“谈判”，本来是日方提议进行的，结果日方代表竟在会议休息时悄悄溜走，不知去向。
    何基沣愤愤地说：“对付他们只有像夺铁路桥和龙王庙战役那样，狠狠地揍他们，叫他们知道厉害才行。谈判必然是吃亏上当! ”
        洪大中也说：“正当我们寻找日方谈判代表时，卢沟桥方向枪声又起。事实证明，日本人的‘和谈’只是缓兵之计，而我方则以和谈为目的，所以最后弄得一塌糊涂。”
    中日之间，终须一战，这一战打起来了，主事的宋哲元却不在北平。目前，秦德纯最需要做的，是赶紧把宋大帅从山东老家乐陵请回来，主持一切。
    秦德纯派出了三个人，一文两武，文的，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武的，一位是 132师师长赵登禹，另一位，是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
    张克侠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只不过，这个身份是秘密的，谁也不知道——张克侠，是1929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
    张克侠，1900年生，河北献县人，原名张树棠。
    1916年，张树棠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考入北京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1922年毕业，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次年毕业后，进入西北军，同他一起投入西北军的还有何基沣、董升堂、边章武等同学。
    还在张树棠读北京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的时候，家里就给他定了亲，女方是河北通县草房村的一个农家姑娘，叫李德璞。
    到1924年，西北军统帅冯玉祥的妻子去世，经人介绍续娶了一个，这位续弦，正是李德璞的姐姐李德全，就这样，张树棠与大他18岁的冯玉祥成为了连襟。
    1924年，因肺结核回家养病半年多的张树棠应同学李明灏之邀来到广州，被军政部部长程潜任命为“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教育副官，这个学校就是史铭曾经就读的那个“湖南醴陵子弟学校”，后并入黄埔军校。
    在此期间，张树棠改名张克侠，并结识了军校一期生、共产党员左权，据张回忆：“我们曾晤谈多次，他给我印象很深。”
    不久，张克侠返回西北军，任学兵团副团长，团长就是张自忠。
    据张回忆，1926年 8月，冯玉祥赴苏联考察后回国，他的夫人李德全仍留在苏联，她给张克侠带信儿，“热情赞扬苏联的革命和建设，说苏联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成立了一个中国劳动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劝我去学习。”
    经过许多周折，1927年 9月，张克侠如愿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苏联，张再次遇到了好友、正在莫斯科陆军大学学习的共产党人左权。
    通过学习，张克侠的觉悟提高很快，并决心参加共产党，“建立光明的新世界”。但是，他的入党要求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在此前的国共合作时期，有许多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其中就包括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1927年以后，由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局，斯大林一度完全断绝了与国民党的关系。这样一来，准许入党的人，仅限于劳苦大众出身的人。而张克侠是西北军的高级军官，显然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于是，张的申请被搁置了。
    1928年，苏共决定将所有的国民党及非共产党学生分批送回国内。行前，党组织曾找张克侠谈话，指出，当前国内白色恐怖猖獗，在这个时候提出入党，本身就是一种严峻的考验，要他回国以后，继续努力争取。
    1929年 7月，张克侠再次提交了入党申请，并要求到苏区工作。不久，张的入党申请终于得到了批准，上级党组织专门派人来与张克侠谈话，指出：“中央已批准你为共产党员，是特别党员。你不要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不可暴露身份，要严守党的秘密，遵守党的纪律。以后，党中央会与你直接联系。”同时要求张克侠继续留在西北军工作。
    从此，张克侠开始了“在西北军中孤军作战的生活。”
    1930年，29军成军，张克侠仍与张自忠搭档，任38师参谋长。1934年，宋哲元提拔冯治安的37师参谋长张樾亭任29军参谋长，为了平衡张自忠与冯治安的势力，同时提拔张克侠为29军副参谋长。
    张克侠等三人乘飞机赶到保定，转往乐陵。结果两下走差了，等他们赶到乐陵，宋哲元已经到了天津，三个人赶紧又回到天津，总算见到了宋哲元。
    接个军长还能走差了，这当下属的也太差劲了，还能干点事不能！
    不是那么回事，这里边有“茬”。
    据何基沣等回忆，早在“七七事变”之初，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29军总参议）、秦德纯等人就给宋哲元打电报报告此事，当时：“（宋）虽然表现了惊讶与不安，但是他却认为事态不至扩大，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他在答复张等的电报中，说明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张、冯等在发出给宋的电报之后，并请邓哲熙前往乐陵，促宋速返，主持一切。”
    对此，宋的态度是：“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
    这时，南京方面主张宋哲元应该先去保定，看情况发展如何，再决定是否回北平——南京是担心宋一回北平，马上会陷入日本人和一干汉奸的包围，担心他经受不住游说而动摇。
    因此，张克侠等此行的目的，是接宋哲元回保定。
    但是宋哲元不这么想，他要去天津，跟日本人谈判，因此，没等张克侠他们来，宋哲元已经动身走了。
        南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7 月11日，宋哲元到达天津。
    大家应该还记得，正是在这一天，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向中国增兵，并派香月清司中将到中国接替田代皖一郎中将。
    据何基沣等回忆：“这时，日寇因后续部队尚未调齐，故在宋未到津之前，他们已向北平的军政负责人提出四项要求，与我方进行谈判，借以摆出和平解决的姿态，作为缓兵之计。这四点要求是：（1） 华军撤离卢沟桥；（2） 严惩华方肇事官员，正式向日方道歉；（3） 取缔抗日活动；（4） 厉行反共。谈判的结果，于十一日双方协议撤兵，恢复和平状态。所以宋到天津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情势似已趋向和缓。”
    在这种情况下，宋哲元于12日发表了如下的谈话：“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是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能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
    同一天，蒋介石电令宋哲元：“本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就地抵抗。”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亦电促宋赴保定指挥，不要继续在天津逗留。
    宋哲元所说的“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以及“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等等言论，与老蒋说的“就地抵抗”，显然是两种思维方式。老蒋听了很是焦急，马上于 7月13日再电宋哲元，称“决心全力抗战，盼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
    7 月15日，何应钦电宋哲元，告知：“日军计划先消灭南苑我军，望切注意。”
    同一天，天津的宋哲元，却在忙着接待新上任的日本华北住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中将。
    7 月16日，正在庐山召开“谈话会”的老蒋，再次电告宋哲元等：“7 月11日协定绝不能了事，盼坚持到底。”

    按：庐山谈话会，许多人都认为是专门因为“七七事变”而召开的，其实不是，这个时间早在 5月份就定下来了。当然，从根本上说，开这样一个会的目的，主要也是因为中日关系吃紧，要广泛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以“共赴国难”。

    由于议题敏感，因此这个会议的参与者，都是以个人身份去的。另外，中共代表周恩来、林伯渠、秦邦宪等也在庐山，但没有出席会议。
    按原定计划，庐山谈话会一共要开三期，第一期会议，预定于 7月16日在庐山牯岭图书馆召开。
    随着会议的临近，华北局势危殆，因此，受邀参加第一期会议的代表，以华北的知名人士居多。我们前面说过，7 月 7日下午，秦德纯“在市政府邀宴北平文化界负责人胡适之、梅贻琦、张怀九、傅孟真等诸先生约廿余人。经报告局势紧张情形，交换应付意见，诸先生亦均开诚布公恳切指示。”这次“邀宴”，其实就是秦德纯在为北平赴庐山出席谈话会的代表饯行。
    席间，南开大学教授罗隆基和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各执一词，罗认为，日本让国民党退出华北，那么，也不妨让其他党派来干。胡适反驳说，日本要求国民党退出华北，是因为国民党反日，你来了怎么做？除非你做汉奸，否则一样无法立足。
    俩人越说越僵，争执起来，最后，还是做主人的秦德纯出来打了个圆场。
    谁也没想到，“饯行”之后几个小时，卢沟桥就打起来了。
    第一期谈话会，一共开了两天。
    7 月16日是开幕式及自由发言，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主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出席了会议。
    7 月17日，是谈话会的重头戏，因为，老蒋要发表讲话。
    讲话的稿子，蒋介石前几天就准备好了。
    为老蒋起草这个稿子的，不是他的“文胆”陈布雷，而是陈布雷的好朋友程沧波。
    程沧波，1903年生，江苏武进县人，原名程中行，笔名“沧波”，后终生以笔名行。
    程沧波中学毕业以后，先入圣约翰大学，后转入复旦大学，1925年毕业，任上海《时事报》主笔。1927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与历史专业学习，1931年回国，任国民会议秘书。
    程沧波还在圣约翰大学时，就结识了他的同学陈训恕的哥哥陈训恩，即当时的名记者、时任《上海商报》主编的陈布雷，并成为知交。1927年，陈布雷成为蒋介石的秘书。1932年 5月，《中央日报》改行社长制，经陈布雷的援引，年仅29岁的程沧波一跃而为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社长，就此投身政界。
    由于庐山的“夏都”地位，《中央日报》决定在牯岭开办《中央日报》庐山版，因此，1937年，程沧波很早就上了庐山。多年以后，程沧波和他的儿子程自华都曾经回忆起这一段时光。
    程自华说：“当时庐山有大规模的训练班，包括军界、政界、学界（按：由全国各地省立、县立中学的校长，教务长，训导长等参加），同时国民党中央邀请全国各界领袖，包括学术界、工商界等等到庐山举行谈话会。所谓谈话会，正式开会的时间很少，多半是由蒋介石邀请谈话，以吃饭或茶话形式为主，每次邀请人数约10人左右，当被邀请参加谈话时，同时指定若干人作陪。父亲被指定在学术界，宾客接见时经常作陪客。”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山上的气氛天天严肃而紧张。父亲住在牯岭94号仙岩饭店。有一天中午，没有轮值去陪客，预备进饭厅吃饭，忽然蒋介石官邸来电话叫父亲立刻去官邸。客人陆续到达，都是大学校长及教授，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亦在内。蒋介石与来宾一一握手，寒暄，接着吃饭，边吃边谈。饭吃完后，客人起立告辞，父亲正预备随着客人出去，蒋介石示意父亲留下。”
    据程沧波回忆：当时蒋介石说：“布雷先生病了，你替我写一篇稿子，针对当前时局的一篇稿子，预备在训练团发表。”蒋还扼要说明了“内容与要旨”，大概谈了十几分钟。
    程沧波是“党报”负责人，“政治敏感性”当然没的说，马上意识到这将是蒋介石在在庐山谈话会上的正式讲话，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于是“请示稿子什么时候呈阅”，蒋说，“今日下午七时。”
    当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半，这么重要的稿子，居然只给三、四个小时，于是程沧波不敢怠慢，“致敬而退”，回到到仙岩饭店，“立刻到房中凝思”。
    当时胡适正好住在程沧波隔壁，他不知道听谁说起，程沧波正在起草一份重要文稿，于是到程的房间，说：“委员长平时的文告总嫌过长，你此次能否用三百字完成此文？”
    程心想那怎么可能：“能六七百字或不超过出一千字完成此文，已是吃力，三百字完成此文，我无此本事。”
    胡适笑着说：“不打扰你了！”
    没过一会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又来了，把程沧波给烦的。不过钱大钧可不是来打岔的，他是有正事来的，钱说：“你能不能将文稿于五时完毕，因为夫人（指宋美龄）要看文稿。”
    这是已经下午四点多了，程顾不得多说废话，说“你快走，到五时再来取稿。”
    五点整，钱大钧如约而至，程沧波准时交稿。前后不到三个小时！
        当晚，蒋召程沧波至官邸，说：“文稿已看过，很好，还有几处要商量斟酌。”后来，“连续几天晚上我都到官邸去，对文稿继续修改。”
    7 月17日的谈话会，首先由汪精卫向与会者介绍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外交及对日“折冲”情况，嗣后，由蒋介石发表正式讲话。
    老蒋的讲话，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不寻常的味道：“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开场白之后，老蒋迅速切入主题：“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屈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现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
    这是在解释近几年来之所以不得不“示弱”的根本原因。跟着，老蒋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傍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在讲话中，老蒋痛斥日军的欺人太甚：“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巳快罹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溏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
    “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是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后面的话，一句比一句经典，一直传诵到今日：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投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抗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一篇讲话，轰动了全中国，据说许多人热泪盈眶，掌声经久不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被人欺负惨了，窝囊到家了，到今天，“中枢”终于给了句准话，也算撂了句狠话，大家都很激动。
    孰料，老蒋的话音刚落，庐山就得到了来自华北的最新消息，7 月16日，宋哲元派张自忠等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见面，并进行所谓“谈判”。
    蒋介石马上令何应钦给宋哲元打电话，告诉他：“日本大举出兵，准备攻占北平，望勿为政治谈判所误，应作军事准备，于北平、南苑、宛平集结兵力，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之计。”
    这个电话，宋哲元居然没有接。
    据张克侠回忆，“何应钦由庐山打来长途电话，宋不接，让我来接，何应钦告诉我：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电报，日本已颁布全国动员令，侵略已成定局，请宋即回北平准备作战。”
    “我向宋报告后，宋态度犹豫，我想借此机会，说服宋哲元坚决抗战。我向他说，现在已到民族存亡关头，不战将成千古的民族罪人，战而不胜虽败犹荣。”
    宋哲元的犹豫，从根本上说，还是“地盘”思想在作怪，这一点，张克侠看的很清楚，他说：“他（宋哲元）和他的一些主要将领及部分政府官员深恐战争打下去，冀察平津地盘丢掉，个人的既得利益丧失。”
    7 月18日，蒋介石再电宋哲元：“倭寇不重信义，勿受其欺。”
    然而，就在同一天，宋哲元到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吊唁”于两天前病死的田代皖一郎，并会晤了继任者香月清司中将。据何基沣等人回忆，宋哲元回来以后，曾对人表示：“和香月见面，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
    宋哲元在天津逗留了一个星期，很认真、很诚恳地跟日本人谈判，到 7月19日，依据 7月11日在天津订立的条件，中方代表张自忠、张允荣等与日方代表桥本群，终于达成了协议，其核心内容是：
    “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在冀察范围内，对其它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等排日团体；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撤去在北平城内的37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
    这个文件，史称“香月细目”。
    谈判这件大事完成了，7 月19日，宋哲元乘坐日本人为他安排的专车，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北平。
    7 月20日，宋哲元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本人向主和平，凡事以国家为前提。此次卢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盖可断言。甚盼中日两大民族，彼此互让，彼此互信，彼此推诚，促东亚之和平，造人类之幸福。哲元对此事件之处理，求合理合法之解决。请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拨，国家大事，只有静听国家解决。”
    据周永业回忆：“7 月中旬，宋哲元回到北平，下命令拆除所有的防御工事，城里的各处用沙袋堆成的临时设备也均行拆除，意思是为时局和平创造条件。”
    同时，对全国各地送来的物资和劳军捐献，宋哲元居然因局势已经“平息”，通电表示“谢绝”。
    然而，宋哲元没有想到，他所说的“彼此互让，彼此互信，彼此推诚”，只有此，没有彼，就在他与香月清司会面的当天，日本华北驻屯军已经在北平丰台为香月建立了“前进指挥所”，准备动手了。
    此后的情形，正如张克侠在回忆录中说的：“日军恰恰利用宋哲元与他们讨价还价的时机，一方面向关内运兵，一方面吃掉分散在丰台、廊坊的驻军。眼看大好时机丧失，成旅的驻军被葬送，我实在痛心极了。为挽救危势，我感到二十九军军部仍在南苑，处于敌我双方的中间地带，已失去指挥作战的作用。因此再三向宋提出，将军队按作战要求重新部署，把军部移至便于指挥、便于作战的地位。但是宋哲元深怕引起日本人怀疑我方准备打仗，一直不允许军队调动和军部转移。”
        1937年 7月27日，“图穷匕首见”的时刻终于到来。
    7 月26日，日本华北住屯军司令香月清司撕去了一切假面，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
    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地记载了这份文件，其核心内容，是这样说的：“如果贵军仍抱有不扩大事态之意图，首先应速将部署在芦沟桥、八宝山方面的第三十七师，于明日中午前撤退到长辛店附近；又北平城内的第三十七师，由北平城内撤出，和驻西苑的三十七师部队一起，先经过平汉线以北地区，于本月二十八日中午前，转移到永定河以西地区，然后再陆续开始将上述部队送往保定方面。倘若不按上述方案执行，则认定贵军毫无诚意，抱歉的是：我军不得已只好采取单独行动，因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
    同日，日军攻占廊坊车站，当夜，日军袭击北平广安门。
    同日，蒋介石电正在伦敦以“祝贺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名义购买军火的孔祥熙：“大战已开始，和平绝望。”
    同日，蒋介石电宋哲元，提出 4点指示：“1、 北平城防立即准备开战，切勿疏失。2、 宛平城防立即恢复戒备。此地点重要，应死守勿失。3、 兄本人立即到保定指挥，切勿再在北平停留片刻。 4、 决心大战，照中正昨电对沧保与沧石各线从速部署。”
    至此，宋哲元所有关于和平的幻想，都已经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
    据何基沣等人回忆，香月清司的“最后通牒”是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送来的，宋没有见他，派总参议张维藩代为接见，“张将通牒送交宋哲元看过后，宋立即命张予以拒绝，并将通牒退还松井。”
    1937年 7月27日，宋哲元致电蒋介石：“北平为华北重镇，人心所系，大势所关。现已成四面皆敌之形势，通县于今晨三时起，亦正在激战中。职受国家人民付托之重，已决心固守北平，以安人心，而作士气，决不敢稍有畏避也。”
    当夜11时20分，宋哲元发出“感”电，决心“自卫守土”：
    “哲元自奉命负冀察军政之责，两年来以爱护和平为宗旨，在国土主权不受损失之原则下，本中央意旨，处理一切，以谋华北地方之安宁，此国人所共谅，亦中日两民族所深切认识者也。不幸于本月七日夜，日军突向我芦沟桥驻军袭击，我军守土有责，不得不正当防卫；十一日双方协议撤兵，恢复和平，不料于廿一日炮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驻军，于廿五日夜，突向我廊坊驻军猛烈攻击，继以飞机大炮肆行轰炸，于廿六日晚，又袭击我广安门驻军，廿七日早三时，又围攻我通县驻军，进逼北平，南、北苑已均在激战中。似此日日增兵，处处挑衅，我军为自卫守土计，除尽力防卫，听候中央解决外，谨将经过事实，掬诚奉闻。国家存亡，千钧一发。伏乞赐教，是为至祷。
    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叩 感。”
    同时，宋哲元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派张维藩为城防司令，并配备了城防部队，准备固守北平。在这天晚间，又派戈定远星夜驰赴保定，催促孙连仲、万福麟等督师北上，协同作战。”
    宋哲元终于下定了决心。然而，时机已经丧失，一切都已太晚太晚。
    1937年 7月28日，日军开始进攻北平南苑。
    南苑是29军军部，奇怪的是，宋哲元却不在南苑办公。
    宋哲元兼的职务很多，因此他办公的地点也很多，最常去的，是铁狮子胡同。
    铁狮子胡同，顾名思义，是一条胡同，宋大帅当然不可能在胡同里办公，之所以大家一提“铁狮子胡同”，就会想到宋哲元的办公地点，是因为那里有一座非常出名的院落，即“段祺瑞执政府”，当年的门牌号码是“铁狮子胡同一号院”。
    这很正常，因为我们都学过《纪念刘和珍君》。
    不错，“铁狮子胡同一号院”曾经是宋哲元的办公室，这个院子原来的主人是雍正第五子和亲王的府邸。民国前后，先是北洋政府海军部，后来是“段祺瑞执政府”，宋哲元担任平津卫戍司令以后，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但是，平津卫戍司令部很快就撤销了，于是，宋哲元又买下了一号院旁边、一个稍微小一些的院落，即“铁狮子胡同二号院”，搞成了一个俱乐部，取名为进德社。这个“高级会所”，才是宋哲元在铁狮子胡同的办公地点。
    二号院的旁边，还有个三号院，即前清的和敬固伦公主府。此前是北洋军阀政府陆军部，后来是直鲁联军总司令、军阀张宗昌的住宅，到日伪时期是“兴亚院”。1940年 8月，日本“特使”高月保和乘兼悦郎来北平执行“宣抚”任务，就下榻于此。
    除了进德社，还有东交民巷的外交大楼，这是宋哲元作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办公室。
    前面说过，宋哲元曾在中南海宴请日本军官，中南海是原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何应钦的办公地点，宋兼任冀察绥靖公署主任以后，就将公署设在了中南海。
    宋哲元的私宅，在武衣库，即今大乘胡同，宋也经常在家里办公。
    第六个地点，就是北平南苑29军军部了，常年在这里“主持”工作的。不是宋哲元，而是29军副军长佟麟阁，另外，还有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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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1 16:39

30、附：29军退出北平

    29军在南苑的驻军，很多很杂。
    有38师的师部和不到一个旅的部队——很奇怪，38师驻天津，38师师长张自忠兼任天津市长，他的师部却设在北平。
    相反，驻守北平的部队是37师，师部却设在保定，师长冯治安兼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常年在保定办公。
    另外，还有骑兵第 9师的师部和不到一个团的部队。还有特务旅、军事训练团等等，总共加起来6000多人。
    前面说过，29军的实权，都掌握在几个师长手中，佟麟阁名为副军长，其主要任务，仅主持29军的“军事训练团”而已。
    “军事训练团”成立于1936年10月，一共有1500多人，其中许多是有报国心的大学生，宋的本意，是将他们加以训练，作为今后扩大部队的基干军官使用的。
    由于29军是杂牌军，没有地位，所以“军事训练团”的名义报到南京，批回来的却是“军士训练团”，就这一字之差，毕业以后的待遇可就差远了，只能做初级军官使用了。
    训练的条件也很差，据军事训练团学员王文俊回忆：“入学后一年时间的军事训练，由于没发枪，也没打过野外（即只是徒手训练），除上课外，还操练队列、匍匐前进、盘杠、打红拳、大刀、构筑工事等。”
    “7 月25日日军攻打廊坊。就在这一天，我们军训团每人发 1支三八枪和背包、水壶，每个班发 1 挺唐山造轻机枪。学员对发枪十分高兴。各队还推选代表写出请缨杀敌书：‘风云恶，陆将沉，胸中热血，手中利刃，杀敌保国，不成功，便成仁。’请教育长张寿龄转呈佟麟阁。张转告学员，决心杀敌保国，精神可嘉，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没有命令，即须加紧战备训练。军训团整天在野外挖战壕、单人掩体等，晚上住在阵地上，不准回营房，伙夫给送水送饭。”
    另一个学员王自治则说：“战争打响后，29军全军投入紧张的备战，我所在的学兵军训团停止了一切课程。当时的29军学兵军事训练团约有学兵1500人，都是参军不久的学生。我们都是热血青年，大都没有经过任何战斗锻炼，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立刻上战场实在不恰当。但是我们学兵一再请缨杀敌，最后军部将我们编入了战斗序列。”
        可以想见，这样的部队，与素以“武士道”精神著称的日本军人面对面地作战，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
    张克侠一直在南苑军部工作，他是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早就看出有问题，即“单位很多，难以统一指挥，宋哲元住在北平城里不到南苑来，副军长佟麟阁指挥不动。”
    因此张多次建议，“派一有威望的师长来南苑统一指挥，宋一直拖延不办。直到27日日军要攻城时，宋才匆匆下令军部移进北平城内怀仁堂，明令赵登禹去南苑指挥部队。”
    据张克侠回忆，赵登禹是 7月27日晚 6时许赶到南苑的，张向赵介绍了部队的情况，赵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下达了作战命令，张克侠就带着军部进城了。
    7 月27日夜，日军开始进攻南苑。
    据王文俊回忆：“7 月28日天刚亮，就有几架日本飞机飞到南苑上空，沿着工事和营房，又扫射又扔炸弹，飞机飞得很低，部队躲藏不及，右侧一声炸弹响过，见到自己同学有伤亡，同学们都急了眼，向上级递请战书，还是没人答复。本来战术要求不允许‘蚁聚’，见伤人了还是有人过来看。随后枪炮声，由远及近，由稀变密，像过年的鞭炮声分不出点子了。”
    由于事先没有进行很好的备战，南苑连像样的防御工事都没有，仅能以营地的围墙为掩体。另外，日军故技重施，首先炸毁了通讯设施。整个南苑联络中断，指挥系统失灵，本来各部队就难于协作，这下更乱套了，再加上没有制空权，等于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战况极为惨烈。
    据王自治回忆：“7 月28日，日寇侵犯南苑。南苑是平原地带，29军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部队没有重型武器。战斗到最激烈时，侵华日军已经在飞机的掩护下打进东门，双方展开激烈的白刃战，将士们都亮出大刀和鬼子拼杀。29军的大片刀三尺长、七斤重，锋利得很! 大片刀一人一把，连伙夫都有。”
    战后，经仔细清点，军事训练团学员阵亡 923人，仅有 500多人突围成功，对此，秦德纯极为痛惜，他说：“尤堪痛心的是在南苑受训的大学毕业学生，亦参加战斗，伤亡不少。”
    到 7月28日下午 4时，南苑失守，29军副军长佟麟阁、29军 132师师长赵登禹均在战斗中牺牲，骑兵第 9师师长郑大章仅以身免。
    由于通讯系统被毁，北平城内并不知道南苑发生的事情。
    据张克侠回忆，7 月28日，北平的三位著名教授杨秀峰、张申府、张友鱼奉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找到他，“谈到城防空虚，准备发动群众帮助守城。又因为传说我军收复了丰台，他们提出利用这一胜利，召开一个庆祝大会，借此来激发抗战的士气，动员群众支援抗日战争，他们怕城防司令不同意，所以让我去说。我认为这是党的指示，便答应照办。”
    “二十八日下午二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撤退问题，宋知道我是力主作战的，所以没通知我参加。我为落实召开庆祝大会一事，到会场向宋报告情况，宋却说什么军队都不能打，老百姓又能何为。他不相信群众力量，表示不同意。我又找城防司令冯治安，他推说会后再谈，我就在休息室呆着等他。”
    最终，张克侠等来的，是29军撤离北平的消息。
    在这个会议上，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些，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有些，则随着当事人的故去，永远也说不清楚了。
    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中》一文中，秦德纯回忆：“是日下午宋将军，张自忠师长及作者等，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商讨南苑战事。忽郑大章师长（骑兵师）服装不整仓皇来报：‘佟副军长赵师长阵亡，我官兵伤亡特重，他所属骑兵伤亡一半，另一半退往固安，日军大有围攻北平之势。’”
    当时，秦德纯见郑大章“态度惊惶，礼貌欠周”，很不满意，当即拉下脸孔，教训郑说：“彩庭兄（郑号彩庭），我们军人无论遇到任何艰苦情况，态度要稳重，礼貌要周到。”
    为避免争议，下边发生的所有事情，一律直接引用相关人员的回忆，不做任何评论。
    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中》一文中，秦德纯继续说：“宋将军即同我们商量，尔后的行动方针，决定了两个方案：（一）留四个团防守北平，由作者负责指挥。（二）留张自忠师长率所部在平津与日人周旋，宋将军、冯师长同作者到永定河南岸布防。正在研究采取何一方案尚未决定时，适奉蒋委员长电令，命宋将军移驻保定，坐镇指挥。宋将军遂决定将平津防务、政务交张自忠负责，而于廿八日晚九点，率同冯师长及德纯等由北平西直门经三家店至长辛店，转赴保定。”
    对此，张克侠却有不同的说法，据《张克侠同志谈参加革命和二十九军抗日的经过》一文记述：
    “结果，会上情况又发生了突然变化。张自忠在会上向宋表示，和谈不成是由于日本人对宋有意见，并说，‘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据说宋一听，脸色都变了，立即决定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并马上写条子，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把三个职务一起交给了张，当晚即偕同冯治安、秦德纯等带领三十七师撤至保定。”
    如前所述，当天张克侠并未与会，而是在休息室等候，他所说的，当是听旁人所言。
    何基沣等人在《“七七”事变纪实》一文中也提到：“（张自忠）忽于二十八日下午三时许前往见宋，并对宋表示：‘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至此，宋已明白了张的意图，于是立即决定离平，并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宋于当日夜间即偕同冯治安、秦德纯、张维藩等离平赴保定。
    上述两份回忆，当事人均未在会议现场，且所引述张自忠的话“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一句完全一样。

        按：何基沣、邓哲熙、戈定远、王式九、吴锡祺等五人署名的《“七七”事变纪实》写于1960年，张克侠的回忆则在1980年，这其中是否有互相引用的关系，还是张克侠当年也听到了类似的话，而采访者在成文时用了何基沣等人的原话，如今已不可考，大家自己琢磨吧。
       
    另外，在秦德纯的另一篇回忆录《我与张自忠》一文中，秦还回忆了一个细节：“临行张将军（指张自忠）含泪告我曰：‘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其悲痛情形已达极点。我却郑重向其劝勉说：‘这是战争的开端。来日方长，必须盖棺才能论定，只要你誓死救国，必有全国谅解的一日，请你好自为之。’遂黯然握手作别。”
    29军主力在很突然的情况下退出北平，令所有的人都非常被动。
    首先是赶来与他们会合的“冀东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在懵然无知的情况下与日军相遇，被打得稀里哗啦，损失惨重，抓到手的殷汝耕也给跑了。
    据张克侠回忆：“那天散会后，冯治安还骗我说庆祝会可以开，闭口不提当夜撤退的决定。我很快用电话通知了杨秀峰等同志，要他们积极准备。不料，当我夜里回到同仁堂时，张自忠用电话把我叫去，告诉我，宋哲元和部队已经从西面绕过卢沟桥撤向保定了，要我通知军部及从南苑逃回城内的人员急速出城追部队，明天清晨日军就要进城，来不及走就快换便衣藏起来。”
    “我听了这些，犹如晴天霹雳，马上召集在城内的人员说明情况，并立即把这一突变打电话告诉杨秀峰及其他同志。接电话的是刘清扬同志，我告诉他们庆祝会不能开，人还要躲起来，作另外打算。”张克侠说：“面对着降临的民族灾难，眼看着大好河山不战而失，我怒火中烧，忍不住痛哭一场。”
    直到29军撤退之前，宛平县政府秘书洪大中还在为29军 219团置办军需。据洪回忆，7 月25日，吉星文要求他“征集至少三套的骡马车三十辆”，洪大中“从宛平南乡的庞各庄、良乡等平原地区征到三十多辆，在长辛店集中待命。原定七月三十日晨向部队点交，不料宛平守城部队竟于二十九日夜从卢沟桥悄悄撤退至保定。”
    洪大中回忆：“第二天清晨当我起来得知宛平已无守军，又看到南苑、落垡、黄村等地二十九军纷纷向保定转进，才急令所有大车立即各回原来县区，可是为时已晚。大约上午九时许大车行至长辛店西公主坟一带，被日军四架重型轰炸机轰炸和低空扫射，损失惨重。我和县府科员刘儒卿躲在梨树林中，幸免于难。由于骡马被敌机的低空飞行所惊，无法控制，因此目标完全暴露。骡马拖着大车跑下公路，互相冲撞，陷于农田之中，车把式都去躲避敌机，三十多辆马车一百多匹牲口全部损失。”
    幸运的是，洪大中与刘儒卿各牵一匹马，“在刺耳的炸弹的呼啸声中，两马安稳不动，堪称幸运。”
    此前，洪大中已经逃过了一劫。那是在卢沟桥刚开战不久，由于交通隔绝，城门关闭，老百姓的生活成了问题，“不少家庭无煤无柴；商业完全停顿，必须迅速解决居民的生活问题。”洪大中把这个情况向北平市政府作了报告，北平市政府秘书长周履安批给他小米三千斤，现金二千元，作为宛平县城居民的赈粮赈款。
    据洪回忆，“赈粮很快经门头沟长辛店送至宛平西门。我和张科长商议决定，立即发给居民。第二天下午在西门内发放赈粮，每人五斤小米。正当我和张科长及部分警察在西门内马路旁称粮放赈时，城外日军突然开炮，六七发迫击炮弹相继落在发放赈粮的人群周围，幸好均未爆炸，否则将无一幸免：吉星文团长在团部门前大喊：“赶快散开! 隐蔽! ”叫我和张科长到事先挖好的掩体内躲避。我们顾不得粮食口袋还在路旁，就一头钻进掩体。不想刚刚钻进掩体，掩体就被炮弹击中，土木结构盖顶被震坍，泥土木料把我和张科长埋起来。幸亏警察冒着炮火把我们刨出来，否则将闷死在洞里。事后，吉星文告诉我，敌人炮兵有曲射镜，虽有城墙阻隔，但他们能够看到城内领粮人群的活动。幸好炮弹未爆炸，不然伤亡是严重的。但为什么六七发炮弹在我们跟前未炸，而后来的炮弹颗颗都炸？原因始终没有搞清。”
    29军既已撤离，军需是不用办了，本来，洪大中还想送完大车就进城取那两千块钱救济款，发给老百姓，现在也只得作罢。于是洪大中“眼望北平方向，遥祝老母健康长寿，调转马头回到县府，取出专署关防、县府铜印等，与城区居民和长辛店镇居民挥泪告别。相处七个月，不胜依依惜别。”
    洪大中取印信干什么？他要去交给王冷斋。此前，王因连日与日军谈判，心力交瘁，得了神经衰弱，住进协和医院治疗，将宛平县长交由洪大中暂代，已经于前一天同宋哲元等撤到保定。
    洪大中回忆这一路的千辛万苦：“过了良乡，就大雨滂沱，公路积水盈尺，分不清河流与水塘，多次人马掉入河中，幸亏刘儒卿经验丰富，救我出险，我深为感激。从卢沟桥至保定，走了三天三夜，到达保定后即至河北省府交还关防、印信。得知王冷斋在保定住得胜店，宋哲元住曹家花园。我们找到王冷斋，向他汇报宛平临行情况，他对我们倍加安慰，并问我们想干什么工作。”
    洪大中说，当时，“刘儒卿对二十九军抛弃我们悄悄撤退，非常气愤。我也提到各县区的大车在公主坟损失惨重，如果吉星文头天把消息告诉我们，群众不致遭受这样的损失。如果不是遇到了转移部队告诉我们二十九军撤退的实情，我和刘儒卿去北平等于自投虎口。”
    最后，刘儒卿坚决不干了，回了宛平。洪大中则经王冷斋介绍，到29军宣传处任中校处员。
    洪大中感慨的说：“整个北平周围的战斗打得糊里糊涂，令人费解。但七七事变的教训，则永远值得记取! ”
    最应该记取教训的，自然是宋哲元。
    7 月29日，宋哲元抵达保定，住在“曹家花园”。
    一落脚，宋哲元就迫不及待地叫秦德纯打电话给在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杨兆庚，了解北平的情况。杨的答复是：“北平市面平静，但仍有大批日军源源开进关内，情形并不乐观。”
    事实上，即便是已经撤离北平，宋哲元的心理，仍然抱有一丝幻想。即卢沟桥事变，依然会像以往与日本的每一次争端一样，中方做些让步，日军得到面子上的满足，而后退出北平，他依然会去当他的“冀察王”。
    应该说，持这种态度的，不仅仅是宋哲元，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卢沟桥事变是一场长达八年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开始。
    但是，到了此刻，最后的一丝希望已经完全破灭，宋哲元面对着一个极为残酷的问题，那就是——责任。
    千年的古都北平，丢失在宋哲元的手里。
    这“丢失名城”的责任，可不是玩的。
    况且，北平还不仅是“名城”，前面说过，《塘沽协定》的签署，使北平成了边疆，用评书里的话说，宋哲元要承担的，是“丢失边关”的责任。
    不论哪一朝哪一代，丢失城池都是重罪。这一点，中国与西方不一样。在西方，不论何种条件下，保持生命总是第一位的，所以，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刻，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不是什么不能接受的事情。当几年战俘，战争结束了，放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生活还在继续，太阳每天都在升起，不会有谁对你说三道四。
    但中国不行，中国是讲究“死社稷”的，从伯夷、叔齐开始就如此，那还是文人呢！换成守土有责的军人，城池丢失，你该怎么办？你能怎么办？
    很简单，去死！
    要么战死，马革裹尸，很光荣。
        不能战死沙场，也没关系，还有一个补救措施——自杀，同样有死后的哀荣。
    翻开清史，你会发现，在前清最后的五六十年，有大批的官员，连同他们的家属是自杀的。
    因为他们遭遇了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打击——太平天国造反。
    尤其是太平军初起的几年，从广西金田到南京，所到之处几乎摧枯拉朽，顷刻之间占了半个中国，眼看着“大清国就要完哪”！
    但这场“运动”当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从开始到覆灭，没有一个清廷的官员选择与太平天国“合作”，一旦城破，不是投河就是上吊，决不跟你打照面。这是以往的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没有的事情。
    奇怪么？不奇怪。
    太平天国犯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大忌，即否定传统——打着“上帝”的旗号，把中国多少年流传下来的所有东西都当成狗屎！
    太平天国，不论是作为一次起义也好，还是作为其他的什么，反正最终的目的，都是坐龙庭、当皇帝。当皇帝是需要人支持的，一方面是老百姓、更重要的是读书人。
    有句俗话，道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话没错，但你记住一条——造反，秀才是不行的，但造反的人要当皇帝，没有秀才是万万不行的。
    太平天国的造反，从头到尾，基本没有“秀才”的参与，大清国糜烂至此，何以无人“弃暗投明”，这些人岂不是太不识时务了么？
    不是读书人不识时务，而是太平军把事情做得太绝了，把所有的读书人都挤到了墙角、挤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所说的：“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象不灭；斯又鬼神所并愤怒，欲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并不夸张。
    这还了得，不但读书人不干，老百姓也不能干哪！
    文化这个东西很厉害的，你别瞧他看不见摸不着的，你不要招他，招他就要付出代价，要倒霉的！
    几千年了，只要是中国人，还不光是读书人，还在娘肚子里呢，学的就是“圣贤之道”，早已融化在他的血液中，你把他的血液换成狗屎，他不跟你玩命才叫有鬼了！
    曾国藩所说的“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应该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这也是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的根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选择死，也不会有人去与太平天国合作，原因很简单，挨不起这个骂！
    很少有哪一个朝代，在他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还会有人真心为他拼命的，大清国很幸运，他遇到了这么一帮人，或者说是两帮人，先是湘军、后来又有淮军，跟太平军作战，真是有那么一股子前赴后继的劲头。
    就以曾国藩论，曾家五虎，除了曾国潢看家、从曾国藩开始，几乎倾巢出动。曾老大本人就自杀过两次，没死成；但曾国华死了、曾国华死了还有曾国葆、曾国葆死了还有曾国荃。到围攻天京的时候，曾国荃得了肝病，依然死战不退，势若疯虎。看那劲头，仿佛个个都与太平天国不共戴天，死摽着劲地跟你干。这其中，如果仅仅以“贪图财货”来解释，显然过于简单。
    所以，江南大营被攻破，和春会去自杀；三河战败，李续宾带的6000人会战至最后一人；苏州城破之日，徐有壬以江苏巡抚之尊、以一“数学家”之手无缚鸡之力，居然会跑到大街上去与太平军进行“巷战”，最后死于乱军之中。
    还有杭州，杭州失陷过两次。
    第一次是咸丰十年，李秀成施“围魏救赵”之计，短暂地攻陷了杭州。城破以后，不仅浙江巡抚罗遵殿服毒自杀，以下署理布政使王友端、署理按察使缪梓、杭嘉湖道叶堃、宁绍台道仲孙懋、署理杭州知府（首府）马昂霄、署理仁和知县（首县）李福谦不是战死就是自杀。
    第二次是咸丰十一年，杭州再次被李秀成攻陷。浙江巡抚王有龄先是服毒，没死成，最后自缢在巡抚大堂。王有龄以下，署理布政使麟趾、按察使宁曾纶、学政张锡庚、提督饶廷选、总兵文瑞、督粮道暹福、仁和知县吴保丰，再一次全部“殉国”。
    这两下一折腾，浙江的官员，从最大的巡抚到最小的县太爷，几乎死光了。
    杭州还有个满城，所谓“满城”，是指前清在一些重要城市驻扎的八旗兵，他们自己有一个驻防和生活的区域，也有城墙，好像城中之城，故称为“满城”，杭州当地人称之为“旗下营”。
    驻各地八旗军的负责人叫“将军”，驻杭州就叫杭州将军，此时的杭州将军是瑞昌。
    在杭州即将攻陷之前，李秀成曾给瑞昌带话，叫他投降，并承诺，如果照办的话，则允许“满城”中的老幼妇孺离去。
    在李秀成，是网开一面的意思。殊不知，在瑞昌看来，此举却意味着莫大的侮辱，即其中暗含着“满人都是贪生怕死之辈”的意思。
    当时，满城中有八旗兵丁近4000人，连同家眷等合共8000余人，到城破前夕，已弹尽粮绝。于是，瑞昌召集手下开会，称“誓死报国”，会后，每家发给一定数量的火药。
    城破，瑞昌及杭州副都统关福、江苏粮储道赫特赫纳率先举火自焚，接着，“阖营次第火起”，整个满城一片火海。
    瑞昌给李秀成的回答，竟然是整个满城不论男女老幼，全部自焚！
    事后，据统计，8000余人的满城，活下来的，不到50人。
        现在，轮到宋哲元了，丢失平津的宋哲元，将是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呢？
    宋哲元病了。
    宋哲元得了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到了 180。
    宋哲元没法不病，他的压力太大了。
    平津已经丢失，不可能再回去了，跟着就是冀察，几年来“辛辛苦苦”搞成的一个半割据的局面，顷刻之间就丢给了日本人。
    军队，不仅南苑没有保住，还搭上佟麟阁、赵登禹两名将官；刘汝明的 143师被隔在察哈尔过不来，37师、38师都是七零八落，部队怎么收拾？
    还有最要命的一点，从长城抗战到卢沟桥抗战，29军都是以抗日英雄的面目出现的，一提29军，谁都要竖起大拇指。然而，自从撤离平津，一夜之间全完了。据宋的幕僚，冀察政务委员会秘书长王式九、冀察政务委员会咨议吴锡祺等回忆：“自从二十九军放弃平、津之后，舆论就完全不同了。各方面对宋哲元的责难是很多的，有的发表在报纸上、有的直接写信或打电报给宋本人、所有这些责难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自29军撤离平津之后，蒋介石发表了三次讲话，汪精卫发表了一次讲话，这些讲话，一次比一次调门高。
    7 月29日，蒋介石发表讲话：“平津之役决非战事之结局，政府惟有发动整个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牺牲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与妥协屈服之理。”
    7 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称：“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必须举国一致，不惜牺牲，与倭寇死拼，复兴民族。”
    8 月 2日，蒋介石对庐山训练团讲话：“平津失陷为战争开始，为奇耻大辱，绝无与敌谈和余地，决不与敌两立。”
    同一天，汪精卫发表《最后关头》讲话，称“国人一齐牺牲，不留傀儡种子，无论通都大镇，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使敌人一无所得。”
    这些讲话，宋哲元越听越紧张，好像都是冲着他说的，王式九、吴锡祺等人回忆，那一段时间，本来就不太爱说话的宋哲元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整天闷着头想心事。“尤其使他担心的是，他在冀察的时候，同南京方面的关系处得并不好，万一南京方面乘机报复，把事变的发生和丢失平津的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以减轻南京政府的咎责，借以卸罪于国人，这个后果，对他来说当然是十分严重而可怕的。”
    经再三考虑，7 月30日前后，宋哲元给老蒋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由于自己应付不当，以致爆发了此次事变；又由于事前没有作好应变的准备，以致平津不守，有负重托，表示向中央请罪，给予应得的处分。”
    在电报中，宋哲元同时提出，请求以冯治安代理29军军长职务，“俾得暂卸仔肩，稍事休息”。
    很快，老蒋的复电就来了，在电报中，不但没有涉及处分的事情，反而对宋进行慰勉，让他休息过后尽快“销假视事”，同时对部队的调防做出了安排，并令宋移驻河间。
    宋接到电令，略感放心，马上根据蒋的指示，把部队调集妥当。
    不料，宋哲元刚到河间，就接到了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请他“即赴南京一晤”。
    这个电报，令宋哲元“惶惑不安”，他不知道蒋介石什么意思，更不知道此一去还能不能回来了。于是，宋哲元仍然是老办法，让秦德纯去。因为“秦对南京上层有一些私人拉拢，人又机警圆滑，而且能说会道，一向为宋所信任和倚重，派他去是最适宜的。”
    衔宋之命，秦德纯赴南京面蒋，他“首先报告了七七事变发生后交涉的经过和撤出平津的经过。他在叙说事情经过的时候，极力设法减轻宋的责任，以期达到为宋开脱的目的。出乎秦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对宋不但没有说一句指责的话，反而慰勉有加，说宋这两年在华北忍辱负重，应付的不错，使中央获得了准备抗战的时间。”
    秦德纯脑子很快，见谈话气氛出乎意外的好，马上提出新的要求，他首先“代宋表示，今后一定戴罪图功，誓死杀敌，以报知遇之恩。”接着就提出了扩编部队的要求，他说宋哲元在华北期间，“为了应付日寇，在不增加师的番号的情况下，有的师扩充为四个旅，有的扩充为五个旅，每旅三个团，连同保安部队，不下八十个团，现在为了有利于抗战，在部队的建制上，是否可以加以调整。”
    8 月 6日，蒋介石发表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将原来的29军的四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原37师和 132师扩编为77军，以冯治安为军长；原38师扩编为59军，宋哲元自兼军长；原 143师扩编为68军，以刘汝明为军长。
    这三个军的编号颇有讲究，77、59、68，每个番号两两相加都是“十四”，分开来还是“七七”，似乎都是在提醒宋哲元，永远不要忘记七七事变的耻辱。
    据说，蒋对宋哲元的态度，当时颇有人议论，据何基沣等人分析，蒋之所以如此“宽宏大量”，有这样两个原因：
    首先，“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宋曾电请张学良保障蒋的生命安全，蒋被释回到南京之后，宋又派秦前往慰问，这次秦去见蒋，他可能想起了西安事变时宋对他是忠诚的，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更重要的是，“蒋之所以对宋表示好感，并不表明对宋的信任和倚重，恰恰相反，是由于他对宋抱有怀疑的心理，所以才不惜加官晋爵，以资羁縻，当时蒋对宋的看法是：宋还掌握着上十万人的兵力，必须紧紧地把他拉住，而不能冷淡了他，更不能责备他，以免发生意外。”
    政治上的难关过去了，宋哲元的身体却不行了。到1938年春天前后，宋的身体完全垮下来了，高血压，全身浮肿，肝、肾，都不行了，到最后只能躺在汽车里打电话指挥作战，已经不可能在前线继续下去了。加上前不久，老蒋以“不遵命令，放弃要地”的罪名枪毙了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对宋又是一个重大刺激。
    1938年 3月，宋哲元辞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虚职，后又任军委会委员。
    此后，宋哲元相继赴衡山、广西阳溯、四川灌县等地疗养，然积劳成疾，终至不起。1940年 4月 5 日，宋哲元病逝于四川绵阳。享年56岁。
    临终前，宋哲元留下政治遗嘱：
    “……现抗战已将三年，敌方势穷力绌，我则愈战愈强，最后胜利，已操左券，旧部诸将，追随有年，集各地方之智力，经数十战之实习，皆诚朴忠实，尽心报国，当能在领袖领导之下，努力破敌，哲元分属军人，生受名教，事不求易，遇竟违心，当兹国难，适值数穷，吾知勉夫，从此别矣，家有老母，年已古稀，未获侍养，恐致丧明，此心耿耿，他无念虑，但愿还我山河之时，有人酹酒相告，则哲元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伏祈告言，不知择词。”
    宋哲元的身后，得到国民政府的“明令褒扬”：“发给治丧费五千元，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并将生平事绩，存备宣付史馆，用袁勋勋，而慰英灵。”
    宋哲元走了，29军撤了，平津沦陷了。卢沟桥这一战，我们是败了。
    然而，当日寇在1937年 8月 8日、列队通过永定门城楼，到东交民巷的日本兵营举行“入城式”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这不过是他们败亡的开始。
    只是，这一切要在整整八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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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2 09:11

31、管束张学良（1）

    说到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件事，不要说今天的我们不可理解，即便在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赞同。包括被他扣押的老蒋本人。
    据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回忆：“临发时，张坚请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
    蒋介石的话，说得很委婉，但很重要。他说的是两件事：第一，你张学良走了以后，东北军恐怕要闹起来；第二，西安事变，扣押“领袖”，不是小事。你在西安待着，谁也奈何不得你，总不能发兵来抓你吧。问题是如果你回到南京，到那时既由不得我蒋介石，更由不得你张学良。所以，你还是不去为好。
    老蒋说的是实话，他是在给张学良打“预防针”：一旦到了南京，西安事变这么大的事，不可能就算了，到时候，“勿谓我言之不预也”。
    对此，宋美龄在回忆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张说，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
    然而，张学良没有听从老蒋的“忠告”，只是说“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还是上了飞机。当时宋子文的随从秘书陈康齐在日记中也说：“蒋夫人和宋博士扶着委员长上了飞机。令我们惊讶的是，少帅也上了飞机，他坐在了飞行员边上。”
    这些回忆，足见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不但不为他人所理解，甚至在他上飞机之前，除了蒋介石夫妇，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会出以此举。
    一直到今天，都还有人埋怨张学良“愚忠”，幼稚，你跟蒋介石讲义气，老蒋却不跟你讲这一套，跑到南京，纯粹咎由自取。
    这些看法，不能说完全不对，作为政治家，张学良肯定不够格，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搞政治的；作为军人，张学良也缺乏一种“狠”劲儿，多少有点儿婆婆妈妈。
    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张学良确实有张学良的苦衷。
    首要的一点，张学良必须要对老蒋的安全负责。张学良心里清楚，释放蒋介石，并没有在张、杨集团内部真正达成共识，许多人，包括杨虎城、包括他自己的手下，是激烈反对的。万一老蒋的飞机上了天，下边谁开一炮给打下来，那可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既然保证不了不出事，那就只好我也上飞机，谁要打就连我一块打。
    这是于公，于私，张学良也有难办的地方。
    首先，老蒋跟张学良是结拜兄弟，结果被张学良抓起来，搞得“革命领袖”颜面扫地。因此张学良必须摆出“负荆请罪”的姿态，陪他去南京，表示认错，帮老蒋把这个面子圆回来。
    从这一点看，张学良对老蒋，真是一百一，谁这辈子交这么个朋友算值了。
    另外，张学良的成长经历有点特殊，既有“山大王”天不怕地不怕的基因，又受过些西方文化的熏陶，讲究“骑士”风度，对就对了，错就错了，该承担的责任就要承担，该接受的我坦然面对，既不害怕，更不会去逃避。
    宋美龄回忆说，当时“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事变之如此结束，在中国之政治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所未有。”
    另据戢翼翘回忆，当时戴笠听说张学良要亲自陪蒋回南京，当时就跪在地上连说：“伟大！伟大！”

    按：当时戢翼翘还在软禁中，他所讲的，当是听他人所说。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张学良恐怕也把这事看得有点简单了。以为还像原来那样，象征性地给个“处分”，比如撤职、比如出洋，比如“下野”，过一段时间，这事也就算了。怎么也不会想到，老蒋会把他一关就是几十年！
    由此可见，无论于公于私，张学良这一趟南京，都必须去，不像我们后人所想象的那么单纯，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
    然而，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看似合情合理，不见得你就应该去做。
        张学良这一趟南京之行，不但把自己的后半辈子交代了，还搭上了从父亲张作霖手里接过来的东北军。
    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安全抵达洛阳。
    据时任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军事教导总队第八队队长的张国威回忆：“12月25日下午6、7点钟，洛阳西宫军分校的校本部忽然鞭炮齐鸣。全体教职员及学院、学生等走上街头，列队迎接蒋介石。洛阳分校主任祝绍周赶到机场，见蒋出现在机旁，他就带头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祝见张学良走出机门，又带头喊：‘打到张学良！’教职员及学生们也随着喊。这时，蒋假意怒目高叫：‘祝主任，你干什么？你喊打倒我好了！’‘打倒张学良’的喊声即时停止下来。蒋介石走到张学良跟前，两人握手。蒋故意谦让，伸出手表示请张先行，张让蒋先行，于是两人登车而去，当日他们都住在西宫分校招待所。”
    在洛阳照顾他们的，依然是忠心耿耿的“大内总管”黄仁霖。
    黄是乘当天的第二架飞机“逃离”西安的。
    据黄追述，当宋美龄走的时候，曾告诉他：“蒋先生和她当天下午离去。她要我随后收拾一下。”宋还告诉黄，第二天还有一架飞机，载黄仁霖等回南京，并特别叮嘱，不要忘记了蔡妈。
    黄仁霖回忆：“在我收拾好了行李之后，我设法弄到了一辆车，然后，开始把蒋先生和夫人的私人衣服物品，一一收拾起来，并把宋的秘书、夫人的蔡妈找到。我心里在想，假如我能离开西安，我情愿在当天下午晚一些走，也比等到明天要好一些。在和驾驶员谈过之后，我们决定，即使要死，也情愿死在西安以外的地方，还比较好些。”

    按：“宋的秘书”是指宋子文的随从秘书陈凤扆与陈康齐。

    这样，黄仁霖的飞机于当天晚些时候降落在洛阳，当时天已经黑了，黄仁霖说：“洛阳的机场，用火炬照耀着，俾使我们的飞机能在夜间降落。”
    黄仁霖也被安排住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他说：“当我走到洛阳的军官学校时，蒋先生等一行人就在那里住宿。我发现没有人照料这批贵宾，所以就自告奋勇，包办一切。我成为他们的秘书、副官、干部人员，并在他们的全部行程中照料一切，一直到回南京。”
    12月26日上午10时许，蒋介石夫妇改乘“容克”型专机离开洛阳，12点20分抵达南京，陪同他们的是端纳和黄仁霖，当然，还有戴笠。
    当时欢迎的场面极为宏大，据《申报》报道：“蒋委员长平安返京，各界昨日热烈庆祝，全市悬旗庆贺，纷纷致电慰贺，各交易所市价昨日一律升腾。”
    但蒋介石顾不上这份热闹，他向前来迎接的国府主席林森等人“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随即匆匆离去，带着他的“文胆”陈布雷一同前往自己的官邸。
    老蒋要做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据陈布雷在日记中记载：“26日中午往机场迎接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前赶成文，即《对张杨之训词》也。”
    老蒋要第一时间公布西安事变的“真相”，同时还要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件事必须抓紧。
    在“训词”中，蒋介石首先对张、杨的“勇于改过”做了充分的肯定：
    “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来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
    接着，蒋介石又做了自我批评：“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其责；……。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此次事变之造因，即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致发生如此毁法荡纪之事，使中枢忧劳，人民不安，国家受其损失。余抚躬自问，实无以对党国，无以对人民，不能不向中央与国民引咎请罪。”
    接着，蒋话锋一转，“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纲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余身为统帅，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坏纪之事，余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并以尔等悔悟之意，呈于中央。尔等此次觉悟尚早，事变得免延长扩大，中央当能逾格宽大也。……。余平日教人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上官对部下教率无方，即应负责。故此次事变，余愿以上官资格负责，尔等应听中央之裁处，而尔等之部下则不必恐慌也。”
    在这里，老蒋明白告诉张、杨，西安事变不算完，“中枢”会有所表示的，要处分的。但是，张、杨必须妥为约束部下，不能出乱子。
    以上，基本是重复他当面对张、杨说过的话，再对全国人民讲一遍。
    接下来，老蒋还要与张、杨辨辩理，他说：“吾人之生命可以牺牲，而国家之法律纲纪不能迁就；身体可以受束缚，而精神之自由绝不能受束缚。余对中央与国家之责任，余一息尚存，决不敢丝毫推诿或放弃。”
    因此：“尔等屡次要求余签字与下令，余始终拒绝。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如余为部下威力所屈，临难求免，则余之人格扫地，即等于中华民族之人格扫地以尽。”
    在这里，老蒋一是在告诉国人，自己并没有签“城下之盟”；二是告诉张、杨之所以不能签字画押的原因。
    后面的话，才是“训词”中最重要的内容：
    “总理昔日训示吾人，必须恢复民族道德，方可以挽回民族；所谓信义和平，均系民族至要道德。余十余年来所致力者，全为团结精神，统一国家以救国，而尤重于信义。余向来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语。凡与国家民族有利益者，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中央数年以来之政策方针，亦唯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不忍毁损民族之力量。故此次事变，尔等将余留居西安，则引起战事之责任，即应由尔等毁坏纲纪之举动负之。现在尔等既表示悔悟，则余可请求中央；中央必仍本爱惜国力之精神，自有妥善处置，以挽救国家之危机也。”
    这段话，其实是一个政治宣言，老蒋以“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的说法，委婉地告诉张、杨，也告诉国人，尽管自己没有签字，但他将遵守自己的诺言，在大政方针方面有所改变，以“挽救国家之危机”。
    最后，老蒋再次严厉警告张、杨：“应绝对服从中央命令，一切唯中央之决定是从，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国运，此即所谓转祸为福之道也。”
    蒋介石的这篇“训词”，从文体上看，有点像“罪己诏”。但从内容上看，除了检讨自己“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以外，通篇都是在指责他人，骂张、杨、骂“反动派”，看不出一丝一毫对过往的反思。
    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以“言必信，行必果”的说法，表示“必仍本爱惜国力之精神，自有妥善处置”，总算是认可了自己在西安的承诺，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这么大的一篇文章，陈布雷几个小时就给整出来，着实无法想象。包括为老蒋起草庐山讲话的程沧波，都是一挥而就，笔不加点，真是了不起的文才！
    办完了这件大事，老蒋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处理他那位惹了大麻烦的义弟张学良了。
    张学良没有同老蒋一起回南京。
    这是因为，蒋介石考虑到张学良如果同行，到了南京会极为尴尬，因此他让宋子文陪着张学良，仍然乘张的“波音”专机随后出发。据黄仁霖回忆：“因为蒋先生的思虑周到，所以就安排了宋子文博士去陪伴张学良，乘坐第二架飞机，在南京城外的军用机场降落，以便有完善的安全保护。”
    这个为张学良提供“完善的安全保护”的人，就是曾任特务处西北区区长的张毅夫，据他后来回忆：“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
    据宋子文的卫士段汉斌回忆，当时到机场接张学良的汽车是蒋介石派的专车。张带了 4个警卫，到上车时，只准两名警卫上车。“军警特务的汽车一前一后，把张学良的车子夹在中间，将张学良送到东门外孔祥熙的别墅（此处回忆有误），我们的车子紧跟在军警特务的车后。看到这个情景，我们便知道，张学良将军今后没有好日子过了。”
    段还说：“张学良的汽车一到孔祥熙别墅，六、七个持手枪的特务立即上前把张学良的两个警卫员隔开，并将张学良拥至室内，把宋子文关在门外不准进去。”
    宋子文是何等身份的人，见此情景勃然大怒，厉声质问：“是谁叫你们这样做的？”
    特务们自然不愿招惹他，只好实话实说：“宋部长，你不要发我们的火，这是委员长命令我们这样做的。”
    当时宋子文气得脸色“发紫”，当即去面蒋。
    到了中央军校蒋介石官邸，居然被挡驾，不让宋子文进门，说：“委座有令，他因一路疲劳，身体不好，今天不见任何人，你有事，请改日再来。”
    这一套对别人可以，对宋子文是不行的，段汉斌说：“宋子文见军警不让他进去，便不跟他们说了，怒气冲冲地直往里面跑。那些军警碍于这位国舅的面子和成风，无可奈何，个个呆若木鸡。”
    刚回来就翻脸，宋子文是真没想到老蒋弄这么一手。把张学良关起来不要紧，无形当中陷宋子文于不义，别人看张跟着宋回了南京，跟着就被软禁在宋的家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宋子文坑了张学良，这算怎么回事？
    况且，张学良担着干系“义释”老蒋，宋氏兄妹确实对他是心怀感激的。
    但感情代替不了现实，“到了晚上七点半，宋子文从蒋宅出来，仍然余怒未消，脸上涨得通红。从宋子文的面部表情判断，我们料定宋子文为张学良说情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宋子文回到南京北极阁公馆后，晚饭也不吃。当天晚上八点，我们跟着他乘京沪特别快车回到了上海。”
    12月26日下午，就在蒋介石与陈布雷研究《对张杨之训词》的时候，张学良也在写东西。
    当天，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检查”：
    “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今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专敬叩钧安。学良谨肃，二十六日”
    这份材料，显然是在蒋的命令、至少是暗示的情况下写的，甚至有人捉刀，最后由张学良签个名字了事。
    张学良虽然会讲英语，但他的国文底子，反而不太深厚。多少年以后，他的《西安事变忏悔录》被捅出来，其元配夫人于凤至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以张学良的语文功底，写不出来这样高水准的文章来，赵四没念过什么书，也帮不了他。
    不过，于凤至多少有些小看了张学良，在张被幽禁之后，“潜心”读书，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张的水平与年轻时相比，已不可等量齐观。
    况且，“检查”中所称的“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怎么看都像是蒋介石说的话，与他几天之后在“高等军法会审”上所说的，完全是两路。
    但不管怎么说，“检查”是以张学良的名义递上去的，既然你自己都觉得“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这就好办了。
    据陈康齐回忆，“（12月27日）中午左右，一些宪兵来到宋博士家，解除了少帅随行卫兵的武装。”
    12月28日，蒋介石自己也写了一封“检查”，连同张学良的，两份“检查”一并呈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
    老蒋说：“谨呈者，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会予免去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以明责任，乞蒙钧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所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巨变，国法军纪，自难逭免，现该员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以中正为所直属上官，到京后即亲笔具书，自认违纪不敬之咎，愿领受应得之罪罚，中正伏以该员统军无状，尚知自认罪愆，足证我中央法纪之严明，故该员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理合将该员来书录呈钧会鉴核，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
    对此，国民党中常会决议：“蒋同志驰驱国事，督教三军，昕夕勤劬，不遑宁息，最近两度入陕，即以总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属，统一军心。此次西安事变，事出非常，更能于蒙难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感动，悔悟自白，蒋同志对此次事变，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庆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
    12月30日，老蒋再请“辞职”，中常会“再度慰留”，并“给假一个月藉资调摄。”
    对张学良，就没这么便宜了，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处理”。
    据晏道刚回忆：“我于二十八日上午乘第二批飞机到南京。到京后听到许多消息，如蒋介石因西安事变将向国民党中央呈请辞职，并自请处分。又说：张学良将向蒋介石谢罪，并自请处分。中央将开军事法庭审判，并预先判张学良以十年徒刑，由蒋介石请求赦免等语。蒋介石素来憎恨心重，他在西安吃了那么大的苦头，恨不得将张、杨一棍子打死，怎么会轻易放松呢? 张学良既到了南京，死罪虽免，恐怕活罪难逃。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到宋公馆去访问张学良，张对这次由西安回南京的人表示歉意，嘱我转达。我问候他的起居，他象是气愤填膺，颇有难言之隐，我恐怕说话不便，即兴辞而出。”
    好心好意送蒋回来，反而要上军事法庭，张学良当然高兴不起来。
    张学良的秘书王中立回忆：“（张学良）住在北极阁，局面不大。北极阁在南京城内鸡鸣山之巅，因地势较高，即在房内四望，也可见‘钟山如屏，大江如带，后湖如镜’，风景极佳；至夜，更可俯瞰市中心的灿烂灯火。但我们那次在南京，就无心及此。尤其事变如此结束，来到南京只有听命于人，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经常来看张学良的，宋子文是一个，他有时候还陪着张一起外出。另外，戴笠也常来。有一天孔祥熙来了，张学良半开玩笑地说：“我这次是听候处分的人了！”孔则说：“有处分，我陪绑去。”
    “处分”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
    12月29日，军事委员会组成高等军法会审“审理”张学良案件，审判长，派的是老资格的军界泰斗李烈钧，审判官则是朱培德和鹿钟麟。
    李、鹿二人，都与张学良有些渊源。
    对于张学良来说，李烈钧是他的父辈，虽然李此时仅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的虚职。早在李跟随孙中山的时候，就认识张学良；鹿钟麟则与张学良是拜把子兄弟。让他俩来审张学良，老蒋多少有点“成心”，故意难为人。
    朱培德这个人，亦是奇人，观其一生。为孙中山、为蒋介石、甚至为我党，都立过大功勋。值得说说。
    朱培德，1888年生，云南盐兴人。
    朱培德出身于云南陆军讲武堂，与同班的朱德被并称为该校的“模范二朱”。1923年 2月，孙中山在广州设大元帅府，以朱培德兼任大本营参军长。1925年 6月，朱培德曾平息杨希闵、刘震寰叛乱。
    北伐开始以后，朱培德奉调江西，1927年 2月，任江西省主席兼第五路军总指挥，从此成为“江西王”。
    主政江西期间，正逢老蒋“清党”，对此，朱培德采取的是网开一面的方式，对所有共产党人发足差旅费，并派专车将他们送往武汉，并说“朱某决不给兄弟们为难”。
    7 月下旬，朱培德发现自己的手下、同学、时任第五路军军官教导团团长的朱德有“异动”，为避免牵连自己，朱培德“躲”到了庐山休养，将南昌交给了朱德等共产党人。不久，南昌起义成功，打响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武装的第一枪，客观上讲，朱培德是有功的。
    1931年12月，朱培德内调“中枢”，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总长。等于是主动放弃了自己在江西的割据。为表示酬庸，蒋介石于1935年 3月27日，授予朱培德一级上将军衔。
    西安事变爆发，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的朱培德力排众议，与宋美龄等主张政治解决，不仅避免了战争，还救了老蒋。
    然而，此后不久，朱培德竟然以49岁的英年早逝。就在“军法会审”张学良之后不久的1937年 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期间，朱培德在患病接受治疗时，因注射抗贫血药物引起中毒，延至17日，终至不起。临终前还特地叮嘱“不要为难叶小姐( 为他打针的护士 )”。
    朱培德病逝后，老蒋夫妇为表示追思，坚决表示要为朱守灵，最后蒋介石被强行架走，由宋美龄代表他守了一夜。
    张学良是陆海空军副司令，审他，没人爱干这事儿。但是也没办法。据鹿钟麟回忆：“李烈钧受命主持这次高等军法会审，不会不明白蒋介石要什么把戏。因此，他对朱培德保持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处处表示自己对这个任务的认真负责，他对鹿钟麟则不然，暗中一再露出没有信心。”
    对此，鹿建议：“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我们应该力守上策，不得已适当地兼取中策，下策万不可为。”李深以为然。
    李烈钧后来也说：“我被特任为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审判张学良的消息，京沪各大报纸均予披露。中央很多要人都来找我，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其中以宋子文和傅汝霖两人最为关心。他们先后来找我详细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我回答说：‘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一切秉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意旨办事。’”
    12月31日，高等军法会审开庭。整个审理过程简单得出奇，从记录上看，李烈钧一共问了 8个问题。张学良的回答更简单，8 个问题，他是一块回答的，加起来一共 700来个字。总括起来是三个意思：
    第一，“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一切的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
    第二，“我们的行动，本不是要开枪的，也无要损害任何人的。不幸行动中统制不良，尤是邵先生翼如（指邵元冲之死），我们心中真是十分不安。”
    第三，“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但是，“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当时，张学良在法庭上一度十分激动，据张后来在《杂忆随感漫录》中回忆：“我到南京之后受军法会审于军事委员会。会审委员为李烈钧、朱培德、鹿钟麟。李烈钧拿出来预备好了的十几个纸条，向我发问；有的是，你是受了何人的鼓动？为什么，你怀有什么野心？等等。我闻之深为气忿，我想他们是拿我当作什么人？立即回以强悍不逊的言词。”
    这时李烈钧看他情绪过激，让人拿来纸笔，嘱他笔述。同时，李还意味深长地说：“汉卿，这是有关历史的大事，将垂之后人，对你有重大关系，望你好好的写。”
    鹿钟麟也劝张学良说：“审判长待人诚恳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机。”
    对李烈钧在关键时刻的照拂，张学良十分感动，他说：“关于这一点，使我对李协和（李烈钧字）永怀不忘。”
    但李烈钧能做的也就仅此而已，改变不了全局。
    当日，高等军法会审做出判决：“本案被告张学良，劫持统帅，强迫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有该被告之通电可证。至戕害官员，拘禁将领，均系公然事实，虽属其部众之行为，但该被告实为主使发动，已极明显，自应负其罪责。”“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当天，王中立还在北极阁等候张学良“受审”回来，他回忆：“……三十一日晨起，即知张将军已由宋子文陪同受审去了。约九时，我正在楼上用饭，秦靖宇坐在桌旁和我闲谈，忽然上来两个人，便装，其中一人端着枪，叫我‘举手！’检查后离去。我才知在楼下住的八名副官已被缴械，而且移走了。”
    “约十一时，宋子文回来了，他手拿一封信，交我看，是蒋写给他的，至少有三页八行，字也大，总的意思是说五天后一定使张将军返回西安。宋也和我说：‘审判是走个手续，五天后保证回西安，我姓宋的不骗人。’”
    “姓宋的”确实没有骗人，骗人的另有其人。
    五天转瞬即过，王中立没有等回张学良，他等不回来了。
    高等军法会审宣判完毕，张学良就被送到孝陵卫的孔祥熙别墅，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看守他的，正是一个星期之前，还是他的阶下囚的黄仁霖。
    12月29日，正在上海家中的黄仁霖接到蒋介石的电话，令他立刻赶回南京。
    黄仁霖回忆：“我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命令总是命令，当天早晨我又离开上海。一到南京，就去见蒋先生。
    老蒋的命令，令黄仁霖感到十分意外：“汉卿正要在首都接受军法审判。在这个时期，我已把他安排在孔先生在中山门外的乡间住宅内居住，我要你去照料他。安全措施都已经部署好了，但是我要你去负责办理。我相信你必能对这项很微妙的任务，妥善处理。”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张学良与黄仁霖“主客”异位，黄只能慨叹造化弄人。
    同时，黄仁霖“经仔细想过之后，看来亦只有我才能处理此项困难的情势，所以我决定尽力而为之。”
    黄仁霖很能体察老蒋的心思，这是因为：
    首先，“这些派来看守他（张学良）的警卫人员。其中有宪兵、便衣、安全人员，以及我由励志社调派过去的厨司、侍者等人员。后者我相信他们不会去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的。至于前者，我就无法完全信任，他们会不会自作主张，擅自行凶。有些人的情绪非常激烈。许多由各单位抽调出来的宪兵、便衣和安全人员，他们的同事，有很多人在西安事变中受伤，甚至被杀死。他们仇恨张学良，并且发誓要为他们死去的同事报仇。”
    “第二个面对的问题，是张学良的可能逃跑，或转变为悲观，而自寻短见。”
    当时，张学良的情绪很不稳定，据后来曾见过张的戢翼翘回忆：“（在高等军法会审上）问完了，张签了字。法庭有人说：‘送副司令。’把张送出来，乘车到‘孔祥熙别墅’。这别墅正对中山陵，有两铁门，没有其他人住这里面。张一进门，外面武装警卫即开始戒备，显然张失去了行动自由了。张看这情形，发急了，大拍桌子，他又佩了手枪，没有人敢去见他。
    老蒋说的不错，这确实是一项“微妙的任务”，只有交给黄仁霖才能放心。
    于是，黄仁霖召集看守们谈话：“各位宪兵和安全人员朋友们，我们大部都是军人，军人的主要信条是服从命令。我知道各位现在对我们的客人，情绪都很激动。事实上，我和你们有同样的情绪，因为我在西安被囚禁了12天。但是蒋先生给我的命令，是要我照料我们的客人的安全和舒适，并且要注意，不能有任何事情惊扰他。”
    “我们都很高兴蒋先生能够安全归来，但假如他在西安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论是不是张学良所要做的，全国都会相信这是由于他的命令所造成的。现在局势反过来。张学良正在这里将要接受军法审判，没有人能知道。如果他在这个‘乡间住宅’内遭遇到任何事情，不论是不是蒋先生的主意，全国都会相信这是蒋先生的命令，而要由他来负责，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
    “让我告诉你们吧。蒋先生对我的命令，并经由我转告你们的，那是我们须对张学良妥为照料，并且注意，不要让任何事情在他身上发生，要他平安无事，所以千万不要做任何不符合蒋先生命令的事，你们说对吗？”
    经过黄仁霖“苦口婆心”的劝说，大家“一致同意我的说法”。
    为了稳定张学良的情绪，黄仁霖“有好几次试着想和他谈话，以期解除他的孤单寂寞，但是他却不愿接口。”后来，黄送给他一本《圣经》，并在《圣经》上写了一句话：“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你，就像它所帮助我的一样。”但是，至少在那个时候，张学良对于基督教还没有任何兴趣，黄仁霖说“我却没有看见他对这本书潜心阅读。”
    不过，对黄仁霖的好意，张还是心领了，“当他在被扣押的这段日子里，张少帅的表现好得像一家人。他没有做任何会使我们怀疑的事情。”
        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 1月，张学良被送到浙江奉化，从此跟他就伴的，就是刘乙光了。
    办完了张学良这件大事，1937年的元旦一过，老蒋就回到了老家浙江奉化。
    老蒋是来休假的——1936年12月30日，国民党中常会不是“给假一个月藉资调摄”么。
    老蒋也是来办丧事的。
    蒋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比蒋大不少，彼此相处得也不甚融洽，没有沾蒋介石太多的光。还是宋美龄介绍这位“大伯子”到浙海关当了一个“监督”。结果这老兄去了又是贪污又是纳妾，搞得满城风雨，让蒋介石给“拿下”，从此蒋介卿一直家居在奉化。
    蒋介卿本就有心脏病，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受了惊吓，从此一病不起。等到26日蒋回到南京，蒋介卿已经快不行了，蒋介石还特地派人送了几支人参回来替他“续命”，12月27日，等人参送到了，蒋介卿也死了。
    老蒋也是回来养伤的，他的腰伤的很厉害。
    12月12日凌晨，蒋孝镇等人架人梯把老蒋扶上“五间厅”的后墙，据黄仁霖说，这道墙只有“10尺”高，因黄的回忆录原稿是用英文写的，不知道他这个“尺”是什么尺，反正不太高。
    但墙外可不一样，是一条水沟，黑暗中看得不甚“亲切”，可能鞋也不给劲，结果老蒋往下一跳，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大仰八脚子”（“蒋先生由副官帮助跳过墙去时，失足向后，跌了一跤”），把腰给摔坏了。
    黄仁霖在新城大楼第一次看到老蒋时，认为“他并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后来才知道“当他从墙上坠落下去的时候，他背脊上的第12根环节确是受伤了”。
    老蒋摔这一下可是摔狠了。
    蒋介石在奉化“风麓学堂”读书时，有个同学叫张昌雷，张的侄子张明镐是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老蒋发迹以后，于1930年在奉化老家投资兴建“武岭学校”，就让张明镐当了首任校长。
    据张明镐回忆：“蒋介石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抵达溪口，除中间去过杭州、上海外，三月间又有日本实业考察团儿玉谦次等来华访问，蒋去京接待并致欢迎词，大部分时间都在溪口治疾。蒋介石这次共住一百十天，是蒋登台后在溪口羁留日期最久的一次。”
    “蒋初来时，身着钢丝马甲，起坐似有不便，满口牙肉浮肿，牙根疼痛。医师建议将全口牙齿尽行拔去，另装假牙两副，替换使用。但拔牙时每次只能拔两颗，静养几天后再拔两颗，如此间歇将全部牙齿拔去，费时就较久了。”
    张明镐的回忆非常准确，蒋介石在溪口期间，的确去了杭州和上海。
    去杭州是旅游——据蒋的侍卫张毓中回忆：“领袖在溪口休息疗养不久，看来已经有些厌倦了，虽然腰伤未愈，不宜多动，却不听夫人劝告，跑到庐山、杭州等处去游历了。领袖在游历中，时搭飞机，时坐汽车，时乘军舰，不胜舟车劳顿之苦，使腰伤长久不愈。”
    宋美龄看他这么折腾，很生气，劝他又不听，一气之下走了，回了上海。
    宋一走，蒋马上就“老实”了，张毓中说：“果然领袖情不自禁的乘坐中山舰，离首都、游镇江、焦山，然后就转航吴淞江口，碇泊江中，命侍卫宫蒋恒祥前去上海，恭迎夫人来舰上团叙。夫人似有余怒，不肯前来，领袖只好亲自前去迎接。这显然是夫人的一出苦肉计，领袖一旦来了上海，只好留在上海，住进中山医院，接受检查治疗。住院的准备和手续，在极秘密的情况下，顺利进行。”
    张毓中说：“医院方面特别安排病房在三楼的最后面，占用四个房间，房问远离其它病房，环境单纯不复杂，既安静又易于保密，十分便于警卫。领袖的病房，为一整洁高雅的套房，紧靠着的一问是侍卫官的卧室和休息室，对面的两问充作临时会客室。为了保密，病房中仅派了四位侍卫官，担负起护卫领袖安全的任务。因病房情况特殊，侍卫长特别遴选不打鼾、不作恶梦、精干机警、相貌端正、年轻知礼的侍卫官，我幸运的被选为其中之一，负起这既特殊、又光荣的使命。”
    因担心走动时鞋子出声，扰了蒋介石休息，张毓中特地去上海有名的“小花园”鞋店，买了一双新布鞋。结果在执勤的时候被戴笠看到，他马上对张说：“这双鞋口太浅，又是三角形的，不是正派人穿的，给先生、夫人看到，一定会不高兴，赶快去换掉，真是小孩子，不懂事!”
    老蒋在上海治了一个星期，还是没太治好，腰直不起来，“于是医生就照领袖体型，特制钢架一个，绑在腰际和胸部，外面穿上衣服，无论领袖站立或走动，都看不出内藏玄机。医生另外再设计一个活动的小书桌，可巧妙的放在腹部之上，作为领袖躺在床上或卧榻上看书写字之用，以便领袖一面办公，一面疗伤。”
    回到南京，陈果夫给蒋介石介绍了一位张大夫，据说这是一位“气功大师”，给老蒋“发功”，每天上下午各一次。
    据张毓中回忆：“张医师年约六十余岁，人粗壮，留长须，瘸左脚，和我心目中的‘仙风道骨’大不相同。在做气功治疗时，领袖随意的穿著短袄，轻松的坐在没有靠背与扶手的凳子上，张医师脚蹬弓步，两手手掌微微张开，夹在领袖胸背部，隔着短袄，不急不徐的上下推按，偶尔可听到他手掌接触短袄的沙沙之声。最初推拿为半小时，以后与时俱进，一周后，已达一小时之久。治疗时，我侍卫人员站立两旁，目不转睛的注意着这位神秘医生，见他推拿不久就开始额角微微出汗，再慢慢冒出汗珠子，最后满头大汗，可见他体力之损耗。在张医师推拿期间，领袖闭目养神，神色自若，一无倦怠之情，似乎气功确实有效。以后张医师随领袖到南京、牯岭等处，每日上午为领袖推拿一次，治疗了一个月，从未一日间断。”
    除了气功，还专门请了一个护士，为老蒋做电疗，张毓中说：“在中西合壁、双管齐下的治疗后，领袖康复得很快，到底是电疗，还是气功比较有疗效，就不得而知了。”
        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没有完全治好，从西安事变之后，老蒋终生受腰疾困扰。
    除了休假、出殡、养伤，老蒋到奉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事宜。
    1937年 1月 4日，老蒋给国民政府呈了一个文，要求“特赦张学良”，其中称：
    “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宏。……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材孔亟。该员年力富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澈悟，倘复加之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不为开迁善向上之路。”因此，老蒋建议“将该员应得之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借瞻后效。”
    同日，国民政府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
    “严加管束”的地点，老蒋选在了自己的老家奉化溪口，让张学良来“读书悔过”，一方面，这地方与世隔绝，可确保安全；一方面，西北方面已经有鼓噪起来的迹象，需要随时令张学良配合做安抚工作，把张放在身边，“耳提面命”，比较方便。
    张学良转到溪口，“临时看守”黄仁霖自然不可能跟着走，这个事情，当仁不让地应该由特务处来承担。
    “勤王“归来的戴笠，此时正红得发紫，心情舒畅得不得了。回到南京的第二天晚上，他就找到了蒋介石身边的特务股股长黎铁汉，一通暴吹。
    按说，黎铁汉和他的手下是应该陪着蒋介石去西安的，事实上，黎铁汉也确实给老蒋呈了文，要求随侍西安之行。
    为什么没去成——这事要问蒋孝先。
    1935年，蒋孝先的宪兵 3团被日本人挤出北平，改驻重庆，蒋孝先则留在南京，任侍从室第一处第三组组长。这下可好了，原来直属侍卫长的侍卫各组，均降一格改为“股”级单位，这样一来。原本直属于侍从室的黎铁汉，等于凭空多出来一个上级蒋孝先！
    蒋孝先亦是眼高于顶的人物，背着黄埔一期的金字招牌，又是蒋介石的亲戚，寻常没人招惹他，搞得骄狂无比，眼睛里没谁。用张毓中的话说：“他的出身与背景更非一般人之所能及，在当时被公认为日后必会飞黄腾达、不可一世的重要人物。
    这样一个人，戴笠派来这几个小特务，怎么能入他的“法眼”！
    张毓中说：“当蒋组长接事之初，因为种种政治渊源，我们已有寒冬即将来临的不祥预感。不过我们仍天真地认为，以蒋组长的才智与气度，应当不会有门户之见。谁知就在极短期间之内，蒋组长所流露出来的冷漠与轻视，比以前的宣侍卫长更加令人难堪。他视我们如一般宪警，甚至要我们担任岗哨工作，他对我们特务股的轻视，几乎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

    按：“宣侍卫长”指宣铁吾。其实宣原本对黎铁汉等人很器重的，是特务处自己把事办“拧”了，结果与宣铁吾关系搞得很僵，这件事以后再说。

    1936年 9月，老蒋飞广州处理“两广事变“的善后事宜，9 月24日回到南昌，从此一直到西安出事，特务股与蒋介石之间，就被蒋孝先隔离开来，始终处于“投闲置散”的境地。黎铁汉曾往西安发电，“请示特务股人员行止”，蒋孝先连理都不理。张毓中说：“被打入冷宫的的感受，真有说不出的凄凉。”
    据张毓中回忆，蒋回到南京之后，马上追查特务股为什么没去西安，黎铁汉把自己给蒋孝先的密电底稿给他看，老蒋看后“默然不语”。
    是啊，蒋孝先命都没了，还能说什么呢。
    同时，张毓中很自信地认为，如果特务股随从蒋介石去西安，“情况必大不相同”，他说：“我们特务股的工作大致分成经常与临时两种。领袖巡视各地时采取的是临时警卫，也就是针对当时当地的情况作资料搜集，配合领袖的节目和行动拟定警卫计划，并和军统局、宪兵等单位密切配合，周密地负起护卫领袖安全的任务。”
    张毓中说：“东北军分子复杂，军心不稳，被中共渗透的情报，早已不是秘密。照理说领袖去西安，理应提高警觉，加强警卫部署，采取严密防范措施才对。而西安之行，不但特务股被排挤留在南京，侍从人员也毫无警觉之心，对叛逆部队的调动、实施戒严、包围华清池等的一连串行动，居然一无所知。……以这次西安事变来说，叛军深夜戒严部署等行动，不可能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然侍卫人员居然毫无警觉戒备。”
    张毓中认为：“这并不是说特务股去了西安，事变就不会发生。但我们自信，至少会发现一些叛军的行动迹象。”
    同时，张毓中也说：“不过，退一步来说，如果我们去了西安，我们也可能早已为国捐躯，一去不返了。”
    因此，戴笠一回来，就找到黎铁汉，研究进一步加强安全工作的措施，同时顺便炫耀一下自己“舍身救主”的光荣业绩。
    黎铁汉与张毓中的关系很好，曾对他讲了与戴笠谈话的情况。当时，戴笠是这样说的：
    “我知道了西安事变后，内心的悲痛简直无法形容，当时只想已死以报知遇之恩，但冷静一想，事变真相未明，领袖生死未卜，我要做的事还有很多，而且死要死得轰轰烈烈，要有交代，更要紧的就是先要知道领袖是否受到伤害。”
    “对去西安，我早有应变的计划和措施，并作了最坏的打算，嘱咐（郑）介民、（毛）人凤兄等作后事准备。想到此行任务之艰巨，临行之前，免不了生离死别，凄苦悲痛，泪流满襟。”
    “我自信长于分析，有应变能力，只要我能随夫人同机到西安机场，再同车到西安见到了张副总司令，我相信就有死里逃生的机会。我和夫人同机同车抵达西安，由于保密的成功，以及夫人的爱护，在对方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我终于成功的会见了张副总司令。”
    “我和张副总司令有深厚的友谊，当他看到我出现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迟疑了片刻俊对我说：‘你不该来的，我没有把握保障你的安全。……’”
    “我严肃沉痛的回答：‘我是来求死的，只要知道领袖平安，我就定死也瞑目了，但定我要死，也一定要死在你副总司令的面前……’”
    “最后当我见到领袖时，蒙领袖关爱慰勉，感慨的说：‘总理蒙难时，在极危险的情况下，我单独前去侍奉左右，今日我有难了，又有谁呢?’很明显的，领袖足诧，在众多学生中，只有我冒险赴难，我听了悲喜交加，激动得泣下成声。”
    戴笠这一番话，前面讲的，基本合情合理，最起码靠谱。到最后引述老蒋这一句，即“总理蒙难时，在极危险的情况下，我单独前去侍奉左右，今日我有难了，又有谁呢”，恐怕就说不清了，反正谁也不可能找老蒋去核实。
    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安事变，使老蒋对戴笠的信任又加深了一层，这是没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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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2 09:12

32、管束张学良（2）

    1938年 1月13日，戴笠陪着张学良来到了溪口。
    在当天的日记中，张学良写到：“早雨农陪鸾妹（赵一荻）来，她见我泪流，真儿女之情也，……十一点由南京起飞，米瑞风（峰）同行，余在飞机上想此行，有何上策，上可以对得起国家蒋先生，下可以对得起多年僚属及东北父老，惶（彷徨）万虑，只有尽人事听天命。一点到，子文来接，先到文昌阁，有徐次辰（永昌）、张伯英在，张伯英谈彼去西安。”
    文昌阁是溪口的一处名胜，蒋介石小的时候，蒋母王采玉就经常带着他来拜“文昌帝君”。1924年，蒋介石跟孙中山闹脾气，辞去“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于 2月21日回到家乡，第一件事就是来参拜文昌阁。
    回来一看，建筑已经破败不堪，于是，蒋决定个人出资对文昌阁进行修缮，并责成其兄蒋介卿经理此事。当时，蒋介卿还有点心疼钱，说文昌阁是大家的活动场所，要修，大家一起出钱，凭什么要我们蒋家独自承担费用？蒋介石说：“兄长不必多言，我自有道理。”
    修好以后，蒋介石将文昌阁改名为“乐亭”。1927年 8月14日，蒋介石“下野”，回到溪口，遂将乐亭作为他的别墅和书房。就是在这里，蒋介石对他倾慕已久的宋美龄小姐展开了感情“攻势”，并如愿以偿地于当年12月 1日与宋结为伉俪。

    当时蒋介石给宋美龄写了一封求婚信，这封信颇见水平既情真意切又不失身份。此时，陈布雷已经来到蒋的身边，不会连这封信也是陈“捉刀”吧：
    “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据实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于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不久前，蒋介石回到溪口，住在蒋母墓庐慈庵养伤，将文昌阁安排给了张学良，让他“读书改过”
    戴笠自然不可能总在溪口陪着张学良，他选择了特务队长刘乙光作为看守长。
    刘乙光，1898年生，湖南永兴人。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
    跟特务处的许多人一样，刘乙光也是教师出身，毕业于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学校的时候，刘乙光有个同乡加同学，叫黄克诚，俩人关系不错，毕业时，黄劝他到广州去投身革命。二人遂结伴来到广州，刘乙光顺利地考入军校四期政治三队，同一队的同学中，有一个日后名垂史册的人物，那就是率八百孤军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另外，还有日后成为特务处同事的娄剑如、还有在船上与周伟龙“比赛戒烟”的刘凤轩。
    黄克诚并没有进黄埔，而是根据党的安排，考入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毕业后适逢北伐，黄被派到北伐前敌政治部搞宣传，大革命失败以后，黄克诚回到家乡搞武装暴动。
    1928年10月，湘南暴动失败，黄克诚准备到上海与组织接上关系，千辛万苦来到南京，盘费用尽。于是，黄克诚去找他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另一个同学，军校一期的曹日晖，想跟他借点钱。
    曹日晖也是湖南永兴人，此时是国民革命军中的一个团长，他不愿惹这个麻烦，但也没有出卖黄，对他说，我们的另一个同学刘乙光，现在中央军校工作，你去找他吧。
    刘乙光同样参加了北伐，在武汉与部队分开，几经辗转来到南京，在中央军校帮忙，他借工作之便将黄等带到上海，并定期接济他生活费。不久，刘自己在中央军校的那份工作也丢了，帮不了黄克诚了。
    经过许多波折，黄克诚找到了组织，并被派回武汉进行秘密工作。在湖北，黄、刘二人再一次不期而遇，此时，刘乙光任国民革命军第 2师第 2旅少校训练官。刘对黄，依然是那么热情，帮他伪造了小学教师的简历，并介绍他到第 2师政训处训育科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授少尉军衔，为黄找到了一个掩护身份和经济来源。
    此时的第 2师政训处，处长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康泽，但此时，他那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军委会“别动队”还没有成立。
    1930年初，我党在武汉的组织被敌人破获，牵连到黄克诚，因此，组织决定令黄立即转移。恰在此时，第 2师政训处撤销，所有人员均被遣散，这下正好省了黄克诚的事，免得向部队请假了。否则，干得好好的，突然不干了，显得十分不合乎情理，万一引起怀疑，还可能会牵连到刘乙光。
    据黄克诚回忆，当他离开部队时，康泽还曾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黄说打算回老家去当教师，康说：“那很好嘛。”
    黄克诚又去向刘乙光辞行，对自己今后的行止，黄没有隐瞒，“据实以告”，刘则表示，自己也想去当红军，等把家属安排好，就要去苏区。
    刘乙光几次出手出手相助，给黄克诚留下很深的印象。晚年，他在《黄克诚自述》中说：“我对刘乙光这位同乡可谓有点患难交情了，通过这一段的相处，我感到他是一个乐于助人有能同情革命的人。”
    从此，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刘也没有去苏区，而是像黄克诚所说的，“他以后又向右转，完全投到反革命一边去了。”
    1932年，刘乙光被戴笠看中，选入“洪公祠特训班”第一期受训，毕业后留在南京特务处本部工作，1935年升任特务队队长。
    刘乙光是一个非常刻板的人，执行上级命令丝毫不打折扣。因此，被戴笠选来“管束”张学良。
    这个任务其实很难完成。
    其一，张学良虽被判了十年，但已经“赦免”，从形式上讲，张是自由的，管束一个“自由”人，先就理屈。
    其二，张学良曾经是陆海空军副司令，在他面前，刘乙光不过一个无名小卒，要搁过去，刘乙光想见张副司令的面，上报纸上找去吧。别说刘乙光，像李烈钧这样的老前辈，都忌惮张学良“国军一级上将”的地位。
    其三，张学良不仅是老蒋的义弟，也是戴笠的义弟，这可怎么“管”法，深了不是、浅了不是。既要给他一定的自由度，又不能让他跑了，更不能让他死了；既不能惹他生气，又不能跟他走得太近了，更不能逢迎；既要监视他的一切活动、随时报告，还不能引起张学良的反感。否则，以张的身份地位，虽在监禁中，要想给这几个小特务出难题，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最难的，还得说是保证张的安全，别叫东北军给劫跑喽。到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刘乙光带着张学良东跑西跑，最担心的就是张的安全，哪怕自己死了都不能让张死了，整天提心吊胆，苦不堪言。
    从1937年到1962年，刘乙光陪伴了张学良25年，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比于凤至在张学良身边的时间还多一年。
    这25年，张学良固然处于被幽禁的状态，而刘乙光又何曾有过自由。
        25年是何等的漫长，张学良固然很清楚，刘乙光的内心，又何尝不是冷暖自知呢。
    刘乙光之下，特务队副队长，是曾经参与暗杀史量才的许建业（与《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同名）。后来中美合作所成立，许被调去任汽车总队队长，接替他任特务队副队长的，是熊仲清。
    熊仲青，1907年生，湖北人。
    熊仲青也是杭州特训班甲班第一期毕业生，与张毓中是同学。毕业后分配到特务处直属特务队工作。
    熊仲青跟随张学良的时间是最长的，比刘乙光还多 5年。
    看守当中，也有跟随张学良时间很长的，比如邱秀虎。
    1936年12月27日，邱秀虎等由特务处本部特务队选调出来的十个特务，跟随刘乙光“进驻”宋子文公馆，对张学良进行监视，从此，邱秀虎一直跟随张学良，直到1946年11月，张离开大陆移居台北井上温泉，前后整整10年。
    据邱回忆，张在宋子文公馆的 6天时间，基本上还是自由的，想去哪里都可以，只是由特务们暗中跟随。等移居孔祥熙公馆，暗中监视就变成了公开的，出门也不行了。孔公馆二楼张学良卧室门口，不仅有武装宪兵，还有特务处和宪兵司令部各一名便衣，公馆的楼下和大门外也加了武装警卫，不得随意出入。
    据邱秀虎回忆，31日张学良被审判那天，门前来了一个年轻人，穿着“国军”军服，东北口音，说：“我是张将军的弟弟，请你们允许我去看望他。”
    当时正赶上邱本人当班，他说：“这里没有这个人。”
    对方再三恳求，邱等狠起心肠，说“没有这个人”，这个年轻人“满眶泪水”，在门前伫立了一个多小时，直到邱等喝斥他赶快走，“他才怅然离开，边走还边回头看望这幢华丽的房子”。
    邱说，事后，他们才知道，这个年轻人，正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当时，他正在南京中央军校受训。
    在孔祥熙公馆住了两个星期，邱秀虎等“陪同”张学良来到奉化溪口，入住乐亭。
    张学良在乐亭只住了10天，即移居中国旅行社雪窦山招待所，这才是老蒋为他安排的正式住处。
    武岭学校校长张明镐后来回忆：“据当时侍卫张学良书房卧室的张宝顺说，南京派往雪窦寺别墅的武装宪警及便衣特务共为五十余人，多数是戴笠的部下，再加上其他厨师、工友、轿夫以及勤杂人员等二十余人，为软禁张学良一人所需的监卫杂务人等总计竟达七十人其上，俨然形成一个小兵营。”

    按：武岭学校虽名为学校，其实包含许多机构，甚至包括农场等等，一切均由张明镐管理，所以，张的职责多少有点类似于黄仁霖，即老蒋在家乡的小“内务府总管”，因此张明镐对当时的情况非常了解。

    雪窦山是溪口的名胜，中国旅行社一共有十几间房子，刘乙光把这些房子全部包了下来给张学良住，有寝室、会客室、书房、洗澡间等等，由刘乙光、徐建业两个队长陪张学良住在这里。其他警卫和一个宪兵连则住在 500米以外的雪窦寺。
    据邱回忆，张学良所住的这个别墅，在当时有一个官方的名称，叫做“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相应地，刘乙光他们这支“特种部队”，就叫做“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除了队长刘乙光、队附徐建业以外，尚有负责财务的副官、专事为张学良办理伙食并采买各类应用物品的事务员等等。警卫人员大约有30人，分成 4个小组，轮流值班，“任务是将张的一言一行、生活情况详细地做秘密记载，向队长汇报。
    张学良在雪窦山一共住了11个月，在这段时间中，前期，主要是配合蒋介石处理西安事变的余波。
    据张毓中回忆：“领袖自到慈庵，名为休息疗病，实际上每日接见宾客、召见部属、批阅公文、电话指挥等等，依然日理万机，辛劳万分。”
    “慈庵的中式平房，隔音设备极差，不论办公室、客厅和卧室，不分昼夜，只要我们当值，都能听到室内谈话。领袖召见的人，以戴笠和张冲两先生为最多，几乎每隔一天，领袖就会派专机去接他们前来。戴、张两位先生都以神秘著称，凑巧戴先生是我的老师与长官，张先生是我温州小同乡和本家，我平时就很清楚他们的神秘任务，当然也知道戴先生之来与东北军的调防与整训有关，张先生则为了协调沟通等待殊任务而来。”
    西安事变的解决，其实分为两个阶段，蒋介石被释放，只是第一阶段，并不是说老蒋一回南京，就万事大吉了，西北还有几十万军队在那儿等着张学良回去呢。
    殆张学良被扣押，接着又判了十年刑，西北立时就热闹了。
    1937年 1月 5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冯钦哉、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徵流、刘多荃等 9人连名发出“歌”电，其中称：“客岁双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迭经电达，谅邀洞察。当蒋委员长在陕时，虎城等追随张副司令之后，以文电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反复陈情，深蒙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
    “正当蒋委员长休沐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队非惟未遵令东还，而反大量西进，计有……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作挑战之形势，更复时时截断电话、始终阻碍通车，以致群情愤激，万众犹疑，是始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而以封锁作慢性之迫胁。”
    “歌电”表示：“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萁豆相煎之争。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令。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诚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之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不悔! 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兵争，则谁肇内乱之端? 谁召亡国之祸? 举世纵然不评，青史自有直笔也。血泪陈词，非敢耸听，举国上下，幸鉴愚衷，远锡教言，尤所企盼。”
    “中枢”与西北之间，再一次走到了战争的十字路口，情势万分危急。
    据张毓中回忆：“一天早晨，我听见领袖在电话中命令何应钦部长：‘……限他们（指东北军》于今天十二时前遵照所颁命令行动，如再有违抗拖延，就在下午开始轰炸……’很明显的，东北军仍有要挟抗命之意。这也显示情势之演变，已到了危急的局面，一旦中央采取军事行动，内战势所难免。”
    张学良在 1月 8日的日记中说：“雨农由奉化返，交来蒋先生一函，今亲函虎城及各军友，要遵中央令。”
    戴笠是头一天来的，带来一封蒋介石的信，要他给西北方面做工作，不要跟“中央”对立，这封信是这样说的：“关于陕甘善后办法，中( 正 )意：( 一 )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帅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往率领，使免分散，以备为国效命。( 二 )虎城可酌留部分军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权。请兄手谕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若再不遵中央措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内战。而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在于军事。兄如有所见，并请酌为补充为荷。”
    从 1月 7日到 1月29日，张学良给杨虎城及他的东北军老部下，一共写了 8封信，要求他们服从“中央”，放弃对立，并明确指出：“若今日再不接受( 中央方案 )，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

    按：所谓“中央方案”，是指老蒋提出来的和平解决双方对立的两个方案：
    甲案：东北军调往甘肃，17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回陕北，中央军进驻潼关至宝鸡铁路沿线各县。
    乙案：东北军调往河南、安徽，17路军调去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进驻潼关到宝鸡铁路沿线各县。
    在张的劝说与斡旋之下，1 月16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发表通电，杨虎城、于学忠宣布接受南京政府“撤职留任”处分，分别就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职务，孙蔚如则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通电并宣布取消“自1936年12月12日以来成立的一切临时组织”。
    1 月23日，顾祝同开始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采取军事行动，以给西安方面造成压力。1 月28日，东北军与顾祝同达成东北军七天内将渭河南岸部队撤到渭河北岸的协议。同日，第十七路军同意采取蒋介石提出的甲案。
    至此，西北与“中央”的对立局面结束，张学良在 1月29日致东北军高级将领的信中说：“顷闻大家节能接受中央命令，甚为欣快。但又闻各师团长中多有以良之问题尚未能一致者。目下大局及国家问题重于良个人问题千百倍，诸兄对良之爱护，听闻之下，十分感愧。……在今日情势之下，切盼兄等劝谕部下，本良救国勿祸国之初衷，万勿斤斤于良个人问题，致误大局。现陕事委座已交由顾主任全权处理，瑞风、韵卿两兄亦已代表兄等前往接洽。务必遵照委座之意旨及前方所商之办法，迅速实施，勿再迁延为幸。良在此一切甚好，请勿过念。兹因顾虑前方情形，特修此书飞送转达。”
    平心而论，东北军驻扎在渭河南岸还是渭河北岸，以及是否屈从于老蒋的压力、面子上好不好看，等等，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持部队的完整，才能保持对老蒋的压力，才有营救张学良的砝码，因此，这个结果并不算太坏。
    对此，张学良心里很明白，保住东北军的独立存在，既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需要，只是不好在信里明说就是了。东北军的一部分高级将领应该也明白这个道理。
    然而，恰恰是一部分不明白的人坏了事。
    三天之后，西安就发生了少壮派军人杀害王以哲的“二二事件”，造成了东北军的分裂，同时，也破坏了原有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三位一体”的联合局面，就此，情势急转直下，顷刻之间就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1937年 2月 8日，顾祝同进驻西安，随即召开东北军整编会议。此后，东北军被改编为 6个军，除骑兵军外，各步兵军均由每军 4个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 2个师、每师 2个旅的乙种军编制，并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中分割调配到全国各个战场，风云一时的东北军，就此不存在了。
    张学良在“工作”之余，还要会客。
    很显然地，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见张学良的，所有来的人，都是衔蒋之命来的，凡来的，不是出于“斡旋”西北情势的需要，就是来给张学良洗脑的。
    来得最勤的，自然是戴笠，恨不得一天跑一趟，一方面是经常要传达老蒋对张学良的指令，另一方面，戴笠也是尽可能找机会来看看张，也视察一下“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的内卫、服务等等。
    再就是东北军的老部下，都是老蒋派来的，让他们做张学良的工作。戢翼翘、刘哲、莫德惠等三人就是出于这个目的去的。
    戢翼翘我们原来说过，张学良任陆海空军副司令、驻北平的时候，戢是他的北平行营参谋长，主持日常工作，时任军事参议院参议。刘哲是张作霖的好友，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东北的著名诗人、书法家，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常委。莫德惠是满族人，本姓为莫尔登氏，曾首倡建立沈阳故宫博物院，并曾任东北大学校长等职。
    这三个人都是东北军的元老、重臣，也是张的父执，劝说张学良会有一定效果，因此，1937年 1月 2日，蒋令何应钦写信给戢翼翘，让他们去南京，找张学良谈两件事：第一是安慰他，告诉他“将来不会有什么大危险的”；第二，老蒋准备派王树常到西安去，代替张指挥东北军，要他们让张学良给东北军写信，要求他们服从王的领导，不要出事。
    1 月 4日，王树常与戢翼翘等一同去看张学良，“到了别墅，看到武装卫队整齐严肃。”
    戢翼翘说：“政府派王树常去代你管理东北军，请你给他们一封信，叫他们服从。”
    张一听就急了，说：“不行，非我回去不可，杨虎城一定维持不住，军队一定要出事，王树常是好人，一去一定要受收拾的。一定要我回去。”后来又一再说：“非我回去不可，我回去不会出事。要出事了！要出事了！”
    戢翼翘回忆说：“我们讲话时，有四个人监视，拿着簿子记，显然讲什么都记起来。张也没写什么，他似乎有自杀的意念，中央就怕他自杀。我们劝他忍耐些，安慰他，告辞出来。”
    几个人出来以后，就去找何应钦，向他建议：“第一、要减轻他的精神负担，外面不要武装卫兵，铁门不要加锁，警卫人员改用和气一点的便衣人员，在附近暗中警戒，铁锁去掉后有人出入时不会哗啦哗啦响，反正他跑不掉的。第二、把他的太太接来，让他们一起住，才不会一个人想不开，也有人在旁安慰，好过一点。”
    此后，对张的看守果然稍稍“人性化”一些了
    张被软禁之后，与他盘桓时间最长的，就要数刚从西安被“释放”不久的邵力子了。
    在西安被扣押的高级官员们是12月25日被释放的，据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回忆，当天下午，杨虎城忽然来看他，说刚刚把蒋介石送走，张学良也跟着一块去了南京。然后即向邵力子“诚恳道歉”：“这次的事自问动机纯洁，做得却不够好，因而使您受惊，夫人受伤，真觉不安。”
    邵力子说：“事变既得和平解决，过去一切不愉快的事，都不必再谈，惟愿一致救国的愿望能够迅速实现！”
    杨又说：“即日要欢送事变中扣留的各将领回南京，但希望您能留下来，继续主持省政。”
    邵力子说：“我还可以主持省政吗?”
    杨说：“为什么不可以，我们都希望您留下来。”
    26日晚，杨虎城摆酒宴请扣留高级将领和其他人，同时也是为他们明天乘飞机回南京“饯行”。在当时的情况下，谁都想赶快逃离西安这个是非之地，因为老蒋虽然走了，但双方的对立局面并没有接触，不定哪天就打起来了。但邵力子看杨虎城的态度很诚恳，就留下来了。
    晚宴过后，邵力子家中，来了两位令他意想不到的客人。
    邵力子说：“中国共产党应邀来西安的两位领导人物来看我，这两位是中共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红军参谋长叶剑英( 中共代表还有博古，没有来 )。周恩来先生是我一九二五年在汕头时领受过多次教益的，叶剑英先生也是那年在广州认识的，都是我最敬佩的人。这晚宾主间的谈话没有拘束，我全神贯注地静听客人的话。他们谈了这次来西安的经过，到西安以后的工作，这次事变解决的过程，以及事变结束后的期待。他们也谈了当前中国的处境和前途，全国人民的责任，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使命。”

    按：邵力子也曾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是周恩来的后任，不过中间还隔了卜士奇和包惠僧两任。邵所说的“周恩来先生是我一九二五年在汕头时领受过多次教益的”，是指1925年的第二次东征，是年11月 4日晚 8时，时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率东征军第 1师攻克汕头。次日下午，蒋介石同参谋长陈倬、军校政治部主任邵力子等，在各界5000余人的欢迎中进驻汕头，这是周、邵二人订交的开始。
    特别要说明的是，当时的邵力子，还是公开参加组织生活的中共党员。

    邵还说：“周恩来是参加张、杨同蒋的谈判的。据说蒋在看到张陪同周见他时，神经似受极度震动，面色惨白，随着周对他和蔼的态度而逐渐恢复常态。周当时即开诚地谈中共对于国难的态度，并表示希望蒋能领导抗日。这以后，张、杨与蒋谈判抗日纲领时，他都参加。”
    到28日，杨虎城拿着张学良的亲笔信来找邵，信中说，蒋盼望邵力子即日回京，张已同意。“杨表示惜别，并希望我能有机会再来陕西。我表示谢意，并说后会有期，愿努力。”
    邵力子回到南京之后不久，老蒋就派邵力子夫妇到溪口为张学良“伴读”。邱秀虎说：“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傅学文与张将军情谊甚深，为了解除张的沉闷，还在雪窦山陪同张住了一个多月。邵力子先生夫妇在山上的时候正是夏天，雪窦山到处都是绿荫丛林，气候凉爽。他们与张经常到山上去野餐，每次张将军与邵先生夫妇都是谈得津津有味。”
    据邵力子回忆：“我到时，已有一位徐道邻( 徐树铮之子 )在伴读，我只挂一个名而已。张读什么书，现在已记不起来。
    邵力子说，有一天闲谈，张说：“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护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到西安，这出戏岂不可成为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极好的戏竟演坏了！”
    邵力子说：“张讲这话时，神情似兴奋又似懊丧，我觉张的英雄主义真浓厚，只能答复他说：‘这已是过去的事，您也不会有所追悔，还是安心多读一些有益的书吧。’”
    邵力子看张学良看得很透，他这句“英雄主义真浓厚”，评价得也很准确。
    另外，还有一些人经蒋批准，来看望张学良，自然，这都是身份非同一般的人，如汪精卫、宋子文、钱大钧、吴国桢、陈布雷、贺耀祖，还有外国人端纳，还有曾在洛阳高呼“打倒张学良”的祝绍周，等等。
    这些人中，有的待一会儿就走了，有的留下来吃顿饭，如汪精卫、端纳、莫德惠等。
    待得时间最长的是宋子文，住了一晚上，可见“国舅爷”确实不一样，蒋对他也无可奈何。据邱秀虎说：“宋子文来，张陪同他游览山上名胜。他们谈话比较随便自然，没有什么拘束。宋在山上住了一晚，晚间与张抵足而谈，第二天清晨始离去。分别时，有依依不舍的表情。

        按：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宋二人就有很好的私交，张学良的毒瘾就是在宋子文的帮助下戒断的。

    据邱秀虎回忆：张学良被囚的初期，特别是刚刚被“判刑”、住在孔祥熙公馆的时候，心情非常坏，整天一句话都不说。
    当时特务们发现张在睡觉时，总是把身上穿的一件背心脱下来地垫在床上，然后睡住背心上，他们觉得十分可疑，认为这件背心里一定藏有什么秘密，或者有武器，但又不敢去检查，于是就向宪兵特高祖反映。特高祖听了，就派了一个宪兵，趁张学良睡熟后翻身的时候去检查，结果被张发现，张非常生气，大声说：“你们真缺德！真缺德！”据邱说，“这是张将军被囚禁后所讲的第一句话，可见他的心情是何等的忿懑！”
    到了奉化以后，夫人的到来，令张的情绪大为好转。
    先来的是于凤至。于凤至与张学良已经分别整整 3年了。
    1933年 3月11日，张学良因热河失陷“通电”辞职，次日即到上海，等待宋子文为他办理出国手续。
    在此期间，张学良办了一件令他受益终生的大事——戒毒。
    张最初是吸食鸦片，后来又改为吗啡，当时张的毒瘾已经非常严重，据其部下王卓然回忆：“他每日要打 400多药针，才能过瘾。你知道这 400多药针有多大力量吗？据医生说，这 400多针，若是一次给无病的人打上，每人一次打上10针，可以打死或重病40多人。”
    宋看了十分痛心，他对张说，你这样跑到国外去，别人不更得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了么，张深以为然，于是痛下决心，准备戒毒。宋为他请了有名的上海疗养院的米勒博士，米勒与张学良也是朋友，否则也不敢承担这个任务。
    据张回忆这一段时间的情景时说：“我在昏迷时，我的部属，曾对米勒大夫声言，假如把我给戒死了，他们会把大夫给枪毙了。”可见戒毒之艰难。
    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下定决心的张学良终于戒掉了毒瘾，随即于 4月11日携于凤至等出洋，据张说，之所以走的这么匆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换一个环境，远离毒品，以免复发。
    期间，张学良游历意大利、英国等国，1934年初，张奉蒋之命回国，因孩子在英国读书，所以于就留在国外，没有与张一起回来。
    1934年 1月 8日张学良回国抵上海，2 月 4日，蒋介石在杭州与张学良、宋子文、孔祥熙会谈。期间谈到张学良的工作问题，张本人表示愿意担任蒋的侍从室主任，“随侍学习”。蒋不同意，让他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给自己当副手，主持工作。张学良一开始不想去，但推也推不掉，只好于 3月 3日在武昌就职，并于1935年 9月尾随红军进入西北，没想到这一去落得这步田地。
    对此：于凤至后来说：“当时我身在英国，在这关系汉卿一生自由的关键时刻，我不在他身旁，我一生痛悔的事，就是没有阻止他陪送蒋先生去南京。”
    邱秀虎说：“就在张将军心情极端苦闷，精神万分颓丧的时候，张夫人于凤至来到了雪窦山，使沉闷的雪窦山气氛为之一变，活跃起来，张将军从沉默寡言变为谈笑风生，愁云密布的脸上，开始出现笑容。
    于凤至在雪窦山住了大约一个月，就回上海去了。接着来的是赵四小姐。据邱回忆：“在这段期间，于凤至和赵绮霞是轮流来陪伴张的。每逢周末，这个由上海乘轮船来宁波，那个就由宁波乘江轮去上海。她俩也曾共同住在一起过，相处得很和睦，不过时间很短。”
    1937年 3月，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儿子张闾琳也从美国来到了雪窦山，张学良非常高兴。张闾琳当时只有 6岁，由于他是在美国长大的，不会说汉语。邱秀虎说，如果他要吃蛋炒饭，会说成是“我要吃饭炒蛋”。张闾琳走的时候，张学良夫妇都恋恋不舍，赵四流下了眼泪，“当年驰骋疆场的少帅也不免动了儿女之情，眼眶都润湿了。”
    对于凤至和赵四带来的东西，特务们都要进行检查，怕他们暗中携带枪支弹药。但是，碍于张的身份又不敢太过分，于是每次于或赵来的时候，都是派副官应汉民到宁波，以迎接的名义，授意宁波警察局在轮船码头进行检查，但始终未查出什么名堂。
    事实上，张学良夫妇对特务们都很好，经常给他们一些礼物，一次，于凤至从上海来，带了很多东西让刘乙光分给大家，“每人珍珠罗翻领汗衫一件，卡叽布短裤一条；队长和队附另加送派克钢笔一支。”
    看守张学良的特务们，以南方人居多，只有邱秀虎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而且又负责一些行政事务，跟于凤至有时能聊一聊。据邱说：“记得在炎热的暑天，张将军每天外出时，我大都跟随。因为太阳暴晒，有两次我又没有戴草帽，真是汗流浃背，汗衫也脱了，结果后背晒起了水泡，疼痛难当，睡觉也极为不便。于凤至知道了，她亲自拿药膏给我擦背上有水泡的地方。这件事，至今我印象还很深。”
    邱秀虎有个毛病，特别怕打针，1937年夏，不知因为什么传染病，大家都打了疫苗，邱坚决不打，说“打针反应我受不了，我愿意害霍乱病，宁死了都不打针。”张学良听了跟他开玩笑说：“你害霍乱病死了不要紧，传染给我们，怎么办？不行，不行，还是要打哟! ”邱还是不打，于是，张就拿了两片药给邱，说：“我算怕你，这是德国拜耳药厂的防疫药片，与注射打针有同样效力，又没有任何反应，快吃了吧! ”
    谈到张学良的“读书”，一开始真是拉开了很大的架势，老蒋还给他派来了一个老师。这位老先生姓步，据说是前清进士出身，奉命来教张学良学国学。
    为了营造学习的良好“氛围”，不光张要学，看守张的特务们也要跟着学，于是，刘乙光奉命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他本人、许建业，另外还挑了几个特务，买了四书五经，准备了纸笔，煞有介事地开始学习“国学”。
    最初学的是《论语》和《中庸》，每天由步老先生讲一个半小时，但效果很不好，首先是张学良没有什么兴趣，特务们就更甭提了，刘乙光是师范毕业的，可能还稍微好一些，其他的人简直如同听天书一般，不知所云。据邱说，大家都被“弄得昏昏欲睡，但还是勉强维持了六七次。最后张实在不愿意学，特务们也巴不得这个“读书会”早点垮台。在大家都不愿意的情况下，这位步老先生也感到自己这一套在这里不吃香，颇有自知之明，灰溜溜地夹着他的《论语》和《中庸》离开了雪窦山。”
    其实，张学良并不是不爱看书，但他的兴趣不是“国学”。据邱秀虎说，张在溪口的书房，“有三个书架，六尺高，分三层都摆满了书，大多是哲学书籍，另有很多外国画报和外文杂志。这些书籍画刊，都是从他上海住所运送来的。”
    宋子文经常在上海给张学良买书，再通过特务处给张寄过来，每次都寄来二三十本。或者是于凤至、赵四来的时候，给他带一些。特务们去宁波采购东西时，张学良也会开个单子，让他们帮助买书。
        这个时期，张学良还有看报的权利，据邱说：“我们也给张订了几种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时报》和外文的《宇林西报》等。每次报纸到来时，张都要浏览一遍。他喜欢看外国画报，我们订有一种。”
    张学良是好热闹的人，老看书也不行，邵力子来的时候，张就曾经诉苦：“我在书房简直坐不住，好象屁股上有刺一样。”邵力子说：“你喜欢在外面，就多在外面玩玩吧! ”
    张学良在奉化的这个阶段，是整个张在幽禁期间最放松、最“自在”的一个时期。
    邱秀虎说：“张将军在溪口这段时期，经常有人前来看望，陪着他游玩，生活和各方面招待也都比较好。雪窦山名胜较多，活动范围广阔，住所也较宽敞舒适，当时张并不感寂寞。他住在招待所时，对外没有保密，当地人和外地游客，都知道张住在这里。从表面上看，张在溪口期间，情绪还不是很苦闷的。”
    邱秀虎说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对张学良进行“管束”的各项“措施”、“工作流程”等等，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实践”，日臻”完善”，不用不错眼地搞“盯人防守”，所以，张的生活反而轻松了一些，甚至有心情外出游览了。
    张学良经常拿着地图，告诉刘乙光他们，要去哪里哪里玩，特务们就根据他“提出的时间、地点，先行布置，准备好游览和野餐的工作。”
    去得最多的，是溪口的风景区千丈崖，那里有一个大瀑布，“高数百丈，水流湍急，很是壮观。”这个景区现在还在，网上有照片，那瀑布真可以用“飞流直下三千尺”来形容，比庐山那个强多了。
    当时，千丈崖边还有一个庙，当游客们观看瀑布时，“和尚用美观的盘子装了许多枚大爆竹，供游客作游戏。游客将大爆竹点燃以后，用力向对面大瀑布扔去，爆竹发出的声音特别响，游客就给和尚钱。”
    久而久之，这个叫“天地晌”的爆竹钱就成了庙里的一项收入。张学良去的时候，一开始，和尚每次都用盘子端出“天地晌”来，张很感兴趣，但特务们并不是每次都给和尚钱。后来张学良再去的时候，和尚就不再提供这项服务了，跟他们要，也只拿出二、三个来。到最后再要，和尚干脆说没买，搞得张很扫兴。于是张对邱秀虎说：“可能是我们没有拿钱给和尚，所以他不肯拿出来，以后我们自己买来放吧! ”
    离溪口约一百多公里的新昌县有个名胜叫大佛寺，张很感兴趣，于是通知刘乙光说要前往游览。去外地，刘做不了主，经请示戴笠同意，于是张学良和赵四、刘乙光、许建业四个人乘卧车、另外十几个警卫乘大车，浩浩荡荡地就去了。和尚一看来这么多人，知道不是一般人，“便由方丈出来迎接，并向张将军详细介绍了大佛寺的沿革及其他情况，张听得津津有味，在寺内游览了一番。方丈还准备了三桌丰富可口的素餐招待我们，张和赵四小姐一直赞不绝口。”
    饭后，刘乙光向张建议应该捐点钱给大佛寺，于是张送了六十块钱，还说：“这个大佛真不小，可惜庙子没有很好修整。”
    某天，张学良游览归来，遇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从坡上看见在雪窦山寺庙门口有一个女人在那里指手大骂，方向是朝着我们的。当时还听不清楚她在骂谁，越走越近，骂的话已经听得清清楚楚了，原来这女人连哭带骂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将军。张当时很生气。”
    特务们一问，方知是蒋孝先的遗孀袁静芝，她是来雪窦寺给死去的丈夫做佛事的，见张游山归来，就破口大骂起来。
    当时张极为不爽，什么也没说，就回去了。后来气消了，觉得也有对不住蒋孝先的地方，于是拿出一笔钱来，给蒋孝先作法事，超度灵魂。
    蒋孝先有二子二女，后蒋经国带着其中的二女—子去了台湾，袁静芝和幼女则留在了大陆，解放以后，袁曾任宁波市政协委员。
    1937年阴历 3月20日，蒋介石的堂兄蒋介卿下葬，蒋家办白事，排场自然小不了，有头有脸的人都得来，当时祭奠灵堂设在蒋家祠堂，来宾则住在武岭学校。据张明镐回忆，“其中最引起溪口人注目的是冯玉祥，因冯是倒蒋反蒋的有名人物。他和居正同来，蒋介石特别接见了他们。武岭学校里的招待人员特别安置他们在大礼堂内一间小房间休息。”另外还有何应钦、俞飞鹏、朱家骅等等，杜月笙、王晓籁等人也来了。
    自然，张学良也去了，当时是刘乙光带着 4个警卫陪他去的。回来以后，前来吊丧的人多来顺便看看张学良，热闹了一番。
    蒋介卿出殡，所有费用全部由蒋介石承担，因此借着这次丧事，蒋介卿家还挣了一笔。据张明镐回忆，当时蒋的遗孀单氏曾去找总管丧事的蒋孝祥，说：“阿叔( 指蒋介石 )是不在乎的，他帮我家的忙也只有这一次了，你在账目中可以多报一些”，后来一算，单氏“干落“了4000快钱。
    据邱秀虎回忆雪窦山时期的张学良说：“张将军身体很好，当时是一个胖子，头发已经开始秃顶了。”据我们看到的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的照片，明显还是一个翩翩美“青年”，刚几个月的功夫，怎么会变成一个胖子，头发也掉了？
    其实很容易理解，心情不好，肯定要掉头发。至于身体发胖，则明显是失掉了原有的生活规律造成的。因此，张学良十分注意锻炼身体。
    由于张不同寻常的出身和经历，把他锻造成了一个大玩家，各类体育、娱乐活动，没有他不精通的。
    据邱秀虎回忆，张学良喜欢游泳，夏天经常到离雪窦山十里以外的沙堤大溪去游泳，从雪窦山别墅到沙堤，“中间有五华里是险峻的山坡，上下需用藤轿代步。监卫人员后来就在寺旁挖一小池，专供张游泳，从此就不到沙堤大溪去了。”
    很多体育运动是需要别人配合的，张学良一个人没法玩，得特务们与他一起玩才行，邱秀虎说：“张将军是爱好运动的，有时要在住所门口打排球，由队长刘乙光指定几个警卫陪他打。宪兵连的个别排长也陪他打。”
    但特务们毕竟不像张学良那样多才多艺，有的能陪，有的还真陪不起。邱秀虎说：“他还喜欢游泳，而且技术很好。我们警卫中有一个年轻人叫王心德，不会游泳。张有次游泳时，要他也下水游，他执意不肯，张看见王的那个窘相，便在水中纵声大笑起来。”
    在这时，张学良与特务们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每天晚饭后，张就找几个人陪他玩。“他从房里拿出外国跳棋、高尔夫球和其他玩具，到饭厅里教我们玩，有时他也打乒乓球。”
    张学良爱下象棋，而且下得特别好，邱秀虎说：“午饭后他略为休息，有时找我们警卫中的人下象棋。下得较好的余鉴声、吴时泰、王文晓、韩庆勋等都陪他下过。”
    邱秀虎说的韩庆勋，准确的名字，叫做韩庆恂。韩庆恂也是杭训班学员，与我们前面说过的王鲁翘是同学。
    推荐韩庆恂进特训班的，是他的堂兄韩庆堂。
    说起韩庆堂，武术界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一位继往开来的武术大师。
    1929年，杭州举办过一次“国术游艺大会”，实际上是全国武林高手的一次大比武，曾轰动一时，经过比武，选出了前十名，其中第 7、8、9名为山东即墨人包揽，获得第 7名的就是韩庆堂。
    韩庆堂生于1901年，是长拳名家姜本河的弟子，习少林功夫，后又进马良的山东武术传习所学习。1928年，韩庆堂入南京中央国术馆首期学习，1930年毕业，后被浙江警官学校聘为武术教官。
    特务们下不过他，觉得没劲，时间长了，就不爱下了。后来张就让他们一个车，让一个车也不行，就再让车、马。有一次，张找特务胡祥林来下，说：“我让你车、马，要是谁输了，就打三下手板。”结果胡祥林下了两盘都输了，挨了两次手板。以后胡再也不敢陪他下了，张乐得够呛。
    张学良有时也逗特务们玩，有一次，他问韩庆恂：“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韩说：“我是警官学校毕业的。”张学良听他是山东口音，就问：“青岛有个警犬学校，你是山东人，我当你是那个警犬学校毕业的哩。”韩不知张有意作弄，还一本正经地说：“哪里有警犬学校嘛？”张哈哈大笑。
    1937年11月 7日日夜里，中国旅行社社后厨突然起火，因山上汲水困难，无法抢救，所有房屋被全部焚毁。
    起火的原因，据邱秀虎回忆：“奉化山民传统习惯，逢时逢节都要做些土制点心。是年农厉八月十六日，张学良出外闲逛，看到农民在吃米制发酵馒头，打听一下，才知道是当地人过节的习俗。而他一时好奇，回到别墅后，就出钱叫厨师大量仿制，预备分赠全体警卫人员。到了第二天，因蒸烧时间过久，烟囱旁的天花板炙热烧焦，一时引起火灾。时值深夜，监卫人员已多数入睡，待发觉后进行抢救，已措手不及。
    起火以后，张学良并不慌乱，只是指挥特务们全力抢救他的四箱书画，“对其他用物，毫不介意”，他说：“书画是花钱亦买不到的”。
    此后不久，战事吃紧，刘乙光奉命将张学良转移到黄山，从此就开始了漫长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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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12 09:13

33、管束张学良（3）

    关于张学良与特务们的相处，可谓“前人之述备矣”，尤其是特务们对张的“虐待”，说得活灵活现，好像自己也参加过“虐待”张学良似的。这些说法当中，肯定有些是接近事实的，因为彼此之间，总归是看守与被看守的关系，不可能事事都由着张副司令的脾气。但如果说有意虐待，个人以为，就是借刘乙光们几个胆子，这些人也不敢。
    第一，张学良是戴笠的把弟，以戴笠之心狠手辣，他手下这些人去虐待张学良，岂不是吃饱了撑的。
    第二，老蒋可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要关张学良一辈子。张被终身监禁，是我们这些后人看到的结果，当时的人并不知道。万一哪天老蒋把张学良给放了，以张的身份地位，要“反攻倒算”几个小特务，如同碾死蚂蚁。除了自己找“不自在”，没有人会故意同张学良过不去的。
    引起争议最多的，自然是刘乙光，此人一辈子的最大成就，就是“管束”张学良，当了一辈子看守，最后熬成将官，也留下了一辈子的骂名。
    据说刘乙光有记日记的习惯，可惜，刘没有公开这些东西。既然刘自己不愿说这些事情，我们只能听听旁人是怎么说的。
    为了解当时的情况，郭冠英曾经采访刘乙光的儿子刘伯涵。

    按：郭冠英，生于1949年，时事评论家。

    郭冠英在台湾政治大学读新闻系的时候，与一位政治系同学王一方成为好友，这位王一方正是王新衡的儿子。
    王新衡，我们前面说过，与蒋经国是留苏的同学，回国以后，曾在张学良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当科长。1959年，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接管了负责“管束”张学良的保安处，从此开始与张学良第二次“来往”（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被蒋介石安排在溪口读书时，就曾经与张学良就伴），蒋经国考虑到王新衡与张学良有很好的私交，令王协助自己与张打交道。此后，张学良、张群、王新衡，还有著名画家张大千还组成了“三张一王”的“转转会”，定期聚会。
    正是通过王一方，郭冠英结识了他的父亲王新衡，又因偶然的际遇，认识了张学良。从此，用郭冠英的女儿郭采君的话说：“我爸爸不但进入了一个历史的宝库，他还想尽量打开库门，叫对张学良历史有兴趣的人，渴望着、争相想在他们画的史龙上点眼的人，进到这个宝库。”
    据郭冠英记载，关于刘乙光一家与张学良的关系，刘伯涵是这样说的：
    “我八岁就和张先生、赵四小姐生活在一起。张先生、赵四小姐待我们如亲生的子女一样，我们也把他们视若父母般敬爱。张的书房很整洁，藏书很多。二弟有时穿着臭袜子、脏裤子躺在书房的地上看书，张先生也不以为忤。书乱了就由杜副官收拾，后来我二弟学有所成，出国时，张先生和赵四小姐还送了路费，后来他成为了海水淡化专家。我妹妹则和赵四小姐特别亲。四小姐待她比母亲还好，张先生开朗幽默，我们在西子湾的时候，他会在院中挂了个大西瓜，叫我们回家来吃。我那时已经在巡逻舰上服务了，有时我在船上用望远镜就可以望见院宅中的大西瓜。”
    张学良确实很喜欢刘乙光的孩子，1956年 9月15日，张学良曾在日记中写道：“老刘（指刘乙光）谈到二麻子（刘次子的小名）即将出国，前拟赠之旅费，心领不受，惟拟借两万元的存单一用，用去作抵，两月后即可交还，余慨然诺之。”
    郭冠英又问刘伯涵：“你父亲对张先生和赵四小姐到底怎么样？”
    刘伯涵说：“有许多人都写张学良的幽居生活片断，甚至提到我父亲，毁誉参半。有些写的是事实，但有些把我父亲写成一个恶劣贪鄙的人、一个无人性的寡情牢头，把张先折磨得落发掉牙，苦弱不堪。其实张先生的身体一直健壮。……要说我父亲敢擅自克扣虐待，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就以同桌吃饭一事，我们和张先生同住一屋的两头，是戴先生决定的。他是想希望我们家人能陪陪张先生与四小姐。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们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但我们从没有见到张先生面露不悦之色。他似乎很高兴与我们聚在一起。……当然，张先生识事明理，知道我父亲是奉命执行任务。有其职责和立场。”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张、刘之间的关系：
    1954年年12月25日，张学良写：“早起写上总统及夫人（指蒋介石夫妇）信，交老刘请他派人送去。老刘阅后，认为他要自己亲送。于是我同他谈了我的心愿，彼愿传达，恐言错误事，请我写一简略给他。”
    事情的起因，是刘乙光要到台北阳明山去参加“高级官员集训班”，张学良听了，突发奇想，打算请求蒋介石，让自己也去参加集训。
    这件事，刘乙光觉得非常重要，担心派手下去送信误事，于是张学良把自己的想法又给他讲了一遍，讲一遍还不行，刘乙光又怕自己转述不够准确，让张给他写一个大概，他见了老蒋好照着说。
    12月27日：张学良写：“老刘由台北返来，告知彼到后即报到，总统夜九点即召见问他有什么事？彼即将信呈阅，又说出愿受训事。总统立刻承允，说好了。刘追问一句，何时乎？总统则答，容须布置布置。刘欢喜的一夜未能好睡。”
    “刘欢喜的一夜未能好睡”，是说当时蒋答应了张的请求，刘乙光高兴得一夜没睡着觉。
    哪知道蒋介石睡了一觉，第二天就变卦了，觉得放张出来不妥。对此，张学良的失望可想而知。他在28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早起，蠢性又发，在老刘处大发脾气，回来胡写信后，经老刘苦说，Edith （指赵四）亦加劝言。……”
    29日，张又写：“老刘今早未行，又来余室，再讲信中之言有不妥之处，余深感其意（老刘好意可感也），立即再改，交彼即去台北。”
        起码在这件事中，张学良连续五天的日记非常能说明问题，即他与刘乙光的关系，绝不仅仅是看守与犯人的关系、否则，刘乙光不会因看到张学良即将获释的曙光而高兴得“一夜未能好睡”，张也不会肆无忌惮地在刘面前“大发脾气”，刘更不会因张学良“胡写信”而来“再讲信中之言有不妥之处”。
    刘乙光的日记，我们是没机会看到了，但张学良的部分日记已经公开，披露了许多生活点滴，通过这些材料，颠覆了许多我们过去想当然和以讹传讹的事情，上面讲的刘乙光替张学良传信的事情就是一例。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1937年11月13日，张学良奉命离开奉化移住黄山，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说：“下午七点动身离山（指雪窦山），七点半由入山亭汽车开动，余自开车，夜十一点半到山乘县汽车加油，经东阳、永康、金华，在金华渡河，天色已亮，在兰（溪）再渡河，约九点半时停于兰属永昌镇休息并宿焉。因避空袭昨连夜离开危险地带。”
    次日，张又说：“晨五时起身，约六点五十分在寿昌附近渡河，至淳安午餐（约九点多），经威坪、界口、徽州，约三点许到黄山，暂住于黄山旅行社。余两日来自己开车，行约千里，只睡数小时，身体甚好。”
    在这两则日记当中，要注意的是，在两天来的迁徙中，始终是张学良在自己驾车。
    张学良会开车，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张连飞机都会开，开个汽车并不奇怪——1936年12月11日，也就是西安事变的前一天晚上，张学良与其他中央“大员”一起到临潼“聆训”，回来的时候，就是张学良亲自驾车，拉着陈诚等人一同到西安新城大楼，参加为“中央”进陕人员的宴会的。
    奇怪的是，以张此时处于禁闭中的身份，居然也可以“自驾车”。其原因，显然不是因为司机不够，而是张静极思动，想过一把开车的瘾，而刘乙光等人又拗不过他，只好由他去。
    这样的自由度，作为一个囚犯来说，够可以了吧。
    12月25日，开车开得“兴起”的张学良，与路边的火车赛跑，结果车速过快，出了车祸。他自己在日记中说：“因为今日路程不远，九点许方起程，先渡江，经来阳，过黑虎口自己开车撞伤一挑担行人，付给几十元钱。”
    11月18日，浙江嘉兴陷落，身在黄山的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蒋先生亲自打来（长）途电话，令我等到萍乡赴衡阳。”
    就在一周前的11月11日，淞沪抗战失利，上海沦陷。11月16日，“国防会议”决议迁都重庆。老蒋在焦头烂额之际，居然还会打来电话安排张学良的行止。难怪在这里，张学良用了“亲自”两个字，想必，他也对老蒋的这通电话有所感触吧。
    张学良是11月21日到达萍乡的，住到12月16日，一共25天。
    我们来看一下张学良在此期间的日记：
    11月24日：“萍乡有一大成图书馆，小有规模，图书馆管理人告知萍北杨岐山有刘禹锡之墓碑，现尚完好。”
    11月27日：“昨有一现教先生告余三侯庙有一位阳兑先生，能知咎，我们步行十余里至大田村的三侯庙来访问这位阳（欧阳也）先生，知他是一斋公，在此一方，有点势力，他不在家，余等空返。”   
    11月30日：“绛园左邻有一位黄道腴先生，为一大学教授，往拜访，谈甚洽。黄先生告余甘卓垒故址，下午同刘、许等去芦溪镇（距萍约五十里），谒甘卓庙，登甘卓垒。”
    12月 4日：“同刘、许等乘自行车赴安源，行约十五里抵矿区，遇该矿工程师张某，系营口人，比国留学生，导余等入矿洞参观，归来已黄昏。”
    12月 8日：“游星子石。”
    12月10日：“乘自行车游洞口泉，约二十余里，洞深大，可容千人，归来已夜八点矣。”
    12月11日：“早访黄先生访问古迹，彼言在东区有一禅台，驱车游之，无可观游处。”
    12月12日：“同凤至、步先生大家游星子石野餐。”
    25天之内，张学良安排了 9次活动，凭吊名胜古迹、访问遗老乡贤，其中11月30日一天安排了两个活动。他要去哪里，刘乙光、许建业就得跟着他去哪里。
    12月17日，张学良移至宜春，后又至湖南郴州苏仙岭、刘乙光的家乡湖南永兴等地，在此期间，依然优哉游哉。我们再来看张从1938年元旦到 3月 3日这两个月中的日记：
    1 月 1日：“中午下山，再乘汽车至下湄桥（距县城约四公里），步行约一里多至温泉口，有一甚好温泉，池甚大可游，有谭祖峦石刻。”
    1 月 2日：“下山，拜访此地士绅陈九韶，访问乡胜，彼告以将军石穿窍为一大洞，桥行可通行，万华岩、陷池塘等。”
    1 月 3日：“下山游陷池塘，附近有一温泉，此地甚好，余甚喜之。”
    1 月 8日：“游将军石，无甚可游观，下山去温泉口。”
    1 月 9日：“游白鹿洞，观宋代三绝碑。”
    1 月10日：“游万华岩，早六点下山，改乘汽车行约十数里，改乘轿子，行约三十里，抵万华岩，洞大干燥平宽，内有小河流出，叹为奇观，在安和圩午餐，归来已四点多了。”
    1 月12日：“下山赴温泉洗澡。”
    2 月20日：“同刘（指刘乙光）、童等参观儒林煤矿，为一土作矿场，完全用人力，黑暗痛苦。”
    2 月21日：“至永兴县城，渡便江，游观音岩，参观宝兴煤矿，为一机作矿场。”
    2 月22日：“游白马仙，在庙中午餐。”
    2 月23日：“乘车至来阳，遇雨未游而返。”
    2 月24日：“至永兴乘船到上游里许，登鸡公山有一小庙，在该地野餐。”
    2 月25日：“至永兴乘船行约六十里到大河滩午餐，由陆路乘轿返（约五十里），返家已灯火矣。”
    2 月26日：“至车田看土作铁锅制造过程。”
    2 月28日：“谒衡阳船山书院，中途遇空袭，暂避警报一次。船山书院，在湘江中，为彭刚直创建。王船山故里之船山在距衡阳卅里处。”
    3 月 3日：“至相（湘）阴渡，曾泅水一小时，又开车至风渡巡玩一周。”
    两个月之内，张学良又是安排了16次外出活动，2 月25日，为了一顿野餐，能坐船行60里地，再坐轿子50里路回来，用了一整天的时间。
    从活动内容上看，张学良的视野大大拓宽，不光把目光盯在名胜古迹上了，增加了大量访贫问苦的时间，不仅慨叹煤矿苦力的“黑暗痛苦”，而且连乡下“土作铁锅”的制作过程，张学良都看得津津有味。
    大家会注意到，从一月下旬到 2月上旬，没有张外出的记录。这是因为在 1月22日，于凤至病了，第二天张学良本人也病了，发烧。刘乙光派人去衡阳给他们请医生，1 月25日，张学良说：“来两医生，注射一针，吃些药。”次日，张又说“余病见好。”
    这是抗战初期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张学良在大陆“幽禁”时后期的情况：
    1946年 9月21日，被监禁在贵州桐梓的张学良说：“刘队长告知，吾等有移地消息，彼将去渝请示一切。”
    10月 1日：“因将离去，老刘言可外出一游。同 Edith（赵四）、刘氏夫妇孩子们，先到兵工厂之大山洞，再到兵工厂的招待所午餐，游桐南十六公里处之红花园，什么也没有，一个小村子，游元田坝，风（峰）岩洞，风（峰）岩洞倒不坏。”
    10月15日：“自从得知要搬家，将近一月，昨日汽车才来。早四点廿分由桐梓出发，约十点在东溪午餐，下午约六点抵渝，住渝郊外之松林坡。”

    按：松林坡即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抗战期间，戴笠在这里为蒋介石修建了一座秘密别墅，但老蒋基本没有来过。1946年 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死，保密局将这里改为“戴公祠”，祭祀戴笠。不知张学良看到他这位昔日把兄的牌位，心中作何感想。
    松林坡是张学良在大陆幽禁时期的最后一站，1946年11月 2日，张被转移到台湾，次日入住新竹井上温泉。
        以上都是张学良自己说的，根据这些情况看，如果硬要说张处在“虐待”之中，恐怕与事实（最起码是大部分的事实）是不沾边的。
    我们再来看张学良的生活用度。
    前面说了，幽禁中的张学良，旅游是常事，不仅在溪口如此，转移途中，依然轻裘缓带、好整以暇，十分潇洒。
    旅游就要吃饭，因此野餐的机会也很多。据邱秀虎回忆：“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傅学文与张将军情谊甚深，为了解除张的沉闷，还在雪窦山陪同张住了一个多月。邵力子先生夫妇在山上的时候正是夏天，雪窦山到处都是绿荫丛林，气候凉爽。他们与张经常到山上去野餐，每次张将军与邵先生夫妇都是谈得津津有味。”
    前面所引的张学良日记，也能看出，野餐的记载相当的多。
    生活条件最好的，要说是在溪口的时候。邱秀虎说：“在溪口时，张将军每天起床后，都要叫人抬一张椅子放在露天走廊，他坐下来呼吸新鲜空气，然后才到饭厅吃早点。有时是赵四小姐与他同吃，有时是四小姐送到房间里去给他吃。他喜欢吃火腿蛋、牛奶、花旗桔子。”
    这是早餐，再看正餐：“每天吃晚饭时，副官应汉民都要请示张，明天吃什么菜，他说了后，就叫大师傅照着做。每天吃的约有八九个菜，饭后有水果。他喜欢的是花旗桔子、美国苹果，其他好的新鲜水果也喜欢，还喜欢可口可乐汽水。”
    邱秀虎说：“他每天都要喝三四瓶可口可乐，有时也喝咖啡。平时他很少喝酒，也很少吸烟。有时在饭后，只偶然吸烟，但吸半支就不吸了。”
    张学良很注意保养身体，邱秀虎说：“他每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就寝，临睡前要洗澡。洗澡后有按摩医生滕蔚萱按摩。滕原在上海一个外国医师开设的医院里当护士，后来由这个外国医师介绍给张当按摩医生。”
    关于物资供应，主要是特务队去采购，邱秀虎说：“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去宁波购买他吃的海味、水果等食品。花旗桔子，宁波有时买不到，就买点外国水果罐头。”
    再就是朋友们送，据邱秀虎说，宋子文曾给他寄来整箱的外国水果和可口可乐，有时军统局也委托中国旅行社代买些运来。”
    据张毅夫回忆，1946年11月，郑介民让他去看望张学良，当时，郑“叫总务处处长成希超，准备美国货加利克牌香烟一巨听，白兰地酒一打以及其他食物作为郑介民和我的礼物送给张学良。”
    对于穿着，张学良不太讲究，邱秀虎说：“春秋天他很少穿上装，都只是穿一件毛线背心或羊毛衣，下装常穿灯笼裤，外出时，有时穿一件茄克。夏天穿一件短袖衬衣、短裤，脚下喜穿长统翻口袜，外国进口的力士鞋。入冬后有时穿一件秋大衣，冬天喜穿长绸丝棉袍，戴鸭舌帽。在当时，有许多人来看他，我从未见他穿过整整齐齐的一套西服或中山装来接待客人。”
    特务们刚到溪口的时候，需要集体定做便装，但溪口没有服装店。于是副官应汉民就找到宁波的利康西服店，让老板每周带着衣料来一次，给特务们量体裁衣。由于他常来，就知道张学良住在溪口。“所以每次来的时候，总要拿些高级的西服衣料样本给张看，张都未理。只有一次，张做了一条花呢的长灯笼裤，价约十七八元。”后来张说：“那个西服店老板总想做我的生意，我衣服很多，我也不穿西服了，做一条跑裤算了! ”
    由于家当太多，到张学良离开奉化的时候，蒋介石的外甥、宁波市警察局长俞济民派了八辆卡车载运人员物资，浙江省保安处派了两个排在前面开路，再加上张学良自己的小车。一共十辆车离开溪口，浩浩荡荡前往黄山。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物资日趋匮乏，供应困难；加以不断迁徙，跑跑颠颠，张的生活水平逐步下降，这也是事实。邱秀虎就说：“在沅陵时，军统局对张的生活待遇已经逐步下降，远远不如从前。他的心情更加苦闷，只有借钓鱼来消磨岁月。”
    1938年底，张学良被迁到贵州修文县阳明洞，后来又到贵阳、开阳、息烽等地，这是他在大陆幽禁时期条件最差的一个阶段，也是他心情最坏的一个时期。
    首先，是“管束”的措施越来越严格了。为保险起见，军统局派特务王崇武当了修文县的县长，又派邱秀虎为修文县保安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后来邱被调任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长，由接许建业任特务队副队长的熊仲青接替邱任修文县保安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邱秀虎说：“从表面上看，我已离开了监视张学良的特务组织，其实这也是军统为了加强对张监视的一个掩人耳目的手法。因当时据报，在贵阳已有很多人都知道张在阳明洞，有的还准备借名赶场去修文看张学良。军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才调我到贵阳公开搞侦缉工作。我在贵阳的家，实际上就是修文特务组织的联络办事处，来人都住我这里，交换情报。如象在邮检中，查获写信来贵阳告诉张在修文的信件，便由我来调查在贵阳的收信人情况，向修文特务组织汇报。有重要事，我也到修文去。”
    1942年 2月，张学良转移到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军统局又派特务李毓桢当开阳县县长，派刘育乡本地出身的特务王尧为刘育乡乡长。
    会客也没那么自由了，在麒麟洞养病期间，戴笠看张学良实在闷得慌，于是派军委会运输统治局监察处贵阳分处处长龚少侠、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贵阳办事处少将主任吴仲谋，财政部贵州缉私处处长郭墨涛，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夏松等人来陪张聊天、打扑克，聊以解闷。
    这些有机会见到张学良的客人，有一个算一个，全是军统特务。其他的人，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会见张学良，邱秀虎说：“在修文时，就连贵州保安处处长傅仲芳和贵州财政厅厅长周诒春要求去看张，军统局也不批准，因傅、周不是军统有关的人。”
    1946年 4月22日，张在日记中写：“本月十五日莫柳忱来寓探视，由处长李肖白陪同，带来家人及朋友信件多封跟亲友们赠送的甚多物品。莫在寓小住五日，谈话时李、刘常是在座。彼告余之东北人寄予我的热情，使我感激而惭愧，心中痛快而又难过，不觉眼泪流出。我写好些信托他们带去。”
    莫柳忱即我们前面说到过的东北元老莫德惠，经蒋同意来看张学良，并给他带来了亲友的信件。因机会难得，多少年没见过军统以外的人了，所以张“写好些信托他们带去”。
    李肖白，军统著名的“湖南三李”之一，时任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处长，是来监视莫、张会面的。
    其次，这一时期，张学良精神上极其苦闷，只好以打麻将消遣，再就是看报。每当看到报载某某地又被日本占领了，张学良就会感慨地说：“又失守了! 怎么尽打败仗呢? ”
    无奈之下，张开始研究明史，多少年之后俨然大家。
    1940年，已调任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的邱秀虎去看望张学良，“故人”相见，张很高兴，说：“邱秀虎，你在警察局，敲了多少竹杠呀! ”
    邱秀虎回忆，此时的张学良，“面容消瘦，头发脱落已成秃顶，显得很苍老，情绪也很坏。他常由警卫随行着去赶场，主要是买点食品。”
    1943年，邱又到开阳去看张学良，此时的张精神更加颓唐，他对邱说：“在这里闷得发慌，无聊得很，只好养鸡，你看，我辛辛苦苦养了七八十只鸡，都是白色的广东良种，可惜害鸡瘟，一夜就死光了! ”
    1944年，张学良被转往贵州桐梓县，此时，抗战已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邱秀虎回忆：“据我所知，他带在身边的私人存款这么多年也花光了，后期去赶场，购买食品，也很简单了。身体已很衰弱，每天只是在湖边默默垂钓。”
    在贵州监禁期间，张学良还生了一场急病。
    那是1941年 7月 6日，张学良得了急性阑尾炎。刘乙光非常着急，因为，对于张学良的生病及治疗，军统局是有详细的规定的，外科找谁、内科找谁，都安排了“可靠”的大夫，不能到外边随便看医生的。然而，看张学良的病势，刘乙光认为找这些大夫都不行，必须马上送贵阳，找大医院。
    然而，张要离开修文，须打电报请示重庆军统局本部，一来一回，万一耽误了时间，人死了怎么办！
    于是，刘只好去找自己原来的手下、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长邱秀虎商量对策。经讨论，刘乙光决定去找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向他备案，先把张送到贵阳再说。
    吴鼎昌，1884年生，原籍浙江吴兴。吴本是银行家，曾先后任天津金城银行董事长、盐业银行董事长。1922年，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成立四行储蓄会，吴鼎昌为主任（谢晋元死守的四行仓库，就是这四家银行联合出资在上海修建的仓库），后吴鼎昌成为财政官僚。抗战开始以后，吴任贵州省政府主席。
    吴鼎昌听了此事，知道非同小可，当即同意将张转送贵阳治疗。刘、邱又到贵阳医学院找到了省立医院外科主任杨静波给张开刀。
    邱秀虎回忆：“决定后，我们就把贵阳中央医院的后院全部包下来，把张从阳明洞送来，由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夏松指定侦缉队便衣在中央医院附近放哨监视。
    经检查，张学良的病已经十分严重，为了保险起见，当时杨静波只给他做了切开引流手术。术后，在张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同意他暂时移居贵阳麒麟洞。当年冬天，张的阑尾炎再次复发，刘又将杨静波大夫接到麒麟洞，为张学良做了阑尾切除手术，张才算度过一场大劫。
        对于刘乙光担着干系送他到贵阳治病这件事，张学良一直心存感激，到晚年仍念念不忘。
    在郭冠英对刘乙光的儿子刘伯涵的采访中，刘伯涵曾谈到：“在相处的时光中，我父亲有时会因为限制张先生和赵四小姐的行动，加上湖南人的个性，处事不够圆滑，引起争执不悦是难免的。”在这里，刘伯涵特别提到：“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们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云云。
    张严佛就是张毅夫。
    1936年12月26日，张学良一下飞机，便被送到宋子文公馆，当时负责“押送”的就是张毅夫，他带着刘乙光和邱秀虎等10个便衣在机场接上张学良，张毅夫觉得在那种情况下不宜与张学良“朝相”，于是就躲在人群中。因此，张严佛早就见过张学良，但张学良却没有与张毅夫打照面，
    张毅夫与张学良初打交道，是十多年以后的1947年10月。当时，军统局已经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并迁回南京，但军统在重庆盘踞了十来年，不是说搬走就搬走的，有许多后续事宜需要处理，于是成立了一个“结束办事处”，让张毅夫当主任，处理这些乱糟天的事。
    这天，张毅夫接到保密局局长郑介民来电：“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与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湾专机，然后由刘乙光负责起解……”
    随后刘乙光到了重庆，张毅夫和刘商定：张学良到了以后，将他安排在重庆西郊歌乐山松林坡戴笠生前的寓所，张毅夫指派“结束办事处”保管组组长侯桢祥、警卫组组长庞进祥协同刘乙光看守。
    为了保密，张毅夫特别指示刘乙光两个问题：第一，押解张学良到重庆的时候，不要进市区，而是在离重庆市三十里的九龙坡渡口过江，以免被人发觉。第二，不要把送往台湾的真实情况告诉张学良，而说是送他到南京去。同时，张毅夫派总务组组长郭斌向航空委员会交涉由重庆直飞台北市的专机。
    张学良曾在日记中记载：“在渝期中有张严佛夫妇、李云波夫妇、杨继云、许远举等人来访。”
    张学良笔下的“许远举”就是大名鼎鼎的“徐远举”，时任保密局渝特区区长、公开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第二处处长。
    张毅夫也回忆说：“张学良到达松林坡住定后，我同我的爱人李兴黄邀中央训练团重庆分团主任李觉和他夫人何玫以及军统特务重庆行营第二处处长徐远举等去陪同张学良、赵四小姐打湖南纸牌、扑克，玩了三两天。”
    飞台北的专机联系好以后，张毅夫到松林坡告诉张学良：“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日拂晓，在离重庆六十里的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直飞南京。”张学良信以为真，还很高兴。次日，张毅夫两口子又赶到白市驿机场，为张学良和赵四送行。
    这是二张第一次面对面地打交道。
    1947年10月，刘乙光那位早已患了精神病的太太在台北住院，刘请假一个月去医院陪护。因此郑介民令时任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的张毅夫临时去陪张学良几天。
    据张毅夫回忆，当时是郑介民、毛人凤两人一起与他谈的话，郑说：“张学良现在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他同刘乙光搞不好，而刘乙光的老婆又有神经病，夫妻吵闹，这个女人，还同赵四小姐处得不好。刘乙光已经把她送到台北市进医院去了，他要求请假一个月到医院去照料病人，也想借此休息一下，缓和他和张学良之间的空气。你与王新衡过去和张学良还好，但王新衡现任上海站站长，不能抽身，打算派你去陪张学良住一个月，并对他进行考察。”
    对此，张毅夫认为：“（郑、毛）实际是派我去接替刘乙光看管张学良，怕我不肯去当看守，故意说的好听一些。”
    张毅夫跟毛人凤不对付，保密局成立以后，张被排挤得够呛，先是被借故留在重庆处理善后，不让他回南京，然后又成立了一个毫无实权的所谓“设计委员会”，让张做主任，一天到晚没有任何工作可做，烦得要命，正好借机会到台湾去散散心，于是就答应了。
    张毅夫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怪病，大概是神经方面的疾病，好了以后留下一个后遗症，鼻子变歪了，所以形容十分古怪。
    张学良是美男子，最重仪表，1946年初见张毅夫的时候，很不愉快，心想保密局是没人了还是怎么着，派这么个人来看我。
    但张毅夫是大才，据说凡与他接触过的人都很肯定他，说他鼻子虽然是歪的，但心却不歪，是个值得信任的人。果然，一谈之下，张学良发现张毅夫不是一般人，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然而，恰恰是这个“无话不谈”的朋友骗了张学良，说是去南京，结果把他送到了台湾。不过，对此，张学良并没有怪罪，他也理解张毅夫，职责所在，不得不如是耳。
    所以。1947年10月的这次见面，对二张来说，是故友重逢。同时，这么多年了，终于出现了一个刘乙光以外的人，憋了几十年的苦水终于可以倒出来了。
    解放以后，张毅夫曾详细地回忆了当时张学良的谈话，他说：“刘乙光走的那天晚上，我在张学良的房间里，他当着赵四小姐的面，仿佛满肚子幽怨，都向我倾吐了。他谈到了十年的刑期届满仍然关押不放，也谈了十多年的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妇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报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几乎是一字一泪，赵四小姐也坐在一旁揩眼泪……”
    张学良说：“当初宋子文和戴笠对我说，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派刘乙光来保护你们。你尽可以在屋子里看书，也可以到外边去散步、打球、游泳、钓鱼。刘乙光不得限制你们。但是十多年来，刘乙光把我看成是江洋大盗，惟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份了。我们一到台北，陈仪主席陪我们到这里，他当着刘乙光的面对我们说，这个地方是委员长来电要我找好的。陈仪交待刘乙光说，光线好的房间，给张汉卿住。刘乙光当时满口答应了，但是陈仪走后，一转眼间，刘乙光就变了卦，他们夫妻儿女们竟占住了我现在住的几间，硬叫我和四小姐住在那边屋。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好忍了，幸而不几天陈仪又来看我，他觉得刘乙光做得不对，叫他把那几间房子让给我住，唉。”
    “我们初到台湾来的时候，身边有几位下女。那是陈仪让雇来照顾四小姐的，可是不几天就让刘乙光给打发走了。十几年来，蒋夫人和亲友们不时会给我和四小姐送来一些东西，可是也让刘乙光夫妇给克扣了。他们有的时候只截留了一部分，有时候会全部截留，与来信上所写的对不上数。刘乙光公开大胆地这么干，被我们发觉了，他仿佛像没有这回事一样，毫不在乎。我怕为了这些事和他闹翻了，更加受罪。所以只好默不作声。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刘乙光一家七口，大的十几岁，小的一两岁，都同我们在一桌。他们吵吵嚷嚷地抢着吃，这叫人不值得一谈。可是搞得太脏了，我和四小姐几乎每顿都吃不下去饭。刘乙光的老婆还指桑骂槐地骂小孩子，实际她是在骂四小姐。可好，现在你来了，刘乙光一家人暂时离开了，我们也可以吃几天清爽饭了。你看这样好的菜，难道是专为刘乙光一家人准备的吗？这些，十几年了，我都向谁说去？”
    这就是刘伯涵所说的“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们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的由来。
    这些事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第一，张学良说的这些情况，肯定曾经发生过，特别是刘乙光的精神病太太对张学良、赵四造成的伤害，的确是我们局外人所难以想象的。但是，关于刘乙光的孩子们，确实如刘伯涵所说，与张的关系非常好。
    据张学良在1937年12月25日（就是他驾车与火车赛跑，结果撞了人的那一天）的日记记载：“刘乙光两个孩子来看爸爸”，那么从这时算起，张与刘的家人相处已经近十年了。时间能改变一切，即便双方有什么深仇大恨，天天朝夕相处，也处出感情来了。况且，张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孩子不在身边，所以特别喜欢刘乙光的孩子，从他的日记中、心中，许多地方都能看出那种长辈对少年人的慈爱。
    在张学良给赵四的一封信中，张说：“今晨黄玄又送来公家买的月饼和水果。你跟细蛮子、小胖子（都是刘乙光的孩子）他们说，叫他们快点上山，我借他们的肚子用一用，把这些替我装进去。”
    即便是刘乙光的精神病太太，与张学良、赵四的关系，也绝非不共戴天。
    1957年 1月 5日，张学良写：“刘太太明日返台北，我把买的一本日记送给了刘淑慈交她带给他。这几天，因刘太太在这块儿，弄吃的，又吃的多了些。”
    从文中看，显然是因为刘太太从台北来了，张学良令厨房做了很多好吃的，结果自己也吃多了。临行，张学良又买了一个日记本让刘太太送给刘乙光的女儿、在台北上学的刘淑慈。
    1 月29日，张学良写：“请刘家全家吃年饭，吃了蒋夫人送来的香槟酒，大家开洋荤，又吃了老莫送来的维士克，欢宴一番，真有过年情趣。”
    1957年的春节是 1月31日，刘乙光全家都来陪张学良过春节。张很高兴，请他们吃饭，并拿出宋美龄送的香槟和莫德惠送的威士忌来待客。从张学良所说的“欢宴一番，真有过年情趣”来看，他是真的很高兴。
    2 月 4日的日记：“抖了一天湖南跑胡，亦圣人之训乎，一笑。……年已过完，等刘太太他们去后，要努力写述。”
    2 月 4日是“破五”，张学良玩了一天。“跑胡”是我老家湖南常德的一种牌，似乎多少有点像麻将（之所以说“似乎”，是因为笔者并不会玩这个牌），这个牌并不普及，东北人张学良之所以会玩，显然是因为长期与湖南人刘乙光一家相处才学会的。
    这时张学良已经开始写他的回忆录《杂忆随感漫录》，所以张感慨说“年已过完，等刘太太他们去后，要努力写述”，
    第二，既然彼此基本上跟一家人一样，那么，每一个家庭所可能发生的一切，在张、刘之间就都可能发生，况且，刘本身就承担着“看守”的特殊使命，再加上他的精神病太太，彼此之间不可能没有矛盾，否则倒奇怪了。
    这些不愉快、甚至委屈，平常可能不说，可能忍了。问题在于，现在张毅夫来了，而这个人是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张学良憋了这么多年，可以想象当时肯定是千言万语、千愁万恨一起涌上心头。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可以想象，张学良所要说的，肯定不会是这么多年来，“幽禁”的生活有多么幸福。况且，以张学良的身份地位、以张学良之心高气傲、以三十多岁的英年，一关就是十年，他心里有多少话要向人倾诉，可想而知！
    要说张学良够不错的了，从三十多岁关到七、八十岁，居然还能能活到百岁！换个人，窝囊也窝囊死了！
    张毅夫的回忆，是比较早地披露张学良生活情况的一个材料（另一份材料是张治中的回忆），也是许多有关张学良受到刘乙光“虐待”的说法当中，影响比较大的一份。
        在张学良与张毅夫的谈话中，还曾经透露了一个更加骇人听闻的事情。
    张毅夫转述张学良的话说：“1947年 2月28日，台湾人在附近闹事，也就是后来载入史册的二二八事件。那些日子刘乙光非常紧张，那几天他狠狠地盯上了我，好像要把我活活吃下去，话也不跟我说了。他指挥宪兵和特务不分昼夜，加倍警戒，如临大敌。宪兵们连续不停地在我房子前面巡逻。并向室内窥视动静，就在那个时候，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他就要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对上面报告，他可以称台湾的乱民们来劫狱，幸而台湾事变没几天就平息了，否则，很难说，我今天还能和你在这里见面。”
    张学良前面所说的生活方面的事情，我们不去考究，因为毕竟都是琐事。最后说的这件事，即“二二八事件”的前后，张学良的日记当中也有记载，这也是张学良、刘乙光二人的相处当中，面临的最大的一次危机。
    1947年 3月 1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刘乙光告诉我，连日台北、竹东民众暴动。袭击衙署，专打外省人在台为官吏者。”
    这就是“二二八事件”，当时，张学良既看不到报纸，也没有广播可听，所有的时事、新闻，只能听刘乙光告诉他。
    对当时的乱局，张学良很敏感，他在日记中接着说：“我到台湾第二日。已有此感觉，已见我写的莅台初感，非是我事后有先见之明。当局如不善处，台湾问题，真不知道成什么样子。”
    又过了几天，3 月 5日，张学良说：“昨晚竹东来一卡车，米、面、菜蔬不少。这是怎么一回事，起初一点不知道。后来刘队长告知了一些，但真情还不能知道。一夜十分紧张，我也未能好睡。”
    “连日沉闷，昨晚来了一辆卡车带来米、面、菜蔬。赵献瑞也来了，一刹工夫，寓中如临大敌，我的窗前门外，全部卫兵，并皆手持武器，这是怎么一回事? 请老刘过来想问问，他说有事不来。又见他们焚烧文件，收拾行李，人员纷纷乱窜，有什么事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令人烦闷，三请老刘，仍不来，余到刘的屋去看他们，十分仓皇，刘太太和孩子都改换了衣服，问刘是怎么一同事，他含混回答，仅说竹东也出事了，把区公所烧了。连日沉闷和鬼祟情形，使我十分不痛快。”
    3 月 7日的日记：“今天他们又对我鬼鬼祟祟的样子，一大早刘太太就装模作样的到处偷偷地察看。一定是外间又有什么风声。我想也不外乎那一套，想了想，睡我的大觉去罢。”
    3 月 8日：“一早，刘太太又偷偷地来了，假辞借烟，可笑! 吃饭时，老刘避而不见，我想想好生气，我对他们以诚相向，并以善言导之，又以好言讽之，使其自觉，他还是那鬼祟小伎俩对我。后来想一想，这是他的职务。但是又一想‘士可杀不可辱’，他这种无礼貌的不诚实的举动，真叫人可气，就是外方对我有什么图谋，好好的告诉，使我自戒，说明他的苦衷。何必这样鬼祟拿我当傻瓜，可气! 想了一想，他们可怜又可笑! 后来‘细蛮子’( 刘乙光之子 )来到我房子玩，我看见赤子天真，与虚伪鬼祟相对照，真使我有甚大的感觉，古所谓，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正此之谓也。我气他们，我……也心不赤子了! 慢慢想想，我即以赤子之心对任何人，他们也是任何人之一，何必生气，所以气也就消了。还是以客观的眼光，查看他们的行为，以作自己的借镜。”
    张学良所说的：“就在那个时候，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他就要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掌握了确实的材料，或者是他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刘乙光接到了上级的命令，授权他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把张、赵二人杀掉。
    我们可以想一下，即便是在颠沛流离的抗战期间，刘乙光带着张学良，先后辗转了16个监禁的地点，那时遇到的情况岂不更复杂？不比台湾的情况更加令人莫测？张学良也没有发现刘乙光对自己有任何居心叵测的地方，怎么这次面对“二二八事件”，刘就会一下子变得这么心狠手辣了呢？
    不过，即便没有证据，我们也可以理解张学良，一个处于长期监禁中的人，经常会出现“境由心生”的情况，其思想方法和敏感程度，远不是我们这些局外人所可以揣测的。
    所以，那几天，张学良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对张毅夫说：“那几天我老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对我下毒手，我是引颈就戮呢，还是我先下手把刘乙光杀了，或者同归于尽，这都是我所极不愿意的，我张学良就这样的下场吗? 准备混乱中把我打死。幸而台湾事变几天就平息了，否则，真难说我今天还能够同你在这里见面。”
    就在张毅夫临时“看守”张学良的时候，时任西北行辕主任的张治中到台湾休假，偕夫人和孩子也到井上温泉来看望了张学良。据张毅夫说，张治中在那里吃了一顿饭，谈了两三个钟头。但张毅夫很知趣，他没有“旁听”张学良、张治中的谈话，事后也没有问张学良。
    据张治中回忆，因老蒋有规定，监禁中的张学良不得随便会客，因此张治中找了他的学生、时任台湾警备司令的彭孟缉，彭不敢答应。张治中对彭说：“一切责任由我负，不会连累你。”
    张治中说：“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清晨，我带着我的妻子、儿女一家人搭火车到新竹……我们是上午十时到的。张汉卿已预先知道，早站在园子里迎接，我这次同他见面，觉得他比从前瘦了许多，也苍老了一些，眼睛显得比以前小了。据他自己说，因为眼睛有毛病，看书很费力。那时陪同他住的是他的爱人赵四小姐。我的家属由赵四小姐和那个刘副官陪同出去游玩，只有我们两人留在屋里谈话，我们谈得很痛快。他说他希望能恢复自由，问我他何时能恢复自由。我安慰他说，国内总要和平的，国共终于要恢复和谈的，国共和谈成功之日即他恢复自由之时。他听了很高兴。……我们那次谈话，一直谈到下午四时，临别时，他送我到汽车旁，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他沉痛地说：“我在这里，除你以外，没有人来看过我，我对你实在万分感激！我们这一分别，不知何年何日能再见面！”说到这里，我们两人不禁相对黯然，几乎泪下，我当时心里真是难过得很。”
    感于张治中来看自己的高义，张学良赠给他一首七言诗：“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不堪酒贱酬知己，唯有清茗对此心。”
    当时，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还给他们俩照了合影，就是现在网上广泛流传的。
    张毅夫走的时候，张学良给他也写了一首诗：“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眼不得，枕上泪难干。”并说：“你到了南京，如果看见莫德惠，请把我在这里的情形告诉他。”
    据张毅夫回忆，当年年底，刘乙光到南京见到了蒋介石，曾对张毅夫说：“张治中到台湾同张学良见面，委员长很不高兴，当面吩咐我，以后非经他批准，任何人不准去看张学良。”
    张毅夫的回忆、张治中的回忆、还有前面多次提到的邱秀虎的回忆，是有关张学良幽禁生活的最直接的材料。多少年以来，由于能够亲眼见到张学良的人极少，而其中像老蒋、小蒋、宋美龄、王新衡等人又不肯公开谈起此事，因此，这几份回忆材料就成了有关张学良后半生生活的最权威的资料，也是所有有关张学良传闻的蓝本——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都是这么生发开来的。
    直到多少年以后，张学良部分恢复自由，特别是张的部分日记、信件公开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所看到的许多东西，不免荒唐与浅薄。
        当然，这不是我们的错。
    关于刘乙光，还有一件趣事，值得说说。
    那是在1948年，张学良在研究明史之余，忽然对禅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让刘乙光为他买一部《指月录》，这本书是在成都出版的，当时他们已经身在台湾，没有地方可买。于是刘乙光给他原来的搭档、当时正在成都的许建业写信，让他代购。
    许建业认识南怀瑾，就请他代购了一部《指月录》寄给了张学良，同时，南怀瑾还送了许建业一套《维摩精舍丛书》。
    后来南怀瑾也到了台湾，并打算重新印行《指月录》。用他的话说，当时的台湾，还是“文化沙漠”，因此整个台湾，连一部《指月录》都找不到。
    刘乙光学过禅，而且跟南怀瑾拜过一个老师，所以南、刘二人是同学，同时也是好朋友。于是南就找刘，问能不能跟他借一下《指月录》。刘说，张将军早已信奉西教，这部书留着也没有用了，就还给你吧。
    这时南又想起他送给许建业的那套《维摩精舍丛书》，于是就打听许建业的下落，刘乙光说，这部书，许建业早已经送给我了，干脆一并奉还吧。
    这就是《指月录》和《维摩精舍丛书》得以在台湾印行的原委。说起来，刘乙光对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也做过贡献呢。
    这段往事，南怀瑾在《南禅七日》当中还特别讲过。
    早在1940年，以“管束”张学良有功，刘乙光就已经晋升为军统局少将专员，然而，其职司，依然是带着手下那几个便衣和一个连的宪兵，陪伴着比他小三岁的张学良。
    南怀瑾曾经借用苏轼的《洗儿》诗意赠刘乙光，“人人都说聪明好，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暗喻刘乙光一辈子的事功仅仅是当个看守，而当看守居然也能熬成少将。
    1962年，64岁的刘乙光，在与张学良共同度过了25年之后，终于被调回国防部情报局（即原军统局、国防部保密局），两年之后退休。
    25年的岁月，不可谓不长；25年的岁月，刘乙光与张学良一起“慢慢变老”。这25年，与张学良一样，刘乙光同样耗尽了一生当中最好的年华；不一样的，张学良还有赵四相伴，刘乙光却把自己的老婆熬成了疯子。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25年，刘乙光又何尝不是在坐牢呢？
    1982年，刘乙光在台北去世，享年84岁。
    继刘乙光之后负责“管束”张学良的，是熊仲清。
    熊仲青，1907年生，湖北人，杭州特训班第一期毕业。
    与邱秀虎、韩庆徇一样，熊仲清也是最早到张身边工作的便衣特务之一，
    1937年11月29日，张学良现在日记中写道：“自赣西饭店迁于绛园，此园为一萧姓住宅，我分租的。”这个“绛园”就是熊仲清物色的，其房东肖绛君是武汉大学教授，房子很大，没住几个人，于是由特务队包下，每月租金 160元，实际只住了不到一个月。
    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后，许建业调走，熊仲清升任副队长，1962年接替刘乙光任队长，直到1966年退休。
    尽管熊仲清“陪护”张学良的时间最长，但他没有熬上将官，到退休是也仅是上校。
    第三任“队长”是段毓奇。
    段毓奇是福州人，1957年到张学良身边工作，到1980年为止，也干了23年。
    段毓奇的长子段世尧是留美的流体力学博士，他的前妻、也就是段毓奇的儿媳妇非常出名，研究台湾文学的应该都知道，那就是著名作家陈若曦。
    段毓奇之后，也就是最后一任，是李震元。当时对张学良的“管束”已经放宽尺度，因此将“特务队”改称“第一特勤组”，李震元为组长，直到张学良赴美国为止。
    1959年，蒋介石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
    1964年 7月 4日，张学良与赵四小姐举行了宗教婚礼，女方的证婚人，正是黄仁霖。
    1979年10月 5日，农历中秋节，张学良第一次在台北公开场合露面。
    1991年，张学良夫妇获准赴美探亲。
    1995年 4月，张学良夫妇定居夏威夷。
    尽管张学良一生当中多数时间都处于逆境，但他惊人的长寿，使他看到身边几乎所有的亲棚、故旧和对手的凋零，有的甚至看到了两代。
    老蒋，逝于1975年，享年88岁；
    小蒋，逝于1988年，享年78岁；
    宋子文，逝于1971年，享年77岁。
    张群，逝于1990年，享年 101岁。
    戴笠，因飞机失事死于1946年，年仅49岁。
    于凤至，逝于1990年，享年92岁。
    赵一荻（又名赵绮霞，即赵四小姐），逝于2000年，享年88岁。
    张学思，逝于1970年，享年54岁。
    张大千，逝于1983年，享年84岁。
    王新衡，逝于1988年，享年80岁。
    王一方，因火灾死于1993年，年仅41岁。
    算将起来，只有当年的知己宋美龄活过了张学良，于2003年以 106岁的高龄辞世。
    夏威夷的海滩，当张学良坐在轮椅上，远眺海天之际的时候，不知道——
    有没有感到一丝寂寞。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夏威夷病逝，享年 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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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6-24 18:58

看管杨虎城（1）

    多少年以来，讲西安事变，一般都是说到1936年12月25日，即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离西安，标志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实际上，从12月12日到25日的这两个星期，仅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一个阶段，其主要成果是“三位一体”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蒋介石的胜利，即以“兵谏”为手段，换取了蒋介石停止“剿共”的口头承诺。
    对老蒋而言，也不能算是失败，毕竟他从西安全身而退，同时，因停止“剿共”，团结抗日的曙光初现，还获得了全国民众的支持，其声光甚至超过西安事变发生之前。
    但是，飞回南京的老蒋，还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西安事变的善后。
    张学良的问题容易解决，说判刑就判刑，说关起来就关起来——不好解决的，是西北与中枢之间，依然处于对立状态，十几位“中央大员还软禁在西京招待所、中央军的50架飞机还扣留在西安、陕西依然是军事禁区，除非放了张学良，否则，要进去，就得打。
    杨虎城不是张学良，不会跟老蒋去讲所谓“义气”，东北军的那些骄兵悍将，更不是好相与的。
    这就是西安事变的善后，也可以说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是老蒋笑到了最后。
    我们依然要从1936年12月25日说起。
    当天下午，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离西安，临走留下一个手条：“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
    这个条子，是给他的东北军手下写的，“何、王、缪、董各军”，指的是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原第57军军长、后任“西北剿总”中将参谋的董英斌，这是 3个军长。
    缪是指缪瀓流，缪瀓流的情况有点特殊。
    入陕的时候，缪瀓流任第53军第 116师师长，第53军军长是万福麟。
    万福麟，1880年生，吉林省长岭县人。
    万福麟是东北军元老，1928年东北易帜，张学良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就是万福麟。1930年，张学良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跟随他出关的，主要就是万的部队。
    到1933年，日军进占热河，万福麟任53军军长兼华北军第 4方面军总指挥，率部参战。因汤玉麟不战而逃，致使万的部队腹背受敌，为保存实力，万福麟不得已把部队撤了下来，结果名声受到很大影响。
    因热河失守承担责任的张学良被迫出国考察，由何应钦接替他担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很欣赏万福麟，让他做自己的副手。
    1934年，张学良回国后，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53军就在这个时候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随张南下，后来尾随红军进入西北，万福麟的军部和另一部分则留在了华北。
    1935年，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万福麟成为最初的16名委员之一。
    由于第53军军长万福麟留在了北平，因此入陕的第53军 116师师长缪瀓流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个军的代表。后缪瀓流被提升为第57军军长。
    以上是 4个军了，东北军一共是 5个军，还有一个军是驻甘肃的第51军，军长于学忠，即张学良手条中的提到的“孝候”
    张学良这个条子说的很明白，即我不在家的时候，东北军的重大事情，要听杨虎城和于学忠指挥。
    那么，这两个人能不能担负起这个任务呢？换句话说，东北军能不能听从他们的指挥呢？
    先说杨虎城。
    从历史上讲，杨与东北军之间，没有任何渊源。东北军刚刚入陕的时候，杨对张学良还颇为忌惮，他的十七路军与东北军也经常闹出摩擦。至于杨与张在西安事变中的结盟，完全是在一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绝不意味着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就合为一体了。
    从职务上说，杨虎城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东北军与西安绥靖公署之间，没有任何统属关系。换句话说，杨虎城既没有指挥东北军的权力，东北军也没有服从杨虎城的义务。
    再说于学忠。
    于学忠，生于1890年，山东蓬莱人。
    于学忠的父亲是毅军宋庆的部下，因此于很小的时候就进入了毅军。1917年，于学忠进入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任北洋陆军第18混成旅炮兵营长，并得到吴的赏识。
    1926年，北伐军兴，吴佩孚被打得大败亏输，于回到老家蓬莱乡居。此后投入奉系张作霖部下。1928年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临绥驻军司令。
    1930年，于学忠随张学良入关，“中原大战”结束以后，于任平津卫戍司令，1932年 8月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北平军分会委员。1933年 4月任第51军军长，6 月兼任天津市市长。
    1935年 5月，因“塘沽协定”的签署，于学忠的河北省政府主席被免掉，由商震接替，于和他的51军则被调到陕、甘地区“剿共”。
    因此，在东北军中，于学忠是最早进入华北的，也是最早离开华北的、同时也是最早进入西北的。
    除了张学良以外，于学忠是东北军中，政治地位最高的军事将领。
    1935年11月，于学忠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当年冬天，西北“剿匪”成立，于任第二路军总司令，驻兰州。
    在东北军的几个军长当中，于学忠是最为老成持重的，也是政治上最成熟的。因此，综合以上几个因素，张学良决定以于学忠为首，暂时指挥东北军。
    要说张学良想的不能说不对，但是，在张的几个军长当中，最不适合担任东北军临时统帅的——正是于学忠！
    我们前面说过，东北军，从根子上说，还是军阀的部队，所谓军阀，最大的特点是“兵为将有”，只听命于一个人，张作霖在听张作霖的，张作霖没了听张学良的，之所以张学良27岁就当东北军统帅，不是因为大家服张学良，而是服他老爹。因此，在这样的部队里，不可能出现一个“二号人物”，一旦“一号人物”垮台，绝没有人能够代替他的作用。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凡军阀的部队，红火的时候，绝对纵横天下，所向无敌。一旦军头本人有个风吹草动，大家马上作鸟兽散，丝毫不带犹豫的，更谈不上丝毫留恋，感情、义气云云，那是想都不要想。
    最典型的，莫过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前面说过的吴佩孚，也是如此，自从被人打翻在地，就没再翻过身来。
    相反，桂军从北伐开始，到国民党退出大陆，始终在政坛保持相当的影响力，最主要的原因，是其首脑人物李宗仁和白崇禧二人始终屹立不倒。阎锡山在山西基本上也是如此。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于学忠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中，唯一的一个“外来户”（何柱国也是外乡人，但他从进入军界就是奉系的人，跟于学忠有本质区别）。
    于学忠是吴佩孚的手下，投入东北军才八、九年，其中1930年以后还一直在华北，与其他东北军高级将领相处的时间非常短，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和服膺程度也比较有限。叫这样一个外乡人来指挥“坐地炮”，显然是勉为其难的。
    另外还有一点，于学忠的驻地在甘肃，根本不可能在西安常驻，怎么能发挥作用。
    东北军的“群龙无首”，后果是致命的。张学良走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在所有的重大问题面前，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以及东北军内部，几乎没有一件事能够达成一致。而作为“客卿”出现在西安的中国共产党，由于缺少了张学良这个“粘合剂”，也只能是尽力弥合。
        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三位一体”的局面一旦瓦解，马上面临的就是崩溃。
    张学良刚走，杨虎城就遇到一个难题。
    12月25日夜里，杨虎城接到张学良从洛阳打来的电报，让他释放仍然软禁在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四人。
    兹事体大，杨虎城不好擅专处理，他得跟东北军方面商量商量。
    当时东北军的几个实权人物，第57军军长缪瀓流和 105师师长（这个师实力很强，相当于一个军）刘多荃在渭南前线，因此杨虎城找到了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骑兵军军长何柱国，问他们该怎么办好。
    按张学良的安排，东北军由于学忠暂时负责，因此12月25日当天，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已经特派飞机将于学忠从兰州接了回来。但不知为何，杨虎城并没有找于学忠，而是找了王以哲与何柱国。
    王以哲，字鼎芳，1896年生，黑龙江宾县人。
    1920年，王以哲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第八期，与陈诚同期，不过陈诚是炮科的。1922年毕业后，王以哲投入东北军。1928年东北易帜，王以哲已经是东北边防军第 1旅旅长了，后王改任第 7旅旅长。
    1931年 9月18日，日军借“柳条湖事件“夜袭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这里正是王以哲部的驻地。事后，王多次说：“我们自己受侵略而不去流血抵抗，却把希望寄托在别国的声援和干涉上，岂非傻瓜躺在床上等着天上掉馅饼吗? 在沈阳北大营时，我下令打，就能立刻打起来，决不会让日本人轻易占领沈阳，但我没有那样做，时过境迁，失掉了大好机会，我成了民族罪人。”
    1933年 4月，承德失守，张学良“下野“，临行前张重新整编了在华北的东北军，以王以哲为67军军长。
    1934年 3月，张学良就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最先奉调到反共前线的，又是这位王以哲。1935年夏，王以哲尾追随红军进入陕南。
    在这里，王以哲连续遇到了两次重要挫折，先是 9月底，67军 110师在甘县全师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刚过一个月，67军 107师 619团被我围歼，团长高福源被俘。
    日后，正是通过高福源——王以哲的牵线，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并在日后不久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结盟局面。
    何柱国，1897年生，广西容县人。
    何柱国的经历，有点像秦德纯，从小就读各种各样的军校，先是黄埔陆军小学，然后又到湖北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7年，何柱国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旋即赴日本，入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第十一期。在那个时代，学骑兵的不多，因此何柱国是正经八百科班出身的骑兵专家。
    1919年，何柱国学成归国，回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任骑兵战术教官，所以，何柱国虽然比王以哲还小一岁，却曾经当过王的老师。
    1922年，何柱国入东北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兼骑兵队队长。后入奉军，到1928年东北边防军整编时，何任第 3旅旅长。1933年，何柱国任东北军第57军军长。1935年 8月，东北军组建骑兵军，何顺理成章地改任骑兵军军长，副军长就是黄显声。
    何柱国与王以哲，经历都差不多，提职的速度也相仿，私交也很好。1936年 8月，红军渡过天险腊子口进入甘肃，尾追他们的正是何柱国。因此周恩来致电王以哲，让他从中说项，协助解决此事。
    王当即找何柱国，对他说：“中央逼我们‘剿共’这一手很厉害，是不怀好意”、“是一石两鸟政策。”还说：“副司令讲，‘共产党是真抗日的，周恩来是了不起的人物，共产党是打不倒的，将来能救中国；打日本，收复东北，要依靠共产党”。“副司令讲得对，我们应听副司令的”等等，说服了何柱国，从此，何不再与红军为难。
    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有很好的人脉，除了何柱国，独立 105是师长刘多荃也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时，因此，王以哲等在东北军中，隐隐然形成了一个“保定系”。另外，王与缪瀓流的关系也很好，缪本是53军 116师师长，张学良原拟提拔他为53军副军长，在王以哲的力保之下，直接让缪接替了董英斌的57军军长职务。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张学良被扣以后，他指定的临时负责人于学忠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反倒是王以哲有成为“领袖”之势，有什么事，大家都唯其马首是瞻。
    杨虎城与王、何二人商议的结果，应德田有详细的回忆。
    应德田也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但他却是一个改变了历史的小人物，在这里要岔开一笔，说说应德田，否则后面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无法理解。
    应德田，1900年生，辽宁灯塔县人。
    1929年，应德田毕业于东北大学，后赴美国留学，1932年回国。
    应德田毕业的时候，张学良正任东北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应德田曾作为代表发言，从那个时候，张学良就认识了应德田。
    1934年，张学良任命应德田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少校科员，次年又晋升为中校秘书。1935年 9月，应德田随张学良入陕。
    这一时期，应德田并没有具体地去做“剿总”的具体工作，主要是替张学良做外联，联络一些东北的熟人和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据应讲，他联系过的有李杜、杜重远、唐聚五等等。
    1935年 6月，根据张学良的授意，应德田组织了“东北大学校友会”，并在北平、天津、青岛等地成立了分会，以应德田为执委会主席。用应的话说：“张学良将军建议组织校友会，是有沟通声气的意图。”
    另外，张还要借重应德田的才气，以备“顾问”。应说，刚刚进陕的时候，张对“剿匪”还很积极，曾拿来一部《绥寇纪略》，让应德田研究，然后把其中的“精华”讲给自己听。
    《绥寇纪略》“是一部记载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官逼民反、农民大起义及起义军与官军的斗争过程直至明亡的史书，里面关于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牛金星等，关于明朝将领如孙承宗、洪承畴、杨鹤、何腾蛟等，关于两方斗争和战争情况及胜负因果，都记述甚详。”应认为：“张学良将军所以要我看这本书，大概是想从这部书中找些‘绥寇’的经验和办法。”
    应外，应德田还做些秘书工作，比如，把张学良的讲话进行整理、汇编等等。
    在此期间，应德田还认识了两个人。
    一个是我们早已大家熟知的孙铭九，时任张学良的参谋秘书室中校参谋，1936年 6月30日，即“艳晚事件”的第二天，张学良令孙铭九改任卫队二营营长，以应德田接替孙铭九负责参谋秘书室。
    另一个就是苗呈实，号剑秋，以号行。
    苗剑秋，1905年生，辽宁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
    与应、孙二人不同，苗剑秋并不是张学良的下级，在“剿总“里并没有职务，据应德田说：“（苗剑秋）在张学良将军这里，地位比较特殊，“总部”里没有名义，大家一般称他为“苗秘书”，其实他自始至终在机关里没有职务，颇似古代的养士或食客性质。”
    应德田的回忆（也包括孙铭九的一些材料），其中颇多令人疑惑之处，但很多事情是他直接操办的或亲身参与的，有些有旁证，可知其所言不虚；有些，就只能听他的“一家之言”了，因为别人不知道。
    1936年 9月，应德田帮张学良办了一件大事——成立“抗日同志会”。
    用应德田的话说：“抗日同志会，是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东北方面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积极分子的秘密组织，其目的是团结抗日力量，建立一个有力的领导中心，积极推进联共抗日工作的发展，以求达到报仇雪耻、收复失地并使中华民族获得解放与自由。”
    应德田回忆，大约是在1936年 7月底，张学良找到应德田和孙铭九，详细地对他们谈了建立“抗日同志会的想法和宗旨”，张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之下，有这样一个核心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它可以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领导核心意见和指示有组织有系统地传达下去，做到上下相通，行动一致。”
    对此，应德田和孙铭九表示完全拥护张学良的决定。当时，“张学良将军把一个黑色硬皮十六开大小的本子打开，严肃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孙铭九和我相继签了名。以后发展会员都在其上签名，这个本子就成为同志会的签名簿。”
    当年 9月，抗日同志会正式成立，创始人共15人，除张学良、孙铭九、应德田三人外，比较知名的还有刘澜波、刘鼎、苗渤然、苗剑秋、卢广绩、车向忱、何镜华、贾国辅等，其中刘鼎、刘澜波、苗渤然都是共产党员。
    抗日同志会的领导机构和人员，都是张学良定的，其中，张自任主席，应德田为书记、孙铭九为行动部长，在 9月的抗日同志会成立大会上，又增设了一个理论宣传部，部长为苗剑秋。
        至此，所谓东北军少壮派的“三剑客”——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就在抗日同志会凑齐了。
    关于送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等四人回京的事，据应德田回忆，当时杨虎城的态度是主张“缓一缓”，即“等张学良将军回来后由他作主”，但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主张马上就放，而且不只放这四个，要将扣押的十几个“中央大员”一起送走。
    应德田得知此事后，认为不能放，一个也不能放，因为“这样做于张学良将军有害无益，张学良将军没回来之前，不能把这批人放走。”于是他赶去新城大楼找王、何二人。
    见到王以哲，应德田开始长篇演讲，根据应的回忆，当时他一口气说了起码得有十分钟，归结起来是三点，第一，扣押的这十几个中央大员是人质，张不回来就不能放。第二，张副司令打来电报，让放人，谁知道是不是他的本意？张临走时曾说“过三、五天就回来”，那么，等他回来自己放岂不很好，也不急在这几天。
    应德田还说了第三点：“无益于副司令回来的任何事情，我们绝不应当去做，能够保证副司令回来的一切条件，我们绝不应当放弃。请军长为副司令，为东北军，为三位一体仔细慎重，勿贻后患，将来后悔是无用的。”
    应德田最后说的这几句话，无礼之至，不仅暗含了“你王以哲、何柱国两个人在做不利于张副司令”的意思，而且其中含有威胁的语气，已经不大像是下级对上官在说话。
    听了应的话，王以哲并未计较他的态度，但也没有太当回事，只是说：“你太多心了，副司令都送委员长回南京了，我们还扣留这些人做什么? 何况，副司令有电报指示，我们怎能不办呢? 我们不遵从副司令的指示，我们还遵从什么呢? ”
    应德田又重复了一遍：“副司令说几天之内就回来，等他回来再放有什么不好呢? 何必急于现在就放呢? 这些人是副司令回来的保证啊! 军长，如果愿意副司令回来，我们必须把这些人扣住。今天副司令还没有回来，我们就随人摆布，这就可以使他们这样想；我们并不重视副司令回来的问题，不放副司令满行了。这不是使人觉得东北军、三位一体软弱可欺吗? 副司令也可以任人摆布了吗? 如果是因为没有按他的电报指示去做，担心副司令回来责罚我们，那么我可以在他回来的时候，一定向他说明这是我的过错。”
    王以哲没有听他的，说：“事情不象你说的那样严重，副司令会回来的，我并不是怕责罚，是大家多主张放，委员长已经走了，我们再留这些人毫无意义。送人情送到家嘛，这是副司令的精神。”
    应德田见说不动王以哲，只好去找“设计委员会”研究对策。

    按：早在12月12日捉蒋成功之后，张、杨就改组或成立了一系列的机构。
    首先是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组为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张学良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董英斌为参谋长。
    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以下，有一个“参谋团”，这是一个军事机构，负责研究讨论一切军事问题。
    另外还成立了一个“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杜斌丞、刘澜波，申伯纯，卢广绩、黎天才、洪钫、王炳南、王菊人、应德田、南汉宸、苗剑秋等人组成，以高崇民为召集人。
    “设计委员会”是一个政治机构，成员都是文人，其职责，用应德田的话说，是负责“讨论张、杨交议的问题，也可以向张、杨提出建议。”可以说，所谓“设计委员会”，基本上相当于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的智囊团。
    眼下，需要“设计委员会”发挥作用的时候来了。

    听了应德田的话，大家都觉得他说得有道理，高崇民又赶去见杨虎城、王以哲，表示“设计委员会”不同意放掉这些人。
    但是没有效果，人还是被放了。
    据蒋百里回忆：“二十五傍晚，杨虎城设宴为余等饯行。余戏谓之曰：‘昨为阶下囚，今为坐上客，真余等之谓矣。’满座皆大笑。二十六日上午九时，余等至飞机场，杨氏遣队莅场欢送余等。遂于军乐悠扬声中凌虚而归。”
    放掉被扣的十几位“中央大员”，是老蒋与西北方面的第一次交手，也是一次试探。我们有理由思考，如果不放这十几个人，老蒋会怎么样对待张学良。
    这个回合，老蒋胜了。
    同时，围绕着“放人”的争论，也是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即所谓“少壮派”）与高层（即所谓“元老”）之间的第一次交锋。
    其结果，元老的意见占了上风。
    对此，应德田认为：“当时杨虎城将军的本意，与大家是相同的，也是不主张先放蒋方人员和飞机的，要等张学良将军回来后解决，但由于王以哲、何柱国固执己见，杨虎城将军为团结着想，才改变了自己的意见。”
    12月29日，阎宝航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飞到南京，要求西安方面放回中央军的50架飞机和飞行员、地勤等 500多人，据孙铭九回忆，当时阎宝航转述张学良的话说：“张以手指向西北轻声说；他们( 指蒋中央 )不让我回去，那边( 指西安方面 )能答应吗? ”阎还说：“要争取汉公( 指张学良 )回来，主要在于你们团结一致，坚持到底。”
    杨虎城再次找王以哲、何柱国商量此事，据应德田说，“杨虎城将军认为张学良将军五天之内并没有回来，他不回来就不应当再放了。”但王以哲、何柱国认为可以放，“送人情送到家嘛”。
    应德田得知此事，再次去找王以哲、何柱国，把上次说的话又讲了一遍：“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就等于我们放弃了副司令能够回来的最后保证，不仅表明我们无心无力争取副司令回来，而且还会替南京增加军事威慑力量和使蒋介石大大坚定扣张的决心，这就对副司令，对西安方面的三位一体极其不利。”
    据应德田回忆，当时王以哲是这样说的：“不知你怎么如此多心，我不相信委员长不让副司令回来。副司令那样慷慨大方，送人情送到家，我们也应当体会副司令这句话去办事，不应当违背他的意思呀! ”
    12月31日，所有飞机及相关人员被放回南京。
    放走飞机，是老蒋与西北方面角力的第二个回合，也是少壮派与元老们的第二次冲突，其胜负态势，与第一次完全一样。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应德田、孙铭九等人的意见都是对的，不管王以哲、何柱国等人是出于什么考虑，都不应该在张学良回来之前，轻易放掉谈判的砝码。
    就在西安方面放走飞机的同时，张学良在南京被“高等军法会审”判处十年徒刑。
    1937年 1月 5日，蒋介石明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杨虎城的西安绥靖主任、于学忠的甘肃省政府主席兼51军军长，均予以撤职留任的处分；任命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免职。
    1 月11日，曾在洛阳机场高呼“打倒张学良”的祝绍周奉顾祝同之命来到西安，带来了解决西北问题的甲、乙两案。
    甲案：（一）东北军移驻甘肃；（二）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三）红军仍回陕北，防区另商；（四）中央军十二团进驻潼关至咸阳一线。
    乙案：（一）东北军调驻安徽；（二）十七路军调甘肃；（三）红军仍回陕北；（四）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陕西。
        对此，高崇民分析：“甲案系陪衬，蒋属意东北军接受乙案。张学良则盼东北军接受甲案，三军得以靠拢，西北团结局面尚可维持，不致被各个击破，而其个人返陕有望。”
    在这一阶段，杨虎城所处的位置，极为艰难。
    既然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组成了“三位一体”的联盟，那么，毫无疑问地，重大决策要取得三方的一致，特别是东北军，因为东北军的势力最强大，更重要的，眼下要救的是东北军的统帅张学良，是战是和，要战是怎么个战法，要和提什么条件，自然首先要听东北军的态度。
    偏巧，东北军内部又拿不出一个统一的意见——矛盾的焦点，在于先救张学良，再结束对峙状态；还是按照老蒋的意思，西安方面的部队先从前线撤下来，再谈张学良的事。
    其实，只要“三位一体”能够保持团结一致，即便是先撤军，也不见得就绝对不能保持对南京的压力，关键是自己不要乱。
    现在的局面是，东北军自己拎不清，杨虎城又不可能强压他们自己拿主意，扯来扯去，不得要领，时间已经来到了一月下旬。
    由于无法说服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应德田他们想到了借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1 月27日，应德田等“三剑客”和抗日同志会的另一位中坚人物何镜华约见了周恩来。
    谈话的经过，应德田、孙铭九、何镜华都有回忆，互有出入，孙铭九甚至说他根本就没有参加此次会谈，好在要谈的事大家都知道，倾向性也都差不多，细节上的问题，可以不必过于考究。
    依然是由应德田主谈，谈话的核心，还是坚持要张学良先回来，然后再撤军：“如果我们现在不坚持争取，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先撤兵，那就等于告诉南京：东北军和三位一体已经放弃副司令了。那样，副司令便永久也回不来了。”
    最后，应德田提出：“现在，东北军里除两三个军长外，全体都是这样的看法，这样的主张。十七路军杨主任也会赞成这样主张。为东北军的前途，为三位一体的前途，为联合抗战的前途，为张副司令的前途，希望红军能体会副司令的心，坚决支持要求副司令回来的主张，坚决支持副司令不回来决不撤兵的主张。这样坚决的要求，能够把副司令营救回来，并没有内战前途。我们千万不要中蒋介石的阴谋，在他的压迫威胁下而放弃副司令，陷联合抗日、三位一体于失败的结果。万一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我们，也请红军同心合力，打垮他们。”
    对于应德田的请求，周恩来是这样说的：“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副司令在东北军中的重要性，我们了解副司令在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我们极愿意把副司令营救回来。但现在这种局面，两方面如都坚持，我们三位一体一定要求放回副司令，而蒋介石一定不放回，僵持下去，很容易引起战争。引起战争，当不合副司令发动西安事变希望达到团结抗战的原意。引起战争，对副司令恢复自由和回来的问题更无好处。很明显，战争一起，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了。我们现在退兵，我们三位一体好好地团结，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继续坚持要求，副司令迟早总会回来的。我们要求副司令回来的方法应该很多，不一定要现在这样坚持，要求南京即刻就放他回来。现在这样坚持，一旦引起战争，不仅张副司令回不来，而且容易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前途，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前途，对副司令前途，都会没有好处。”
    对于周的回答，苗剑秋极不满意，他说：“你们现在不愿意和我们一同坚持营救副司令，等撤兵之后，大家分散了，你们还怎样和我们一同坚持营救副司令呢？”还说：“你们不坚持，我们坚持，蒋介石看我们不是三位一体，只是东北军坚持，力量小了，就容易使他生轻敌好战之心，如果蒋介石进军打我们，你们是否就看着袖手旁观呢？”他甚至说：“你们不同我们一体坚持，就是等于和我们不合作，咱们岂不是等于破裂了吗？”
    苗剑秋有点小才气，颇具“狂生”气质，跟张学良也是如此。有一次他跟张起了言语冲突，一气之下居然负气走了。最后还是张学良哄他，对他说“如以为可教，愿君勿为范增而为魏征”，苗剑秋才回来。
    在应等的再三要求下，周恩来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明天回三原去开会讨论一下，回来再答复你们。”
    据应德田说，1 月28日，“周副主席、叶剑英和秦邦宪同志乘汽车到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司令部驻地去开会，当晚回到西安。”周对应说：“只要东北军意见一致，团结一致，坚持要求，我们一定同你们一致坚持，到任何情形下，绝不后退，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副司令，我们绝不会对不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这两位朋友。”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但他的态度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东北军意见一致，团结一致”。
    为了达成“意见一致”，东北军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会来讨论此事，这就是“渭南会议”。
    参加会议的，既包括了东北军几乎所有的军、师级高级将领，也包括“三剑客”等抗日同志会的中下级军官。也就是说，所谓的元老派和少壮派，这次几乎到齐了。
    既然叫“几乎”，那就是说还有缺席的。
    不错，少了两个人。
    一个是于学忠、一个是王以哲。
    于学忠在兰州，来不了。
    王以哲是病了——早在 1月初，祝绍周到西安来传达甲、乙两案，回去的时候，王以哲送他到机场，结果着凉了，从此一直缠绵病榻。
    东北军的名义统帅和实际上的掌权者都不在，你说这样的一个会，最终能起到什么效果！
    王以哲不在，董英斌替他主持，他说：“现在局势很严重，南京叫我们东北军后撤，总部搬到邠县，渭南前线部队撤到高陵一带。将来如实行甲案，则开往甘肃；如实行乙案，则开往安徽。有的主张我们先坚决要副司令回来而后再听命撤兵，有的主张先撤兵后营救副司令，我们内部的意见颇有不同。无论是先撤兵而后再营救副司令，或者是先营救副司令而后再撤兵，我们必须意见一致，团结起来，这样才能有力量，对于副司令，对于东北军才能有好处；否则，只凭个人意见，不能集思广益，不能在一致意见之下团结起来，对副司令、对于东北军一定只有坏处。今天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好好地仔细谈谈，使我们东北军的意见能够达到一致，然后根据这个一致的意见，大家坚持团结，努力奋斗。我想，这样才能够达到营救副司令的目的，才能够使东北军走上光明的前途。现在就请大家好好谈谈。”
    首先发言的是何柱国，他说：“根据现在的形势，我们只应服从中央的命令，先把总部退到邠县，渭南前线部队撤往高陵以北，然后，如实行甲案，我们就开往甘肃；采取乙案，我们就开往安徽，这全在我们的决定。我们接受中央的条件先撤兵，这表明我们东北军还是尊重中央、服从中央命令的，中央也就不会认为东北军与他们为敌了，这样，一定能得到中央的欢心，中央也就容易接受我们的请求，到那时，再设法请放副司令，为时不晚。”
    何柱国的理由是：“如果我们拒不撤兵，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必定要引起僵持局面，进一步要引起战争，战争一起，对于副司令，对于东北军都是不利的，因为东北军绝打不过中央军，战争之中，他们当然不能放副司令回来，战争完了，东北军失败了，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了。那时东北军的前途会更加暗淡。因此，我们现在应该避免冲突，服从中央。况且，副司令发动双十二事变的目的，是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以后的放蒋、送蒋也不外为此目的，到南京后副司令还屡次带信来，要我们和平解决。我们现在放弃坚持，应该说是尊重服从副司令的指示，符合副司令发动双十二事变的心愿。假如因为我们在这件事上处理不当，内战爆发，那将陷副司令于极大的痛苦之中了。所以，为各方面的利益前途着想，应当听从中央的命令：撤兵。”
    最后，何柱国强调，他的话也是王以哲的意思。
    元老派讲完了，代表少壮派发言的，依然是应德田。应讲的很长，核心的意思就是张学良不回来，决不撤军，不惜一战。在发言中，应德田反问大家：
    “关于营救副司令的问题，为什么说东北军应当而且必须首先积极主动地坚持呢？我们知道，西安事变捉蒋，是以副司令为主，杨主任为辅的；放蒋、送蒋，更明显是以副司令为主，杨主任和共产党代表团为辅的；在三位一体的团结之中，也是以副司令为最重要的中心人物。所有这些表明，这不只是由于东北军人多势大，而是因为副司令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态度都是积极的、行动都是主动的关系。现在营救副司令，当然也必须还是由东北军积极主动。只有这样，十七路军杨主任和共产党代表团才能一同坚持。如果东北军不坚持营救副司令，那么十七路军杨主任和共产党代表团还怎么坚持呢？”
    应又说：“还有，不用说，谁都明白，副司令是我们东北军的领袖，并非十七路军的领袖，更非共产党红军的领袖，我们的领袖被扣，我们为什么不应当比别人更坚决地营救呢？况且，副司令与杨主任联合发动事变，实现了拥护蒋介石、联合共产党、团结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对于国家有极大的功勋。这样的领袖不仅他个人有远大的前途值得我们拥护他，营救他，而且副司令对于东北军的前途，对于三位一体的前途，对于中国的前途，也都有着深刻密切的关系。对这样一个值得拥护爱戴的领袖，我们怎么能不积极主动、团结一致地营救他呢？”
    最后，应德田说，“十七路军杨主任是主张营救副司令回来的，因为杨主任知道副司令不回来，他自己、东北军、三位一体都将不好办。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表示，他们了解副司令的重要性，为营救副司令，如果我们东北军能够意见一致，团结一致，坚持营救，他们也和我们一同坚持，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后退，绝对不会对不起副司令，绝对不会对不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这两位朋友。现在三位一体是否能够团结一致地营救副司令，全在我们东北军自己了。在这最后的关头之下，我们是不是要下定决心不撤兵，坚持营救副司令回来呢？请各位贡献看法，讨论决定。”
    应德田不愧是应德田，这一番话说出来，大家都为他的气势所摄，在“我们是不是要下定决心不撤兵，坚持营救副司令回来”这样一顶大帽子下面，毫无疑问的，谁也没法站出来反对应德田的说法。
    所谓的讨论就此定板，除了董英斌、何柱国、应德田以外，别人基本就没怎么说话。据高崇民回忆，赴渭南开会时，高崇民与应德田等是坐一辆车去的，应在车上曾对高说：“高大哥，这次会议主要是看带兵官们的态度怎样，你不必讲什么话。”
    事实上大家亦没法说什么话了，高崇民说：“何柱国在东北军官中，本无威望，会场上各带兵的军官们都被应德田借口争取张副司令的话所控制，无人敢表示赞成何的意见。”
    据应德田回忆：“董英斌为了表示会议的重要，又因王以哲将军本人不在场，认为需要把决议写出来，同意决议的人都在上面亲笔签名，以便拿回去交王军长执行和作为以后执行的依据，到会的四十多人都亲笔在决议上签了名，备了案。”
        表面上看，东北军总算拿出了一个一致的意见，但是，于学忠、王以哲二人的缺席，却使这个个“一致”大打折扣，且埋下后患。
    1 月31日，于学忠终于来到了西安。
    于学忠因何到西安，谁请的，在大家的回忆中，各执一词。
    应德田的回忆是这样说的：“渭南会议之后，虽然有了一致通过的决议，但是，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却无意遵守，一意破坏这个决议。他们明明知道无条件撤兵的方案已经遭到全体东北军的反对，仍旧死不甘心，挖空心思寻找出路，他们图谋求救于东北军元老于学忠，争取得到他的支持，代他们发号施令。一月三十一日，王、何派飞机把于学忠从兰州接来。”
    但是，高崇民的回忆，却与应德田的说法正相反：“于学忠之来西安，是因为一方面西安与潼关谈判好了的条件须要执行，而一方面西安还在和战未决的状态。杨是支持少壮派的意见，但对东北军高级将领如缪澄流、刘多荃等又无把握，少壮派应德田等拟利用于学忠代替王以哲，他们以为于学忠老实，容易包围，故希望于来西安作主战的最后决定。”
    比较起来，还是孙铭九说得最实在：“由于渭南会议的决议，不符合一部分高级将领的心意，所以他们不愿执行。应、孙等少壮派，则坚决主张维护渭南会议决议，并要求贯彻执行。在这样相持不下的情况下，王以哲就想出接于学忠来西安作主的办法。于学忠是张学良送蒋走前留下的手渝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于是派飞机去兰州接于学忠来西安。应德田等也认为于学忠对张是很忠实的，拥护于学忠可以贯彻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案。因此应德田亦愿意接于学忠前来西安主持一切。当时何镜华并准备于学忠来到时，即向其说明坚持争取张学良回来的意见。”
    不管大家怎么看于学忠，此刻，元老派和少壮派两方都在争取于学忠的支持是真的，于学忠是张学良“手谕”的东北军临时统帅，哪一方面把他抓到手，就可以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态势。
    于学忠一下飞机，听说王以哲一直生病，立刻就去看他。据孙铭九回忆，这时应德田马上让孙去“找在西安的东北军全体中级文武官员，都集合到王以哲家中来，向王、于等请求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
    孙说，当时先后到王家的有：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刘启文、杜维纲、陈旭新、刘佩苇、洪钫、孙铭九、应德田和何镜华等人。
    当时，“王以哲斜躺在床上，半侧起身子，下半身盖着被子，于学忠坐在王以哲的床边，何柱国坐在对面，童英斌坐在靠何柱国打横的一把椅子上，孙铭九站在靠近窗子一边，应德田在靠门口处，何镜华也在屋里，在外间房还有许多人挤不进来。
    会议刚一开始，工兵团长杜维纲就哭着说：“我们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屋里气氛马上变得十分凝重，大家都在等着听于学忠的态度。
    此时，于、王、何三个军长先是谁也不说话，然后又互相推，何柱国让王以哲说，王又请于学忠说。于学忠说：“我刚从兰州来，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还是请王军长说说罢。”
    对此，应德田说：“当时操东北军实权的是王以哲，故于学忠还是推请王以哲作决议。”
    王以哲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最后于学忠看总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于是说：“我再与王军长商议商议，你们大家都先回去吧。”
    当天晚上，由杨虎城召集，召开了“三位一体”的联席会议，由于王以哲生病，只好把会场由新城大楼搬到王以哲家中，就在王的卧室开会。
    参加会议的人员，根据应德田回忆：
    十七路军：杨虎城；
    东北军：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据张政枋回忆，还有董英斌）；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
    旁听人员：在里屋的是应德田、何镜华，因房间太小，外屋还有张政枋、刘启文、杜维纲、刘佩苇，邓玉琢等人。
    会议由杨虎城支持。
    决定东北军命运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大家却谁都不说话。应德田说：“会场上呈现出少见的长时间沉默，谁也不先讲话。”
    杨虎城只好请周恩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可想而知，周恩来能说什么？于是周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面的意见为意见，还是你们先讲好。”
    应德田说，当时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你推我，我推你，拖了一个来钟头，最后还是杨虎城将军打破了这尴尬的场面，他说：‘孝侯（于学忠字），你先说说吧！’”
    于是于学忠说：“我刚从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到西安后，才知道在营救副司令一事上东北军内部存在着两种对立的主张。我觉得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不撤兵恐怕会引起战争，战争一起，对副司令，对东北军，对三位一体都不利，应该按照鼎芳和柱国的意思办！”
    于学忠讲完，杨虎城又请王以哲说，王说：“我和柱国自来就是主张暂时不必坚持要求救副司令回来的，坚持要求，不撤兵，等于给中央施加压力，一定会使中央认为我们还在与他们对立，怎么能放副司令呢? 其结果会导致中央军进攻我们，我们怎么能胜过中央军呢? 打不过，副司令怎么能回来呢? 我们不是白白付出牺牲吗? 先撤兵，服从中央命令，以后可以慢慢设法营救副司令。”
    接着，何柱国发言支持王以哲的看法。
    至此，参加会议的三个东北军代表，都发表了一致的意见，即先撤兵而后救张。
    杨虎城看到东北军的三个军长都拥护先撤兵的方案，只好说：“我一直认为副司令不回来，委员长答应的诺言就不能说没有问题，我们这里极需副司令回来主持，因此，我倾向于坚持先救副司令后撤兵的方案。现在，孝侯、鼎芳、柱国代表东北军都认为先撤兵有益，那么，我们与以往一样，愿与东北军一致。”
    杨虎城说完，就请周恩来讲话。周说：“我们原来认为先撤兵而后设法救副司令的办法是对的，不过，你们两方面都有许多人坚决主张先救副司令后撤兵，为了三位一体的团结，也考虑到副司令在东北军和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致主张，一致坚持，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原来的意见，和你们一致坚持。现在，你们两方面既然一致了，我们当然也和你们一致。”
    在发言的最后，周特别强调：“请你们千万要注意内部的团结，设法说服你们的干部，否则会发生问题。”
    对 1月31日的会议，张政枋的回忆，与应德田的不完全一致。张的回忆，虽然没有应德田那么详细，却更加传神，故而似乎也更加可信一些。
    据张政枋说，当晚首先发言的是何柱国，他说：“今天我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对和战问题听大家的。”
    第二个是杨虎城：“咱们十七路军兵少力量小，打不打听东北军的。”
    第三个是于学忠：“我的几个师都在兰州，要打我的队伍也来不了。”
    第四个是周恩来：“在荆紫关以内我们有点队伍，但数目不多，打吧，帮助也不大，我想张副司令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八项政治主张，主要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打起内战来，就要兵连祸接，替日本鬼子造机会，对张副司令的主张有些不符合，请大家考虑。”
    第五个是王以哲，据张政枋回忆，“他（指王以哲）躺在床上，用两只手托着头说，打就快打，和就快和，既不打又不和，没有准主意，耽误大事情。”
    第六个是董英斌，董的态度反而很鲜明，他说：“必须打。不打，副司令回不来，东北军就要垮台。”
    张政枋说：“在会议过程中，甲说几句，乙讲几句，你推我，我推你，莫衷一是。最后于学忠作结论说，糊里糊涂和了就和了吧，如何进行和谈，明日上午十时大楼（杨虎城办公大楼）开会大家研究。”
    张政枋是西北总部粮秣处处长，散会以后，当于学忠由里屋走到外屋时，张政枋拦住于，问他：“糊里糊涂和了吧，粮秣如何安排? ”
    张政枋说：“他（指于学忠）带着不愉快的颜色说，开会再讨论，就拂袖而去。大家也就糊里糊涂散了会，各自回去了。”
    根据张政枋的回忆，当董英斌讲话时，应德田曾发言表示支持，但这个说法却被应德田本人否认了。多年以后，应是这样回忆的：“在三方面讨论过程当中，如果我争取发言，是能够得到允许的，而且还必定能够吸收更多的人参加，两种意见都能充分地讨论，尤其是那些心里并不赞成撤兵的人可以畅所欲言，尽述自己的观点，敞开自己的思想，不管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决议，都会使大家心平气和，团结一致，三位一体将会更加巩固。然而，我没有这样做，错过了这个机会，这也是我当时考虑不周吧。”
    1 月31日的王宅会议，完全推翻了渭南会议的那份所谓“决议”，“糊里糊涂和了就和了吧”，一晚上的讨论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应德田等人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
    一场惨祸由此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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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7-12 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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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节更名为：附：张学良被拘后的西安

35、附：二二兵变

    事情的发生，并非毫无征兆。
    早在 1月31日，渭南前线的 105师师长刘多荃就接到了一封奇怪的电报，说王以哲已经被杀掉了，让前线的将士服从命令。
    很奇怪，这通电报，并非出自东北军之手，而是由十七路军的电台发出的，因此，刘多荃给西安的王以哲写了一封信，让自己的副官拿着信和电报交给王，让他注意安全。同时，刘又打电话给杨虎城，请杨保护王以哲的安全。
    另外，远在高陵前线的57军军长缪徵流也收到了同样的一份电报，缪也给杨虎城打了个电话，请他加强对王以哲、何柱国及于学忠等人的保护。
    对此，高崇民事后分析：“假如当时缪、刘接到电报后，立即请杨主任严行追究，加以镇压，则二二惨杀事件或者不发生亦未可知。因为该电报之用意，显系试探前方将领对于杀王的态度如何。”
    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按应德田的说法，渭南会议的召开，就纯粹是为了了解带兵将领的态度的。因为不管是打还是和，都要靠直接掌兵的军长、师长们，特别是正处于与中央军对峙前线的缪徵流和刘多荃，他们的态度十分重要，光是靠应德田、孙铭九等几个内务军官，是搞不起大风浪的。
    实际上不用刘、缪提醒，杨虎城已经发现了问题。
    也是在 1月31日，十七路军的几个年轻军官旅长王劲哉、许权中、孔从洲；团长任云章、李振西和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等六人来到新城大楼。他们是来找杨虎城“请愿”的，王劲哉当场痛哭，要求与中央军开战。
    当时杨对他们说：“我们要顾全大局，要先求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不要授敌以隙，快回去好好招呼部队，不要轻举妄动。”
    这几个人闹了这么一出，再加上刘、缪的电话，杨虎城警觉起来。据杨的卫士长白志钧回忆，2 月 1日一早，杨虎城令他派车去接几个人，这些人包括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十七路军第38军军长孙蔚如、还有东北军的军长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国，让白将他们接到新城大楼保护起来。
    白说，当时他两次去接王以哲，都被王拒绝。杨虎城听了，亲自到王以哲公馆去接他，王仍不愿去，杨只好作罢。
    王以哲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好揣测，但总归是托大了，不相信自己东北军的这些年轻人能干出以下犯上的事来。
    王以哲错了。
    在东北军当中，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但有，而且还为数不少；不但东北军当中有，十七路军当中也有。
    2 月 1日上午10点，东北军会议在新城大楼召开，何柱国、王以哲都没有到会，由于学忠主持，他首先传达了头天夜里王宅会议的精神。据张政枋回忆，“传达后所有出席人员，都鸦雀无声，没人响应。”
    这时，于学忠说：“我于家受张氏父子两世深恩，打吧，怕打不回来；不打吧，也怕回不来。”说罢就放声大哭起来。
    于这一哭，会场上更热闹了，张政枋说：他们都痛哭流涕，大声疾呼，有的向于学忠跪下，坚决请求要打。如果怕一时打不回来造成兵连祸接，最低限度也要坚持接受甲案，把队伍调集平凉、洛川一带，西和兰州于学忠部联系，北和陕北红军联系，同时和十七路军也不脱离联系，保持三位一体，再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副司令，如果不放，那时再打也不箅晚。总之，坚决不接受调两淮流域的乙案。
    这样，会议决定通过接受甲案的要求，并决定“西北总部”一部分和交通、粮秣两处先向平凉开始移动，归我（指张政枋）暂时负责，特别指出同时把粮秣也向洛川运送一部。
    张政枋说：“会议结束后，已是正午十二点，大家回家吃饭，准备下午按计划实施。一出绥靖公署大门，就见到大街上左一伙右一群士兵堵着汽车盘问不让过，因我和副司令卫队营官兵平素有些认识，才得放行回家。”
    气氛已经不对头了。
    当天晚上，在金家巷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开了一个会。
    开会的缘由和参加会议的人员。何镜华是这样说的：“我从何柱国家中出来，就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找抗日同志会负责人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商谈。”

    按：何镜华，东北军骑兵军副官处长。

    但是，孙铭九的回忆与何说的不一样，孙说：“二月一日晚，何镜华和应德田找我到张副司令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谈话。房中只有我们三个人。”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也说是三个人：“这天（指 2月 1日）晚间，我正在随从参谋秘书室的办公室里的时候( 西安事变后，我虽然任第四处副处长、政治处处长，但还时常到这里来，尤其是晚上 )，何镜华、孙铭九也先后来了。

    按：张学良刚刚入陕的时候，参谋秘书室负责人是孙铭九，1936年 9月，孙转任卫队二营营长，应德田接替他负责张的参谋秘书室。12月12日，事变发生的当天，张任命应为西北总部第四处（即政训处）上校副处长。
    接着，张学良、杨虎城仿照红军的做法，取消政训处（政训处长曾扩情早已抓了起来），成立政治处，任命应德田任政治处少将处长。
    应的政治处下辖组织、宣传、总务、民运四个科。其中民运科科长即共产党人罗瑞卿。应德田说：“罗瑞卿同志系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因为联合抗日合作关系，周恩来副主席介绍他来暂任这个科长的职务，指导并帮助我们做民众运动的工作。”

    但是，在应德田的另一篇回忆文章《二二事件纪实》中却又说：“这天晚问，我正在副司令公馆随从参谋秘书室中的刚候，何镜华、孙铭九、苗剑秋先后都来了。最近这些天为营救副司令，晚间我们时常到这里来谈谈。”
    这个说法与何镜华的说法一致，多了一个苗剑秋。
    实际上，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苗剑秋并不在西安。
    苗剑秋其人，以放言无忌，无法无天著称。高崇民也是留学日本回来的，看苗剑秋看得很透彻，他说苗“热心名利，狂妄自负，以不讲礼貌，大言不惭，为追求名利的手段，因有苗疯子的外号”。
    应德田也说过：“他（指苗剑秋）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豪放、直率，谈论自己的意见没有拘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是怎样理解的，就怎样谈。”
    1936年 9、10月间，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为掩人耳目，凡是谈论“联共抗日”的、议论蒋介石的，张学良令孙铭九一律羁押起来，省得他们在外边“胡说八道”，泄露“天机”。
    苗剑秋就是这么一号人，当时他正在张、杨搞的“王曲训练团”当教官，经常公开讲“剿共”不对，并大骂蒋介石。张学良为了避免被老蒋找到借口，命令孙铭九把苗看管起来。
    应德田回忆，苗剑秋被软禁以后，非常不满，经常吵吵闹闹。适逢蒋介石刚刚到“王曲训练团”讲完“攘外必先安内”，于是，训练团教育长黄显声和孙铭九商量，把苗剑秋暂时放出来，让他到训练团演讲，以消除蒋介石讲话的负面影响。
    苗剑秋正郁闷得不行，有人让他讲课，岂有不大讲特讲之理。据高崇民回忆，当时苗讲演的主旨是这样的：“有人讲，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叫我们不要打日本，而去打共产党，讲这种混帐话的人，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才对。”
    这一段，应德田也有回忆，他记载得更详细，苗说：“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荒谬的。昨天竟然有人在这里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要我们不去抗日，不去收复东北，要我们做亡国奴，为他专门打内战，打共产党，自己杀自己。他这是放屁! 现在，我们东北被占领了，我们东北人变成亡省亡家之人了，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不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应该让他爬着滚出去！”
    在当时的微妙环境下，苗剑秋发表这样的言论，显然是授人以柄，摆明了就是要张学良的好看！所以张大怒，要枪毙苗剑秋，要严办放他出来的孙铭九。
    最后还是黄显声站出来说：“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应该惩办我，与苗剑秋和孙铭九无关，更不能枪毙苗剑秋，不要做那些亲者痛、仇者快，自己毁灭自己的蠢事。”
    张学良本不是真心要处死苗剑秋，于是苗秘密离开西安赴北平，后又去了日本。因此西安事变发生时，苗剑秋并不在西安，他是事变发生以后才回来的，当时张学良已送蒋去南京。
        不管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肯定有应德田和孙铭九两个人就行了，因为连应德田本人后来也承认，他与孙铭九两人，是“二二事件”的主要负责人。
    先说话的是何镜华，他说，他在何柱国家中看到，何的参谋刘本厚正在起草撤军命令，他建议：“我们是不是找人就去王以哲家中再向他谈谈呢? ”
    苗剑秋表示反对：“大家再到王以哲家中去说，是没有用的，因为王以哲不会听大家的话，更不会听我们的话。”
    接下来的事情，何镜华、孙铭九和应德田三个人都有回忆：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是这样说的：“何镜华提出请他们两人到副司令公馆来开会，然后像扣蒋介石那样把他们两人扣起来，孙铭九当即表示我们的力量办不到。于是又提出把他们两人杀掉的问题。事情太重大了，我虽然痛恨他们，也不反对这个意见，但十分犹豫，没有表示意见。苗剑秋也表示很犹豫。”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是这样说的：“这时何镜华提出象扣蒋介石那样把他两人扣起来，孙铭九当即表示，那是我们的力量所不及的。何镜华又提出把他两人杀掉，事情太严重了，我一时犹豫不决，没有表示意见，孙铭九也没说什么，三个人便沉默了。就在这悲哀愤慨又无可奈何的沉默之中，我们分别回家了。这时已近深夜十一时。
    应德田的两份回忆材料，意思基本一样，即：对王以哲等采取行动，出自何镜华的倡议；孙铭九表示有困难，力所不能及；应德田自己则犹豫不定。
    我们来看何镜华是怎么说的：“当时我们又研究怎么能控制住当前这个紧急的局面。孙铭九说：‘那么把王以哲干掉吧! 连何柱国也打死他。’我说：‘你想用什么办法打死他们，是用明的，还是用暗的？’孙铭九说：‘若用暗的，使用便衣刺杀，我对我的部下没有把握。不能用暗的，只有用明的办法，派部队去把他们打死。’
    对孙铭九的提议，何的态度是：“派部队打死的办法影响不好，各方面会引起反感。再者，王以哲在前几天已经把他的军部的手枪队，调来一部分，住在他家附近，已经有了戒备。就是能打死他，缪徵流、刘多荃和王以哲的关系最好，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撤兵，也是王以哲和他们事先就共同商量好的。如果王以哲在这个时候被打死，他们在前方一定会和我们对立起来，造成东北军内部的混乱，我们更不能控制整个局面了。”
    何还说：“我认为用打死的办法不好。为了控制住局面，好要求副司令回来，我主张现在就派人去把王以哲、何柱国都接到副司令公馆里来和他们商谈，并把他俩留住在这里，派人加以监视。同时，可由于学忠和董英斌来主持，立即召集前方缪激流、刘多荃和各师长到西安来与驻西安的师长、团长及处长们在副司令公馆开会，由大家商谈出一个共同的意见，根据渭南会议决议执行，再加上有同志会的影响，是能控制住东北军内部的整个局面的。”
    据何镜华回忆，当时，苗剑秋问孙铭九，对何镜华这个意见有什么想法，孙说：“要把王以哲、何柱国接到公馆里来，以后需要派人监视，我的人恐怕监视不住，我没有把握，这样做不行。”
    何镜华说：“我听到孙铭九这些语以后，对他很觉失望。应德田也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在这紧急关头，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也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决定，就散了。”
    从上面的材料看，何镜华的说法与应德田正好相反：是孙铭九主动提出要干掉王、何二人的；何镜华表示可以把他们控制起来，但反对杀掉他们；应德田没有表示明确态度。
    最后，该听听孙铭九的说法了：“何镜华首先说：‘只有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不同意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应该赶快想法去铲除他们。由你的卫队营先把王以哲监禁起来。……我看行。’我立即说：‘不行，办不到，现在恐怕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何镜华又说；‘派卫队营暗中除掉他们。’我没有立即答话，应德田表示同意，并示意我也应同意何的意见。我在思索中，何镜华又说：‘若不赶快决定，就来不及了。’应德田在旁催促我快下决心，我想：这件事是要卫队营去做的，也就是要我负责。在军队中我是下级，这样做是以下犯上。我们的目的是要营救张副司令，是为了抗日。张副司令是抗日同志会的主席……三人沉默相视，心情无限悲愤，好象大势已无可挽回。何镜华和应德田就再次催促我说：‘不快决定就晚了。’我站了起来，心乱如麻，不知怎么办好。当时何镜华和应德田并未提出下一步如何办，就这样不了了之。当时我们三人分开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
    在这段回忆中，孙铭九传递出来的信息很明确：何镜华最先倡议杀掉王、何，且连续出了几个主意，态度非常坚决；应德田明确支持何镜华的意见。孙铭九本人则比较犹豫。
    大家都在回忆几十年以前的事情，当然不能完全排除记忆上的误差。但是，三个人的回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在努力地撇清自己，谁也不肯承认自己首先提出杀人。
    但不管怎么样，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当晚，何镜华、应德田、孙铭九、可能还有苗剑秋，几个人曾议论到用杀人的方式解决问题。
    第二，杀人的任务要由孙铭九承担。
   
    按：孙铭九原任张学良参谋秘书室中校参谋，“艳晚事件”后改任卫队 2营上校营长，卫队 2营是负责张学良及“西北剿总”直属机构的警卫工作的。另外还有一个卫队 1营，营长是王玉瓒。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为加强保卫工作，张学良以原第 1、第 2两个卫队营为基础，成立特务团，孙铭九为上校团长。后来，为加强抗日力量，张学良又成立“抗日先锋队”，任命孙铭九为总队长，少将军衔。接着，原军警督察处处长谢珂辞职，张又任命孙铭九为军警督察处处长。同时，孙铭九还是“抗日同志会”的行动部部长。

    由于张学良的东北军都分驻于陕、甘各地，因此，孙铭九是东北军在西安唯一的带兵将领，也可以说，孙铭九是此刻西安城中最有权势的人了，因为只有他手下有部队。应德田、何镜华都是内务军官，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是搞政工的。苗剑秋则根本不是东北军的人。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孙铭九知道，如果要对王以哲等动手，肯定要由自己来承担这个任务，换句话说，出主意的是别人，挨骂的是自己，而且，万一搞不好的话，掉脑袋的可能都有。
    孙铭九在回忆中所说的“这件事是要卫队营去做的，也就是要我负责”，正是他的顾虑。
    别人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孙铭九不能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第三，当晚的会议，“不了了之”，“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决定，就散了。”
    这是1936年 2月 1日到 2月 2日的夜间。
    何镜华说：“我们三人离开张公馆时，已到深夜十二点钟了。”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说：“就在这悲哀愤慨又无可奈何的沉默之中，我们分别回家了。这时已近深夜十一时。”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则说：“时间已是深夜十一点多，四个人就在这悲哀愤慨而无可奈何的沉默中分别回家了。”、
        孙铭九说：“当时我们三人分开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
    1937年 2月 2日。
    这天上午，在孙铭九的家中，又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是怎么开起来的，谁召集的，高崇民在他的回忆《西安事变》中很明确地说：“杀王的早晨，应德田、孙铭久先召集特务团某些干部到他们的住处”，但高并不是当事人，也没有明确地说明他的消息来源。
    我们还是听听当事人的说法吧。
    可惜，当事人们，又是公说公的、母说母的。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说：“二月二日早晨八、九点钟，许多东北军干部来到我们的院子，聚在孙铭九的屋中，我也去了。”
    这句话完全是中性叙述，看不出是谁支使谁，但话里话外的意思，似乎是大家自发来的。这个可能有，因为自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特别是张离开西安以后，以应德田坚决救张、不惜一战的坚决态度，已经使东北军中的许多年轻军官将应德田奉为头脑，而应、孙二人是密不可分的。
    警卫团代理营长、在西安事变当天杀死蒋孝先的商同昌也参加了这个会，他说：“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早晨，我到孙铭九家去开会，参加的约十五人上下。”
    按商同昌的说法，既然他是“到孙铭九家去开会”，那就肯定有人召集，否则不叫“开会”。
    按说，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孙铭九，因为会是在他家开的嘛。我们听听孙的说法：
    “二月二日早晨很早的时候，应德田又告诉我去找东北军的少壮派刘启文( 一一五师师长 )、杜维纲( 工兵团团长 )、刘佩苇( 炮团团长 )、邓玉琢( 参谋处处长 )、孙东园、贾国辅、孙聚魁和商同昌等许多人到我们家中来开会( 我与应德田住同院 )。”
    照孙的说法，很显然，这个会是应德田召集的，只不过“会场”设在孙家而已。况且，孙、应二人住一个院子，在谁家开，没有什么区别。
    对此，在应德田的回忆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在其正文之下，应加了一个注解，分析了当天上午的情况，仍坚持认为大家都是自发来的，他说：
    “在我的记忆中，二月二日上午来这么多人，是他们因为悲哀愤慨，没有办法而自然来找孙铭九和我的。那时候，东北军中几乎普遍公认孙铭九和我是东北军中联共抗日、忠于副司令的中心人物，他们在悲愤中来找我们是很自然的。孙铭九在上海写的材料中也是这样回忆的。他来京时，我和他谈过这个情况，他说他已记不清楚，后来他又说自然地来这么多人，恐怕不合理，不易见信，他觉得可能是我们两人合计后他派人找来的。”
    对孙铭九的说法，应仍然否认，他说：“我记忆中，这事件之前，我们没有对找人的事进行过商量，依照当日来的那些人看，不会是找来的。”
    应分析说：“我们找，应该主要是找同志会的人和抗日先锋队的人、特务团军警督察处和政治处的人，而那天来的，如杜维纲、刘佩苇、邓玉琢等既非同志会会员，又不是上述几个机关的人。孙东园是同志会会员，还是共产党员，但他的住处我们当时都不一定清楚，他时常流动。”
    但是，应德田自己也认为：“可是如果说没有找就到了那么多的人，也似乎不可能，到底如何，很难判断，我只是凭自己的记忆如实地写出来。”
    根据当事人的这些回忆，基本上可以判断：当天的会，肯定有召集人，最起码是应德田、孙铭九二人、或者是孙根据应的要求，召集了一部分人。这些人是应、孙二人可以直接指挥和控制的人员，如应德田的抗日同志会和“西北总部”政治处；孙铭九的“抗日先锋队”以及军警督察处这几个机构的人员，而绝全不是大家自发聚拢的。
    还有一部分人，则可能是与会者间接找来的、或者是关心时局，听说有这样一个“聚会”，来了解情况的。
    同时，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些年轻人，彼此气味相投，对“和战”问题均持激进态度，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有点类似于“愤青”。
    既然是“愤青”之间在讨论问题，那么讨论的结果，能有多少理性的成分，就很难说了。
    参会的人员，孙铭九只是说“人很多”，商同昌说有15个人左右，应德田记载得最详细：
    “有一一五师师长刘启文、参谋处副处长邓玉琢、工兵团团长杜维纲、炮兵团团长刘佩苇、军警督察处督察长文英奇、骑兵军副官处副处长何镜华、抗日先锋队参谋长、分队长、特务团营长、连长赵龙涛、乌庆麟、周锟、贾国辅、黄冠南、商亚东，王协一、华国璋、于文俊、魏治国、朱云飞、孙聚魁、孙我权等。此外，还有苗剑秋和孙东园，连孙铭九和我在内约三十多人，几乎站满两间堂屋。”
    大家聚齐以后，商同昌说，会场上最突出的是杜维纲，“痛哭流涕”，“表示不惜牺牲一切，非把张副司令要回来不可。”
    就这样，话题从营救张学良开始了。
    有人说：“现在就退兵，副司令算回不来啦，怎么办呢?”
    有人答：“副司令不回来，东北军不好办! ”
    孙铭九说：大家来了以后，“你言我语，都对王以哲、何柱国极为不满。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张学良的。”
    有人问：“为什么他们不愿副司令回来呢? 莫非他们俩真被蒋介石收买了? ”
    “蒋介石骗他们说给他们省主席，他们就真不要副司令了。”
    “杨主任还坚决要求副司令回来，他俩反不愿意，到底是什么心！”
    “共产党红军代表团都知道副司令重要，表示可以和我们一同坚持，王以哲、何柱国为什么就不能呢? ”
    “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执行渭南决议? ”
    “他们违背渭南决议，就是反对东北军，我们不能答应! ”
    很多时候，人的情绪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且越是年轻人，越易于在外界的影响下失掉自我。2 月 2日的会议就是如此。
    就这样，在彼此的互相影响下，大家越说越生气。按应德田的回忆：“这时候，大家痛恨王、何的心，真可以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声鼎沸，愤怒一浪高过一浪。”
    终于，有人提出了一个可怕的建议：“太可恨了，我们应当惩治他们。”
    马上有人附和：“他们出卖副司令，出卖东北军，出卖我们，我们应当除奸，杀掉他们。”
    据商同昌回忆，应德田的意见是杀掉王、何二军长，其观点是，“杀了王以哲、何柱国守住西安，就可以把张学良争取回来。”
    令人奇怪的是，此时，持反对态度的，却是一惯思想激进、做法极端的苗剑秋，苗剑秋的观点是，“王以哲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条件，大势已去，就算杀了王以哲、何柱国也不能扭转局势了。”
    商同昌回忆，为此，应德田与苗剑秋争论起来，二人彼此都无法说服对方，而另一个中心人物孙铭九则“在会场上踱来踱去，没有主见。”
    后来，孙见他俩始终拿不出一致意见，于是很烦躁地说：“唉呀! 倒是怎么办? 我看我这个脑袋非叫你们弄掉不可。”
    到最后，商同昌说：“因为参加开会的人，除苗剑秋一人外，全都同意杀王以哲、何柱国，守西安争取张学良回来。苗剑秋就收回了他的意见，服从大家的意见。”
    另外，商同昌说，会上，还有人提出要连于学忠一起杀掉，商还说，可能就是应德田提议的，但商也不敢肯定，记不清了。对此，大家都不同意，“认为杀了于学忠就没有人指挥东北军了”。
    当时，大家还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杀掉王以哲之后的善后，应德田提议由67军副军长吴克仁接替王以哲，大家都同意。
    第二，谁来守西安？孙铭九说；“105 师师长刘多荃跟副司令多年，副司令待他很好，我看可靠。”接着孙又说：“一一五师刘启文师长是我们( 同志会 )的人，刘桂五也没有间题。”
    苗剑秋则说：“周恩来说红军部队已开到咸阳( 三原 )北山一带。我们同国民党军队打起仗来，红军是能够帮助我们的。”
    事情就此定板。
    “会议”的最后，应德田以主持人的身份问大家：“到底该怎么办呢? ”
    “杀掉他俩! ”
    应又问孙铭九：“照大家公意办行吗? ”
    孙铭九说：“好！”
    应德田再一次问大家：“除掉王、何，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决议，坚持营救副司令，大家同意吗? ”
    应说，当时“屋内一片齐呼”：“同意! ”
    应又问：“有人不同意吗? ”
    没有一个人反对。
    用应德田的话说：“就这样，一个不是正式会议的决定，在愤怒之中聚成的意志开始执行了。”
        ——血腥的杀戮即将开始。
    杀人的“决议”既已形成，下面要决定的就是谁来执行，谁来办这件挨骂的事？
    应德田是文人，长于鼓吹，登高一呼是他的长项，杀人，他还不是这块料。
    苗剑秋，那就加个“更”字，比应德田还能“吹”，连老蒋，苗都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声称要让他“站着进来，滚着爬着出去”，但也仅仅是说说而已，真要动刀动枪，那是不行的。
    “三剑客”当中，堪称“文武双全”的，只有孙铭九，大家不要以为孙不过赳赳武夫而已，人家那是正牌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这在当年是响当当的学历——老蒋以军委会委员长之尊，在日本也不过读了个东京振武学校而已嘛，那才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

    按：奉军，乃至后来的东北军，与其他军阀部队相比，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就是他的各级军事指挥员，基本都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老一辈的，以保定军校和东北讲武堂出身居多。中下级的青年军官当中，除了像孙铭九这类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以外，还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还有留洋的。这一点，像冯玉祥的西北军等等，是没法比的。
    但也正因为如此，造成东北军中分为保定系和东北讲武堂两个派别。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东北军的这些青年军官，由于受过西化的教育，思想比较“活跃”，头脑中传统的东西比较少，参与意识比较强，自我感觉良好，“敢想敢干”。当然，这与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性格和作为，也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孙在“抗日同志会”中、在东北军中的特殊位置，大家都认为孙铭九是做这件事情的不二人选。
    但孙铭九并不想去——孙也不是傻子，作为一个军人，以下犯上，总归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因此，最初，孙铭九推67军 115师师长刘启文去，理由是刘的官阶比自己高。
    应德田善解人意，看出孙铭九的心事，怕自己“师出无名”，日后挨骂，所以他告诉孙：“我要写一篇宣言作传单，说明王以哲的罪过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副司令，所以要铲除他……。”
    孙铭九看大家“公意”已决，只好应承下来。
    孙铭九活了91岁，日后的多少年，不知道孙铭九怎么想这天发生的事——主意是应德田出的，自己却在前面顶缸，甚至会因为这件事而青史留名。
    杀王以哲的任务，孙铭九交给了商同昌，孙告诉他，叫警卫团第 5连连长于肇中( 原名于文俊 )带一个排去杀王以哲。并叫商通知第 7连连长王协一，同样带一个排，去杀何柱国。
    据商同昌回忆，为防止有人通风报信：“会议决定杀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以后，除了执行任务的人以外，大家都暂时别离开这里。”
    王以哲是军人，不像咱们普通老百姓家，说去就去，人家家里是有警卫的。因此商同昌接受任务以后，就准备到粉巷二十七号王以哲家附近去看看地形，了解一下警备情况。
    军警督察处处长文英奇是开着车来的，于是文主动提出，让商坐他的汽车，两人一起去王家查看。
    商回忆说：“文英奇陪同我坐汽车在粉巷二十七号王以哲门外兜了一个圈子，看见他门口有两个警卫，拿着手枪，警卫很严，在对大门口外边的房子里住有一个排的兵力，机关枪上了子弹药盒。文英奇告诉我说：王以哲住在进门以后的右手房间里。”
    查看完毕，商回到营部，找来于肇中连长和他手下的戚排长，传达了孙铭九的命令，“并告诉他因为什么要杀王以哲，以及会议的概略情况。以后我告诉他们王以哲家的住址，警卫情况。”
    于肇中听了以后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
    “解决”王以哲的过程十分顺利。孙铭九说，于肇中出发后不久，就有人跑来报告说：“王以哲在家中己被打死了。”
    具体的情况，据商同昌回忆，是这样的：“我传达命令后，于连长、戚排长带一排兵坐大卡车到粉巷胡同口下车，然后列队唱歌通过王以哲家门口，队伍半过时，突然散开把门口警卫缴械，冲入院内，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因为王以哲家的警卫人员也有所准备，曾打伤了第五连的一个兵，子弹横穿两颊。
    商同昌是在于肇中出发大约十五分钟之后到王家的，于带他到王的卧室去看，商看到“王以哲倒在床上已死。”
    王以哲是被乱枪打死的，据高崇民说，王以哲“身中九枪死在床上”。
    这时，商看到院里还被绑着一个女人，就问于是怎么回事，于说这是王军长的太太。
    商同昌说：“赶快把她放开，这与她没有关系。”又对王以哲的太太说；“我们都是东北人，打死王军长，我们也都痛心。现在王军长已经死了，与你们家里人没关系，你们不要害怕，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成殓起来。”
    王太太听了，一边哭一边说：“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商同昌听了以后，当时“头嗡了一下”，于是马上责问于肇中，于低着头不说话，显然是他放纵手下抢了王家的财物。于是商说：“你赶快查清楚，把钱和金子给王军长家找回来，否则你负这个责任。”又对王太太说：“如果有这么一回事，钱我一定给你们找回来。”
    回营以后，商同昌召集第 5连官兵训话：“你们拿了王军长家里的金子和钱，张副司令回来我们怎么交代! 赶快如数交还，给王家送回去。”
    在商的追究之下，士兵们交回了一部分钱财（七条金子，一万八千元钱）。
    事后，商同昌向孙铭九报告了此事，孙让他把钱先存在营部，于是：“我就把这笔钱锁在我的办公桌里。”
    王以哲这边很顺利，人也杀了，钱也抢了。何柱国那边，却遇到了麻烦。
    前面说过，2 月 1日，感到西安气氛不对头的杨虎城，已经将“三位一体“中的主要人物接到新城大楼保护起来，因此，带着兵去“搞”何柱国的王协一扑了个空。王是下级军官，对东北军上层的动向无从了解，并不知道何柱国已经在前一天避走，还以为是有事外出，于是在何家中“蹲守”，并将情况向孙做了汇报。
    此时，商同昌正在向孙汇报杀王的经过，于是孙说：“据王协一报告，说何柱国没有在家。你到何柱国家去看看。”
        商同昌赶到何柱国家时，见到了“抗日同志会”的另一位重要干部何镜华，何正与骑兵军炮兵营营长刘士玲谈话。何见到商，就对他说：“何军长不在家，刘士玲说是到杨（虎城）主任公馆去了。”何还说，他正与刘士玲商量，让刘士玲把何柱国家里的枪集合到一块儿，装箱交给王协一。商“又问王协一连长，情况大致相同，我就回营去向孙铭九作了汇报。”
    何镜华并没有参加 2月 2日上午孙铭九家的“会议”，据何后来回忆，当天早晨，他的随从裴显庭曾对他说：“在寓所的特务团手枪营的守卫班长已接到连部电话，叫他们注意戒备，听说手枪营已出动，不知已发生了什么事情。”
    何镜华心知要出事，马上给孙铭九打电话，没有叫通，于是何当即直奔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何说，“在我到达时，见戒备森严，大门已经关闭。门卫手提机枪勒令我的汽车停下，叫我下车。有的认识我，请示门里的警卫长张学孟后，才让我进去。”
    何镜华进院一看，见院内各墙角和高台阶上都已架设了机枪。他问张学孟：“孙团长、应处长在这里没有? ”张说：“他们都不在这里。听说特务团发生了事情，已派部队去王军长公馆，详细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也不知将对于主席和谭副师长怎样行动。现在谭副师长已叫公馆里的卫士和刘凤德连长率他的手枪排将公馆警戒起来了。”

    按：“谭副师长”指谭海，实际上是张学良的副官长。谭与 105师师长刘多荃，都是张学良的高级亲随出身，属于最亲信的人了。1929年 1月10日，杨宇霆、常荫槐被骗到大帅府“老虎厅”，随即被乱枪打死，指挥“行刑”的，就是谭海。

    何镜华跟着又跑到孙铭九家，何回忆说：“他和应德田同住在一个院内。院门已关闭，门口也没有卫兵。我叫开门后，先到孙铭九住房。在他外屋，看见有特务团和先锋队的几个官佐，督察处的文英奇，还有刘佩苇等人，都在那里。我进到孙的里屋卧室内，才见到孙铭九。”
    何镜华也不是“外人”，于是孙一见他就说：“今早我们决定派出部队去王以哲、何柱国家中，打死他们两个。刚才接到报告，王以哲已被打死。”

    按：何镜华是何柱国的副官处长，在何镜华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及他在 2月 2日曾到何柱国家中一事。何柱国在事后的回忆中曾经说过，有人事先暗中向他示警，令他躲过一劫。从何的回忆略过此节来看，提醒他的有可能就是何镜华。

    据何镜华记载，当时孙还说：“何柱国没有在家里，听说他昨晚去新城大楼，没有回去。派王连长去新城大楼找宋文梅营长( 杨虎城的特务营营长 )接洽过，宋营长说不能进到屋里去打他，要等何柱国出来时再打，王连长现在那里等着呢。”
    这里要说到参与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人物——十七路军特务营长宋文梅。
    宋文梅，本名宋若璟，1910年生，陕西富平县人。
    1925年，宋文梅入陕西三原县立诚学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青团。1927年，宋考入陕西三原县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简称“三师”），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该校团支部书记。
    陕西三原县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陕西地区的重要发源地之一，1923年，三原的一部分进步青年成立了“青年同志共进社”，次年在原中央的指导下，改为”渭北青年社”，在他们的带领下，三原地区的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十分高涨。
    在校期间，宋文梅曾参与组织了著名的“三师学潮”。
    1928年 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三周年纪念日。“三师”准备以开纪念会的形式，对学生实施训导管教，对此，学校中的中共党团组织和进步师生决定发动学生抵制此次集会，学校训育主任魏博如闻讯后找到部分学生领袖大加训斥，并收集了主要参与者的名单，准备处理他们，矛盾有激化的趋势。与此同时，同样地处三原县的渭北中学又发生了驱逐校长杨少农的学潮。
    前面说过，1928年，是中国革命处于转折当中的一年，大革命在前一年失败，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整个中国陷入白色恐怖。因此，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案》中指出：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
    恰在此时，中央和陕西省委关于发动农民暴动的指示传达到三原。因此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三原县委：“在三原城应以赤色恐怖抵制白色恐怖，渭北中学学潮要坚决的领导，对杨少农应指定同志以非常手段对付之。”
    于是，中共三原县委学生运动负责人武廷俊找到”三师”的几个学生领袖，商量对策，这几个学生领袖，宋文梅是一个、还有一个叫程建文，再有一个，就是习仲勋同志。
    习仲勋、宋文梅、程建文三人，早有渊源。他们三个人都是陕西省富平县都村附近的人，同是立诚学校的毕业生，因此在学校里，素有“都村三杰”的美称。其中，习仲勋、程建文是同一届的，宋文梅则比他俩早一年入校。
    相比之下，宋文梅与习仲勋的关系就更加非同寻常，宋不仅是习的好友，还是习的入团介绍人。1926年 5月，13岁的习仲勋，就在宋文梅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宋文梅、程建文考入“三师”，习仲勋则考入富平县立第一高小。次年，在宋文梅的极力鼓动下，习仲勋转入“三师”，就这样，三个好友，在“三师”又聚齐了。
    经武廷俊与“都村三杰”商议，准备以投毒的方式，杀掉魏博如。
    在今天来看，这样的一个决策，不论从那个角度出发来看问题，都过分了。但是，在“以赤色恐怖抵制白色恐怖”、“以非常手段对付之”这样的指导思想来看，是顺理成章的。
    任务由程建文来承担，程找来了巴豆，投入食堂的饭菜当中，最终导致一些教师中毒，但没有死人。
    这个事情，就是“三师学潮”。
    投毒事件，可以想象，后果很严重，武廷俊、程建文、习仲勋等人先后被捕，只有宋文梅幸免。
    习仲勋等人被送到西安，押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军法处。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就是宋哲元，他同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军法处处长，正是第四方面军少将参议萧振灜。
    这天，萧振灜来到看守所视察，习仲勋示意同学们向他提出释放要求，萧振瀛看到学生们都不吃饭，就问“为什么蹲着不吃饭呢？”
　　学生们说：“我们都是正在上学的学生，也不知道犯了哪条法？关这么久，既不判，又不放，家里父母担惊受怕，我们也吃不下饭。”
　　“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不明不白地关了这么长时间，父母一直不知道消息。再不处理，我们都不吃饭。”
　　萧振瀛听了，想了想说：“你们不要着急，待我给宋主席报告后，就放你们回家。”
　　此后，萧振灜果然带着学生们去见了宋哲元，宋给学生们做了一番“工作”：“过去总司令（指冯玉祥）路走错了，以至使后来的青年误入歧途，现在么，只能回头是岸。”又说，“我们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把国家建设好。你们要好好读书，将来为社会服务。”等等。
    最后，宋哲元说：“已经好几个月了，你们的父母日夜在等你们回去，现在就可以回去安慰家人了。”
    不久，除武廷俊以外的学生均被释放。武廷俊是习仲勋的入党介绍人，临分手前，武特地叮嘱习仲勋：“我的案子未决，三原近期的情况也不清楚。但我们在看守所的情况，以及介绍你入党的事情，宋文梅是知道的。你出去以后与他直接联系。”
    习仲勋没有想到的是，此一去竟成永诀，武廷俊后来不久即患病而逝。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们10个人在三原被捕同狱，而武在三原狱内又是我们 9人公认的领导人。在西安军法裁判处，我们 9人相继出狱，只留他一人还未判决，不知道前途如何？”
    宋文梅离开“三师”以后，参加了刘志丹等人发动的渭华起义，起义失败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同志去学习军事，为日后的武装斗争做准备，其中就有宋文梅。
    其时，习仲勋刚刚被释放不久，于是宋文梅就来找他，对他说自己要考中央军校，约习仲勋一同去报考。
    在狱中，由于条件糟糕，习仲勋患了严重的湿疹，不良于行，于是他对宋说：“我的组织关系还没有接转，武延俊在三原狱中介绍我入党一事还得不到证明，即使我身体允许，恐怕要经组织同意和介绍，才能同你一起走。”
    宋文梅说：“你在三原狱中的情形和由武延俊介绍入党及作为跨党分子一事，我在三原时已从杨树荣那里知道了，这次我从省上回来，也知道你们相继出狱。我去县上时，会把这些情况告诉党组织。你现在还不能走动，我还要找胡希仲等人，以后我还可以和你一同去县上谈情况。”
        从此二人分手，再相见，已是二十年以后的解放前夕了。
    1930年 5月，宋文梅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中央军校第八期炮科。

    按：所谓“中央军校”，就是移到南京的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刚刚成立的时候，其正式名称叫做“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到1926年北伐前夕，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其时，在校就读的学生为第五期，第六期则刚刚开始招生。
    同年，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在武昌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所有随北伐军出征的黄埔五期的工、炮、政三科学生全部移至武汉继续就读，这样，黄埔军校就成为黄埔、武汉两地办学。
    1927年，蒋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当年年底，在南京筹备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开始招收第七期学员。同时，国民革命军后方留守主任李济深以黄埔军校副校长的身份在广东也开始招收第七期学员。至此，中国就出现了三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到1928年 3月，蒋介石将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中央军校”，以作为黄埔本校的延续。
    宁汉合流以后，对三地的军校学生采取一概承认的办法，统发文凭，因此，军校前七期的学员，在习惯上，都可以称之为“黄埔生”。
    到1930年 9月，第七期学员毕业，分发各地部队。9 月 7日，蒋介石明令“埔校着即停办”。因此，虽然南京“中央军校”是黄埔军校的延续，但是，从第八期学员开始，就不能说自己是黄埔生了，只能说毕业于“中央军校”了。

    1932年 1月，淞沪抗战爆发，宋文梅等在军校就读的共产党员感于时局，离开中央军校去了北方参加抗日，后加入了吉鸿昌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也就是特务处在天津行刺吉鸿昌的同时，国民党在平、津等地抓了许多共产党员。
    据西安绥靖公署参议郭增恺回忆，在此期间，“杨将军得悉后，即派赵和民前去设法营救，并将徐全忠、支应林、贾振中、周茂兰、尹心田、宋文梅、张希钦、李锦锋、李醒吾等抗日同盟军军官（均系中共党员）秘密接进西安，供给一切生活费用。”
    就这样，宋文梅等一大批共产党员进入了十七路军。不久，杨虎城任命宋文梅为特务营营长，张希钦、李锦锋、何永安、李醒吾、席珍儒等基本上都在他手下当连长，特务营成为了共产党在十七路军的大本营。
    郭增恺回忆：“后被蒋介石发现，蒋介石电杨将军将宋文梅等解京法办。杨将军拒不执行，并电复，查我部并无此人，经此，杨将军更加深对宋文梅等的信任。西安事变时，即派宋文梅等看押蒋介石。”
    宋文梅在十七路军的地位，基本上相当于东北军的孙铭九。因此，西安事变的当夜，孙铭九去临潼捉蒋，宋文梅则被杨虎城派去扣押下榻于西京招待所的所有“中央大员”。
    据宋文梅回忆，在12月10日下午，杨虎城已经找他谈过话，说：“我已和张副司令下了最后决心，本拟今夜发动，因时间太紧迫，决定明日晚上行动。”
    杨还说，他和张学良将军已商定，届时由宋文梅负责带领部队去临潼扣押蒋介石，并令宋于明日下午五时前完成准备工作，听候命令。
    宋回到营部后，即选拔了一些政治可靠而又精悍的兵士 250多人来担负这一任务，并命令他们于明日下午五时前在营部集中。
    第二天，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分工有所变动：“经过张、杨两将军对扣蒋计划进一步审慎研讨后，关于分工问题，略有变动。因为临潼附近驻防的都是东北军，如果由十七路军担负扣蒋任务，恐怕会引起附近不了解情况的东北军的误会，容易发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决定，改派东北军卫队营营长孙铭九负责去临潼扣蒋，而我则担任扣押在西安的所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任务。”
    当夜，当孙铭九奉命前往临潼后，宋文梅即回到营部，在电话机旁等候行动命令。
    这时，忽然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宋的手下报告说：“有一队警察约七八百人，全副武装，已经由市警察总局涌出向东行进，问我应如何处理。”
    前面我们说过，12月12日早晨，原定由内政部长蒋作宾检阅西安的警察，所以他们很早就开始集结，预备去东校场的。
    宋说，恰在这时，开始行动的命令也已下达，于是宋当即令手下立刻解除国民党宪兵和警察的武装。他本人则率领部队直奔西京招待所，扣押国民党在西安的军政要员。
    宋回忆：“包围西京招待所后，天已快亮。我命李锦峰在外面负责严密监视，不准任何人出招待所。然后挑选十多个战士，带着他们冲进招待所内。当我进去后，又有三十多个战士跟着冲进来，迅速解除了那些军政要员及其卫士的武装。除一些女眷可以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外，我们将招待所中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大餐厅内，并立即进行查点。当时查到的有：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蒋作宾、朱绍良、蒋锄欧（国民党政府铁甲车司令）、蒋伯诚（国民党中央委员）、陈继承、蒋阿里、萨镇冰、张冲。”
    经过反复查点，少了三个人，他们是陈诚、邵元冲和万耀煌。
    于是宋令手下在招待所内严密搜索，结果班长汪国鑫“在大餐厅后面的烧火室一个木箱里找到了陈诚”。宋说，汪的身体非常魁梧，他找到了陈诚以后，抓着陈的衣领来见我，说：“营长，这不是陈诚吗？”
    宋回忆：“陈当时脸色苍白，形容尴尬，由于过分害怕，腿软无力。我便扶他坐在椅上，自始至终，他都俯首呆坐。”
    万耀煌则是在他太太房里的橱柜中被搜出来的。
    至于邵元冲，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他企图越墙逃跑，结果“当逃至招待所西面革命公园东边围墙时，被流弹打倒。经李锦峰连长报告后，我立刻去看，邵已不省人事。我立即命令用担架将他送到省立医院治疗，但到院不久，便死亡了。”
    至此，宋文梅完成了任务，唯一的遗憾是死了一个“中央大员”。
    与此同时，孔从洲、许权中等率部解除了国民党陕西保安司令部和省政府以及西安火车站等地的“中央军”方面的武装。并软禁了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国民党“中委”兼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曾扩情等人。
    此时天已大亮，老蒋已经在临潼被执，张、杨经商议，决定把蒋暂时软禁在新城大楼，看守的任务，自然非宋文梅莫属。宋回忆，他“带领部队刚将大楼东厢房作了严密检查，并把电线、电灯全部去掉后，孙铭九营长和唐君尧旅长也恰巧把蒋介石送到了。”
    宋说，刚送来时，“蒋因惊惶过度，不能步行，我和孙铭九只好共同搀扶着把他送到房里。蒋介石面色苍白，赤脚着鹿皮底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都有荆棘划伤的血痕。因翻墙跌伤，腰直不起来。我们把他扶到椅子上坐下后，孙即辞出，向张、杨两将军报告经过。”
    宋回忆：“当时气候严寒，但蒋的面部尚有汗珠。他坐在椅子上，把右腿架在左膝上，不断出声长吁。我为了缓和他的神志，曾劝他镇静，但他俯首不答。我继续劝说，并给他水喝。在十分钟内，他一共喝了十多杯开水。”
    从此，蒋介石就由宋文梅看守，黄仁霖在探望蒋介石的时候，曾说“他（指蒋介石）并没有多讲话，但是却要侍候他的人，给他一些纸张以及墨水和毛笔”，
    这个“侍候他的人”就是宋文梅。
    宋对蒋照顾得很周到，据宋回忆，蒋刚到新城的时候，“我怕他穿衣太薄，便拿了一件皮袍给他，但他坚持不要。”
    蒋一夜没睡，担惊受怕，冻饿交加，到这时，已经极其疲乏，于是宋“劝他入卧室稍憩，并劝他吃饭”，宋说：“这里的饭是干净的，不会有什么意外，如果因为没有牙齿，有麦片粥。吃点还是好的。”
    蒋不理他，也不吃饭，于是宋又说：“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国家大事，应平心静气，设法解决，不应意气用事。”
    蒋听了之后说：“如果是你们自己做的饭，吃些也好。”于是宋让厨房做了麦片粥送来，蒋才吃了些。
    吃了饭，宋又问他要不要喝水，蒋说想喝些桔汁，宋又叫人去买，蒋很满意。于是跟宋聊天，说自己最喜欢喝桔汁。还说“上年来西安时，也是住在这个房子里。”话里话外，感慨万千。
    但是，在关键问题上，宋并不含糊。12日当天，蒋要见邵力子，邵来了以后，蒋令宋出去，宋出去后，将房门打开，以便监视。蒋大怒：“我，委员长和邵主席谈话，你竟敢站在我们面前! 我要你出去，你为什么又要把房门打开? ”
    宋文梅说，蒋介石当时立即站起来，怒气冲冲地把房门关上。宋又把门推开，并且告诉他：“请委员长不要生气，我系奉命在此看守。而且，今天的事，谁都可以听，又何必保密呢。”
    这时邵力子打圆场说：“宋营长是委员长的学生，是军校八期的。”蒋听了以后，立即转变态度，笑着说：“噢! 我认识你! 我给你讲过话，也点过你的名，还记得! 还记得! ”
        宋文梅“看”了蒋介石三天，直到12月15日，蒋在端纳的劝说下，移居高桂滋公馆。
    宋文梅等也是积极支持与“中央军”开战的，而且他们早已同孙铭九、应德田等东北军少壮派互通声气。前面说过，1 月31日，宋等就曾经找杨虎城请愿，请求他不要撤军，被杨劝走。
    而且，2 月 2日当天，宋文梅等还曾经到孙铭九家中去过。

    按：对这件事的回忆，有两种说法。
    据特务团代理副团长贾国辅回忆，2 月 2日当天“开会”的时候，孙铭九曾说：“杨虎城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两个王旅长就要来我这里。”
    贾说，孙铭九“话音未落，宋营长和两位旅长都来了，孙铭九给我介绍了一下，见了面，我就出来了。不久，他们谈完了话。孙铭九又对我说：王、宋他们告诉我，据他们得到的情报，十七路军的孙蔚如已投降了蒋介石，他们准备把他杀掉。并问我，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包投降了蒋介石，你们怎么办? 我答复说，我们也把我们东北军投降蒋介石的人除掉。我表示了这个态度，他们就回去了……”
    商同昌则在回忆中说，宋文梅等人去的时候，他们还在争论，要不要杀掉王以哲等人，结果十七路军来的这几位说：“在张副司令没有回西安以前，剩我一个旅也守西安不撤。你们打算怎么办? 撤退还是守西安? ”
    商同昌认为，宋文梅等人的讲话，“是向火药库里投了火把! 我认为二二事件的爆发，它起了火种作用。”
    另一种说法则与此不同，如王劲哉曾回忆：“（我们）坐汽车去孙铭九处，门上没见卫兵，叫开门才知卫兵在内，当时把我们放进一边房里，拉上门。把我们带来的几个卫兵放在对面一间房里。我们莫名其妙，七人对面无言。约十几分钟，孙铭九进来说：‘除内奸已除一个。’说后急忙又走了。这时我们才认为本身没危险，松了口气。顷刻，孙铭九又进来说；‘把王以哲打死，何柱国跑新城了。’这时，我们才知这件事的。没说什么，各自溜了。”
    从王劲哉的回忆看，宋文梅等人去孙家，显然是在东北军已经杀了王以哲之后。

    不管宋文梅等人在东北军少壮派采取过激行动的问题上，是不是起到了促进作用，起码可以看出，在坚持不撤军，与中央军对抗，不惜杀掉自己人的问题上，宋文梅等十七路军的人，与应德田等人持一致的意见。
    正是在这时，孙铭九得知，何柱国被杨虎城保护在新城大楼，而宋文梅是十七路军的特务营长，遂请宋帮忙去杀何柱国。
    据何镜华回忆，2 月 2日当天，孙铭九曾对他说过：“宋营长已向我说了，何柱国在这里（指新城大楼）由宋营长负责，叫王连长离开吧。我已叫王连长回去了。”
    宋接受了孙铭九的委托。
    据杨虎城的卫士长白志钧回忆：“二月二日拂晓以后，我正在住所院内查岗，突由西南方向传来枪声。”

    按：此处白志钧记载的时间有误，杀王以哲，是 2月 2日上午的事，没有那么早。
   
    白立刻向杨汇报，杨反应很快，马上说：“不好，你快到王军长公馆去看看，有什么事没有? ”
    白志钧“出来就坐上摩托车开到粉巷口，这时孙铭九的卫队营已把粉巷两头巷口都把住，不让任何人通过。我从旁打听到已把王以哲打死了，就立即返回向杨主任报告：
    杨虎城慨叹：“接他（指王以哲）几回不来，到底出了这事，你在院子多留心些。”白随即在新城大楼加了双岗，院里也派了流动哨。
    白志钧回忆，他刚布置完毕，卫兵前来报告说宋文梅营长要见主任。“我出来到门口一看，见宋带了东北军的四个兵，各带自动步枪和短枪，坐吉普车到门口见了我，宋由车上下来说，孙铭九叫他接何军长来了。”
    白志钧当然不会让他随便把人接走，白说：“我见他神情慌里慌张，口气不对，便叫他把带来的人、车停在门外，另派卫兵监视，只叫宋一人到我住房内，一进门就叫人把他的枪下了，也把他监视在房内，我才上去向杨主任报告。”
    对此，杨虎城说：“他们真是胡闹! ”
    于是白志钧出来对宋文梅说：“主任说不能接。”
    宋说：“我要见主任当面报告。”
    这时白志钧已经明了：“因为杨主任的住所孙进不去，才叫宋文梅带上他营的兵，企图将何蒙混接出枪毙。”于是白对宋文梅说：“主任正在开会，你不能见面，你们究竟要接何军长干什么? 现在王军长已被孙铭九打死，难道你还想把何军长骗去打死吗? ”
    白又说：“现在很明显，主任就是害怕你们一时冲动，所以才把一些高级将领接到这里保护起来，你来接何军长，主任说你们胡闹，你还不把你的人带上快走，难道硬要在这里碰钉子吗? ”
    白志钧回忆，当时宋文梅无可奈何，“躺在我房中的睡椅上，两手抱着头苦苦地想了半晌，眼看接人无望，便立起身来要走，我把他送到门口，叫卫兵把他的枪还给他，他才带兵坐车走了。”
    宋走后，白志钧将何柱国安排在杨虎城的后房住下，并加了双岗。“这一天，何就在这房里呆了一整天没有出来。自此以后，又过了三四天，外面风潮逐渐平息，在主任住所的几位，除周副主席外，才都分别回到各人的部队中去了。”
    很显然，如果不是杨虎城的竭力保护，何柱国绝对难逃此劫。
    为了表示对杨虎城的感谢，事后，何柱国曾给杨虎城送来一面银盾，上面刻着“再生之德”四个字。
    “搞”不到何柱国，杀红了眼的孙铭九等人又杀了参谋处处长徐方、交通处处长蒋斌和交通处副处长宋学礼等人。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蒋斌早就被关了起来，其原委，据应德田说：是“他在事变中有意扣发八项主张的通电和张学良发给各方的电报，以及各方来的响应电报，并迟迟不向张报告，反而把西安的情况秘密地向南京何应钦和俞济时报告，被发觉后，蒋斌又以通讯机械发生故障作推辞。张极为震怒，立刻命令孙铭九把蒋斌扣押在卫队营部即东城门楼上。”
    孙铭九的说法，也差不多，但这个罪名没有旁证。
    2 月 2日当天，连长王协一曾请示对蒋斌如何处理。据孙铭九回忆，当时大家说：“蒋斌出卖副司令，泄漏机密和扣押电报，他反对西安事变，该枪毙。”于是，孙铭九就派王协一前去杀了蒋斌。
    这时，又有人反映：“宋学礼与陈诚勾结，到潼关去联络，应当派人去监视他，以防意外。”当时在场的连长孙聚魁自告奋勇地表示愿带人去查看，孙铭九就派他去了。
    一会儿孙聚魁就回来了，说：“去了以后，见宋学礼带着手枪，怕吃亏就先下手为强，掏出枪来把宋学礼打死了。”
    杀徐方的事，据应德田说事前他不知道，是当天开会的时候，文英奇对孙铭九说：“参谋处处长徐方向南京秘密联系，请示办法。”于是孙铭九叫文英奇去酌情处理，结果文英奇去了就把徐方给杀了。
    上述几件惨杀合在一起，就是“二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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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7-19 08:54

36、附：杨虎城出洋

    孙铭九忙着杀人，杀了人之后怎么办，他没有考虑。还是何镜华提醒他，应该与东北军的高层通个气，把自己的“苦衷“告诉他们，最关键的，还要通过他们去给前线的缪瀓流、刘多荃做工作，不要动摇了军心。
    当时何问孙铭九：“可不可以同我到副司令公馆去一趟，先见于主席谈谈，请他主持，然后再找董参谋长商量，怎样维持住前方的局面，并向谭海解释误会。”
    到了金家巷张公馆，孙铭九先向谭海汇报了打死王以哲的经过，随后孙铭九同何镜华一起去见于学忠。
    孙铭九对于学忠说：“打死王以哲、何柱国，是因为他们要撤兵。现在已经把王以哲打死了，请于主席主持不撤兵。”
    于学忠听了，未置可否。于是何镜华又接着说：“张副司令在送蒋走前，已决定把东北军交给于主席主持，对于主席是完全信赖的。孙铭九为了不撤兵，虽一时过于性急，打死了王军长，但对于主席是服从的。请于主席为了东北军，为了张副司令能回来，要设法维持住前方的局面。”
    何镜华看出于学忠有顾虑——你们能杀王以哲，也就能杀我；能杀我，你们也就谁都能杀。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撤军与否，哪里还有讨论的余地？谁还敢率领东北军？
    听了何镜华的话，于学忠多少明白了他们的意思：第一，仍然把于学忠当做上级；第二，请于坚持不撤军——说来说去，又绕回老问题上来了。
    但在此时，容不得于学忠表示任何“二乎“的态度——于学忠虽然是个军长，但他的防区在甘肃，身边一兵一卒都没有，光杆司令，只能听任这批年轻人摆布。
    下边是何镜华转述于学忠的话：“他本人自从加入东北军以来，张副司令对他很厚，他对张副司令也是一向忠实的。所以这次他才到西安，来后还不了解情况。他认为王军长、何军长和张副司令的历史关系，都比他深。王军长要撤兵，又听说前方缪军长、刘师长也都听王军长的，他没有办法，才同意王军长、何军长的主张，下令撤兵的。现在他可以去见杨主任和董参谋长商量办法。”
    于是、于、何、孙一同去新城大楼。见到杨虎城，孙铭九向杨报告了打死王以哲的情况，并说明是为了阻止撤军。杨虎城听了说：“你们研究办法吧。怎样才能使前方部队不撤退下来，怎样才能维持住防线。”
        杨虎城还是他的老态度——你们东北军自己先把事情搞清楚比什么都强。
       
        按：杨支持不撤军。但“二二事件”本身，肯定是东北军自己搞出来的。

    这时董英斌也来了。

    按：董英斌原任东北军57军军长。西安事变之后当天，张学良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为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自任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以董英斌为参谋长。

    董一来就问何镜华是怎么回事，何先把自己“择（zhai)”出来：“昨天下午我和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见面时，孙铭九已提过想要打死王以哲、何柱国。当时我不同意这样作，那时也没有决定。昨晚在撤兵命令下达之后，我又和应德田、孙铭九见过面，他们也没有再提这个问题。十二点钟，我们三个人才从副司令公馆分手的。今天旱晨他们是怎样决定的，事前并没有找我商谈。今后究竟要怎么办，他俩并没有向我说明，我也都不知道。”
    董英斌一筹莫展地说：“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事前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真糟! 现在怎么办呢? ”
    何镜华说：“现在只有大家商量，先派人去前方见缪军长、刘师长说说，看看他俩的态度怎样。劝他们顾全大局，先维持住前方防线，至于今后的事情，大家再共同商谈。看孙铭九、应德田他们还有什么意见再说吧。”
    据应德田回忆，也是在这时，他觉得“我们不能一味地等着搞何柱国而不结束这次事件”，因此他和苗剑秋等八、九个人一起赶到金家巷张公馆，打电话给于学忠，请他来议事。
    可想而知，于学忠才不来呢，于要应德田等到新城大楼去开会，大家商议。
    于是，继 1月29日渭南会议、1 月31日王宅会议、2 月 1日新城会议之后，东北军再一次坐在一起，决定今后的行止。
    此前的三次会议，都说得言之凿凿、斩钉截铁，但没有一次得以贯彻执行。
    这一次，依然如此。
    与会者都没有想到，这是完整的东北军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了，也是他们最后一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行止，从今而后，东北军何去何从，就不劳他们开会讨论了。
    据张政枋回忆：“二月二日，我到总部总务处打听消息，据一处员说，三横一竖完啦。我当时间他哪个三横一竖完啦，他说王以哲被乱兵打死，还有交通处处长蒋斌、副处长宋学礼和参谋处处长徐方听说都被打死。处长们到大楼开紧急会议去了，我急忙驱车到大楼参加这个紧急会议。”
    参会的人员，除于学忠、董英斌外，据张政枋回忆：“当时在西安的东北高级军政人员大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有马占山、鲍文樾、米春霖、刘伟等人。何柱国和非东北军的人员未见参加。”另据应德田回忆，还有刘启文、苗剑秋、杜维纲、刘佩苇、何镜华、邓玉琢等。但没有孙铭九，孙向杨虎城汇报了杀王以哲的情况以后，就回去了。应说：“孙铭九是抗日先锋队总队长和特务团团长，抗日同志会实力派的中心，没有同去，留在家里等候。”
    据应德田回忆，于学忠在会上“痛哭流涕”地说：“你们大家坚持营救副司令的心理，我了解，我也同意，但我没有办法。这并不是我对副司令不如大家忠诚。我，你们知道，并非东北军的嫡系，我是直奉战争时，自吴佩孚那边投诚老帅的。老帅对我特别栽培。老帅去世后，副司令对我又特别信任。我时时想粉身碎骨报答大元帅、副司令两世知遇之恩。”
    于的讲话，首先表示自己是忠于张家、忠于东北军的，站住自己的脚步。但他也有他的难处：“但今天这样情形之下，我实在没有办法。你们都知道，我的三师军队，都在甘肃，离这很远。渭南前线是缪军长的五十七军和刘师长的 105师。缪军长新任不久，是王军长保的；刘师长是王军长保定同学，平日就和王军长接近。你们想，今天王军长牺牲了，我指挥他们，他们怎么会听呢! 同时何军长也不会和你们一样要前方坚持不退啊! 我真愿向你们发誓，我若存心不忠于副司令，我定不得善终! 但今天，你们想，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于学忠的话，说的很实在——我坚持不撤军可以，但是，缪、刘肯定不听，你们说怎么办吧？
    应德田记录于学忠的话还不够完整，张政枋帮他补充了一条：“更怕驻在平凉的六十七军( 是王以哲直接领导的基本部队，而吴克仁副军长又是王以哲同乡好友 )发生误会，后方定要紊乱。”
    应德田说：“大家仍继续向于详陈渭南会议的实际情况，王、何违背渭南决议、不忠于副司令的实际情况，恳于设法团结东北军，坚持渭南决议，不负副司令临去时委托的重任。”
    谈来谈去，万般无奈的于学忠只得答应“尽他的力量，看情况尽可能地去尽力坚持。”
    会后，何镜华曾提醒董英斌：“我看于主席的情绪不安，似有所顾忌。卢广绩、应德田等许多人请他主持时，他哭了。这样，还需要从侧面多加解释，要设法维持住局面要紧。”
    当晚，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了东北军参谋处副处长邓玉琢起草的令前方将领“坚持不退、要求张副司令回来”的命令。
    同时，于学忠又派出两拨人马，分头到前线去做领兵将领的工作：一路是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张政枋，先去渭南说服刘多荃后，再到高陵说服缪瀓流；另一路是“西北剿总”办公厅二科上校科长陈昶新，让他到平凉说服吴克仁。
        然而，有些事情可以说服，有些，是说服不了的。
    2 月 2日晚上，刘多荃就杀回来了！
    刘多荃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九期炮科，因此，他与王以哲不仅是前后同学，还曾是王的下级，1927年，王以哲兼任张学良的卫队队长，刘多荃就是他手下的中校队附。
    王以哲不明不白地被人杀了，刘多荃岂能善罢甘休！
    2 月 2日当天下午，得知西安城内变故的刘多荃令 105师一部向西安开进，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张政枋等去劝说刘多荃的一路说客，刚刚出了临潼东门即被扣留，马、鲍、刘等三人被押去见刘多荃，张政枋与刘多荃的堂弟、中共代表团派去做他工作的刘澜波等则被就地关押。
    次日，马、鲍、刘等劝说刘多荃不成，被刘释放。三人又跑到高陵去劝缪瀓流，同样没有结果，张政枋说，马等三人“无脸回西安汇报，也不愿意再参加此事，就借机回北平一去不返了。”张本人，则在关了一夜之后被送回西安。
    去平凉的陈昶新更惨，驻平凉的67军正是王以哲的部队，可想而知对他会有什么好脸子，没给杀掉就不错了。据张政枋说：“六十七军的军官，特别是和王以哲有直接关系的军官都怒目相视，无法进行说服，陈在吴克仁私人关系保护下，狼狈逃回。”
    此时，驻渭南的东北军全部渡过渭河开返高陵，刘多荃与缪澂流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接受“乙”案。2 月 3日，中央军占领渭南。
    同时，驻陕西凤翔第 106师长沈克、驻蒲城骑兵第10师长檀自新通电服从“中央”。
    西安，已经门户大开。
    在向西安开进的同时，刘多荃逮捕了 105师中的万毅、康鸿泰等团级军官，扣押了中共代表邹鲁风，并令该师第 1旅第 2团团长葛晏春枪杀了第 1旅旅长、张学良联系中共的功臣高福源。
    2 月 3日，刘多荃回师临潼，剑指西安。
    刘多荃的回来，令孙铭九们心胆俱裂。
    据孙铭九回忆：“二二事件发生后，西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责任都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我感到很焦急，以前我都听应德田的，到现在应德田亦无办法。”
    这时，苗剑秋慌慌张张地来了，对孙说：“周副主席对这件事很生气。”
    孙一听更急了，说：“这怎么办呢? 赶快去请周先生帮助。”
    见到周，孙回忆：“我即下跪向周副主席叩头请求”，并说：“请周先生帮助解决吧，我做错了，请宽恕! 请周先生为和平继续进行谈判。”
    周“两手张开”招呼孙起来，并问他：“这是谁搞的? ”
    孙说：“应德田和我，还有何镜华，开会时还有刘启文师长等决定的。”
    孙说，当时周恩来没说什么，就同苗剑秋走开了。
    仅仅一天时间，形势已经变得不可收拾。
    现在，周恩来、杨虎城、还有不知道谁说话算话的东北军，首先要思考的，已经不是撤军、还是不撤军；或者是接受“甲”案、还是“乙”案——选择的余地已经没有了。
    名存实亡的“三位一体”，首先要对付的，已经不是潼关的顾祝同，而是杀气腾腾的刘多荃。
    很显然，再不做决断，一旦刘多荃杀进西安，那就不单是东北军了，“三位一体”极有玉石俱焚。
    唯一的办法，是把引起“二二事件“的祸根，请出西安。这也是可能解决当前危局的关键——刘多荃回来，显然是要找孙铭九等几个杀害王以哲的主谋“算账”，那么，先把他们转移走，既是对他们的保护，也是避免东北军分裂的唯一办法。
    据何镜华回忆：“四日下午三点多钟，董英斌找我和孙铭九到他家中，说他才从新城大偻回来，因为有刘多荃回兵临潼的情况，于学忠、何柱国、周恩来、杨虎城已经说好，决定现在仍要接受南京要求，照旧撤兵，西安也要撤兵，让给中央军。叫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三人，必须先离开西安。现在周恩来代表已和苗剑秋说好，可派人立即送他们三人到红军驻区去。”
    2 月 4日下午，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在中共代表团刘鼎的陪同下，离开西安。据应德田回忆，一同走的还有文英奇、特务团连长孙聚魁、排长孙殿科、还有孙铭九族兄的孙我权。当夜，应等一行到达红军一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三原县云阳镇。2 月 5日，西安即发出了对应德田等人的通缉令。

    按：不知为何，送出西安的人当中，没有直接杀害王一哲的于肇中。此后，于肇中被刘多荃抓获，并于“左公祠”将于剖腹挖心，祭奠王以哲。

    不久，“三剑客”都离开了苏区，苗剑秋辗转去了日本，抗战胜利以后曾在《自由中国》月刊当记者。孙铭九、应德田则先后落水当了汉奸。
    除了“三剑客”，同时需要撤离的，还有孙铭九的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在“二二事件”中去杀人的，几乎都是特务团的人。一旦刘多荃杀进西安，可以想见，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所有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据孙铭九回忆，在他 2月 4日离开西安之前，董英斌是这么对他说的；“杨主任、周先生、于主席，我们都希望你叫特务团和先锋队全体官兵平安退出西安去，不出事故。保证西安不糜乱，东北军不起冲突而自相残杀。”
    当时孙铭九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说：“我一定能保证做到。只要能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我愿意叫特务团和先锋队离开西安。只要我一个人走开，脱离部队，离开西安，而能使东北军内部团结一致，最终达到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就是牺牲了我，也无遗憾。”
    谈话时，何镜华也在场，董英斌对何说：“为了给张副司令保留住特务团和先锋队，我已向于主席说好，在孙铭九走后，把特务团和先锋队交给何镜华接过来，随着总部撤退。”
    何镜华不愿干这个事，眼下的特务团，情绪已经极度不稳，孙再一走，谁知道这些人会闹出什么乱子来，于是他推说“要和特务团、先锋队的干部们谈淡，再作决定”。
    董又对何镜华说：“听说特务团、先锋队内部情况很复杂，只有你去还能维持。不然，会有问题的，现在你无论如何不能推辞。”
    何镜华听他这么说，只好答应接下来。于是他离开董英斌家后，跟着就去找孙铭九，准备了解一下情况，结果哪里也找不到，四处打听，才听说“三剑客”已经离开了西安到苏区去了，
    果然不出何镜华所料，孙铭九一走，马上乱套。特务团营长商亚东手下的第六连连长、即在张学良公馆担任警戒的刘风德，是刘多荃的同族兄弟，为了夺取商亚东的营长职位，把商缴了械，扣押起来。王以哲家中被劫的财物（七条金子、一万八千元钱），一直锁在商的抽屉里，也被刘凤德抢走，跟着刘凤德又抄了孙铭九的家。后来，刘凤德听说 105师第 1旅团长葛晏春杀了他的上级、旅长高福源，也想学样，准备枪毙商亚东。还是何镜华找刘，又有谭海说话，商亚东才被释放，何又劝刘凤德，让他不要为难孙铭九的家属。
    商亚东一出来，就问王以哲家财物的下落，后来听金子和钱都已还给王家，这才放心。
    此后，据何镜华回忆，他率领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在开往长武的途中，“走到离开西安不远的咸阳境内，刘风德说先锋队要解决他。因此，他就先下手解除了先锋队的武装。 ”
    至此，经董英斌任命的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负责人何镜华已无事可做，且有生命危险，遂离开了东北军。
    12月12日，也就是蒋介石刚刚被送到新城大楼以后，在与张学良的初次会面时，蒋曾经问张学良：你做这样的事情，就不怕你的下级将来学你的样儿吗？（“尔能保尔之部下不效尤尔今日之所为者，以施于尔身乎？”）
    从事后的一些事情来看，蒋不幸而言中。
    2 月 4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董英斌、缪澂流、刘多荃领衔发表《和平宣言》，其中称：“虎城、学忠等，追随张副司令参与双十二之举，自信心地光明，绝无权利思想，只以不甘国土之日蹙，不忍国力之自摧，感于张副司令之至诚，因而不辞鲁莽，附骥其后。”
    《和平宣言》还表示：“际此民族存亡之紧要关头，适开决定大计之三中全会，所冀举国上下，共矢团结之诚，速作抗御之计，并力和衷，共信共谅，虎城、学忠等誓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竭其全力，为国效死，苟有一毫之私伪，必为天地所不容，谨此宣言。”
    2 月 6日，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总部离开西安，转往陕西三原。
    同一天，董英斌则率“西北”总部和直属部队撤出西安，向陕西彬县转移。据“西北”总部党务处处长卢广绩回忆：当时，“因无交通工具，均徒步行军，有些人还携带眷属，老幼妇孺，狼狈不堪，凄惨景象，不忍目睹。”
    同时，驻三原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机关移驻淳化。
    “三位一体“就此瓦解。
    2 月 8日，中央军第36师师长宋希濂率部进入西安。次日，顾祝同以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进驻西安。
    至此，西安事变的第二阶段，以政治方式解决。
    在此后召开的东北军整编会议上，原51军、53军、57军、67军番号不变，原独立 105师被改编为49军，但均从原来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 2师、每师 2旅的乙种军编制等于减少了 8个师；原辖 5个师的骑兵军，“整编”后辖骑三师、骑四师、骑六师 3个师。
    这次东北军动作很快，再不扯皮了，3 月 2日，也就是“二二事变”之后仅一个月，东北军即开始撤离陕甘，至 4月21日，除骑兵军留驻于西安至兰州一线、53军一部原本就在华北以外，其他各军东调完毕，第49军刘多荃部、57军缪澄流部驻南阳周家口，第51军于学忠部、67军吴克仁部驻皖北。这就是当初蒋介石为东北军设计的“乙”案。
    人员方面，除刘多荃“升任”49军军长、吴克仁接替王以哲以外，其他军长不变。随着部队的调动，于学忠被免去甘肃省政府主席职务，任江苏绥靖公署主任；留驻西北的何柱国则被蒋介石委任为西安行营副主任。
        东北军的事情解决了，下面该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了。
    早在1937年 1月 5日，蒋介石就以行政院的名义，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下了个“撤职留任”的处分，用宋子文的话说，这是“最轻的处分”了。同时，蒋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由于当时双方还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顾进不了西安，也没法就任。
    现在，顾祝同来了，杨虎城又走了，随部队去了三原。留在西安城里的，只有继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孙蔚如和十七路军军部。
    因此，顾祝同进驻西安后，随即派出代表前往三原“敦请”杨虎城返回西安，否则办不了交接。
    2 月14日，杨虎城自三原返回西安。
    这段时间，杨虎城的心情十分苦闷。
    早在 1月16日，在张学良迭次来信的劝说下，杨虎城已经发表通电，了接受南京政府“撤职留任”的处分，孙蔚如则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因此，目前的杨虎城，已经属于“待罪”之身。
    张学良已经被幽禁，很显然，对于“西安事变”的另一个参与者杨虎城来说，这件事不能算完，当时的“撤职留任”是老蒋鞭长莫及，奈何他不得。目前，“中央军”已经入陕，地盘丢失，老蒋会怎么对待自己，怎么“处理”十七路军，杨虎城不能不担忧。
    蒋介石似乎知道杨虎城的心理，因此，在对陕西省政府的改组中，除了让杨的老下级孙蔚如“主陕”以外，其他的位置，并没有动太大的手术，而且，用十七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李志刚的话说，蒋介石“并且使顾祝同对杨尽量拉拢言欢，意在消灭对抗情绪。”
    据李回忆，到了 3月中旬左右，“蒋屡次吹来温暖空气，说他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并且表示期望杨自动去看他，不提是他要见，以为这样见面，最能恢复感情。”
    李说，这件事老蒋说了好几次，一开始是让宋子文跟李说，并让李转告杨虎城。最初，杨对此并不在意，以为蒋不过随便说说而已。后来，蒋又让顾祝同转告，希望杨能够主动去看他。杨虎城才意识到这是命令，不去不行的。
    3 月28日，杨虎城、于学忠从西安飞抵上海。次日，到杭州“谒见”老蒋。
    这段时间，正是我们前面说过的、蒋最能折腾的那段“时间”，一会儿在溪口、一会儿去上海，一会儿又跑到杭州，气得宋美龄“出走”。
    会见时，除了蒋介石夫妇、杨虎城、于学忠以外，还有宋子文、邓宝珊和胡宗南，李志刚敬陪末座。
    据李回忆，会见的气氛，一开始还不错，当时杨虎城先问候老蒋，说：“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蒋说：“腰痛渐渐地好了，不要紧。”又说：“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
    蒋接着又说：“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我身为长官，自觉不足为训。”
    说到这里，蒋可能是又回忆起自己在西安的窘境，突然生气了，开始痛骂张学良：“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他说服从领袖。现在他竟如此，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李回忆，当时老蒋“愈说声调愈高，大发脾气，嘴里说张，显然是对杨的。这时候，宋美龄一再上楼拿苹果和梨给在座的人们吃，并且不断地把削了皮的梨和苹果送到蒋口边打混，蒋的语调渐渐地缓和下去了。“
    说完了张学良，老蒋又开始数落杨虎城：“张汉卿这样一个人，虎城竟是跟着他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 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后来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 ”
    李志刚说：“在蒋介石这一场讲话中，杨的态度是：目光下视，默不作声。”
    蒋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总算说完了。于是杨虎城说：“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遂告辞而出。
    次日，老蒋再次约见杨虎城，这次是单独谈话。
    谈话时间很短，杨虎城出来后对李志刚说：蒋和他谈话，主要有两层意思：
    第一、蒋问杨虎城，在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他的部属安置，有不恰当的没有，要他提出意见，可以改正。
    对此，杨说他没有提什么意见，“因为觉着提出来对人对事全没有益处，甚或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如不提。”
    第二、蒋又问杨虎城，“经过这次事变，继续任职，情感上是否觉着有不方便处? ”
    杨说，当时他还没有来得及回话，蒋就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 指蒋手下的人们 )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负担，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等等。
    对此，杨说，他当面只好答应，并且说，这是自己早就预料到的。
    老蒋嘴上说得很客气：“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但是，很显然，时间也不能太长了。
    杨虎城回到西安以后，最初曾打算用“拖“的办法，把出洋的事“绷”黄了他，于是杨声称自己病了，按兵不动。同时，各界人士都出来做工作，希望蒋放杨虎城一马，李志刚说：“这个时候，十七路军的旅长王俊和陆大学生杨觉天，以黄埔学生资格来南京见蒋，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等代表地方人士到上海见宋子文，同时十七路军的军、师、旅长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等电蒋，分别请求准杨缓行，但全没有得到结果。”
    老蒋见杨虎城很长时间都没有动静，于是又通过顾祝同催促，令杨立即辞职出洋，并且，不能提任何条件，“否则无复可言矣”。
    李志刚也回忆，“五月初，宋子文几次告诉我：蒋催杨起身。当时我答复他；杨病尚未愈，不能立刻动身。”
    拖了快一个月，万般无奈之下，4 月27日，杨虎城“呈请”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和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
    4 月30日，行政院批准杨虎城辞职，并给予“军事委员会派往欧美各国考察军事专员”的名义，出洋考察。
    5 月27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幼子杨拯中及随从离开西安。
    据杨的秘书亢维恪回忆，当天的送行仪式极为壮观，“杨将军带领我们一行从人群中通过，足足经历了一刻钟的时间。”包括顾祝同等人也来到机场，同杨虎城握别。
    亢还说，当天，他们乘坐的是欧亚航空公司的客机，在飞机上，他还看到了周恩来，另外，还有邓宝珊。
    亢维恪说：“我当时想，他们都是杨将军的至交，这次排除百忙，亲身陪送他去上海，盛情可感。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冒着危险去国民党后方，代表中国共产党来给杨将军送行，充分说明党对他的感情，真是大壮行色。”

    按：亢维恪，1906年生，陕西蒲城人。

    亢维恪是伦敦大学毕业生，1934年回国。曾给杨做过秘书，后进入教育界，曾任山西省教育厅督学，后来回到西安当教师。
    当年，亢出国的时候，就是杨虎城资助的，所以杨很信任亢维恪。杨虎城出身草莽，识字不多，因此这次出国，就带上亢维恪，作为自己的秘书，为他处理一些文案上的事情。
    后来杨虎城在出洋期间，每天都“写”日记，这些日记，就是由杨口述，亢维恪记录的。后来，亢根据自己的记录，写了一篇很长的回忆录，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杨虎城在欧美“考察”期间的情况，都是由这篇回忆所来的。
        由于亢并非军政人员，因此有些情况他并不了解——此次周恩来上海之行，并非专门来送杨虎城，而另有公干。
    在处理杨虎城和十七路军问题的同时，顾祝同代表蒋介石，在西安开始与中共代表团谈判。这既是处理“三位一体”问题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老蒋在履行自己在西安期间许下的“口头承诺”。
    谈判是在1937年 2月12日开始的，谈判的双方，中国共产党方面是周恩来和叶剑英；南京方面，除了顾祝同，还有两位助手，一位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另一位，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贺衷寒。
    此时，贺衷寒还是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此后不久，贺衷寒就因为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而被老蒋叫到杭州痛骂一顿，随即将其免职。
    其实，在第一期的谈判中，态度最坚决、与我争论最激烈的，正是贺衷寒。
    谈判当中，双方本已初步谈妥，红军改编为 3个师。结果贺衷寒提出，每个师的人数须限定在 9千人，这样 3个师加起来才不到 3万人；而且，南京政府还要派出从副师长到副排长的所有“副佐”、还要派出各级政训人员。最毒辣的是，贺提出陕甘宁边区要改为地方行政区，分属陕西、甘肃、宁夏各省，等于是把陕甘宁边区分割开来。
    这样的一个条件，可想而知，周恩来绝不可能接受。经请示中共中央，周恩来向顾祝同提出，双方的谈判到此为止——既然我们的要求你们都不同意，那就不谈了，我们要求直接与老蒋谈。
    分手之际，张冲曾向周表示，对贺衷寒的态度，他本人与顾祝同也不完全同意。这是周恩来与张冲订交的开始。
    第一期谈判，也并非毫无进展，一个重要成果是，从1937年 3月起，国民政府向红军提供一部分经费开支。
    经张冲斡旋，蒋介石于 3月22日，与周恩来在杭州“澄庐”别墅进行了会晤。
    同时，张冲还给周恩来出了一个主意，请中共中央给苏联方面做工作，促成蒋经国回国，这样，为蒋介石办一件“实事”，既能拉近双方的距离，同时，还有可以通过当时还是共产党员的蒋经国从中做些工作。
    应该说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经多方努力，1937年 3月25日，已经在苏联生活了12年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副厂长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叶利札罗夫（蒋经国的俄文名字）同志偕他的苏联妻子、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女工法伊娜和他们的儿子艾伦，登上了回国的列车，并于 4月17日抵达上海。
    老蒋与儿子，一别十二载，会见时是怎样一个情形，想必大家都很感兴趣，可惜的是谁也没有回忆这一段，倒是蒋经国一家三口与宋美龄的初次见面，旁边有目击者。
    戴笠的学生，时充蒋介石“侍卫官”的张毓中，当天正好当班，据张说：“某日上午九时五十分左右，我去接十至十二时之勤务。不料正在值班的蒋恒祥侍卫官，轻声地对我说：”大公子经国先生，和他的太太和儿子在餐厅里，由夫人陪着谈天吃点心，正等着见先生，这情形很特别，我对宫邸的事情知道得多些，所以今天我留下来和你一起值班。”
    张说：“我听了很惊奇，一面戚谢蒋兄的谨慎和照顾，一面好奇的向餐厅窥视。从厨房通餐厅有一个窗口，我就从这窗口，看到了经国先生，和他年轻貌美的俄籍太太，带着健康活泼的周岁儿子。我也看到蒋太太不会用筷子，夫人命人换了刀叉，她才继续用点心。”
    “因餐厅距离远，听不到他们的谈话，所以不知什么缘故，迟迟不见领袖召见儿子和媳妇。过了好久，领袖才命管家蔡妈（祺贞）抱了孙子进卧室去。到了中午用膳时，夫人从餐厅到卧室去了两趟，仍不见动静，夫人就独自请他们子媳孙三人吃了顿午餐。”
    蒋经国回家的第一天，直到张毓中退值，老蒋都没有露面，而一直是是宋美龄以“母亲”的身份在照料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张毓中认为，这是因为老蒋“深爱夫人与经国先生，有意让夫人与经国先生一家单独相处而作的一番特别安排罢”。
    张说得有道理，老蒋与小蒋，虽然已经有12年没有见面，而且小蒋在苏联还曾将父亲斥为“革命的敌人”，令蒋介石极为伤心和气愤，但他们毕竟是父子。而小蒋与宋美龄就不一样了，蒋经国1925年出国的时候，宋美龄尚待字闺中，如今却已经成了“继母”，这么大一个弯，无论是小蒋、还是宋美龄都要拐。所以，老蒋让宋美龄出面款待蒋经国一家，其目的，显然是让他们培养感情，尽快成为一家人。
    此后，老蒋给自己的外国儿媳妇起名为蒋方良，并依族谱给孙子起名为蒋孝文，随即让他们到老家奉化溪口去读书。就是在此时，蒋经国认识了刚刚被幽禁的张学良，二人且度过了一段彼此“伴读”的生活，至抗战爆发，二人同时转往他处。
    再相见，已是20多年以后的1959年，时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二级上将的蒋经国，接管了负责“管束”张学良的保安处。
    老蒋在会见儿子的同时，国共之间的谈判仍在继续，1937年 4月25日，周恩来、张云逸等带着警卫乘一辆大卡车离开延安，准备前往西安与顾祝同等会面后，再转往南京见蒋介石，进行国共间的第二期谈判。不料走到半路遇上土匪打劫，在战斗中，周的副官等十几人牺牲，周恩来等只得又折回延安。次日，周恩来乘顾祝同派来的专机飞往西安，与顾祝同、张冲等交换了意见（此时，蒋方另一个谈判代表贺衷寒已被撤职）。双方商定，周于 5月下旬飞庐山，继续与蒋介石谈判。
    5 月27日，周恩来离开西安，去庐山进行与国民党的第二期谈判，恰与杨虎城同机飞往上海，正好顺道送他。
    当天下午 4点，飞机在上海龙华机场降落。据亢维恪回忆，当时既有迎接的人，“附近四周也有不少武装军警。据一位副官讲，站在人群前排的那个身着黄色军服的大块头、高身材的人，就是淞沪警备司令杨虎。”
    下车之后，杨、周二人分手，杨虎城住进了新亚酒店（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四川北路的那个，如果是的话，到可以发掘一下这一段历史），后住到了宋子文公馆——张学良也是先住宋家，然后被判刑，看来住他家，对西北方面的来人不利。
    在此期间，除了宋子文以外，常来的，据李志刚说，有杨虎、戴笠，另外还有刚从国外回来的上官云相，曾来看过杨。至于其他人，“一些相熟的高级官员来沪者，多避嫌不敢来看。”
    此次杨虎城的出洋属于“公派”。因此，“南京政府外交部发给红皮护照，旅费也由南京政府拨付”，据李志刚说：“六月间在上海，填了两份表，内中有出国参观考察的项目、范围和往美、英、法、瑞士等国行程计划。并写了两份报告，一送南京军委会办公厅，一送南京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执照。蒋介石批给他参观考察费十五万元。由宋子文交项介人换成英币。六月中旬杨往武汉向蒋辞行。”
    这里，李志刚的回忆有误，杨虎城向蒋辞行是在 6月 4日，当时老蒋已经上了庐山，准备召开“庐山谈话会”。同一天，周恩来也会见了蒋介石，仍是在谈国共合作的问题，因此，1937年 7月，中共代表团也在庐山，但他们并不是来参加庐山谈话会的。
    换句话说，那个时候，老蒋还没有把中国共产党作为“集思广益，迈进建设”的对象——也是啊，蒋介石刚刚答应不“剿共”，哪里就能马上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派别请上庐山呢。
    1937年 6月29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二儿子杨拯中及随从一行 6人，乘“胡佛总统”号客轮“出洋考察”。
    据李志刚回忆，在杨虎城与上官云相的会晤中，上官曾问他：“你打算在外国住多长时间? ”
    杨虎城说：“一年两年不一定，几时叫我回来我才回来。”
    杨虎城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既然是“放逐”，那么，不让你回来，是不能回来的。
    但是，李志刚回忆，杨虎城在与他人的谈话中，曾明确说：“一旦抗日实现，我就回来。现在日本越逼越紧，再不抵抗，中国人民还能忍下去吗? 我看抗战爆发，不会很远了，我准备到外国走马观花，快去快回。”
        谁能想到，杨虎城刚走了不几天，“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得知“七七事变”的消息时，杨虎城正在前往檀香山的旅途中。据亢维恪回忆，同行的旅客中，有一位叫周崧的旅美华侨，是美国的一个巨富，经常来访问杨虎城。亢说：“七月八日晚饭后，周崧先生来访。据说他刚接国内电报，说北平郊区日军借故压迫中国军队，宛平县已被包围，双方正在相持中云云。接着，杨将军特着我们收听广播，也获悉了大致相同的消息。”
    亢说，为了证实此事并进一步了解事变的发展情况，杨让他马上给宋子文发一急电询问情况。
    7 月10日，宋子文回电：“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
    次日，宋又来电：“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
    杨虎城则回电说：“两电均敬悉。日寇进迫，国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中枢。”
    跟着又给在西安的孙蔚如发电：“西安孙主席蔚如弟：途中闻河北事变，不胜痛愤。究竟实情如何？盼详复旧金山中国领事馆转。”
    亢说，在此后的行程中，“杨将军总是不断地焦念着抗日的战况。除由我们早晚汇报收听的广播消息外，每至一处，都郑重嘱咐我们，必须购买当日出版的报纸。同海外侨胞晤谈中，也必然问到国内抗战的情势。”
    到了旧金山以后，宋子文、孙蔚如先后来电，宋的复电大意是说“依目前情势，请杨稍缓返国”。孙蔚如的电报则说：“华北日军进犯，均被我击追。中央已输送大军北上，余情续报。”
    7 月16日，杨虎城电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军事，返国抗敌。”另外，杨还分别给宋子文、于右任、徐永昌、邵力子和孙蔚如等人打电报，希望他们“从旁促其实现”。杨还打电报给孙蔚如、邓宝珊和冯钦哉等人，“望他们电请中央率部北上抗日。”
    此时，十七路军已经进入改编阶段。
    “西安事变”前的十七路军，下辖两个军，即孙蔚如的第38军和冯钦哉的第 7军，实际上这两军下面都只有一个师，师长也由孙、冯二人兼任，另外还有三个警备旅，还有特务营等一些直属部队。如果以团为单位计算的话，十七路军一共有28个团，6 万多人。
    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冯钦哉及所部脱离了十七路军，后被改编为第二十七路军。
    余下的孙蔚如部则被改编为第38军，孙蔚如任军长，辖两个师，师长分别是赵寿山和原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

    按：所谓“×路军”的说法，顾名思义，一看便知不是固定的一级建制单位，而是因某一次战斗或战役的需要，而将几个建制单位的部队临时编组的，与“左路军”、“右路军”的叫法差相仿佛。
    但是在民国，“×路军”的这一级“编制”曾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尤以1929年到1937年这一段时间为甚，最多的时候，排到了“第二十七路军”，即冯钦哉的那一个。另外，比较出名的，还有参加了第一次“淞沪抗战”、后来又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
    究其原因，主要是这样一个“编制”特别有助于军头们扩充自己的部队，所谓“路军”，没有固定的编制，下边有多少个军都可以，也可以有若干不同等级建制的部队，没有一定之规，怎么方便怎么来。想当年，杨虎城的部队就全是他一手抓过来的，到后来成了气候，“中枢”也不能无视其存在了，只好给了他一个“十七路军”的“编制”，让他当总指挥。
    杨虎城的部队，之所以只有两个军，每个军又只有一个师，却又有若干独立的“旅”，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是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山头”归到杨虎城手下的，不可能打散了另行编组，只能是大单位和小单位混在一起。
    到了1928年底，“二次北伐”胜利，老蒋“统一”了中国，于是在1929年，召开了两次“编遣会议”，准备彻底把军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顺便统一军制。按最初的设计，全国的军队以“师”为基本的建制单位，“师”以上没有常设的指挥机构，如果有战事需要，再将若干个“师”做临时的组合。其目的是减少冗员，节约开支。
    哪知道两次“编遣会议”开下来，不但没有达到整编的目的，反而引发了中原大战。在此之后，由于军阀混战、日军虎视眈眈、以及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不但“路军”没有取消，反而又多出来许多的“军”。因此，在这个时期，是民国军制最为混乱的一个时期。
    至于我们所熟知的“八路军”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来是广东的军阀部队，总指挥就是陈济棠，当时的准确名称叫“第八路讨桂军”，下面的的三个师长分别是余汉谋、香翰屏和李扬敬。到1931年，因老蒋监禁了胡汉民，汪精卫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济棠成为“军事委员会”常委，于是将自己的部队改编为第一集团军，3 个师也扩编成军。
    1936年 2月，“两广事变”平息，蒋介石取消了“第八路军”的番号。
    到1937年 8月22日，经国共谈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老蒋就将“第八路军”的番号给了红军。不仅如此，下面的115、120和 129三个师的番号，也都是原东北军或因战败、或因改编而取消的番号，不知道老蒋是不是有意而为之。如果是故意的，这事办的可有点小家子气了。
    突如其来的抗战，给了老蒋一个“整军”契机。为适应战时的需要，1937年 9月，军事委员会明令将各部队一律改编为“集团军”。于是，就出现了“八路军”刚成立不到一个月，就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这样一个现象。也是在这个时期，29军宋哲元部被改编为第一集团军，所不同的，宋哲元的“集团军”下面，是 3个军，每军两个师。而第十八集团军下面，是 3个师，每师两个旅，连“乙种军”的配置都不到。
    因此，整个“八路军”系统，只有朱德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领上将军衔。其他的，副总司令彭德怀、总参议宣侠父、参谋长叶剑英是中将。三个师长给的倒不低，都是中将，其他的就基本都是少将了。
    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 115师师长林彪中将了。在1926年北伐的时候，刚刚从军校四期毕业，分发到国民革命军第25师第73团的林彪，才仅仅是一位见习排长。如今，实足年龄还不到30岁的林彪，一跃而与他在军校的教官叶剑英、一期学长宣侠父比肩，而他的另一位军校教官聂荣臻少将则成为了他的副手。
    再对比一下林彪的同期同学，比他大 9岁的刘乙光，现正在奉化溪口陪伴张学良；而他在入伍生队时的班长文强，脱离革命阵营以后，到杭州的浙江警官学校当了一名指导员，戴笠发给他们每人一辆自行车，让他们每天骑着车子巡视各个分局。目前，刚刚因淞沪抗战爆发，被戴笠调到上海，做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校军衔。
    八路军系统以外，周恩来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授中将；郭沫若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授中将（这是郭沫若第二次被国民党授衔，早在十年前，郭就是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了，中将军衔。）
    又扯远了，接着说杨虎城。

    回国的要求没有得到批准，杨继续西行，在美国逗留到 8月 4日，赴欧洲。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瑞士和西班牙等国，于1937年10月21日返回法国巴黎。
    早在 8月份的时候，杨虎城就决意回国，最初，杨的意思是经苏联回国，并令亢维恪到苏联驻法大使馆申请入境签证，当时苏方人员说要向莫斯科汇报，但迟迟也没有回复。到10月 6日，杨接到蒋廷黻给顾维钧的一个电报，说：“关于中苏关系，谣传繁多，杨将军此时赴苏考察，不合时宜，请劝他推迟苏京之行。”
    顾维钧是唐绍仪的女婿，时任驻法大使，当时正在日内瓦开会，故蒋廷黻托他将此电转杨虎城。
    据亢维恪回忆，10月 2日，杨虎城接到由日内瓦转来宋子文的一通电报，说：“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
    这通电报，使杨虎城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回国。
    宋在电报中的原话是“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从这句话来看，首先，宋认为杨虎城可以回国，这是明白无误的。其次，宋是在征询杨虎城的意见，回不回来，杨自己定。
    但最关键的一点，即这通电报，究竟是宋子文自己的判断，还是秉承了“中枢”的暗示，从电文中看不出来。
    再说得明白点吧，杨虎城此番回国，是奉命而回，还是自行返国，这其中的差别大了去了！
    杨虎城此次出洋，基本是属于“发配”，既是“发配”，就不能自作主张。对此，杨自己自己也很清楚：“一年两年不一定，几时叫我回来我才回来。”因此，他必须研究，这次的电报是不是代表老蒋的意思，据亢维恪回忆，当时他们曾讨论过三个问题：
    第一，宋的电报说“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何以未提张学良将军呢?
    第二，要杨将军回去，何以蒋介石不电召，而说“宜自动返国？”
    第三，杨将军同邵力子、于右任、孙蔚如等（特别是孙蔚如）多次函电往还，何以他们不来电说及回国的事呢?
    经研究，亢等认为“宋的来电，定是蒋介石授意，这里必有文章”。并建议“杨将军在海外还可多住些时间，再看形势的发展，并征询国内一些老友的意见，然后决定去留。如立即归国，恐杨将军安全没有保障。”
    亢维恪等的“蒋介石授意”，似乎暗含着一重意思，即老蒋与宋子文串通好了，让杨虎城回国，然后不利于杨。
    亢维恪等人的判断，自然是为杨虎城打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可以理解。但依笔者个人的看法，以宋子文的身份地位、以宋子文与张、杨的关系、以宋子文所受的西化教育、以宋子文与老蒋的关系，似乎不大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再说了，杨虎城本已身在国外，不奉召唤不能回国，这一点杨很清楚，老蒋也很清楚。那么又何必多此一举，把杨骗回来，然后抓起来，不是摆明了自己找骂么？
    对此，想必杨虎城也有杨虎城的判断，据亢维恪回忆，当时杨虎城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脸面对待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绝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 ”
    10月29日，杨虎城一行从马赛出发，乘法轮“冉·拉保底”号启程归国。
    在此之前，杨虎城曾给宋子文发电，“着重叙述他出国近五个月来的抗日宣传活动情况，并对宋的关怀和帮助表示深切感谢。”杨还于10月23日给蒋介石、于右任和孙蔚如分别发出电报，“述明归国行程”。
    在归国的途中，杨又曾给宋子文发过一封电报，但直到回国，上述所有电报没有得到一次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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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7-29 11:43

37、监管杨虎城

    对于此次归国的前景，杨虎城并非没有一点防备，因此，在他启程之前，已经派自己的随从金闽生、樊雨农两人先期回国，打个“前哨”，“了解一下国内政情，并迅速征询友好的意见，随时电告，以便途中应变。“
    据亢维恪回忆，11月24日，“杨虎城接金闽生由国内来电，大意说，樊雨农于二十三日赴陕。他二十四日飞汉转京。蒋介石派陈质平参议来港迎接杨将军。”
    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一行结束了 5个月的出洋考察，于上午11时抵达香港九龙。
    亢维恪说：“一靠近码头，一个身着军便服的人，自称代表蒋介石来迎接杨将军。这人四十多岁，少言寡语，此后一直紧紧跟着我们。杨将军在九龙半岛旅馆住定后，一天，我随杨将军到香港山上拜访何东爵士时，他也未经通知竟坐在杨将军的小汽车前面。我当时寻思：莫非他是蒋介石的特务，来监视杨将军的行动？也许人家看我们在这里人地生疏，派员来作向导吧？总之，杨将军回到香港，南京竟未派任何‘要员’前来迎接，而只是这个‘小卒’左右跟踪，的确令人怀疑。”
    亢维恪的怀疑是对的，陈质平，我们前面已多次讲过，正是戴笠手下的特务，常驻香港。
    杨虎城在香港逗留了 5天，期间杨游览了香港市容，与香港的一些高层人士会面，并与宋子文进行了会晤。据杨说，宋是他专门请到香港来会面的。
    11月29日，杨虎城对王根僧说：“昨接蒋介石由南京来电嘱至南昌相见，并派戴笠迎接。同时并接戴笠电约至长沙会同赴赣。”
    王根僧，1898生，江西兴国县人。
    王根僧于1920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5年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队中队长。后经辗转到了杨虎城手下，1931年任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处长。十七路军改编为38集团军以后，王任 177师副师长。
    王是杨虎城的爱将，故 177师师长李兴中特地派他到香港来迎接杨虎城。据王回忆，他是11月24日由西安飞抵香港的，另外，“十七路军同仁王菊人、申明甫、王炳南、王惟之等亦先后来到。”
    其中，王惟之是西安绥靖公署军需处处长，据王惟之回忆，11月28日晚，杨虎城对他说：“蒋有电来，叫我去南昌见面，并派戴笠迎接。戴亦有电来，约在长沙见面后同去南昌。因此，我打算就去，你如果不再去上海，在我走后，可把我的家眷送回西安去，飞机票由梁参议代办。”
    11月29日下午，杨虎城又将王惟之叫到自己下榻的半岛酒店，再一次叮嘱说：“明天，我就动身了，你送她们母子（指杨夫人谢葆真和其幼子杨拯中）回去，在上下飞机和旅途中，对拯中要多加关照，不要让其乱跑。我到南昌后，就有电报给你们。”
    此时，王建议杨虎城“在港多住几天，看看情形再说”，杨说：“我已给蒋和戴笠复电，说明天起飞，所以不能再缓了。”并说：“我是奉派出国考察的，既然回来了，就得先去南昌汇报，回西北大后方去，那只能放在第二步了。”
    王又与杨虎城谈及带谁前去南昌，因原秘书亢维恪的父亲病重，需要回老家照顾，陪不了杨虎城了。于是杨说：“同王根僧去最适宜，因为他是江西人，在南昌人地都熟，他去比较方便。”
    然而，王根僧的机票还没有落实。据王回忆，11月30日，杨虎城等一行来到机场，“宋子文给杨将军一张长沙飞机票。当时香港的飞机票，局外人不易购得，不得已由我向宋子文一再要求，勉强再给一张。”
    王惟之回忆：“起飞时间快到时，杨乃和王根僧先后登上飞机，站在舱口又频频向前来欢送的人们挥手告别。当时人群中高呼‘欢送杨将军北上抗日’的口号。他的幼子杨拯中也在人群中挥着小手，大声喊道：‘祝爸爸一路平安！’飞机起飞了，时正十一点四十分。”
    后面发生的事情，就只有王根僧知道了。
    据王说：“是日（1937年11月30）日午前十一时三十七分由九龙乘欧亚机十七号起飞，午后二时百十分抵长沙。当陪送杨将军至六国饭店休息后，我按地址去找戴笠，得悉戴相候一日已返武昌，但曾留便条嘱杨将军转赴武昌。午夜十二时二十分由长沙乘湘鄂段粤汉车赴武昌。”
    戴笠倒不是故意不等杨虎城，兹事体大，他怎么敢放松，但他是在是等不了。
    从1937年 8月13日淞沪抗战一开始，戴笠就没闲着，始终奔波于南京、上海两地。殆淞沪抗战失败，戴笠又忙着跑南昌、祁门，忙着指挥收容被打散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这当中，戴笠还跑了一趟香港，告诉当地的特务，今后香港的地位非比寻常，要他们做好工作，并将因西安事变的发生，而代人受过、已经关了近一年“禁闭”的王新衡放了出来，担任香港站站长。
    此时，特务处的三位首脑，一个是戴笠，忙得不可开交。第二个是副处长郑介民，全部精力都放在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的兼职上，对特务处的事能不管就不管。第三个是幕僚长——书记长梁干乔，这倒是个干才，但是早就给戴笠派出去了。
    早在淞沪抗战正紧的时候，戴笠以上海行将不保，于是未雨绸缪，对华北的潜伏预作部署，派梁干乔为华北办事处主任，前往平汉线郑州一带部署潜伏工作。
    据乔家才回忆，“十月十日梁干乔到达郑州，作为华北办事处的工作地点，十三日抵达洛阳，十四日抵顺德（邢台），然后沿铁路徒步往南走，十五日抵沙河，再到邯郸。十六日抵磁县，十七日到丰乐，十八日到安阳，十九日到新乡，二十日返回郑州。各地都建立了组织，必须潜伏当地工作，不得随军队撤退。”
    按乔家才的说法，梁干乔在十天之内，在 9个城市布置了 9部秘密电台，不能说不是惊人的效率。但是，这也是梁干乔在特务处的“绝唱”了，不久以后，梁就被调任军委会总政治部第二厅副厅长。
    几个头头都不在，南京特务处本部几乎没人管了，因此，直到11月24日，特务处本部的 150多名内勤特务，才在秘书刘启瑞的带领下撤离南京，于11月29日，辗转到达武汉。
    刘启瑞是特务处的“第一支笔”，特务处每年年底给蒋介石的报告，只有刘启瑞来写，戴笠才能放心。
    150 多个人一下子跑到武汉，吃没地儿吃，住没地儿住，试问戴笠怎么可能踏踏实实地在长沙等杨虎城。
    况且，戴笠还要对扣押杨虎城预先做出安排。
    这件事情，戴笠交给了特务处江西站站长王立生。
    王立生，1903年生，江西万安人。原共产党员。
    想当年，王立生曾是江西学生运动的先行者，早在1919年前后，他就在万安与曾天宇、张世熙等组织起“万安青年学会”。并办了一本杂志《万安青年》。同一时期，南昌女师的刘和珍则组织了“觉社”，并办起了《时代之花》周刊。到1921年，以这些组织为基础，李立三在安源煤矿建立起了江西的第一个团支部——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支部。
    刘和珍于1923年考入北京女高师，并于1926年 3月18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被枪杀，同时被难的还有她的同学、湖南湘阴人杨德群。
    与此同时，王立生则考上了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担任共青团南昌地委书记。1929年12月，时任江西省委赣东巡视员的王立生被捕叛变。后王立生投入南昌行营调查科，并随调查科一起转入特务处。
        王是江西人，负责江西省站的工作，人地相宜。
    王立生的副手，则是湖南人谢厥成。
    谢厥成也是黄埔的，不过他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
    据武汉分校六期生范继文回忆，他与谢厥成都是“广州政治讲习班”的，毕业以后，范被派到北伐第二军做政治工作，后经军党代表李富春推荐考入武汉分校六期学习。
    谢厥成则被派到第十四独立师夏斗寅部任团党代表，后因夏斗寅叛变，“所有该部政工人员，逃到武汉分校，临时编入校本部直属连。”

    按：“广州政治讲习班”开办于1926年 2月，其主要目的是对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湘军进行政治训练。所以这个班的学员大半都是湖南人，毛泽东、宋庆龄、张太雷、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彭湃、蒋先云，还有汪精卫、陈公博、吴稚晖等等，都曾经为这个班授课。
    当年，黄克诚与刘乙光一同到广州，刘考入军校四期，黄克诚进的就是这个“广州政治讲习班”，毕业以后，所有学员都被分发到部队中做政治工作。

    陈恭澍也认识谢厥成。陈在入洪公祠特训班之前，被戴笠选中入“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学习，这个班特别小，一共才14个人，班主任是酆悌。同学当中，据陈恭澍说，有一期的韩浚、陈烈、黄雍、俞墉、吴乃宪等；有二期的张炎元；五期的则是韩继文、夏大康、谢厥成和陈恭澍本人。
    这里，陈说谢厥成是五期的，与范继文说的不同，这不奇怪，陈恭澍本是军校四期生，后降到五期的。这是由于从三期开始，黄埔设立了入伍生制度，即招收的新学员先不分专业，一律编入连队，施以六个月的军事训练，经考试合格以后才能转为军官生。所以，文强、林彪在入伍生队的时候，是一个班的，等到转为军官生的时候，分到了不同的专业，文强去了政治科，林彪则选择了步兵科。
    陈恭澍就是在入伍生转正的时候，考试不合格，只好延期入军校五期学习，所以，他对五期生的来历，并不十分清楚。
    另外，到1925年以后，即五期招生的时候，“黄埔”的牌子已经非常响亮，全国的优秀青年源源不断地来到广东，简直取之不尽，录之不竭。因此只好人为地定一个时间点，在此前入学的为五期，此后的则为六期。因此、五期与六期之间，原本就没有太严格的界限。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一次考试不及格的戴笠才能有补录的机会进入军校，要都像一期那么严格，胡宗南正经八百师范毕业的小学教师，都因为身材矮小差点不要，中学都没上的戴笠，有十个也进不去黄埔。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陈恭澍，陈生于1910年，1925年考入军校四期的时候才15岁，比黄埔规定的最低入学年龄，足足小了三岁，真是够有本事的，不知道是不是“托”了人。
    陈恭澍在读“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与谢厥成住一个宿舍，据陈说：“谢同学能歌善诵，文艺气质特别浓厚，指定的书他不读，一天到晚趴在桌子上写新诗，高兴起来，还要高声朗诵几句，当时被视为怪人一个。”
    陈恭澍从“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毕业以后，被送到洪公祠继续“深造”，谢厥成则与文强、胡国振、罗杏芳等军校同学一起被戴笠派到“浙江警官学校”做督察。后谢厥成又被派到南昌，当江西站副站长。
    起初，戴笠在分派任务的时候，并没有对王、谢二人明说是杨虎城要来，只是说：“不久将有某要人来南昌居住，请兄速觅租房屋一幢，以环境幽静之独立住宅为宜。房租多寡勿计，并盼妥予布置。”
    王立生遵嘱租下“二纬路一号”的一套两层楼的花园洋房，并雇了一个厨师、一个女佣。接着又根据戴笠的命令，准备轿车两辆，静候“要人”到来。
    再说武汉那边，据王根僧回忆，“（12月 1日）午后三时三十分车抵武昌车站，戴笠率行营及省府人员约百余人在车站迎接。当即安顿我们住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表面招待很周到，但发觉有特务人员秘密监视，杨将军去访于右任时亦然，我当时将这种情况密告杨将军。”
    对此，杨虎城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中央不需要这样做吧? ”
    杨虎城拜访于右任的事情，王惟之也有回忆。
    根据杨虎城的安排，王惟之护送杨的家眷回西安，他的行程与杨虎城完全一样，只是晚了两天出发。12月 2日，王等一行乘飞机离港，先到长沙加油，然后到武汉。据王说：“下机后，凡是去西安的乘客，都受到武汉行营派来检查人员的盘查，尤其对我们几个人盘查更严。晚宿陕西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李志刚给我们预定的旅馆。”
    由于杨虎城等在长沙多待了半天，因此，王惟之一行到武汉的时间只比杨晚一天，换句话说，杨虎城两口子是分别于12月 1日和 2日两天、前后脚去拜访的于右任。
    据王惟之回忆：“到达旅馆后，杨夫人迫不及待地就要去访于右任，经李志刚坚请，乃略进饮食后，即匆忙偕李前往，至深夜归来，面带忧容，精神沮丧。”
    当时，谢葆真曾问王惟之：“关于杨先生的情形，你有所闻吗?”
    王说：“从办事处职员口中，略有所闻，但不知其详。”
    谢葆真说：“杨先生怀着一片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忠贞之心，请缨杀敌，被允回国，不料一到武汉就被戴笠派特务监视住了。杨先生去看于右任时，还有特务跟着，一直没离开左右。据于说：他们两人谈话时，跟去的特务竟敢旁坐不动，经他斥责后，才到外边去了。可是，还不时进来，催促杨先生早些回去休息，使他生气极了。接着于气愤地说：杨是回国抗日的，不是来当汉奸的，戴笠为什么要这样胡搞，我以后见到蒋先生，一定要把这些情形向他提及。并说杨先生和他见面后，第二天就和王根僧飞走了。”
    王惟之回忆说：“杨夫人说到这里，慨叹一声，接着说：‘就目前情形来看，杨先生的行动现已受到限制了。’”
    谢葆真说得不错，此时，杨虎城已经被软禁。
    12月 2日中午，也就是王惟之、谢葆真一行到达武汉之前仅几个小时，戴笠陪同杨虎城离开武汉赴南昌。
    王根僧回忆，当时，戴笠陪同杨虎城到汉口空军航空站，戴笠准备了一架特别小的飞机，除驾驶员外只能乘三个人，即戴笠本人、杨虎城及戴笠的副官。
    王根僧说：“当时经我再三要求，始临时将副官叫下来，准我上机。”
    武汉离南昌很近，只飞了不到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南昌方面来“迎接”的，除了王立生和谢厥成外，还有时任南昌空军教导大队长的毛邦初。
    当时王立生、谢厥成只看到戴笠陪着一位“身躯朔伟，衣藏青西服，口衔雪茄”的人下机，却不知其为何许人也。
    戴笠与王等三人握手，未及任何寒暄，即与杨虎城、王立生登车而去，谢厥成则陪着王根僧乘另一辆车子。
    少顷，两辆车开到了“二纬路一号”，这就是江西站为杨虎城准备的秘密地点。
    戴笠请杨上楼休息，随即问谢厥成：“你知道他是谁么？”
    谢说：“不知道”
    戴很失望，摇着头说：“傻瓜，傻瓜。”
    这时王立生认出来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杨虎城吧？”
    戴笠说：“对。赶快去把他的行李查一查。”
    王立生检查回来，搜出一只“4 吋左轮”拿到交给戴笠。
    戴笠仿佛十分感慨，他说：“历史真会重演的，去年西安事变，我到西安，一下飞机便被扣留。杨虎城收去我的一只左轮，今天虽不是原璧归赵，总算也是一只左轮。”
    此时，楼上的王根僧对杨虎城说，进门的时候，看到“有一队宪兵正在周围布置岗哨”，对此，杨依然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吧。”
    王说：“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心，往往是不正确的，我应该去试探一下。”于是王“当即挟着一套衬衣裤和毛巾、肥皂，佯装出去洗澡，果然被门口卫兵拦阻，并说外面风声不好，不能出去。”
        王根僧回去报告杨虎城，据王说，当时杨“长叹一声，默默无言者久之。”
    王根僧看到的布置岗哨的人，就是李家杰。
    李家杰，生于1911年，湖北安陆人，军校八期毕业。
    李家杰资历甚浅，此时才26岁，任南京警察厅特警科军事组租长，戴笠让他从特务队挑选了二十几个特务，担任内务警卫，另外还有一个宪兵八团的一个排，负责外围安全。
    李家杰还有个副手龚国彦，龚是浙江人，其资历更浅，龚是“浙警”毕业以后被选入“杭训班”学习的学生，与张毓中、韩庆徇等是一样的，到这时参加特务工作才三、四年。
    在软禁的初期，戴笠还亲自陪杨虎城住了几天，并陪着他外出游览，据王根僧回忆，曾去过青云谱、万寿宫等南昌的名胜。生活上照顾得也不错，据王根僧回忆：“戴笠表面上招待我们甚是周到，伙食特别好，并同我们有说有笑，但迄未谈及蒋介石何时来南昌，至此我们也已了然。”
    12月 5日，戴笠陪杨虎城吃晚饭，杨虎城问戴笠，说听说蒋介石要来南昌，有无此事。戴笠说没这么回事。王根僧说：“杨将军判断当时情况，也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来南昌，并且说既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步，他来与不来，都不相干。”
    到12月 9日，日军开始对南昌进行轰炸。据王根僧回忆，12月10日，戴笠对他们说：“敌机常来轰炸，城内不安全，请杨先生迁到乡下去。”并要杨虎城立即上车。
    所谓“乡下”，是位于梅岭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一幢别墅，这里易于隐蔽，既可躲避空袭，又不易走漏风声。
    王根僧说：“当时戴不准我随去，我挥泪送别，杨将军叫我速返前方，晓谕十七路军官兵，要上下一心全力杀敌。我唯唯，惟请珍重而已! ”
    据王根僧说，他离开武汉，准备经汉口回部队，结果还被监禁了一段时间，怕他说出杨的事情，直到1938年 2月21日才被释放。
    王根僧一走，形单影只的杨虎城更加孤单，每天在苦闷中度过。为防止杨虎城闷出病来，于是戴笠准许杨夫人谢葆真带着孩子杨拯中来陪伴杨虎城。
    同时，戴笠还特地增派了他的同学王蒲臣来“照顾”杨虎城。
    王蒲臣与戴笠，不是一般关系，颇值得重点说说。
    王蒲臣，1902年生，浙江江山县人。
    王蒲臣并不是戴笠在军校时的同学，而是他在文溪高小的同学。
    王蒲臣出生于江山县城里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医生，还是江山县议员。王蒲臣上边有 8个姐姐,夭折了 7个，因此到他这儿，王家已是三世单传，极为珍爱。王蒲臣从 5岁就跟着父亲读书，学习《论语》、《孟子》等等。1911年，王蒲臣进江山县立模范小学，1912年，王被保送入江山县立文溪高级小学，当时他才11岁，是学校里最小的学生之一。
    王蒲臣说：“文溪高小是我们江山县城内最完备、历史最悠久的小学。所以各乡镇的学生，都纷纷争取从乡下进城，慕名而来。这批学生，大都读过私塾，念过古书，年龄比较大，由乡镇进城，都住在学校里，叫住宿生。我家住在城里，每天放学回家，不住校，叫走读生。”
    住宿生不能随便外出，因此经常托走读生帮他们买东西，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特别是一些年龄大的学生，还要挑三拣四，嫌东西不好、嫌买得贵等等，经常骂王蒲臣他们不会办事。为了避免找麻烦，把东西卖得又好又“便宜”，王蒲臣只好把家里给的午饭钱贴进去，给这些大同学买东西，自己饿肚子，等放了学再回家猛吃东西。
    据王蒲臣回忆，某天，一个名叫姜润才的同学把王蒲臣按在地上当马骑，叫他在地上爬，王大哭。正好被戴笠看到，据王回忆，当时戴笠说：“同学们应该相亲相爱，互相帮助，你不帮助他已经不对了，怎么还可以骑在他身上取乐呢？以后不许这样。”
    在这里，王蒲臣隐去了一段，可能是觉得实话实说会影响戴笠的“形象”。实际上，据其他人回忆，戴笠当时并没有这样彬彬有礼，他不是这样的性格。
    事实上，是戴笠当时就把欺负王蒲臣的同学给狠揍了一顿，据王回忆：“从此以后，同学们以为我是戴笠的朋友，或与戴有亲戚关系，就不再有人欺侮我了。”
    这件事给王蒲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以此终身服膺戴笠。
    王蒲臣与戴笠，只同学了一年。1913年，戴笠毕业，考入浙江省立一中，并于不久后被开除，就此开始了十年打流的生活，
    1920年，王蒲臣考取浙江省立第九师范，1925年毕业，回到家乡江山教书，学生中，就包括戴笠的独子戴善武。
    当时的江苏省教育厅长，就是后来被称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陈很器重王蒲臣，1930年，年仅28岁的王蒲臣，出任浙江省江山县教育局局长，此后还曾任武义县教育局局长。所以，很多年以后，当王蒲臣再回到大陆的时候，地方上是把他当教育界“老前辈”来接待的。
    1935年12月，王蒲臣从武义县教育局局长的位置上卸任，来到南京，住在自己的姨表兄李直家中（李直也是戴笠和王蒲臣的老师）。此时的江苏省教育厅长已经换成了周佛海，王被发表为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但他不想去，准备离开南京另谋出路。行前，他去找此时已经担任特务处处长的戴笠辞行。
    王蒲臣一生的命运在此转折！
    王来到鸡鹅巷53号，戴笠没在家，却遇到了他在江山县立模范小学时的同学张衮甫。
    张衮甫，本名张裕荣，号衮甫，生于1898年，浙江江山县人。
    张衮甫的太太叫王秋莲，王秋莲的母亲蓝月爱与戴笠母亲蓝月喜是亲姐妹，因此，张衮甫是戴笠的表妹夫。张从杭州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其时，戴笠正在上海打流，就住在张家里。对这个不务正业的表兄，王秋莲极看不上眼，反倒是张衮甫经常帮助戴笠，给他钱用，戴笠非常感谢。
    张是学商业的，特务处成立以后，戴笠就将张衮甫请来帮他管财务。后来，张衮甫改名为张冠夫，军统局成立以后，张曾任经理处处长。
    张衮甫见到王，很高兴，说：“戴先生虽然不在家，老太太、太太都在，不妨进去坐坐。”
    王蒲臣回忆说：“我和戴家颇有渊源，戴氏本人和我是同学，与我姐夫也是同窗好友，他的太大和我姐姐是干姐妹，他的儿子是我的学生。因此他一家大小，我无一不认识。张兄一说，我就进去拜访老太太和戴太太了。”
    正聊着，戴笠的太太说：“回来了，要不要去见他？”
    王说：“当然要，我今天来，就是为要看他。”
    于是王蒲臣拿出自己的名片叫人送进去——此时的戴笠已经今非昔比，要见他的人很多，需要“求见”了。
    王蒲臣回忆：“他见到我的名片，马上请我进去。二人多年不见，相谈甚欢，并与我共进便餐。”
    谈话间，戴笠问王正在做什么工作。王说：“目前没有适当工作，我又想离开，另谋别途。特来向你辞行。”
    戴笠一听，马上邀请王加入他的“革命工作”，王回忆说，当时他“摇头拒绝”。戴问：“我这里就是专做革命工作的地方，你为什么耍摇头？大家求还求不到哩! ”
    王蒲臣说：“不是我不来，而是不敢来，你干的这种革命工作，我没有念过这种书，可说是一窍不通。”
    戴笠说：“只要有心革命，潜心研究，时时注意，处处留心，三年便可成为专家。我过去何尝念过，现在还不是搞得蛮好。”
    王蒲臣回忆说：“这样一来，我便没话说了。当时就答应他姑且试试看。”
    戴笠很高兴：“好! 下午就开始办公。”
    王蒲臣一听赶紧说：“不行，我的行李还在李老师那里。”
        戴笠说：“没有关系，我派人去拿就是。”
    1935年12月 5日，33岁的王蒲臣加入特务处，任机要室（甲室）秘书，月薪 100元。据王说，这个工资，比他当县教育局长，居然高出一倍！
    据王蒲臣后来回忆，对他的“不辞而别”，陈布雷和李直都很不高兴，认为不可能吃一顿饭就能把工作决定了，而且连个招呼都不打（据王蒲臣说，他参加特务处工作的前 8个月，没有出过大门一步），一定是早就和戴笠串通好了。王自己也说：“就一般情形来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百口难辩。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慢慢得到他们谅解。”
    1937年 8月，淞沪抗战爆发，王蒲臣随戴笠赴上海，任“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军总指挥部秘书。
    1938年，戴笠派王蒲臣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驻赣办事处上校主任，负责物资转运。
    王蒲臣的办事处就在南昌，正好派他来照顾杨虎城一家。
    最初，王蒲臣觉得他们几个人都是大老爷们，“照顾”女眷多有不便，于是经请示戴笠，调来一个女特务蔡霞光来照顾谢葆真，结果谢认为是来监视她的，很不高兴。
    于是，王蒲臣把自己的太太和孩子从乡下接到南昌陪伴谢葆真，并请谢到家里做客。当时，王的三儿子王清临还不到 5岁，谢葆真一见就特别喜欢，一定要收为义子，王也答应了。
    与王蒲臣同时被派来的，还有另一个特务谭良谱。
    谭良谱，1899年生，湖南酃县人，军校六期毕业。
    湖南酃县，今天称为炎陵县。不知为何，酃县入黄埔的特别多，据不完全统计，仅六期就有近20人，再往前推，因李公朴、闻一多案闻名的一期霍揆彰也是酃县人。
    由于特务处另一个元老、同为军校六期的唐纵就是酃县人，所以酃县有不少人进了特务处，除了唐纵、谭良谱，前面说过的罗杏芳也是。
    谭良谱进入特务处很早，据沈醉回忆，谭曾被派入上海肇和中学做事务主任，暗中做情报工作。
    王蒲臣说，当时他和谭良谱、谢厥成，没事的时候就陪杨虎城打打麻将，“因而大家相处得很好，相安无事。”
    然而，好景不长，1938年 6月，马当失守，接着九江沦陷。九江一失，南昌、武汉都失却了最后的屏障，为安全计，奉戴笠之命，李家杰将杨虎城转移到湖南长沙梓园，这里其实就是特务处临时本部，后又转移到湖南桃源吴家大屋，“文夕大火”之后，桃源也待不住了，只好又往贵州跑。
    特务处在贵州有个“大后方”，这就是息烽。
    息烽的“繁荣”，得益于“息训班”的建立。
    “息训班”即息烽训练班，“息训班”实际上是“临训班”和“黔训班”的延续。前面说过，抗战爆发以后，戴笠在湖南临澧办起了军统临澧特训班，这是戴笠大规模培养干部的开始，也是军统的“训练”工作走向成熟的标志。
    为了使“临训班”尽可能显得比较“正规”一点，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前来学习，最初，戴笠想把这个班纳入军事教育体系，曾多方活动，希望能将“临训班”作为“中央军校”的一个部分。但这事没办成，最后老蒋拍板，将“临训班”划入中央警官学校范畴，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政治警察训练班”，简称特警班，但军统内部仍沿用“特训班”的名称。
    到1938年冬天，“临训班”第一期毕业，因时局影响迁至湖南黔阳续办第二期，并改称“黔训班”，此后，戴笠仍感黔阳不太安全，于是又迁到贵州息烽继续办第三期，这就是“息训班”。
    据“息训班”理化实验室“研究员”毕琪回忆，“因为这一期是迁息烽伊始，基建工程极多，可以说是大兴土木的一期。”
    据毕琪回忆，先后建起来的设施有：学生营房七座，都是两层楼房；医务所，有50多张病床，可以做一般性的手术；教官楼一座；体育室；专供文体演出的“中山室”；还有理化实验室、1000多人的大礼堂、操场、风雨操场；有 500米长的障碍赛跑的跑道，另外还有图书馆等等，这些，即便放到今天，应该说也是一个设备比较完备的教育培训场所了。
    所谓“大兴土木”，并不仅仅因为来了个特务训练班，更重要的原因，从1938年开始，这里建起了一座监狱，这就是“息烽集中营”。
    上世纪三十年代，息烽还是一个很偏僻的县，正因为这一点，被当局看中——据在息烽被关过四年“禁闭”的李任夫说：“反动派之所以要在息烽建立这个规模庞大的集中营，是因为抗战节节败退，过去在上海、南京、北平、武汉一带所逮捕的人太多，既不能全杀，也不敢全放，因此就有转移集中管理的必要。其所以选择在息烽，一方面因为贵州远在抗战后方，而息烽又位在万山丛中，比较安全，并容易保密；另方面则此地距贵阳不远，且在黔渝公路线上，交通方便，易于控制。还有一个原因是，以息烽两字，有平息烽火的意义，预示政权巩固，天下太平之兆。”
    息烽集中营并不在城里，监狱嘛，当然不能在城里。李任夫说：“它坐落在息烽县城外15华里的小市镇阳朗坝附近的山窝里。四面都是崇山峻岭，只有此处稍为四平。集中营本部，被包围在重峦叠嶂之中。黔渝公路虽然从它的面前穿过，但因为山形掩蔽得很好，身过此间的人，如果没有人指点，是不会知道在这儿有这样一个庞大秘密魔窟的。”
    除了息烽集中营和“息训班”，息烽还有一个大单位，即军统局的“息烽总台”。
    军统成立以后，其第四处即电讯处，处长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副处长董益三。电讯处设有四个总台，前三个都在重庆，后因日机不分昼夜的疯狂轰炸，戴笠担心总台一旦被毁，则军统的指挥系统立时瘫痪，于是在偏僻的息烽底寨建立起了第四总台。跟着又建立了配套的水电站和电机制造所；为了培养学生，又建立了电讯班。
    有了这么多的重要机构，保卫工作又成了问题，经老蒋批准，从贵州第十六编练处调特二团归戴笠节制，负责息烽、开阳和修文三地的保卫，团部驻息烽。
    随着上述三个大单位及附属机构的到来，接着西安事变的两位大人物张学良和杨虎城又先后被幽禁于此，息烽成了军统在后方的一座重镇，形形色色的特务机构得有十五、六个。全盛时期，军统方面常驻息烽的达到了 15000余人，而息烽县城才2000人，整个息烽县，不过5000人而已。
    李任夫说：“从人事上看，息烽自县长到乡镇长，都是清一色的军统人员，最少也是外围分子。至于息训班的教官与学生，以及息营的干部，那更不必谈了。息烽在名义上与行政上，虽属于贵州省府管辖，而事实上则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省府是一切不能过问，也不敢过问的。”
    特务处盘踞息烽之后，派到息烽的第一任县长，就是前面说过的广西人邓匡元，之后是徐羽仪，然后是陈国桢。
    陈国桢也是江山县人，毛森入衢州第八师范学校的时候，陈是该校教师，后曾在“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军当法官。另外，息烽集中营负责人周养浩，也曾是陈国桢的学生，由陈来担任息烽县长，再“合适”没有了。
    如果沿用现今的说法，把息烽称为“军统城”，一点都不过分。
        杨虎城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送到息烽来的。
    军统特务廖雄原是南京警察厅特务大队便衣队班长，1937年11月底，奉命前往南昌看守杨虎城。据他回忆，“次年（1937年）三月，将杨将军由梅岭移往湖南桃源。十一月，又秘密转移到息烽玄天洞。这时，我们这个队的名称叫玄天洞特务队，有队长李家杰、副队长龚国彦、指导员张兴宇、督察廖雄、分队长曹泽民、会计石学廉以及队员三十余人，由重庆军杭局本部直接管辖。”
    杨虎城到息烽的准确时间，是1938年10月 6日。最初，杨虎城被安置在“息烽集中营”，即阳朗坝看守所，后来戴笠觉得这里离公路太近，不安全。经勘查，发现离此大约30里以外的南望山上，有个玄天洞道观，挺合适的，于是赶走道人，将杨虎城迁居于此。
    息烽集中营，人称为“大学”，本来就戒备森严，张、杨来了以后就更甚。李任夫说：“息营直接指挥的武力，除了营中行动组（即第二组）配备的大批便衣特务之外，还有一个特务大队，专负保卫息营之责，都配有一色的最新美式自动武器和特种武器。这些武力，都由息营主任直接调遣。营内营外，岗哨重重；营外每一个山头，都建有碉堡，日夜校巡守望，任何人想要通过，非有特别证件关照，是很难走得通的。一般老百姓也心中有数，决不敢冒昧到这个禁区樵采。况集中营本部，除几重围墙之外，还架设着密密的铁丝网，安装了电流设备，真是寸步难行。至于围墙以内，则道路迂曲，纵横交错，高下不一，初来者倘无向导，即在白天，也可能迷失方向。一到晚间，即在内部行动，也有一般的与特别的口令，对答不来，有遭枪杀的危险。”
    除了三十几个人的“玄天洞特务队”，据廖雄回忆：“为了不让杨将军被关押在玄天洞一事被外界察觉，还须加强对玄天洞周围的控制。队长李家杰向军统局呈报批准后，就着手组织情报队，担负玄天洞特务队外围的情报搜集工作，并指派我具体负责。”
    于是，廖雄在玄天洞附近“挑选了三十余名青年，让他们免除杂役，进入情报队当队员。我担任队长，假称姓王，队员们就叫我‘王大队长’。队员内部称情报员，对外称玄天洞宪兵情报员，由我直接领导。队员之间，规定不发生横向联系，搜集到情报须向我一人反映，然后由我提供给李家杰。”
    搜集情报的范围，廖雄规定得很细，包括：“本地区共产党和地下人员活动情况；本地区民间团体活动情况；学校、厂矿中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情况；有关社会言论和各种事故；有关经济方面的情报，如物价涨落等。”
    不愧是特务处出来的，大凡政情、社情、民情，廖雄都囊括在内。但笔者十分怀疑，以他找来的这些乡农，能否搞到这样的情报。
    前面提到的特二团，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做好对张、杨看管的外围警卫工作，其团附张文昌后来回忆：“我到息烽后，一见特二团的布防情况，第一营主要控制修文阳明洞，第二营主要控制开阳刘衙，那两处正是军统囚禁抗日将领张学良将军的地方，第二营和团部驻息烽，正是维护军统驻息烽各机构组织的警卫、以及控制囚禁抗日将领杨虎城将军的玄天洞。”
    沈醉亦曾回忆这一期间张、杨的情况，他说：“至于张学良将军，开始住在息烽邻县修文的阳明洞，后来为监管方便，才移到息烽来，陪他同住的有赵四小姐。军统对他监视是很严的，除武装警卫外，还特派一人同住，名为照拂，实则监视，非经他许可，不能接见任何人。他偶尔去过贵阳，是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请示的。在他押禁息营期间，我只听到有两个人来看过他，一是东北要人莫德惠，一即宋子文。戴笠到息，照例要去探看一下，不过是看看情况，好向蒋报告而已。他的物质待遇尚好，但精神则苦痛异常。据息营负责人说，张经常发怒，往往不吃饭即将饭桌推翻，将家具打碎，可见其苦闷与愤怒之情。杨虎城原住在息营左近的白鹤观，后来又移到另一山上。他的夫人也同居一处，生活与监视情况，大致与张学良相同；但行动限制，还在张学良之上。其夫人曾在息生一小孩。她因受刺激过度，有精神失常状态。两个随从人员，都关在息营本部。
    从沈的回忆看，尽管都处于监禁中，但张学良的情况，很显然地，要好于杨虎城，最起码还有人去看他，还可以“经常发怒，往往不吃饭即将饭桌推翻，将家具打碎”，杨虎城就不行了。
    首先是住的条件，玄天洞是一个很大的洞，洞里能盖房，你说它多大吧，但是有一样——特别阴暗潮湿，不是宜居之地。
    沈醉回忆说：“这个庙建在山洞内，终年不见阳光，因此潮湿异常。杨全家在西北地势干燥的地方过惯了，住此很不适宜，加上心情不快，便常常生病。这时杨已看出蒋介石短期内决不会释放他，为了长久打算，便一再表示，愿意自己出钱在洞外修间房子居住。看守他的特务队长李家杰是云南盐津人，一向贪财如命，听到他愿意自己出钱修房子，便极力帮他向戴笠请求，得到批准。杨高兴地拿出四百元美金，交与李家杰代办。李除在兑换美金时揩了一笔油水外，修建时又偷工减料，搞得十分简陋。杨对此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将就下去。”
    生活条件也差得很远。沈醉说：“当时，我在军统机关任总务处长，戴笠时常派我去看囚禁在贵州桐梓县的张学良和在息烽的杨虎城，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也顺便送给他们一点吃的东西。戴笠对张学良生活上的待遇安排较好，因为张同宋子文是儿女亲家。加上张夫人于凤至与赵一荻( 即赵四小姐 )两人在一九四四年前每年轮流陪张，她们都曾去美国休息，回来总带有不少东西，因而张的生活比较好点。而杨因蒋介石对他特别仇恨，从来没有外面接济，他自己有一点钱又舍不得用。加上当时法币天天贬值，经手特务揩油，所以生活相当困苦，他想换一套新棉衣都很不容易。我每次去看他，他总背着看守的特务向我诉苦。我当时哪里会同情他，还不是敷衍一下，叫他忍耐点。就是调整一下，也维持不了几天，又因法币贬值，仍旧是天天缺这少那，使他常为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感到苦恼。”
    在此期间，杨虎城和谢葆真生过两个孩子，第一个男孩没几天就夭折了，第二个是女孩，起名杨拯桂。不久以后，谢葆真就精神失常了。
    沈醉说：“几年中由于种种不如意事，使得她渐渐有些精神失常。她非常痛恨那些特务，甚至戴笠去时，她也愤怒地加以斥责，这更引起特务们的不满和仇视，总想方设法去折磨她，在她产后也很少给予应有的照顾。有一次她在吃饭，正感到饭菜粗劣难以下咽，怡好遇到特务队长李家杰去看他们，她便提出质问。李用言语顶撞她，她气愤极了，便将手中饭碗向李打去。李一看不对，拔腿便跑，回去便说她有很严重的神经病，要把她同杨隔离，以免妨碍杨的生活。军统批准了李的建议，硬叫她同杨分居，仍旧回到玄天洞庙内一个人去居住。”
    后来，谢葆真真的得了精神病，身体一天一天地坏下去，终于在1947年去世。
    据沈醉回忆，在1942年冬天前后，有一次戴笠去看望杨虎城，杨提出撤换李家杰，因为“李使他太感痛苦了。戴只好答应下来，到重庆后便改派龚国彦去接替李任队长。”
    李家杰因看守杨虎城有功，被调回重庆，任中央训练团警卫组副组长，上校军衔，后又任交通部运输局稽查组长。
    除了戴笠、沈醉，经常去看杨虎城的，还有息烽集中营负责人周养浩，这是因为，“虽然看守杨的特务队是直接受军统司法处和特务总队所领导，但也要受周的监督，因为多一层关系，可以更好地防止日久发生意外问题。”
    沈醉说：“周经常去陪杨打小麻将消遣，每次总有龚国彦在场。杨因心情不畅，每打必输。”
    1946年，息烽所有机构奉命结束，杨被解送重庆歌乐山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杨家山。与此同时，张学良则经重庆、被直接送往台湾。
    再往后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了。
        
    注：
    问：蒋对杨虎城将军的恨，完全是因为双十二事变，还是兼因杨出洋期间的言行？
    答：呵呵，这问题有点复杂。个人体会，蒋对张、杨，似乎还不完全是恨的问题，如果仅仅是恨，那倒简单了。
    张杨都属地方实力军阀 当然张的实力与过去跟蒋的交情远胜于杨，关键是在西安商量放蒋时的态度，这个给杨自己的未来命运定了性。张的态度明确，全力维护蒋的威信，只要蒋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无条件放人；杨还老想要个什么保证，让当时的蒋担惊受怕。蒋已经很客气了，放杨出洋，他自己跑回来怨谁？蒋难道还能让他继续统率西北军割据一方，这怎么可能？纯属自己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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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砚边语    时间: 2010-8-27 08:42

应该还没有贴完吧？写得真是精彩啊，复杂的关系梳理得清清楚楚，各种明争暗斗扣人心弦，许多在我看来原本模糊的人物渐渐清晰起来，个性化的按语和轶事读来也很有趣。忍着左眼发炎的不适看了一天，还是兴趣未减。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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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11-9 06:16

目录（3）
31、管束张学良——判刑
32、管束张学良——拘于溪口
33、管束张学良——几度迁拘
34、附：张学良被拘后的西安
35、附：二二兵变
36、附：杨虎城出洋
37、监管杨虎城
38、密捕韩复渠
39、军统时代（1）
40、军统时代（2）
41、曾澈与“抗日杀奸团”（1）
42、曾澈与“抗日杀奸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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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11-9 06:16

31、管束张学良——判刑

    说到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件事，不要说今天的我们不可理解，即便在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赞同。包括被他扣押的老蒋本人。
    据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回忆：“临发时，张坚请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
    蒋介石的话，说得很委婉，但很重要。他说的是两件事：第一，你张学良走了以后，东北军恐怕要闹起来；第二，西安事变，扣押“领袖”，不是小事。你在西安待着，谁也奈何不得你，总不能发兵来抓你吧。问题是如果你回到南京，到那时既由不得我蒋介石，更由不得你张学良。所以，你还是不去为好。
    老蒋说的是实话，他是在给张学良打“预防针”：一旦到了南京，西安事变这么大的事，不可能就算了，到时候，“勿谓我言之不预也”。
    对此，宋美龄在回忆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张说，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
    然而，张学良没有听从老蒋的“忠告”，只是说“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还是上了飞机。当时宋子文的随从秘书陈康齐在日记中也说：“蒋夫人和宋博士扶着委员长上了飞机。令我们惊讶的是，少帅也上了飞机，他坐在了飞行员边上。”
    这些回忆，足见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不但不为他人所理解，甚至在他上飞机之前，除了蒋介石夫妇，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会出以此举。
    一直到今天，都还有人埋怨张学良“愚忠”，幼稚，你跟蒋介石讲义气，老蒋却不跟你讲这一套，跑到南京，纯粹咎由自取。
    这些看法，不能说完全不对，作为政治家，张学良肯定不够格，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搞政治的；作为军人，张学良也缺乏一种“狠”劲儿，多少有点儿婆婆妈妈。
    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张学良确实有张学良的苦衷。
    首要的一点，张学良必须要对老蒋的安全负责。张学良心里清楚，释放蒋介石，并没有在张、杨集团内部真正达成共识，许多人，包括杨虎城、包括他自己的手下，是激烈反对的。万一老蒋的飞机上了天，下边谁开一炮给打下来，那可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既然保证不了不出事，那就只好我也上飞机，谁要打就连我一块打。
    这是于公，于私，张学良也有难办的地方。
    首先，老蒋跟张学良是结拜兄弟，结果被张学良抓起来，搞得“革命领袖”颜面扫地。因此张学良必须摆出“负荆请罪”的姿态，陪他去南京，表示认错，帮老蒋把这个面子圆回来。
    从这一点看，张学良对老蒋，真是一百一，谁这辈子交这么个朋友算值了。
    另外，张学良的成长经历有点特殊，既有“山大王”天不怕地不怕的基因，又受过些西方文化的熏陶，讲究“骑士”风度，对就对了，错就错了，该承担的责任就要承担，该接受的我坦然面对，既不害怕，更不会去逃避。
    宋美龄回忆说，当时“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事变之如此结束，在中国之政治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所未有。”
    另据戢翼翘回忆，当时戴笠听说张学良要亲自陪蒋回南京，当时就跪在地上连说：“伟大！伟大！”

    按：当时戢翼翘还在软禁中，他所讲的，当是听他人所说。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张学良恐怕也把这事看得有点简单了。以为还像原来那样，象征性地给个“处分”，比如撤职、比如出洋，比如“下野”，过一段时间，这事也就算了。怎么也不会想到，老蒋会把他一关就是几十年！
    由此可见，无论于公于私，张学良这一趟南京，都必须去，不像我们后人所想象的那么单纯，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
    然而，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看似合情合理，不见得你就应该去做。
        张学良这一趟南京之行，不但把自己的后半辈子交代了，还搭上了从父亲张作霖手里接过来的东北军。
    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安全抵达洛阳。
    据时任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军事教导总队第八队队长的张国威回忆：“12月25日下午6、7点钟，洛阳西宫军分校的校本部忽然鞭炮齐鸣。全体教职员及学院、学生等走上街头，列队迎接蒋介石。洛阳分校主任祝绍周赶到机场，见蒋出现在机旁，他就带头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祝见张学良走出机门，又带头喊：‘打到张学良！’教职员及学生们也随着喊。这时，蒋假意怒目高叫：‘祝主任，你干什么？你喊打倒我好了！’‘打倒张学良’的喊声即时停止下来。蒋介石走到张学良跟前，两人握手。蒋故意谦让，伸出手表示请张先行，张让蒋先行，于是两人登车而去，当日他们都住在西宫分校招待所。”
    在洛阳照顾他们的，依然是忠心耿耿的“大内总管”黄仁霖。
    黄是乘当天的第二架飞机“逃离”西安的。
    据黄追述，当宋美龄走的时候，曾告诉他：“蒋先生和她当天下午离去。她要我随后收拾一下。”宋还告诉黄，第二天还有一架飞机，载黄仁霖等回南京，并特别叮嘱，不要忘记了蔡妈。
    黄仁霖回忆：“在我收拾好了行李之后，我设法弄到了一辆车，然后，开始把蒋先生和夫人的私人衣服物品，一一收拾起来，并把宋的秘书、夫人的蔡妈找到。我心里在想，假如我能离开西安，我情愿在当天下午晚一些走，也比等到明天要好一些。在和驾驶员谈过之后，我们决定，即使要死，也情愿死在西安以外的地方，还比较好些。”

    按：“宋的秘书”是指宋子文的随从秘书陈凤扆与陈康齐。

    这样，黄仁霖的飞机于当天晚些时候降落在洛阳，当时天已经黑了，黄仁霖说：“洛阳的机场，用火炬照耀着，俾使我们的飞机能在夜间降落。”
    黄仁霖也被安排住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他说：“当我走到洛阳的军官学校时，蒋先生等一行人就在那里住宿。我发现没有人照料这批贵宾，所以就自告奋勇，包办一切。我成为他们的秘书、副官、干部人员，并在他们的全部行程中照料一切，一直到回南京。”
    12月26日上午10时许，蒋介石夫妇改乘“容克”型专机离开洛阳，12点20分抵达南京，陪同他们的是端纳和黄仁霖，当然，还有戴笠。
    当时欢迎的场面极为宏大，据《申报》报道：“蒋委员长平安返京，各界昨日热烈庆祝，全市悬旗庆贺，纷纷致电慰贺，各交易所市价昨日一律升腾。”
    但蒋介石顾不上这份热闹，他向前来迎接的国府主席林森等人“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随即匆匆离去，带着他的“文胆”陈布雷一同前往自己的官邸。
    老蒋要做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据陈布雷在日记中记载：“26日中午往机场迎接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前赶成文，即《对张杨之训词》也。”
    老蒋要第一时间公布西安事变的“真相”，同时还要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件事必须抓紧。
    在“训词”中，蒋介石首先对张、杨的“勇于改过”做了充分的肯定：
    “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来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
    接着，蒋介石又做了自我批评：“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其责；……。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此次事变之造因，即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致发生如此毁法荡纪之事，使中枢忧劳，人民不安，国家受其损失。余抚躬自问，实无以对党国，无以对人民，不能不向中央与国民引咎请罪。”
    接着，蒋话锋一转，“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纲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余身为统帅，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坏纪之事，余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并以尔等悔悟之意，呈于中央。尔等此次觉悟尚早，事变得免延长扩大，中央当能逾格宽大也。……。余平日教人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上官对部下教率无方，即应负责。故此次事变，余愿以上官资格负责，尔等应听中央之裁处，而尔等之部下则不必恐慌也。”
    在这里，老蒋明白告诉张、杨，西安事变不算完，“中枢”会有所表示的，要处分的。但是，张、杨必须妥为约束部下，不能出乱子。
    以上，基本是重复他当面对张、杨说过的话，再对全国人民讲一遍。
    接下来，老蒋还要与张、杨辨辩理，他说：“吾人之生命可以牺牲，而国家之法律纲纪不能迁就；身体可以受束缚，而精神之自由绝不能受束缚。余对中央与国家之责任，余一息尚存，决不敢丝毫推诿或放弃。”
    因此：“尔等屡次要求余签字与下令，余始终拒绝。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如余为部下威力所屈，临难求免，则余之人格扫地，即等于中华民族之人格扫地以尽。”
    在这里，老蒋一是在告诉国人，自己并没有签“城下之盟”；二是告诉张、杨之所以不能签字画押的原因。
    后面的话，才是“训词”中最重要的内容：
    “总理昔日训示吾人，必须恢复民族道德，方可以挽回民族；所谓信义和平，均系民族至要道德。余十余年来所致力者，全为团结精神，统一国家以救国，而尤重于信义。余向来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语。凡与国家民族有利益者，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中央数年以来之政策方针，亦唯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不忍毁损民族之力量。故此次事变，尔等将余留居西安，则引起战事之责任，即应由尔等毁坏纲纪之举动负之。现在尔等既表示悔悟，则余可请求中央；中央必仍本爱惜国力之精神，自有妥善处置，以挽救国家之危机也。”
    这段话，其实是一个政治宣言，老蒋以“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的说法，委婉地告诉张、杨，也告诉国人，尽管自己没有签字，但他将遵守自己的诺言，在大政方针方面有所改变，以“挽救国家之危机”。
    最后，老蒋再次严厉警告张、杨：“应绝对服从中央命令，一切唯中央之决定是从，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国运，此即所谓转祸为福之道也。”
    蒋介石的这篇“训词”，从文体上看，有点像“罪己诏”。但从内容上看，除了检讨自己“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以外，通篇都是在指责他人，骂张、杨、骂“反动派”，看不出一丝一毫对过往的反思。
    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以“言必信，行必果”的说法，表示“必仍本爱惜国力之精神，自有妥善处置”，总算是认可了自己在西安的承诺，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这么大的一篇文章，陈布雷几个小时就给整出来，着实无法想象。包括为老蒋起草庐山讲话的程沧波，都是一挥而就，笔不加点，真是了不起的文才！
    办完了这件大事，老蒋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处理他那位惹了大麻烦的义弟张学良了。
    张学良没有同老蒋一起回南京。
    这是因为，蒋介石考虑到张学良如果同行，到了南京会极为尴尬，因此他让宋子文陪着张学良，仍然乘张的“波音”专机随后出发。据黄仁霖回忆：“因为蒋先生的思虑周到，所以就安排了宋子文博士去陪伴张学良，乘坐第二架飞机，在南京城外的军用机场降落，以便有完善的安全保护。”
    这个为张学良提供“完善的安全保护”的人，就是曾任特务处西北区区长的张毅夫，据他后来回忆：“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
    据宋子文的卫士段汉斌回忆，当时到机场接张学良的汽车是蒋介石派的专车。张带了 4个警卫，到上车时，只准两名警卫上车。“军警特务的汽车一前一后，把张学良的车子夹在中间，将张学良送到东门外孔祥熙的别墅（此处回忆有误），我们的车子紧跟在军警特务的车后。看到这个情景，我们便知道，张学良将军今后没有好日子过了。”
    段还说：“张学良的汽车一到孔祥熙别墅，六、七个持手枪的特务立即上前把张学良的两个警卫员隔开，并将张学良拥至室内，把宋子文关在门外不准进去。”
    宋子文是何等身份的人，见此情景勃然大怒，厉声质问：“是谁叫你们这样做的？”
    特务们自然不愿招惹他，只好实话实说：“宋部长，你不要发我们的火，这是委员长命令我们这样做的。”
    当时宋子文气得脸色“发紫”，当即去面蒋。
    到了中央军校蒋介石官邸，居然被挡驾，不让宋子文进门，说：“委座有令，他因一路疲劳，身体不好，今天不见任何人，你有事，请改日再来。”
    这一套对别人可以，对宋子文是不行的，段汉斌说：“宋子文见军警不让他进去，便不跟他们说了，怒气冲冲地直往里面跑。那些军警碍于这位国舅的面子和成风，无可奈何，个个呆若木鸡。”
    刚回来就翻脸，宋子文是真没想到老蒋弄这么一手。把张学良关起来不要紧，无形当中陷宋子文于不义，别人看张跟着宋回了南京，跟着就被软禁在宋的家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宋子文坑了张学良，这算怎么回事？
    况且，张学良担着干系“义释”老蒋，宋氏兄妹确实对他是心怀感激的。
    但感情代替不了现实，“到了晚上七点半，宋子文从蒋宅出来，仍然余怒未消，脸上涨得通红。从宋子文的面部表情判断，我们料定宋子文为张学良说情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宋子文回到南京北极阁公馆后，晚饭也不吃。当天晚上八点，我们跟着他乘京沪特别快车回到了上海。”
    12月26日下午，就在蒋介石与陈布雷研究《对张杨之训词》的时候，张学良也在写东西。
    当天，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检查”：
    “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今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专敬叩钧安。学良谨肃，二十六日”
    这份材料，显然是在蒋的命令、至少是暗示的情况下写的，甚至有人捉刀，最后由张学良签个名字了事。
    张学良虽然会讲英语，但他的国文底子，反而不太深厚。多少年以后，他的《西安事变忏悔录》被捅出来，其元配夫人于凤至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以张学良的语文功底，写不出来这样高水准的文章来，赵四没念过什么书，也帮不了他。
    不过，于凤至多少有些小看了张学良，在张被幽禁之后，“潜心”读书，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张的水平与年轻时相比，已不可等量齐观。
    况且，“检查”中所称的“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怎么看都像是蒋介石说的话，与他几天之后在“高等军法会审”上所说的，完全是两路。
    但不管怎么说，“检查”是以张学良的名义递上去的，既然你自己都觉得“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这就好办了。
    据陈康齐回忆，“（12月27日）中午左右，一些宪兵来到宋博士家，解除了少帅随行卫兵的武装。”
    12月28日，蒋介石自己也写了一封“检查”，连同张学良的，两份“检查”一并呈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
    老蒋说：“谨呈者，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会予免去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以明责任，乞蒙钧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所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巨变，国法军纪，自难逭免，现该员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以中正为所直属上官，到京后即亲笔具书，自认违纪不敬之咎，愿领受应得之罪罚，中正伏以该员统军无状，尚知自认罪愆，足证我中央法纪之严明，故该员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理合将该员来书录呈钧会鉴核，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
    对此，国民党中常会决议：“蒋同志驰驱国事，督教三军，昕夕勤劬，不遑宁息，最近两度入陕，即以总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属，统一军心。此次西安事变，事出非常，更能于蒙难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感动，悔悟自白，蒋同志对此次事变，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庆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
    12月30日，老蒋再请“辞职”，中常会“再度慰留”，并“给假一个月藉资调摄。”
    对张学良，就没这么便宜了，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处理”。
    据晏道刚回忆：“我于二十八日上午乘第二批飞机到南京。到京后听到许多消息，如蒋介石因西安事变将向国民党中央呈请辞职，并自请处分。又说：张学良将向蒋介石谢罪，并自请处分。中央将开军事法庭审判，并预先判张学良以十年徒刑，由蒋介石请求赦免等语。蒋介石素来憎恨心重，他在西安吃了那么大的苦头，恨不得将张、杨一棍子打死，怎么会轻易放松呢? 张学良既到了南京，死罪虽免，恐怕活罪难逃。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到宋公馆去访问张学良，张对这次由西安回南京的人表示歉意，嘱我转达。我问候他的起居，他象是气愤填膺，颇有难言之隐，我恐怕说话不便，即兴辞而出。”
    好心好意送蒋回来，反而要上军事法庭，张学良当然高兴不起来。
    张学良的秘书王中立回忆：“（张学良）住在北极阁，局面不大。北极阁在南京城内鸡鸣山之巅，因地势较高，即在房内四望，也可见‘钟山如屏，大江如带，后湖如镜’，风景极佳；至夜，更可俯瞰市中心的灿烂灯火。但我们那次在南京，就无心及此。尤其事变如此结束，来到南京只有听命于人，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经常来看张学良的，宋子文是一个，他有时候还陪着张一起外出。另外，戴笠也常来。有一天孔祥熙来了，张学良半开玩笑地说：“我这次是听候处分的人了！”孔则说：“有处分，我陪绑去。”
    “处分”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
    12月29日，军事委员会组成高等军法会审“审理”张学良案件，审判长，派的是老资格的军界泰斗李烈钧，审判官则是朱培德和鹿钟麟。
    李、鹿二人，都与张学良有些渊源。
    对于张学良来说，李烈钧是他的父辈，虽然李此时仅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的虚职。早在李跟随孙中山的时候，就认识张学良；鹿钟麟则与张学良是拜把子兄弟。让他俩来审张学良，老蒋多少有点“成心”，故意难为人。
    朱培德这个人，亦是奇人，观其一生。为孙中山、为蒋介石、甚至为我党，都立过大功勋。值得说说。
    朱培德，1888年生，云南盐兴人。
    朱培德出身于云南陆军讲武堂，与同班的朱德被并称为该校的“模范二朱”。1923年 2月，孙中山在广州设大元帅府，以朱培德兼任大本营参军长。1925年 6月，朱培德曾平息杨希闵、刘震寰叛乱。
    北伐开始以后，朱培德奉调江西，1927年 2月，任江西省主席兼第五路军总指挥，从此成为“江西王”。
    主政江西期间，正逢老蒋“清党”，对此，朱培德采取的是网开一面的方式，对所有共产党人发足差旅费，并派专车将他们送往武汉，并说“朱某决不给兄弟们为难”。
    7 月下旬，朱培德发现自己的手下、同学、时任第五路军军官教导团团长的朱德有“异动”，为避免牵连自己，朱培德“躲”到了庐山休养，将南昌交给了朱德等共产党人。不久，南昌起义成功，打响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武装的第一枪，客观上讲，朱培德是有功的。
    1931年12月，朱培德内调“中枢”，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总长。等于是主动放弃了自己在江西的割据。为表示酬庸，蒋介石于1935年 3月27日，授予朱培德一级上将军衔。
    西安事变爆发，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的朱培德力排众议，与宋美龄等主张政治解决，不仅避免了战争，还救了老蒋。
    然而，此后不久，朱培德竟然以49岁的英年早逝。就在“军法会审”张学良之后不久的1937年 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期间，朱培德在患病接受治疗时，因注射抗贫血药物引起中毒，延至17日，终至不起。临终前还特地叮嘱“不要为难叶小姐( 为他打针的护士 )”。
    朱培德病逝后，老蒋夫妇为表示追思，坚决表示要为朱守灵，最后蒋介石被强行架走，由宋美龄代表他守了一夜。
    张学良是陆海空军副司令，审他，没人爱干这事儿。但是也没办法。据鹿钟麟回忆：“李烈钧受命主持这次高等军法会审，不会不明白蒋介石要什么把戏。因此，他对朱培德保持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处处表示自己对这个任务的认真负责，他对鹿钟麟则不然，暗中一再露出没有信心。”
    对此，鹿建议：“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我们应该力守上策，不得已适当地兼取中策，下策万不可为。”李深以为然。
    李烈钧后来也说：“我被特任为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审判张学良的消息，京沪各大报纸均予披露。中央很多要人都来找我，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其中以宋子文和傅汝霖两人最为关心。他们先后来找我详细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我回答说：‘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一切秉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意旨办事。’”
    12月31日，高等军法会审开庭。整个审理过程简单得出奇，从记录上看，李烈钧一共问了 8个问题。张学良的回答更简单，8 个问题，他是一块回答的，加起来一共 700来个字。总括起来是三个意思：
    第一，“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一切的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
    第二，“我们的行动，本不是要开枪的，也无要损害任何人的。不幸行动中统制不良，尤是邵先生翼如（指邵元冲之死），我们心中真是十分不安。”
    第三，“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但是，“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当时，张学良在法庭上一度十分激动，据张后来在《杂忆随感漫录》中回忆：“我到南京之后受军法会审于军事委员会。会审委员为李烈钧、朱培德、鹿钟麟。李烈钧拿出来预备好了的十几个纸条，向我发问；有的是，你是受了何人的鼓动？为什么，你怀有什么野心？等等。我闻之深为气忿，我想他们是拿我当作什么人？立即回以强悍不逊的言词。”
    这时李烈钧看他情绪过激，让人拿来纸笔，嘱他笔述。同时，李还意味深长地说：“汉卿，这是有关历史的大事，将垂之后人，对你有重大关系，望你好好的写。”
    鹿钟麟也劝张学良说：“审判长待人诚恳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机。”
    对李烈钧在关键时刻的照拂，张学良十分感动，他说：“关于这一点，使我对李协和（李烈钧字）永怀不忘。”
    但李烈钧能做的也就仅此而已，改变不了全局。
    当日，高等军法会审做出判决：“本案被告张学良，劫持统帅，强迫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有该被告之通电可证。至戕害官员，拘禁将领，均系公然事实，虽属其部众之行为，但该被告实为主使发动，已极明显，自应负其罪责。”“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当天，王中立还在北极阁等候张学良“受审”回来，他回忆：“……三十一日晨起，即知张将军已由宋子文陪同受审去了。约九时，我正在楼上用饭，秦靖宇坐在桌旁和我闲谈，忽然上来两个人，便装，其中一人端着枪，叫我‘举手！’检查后离去。我才知在楼下住的八名副官已被缴械，而且移走了。”
    “约十一时，宋子文回来了，他手拿一封信，交我看，是蒋写给他的，至少有三页八行，字也大，总的意思是说五天后一定使张将军返回西安。宋也和我说：‘审判是走个手续，五天后保证回西安，我姓宋的不骗人。’”
    “姓宋的”确实没有骗人，骗人的另有其人。
    五天转瞬即过，王中立没有等回张学良，他等不回来了。
    高等军法会审宣判完毕，张学良就被送到孝陵卫的孔祥熙别墅，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看守他的，正是一个星期之前，还是他的阶下囚的黄仁霖。
    12月29日，正在上海家中的黄仁霖接到蒋介石的电话，令他立刻赶回南京。
    黄仁霖回忆：“我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命令总是命令，当天早晨我又离开上海。一到南京，就去见蒋先生。
    老蒋的命令，令黄仁霖感到十分意外：“汉卿正要在首都接受军法审判。在这个时期，我已把他安排在孔先生在中山门外的乡间住宅内居住，我要你去照料他。安全措施都已经部署好了，但是我要你去负责办理。我相信你必能对这项很微妙的任务，妥善处理。”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张学良与黄仁霖“主客”异位，黄只能慨叹造化弄人。
    同时，黄仁霖“经仔细想过之后，看来亦只有我才能处理此项困难的情势，所以我决定尽力而为之。”
    黄仁霖很能体察老蒋的心思，这是因为：
    首先，“这些派来看守他（张学良）的警卫人员。其中有宪兵、便衣、安全人员，以及我由励志社调派过去的厨司、侍者等人员。后者我相信他们不会去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的。至于前者，我就无法完全信任，他们会不会自作主张，擅自行凶。有些人的情绪非常激烈。许多由各单位抽调出来的宪兵、便衣和安全人员，他们的同事，有很多人在西安事变中受伤，甚至被杀死。他们仇恨张学良，并且发誓要为他们死去的同事报仇。”
    “第二个面对的问题，是张学良的可能逃跑，或转变为悲观，而自寻短见。”
    当时，张学良的情绪很不稳定，据后来曾见过张的戢翼翘回忆：“（在高等军法会审上）问完了，张签了字。法庭有人说：‘送副司令。’把张送出来，乘车到‘孔祥熙别墅’。这别墅正对中山陵，有两铁门，没有其他人住这里面。张一进门，外面武装警卫即开始戒备，显然张失去了行动自由了。张看这情形，发急了，大拍桌子，他又佩了手枪，没有人敢去见他。
    老蒋说的不错，这确实是一项“微妙的任务”，只有交给黄仁霖才能放心。
    于是，黄仁霖召集看守们谈话：“各位宪兵和安全人员朋友们，我们大部都是军人，军人的主要信条是服从命令。我知道各位现在对我们的客人，情绪都很激动。事实上，我和你们有同样的情绪，因为我在西安被囚禁了12天。但是蒋先生给我的命令，是要我照料我们的客人的安全和舒适，并且要注意，不能有任何事情惊扰他。”
    “我们都很高兴蒋先生能够安全归来，但假如他在西安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论是不是张学良所要做的，全国都会相信这是由于他的命令所造成的。现在局势反过来。张学良正在这里将要接受军法审判，没有人能知道。如果他在这个‘乡间住宅’内遭遇到任何事情，不论是不是蒋先生的主意，全国都会相信这是蒋先生的命令，而要由他来负责，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
    “让我告诉你们吧。蒋先生对我的命令，并经由我转告你们的，那是我们须对张学良妥为照料，并且注意，不要让任何事情在他身上发生，要他平安无事，所以千万不要做任何不符合蒋先生命令的事，你们说对吗？”
    经过黄仁霖“苦口婆心”的劝说，大家“一致同意我的说法”。
    为了稳定张学良的情绪，黄仁霖“有好几次试着想和他谈话，以期解除他的孤单寂寞，但是他却不愿接口。”后来，黄送给他一本《圣经》，并在《圣经》上写了一句话：“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你，就像它所帮助我的一样。”但是，至少在那个时候，张学良对于基督教还没有任何兴趣，黄仁霖说“我却没有看见他对这本书潜心阅读。”
    不过，对黄仁霖的好意，张还是心领了，“当他在被扣押的这段日子里，张少帅的表现好得像一家人。他没有做任何会使我们怀疑的事情。”
        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 1月，张学良被送到浙江奉化，从此跟他就伴的，就是刘乙光了。
    办完了张学良这件大事，1937年的元旦一过，老蒋就回到了老家浙江奉化。
    老蒋是来休假的——1936年12月30日，国民党中常会不是“给假一个月藉资调摄”么。
    老蒋也是来办丧事的。
    蒋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比蒋大不少，彼此相处得也不甚融洽，没有沾蒋介石太多的光。还是宋美龄介绍这位“大伯子”到浙海关当了一个“监督”。结果这老兄去了又是贪污又是纳妾，搞得满城风雨，让蒋介石给“拿下”，从此蒋介卿一直家居在奉化。
    蒋介卿本就有心脏病，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受了惊吓，从此一病不起。等到26日蒋回到南京，蒋介卿已经快不行了，蒋介石还特地派人送了几支人参回来替他“续命”，12月27日，等人参送到了，蒋介卿也死了。
    老蒋也是回来养伤的，他的腰伤的很厉害。
    12月12日凌晨，蒋孝镇等人架人梯把老蒋扶上“五间厅”的后墙，据黄仁霖说，这道墙只有“10尺”高，因黄的回忆录原稿是用英文写的，不知道他这个“尺”是什么尺，反正不太高。
    但墙外可不一样，是一条水沟，黑暗中看得不甚“亲切”，可能鞋也不给劲，结果老蒋往下一跳，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大仰八脚子”（“蒋先生由副官帮助跳过墙去时，失足向后，跌了一跤”），把腰给摔坏了。
    黄仁霖在新城大楼第一次看到老蒋时，认为“他并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后来才知道“当他从墙上坠落下去的时候，他背脊上的第12根环节确是受伤了”。
    老蒋摔这一下可是摔狠了。
    蒋介石在奉化“风麓学堂”读书时，有个同学叫张昌雷，张的侄子张明镐是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老蒋发迹以后，于1930年在奉化老家投资兴建“武岭学校”，就让张明镐当了首任校长。
    据张明镐回忆：“蒋介石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抵达溪口，除中间去过杭州、上海外，三月间又有日本实业考察团儿玉谦次等来华访问，蒋去京接待并致欢迎词，大部分时间都在溪口治疾。蒋介石这次共住一百十天，是蒋登台后在溪口羁留日期最久的一次。”
    “蒋初来时，身着钢丝马甲，起坐似有不便，满口牙肉浮肿，牙根疼痛。医师建议将全口牙齿尽行拔去，另装假牙两副，替换使用。但拔牙时每次只能拔两颗，静养几天后再拔两颗，如此间歇将全部牙齿拔去，费时就较久了。”
    张明镐的回忆非常准确，蒋介石在溪口期间，的确去了杭州和上海。
    去杭州是旅游——据蒋的侍卫张毓中回忆：“领袖在溪口休息疗养不久，看来已经有些厌倦了，虽然腰伤未愈，不宜多动，却不听夫人劝告，跑到庐山、杭州等处去游历了。领袖在游历中，时搭飞机，时坐汽车，时乘军舰，不胜舟车劳顿之苦，使腰伤长久不愈。”
    宋美龄看他这么折腾，很生气，劝他又不听，一气之下走了，回了上海。
    宋一走，蒋马上就“老实”了，张毓中说：“果然领袖情不自禁的乘坐中山舰，离首都、游镇江、焦山，然后就转航吴淞江口，碇泊江中，命侍卫宫蒋恒祥前去上海，恭迎夫人来舰上团叙。夫人似有余怒，不肯前来，领袖只好亲自前去迎接。这显然是夫人的一出苦肉计，领袖一旦来了上海，只好留在上海，住进中山医院，接受检查治疗。住院的准备和手续，在极秘密的情况下，顺利进行。”
    张毓中说：“医院方面特别安排病房在三楼的最后面，占用四个房间，房问远离其它病房，环境单纯不复杂，既安静又易于保密，十分便于警卫。领袖的病房，为一整洁高雅的套房，紧靠着的一问是侍卫官的卧室和休息室，对面的两问充作临时会客室。为了保密，病房中仅派了四位侍卫官，担负起护卫领袖安全的任务。因病房情况特殊，侍卫长特别遴选不打鼾、不作恶梦、精干机警、相貌端正、年轻知礼的侍卫官，我幸运的被选为其中之一，负起这既特殊、又光荣的使命。”
    因担心走动时鞋子出声，扰了蒋介石休息，张毓中特地去上海有名的“小花园”鞋店，买了一双新布鞋。结果在执勤的时候被戴笠看到，他马上对张说：“这双鞋口太浅，又是三角形的，不是正派人穿的，给先生、夫人看到，一定会不高兴，赶快去换掉，真是小孩子，不懂事!”
    老蒋在上海治了一个星期，还是没太治好，腰直不起来，“于是医生就照领袖体型，特制钢架一个，绑在腰际和胸部，外面穿上衣服，无论领袖站立或走动，都看不出内藏玄机。医生另外再设计一个活动的小书桌，可巧妙的放在腹部之上，作为领袖躺在床上或卧榻上看书写字之用，以便领袖一面办公，一面疗伤。”
    回到南京，陈果夫给蒋介石介绍了一位张大夫，据说这是一位“气功大师”，给老蒋“发功”，每天上下午各一次。
    据张毓中回忆：“张医师年约六十余岁，人粗壮，留长须，瘸左脚，和我心目中的‘仙风道骨’大不相同。在做气功治疗时，领袖随意的穿著短袄，轻松的坐在没有靠背与扶手的凳子上，张医师脚蹬弓步，两手手掌微微张开，夹在领袖胸背部，隔着短袄，不急不徐的上下推按，偶尔可听到他手掌接触短袄的沙沙之声。最初推拿为半小时，以后与时俱进，一周后，已达一小时之久。治疗时，我侍卫人员站立两旁，目不转睛的注意着这位神秘医生，见他推拿不久就开始额角微微出汗，再慢慢冒出汗珠子，最后满头大汗，可见他体力之损耗。在张医师推拿期间，领袖闭目养神，神色自若，一无倦怠之情，似乎气功确实有效。以后张医师随领袖到南京、牯岭等处，每日上午为领袖推拿一次，治疗了一个月，从未一日间断。”
    除了气功，还专门请了一个护士，为老蒋做电疗，张毓中说：“在中西合壁、双管齐下的治疗后，领袖康复得很快，到底是电疗，还是气功比较有疗效，就不得而知了。”
        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没有完全治好，从西安事变之后，老蒋终生受腰疾困扰。
    除了休假、出殡、养伤，老蒋到奉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事宜。
    1937年 1月 4日，老蒋给国民政府呈了一个文，要求“特赦张学良”，其中称：
    “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宏。……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材孔亟。该员年力富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澈悟，倘复加之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不为开迁善向上之路。”因此，老蒋建议“将该员应得之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借瞻后效。”
    同日，国民政府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
    “严加管束”的地点，老蒋选在了自己的老家奉化溪口，让张学良来“读书悔过”，一方面，这地方与世隔绝，可确保安全；一方面，西北方面已经有鼓噪起来的迹象，需要随时令张学良配合做安抚工作，把张放在身边，“耳提面命”，比较方便。
    张学良转到溪口，“临时看守”黄仁霖自然不可能跟着走，这个事情，当仁不让地应该由特务处来承担。
    “勤王“归来的戴笠，此时正红得发紫，心情舒畅得不得了。回到南京的第二天晚上，他就找到了蒋介石身边的特务股股长黎铁汉，一通暴吹。
    按说，黎铁汉和他的手下是应该陪着蒋介石去西安的，事实上，黎铁汉也确实给老蒋呈了文，要求随侍西安之行。
    为什么没去成——这事要问蒋孝先。
    1935年，蒋孝先的宪兵 3团被日本人挤出北平，改驻重庆，蒋孝先则留在南京，任侍从室第一处第三组组长。这下可好了，原来直属侍卫长的侍卫各组，均降一格改为“股”级单位，这样一来。原本直属于侍从室的黎铁汉，等于凭空多出来一个上级蒋孝先！
    蒋孝先亦是眼高于顶的人物，背着黄埔一期的金字招牌，又是蒋介石的亲戚，寻常没人招惹他，搞得骄狂无比，眼睛里没谁。用张毓中的话说：“他的出身与背景更非一般人之所能及，在当时被公认为日后必会飞黄腾达、不可一世的重要人物。
    这样一个人，戴笠派来这几个小特务，怎么能入他的“法眼”！
    张毓中说：“当蒋组长接事之初，因为种种政治渊源，我们已有寒冬即将来临的不祥预感。不过我们仍天真地认为，以蒋组长的才智与气度，应当不会有门户之见。谁知就在极短期间之内，蒋组长所流露出来的冷漠与轻视，比以前的宣侍卫长更加令人难堪。他视我们如一般宪警，甚至要我们担任岗哨工作，他对我们特务股的轻视，几乎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

    按：“宣侍卫长”指宣铁吾。其实宣原本对黎铁汉等人很器重的，是特务处自己把事办“拧”了，结果与宣铁吾关系搞得很僵，这件事以后再说。

    1936年 9月，老蒋飞广州处理“两广事变“的善后事宜，9 月24日回到南昌，从此一直到西安出事，特务股与蒋介石之间，就被蒋孝先隔离开来，始终处于“投闲置散”的境地。黎铁汉曾往西安发电，“请示特务股人员行止”，蒋孝先连理都不理。张毓中说：“被打入冷宫的的感受，真有说不出的凄凉。”
    据张毓中回忆，蒋回到南京之后，马上追查特务股为什么没去西安，黎铁汉把自己给蒋孝先的密电底稿给他看，老蒋看后“默然不语”。
    是啊，蒋孝先命都没了，还能说什么呢。
    同时，张毓中很自信地认为，如果特务股随从蒋介石去西安，“情况必大不相同”，他说：“我们特务股的工作大致分成经常与临时两种。领袖巡视各地时采取的是临时警卫，也就是针对当时当地的情况作资料搜集，配合领袖的节目和行动拟定警卫计划，并和军统局、宪兵等单位密切配合，周密地负起护卫领袖安全的任务。”
    张毓中说：“东北军分子复杂，军心不稳，被中共渗透的情报，早已不是秘密。照理说领袖去西安，理应提高警觉，加强警卫部署，采取严密防范措施才对。而西安之行，不但特务股被排挤留在南京，侍从人员也毫无警觉之心，对叛逆部队的调动、实施戒严、包围华清池等的一连串行动，居然一无所知。……以这次西安事变来说，叛军深夜戒严部署等行动，不可能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然侍卫人员居然毫无警觉戒备。”
    张毓中认为：“这并不是说特务股去了西安，事变就不会发生。但我们自信，至少会发现一些叛军的行动迹象。”
    同时，张毓中也说：“不过，退一步来说，如果我们去了西安，我们也可能早已为国捐躯，一去不返了。”
    因此，戴笠一回来，就找到黎铁汉，研究进一步加强安全工作的措施，同时顺便炫耀一下自己“舍身救主”的光荣业绩。
    黎铁汉与张毓中的关系很好，曾对他讲了与戴笠谈话的情况。当时，戴笠是这样说的：
    “我知道了西安事变后，内心的悲痛简直无法形容，当时只想已死以报知遇之恩，但冷静一想，事变真相未明，领袖生死未卜，我要做的事还有很多，而且死要死得轰轰烈烈，要有交代，更要紧的就是先要知道领袖是否受到伤害。”
    “对去西安，我早有应变的计划和措施，并作了最坏的打算，嘱咐（郑）介民、（毛）人凤兄等作后事准备。想到此行任务之艰巨，临行之前，免不了生离死别，凄苦悲痛，泪流满襟。”
    “我自信长于分析，有应变能力，只要我能随夫人同机到西安机场，再同车到西安见到了张副总司令，我相信就有死里逃生的机会。我和夫人同机同车抵达西安，由于保密的成功，以及夫人的爱护，在对方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我终于成功的会见了张副总司令。”
    “我和张副总司令有深厚的友谊，当他看到我出现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迟疑了片刻俊对我说：‘你不该来的，我没有把握保障你的安全。……’”
    “我严肃沉痛的回答：‘我是来求死的，只要知道领袖平安，我就定死也瞑目了，但定我要死，也一定要死在你副总司令的面前……’”
    “最后当我见到领袖时，蒙领袖关爱慰勉，感慨的说：‘总理蒙难时，在极危险的情况下，我单独前去侍奉左右，今日我有难了，又有谁呢?’很明显的，领袖足诧，在众多学生中，只有我冒险赴难，我听了悲喜交加，激动得泣下成声。”
    戴笠这一番话，前面讲的，基本合情合理，最起码靠谱。到最后引述老蒋这一句，即“总理蒙难时，在极危险的情况下，我单独前去侍奉左右，今日我有难了，又有谁呢”，恐怕就说不清了，反正谁也不可能找老蒋去核实。
    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安事变，使老蒋对戴笠的信任又加深了一层，这是没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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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11-9 06:17

32、管束张学良——拘于溪口

    1938年 1月13日，戴笠陪着张学良来到了溪口。
    在当天的日记中，张学良写到：“早雨农陪鸾妹（赵一荻）来，她见我泪流，真儿女之情也，……十一点由南京起飞，米瑞风（峰）同行，余在飞机上想此行，有何上策，上可以对得起国家蒋先生，下可以对得起多年僚属及东北父老，惶（彷徨）万虑，只有尽人事听天命。一点到，子文来接，先到文昌阁，有徐次辰（永昌）、张伯英在，张伯英谈彼去西安。”
    文昌阁是溪口的一处名胜，蒋介石小的时候，蒋母王采玉就经常带着他来拜“文昌帝君”。1924年，蒋介石跟孙中山闹脾气，辞去“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于 2月21日回到家乡，第一件事就是来参拜文昌阁。
    回来一看，建筑已经破败不堪，于是，蒋决定个人出资对文昌阁进行修缮，并责成其兄蒋介卿经理此事。当时，蒋介卿还有点心疼钱，说文昌阁是大家的活动场所，要修，大家一起出钱，凭什么要我们蒋家独自承担费用？蒋介石说：“兄长不必多言，我自有道理。”
    修好以后，蒋介石将文昌阁改名为“乐亭”。1927年 8月14日，蒋介石“下野”，回到溪口，遂将乐亭作为他的别墅和书房。就是在这里，蒋介石对他倾慕已久的宋美龄小姐展开了感情“攻势”，并如愿以偿地于当年12月 1日与宋结为伉俪。

    当时蒋介石给宋美龄写了一封求婚信，这封信颇见水平既情真意切又不失身份。此时，陈布雷已经来到蒋的身边，不会连这封信也是陈“捉刀”吧：
    “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据实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于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不久前，蒋介石回到溪口，住在蒋母墓庐慈庵养伤，将文昌阁安排给了张学良，让他“读书改过”
    戴笠自然不可能总在溪口陪着张学良，他选择了特务队长刘乙光作为看守长。
    刘乙光，1898年生，湖南永兴人。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
    跟特务处的许多人一样，刘乙光也是教师出身，毕业于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学校的时候，刘乙光有个同乡加同学，叫黄克诚，俩人关系不错，毕业时，黄劝他到广州去投身革命。二人遂结伴来到广州，刘乙光顺利地考入军校四期政治三队，同一队的同学中，有一个日后名垂史册的人物，那就是率八百孤军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另外，还有日后成为特务处同事的娄剑如、还有在船上与周伟龙“比赛戒烟”的刘凤轩。
    黄克诚并没有进黄埔，而是根据党的安排，考入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毕业后适逢北伐，黄被派到北伐前敌政治部搞宣传，大革命失败以后，黄克诚回到家乡搞武装暴动。
    1928年10月，湘南暴动失败，黄克诚准备到上海与组织接上关系，千辛万苦来到南京，盘费用尽。于是，黄克诚去找他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另一个同学，军校一期的曹日晖，想跟他借点钱。
    曹日晖也是湖南永兴人，此时是国民革命军中的一个团长，他不愿惹这个麻烦，但也没有出卖黄，对他说，我们的另一个同学刘乙光，现在中央军校工作，你去找他吧。
    刘乙光同样参加了北伐，在武汉与部队分开，几经辗转来到南京，在中央军校帮忙，他借工作之便将黄等带到上海，并定期接济他生活费。不久，刘自己在中央军校的那份工作也丢了，帮不了黄克诚了。
    经过许多波折，黄克诚找到了组织，并被派回武汉进行秘密工作。在湖北，黄、刘二人再一次不期而遇，此时，刘乙光任国民革命军第 2师第 2旅少校训练官。刘对黄，依然是那么热情，帮他伪造了小学教师的简历，并介绍他到第 2师政训处训育科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授少尉军衔，为黄找到了一个掩护身份和经济来源。
    此时的第 2师政训处，处长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康泽，但此时，他那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军委会“别动队”还没有成立。
    1930年初，我党在武汉的组织被敌人破获，牵连到黄克诚，因此，组织决定令黄立即转移。恰在此时，第 2师政训处撤销，所有人员均被遣散，这下正好省了黄克诚的事，免得向部队请假了。否则，干得好好的，突然不干了，显得十分不合乎情理，万一引起怀疑，还可能会牵连到刘乙光。
    据黄克诚回忆，当他离开部队时，康泽还曾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黄说打算回老家去当教师，康说：“那很好嘛。”
    黄克诚又去向刘乙光辞行，对自己今后的行止，黄没有隐瞒，“据实以告”，刘则表示，自己也想去当红军，等把家属安排好，就要去苏区。
    刘乙光几次出手出手相助，给黄克诚留下很深的印象。晚年，他在《黄克诚自述》中说：“我对刘乙光这位同乡可谓有点患难交情了，通过这一段的相处，我感到他是一个乐于助人有能同情革命的人。”
    从此，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刘也没有去苏区，而是像黄克诚所说的，“他以后又向右转，完全投到反革命一边去了。”
    1932年，刘乙光被戴笠看中，选入“洪公祠特训班”第一期受训，毕业后留在南京特务处本部工作，1935年升任特务队队长。
    刘乙光是一个非常刻板的人，执行上级命令丝毫不打折扣。因此，被戴笠选来“管束”张学良。
    这个任务其实很难完成。
    其一，张学良虽被判了十年，但已经“赦免”，从形式上讲，张是自由的，管束一个“自由”人，先就理屈。
    其二，张学良曾经是陆海空军副司令，在他面前，刘乙光不过一个无名小卒，要搁过去，刘乙光想见张副司令的面，上报纸上找去吧。别说刘乙光，像李烈钧这样的老前辈，都忌惮张学良“国军一级上将”的地位。
    其三，张学良不仅是老蒋的义弟，也是戴笠的义弟，这可怎么“管”法，深了不是、浅了不是。既要给他一定的自由度，又不能让他跑了，更不能让他死了；既不能惹他生气，又不能跟他走得太近了，更不能逢迎；既要监视他的一切活动、随时报告，还不能引起张学良的反感。否则，以张的身份地位，虽在监禁中，要想给这几个小特务出难题，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最难的，还得说是保证张的安全，别叫东北军给劫跑喽。到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刘乙光带着张学良东跑西跑，最担心的就是张的安全，哪怕自己死了都不能让张死了，整天提心吊胆，苦不堪言。
    从1937年到1962年，刘乙光陪伴了张学良25年，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比于凤至在张学良身边的时间还多一年。
    这25年，张学良固然处于被幽禁的状态，而刘乙光又何曾有过自由。
        25年是何等的漫长，张学良固然很清楚，刘乙光的内心，又何尝不是冷暖自知呢。
    刘乙光之下，特务队副队长，是曾经参与暗杀史量才的许建业（与《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同名）。后来中美合作所成立，许被调去任汽车总队队长，接替他任特务队副队长的，是熊仲清。
    熊仲青，1907年生，湖北人。
    熊仲青也是杭州特训班甲班第一期毕业生，与张毓中是同学。毕业后分配到特务处直属特务队工作。
    熊仲青跟随张学良的时间是最长的，比刘乙光还多 5年。
    看守当中，也有跟随张学良时间很长的，比如邱秀虎。
    1936年12月27日，邱秀虎等由特务处本部特务队选调出来的十个特务，跟随刘乙光“进驻”宋子文公馆，对张学良进行监视，从此，邱秀虎一直跟随张学良，直到1946年11月，张离开大陆移居台北井上温泉，前后整整10年。
    据邱回忆，张在宋子文公馆的 6天时间，基本上还是自由的，想去哪里都可以，只是由特务们暗中跟随。等移居孔祥熙公馆，暗中监视就变成了公开的，出门也不行了。孔公馆二楼张学良卧室门口，不仅有武装宪兵，还有特务处和宪兵司令部各一名便衣，公馆的楼下和大门外也加了武装警卫，不得随意出入。
    据邱秀虎回忆，31日张学良被审判那天，门前来了一个年轻人，穿着“国军”军服，东北口音，说：“我是张将军的弟弟，请你们允许我去看望他。”
    当时正赶上邱本人当班，他说：“这里没有这个人。”
    对方再三恳求，邱等狠起心肠，说“没有这个人”，这个年轻人“满眶泪水”，在门前伫立了一个多小时，直到邱等喝斥他赶快走，“他才怅然离开，边走还边回头看望这幢华丽的房子”。
    邱说，事后，他们才知道，这个年轻人，正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当时，他正在南京中央军校受训。
    在孔祥熙公馆住了两个星期，邱秀虎等“陪同”张学良来到奉化溪口，入住乐亭。
    张学良在乐亭只住了10天，即移居中国旅行社雪窦山招待所，这才是老蒋为他安排的正式住处。
    武岭学校校长张明镐后来回忆：“据当时侍卫张学良书房卧室的张宝顺说，南京派往雪窦寺别墅的武装宪警及便衣特务共为五十余人，多数是戴笠的部下，再加上其他厨师、工友、轿夫以及勤杂人员等二十余人，为软禁张学良一人所需的监卫杂务人等总计竟达七十人其上，俨然形成一个小兵营。”

    按：武岭学校虽名为学校，其实包含许多机构，甚至包括农场等等，一切均由张明镐管理，所以，张的职责多少有点类似于黄仁霖，即老蒋在家乡的小“内务府总管”，因此张明镐对当时的情况非常了解。

    雪窦山是溪口的名胜，中国旅行社一共有十几间房子，刘乙光把这些房子全部包了下来给张学良住，有寝室、会客室、书房、洗澡间等等，由刘乙光、徐建业两个队长陪张学良住在这里。其他警卫和一个宪兵连则住在 500米以外的雪窦寺。
    据邱回忆，张学良所住的这个别墅，在当时有一个官方的名称，叫做“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相应地，刘乙光他们这支“特种部队”，就叫做“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除了队长刘乙光、队附徐建业以外，尚有负责财务的副官、专事为张学良办理伙食并采买各类应用物品的事务员等等。警卫人员大约有30人，分成 4个小组，轮流值班，“任务是将张的一言一行、生活情况详细地做秘密记载，向队长汇报。
    张学良在雪窦山一共住了11个月，在这段时间中，前期，主要是配合蒋介石处理西安事变的余波。
    据张毓中回忆：“领袖自到慈庵，名为休息疗病，实际上每日接见宾客、召见部属、批阅公文、电话指挥等等，依然日理万机，辛劳万分。”
    “慈庵的中式平房，隔音设备极差，不论办公室、客厅和卧室，不分昼夜，只要我们当值，都能听到室内谈话。领袖召见的人，以戴笠和张冲两先生为最多，几乎每隔一天，领袖就会派专机去接他们前来。戴、张两位先生都以神秘著称，凑巧戴先生是我的老师与长官，张先生是我温州小同乡和本家，我平时就很清楚他们的神秘任务，当然也知道戴先生之来与东北军的调防与整训有关，张先生则为了协调沟通等待殊任务而来。”
    西安事变的解决，其实分为两个阶段，蒋介石被释放，只是第一阶段，并不是说老蒋一回南京，就万事大吉了，西北还有几十万军队在那儿等着张学良回去呢。
    殆张学良被扣押，接着又判了十年刑，西北立时就热闹了。
    1937年 1月 5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冯钦哉、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徵流、刘多荃等 9人连名发出“歌”电，其中称：“客岁双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迭经电达，谅邀洞察。当蒋委员长在陕时，虎城等追随张副司令之后，以文电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反复陈情，深蒙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
    “正当蒋委员长休沐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队非惟未遵令东还，而反大量西进，计有……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作挑战之形势，更复时时截断电话、始终阻碍通车，以致群情愤激，万众犹疑，是始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而以封锁作慢性之迫胁。”
    “歌电”表示：“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萁豆相煎之争。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令。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诚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之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不悔! 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兵争，则谁肇内乱之端? 谁召亡国之祸? 举世纵然不评，青史自有直笔也。血泪陈词，非敢耸听，举国上下，幸鉴愚衷，远锡教言，尤所企盼。”
    “中枢”与西北之间，再一次走到了战争的十字路口，情势万分危急。
    据张毓中回忆：“一天早晨，我听见领袖在电话中命令何应钦部长：‘……限他们（指东北军》于今天十二时前遵照所颁命令行动，如再有违抗拖延，就在下午开始轰炸……’很明显的，东北军仍有要挟抗命之意。这也显示情势之演变，已到了危急的局面，一旦中央采取军事行动，内战势所难免。”
    张学良在 1月 8日的日记中说：“雨农由奉化返，交来蒋先生一函，今亲函虎城及各军友，要遵中央令。”
    戴笠是头一天来的，带来一封蒋介石的信，要他给西北方面做工作，不要跟“中央”对立，这封信是这样说的：“关于陕甘善后办法，中( 正 )意：( 一 )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帅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往率领，使免分散，以备为国效命。( 二 )虎城可酌留部分军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权。请兄手谕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若再不遵中央措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内战。而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在于军事。兄如有所见，并请酌为补充为荷。”
    从 1月 7日到 1月29日，张学良给杨虎城及他的东北军老部下，一共写了 8封信，要求他们服从“中央”，放弃对立，并明确指出：“若今日再不接受( 中央方案 )，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

    按：所谓“中央方案”，是指老蒋提出来的和平解决双方对立的两个方案：
    甲案：东北军调往甘肃，17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回陕北，中央军进驻潼关至宝鸡铁路沿线各县。
    乙案：东北军调往河南、安徽，17路军调去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进驻潼关到宝鸡铁路沿线各县。
    在张的劝说与斡旋之下，1 月16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发表通电，杨虎城、于学忠宣布接受南京政府“撤职留任”处分，分别就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职务，孙蔚如则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通电并宣布取消“自1936年12月12日以来成立的一切临时组织”。
    1 月23日，顾祝同开始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采取军事行动，以给西安方面造成压力。1 月28日，东北军与顾祝同达成东北军七天内将渭河南岸部队撤到渭河北岸的协议。同日，第十七路军同意采取蒋介石提出的甲案。
    至此，西北与“中央”的对立局面结束，张学良在 1月29日致东北军高级将领的信中说：“顷闻大家节能接受中央命令，甚为欣快。但又闻各师团长中多有以良之问题尚未能一致者。目下大局及国家问题重于良个人问题千百倍，诸兄对良之爱护，听闻之下，十分感愧。……在今日情势之下，切盼兄等劝谕部下，本良救国勿祸国之初衷，万勿斤斤于良个人问题，致误大局。现陕事委座已交由顾主任全权处理，瑞风、韵卿两兄亦已代表兄等前往接洽。务必遵照委座之意旨及前方所商之办法，迅速实施，勿再迁延为幸。良在此一切甚好，请勿过念。兹因顾虑前方情形，特修此书飞送转达。”
    平心而论，东北军驻扎在渭河南岸还是渭河北岸，以及是否屈从于老蒋的压力、面子上好不好看，等等，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持部队的完整，才能保持对老蒋的压力，才有营救张学良的砝码，因此，这个结果并不算太坏。
    对此，张学良心里很明白，保住东北军的独立存在，既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需要，只是不好在信里明说就是了。东北军的一部分高级将领应该也明白这个道理。
    然而，恰恰是一部分不明白的人坏了事。
    三天之后，西安就发生了少壮派军人杀害王以哲的“二二事件”，造成了东北军的分裂，同时，也破坏了原有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三位一体”的联合局面，就此，情势急转直下，顷刻之间就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1937年 2月 8日，顾祝同进驻西安，随即召开东北军整编会议。此后，东北军被改编为 6个军，除骑兵军外，各步兵军均由每军 4个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 2个师、每师 2个旅的乙种军编制，并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中分割调配到全国各个战场，风云一时的东北军，就此不存在了。
    张学良在“工作”之余，还要会客。
    很显然地，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见张学良的，所有来的人，都是衔蒋之命来的，凡来的，不是出于“斡旋”西北情势的需要，就是来给张学良洗脑的。
    来得最勤的，自然是戴笠，恨不得一天跑一趟，一方面是经常要传达老蒋对张学良的指令，另一方面，戴笠也是尽可能找机会来看看张，也视察一下“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的内卫、服务等等。
    再就是东北军的老部下，都是老蒋派来的，让他们做张学良的工作。戢翼翘、刘哲、莫德惠等三人就是出于这个目的去的。
    戢翼翘我们原来说过，张学良任陆海空军副司令、驻北平的时候，戢是他的北平行营参谋长，主持日常工作，时任军事参议院参议。刘哲是张作霖的好友，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东北的著名诗人、书法家，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常委。莫德惠是满族人，本姓为莫尔登氏，曾首倡建立沈阳故宫博物院，并曾任东北大学校长等职。
    这三个人都是东北军的元老、重臣，也是张的父执，劝说张学良会有一定效果，因此，1937年 1月 2日，蒋令何应钦写信给戢翼翘，让他们去南京，找张学良谈两件事：第一是安慰他，告诉他“将来不会有什么大危险的”；第二，老蒋准备派王树常到西安去，代替张指挥东北军，要他们让张学良给东北军写信，要求他们服从王的领导，不要出事。
    1 月 4日，王树常与戢翼翘等一同去看张学良，“到了别墅，看到武装卫队整齐严肃。”
    戢翼翘说：“政府派王树常去代你管理东北军，请你给他们一封信，叫他们服从。”
    张一听就急了，说：“不行，非我回去不可，杨虎城一定维持不住，军队一定要出事，王树常是好人，一去一定要受收拾的。一定要我回去。”后来又一再说：“非我回去不可，我回去不会出事。要出事了！要出事了！”
    戢翼翘回忆说：“我们讲话时，有四个人监视，拿着簿子记，显然讲什么都记起来。张也没写什么，他似乎有自杀的意念，中央就怕他自杀。我们劝他忍耐些，安慰他，告辞出来。”
    几个人出来以后，就去找何应钦，向他建议：“第一、要减轻他的精神负担，外面不要武装卫兵，铁门不要加锁，警卫人员改用和气一点的便衣人员，在附近暗中警戒，铁锁去掉后有人出入时不会哗啦哗啦响，反正他跑不掉的。第二、把他的太太接来，让他们一起住，才不会一个人想不开，也有人在旁安慰，好过一点。”
    此后，对张的看守果然稍稍“人性化”一些了
    张被软禁之后，与他盘桓时间最长的，就要数刚从西安被“释放”不久的邵力子了。
    在西安被扣押的高级官员们是12月25日被释放的，据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回忆，当天下午，杨虎城忽然来看他，说刚刚把蒋介石送走，张学良也跟着一块去了南京。然后即向邵力子“诚恳道歉”：“这次的事自问动机纯洁，做得却不够好，因而使您受惊，夫人受伤，真觉不安。”
    邵力子说：“事变既得和平解决，过去一切不愉快的事，都不必再谈，惟愿一致救国的愿望能够迅速实现！”
    杨又说：“即日要欢送事变中扣留的各将领回南京，但希望您能留下来，继续主持省政。”
    邵力子说：“我还可以主持省政吗?”
    杨说：“为什么不可以，我们都希望您留下来。”
    26日晚，杨虎城摆酒宴请扣留高级将领和其他人，同时也是为他们明天乘飞机回南京“饯行”。在当时的情况下，谁都想赶快逃离西安这个是非之地，因为老蒋虽然走了，但双方的对立局面并没有接触，不定哪天就打起来了。但邵力子看杨虎城的态度很诚恳，就留下来了。
    晚宴过后，邵力子家中，来了两位令他意想不到的客人。
    邵力子说：“中国共产党应邀来西安的两位领导人物来看我，这两位是中共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红军参谋长叶剑英( 中共代表还有博古，没有来 )。周恩来先生是我一九二五年在汕头时领受过多次教益的，叶剑英先生也是那年在广州认识的，都是我最敬佩的人。这晚宾主间的谈话没有拘束，我全神贯注地静听客人的话。他们谈了这次来西安的经过，到西安以后的工作，这次事变解决的过程，以及事变结束后的期待。他们也谈了当前中国的处境和前途，全国人民的责任，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使命。”

    按：邵力子也曾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是周恩来的后任，不过中间还隔了卜士奇和包惠僧两任。邵所说的“周恩来先生是我一九二五年在汕头时领受过多次教益的”，是指1925年的第二次东征，是年11月 4日晚 8时，时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率东征军第 1师攻克汕头。次日下午，蒋介石同参谋长陈倬、军校政治部主任邵力子等，在各界5000余人的欢迎中进驻汕头，这是周、邵二人订交的开始。
    特别要说明的是，当时的邵力子，还是公开参加组织生活的中共党员。

    邵还说：“周恩来是参加张、杨同蒋的谈判的。据说蒋在看到张陪同周见他时，神经似受极度震动，面色惨白，随着周对他和蔼的态度而逐渐恢复常态。周当时即开诚地谈中共对于国难的态度，并表示希望蒋能领导抗日。这以后，张、杨与蒋谈判抗日纲领时，他都参加。”
    到28日，杨虎城拿着张学良的亲笔信来找邵，信中说，蒋盼望邵力子即日回京，张已同意。“杨表示惜别，并希望我能有机会再来陕西。我表示谢意，并说后会有期，愿努力。”
    邵力子回到南京之后不久，老蒋就派邵力子夫妇到溪口为张学良“伴读”。邱秀虎说：“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傅学文与张将军情谊甚深，为了解除张的沉闷，还在雪窦山陪同张住了一个多月。邵力子先生夫妇在山上的时候正是夏天，雪窦山到处都是绿荫丛林，气候凉爽。他们与张经常到山上去野餐，每次张将军与邵先生夫妇都是谈得津津有味。”
    据邵力子回忆：“我到时，已有一位徐道邻( 徐树铮之子 )在伴读，我只挂一个名而已。张读什么书，现在已记不起来。
    邵力子说，有一天闲谈，张说：“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护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到西安，这出戏岂不可成为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极好的戏竟演坏了！”
    邵力子说：“张讲这话时，神情似兴奋又似懊丧，我觉张的英雄主义真浓厚，只能答复他说：‘这已是过去的事，您也不会有所追悔，还是安心多读一些有益的书吧。’”
    邵力子看张学良看得很透，他这句“英雄主义真浓厚”，评价得也很准确。
    另外，还有一些人经蒋批准，来看望张学良，自然，这都是身份非同一般的人，如汪精卫、宋子文、钱大钧、吴国桢、陈布雷、贺耀祖，还有外国人端纳，还有曾在洛阳高呼“打倒张学良”的祝绍周，等等。
    这些人中，有的待一会儿就走了，有的留下来吃顿饭，如汪精卫、端纳、莫德惠等。
    待得时间最长的是宋子文，住了一晚上，可见“国舅爷”确实不一样，蒋对他也无可奈何。据邱秀虎说：“宋子文来，张陪同他游览山上名胜。他们谈话比较随便自然，没有什么拘束。宋在山上住了一晚，晚间与张抵足而谈，第二天清晨始离去。分别时，有依依不舍的表情。

        按：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宋二人就有很好的私交，张学良的毒瘾就是在宋子文的帮助下戒断的。

    据邱秀虎回忆：张学良被囚的初期，特别是刚刚被“判刑”、住在孔祥熙公馆的时候，心情非常坏，整天一句话都不说。
    当时特务们发现张在睡觉时，总是把身上穿的一件背心脱下来地垫在床上，然后睡住背心上，他们觉得十分可疑，认为这件背心里一定藏有什么秘密，或者有武器，但又不敢去检查，于是就向宪兵特高祖反映。特高祖听了，就派了一个宪兵，趁张学良睡熟后翻身的时候去检查，结果被张发现，张非常生气，大声说：“你们真缺德！真缺德！”据邱说，“这是张将军被囚禁后所讲的第一句话，可见他的心情是何等的忿懑！”
    到了奉化以后，夫人的到来，令张的情绪大为好转。
    先来的是于凤至。于凤至与张学良已经分别整整 3年了。
    1933年 3月11日，张学良因热河失陷“通电”辞职，次日即到上海，等待宋子文为他办理出国手续。
    在此期间，张学良办了一件令他受益终生的大事——戒毒。
    张最初是吸食鸦片，后来又改为吗啡，当时张的毒瘾已经非常严重，据其部下王卓然回忆：“他每日要打 400多药针，才能过瘾。你知道这 400多药针有多大力量吗？据医生说，这 400多针，若是一次给无病的人打上，每人一次打上10针，可以打死或重病40多人。”
    宋看了十分痛心，他对张说，你这样跑到国外去，别人不更得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了么，张深以为然，于是痛下决心，准备戒毒。宋为他请了有名的上海疗养院的米勒博士，米勒与张学良也是朋友，否则也不敢承担这个任务。
    据张回忆这一段时间的情景时说：“我在昏迷时，我的部属，曾对米勒大夫声言，假如把我给戒死了，他们会把大夫给枪毙了。”可见戒毒之艰难。
    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下定决心的张学良终于戒掉了毒瘾，随即于 4月11日携于凤至等出洋，据张说，之所以走的这么匆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换一个环境，远离毒品，以免复发。
    期间，张学良游历意大利、英国等国，1934年初，张奉蒋之命回国，因孩子在英国读书，所以于就留在国外，没有与张一起回来。
    1934年 1月 8日张学良回国抵上海，2 月 4日，蒋介石在杭州与张学良、宋子文、孔祥熙会谈。期间谈到张学良的工作问题，张本人表示愿意担任蒋的侍从室主任，“随侍学习”。蒋不同意，让他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给自己当副手，主持工作。张学良一开始不想去，但推也推不掉，只好于 3月 3日在武昌就职，并于1935年 9月尾随红军进入西北，没想到这一去落得这步田地。
    对此：于凤至后来说：“当时我身在英国，在这关系汉卿一生自由的关键时刻，我不在他身旁，我一生痛悔的事，就是没有阻止他陪送蒋先生去南京。”
    邱秀虎说：“就在张将军心情极端苦闷，精神万分颓丧的时候，张夫人于凤至来到了雪窦山，使沉闷的雪窦山气氛为之一变，活跃起来，张将军从沉默寡言变为谈笑风生，愁云密布的脸上，开始出现笑容。
    于凤至在雪窦山住了大约一个月，就回上海去了。接着来的是赵四小姐。据邱回忆：“在这段期间，于凤至和赵绮霞是轮流来陪伴张的。每逢周末，这个由上海乘轮船来宁波，那个就由宁波乘江轮去上海。她俩也曾共同住在一起过，相处得很和睦，不过时间很短。”
    1937年 3月，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儿子张闾琳也从美国来到了雪窦山，张学良非常高兴。张闾琳当时只有 6岁，由于他是在美国长大的，不会说汉语。邱秀虎说，如果他要吃蛋炒饭，会说成是“我要吃饭炒蛋”。张闾琳走的时候，张学良夫妇都恋恋不舍，赵四流下了眼泪，“当年驰骋疆场的少帅也不免动了儿女之情，眼眶都润湿了。”
    对于凤至和赵四带来的东西，特务们都要进行检查，怕他们暗中携带枪支弹药。但是，碍于张的身份又不敢太过分，于是每次于或赵来的时候，都是派副官应汉民到宁波，以迎接的名义，授意宁波警察局在轮船码头进行检查，但始终未查出什么名堂。
    事实上，张学良夫妇对特务们都很好，经常给他们一些礼物，一次，于凤至从上海来，带了很多东西让刘乙光分给大家，“每人珍珠罗翻领汗衫一件，卡叽布短裤一条；队长和队附另加送派克钢笔一支。”
    看守张学良的特务们，以南方人居多，只有邱秀虎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而且又负责一些行政事务，跟于凤至有时能聊一聊。据邱说：“记得在炎热的暑天，张将军每天外出时，我大都跟随。因为太阳暴晒，有两次我又没有戴草帽，真是汗流浃背，汗衫也脱了，结果后背晒起了水泡，疼痛难当，睡觉也极为不便。于凤至知道了，她亲自拿药膏给我擦背上有水泡的地方。这件事，至今我印象还很深。”
    邱秀虎有个毛病，特别怕打针，1937年夏，不知因为什么传染病，大家都打了疫苗，邱坚决不打，说“打针反应我受不了，我愿意害霍乱病，宁死了都不打针。”张学良听了跟他开玩笑说：“你害霍乱病死了不要紧，传染给我们，怎么办？不行，不行，还是要打哟! ”邱还是不打，于是，张就拿了两片药给邱，说：“我算怕你，这是德国拜耳药厂的防疫药片，与注射打针有同样效力，又没有任何反应，快吃了吧! ”
    谈到张学良的“读书”，一开始真是拉开了很大的架势，老蒋还给他派来了一个老师。这位老先生姓步，据说是前清进士出身，奉命来教张学良学国学。
    为了营造学习的良好“氛围”，不光张要学，看守张的特务们也要跟着学，于是，刘乙光奉命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他本人、许建业，另外还挑了几个特务，买了四书五经，准备了纸笔，煞有介事地开始学习“国学”。
    最初学的是《论语》和《中庸》，每天由步老先生讲一个半小时，但效果很不好，首先是张学良没有什么兴趣，特务们就更甭提了，刘乙光是师范毕业的，可能还稍微好一些，其他的人简直如同听天书一般，不知所云。据邱说，大家都被“弄得昏昏欲睡，但还是勉强维持了六七次。最后张实在不愿意学，特务们也巴不得这个“读书会”早点垮台。在大家都不愿意的情况下，这位步老先生也感到自己这一套在这里不吃香，颇有自知之明，灰溜溜地夹着他的《论语》和《中庸》离开了雪窦山。”
    其实，张学良并不是不爱看书，但他的兴趣不是“国学”。据邱秀虎说，张在溪口的书房，“有三个书架，六尺高，分三层都摆满了书，大多是哲学书籍，另有很多外国画报和外文杂志。这些书籍画刊，都是从他上海住所运送来的。”
    宋子文经常在上海给张学良买书，再通过特务处给张寄过来，每次都寄来二三十本。或者是于凤至、赵四来的时候，给他带一些。特务们去宁波采购东西时，张学良也会开个单子，让他们帮助买书。
        这个时期，张学良还有看报的权利，据邱说：“我们也给张订了几种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时报》和外文的《宇林西报》等。每次报纸到来时，张都要浏览一遍。他喜欢看外国画报，我们订有一种。”
    张学良是好热闹的人，老看书也不行，邵力子来的时候，张就曾经诉苦：“我在书房简直坐不住，好象屁股上有刺一样。”邵力子说：“你喜欢在外面，就多在外面玩玩吧! ”
    张学良在奉化的这个阶段，是整个张在幽禁期间最放松、最“自在”的一个时期。
    邱秀虎说：“张将军在溪口这段时期，经常有人前来看望，陪着他游玩，生活和各方面招待也都比较好。雪窦山名胜较多，活动范围广阔，住所也较宽敞舒适，当时张并不感寂寞。他住在招待所时，对外没有保密，当地人和外地游客，都知道张住在这里。从表面上看，张在溪口期间，情绪还不是很苦闷的。”
    邱秀虎说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对张学良进行“管束”的各项“措施”、“工作流程”等等，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实践”，日臻”完善”，不用不错眼地搞“盯人防守”，所以，张的生活反而轻松了一些，甚至有心情外出游览了。
    张学良经常拿着地图，告诉刘乙光他们，要去哪里哪里玩，特务们就根据他“提出的时间、地点，先行布置，准备好游览和野餐的工作。”
    去得最多的，是溪口的风景区千丈崖，那里有一个大瀑布，“高数百丈，水流湍急，很是壮观。”这个景区现在还在，网上有照片，那瀑布真可以用“飞流直下三千尺”来形容，比庐山那个强多了。
    当时，千丈崖边还有一个庙，当游客们观看瀑布时，“和尚用美观的盘子装了许多枚大爆竹，供游客作游戏。游客将大爆竹点燃以后，用力向对面大瀑布扔去，爆竹发出的声音特别响，游客就给和尚钱。”
    久而久之，这个叫“天地晌”的爆竹钱就成了庙里的一项收入。张学良去的时候，一开始，和尚每次都用盘子端出“天地晌”来，张很感兴趣，但特务们并不是每次都给和尚钱。后来张学良再去的时候，和尚就不再提供这项服务了，跟他们要，也只拿出二、三个来。到最后再要，和尚干脆说没买，搞得张很扫兴。于是张对邱秀虎说：“可能是我们没有拿钱给和尚，所以他不肯拿出来，以后我们自己买来放吧! ”
    离溪口约一百多公里的新昌县有个名胜叫大佛寺，张很感兴趣，于是通知刘乙光说要前往游览。去外地，刘做不了主，经请示戴笠同意，于是张学良和赵四、刘乙光、许建业四个人乘卧车、另外十几个警卫乘大车，浩浩荡荡地就去了。和尚一看来这么多人，知道不是一般人，“便由方丈出来迎接，并向张将军详细介绍了大佛寺的沿革及其他情况，张听得津津有味，在寺内游览了一番。方丈还准备了三桌丰富可口的素餐招待我们，张和赵四小姐一直赞不绝口。”
    饭后，刘乙光向张建议应该捐点钱给大佛寺，于是张送了六十块钱，还说：“这个大佛真不小，可惜庙子没有很好修整。”
    某天，张学良游览归来，遇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从坡上看见在雪窦山寺庙门口有一个女人在那里指手大骂，方向是朝着我们的。当时还听不清楚她在骂谁，越走越近，骂的话已经听得清清楚楚了，原来这女人连哭带骂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将军。张当时很生气。”
    特务们一问，方知是蒋孝先的遗孀袁静芝，她是来雪窦寺给死去的丈夫做佛事的，见张游山归来，就破口大骂起来。
    当时张极为不爽，什么也没说，就回去了。后来气消了，觉得也有对不住蒋孝先的地方，于是拿出一笔钱来，给蒋孝先作法事，超度灵魂。
    蒋孝先有二子二女，后蒋经国带着其中的二女—子去了台湾，袁静芝和幼女则留在了大陆，解放以后，袁曾任宁波市政协委员。
    1937年阴历 3月20日，蒋介石的堂兄蒋介卿下葬，蒋家办白事，排场自然小不了，有头有脸的人都得来，当时祭奠灵堂设在蒋家祠堂，来宾则住在武岭学校。据张明镐回忆，“其中最引起溪口人注目的是冯玉祥，因冯是倒蒋反蒋的有名人物。他和居正同来，蒋介石特别接见了他们。武岭学校里的招待人员特别安置他们在大礼堂内一间小房间休息。”另外还有何应钦、俞飞鹏、朱家骅等等，杜月笙、王晓籁等人也来了。
    自然，张学良也去了，当时是刘乙光带着 4个警卫陪他去的。回来以后，前来吊丧的人多来顺便看看张学良，热闹了一番。
    蒋介卿出殡，所有费用全部由蒋介石承担，因此借着这次丧事，蒋介卿家还挣了一笔。据张明镐回忆，当时蒋的遗孀单氏曾去找总管丧事的蒋孝祥，说：“阿叔( 指蒋介石 )是不在乎的，他帮我家的忙也只有这一次了，你在账目中可以多报一些”，后来一算，单氏“干落“了4000快钱。
    据邱秀虎回忆雪窦山时期的张学良说：“张将军身体很好，当时是一个胖子，头发已经开始秃顶了。”据我们看到的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的照片，明显还是一个翩翩美“青年”，刚几个月的功夫，怎么会变成一个胖子，头发也掉了？
    其实很容易理解，心情不好，肯定要掉头发。至于身体发胖，则明显是失掉了原有的生活规律造成的。因此，张学良十分注意锻炼身体。
    由于张不同寻常的出身和经历，把他锻造成了一个大玩家，各类体育、娱乐活动，没有他不精通的。
    据邱秀虎回忆，张学良喜欢游泳，夏天经常到离雪窦山十里以外的沙堤大溪去游泳，从雪窦山别墅到沙堤，“中间有五华里是险峻的山坡，上下需用藤轿代步。监卫人员后来就在寺旁挖一小池，专供张游泳，从此就不到沙堤大溪去了。”
    很多体育运动是需要别人配合的，张学良一个人没法玩，得特务们与他一起玩才行，邱秀虎说：“张将军是爱好运动的，有时要在住所门口打排球，由队长刘乙光指定几个警卫陪他打。宪兵连的个别排长也陪他打。”
    但特务们毕竟不像张学良那样多才多艺，有的能陪，有的还真陪不起。邱秀虎说：“他还喜欢游泳，而且技术很好。我们警卫中有一个年轻人叫王心德，不会游泳。张有次游泳时，要他也下水游，他执意不肯，张看见王的那个窘相，便在水中纵声大笑起来。”
    在这时，张学良与特务们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每天晚饭后，张就找几个人陪他玩。“他从房里拿出外国跳棋、高尔夫球和其他玩具，到饭厅里教我们玩，有时他也打乒乓球。”
    张学良爱下象棋，而且下得特别好，邱秀虎说：“午饭后他略为休息，有时找我们警卫中的人下象棋。下得较好的余鉴声、吴时泰、王文晓、韩庆勋等都陪他下过。”
    邱秀虎说的韩庆勋，准确的名字，叫做韩庆恂。韩庆恂也是杭训班学员，与我们前面说过的王鲁翘是同学。
    推荐韩庆恂进特训班的，是他的堂兄韩庆堂。
    说起韩庆堂，武术界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一位继往开来的武术大师。
    1929年，杭州举办过一次“国术游艺大会”，实际上是全国武林高手的一次大比武，曾轰动一时，经过比武，选出了前十名，其中第 7、8、9名为山东即墨人包揽，获得第 7名的就是韩庆堂。
    韩庆堂生于1901年，是长拳名家姜本河的弟子，习少林功夫，后又进马良的山东武术传习所学习。1928年，韩庆堂入南京中央国术馆首期学习，1930年毕业，后被浙江警官学校聘为武术教官。
    特务们下不过他，觉得没劲，时间长了，就不爱下了。后来张就让他们一个车，让一个车也不行，就再让车、马。有一次，张找特务胡祥林来下，说：“我让你车、马，要是谁输了，就打三下手板。”结果胡祥林下了两盘都输了，挨了两次手板。以后胡再也不敢陪他下了，张乐得够呛。
    张学良有时也逗特务们玩，有一次，他问韩庆恂：“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韩说：“我是警官学校毕业的。”张学良听他是山东口音，就问：“青岛有个警犬学校，你是山东人，我当你是那个警犬学校毕业的哩。”韩不知张有意作弄，还一本正经地说：“哪里有警犬学校嘛？”张哈哈大笑。
    1937年11月 7日日夜里，中国旅行社社后厨突然起火，因山上汲水困难，无法抢救，所有房屋被全部焚毁。
    起火的原因，据邱秀虎回忆：“奉化山民传统习惯，逢时逢节都要做些土制点心。是年农厉八月十六日，张学良出外闲逛，看到农民在吃米制发酵馒头，打听一下，才知道是当地人过节的习俗。而他一时好奇，回到别墅后，就出钱叫厨师大量仿制，预备分赠全体警卫人员。到了第二天，因蒸烧时间过久，烟囱旁的天花板炙热烧焦，一时引起火灾。时值深夜，监卫人员已多数入睡，待发觉后进行抢救，已措手不及。
    起火以后，张学良并不慌乱，只是指挥特务们全力抢救他的四箱书画，“对其他用物，毫不介意”，他说：“书画是花钱亦买不到的”。
    此后不久，战事吃紧，刘乙光奉命将张学良转移到黄山，从此就开始了漫长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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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11-9 06:18

33、管束张学良——几度迁拘

    关于张学良与特务们的相处，可谓“前人之述备矣”，尤其是特务们对张的“虐待”，说得活灵活现，好像自己也参加过“虐待”张学良似的。这些说法当中，肯定有些是接近事实的，因为彼此之间，总归是看守与被看守的关系，不可能事事都由着张副司令的脾气。但如果说有意虐待，个人以为，就是借刘乙光们几个胆子，这些人也不敢。
    第一，张学良是戴笠的把弟，以戴笠之心狠手辣，他手下这些人去虐待张学良，岂不是吃饱了撑的。
    第二，老蒋可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要关张学良一辈子。张被终身监禁，是我们这些后人看到的结果，当时的人并不知道。万一哪天老蒋把张学良给放了，以张的身份地位，要“反攻倒算”几个小特务，如同碾死蚂蚁。除了自己找“不自在”，没有人会故意同张学良过不去的。
    引起争议最多的，自然是刘乙光，此人一辈子的最大成就，就是“管束”张学良，当了一辈子看守，最后熬成将官，也留下了一辈子的骂名。
    据说刘乙光有记日记的习惯，可惜，刘没有公开这些东西。既然刘自己不愿说这些事情，我们只能听听旁人是怎么说的。
    为了解当时的情况，郭冠英曾经采访刘乙光的儿子刘伯涵。

    按：郭冠英，生于1949年，时事评论家。

    郭冠英在台湾政治大学读新闻系的时候，与一位政治系同学王一方成为好友，这位王一方正是王新衡的儿子。
    王新衡，我们前面说过，与蒋经国是留苏的同学，回国以后，曾在张学良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当科长。1959年，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接管了负责“管束”张学良的保安处，从此开始与张学良第二次“来往”（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被蒋介石安排在溪口读书时，就曾经与张学良就伴），蒋经国考虑到王新衡与张学良有很好的私交，令王协助自己与张打交道。此后，张学良、张群、王新衡，还有著名画家张大千还组成了“三张一王”的“转转会”，定期聚会。
    正是通过王一方，郭冠英结识了他的父亲王新衡，又因偶然的际遇，认识了张学良。从此，用郭冠英的女儿郭采君的话说：“我爸爸不但进入了一个历史的宝库，他还想尽量打开库门，叫对张学良历史有兴趣的人，渴望着、争相想在他们画的史龙上点眼的人，进到这个宝库。”
    据郭冠英记载，关于刘乙光一家与张学良的关系，刘伯涵是这样说的：
    “我八岁就和张先生、赵四小姐生活在一起。张先生、赵四小姐待我们如亲生的子女一样，我们也把他们视若父母般敬爱。张的书房很整洁，藏书很多。二弟有时穿着臭袜子、脏裤子躺在书房的地上看书，张先生也不以为忤。书乱了就由杜副官收拾，后来我二弟学有所成，出国时，张先生和赵四小姐还送了路费，后来他成为了海水淡化专家。我妹妹则和赵四小姐特别亲。四小姐待她比母亲还好，张先生开朗幽默，我们在西子湾的时候，他会在院中挂了个大西瓜，叫我们回家来吃。我那时已经在巡逻舰上服务了，有时我在船上用望远镜就可以望见院宅中的大西瓜。”
    张学良确实很喜欢刘乙光的孩子，1956年 9月15日，张学良曾在日记中写道：“老刘（指刘乙光）谈到二麻子（刘次子的小名）即将出国，前拟赠之旅费，心领不受，惟拟借两万元的存单一用，用去作抵，两月后即可交还，余慨然诺之。”
    郭冠英又问刘伯涵：“你父亲对张先生和赵四小姐到底怎么样？”
    刘伯涵说：“有许多人都写张学良的幽居生活片断，甚至提到我父亲，毁誉参半。有些写的是事实，但有些把我父亲写成一个恶劣贪鄙的人、一个无人性的寡情牢头，把张先折磨得落发掉牙，苦弱不堪。其实张先生的身体一直健壮。……要说我父亲敢擅自克扣虐待，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就以同桌吃饭一事，我们和张先生同住一屋的两头，是戴先生决定的。他是想希望我们家人能陪陪张先生与四小姐。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们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但我们从没有见到张先生面露不悦之色。他似乎很高兴与我们聚在一起。……当然，张先生识事明理，知道我父亲是奉命执行任务。有其职责和立场。”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张、刘之间的关系：
    1954年年12月25日，张学良写：“早起写上总统及夫人（指蒋介石夫妇）信，交老刘请他派人送去。老刘阅后，认为他要自己亲送。于是我同他谈了我的心愿，彼愿传达，恐言错误事，请我写一简略给他。”
    事情的起因，是刘乙光要到台北阳明山去参加“高级官员集训班”，张学良听了，突发奇想，打算请求蒋介石，让自己也去参加集训。
    这件事，刘乙光觉得非常重要，担心派手下去送信误事，于是张学良把自己的想法又给他讲了一遍，讲一遍还不行，刘乙光又怕自己转述不够准确，让张给他写一个大概，他见了老蒋好照着说。
    12月27日：张学良写：“老刘由台北返来，告知彼到后即报到，总统夜九点即召见问他有什么事？彼即将信呈阅，又说出愿受训事。总统立刻承允，说好了。刘追问一句，何时乎？总统则答，容须布置布置。刘欢喜的一夜未能好睡。”
    “刘欢喜的一夜未能好睡”，是说当时蒋答应了张的请求，刘乙光高兴得一夜没睡着觉。
    哪知道蒋介石睡了一觉，第二天就变卦了，觉得放张出来不妥。对此，张学良的失望可想而知。他在28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早起，蠢性又发，在老刘处大发脾气，回来胡写信后，经老刘苦说，Edith （指赵四）亦加劝言。……”
    29日，张又写：“老刘今早未行，又来余室，再讲信中之言有不妥之处，余深感其意（老刘好意可感也），立即再改，交彼即去台北。”
        起码在这件事中，张学良连续五天的日记非常能说明问题，即他与刘乙光的关系，绝不仅仅是看守与犯人的关系、否则，刘乙光不会因看到张学良即将获释的曙光而高兴得“一夜未能好睡”，张也不会肆无忌惮地在刘面前“大发脾气”，刘更不会因张学良“胡写信”而来“再讲信中之言有不妥之处”。
    刘乙光的日记，我们是没机会看到了，但张学良的部分日记已经公开，披露了许多生活点滴，通过这些材料，颠覆了许多我们过去想当然和以讹传讹的事情，上面讲的刘乙光替张学良传信的事情就是一例。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1937年11月13日，张学良奉命离开奉化移住黄山，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说：“下午七点动身离山（指雪窦山），七点半由入山亭汽车开动，余自开车，夜十一点半到山乘县汽车加油，经东阳、永康、金华，在金华渡河，天色已亮，在兰（溪）再渡河，约九点半时停于兰属永昌镇休息并宿焉。因避空袭昨连夜离开危险地带。”
    次日，张又说：“晨五时起身，约六点五十分在寿昌附近渡河，至淳安午餐（约九点多），经威坪、界口、徽州，约三点许到黄山，暂住于黄山旅行社。余两日来自己开车，行约千里，只睡数小时，身体甚好。”
    在这两则日记当中，要注意的是，在两天来的迁徙中，始终是张学良在自己驾车。
    张学良会开车，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张连飞机都会开，开个汽车并不奇怪——1936年12月11日，也就是西安事变的前一天晚上，张学良与其他中央“大员”一起到临潼“聆训”，回来的时候，就是张学良亲自驾车，拉着陈诚等人一同到西安新城大楼，参加为“中央”进陕人员的宴会的。
    奇怪的是，以张此时处于禁闭中的身份，居然也可以“自驾车”。其原因，显然不是因为司机不够，而是张静极思动，想过一把开车的瘾，而刘乙光等人又拗不过他，只好由他去。
    这样的自由度，作为一个囚犯来说，够可以了吧。
    12月25日，开车开得“兴起”的张学良，与路边的火车赛跑，结果车速过快，出了车祸。他自己在日记中说：“因为今日路程不远，九点许方起程，先渡江，经来阳，过黑虎口自己开车撞伤一挑担行人，付给几十元钱。”
    11月18日，浙江嘉兴陷落，身在黄山的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蒋先生亲自打来（长）途电话，令我等到萍乡赴衡阳。”
    就在一周前的11月11日，淞沪抗战失利，上海沦陷。11月16日，“国防会议”决议迁都重庆。老蒋在焦头烂额之际，居然还会打来电话安排张学良的行止。难怪在这里，张学良用了“亲自”两个字，想必，他也对老蒋的这通电话有所感触吧。
    张学良是11月21日到达萍乡的，住到12月16日，一共25天。
    我们来看一下张学良在此期间的日记：
    11月24日：“萍乡有一大成图书馆，小有规模，图书馆管理人告知萍北杨岐山有刘禹锡之墓碑，现尚完好。”
    11月27日：“昨有一现教先生告余三侯庙有一位阳兑先生，能知咎，我们步行十余里至大田村的三侯庙来访问这位阳（欧阳也）先生，知他是一斋公，在此一方，有点势力，他不在家，余等空返。”   
    11月30日：“绛园左邻有一位黄道腴先生，为一大学教授，往拜访，谈甚洽。黄先生告余甘卓垒故址，下午同刘、许等去芦溪镇（距萍约五十里），谒甘卓庙，登甘卓垒。”
    12月 4日：“同刘、许等乘自行车赴安源，行约十五里抵矿区，遇该矿工程师张某，系营口人，比国留学生，导余等入矿洞参观，归来已黄昏。”
    12月 8日：“游星子石。”
    12月10日：“乘自行车游洞口泉，约二十余里，洞深大，可容千人，归来已夜八点矣。”
    12月11日：“早访黄先生访问古迹，彼言在东区有一禅台，驱车游之，无可观游处。”
    12月12日：“同凤至、步先生大家游星子石野餐。”
    25天之内，张学良安排了 9次活动，凭吊名胜古迹、访问遗老乡贤，其中11月30日一天安排了两个活动。他要去哪里，刘乙光、许建业就得跟着他去哪里。
    12月17日，张学良移至宜春，后又至湖南郴州苏仙岭、刘乙光的家乡湖南永兴等地，在此期间，依然优哉游哉。我们再来看张从1938年元旦到 3月 3日这两个月中的日记：
    1 月 1日：“中午下山，再乘汽车至下湄桥（距县城约四公里），步行约一里多至温泉口，有一甚好温泉，池甚大可游，有谭祖峦石刻。”
    1 月 2日：“下山，拜访此地士绅陈九韶，访问乡胜，彼告以将军石穿窍为一大洞，桥行可通行，万华岩、陷池塘等。”
    1 月 3日：“下山游陷池塘，附近有一温泉，此地甚好，余甚喜之。”
    1 月 8日：“游将军石，无甚可游观，下山去温泉口。”
    1 月 9日：“游白鹿洞，观宋代三绝碑。”
    1 月10日：“游万华岩，早六点下山，改乘汽车行约十数里，改乘轿子，行约三十里，抵万华岩，洞大干燥平宽，内有小河流出，叹为奇观，在安和圩午餐，归来已四点多了。”
    1 月12日：“下山赴温泉洗澡。”
    2 月20日：“同刘（指刘乙光）、童等参观儒林煤矿，为一土作矿场，完全用人力，黑暗痛苦。”
    2 月21日：“至永兴县城，渡便江，游观音岩，参观宝兴煤矿，为一机作矿场。”
    2 月22日：“游白马仙，在庙中午餐。”
    2 月23日：“乘车至来阳，遇雨未游而返。”
    2 月24日：“至永兴乘船到上游里许，登鸡公山有一小庙，在该地野餐。”
    2 月25日：“至永兴乘船行约六十里到大河滩午餐，由陆路乘轿返（约五十里），返家已灯火矣。”
    2 月26日：“至车田看土作铁锅制造过程。”
    2 月28日：“谒衡阳船山书院，中途遇空袭，暂避警报一次。船山书院，在湘江中，为彭刚直创建。王船山故里之船山在距衡阳卅里处。”
    3 月 3日：“至相（湘）阴渡，曾泅水一小时，又开车至风渡巡玩一周。”
    两个月之内，张学良又是安排了16次外出活动，2 月25日，为了一顿野餐，能坐船行60里地，再坐轿子50里路回来，用了一整天的时间。
    从活动内容上看，张学良的视野大大拓宽，不光把目光盯在名胜古迹上了，增加了大量访贫问苦的时间，不仅慨叹煤矿苦力的“黑暗痛苦”，而且连乡下“土作铁锅”的制作过程，张学良都看得津津有味。
    大家会注意到，从一月下旬到 2月上旬，没有张外出的记录。这是因为在 1月22日，于凤至病了，第二天张学良本人也病了，发烧。刘乙光派人去衡阳给他们请医生，1 月25日，张学良说：“来两医生，注射一针，吃些药。”次日，张又说“余病见好。”
    这是抗战初期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张学良在大陆“幽禁”时后期的情况：
    1946年 9月21日，被监禁在贵州桐梓的张学良说：“刘队长告知，吾等有移地消息，彼将去渝请示一切。”
    10月 1日：“因将离去，老刘言可外出一游。同 Edith（赵四）、刘氏夫妇孩子们，先到兵工厂之大山洞，再到兵工厂的招待所午餐，游桐南十六公里处之红花园，什么也没有，一个小村子，游元田坝，风（峰）岩洞，风（峰）岩洞倒不坏。”
    10月15日：“自从得知要搬家，将近一月，昨日汽车才来。早四点廿分由桐梓出发，约十点在东溪午餐，下午约六点抵渝，住渝郊外之松林坡。”

    按：松林坡即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抗战期间，戴笠在这里为蒋介石修建了一座秘密别墅，但老蒋基本没有来过。1946年 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死，保密局将这里改为“戴公祠”，祭祀戴笠。不知张学良看到他这位昔日把兄的牌位，心中作何感想。
    松林坡是张学良在大陆幽禁时期的最后一站，1946年11月 2日，张被转移到台湾，次日入住新竹井上温泉。
        以上都是张学良自己说的，根据这些情况看，如果硬要说张处在“虐待”之中，恐怕与事实（最起码是大部分的事实）是不沾边的。
    我们再来看张学良的生活用度。
    前面说了，幽禁中的张学良，旅游是常事，不仅在溪口如此，转移途中，依然轻裘缓带、好整以暇，十分潇洒。
    旅游就要吃饭，因此野餐的机会也很多。据邱秀虎回忆：“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傅学文与张将军情谊甚深，为了解除张的沉闷，还在雪窦山陪同张住了一个多月。邵力子先生夫妇在山上的时候正是夏天，雪窦山到处都是绿荫丛林，气候凉爽。他们与张经常到山上去野餐，每次张将军与邵先生夫妇都是谈得津津有味。”
    前面所引的张学良日记，也能看出，野餐的记载相当的多。
    生活条件最好的，要说是在溪口的时候。邱秀虎说：“在溪口时，张将军每天起床后，都要叫人抬一张椅子放在露天走廊，他坐下来呼吸新鲜空气，然后才到饭厅吃早点。有时是赵四小姐与他同吃，有时是四小姐送到房间里去给他吃。他喜欢吃火腿蛋、牛奶、花旗桔子。”
    这是早餐，再看正餐：“每天吃晚饭时，副官应汉民都要请示张，明天吃什么菜，他说了后，就叫大师傅照着做。每天吃的约有八九个菜，饭后有水果。他喜欢的是花旗桔子、美国苹果，其他好的新鲜水果也喜欢，还喜欢可口可乐汽水。”
    邱秀虎说：“他每天都要喝三四瓶可口可乐，有时也喝咖啡。平时他很少喝酒，也很少吸烟。有时在饭后，只偶然吸烟，但吸半支就不吸了。”
    张学良很注意保养身体，邱秀虎说：“他每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就寝，临睡前要洗澡。洗澡后有按摩医生滕蔚萱按摩。滕原在上海一个外国医师开设的医院里当护士，后来由这个外国医师介绍给张当按摩医生。”
    关于物资供应，主要是特务队去采购，邱秀虎说：“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去宁波购买他吃的海味、水果等食品。花旗桔子，宁波有时买不到，就买点外国水果罐头。”
    再就是朋友们送，据邱秀虎说，宋子文曾给他寄来整箱的外国水果和可口可乐，有时军统局也委托中国旅行社代买些运来。”
    据张毅夫回忆，1946年11月，郑介民让他去看望张学良，当时，郑“叫总务处处长成希超，准备美国货加利克牌香烟一巨听，白兰地酒一打以及其他食物作为郑介民和我的礼物送给张学良。”
    对于穿着，张学良不太讲究，邱秀虎说：“春秋天他很少穿上装，都只是穿一件毛线背心或羊毛衣，下装常穿灯笼裤，外出时，有时穿一件茄克。夏天穿一件短袖衬衣、短裤，脚下喜穿长统翻口袜，外国进口的力士鞋。入冬后有时穿一件秋大衣，冬天喜穿长绸丝棉袍，戴鸭舌帽。在当时，有许多人来看他，我从未见他穿过整整齐齐的一套西服或中山装来接待客人。”
    特务们刚到溪口的时候，需要集体定做便装，但溪口没有服装店。于是副官应汉民就找到宁波的利康西服店，让老板每周带着衣料来一次，给特务们量体裁衣。由于他常来，就知道张学良住在溪口。“所以每次来的时候，总要拿些高级的西服衣料样本给张看，张都未理。只有一次，张做了一条花呢的长灯笼裤，价约十七八元。”后来张说：“那个西服店老板总想做我的生意，我衣服很多，我也不穿西服了，做一条跑裤算了! ”
    由于家当太多，到张学良离开奉化的时候，蒋介石的外甥、宁波市警察局长俞济民派了八辆卡车载运人员物资，浙江省保安处派了两个排在前面开路，再加上张学良自己的小车。一共十辆车离开溪口，浩浩荡荡前往黄山。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物资日趋匮乏，供应困难；加以不断迁徙，跑跑颠颠，张的生活水平逐步下降，这也是事实。邱秀虎就说：“在沅陵时，军统局对张的生活待遇已经逐步下降，远远不如从前。他的心情更加苦闷，只有借钓鱼来消磨岁月。”
    1938年底，张学良被迁到贵州修文县阳明洞，后来又到贵阳、开阳、息烽等地，这是他在大陆幽禁时期条件最差的一个阶段，也是他心情最坏的一个时期。
    首先，是“管束”的措施越来越严格了。为保险起见，军统局派特务王崇武当了修文县的县长，又派邱秀虎为修文县保安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后来邱被调任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长，由接许建业任特务队副队长的熊仲青接替邱任修文县保安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邱秀虎说：“从表面上看，我已离开了监视张学良的特务组织，其实这也是军统为了加强对张监视的一个掩人耳目的手法。因当时据报，在贵阳已有很多人都知道张在阳明洞，有的还准备借名赶场去修文看张学良。军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才调我到贵阳公开搞侦缉工作。我在贵阳的家，实际上就是修文特务组织的联络办事处，来人都住我这里，交换情报。如象在邮检中，查获写信来贵阳告诉张在修文的信件，便由我来调查在贵阳的收信人情况，向修文特务组织汇报。有重要事，我也到修文去。”
    1942年 2月，张学良转移到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军统局又派特务李毓桢当开阳县县长，派刘育乡本地出身的特务王尧为刘育乡乡长。
    会客也没那么自由了，在麒麟洞养病期间，戴笠看张学良实在闷得慌，于是派军委会运输统治局监察处贵阳分处处长龚少侠、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贵阳办事处少将主任吴仲谋，财政部贵州缉私处处长郭墨涛，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夏松等人来陪张聊天、打扑克，聊以解闷。
    这些有机会见到张学良的客人，有一个算一个，全是军统特务。其他的人，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会见张学良，邱秀虎说：“在修文时，就连贵州保安处处长傅仲芳和贵州财政厅厅长周诒春要求去看张，军统局也不批准，因傅、周不是军统有关的人。”
    1946年 4月22日，张在日记中写：“本月十五日莫柳忱来寓探视，由处长李肖白陪同，带来家人及朋友信件多封跟亲友们赠送的甚多物品。莫在寓小住五日，谈话时李、刘常是在座。彼告余之东北人寄予我的热情，使我感激而惭愧，心中痛快而又难过，不觉眼泪流出。我写好些信托他们带去。”
    莫柳忱即我们前面说到过的东北元老莫德惠，经蒋同意来看张学良，并给他带来了亲友的信件。因机会难得，多少年没见过军统以外的人了，所以张“写好些信托他们带去”。
    李肖白，军统著名的“湖南三李”之一，时任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处长，是来监视莫、张会面的。
    其次，这一时期，张学良精神上极其苦闷，只好以打麻将消遣，再就是看报。每当看到报载某某地又被日本占领了，张学良就会感慨地说：“又失守了! 怎么尽打败仗呢? ”
    无奈之下，张开始研究明史，多少年之后俨然大家。
    1940年，已调任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的邱秀虎去看望张学良，“故人”相见，张很高兴，说：“邱秀虎，你在警察局，敲了多少竹杠呀! ”
    邱秀虎回忆，此时的张学良，“面容消瘦，头发脱落已成秃顶，显得很苍老，情绪也很坏。他常由警卫随行着去赶场，主要是买点食品。”
    1943年，邱又到开阳去看张学良，此时的张精神更加颓唐，他对邱说：“在这里闷得发慌，无聊得很，只好养鸡，你看，我辛辛苦苦养了七八十只鸡，都是白色的广东良种，可惜害鸡瘟，一夜就死光了! ”
    1944年，张学良被转往贵州桐梓县，此时，抗战已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邱秀虎回忆：“据我所知，他带在身边的私人存款这么多年也花光了，后期去赶场，购买食品，也很简单了。身体已很衰弱，每天只是在湖边默默垂钓。”
    在贵州监禁期间，张学良还生了一场急病。
    那是1941年 7月 6日，张学良得了急性阑尾炎。刘乙光非常着急，因为，对于张学良的生病及治疗，军统局是有详细的规定的，外科找谁、内科找谁，都安排了“可靠”的大夫，不能到外边随便看医生的。然而，看张学良的病势，刘乙光认为找这些大夫都不行，必须马上送贵阳，找大医院。
    然而，张要离开修文，须打电报请示重庆军统局本部，一来一回，万一耽误了时间，人死了怎么办！
    于是，刘只好去找自己原来的手下、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长邱秀虎商量对策。经讨论，刘乙光决定去找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向他备案，先把张送到贵阳再说。
    吴鼎昌，1884年生，原籍浙江吴兴。吴本是银行家，曾先后任天津金城银行董事长、盐业银行董事长。1922年，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成立四行储蓄会，吴鼎昌为主任（谢晋元死守的四行仓库，就是这四家银行联合出资在上海修建的仓库），后吴鼎昌成为财政官僚。抗战开始以后，吴任贵州省政府主席。
    吴鼎昌听了此事，知道非同小可，当即同意将张转送贵阳治疗。刘、邱又到贵阳医学院找到了省立医院外科主任杨静波给张开刀。
    邱秀虎回忆：“决定后，我们就把贵阳中央医院的后院全部包下来，把张从阳明洞送来，由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夏松指定侦缉队便衣在中央医院附近放哨监视。
    经检查，张学良的病已经十分严重，为了保险起见，当时杨静波只给他做了切开引流手术。术后，在张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同意他暂时移居贵阳麒麟洞。当年冬天，张的阑尾炎再次复发，刘又将杨静波大夫接到麒麟洞，为张学良做了阑尾切除手术，张才算度过一场大劫。
        对于刘乙光担着干系送他到贵阳治病这件事，张学良一直心存感激，到晚年仍念念不忘。
    在郭冠英对刘乙光的儿子刘伯涵的采访中，刘伯涵曾谈到：“在相处的时光中，我父亲有时会因为限制张先生和赵四小姐的行动，加上湖南人的个性，处事不够圆滑，引起争执不悦是难免的。”在这里，刘伯涵特别提到：“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们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云云。
    张严佛就是张毅夫。
    1936年12月26日，张学良一下飞机，便被送到宋子文公馆，当时负责“押送”的就是张毅夫，他带着刘乙光和邱秀虎等10个便衣在机场接上张学良，张毅夫觉得在那种情况下不宜与张学良“朝相”，于是就躲在人群中。因此，张严佛早就见过张学良，但张学良却没有与张毅夫打照面，
    张毅夫与张学良初打交道，是十多年以后的1947年10月。当时，军统局已经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并迁回南京，但军统在重庆盘踞了十来年，不是说搬走就搬走的，有许多后续事宜需要处理，于是成立了一个“结束办事处”，让张毅夫当主任，处理这些乱糟天的事。
    这天，张毅夫接到保密局局长郑介民来电：“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与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湾专机，然后由刘乙光负责起解……”
    随后刘乙光到了重庆，张毅夫和刘商定：张学良到了以后，将他安排在重庆西郊歌乐山松林坡戴笠生前的寓所，张毅夫指派“结束办事处”保管组组长侯桢祥、警卫组组长庞进祥协同刘乙光看守。
    为了保密，张毅夫特别指示刘乙光两个问题：第一，押解张学良到重庆的时候，不要进市区，而是在离重庆市三十里的九龙坡渡口过江，以免被人发觉。第二，不要把送往台湾的真实情况告诉张学良，而说是送他到南京去。同时，张毅夫派总务组组长郭斌向航空委员会交涉由重庆直飞台北市的专机。
    张学良曾在日记中记载：“在渝期中有张严佛夫妇、李云波夫妇、杨继云、许远举等人来访。”
    张学良笔下的“许远举”就是大名鼎鼎的“徐远举”，时任保密局渝特区区长、公开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第二处处长。
    张毅夫也回忆说：“张学良到达松林坡住定后，我同我的爱人李兴黄邀中央训练团重庆分团主任李觉和他夫人何玫以及军统特务重庆行营第二处处长徐远举等去陪同张学良、赵四小姐打湖南纸牌、扑克，玩了三两天。”
    飞台北的专机联系好以后，张毅夫到松林坡告诉张学良：“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日拂晓，在离重庆六十里的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直飞南京。”张学良信以为真，还很高兴。次日，张毅夫两口子又赶到白市驿机场，为张学良和赵四送行。
    这是二张第一次面对面地打交道。
    1947年10月，刘乙光那位早已患了精神病的太太在台北住院，刘请假一个月去医院陪护。因此郑介民令时任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的张毅夫临时去陪张学良几天。
    据张毅夫回忆，当时是郑介民、毛人凤两人一起与他谈的话，郑说：“张学良现在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他同刘乙光搞不好，而刘乙光的老婆又有神经病，夫妻吵闹，这个女人，还同赵四小姐处得不好。刘乙光已经把她送到台北市进医院去了，他要求请假一个月到医院去照料病人，也想借此休息一下，缓和他和张学良之间的空气。你与王新衡过去和张学良还好，但王新衡现任上海站站长，不能抽身，打算派你去陪张学良住一个月，并对他进行考察。”
    对此，张毅夫认为：“（郑、毛）实际是派我去接替刘乙光看管张学良，怕我不肯去当看守，故意说的好听一些。”
    张毅夫跟毛人凤不对付，保密局成立以后，张被排挤得够呛，先是被借故留在重庆处理善后，不让他回南京，然后又成立了一个毫无实权的所谓“设计委员会”，让张做主任，一天到晚没有任何工作可做，烦得要命，正好借机会到台湾去散散心，于是就答应了。
    张毅夫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怪病，大概是神经方面的疾病，好了以后留下一个后遗症，鼻子变歪了，所以形容十分古怪。
    张学良是美男子，最重仪表，1946年初见张毅夫的时候，很不愉快，心想保密局是没人了还是怎么着，派这么个人来看我。
    但张毅夫是大才，据说凡与他接触过的人都很肯定他，说他鼻子虽然是歪的，但心却不歪，是个值得信任的人。果然，一谈之下，张学良发现张毅夫不是一般人，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然而，恰恰是这个“无话不谈”的朋友骗了张学良，说是去南京，结果把他送到了台湾。不过，对此，张学良并没有怪罪，他也理解张毅夫，职责所在，不得不如是耳。
    所以。1947年10月的这次见面，对二张来说，是故友重逢。同时，这么多年了，终于出现了一个刘乙光以外的人，憋了几十年的苦水终于可以倒出来了。
    解放以后，张毅夫曾详细地回忆了当时张学良的谈话，他说：“刘乙光走的那天晚上，我在张学良的房间里，他当着赵四小姐的面，仿佛满肚子幽怨，都向我倾吐了。他谈到了十年的刑期届满仍然关押不放，也谈了十多年的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妇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报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几乎是一字一泪，赵四小姐也坐在一旁揩眼泪……”
    张学良说：“当初宋子文和戴笠对我说，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派刘乙光来保护你们。你尽可以在屋子里看书，也可以到外边去散步、打球、游泳、钓鱼。刘乙光不得限制你们。但是十多年来，刘乙光把我看成是江洋大盗，惟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份了。我们一到台北，陈仪主席陪我们到这里，他当着刘乙光的面对我们说，这个地方是委员长来电要我找好的。陈仪交待刘乙光说，光线好的房间，给张汉卿住。刘乙光当时满口答应了，但是陈仪走后，一转眼间，刘乙光就变了卦，他们夫妻儿女们竟占住了我现在住的几间，硬叫我和四小姐住在那边屋。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好忍了，幸而不几天陈仪又来看我，他觉得刘乙光做得不对，叫他把那几间房子让给我住，唉。”
    “我们初到台湾来的时候，身边有几位下女。那是陈仪让雇来照顾四小姐的，可是不几天就让刘乙光给打发走了。十几年来，蒋夫人和亲友们不时会给我和四小姐送来一些东西，可是也让刘乙光夫妇给克扣了。他们有的时候只截留了一部分，有时候会全部截留，与来信上所写的对不上数。刘乙光公开大胆地这么干，被我们发觉了，他仿佛像没有这回事一样，毫不在乎。我怕为了这些事和他闹翻了，更加受罪。所以只好默不作声。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刘乙光一家七口，大的十几岁，小的一两岁，都同我们在一桌。他们吵吵嚷嚷地抢着吃，这叫人不值得一谈。可是搞得太脏了，我和四小姐几乎每顿都吃不下去饭。刘乙光的老婆还指桑骂槐地骂小孩子，实际她是在骂四小姐。可好，现在你来了，刘乙光一家人暂时离开了，我们也可以吃几天清爽饭了。你看这样好的菜，难道是专为刘乙光一家人准备的吗？这些，十几年了，我都向谁说去？”
    这就是刘伯涵所说的“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们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的由来。
    这些事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第一，张学良说的这些情况，肯定曾经发生过，特别是刘乙光的精神病太太对张学良、赵四造成的伤害，的确是我们局外人所难以想象的。但是，关于刘乙光的孩子们，确实如刘伯涵所说，与张的关系非常好。
    据张学良在1937年12月25日（就是他驾车与火车赛跑，结果撞了人的那一天）的日记记载：“刘乙光两个孩子来看爸爸”，那么从这时算起，张与刘的家人相处已经近十年了。时间能改变一切，即便双方有什么深仇大恨，天天朝夕相处，也处出感情来了。况且，张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孩子不在身边，所以特别喜欢刘乙光的孩子，从他的日记中、心中，许多地方都能看出那种长辈对少年人的慈爱。
    在张学良给赵四的一封信中，张说：“今晨黄玄又送来公家买的月饼和水果。你跟细蛮子、小胖子（都是刘乙光的孩子）他们说，叫他们快点上山，我借他们的肚子用一用，把这些替我装进去。”
    即便是刘乙光的精神病太太，与张学良、赵四的关系，也绝非不共戴天。
    1957年 1月 5日，张学良写：“刘太太明日返台北，我把买的一本日记送给了刘淑慈交她带给他。这几天，因刘太太在这块儿，弄吃的，又吃的多了些。”
    从文中看，显然是因为刘太太从台北来了，张学良令厨房做了很多好吃的，结果自己也吃多了。临行，张学良又买了一个日记本让刘太太送给刘乙光的女儿、在台北上学的刘淑慈。
    1 月29日，张学良写：“请刘家全家吃年饭，吃了蒋夫人送来的香槟酒，大家开洋荤，又吃了老莫送来的维士克，欢宴一番，真有过年情趣。”
    1957年的春节是 1月31日，刘乙光全家都来陪张学良过春节。张很高兴，请他们吃饭，并拿出宋美龄送的香槟和莫德惠送的威士忌来待客。从张学良所说的“欢宴一番，真有过年情趣”来看，他是真的很高兴。
    2 月 4日的日记：“抖了一天湖南跑胡，亦圣人之训乎，一笑。……年已过完，等刘太太他们去后，要努力写述。”
    2 月 4日是“破五”，张学良玩了一天。“跑胡”是我老家湖南常德的一种牌，似乎多少有点像麻将（之所以说“似乎”，是因为笔者并不会玩这个牌），这个牌并不普及，东北人张学良之所以会玩，显然是因为长期与湖南人刘乙光一家相处才学会的。
    这时张学良已经开始写他的回忆录《杂忆随感漫录》，所以张感慨说“年已过完，等刘太太他们去后，要努力写述”，
    第二，既然彼此基本上跟一家人一样，那么，每一个家庭所可能发生的一切，在张、刘之间就都可能发生，况且，刘本身就承担着“看守”的特殊使命，再加上他的精神病太太，彼此之间不可能没有矛盾，否则倒奇怪了。
    这些不愉快、甚至委屈，平常可能不说，可能忍了。问题在于，现在张毅夫来了，而这个人是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张学良憋了这么多年，可以想象当时肯定是千言万语、千愁万恨一起涌上心头。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可以想象，张学良所要说的，肯定不会是这么多年来，“幽禁”的生活有多么幸福。况且，以张学良的身份地位、以张学良之心高气傲、以三十多岁的英年，一关就是十年，他心里有多少话要向人倾诉，可想而知！
    要说张学良够不错的了，从三十多岁关到七、八十岁，居然还能能活到百岁！换个人，窝囊也窝囊死了！
    张毅夫的回忆，是比较早地披露张学良生活情况的一个材料（另一份材料是张治中的回忆），也是许多有关张学良受到刘乙光“虐待”的说法当中，影响比较大的一份。
        在张学良与张毅夫的谈话中，还曾经透露了一个更加骇人听闻的事情。
    张毅夫转述张学良的话说：“1947年 2月28日，台湾人在附近闹事，也就是后来载入史册的二二八事件。那些日子刘乙光非常紧张，那几天他狠狠地盯上了我，好像要把我活活吃下去，话也不跟我说了。他指挥宪兵和特务不分昼夜，加倍警戒，如临大敌。宪兵们连续不停地在我房子前面巡逻。并向室内窥视动静，就在那个时候，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他就要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对上面报告，他可以称台湾的乱民们来劫狱，幸而台湾事变没几天就平息了，否则，很难说，我今天还能和你在这里见面。”
    张学良前面所说的生活方面的事情，我们不去考究，因为毕竟都是琐事。最后说的这件事，即“二二八事件”的前后，张学良的日记当中也有记载，这也是张学良、刘乙光二人的相处当中，面临的最大的一次危机。
    1947年 3月 1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刘乙光告诉我，连日台北、竹东民众暴动。袭击衙署，专打外省人在台为官吏者。”
    这就是“二二八事件”，当时，张学良既看不到报纸，也没有广播可听，所有的时事、新闻，只能听刘乙光告诉他。
    对当时的乱局，张学良很敏感，他在日记中接着说：“我到台湾第二日。已有此感觉，已见我写的莅台初感，非是我事后有先见之明。当局如不善处，台湾问题，真不知道成什么样子。”
    又过了几天，3 月 5日，张学良说：“昨晚竹东来一卡车，米、面、菜蔬不少。这是怎么一回事，起初一点不知道。后来刘队长告知了一些，但真情还不能知道。一夜十分紧张，我也未能好睡。”
    “连日沉闷，昨晚来了一辆卡车带来米、面、菜蔬。赵献瑞也来了，一刹工夫，寓中如临大敌，我的窗前门外，全部卫兵，并皆手持武器，这是怎么一回事? 请老刘过来想问问，他说有事不来。又见他们焚烧文件，收拾行李，人员纷纷乱窜，有什么事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令人烦闷，三请老刘，仍不来，余到刘的屋去看他们，十分仓皇，刘太太和孩子都改换了衣服，问刘是怎么一同事，他含混回答，仅说竹东也出事了，把区公所烧了。连日沉闷和鬼祟情形，使我十分不痛快。”
    3 月 7日的日记：“今天他们又对我鬼鬼祟祟的样子，一大早刘太太就装模作样的到处偷偷地察看。一定是外间又有什么风声。我想也不外乎那一套，想了想，睡我的大觉去罢。”
    3 月 8日：“一早，刘太太又偷偷地来了，假辞借烟，可笑! 吃饭时，老刘避而不见，我想想好生气，我对他们以诚相向，并以善言导之，又以好言讽之，使其自觉，他还是那鬼祟小伎俩对我。后来想一想，这是他的职务。但是又一想‘士可杀不可辱’，他这种无礼貌的不诚实的举动，真叫人可气，就是外方对我有什么图谋，好好的告诉，使我自戒，说明他的苦衷。何必这样鬼祟拿我当傻瓜，可气! 想了一想，他们可怜又可笑! 后来‘细蛮子’( 刘乙光之子 )来到我房子玩，我看见赤子天真，与虚伪鬼祟相对照，真使我有甚大的感觉，古所谓，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正此之谓也。我气他们，我……也心不赤子了! 慢慢想想，我即以赤子之心对任何人，他们也是任何人之一，何必生气，所以气也就消了。还是以客观的眼光，查看他们的行为，以作自己的借镜。”
    张学良所说的：“就在那个时候，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他就要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掌握了确实的材料，或者是他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刘乙光接到了上级的命令，授权他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把张、赵二人杀掉。
    我们可以想一下，即便是在颠沛流离的抗战期间，刘乙光带着张学良，先后辗转了16个监禁的地点，那时遇到的情况岂不更复杂？不比台湾的情况更加令人莫测？张学良也没有发现刘乙光对自己有任何居心叵测的地方，怎么这次面对“二二八事件”，刘就会一下子变得这么心狠手辣了呢？
    不过，即便没有证据，我们也可以理解张学良，一个处于长期监禁中的人，经常会出现“境由心生”的情况，其思想方法和敏感程度，远不是我们这些局外人所可以揣测的。
    所以，那几天，张学良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对张毅夫说：“那几天我老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对我下毒手，我是引颈就戮呢，还是我先下手把刘乙光杀了，或者同归于尽，这都是我所极不愿意的，我张学良就这样的下场吗? 准备混乱中把我打死。幸而台湾事变几天就平息了，否则，真难说我今天还能够同你在这里见面。”
    就在张毅夫临时“看守”张学良的时候，时任西北行辕主任的张治中到台湾休假，偕夫人和孩子也到井上温泉来看望了张学良。据张毅夫说，张治中在那里吃了一顿饭，谈了两三个钟头。但张毅夫很知趣，他没有“旁听”张学良、张治中的谈话，事后也没有问张学良。
    据张治中回忆，因老蒋有规定，监禁中的张学良不得随便会客，因此张治中找了他的学生、时任台湾警备司令的彭孟缉，彭不敢答应。张治中对彭说：“一切责任由我负，不会连累你。”
    张治中说：“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清晨，我带着我的妻子、儿女一家人搭火车到新竹……我们是上午十时到的。张汉卿已预先知道，早站在园子里迎接，我这次同他见面，觉得他比从前瘦了许多，也苍老了一些，眼睛显得比以前小了。据他自己说，因为眼睛有毛病，看书很费力。那时陪同他住的是他的爱人赵四小姐。我的家属由赵四小姐和那个刘副官陪同出去游玩，只有我们两人留在屋里谈话，我们谈得很痛快。他说他希望能恢复自由，问我他何时能恢复自由。我安慰他说，国内总要和平的，国共终于要恢复和谈的，国共和谈成功之日即他恢复自由之时。他听了很高兴。……我们那次谈话，一直谈到下午四时，临别时，他送我到汽车旁，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他沉痛地说：“我在这里，除你以外，没有人来看过我，我对你实在万分感激！我们这一分别，不知何年何日能再见面！”说到这里，我们两人不禁相对黯然，几乎泪下，我当时心里真是难过得很。”
    感于张治中来看自己的高义，张学良赠给他一首七言诗：“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不堪酒贱酬知己，唯有清茗对此心。”
    当时，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还给他们俩照了合影，就是现在网上广泛流传的。
    张毅夫走的时候，张学良给他也写了一首诗：“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眼不得，枕上泪难干。”并说：“你到了南京，如果看见莫德惠，请把我在这里的情形告诉他。”
    据张毅夫回忆，当年年底，刘乙光到南京见到了蒋介石，曾对张毅夫说：“张治中到台湾同张学良见面，委员长很不高兴，当面吩咐我，以后非经他批准，任何人不准去看张学良。”
    张毅夫的回忆、张治中的回忆、还有前面多次提到的邱秀虎的回忆，是有关张学良幽禁生活的最直接的材料。多少年以来，由于能够亲眼见到张学良的人极少，而其中像老蒋、小蒋、宋美龄、王新衡等人又不肯公开谈起此事，因此，这几份回忆材料就成了有关张学良后半生生活的最权威的资料，也是所有有关张学良传闻的蓝本——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都是这么生发开来的。
    直到多少年以后，张学良部分恢复自由，特别是张的部分日记、信件公开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所看到的许多东西，不免荒唐与浅薄。
        当然，这不是我们的错。
    关于刘乙光，还有一件趣事，值得说说。
    那是在1948年，张学良在研究明史之余，忽然对禅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让刘乙光为他买一部《指月录》，这本书是在成都出版的，当时他们已经身在台湾，没有地方可买。于是刘乙光给他原来的搭档、当时正在成都的许建业写信，让他代购。
    许建业认识南怀瑾，就请他代购了一部《指月录》寄给了张学良，同时，南怀瑾还送了许建业一套《维摩精舍丛书》。
    后来南怀瑾也到了台湾，并打算重新印行《指月录》。用他的话说，当时的台湾，还是“文化沙漠”，因此整个台湾，连一部《指月录》都找不到。
    刘乙光学过禅，而且跟南怀瑾拜过一个老师，所以南、刘二人是同学，同时也是好朋友。于是南就找刘，问能不能跟他借一下《指月录》。刘说，张将军早已信奉西教，这部书留着也没有用了，就还给你吧。
    这时南又想起他送给许建业的那套《维摩精舍丛书》，于是就打听许建业的下落，刘乙光说，这部书，许建业早已经送给我了，干脆一并奉还吧。
    这就是《指月录》和《维摩精舍丛书》得以在台湾印行的原委。说起来，刘乙光对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也做过贡献呢。
    这段往事，南怀瑾在《南禅七日》当中还特别讲过。
    早在1940年，以“管束”张学良有功，刘乙光就已经晋升为军统局少将专员，然而，其职司，依然是带着手下那几个便衣和一个连的宪兵，陪伴着比他小三岁的张学良。
    南怀瑾曾经借用苏轼的《洗儿》诗意赠刘乙光，“人人都说聪明好，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暗喻刘乙光一辈子的事功仅仅是当个看守，而当看守居然也能熬成少将。
    1962年，64岁的刘乙光，在与张学良共同度过了25年之后，终于被调回国防部情报局（即原军统局、国防部保密局），两年之后退休。
    25年的岁月，不可谓不长；25年的岁月，刘乙光与张学良一起“慢慢变老”。这25年，与张学良一样，刘乙光同样耗尽了一生当中最好的年华；不一样的，张学良还有赵四相伴，刘乙光却把自己的老婆熬成了疯子。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25年，刘乙光又何尝不是在坐牢呢？
    1982年，刘乙光在台北去世，享年84岁。
    继刘乙光之后负责“管束”张学良的，是熊仲清。
    熊仲青，1907年生，湖北人，杭州特训班第一期毕业。
    与邱秀虎、韩庆徇一样，熊仲清也是最早到张身边工作的便衣特务之一，
    1937年11月29日，张学良现在日记中写道：“自赣西饭店迁于绛园，此园为一萧姓住宅，我分租的。”这个“绛园”就是熊仲清物色的，其房东肖绛君是武汉大学教授，房子很大，没住几个人，于是由特务队包下，每月租金 160元，实际只住了不到一个月。
    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后，许建业调走，熊仲清升任副队长，1962年接替刘乙光任队长，直到1966年退休。
    尽管熊仲清“陪护”张学良的时间最长，但他没有熬上将官，到退休是也仅是上校。
    第三任“队长”是段毓奇。
    段毓奇是福州人，1957年到张学良身边工作，到1980年为止，也干了23年。
    段毓奇的长子段世尧是留美的流体力学博士，他的前妻、也就是段毓奇的儿媳妇非常出名，研究台湾文学的应该都知道，那就是著名作家陈若曦。
    段毓奇之后，也就是最后一任，是李震元。当时对张学良的“管束”已经放宽尺度，因此将“特务队”改称“第一特勤组”，李震元为组长，直到张学良赴美国为止。
    1959年，蒋介石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
    1964年 7月 4日，张学良与赵四小姐举行了宗教婚礼，女方的证婚人，正是黄仁霖。
    1979年10月 5日，农历中秋节，张学良第一次在台北公开场合露面。
    1991年，张学良夫妇获准赴美探亲。
    1995年 4月，张学良夫妇定居夏威夷。
    尽管张学良一生当中多数时间都处于逆境，但他惊人的长寿，使他看到身边几乎所有的亲棚、故旧和对手的凋零，有的甚至看到了两代。
    老蒋，逝于1975年，享年88岁；
    小蒋，逝于1988年，享年78岁；
    宋子文，逝于1971年，享年77岁。
    张群，逝于1990年，享年 101岁。
    戴笠，因飞机失事死于1946年，年仅49岁。
    于凤至，逝于1990年，享年92岁。
    赵一荻（又名赵绮霞，即赵四小姐），逝于2000年，享年88岁。
    张学思，逝于1970年，享年54岁。
    张大千，逝于1983年，享年84岁。
    王新衡，逝于1988年，享年80岁。
    王一方，因火灾死于1993年，年仅41岁。
    算将起来，只有当年的知己宋美龄活过了张学良，于2003年以 106岁的高龄辞世。
    夏威夷的海滩，当张学良坐在轮椅上，远眺海天之际的时候，不知道——
    有没有感到一丝寂寞。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夏威夷病逝，享年 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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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11-9 06:18

34、附：张学良被拘后的西安

    多少年以来，讲西安事变，一般都是说到1936年12月25日，即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离西安，标志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实际上，从12月12日到25日的这两个星期，仅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一个阶段，其主要成果是“三位一体”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蒋介石的胜利，即以“兵谏”为手段，换取了蒋介石停止“剿共”的口头承诺。
    对老蒋而言，也不能算是失败，毕竟他从西安全身而退，同时，因停止“剿共”，团结抗日的曙光初现，还获得了全国民众的支持，其声光甚至超过西安事变发生之前。
    但是，飞回南京的老蒋，还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西安事变的善后。
    张学良的问题容易解决，说判刑就判刑，说关起来就关起来——不好解决的，是西北与中枢之间，依然处于对立状态，十几位“中央大员还软禁在西京招待所、中央军的50架飞机还扣留在西安、陕西依然是军事禁区，除非放了张学良，否则，要进去，就得打。
    杨虎城不是张学良，不会跟老蒋去讲所谓“义气”，东北军的那些骄兵悍将，更不是好相与的。
    这就是西安事变的善后，也可以说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是老蒋笑到了最后。
    我们依然要从1936年12月25日说起。
    当天下午，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离西安，临走留下一个手条：“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
    这个条子，是给他的东北军手下写的，“何、王、缪、董各军”，指的是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原第57军军长、后任“西北剿总”中将参谋的董英斌，这是 3个军长。
    缪是指缪瀓流，缪瀓流的情况有点特殊。
    入陕的时候，缪瀓流任第53军第 116师师长，第53军军长是万福麟。
    万福麟，1880年生，吉林省长岭县人。
    万福麟是东北军元老，1928年东北易帜，张学良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就是万福麟。1930年，张学良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跟随他出关的，主要就是万的部队。
    到1933年，日军进占热河，万福麟任53军军长兼华北军第 4方面军总指挥，率部参战。因汤玉麟不战而逃，致使万的部队腹背受敌，为保存实力，万福麟不得已把部队撤了下来，结果名声受到很大影响。
    因热河失守承担责任的张学良被迫出国考察，由何应钦接替他担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很欣赏万福麟，让他做自己的副手。
    1934年，张学良回国后，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53军就在这个时候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随张南下，后来尾随红军进入西北，万福麟的军部和另一部分则留在了华北。
    1935年，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万福麟成为最初的16名委员之一。
    由于第53军军长万福麟留在了北平，因此入陕的第53军 116师师长缪瀓流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个军的代表。后缪瀓流被提升为第57军军长。
    以上是 4个军了，东北军一共是 5个军，还有一个军是驻甘肃的第51军，军长于学忠，即张学良手条中的提到的“孝候”
    张学良这个条子说的很明白，即我不在家的时候，东北军的重大事情，要听杨虎城和于学忠指挥。
    那么，这两个人能不能担负起这个任务呢？换句话说，东北军能不能听从他们的指挥呢？
    先说杨虎城。
    从历史上讲，杨与东北军之间，没有任何渊源。东北军刚刚入陕的时候，杨对张学良还颇为忌惮，他的十七路军与东北军也经常闹出摩擦。至于杨与张在西安事变中的结盟，完全是在一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绝不意味着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就合为一体了。
    从职务上说，杨虎城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东北军与西安绥靖公署之间，没有任何统属关系。换句话说，杨虎城既没有指挥东北军的权力，东北军也没有服从杨虎城的义务。
    再说于学忠。
    于学忠，生于1890年，山东蓬莱人。
    于学忠的父亲是毅军宋庆的部下，因此于很小的时候就进入了毅军。1917年，于学忠进入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任北洋陆军第18混成旅炮兵营长，并得到吴的赏识。
    1926年，北伐军兴，吴佩孚被打得大败亏输，于回到老家蓬莱乡居。此后投入奉系张作霖部下。1928年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临绥驻军司令。
    1930年，于学忠随张学良入关，“中原大战”结束以后，于任平津卫戍司令，1932年 8月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北平军分会委员。1933年 4月任第51军军长，6 月兼任天津市市长。
    1935年 5月，因“塘沽协定”的签署，于学忠的河北省政府主席被免掉，由商震接替，于和他的51军则被调到陕、甘地区“剿共”。
    因此，在东北军中，于学忠是最早进入华北的，也是最早离开华北的、同时也是最早进入西北的。
    除了张学良以外，于学忠是东北军中，政治地位最高的军事将领。
    1935年11月，于学忠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当年冬天，西北“剿匪”成立，于任第二路军总司令，驻兰州。
    在东北军的几个军长当中，于学忠是最为老成持重的，也是政治上最成熟的。因此，综合以上几个因素，张学良决定以于学忠为首，暂时指挥东北军。
    要说张学良想的不能说不对，但是，在张的几个军长当中，最不适合担任东北军临时统帅的——正是于学忠！
    我们前面说过，东北军，从根子上说，还是军阀的部队，所谓军阀，最大的特点是“兵为将有”，只听命于一个人，张作霖在听张作霖的，张作霖没了听张学良的，之所以张学良27岁就当东北军统帅，不是因为大家服张学良，而是服他老爹。因此，在这样的部队里，不可能出现一个“二号人物”，一旦“一号人物”垮台，绝没有人能够代替他的作用。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凡军阀的部队，红火的时候，绝对纵横天下，所向无敌。一旦军头本人有个风吹草动，大家马上作鸟兽散，丝毫不带犹豫的，更谈不上丝毫留恋，感情、义气云云，那是想都不要想。
    最典型的，莫过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前面说过的吴佩孚，也是如此，自从被人打翻在地，就没再翻过身来。
    相反，桂军从北伐开始，到国民党退出大陆，始终在政坛保持相当的影响力，最主要的原因，是其首脑人物李宗仁和白崇禧二人始终屹立不倒。阎锡山在山西基本上也是如此。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于学忠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中，唯一的一个“外来户”（何柱国也是外乡人，但他从进入军界就是奉系的人，跟于学忠有本质区别）。
    于学忠是吴佩孚的手下，投入东北军才八、九年，其中1930年以后还一直在华北，与其他东北军高级将领相处的时间非常短，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和服膺程度也比较有限。叫这样一个外乡人来指挥“坐地炮”，显然是勉为其难的。
    另外还有一点，于学忠的驻地在甘肃，根本不可能在西安常驻，怎么能发挥作用。
    东北军的“群龙无首”，后果是致命的。张学良走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在所有的重大问题面前，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以及东北军内部，几乎没有一件事能够达成一致。而作为“客卿”出现在西安的中国共产党，由于缺少了张学良这个“粘合剂”，也只能是尽力弥合。
        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三位一体”的局面一旦瓦解，马上面临的就是崩溃。
    张学良刚走，杨虎城就遇到一个难题。
    12月25日夜里，杨虎城接到张学良从洛阳打来的电报，让他释放仍然软禁在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四人。
    兹事体大，杨虎城不好擅专处理，他得跟东北军方面商量商量。
    当时东北军的几个实权人物，第57军军长缪瀓流和 105师师长（这个师实力很强，相当于一个军）刘多荃在渭南前线，因此杨虎城找到了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骑兵军军长何柱国，问他们该怎么办好。
    按张学良的安排，东北军由于学忠暂时负责，因此12月25日当天，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已经特派飞机将于学忠从兰州接了回来。但不知为何，杨虎城并没有找于学忠，而是找了王以哲与何柱国。
    王以哲，字鼎芳，1896年生，黑龙江宾县人。
    1920年，王以哲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第八期，与陈诚同期，不过陈诚是炮科的。1922年毕业后，王以哲投入东北军。1928年东北易帜，王以哲已经是东北边防军第 1旅旅长了，后王改任第 7旅旅长。
    1931年 9月18日，日军借“柳条湖事件“夜袭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这里正是王以哲部的驻地。事后，王多次说：“我们自己受侵略而不去流血抵抗，却把希望寄托在别国的声援和干涉上，岂非傻瓜躺在床上等着天上掉馅饼吗? 在沈阳北大营时，我下令打，就能立刻打起来，决不会让日本人轻易占领沈阳，但我没有那样做，时过境迁，失掉了大好机会，我成了民族罪人。”
    1933年 4月，承德失守，张学良“下野“，临行前张重新整编了在华北的东北军，以王以哲为67军军长。
    1934年 3月，张学良就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最先奉调到反共前线的，又是这位王以哲。1935年夏，王以哲尾追随红军进入陕南。
    在这里，王以哲连续遇到了两次重要挫折，先是 9月底，67军 110师在甘县全师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刚过一个月，67军 107师 619团被我围歼，团长高福源被俘。
    日后，正是通过高福源——王以哲的牵线，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并在日后不久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结盟局面。
    何柱国，1897年生，广西容县人。
    何柱国的经历，有点像秦德纯，从小就读各种各样的军校，先是黄埔陆军小学，然后又到湖北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7年，何柱国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旋即赴日本，入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第十一期。在那个时代，学骑兵的不多，因此何柱国是正经八百科班出身的骑兵专家。
    1919年，何柱国学成归国，回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任骑兵战术教官，所以，何柱国虽然比王以哲还小一岁，却曾经当过王的老师。
    1922年，何柱国入东北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兼骑兵队队长。后入奉军，到1928年东北边防军整编时，何任第 3旅旅长。1933年，何柱国任东北军第57军军长。1935年 8月，东北军组建骑兵军，何顺理成章地改任骑兵军军长，副军长就是黄显声。
    何柱国与王以哲，经历都差不多，提职的速度也相仿，私交也很好。1936年 8月，红军渡过天险腊子口进入甘肃，尾追他们的正是何柱国。因此周恩来致电王以哲，让他从中说项，协助解决此事。
    王当即找何柱国，对他说：“中央逼我们‘剿共’这一手很厉害，是不怀好意”、“是一石两鸟政策。”还说：“副司令讲，‘共产党是真抗日的，周恩来是了不起的人物，共产党是打不倒的，将来能救中国；打日本，收复东北，要依靠共产党”。“副司令讲得对，我们应听副司令的”等等，说服了何柱国，从此，何不再与红军为难。
    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有很好的人脉，除了何柱国，独立 105是师长刘多荃也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时，因此，王以哲等在东北军中，隐隐然形成了一个“保定系”。另外，王与缪瀓流的关系也很好，缪本是53军 116师师长，张学良原拟提拔他为53军副军长，在王以哲的力保之下，直接让缪接替了董英斌的57军军长职务。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张学良被扣以后，他指定的临时负责人于学忠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反倒是王以哲有成为“领袖”之势，有什么事，大家都唯其马首是瞻。
    杨虎城与王、何二人商议的结果，应德田有详细的回忆。
    应德田也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但他却是一个改变了历史的小人物，在这里要岔开一笔，说说应德田，否则后面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无法理解。
    应德田，1900年生，辽宁灯塔县人。
    1929年，应德田毕业于东北大学，后赴美国留学，1932年回国。
    应德田毕业的时候，张学良正任东北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应德田曾作为代表发言，从那个时候，张学良就认识了应德田。
    1934年，张学良任命应德田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少校科员，次年又晋升为中校秘书。1935年 9月，应德田随张学良入陕。
    这一时期，应德田并没有具体地去做“剿总”的具体工作，主要是替张学良做外联，联络一些东北的熟人和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据应讲，他联系过的有李杜、杜重远、唐聚五等等。
    1935年 6月，根据张学良的授意，应德田组织了“东北大学校友会”，并在北平、天津、青岛等地成立了分会，以应德田为执委会主席。用应的话说：“张学良将军建议组织校友会，是有沟通声气的意图。”
    另外，张还要借重应德田的才气，以备“顾问”。应说，刚刚进陕的时候，张对“剿匪”还很积极，曾拿来一部《绥寇纪略》，让应德田研究，然后把其中的“精华”讲给自己听。
    《绥寇纪略》“是一部记载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官逼民反、农民大起义及起义军与官军的斗争过程直至明亡的史书，里面关于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牛金星等，关于明朝将领如孙承宗、洪承畴、杨鹤、何腾蛟等，关于两方斗争和战争情况及胜负因果，都记述甚详。”应认为：“张学良将军所以要我看这本书，大概是想从这部书中找些‘绥寇’的经验和办法。”
    应外，应德田还做些秘书工作，比如，把张学良的讲话进行整理、汇编等等。
    在此期间，应德田还认识了两个人。
    一个是我们早已大家熟知的孙铭九，时任张学良的参谋秘书室中校参谋，1936年 6月30日，即“艳晚事件”的第二天，张学良令孙铭九改任卫队二营营长，以应德田接替孙铭九负责参谋秘书室。
    另一个就是苗呈实，号剑秋，以号行。
    苗剑秋，1905年生，辽宁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
    与应、孙二人不同，苗剑秋并不是张学良的下级，在“剿总“里并没有职务，据应德田说：“（苗剑秋）在张学良将军这里，地位比较特殊，“总部”里没有名义，大家一般称他为“苗秘书”，其实他自始至终在机关里没有职务，颇似古代的养士或食客性质。”
    应德田的回忆（也包括孙铭九的一些材料），其中颇多令人疑惑之处，但很多事情是他直接操办的或亲身参与的，有些有旁证，可知其所言不虚；有些，就只能听他的“一家之言”了，因为别人不知道。
    1936年 9月，应德田帮张学良办了一件大事——成立“抗日同志会”。
    用应德田的话说：“抗日同志会，是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东北方面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积极分子的秘密组织，其目的是团结抗日力量，建立一个有力的领导中心，积极推进联共抗日工作的发展，以求达到报仇雪耻、收复失地并使中华民族获得解放与自由。”
    应德田回忆，大约是在1936年 7月底，张学良找到应德田和孙铭九，详细地对他们谈了建立“抗日同志会的想法和宗旨”，张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之下，有这样一个核心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它可以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领导核心意见和指示有组织有系统地传达下去，做到上下相通，行动一致。”
    对此，应德田和孙铭九表示完全拥护张学良的决定。当时，“张学良将军把一个黑色硬皮十六开大小的本子打开，严肃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孙铭九和我相继签了名。以后发展会员都在其上签名，这个本子就成为同志会的签名簿。”
    当年 9月，抗日同志会正式成立，创始人共15人，除张学良、孙铭九、应德田三人外，比较知名的还有刘澜波、刘鼎、苗渤然、苗剑秋、卢广绩、车向忱、何镜华、贾国辅等，其中刘鼎、刘澜波、苗渤然都是共产党员。
    抗日同志会的领导机构和人员，都是张学良定的，其中，张自任主席，应德田为书记、孙铭九为行动部长，在 9月的抗日同志会成立大会上，又增设了一个理论宣传部，部长为苗剑秋。
        至此，所谓东北军少壮派的“三剑客”——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就在抗日同志会凑齐了。
    关于送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等四人回京的事，据应德田回忆，当时杨虎城的态度是主张“缓一缓”，即“等张学良将军回来后由他作主”，但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主张马上就放，而且不只放这四个，要将扣押的十几个“中央大员”一起送走。
    应德田得知此事后，认为不能放，一个也不能放，因为“这样做于张学良将军有害无益，张学良将军没回来之前，不能把这批人放走。”于是他赶去新城大楼找王、何二人。
    见到王以哲，应德田开始长篇演讲，根据应的回忆，当时他一口气说了起码得有十分钟，归结起来是三点，第一，扣押的这十几个中央大员是人质，张不回来就不能放。第二，张副司令打来电报，让放人，谁知道是不是他的本意？张临走时曾说“过三、五天就回来”，那么，等他回来自己放岂不很好，也不急在这几天。
    应德田还说了第三点：“无益于副司令回来的任何事情，我们绝不应当去做，能够保证副司令回来的一切条件，我们绝不应当放弃。请军长为副司令，为东北军，为三位一体仔细慎重，勿贻后患，将来后悔是无用的。”
    应德田最后说的这几句话，无礼之至，不仅暗含了“你王以哲、何柱国两个人在做不利于张副司令”的意思，而且其中含有威胁的语气，已经不大像是下级对上官在说话。
    听了应的话，王以哲并未计较他的态度，但也没有太当回事，只是说：“你太多心了，副司令都送委员长回南京了，我们还扣留这些人做什么? 何况，副司令有电报指示，我们怎能不办呢? 我们不遵从副司令的指示，我们还遵从什么呢? ”
    应德田又重复了一遍：“副司令说几天之内就回来，等他回来再放有什么不好呢? 何必急于现在就放呢? 这些人是副司令回来的保证啊! 军长，如果愿意副司令回来，我们必须把这些人扣住。今天副司令还没有回来，我们就随人摆布，这就可以使他们这样想；我们并不重视副司令回来的问题，不放副司令满行了。这不是使人觉得东北军、三位一体软弱可欺吗? 副司令也可以任人摆布了吗? 如果是因为没有按他的电报指示去做，担心副司令回来责罚我们，那么我可以在他回来的时候，一定向他说明这是我的过错。”
    王以哲没有听他的，说：“事情不象你说的那样严重，副司令会回来的，我并不是怕责罚，是大家多主张放，委员长已经走了，我们再留这些人毫无意义。送人情送到家嘛，这是副司令的精神。”
    应德田见说不动王以哲，只好去找“设计委员会”研究对策。

    按：早在12月12日捉蒋成功之后，张、杨就改组或成立了一系列的机构。
    首先是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组为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张学良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董英斌为参谋长。
    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以下，有一个“参谋团”，这是一个军事机构，负责研究讨论一切军事问题。
    另外还成立了一个“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杜斌丞、刘澜波，申伯纯，卢广绩、黎天才、洪钫、王炳南、王菊人、应德田、南汉宸、苗剑秋等人组成，以高崇民为召集人。
    “设计委员会”是一个政治机构，成员都是文人，其职责，用应德田的话说，是负责“讨论张、杨交议的问题，也可以向张、杨提出建议。”可以说，所谓“设计委员会”，基本上相当于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的智囊团。
    眼下，需要“设计委员会”发挥作用的时候来了。

    听了应德田的话，大家都觉得他说得有道理，高崇民又赶去见杨虎城、王以哲，表示“设计委员会”不同意放掉这些人。
    但是没有效果，人还是被放了。
    据蒋百里回忆：“二十五傍晚，杨虎城设宴为余等饯行。余戏谓之曰：‘昨为阶下囚，今为坐上客，真余等之谓矣。’满座皆大笑。二十六日上午九时，余等至飞机场，杨氏遣队莅场欢送余等。遂于军乐悠扬声中凌虚而归。”
    放掉被扣的十几位“中央大员”，是老蒋与西北方面的第一次交手，也是一次试探。我们有理由思考，如果不放这十几个人，老蒋会怎么样对待张学良。
    这个回合，老蒋胜了。
    同时，围绕着“放人”的争论，也是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即所谓“少壮派”）与高层（即所谓“元老”）之间的第一次交锋。
    其结果，元老的意见占了上风。
    对此，应德田认为：“当时杨虎城将军的本意，与大家是相同的，也是不主张先放蒋方人员和飞机的，要等张学良将军回来后解决，但由于王以哲、何柱国固执己见，杨虎城将军为团结着想，才改变了自己的意见。”
    12月29日，阎宝航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飞到南京，要求西安方面放回中央军的50架飞机和飞行员、地勤等 500多人，据孙铭九回忆，当时阎宝航转述张学良的话说：“张以手指向西北轻声说；他们( 指蒋中央 )不让我回去，那边( 指西安方面 )能答应吗? ”阎还说：“要争取汉公( 指张学良 )回来，主要在于你们团结一致，坚持到底。”
    杨虎城再次找王以哲、何柱国商量此事，据应德田说，“杨虎城将军认为张学良将军五天之内并没有回来，他不回来就不应当再放了。”但王以哲、何柱国认为可以放，“送人情送到家嘛”。
    应德田得知此事，再次去找王以哲、何柱国，把上次说的话又讲了一遍：“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就等于我们放弃了副司令能够回来的最后保证，不仅表明我们无心无力争取副司令回来，而且还会替南京增加军事威慑力量和使蒋介石大大坚定扣张的决心，这就对副司令，对西安方面的三位一体极其不利。”
    据应德田回忆，当时王以哲是这样说的：“不知你怎么如此多心，我不相信委员长不让副司令回来。副司令那样慷慨大方，送人情送到家，我们也应当体会副司令这句话去办事，不应当违背他的意思呀! ”
    12月31日，所有飞机及相关人员被放回南京。
    放走飞机，是老蒋与西北方面角力的第二个回合，也是少壮派与元老们的第二次冲突，其胜负态势，与第一次完全一样。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应德田、孙铭九等人的意见都是对的，不管王以哲、何柱国等人是出于什么考虑，都不应该在张学良回来之前，轻易放掉谈判的砝码。
    就在西安方面放走飞机的同时，张学良在南京被“高等军法会审”判处十年徒刑。
    1937年 1月 5日，蒋介石明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杨虎城的西安绥靖主任、于学忠的甘肃省政府主席兼51军军长，均予以撤职留任的处分；任命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免职。
    1 月11日，曾在洛阳机场高呼“打倒张学良”的祝绍周奉顾祝同之命来到西安，带来了解决西北问题的甲、乙两案。
    甲案：（一）东北军移驻甘肃；（二）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三）红军仍回陕北，防区另商；（四）中央军十二团进驻潼关至咸阳一线。
    乙案：（一）东北军调驻安徽；（二）十七路军调甘肃；（三）红军仍回陕北；（四）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陕西。
        对此，高崇民分析：“甲案系陪衬，蒋属意东北军接受乙案。张学良则盼东北军接受甲案，三军得以靠拢，西北团结局面尚可维持，不致被各个击破，而其个人返陕有望。”
    在这一阶段，杨虎城所处的位置，极为艰难。
    既然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组成了“三位一体”的联盟，那么，毫无疑问地，重大决策要取得三方的一致，特别是东北军，因为东北军的势力最强大，更重要的，眼下要救的是东北军的统帅张学良，是战是和，要战是怎么个战法，要和提什么条件，自然首先要听东北军的态度。
    偏巧，东北军内部又拿不出一个统一的意见——矛盾的焦点，在于先救张学良，再结束对峙状态；还是按照老蒋的意思，西安方面的部队先从前线撤下来，再谈张学良的事。
    其实，只要“三位一体”能够保持团结一致，即便是先撤军，也不见得就绝对不能保持对南京的压力，关键是自己不要乱。
    现在的局面是，东北军自己拎不清，杨虎城又不可能强压他们自己拿主意，扯来扯去，不得要领，时间已经来到了一月下旬。
    由于无法说服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应德田他们想到了借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1 月27日，应德田等“三剑客”和抗日同志会的另一位中坚人物何镜华约见了周恩来。
    谈话的经过，应德田、孙铭九、何镜华都有回忆，互有出入，孙铭九甚至说他根本就没有参加此次会谈，好在要谈的事大家都知道，倾向性也都差不多，细节上的问题，可以不必过于考究。
    依然是由应德田主谈，谈话的核心，还是坚持要张学良先回来，然后再撤军：“如果我们现在不坚持争取，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先撤兵，那就等于告诉南京：东北军和三位一体已经放弃副司令了。那样，副司令便永久也回不来了。”
    最后，应德田提出：“现在，东北军里除两三个军长外，全体都是这样的看法，这样的主张。十七路军杨主任也会赞成这样主张。为东北军的前途，为三位一体的前途，为联合抗战的前途，为张副司令的前途，希望红军能体会副司令的心，坚决支持要求副司令回来的主张，坚决支持副司令不回来决不撤兵的主张。这样坚决的要求，能够把副司令营救回来，并没有内战前途。我们千万不要中蒋介石的阴谋，在他的压迫威胁下而放弃副司令，陷联合抗日、三位一体于失败的结果。万一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我们，也请红军同心合力，打垮他们。”
    对于应德田的请求，周恩来是这样说的：“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副司令在东北军中的重要性，我们了解副司令在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我们极愿意把副司令营救回来。但现在这种局面，两方面如都坚持，我们三位一体一定要求放回副司令，而蒋介石一定不放回，僵持下去，很容易引起战争。引起战争，当不合副司令发动西安事变希望达到团结抗战的原意。引起战争，对副司令恢复自由和回来的问题更无好处。很明显，战争一起，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了。我们现在退兵，我们三位一体好好地团结，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继续坚持要求，副司令迟早总会回来的。我们要求副司令回来的方法应该很多，不一定要现在这样坚持，要求南京即刻就放他回来。现在这样坚持，一旦引起战争，不仅张副司令回不来，而且容易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前途，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前途，对副司令前途，都会没有好处。”
    对于周的回答，苗剑秋极不满意，他说：“你们现在不愿意和我们一同坚持营救副司令，等撤兵之后，大家分散了，你们还怎样和我们一同坚持营救副司令呢？”还说：“你们不坚持，我们坚持，蒋介石看我们不是三位一体，只是东北军坚持，力量小了，就容易使他生轻敌好战之心，如果蒋介石进军打我们，你们是否就看着袖手旁观呢？”他甚至说：“你们不同我们一体坚持，就是等于和我们不合作，咱们岂不是等于破裂了吗？”
    苗剑秋有点小才气，颇具“狂生”气质，跟张学良也是如此。有一次他跟张起了言语冲突，一气之下居然负气走了。最后还是张学良哄他，对他说“如以为可教，愿君勿为范增而为魏征”，苗剑秋才回来。
    在应等的再三要求下，周恩来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明天回三原去开会讨论一下，回来再答复你们。”
    据应德田说，1 月28日，“周副主席、叶剑英和秦邦宪同志乘汽车到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司令部驻地去开会，当晚回到西安。”周对应说：“只要东北军意见一致，团结一致，坚持要求，我们一定同你们一致坚持，到任何情形下，绝不后退，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副司令，我们绝不会对不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这两位朋友。”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但他的态度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东北军意见一致，团结一致”。
    为了达成“意见一致”，东北军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会来讨论此事，这就是“渭南会议”。
    参加会议的，既包括了东北军几乎所有的军、师级高级将领，也包括“三剑客”等抗日同志会的中下级军官。也就是说，所谓的元老派和少壮派，这次几乎到齐了。
    既然叫“几乎”，那就是说还有缺席的。
    不错，少了两个人。
    一个是于学忠、一个是王以哲。
    于学忠在兰州，来不了。
    王以哲是病了——早在 1月初，祝绍周到西安来传达甲、乙两案，回去的时候，王以哲送他到机场，结果着凉了，从此一直缠绵病榻。
    东北军的名义统帅和实际上的掌权者都不在，你说这样的一个会，最终能起到什么效果！
    王以哲不在，董英斌替他主持，他说：“现在局势很严重，南京叫我们东北军后撤，总部搬到邠县，渭南前线部队撤到高陵一带。将来如实行甲案，则开往甘肃；如实行乙案，则开往安徽。有的主张我们先坚决要副司令回来而后再听命撤兵，有的主张先撤兵后营救副司令，我们内部的意见颇有不同。无论是先撤兵而后再营救副司令，或者是先营救副司令而后再撤兵，我们必须意见一致，团结起来，这样才能有力量，对于副司令，对于东北军才能有好处；否则，只凭个人意见，不能集思广益，不能在一致意见之下团结起来，对副司令、对于东北军一定只有坏处。今天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好好地仔细谈谈，使我们东北军的意见能够达到一致，然后根据这个一致的意见，大家坚持团结，努力奋斗。我想，这样才能够达到营救副司令的目的，才能够使东北军走上光明的前途。现在就请大家好好谈谈。”
    首先发言的是何柱国，他说：“根据现在的形势，我们只应服从中央的命令，先把总部退到邠县，渭南前线部队撤往高陵以北，然后，如实行甲案，我们就开往甘肃；采取乙案，我们就开往安徽，这全在我们的决定。我们接受中央的条件先撤兵，这表明我们东北军还是尊重中央、服从中央命令的，中央也就不会认为东北军与他们为敌了，这样，一定能得到中央的欢心，中央也就容易接受我们的请求，到那时，再设法请放副司令，为时不晚。”
    何柱国的理由是：“如果我们拒不撤兵，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必定要引起僵持局面，进一步要引起战争，战争一起，对于副司令，对于东北军都是不利的，因为东北军绝打不过中央军，战争之中，他们当然不能放副司令回来，战争完了，东北军失败了，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了。那时东北军的前途会更加暗淡。因此，我们现在应该避免冲突，服从中央。况且，副司令发动双十二事变的目的，是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以后的放蒋、送蒋也不外为此目的，到南京后副司令还屡次带信来，要我们和平解决。我们现在放弃坚持，应该说是尊重服从副司令的指示，符合副司令发动双十二事变的心愿。假如因为我们在这件事上处理不当，内战爆发，那将陷副司令于极大的痛苦之中了。所以，为各方面的利益前途着想，应当听从中央的命令：撤兵。”
    最后，何柱国强调，他的话也是王以哲的意思。
    元老派讲完了，代表少壮派发言的，依然是应德田。应讲的很长，核心的意思就是张学良不回来，决不撤军，不惜一战。在发言中，应德田反问大家：
    “关于营救副司令的问题，为什么说东北军应当而且必须首先积极主动地坚持呢？我们知道，西安事变捉蒋，是以副司令为主，杨主任为辅的；放蒋、送蒋，更明显是以副司令为主，杨主任和共产党代表团为辅的；在三位一体的团结之中，也是以副司令为最重要的中心人物。所有这些表明，这不只是由于东北军人多势大，而是因为副司令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态度都是积极的、行动都是主动的关系。现在营救副司令，当然也必须还是由东北军积极主动。只有这样，十七路军杨主任和共产党代表团才能一同坚持。如果东北军不坚持营救副司令，那么十七路军杨主任和共产党代表团还怎么坚持呢？”
    应又说：“还有，不用说，谁都明白，副司令是我们东北军的领袖，并非十七路军的领袖，更非共产党红军的领袖，我们的领袖被扣，我们为什么不应当比别人更坚决地营救呢？况且，副司令与杨主任联合发动事变，实现了拥护蒋介石、联合共产党、团结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对于国家有极大的功勋。这样的领袖不仅他个人有远大的前途值得我们拥护他，营救他，而且副司令对于东北军的前途，对于三位一体的前途，对于中国的前途，也都有着深刻密切的关系。对这样一个值得拥护爱戴的领袖，我们怎么能不积极主动、团结一致地营救他呢？”
    最后，应德田说，“十七路军杨主任是主张营救副司令回来的，因为杨主任知道副司令不回来，他自己、东北军、三位一体都将不好办。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表示，他们了解副司令的重要性，为营救副司令，如果我们东北军能够意见一致，团结一致，坚持营救，他们也和我们一同坚持，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后退，绝对不会对不起副司令，绝对不会对不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这两位朋友。现在三位一体是否能够团结一致地营救副司令，全在我们东北军自己了。在这最后的关头之下，我们是不是要下定决心不撤兵，坚持营救副司令回来呢？请各位贡献看法，讨论决定。”
    应德田不愧是应德田，这一番话说出来，大家都为他的气势所摄，在“我们是不是要下定决心不撤兵，坚持营救副司令回来”这样一顶大帽子下面，毫无疑问的，谁也没法站出来反对应德田的说法。
    所谓的讨论就此定板，除了董英斌、何柱国、应德田以外，别人基本就没怎么说话。据高崇民回忆，赴渭南开会时，高崇民与应德田等是坐一辆车去的，应在车上曾对高说：“高大哥，这次会议主要是看带兵官们的态度怎样，你不必讲什么话。”
    事实上大家亦没法说什么话了，高崇民说：“何柱国在东北军官中，本无威望，会场上各带兵的军官们都被应德田借口争取张副司令的话所控制，无人敢表示赞成何的意见。”
    据应德田回忆：“董英斌为了表示会议的重要，又因王以哲将军本人不在场，认为需要把决议写出来，同意决议的人都在上面亲笔签名，以便拿回去交王军长执行和作为以后执行的依据，到会的四十多人都亲笔在决议上签了名，备了案。”
        表面上看，东北军总算拿出了一个一致的意见，但是，于学忠、王以哲二人的缺席，却使这个个“一致”大打折扣，且埋下后患。
    1 月31日，于学忠终于来到了西安。
    于学忠因何到西安，谁请的，在大家的回忆中，各执一词。
    应德田的回忆是这样说的：“渭南会议之后，虽然有了一致通过的决议，但是，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却无意遵守，一意破坏这个决议。他们明明知道无条件撤兵的方案已经遭到全体东北军的反对，仍旧死不甘心，挖空心思寻找出路，他们图谋求救于东北军元老于学忠，争取得到他的支持，代他们发号施令。一月三十一日，王、何派飞机把于学忠从兰州接来。”
    但是，高崇民的回忆，却与应德田的说法正相反：“于学忠之来西安，是因为一方面西安与潼关谈判好了的条件须要执行，而一方面西安还在和战未决的状态。杨是支持少壮派的意见，但对东北军高级将领如缪澄流、刘多荃等又无把握，少壮派应德田等拟利用于学忠代替王以哲，他们以为于学忠老实，容易包围，故希望于来西安作主战的最后决定。”
    比较起来，还是孙铭九说得最实在：“由于渭南会议的决议，不符合一部分高级将领的心意，所以他们不愿执行。应、孙等少壮派，则坚决主张维护渭南会议决议，并要求贯彻执行。在这样相持不下的情况下，王以哲就想出接于学忠来西安作主的办法。于学忠是张学良送蒋走前留下的手渝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于是派飞机去兰州接于学忠来西安。应德田等也认为于学忠对张是很忠实的，拥护于学忠可以贯彻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案。因此应德田亦愿意接于学忠前来西安主持一切。当时何镜华并准备于学忠来到时，即向其说明坚持争取张学良回来的意见。”
    不管大家怎么看于学忠，此刻，元老派和少壮派两方都在争取于学忠的支持是真的，于学忠是张学良“手谕”的东北军临时统帅，哪一方面把他抓到手，就可以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态势。
    于学忠一下飞机，听说王以哲一直生病，立刻就去看他。据孙铭九回忆，这时应德田马上让孙去“找在西安的东北军全体中级文武官员，都集合到王以哲家中来，向王、于等请求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
    孙说，当时先后到王家的有：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刘启文、杜维纲、陈旭新、刘佩苇、洪钫、孙铭九、应德田和何镜华等人。
    当时，“王以哲斜躺在床上，半侧起身子，下半身盖着被子，于学忠坐在王以哲的床边，何柱国坐在对面，童英斌坐在靠何柱国打横的一把椅子上，孙铭九站在靠近窗子一边，应德田在靠门口处，何镜华也在屋里，在外间房还有许多人挤不进来。
    会议刚一开始，工兵团长杜维纲就哭着说：“我们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屋里气氛马上变得十分凝重，大家都在等着听于学忠的态度。
    此时，于、王、何三个军长先是谁也不说话，然后又互相推，何柱国让王以哲说，王又请于学忠说。于学忠说：“我刚从兰州来，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还是请王军长说说罢。”
    对此，应德田说：“当时操东北军实权的是王以哲，故于学忠还是推请王以哲作决议。”
    王以哲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最后于学忠看总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于是说：“我再与王军长商议商议，你们大家都先回去吧。”
    当天晚上，由杨虎城召集，召开了“三位一体”的联席会议，由于王以哲生病，只好把会场由新城大楼搬到王以哲家中，就在王的卧室开会。
    参加会议的人员，根据应德田回忆：
    十七路军：杨虎城；
    东北军：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据张政枋回忆，还有董英斌）；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
    旁听人员：在里屋的是应德田、何镜华，因房间太小，外屋还有张政枋、刘启文、杜维纲、刘佩苇，邓玉琢等人。
    会议由杨虎城支持。
    决定东北军命运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大家却谁都不说话。应德田说：“会场上呈现出少见的长时间沉默，谁也不先讲话。”
    杨虎城只好请周恩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可想而知，周恩来能说什么？于是周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面的意见为意见，还是你们先讲好。”
    应德田说，当时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你推我，我推你，拖了一个来钟头，最后还是杨虎城将军打破了这尴尬的场面，他说：‘孝侯（于学忠字），你先说说吧！’”
    于是于学忠说：“我刚从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到西安后，才知道在营救副司令一事上东北军内部存在着两种对立的主张。我觉得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不撤兵恐怕会引起战争，战争一起，对副司令，对东北军，对三位一体都不利，应该按照鼎芳和柱国的意思办！”
    于学忠讲完，杨虎城又请王以哲说，王说：“我和柱国自来就是主张暂时不必坚持要求救副司令回来的，坚持要求，不撤兵，等于给中央施加压力，一定会使中央认为我们还在与他们对立，怎么能放副司令呢? 其结果会导致中央军进攻我们，我们怎么能胜过中央军呢? 打不过，副司令怎么能回来呢? 我们不是白白付出牺牲吗? 先撤兵，服从中央命令，以后可以慢慢设法营救副司令。”
    接着，何柱国发言支持王以哲的看法。
    至此，参加会议的三个东北军代表，都发表了一致的意见，即先撤兵而后救张。
    杨虎城看到东北军的三个军长都拥护先撤兵的方案，只好说：“我一直认为副司令不回来，委员长答应的诺言就不能说没有问题，我们这里极需副司令回来主持，因此，我倾向于坚持先救副司令后撤兵的方案。现在，孝侯、鼎芳、柱国代表东北军都认为先撤兵有益，那么，我们与以往一样，愿与东北军一致。”
    杨虎城说完，就请周恩来讲话。周说：“我们原来认为先撤兵而后设法救副司令的办法是对的，不过，你们两方面都有许多人坚决主张先救副司令后撤兵，为了三位一体的团结，也考虑到副司令在东北军和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致主张，一致坚持，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原来的意见，和你们一致坚持。现在，你们两方面既然一致了，我们当然也和你们一致。”
    在发言的最后，周特别强调：“请你们千万要注意内部的团结，设法说服你们的干部，否则会发生问题。”
    对 1月31日的会议，张政枋的回忆，与应德田的不完全一致。张的回忆，虽然没有应德田那么详细，却更加传神，故而似乎也更加可信一些。
    据张政枋说，当晚首先发言的是何柱国，他说：“今天我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对和战问题听大家的。”
    第二个是杨虎城：“咱们十七路军兵少力量小，打不打听东北军的。”
    第三个是于学忠：“我的几个师都在兰州，要打我的队伍也来不了。”
    第四个是周恩来：“在荆紫关以内我们有点队伍，但数目不多，打吧，帮助也不大，我想张副司令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八项政治主张，主要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打起内战来，就要兵连祸接，替日本鬼子造机会，对张副司令的主张有些不符合，请大家考虑。”
    第五个是王以哲，据张政枋回忆，“他（指王以哲）躺在床上，用两只手托着头说，打就快打，和就快和，既不打又不和，没有准主意，耽误大事情。”
    第六个是董英斌，董的态度反而很鲜明，他说：“必须打。不打，副司令回不来，东北军就要垮台。”
    张政枋说：“在会议过程中，甲说几句，乙讲几句，你推我，我推你，莫衷一是。最后于学忠作结论说，糊里糊涂和了就和了吧，如何进行和谈，明日上午十时大楼（杨虎城办公大楼）开会大家研究。”
    张政枋是西北总部粮秣处处长，散会以后，当于学忠由里屋走到外屋时，张政枋拦住于，问他：“糊里糊涂和了吧，粮秣如何安排? ”
    张政枋说：“他（指于学忠）带着不愉快的颜色说，开会再讨论，就拂袖而去。大家也就糊里糊涂散了会，各自回去了。”
    根据张政枋的回忆，当董英斌讲话时，应德田曾发言表示支持，但这个说法却被应德田本人否认了。多年以后，应是这样回忆的：“在三方面讨论过程当中，如果我争取发言，是能够得到允许的，而且还必定能够吸收更多的人参加，两种意见都能充分地讨论，尤其是那些心里并不赞成撤兵的人可以畅所欲言，尽述自己的观点，敞开自己的思想，不管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决议，都会使大家心平气和，团结一致，三位一体将会更加巩固。然而，我没有这样做，错过了这个机会，这也是我当时考虑不周吧。”
    1 月31日的王宅会议，完全推翻了渭南会议的那份所谓“决议”，“糊里糊涂和了就和了吧”，一晚上的讨论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应德田等人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
    一场惨祸由此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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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11-9 06:19

35、附：二二兵变

    事情的发生，并非毫无征兆。
    早在 1月31日，渭南前线的 105师师长刘多荃就接到了一封奇怪的电报，说王以哲已经被杀掉了，让前线的将士服从命令。
    很奇怪，这通电报，并非出自东北军之手，而是由十七路军的电台发出的，因此，刘多荃给西安的王以哲写了一封信，让自己的副官拿着信和电报交给王，让他注意安全。同时，刘又打电话给杨虎城，请杨保护王以哲的安全。
    另外，远在高陵前线的57军军长缪徵流也收到了同样的一份电报，缪也给杨虎城打了个电话，请他加强对王以哲、何柱国及于学忠等人的保护。
    对此，高崇民事后分析：“假如当时缪、刘接到电报后，立即请杨主任严行追究，加以镇压，则二二惨杀事件或者不发生亦未可知。因为该电报之用意，显系试探前方将领对于杀王的态度如何。”
    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按应德田的说法，渭南会议的召开，就纯粹是为了了解带兵将领的态度的。因为不管是打还是和，都要靠直接掌兵的军长、师长们，特别是正处于与中央军对峙前线的缪徵流和刘多荃，他们的态度十分重要，光是靠应德田、孙铭九等几个内务军官，是搞不起大风浪的。
    实际上不用刘、缪提醒，杨虎城已经发现了问题。
    也是在 1月31日，十七路军的几个年轻军官旅长王劲哉、许权中、孔从洲；团长任云章、李振西和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等六人来到新城大楼。他们是来找杨虎城“请愿”的，王劲哉当场痛哭，要求与中央军开战。
    当时杨对他们说：“我们要顾全大局，要先求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不要授敌以隙，快回去好好招呼部队，不要轻举妄动。”
    这几个人闹了这么一出，再加上刘、缪的电话，杨虎城警觉起来。据杨的卫士长白志钧回忆，2 月 1日一早，杨虎城令他派车去接几个人，这些人包括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十七路军第38军军长孙蔚如、还有东北军的军长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国，让白将他们接到新城大楼保护起来。
    白说，当时他两次去接王以哲，都被王拒绝。杨虎城听了，亲自到王以哲公馆去接他，王仍不愿去，杨只好作罢。
    王以哲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好揣测，但总归是托大了，不相信自己东北军的这些年轻人能干出以下犯上的事来。
    王以哲错了。
    在东北军当中，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但有，而且还为数不少；不但东北军当中有，十七路军当中也有。
    2 月 1日上午10点，东北军会议在新城大楼召开，何柱国、王以哲都没有到会，由于学忠主持，他首先传达了头天夜里王宅会议的精神。据张政枋回忆，“传达后所有出席人员，都鸦雀无声，没人响应。”
    这时，于学忠说：“我于家受张氏父子两世深恩，打吧，怕打不回来；不打吧，也怕回不来。”说罢就放声大哭起来。
    于这一哭，会场上更热闹了，张政枋说：他们都痛哭流涕，大声疾呼，有的向于学忠跪下，坚决请求要打。如果怕一时打不回来造成兵连祸接，最低限度也要坚持接受甲案，把队伍调集平凉、洛川一带，西和兰州于学忠部联系，北和陕北红军联系，同时和十七路军也不脱离联系，保持三位一体，再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副司令，如果不放，那时再打也不箅晚。总之，坚决不接受调两淮流域的乙案。
    这样，会议决定通过接受甲案的要求，并决定“西北总部”一部分和交通、粮秣两处先向平凉开始移动，归我（指张政枋）暂时负责，特别指出同时把粮秣也向洛川运送一部。
    张政枋说：“会议结束后，已是正午十二点，大家回家吃饭，准备下午按计划实施。一出绥靖公署大门，就见到大街上左一伙右一群士兵堵着汽车盘问不让过，因我和副司令卫队营官兵平素有些认识，才得放行回家。”
    气氛已经不对头了。
    当天晚上，在金家巷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开了一个会。
    开会的缘由和参加会议的人员。何镜华是这样说的：“我从何柱国家中出来，就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找抗日同志会负责人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商谈。”

    按：何镜华，东北军骑兵军副官处长。

    但是，孙铭九的回忆与何说的不一样，孙说：“二月一日晚，何镜华和应德田找我到张副司令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谈话。房中只有我们三个人。”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也说是三个人：“这天（指 2月 1日）晚间，我正在随从参谋秘书室的办公室里的时候( 西安事变后，我虽然任第四处副处长、政治处处长，但还时常到这里来，尤其是晚上 )，何镜华、孙铭九也先后来了。

    按：张学良刚刚入陕的时候，参谋秘书室负责人是孙铭九，1936年 9月，孙转任卫队二营营长，应德田接替他负责张的参谋秘书室。12月12日，事变发生的当天，张任命应为西北总部第四处（即政训处）上校副处长。
    接着，张学良、杨虎城仿照红军的做法，取消政训处（政训处长曾扩情早已抓了起来），成立政治处，任命应德田任政治处少将处长。
    应的政治处下辖组织、宣传、总务、民运四个科。其中民运科科长即共产党人罗瑞卿。应德田说：“罗瑞卿同志系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因为联合抗日合作关系，周恩来副主席介绍他来暂任这个科长的职务，指导并帮助我们做民众运动的工作。”

    但是，在应德田的另一篇回忆文章《二二事件纪实》中却又说：“这天晚问，我正在副司令公馆随从参谋秘书室中的刚候，何镜华、孙铭九、苗剑秋先后都来了。最近这些天为营救副司令，晚间我们时常到这里来谈谈。”
    这个说法与何镜华的说法一致，多了一个苗剑秋。
    实际上，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苗剑秋并不在西安。
    苗剑秋其人，以放言无忌，无法无天著称。高崇民也是留学日本回来的，看苗剑秋看得很透彻，他说苗“热心名利，狂妄自负，以不讲礼貌，大言不惭，为追求名利的手段，因有苗疯子的外号”。
    应德田也说过：“他（指苗剑秋）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豪放、直率，谈论自己的意见没有拘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是怎样理解的，就怎样谈。”
    1936年 9、10月间，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为掩人耳目，凡是谈论“联共抗日”的、议论蒋介石的，张学良令孙铭九一律羁押起来，省得他们在外边“胡说八道”，泄露“天机”。
    苗剑秋就是这么一号人，当时他正在张、杨搞的“王曲训练团”当教官，经常公开讲“剿共”不对，并大骂蒋介石。张学良为了避免被老蒋找到借口，命令孙铭九把苗看管起来。
    应德田回忆，苗剑秋被软禁以后，非常不满，经常吵吵闹闹。适逢蒋介石刚刚到“王曲训练团”讲完“攘外必先安内”，于是，训练团教育长黄显声和孙铭九商量，把苗剑秋暂时放出来，让他到训练团演讲，以消除蒋介石讲话的负面影响。
    苗剑秋正郁闷得不行，有人让他讲课，岂有不大讲特讲之理。据高崇民回忆，当时苗讲演的主旨是这样的：“有人讲，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叫我们不要打日本，而去打共产党，讲这种混帐话的人，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才对。”
    这一段，应德田也有回忆，他记载得更详细，苗说：“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荒谬的。昨天竟然有人在这里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要我们不去抗日，不去收复东北，要我们做亡国奴，为他专门打内战，打共产党，自己杀自己。他这是放屁! 现在，我们东北被占领了，我们东北人变成亡省亡家之人了，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不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应该让他爬着滚出去！”
    在当时的微妙环境下，苗剑秋发表这样的言论，显然是授人以柄，摆明了就是要张学良的好看！所以张大怒，要枪毙苗剑秋，要严办放他出来的孙铭九。
    最后还是黄显声站出来说：“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应该惩办我，与苗剑秋和孙铭九无关，更不能枪毙苗剑秋，不要做那些亲者痛、仇者快，自己毁灭自己的蠢事。”
    张学良本不是真心要处死苗剑秋，于是苗秘密离开西安赴北平，后又去了日本。因此西安事变发生时，苗剑秋并不在西安，他是事变发生以后才回来的，当时张学良已送蒋去南京。
        不管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肯定有应德田和孙铭九两个人就行了，因为连应德田本人后来也承认，他与孙铭九两人，是“二二事件”的主要负责人。
    先说话的是何镜华，他说，他在何柱国家中看到，何的参谋刘本厚正在起草撤军命令，他建议：“我们是不是找人就去王以哲家中再向他谈谈呢? ”
    苗剑秋表示反对：“大家再到王以哲家中去说，是没有用的，因为王以哲不会听大家的话，更不会听我们的话。”
    接下来的事情，何镜华、孙铭九和应德田三个人都有回忆：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是这样说的：“何镜华提出请他们两人到副司令公馆来开会，然后像扣蒋介石那样把他们两人扣起来，孙铭九当即表示我们的力量办不到。于是又提出把他们两人杀掉的问题。事情太重大了，我虽然痛恨他们，也不反对这个意见，但十分犹豫，没有表示意见。苗剑秋也表示很犹豫。”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是这样说的：“这时何镜华提出象扣蒋介石那样把他两人扣起来，孙铭九当即表示，那是我们的力量所不及的。何镜华又提出把他两人杀掉，事情太严重了，我一时犹豫不决，没有表示意见，孙铭九也没说什么，三个人便沉默了。就在这悲哀愤慨又无可奈何的沉默之中，我们分别回家了。这时已近深夜十一时。
    应德田的两份回忆材料，意思基本一样，即：对王以哲等采取行动，出自何镜华的倡议；孙铭九表示有困难，力所不能及；应德田自己则犹豫不定。
    我们来看何镜华是怎么说的：“当时我们又研究怎么能控制住当前这个紧急的局面。孙铭九说：‘那么把王以哲干掉吧! 连何柱国也打死他。’我说：‘你想用什么办法打死他们，是用明的，还是用暗的？’孙铭九说：‘若用暗的，使用便衣刺杀，我对我的部下没有把握。不能用暗的，只有用明的办法，派部队去把他们打死。’
    对孙铭九的提议，何的态度是：“派部队打死的办法影响不好，各方面会引起反感。再者，王以哲在前几天已经把他的军部的手枪队，调来一部分，住在他家附近，已经有了戒备。就是能打死他，缪徵流、刘多荃和王以哲的关系最好，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撤兵，也是王以哲和他们事先就共同商量好的。如果王以哲在这个时候被打死，他们在前方一定会和我们对立起来，造成东北军内部的混乱，我们更不能控制整个局面了。”
    何还说：“我认为用打死的办法不好。为了控制住局面，好要求副司令回来，我主张现在就派人去把王以哲、何柱国都接到副司令公馆里来和他们商谈，并把他俩留住在这里，派人加以监视。同时，可由于学忠和董英斌来主持，立即召集前方缪激流、刘多荃和各师长到西安来与驻西安的师长、团长及处长们在副司令公馆开会，由大家商谈出一个共同的意见，根据渭南会议决议执行，再加上有同志会的影响，是能控制住东北军内部的整个局面的。”
    据何镜华回忆，当时，苗剑秋问孙铭九，对何镜华这个意见有什么想法，孙说：“要把王以哲、何柱国接到公馆里来，以后需要派人监视，我的人恐怕监视不住，我没有把握，这样做不行。”
    何镜华说：“我听到孙铭九这些语以后，对他很觉失望。应德田也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在这紧急关头，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也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决定，就散了。”
    从上面的材料看，何镜华的说法与应德田正好相反：是孙铭九主动提出要干掉王、何二人的；何镜华表示可以把他们控制起来，但反对杀掉他们；应德田没有表示明确态度。
    最后，该听听孙铭九的说法了：“何镜华首先说：‘只有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不同意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应该赶快想法去铲除他们。由你的卫队营先把王以哲监禁起来。……我看行。’我立即说：‘不行，办不到，现在恐怕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何镜华又说；‘派卫队营暗中除掉他们。’我没有立即答话，应德田表示同意，并示意我也应同意何的意见。我在思索中，何镜华又说：‘若不赶快决定，就来不及了。’应德田在旁催促我快下决心，我想：这件事是要卫队营去做的，也就是要我负责。在军队中我是下级，这样做是以下犯上。我们的目的是要营救张副司令，是为了抗日。张副司令是抗日同志会的主席……三人沉默相视，心情无限悲愤，好象大势已无可挽回。何镜华和应德田就再次催促我说：‘不快决定就晚了。’我站了起来，心乱如麻，不知怎么办好。当时何镜华和应德田并未提出下一步如何办，就这样不了了之。当时我们三人分开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
    在这段回忆中，孙铭九传递出来的信息很明确：何镜华最先倡议杀掉王、何，且连续出了几个主意，态度非常坚决；应德田明确支持何镜华的意见。孙铭九本人则比较犹豫。
    大家都在回忆几十年以前的事情，当然不能完全排除记忆上的误差。但是，三个人的回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在努力地撇清自己，谁也不肯承认自己首先提出杀人。
    但不管怎么样，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当晚，何镜华、应德田、孙铭九、可能还有苗剑秋，几个人曾议论到用杀人的方式解决问题。
    第二，杀人的任务要由孙铭九承担。
   
    按：孙铭九原任张学良参谋秘书室中校参谋，“艳晚事件”后改任卫队 2营上校营长，卫队 2营是负责张学良及“西北剿总”直属机构的警卫工作的。另外还有一个卫队 1营，营长是王玉瓒。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为加强保卫工作，张学良以原第 1、第 2两个卫队营为基础，成立特务团，孙铭九为上校团长。后来，为加强抗日力量，张学良又成立“抗日先锋队”，任命孙铭九为总队长，少将军衔。接着，原军警督察处处长谢珂辞职，张又任命孙铭九为军警督察处处长。同时，孙铭九还是“抗日同志会”的行动部部长。

    由于张学良的东北军都分驻于陕、甘各地，因此，孙铭九是东北军在西安唯一的带兵将领，也可以说，孙铭九是此刻西安城中最有权势的人了，因为只有他手下有部队。应德田、何镜华都是内务军官，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是搞政工的。苗剑秋则根本不是东北军的人。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孙铭九知道，如果要对王以哲等动手，肯定要由自己来承担这个任务，换句话说，出主意的是别人，挨骂的是自己，而且，万一搞不好的话，掉脑袋的可能都有。
    孙铭九在回忆中所说的“这件事是要卫队营去做的，也就是要我负责”，正是他的顾虑。
    别人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孙铭九不能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第三，当晚的会议，“不了了之”，“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决定，就散了。”
    这是1936年 2月 1日到 2月 2日的夜间。
    何镜华说：“我们三人离开张公馆时，已到深夜十二点钟了。”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说：“就在这悲哀愤慨又无可奈何的沉默之中，我们分别回家了。这时已近深夜十一时。”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则说：“时间已是深夜十一点多，四个人就在这悲哀愤慨而无可奈何的沉默中分别回家了。”、
        孙铭九说：“当时我们三人分开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
    1937年 2月 2日。
    这天上午，在孙铭九的家中，又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是怎么开起来的，谁召集的，高崇民在他的回忆《西安事变》中很明确地说：“杀王的早晨，应德田、孙铭久先召集特务团某些干部到他们的住处”，但高并不是当事人，也没有明确地说明他的消息来源。
    我们还是听听当事人的说法吧。
    可惜，当事人们，又是公说公的、母说母的。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说：“二月二日早晨八、九点钟，许多东北军干部来到我们的院子，聚在孙铭九的屋中，我也去了。”
    这句话完全是中性叙述，看不出是谁支使谁，但话里话外的意思，似乎是大家自发来的。这个可能有，因为自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特别是张离开西安以后，以应德田坚决救张、不惜一战的坚决态度，已经使东北军中的许多年轻军官将应德田奉为头脑，而应、孙二人是密不可分的。
    警卫团代理营长、在西安事变当天杀死蒋孝先的商同昌也参加了这个会，他说：“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早晨，我到孙铭九家去开会，参加的约十五人上下。”
    按商同昌的说法，既然他是“到孙铭九家去开会”，那就肯定有人召集，否则不叫“开会”。
    按说，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孙铭九，因为会是在他家开的嘛。我们听听孙的说法：
    “二月二日早晨很早的时候，应德田又告诉我去找东北军的少壮派刘启文( 一一五师师长 )、杜维纲( 工兵团团长 )、刘佩苇( 炮团团长 )、邓玉琢( 参谋处处长 )、孙东园、贾国辅、孙聚魁和商同昌等许多人到我们家中来开会( 我与应德田住同院 )。”
    照孙的说法，很显然，这个会是应德田召集的，只不过“会场”设在孙家而已。况且，孙、应二人住一个院子，在谁家开，没有什么区别。
    对此，在应德田的回忆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在其正文之下，应加了一个注解，分析了当天上午的情况，仍坚持认为大家都是自发来的，他说：
    “在我的记忆中，二月二日上午来这么多人，是他们因为悲哀愤慨，没有办法而自然来找孙铭九和我的。那时候，东北军中几乎普遍公认孙铭九和我是东北军中联共抗日、忠于副司令的中心人物，他们在悲愤中来找我们是很自然的。孙铭九在上海写的材料中也是这样回忆的。他来京时，我和他谈过这个情况，他说他已记不清楚，后来他又说自然地来这么多人，恐怕不合理，不易见信，他觉得可能是我们两人合计后他派人找来的。”
    对孙铭九的说法，应仍然否认，他说：“我记忆中，这事件之前，我们没有对找人的事进行过商量，依照当日来的那些人看，不会是找来的。”
    应分析说：“我们找，应该主要是找同志会的人和抗日先锋队的人、特务团军警督察处和政治处的人，而那天来的，如杜维纲、刘佩苇、邓玉琢等既非同志会会员，又不是上述几个机关的人。孙东园是同志会会员，还是共产党员，但他的住处我们当时都不一定清楚，他时常流动。”
    但是，应德田自己也认为：“可是如果说没有找就到了那么多的人，也似乎不可能，到底如何，很难判断，我只是凭自己的记忆如实地写出来。”
    根据当事人的这些回忆，基本上可以判断：当天的会，肯定有召集人，最起码是应德田、孙铭九二人、或者是孙根据应的要求，召集了一部分人。这些人是应、孙二人可以直接指挥和控制的人员，如应德田的抗日同志会和“西北总部”政治处；孙铭九的“抗日先锋队”以及军警督察处这几个机构的人员，而绝全不是大家自发聚拢的。
    还有一部分人，则可能是与会者间接找来的、或者是关心时局，听说有这样一个“聚会”，来了解情况的。
    同时，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些年轻人，彼此气味相投，对“和战”问题均持激进态度，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有点类似于“愤青”。
    既然是“愤青”之间在讨论问题，那么讨论的结果，能有多少理性的成分，就很难说了。
    参会的人员，孙铭九只是说“人很多”，商同昌说有15个人左右，应德田记载得最详细：
    “有一一五师师长刘启文、参谋处副处长邓玉琢、工兵团团长杜维纲、炮兵团团长刘佩苇、军警督察处督察长文英奇、骑兵军副官处副处长何镜华、抗日先锋队参谋长、分队长、特务团营长、连长赵龙涛、乌庆麟、周锟、贾国辅、黄冠南、商亚东，王协一、华国璋、于文俊、魏治国、朱云飞、孙聚魁、孙我权等。此外，还有苗剑秋和孙东园，连孙铭九和我在内约三十多人，几乎站满两间堂屋。”
    大家聚齐以后，商同昌说，会场上最突出的是杜维纲，“痛哭流涕”，“表示不惜牺牲一切，非把张副司令要回来不可。”
    就这样，话题从营救张学良开始了。
    有人说：“现在就退兵，副司令算回不来啦，怎么办呢?”
    有人答：“副司令不回来，东北军不好办! ”
    孙铭九说：大家来了以后，“你言我语，都对王以哲、何柱国极为不满。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张学良的。”
    有人问：“为什么他们不愿副司令回来呢? 莫非他们俩真被蒋介石收买了? ”
    “蒋介石骗他们说给他们省主席，他们就真不要副司令了。”
    “杨主任还坚决要求副司令回来，他俩反不愿意，到底是什么心！”
    “共产党红军代表团都知道副司令重要，表示可以和我们一同坚持，王以哲、何柱国为什么就不能呢? ”
    “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执行渭南决议? ”
    “他们违背渭南决议，就是反对东北军，我们不能答应! ”
    很多时候，人的情绪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且越是年轻人，越易于在外界的影响下失掉自我。2 月 2日的会议就是如此。
    就这样，在彼此的互相影响下，大家越说越生气。按应德田的回忆：“这时候，大家痛恨王、何的心，真可以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声鼎沸，愤怒一浪高过一浪。”
    终于，有人提出了一个可怕的建议：“太可恨了，我们应当惩治他们。”
    马上有人附和：“他们出卖副司令，出卖东北军，出卖我们，我们应当除奸，杀掉他们。”
    据商同昌回忆，应德田的意见是杀掉王、何二军长，其观点是，“杀了王以哲、何柱国守住西安，就可以把张学良争取回来。”
    令人奇怪的是，此时，持反对态度的，却是一惯思想激进、做法极端的苗剑秋，苗剑秋的观点是，“王以哲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条件，大势已去，就算杀了王以哲、何柱国也不能扭转局势了。”
    商同昌回忆，为此，应德田与苗剑秋争论起来，二人彼此都无法说服对方，而另一个中心人物孙铭九则“在会场上踱来踱去，没有主见。”
    后来，孙见他俩始终拿不出一致意见，于是很烦躁地说：“唉呀! 倒是怎么办? 我看我这个脑袋非叫你们弄掉不可。”
    到最后，商同昌说：“因为参加开会的人，除苗剑秋一人外，全都同意杀王以哲、何柱国，守西安争取张学良回来。苗剑秋就收回了他的意见，服从大家的意见。”
    另外，商同昌说，会上，还有人提出要连于学忠一起杀掉，商还说，可能就是应德田提议的，但商也不敢肯定，记不清了。对此，大家都不同意，“认为杀了于学忠就没有人指挥东北军了”。
    当时，大家还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杀掉王以哲之后的善后，应德田提议由67军副军长吴克仁接替王以哲，大家都同意。
    第二，谁来守西安？孙铭九说；“105 师师长刘多荃跟副司令多年，副司令待他很好，我看可靠。”接着孙又说：“一一五师刘启文师长是我们( 同志会 )的人，刘桂五也没有间题。”
    苗剑秋则说：“周恩来说红军部队已开到咸阳( 三原 )北山一带。我们同国民党军队打起仗来，红军是能够帮助我们的。”
    事情就此定板。
    “会议”的最后，应德田以主持人的身份问大家：“到底该怎么办呢? ”
    “杀掉他俩! ”
    应又问孙铭九：“照大家公意办行吗? ”
    孙铭九说：“好！”
    应德田再一次问大家：“除掉王、何，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决议，坚持营救副司令，大家同意吗? ”
    应说，当时“屋内一片齐呼”：“同意! ”
    应又问：“有人不同意吗? ”
    没有一个人反对。
    用应德田的话说：“就这样，一个不是正式会议的决定，在愤怒之中聚成的意志开始执行了。”
        ——血腥的杀戮即将开始。
    杀人的“决议”既已形成，下面要决定的就是谁来执行，谁来办这件挨骂的事？
    应德田是文人，长于鼓吹，登高一呼是他的长项，杀人，他还不是这块料。
    苗剑秋，那就加个“更”字，比应德田还能“吹”，连老蒋，苗都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声称要让他“站着进来，滚着爬着出去”，但也仅仅是说说而已，真要动刀动枪，那是不行的。
    “三剑客”当中，堪称“文武双全”的，只有孙铭九，大家不要以为孙不过赳赳武夫而已，人家那是正牌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这在当年是响当当的学历——老蒋以军委会委员长之尊，在日本也不过读了个东京振武学校而已嘛，那才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

    按：奉军，乃至后来的东北军，与其他军阀部队相比，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就是他的各级军事指挥员，基本都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老一辈的，以保定军校和东北讲武堂出身居多。中下级的青年军官当中，除了像孙铭九这类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以外，还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还有留洋的。这一点，像冯玉祥的西北军等等，是没法比的。
    但也正因为如此，造成东北军中分为保定系和东北讲武堂两个派别。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东北军的这些青年军官，由于受过西化的教育，思想比较“活跃”，头脑中传统的东西比较少，参与意识比较强，自我感觉良好，“敢想敢干”。当然，这与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性格和作为，也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孙在“抗日同志会”中、在东北军中的特殊位置，大家都认为孙铭九是做这件事情的不二人选。
    但孙铭九并不想去——孙也不是傻子，作为一个军人，以下犯上，总归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因此，最初，孙铭九推67军 115师师长刘启文去，理由是刘的官阶比自己高。
    应德田善解人意，看出孙铭九的心事，怕自己“师出无名”，日后挨骂，所以他告诉孙：“我要写一篇宣言作传单，说明王以哲的罪过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副司令，所以要铲除他……。”
    孙铭九看大家“公意”已决，只好应承下来。
    孙铭九活了91岁，日后的多少年，不知道孙铭九怎么想这天发生的事——主意是应德田出的，自己却在前面顶缸，甚至会因为这件事而青史留名。
    杀王以哲的任务，孙铭九交给了商同昌，孙告诉他，叫警卫团第 5连连长于肇中( 原名于文俊 )带一个排去杀王以哲。并叫商通知第 7连连长王协一，同样带一个排，去杀何柱国。
    据商同昌回忆，为防止有人通风报信：“会议决定杀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以后，除了执行任务的人以外，大家都暂时别离开这里。”
    王以哲是军人，不像咱们普通老百姓家，说去就去，人家家里是有警卫的。因此商同昌接受任务以后，就准备到粉巷二十七号王以哲家附近去看看地形，了解一下警备情况。
    军警督察处处长文英奇是开着车来的，于是文主动提出，让商坐他的汽车，两人一起去王家查看。
    商回忆说：“文英奇陪同我坐汽车在粉巷二十七号王以哲门外兜了一个圈子，看见他门口有两个警卫，拿着手枪，警卫很严，在对大门口外边的房子里住有一个排的兵力，机关枪上了子弹药盒。文英奇告诉我说：王以哲住在进门以后的右手房间里。”
    查看完毕，商回到营部，找来于肇中连长和他手下的戚排长，传达了孙铭九的命令，“并告诉他因为什么要杀王以哲，以及会议的概略情况。以后我告诉他们王以哲家的住址，警卫情况。”
    于肇中听了以后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
    “解决”王以哲的过程十分顺利。孙铭九说，于肇中出发后不久，就有人跑来报告说：“王以哲在家中己被打死了。”
    具体的情况，据商同昌回忆，是这样的：“我传达命令后，于连长、戚排长带一排兵坐大卡车到粉巷胡同口下车，然后列队唱歌通过王以哲家门口，队伍半过时，突然散开把门口警卫缴械，冲入院内，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因为王以哲家的警卫人员也有所准备，曾打伤了第五连的一个兵，子弹横穿两颊。
    商同昌是在于肇中出发大约十五分钟之后到王家的，于带他到王的卧室去看，商看到“王以哲倒在床上已死。”
    王以哲是被乱枪打死的，据高崇民说，王以哲“身中九枪死在床上”。
    这时，商看到院里还被绑着一个女人，就问于是怎么回事，于说这是王军长的太太。
    商同昌说：“赶快把她放开，这与她没有关系。”又对王以哲的太太说；“我们都是东北人，打死王军长，我们也都痛心。现在王军长已经死了，与你们家里人没关系，你们不要害怕，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成殓起来。”
    王太太听了，一边哭一边说：“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商同昌听了以后，当时“头嗡了一下”，于是马上责问于肇中，于低着头不说话，显然是他放纵手下抢了王家的财物。于是商说：“你赶快查清楚，把钱和金子给王军长家找回来，否则你负这个责任。”又对王太太说：“如果有这么一回事，钱我一定给你们找回来。”
    回营以后，商同昌召集第 5连官兵训话：“你们拿了王军长家里的金子和钱，张副司令回来我们怎么交代! 赶快如数交还，给王家送回去。”
    在商的追究之下，士兵们交回了一部分钱财（七条金子，一万八千元钱）。
    事后，商同昌向孙铭九报告了此事，孙让他把钱先存在营部，于是：“我就把这笔钱锁在我的办公桌里。”
    王以哲这边很顺利，人也杀了，钱也抢了。何柱国那边，却遇到了麻烦。
    前面说过，2 月 1日，感到西安气氛不对头的杨虎城，已经将“三位一体“中的主要人物接到新城大楼保护起来，因此，带着兵去“搞”何柱国的王协一扑了个空。王是下级军官，对东北军上层的动向无从了解，并不知道何柱国已经在前一天避走，还以为是有事外出，于是在何家中“蹲守”，并将情况向孙做了汇报。
    此时，商同昌正在向孙汇报杀王的经过，于是孙说：“据王协一报告，说何柱国没有在家。你到何柱国家去看看。”
        商同昌赶到何柱国家时，见到了“抗日同志会”的另一位重要干部何镜华，何正与骑兵军炮兵营营长刘士玲谈话。何见到商，就对他说：“何军长不在家，刘士玲说是到杨（虎城）主任公馆去了。”何还说，他正与刘士玲商量，让刘士玲把何柱国家里的枪集合到一块儿，装箱交给王协一。商“又问王协一连长，情况大致相同，我就回营去向孙铭九作了汇报。”
    何镜华并没有参加 2月 2日上午孙铭九家的“会议”，据何后来回忆，当天早晨，他的随从裴显庭曾对他说：“在寓所的特务团手枪营的守卫班长已接到连部电话，叫他们注意戒备，听说手枪营已出动，不知已发生了什么事情。”
    何镜华心知要出事，马上给孙铭九打电话，没有叫通，于是何当即直奔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何说，“在我到达时，见戒备森严，大门已经关闭。门卫手提机枪勒令我的汽车停下，叫我下车。有的认识我，请示门里的警卫长张学孟后，才让我进去。”
    何镜华进院一看，见院内各墙角和高台阶上都已架设了机枪。他问张学孟：“孙团长、应处长在这里没有? ”张说：“他们都不在这里。听说特务团发生了事情，已派部队去王军长公馆，详细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也不知将对于主席和谭副师长怎样行动。现在谭副师长已叫公馆里的卫士和刘凤德连长率他的手枪排将公馆警戒起来了。”

    按：“谭副师长”指谭海，实际上是张学良的副官长。谭与 105师师长刘多荃，都是张学良的高级亲随出身，属于最亲信的人了。1929年 1月10日，杨宇霆、常荫槐被骗到大帅府“老虎厅”，随即被乱枪打死，指挥“行刑”的，就是谭海。

    何镜华跟着又跑到孙铭九家，何回忆说：“他和应德田同住在一个院内。院门已关闭，门口也没有卫兵。我叫开门后，先到孙铭九住房。在他外屋，看见有特务团和先锋队的几个官佐，督察处的文英奇，还有刘佩苇等人，都在那里。我进到孙的里屋卧室内，才见到孙铭九。”
    何镜华也不是“外人”，于是孙一见他就说：“今早我们决定派出部队去王以哲、何柱国家中，打死他们两个。刚才接到报告，王以哲已被打死。”

    按：何镜华是何柱国的副官处长，在何镜华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及他在 2月 2日曾到何柱国家中一事。何柱国在事后的回忆中曾经说过，有人事先暗中向他示警，令他躲过一劫。从何的回忆略过此节来看，提醒他的有可能就是何镜华。

    据何镜华记载，当时孙还说：“何柱国没有在家里，听说他昨晚去新城大楼，没有回去。派王连长去新城大楼找宋文梅营长( 杨虎城的特务营营长 )接洽过，宋营长说不能进到屋里去打他，要等何柱国出来时再打，王连长现在那里等着呢。”
    这里要说到参与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人物——十七路军特务营长宋文梅。
    宋文梅，本名宋若璟，1910年生，陕西富平县人。
    1925年，宋文梅入陕西三原县立诚学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青团。1927年，宋考入陕西三原县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简称“三师”），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该校团支部书记。
    陕西三原县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陕西地区的重要发源地之一，1923年，三原的一部分进步青年成立了“青年同志共进社”，次年在原中央的指导下，改为”渭北青年社”，在他们的带领下，三原地区的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十分高涨。
    在校期间，宋文梅曾参与组织了著名的“三师学潮”。
    1928年 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三周年纪念日。“三师”准备以开纪念会的形式，对学生实施训导管教，对此，学校中的中共党团组织和进步师生决定发动学生抵制此次集会，学校训育主任魏博如闻讯后找到部分学生领袖大加训斥，并收集了主要参与者的名单，准备处理他们，矛盾有激化的趋势。与此同时，同样地处三原县的渭北中学又发生了驱逐校长杨少农的学潮。
    前面说过，1928年，是中国革命处于转折当中的一年，大革命在前一年失败，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整个中国陷入白色恐怖。因此，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案》中指出：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
    恰在此时，中央和陕西省委关于发动农民暴动的指示传达到三原。因此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三原县委：“在三原城应以赤色恐怖抵制白色恐怖，渭北中学学潮要坚决的领导，对杨少农应指定同志以非常手段对付之。”
    于是，中共三原县委学生运动负责人武廷俊找到”三师”的几个学生领袖，商量对策，这几个学生领袖，宋文梅是一个、还有一个叫程建文，再有一个，就是习仲勋同志。
    习仲勋、宋文梅、程建文三人，早有渊源。他们三个人都是陕西省富平县都村附近的人，同是立诚学校的毕业生，因此在学校里，素有“都村三杰”的美称。其中，习仲勋、程建文是同一届的，宋文梅则比他俩早一年入校。
    相比之下，宋文梅与习仲勋的关系就更加非同寻常，宋不仅是习的好友，还是习的入团介绍人。1926年 5月，13岁的习仲勋，就在宋文梅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宋文梅、程建文考入“三师”，习仲勋则考入富平县立第一高小。次年，在宋文梅的极力鼓动下，习仲勋转入“三师”，就这样，三个好友，在“三师”又聚齐了。
    经武廷俊与“都村三杰”商议，准备以投毒的方式，杀掉魏博如。
    在今天来看，这样的一个决策，不论从那个角度出发来看问题，都过分了。但是，在“以赤色恐怖抵制白色恐怖”、“以非常手段对付之”这样的指导思想来看，是顺理成章的。
    任务由程建文来承担，程找来了巴豆，投入食堂的饭菜当中，最终导致一些教师中毒，但没有死人。
    这个事情，就是“三师学潮”。
    投毒事件，可以想象，后果很严重，武廷俊、程建文、习仲勋等人先后被捕，只有宋文梅幸免。
    习仲勋等人被送到西安，押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军法处。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就是宋哲元，他同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军法处处长，正是第四方面军少将参议萧振灜。
    这天，萧振灜来到看守所视察，习仲勋示意同学们向他提出释放要求，萧振瀛看到学生们都不吃饭，就问“为什么蹲着不吃饭呢？”
　　学生们说：“我们都是正在上学的学生，也不知道犯了哪条法？关这么久，既不判，又不放，家里父母担惊受怕，我们也吃不下饭。”
　　“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不明不白地关了这么长时间，父母一直不知道消息。再不处理，我们都不吃饭。”
　　萧振瀛听了，想了想说：“你们不要着急，待我给宋主席报告后，就放你们回家。”
　　此后，萧振灜果然带着学生们去见了宋哲元，宋给学生们做了一番“工作”：“过去总司令（指冯玉祥）路走错了，以至使后来的青年误入歧途，现在么，只能回头是岸。”又说，“我们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把国家建设好。你们要好好读书，将来为社会服务。”等等。
    最后，宋哲元说：“已经好几个月了，你们的父母日夜在等你们回去，现在就可以回去安慰家人了。”
    不久，除武廷俊以外的学生均被释放。武廷俊是习仲勋的入党介绍人，临分手前，武特地叮嘱习仲勋：“我的案子未决，三原近期的情况也不清楚。但我们在看守所的情况，以及介绍你入党的事情，宋文梅是知道的。你出去以后与他直接联系。”
    习仲勋没有想到的是，此一去竟成永诀，武廷俊后来不久即患病而逝。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们10个人在三原被捕同狱，而武在三原狱内又是我们 9人公认的领导人。在西安军法裁判处，我们 9人相继出狱，只留他一人还未判决，不知道前途如何？”
    宋文梅离开“三师”以后，参加了刘志丹等人发动的渭华起义，起义失败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同志去学习军事，为日后的武装斗争做准备，其中就有宋文梅。
    其时，习仲勋刚刚被释放不久，于是宋文梅就来找他，对他说自己要考中央军校，约习仲勋一同去报考。
    在狱中，由于条件糟糕，习仲勋患了严重的湿疹，不良于行，于是他对宋说：“我的组织关系还没有接转，武延俊在三原狱中介绍我入党一事还得不到证明，即使我身体允许，恐怕要经组织同意和介绍，才能同你一起走。”
    宋文梅说：“你在三原狱中的情形和由武延俊介绍入党及作为跨党分子一事，我在三原时已从杨树荣那里知道了，这次我从省上回来，也知道你们相继出狱。我去县上时，会把这些情况告诉党组织。你现在还不能走动，我还要找胡希仲等人，以后我还可以和你一同去县上谈情况。”
        从此二人分手，再相见，已是二十年以后的解放前夕了。
    1930年 5月，宋文梅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中央军校第八期炮科。

    按：所谓“中央军校”，就是移到南京的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刚刚成立的时候，其正式名称叫做“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到1926年北伐前夕，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其时，在校就读的学生为第五期，第六期则刚刚开始招生。
    同年，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在武昌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所有随北伐军出征的黄埔五期的工、炮、政三科学生全部移至武汉继续就读，这样，黄埔军校就成为黄埔、武汉两地办学。
    1927年，蒋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当年年底，在南京筹备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开始招收第七期学员。同时，国民革命军后方留守主任李济深以黄埔军校副校长的身份在广东也开始招收第七期学员。至此，中国就出现了三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到1928年 3月，蒋介石将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中央军校”，以作为黄埔本校的延续。
    宁汉合流以后，对三地的军校学生采取一概承认的办法，统发文凭，因此，军校前七期的学员，在习惯上，都可以称之为“黄埔生”。
    到1930年 9月，第七期学员毕业，分发各地部队。9 月 7日，蒋介石明令“埔校着即停办”。因此，虽然南京“中央军校”是黄埔军校的延续，但是，从第八期学员开始，就不能说自己是黄埔生了，只能说毕业于“中央军校”了。

    1932年 1月，淞沪抗战爆发，宋文梅等在军校就读的共产党员感于时局，离开中央军校去了北方参加抗日，后加入了吉鸿昌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也就是特务处在天津行刺吉鸿昌的同时，国民党在平、津等地抓了许多共产党员。
    据西安绥靖公署参议郭增恺回忆，在此期间，“杨将军得悉后，即派赵和民前去设法营救，并将徐全忠、支应林、贾振中、周茂兰、尹心田、宋文梅、张希钦、李锦锋、李醒吾等抗日同盟军军官（均系中共党员）秘密接进西安，供给一切生活费用。”
    就这样，宋文梅等一大批共产党员进入了十七路军。不久，杨虎城任命宋文梅为特务营营长，张希钦、李锦锋、何永安、李醒吾、席珍儒等基本上都在他手下当连长，特务营成为了共产党在十七路军的大本营。
    郭增恺回忆：“后被蒋介石发现，蒋介石电杨将军将宋文梅等解京法办。杨将军拒不执行，并电复，查我部并无此人，经此，杨将军更加深对宋文梅等的信任。西安事变时，即派宋文梅等看押蒋介石。”
    宋文梅在十七路军的地位，基本上相当于东北军的孙铭九。因此，西安事变的当夜，孙铭九去临潼捉蒋，宋文梅则被杨虎城派去扣押下榻于西京招待所的所有“中央大员”。
    据宋文梅回忆，在12月10日下午，杨虎城已经找他谈过话，说：“我已和张副司令下了最后决心，本拟今夜发动，因时间太紧迫，决定明日晚上行动。”
    杨还说，他和张学良将军已商定，届时由宋文梅负责带领部队去临潼扣押蒋介石，并令宋于明日下午五时前完成准备工作，听候命令。
    宋回到营部后，即选拔了一些政治可靠而又精悍的兵士 250多人来担负这一任务，并命令他们于明日下午五时前在营部集中。
    第二天，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分工有所变动：“经过张、杨两将军对扣蒋计划进一步审慎研讨后，关于分工问题，略有变动。因为临潼附近驻防的都是东北军，如果由十七路军担负扣蒋任务，恐怕会引起附近不了解情况的东北军的误会，容易发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决定，改派东北军卫队营营长孙铭九负责去临潼扣蒋，而我则担任扣押在西安的所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任务。”
    当夜，当孙铭九奉命前往临潼后，宋文梅即回到营部，在电话机旁等候行动命令。
    这时，忽然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宋的手下报告说：“有一队警察约七八百人，全副武装，已经由市警察总局涌出向东行进，问我应如何处理。”
    前面我们说过，12月12日早晨，原定由内政部长蒋作宾检阅西安的警察，所以他们很早就开始集结，预备去东校场的。
    宋说，恰在这时，开始行动的命令也已下达，于是宋当即令手下立刻解除国民党宪兵和警察的武装。他本人则率领部队直奔西京招待所，扣押国民党在西安的军政要员。
    宋回忆：“包围西京招待所后，天已快亮。我命李锦峰在外面负责严密监视，不准任何人出招待所。然后挑选十多个战士，带着他们冲进招待所内。当我进去后，又有三十多个战士跟着冲进来，迅速解除了那些军政要员及其卫士的武装。除一些女眷可以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外，我们将招待所中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大餐厅内，并立即进行查点。当时查到的有：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蒋作宾、朱绍良、蒋锄欧（国民党政府铁甲车司令）、蒋伯诚（国民党中央委员）、陈继承、蒋阿里、萨镇冰、张冲。”
    经过反复查点，少了三个人，他们是陈诚、邵元冲和万耀煌。
    于是宋令手下在招待所内严密搜索，结果班长汪国鑫“在大餐厅后面的烧火室一个木箱里找到了陈诚”。宋说，汪的身体非常魁梧，他找到了陈诚以后，抓着陈的衣领来见我，说：“营长，这不是陈诚吗？”
    宋回忆：“陈当时脸色苍白，形容尴尬，由于过分害怕，腿软无力。我便扶他坐在椅上，自始至终，他都俯首呆坐。”
    万耀煌则是在他太太房里的橱柜中被搜出来的。
    至于邵元冲，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他企图越墙逃跑，结果“当逃至招待所西面革命公园东边围墙时，被流弹打倒。经李锦峰连长报告后，我立刻去看，邵已不省人事。我立即命令用担架将他送到省立医院治疗，但到院不久，便死亡了。”
    至此，宋文梅完成了任务，唯一的遗憾是死了一个“中央大员”。
    与此同时，孔从洲、许权中等率部解除了国民党陕西保安司令部和省政府以及西安火车站等地的“中央军”方面的武装。并软禁了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国民党“中委”兼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曾扩情等人。
    此时天已大亮，老蒋已经在临潼被执，张、杨经商议，决定把蒋暂时软禁在新城大楼，看守的任务，自然非宋文梅莫属。宋回忆，他“带领部队刚将大楼东厢房作了严密检查，并把电线、电灯全部去掉后，孙铭九营长和唐君尧旅长也恰巧把蒋介石送到了。”
    宋说，刚送来时，“蒋因惊惶过度，不能步行，我和孙铭九只好共同搀扶着把他送到房里。蒋介石面色苍白，赤脚着鹿皮底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都有荆棘划伤的血痕。因翻墙跌伤，腰直不起来。我们把他扶到椅子上坐下后，孙即辞出，向张、杨两将军报告经过。”
    宋回忆：“当时气候严寒，但蒋的面部尚有汗珠。他坐在椅子上，把右腿架在左膝上，不断出声长吁。我为了缓和他的神志，曾劝他镇静，但他俯首不答。我继续劝说，并给他水喝。在十分钟内，他一共喝了十多杯开水。”
    从此，蒋介石就由宋文梅看守，黄仁霖在探望蒋介石的时候，曾说“他（指蒋介石）并没有多讲话，但是却要侍候他的人，给他一些纸张以及墨水和毛笔”，
    这个“侍候他的人”就是宋文梅。
    宋对蒋照顾得很周到，据宋回忆，蒋刚到新城的时候，“我怕他穿衣太薄，便拿了一件皮袍给他，但他坚持不要。”
    蒋一夜没睡，担惊受怕，冻饿交加，到这时，已经极其疲乏，于是宋“劝他入卧室稍憩，并劝他吃饭”，宋说：“这里的饭是干净的，不会有什么意外，如果因为没有牙齿，有麦片粥。吃点还是好的。”
    蒋不理他，也不吃饭，于是宋又说：“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国家大事，应平心静气，设法解决，不应意气用事。”
    蒋听了之后说：“如果是你们自己做的饭，吃些也好。”于是宋让厨房做了麦片粥送来，蒋才吃了些。
    吃了饭，宋又问他要不要喝水，蒋说想喝些桔汁，宋又叫人去买，蒋很满意。于是跟宋聊天，说自己最喜欢喝桔汁。还说“上年来西安时，也是住在这个房子里。”话里话外，感慨万千。
    但是，在关键问题上，宋并不含糊。12日当天，蒋要见邵力子，邵来了以后，蒋令宋出去，宋出去后，将房门打开，以便监视。蒋大怒：“我，委员长和邵主席谈话，你竟敢站在我们面前! 我要你出去，你为什么又要把房门打开? ”
    宋文梅说，蒋介石当时立即站起来，怒气冲冲地把房门关上。宋又把门推开，并且告诉他：“请委员长不要生气，我系奉命在此看守。而且，今天的事，谁都可以听，又何必保密呢。”
    这时邵力子打圆场说：“宋营长是委员长的学生，是军校八期的。”蒋听了以后，立即转变态度，笑着说：“噢! 我认识你! 我给你讲过话，也点过你的名，还记得! 还记得! ”
        宋文梅“看”了蒋介石三天，直到12月15日，蒋在端纳的劝说下，移居高桂滋公馆。
    宋文梅等也是积极支持与“中央军”开战的，而且他们早已同孙铭九、应德田等东北军少壮派互通声气。前面说过，1 月31日，宋等就曾经找杨虎城请愿，请求他不要撤军，被杨劝走。
    而且，2 月 2日当天，宋文梅等还曾经到孙铭九家中去过。

    按：对这件事的回忆，有两种说法。
    据特务团代理副团长贾国辅回忆，2 月 2日当天“开会”的时候，孙铭九曾说：“杨虎城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两个王旅长就要来我这里。”
    贾说，孙铭九“话音未落，宋营长和两位旅长都来了，孙铭九给我介绍了一下，见了面，我就出来了。不久，他们谈完了话。孙铭九又对我说：王、宋他们告诉我，据他们得到的情报，十七路军的孙蔚如已投降了蒋介石，他们准备把他杀掉。并问我，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包投降了蒋介石，你们怎么办? 我答复说，我们也把我们东北军投降蒋介石的人除掉。我表示了这个态度，他们就回去了……”
    商同昌则在回忆中说，宋文梅等人去的时候，他们还在争论，要不要杀掉王以哲等人，结果十七路军来的这几位说：“在张副司令没有回西安以前，剩我一个旅也守西安不撤。你们打算怎么办? 撤退还是守西安? ”
    商同昌认为，宋文梅等人的讲话，“是向火药库里投了火把! 我认为二二事件的爆发，它起了火种作用。”
    另一种说法则与此不同，如王劲哉曾回忆：“（我们）坐汽车去孙铭九处，门上没见卫兵，叫开门才知卫兵在内，当时把我们放进一边房里，拉上门。把我们带来的几个卫兵放在对面一间房里。我们莫名其妙，七人对面无言。约十几分钟，孙铭九进来说：‘除内奸已除一个。’说后急忙又走了。这时我们才认为本身没危险，松了口气。顷刻，孙铭九又进来说；‘把王以哲打死，何柱国跑新城了。’这时，我们才知这件事的。没说什么，各自溜了。”
    从王劲哉的回忆看，宋文梅等人去孙家，显然是在东北军已经杀了王以哲之后。

    不管宋文梅等人在东北军少壮派采取过激行动的问题上，是不是起到了促进作用，起码可以看出，在坚持不撤军，与中央军对抗，不惜杀掉自己人的问题上，宋文梅等十七路军的人，与应德田等人持一致的意见。
    正是在这时，孙铭九得知，何柱国被杨虎城保护在新城大楼，而宋文梅是十七路军的特务营长，遂请宋帮忙去杀何柱国。
    据何镜华回忆，2 月 2日当天，孙铭九曾对他说过：“宋营长已向我说了，何柱国在这里（指新城大楼）由宋营长负责，叫王连长离开吧。我已叫王连长回去了。”
    宋接受了孙铭九的委托。
    据杨虎城的卫士长白志钧回忆：“二月二日拂晓以后，我正在住所院内查岗，突由西南方向传来枪声。”

    按：此处白志钧记载的时间有误，杀王以哲，是 2月 2日上午的事，没有那么早。
   
    白立刻向杨汇报，杨反应很快，马上说：“不好，你快到王军长公馆去看看，有什么事没有? ”
    白志钧“出来就坐上摩托车开到粉巷口，这时孙铭九的卫队营已把粉巷两头巷口都把住，不让任何人通过。我从旁打听到已把王以哲打死了，就立即返回向杨主任报告：
    杨虎城慨叹：“接他（指王以哲）几回不来，到底出了这事，你在院子多留心些。”白随即在新城大楼加了双岗，院里也派了流动哨。
    白志钧回忆，他刚布置完毕，卫兵前来报告说宋文梅营长要见主任。“我出来到门口一看，见宋带了东北军的四个兵，各带自动步枪和短枪，坐吉普车到门口见了我，宋由车上下来说，孙铭九叫他接何军长来了。”
    白志钧当然不会让他随便把人接走，白说：“我见他神情慌里慌张，口气不对，便叫他把带来的人、车停在门外，另派卫兵监视，只叫宋一人到我住房内，一进门就叫人把他的枪下了，也把他监视在房内，我才上去向杨主任报告。”
    对此，杨虎城说：“他们真是胡闹! ”
    于是白志钧出来对宋文梅说：“主任说不能接。”
    宋说：“我要见主任当面报告。”
    这时白志钧已经明了：“因为杨主任的住所孙进不去，才叫宋文梅带上他营的兵，企图将何蒙混接出枪毙。”于是白对宋文梅说：“主任正在开会，你不能见面，你们究竟要接何军长干什么? 现在王军长已被孙铭九打死，难道你还想把何军长骗去打死吗? ”
    白又说：“现在很明显，主任就是害怕你们一时冲动，所以才把一些高级将领接到这里保护起来，你来接何军长，主任说你们胡闹，你还不把你的人带上快走，难道硬要在这里碰钉子吗? ”
    白志钧回忆，当时宋文梅无可奈何，“躺在我房中的睡椅上，两手抱着头苦苦地想了半晌，眼看接人无望，便立起身来要走，我把他送到门口，叫卫兵把他的枪还给他，他才带兵坐车走了。”
    宋走后，白志钧将何柱国安排在杨虎城的后房住下，并加了双岗。“这一天，何就在这房里呆了一整天没有出来。自此以后，又过了三四天，外面风潮逐渐平息，在主任住所的几位，除周副主席外，才都分别回到各人的部队中去了。”
    很显然，如果不是杨虎城的竭力保护，何柱国绝对难逃此劫。
    为了表示对杨虎城的感谢，事后，何柱国曾给杨虎城送来一面银盾，上面刻着“再生之德”四个字。
    “搞”不到何柱国，杀红了眼的孙铭九等人又杀了参谋处处长徐方、交通处处长蒋斌和交通处副处长宋学礼等人。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蒋斌早就被关了起来，其原委，据应德田说：是“他在事变中有意扣发八项主张的通电和张学良发给各方的电报，以及各方来的响应电报，并迟迟不向张报告，反而把西安的情况秘密地向南京何应钦和俞济时报告，被发觉后，蒋斌又以通讯机械发生故障作推辞。张极为震怒，立刻命令孙铭九把蒋斌扣押在卫队营部即东城门楼上。”
    孙铭九的说法，也差不多，但这个罪名没有旁证。
    2 月 2日当天，连长王协一曾请示对蒋斌如何处理。据孙铭九回忆，当时大家说：“蒋斌出卖副司令，泄漏机密和扣押电报，他反对西安事变，该枪毙。”于是，孙铭九就派王协一前去杀了蒋斌。
    这时，又有人反映：“宋学礼与陈诚勾结，到潼关去联络，应当派人去监视他，以防意外。”当时在场的连长孙聚魁自告奋勇地表示愿带人去查看，孙铭九就派他去了。
    一会儿孙聚魁就回来了，说：“去了以后，见宋学礼带着手枪，怕吃亏就先下手为强，掏出枪来把宋学礼打死了。”
    杀徐方的事，据应德田说事前他不知道，是当天开会的时候，文英奇对孙铭九说：“参谋处处长徐方向南京秘密联系，请示办法。”于是孙铭九叫文英奇去酌情处理，结果文英奇去了就把徐方给杀了。
    上述几件惨杀合在一起，就是“二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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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11-9 06:20

36、附：杨虎城出洋

    孙铭九忙着杀人，杀了人之后怎么办，他没有考虑。还是何镜华提醒他，应该与东北军的高层通个气，把自己的“苦衷“告诉他们，最关键的，还要通过他们去给前线的缪瀓流、刘多荃做工作，不要动摇了军心。
    当时何问孙铭九：“可不可以同我到副司令公馆去一趟，先见于主席谈谈，请他主持，然后再找董参谋长商量，怎样维持住前方的局面，并向谭海解释误会。”
    到了金家巷张公馆，孙铭九先向谭海汇报了打死王以哲的经过，随后孙铭九同何镜华一起去见于学忠。
    孙铭九对于学忠说：“打死王以哲、何柱国，是因为他们要撤兵。现在已经把王以哲打死了，请于主席主持不撤兵。”
    于学忠听了，未置可否。于是何镜华又接着说：“张副司令在送蒋走前，已决定把东北军交给于主席主持，对于主席是完全信赖的。孙铭九为了不撤兵，虽一时过于性急，打死了王军长，但对于主席是服从的。请于主席为了东北军，为了张副司令能回来，要设法维持住前方的局面。”
    何镜华看出于学忠有顾虑——你们能杀王以哲，也就能杀我；能杀我，你们也就谁都能杀。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撤军与否，哪里还有讨论的余地？谁还敢率领东北军？
    听了何镜华的话，于学忠多少明白了他们的意思：第一，仍然把于学忠当做上级；第二，请于坚持不撤军——说来说去，又绕回老问题上来了。
    但在此时，容不得于学忠表示任何“二乎“的态度——于学忠虽然是个军长，但他的防区在甘肃，身边一兵一卒都没有，光杆司令，只能听任这批年轻人摆布。
    下边是何镜华转述于学忠的话：“他本人自从加入东北军以来，张副司令对他很厚，他对张副司令也是一向忠实的。所以这次他才到西安，来后还不了解情况。他认为王军长、何军长和张副司令的历史关系，都比他深。王军长要撤兵，又听说前方缪军长、刘师长也都听王军长的，他没有办法，才同意王军长、何军长的主张，下令撤兵的。现在他可以去见杨主任和董参谋长商量办法。”
    于是、于、何、孙一同去新城大楼。见到杨虎城，孙铭九向杨报告了打死王以哲的情况，并说明是为了阻止撤军。杨虎城听了说：“你们研究办法吧。怎样才能使前方部队不撤退下来，怎样才能维持住防线。”
        杨虎城还是他的老态度——你们东北军自己先把事情搞清楚比什么都强。
       
        按：杨支持不撤军。但“二二事件”本身，肯定是东北军自己搞出来的。

    这时董英斌也来了。

    按：董英斌原任东北军57军军长。西安事变之后当天，张学良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为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自任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以董英斌为参谋长。

    董一来就问何镜华是怎么回事，何先把自己“择（zhai)”出来：“昨天下午我和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见面时，孙铭九已提过想要打死王以哲、何柱国。当时我不同意这样作，那时也没有决定。昨晚在撤兵命令下达之后，我又和应德田、孙铭九见过面，他们也没有再提这个问题。十二点钟，我们三个人才从副司令公馆分手的。今天旱晨他们是怎样决定的，事前并没有找我商谈。今后究竟要怎么办，他俩并没有向我说明，我也都不知道。”
    董英斌一筹莫展地说：“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事前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真糟! 现在怎么办呢? ”
    何镜华说：“现在只有大家商量，先派人去前方见缪军长、刘师长说说，看看他俩的态度怎样。劝他们顾全大局，先维持住前方防线，至于今后的事情，大家再共同商谈。看孙铭九、应德田他们还有什么意见再说吧。”
    据应德田回忆，也是在这时，他觉得“我们不能一味地等着搞何柱国而不结束这次事件”，因此他和苗剑秋等八、九个人一起赶到金家巷张公馆，打电话给于学忠，请他来议事。
    可想而知，于学忠才不来呢，于要应德田等到新城大楼去开会，大家商议。
    于是，继 1月29日渭南会议、1 月31日王宅会议、2 月 1日新城会议之后，东北军再一次坐在一起，决定今后的行止。
    此前的三次会议，都说得言之凿凿、斩钉截铁，但没有一次得以贯彻执行。
    这一次，依然如此。
    与会者都没有想到，这是完整的东北军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了，也是他们最后一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行止，从今而后，东北军何去何从，就不劳他们开会讨论了。
    据张政枋回忆：“二月二日，我到总部总务处打听消息，据一处员说，三横一竖完啦。我当时间他哪个三横一竖完啦，他说王以哲被乱兵打死，还有交通处处长蒋斌、副处长宋学礼和参谋处处长徐方听说都被打死。处长们到大楼开紧急会议去了，我急忙驱车到大楼参加这个紧急会议。”
    参会的人员，除于学忠、董英斌外，据张政枋回忆：“当时在西安的东北高级军政人员大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有马占山、鲍文樾、米春霖、刘伟等人。何柱国和非东北军的人员未见参加。”另据应德田回忆，还有刘启文、苗剑秋、杜维纲、刘佩苇、何镜华、邓玉琢等。但没有孙铭九，孙向杨虎城汇报了杀王以哲的情况以后，就回去了。应说：“孙铭九是抗日先锋队总队长和特务团团长，抗日同志会实力派的中心，没有同去，留在家里等候。”
    据应德田回忆，于学忠在会上“痛哭流涕”地说：“你们大家坚持营救副司令的心理，我了解，我也同意，但我没有办法。这并不是我对副司令不如大家忠诚。我，你们知道，并非东北军的嫡系，我是直奉战争时，自吴佩孚那边投诚老帅的。老帅对我特别栽培。老帅去世后，副司令对我又特别信任。我时时想粉身碎骨报答大元帅、副司令两世知遇之恩。”
    于的讲话，首先表示自己是忠于张家、忠于东北军的，站住自己的脚步。但他也有他的难处：“但今天这样情形之下，我实在没有办法。你们都知道，我的三师军队，都在甘肃，离这很远。渭南前线是缪军长的五十七军和刘师长的 105师。缪军长新任不久，是王军长保的；刘师长是王军长保定同学，平日就和王军长接近。你们想，今天王军长牺牲了，我指挥他们，他们怎么会听呢! 同时何军长也不会和你们一样要前方坚持不退啊! 我真愿向你们发誓，我若存心不忠于副司令，我定不得善终! 但今天，你们想，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于学忠的话，说的很实在——我坚持不撤军可以，但是，缪、刘肯定不听，你们说怎么办吧？
    应德田记录于学忠的话还不够完整，张政枋帮他补充了一条：“更怕驻在平凉的六十七军( 是王以哲直接领导的基本部队，而吴克仁副军长又是王以哲同乡好友 )发生误会，后方定要紊乱。”
    应德田说：“大家仍继续向于详陈渭南会议的实际情况，王、何违背渭南决议、不忠于副司令的实际情况，恳于设法团结东北军，坚持渭南决议，不负副司令临去时委托的重任。”
    谈来谈去，万般无奈的于学忠只得答应“尽他的力量，看情况尽可能地去尽力坚持。”
    会后，何镜华曾提醒董英斌：“我看于主席的情绪不安，似有所顾忌。卢广绩、应德田等许多人请他主持时，他哭了。这样，还需要从侧面多加解释，要设法维持住局面要紧。”
    当晚，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了东北军参谋处副处长邓玉琢起草的令前方将领“坚持不退、要求张副司令回来”的命令。
    同时，于学忠又派出两拨人马，分头到前线去做领兵将领的工作：一路是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张政枋，先去渭南说服刘多荃后，再到高陵说服缪瀓流；另一路是“西北剿总”办公厅二科上校科长陈昶新，让他到平凉说服吴克仁。
        然而，有些事情可以说服，有些，是说服不了的。
    2 月 2日晚上，刘多荃就杀回来了！
    刘多荃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九期炮科，因此，他与王以哲不仅是前后同学，还曾是王的下级，1927年，王以哲兼任张学良的卫队队长，刘多荃就是他手下的中校队附。
    王以哲不明不白地被人杀了，刘多荃岂能善罢甘休！
    2 月 2日当天下午，得知西安城内变故的刘多荃令 105师一部向西安开进，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张政枋等去劝说刘多荃的一路说客，刚刚出了临潼东门即被扣留，马、鲍、刘等三人被押去见刘多荃，张政枋与刘多荃的堂弟、中共代表团派去做他工作的刘澜波等则被就地关押。
    次日，马、鲍、刘等劝说刘多荃不成，被刘释放。三人又跑到高陵去劝缪瀓流，同样没有结果，张政枋说，马等三人“无脸回西安汇报，也不愿意再参加此事，就借机回北平一去不返了。”张本人，则在关了一夜之后被送回西安。
    去平凉的陈昶新更惨，驻平凉的67军正是王以哲的部队，可想而知对他会有什么好脸子，没给杀掉就不错了。据张政枋说：“六十七军的军官，特别是和王以哲有直接关系的军官都怒目相视，无法进行说服，陈在吴克仁私人关系保护下，狼狈逃回。”
    此时，驻渭南的东北军全部渡过渭河开返高陵，刘多荃与缪澂流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接受“乙”案。2 月 3日，中央军占领渭南。
    同时，驻陕西凤翔第 106师长沈克、驻蒲城骑兵第10师长檀自新通电服从“中央”。
    西安，已经门户大开。
    在向西安开进的同时，刘多荃逮捕了 105师中的万毅、康鸿泰等团级军官，扣押了中共代表邹鲁风，并令该师第 1旅第 2团团长葛晏春枪杀了第 1旅旅长、张学良联系中共的功臣高福源。
    2 月 3日，刘多荃回师临潼，剑指西安。
    刘多荃的回来，令孙铭九们心胆俱裂。
    据孙铭九回忆：“二二事件发生后，西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责任都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我感到很焦急，以前我都听应德田的，到现在应德田亦无办法。”
    这时，苗剑秋慌慌张张地来了，对孙说：“周副主席对这件事很生气。”
    孙一听更急了，说：“这怎么办呢? 赶快去请周先生帮助。”
    见到周，孙回忆：“我即下跪向周副主席叩头请求”，并说：“请周先生帮助解决吧，我做错了，请宽恕! 请周先生为和平继续进行谈判。”
    周“两手张开”招呼孙起来，并问他：“这是谁搞的? ”
    孙说：“应德田和我，还有何镜华，开会时还有刘启文师长等决定的。”
    孙说，当时周恩来没说什么，就同苗剑秋走开了。
    仅仅一天时间，形势已经变得不可收拾。
    现在，周恩来、杨虎城、还有不知道谁说话算话的东北军，首先要思考的，已经不是撤军、还是不撤军；或者是接受“甲”案、还是“乙”案——选择的余地已经没有了。
    名存实亡的“三位一体”，首先要对付的，已经不是潼关的顾祝同，而是杀气腾腾的刘多荃。
    很显然，再不做决断，一旦刘多荃杀进西安，那就不单是东北军了，“三位一体”极有玉石俱焚。
    唯一的办法，是把引起“二二事件“的祸根，请出西安。这也是可能解决当前危局的关键——刘多荃回来，显然是要找孙铭九等几个杀害王以哲的主谋“算账”，那么，先把他们转移走，既是对他们的保护，也是避免东北军分裂的唯一办法。
    据何镜华回忆：“四日下午三点多钟，董英斌找我和孙铭九到他家中，说他才从新城大偻回来，因为有刘多荃回兵临潼的情况，于学忠、何柱国、周恩来、杨虎城已经说好，决定现在仍要接受南京要求，照旧撤兵，西安也要撤兵，让给中央军。叫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三人，必须先离开西安。现在周恩来代表已和苗剑秋说好，可派人立即送他们三人到红军驻区去。”
    2 月 4日下午，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在中共代表团刘鼎的陪同下，离开西安。据应德田回忆，一同走的还有文英奇、特务团连长孙聚魁、排长孙殿科、还有孙铭九族兄的孙我权。当夜，应等一行到达红军一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三原县云阳镇。2 月 5日，西安即发出了对应德田等人的通缉令。

    按：不知为何，送出西安的人当中，没有直接杀害王一哲的于肇中。此后，于肇中被刘多荃抓获，并于“左公祠”将于剖腹挖心，祭奠王以哲。

    不久，“三剑客”都离开了苏区，苗剑秋辗转去了日本，抗战胜利以后曾在《自由中国》月刊当记者。孙铭九、应德田则先后落水当了汉奸。
    除了“三剑客”，同时需要撤离的，还有孙铭九的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在“二二事件”中去杀人的，几乎都是特务团的人。一旦刘多荃杀进西安，可以想见，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所有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据孙铭九回忆，在他 2月 4日离开西安之前，董英斌是这么对他说的；“杨主任、周先生、于主席，我们都希望你叫特务团和先锋队全体官兵平安退出西安去，不出事故。保证西安不糜乱，东北军不起冲突而自相残杀。”
    当时孙铭九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说：“我一定能保证做到。只要能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我愿意叫特务团和先锋队离开西安。只要我一个人走开，脱离部队，离开西安，而能使东北军内部团结一致，最终达到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就是牺牲了我，也无遗憾。”
    谈话时，何镜华也在场，董英斌对何说：“为了给张副司令保留住特务团和先锋队，我已向于主席说好，在孙铭九走后，把特务团和先锋队交给何镜华接过来，随着总部撤退。”
    何镜华不愿干这个事，眼下的特务团，情绪已经极度不稳，孙再一走，谁知道这些人会闹出什么乱子来，于是他推说“要和特务团、先锋队的干部们谈淡，再作决定”。
    董又对何镜华说：“听说特务团、先锋队内部情况很复杂，只有你去还能维持。不然，会有问题的，现在你无论如何不能推辞。”
    何镜华听他这么说，只好答应接下来。于是他离开董英斌家后，跟着就去找孙铭九，准备了解一下情况，结果哪里也找不到，四处打听，才听说“三剑客”已经离开了西安到苏区去了，
    果然不出何镜华所料，孙铭九一走，马上乱套。特务团营长商亚东手下的第六连连长、即在张学良公馆担任警戒的刘风德，是刘多荃的同族兄弟，为了夺取商亚东的营长职位，把商缴了械，扣押起来。王以哲家中被劫的财物（七条金子、一万八千元钱），一直锁在商的抽屉里，也被刘凤德抢走，跟着刘凤德又抄了孙铭九的家。后来，刘凤德听说 105师第 1旅团长葛晏春杀了他的上级、旅长高福源，也想学样，准备枪毙商亚东。还是何镜华找刘，又有谭海说话，商亚东才被释放，何又劝刘凤德，让他不要为难孙铭九的家属。
    商亚东一出来，就问王以哲家财物的下落，后来听金子和钱都已还给王家，这才放心。
    此后，据何镜华回忆，他率领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在开往长武的途中，“走到离开西安不远的咸阳境内，刘风德说先锋队要解决他。因此，他就先下手解除了先锋队的武装。 ”
    至此，经董英斌任命的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负责人何镜华已无事可做，且有生命危险，遂离开了东北军。
    12月12日，也就是蒋介石刚刚被送到新城大楼以后，在与张学良的初次会面时，蒋曾经问张学良：你做这样的事情，就不怕你的下级将来学你的样儿吗？（“尔能保尔之部下不效尤尔今日之所为者，以施于尔身乎？”）
    从事后的一些事情来看，蒋不幸而言中。
    2 月 4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董英斌、缪澂流、刘多荃领衔发表《和平宣言》，其中称：“虎城、学忠等，追随张副司令参与双十二之举，自信心地光明，绝无权利思想，只以不甘国土之日蹙，不忍国力之自摧，感于张副司令之至诚，因而不辞鲁莽，附骥其后。”
    《和平宣言》还表示：“际此民族存亡之紧要关头，适开决定大计之三中全会，所冀举国上下，共矢团结之诚，速作抗御之计，并力和衷，共信共谅，虎城、学忠等誓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竭其全力，为国效死，苟有一毫之私伪，必为天地所不容，谨此宣言。”
    2 月 6日，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总部离开西安，转往陕西三原。
    同一天，董英斌则率“西北”总部和直属部队撤出西安，向陕西彬县转移。据“西北”总部党务处处长卢广绩回忆：当时，“因无交通工具，均徒步行军，有些人还携带眷属，老幼妇孺，狼狈不堪，凄惨景象，不忍目睹。”
    同时，驻三原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机关移驻淳化。
    “三位一体“就此瓦解。
    2 月 8日，中央军第36师师长宋希濂率部进入西安。次日，顾祝同以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进驻西安。
    至此，西安事变的第二阶段，以政治方式解决。
    在此后召开的东北军整编会议上，原51军、53军、57军、67军番号不变，原独立 105师被改编为49军，但均从原来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 2师、每师 2旅的乙种军编制等于减少了 8个师；原辖 5个师的骑兵军，“整编”后辖骑三师、骑四师、骑六师 3个师。
    这次东北军动作很快，再不扯皮了，3 月 2日，也就是“二二事变”之后仅一个月，东北军即开始撤离陕甘，至 4月21日，除骑兵军留驻于西安至兰州一线、53军一部原本就在华北以外，其他各军东调完毕，第49军刘多荃部、57军缪澄流部驻南阳周家口，第51军于学忠部、67军吴克仁部驻皖北。这就是当初蒋介石为东北军设计的“乙”案。
    人员方面，除刘多荃“升任”49军军长、吴克仁接替王以哲以外，其他军长不变。随着部队的调动，于学忠被免去甘肃省政府主席职务，任江苏绥靖公署主任；留驻西北的何柱国则被蒋介石委任为西安行营副主任。
        东北军的事情解决了，下面该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了。
    早在1937年 1月 5日，蒋介石就以行政院的名义，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下了个“撤职留任”的处分，用宋子文的话说，这是“最轻的处分”了。同时，蒋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由于当时双方还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顾进不了西安，也没法就任。
    现在，顾祝同来了，杨虎城又走了，随部队去了三原。留在西安城里的，只有继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孙蔚如和十七路军军部。
    因此，顾祝同进驻西安后，随即派出代表前往三原“敦请”杨虎城返回西安，否则办不了交接。
    2 月14日，杨虎城自三原返回西安。
    这段时间，杨虎城的心情十分苦闷。
    早在 1月16日，在张学良迭次来信的劝说下，杨虎城已经发表通电，了接受南京政府“撤职留任”的处分，孙蔚如则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因此，目前的杨虎城，已经属于“待罪”之身。
    张学良已经被幽禁，很显然，对于“西安事变”的另一个参与者杨虎城来说，这件事不能算完，当时的“撤职留任”是老蒋鞭长莫及，奈何他不得。目前，“中央军”已经入陕，地盘丢失，老蒋会怎么对待自己，怎么“处理”十七路军，杨虎城不能不担忧。
    蒋介石似乎知道杨虎城的心理，因此，在对陕西省政府的改组中，除了让杨的老下级孙蔚如“主陕”以外，其他的位置，并没有动太大的手术，而且，用十七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李志刚的话说，蒋介石“并且使顾祝同对杨尽量拉拢言欢，意在消灭对抗情绪。”
    据李回忆，到了 3月中旬左右，“蒋屡次吹来温暖空气，说他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并且表示期望杨自动去看他，不提是他要见，以为这样见面，最能恢复感情。”
    李说，这件事老蒋说了好几次，一开始是让宋子文跟李说，并让李转告杨虎城。最初，杨对此并不在意，以为蒋不过随便说说而已。后来，蒋又让顾祝同转告，希望杨能够主动去看他。杨虎城才意识到这是命令，不去不行的。
    3 月28日，杨虎城、于学忠从西安飞抵上海。次日，到杭州“谒见”老蒋。
    这段时间，正是我们前面说过的、蒋最能折腾的那段“时间”，一会儿在溪口、一会儿去上海，一会儿又跑到杭州，气得宋美龄“出走”。
    会见时，除了蒋介石夫妇、杨虎城、于学忠以外，还有宋子文、邓宝珊和胡宗南，李志刚敬陪末座。
    据李回忆，会见的气氛，一开始还不错，当时杨虎城先问候老蒋，说：“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蒋说：“腰痛渐渐地好了，不要紧。”又说：“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
    蒋接着又说：“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我身为长官，自觉不足为训。”
    说到这里，蒋可能是又回忆起自己在西安的窘境，突然生气了，开始痛骂张学良：“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他说服从领袖。现在他竟如此，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李回忆，当时老蒋“愈说声调愈高，大发脾气，嘴里说张，显然是对杨的。这时候，宋美龄一再上楼拿苹果和梨给在座的人们吃，并且不断地把削了皮的梨和苹果送到蒋口边打混，蒋的语调渐渐地缓和下去了。“
    说完了张学良，老蒋又开始数落杨虎城：“张汉卿这样一个人，虎城竟是跟着他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 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后来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 ”
    李志刚说：“在蒋介石这一场讲话中，杨的态度是：目光下视，默不作声。”
    蒋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总算说完了。于是杨虎城说：“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遂告辞而出。
    次日，老蒋再次约见杨虎城，这次是单独谈话。
    谈话时间很短，杨虎城出来后对李志刚说：蒋和他谈话，主要有两层意思：
    第一、蒋问杨虎城，在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他的部属安置，有不恰当的没有，要他提出意见，可以改正。
    对此，杨说他没有提什么意见，“因为觉着提出来对人对事全没有益处，甚或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如不提。”
    第二、蒋又问杨虎城，“经过这次事变，继续任职，情感上是否觉着有不方便处? ”
    杨说，当时他还没有来得及回话，蒋就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 指蒋手下的人们 )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负担，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等等。
    对此，杨说，他当面只好答应，并且说，这是自己早就预料到的。
    老蒋嘴上说得很客气：“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但是，很显然，时间也不能太长了。
    杨虎城回到西安以后，最初曾打算用“拖“的办法，把出洋的事“绷”黄了他，于是杨声称自己病了，按兵不动。同时，各界人士都出来做工作，希望蒋放杨虎城一马，李志刚说：“这个时候，十七路军的旅长王俊和陆大学生杨觉天，以黄埔学生资格来南京见蒋，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等代表地方人士到上海见宋子文，同时十七路军的军、师、旅长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等电蒋，分别请求准杨缓行，但全没有得到结果。”
    老蒋见杨虎城很长时间都没有动静，于是又通过顾祝同催促，令杨立即辞职出洋，并且，不能提任何条件，“否则无复可言矣”。
    李志刚也回忆，“五月初，宋子文几次告诉我：蒋催杨起身。当时我答复他；杨病尚未愈，不能立刻动身。”
    拖了快一个月，万般无奈之下，4 月27日，杨虎城“呈请”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和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
    4 月30日，行政院批准杨虎城辞职，并给予“军事委员会派往欧美各国考察军事专员”的名义，出洋考察。
    5 月27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幼子杨拯中及随从离开西安。
    据杨的秘书亢维恪回忆，当天的送行仪式极为壮观，“杨将军带领我们一行从人群中通过，足足经历了一刻钟的时间。”包括顾祝同等人也来到机场，同杨虎城握别。
    亢还说，当天，他们乘坐的是欧亚航空公司的客机，在飞机上，他还看到了周恩来，另外，还有邓宝珊。
    亢维恪说：“我当时想，他们都是杨将军的至交，这次排除百忙，亲身陪送他去上海，盛情可感。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冒着危险去国民党后方，代表中国共产党来给杨将军送行，充分说明党对他的感情，真是大壮行色。”

    按：亢维恪，1906年生，陕西蒲城人。

    亢维恪是伦敦大学毕业生，1934年回国。曾给杨做过秘书，后进入教育界，曾任山西省教育厅督学，后来回到西安当教师。
    当年，亢出国的时候，就是杨虎城资助的，所以杨很信任亢维恪。杨虎城出身草莽，识字不多，因此这次出国，就带上亢维恪，作为自己的秘书，为他处理一些文案上的事情。
    后来杨虎城在出洋期间，每天都“写”日记，这些日记，就是由杨口述，亢维恪记录的。后来，亢根据自己的记录，写了一篇很长的回忆录，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杨虎城在欧美“考察”期间的情况，都是由这篇回忆所来的。
        由于亢并非军政人员，因此有些情况他并不了解——此次周恩来上海之行，并非专门来送杨虎城，而另有公干。
    在处理杨虎城和十七路军问题的同时，顾祝同代表蒋介石，在西安开始与中共代表团谈判。这既是处理“三位一体”问题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老蒋在履行自己在西安期间许下的“口头承诺”。
    谈判是在1937年 2月12日开始的，谈判的双方，中国共产党方面是周恩来和叶剑英；南京方面，除了顾祝同，还有两位助手，一位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另一位，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贺衷寒。
    此时，贺衷寒还是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此后不久，贺衷寒就因为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而被老蒋叫到杭州痛骂一顿，随即将其免职。
    其实，在第一期的谈判中，态度最坚决、与我争论最激烈的，正是贺衷寒。
    谈判当中，双方本已初步谈妥，红军改编为 3个师。结果贺衷寒提出，每个师的人数须限定在 9千人，这样 3个师加起来才不到 3万人；而且，南京政府还要派出从副师长到副排长的所有“副佐”、还要派出各级政训人员。最毒辣的是，贺提出陕甘宁边区要改为地方行政区，分属陕西、甘肃、宁夏各省，等于是把陕甘宁边区分割开来。
    这样的一个条件，可想而知，周恩来绝不可能接受。经请示中共中央，周恩来向顾祝同提出，双方的谈判到此为止——既然我们的要求你们都不同意，那就不谈了，我们要求直接与老蒋谈。
    分手之际，张冲曾向周表示，对贺衷寒的态度，他本人与顾祝同也不完全同意。这是周恩来与张冲订交的开始。
    第一期谈判，也并非毫无进展，一个重要成果是，从1937年 3月起，国民政府向红军提供一部分经费开支。
    经张冲斡旋，蒋介石于 3月22日，与周恩来在杭州“澄庐”别墅进行了会晤。
    同时，张冲还给周恩来出了一个主意，请中共中央给苏联方面做工作，促成蒋经国回国，这样，为蒋介石办一件“实事”，既能拉近双方的距离，同时，还有可以通过当时还是共产党员的蒋经国从中做些工作。
    应该说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经多方努力，1937年 3月25日，已经在苏联生活了12年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副厂长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叶利札罗夫（蒋经国的俄文名字）同志偕他的苏联妻子、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女工法伊娜和他们的儿子艾伦，登上了回国的列车，并于 4月17日抵达上海。
    老蒋与儿子，一别十二载，会见时是怎样一个情形，想必大家都很感兴趣，可惜的是谁也没有回忆这一段，倒是蒋经国一家三口与宋美龄的初次见面，旁边有目击者。
    戴笠的学生，时充蒋介石“侍卫官”的张毓中，当天正好当班，据张说：“某日上午九时五十分左右，我去接十至十二时之勤务。不料正在值班的蒋恒祥侍卫官，轻声地对我说：”大公子经国先生，和他的太太和儿子在餐厅里，由夫人陪着谈天吃点心，正等着见先生，这情形很特别，我对宫邸的事情知道得多些，所以今天我留下来和你一起值班。”
    张说：“我听了很惊奇，一面戚谢蒋兄的谨慎和照顾，一面好奇的向餐厅窥视。从厨房通餐厅有一个窗口，我就从这窗口，看到了经国先生，和他年轻貌美的俄籍太太，带着健康活泼的周岁儿子。我也看到蒋太太不会用筷子，夫人命人换了刀叉，她才继续用点心。”
    “因餐厅距离远，听不到他们的谈话，所以不知什么缘故，迟迟不见领袖召见儿子和媳妇。过了好久，领袖才命管家蔡妈（祺贞）抱了孙子进卧室去。到了中午用膳时，夫人从餐厅到卧室去了两趟，仍不见动静，夫人就独自请他们子媳孙三人吃了顿午餐。”
    蒋经国回家的第一天，直到张毓中退值，老蒋都没有露面，而一直是是宋美龄以“母亲”的身份在照料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张毓中认为，这是因为老蒋“深爱夫人与经国先生，有意让夫人与经国先生一家单独相处而作的一番特别安排罢”。
    张说得有道理，老蒋与小蒋，虽然已经有12年没有见面，而且小蒋在苏联还曾将父亲斥为“革命的敌人”，令蒋介石极为伤心和气愤，但他们毕竟是父子。而小蒋与宋美龄就不一样了，蒋经国1925年出国的时候，宋美龄尚待字闺中，如今却已经成了“继母”，这么大一个弯，无论是小蒋、还是宋美龄都要拐。所以，老蒋让宋美龄出面款待蒋经国一家，其目的，显然是让他们培养感情，尽快成为一家人。
    此后，老蒋给自己的外国儿媳妇起名为蒋方良，并依族谱给孙子起名为蒋孝文，随即让他们到老家奉化溪口去读书。就是在此时，蒋经国认识了刚刚被幽禁的张学良，二人且度过了一段彼此“伴读”的生活，至抗战爆发，二人同时转往他处。
    再相见，已是20多年以后的1959年，时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二级上将的蒋经国，接管了负责“管束”张学良的保安处。
    老蒋在会见儿子的同时，国共之间的谈判仍在继续，1937年 4月25日，周恩来、张云逸等带着警卫乘一辆大卡车离开延安，准备前往西安与顾祝同等会面后，再转往南京见蒋介石，进行国共间的第二期谈判。不料走到半路遇上土匪打劫，在战斗中，周的副官等十几人牺牲，周恩来等只得又折回延安。次日，周恩来乘顾祝同派来的专机飞往西安，与顾祝同、张冲等交换了意见（此时，蒋方另一个谈判代表贺衷寒已被撤职）。双方商定，周于 5月下旬飞庐山，继续与蒋介石谈判。
    5 月27日，周恩来离开西安，去庐山进行与国民党的第二期谈判，恰与杨虎城同机飞往上海，正好顺道送他。
    当天下午 4点，飞机在上海龙华机场降落。据亢维恪回忆，当时既有迎接的人，“附近四周也有不少武装军警。据一位副官讲，站在人群前排的那个身着黄色军服的大块头、高身材的人，就是淞沪警备司令杨虎。”
    下车之后，杨、周二人分手，杨虎城住进了新亚酒店（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四川北路的那个，如果是的话，到可以发掘一下这一段历史），后住到了宋子文公馆——张学良也是先住宋家，然后被判刑，看来住他家，对西北方面的来人不利。
    在此期间，除了宋子文以外，常来的，据李志刚说，有杨虎、戴笠，另外还有刚从国外回来的上官云相，曾来看过杨。至于其他人，“一些相熟的高级官员来沪者，多避嫌不敢来看。”
    此次杨虎城的出洋属于“公派”。因此，“南京政府外交部发给红皮护照，旅费也由南京政府拨付”，据李志刚说：“六月间在上海，填了两份表，内中有出国参观考察的项目、范围和往美、英、法、瑞士等国行程计划。并写了两份报告，一送南京军委会办公厅，一送南京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执照。蒋介石批给他参观考察费十五万元。由宋子文交项介人换成英币。六月中旬杨往武汉向蒋辞行。”
    这里，李志刚的回忆有误，杨虎城向蒋辞行是在 6月 4日，当时老蒋已经上了庐山，准备召开“庐山谈话会”。同一天，周恩来也会见了蒋介石，仍是在谈国共合作的问题，因此，1937年 7月，中共代表团也在庐山，但他们并不是来参加庐山谈话会的。
    换句话说，那个时候，老蒋还没有把中国共产党作为“集思广益，迈进建设”的对象——也是啊，蒋介石刚刚答应不“剿共”，哪里就能马上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派别请上庐山呢。
    1937年 6月29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二儿子杨拯中及随从一行 6人，乘“胡佛总统”号客轮“出洋考察”。
    据李志刚回忆，在杨虎城与上官云相的会晤中，上官曾问他：“你打算在外国住多长时间? ”
    杨虎城说：“一年两年不一定，几时叫我回来我才回来。”
    杨虎城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既然是“放逐”，那么，不让你回来，是不能回来的。
    但是，李志刚回忆，杨虎城在与他人的谈话中，曾明确说：“一旦抗日实现，我就回来。现在日本越逼越紧，再不抵抗，中国人民还能忍下去吗? 我看抗战爆发，不会很远了，我准备到外国走马观花，快去快回。”
        谁能想到，杨虎城刚走了不几天，“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得知“七七事变”的消息时，杨虎城正在前往檀香山的旅途中。据亢维恪回忆，同行的旅客中，有一位叫周崧的旅美华侨，是美国的一个巨富，经常来访问杨虎城。亢说：“七月八日晚饭后，周崧先生来访。据说他刚接国内电报，说北平郊区日军借故压迫中国军队，宛平县已被包围，双方正在相持中云云。接着，杨将军特着我们收听广播，也获悉了大致相同的消息。”
    亢说，为了证实此事并进一步了解事变的发展情况，杨让他马上给宋子文发一急电询问情况。
    7 月10日，宋子文回电：“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
    次日，宋又来电：“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
    杨虎城则回电说：“两电均敬悉。日寇进迫，国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中枢。”
    跟着又给在西安的孙蔚如发电：“西安孙主席蔚如弟：途中闻河北事变，不胜痛愤。究竟实情如何？盼详复旧金山中国领事馆转。”
    亢说，在此后的行程中，“杨将军总是不断地焦念着抗日的战况。除由我们早晚汇报收听的广播消息外，每至一处，都郑重嘱咐我们，必须购买当日出版的报纸。同海外侨胞晤谈中，也必然问到国内抗战的情势。”
    到了旧金山以后，宋子文、孙蔚如先后来电，宋的复电大意是说“依目前情势，请杨稍缓返国”。孙蔚如的电报则说：“华北日军进犯，均被我击追。中央已输送大军北上，余情续报。”
    7 月16日，杨虎城电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军事，返国抗敌。”另外，杨还分别给宋子文、于右任、徐永昌、邵力子和孙蔚如等人打电报，希望他们“从旁促其实现”。杨还打电报给孙蔚如、邓宝珊和冯钦哉等人，“望他们电请中央率部北上抗日。”
    此时，十七路军已经进入改编阶段。
    “西安事变”前的十七路军，下辖两个军，即孙蔚如的第38军和冯钦哉的第 7军，实际上这两军下面都只有一个师，师长也由孙、冯二人兼任，另外还有三个警备旅，还有特务营等一些直属部队。如果以团为单位计算的话，十七路军一共有28个团，6 万多人。
    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冯钦哉及所部脱离了十七路军，后被改编为第二十七路军。
    余下的孙蔚如部则被改编为第38军，孙蔚如任军长，辖两个师，师长分别是赵寿山和原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

    按：所谓“×路军”的说法，顾名思义，一看便知不是固定的一级建制单位，而是因某一次战斗或战役的需要，而将几个建制单位的部队临时编组的，与“左路军”、“右路军”的叫法差相仿佛。
    但是在民国，“×路军”的这一级“编制”曾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尤以1929年到1937年这一段时间为甚，最多的时候，排到了“第二十七路军”，即冯钦哉的那一个。另外，比较出名的，还有参加了第一次“淞沪抗战”、后来又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
    究其原因，主要是这样一个“编制”特别有助于军头们扩充自己的部队，所谓“路军”，没有固定的编制，下边有多少个军都可以，也可以有若干不同等级建制的部队，没有一定之规，怎么方便怎么来。想当年，杨虎城的部队就全是他一手抓过来的，到后来成了气候，“中枢”也不能无视其存在了，只好给了他一个“十七路军”的“编制”，让他当总指挥。
    杨虎城的部队，之所以只有两个军，每个军又只有一个师，却又有若干独立的“旅”，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是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山头”归到杨虎城手下的，不可能打散了另行编组，只能是大单位和小单位混在一起。
    到了1928年底，“二次北伐”胜利，老蒋“统一”了中国，于是在1929年，召开了两次“编遣会议”，准备彻底把军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顺便统一军制。按最初的设计，全国的军队以“师”为基本的建制单位，“师”以上没有常设的指挥机构，如果有战事需要，再将若干个“师”做临时的组合。其目的是减少冗员，节约开支。
    哪知道两次“编遣会议”开下来，不但没有达到整编的目的，反而引发了中原大战。在此之后，由于军阀混战、日军虎视眈眈、以及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不但“路军”没有取消，反而又多出来许多的“军”。因此，在这个时期，是民国军制最为混乱的一个时期。
    至于我们所熟知的“八路军”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来是广东的军阀部队，总指挥就是陈济棠，当时的准确名称叫“第八路讨桂军”，下面的的三个师长分别是余汉谋、香翰屏和李扬敬。到1931年，因老蒋监禁了胡汉民，汪精卫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济棠成为“军事委员会”常委，于是将自己的部队改编为第一集团军，3 个师也扩编成军。
    1936年 2月，“两广事变”平息，蒋介石取消了“第八路军”的番号。
    到1937年 8月22日，经国共谈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老蒋就将“第八路军”的番号给了红军。不仅如此，下面的115、120和 129三个师的番号，也都是原东北军或因战败、或因改编而取消的番号，不知道老蒋是不是有意而为之。如果是故意的，这事办的可有点小家子气了。
    突如其来的抗战，给了老蒋一个“整军”契机。为适应战时的需要，1937年 9月，军事委员会明令将各部队一律改编为“集团军”。于是，就出现了“八路军”刚成立不到一个月，就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这样一个现象。也是在这个时期，29军宋哲元部被改编为第一集团军，所不同的，宋哲元的“集团军”下面，是 3个军，每军两个师。而第十八集团军下面，是 3个师，每师两个旅，连“乙种军”的配置都不到。
    因此，整个“八路军”系统，只有朱德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领上将军衔。其他的，副总司令彭德怀、总参议宣侠父、参谋长叶剑英是中将。三个师长给的倒不低，都是中将，其他的就基本都是少将了。
    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 115师师长林彪中将了。在1926年北伐的时候，刚刚从军校四期毕业，分发到国民革命军第25师第73团的林彪，才仅仅是一位见习排长。如今，实足年龄还不到30岁的林彪，一跃而与他在军校的教官叶剑英、一期学长宣侠父比肩，而他的另一位军校教官聂荣臻少将则成为了他的副手。
    再对比一下林彪的同期同学，比他大 9岁的刘乙光，现正在奉化溪口陪伴张学良；而他在入伍生队时的班长文强，脱离革命阵营以后，到杭州的浙江警官学校当了一名指导员，戴笠发给他们每人一辆自行车，让他们每天骑着车子巡视各个分局。目前，刚刚因淞沪抗战爆发，被戴笠调到上海，做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校军衔。
    八路军系统以外，周恩来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授中将；郭沫若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授中将（这是郭沫若第二次被国民党授衔，早在十年前，郭就是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了，中将军衔。）
    又扯远了，接着说杨虎城。

    回国的要求没有得到批准，杨继续西行，在美国逗留到 8月 4日，赴欧洲。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瑞士和西班牙等国，于1937年10月21日返回法国巴黎。
    早在 8月份的时候，杨虎城就决意回国，最初，杨的意思是经苏联回国，并令亢维恪到苏联驻法大使馆申请入境签证，当时苏方人员说要向莫斯科汇报，但迟迟也没有回复。到10月 6日，杨接到蒋廷黻给顾维钧的一个电报，说：“关于中苏关系，谣传繁多，杨将军此时赴苏考察，不合时宜，请劝他推迟苏京之行。”
    顾维钧是唐绍仪的女婿，时任驻法大使，当时正在日内瓦开会，故蒋廷黻托他将此电转杨虎城。
    据亢维恪回忆，10月 2日，杨虎城接到由日内瓦转来宋子文的一通电报，说：“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
    这通电报，使杨虎城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回国。
    宋在电报中的原话是“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从这句话来看，首先，宋认为杨虎城可以回国，这是明白无误的。其次，宋是在征询杨虎城的意见，回不回来，杨自己定。
    但最关键的一点，即这通电报，究竟是宋子文自己的判断，还是秉承了“中枢”的暗示，从电文中看不出来。
    再说得明白点吧，杨虎城此番回国，是奉命而回，还是自行返国，这其中的差别大了去了！
    杨虎城此次出洋，基本是属于“发配”，既是“发配”，就不能自作主张。对此，杨自己自己也很清楚：“一年两年不一定，几时叫我回来我才回来。”因此，他必须研究，这次的电报是不是代表老蒋的意思，据亢维恪回忆，当时他们曾讨论过三个问题：
    第一，宋的电报说“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何以未提张学良将军呢?
    第二，要杨将军回去，何以蒋介石不电召，而说“宜自动返国？”
    第三，杨将军同邵力子、于右任、孙蔚如等（特别是孙蔚如）多次函电往还，何以他们不来电说及回国的事呢?
    经研究，亢等认为“宋的来电，定是蒋介石授意，这里必有文章”。并建议“杨将军在海外还可多住些时间，再看形势的发展，并征询国内一些老友的意见，然后决定去留。如立即归国，恐杨将军安全没有保障。”
    亢维恪等的“蒋介石授意”，似乎暗含着一重意思，即老蒋与宋子文串通好了，让杨虎城回国，然后不利于杨。
    亢维恪等人的判断，自然是为杨虎城打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可以理解。但依笔者个人的看法，以宋子文的身份地位、以宋子文与张、杨的关系、以宋子文所受的西化教育、以宋子文与老蒋的关系，似乎不大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再说了，杨虎城本已身在国外，不奉召唤不能回国，这一点杨很清楚，老蒋也很清楚。那么又何必多此一举，把杨骗回来，然后抓起来，不是摆明了自己找骂么？
    对此，想必杨虎城也有杨虎城的判断，据亢维恪回忆，当时杨虎城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脸面对待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绝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 ”
    10月29日，杨虎城一行从马赛出发，乘法轮“冉·拉保底”号启程归国。
    在此之前，杨虎城曾给宋子文发电，“着重叙述他出国近五个月来的抗日宣传活动情况，并对宋的关怀和帮助表示深切感谢。”杨还于10月23日给蒋介石、于右任和孙蔚如分别发出电报，“述明归国行程”。
    在归国的途中，杨又曾给宋子文发过一封电报，但直到回国，上述所有电报没有得到一次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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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11-9 06:21

37、监管杨虎城

    对于此次归国的前景，杨虎城并非没有一点防备，因此，在他启程之前，已经派自己的随从金闽生、樊雨农两人先期回国，打个“前哨”，“了解一下国内政情，并迅速征询友好的意见，随时电告，以便途中应变。“
    据亢维恪回忆，11月24日，“杨虎城接金闽生由国内来电，大意说，樊雨农于二十三日赴陕。他二十四日飞汉转京。蒋介石派陈质平参议来港迎接杨将军。”
    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一行结束了 5个月的出洋考察，于上午11时抵达香港九龙。
    亢维恪说：“一靠近码头，一个身着军便服的人，自称代表蒋介石来迎接杨将军。这人四十多岁，少言寡语，此后一直紧紧跟着我们。杨将军在九龙半岛旅馆住定后，一天，我随杨将军到香港山上拜访何东爵士时，他也未经通知竟坐在杨将军的小汽车前面。我当时寻思：莫非他是蒋介石的特务，来监视杨将军的行动？也许人家看我们在这里人地生疏，派员来作向导吧？总之，杨将军回到香港，南京竟未派任何‘要员’前来迎接，而只是这个‘小卒’左右跟踪，的确令人怀疑。”
    亢维恪的怀疑是对的，陈质平，我们前面已多次讲过，正是戴笠手下的特务，常驻香港。
    杨虎城在香港逗留了 5天，期间杨游览了香港市容，与香港的一些高层人士会面，并与宋子文进行了会晤。据杨说，宋是他专门请到香港来会面的。
    11月29日，杨虎城对王根僧说：“昨接蒋介石由南京来电嘱至南昌相见，并派戴笠迎接。同时并接戴笠电约至长沙会同赴赣。”
    王根僧，1898生，江西兴国县人。
    王根僧于1920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5年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队中队长。后经辗转到了杨虎城手下，1931年任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处长。十七路军改编为38集团军以后，王任 177师副师长。
    王是杨虎城的爱将，故 177师师长李兴中特地派他到香港来迎接杨虎城。据王回忆，他是11月24日由西安飞抵香港的，另外，“十七路军同仁王菊人、申明甫、王炳南、王惟之等亦先后来到。”
    其中，王惟之是西安绥靖公署军需处处长，据王惟之回忆，11月28日晚，杨虎城对他说：“蒋有电来，叫我去南昌见面，并派戴笠迎接。戴亦有电来，约在长沙见面后同去南昌。因此，我打算就去，你如果不再去上海，在我走后，可把我的家眷送回西安去，飞机票由梁参议代办。”
    11月29日下午，杨虎城又将王惟之叫到自己下榻的半岛酒店，再一次叮嘱说：“明天，我就动身了，你送她们母子（指杨夫人谢葆真和其幼子杨拯中）回去，在上下飞机和旅途中，对拯中要多加关照，不要让其乱跑。我到南昌后，就有电报给你们。”
    此时，王建议杨虎城“在港多住几天，看看情形再说”，杨说：“我已给蒋和戴笠复电，说明天起飞，所以不能再缓了。”并说：“我是奉派出国考察的，既然回来了，就得先去南昌汇报，回西北大后方去，那只能放在第二步了。”
    王又与杨虎城谈及带谁前去南昌，因原秘书亢维恪的父亲病重，需要回老家照顾，陪不了杨虎城了。于是杨说：“同王根僧去最适宜，因为他是江西人，在南昌人地都熟，他去比较方便。”
    然而，王根僧的机票还没有落实。据王回忆，11月30日，杨虎城等一行来到机场，“宋子文给杨将军一张长沙飞机票。当时香港的飞机票，局外人不易购得，不得已由我向宋子文一再要求，勉强再给一张。”
    王惟之回忆：“起飞时间快到时，杨乃和王根僧先后登上飞机，站在舱口又频频向前来欢送的人们挥手告别。当时人群中高呼‘欢送杨将军北上抗日’的口号。他的幼子杨拯中也在人群中挥着小手，大声喊道：‘祝爸爸一路平安！’飞机起飞了，时正十一点四十分。”
    后面发生的事情，就只有王根僧知道了。
    据王说：“是日（1937年11月30）日午前十一时三十七分由九龙乘欧亚机十七号起飞，午后二时百十分抵长沙。当陪送杨将军至六国饭店休息后，我按地址去找戴笠，得悉戴相候一日已返武昌，但曾留便条嘱杨将军转赴武昌。午夜十二时二十分由长沙乘湘鄂段粤汉车赴武昌。”
    戴笠倒不是故意不等杨虎城，兹事体大，他怎么敢放松，但他是在是等不了。
    从1937年 8月13日淞沪抗战一开始，戴笠就没闲着，始终奔波于南京、上海两地。殆淞沪抗战失败，戴笠又忙着跑南昌、祁门，忙着指挥收容被打散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这当中，戴笠还跑了一趟香港，告诉当地的特务，今后香港的地位非比寻常，要他们做好工作，并将因西安事变的发生，而代人受过、已经关了近一年“禁闭”的王新衡放了出来，担任香港站站长。
    此时，特务处的三位首脑，一个是戴笠，忙得不可开交。第二个是副处长郑介民，全部精力都放在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的兼职上，对特务处的事能不管就不管。第三个是幕僚长——书记长梁干乔，这倒是个干才，但是早就给戴笠派出去了。
    早在淞沪抗战正紧的时候，戴笠以上海行将不保，于是未雨绸缪，对华北的潜伏预作部署，派梁干乔为华北办事处主任，前往平汉线郑州一带部署潜伏工作。
    据乔家才回忆，“十月十日梁干乔到达郑州，作为华北办事处的工作地点，十三日抵达洛阳，十四日抵顺德（邢台），然后沿铁路徒步往南走，十五日抵沙河，再到邯郸。十六日抵磁县，十七日到丰乐，十八日到安阳，十九日到新乡，二十日返回郑州。各地都建立了组织，必须潜伏当地工作，不得随军队撤退。”
    按乔家才的说法，梁干乔在十天之内，在 9个城市布置了 9部秘密电台，不能说不是惊人的效率。但是，这也是梁干乔在特务处的“绝唱”了，不久以后，梁就被调任军委会总政治部第二厅副厅长。
    几个头头都不在，南京特务处本部几乎没人管了，因此，直到11月24日，特务处本部的 150多名内勤特务，才在秘书刘启瑞的带领下撤离南京，于11月29日，辗转到达武汉。
    刘启瑞是特务处的“第一支笔”，特务处每年年底给蒋介石的报告，只有刘启瑞来写，戴笠才能放心。
    150 多个人一下子跑到武汉，吃没地儿吃，住没地儿住，试问戴笠怎么可能踏踏实实地在长沙等杨虎城。
    况且，戴笠还要对扣押杨虎城预先做出安排。
    这件事情，戴笠交给了特务处江西站站长王立生。
    王立生，1903年生，江西万安人。原共产党员。
    想当年，王立生曾是江西学生运动的先行者，早在1919年前后，他就在万安与曾天宇、张世熙等组织起“万安青年学会”。并办了一本杂志《万安青年》。同一时期，南昌女师的刘和珍则组织了“觉社”，并办起了《时代之花》周刊。到1921年，以这些组织为基础，李立三在安源煤矿建立起了江西的第一个团支部——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支部。
    刘和珍于1923年考入北京女高师，并于1926年 3月18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被枪杀，同时被难的还有她的同学、湖南湘阴人杨德群。
    与此同时，王立生则考上了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担任共青团南昌地委书记。1929年12月，时任江西省委赣东巡视员的王立生被捕叛变。后王立生投入南昌行营调查科，并随调查科一起转入特务处。
        王是江西人，负责江西省站的工作，人地相宜。
    王立生的副手，则是湖南人谢厥成。
    谢厥成也是黄埔的，不过他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
    据武汉分校六期生范继文回忆，他与谢厥成都是“广州政治讲习班”的，毕业以后，范被派到北伐第二军做政治工作，后经军党代表李富春推荐考入武汉分校六期学习。
    谢厥成则被派到第十四独立师夏斗寅部任团党代表，后因夏斗寅叛变，“所有该部政工人员，逃到武汉分校，临时编入校本部直属连。”

    按：“广州政治讲习班”开办于1926年 2月，其主要目的是对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湘军进行政治训练。所以这个班的学员大半都是湖南人，毛泽东、宋庆龄、张太雷、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彭湃、蒋先云，还有汪精卫、陈公博、吴稚晖等等，都曾经为这个班授课。
    当年，黄克诚与刘乙光一同到广州，刘考入军校四期，黄克诚进的就是这个“广州政治讲习班”，毕业以后，所有学员都被分发到部队中做政治工作。

    陈恭澍也认识谢厥成。陈在入洪公祠特训班之前，被戴笠选中入“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学习，这个班特别小，一共才14个人，班主任是酆悌。同学当中，据陈恭澍说，有一期的韩浚、陈烈、黄雍、俞墉、吴乃宪等；有二期的张炎元；五期的则是韩继文、夏大康、谢厥成和陈恭澍本人。
    这里，陈说谢厥成是五期的，与范继文说的不同，这不奇怪，陈恭澍本是军校四期生，后降到五期的。这是由于从三期开始，黄埔设立了入伍生制度，即招收的新学员先不分专业，一律编入连队，施以六个月的军事训练，经考试合格以后才能转为军官生。所以，文强、林彪在入伍生队的时候，是一个班的，等到转为军官生的时候，分到了不同的专业，文强去了政治科，林彪则选择了步兵科。
    陈恭澍就是在入伍生转正的时候，考试不合格，只好延期入军校五期学习，所以，他对五期生的来历，并不十分清楚。
    另外，到1925年以后，即五期招生的时候，“黄埔”的牌子已经非常响亮，全国的优秀青年源源不断地来到广东，简直取之不尽，录之不竭。因此只好人为地定一个时间点，在此前入学的为五期，此后的则为六期。因此、五期与六期之间，原本就没有太严格的界限。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一次考试不及格的戴笠才能有补录的机会进入军校，要都像一期那么严格，胡宗南正经八百师范毕业的小学教师，都因为身材矮小差点不要，中学都没上的戴笠，有十个也进不去黄埔。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陈恭澍，陈生于1910年，1925年考入军校四期的时候才15岁，比黄埔规定的最低入学年龄，足足小了三岁，真是够有本事的，不知道是不是“托”了人。
    陈恭澍在读“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与谢厥成住一个宿舍，据陈说：“谢同学能歌善诵，文艺气质特别浓厚，指定的书他不读，一天到晚趴在桌子上写新诗，高兴起来，还要高声朗诵几句，当时被视为怪人一个。”
    陈恭澍从“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毕业以后，被送到洪公祠继续“深造”，谢厥成则与文强、胡国振、罗杏芳等军校同学一起被戴笠派到“浙江警官学校”做督察。后谢厥成又被派到南昌，当江西站副站长。
    起初，戴笠在分派任务的时候，并没有对王、谢二人明说是杨虎城要来，只是说：“不久将有某要人来南昌居住，请兄速觅租房屋一幢，以环境幽静之独立住宅为宜。房租多寡勿计，并盼妥予布置。”
    王立生遵嘱租下“二纬路一号”的一套两层楼的花园洋房，并雇了一个厨师、一个女佣。接着又根据戴笠的命令，准备轿车两辆，静候“要人”到来。
    再说武汉那边，据王根僧回忆，“（12月 1日）午后三时三十分车抵武昌车站，戴笠率行营及省府人员约百余人在车站迎接。当即安顿我们住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表面招待很周到，但发觉有特务人员秘密监视，杨将军去访于右任时亦然，我当时将这种情况密告杨将军。”
    对此，杨虎城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中央不需要这样做吧? ”
    杨虎城拜访于右任的事情，王惟之也有回忆。
    根据杨虎城的安排，王惟之护送杨的家眷回西安，他的行程与杨虎城完全一样，只是晚了两天出发。12月 2日，王等一行乘飞机离港，先到长沙加油，然后到武汉。据王说：“下机后，凡是去西安的乘客，都受到武汉行营派来检查人员的盘查，尤其对我们几个人盘查更严。晚宿陕西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李志刚给我们预定的旅馆。”
    由于杨虎城等在长沙多待了半天，因此，王惟之一行到武汉的时间只比杨晚一天，换句话说，杨虎城两口子是分别于12月 1日和 2日两天、前后脚去拜访的于右任。
    据王惟之回忆：“到达旅馆后，杨夫人迫不及待地就要去访于右任，经李志刚坚请，乃略进饮食后，即匆忙偕李前往，至深夜归来，面带忧容，精神沮丧。”
    当时，谢葆真曾问王惟之：“关于杨先生的情形，你有所闻吗?”
    王说：“从办事处职员口中，略有所闻，但不知其详。”
    谢葆真说：“杨先生怀着一片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忠贞之心，请缨杀敌，被允回国，不料一到武汉就被戴笠派特务监视住了。杨先生去看于右任时，还有特务跟着，一直没离开左右。据于说：他们两人谈话时，跟去的特务竟敢旁坐不动，经他斥责后，才到外边去了。可是，还不时进来，催促杨先生早些回去休息，使他生气极了。接着于气愤地说：杨是回国抗日的，不是来当汉奸的，戴笠为什么要这样胡搞，我以后见到蒋先生，一定要把这些情形向他提及。并说杨先生和他见面后，第二天就和王根僧飞走了。”
    王惟之回忆说：“杨夫人说到这里，慨叹一声，接着说：‘就目前情形来看，杨先生的行动现已受到限制了。’”
    谢葆真说得不错，此时，杨虎城已经被软禁。
    12月 2日中午，也就是王惟之、谢葆真一行到达武汉之前仅几个小时，戴笠陪同杨虎城离开武汉赴南昌。
    王根僧回忆，当时，戴笠陪同杨虎城到汉口空军航空站，戴笠准备了一架特别小的飞机，除驾驶员外只能乘三个人，即戴笠本人、杨虎城及戴笠的副官。
    王根僧说：“当时经我再三要求，始临时将副官叫下来，准我上机。”
    武汉离南昌很近，只飞了不到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南昌方面来“迎接”的，除了王立生和谢厥成外，还有时任南昌空军教导大队长的毛邦初。
    当时王立生、谢厥成只看到戴笠陪着一位“身躯朔伟，衣藏青西服，口衔雪茄”的人下机，却不知其为何许人也。
    戴笠与王等三人握手，未及任何寒暄，即与杨虎城、王立生登车而去，谢厥成则陪着王根僧乘另一辆车子。
    少顷，两辆车开到了“二纬路一号”，这就是江西站为杨虎城准备的秘密地点。
    戴笠请杨上楼休息，随即问谢厥成：“你知道他是谁么？”
    谢说：“不知道”
    戴很失望，摇着头说：“傻瓜，傻瓜。”
    这时王立生认出来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杨虎城吧？”
    戴笠说：“对。赶快去把他的行李查一查。”
    王立生检查回来，搜出一只“4 吋左轮”拿到交给戴笠。
    戴笠仿佛十分感慨，他说：“历史真会重演的，去年西安事变，我到西安，一下飞机便被扣留。杨虎城收去我的一只左轮，今天虽不是原璧归赵，总算也是一只左轮。”
    此时，楼上的王根僧对杨虎城说，进门的时候，看到“有一队宪兵正在周围布置岗哨”，对此，杨依然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吧。”
    王说：“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心，往往是不正确的，我应该去试探一下。”于是王“当即挟着一套衬衣裤和毛巾、肥皂，佯装出去洗澡，果然被门口卫兵拦阻，并说外面风声不好，不能出去。”
        王根僧回去报告杨虎城，据王说，当时杨“长叹一声，默默无言者久之。”
    王根僧看到的布置岗哨的人，就是李家杰。
    李家杰，生于1911年，湖北安陆人，军校八期毕业。
    李家杰资历甚浅，此时才26岁，任南京警察厅特警科军事组租长，戴笠让他从特务队挑选了二十几个特务，担任内务警卫，另外还有一个宪兵八团的一个排，负责外围安全。
    李家杰还有个副手龚国彦，龚是浙江人，其资历更浅，龚是“浙警”毕业以后被选入“杭训班”学习的学生，与张毓中、韩庆徇等是一样的，到这时参加特务工作才三、四年。
    在软禁的初期，戴笠还亲自陪杨虎城住了几天，并陪着他外出游览，据王根僧回忆，曾去过青云谱、万寿宫等南昌的名胜。生活上照顾得也不错，据王根僧回忆：“戴笠表面上招待我们甚是周到，伙食特别好，并同我们有说有笑，但迄未谈及蒋介石何时来南昌，至此我们也已了然。”
    12月 5日，戴笠陪杨虎城吃晚饭，杨虎城问戴笠，说听说蒋介石要来南昌，有无此事。戴笠说没这么回事。王根僧说：“杨将军判断当时情况，也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来南昌，并且说既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步，他来与不来，都不相干。”
    到12月 9日，日军开始对南昌进行轰炸。据王根僧回忆，12月10日，戴笠对他们说：“敌机常来轰炸，城内不安全，请杨先生迁到乡下去。”并要杨虎城立即上车。
    所谓“乡下”，是位于梅岭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一幢别墅，这里易于隐蔽，既可躲避空袭，又不易走漏风声。
    王根僧说：“当时戴不准我随去，我挥泪送别，杨将军叫我速返前方，晓谕十七路军官兵，要上下一心全力杀敌。我唯唯，惟请珍重而已! ”
    据王根僧说，他离开武汉，准备经汉口回部队，结果还被监禁了一段时间，怕他说出杨的事情，直到1938年 2月21日才被释放。
    王根僧一走，形单影只的杨虎城更加孤单，每天在苦闷中度过。为防止杨虎城闷出病来，于是戴笠准许杨夫人谢葆真带着孩子杨拯中来陪伴杨虎城。
    同时，戴笠还特地增派了他的同学王蒲臣来“照顾”杨虎城。
    王蒲臣与戴笠，不是一般关系，颇值得重点说说。
    王蒲臣，1902年生，浙江江山县人。
    王蒲臣并不是戴笠在军校时的同学，而是他在文溪高小的同学。
    王蒲臣出生于江山县城里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医生，还是江山县议员。王蒲臣上边有 8个姐姐,夭折了 7个，因此到他这儿，王家已是三世单传，极为珍爱。王蒲臣从 5岁就跟着父亲读书，学习《论语》、《孟子》等等。1911年，王蒲臣进江山县立模范小学，1912年，王被保送入江山县立文溪高级小学，当时他才11岁，是学校里最小的学生之一。
    王蒲臣说：“文溪高小是我们江山县城内最完备、历史最悠久的小学。所以各乡镇的学生，都纷纷争取从乡下进城，慕名而来。这批学生，大都读过私塾，念过古书，年龄比较大，由乡镇进城，都住在学校里，叫住宿生。我家住在城里，每天放学回家，不住校，叫走读生。”
    住宿生不能随便外出，因此经常托走读生帮他们买东西，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特别是一些年龄大的学生，还要挑三拣四，嫌东西不好、嫌买得贵等等，经常骂王蒲臣他们不会办事。为了避免找麻烦，把东西卖得又好又“便宜”，王蒲臣只好把家里给的午饭钱贴进去，给这些大同学买东西，自己饿肚子，等放了学再回家猛吃东西。
    据王蒲臣回忆，某天，一个名叫姜润才的同学把王蒲臣按在地上当马骑，叫他在地上爬，王大哭。正好被戴笠看到，据王回忆，当时戴笠说：“同学们应该相亲相爱，互相帮助，你不帮助他已经不对了，怎么还可以骑在他身上取乐呢？以后不许这样。”
    在这里，王蒲臣隐去了一段，可能是觉得实话实说会影响戴笠的“形象”。实际上，据其他人回忆，戴笠当时并没有这样彬彬有礼，他不是这样的性格。
    事实上，是戴笠当时就把欺负王蒲臣的同学给狠揍了一顿，据王回忆：“从此以后，同学们以为我是戴笠的朋友，或与戴有亲戚关系，就不再有人欺侮我了。”
    这件事给王蒲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以此终身服膺戴笠。
    王蒲臣与戴笠，只同学了一年。1913年，戴笠毕业，考入浙江省立一中，并于不久后被开除，就此开始了十年打流的生活，
    1920年，王蒲臣考取浙江省立第九师范，1925年毕业，回到家乡江山教书，学生中，就包括戴笠的独子戴善武。
    当时的江苏省教育厅长，就是后来被称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陈很器重王蒲臣，1930年，年仅28岁的王蒲臣，出任浙江省江山县教育局局长，此后还曾任武义县教育局局长。所以，很多年以后，当王蒲臣再回到大陆的时候，地方上是把他当教育界“老前辈”来接待的。
    1935年12月，王蒲臣从武义县教育局局长的位置上卸任，来到南京，住在自己的姨表兄李直家中（李直也是戴笠和王蒲臣的老师）。此时的江苏省教育厅长已经换成了周佛海，王被发表为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但他不想去，准备离开南京另谋出路。行前，他去找此时已经担任特务处处长的戴笠辞行。
    王蒲臣一生的命运在此转折！
    王来到鸡鹅巷53号，戴笠没在家，却遇到了他在江山县立模范小学时的同学张衮甫。
    张衮甫，本名张裕荣，号衮甫，生于1898年，浙江江山县人。
    张衮甫的太太叫王秋莲，王秋莲的母亲蓝月爱与戴笠母亲蓝月喜是亲姐妹，因此，张衮甫是戴笠的表妹夫。张从杭州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其时，戴笠正在上海打流，就住在张家里。对这个不务正业的表兄，王秋莲极看不上眼，反倒是张衮甫经常帮助戴笠，给他钱用，戴笠非常感谢。
    张是学商业的，特务处成立以后，戴笠就将张衮甫请来帮他管财务。后来，张衮甫改名为张冠夫，军统局成立以后，张曾任经理处处长。
    张衮甫见到王，很高兴，说：“戴先生虽然不在家，老太太、太太都在，不妨进去坐坐。”
    王蒲臣回忆说：“我和戴家颇有渊源，戴氏本人和我是同学，与我姐夫也是同窗好友，他的太大和我姐姐是干姐妹，他的儿子是我的学生。因此他一家大小，我无一不认识。张兄一说，我就进去拜访老太太和戴太太了。”
    正聊着，戴笠的太太说：“回来了，要不要去见他？”
    王说：“当然要，我今天来，就是为要看他。”
    于是王蒲臣拿出自己的名片叫人送进去——此时的戴笠已经今非昔比，要见他的人很多，需要“求见”了。
    王蒲臣回忆：“他见到我的名片，马上请我进去。二人多年不见，相谈甚欢，并与我共进便餐。”
    谈话间，戴笠问王正在做什么工作。王说：“目前没有适当工作，我又想离开，另谋别途。特来向你辞行。”
    戴笠一听，马上邀请王加入他的“革命工作”，王回忆说，当时他“摇头拒绝”。戴问：“我这里就是专做革命工作的地方，你为什么耍摇头？大家求还求不到哩! ”
    王蒲臣说：“不是我不来，而是不敢来，你干的这种革命工作，我没有念过这种书，可说是一窍不通。”
    戴笠说：“只要有心革命，潜心研究，时时注意，处处留心，三年便可成为专家。我过去何尝念过，现在还不是搞得蛮好。”
    王蒲臣回忆说：“这样一来，我便没话说了。当时就答应他姑且试试看。”
    戴笠很高兴：“好! 下午就开始办公。”
    王蒲臣一听赶紧说：“不行，我的行李还在李老师那里。”
        戴笠说：“没有关系，我派人去拿就是。”
    1935年12月 5日，33岁的王蒲臣加入特务处，任机要室（甲室）秘书，月薪 100元。据王说，这个工资，比他当县教育局长，居然高出一倍！
    据王蒲臣后来回忆，对他的“不辞而别”，陈布雷和李直都很不高兴，认为不可能吃一顿饭就能把工作决定了，而且连个招呼都不打（据王蒲臣说，他参加特务处工作的前 8个月，没有出过大门一步），一定是早就和戴笠串通好了。王自己也说：“就一般情形来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百口难辩。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慢慢得到他们谅解。”
    1937年 8月，淞沪抗战爆发，王蒲臣随戴笠赴上海，任“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军总指挥部秘书。
    1938年，戴笠派王蒲臣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驻赣办事处上校主任，负责物资转运。
    王蒲臣的办事处就在南昌，正好派他来照顾杨虎城一家。
    最初，王蒲臣觉得他们几个人都是大老爷们，“照顾”女眷多有不便，于是经请示戴笠，调来一个女特务蔡霞光来照顾谢葆真，结果谢认为是来监视她的，很不高兴。
    于是，王蒲臣把自己的太太和孩子从乡下接到南昌陪伴谢葆真，并请谢到家里做客。当时，王的三儿子王清临还不到 5岁，谢葆真一见就特别喜欢，一定要收为义子，王也答应了。
    与王蒲臣同时被派来的，还有另一个特务谭良谱。
    谭良谱，1899年生，湖南酃县人，军校六期毕业。
    湖南酃县，今天称为炎陵县。不知为何，酃县入黄埔的特别多，据不完全统计，仅六期就有近20人，再往前推，因李公朴、闻一多案闻名的一期霍揆彰也是酃县人。
    由于特务处另一个元老、同为军校六期的唐纵就是酃县人，所以酃县有不少人进了特务处，除了唐纵、谭良谱，前面说过的罗杏芳也是。
    谭良谱进入特务处很早，据沈醉回忆，谭曾被派入上海肇和中学做事务主任，暗中做情报工作。
    王蒲臣说，当时他和谭良谱、谢厥成，没事的时候就陪杨虎城打打麻将，“因而大家相处得很好，相安无事。”
    然而，好景不长，1938年 6月，马当失守，接着九江沦陷。九江一失，南昌、武汉都失却了最后的屏障，为安全计，奉戴笠之命，李家杰将杨虎城转移到湖南长沙梓园，这里其实就是特务处临时本部，后又转移到湖南桃源吴家大屋，“文夕大火”之后，桃源也待不住了，只好又往贵州跑。
    特务处在贵州有个“大后方”，这就是息烽。
    息烽的“繁荣”，得益于“息训班”的建立。
    “息训班”即息烽训练班，“息训班”实际上是“临训班”和“黔训班”的延续。前面说过，抗战爆发以后，戴笠在湖南临澧办起了军统临澧特训班，这是戴笠大规模培养干部的开始，也是军统的“训练”工作走向成熟的标志。
    为了使“临训班”尽可能显得比较“正规”一点，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前来学习，最初，戴笠想把这个班纳入军事教育体系，曾多方活动，希望能将“临训班”作为“中央军校”的一个部分。但这事没办成，最后老蒋拍板，将“临训班”划入中央警官学校范畴，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政治警察训练班”，简称特警班，但军统内部仍沿用“特训班”的名称。
    到1938年冬天，“临训班”第一期毕业，因时局影响迁至湖南黔阳续办第二期，并改称“黔训班”，此后，戴笠仍感黔阳不太安全，于是又迁到贵州息烽继续办第三期，这就是“息训班”。
    据“息训班”理化实验室“研究员”毕琪回忆，“因为这一期是迁息烽伊始，基建工程极多，可以说是大兴土木的一期。”
    据毕琪回忆，先后建起来的设施有：学生营房七座，都是两层楼房；医务所，有50多张病床，可以做一般性的手术；教官楼一座；体育室；专供文体演出的“中山室”；还有理化实验室、1000多人的大礼堂、操场、风雨操场；有 500米长的障碍赛跑的跑道，另外还有图书馆等等，这些，即便放到今天，应该说也是一个设备比较完备的教育培训场所了。
    所谓“大兴土木”，并不仅仅因为来了个特务训练班，更重要的原因，从1938年开始，这里建起了一座监狱，这就是“息烽集中营”。
    上世纪三十年代，息烽还是一个很偏僻的县，正因为这一点，被当局看中——据在息烽被关过四年“禁闭”的李任夫说：“反动派之所以要在息烽建立这个规模庞大的集中营，是因为抗战节节败退，过去在上海、南京、北平、武汉一带所逮捕的人太多，既不能全杀，也不敢全放，因此就有转移集中管理的必要。其所以选择在息烽，一方面因为贵州远在抗战后方，而息烽又位在万山丛中，比较安全，并容易保密；另方面则此地距贵阳不远，且在黔渝公路线上，交通方便，易于控制。还有一个原因是，以息烽两字，有平息烽火的意义，预示政权巩固，天下太平之兆。”
    息烽集中营并不在城里，监狱嘛，当然不能在城里。李任夫说：“它坐落在息烽县城外15华里的小市镇阳朗坝附近的山窝里。四面都是崇山峻岭，只有此处稍为四平。集中营本部，被包围在重峦叠嶂之中。黔渝公路虽然从它的面前穿过，但因为山形掩蔽得很好，身过此间的人，如果没有人指点，是不会知道在这儿有这样一个庞大秘密魔窟的。”
    除了息烽集中营和“息训班”，息烽还有一个大单位，即军统局的“息烽总台”。
    军统成立以后，其第四处即电讯处，处长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副处长董益三。电讯处设有四个总台，前三个都在重庆，后因日机不分昼夜的疯狂轰炸，戴笠担心总台一旦被毁，则军统的指挥系统立时瘫痪，于是在偏僻的息烽底寨建立起了第四总台。跟着又建立了配套的水电站和电机制造所；为了培养学生，又建立了电讯班。
    有了这么多的重要机构，保卫工作又成了问题，经老蒋批准，从贵州第十六编练处调特二团归戴笠节制，负责息烽、开阳和修文三地的保卫，团部驻息烽。
    随着上述三个大单位及附属机构的到来，接着西安事变的两位大人物张学良和杨虎城又先后被幽禁于此，息烽成了军统在后方的一座重镇，形形色色的特务机构得有十五、六个。全盛时期，军统方面常驻息烽的达到了 15000余人，而息烽县城才2000人，整个息烽县，不过5000人而已。
    李任夫说：“从人事上看，息烽自县长到乡镇长，都是清一色的军统人员，最少也是外围分子。至于息训班的教官与学生，以及息营的干部，那更不必谈了。息烽在名义上与行政上，虽属于贵州省府管辖，而事实上则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省府是一切不能过问，也不敢过问的。”
    特务处盘踞息烽之后，派到息烽的第一任县长，就是前面说过的广西人邓匡元，之后是徐羽仪，然后是陈国桢。
    陈国桢也是江山县人，毛森入衢州第八师范学校的时候，陈是该校教师，后曾在“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军当法官。另外，息烽集中营负责人周养浩，也曾是陈国桢的学生，由陈来担任息烽县长，再“合适”没有了。
    如果沿用现今的说法，把息烽称为“军统城”，一点都不过分。
        杨虎城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送到息烽来的。
    军统特务廖雄原是南京警察厅特务大队便衣队班长，1937年11月底，奉命前往南昌看守杨虎城。据他回忆，“次年（1937年）三月，将杨将军由梅岭移往湖南桃源。十一月，又秘密转移到息烽玄天洞。这时，我们这个队的名称叫玄天洞特务队，有队长李家杰、副队长龚国彦、指导员张兴宇、督察廖雄、分队长曹泽民、会计石学廉以及队员三十余人，由重庆军杭局本部直接管辖。”
    杨虎城到息烽的准确时间，是1938年10月 6日。最初，杨虎城被安置在“息烽集中营”，即阳朗坝看守所，后来戴笠觉得这里离公路太近，不安全。经勘查，发现离此大约30里以外的南望山上，有个玄天洞道观，挺合适的，于是赶走道人，将杨虎城迁居于此。
    息烽集中营，人称为“大学”，本来就戒备森严，张、杨来了以后就更甚。李任夫说：“息营直接指挥的武力，除了营中行动组（即第二组）配备的大批便衣特务之外，还有一个特务大队，专负保卫息营之责，都配有一色的最新美式自动武器和特种武器。这些武力，都由息营主任直接调遣。营内营外，岗哨重重；营外每一个山头，都建有碉堡，日夜校巡守望，任何人想要通过，非有特别证件关照，是很难走得通的。一般老百姓也心中有数，决不敢冒昧到这个禁区樵采。况集中营本部，除几重围墙之外，还架设着密密的铁丝网，安装了电流设备，真是寸步难行。至于围墙以内，则道路迂曲，纵横交错，高下不一，初来者倘无向导，即在白天，也可能迷失方向。一到晚间，即在内部行动，也有一般的与特别的口令，对答不来，有遭枪杀的危险。”
    除了三十几个人的“玄天洞特务队”，据廖雄回忆：“为了不让杨将军被关押在玄天洞一事被外界察觉，还须加强对玄天洞周围的控制。队长李家杰向军统局呈报批准后，就着手组织情报队，担负玄天洞特务队外围的情报搜集工作，并指派我具体负责。”
    于是，廖雄在玄天洞附近“挑选了三十余名青年，让他们免除杂役，进入情报队当队员。我担任队长，假称姓王，队员们就叫我‘王大队长’。队员内部称情报员，对外称玄天洞宪兵情报员，由我直接领导。队员之间，规定不发生横向联系，搜集到情报须向我一人反映，然后由我提供给李家杰。”
    搜集情报的范围，廖雄规定得很细，包括：“本地区共产党和地下人员活动情况；本地区民间团体活动情况；学校、厂矿中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情况；有关社会言论和各种事故；有关经济方面的情报，如物价涨落等。”
    不愧是特务处出来的，大凡政情、社情、民情，廖雄都囊括在内。但笔者十分怀疑，以他找来的这些乡农，能否搞到这样的情报。
    前面提到的特二团，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做好对张、杨看管的外围警卫工作，其团附张文昌后来回忆：“我到息烽后，一见特二团的布防情况，第一营主要控制修文阳明洞，第二营主要控制开阳刘衙，那两处正是军统囚禁抗日将领张学良将军的地方，第二营和团部驻息烽，正是维护军统驻息烽各机构组织的警卫、以及控制囚禁抗日将领杨虎城将军的玄天洞。”
    沈醉亦曾回忆这一期间张、杨的情况，他说：“至于张学良将军，开始住在息烽邻县修文的阳明洞，后来为监管方便，才移到息烽来，陪他同住的有赵四小姐。军统对他监视是很严的，除武装警卫外，还特派一人同住，名为照拂，实则监视，非经他许可，不能接见任何人。他偶尔去过贵阳，是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请示的。在他押禁息营期间，我只听到有两个人来看过他，一是东北要人莫德惠，一即宋子文。戴笠到息，照例要去探看一下，不过是看看情况，好向蒋报告而已。他的物质待遇尚好，但精神则苦痛异常。据息营负责人说，张经常发怒，往往不吃饭即将饭桌推翻，将家具打碎，可见其苦闷与愤怒之情。杨虎城原住在息营左近的白鹤观，后来又移到另一山上。他的夫人也同居一处，生活与监视情况，大致与张学良相同；但行动限制，还在张学良之上。其夫人曾在息生一小孩。她因受刺激过度，有精神失常状态。两个随从人员，都关在息营本部。
    从沈的回忆看，尽管都处于监禁中，但张学良的情况，很显然地，要好于杨虎城，最起码还有人去看他，还可以“经常发怒，往往不吃饭即将饭桌推翻，将家具打碎”，杨虎城就不行了。
    首先是住的条件，玄天洞是一个很大的洞，洞里能盖房，你说它多大吧，但是有一样——特别阴暗潮湿，不是宜居之地。
    沈醉回忆说：“这个庙建在山洞内，终年不见阳光，因此潮湿异常。杨全家在西北地势干燥的地方过惯了，住此很不适宜，加上心情不快，便常常生病。这时杨已看出蒋介石短期内决不会释放他，为了长久打算，便一再表示，愿意自己出钱在洞外修间房子居住。看守他的特务队长李家杰是云南盐津人，一向贪财如命，听到他愿意自己出钱修房子，便极力帮他向戴笠请求，得到批准。杨高兴地拿出四百元美金，交与李家杰代办。李除在兑换美金时揩了一笔油水外，修建时又偷工减料，搞得十分简陋。杨对此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将就下去。”
    生活条件也差得很远。沈醉说：“当时，我在军统机关任总务处长，戴笠时常派我去看囚禁在贵州桐梓县的张学良和在息烽的杨虎城，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也顺便送给他们一点吃的东西。戴笠对张学良生活上的待遇安排较好，因为张同宋子文是儿女亲家。加上张夫人于凤至与赵一荻( 即赵四小姐 )两人在一九四四年前每年轮流陪张，她们都曾去美国休息，回来总带有不少东西，因而张的生活比较好点。而杨因蒋介石对他特别仇恨，从来没有外面接济，他自己有一点钱又舍不得用。加上当时法币天天贬值，经手特务揩油，所以生活相当困苦，他想换一套新棉衣都很不容易。我每次去看他，他总背着看守的特务向我诉苦。我当时哪里会同情他，还不是敷衍一下，叫他忍耐点。就是调整一下，也维持不了几天，又因法币贬值，仍旧是天天缺这少那，使他常为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感到苦恼。”
    在此期间，杨虎城和谢葆真生过两个孩子，第一个男孩没几天就夭折了，第二个是女孩，起名杨拯桂。不久以后，谢葆真就精神失常了。
    沈醉说：“几年中由于种种不如意事，使得她渐渐有些精神失常。她非常痛恨那些特务，甚至戴笠去时，她也愤怒地加以斥责，这更引起特务们的不满和仇视，总想方设法去折磨她，在她产后也很少给予应有的照顾。有一次她在吃饭，正感到饭菜粗劣难以下咽，怡好遇到特务队长李家杰去看他们，她便提出质问。李用言语顶撞她，她气愤极了，便将手中饭碗向李打去。李一看不对，拔腿便跑，回去便说她有很严重的神经病，要把她同杨隔离，以免妨碍杨的生活。军统批准了李的建议，硬叫她同杨分居，仍旧回到玄天洞庙内一个人去居住。”
    后来，谢葆真真的得了精神病，身体一天一天地坏下去，终于在1947年去世。
    据沈醉回忆，在1942年冬天前后，有一次戴笠去看望杨虎城，杨提出撤换李家杰，因为“李使他太感痛苦了。戴只好答应下来，到重庆后便改派龚国彦去接替李任队长。”
    李家杰因看守杨虎城有功，被调回重庆，任中央训练团警卫组副组长，上校军衔，后又任交通部运输局稽查组长。
    除了戴笠、沈醉，经常去看杨虎城的，还有息烽集中营负责人周养浩，这是因为，“虽然看守杨的特务队是直接受军统司法处和特务总队所领导，但也要受周的监督，因为多一层关系，可以更好地防止日久发生意外问题。”
    沈醉说：“周经常去陪杨打小麻将消遣，每次总有龚国彦在场。杨因心情不畅，每打必输。”
    1946年，息烽所有机构奉命结束，杨被解送重庆歌乐山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杨家山。与此同时，张学良则经重庆、被直接送往台湾。
        再往后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了。
       
        注：
    问：蒋对杨虎城将军的恨，完全是因为双十二事变，还是兼因杨出洋期间的言行？
    答：呵呵，这问题有点复杂。个人体会，蒋对张、杨，似乎还不完全是恨的问题，如果仅仅是恨，那倒简单了。
    张杨都属地方实力军阀 当然张的实力与过去跟蒋的交情远胜于杨，关键是在西安商量放蒋时的态度，这个给杨自己的未来命运定了性。张的态度明确，全力维护蒋的威信，只要蒋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无条件放人；杨还老想要个什么保证，让当时的蒋担惊受怕。蒋已经很客气了，放杨出洋，他自己跑回来怨谁？蒋难道还能让他继续统率西北军割据一方，这怎么可能？纯属自己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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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11-9 06:21

38、密捕韩复渠

    韩复渠，1890年生，河北霸县人。
    韩复渠和他之前另一个盘踞山东的军阀张宗昌，都曾留下很多笑话，比如张宗昌的“大炮开兮轰他娘”、“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比如韩复渠的“大家都靠右走，左边留给谁？”、“开会的人都来了吧，没来的请举手。”等等。
    这当中，有些可能是真的，有些则显然是拿人“开涮”。说到底，当年的这些军阀，不过从小扛枪，书读的少而已，毕竟不是白痴，怎么会说出这种蠢话。况且，韩复渠还不是粗人，而是西北军中少见的“细人”。
    据韩复渠的儿子回忆，韩的父亲韩世泽是前清秀才，以教书为生。韩复渠“自幼聪明好学，受到祖父偏爱，特送到本村小学读书。毕业后因贫穷再无能力去外地读中学，就随祖父在私塾中读书达七八年之久。其间熟读十三经，能诗、善属文，尤以书法见长。婚后，父亲到县衙任‘帖写’，相当于现在的文书。职务虽卑，但也需相当的文化程度，决非文盲老粗可以问津。”
    1910年，韩复渠投入冯玉祥手下，正是由于韩读过些古书，受到冯的赏识，让他做了“司书生”，掌理一些文案。此后连长、营长，一路上升。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时候，韩复渠已晋升为旅长。
    我们来看一下西北军部分军官当时所担任的职务：
    第一师师长鹿钟麟；第一旅旅长韩复渠；警备第一旅旅长刘汝明。
    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第三旅旅长孙良诚；
    第十一师师长宋哲元；第二十一旅旅长佟麟阁；
    第六师师长李鸣锺；中央第四混成旅旅长石友三；卫队旅旅长冯治安；炮兵旅旅长孙连仲；
    很显然，在这份旅级以上干部名单中，我们还看不到张自忠、郑大章等等后来耳熟能详的名字。
    我们再看看1926年冯玉祥通电辞职、赴苏联考察的时候：张自忠任第五师第十五旅旅长、韩复渠为第八军军长；宋哲元则成为统领他们的“西路军”总司令。
    至此，用了15年的时间，韩复渠成为冯玉祥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后又与刘汝明、石友三、孙良诚、孙连仲等被并称为“新五虎将”。

    按：前面讲过，宋哲元与萧振灜谋划投蒋后的干部配置时，宋特别提醒萧，过一段时间再让刘汝明“入伙”，其原因就在于刘汝明的资历比冯治安、张自忠、赵登禹等人高出太多，他来了摆不平。

    很有意思的是，冯玉祥的西北军从全盛时期，到最后垮台，经历的几个重大事件，都有韩复渠的份儿。
    1929年，蒋桂战争之前，李宗仁、白崇禧曾与冯玉祥联系，希望联合反蒋。冯玉祥表示同意，并派韩复渠为总指挥。等蒋桂双方打起来了，冯却不明确地指示韩应该怎么做，准备“见机行事”，看谁不行了就打谁。韩的按兵不动，间接导致李、白延误了战机，最后大败亏输。此战过后，蒋介石和桂系都对冯玉祥不满意，冯落个两头不讨好。
    不仅如此，韩复渠在驻湖北“观望”期间，还忙里偷闲地去了趟武汉，与蒋介石夫妇一起吃了顿饭，据说蒋还给了韩一笔军费。
    1929年 5月15日，在刘郁芬、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渠等的“拥戴”下，冯玉祥通电就任“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要求蒋介石去职，否则，就要“率五十万大军与之周旋”。
    仅过了一个星期，5 月22日，韩复渠、石友三、马鸿逵在洛阳通电“服从中央”，被蒋“覆电嘉奖”，韩复渠被蒋任命为第三路军总指挥。
    随即，冯玉祥被国民政府“褫去本兼各职，协缉拿办。”——蒋冯战争还没打，冯玉祥就败了。
    实际上韩、冯之间早有过节。1928年底，韩复渠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乘机把他兼任的20师师长给免了，夺了他的兵权。有人在韩面前说，“过去拿你当儿子，现在连师长都不让你当了。”韩十分生气。
    西北军素以封建色彩浓厚而著称，大小事一律决于冯玉祥一人，责罚部下跟骂自己儿子似地。据说有一次他给吉鸿昌打电话，不知什么事不高兴了，于是在电话里就说：“跪下！”吉鸿昌拿着电话就跪下了。跪了还不行，冯还问：“跪下了没有？”吉鸿昌说：“报告总司令，跪下了。”
    某次，冯召集军事会议，韩提出异议，冯斥责说：“小孩子，谁让你多嘴！”韩复渠据理力争，冯大怒：“是你指挥还是我指挥？到院子里给我跪下！”
    韩以“省府主席”之尊，居然要当众跪下，虽然在冯积威之下，不敢不跪。但从此衔恨于心，终于在冯最需要他的时候，从背后狠狠地捅了一刀子。

        按：当年杨永泰曾给蒋献策说，冯的部队都驻在苦寒之地，部下多有不满，只要善用收买之策，即可瓦解西北军，事后再看，杨的眼光果然不一般。

    1930年 9月 5日，国府任命韩复渠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在此前的 9月 1日，冯玉祥、阎锡山等刚刚在北平召开了“扩大会议”，选举推阎锡山、唐绍仪、汪兆铭、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等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推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
    此后，9 月18日，张学良入关，中原大战结束。山西人阎锡山去了东北大连“隐居”，安徽人冯玉祥则“释权归田”，去了山西汾阳。
    到1932年，在昔日部下韩复渠的邀请下，已成“光杆司令”的冯玉祥去了山东，到泰山读书去了——冯玉祥与山东有缘，最终他也葬在山东。
    与陈济棠类似，韩复渠也是一个整军高手，初入山东时，韩的所谓“第三路军”号称有 3个师 1个旅，其实不过两万多人，充其量一个乙种军的编制而已。
    进入山东，有了自己的地盘，韩复渠一下把部队扩充到 6万多人，编成 5个师 1个旅。中原大战之后，老蒋曾以缩编军队为由，规定第三路军的编制仍为原有的 3个师 1个旅，限额为 4万人，韩不听那一套，以种种巧妙手段，不但不减部队，反而扩充到10万之众，仍维持 5个师 1个旅的编制。
    特别是他多出来的那一个“手枪旅”，4000多人，号称韩复渠的卫队，武器精良，战斗力几乎相当于一个师，旅长，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率先攻克南京“总统府”的吴化文。
        到后来要抓韩复渠时，大家最为忌惮的，就是他这个“手枪旅”。
    韩复渠是个精明的人，精明的韩复渠在西安事变中站错了队。
    当时在山东盐务税警团当下级军官的马节松有个“忘年交”，即第三路军少将高参甄绩成，甄曾对他讲过不少韩部的“内幕”。
    据甄讲：“张、杨发动兵谏扣蒋之初，韩复榘持观望态度，其间韩曾与他的亲信及智囊们秘议此事。在蒋被扣压l0天这一事件仍未出现解决的迹象时，韩坐不住了。12月21日，他命令他的秘书协拟一个支持张、杨扣压蒋介石这一行动的电报发往西安，即所谓‘马电’。但是由于韩的秘书和参谋处工作的拖沓，这个通电直到l2月25日才发到西安。而这时蒋介石已经在张学良的护送下回了南京。韩复榘这一通电成了马后炮。”
    应该说，这个电报不仅“成了马后炮”，还惹了大麻烦。
    当时，蒋介石派遣蒋伯诚以“冀鲁豫特使”的名义驻济南，实际上是蒋介石派在韩身边的“监军”。蒋伯诚跟甄绩成也是好朋友，蒋曾对甄谈到，说他得到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到南京的消息后，马上打电话告诉了韩复渠，结果韩不信，说“哪里会那么容易就放”。蒋还对甄说：“委座已回到南京了，韩主席还发通电响应张、杨，真是太胡闹了! ”
    事实上，韩复渠支持张、杨的电报刚刚发出，蒋伯诚就知道了，是韩复渠身边的另一位高参李天一跟蒋伯诚聊天的时候告诉他的。蒋一听大惊，马上给韩复渠打电话验证此事，韩断然否认。
    事后，韩复渠得知是李天一告诉蒋伯诚的，大怒。不久，李天一就被人暗杀了，当时人都说李的死肯定跟这件事有关。
    但杀了李天一没有用，电报已经发出去了，上边白纸黑字写着“韩复渠支持张、杨”。于是，韩复渠把这事推到了具体办事人的身上。
    据时任第三路军军医的乔新生回忆：当张、杨通电全国之后，山东省政府就发出了复电，电文大意是；“拥护张、杨的正义行动，支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韩复渠“感到震惊”，于是把秘书长张少堂叫来，韩狠抽了张几个耳光：“谁让你往西安发报不通知我！”接着，韩复渠命令往南京发电，大意是：“慰问蒋回到南京，提到往西安发报之举，言说此事我（韩复渠）不知道，这是手下人办的，我已将该人体罚。”
    韩复渠的儿子韩子华也曾回忆过韩复渠所发出的两通电报，他说：“西安事变时，我还小。但我记得，父亲连夜从北京跑到济南。那天我们都睡下了，突然父亲回来了。他笑嘻嘻地进来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我们赶快起来，究竟是什么好消息呢。他说，‘张汉卿把蒋介石扣起来了。行啊，这小子胆子真大。’”
    “这个时候，突然电话铃响了，《山东日报》那边就问父亲，明天的稿子标题怎么标？父亲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表明态度，那个时候全国对张学良、杨虎城一片骂声，称张学良、杨虎城为张逆、杨逆。父亲就说，‘你们打算怎么标？什么张逆、杨逆呀？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不就完了吗？他们是不是将军啊，是将军不就完了吗？谁给他们起名叫张逆、杨逆的？’可见父亲是支持张学良的。”
    韩子华还回忆：“后来父亲发了两个电报，一个叫马电，另一个叫宥电。宥电是联名发的，而马电是个密电，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宥电我看过原文，马电却没有看到过。”
    查电报代日韵目，“马”字正是21日，也就是韩复渠支持张、杨的那一通电报，结果耽搁在路上，正好在老蒋回到南京那天发出。“宥”字则是26日，是韩复渠采取的补救措施。韩子华的回忆非常准确。
    韩复渠想得太简单了，这么大的事，岂是能糊弄了事的。据蒋伯诚说，蒋介石见到韩的通电后，当时就说；“韩复榘这个人太靠不住了! ”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的情况下，韩复渠也确实没有别的办法，站错了队嘛，你能怎么办？
    在这个问题上，盛世才就比韩复渠多了个心眼。
    盛世才这个人，邓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狼种猪”，真是贴切，除此以外，真的找不出其他的词汇来形容这个人，其种种思维与行事，思之可怖。
    据民国时的边政学家周东郊回忆，1936年以前，盛世才治下的新疆，是坚决反蒋的，不仅反蒋，连“三民主义”一块反。周东郊说：“到一九三五年，学校中的党义课程一律取消，有关三民主义的书籍，一律禁止发售，各图书馆收藏的也都销毁或封锁起来。一九三五年，南京派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到迪化时，盛虚与应接，暗中监视。邓所参观的机关、学校，临时奉命准备孙中山像张挂，因为找不到，有的单位只得草绘一幅点缀。”
    1936年 7月19日，盛世才发出“盛督办皓电”，即“七项救国纲领”，该电公开表明联合各方力量抗日救国的主张，“亦即不言而喻地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
    在盛的这种思想影响下，西安事变发生以后，《新疆日报》马上发出了“号外”，据周东郊回忆，这是盛世才上台以后，《天山日报》、《新疆日报》第一次发出号外。“人们大都认为盛世才一定通电响应张、杨。一般反日反蒋思想比较激烈的人，更是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说这一次国内外局势将有巨大转变，抗日大旗可以高高举起。迪化以及其他各区的《新疆日报》除了立即报道外，都连夜赶写社论，对张、杨表示赞助，准备发排。”
    据周东郊回忆，“盛世才为了测验部属思想趋向，于西安事变翌日，在督署西大楼召集驻省少校级以上军官及各机关正副首长，当场出了三个题目：一、张副司令兵谏蒋介石这项措施是否正确？二、张副司令此举动是否响应本督办七项救国纲领？三、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以下犯上？”
    盛世才给大家每人发了一张白纸，让他们记出一、二、三题号，下面按个人态度，注明“对”或“不对”，然后签上答者姓名交卷。
    周东郊说，收卷后，盛世才看了就令写“不对”的人举手，这些人大都是军人。盛世才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们不要以为部下扣长官都是以下犯上，这是旧观念，不对。我以后如果反革命，你们也可以这样对待我。”
    这是白天的事，据周东郊回忆：“就在当天晚上，《新疆日报》社社长万献廷收到塔斯社的新闻稿，他又去驻迪化的苏联领事馆了解，知道苏联方面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指斥张学良行动不当。回来后立即嘱排字房把已排好的社论拆掉，对西安事变不作论述。各区的《新疆日报》，有的在当地收到塔斯社报道，有的得到通知，也都不发评论。”
    由于媒体的态度与盛世才的倾向性完全不同，大家都不理解，许多人问“新疆对西安事变为什么不表示支持态度？”
    周东郊说，“有些高级军官还对盛世才当面提出这个问题，盛未作正面答复，并说那天测验的事不要再提了。”
    据周东郊回忆，事后过了很长时间，盛世才还心有余悸地说：“他在西安事变时险些上了当，弄得八方不是人。并说政治领导者，尤其握有兵权的人，不能犯冲动，张学良就吃了好冲动的亏，在冲动下把蒋介石扣起来，在冲动下又陪蒋去南京，结果把偌大的东北军都输光了。”
    1937年 8月，韩复榘的第三路军被改编为第三集团军，隶属于第五战区，以韩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就是李宗仁。
    李是10月份到南京的，据李回忆，“卢沟桥事变后约四五日，蒋先生即自庐山拍电来桂林，声言中央已决心抗战，约白崇禧和我速赴庐山，共商大计。我们接电后，不暇深思，便复蒋先生一电说，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崇禧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我本人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
    白崇禧于 8月 4日飞抵南京，旋即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白在回忆录中说，8 月 5日，日本报纸报道了他入京的消息，并冠以大标题：“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言下颇为自得。
    李宗仁说，当时四川的刘湘和云南的龙云先后来电劝阻，让他们不要去南京，“他们认为蒋先生的为人，最尚权诈，万一借抗日之名，将我李、白二人骗往中央，加以羁縻，则广西省政必为蒋系所控制。唇亡则齿寒，川、滇两省也将岌岌可危了。所以他们来电劝阻。”
    对此，李宗仁复电认为：“今日的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中央和蒋先生纵有意拖延，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许，此其一。如中央此次仍无心抗战，而欲采取投降一途，则不特全国军民不能同意，恐怕蒋先生的嫡系部队也将自动实行抗战，此其二。根据以上两点判断，我认为中央和蒋先生除抗战外，实无他路可走。”
    李宗仁还劝他们“拥护中央，参加抗战，切勿迟疑不决，致贻蒋先生以吾人不愿共赴国难的口实，而向侵略者低头。”
    李宗仁的“全省动员事宜”进行得很顺利，从1933年开始，广西就采取“寓兵于农”的政策，即新兵入伍训练一年即退伍，换一拨人接着训练，一年一换，所以，到1937年，广西民间已经有四拨接受过军事训练的“老百姓”，因此征兵非常容易。李说，由于“各县农民蜂拥前往县政府报到入伍，终因报到人数太多，政府还须以抽签方式决定取舍。”
    这样，李宗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一下编成40个团，后改编为三个集团军，投入抗日前线。
    李本人则于10月10日，“参加桂林各界庆祝双十国庆节后，乃专机北飞，参加抗战。”据李说，飞机起飞的时候，他看了一下表，正好是10点10分。
    淞沪抗战失利以后，李宗仁于11月12日到达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第五战区辖山东全省和江苏、安徽两省在长江以北的部分，其主要任务就是保卫津浦路。用李宗仁的话说：“我如能在津浦线上将敌人拖住数月，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重行部署，则我们抗战还可继续与敌人作长期的纠缠，以待国际局势的转变。如我军在津浦线上的抵抗迅速瓦解，则敌人一举可下武汉，囊括中原，使我方无喘息机会，则抗战前途便不堪设想。”
    既是这么重要的战略要地，我们来看看第五战区的部队：
    山东——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部，辖两个军：第12军、第55军。
    青岛——第51军于学忠部，辖两个师。
    江苏——第57军缪澂流部、第89军韩德勤部；各辖两个师。
    砀山——第三军团庞炳勋部，辖五个步兵团。
    苏北——第31军刘士毅部，辖三个师。
    以上一共是不到 7个军，除第31军是广西的子弟兵，指挥起来得心应手以外，其他的全是“杂牌部队”，要说也真是够难为李宗仁的。
    这其中，势力最强的，当然是韩复榘了，因此老蒋还特地给了他一个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头衔。而且韩也处在防区的最北端，一旦日军渡过黄河，则津浦路再无险可守，
    既然韩复榘的地位是如此举足轻重，李宗仁觉得有必要与他见个面，当面谈一谈。李说：“我初到徐州时，即顾虑到韩氏抗战意志不坚定，乃亲赴济南一行。在韩氏的总司令部中住宿一宵，和他作竟夕之谈。”
    李说：“这是我和韩复榘第一次见面。韩氏虽识字不多，言谈也很粗俗，但是却生得眉清目秀，皮肤白皙。骤看之下，俨然是一位白面书生。”
    据李宗仁回忆，当时他跟韩复榘谈了一夜，主旨是：“我们的抗战是不得已的。日本人逼得我们无路可走，只有‘抗战’与‘亡国’两条路。我们选择了‘抗战’！须知日本侵略中国，不是单纯的中日两国的事，它是有国际性意义的。日本入侵我东北，国联无力制裁，鼓励了日本，同时也鼓励了西方德、意两国的侵略集团。西方今日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增长，吸引了英、美、法的注意力，也增加了日本侵华的勇气，才有今日的战事。所以东、西两方的侵略势力是相互为用、相互影响的。今日日本侵华得手，世界各国莫奈伊何。你看德、意两国一定要步其后尘，如法炮制。以今日形势来看，欧战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欧战爆发了，英、法、荷等国自顾不暇，他们在远东的殖民地便成了俎上之肉，听任别人宰割了。到那时，日本这头贪狼岂能坐视肥脔在侧而无动于衷？”
    李宗仁还鼓励韩复榘：“我们抗战的战略重点便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以待世界局势的转变。我们能拖得愈久愈好，千万不能泄气。我们如果泄气了，投降了，侵略者势力东西相呼应，则可能西方被侵略国家也不敢蹈我们的覆辙，作不量力的抵抗。如果欧战因之不能爆发，或爆发后，不旋踵即为德、意侵略势力所扑灭，则二次世界大战不能实现，我们就永远做日本的奴隶了。”
    李说：“韩复榘对时局的看法，便完全以我这番话为依归。他也认为抗战是长期的，是有前途的，汉奸是当不得的。”
    然而，最终韩复榘还是让国人失望了，对此，李宗仁分析说：“他的愚而好自用的简单头脑终于误了他。他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那两军部队，断不可在长期抗战的局面下，而在短期之内被消耗了。他不能与日军死拼，保存实力是第一要务。”
    李说得很对，韩复榘唯一的信条，就是保住我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其实不光韩复榘，是军阀都如此。
    据吴锡祺、王式九等原29军人员回忆，29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之后，在河北战事不利，其一部准备撤往山东，此时，韩复榘居然提出了“保境安民”的口号。“韩复榘部驻德州的师长展书堂，见了冯治安，态度异常冷谈，一句表示欢迎的话也没说，使冯治安十分气愤。”
    吴锡祺说，为了行军便利，他向冯治安建议打电报给韩，请其予以关照。冯说：“你真是太实在啦！我们不是给他打过两个电报了吗？到现在连一个复电都没有，他的态度已很明显，还理他干什么。”
    吴锡祺还说，当冯的总部经过山东某地时，有一位小学校长对冯等说：“你们还往南走吗？听说韩主席有命令，先剿匪后抗日。匪就指的是你们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
    12月22日，日军渡河南进，12月24日开始进攻济南。此时，韩复榘眼看地盘是保不住了，于是退而求其次——先保住自己的军队再说。
    当夜，韩复榘悄然退出济南。此时，蒋介石闻听济南被困，当即电韩复榘，严令不得放弃济南，但是，此时韩已退到泰安。12月27日，济南陷落。
    从此兵败如山倒，1937年的最后一天，韩复渠放弃泰安；同日，青岛弃守。津浦路北段尽失，南段的大门徐州已经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战局顷刻间就搞得不可收拾。
    据白崇禧回忆：“李长官见其执迷不悟，将其态度转报军委会。蒋委员长接此报告甚为重视，召集军委会高级幕僚开会，出席者计有参谋总长何敬之将军，政治部长陈辞修将军与我（时任副参谋总长），众皆以为若让韩部自由进出而不加制裁，军纪荡然，民心丧失，如此不独参加抗战的一百八十余师及四十余旅丧失信心，战事亦无法指挥，故一致主张严办，以振纪纲。委员长亦有此决心。”
        此时，韩复榘距他生命的尽头，还有24天。
    1938年 1月，第一、第五两个战区的师长以上军官接到通知，要求大家凡可以暂离阵地的，均须于 1月11日到开封参加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
    李宗仁后来在以后在回忆录中说：“我心知这一会议系专为惩治韩复榘而召集的。”
    这个任务，自然又交给了戴笠。
    早先几天，戴笠就赶到了开封，预先安排一切。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位置重要，因此特务处在河南的单位特别多。前面说了，淞沪抗战伊始，梁干乔在10天之内，沿着平汉线在 9个城市布置了 9部秘密电台，其中一多半在河南，接着，潜伏电台又增加到16部，每一个重要的城市都部署了潜伏组，不过这都是比较小的单位。
    大单位，一个是特务处河南站，站长，先是刘艺舟，后是岳烛远，就是原来在西安跟马志超搭档的那一位；
    第二个是特务处华北办事处，驻郑州，办事处主任，原来是梁干乔，后来奉调到军委会第二厅任副厅长。目前的主任是李叶。
    李叶，字叶超，所以很多人也叫他李叶超。1928年，李叶毕业于青岛大学，次年，在很偶然的情况下认识了军校四期的几个学生刘凤轩（就是曾与周伟龙假装戒烟的那个）、侯志明等人，然后他们就在南京办了一份“大京日报”。后来，李叶与刘凤轩一同被派到江西做党务工作，复兴社成立以后，在各地成立政训处，所有做党务工作的人都被合并进来，李叶就这样进了复兴社。
    再以后，李叶、刘凤轩等人都被吸收进了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并被派到武汉工作。调查科与特务处合并以后，刘凤轩仍留在武汉工作，李叶则在特务处本部第一科（情报科）科长唐纵手下任华东股股长，搞情报分析。
    李叶是大学生出身，新闻、党务、组织、政训都干过，是老资格的情报专家了。
    特务处河南站和华北办事处都是秘密单位，戴笠在河南还掌握着一些公开单位、如郑州市警察局长、河南省会开封警察局长、河南省保安处等等，先后担任这几个单位负责人的，就是军统的另一位重要干部杨蔚。
    杨蔚，生于1905年，河南商城人。军校四期。
    河南商城是名城，历史上曾出过一位大人物，那就是前清咸、同年间，曾协同恭亲王奕?和慈禧发动“辛酉政变”的大学士周祖培，并且，“同治”的年号也是他给起的。
    商城名门望族颇多，且有文名，杨蔚的名字起的就很有学问，杨蔚字庭芳，显然取“云蒸雾蔚满庭芳”之意，估计祖上也是读书人。
    从军校毕业以后，杨一直做军队工作。1934年，经同学赵世瑞介绍，杨蔚进入特务处。
    杨蔚是军统中少有的去过延安的特务，而且他是大大方方去的。
    1937年 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国民党通过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向中共代表团周恩来提出，准备派一个视察团到陕甘苏区视察，并说准备派康泽带队。
    经周向中共中央汇报，当天毛泽东即电复周恩来，同意南京来人，但不同意用“视察”的名义，建议改为“考察”；另外坚决反对让康泽这样的叛徒来延安，“此等人员如冒充进来谢绝接待”，建议以张冲为团长；第三，“考察的目的应为增进团结，绝对不能有妨碍团结的表现”。
    经周恩来与在西安的顾祝同、张冲商议，顾等同意将“视察团”改名为“考察团”，并保证考察团进入苏区后，“态度谦和，绝不致有破坏事”。但考察团的团长没有派张冲，而是派了此前名不见经传的涂思宗。
    涂思宗是粤军出身，早在大革命时期就认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用涂思宗自己的话说，“周、叶本在粤多年同事，叶剑英在粤军中历史亦久，第一次东征时，充粤军第二师张明达师部参谋长，我当时在粤军杨旅当营长，调归张明达师长直接指挥，任东征前锋，故与叶剑英日夕见面；东征部队到达潮汕东江，叶剑英兼任梅县县长，我亦兼任大埔县县长，周恩来当时任潮梅行政专员，亦常见面。”
    此时涂思宗正在顾祝同手下，他去延安，也是挺合适的人选。许多年以后，涂思宗写了一篇回忆录，谈到当年的种种，读来饶有兴味，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如谈到初入延安时受到热情接待：“当晚在招待所设宴，为我等洗尘，毛泽东、朱德以下，共党政军人员都来分数席作陪，互找对象劝酒，谈笑风生，席间由毛泽东致欢迎词，随即祝林森主席、蒋中正委员长的健康而干杯，各席间宾主自由交谈，互相敬酒，酒味极佳，皆地道高粱佳酿也，菜肴亦极可口。因连日路途劳顿，散席后各自回房休息。”
    最难得的，这篇回忆，基本上还算客观，较少刻意的歪曲和矮化。如涂思宗谈到他们快到延安时，“我们下车休息，适路旁坐一小脚姑娘，曲线玲珑，年约二十余岁，望之不似陕西妇女，团员中有问来自何方；小姐落落大方，答原籍江西，随军北来，作军中政工。同人闻之莫不惊叹，盖以三寸金莲小脚，何能一步一步，从数千里步行来此，诚不可思议。”
    又如谈我军的军事素养：“他们的部队从排级单位起，都有一个地上沙盘，塑造各种地形地物，为官兵讨论战术战斗之用。我们心中都觉，共军的训练方式，有其积极性的一面，有若干地方值得我们研究与参考，今后对共军的战斗力，更不可估计太低。”
    涂思宗还谈到对我一些领袖人物的印象，颇为传神。
    毛泽东：“毛穿灰布棉军服，与士兵穿的相同，惟领钮未扣，待人接物，礼貌颇周”。“毛陪坐台下，手执香烟一枝已完复摄一枝，神闲气定，静听至散会。”
    朱德：“朱德身材不高，面多斜纹，操烂熟之云南官话，且能说流利客语，自语为经商滇中之客人后裔。彼说话较为中和，眼神有光，内含充足，外射有力。”
    彭德怀：“彭德怀为人短小精干，望之如乡下农夫，打灰布绑腿，装束与士兵无异，这就是毛词所赞的‘彭大将军’”。
    涂思宗对贺龙极口称赞，说他“识字不多，但是相貌堂堂，比其它人长得方正，一口湖南腔国语，讲得很有趣味。”
    相反，涂对林彪的印象似乎不甚好：“林彪身躯不高，貌不甚扬，眼露蓝光，喜俯视”。“林彪谈话，与毛泽东同一口气，声音不大，常俯视地面，而目露蓝光，如头鹰眼，其貌颇异。”涂两次提及林彪，都没有好话，不过其中那一句“林彪谈话，与毛泽东同一口气”倒是说得很准确，反映涂思宗其人，眼光还是很独到的。
    考察团的成员，一共17人，涂思宗说：“余奉命为视察团团长，萧叔萱为副团长，以留学日本之李英华为顾问，李在滇军中历史，素有渊源，久与朱德为老同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有邵华，陕省府有张廷镛，中央军校有萧树金、杨蔚、王根生等。”
    杨蔚是戴笠给涂思宗派出的随员，特为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了解延安情况。事后，杨蔚给戴笠写了一个报告，谈到他在延安看到的一些情况，并重点写到了他陪同涂思宗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
        杨说：“（毛泽东）与涂团长是早年就认识的故人，颇有旧雨重逢之慨，他曾很郑重地质问涂团长：‘国共既然合作抗日，国民党又何以公然宣布根绝共匪的决议案？’涂团长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早有准备的，他说：‘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执政的中央政府为敌时，依国法不得不称之为赤匪；今后共党如成了合法政党，红军成了正式国防军，赤匪不就已经根绝了吗？这是过去的事何必介意？’涂团长的答话，他（毛泽东）笑了笑，也没话说。此后谈南京、上海民心士气的问题，毛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内在的矛盾完成团结抗日任务：目前国民党的措施，对共党内部还存在着很多误会，我将在理论上和事实上努力加以说服。’他们谈话时，我以随从参谋身份，举起笔记本摘要记录，毛也毫不介意。”
    对杨蔚的这一趟延安之行，戴笠非常满意，此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戴笠认为有两个地方特别重要，必须由特务处掌握其警察局。一个是江西九江，“九江为庐山的门户，领袖常往庐山，考虑军国大计，其重要性自不在话下。”另一个是河南郑州，“郑州为平汉铁路同陇海铁路的交叉点，当时抗战的主要战场在华北，而郑州扼黄河南岸，握北方的运输枢纽，其重要性也可想而知。”。
    经请示老蒋同意，九江市警察局派了老资格的黄埔学长、曾代表戴笠接收南昌行营调查科的柯建安；郑州警察局局长派的就是杨蔚。不久后，杨蔚又被改为河南省会开封警察局局长。
    杨蔚见到戴笠，没说几句，就谈到韩复榘，杨对韩的“不战而退”多有指责。不想戴笠听了立时“大怒”，严词指责杨蔚：“韩主席是委员长的重要干部，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以后这种话不准再提。”
    几句话把杨蔚骂得莫名其妙，心想即便我不应该说，韩复榘“不战而退”总归是事实吧？我也没说错啊；况且我这也是向你反映情况，没必要发这么大火吧。
    拘捕韩复榘，要分成三个部分：一是处置韩的卫队，这件事由戴笠本人亲自操办；二是解除韩复榘贴身警卫的武装；三是最关键、也最重要的，即对韩本人的羁押和看守。
    从济南逃出以后，韩复榘率部屯兵于鲁西南巨野、曹县一带。接到开会的通知，韩复榘还特地派专人来找李宗仁，“问他应否亲自出席这一军事会议”，李宗仁自然说“应该去”。于是，韩复榘乘陇海铁路局为他准备的专车，从手枪旅挑了一个连，欣欣然地到开封“开会”去了。
    1 月10日，车到开封，韩复榘改乘小车去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公馆下榻，这是戴笠为他安排的“驻地”。韩复榘的“手枪连”则被拦在了火车上，戴笠派出的特务伪装成接待人员，对他们说：没想到韩主席带这么多人来，临时安排招待所有困难，请他们在火车上“凑合”一宿。
    “收拾”韩复榘的贴身警卫这件事，戴笠交给老蒋的“侍从室”特务组租长黎铁汉去办。
    据张毓中回忆：老蒋是 1月10日从武汉动身的，当时他们乘平汉线专车到开封，并不下车，张毓中说，“领袖到开封，驻节在专车之上，我们当然随侍，并依照领袖的节目活动，展开安全措施。”
    出发之前，张毓中就感觉气氛有异：“这次侍卫人员与往日差不多，不同的是特别增派了武装卫士一区队，负责专车和会场卫兵的任务（这任务一向是由宪兵担任），这情形可以说是非常少见的。此外，这次黎组长亲自率领戚南谱（皖北人，军校六期）、范树鹏（徐州人，军校三期）、郭文年（河南人，军校六期）和我四人同时到开封来，显示出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我们四人之中，除了我是浙江籍，其它三人都是半北方人，在开封展开工作，可得人、地和语言的便利，工作起来就方便多了。”

    按：黎铁汉以及他带的四个人，都是特务处的人，只不过是安排在老蒋身边工作而已，其中的戚南谱还是“洪公祠”特训班出来的、陈恭澍的同学。

    果不其然，当天晚上，黎铁汉就来找张毓中，交给他一项“绝密任务”。张回忆说：“十日，时近午夜，我正准备就寝，黎组长忽然单独来访，我一看他表情严肃，神情紧张，就马上直觉到，必有重大事故发生。”
    张回忆说，当时黎铁汉“关门关窗，神秘兮兮的，压低了嗓子”对我说：“刚才钱主任（钱大钧）、王侍卫长（王世和）一起来找我，要在明日下午军事会议后，秘密拘押山东省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转饬我特务组负责执行，因为这项任务非常重大，所以我奉命之后：心情沉重，马上就过来和你商量。”
    黎铁汉说：“我有正确情报，知道韩复榘已乘火车专车抵达开封，仅带一连手枪连卫队随车护卫，驻扎在专车上待命，今夜他下榻河南省主席商震官邸，明天只带副官和司机来开会。我和王侍卫长商量过了，决定将监视他副官和司机的任务由你执行，伺机逮捕他们。”
    黎铁汉特意提醒张毓中：“北方人多会武功，他的副官和司机说不定都是武林高手，所以明天我会去武装卫队中找几个精明干练、孔武有力的卫士作你的助手，至于如何联络，如何应变，等明天实地考察研究再定，现任务必封锁消息，不能走露半点风声。”
    张毓中是1910年生人，当时才28岁，接受这样一项任务，可想而知是既兴奋、又紧张。后来他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时说：“黎组长离去后，夜已深，人欲眠，但想到明天的任务，心情紧张不已，所有的假设情况都一一浮上心头，使我了无睡意。”
    11日一早，黎铁汉带着张毓中去会议现场“踩点儿”。
    军事会议的现场，在开封中国中学，张玉中说：“中国中学位于中山门外，靠近城河边，占地广大，礼堂操场等设备齐全，学校四周有围墙，墙内环植高大常青树，绿意盎然，环境整洁优美，是一所难得一见的中等中学。学校大门是一双扇形的栏栅式铁门，闲杂人等很难混入。传达室在大门左边，大门右边为一字形的三间房间，为会客室与办公室。大门外有大型停车场，和一条直通开封的大马路。”
    根据学校的环境和会议的议程，黎、张二人“反反复覆的研究了又研究，商量了又商量”，张说，“逮捕韩复榘的副官和司机，并非易事，只有凭机智、沉着行事。黎组长对我一向有信心，我也从来没有叫他失望过，不到上午七时，一切都已安排妥当，黎组长就欣然与我握别了。”
    8 点钟之前，张以会务人员的身份站在签到处，静候韩复榘的到来。一会儿，张毓中的目标出现了：“韩复榘果然乘一辆黑色轿车准时到来，一如情报，他仅带了副官和司机两人，在签到处前面下车，一看到他的到来，我马上就紧张了起来。”
    张毓中他们赶紧过去招呼韩的司机，把车子停在指定的位置。这时韩复榘手下的军长孙桐萱、曹福林等一大帮人也来了。张说，当时他们都凑过来，准备在签到簿签名。这时韩伸手一拦，说：“你们不必签了，快进会场去，统统由我代签就好了! ”于是韩在签到簿上写了“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率军师长等十八人”几个字，“就昂首阔步的走进会场去了”，张毓中说：“他专横跋扈的表现，令人侧目。”
    蒋召集的这次军事会议，共到师长以上军官80余人，另外还有列席的苏联、意大利、德国的军事顾问十多人。会议分为两天，第一天纯属是为抓韩复榘而提供一个的“平台”，按李宗仁的话说，是“会而不议”，所以，当天，韩复榘并不是会场上的焦点。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共，因第十八集团军序列属第一战区，因此，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率他的副手彭德怀和三个师长林彪、刘伯承、贺龙也出席了会议。
        李宗仁说：第一天的会议，“首先由委员长训话，鼓励大家奋勇作战。随即面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和我分别报告战况。报告毕，委员长遂宣布散会。”
        这时已经是下午 4点多，张毓中带着他的人，已经等了一天了。
    这一天非常难熬，张毓中一直在严密监视韩复榘的副官和司机，他说：“除了小心翼翼，暗中监视之外，我又利用服务员身分，不时的带着工友前去分茶送烟，尤其午餐时间，我特别观察两人神色，似乎一无异常。他们大部分的时问，都在车上看书或打盹。”
    下午 3时许，黎铁汉派来的四名武装卫士来找张毓中报到，“他们个个体格健壮，精神饱满，服装整齐，彬彬有礼，各佩带德国制新式二十发连发木壳枪。”
    张对他们进行了简单的动员，他说：“委座昨晚下令，今天散会后，扣押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我们五人负责逮捕韩复榘的副官和司机，成败与否，关系重大，上级要求，一定要行动秘密。”
    张说：“此事执行起来并不简单，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现在我把你们分成两组，第一组二人枪上膛，于四时正，接大门口的卫兵岗：第二组两人于四时半枪上膛，携在手中，隐藏于门边的传达室中，注意我的举动。当你们看到我步出大门，就是我设法诱骗韩复榘副官和司机进学校的第一步。他们可能会起疑心，拒不入内，但经我一整天的观察，我看他们丝毫无怀疑之心，只要藉口合理，相信他们会深信不疑。但是，如果他们要反抗逃脱的话，我们也别无选择，只有断然处置，绝不允许他们脱逃而走漏半点风声。”
    一切布置妥当，张毓中静候散会，他后来回忆说：“一个人心中有事，时间就过得特别的慢，真是度时如年。好不容易，挨到了下午四时，一切早巳就绪，只有耐心的等待最后的演出了。”
    大概下午 4点半的时候，会场的大门口，终于开始有人出来了，张毓中“顿时紧张起来，全神贯注，注视着四周，看到开会的政要和工作人员相继离去，最后只剩下韩复榘的一辆汽车，和我们伪装的两辆汽车，静悄悄的停在停车场上。这时，就是我动手的时候了。”
    张毓中暗示 4个武装卫士做好准备，然后走向停车场，假装问：“请问那一辆是韩主席的车子? ”
    张毓中说，韩复渠的副官和司机，显然已在焦急的期盼，忙不迭地说：“我们是! 我们是! ”
    张说：“我是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上将的张参谋，钱主任命我来找你们，因为委员长在会议后召见韩主席，有要事商谈，还要一起晚餐，看样子会耽搁一些时间，所以钱主任要我来找你们，请你们把车子开到学校里面去，再进去喝茶吃晚饭。”
    俩人听说这是“钱上将的随从”，态度又非常客气，于是受宠若惊地说：“不敢当! 谢谢! ”看上去，显然毫无戒备之心。
    张说：“你们不必下车了，还是跟着我，把车子慢慢开进学校好了，免得总司令出来跑一段路。”
    此前，张毓中已令第一小组将铁栅门关好。只用右边的小门，同时命第二小组做好准备。
    张毓中说：“停车的位置到大门，其实很近，至此，已密锣紧鼓，好戏的最高潮就要到了，我们机警沉着的一一按照计划进行。”
    因铁栅门已被事先关闭，韩的副官和司机须下车步行，此时，张毓中用手抓了一下头，这是他们事先已规定好的暗号：“第一小组在会客室前看到我的抓头暗号，说时迟那时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出其不意的在他们背后，紧抱他们背腰，使他们动弹不得，同时第二组马上用木壳枪，对着他们的头部，同声高喊：‘不许动! ’使他们不能反抗，我也从白脸变成黑脸，拔出左轮枪助阵。”
    这时，谁也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韩复榘的两个人，在突然的变故面前，毫不犹豫、“极有默契”地双膝跪地求情：“我们没有错，请饶命。”
    张毓中说：“想不到他们非但没有反抗，竟连一点挣扎也没有．他们的驯服安静，大大出人意料之外。”
    经搜查，只有副官带了一支手枪，司机连枪都没带，“武林高手”云云，那是更谈不上了。
    张毓中请他们站起来，命卫士将他们押到会客室严加看管，并对他们说：“不用怕! 你们没有错，只要老老实实，不要乱动，不会为难你们的。”
    办完了这件“大事”，张毓中松了一口气，冷静的观察了四周，末见任何异象，就命卫士将韩的车子推到校内找个地方停下，随即去报告黎铁汉。
    黎铁汉正守在会场后边的休息室门外，休息室里，就是钱大钧和韩复榘了。据李宗仁回忆：“当与会众人纷纷离去之时，刘峙忽然起立大呼道：‘韩总司令请慢点走，委员长有话要同你讲！’韩复榘闻言留下。”
    到了此时，韩仍然不虞有他，很坦然地去了休息室，由钱大钧陪着，等候“委员长有话要同他讲”。
    反倒是“离会众人遂议论纷纷，齐说：‘韩复榘糟了，韩复榘糟了！’”
    此时，韩复榘是真“糟了”。
    据张毓中回忆，黎铁汉听说韩的副官和司机已被解决，“他对我嘉勉了一番后，命我在礼堂右后方的楼梯口等他。找到楼梯口不到一刻钟，就看见黎组长带着武装卫士，前后各两人，押著名扬全国、使中央头痛的韩复榘，到大礼堂后面右边的一问空教室中软禁，时间是下午五时半。”
    张毓中说：“韩复渠身材魁梧，威严中有书生气质，头戴上等皮货的‘四块帽兽’，披厚皮夹克，囚在空洞的教室中，不时低头来回徘徊，似沉思，又似懊恼，谅他心中有无限的辛酸，万般的无奈和愤慨吧! ”
    这时，戴笠来到了会场，他已经解决了韩复榘的“手枪连”。
    当这边散会的同时，开封的火车站突然响起了警报。韩的专列被告知需躲避空袭，随即火车风驰电掣一般开出了火车站，进入了预先安排好的包围圈。此前，戴笠已经与汤恩伯商量好，安排部队在此等候多时了。这样，不费一枪一弹，韩复榘的“手枪连”就被缴了械！
    戴笠听张毓中汇报了这边的情况，十分满意，“对我慰勉有加，称赞了一番”。这时，戴笠突然看见韩复榘的汽车还停在校园中，马上转喜为怒，大骂张毓中没有脑子：“韩复榘人不在，汽车在，不是很明显的告诉人家韩复榘出了问题吗? 你想到了没有，这会影响大事的！”
    张玉中说：“我被骂得口服心眼，惭愧不已，马上将汽车推到隐蔽的地方，加以伪装。”
    事后，黎铁汉对张毓中讲述了他们拘捕韩复榘时的情形。他说：“知道你成功的逮捕了韩复榘的副官和司机后。我马上率领武装卫士，到钱主任的休息室去，韩复榘正神色自若的和钱主任聊天，钱主任以委员长要召见他研商要事为由，邀他在休息室等候。韩复渠见我带卫士来，有一些惊讶，但他只看了钱主任一眼，并不疑有他。”
    这时，钱大钧说：“韩总司令，很对不起，我这里有委员长手令，你过目后就明白了，请不要难过，跟这位黎组长去吧! ”
    据黎铁汉说，老蒋的手令是这样写的：“查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着即扣押查办。”
    当时韩复榘并没有什么惊恐的表情，只是叹了一口气，仿佛自言自语的说：“我的防线这么长，我的兵力又不多，叫我怎么能防守得住！”
        这时，特务派来前来看管韩复榘的人也到了，他就是不久前在淞沪抗战中冒死抢运武器的王兆槐。
    王兆槐，1906生，浙江遂安人。军校四期。
    王兆槐从杭州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分在四期入伍生队步一团步七连，同一连中，还有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另外还有胡涟。
    王兆槐是标准的军人出身，还在接受入伍生训练时就参加了东征，毕业后又参加了北伐，任北伐军总司令部联络参谋，上尉军衔。
    当时的参谋处长是林蔚，其参谋处人才济济，有少将高参熊式辉、有汤恩伯，还有刚刚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不久的上校参谋盛世才。
    作为联络参谋，王兆槐主要的任务是传送重要作战命令。有一天，他奉命送一份文件给刚刚从孙传芳部下反正过来的第37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陈调元。当时刚好杨杰和熊式辉赴前方，他们的车后面跟着一辆随从坐的卡车。王兆槐为争取时间，请求搭乘卡车，杨杰没说什么，熊式辉却拒绝了，他说：“你骑马去吧。”
    王兆槐只好骑马去送公文，马不停蹄地跑了整整一天，才找到陈调元的总部，马也跑死了。王兆槐非常生气，我是参谋处的参谋，送参谋处的公文，怎么就不能搭一下参谋处的车呢？
    当时戴笠也是上尉联络参谋，戴笠比王兆槐混得更惨，他的主要任务是在陇海路、津浦路上搜集情报，为老蒋服务。搞情报是要花钱的，戴笠并没有特别费，只靠上尉薪饷根本不够。只好靠母亲蓝月喜从家里给他寄钱。
    这段时间是戴笠最为艰苦的时期，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跟着他的就是勤务兵贾金南，每天背着一张行军床，晚上打开行军床让戴笠睡，贾就睡在地上。王兆槐看了十分同情，给戴笠介绍了一家印刷厂，才算解决了住的问题。
    正因为彼此是“患难之交”，特务处成立以后，戴笠自然把王兆槐拉了进来。
    王兆槐是杜月笙的徒弟，恒社成员，因此进入特务处以后，一直在上海工作。1935年，继吴乃宪、翁光辉之后，王兆槐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大队长。
    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是特务处最早掌握的公开机构，也是对戴笠助力最大的一个单位，因此，不仅历任大队长，戴笠都派了军校“学长”去担任，还想尽办法往里头“塞”特务处的人，沈醉、程慕颐，还有后来落水当了汉奸的林之江都是最早派进去的，据沈醉回忆，最多的时候，特务处派进去十几个人。同时，对侦察大队中合乎自己要求的，戴笠一个个全拉进特务处，时间不长，几乎把侦察大队搞成特务处的分支机构。
    之所以戴笠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在侦察大队安插自己的人，有一个重要原因，淞沪警备司令是杨虎。
    杨虎，1889年生，安徽宁国人。
    杨虎这个人们说起来耳熟能详，但许多经历，其实并不为人熟知。
    杨虎本姓胡，出身很苦，无奈家中将他送给同村杨姓人家，起名为杨德顺，以给人放牛为生。杨德顺发迹以后，为纪念本家和养父杨家，遂改名杨虎。
    经种种难得的际遇，杨虎去了南方，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因其作战勇敢，又写得一手好字，于1913年成为孙的秘书兼卫士，并于同年与孙的另一位爱将蒋介石拜了把兄弟。1921年，孙中山于广州就任大总统，杨虎任大总统参军兼总统府卫队长。1922年 6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当时在孙身边的就是杨虎，正是杨虎保护着孙中山逃上了“永丰舰”。
    换句话说，没有杨虎，后边的历史不知道怎么写了。
    1926年，北伐军兴，杨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
    1927年 3月，白崇禧率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攻克上海，成立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就是杨虎。不久，杨虎即与陈群以及上海帮会人员制造了“四一二”政变。事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滩“三大亨”都被蒋介石授予少将军衔。
    此后，上海警备司令部改为淞沪警备司令部，杨仍为司令，同时，杨还兼任上海市政府保安处处长，加上他与杜月笙等帮会势力的关系。毫不夸张地说，从1927年到1937年，杨虎就是上海的土皇上。
    据杜月笙的总管万墨林回忆，早在1927年，戴笠就已经与杨虎和杜月笙拜了把子，当年的杜月笙与杨虎都是上海威风凛凛的人物，而戴笠还籍籍无名，可见戴笠与人交往确实有一套，而杜、杨二人“识人于未遇之时”，眼光也自了得。
    没有杨虎的默许，戴笠不可能放手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安排特务，跟在自己家里似地。
    另外，杨虎的姨太太陈华也是一位奇女子，对戴笠的工作有莫大的帮助。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戴笠第一时间赶到上海，会同杜月笙、杨虎等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以杜月笙为主任委员，戴笠为书记长，负实际责任。书记长下设机要、总务、侦谍、军事、技术、调查、交通通信、宣传等八个组，王兆槐就是其中的总务组长，负责武器、粮秣的供应。
    8 月16日，戴笠给王兆槐写了一封信：“此次中日战争，固为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交，但亦为我领袖领导下革命团体生死成败之所系也。吾人在此时期，应如何不避艰险，努力工作，以报领袖与党国，亦即所以自求生存之道也。万望兄以身作则，立即激励所属同志，不畏难，不怕死，不分昼夜，努力工作。情报务期确实而迅速。
    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以后，接着就开始组织武装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不成问题，广大市民的抗日热情非常高涨。但武器可是实打实的，谁也变不出来。
    最后，杜月笙个人出资，购买了5000支“快慢机”，戴笠又从87师搞来了一批“二手枪”，即便这样，也没有做到人手一枪。
    就在 8月16日，戴笠给王兆槐写信的当天下午，戴又找到王，交给他一项艰难的任务——日本三菱和三井洋行仓库内存放着一批武器弹药，令王不惜一切抢运到南市。
    南市和仓库之间隔着黄浦江，入夜，江里的日本军舰上的探照灯不停地来回照射，一旦被发现，全都得葬身鱼腹。
    王兆槐没有二话，当夜，他从招商局借了三艘驳船，从侦察大队挑选了陈步云、陈邦国、刘耀、钟铸人等40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在探照灯的空隙之间，于当晚九点多钟抵达仓库码头。
        仓库用铁锁锁着，锁环比大拇指还粗。王兆槐事先早有准备，他们用湿毛巾裹住锁环，用钢锯锯断锁环，等探照灯照来，大家马上匍匐在地上不动，这样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把大门打开。仓库里，“崭新的马牌曲尺左轮手枪、轻机枪、三八式步枪、各种子弹、航空器材”堆积如山。从九点多钟，王兆槐他们一直搬到到第二天清晨四点钟，装满三条驳船，安全运回南市。
    率领八百孤军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与王兆槐是同期同学，而且还是拜把子兄弟，上海市民感于谢的英勇，募集了很多劳军的物资，苦于送不过去，不知是谁听说谢与王兆槐是铁哥们，于是大家把东西全送到王的家里。
    王兆槐的夫人王持平并不是特务处的人，但她非常能干，于是代替王兆槐，想办法把物资全部送往四行仓库。到淞沪抗战的最后时刻，四行仓库与外界的联系几乎全部中断，只剩下与王兆槐家的一条电话线，于是王持平又成了接线员，把四行仓库的情况传达给戴笠，戴笠转告有关方面后，再通过王持平转告谢晋元。直到淞沪抗战失败，王持平才奉命撤离。
    此时，王兆槐还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戴笠给他5000快钱，要他把上海的事情处理完毕之后，率所有重要干部离开上海，通过香港转往武汉报到。
    要走了，问题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里还关着四十几个准备处决的死刑犯，如何处理可犯了难。王兆槐觉得，都是中国人，如果在日本鬼子到达之前将他们处死，于心不忍。于是打开牢门，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死刑，敌人马上就到，我自作主张，把你们放了，希望你们从今以后，重新做人，不要再犯法，赶快去吧！”
    犯人们感激涕零，跪了一地，给王兆槐磕头，感谢他救命之恩。
    王兆槐从上海出来以后，被任命为特务处本部特务大队大队长——王兆槐相当于接替了刘乙光的工作，特务大队就是从原刘乙光的特务队升格而来的，后来特务处改为军统局，特务大队又升格为特务团。王兆槐为团长。
    此次，王兆槐专门挑了12名特务，随戴笠到开封执行羁押、看守韩复榘的任务。
    据张毓中回忆：“（1 月11日）戴副局长走后不久，军统局王兆槐，奉戴副局长之命，率王鲁翘等干员来学校，拜会钱主任、王侍卫长和黎组长，洽谈押送韩复榘的事。等他们一接手，我们就卸下了这历史性的重任! ”
    从中国中学出来，王兆槐一行带着韩复榘直奔开封火车站，一列升火待发的专车早已等候多时，由汤恩伯派一个连押车。等韩复榘上车即刻出发，直奔武汉，在王兆槐早已安排好的一幢二层小楼上将韩复榘安顿下来。
    就在韩复榘被送走的同时，蒋介石派陈调元与韩手下的两个军长孙桐萱、曹福林谈话，“晓以大义”，并令他们尽快赶回部队，不得使军心动摇。当夜，孙桐萱、曹福林即返回驻地。1 月14日，孙、曹发出通电，誓死抗战到底。
    韩复榘伏法之后，孙桐萱被任命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沈鸿烈则接任了山东省政府主席的职务。
    1 月12日，军事会议继续召开。中午，老蒋与所有出席人员会餐，出任意料的是，当天安排的是西餐。据张毓中回忆，在午餐接近尾声时，老蒋站起来，“面带笑容”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所吃的西餐。是国际生活的一种方式，但完全了解西餐礼仪的人还不多，现在国际西餐宴会已很普遍，今天就有德义俄各国顾问在座。现在我请餐厅服务人员，跟大家讲解西餐常识，并作示范表演，希望大家留心的听，仔细的看。”
    教大家吃完了西餐，蒋介石说：“现在我向大家报告一个重要消息，那就是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违抗命令，擅自撤退，已于昨晚被扣押，解送武昌查办了。”
    张毓中回忆，“这时领袖神情严肃，语气郑重，和刚才谈吃西餐常识时的轻松自如，完全不同。”  
    说着，蒋介石激动起来，他接着说：“韩复榘罪应该杀，第一，他违抗命令，擅自撤退，可杀! 第二，他强缴民间枪枝，可杀！第三，贩卖鸦片，可杀！第四，擅侵邻省（河南），可杀! 第五，私运财物二十多辆南下，可杀! ”
    张毓中回忆说，当时老蒋一口气连说十个“可杀”其中有些因年代久远记不清了，“句句锋利，怒气腾腾，是领袖演讲中从未听过的。”
    张还说：“当领袖提到韩复榘被押时，全场一片惊讶，振奋与戚叹之声四起，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及领袖厉声连说韩复榘十大罪状，和十个可杀时，大家凝神静听，全场一片肃静。突然在会场右后方有一群人（约二十人），一致起立，高举右手，齐声欢呼‘委员长万岁！’一面劈里啪啦的鼓起掌来，立刻全场跟着起立，热烈的高呼‘委员长万岁！’声音之响，震动瓦宇。”
    会议的最后，老蒋以军委会名义，发布了《作战奖励办法》十条及《作战惩罚办法》十条，至此会议结束。
    据李宗仁回忆，大会结束以后，老蒋又召集了一个小会，参加的人除了李宗仁、程潜以外，还有白崇禧。李回忆说，大家刚坐下，蒋就声色俱厉地说：“韩复榘这次不听命令，擅自行动，我要严办他！”当时程潜说：“韩复榘应该严办！这种将领不办，我们的仗还能打下去吗？”李宗仁和白崇禧则“在一旁默坐，未发一言”。
    再说韩复榘，被押到武汉以后，好吃好喝好招待，就是不能出门，在此期间，陪伴他的一直是王兆槐。
    1 月19日，军法执行总监部组成军事法庭，以何应钦为审判长，由秦德纯、徐源泉等陪审。前后共开庭三次，均由王兆槐陪同出庭。期间，韩曾要求与何应钦单独谈话一次，何接见时，嘱韩复榘安心等侯法庭判决。
    1 月24日早晨，像往常一样，王兆槐请韩复榘下楼吃饭，当韩走到楼梯上时，执刑官从背后连发两枪，韩当场毙命，终年48岁。
    1 月25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对韩复榘的判决书：“被告韩复榘，不尽其守土之责及抵抗能事，对于本会委员长先后电饬出师应援德州及进击沧州，牵制敌军之命令，均不遵奉；复因敌军渡河，擅先放弃济南，撤退泰安，委员长继令该被告坚守鲁南防地，又不奉命令，节节后退，迄鲁西济宁，后敌军跟踪侵入，陷军事上重大损失。……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韩复榘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被枪决，成为整个抗战期间被法办的最高级将领，与以同样衔级在抗战前线捐躯的张自忠对照，同为西北军出身的这两位高级军官，恰成两个极端。
    白崇禧后来说：“韩既正法，纲纪树立，各战区官兵为之振奋，全国舆论一致支持，韩之原部第三集团军在孙桐萱指挥下亦奋勇与敌作战。在此以前，黄河以北作战部队轻于进退，军委会之命令各部队阳奉阴违，经此整肃，无不遵守。惩办韩复榘是抗战期间整顿纪纲之一大事，幸赖委员长乾纲独断，杀一儆百，藉此树纲纪，因而士气振作，良心奋发，且树抗战胜利之先声，维护军中之命脉。”
    韩复榘死后，初葬于鸡公山。解放以后，由其子女移葬北京万安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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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11-9 06:22

39、军统时代（1）

    1938年 3月29日，也就是陈恭澍等在北平刺杀王克敏的次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自国共合作改造国民党，并于1924年 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迄国民党退出大陆，只召开过这一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因此许多文献将这次大会简称为“临全大会”。
    当时已是战时，为了保密，做了许多工作。首先是于 3月29日白天，在重庆象征性地搞了个开幕式，由丁惟汾代蒋介石宣读了开幕词，然后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登出消息，说代表没有到齐，正式开会还要等一等，云云。实际上，头天晚上，临全大会已经在武昌召开了。

    按：在重庆举行临全大会的开幕式，除了保密的需要以外，尚有另一重含义。因国民党党章有规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地点，必须与国民政府所在地，是同一个地方，否则为非法。

    此前，1937年11月，由于淞沪抗战失利，上海沦陷，南京危殆，国防会议于11月16日决议迁都重庆，由于当时特殊的形势，“迁都”的效率很高，当天晚上，国府主席林森即登上了前往重庆的“永绥”舰，次日凌晨离开南京并于11月26日抵达重庆。
    行前，林森极为伤感，他对送行的人说：“今晚老夫就要离京，我这就向各位告辞了。”接着又说：“我老了，今生再回南京，不作此想了……但你们一定会抗战到底，坚持到最后胜利的。”说着，泫然涕下。
    这时，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张群说：“林主席不要难过，又不是上别的地方，是上重庆啊．重庆就是重复庆祝嘛，预示着我们的胜利。”
    林森一语成谶，1943年 8月 1日，林森因突发脑溢血在重庆逝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享年76岁。
    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称“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自此，重庆名副其实地成为“战时首都”。
    实际上，当时多数党政军机关没有直接迁到重庆，而是因战事的需要，暂时移驻武汉。因此，此后的十个月，军政重心一直在武汉，直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弃守。
    由于国府与“中枢”主要机构事实上的分离，为了确保临全大会大会在法理上站住脚步，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决定采取一个变通的办法，在重庆举行开幕式，而将大会本身放在武汉，具体的地点就是珞珈山武汉大学图书馆。
    保密的第二个措施，是大会全部在晚间举行，一般都是下午五、六点钟入场，到夜间一、两点钟结束。这样，从29日到 4月 1日大会结束，4 天的会议，尚称顺利。
    临全大会在国民党史上、在抗战史上，都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决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其中有些对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确立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
    孙中山时代，国民党实行党魁制，一切事情均决于孙中山。孙逝世以后，国民党改为常委制，仅党章中保留了“总理”一节，作为对孙中山的永久纪念。
    所谓常委制，即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国民党中央的最高权力机关，而由中常会实际行使这一权力。但在事实上，由于中常会只管党务而以中政会主管政治，久而久之，中常会反而成为摆设，党内的威权逐步集中到蒋介石个人身上。但不管怎么说，此前，最起码在表面上，蒋主要以军事和政府工作为主，而没有确立在党内的地位。
    在临全大会《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说：“乃自总理逝世以后，集团的重心始终未能有法定的建立，在事实上全国虽早有一致公认之领袖，而领导抗战建国之本党，至今蹈故袭常，未有名实相符之规定，以致所谓干部亦感散漫。中央既洞鉴乎此，授权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以利抗战之进行。则本党尤应针对缺点，明确规定领袖制度，俾此革命集团有稳固之重心，更从而建立中央干部，商讨一切党政大计，以为领袖之辅弼。”
    根据上述决议的精神，临全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同时选举汪精卫为副总裁。在临全大会《宣言》中说：“自抗战开始以来，中央执行委员会已以一致之决议，授权蒋中正同志，统一党政军之指挥，负抗战建国之大任，举国一致，受其领导，以向于必胜必成之光明大道而迈步前进。”
    至此，国民党基本恢复了孙中山时期的党魁制，从此，蒋介石不论从法理上、还是在事实上，均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其二，取消国民党的“预备党员制”，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集中全国优秀青年于同一组织，以求国民革命新力量的集中。” 7月 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蒋自任总团长。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临全大会发表了《抗战建国纲领》，最关键的表述如下：“全国抗战力量，应在国民党及总裁蒋介石领导下，集中全力，奋力迈进。外交上，本独立自主的精神，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的永久和平；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的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行动。军事上，加紧军队的政治训练，使官兵一致为国效命；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政治上，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意志以利国策决定与推行。”
    其中，“全国抗战力量，应在国民党及总裁蒋介石领导下，集中全力，奋力迈进”，以及“政治上，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意志以利国策决定与推行。”等等，对中国共产党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此后不久，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成立，以汪精卫为议长，毛泽东、陈绍禹等 7人代表中共成为参政员。
    在临全大会上，还做出了一项决定，与前几件事相比，这个决定所涉及的事情很小，但它很重要，尤其对戴笠而言，尤其重要。尽管涉及到特务处的，仅仅是这个决定的一半，但已经足够了。
    1935年 5月，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下成立调查统计局，局长陈立夫。下设三个处，一处为党务处，由原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升格组成，处长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三处则是丁默邨的邮检处。
    在临全大会上，老蒋决定，以戴笠的特务处承继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牌子，简称“军统”；原党务处则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老蒋同时规定，军统局的局长，例由军委会委员长侍一处主任担任，此时是贺耀祖，戴笠为副局长，负实际的责任。
    军统局是一个中将级的架子，贺耀祖授中将，那么戴笠就只能屈就少将了。至此，当了多年“黑官”的戴笠，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名义，同时也弄上了少将军衔，总算可以在领章上镶一颗金星了。
    而他的副手郑介民，早在1935年任国民党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处长的时候，就已经是少将了。

    按：上面讲的都是实际任职的时间，如果说按国民政府公报所发表的时间算，那他们的授衔还都要晚的得多，如郑介民的陆军少将，是在1943年 2月10日公布的，同一批的还有张炎元、还有参与发起复兴社的滕杰。
    戴笠就更晚了，他的少将是在1945年 3月 8日、即抗战胜利前夕才公布的。同一批的，还有被他策反的冀东保安队的张庆余。而实际上，戴笠早在1943年就以军统局代局长的身份，挂中将军衔了。

    如果以国民政府公报为标准，那么军统当中最早授将官军衔的，是曾经策反广东陆军的张君嵩，1942年 1月31日授陆军少将，同一批的是冯玉祥的连襟“佩剑将军”张克侠。
    对此，原军统局湖北站站长唐新评价说：“戴氏宁愿作一副贰，可以说是谦逊，亦可说是他高明处。他要蒋公知道他比别人恬澹，不计较名位。他不致太过突出，使入侧目。实际上，军统局自内至外，人人心目中，只知有一戴先生，局长为谁，是无关紧要的。他多年以来，一直是凭他个人威信，领导工作，不须藉官位以自重。在他升任代理局长以后，他的部属，亦从无人称呼他为局长。
    军统时代就此开始了。
    戴笠做副局长，其实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有利于摆布郑介民。
    原本，在特务处时期，郑介民以副处长的身份，那是铁定的二把手。现在军统局成立了，戴笠都只当了个副局长，郑介民自然不可能再像原来那样，接着做副职。于是戴笠“顺理成章”地给郑安排了一个主任秘书的位置——等于是特务处升格了，郑介民反而从“副首长”降为“幕僚长”。
    不仅如此，郑介民以外，还多了个唐纵。
    唐纵，字乃健，1905年生，湖南酃县人，军校六期毕业。
    1922年，唐纵入湖南群治法政学校，1928年入黄埔。毕业以后，唐当了几天排长，就到南京，与六期的几个同学郑锡麟、陈奠南、左曙萍等创办了一份《文化日报》。结果没过多长时间，不知道登载了什么消息，老蒋批了个“文化日报记载不确，造谣惑众，即行停刊”，没办法，只好改名为《建业日报》，还请陈立夫写了报头，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复兴社成立以后，将该报“收编”，并改名为《中国日报》，作为复兴社的机关报。
    1931年底，唐纵被戴笠拉进“密查组”，就此参加了戴笠的“团体”。唐在1931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到戴笠家里，谈及对时局转变的问题，大家都是疾首蹙额。戴仍然在做秘密工作，而且要扩大的努力，他要我也参加。在蒋总司令下野的时候，已得了总司令的允许，成立一组，十个人，分布各地。联络与考核各同学的行动与态度。他本要我担任书记，适其时，我在汉口，现在要我到江西去。我是立刻答应了。答应的原因，一是解决生活，二是有机会同校长接近。他要我辞了报社的事，我也愿意辞了这事。”
    以上唐纵的日记，成为迄今为止所谓“十人团”的形成最直接的资料。因此，唐纵也是特务处的元老，同时，由于特务处的湖南人很多，唐纵后来逐渐成为所谓“湖南派”的领袖人物。
    1932年 3月底，唐纵奉戴笠之命回到南京，任特务处书记，后来又负责情报工作。
    唐纵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人，做工作也很认真，但偏偏是这样一个人，给特务处捅了个“大娄子”。
    1933年下半年，时任南京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的赵世瑞得到情报，说有几个反蒋分子在某地秘密集会，当时戴笠、郑介民都不在，由唐纵代理特务处的工作。于是赵去请示唐。据沈醉回忆：“唐便按照过去戴笠的做法，让用秘密逮捕办法来处理。当时在当赵世瑞派特务把这几个人密捕起来后，才发觉都是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的人。汪精卫知道了，便找蒋介石要人。据说汪以辞去行政院长来要挟，蒋马上叫把被捕的这几人释放，而将主持这案的唐、赵两人扣押起来。”
    因此，在一年的“工作实录”中，唐纵说：“在此一年中，全部工作与心力，都在尽忠职务上下功夫，故能取得主官之信任，但其结果不佳，亦一憾事也。”
    1936年，唐纵任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副武官，1938年底回国。
    与郑介民一样，唐纵也不太安于特务处的工作，因此他回国之初，本来想借机离开戴笠手下的，结果戴笠又让他主持特务处的内勤工作，前面所说的临全大会，就由唐纵为警务处特务科科长，负责大会保卫。
    对此唐很不满意，但又没有办法，只好暗自埋怨：“戴把我看成对外不行、对内必须，他把我看成是生成的秘书人材，永远替他做内勤的。”
    正在此时，一个意外的机会来到唐纵面前，老蒋的侍从室第二组改组，主管军事情报，戴笠向老蒋推荐了唐纵，唐纵非常高兴，他说：“侍从室工作，是一件多荣誉的事，我当努力尽忠职守，报答委员长。”同时，唐纵也知道戴笠推荐他到老蒋身边的目的：“雨农近来感到侍从室对他的影响太大了。”
    唐纵确是“生成的秘书人材”，在侍从室干的顺风顺水。不到半年，1939年 5月，侍从室成立第六组，综合编审所有情报，唐纵被任命为第六组组长，晋升少将军衔。
    唐以为从此终于可以摆脱戴笠了，再也不干令人厌烦的特务工作了。不料，人算不如天算，1943年，老蒋一纸命令，让唐纵兼任军统局帮办。
    总办、会办、帮办、坐办，都是前清的称呼，一般都是在临时设置的机构中出现，多少有点类似现在的“××领导小组”、“××办公室”，集中很多个相关而又不相统属的部门，“齐抓共管”某一项重要工作。请一位品级极高的官员挂名，但不一定需要视事，仅取其影响力而已，那么，这个人物，就叫总办；代替总办负责此事的，就叫会办；再次之的为帮办；具体做日常工作的，就是坐办了。
    具体到军统，显然不是一个临时机构，而且戴笠的脾气唐纵很清楚，这个人从来都是独断专行，一竿子插到底，顶烦的就是别人插手军统的事情，几任挂名的军统局长，都不管戴笠的事，唐纵的这个“办”如何“帮”法，真的是很难。
    思来想去，唐纵只好采取“办”而不“帮”的方式来处理此事，即还像从前一样，把自己看成戴笠的下属。凡戴开口的事，只要不是太离谱，我能办的尽量帮忙。比如唐纵负责情报工作，只要是军统的报告，唐尽可能优先处理，这样，不论什么重要的事情，老蒋最先看到的报告，总是军统报上来的，等于是不动声色地帮了戴笠的忙，几年下来，戴笠十分满意。
    据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回忆：“戴特别叮嘱过我，说唐的生活‘清苦’，侍从室的待遇并不高，今后对军统的工作关系非常重大，叫我每月至少去看一两次，不要等唐开口，应主动地去照顾他的生活。唐当时住在上清寺蒋介石办公地方的附近，有几间小平房，院内有一个小门可以通向侍从室办公处。我每月都去他家，除了送日用品外，经常问他老婆家中缺少什么，随时派人送给她。唐自己从来不开口要东西。戴笠每逢过年过节，照例送唐一笔现款，也是交给他老婆。”
    同时，唐纵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因此尽可能地做到“一碗水端平”，凡外界对军统的攻击，以及不利于戴笠的评价，唐纵同样原封不动地给老蒋送去看。戴笠做得太出格的事情，他也同样会拒绝，以免遭“物议”，对此，戴笠倒是也能理解。
    据沈醉回忆，某次，军统和其他单位起了冲突，彼此都想“恶人先告状”，生怕自己的报告送晚了，老蒋怪罪。由于沈醉经常给唐送礼，戴认为他在唐纵那儿有“面儿”，于是叫沈去找唐，让唐把军统的报告先送给蒋看。
    唐听了之后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的袒护一方? 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
    沈醉一听他这样的口气，心里很不高兴，没说什么，起身就走。这时唐纵可能也觉得有点后悔，活说得太硬了，于是又说：“你回去告诉戴先生，只说我一定会尽力照他的意思去想办法。别的话你不要多说。”
    沈醉说：“我回去还是原原本本把他先后所讲的话告诉了戴笠。戴听了之后，没有什么表情，只说：‘唐先生有他的困难，不能勉强他。’”
    与郑介民的地位下降相伴的，是原本很不起眼的毛人凤在悄然崛起。
    毛人凤，原名毛善余，1898年生，浙江江山县吴村乡水晶山底村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一期肄业。
    1910年，毛善余考入江山县立文溪高小，同学当中，除了戴笠，还有王蒲臣、姜绍谟、姜超岳、周念行等人。1913年，毛善余与戴笠一道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发榜时改名为毛人凤，取“人中龙凤”之意。
    入学不久，戴笠因作弄“舍监”被开除，毛则顺利毕业，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黄埔军兴，毛人凤于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不久即因病离校回乡。
    1926年春天，毛人凤偶遇已经十几年没有见过面的同学戴笠，此时的戴笠正潦倒不堪，毛人凤当即告以“革命的希望在黄埔”，劝他到广州从军、干革命。此番偶遇，成就了戴笠以及毛人凤本人一生的事功。
    也是在这一年，毛人凤当年在文溪高小的同学周念行从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毕业回国，并参加了北伐。当北伐军攻克湖北省黄陂县以后，由周出任县长。毛人凤跟着周念行到黄陂县当了县政府的一个股长。
    1929年，毛人凤当年在文溪高小的另一个同学、时任浙江省政府秘书的姜绍谟牵头成立了一个汽车公司，集资修路，聘毛人凤为文书，常驻江山县城处理日常事务。
    1934年，毛人凤的弟弟毛善高报考戴笠主持的“浙警”，结果为戴直接录取进特务处，参加了“革命工作”，并改名为毛万里。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毛万里与戴笠提起自己的五哥毛人凤正在浙江崇德县政府当科长，戴笠马上给毛人凤打电话，邀请他参加“团体”。
    1934年，36岁的毛人凤加入特务处，并被戴笠派到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办公室，当了一名书记，授上尉军衔。
    毛人凤是一个极富心计的人，虽然他是戴笠的同学，又是戴“走上革命道路”的指路人，但他从不以此自矜，甚至从不与人提起此事，就当与戴笠没有关系，只管做好自己的工作，用现在的话说，行事极为“低调”，与同事们的相处也十分相得。
    不久，毛人凤晋升为少校军衔，并被派到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任第一股股长。同年年底，西北“剿总”成立，特务处成立西北区，张毅夫为区长，公开身份是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三科科长，毛人凤也在此时被派到西安，在张毅夫手下工作。
    前面说过，为了做杨虎城部的情报工作，戴笠通过他的朋友、湖北省会警察局长蔡孟坚结识了其时在杨虎城部工作的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友新，并令毛人凤与向保持单线联系，孰料，通过接触，二人居然暗生情愫。后向友新被派到北平，协助毛人凤的弟弟毛万里暗杀殷汝耕未遂被捕，向以极端的智慧和不可思议的手段逃出北平。后向友新改名为向影新，并嫁给了毛人凤（去台以后，向影新又改名为向新）。
    1936年春天，刘培初奉戴笠之命，到各省站进行过一次视察，当时毛人凤还在西安工作。刘对他的印象是“深藏不露，忠实努力，旧学根底甚好”，回来以后，刘培初在向戴笠的汇报中特别提到毛人凤，说毛如能在戴的身边做个秘书，“甚为理想可靠”。
    在许多年以后的回忆中，刘培初感慨万千地说：“没想到这一吹嘘，使他（指毛人凤）在十年之后做了局长。”
    1936年，毛人凤被戴笠调回南京，任特务处书记，并晋升为中校军衔。
    毛森曾经评价说：“我第一次见到毛人凤，见他温文尔雅，谈吐有条有理，思虑周详，见解独到，实一最优秀之幕僚长，只欠外勤实际经验。”
    加上毛为人谦恭，乐于助人，大家有事没事都愿意到他那儿坐坐，聊聊天，人缘也很好。渐渐地，在众多秘书当中，隐隐然有脱颍而出的趋势。

    按：戴笠的特务处，有两个秘书室，一个是“乙”室，处理一般文件；另一个则是“甲”室，即机要室，经手的都是顶级的机密文件，王蒲臣初入特务处时，就被派到“甲”室，由此可见戴笠对他的信任。
    由于有两个秘书室，所以，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相应地就需要很多很多的秘书，为戴笠处理各种不同的事物。而且，很多人初入特务处时，戴笠都让他们先到秘书室干一段时间，搞情报分析，以熟悉情况，掌握全局，再派到其他岗位去工作。
    因此，大凡后来搞出名堂的特务们，几乎都有过当秘书的经历，比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乔家才、刘培初，还有情报专家李叶、专门写大报告的刘启瑞、戴笠的机要秘书毛万里、特务处撤离后留守南京的钱新民、戴笠的国学“顾问”周念行、后来当了“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的郭履洲，无不如此。
    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例外的，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陈恭澍，从“洪公祠”一出来，就干外勤，几乎没有任何“机关工作”的经验。由于陈所受的职业训练是不完全的，因此，陈恭澍在“职业素养”上，存在着许多先天缺陷，比如纪律性不强，胆大妄为；比如唯我独尊，不能与人合作，等等，都是做一个特工人员的大忌。后来，陈恭澍领导的上海区，之所以几乎被汪伪连锅端掉。以及他自己的落水，与陈的工作经历，是有一定关联的。
    当然，戴笠对陈恭澍的过于信任、以及由于这种信任而带来的无原则的迁就和纵容，同样要负很大的责任。

    接着说毛人凤。
    毛是1934年才到特务处的，甚至比他弟弟毛万里都晚，而且起点也很低，从“浙警”的秘书干起，到抗战开始，也仅仅弄了个中校。此时，最早加入特务处的那批人，比如“十人团”，早已牢牢地占据了各个要津，稍晚一点的，如乔家才等人，也已经独当一面了。即便戴笠再信任毛人凤、毛人凤就再是戴笠的小学同学，提升的空间也已经非常有限，因为没有位置了。
    恰在此时，郑介民的自行“淡出”，给毛人凤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前面说过，从特务处一成立，郑介民就不太喜欢这个“工作”，一是感觉屈就在戴笠手下有点“冤”，二是郑确实不太喜欢当特务，总想着去做“正经八百”的军事工作，几次找老蒋申请调离，都没有得到批准。
    不过，蒋介石也考虑到郑在军事情报方面，确实有其专长，于是让他兼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处长，主管对日情报工作。后又任军事委员会第一部第二组组长，到1937年，郑介民任军事委员会第六部第三组组长，主管军事情报。这样，郑介民就有了很多借口，不到特务处去“坐班”，特务处的事，郑介民是能不管就不管，让戴笠自己去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彼此正好“两便”。
    到1938年 8月 1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汉口广顺里正式成立，后又迁到武昌平阅路30号（这也是王兆槐临时羁押韩复榘的所在），戴笠就任副局长，郑介民被任命为主任秘书。此时的郑介民，全部精力都放在军事委员会第六部的工作上面，你戴笠爱让我当什么就当什么，反正我也不去。
    郑介民不想干没关系，想干的人有的是，此后不久，戴笠顺理成章地给了毛人凤一个“代理主任秘书”的名义，替自己主持内勤工作。
    从此，毛人凤就没有离开军统局本部一步，死死地把这个重要位置抓在手里。
    与唐纵一样，毛人凤也是一个“生成的秘书人才”，所有的材料，都是先送到毛这里，由他拟一个初步的处理意见，签上“以炎”的化名，然后该给戴笠的给戴笠，该交其他部门的转其他部门处理。这样几年下来，除了外勤工作没有做过，不太熟悉以外，毛人凤把军统局本部这点事搞得纯熟无比。
    由于戴笠经常外出，他不在的时候，军统局的一般性事务，均由毛人凤做主，俨然成为戴笠的化身。1939年，因刺汪“失机”的陈恭澍回到重庆接受处分，第一次见到毛人凤，陈的感觉是，“那时候他（指毛人凤）的名义，虽然只是‘书记’，或者是‘秘书’，可是什么事都管，也可以说是代表戴先生处理一切公务。”
    借着“代理主任秘书”的这个阶梯，毛人凤后来而居上，逐渐超越其他资格老得多的同僚，成为军统实际上的“内当家”，直到戴笠死后接过其衣钵。
    以后的事情还很遥远，眼前，毛人凤的首要任务，就是协助戴笠处理“张超事件”。
    张超是戴笠的一员爱将，也是特务处的元老，很早就被派到福建工作。
    福建，是特务处乃至军统局的重镇，形形色色的特务机构特别多。
    特务处在福建的派出机构，是从浦城开始的。
    翻开地图可以看到，浦城虽然在福建，却紧邻着戴笠的老家浙江江山，因此，福建可以说是特务处的“后院”。特务处成立不久，就在浦城建立了特务处浦城直属组，派军校四期生、出生于浦城九牧乡的郑寰雄为组长。
    1933年，福建事变发生，戴笠又建立了厦门直属组，组长就是前面多次提到的福建泉州人连谋。

    按：据陈恭澍回忆，1931年底，“一·二八事变”刚刚发生时，戴笠曾让他帮着往老蒋设在徐州的总司令部送过一封信，此时，正是陈刚刚从“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结业，还没有进“洪公祠”的时候。送信回来，戴笠问陈恭澍：“有没有相知的福建省同学？”
    陈恭澍回忆说，当时他“思索了一下，想到四期同学也是好朋友的连谋又名连良顺。我回说有这么一个人，无论是才具、仪表，都可以列入第一流，但不知找福建人做什么？戴雨农不作正面答复，只希望火速介绍一见。我介绍他们见了面。戴雨农派连谋到福州建立工作站去了，这事当时我并不知情，良顺兄行前也没有向我告别。”
    因此，连谋的加入特务处，其实比他的“荐主”陈恭澍还要早。另外，戴笠早在1931年底就已经开始在福建预埋“棋子”，这一份预见性，也颇为不凡。

    按：福建事变的平息，戴笠的特务处出力颇多，其表现之“精彩”，殊不亚于两广事变。可惜没有当事人留下更多翔实的资料。

    福建事变平息以后，戴笠令浦城直属组移到省会福州，并升格为闽北站，郑寰雄仍为站长。同时将厦门直属组升格为闽南站，以连谋为站长。
    为配合秘密机构的工作，此后不久，特务处又掌握了福建的几个公开机构。其中两个在福州，一个是福建省会警察局特务组，派军校四期生、福建人卓飞为组长。

    按：福建省会警察局长是李进德，李是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亲信，陈主闽之后，派李为警察局长，李是复兴社分子，但并不听命于特务处。与其类似的，还有驻福州的宪兵四团团长吉章简，此时也还不是特务处的人。

    福州的另一个公开机构，是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戴笠派来做股长的，是军校六期生、陈恭澍在洪公祠特训班的同学、福建人邱尧勋。
    闽南站那边，戴笠亲自到福建找陈仪活动，推荐了原南京警察厅厅长王固磐担任厦门市警察局长，并由连谋担任了厦门市警察局长侦缉队长。以后，又由沈觐康接替了王固磐。

    按：沈觐康是福州人，其曾祖是咸、同年间的名臣沈葆桢。沈家与林则徐的林家，还有另一位晚清名臣陈宝琛的陈家，并称为福州的三大家族。这三家与福州的另一个望族萨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姻亲关系，比如沈葆桢就是林则徐的女婿，沈觐康又娶了陈家的小姐陈露西为妻。沈觐康本人是留德回来的，专攻警政，曾在“浙警”当教官。

    福建省会警察局特务组和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是特务处在福建最初掌握的两个公开机关，闽北站的所有活动，都是在这个两个机构的掩护下开展的。
    1934年，戴笠将郑寰雄、邱尧勋同时他调，派卓飞以福建省会警察局特务组组长兼任闽北站站长和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
    卓飞一身兼任三职，大权在握，狂得不得了，因卓与保安处一科员卓高煊有隙，遂指使特务组的行动员将卓高煊痛打一顿，卓高煊是复兴社骨干，此事造成了特务处与复兴社的矛盾。同时，因卓飞与驻福州的宪兵四团团长吉章简也闹得很僵，于是1935年，戴笠令“军统三毛”之一的毛森，接替了卓飞福建省会警察局特务组组长的职务。
    至于闽北站站长和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两个职务，则由原本就在福建工作的张超接替。
    张超是福建长泰县人，肄业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与特务处的岳烛远、龚仙舫、董益三等等都是同学。张1933年加入特务处，旋即被派回家乡福建潜伏。
    戴笠派张超接替卓飞，原本是想缓和特务处与当地的矛盾，没想到张超的种种行事，比卓飞更加过分，而且其矛头，直指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
    陈仪，1883年生，浙江绍兴人。
    陈仪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五期步科，1911年归国参加了辛亥革命，1926年投入北伐军。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结束之后，蒋介石任命陈仪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
    陈仪是政学系的中坚人物，同时也是“老革命”了，自视甚高，对特务处颇为不齿，从不假以辞色。加上张超不知收敛，看他做的几件事，给人的感觉，简直是故意地在与陈仪较劲。
    令张、陈交恶的第一件事，是“二刘事件”。
    “二刘”指的是创办福州电气公司的刘家兄弟中的刘崇伦和其侄子刘爱其。
    福州电气公司是上世纪初期福建著名的民族工业企业，主业为电灯和电话业务，其全盛时期，刘家兄弟曾有“电光刘”的美称。
    1937年10月19日，即抗战开始不久，张超即绑架了刘崇伦和其侄子刘爱其，并将二人杀死。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张超家偷电，被福州电气公司发现，准备处以停电的处罚，张觉得刘家是利用陈仪的权势欺负人，于是杀掉二人以泄私愤。另一种说法是张超发现刘氏叔侄二人有汉奸嫌疑，故将其二人“制裁”。
    不管是什么原因，张超以其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的公开身份，并没有司法权，更无权杀人，纯属草菅人命，明摆着不把省政府当回事，自然令陈仪恼火。
    这两起暗杀一出，张超在福州人的心目中成了杀人魔王的代名词。据张超的外甥、军统“临训班”林菁说，当时在福州，大家一看到张超的专用车“11号车”，“人人胆寒”。
    据曾任闽北站内勤的沈逑回忆：“当时的省主席在案发后大发雷霆，但抓不到谍报股杀人的证据。……因之省政府和保安处对谍报股的活动极为不满，矛盾日深。”
    “二刘事件”之后，又发生了“邝汉事件”。
    邝汉，1906年生，广东台山人。曾任福建龙溪县政府秘书，1936年 9月被任命为金门县县长。
    金门县设于1914年，辖大嶝、小嶝及金门岛，县治设在金门岛。
    金门，一头是日军占领的台湾，一头是福建，如果日军要在厦门登陆，必先攻取金门，其地理位置有多重要，不问可知。
    然而，这么重要的战略据点，岛上居然没有一支正规的作战部队驻守，只有一些没有经过训练保安队。因此，“七七事变”之后，邝汉曾向福建省政府发电报告：“如敌来，必要时撤退大嶝。”
    10月24日，日军开始进攻金门。福建省政府电邝汉：“守土有责，应与城共存亡。……如情势加紧，当固守待援，不得仓皇退却，致于重究……”
    对于这个严厉的警告，邝汉没有当回事。10月26日凌晨，日军炮击金门，邝汉带上县保安队60余人及家属逃往大嶝，跟着又逃到漳州。
    邝汉的弃职，引起舆论大哗，陈仪当即将邝羁押起来准备论罪。此时，据说有人曾提醒陈仪，说邝汉曾任保安处谍报股科员，有军统背景，建议陈不要自行处置，交军统处理即可。哪知不说还好，这一说好似火上浇油，早就看着军统这些人有气的陈仪勃然大怒，严令立即枪决。邝汉遂于1937年12月17日以“弃职潜逃”罪被枪毙。
    邝汉的被杀，固属咎由自取，但在当时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原因是在此后不久的厦门战役中，守将75师师长宋天才弃城而走，导致厦门失守，却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置。两相比较，显失公平，大家不免会对邝汉表现出一定的同情。
    当时，厦门诗人钟文献曾写过一部纪事诗《厦门沦日百咏》，其中一首《伏诛》是这样说的：“退缩宰官理应诛，无殃丧地将雄师。赏刑失措徇偏袒，效死难求孰拯危。”钟还加了一个注解，说：“金门县长邝汉，仅仅有24名法警，退大磴办公，地失伏诛；宋天才师长将万兵，把厦门放弃不问。”
    看到“民心可用“，张超又跳出来了。
    福建有个《南方日报》，是由在福建工作的黄埔军校同学所创办的，于是，张超撺掇该报总编辑闵佛九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为原金门县长邝汉鸣冤》，其大意是“去年金门沦陷，县长邝汉因守土失责被枪毙，而厦门守土不力的官员却未作处理”，并指陈仪以“浙人治闽”，是在杀人立威，等等。
    陈仪看了怒不可遏，当即将闵佛九免职。
    这笔账，又记载了张超头上。
    其实，在张超刚刚接任闽北站站长的时候，与陈仪的相处还是不错的，甚至，陈仪还对他的“才干“有所欣赏”，据曾任福建省水警总队长的余钟民回忆说，“由于他（指张超）敢作敢为，也办了几件大案，从而得到了陈仪的赏识和器重。当时张在陈仪面前，可谓红极一时。经他保荐的县长和省政府参、咨议不下二十余人。”
    余钟民说，“张超为人心粗胆大，任性逞强。当他显露头角时，更加跋扈骄横，独断独行，有时连对陈仪都不买帐，这样也使陈仪不能不有所戒备和注意，对张的信任渐不如前，有所请求，也不一定如愿而偿。而张拉拢‘民军’土匪的唯一诱饵便是封宫许愿，当一旦保荐人员而未获允准时，不免心怀怨望，常因此与陈仪面争，背后则到处詈骂，日久渐由对张不满的一些人传入陈仪耳中，更引起陈对张的猜忌厌恶，这便是陈、张反目的起因。”
    等到张超暗杀了黄丙丁和“二刘”之后，张、陈的关系已经势同水火，只不过陈仪找不到张超杀人的证据而已，于是，陈仪想了一个办法，以抑制张超的权势。他在福建绥靖主任公署下成立了一个叫“情报处”的新单位，准备就此把军统、中统、宪兵特务等特务组织“统一”管理起来。
    对陈仪此举，张超并没有意识到是冲着他来的，还满心高兴地等着当这个“情报处处长”呢！结果任命一发下来，令张大失所望——情报处处长，派了福建省警宫训练所所长胡国振。
    胡国振，生于1901年，浙江东阳人。
    胡国振是老资格的军统特务了，与“十人团”之一的马策是同乡。1932年底，戴笠被任命为“浙警”政治特派员，随即又掌握了浙警省会警察局，为加强对“浙警”和警察局的控制，戴笠于次年派出了一批军校同学担任“浙警”的教官，同时作为派驻警察局各分局的督察，这其中，胡国振就是浙警省会警察局总督察。
    此后，胡被戴笠派到福建，担任省警宫训练所所长，同时任闽北站督察。
    胡国振与张超，虽然都是军统的人，但这俩人之间，却不对付。
    据余钟民说：“他（指胡国振）当时的公开职务是省警宫训练所所长，秘密职务则兼任军统闽北站的督察，负有监督闽北站内外勤工作之责。在省警官训练所内却没有设立军统工作组，因而不受闽北站指挥。戴笠对福建军统特务人事上作这样的部署，实际上是故意让他们互相监视、互相攻讦，以便于戴笠直接控制的一贯手法。可是张超竟然以站长领导地位自居，常用军统所谓‘秘密指挥公开’的组织原则，对胡发号施令，而胡也毫不买账，两人经常闹到公开互骂的地步。”
    余钟民是1937年从日本回国的，旋即经戴笠找陈仪活动，派任省水警总队总队副。据余钟民回忆：“我去南京谒见戴笠吋，他给我以直属通讯员名义，发给密电本和军事委员会印电纸，要我回来秘密监视张超，并嘱暂不要与军统闽北站发生联系。我回福州后，对张超行为报过数次，并复查军统交下张超贪污案两起：一为张敲诈南台某大木商两千元：一为张在查办禁烟督察处副处长程某私卖烟土案中贪污舞弊。”
    眼看着张超在福建搞得越来越不像话，戴笠感觉有必要采取组织措施了。
    1937年底，戴笠令张超卸下职务，到武汉去“述职”。
    同时，为加强保密工作，戴笠令闽北站和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分开，不再由一人担任，谍报股股长一职交给了金颂康。
    金颂康也是浙江东阳人。金是大学生出身，毕业于金陵大学，加入特务处以后被派到福建工作，此前任闽北站书记。

    按：要在福建工作，有一个特殊条件，语言必须得过关，因为福建方言非常难懂，外乡人去了，不仅没法交流，且非常容易引起他人怀疑。其中，闽北方言有点特殊，比如浦城方言，就与浙江吴语比较类似，所以派到福建的特务，除了本地人以外，浙江人也比较多，就是这个原因。

    接任闽北站站长的，戴笠选中了严灵峰。
    说起严灵峰，此人是个奇才。
    戴笠的特务处，颇多杰出人物。风高月黑、杀人越货、走低纵高、鸡鸣狗盗之徒固然有的是，能写大文章，会写个诗了、“干”了的也不少。像前面说过的梁干乔就喜欢研究《庄子》，收集了好多版本，还自己搞注释，可惜天不永年，否则成就不知如何。至于说老了以后写个回忆录什么的，那更是小菜一碟，整个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字，那都不在话下！
    但是要说军统当中的学问家、要说大师，那么非严灵峰莫属。
    严灵峰，原名严明杰，生于1903年，福建连江人。
    严明杰也曾信仰过共产主义，而且他是福建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1925年 9月，共青团连江特别支部建立，严明杰就是特支书记。此后严明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曾经短时间出任共青团福州地委书记。
    1925年，严明杰离开福建到苏联学习，推荐他的是恽代英，严后来回忆说：“我乃往黄埔军校，找到恽代英，并晤见萧楚女和张太雷。由恽代英向中共中央推荐，派我往苏联留学。通过当时中共青年团委书记李求实的通知，命我前往上海报到。”
    同年，严明杰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按：莫斯科东方大学，全名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亦简称“东方大学”，始建于1921年。这个学校与另外一所名称类似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并不是一回事，不要搞混了。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建立要晚一些，是在1925年。到1928年，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并入中山大学，于是中山大学遂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直到1930年停办。
    由于这两个学校有一定程度上的传承关系，名字又类似，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学校，其实莫斯科中山大学要出名得多。像我们所熟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当然、邓小平、蒋经国等等就更加出名。还有我们多次提到的邓文仪、郑介民等等，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当然，莫斯科东方大学也出了许多后来赫赫有名的人物，如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等等，还有翻译家曹靖华，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刘少奇还是在这儿从共青团员转为党员的。另外，瞿秋白曾在这个学校当翻译。

    在苏联学习的最大“收获”，是严明杰成为了一名托派，在这里，他还认识了日后在军统局的“同事”梁干乔，以及曾在上海站当书记的张师等等。
    如前所述，1927年11月 7日，梁干乔等人居然在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式上高呼“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等口号。这一天，基本上可以看做中国托派的起源。
    对此，斯大林的回答是，将这批托派学生全部控制起来，经甄别后，有的遣送回国，有的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力，这其中，严明杰是前者、梁干乔则是后者。
        只是，此时的他们，还想不到，日后，还将在不同的阵营中，两次聚首。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大批托派分子从苏联回国，逐渐与国内的托派会合一处，并慢慢地形成了几个小圈子。
    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以从苏联回国的托派学生为主组成，其标志是1928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成立大会，将其组织定名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并选出了“中央”机关“全国总干事会”。梁干乔就是这一派的，由于他在赴苏联学习前，就曾经是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回国以后，中共中央又派他到广东海陆丰一带，协助澎湃进行农民运动，因此梁干乔在广东根基深厚，于是，“全国总干事会”派梁干乔为华南区主干事。张师则曾担任宣传部长。
    次年，“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创办地下刊物《我们的话》，该派因此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我们的话派”是中国最早的托派组织，同时，《我们的话》对于托洛茨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到的作用也是最大的。
    再就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29年春天成立，因主办有《无产者》刊物而得名“无产者派”或“无产者社”。陈独秀曾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任总书记，有这样的“金字招牌”，当然，这一派最为人多势众。
    第三个成立的是“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以从“我们的话”派中分离出来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为首，因其机关报为《十月》，史称这一派别为“十月社派”。
    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组织叫“战斗社派”，因主办机关报《战斗》而得名。“战斗社”成立于1930年 7月，次年 5月，“托派”的统一代表大会即在上海举行，因此“战斗社派”仅持续了不到一年。
    但是，这一派当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一个就是严明杰，不过此时的他已经改名为严灵峰。严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在上海艺术大学当教授，这个学校集中了大批从苏联回国的托派分子，以至于他们还自发地组织了一个托派的“支部”。
    另一个就是以前我们多次讲到的王平一。
    王平一，1905年生，山东益都县人。
    王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回国，化名王鉴堂。托洛茨基派的重要文件《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就是王平一带回国内的。
    1931年 5月，“托派”的统一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势力最强，因而，统一的托派组织沿用了这个名字，以表明自己仍然是共产党中的一派。会议选举出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全国执行委员会”。
    在大会上，“战斗社派”取得了对于“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宣传部的主导地位，严灵峰、赵济等成为宣传部干事。
    以这次大会为标志，表明中国的托派组织形成了气候，但这个“气候”极为脆弱。这固然与当时的时局有关，但与许多托派分子的思想基础也有关系。
    托洛茨基有句名言：“人类的生命是如此之美丽。让我们将所有的罪恶、压迫与暴力都彻底地从它之上洗去，而使人类可以将生命活到最大价值。”
    托洛茨基用诗的语言描述了“使人类可以将生命活到最大价值”的终极理想，可惜的是，他的中国信徒们只承继了他性格特征中对理想追求的狂热、或许还有点愤世嫉俗，而对于托洛茨基所说的“将所有的罪恶，压迫与暴力都从彻底地它之上洗去”，却没有理解到点儿上。过分地专注于与中共和斯大林的理论论争，而不是在考虑在什么样的主导思想下、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事。只破不立，动口而不动手，尚空谈而不去做具体的事情，本末倒置。时间长了，或遇到某种挫折，马上就是意志消退。于是，所有的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都显得那么不堪一击，幻灭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蜕变，而且蜕变到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程度。
    国民党的特务系统当中，仅军统就有五个人是托派出身，而且还都干得像模像样，这不是偶然的。
    首先是梁干乔和张师。
    在表面上，四个托派组织统一到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义之下，实际上，其内部依然矛盾重重。
    其中，“我们的话派”是中国最早的托派组织，梁干乔又是托洛茨基亲自接见过的两个中国托派分子之一，自认是“老大”。当时，“我们的话派”曾打算吸收陈独秀，以扩大影响，并委托刘仁静与陈“谈判”。结果条件谈得差不多了，回来一商量，梁干乔坚决反对，此事只得作罢。陈独秀气得痛骂梁干乔，刘仁静也待不下去了，只好离开“我们的话派”，“自立门户”。
    事后，梁干乔和张师又联合起来，指责“我们的话派”“全国总干事会”被“陈独秀金钱收买”，声称“自动脱离总干工作”，并带走了所有相关人员的联络方式，使“我们的话派”内部联系中断。
    1930年 4月，“全国总干事会”召开会议，对梁、张进行谴责，令他们写检查。对此，梁、张二人坚决拒绝，5 月 1日，经“全国总干事会”决议，梁干乔、张师被“我们的话派”开除。
    此后，梁干乔到上海办报，跟着复兴社成立，梁成为“十三太保”之一，后来进了特务处，并担任书记长，成为戴笠的得力助手之一。
    张师被开除以后，一度投奔了另一个托派组织“战斗社派”。后进入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当了特务，并随调查科整体转入特务处。
    中国托派中出的第三个军统特务，是谢少珊。
    谢少珊，原名谢德磐，也写作谢德盘，1909年生，广东梅县人。
    1931年 5月23日，刚刚成立20天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就遭到了一次灭顶之灾，因叛徒告密，其“中央”被破坏，九个“执委”一下被抓了五个，只得予以改组。此后到1932年 5月的一年时间中，“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接连三次改组，在最后的一次改组中，陈独秀将执委会的“书记处制”改为“常委会制”，并派年仅23岁的谢少珊为“常委秘书”。
    1932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常务委员会在谢少珊家开会，因叛徒告密，徐恩增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将当天参会的“常务委员会”整个堵在谢少珊家里，唯一幸免的是没有参会的陈独秀。
    当晚，未经用刑，谢少珊即主动招供，因他是“常委秘书”，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托派中央”的秘书长，因此他知道所有人的情况，结果特务来了个连锅端，不仅陈独秀、彭述之，包括王平一等托派重要干部，几乎全部被捕。
    经“审判”，陈独秀、彭述之等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王平一无罪释放，谢少珊则并不在被“审判”的范围之内。
    事后，谢少珊改名为谢立功，似乎是纪念自己“为国民党立了一功”的意思。
    很奇怪，“托派中央”这个案子，是徐恩增所破的，但谢立功却没有加入徐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而是进了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转入特务处之后，谢立功再一次改名为谢力公，并与余乐醒、汪祖华等人一起，成为军统著名的“训练专家”之一。
    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谢力公有个亲兄弟，就是协助赵理君暗杀唐绍仪的谢志磐，但是，早在谢力公“参加革命”的时候，二人就已经断绝关系了。幸亏谢志磐回到重庆不久就死了，否则，不知道这“恩断义绝”的两兄弟，在新的“阵营”里如何相处。
    至于王平一，被释放以后，接着又被逮捕，随即宣布脱党。此后，王平一与张师、谢力公一样，先进入南昌行营调查科，并随调查科转入特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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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11-9 06:23

40、军统时代（2）

    再说张超，卸去了福建的职务，赴武汉向戴笠“述职”。
    张超此行，并不是一个人去的。据余钟民回忆：“抗战发生后，戴笠开始注意发展特务武装，先后在江，浙等地建立‘忠义救国军’，对福建的地方武力也有所注意。张超知道了戴笠的意图后很高兴。他这吋正丢了闽北站站长职，此较闲空，自信搞地方武装很有经验，于是在一九三八年初拉了一批民军首领和失意军官如钱玉光，王懋、吴艺五，金振中、陈维远等到汉口见戴笠，颇得戴的嘉许。
    福建的民军曾经很出名，以至于“福建民军”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1913年12月，以李厚基担任福建镇守使为标志，意味着北洋军阀的势力进入福建，从此开始直到1934年 2月陈仪主闽之间的20年里，福建一直把持在各种大大小小的军阀手中，有“小四川”之称。
    既处乱世，必有揭竿而起之辈，这些人，良莠不齐，当然，“良”固然“良”不到哪儿去，“莠”则是肯定的，因此称之为农民起义军也好，叫做土匪也罢，都不太准确，只好称之为“民军”。由于这些民军在各自势力范围内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因此，任何地方军阀都不可能无视其存在，而且还要加以利用。于是，福建政局的每一次动荡，都成为这些“民军”发展的良机。久而久之，“福建民军”成为了一种现象，任何人要在福建混，都不能忽视其存在。
    到陈仪主闽时期，几股大的民军，已经次第平定，如陈国辉在福建事变时被十九路军枪毙，张贞部被收编。但还有许多小股民军，十分活跃。对这些民军，无外乎两个办法，要么是剿，要么收为己用，张超采取的是后者。
    据余钟民回忆：“张超在特务活动中，最感兴趣的是拉拢‘民军’土匪，一方面以此在戴笠面前显示他在福建有办法，同时也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曾把福清、平潭著名海匪林荫、高诚学等人拉过来，收编成两个水警中队，林荫任水警中队长，高诚学任福清养淡工程处主任。”
    余钟民提到的林荫、高诚学，都是福建民军中的风云人物。林、高是同乡，都是福建省平潭县人，其中，高诚学是大哥，生于1897年，林荫则生于1908年，是高的小兄弟，其一生的事功，都因高诚学而起。
    高诚学是读书人出身，曾在福州协和神学校读书，毕业以后，在福州传教。据福建早期工运领袖陈碧笙回忆，此时，一个美国牧师对高十分欣赏，于是推荐他到北平燕京大学念农学院。
    1928年，高诚学曾返回平潭，在大富村组织抗捐，并将税官蒋启修押到县城游街示众。
    此次回乡，高诚学还做了一件跟他的专业有关的事情，他在北平选购了一头良种猪，送回家乡与当地土猪杂交繁殖，效果很好，当时大家把这种猪称为“诚学猪”。这件事写入了《平潭县志》，据说直到现在，福建的一些地方还有这种猪在饲养。
    毕业以后，高诚学去了上海，与上海大厦大学教授张公怀、张文理和张圣才等人一起搞“人民生产党”，但没搞出什么名堂。

    按：张圣才，1903年生，福建厦门人。日后也成为军统的重要干部。

    1933年，高诚学参加了福建事变，被陈铭枢任命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福清筑堤养淡督工处主任（所谓“筑堤养淡”即现在的围海造田）。
    福建事变失败后，高诚学回到家乡平潭，与林荫一道组织武装，从此开始民军生涯。不久，高诚学就干出一件震惊全国的事情来。
    1935年 4月底，高诚学打听到涵江码头的“鹭江轮”上装有某日商的货物，即将起运至厦门，于是高、林等伙同平潭海匪张逸舟劫了这条船，将上的物资和乘客的贵重行李及现金洗劫一空，逃往厦门鼓浪屿，此时在当时曾轰动一时。陈仪闻听此事大为震怒，严令水警总队长李国典缉捕归案。
    高见事情闹大，即与林荫潜逃台湾，随后设法将劫来的财物也运到台湾，准备兑换成银元后购买武器，重回平潭，东山再起。
    当时的台湾还是日据时期，当局许诺免费为高提供武器，但有一个前提条件，不得用于抗日，高诚学坚决拒绝，结果台湾当局将财物扣押，不予兑换。
    高在台湾待不下去了，只好跑到香港，投奔李济琛、蔡廷锴等人组织的“中华反帝民族解放大同盟”。
    张超上任以后，感到高诚学可以利用，于是通过张圣才，联系上了高诚学，并亲自到香港说服高诚学。当时高正处于进退维谷之际，于是接受了福建省政府参议的名义。张超还带着高诚学面见了陈仪，高向陈大谈其在福建事变期间“围垦海堤”的情况，陈十分赞赏，当即令高任养淡工程处主任，重操旧业。
    据余钟民回忆，“以后张超又跑到香港对参加过‘闽变’的人，进行分化拉拢，把葛越溪，江秀清、陈炳麟、叶大猷等一批人拉了回来。”这批人，也是通过高诚学策反的，其中，江秀清后来成为军统的重要干部。
    高诚学的表现，令张超非常高兴，后来经过张的保举，高诚学又被陈仪任命为福建省福安县县长。
    张超的手中，掌握着一大批类似高诚学这样“民军”出身的人，比如前面提到的海匪张逸舟，此次也同张超一起来到武汉，受到了戴笠的接见。
    张超的设想，包括两个步骤，即先举办一个“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基本干部，然后以这批人为骨干，把福建的民军组织起来，拉起一支武装部队。
    张超不愧是戴笠的心腹，他的想法，与戴笠在上海搞“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路子几乎如出一辙，而且，此时，正是平、津的王天木、陈恭澍拉起“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的时候，因此戴笠听了非常高兴，令张超马上回到福建，经办此事。
    据余钟民回忆：“张不久回到福州，曾对我说，戴要他负责组织民众武装，决定先办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为建立武装部队作准备。并说戴许他一个‘司令’名义，等干部训练完成吋才正式发表，言下大有失之东隅、收之桑褕的意味。张超打算把训练班设在古田水口镇，因为民军首领钱玉光在水口有‘水口王’之称，对古田、闽清一带地下土匪武装势力有一定号召力，而且钱在水口有一所大公馆可供训练班之用，但后来又说要设在建瓯。”
    余钟民还说：“张超此次回来，洋洋得意，比以前更加神气十足。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部崭新的小汽车，到处请人观赏。他还以办训练班为号召，进一步拉拢地方武装力量，整日与民军、土匪头目在一块花天酒地，颇引起各方面人士注目。”
    张超的动作很快，通过军统局在福建的南、北两站，一下子招了 100多个学生，据余钟民回忆，有庄尚德、程小春、庄毓英、张声亚、姚继重、王仁贵、陈寿团、林成基、邱成康等。另外又把郭则杰、叶大猷、金振中等人聘为政治教官。
    余钟民说：“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的筹办工作将届完成，张就去找陈仪商请解决训练班的装备问题，不料遭到陈拒绝。”
        张超忽略了一件事，举办“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这件事，他又没有征得陈仪的同意。
    余钟民说：“陈根本不同意在福建开办这种训练班，认为无此必要。张再三力争，均无结果，只好打电报向戴笠求援，说明学生已录取就绪，请戴支持把训练班搞起来。”
    戴笠听了，也感觉比较难办，福建是陈仪说了算，他不同意，这个班还就是办不起来。正好，这时戴笠在湖南临澧的特训班已经开始，为保护张超的积极性，戴笠采取了一个补救措施，令张超把他从福建招收来的学生全部送到湖南临澧训练班受训，并决定派张超到上海区搞潜伏工作。
    据余钟民回忆：“据事后了解，陈仪不同意张办训练班，已先有电报给戴笠说明情况，所以戴决定停办。”
    张超的几次“好事”都被陈仪搅了局，心里把陈仪恨到了姥姥家，觉得陈显然是在故意地跟自己过不去。一怒之下，张超打算在自己离开福建之前，狠狠地搞陈仪一家伙，要他的好看！
    余钟民说：“张超办训练班计划由于陈仪的阻挠而流产，因而对陈极为仇恨。张第二次从汉口回来，便秘密策划倒陈的活动。”
    于是，张超找到自己的“亲信”葛越溪、郑德民、金振中、林荫、王瓒河等人商量，准备以军事行动来“倒陈”。他们分析了福建当时的环境，认为“省内省外已形成倒陈的高潮，省内各民军首领，国民党CC派等都对陈不满，……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肇英对陈仪的省主席一职久想取而代之，正在对陈仪大肆攻击。”
    陈肇英，1888年生，浙江浦江人。
    陈肇英也是老蒋的把兄弟，1926年任虎门要塞司令时曾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并逮捕了李之龙。福建事变平息以后，蒋介石派出陈肇英、陈仪和蒋鼎文的“三人小组”处理福建的“善后事宜”，分别负责福建的党、政、军事宜。因此陈肇英时任福建省党务特派员，同时，陈还是监察院派出的“闽浙监察使”，负责对浙江、福建两省的公务人员违法或失职行为的纠察和处理。因此陈肇英也是一位在福建省呼风唤雨的人物。
    陈肇英与陈仪虽然是同姓又是同乡，但是二陈之间并不对付，陈肇英曾公开指责陈仪“亲日媚敌”，省党部的机关报《福建民报》也公开指摘陈仪抗日不力、“态度不明”等等。
    余钟民回忆说，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张超等人“认为如果在省内发动一个军事行动，以民众抗日自卫相号召，提出打倒汉奸陈仪，要求中央撤换陈仪等口号，必可得到省内外各方人士的响应和支持，那时陈仪必倒无疑。”
    经策划，张超做出了具体的部署：一是由金振中负责发动海军旧部，准备夺取海军存放在白沙的一部分武器弹药，并与水口的海匪钱玉光密切联络，要求届时予以策应；二是以林荫所掌握的的驻莆田涵江、福声海口的两个水警中队为基础，进一步发动和扩大平潭、福清、莆田边区一带的土匪力量；三是由郑德民、林沧圃、王瓒河等负责以所掌握的福清县自卫中队为基础，进一步扩大长乐、福清等地方武装和土匪力量。上述三方面发动的武装力量可达四五千人以上。
    张超还决定，在他去上海以后，由葛越溪负责联系，“俟各方面活动成熟时，同时举事。”此外，张超分别派人到各县直接联系民军首领，一致“倒陈”。
    张超虽然是南方人，却生就一副北方人的秉性，是那种大而化之的脾气，遇事不怎么往深了想，易于轻信他人，曾与张超同事的毛森评价，说张“志大才疏，结交甚广，常为人利用而不自觉”。像张超这种人，做个带兵官正合适，一定会得到战士的爱戴。当特工，就差点意思，其思虑不甚周详，看人看不准，跟谁都“掏心窝子”。比如张超对高诚学、林荫，可说一片赤心，一力将二人从海匪保举成国家官员，可算对得起这俩人。在张的思想，总觉得我怎么样对待你，你也会怎么样对我，否则你成什么人了。
    然而，事情往往并非如此。
    在张超所拟的这份计划书中，我们看到，林荫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他的两个水警中队既是高诚学、林荫的老部下，又是经收编而改造成的正规武装警察部队，张超将其看做自己的“子弟兵”，要“倒陈”，这支水警部队是主力。
    林荫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兹事体大，他觉得应该与老大哥高诚学商议商议。
    由于张超的保举，再加上高诚学本人在“养淡工程处”干得也不错，得到了陈仪的赏识，因此，高已于1938年 3月任福建省福安县县长。
    余钟民回忆说：听了林荫的话，“高警告林千万不可举动，要林先回去对郑德民等虚与委蛇，敷衍应付一下，再听他的消息行事。”
    林荫走后，高诚学连夜赶往福州，他要去见一个人。
    这个人叫谢荫坡，也是张超的“亲信”，先是经张保荐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后被陈仪任命为政和县县长。
    谢荫坡其人，毛森对其印象极坏，他在回忆中说：“有谢荫坡者，乃一极卑鄙无耻之小人，张超乃一直肠直肚讲义气的人，受谢花言巧语的簸弄而不知。”
    张超非常信任谢荫坡，同时也很欣赏其才干，拿他当“军师”，什么事都找他商量。毛森说：“张广结交，却分不清好人坏人，谢荫坡险诈奸黠，张超把他当做智囊，并荐其为省府参议，谢知陈仪深恶民军，为求腾升县长，竭尽播弄，害了不少地方有力人士。抗战开始，张超筹组游击队，其计划还是谢所草拟。”
    高诚学找到谢荫坡，谈起张超正在发起“倒陈”，二人均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将来陈仪追究起责任来，他们也脱不了干系。”
    余钟民在回忆中分析了高、谢二人的心态：“张超虽是他们最初的荐引人，但高、谢目前已获陈仪重用，当了县长，从个人利益出发，自然倾向陈仪一边。两人遂决定同去向陈仪告密，借此邀功，并表示忠诚。”
    “陈得到报告后，大为震惊，要高立即派人去召林荫前来了解。林荫来后，陈仪亲自讯问，林不得不和盘托出，并作出口供笔录，由林签字画押，作为凭据。”
    毛森说：“陈仪即嘱谢荫坡搜集张超犯罪证据；其实，很多证据，系谢代张所做成。谢同时向陈仪告密，说张超筹组地方武力，图谋不轨。”
    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叫张超还是叫李超，如果你身边的亲信、朋友，都是这样的一类人，那么可以想象，绝对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
    同样，张超看人的眼光如此，死得不冤、迟早得死、而且可想而知，张超至死，都不知道死在谁的手上。
        当特工当成这样，不知道是可叹还是可悲。
    忍无可忍的陈仪，终于要动手了。
    陈仪之所以下决心搞张超，其实有好几个原因。
    一是张超确实太不“长眼”。戴笠的手下，无法无天之徒多了，但基本上都是“玩坏”，下绊子、使阴招，让你吃了亏、死了人都说不清道不明。像张超这样，明火执仗地跟高级官僚过不去的，看来看去，从特务处到军统，张超还真是独一份。
    况且，当时的陈仪，老蒋倚为“干城”，正准备利用陈仪的亲日色彩，让陈帮他稳定日本在南方的军事举动。
    据余钟民回忆，“抗战开始后，全国各地抗日情绪异常高涨，但在陈仪主政的福建政治局面，却呈现着非常暧昧的状态。”
    余钟民说，抗战开始不久，陈仪曾经召集福建省各机关负责人开过一次会，“在这个会上，陈肇英公开责难陈仪没有动员抗日。陈仪接着讲话，他气冲冲地说：‘芦沟桥事变后，我上鼓岭住了几天，为了想冷静地考虑一下当前的局势，以决定福建应采取什么态度。我打了电报向蒋先生请示，现已得到答复。’陈随即拿出蒋介石的电报当场宣读，大意谓：‘东南方面对日本应采取缓冲态度。’接着说：‘我不是不抗日，是蒋先生有所指示。’同吋，他进一步分析说，当前还不是全面抗战的时候，要大家安守本分工作，不要搞抗日运动，以免事态扩大等语。”

    按，福建省政府主席一职，老蒋原本是任命戴戟当的。
    戴戟，生于1895年，安徽旌德人。
    戴戟是粤军出身，后进入十九路军，参加了第一次淞沪抗战，后辞去军职，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戴戟也参加了“福建事变”，但他不久即抽身而去，脱离了运动。
    当福建事变初起时，老蒋从分化瓦解的角度出发，本已发表戴戟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包括省府委员和各厅长也都是蔡廷锴时期的老人，但谁也没有想到福建事变很快土崩瓦解，蒋随即又改以陈仪主闽。

    余钟民说：“陈仪是当时著名的亲日派，早年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讨了一个日本女子为妾。他与侵略中国的日酋如土肥原等不少入是同期同学，具有一定的友好关系。蒋介石在解决闽变之后，把陈仪安置在福建，主要是要他同日本军政人物搞‘亲善活动’。”
    正因为陈仪主闽有这样的背景，再加上他既是辛亥时期的“老革命“，又是老蒋的浙江同乡，远非一般的高级官僚可比。张超要找他的麻烦，不是一般的自不量力，基本属于“没事找抽型”的。
    第二，张超是个肯干工作的人，因此陈仪一度很欣赏张，否则，张保荐的人，也不可能一保一个准儿。另外，在特务处时期，戴笠与陈仪的相处，也还算过得去。余钟民说：“本来陈仪对福建警察机关抓得很紧，几个重大警察单位都委派了他的亲信任主管。但当戴笠提出要求安置军统特务以建立基础吋，陈仪尽可能满足了他的要求。如厦门市警察局局长沈觐康、福州省会警察局特务组组长卓飞、福建省警官训练所所长胡国振等，都是戴笠先后介绍来的，军统因而得以运用这些公开单位来扩展它的势力。”
    但后来就不行了，张超不知收敛，个人膨胀得实在过分，令陈仪十分失望。陈仪对对张超的所谓欣赏，仅仅出于对他工作的表现的肯定，彼此并不是一路人。一旦失掉了双方合作的基础，马上就是反目成仇。
    第三，陈仪身边的人，多数人都很讨厌张超。毛森说，张超“只表效忠蒋委员长及戴笠先生，目无地方长官，陈仪心腹省会警察局长李进德等尤深恶张，怂恿陈仪除张”。
    李进德，1898年生，浙江临海县人。
    李进德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步科。后到广州，任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堂（就是史铭曾就读的那个“湖南醴陵子弟学校”）教官。1925年秋，所有驻粤军校均并入黄埔军校，李进德任四期教官。
    李进德是陈仪的亲信，陈主闽后仅几天，即于1934年 2月15日委任李为福建省会公安局长，后又改称福建省会警察局，李仍为局长。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张超的“亲信”高诚学、谢荫坡的倒戈，成为压倒张超的“最后一根稻草”。
    早已忍无可忍的陈仪，终于拿到了“确凿”的证据，当即决定逮捕张超。
    这个任务，陈仪交给了福建省政府保安处处长叶成。
    叶成，浙江青田人，生于1905年。军校三期步科毕业。
    叶成是浙江人，又是“天子门生”，因此一毕业就在老蒋身边工作，曾任军事委员会特务团副团长，陈仪主闽之后，被派到福建省政府保安处副处长。
    省保安处，负责编练、指挥各省的地方保安团，基本上可以看成出于“剿共”的需要而出现的新生事物。最先建立的是浙江，接着就是福建。陈仪对保安处十分重视，1935年，陈仪提出“谋求团警统一，协调剿匪”，将原隶属于省民政厅管辖的水陆警察系统全部划归省保安处管辖。保安处处长，最初是赵南，由副处长叶成负实际的责任。后赵南任福建绥靖公署参谋长，叶成升任处长。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保安处长，挂中将军衔呢！
    叶成是复兴社分子，而且是复兴社福建分社书记，属于复兴社的中高层干部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叶成与戴笠的特务处，其实是一个阵营里头的人。因此，接到逮捕张超的命令，叶成非常为难。余钟民说：“叶成与戴笠之间本来也有个人关系，对逮捕张超感到为难。陈仪说：‘我下手令给你。’叶不敢推辞，只好把此事交给省会警察局局长李进德去办。”
    李进德最烦张超，接到任务说要抓张超，自然十分卖力，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侦缉队队长董兰观。
    当时张超已经买好船票，打算第二天就离开福州去上海了。据余钟民回忆，张超是在福州温泉路福龙泉澡堂洗澡时被捕的。当时董兰观进去向张超敬了一个礼，并出示陈仪的手令后说：“我不得已执行命令，烦你走一趟，才好交差。”
    当时张超并不以为意，“神色自若，随即上车，被拘在警察局内”。
    张超死在临头还在浑浑噩噩，反倒是闽北站站长严灵峰着了急，严曾是中共党员，政治敏感性比张超强得多，以他对陈仪的观察，心知大事不好，张超要“归位”。于是当即给戴笠发出密电，请他赶快想办法，同时找到在陈仪面前还比较吃得开的胡国振，请他设法营救。
    余钟民回忆说：“戴笠接到张超被捕报告后，马上拟了电报，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名义发出，令陈仪把张超押解汉口讯办。但陈仪考虑到如将张超押解武汉，一定会予宽释；若张超不死，就不足以镇慑其它人，于是把蒋介石的电报压下来，立即召见叶成，下手令要他将张超枪决，以造成既成事实。”
    张超杀黄丙丁、杀“二刘”是违法，同样，陈仪杀张超，也是违法，因为都没有经过司法审判，都是“擅杀”。在前清，督抚一级的官员，如果确有特殊情况，需要先斩后奏，还要请“王命旗牌”，意思是我杀这个人经过了皇帝的批准，何况是号称以“三权分立，五权宪法”立国的民国呢？
    在叶成来说，他是一百个不愿意干这事，大家都是复兴社干部，以后别人说起来，“张超是被叶成杀的”，这话好说，可是不好听。更重要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以戴笠之铁血手段，岂能善罢甘休！
    但这件事，推是推不掉的，陈仪拍胸脯说：“非杀不可，有事我负责。”
    张超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据余钟民回忆。1938年 6月18日，“福州发出假的空袭警报，交通管制，就在这时，张超被押往西门外刑场执行枪决。”
        嗣后，福建省保安司令部贴出布告：““照得张超阴谋叛乱，反抗政府，公然煽惑军心，破坏抗战大计，业经获案讯明属实，殊属罪无可逭，除判处死刑立予枪决，以昭炯戒外，合行布告，俾众周知。”
    事后，福建省军管区国民军训处处长杨华（亦曾担任复兴社福建分社书记）曾对余钟民说，张超被杀的当日上午九时左右，他受胡国振之托，以复兴社成员身份去找叶成，“向他说明利害，要他对处决张超问题慎重考虑。”
    当时，“叶低头不语良久”，而后长叹一声说：“现在已经迟了，刚才的警报就是为杀张超而发的。”
    杨华说，尽管如此，“叶成却情不自禁地挂了一个电话给李进德”，但所得到的答复是“已经执行枪决了”。
    张超被处决之后，陈仪依然余恨未消，在一次集会上，陈愤愤不已地说：“张超曾是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过去虽不无相当成绩，但他的心术太坏，道德堕落，贪婪自私，无恶不作，野心又大，一切事情不择手段，碰到机会就想妄动。有许多意志薄弱的人，往往容易受他蛊惑，或为他所动摇。早有人对我说，张超这个人，将来一定是福建的祸患，不如早些除掉，以免后患。我因为看他还有些能力，以为只要善加劝导，也许能洗心革面，替国家做点事情。无如这人恶性难改，不肯向善，最近更变本加厉，竟然破坏政令，图谋叛乱。为了消除隐患，故不得已采取了断然的手段，将其逮捕，组织军法会审。因为罪证确凿，所以把他正法了。”
    陈仪杀张超这件事，干得委实是雷厉风行，连专杀人的戴笠也被蒙在鼓里。可想而知，戴笠得知张超被杀，是个什么心情！
    气急败坏的戴笠，当即去找蒋介石。老蒋听了，对陈仪的擅专，也十分生气。于是蒋给陈仪发报，指责他“杀张超之所为，完全目无中央”，并令陈立即赴武汉，对此事作出解释。余钟民说，陈仪接蒋介石电后，对“目无中央”几个字，“心头感到沉重”。
    陈随即到武汉谒蒋。据毛森说，蒋、陈谈话时，“戴在邻室等候，认为陈必受申斥，甚或撤职。”
    孰料，陈仪在老将办公室谈了很久，“辞出时蒋送至门口握别，状甚愉快”。戴笠跟着进了蒋的办公室，问蒋对张超一案如何处理。蒋说：“张超私组武力，图谋不轨，陈将其处死，乃我批准。”
    毛森说：“戴气愤填胸，退出时用力关门，砰然大声，蒋令回去，斥戴粗暴无礼。戴即跪蒋面前哭诉：‘要为死者申冤，为生者永保障。’蒋指戴说：‘我从不受人威胁，小时即不受母要挟。’”
    这件事，戴笠自己后来也曾回忆起来。他说：“民国27年 8月18日，因为我们福建站的副站长张超同志，无辜被陈仪杀害，上午12点钟的时候，我在武汉见蒋校长，我跪在领袖面前痛哭，要领袖给我们的同志作主，领袖当时不便答应，我就跪着不起来，领袖骂我下贱，没有人格。我说：报告校长，这个我不承认，如果今天我是为个人升官发财而跪在这里，或者是因为工作失败，为敌人所屈服，那就是下贱没有人格。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同志，无辜被人家杀害了，我不为他诉冤，谁来为他诉冤？而今天你不替我作主，反说我下贱，没有人格，这个我不承认。后来我写了报告辞职。”
    气得昏了头的戴笠，回去就写了一份38页的长信，请求辞职。
    戴笠生气，老蒋还生气呢，他何尝不知道张超罪不至死，况且要杀也轮不到陈仪来杀。然而，为一个小小的张超而与陈仪“翻车”，他做不到，也不可能做。这些苦衷，作为他最得力的学生和亲信的戴笠，本应该比谁都明白，而今居然以辞职来要挟，老蒋怎么能不气。
    事后，老蒋平静下来，设身处地想想，也觉得戴笠的种种疯狂举动事出有因，于是找来戴笠，平心静气地与他谈话。
    毛森回忆说：“过了几天，（蒋介石）气稍消平，可能认戴对其重要性，不能失戴，乃邀戴回去，不提处分陈仪事，只数嘱厚葬张超，优恤其家属，算作了事。”
    戴笠则说：“领袖把我找去，对我说：你不能这样要挟革命领袖，一个担当革命工作的人，是不准随便辞职的，而且我叫你做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打算叫谁来接替你！我当天很感动，题写了‘秉承领袖旨意，体谅领袖苦心’十二个大字。我们的一切，都以这十二个字为出发点，前者是革命的精神，后者是革命的技术。须知，人的原动力是精神，才只是技术而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精神是主体，技术只是附庸。”
    为对戴笠表示慰勉，蒋介石随即命陈仪免去叶成的职务，送汉口军法执行总监部“法办”。
    余钟民说：“陈仪找叶成去，出示蒋介石电令，要叶成去汉口一趟，并说：‘你去可以放心，一切由我负责。’”当时，叶成沉默半晌，然后说：“我服从命令。”
    好在叶成是复兴社高干，跑了一趟武汉，没出什么大事，只是丢了官。后来叶投奔了一期学长、同乡胡宗南，并被任命为第13补充训练处处长。
    陈仪动不得，叶成是天子门生，也动不得，戴笠一口气出不来，恨得牙根疼。此时，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献计：人是李进德杀的，何不整治整治他。
    戴笠深以为然，当即以军委会名义，令陈仪将李进德押赴武汉，并事先做了周密安排，准备在机场拘押李进德。
    陈仪是久历宦海的老政客了，早知道戴笠要干什么。他事先给何应钦、张群打电话安排好一切，等李进德一下飞机，何派专车将李送到张群公馆保护起来。李进德武汉之行毫发无损，当然，福州省会警察局长肯定是干不成了，由军统特务马凭祖继任。
        连续三次失算于陈仪，戴笠怒不可遏，严令闽北站站长严灵峰，对出卖张超的高诚学、谢荫坡二人予以“严厉制裁”。
    张超死后，戴笠令闽北站筹建了一所小学，以张超别名“佑民”命名为“佑民小学”。同时，戴笠令张超保送的那 100多名学员提前从临澧特训班毕业，并派回福建工作。
    余钟民说：“当时正在湖南澧训练班受训的福建学员( 张超送去的 )，听到张超被陈仪枪杀而大哄起来，纷纷要求回来为张复仇。”戴笠觉得这种“氛围”很好，于是“趁热打铁”，向军统各单位发出一封“告同志书”，大意是说张超为“革命”、为“团体”牺牲了生命，要大家学习张超的“革命精神”；要为张超复仇；要吸取张超事件的教训，提高警惕，严格遵守特工秘密原则。等等。
    严灵峰接受了制裁高诚学、谢荫坡二人的任务，便开始着手准备。由于高诚学早已担任福安县县长，谢荫坡亦因密告张超有功，于不久前被陈仪任命为政和县县长，二人身边都有武装力量，急切间下手不得，只好对二人进行监视。
    这一等就是一年多，直到1939年 9月，闽北站发现谢荫坡回到福州，严灵峰当即请示军统局本部，戴笠回电，令马凭祖配合闽北站，立即对谢进行“秘密制裁”。
    严灵峰得令，命特务对谢荫坡进行全天候秘密监视。某晚，特务发现谢在南街河上某酒楼吃晚饭，严灵峰便派特务王仁贵前去执行暗杀任务（王即是张超选派到临澧去受训的学生之一）。
    当晚大雨滂沱，谢荫坡吃完饭后，叫了一辆人力车回家。王仁贵带着一个特务骑自行车尾随于后。据余钟民回忆：“行至杨桥路将近三友印刷所门前，王仁贵即靠近人力车旁，一手按住车座旁边的托板，一手持卜壳枪对谢开了一枪。因王在自行车上，且谢有人力车篷阻隔，不易瞄准，谢仅口唇边被枪弹擦伤。由于卜壳枪发射吋震动，致使王仁贵从自行车上摔下来。”

    按：有人可能会说，看王仁贵那废物样，开一枪能把自己震一跟头，还当特务哪！
    驳壳枪是一代名枪，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讲，太熟悉了。有人戏称，如果没有中国在上世纪前半叶的大量采购，德国毛瑟兵工厂就倒闭了。
    但驳壳枪有个缺点，即作为手枪而言，后座力太大，每开一枪，枪身都要剧烈地往上跳一下，这样，如果打连发的话，后面的几枪都会打向空中。所以我们看过去的老电影，李向阳他们，都是把枪平过来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后座力，变上跳为横扫，打不着目标，也可以打到他身边的人。

    王仁贵摔在地上，当时拉车的那个车夫还真不错，没给吓傻了，借着这个机会拉着车拼命地跑。跑到律师陈则敬家门口，陈是谢的朋友，谢荫坡命停车躲入陈家，后进入福州协和医院治疗，躲过一劫。此后谢荫坡再不出大门一步，还请了三个保镖，不是熟人，一律不让进门。
    一次暗杀不成，严灵峰等本想在谢住院期间进行狙击，因协和医院有教会背景，怕引起国际纠纷而作罢。
    等谢出了院，又请了保镖，下手就更不容易了。经过了解，严灵峰发现闽北站的一个运用人员林某与谢荫坡有私交，俩人过去同属于福州一个叫“寿昌派”的黑帮，于是，严决定利用林某骗开谢家的大门。
    事前，严灵峰做了周密的部署，由马凭祖率便衣特务在衣锦坊谢宅周围布下岗哨，防止逃跑；由王仁贵看守谢家后门；暗杀现场，则指派闽北站行动组组长杨又凡负责指挥，并挑选了大批行动特务张拭之、郑琦、邱信坤、孙依增等。严灵峰特别指示，暗杀由郑琦和孙依增执行，因孙依增曾是张超的勤务兵，严的意思是让他亲手来为张超报仇。
    当晚，严灵峰亲自出面，请林某在大根路自己家里吃晚饭，在座的，除了枪手孙依增，还有另一个特务丁进和。席间，严向林某介绍，说丁进和刚刚来到福州，有事要找谢荫坡，要林某陪同前往，林不虞有他，一口答应。
    此时，丁称故离席，通知马凭祖，当晚“动手”，让他在衣锦坊谢宅附近布置好特务，然后又回到严灵峰家，与林某闲谈。
    当晚八吋许，林某与丁进和、孙依增两人来到谢宅，由林某叫门，保镖询问清楚后，知道是熟人，于是开门请进。
    林一进门，丁进和，孙依增以及事先埋伏多时的杨又凡、郑琦、张轼之、邱信坤等七八人蜂拥而入，将三个保镖制服后看押在门房，随即冲入正房。谢荫坡两口子正在卧室聊天，毫无防备。郑琦、孙依增二人冲入房中，冲着谢荫坡兜头就是几枪，谢妻惊恐大叫，也被打了两枪，两口子当场毙命。
    再说高诚学，此君在福安县长任上干得着实不错。办教育、建农场、兴体育，颇得民众赞许，加上陈仪的信任，严灵峰想要杀他，还真不容易。
    陈仪主闽达 7年之久，直到1941年才离开。
    陈仪离开福建，原因很多。前面说过，福建事变平息以后，陈肇英、陈仪、蒋鼎文等三人被派到福建，分别主持党、政、军工作，其中蒋鼎文任驻闽绥署主任，掌军事。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蒋鼎文被调到西北，协助顾祝同与张、杨作战，跟着就留在西北工作，驻闽绥署主任即由陈仪兼代，陈因此加上将衔。
    抗战爆发，军委会在福建成立第 4集团军，总司令即蒋鼎文，但因顾祝同被调到上海接替冯玉祥，蒋只能在留在西北代理西安行营主任，无法到福建上任，因此第 4集团军总司令又由陈仪兼代，于是，从抗战之初，陈仪就成为福建军事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但事实证明，陈仪虽然是军人出身，他并不是一个军事长才，把他放在福建前线，殊不相宜。同时，陈仪主闽 7年，做了许多建设性的工作，但因性格使然，闹得毁谤丛生，张超事件就是一例，“公沽”风波又是一例，其后，又因厦门大学改名事件与侨领陈嘉庚闹得不可开交。
    早年，福建的国立高等教育不甚发达，到抗战开始，仅有一所公立的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校长也是被张超暗杀的黄丙丁。于是陈仪准备建立一所综合性的福建大学。抗战开始以后，陈先是将省立医专升格为医学院，继而又申请成立福建大学，除医学院外，增设法学、农学两个学院，并上报教育部。
    当时教育部长是陈立夫，因福建已有陈嘉庚创立的厦门大学，同时，由于正处抗战，对于人文学科类院校的创办、增设一律不予批准，于是陈立夫以“福建已有厦门大学，在战争期间不宜增加大学”的理由驳回了陈仪的申请。
    陈仪见状，干脆申请将厦门大学取消，并入他的“省立福建大学”。厦门大学虽是陈嘉庚一手创利，但此时已经由陈捐献给国家，改为公立，因此，当陈立夫当面征询陈嘉庚的看法时，陈虽然极不满意，但未便予以峻拒。
    孰料，消息传出，厦门大学师生群情激奋，纷纷向教育部请愿表示反对。陈立夫本就不赞成陈仪另建“省立福建大学”，于是令陈仪将已经私下成立起来的福建大学取消，其法学院并入厦门大学；原有医学院不变。另同意单设省立福建农学院，院长为严家显。

    按：严家显是著名的昆虫学家，但他的哥哥比他更出名，那就是时任福建省建设厅长、35年之后，继任“中华民国”“总统”的严家淦。

    一番折腾，陈仪“偷鸡不成折把米”，不但厦门大学没并过来，反而把自己的法学院送给了人家，还得罪了华侨领袖陈嘉庚，从此陈嘉庚开始为“倒陈”鼓与呼。
    曾任福建省政府秘书长的程星龄说：“陈嘉庚是爱国华侨领袖，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不遗余力，而陈仪对以陈嘉庚为代表的爱国华侨的爱国义举态度冷淡，早已引起华侨的不满。”
    陈嘉庚不是张超，在福建、在南洋的华侨中，其影响力非同小可，通过四告“御状”，终于搞垮陈仪。
        1941年 9月，陈仪被调离福建。
    继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是湖南人刘建绪。
    刘建绪，1892年生，湖南醴陵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毕业。
    刘建绪是“湘军”的二号人物，何健配合蒋介石“剿共”的时候，刘是何健的左右手。1936年冬，刘建绪被调任闽浙赣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驻浙江衢县。1937年，何健被内调为内政部长，随即又给放到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冷板凳上。从此，湖南与何健、刘建绪没有关系了。
    在淞沪抗战中，刘建绪部作战英勇，赢得了“善战”的美名。此后，刘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5集团军总司令。
    刘建绪接替陈仪，也是机缘巧合。
    因福建各界“倒陈”的风潮越来越盛，老蒋不得不考虑“换马”，在一次会议上，蒋提出此意。当时与会的军令部次长刘斐，是刘建绪的同乡，趁机建议说，刘建绪现在浙江，邻近福建，何不让他去接替陈仪。蒋认为可以考虑。
    据程星龄回忆，对此，蒋曾征询过陈仪的意见，陈仪认为，“自己主闽七年，各方面初具规模，良不欲让CC分子或复兴社分子继任。刘建绪正好是个无依无靠、而且比较接近自己的人，可望其‘萧规曹随’，因而欣然表示同意。”
    后来，刘斐曾对程星龄说，“恢先这个光杆司令，迟早会丢掉，不如趁此机会落得个比较体面的下场。
    刘斐说得一点不错，对于老蒋来说，让刘去福建，正好夺了他的兵权。另外，因当时各部部长、各省政府主席没有一个湖南人，还可以借此市恩于湘籍军人。
    1937年 9月，刘建绪走马上任，就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仍保留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虚职。
    陈仪终于走了，可以搞高诚学了。
    好几年过去了，军统在福建的组织，又是新人换旧人了，此时军统在福建的负责人是易珍。
    易珍，1905年生，湖南醴陵人，武汉中央军校五期毕业。
    武汉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张超就是这里出来的。在第五期中，最出名的学生是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臧克家；另外还有一位女生孟庆树，单听她的名字，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是她的丈夫，我们曾经多次提到，那就是王明。
    刘建绪来到福建以后，吸取陈仪的教训，主动修复同军统的关系，并请戴笠增派得力人员来福建工作。
    此前，由于福建独特的“一省两站”的设置，造成南、北两站矛盾深刻，打得不可开交。据余钟民回忆，“1943年 5月，我去建阳见戴笠，他特别问到南、北两站的矛盾情况，我以中间态度如实地做了回答。我建议把省府调统室改组，派一个外省人来负责，以调统室掩护南北两站的活动，并可起调和作用。”
    戴笠听了觉得有道理，即让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挑一个外省人，到福建省接替现任的调统室主任吴贞。
    龚仙舫，1905年生，湖南石门县人。武汉中央军校六期毕业。
    在军统当中，龚仙舫是个很出名的人物。其实龚自从进入特务处，一天外勤都没干过，先是当秘书，然后替戴笠当了一辈子的人事处长，是个纯“业务”干部。龚仙舫之所以出名，不在于他干过什么“大案要案”，而在于1946年 3月17日，他与戴笠同机遇难。从此，只要提到戴笠之死，必说龚仙舫。
    与龚仙舫类似的还有刘启瑞，这位北京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从进入特务处，一直给戴笠写大报告，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才被“外放”到南京，当南京办事处主任，负责军统迁回南京的事务性工作。然而，正是此君发现了戴笠的坠机现场，就此在现代史上有他一笔。
    听了戴笠的意思，龚仙舫觉得，刘建绪是湖南人，最好派一个他的同乡前去，比较相宜，于是他推荐了自己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长易珍，得到戴笠的批准。
    龚仙舫的想法，确实很对刘建绪的路子。余钟民回忆说：“易接调统室后，颇得刘建绪的器重，凡易所提出的要求，大都得到通过。”
    从张超被枪决，特务们已经隐忍了 5年，机会终于来了。
    事有凑巧，高诚学任县长的福安县有个甘棠镇，镇上有个大家刘氏家族，其先祖是汉高祖第四代孙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就是其墓中出土了轰动一时的“金缕玉衣”、“长信宫灯”的那位、刘备自称“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也是指的这个刘胜。
    刘建绪知道福建人乡土观念很重，于是就说自己也是福建人，先祖就是从福安县甘棠镇迁移到湖南的。
    这下就好办了，特务们先是鼓动甘棠镇的刘姓“乡绅”请求刘建绪到老家祭祖，接着又派人制造流言，称高诚学在福安有种种“不法”行径。于是，刘建绪便以“祭祖”的名义，到福安进行“暗访”。
    1943年11月21日，刘建绪到达福安，立即有人拦车“控告”高诚学，刘当即下令将高扣押。
    据余钟民回忆，起初，刘建绪是打算将高解省“法办”的，“而军统特务调查室主任易珍和王调勋找刘建绪带去的军法官何绍兰再三商量后，终以‘私藏枪弹，图谋不轨’的罪名，判高死刑，并由易珍捏造情报谓，‘有土匪( 指高的旧部 )要在赛岐截劫人犯’等语，决定就地枪决。“
    11月22日，刘建绪回福州，“卫兵在后押高同行，当走至叉路时，刘往西行，而高被押向北。高自知性命难保，乃脱下金戒指一枚送给卫兵，意在请求方便减少痛苦。果然高被押至刑场，即被枪决。”
    至此，张超被杀的两个仇人谢荫坡、高诚学均被“制裁”。
    很奇怪的是，直接导致“张超事件”的始作俑者林荫，却不在戴笠的“制裁”之列。非但如此，林荫还参加了此后一系列“为张超报仇”的活动。
    据余钟民回忆，在谢荫坡被杀的同时，“曾与张超密谋倒陈的一批人，也不罢休，仍图伺机称兵作乱。当张超被杀后，郑德民、葛越溪等人曾逃往福清乡下。不久，郑德民、林沧圃约林荫和王瓒河到福清海口，计议再发动军事叛乱来打倒陈仪，并为张超报仇。郑等四人同到海口一个高山庙里，烧香摔碗宣誓，公推林荫为大哥，筹划组织武装，进行倒陈活动。”
    也就是说，张超被杀之后，林荫不但没事，反而被张超的旧部引为“同道”，个中缘由，不得而知。
    此后，林荫任家乡平潭县的军事科长，1941年12月升任平潭县长。1947年，林荫当选为“国大代表”。平潭解放后，林荫退驻马祖，曾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马祖第二工作站站长，少将军衔。1963年退役，1979年病殁于台湾，享年71岁。
    至于陈仪，离开福建，先是被任命为后勤总司令，陈力辞不就，后任行政院秘书长，接着又改任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用曾任福建省政府主任秘书的钱履周的话说：“这个委员会是重庆最闲散的机构”，明显是准备让陈仪就此终老的。
    世事难料，谁也想不到，抗战胜利，台湾回归，陈仪还会迎来自己的“第二春”，并引发了至今还在争议的“二二八事件”。
    不过，不管到什么时候，陈仪的身边，似乎总有一个人，在窥视着他。
    这个人，就是戴笠。
    对此，陈仪又何尝不知。杀张超，为自己树了一个一生的死敌，这个扣，如果不能解开，那就是一个“死扣”。
    陈仪很想解开这个“死扣”。据余钟民回忆，“陈仪曾想通过徐学禹（曾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建设厅厅长，陈仪的智囊）拉拢严灵峰，希望严能主动去见陈仪，但为严所拒绝。”
    后来，陈仪又打算通过余钟民和马凭祖给戴笠传话，希望与戴“谈一谈”。对此，戴笠的回答是“不要来”。
    多少年之后，毛森在回忆录中说“戴本人胸襟宽宏，至死从未再提敌视陈仪”，其实不是。
    余钟民说：“军统特务自张超事件发生之后，一直对陈仪采取不合作态度。而且军统也掌握了陈仪与日本勾结往来的材料。虽然碍于蒋介石，不敢公开揭发和打击陈仪，但也常常给陈仪增添不少麻烦。”
    添麻烦归添麻烦，直到戴笠死于飞机失事，他也没有找到报复陈仪的机会，不是戴笠不想，而是他办不到。
    戴笠办不到的事情，毛人凤替他办到了。
    只是，那还要在很多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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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11-9 06:23

41、曾澈与“抗日杀奸团”（1）

    “抗日杀奸团”（以下简称“抗团”）这个章节，我一直在犹豫是写还是不写。几次都已经开始写了，想想终又搁笔。
    其一，抗团的老战士祝宗梁老先生曾以《抗日杀奸团回忆录》为题，写过一篇很详细的文章，记载了当年的奋斗与牺牲。笔者再写，不仅多余，而且作为后人，怎么也写不过当事人啊。
    其二，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抗团的许多老人，对于军统这个组织极端厌恶，尤其反感别人将他们与军统联系起来，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因此付出过代价。作为笔者，雅不愿在他们的晚年，再拿这件事去刺痛他们。
    尽管如此，还是觉得，中华民族的这些英雄儿女（当年的抗团成员，基本是中学生，甚至还有小学生，名副其实的“小儿女”），出于民族义愤，奋不顾身地、自发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当中，做出了连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人员都难以完成的惊天动地的事情，许多人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有的人落下终身残疾，其献身精神，真可说感天动地。
    尤其值得一提的，抗团中的许多人都是富家子弟，其中有的，家里的亲属就有大汉奸。这样的出身、这样的背景，能够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其献身精神，令人难于想象。另外，抗团做的许多事情，是载入史册的，像刺杀程锡庚一案，牵动了英日两国的交涉，日寇因此而封锁了天津英租界，在抗战史上是轰动的一件事情。为此，特地搜集了许多资料，上海的一位“关爱抗战老兵网”的志愿者，还为笔者提供了祝宗梁老先生的回忆录和其他信息，看了之后，深感抗团的事迹不容埋没，每个人都有责任宣传他们。
    思来想去，还是要写，只恐笔者的一支秃笔力有不逮。
    说起来，“抗日杀奸团”的性质，最初的时候，跟刺杀杨永泰、刺杀唐有壬的“中华青年锄奸特务队”，以及其他爱国组织，并没什么区别。只是，抗团从成立的一开始，就处于特务处的深度干预、“运用”之下，这也是后来抗团的性质引发一定争议的原因所在。
    说起抗团，就不能不说曾澈。
    曾澈，1913年生，浙江瑞安人。
    曾澈参加特务处的工作甚早，据喻耀离回忆，1932年 8月，他从特务处毕业，分配回家乡江西做情报工作。1933年夏天，喻耀离被任命为江西站副站长兼临川办事处主任，办事处书记就是曾澈。
    但喻、曾二人搭档的时间不长，曾即被调到老蒋身边。喻耀离则升任江西站站长，兼任江西绥靖公署新闻邮电检查所所长，当时担任江西绥靖公署党政科科长的，就是周念行。喻耀离说。他与周念行的工作，“互为表里”。
    周念行，1897年生，浙江江山县吴村乡人。
    周念行也是江山文溪高小毕业生，与戴笠、毛人凤、王蒲臣等既是同乡、又是同学。
    周念行的父亲是一个本分的农民，因此周的胆子也很小。辛亥革命兴起，青年人兴起一股剪辫子的风潮，谁不剪，就是“保皇党”，戴笠等等早早地剪了，周念行也想剪，可是又怕回去了父亲责骂。
    这时戴笠来了，二话没说，“咔嚓”一剪子就把周念行的辫子给剪了。前面说过，戴笠帮王蒲臣打过一场架，王以此一辈子认戴笠做大哥。这回戴笠又是一剪子，其敢作敢为、唯我独尊的那股劲头，同样给周念行以很深刻的印象。
    不过，别看周念行此时不起眼，日后，周却是同学们当中最早发迹的。从文溪高小毕业后，周考入衢州第八中学。毕业后去了日本，入明治大学政治系学习。
    1926年，周念行归国，适逢北伐，周随军攻克湖北黄陂之后，就地当了县长，并提携当年的同学毛人凤在他手下当一个科员。而另一个同学戴笠，此时才刚刚跑到广州，正准备参加军校六期的补录呢。
    此后，周念行又先后任浙江遂安县县长、安徽贵池县县长等职。1934年，周到庐山求见蒋介石，打算收编湘西土匪陈渠珍的残部（陈渠珍也是个奇人，沈从文曾经给他当过秘书），在九江旅馆与戴笠不期而遇。此时的戴笠，在特务处干得风风火火，正是“求贤若渴”的时候，听说老同学居然是留日回来的，怎肯放过，当即请周加入“团体”。
    就这样，1926年就当上了县太爷的周念行，跑到戴笠手下，当了一个秘书。
    周念行是明史专家，在军统，周基本上扮演戴笠的“国文教师”的角色。日后，周念行还曾为有志于研究明史的张学良“伴读”。
    接着说曾澈。
    1933年 6月，征得老蒋同意，戴笠在蒋的侍从室下边，成立了一个侦察班、一个警卫班，每个班都是15个人，30人均由特务处抽调，专事“护卫领袖安全”的工作。
    侦察班的班长，前面说过，就是军校二期生、广东人黎铁汉，副班长则是四川人陈善周，戴笠在军校六期的同学。警卫班的班长，则派了戴笠的另一个六期同学罗毅。
    另外，侦察班还有一个书记，就是原临川办事处书记曾澈。
    戴笠搞的这两个班，用现在的话说，属于“双重领导”，在业务上，服从于侍卫长指挥，此时是老资格的军校一期学长宣鉄吾。但在编制上，人员仍隶属于特务处，工资也从特务处领，只是从侍从室领点津贴、补助、服装费什么的，基本上相当于戴笠给侍从室义务打工。
    在戴笠，当然不会干赔本的买卖，之所以这样做，第一，保卫老蒋的安全，本就是特务处的职责；第二，侍从室位置重要，在老蒋身边安上自己的人，随时报告消息，心里踏实。因此，戴笠不但白干活，而且精英尽出，派去的基本都是军校同学和“浙警”正科毕业、又经杭训班训练出来的特务，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李翰廷、张毓中，都是这会儿派进去的。
    与此同时，戴笠征得宣鉄吾的同意，还推荐了 3个军校同学作为正式的“侍卫官”，这 3个人是张业、莫钧和娄建如。这样。他们与侦察班、警卫班一起，“成了领袖内外围都有警卫的生力军，这样戴先生不但达成了护卫领袖的夙愿，又有忠贞又为的干部，日夜随侍保护领袖之安全。”
    这样一来，戴笠是合适了，但从黎铁汉等人的角度看，就十分委屈。侍从室是一个很大的机构，负责的工作很多，其中专事安全的这一部分人，就叫做“侍卫官”。由于侦察班和警卫班是在侍从室的“体制外”运行的，因此在侍从室的花名册当中没有这些人，也就没有“侍卫官”的名义，更谈不上军衔、职务等等。薪酬也不一样，据张毓中回忆，正式的侍卫官，工资比他们多两倍呢。
    张毓中是在福建事变之后被派到侦察班的，他说：“侦察班的‘班’和军队当中的班、排、连的‘班’，是截然不同的，这‘班’原是日本宪兵队特务工作的名称，因侍从室从来没有侦察班的编制，既然担负领袖警卫之任务无以名之，就姑且以‘班’为名了。”
        人事管理是有其规律的，无论什么时代，任何一个单位，如果其内部的人员身份和待遇不同，时间长了，都会出问题。何况是“护卫领袖”这么大的事，大家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身份却不同，待遇也不同，工资收入还差了一大块，搁谁也得有想法。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黎铁汉等人给宣鉄吾留下的印象不错，于是宣打算把这批干部据为己有。同时，应该说这也是解决“体制”不顺的一种措施。
    经宣鉄吾与侍从室的德国顾问司脱乃斯商议，拿出了一份“收编”计划：第一，在体制上，把侦查、警卫两个班全部纳入侍从室的正式编制，等于是黎铁汉等30个人从此跟特务处没有关系了；第二，在待遇上，两个班的人员一律授以军衔，其中，侦查班的全体人员，不论军校还是警校毕业，也不论期别、年功，一律授以上尉军衔，称“侍卫官”；警卫班人员，由于承担的任务相对比较单一，则授予少尉军衔，称为“特务员”。
    事先，宣鉄吾给戴笠发电告知此事，只要他同意，即可“呈报蒋委员长核办”。
    对于黎铁汉他们来说，这份“收编”计划一旦实现，他们就可以“摇身一变”，以“国民革命军”军官的面目出现，当然好了。张毓中说：“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大事，自是十分高兴。”
    正在这个当口上，侦察班书记曾澈做出了一件谁也不可理解的事情。他密报戴笠，称：“侦、警两班是钧座苦心训练的精华，如被他人吸收，将对团体影响甚大，请考虑婉拒之。”
    戴笠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电覆宣侍卫长予以婉拒”。
    宣鉄吾本是好意，想让这些特务上上档次，结果给曾澈这样一来，这点“意思”全变成了“不好意思”。心想戴笠的手下，一个个的怎么都这样不识抬举，给脸不要脸，心中的恼怒可想而知。
    偏巧此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不愉快的事，戴笠保荐的两名侍卫官张业、莫钧“因看不惯侍卫室同仁的所作所为”，给老蒋写了一封信，结果这封信落到了宣鉄吾的手中。
    两件事合在一块，宣鉄吾大怒，当即把戴笠找来大发脾气。当时的戴笠，还不像后来那样权势熏天，再加上宣鉄吾是老蒋的同乡，“天子门生”，又是军校学长，因此说话毫不客气：“我提拔你的人，你不肯；你推荐进来的人又专打小报告，原来你的人不是来护卫领袖，而是来打我们小报告的。”
    戴笠百口莫辩，只好把张业、莫钧调走。
    这样一折腾，把黎铁汉他们搞得极为被动，挺好一件事没办成不说，还得罪了宣鉄吾，从此宣再不给他们任何好脸子看，侍卫室的人员也开始对他们“冷嘲热讽，排斥为难”。
    可想而知，黎铁汉们的一腔怨气，都冲着曾澈去了。张毓中后来回忆说：“曾澈兄是一位忠贞热情的优秀革命干部，相信他密报的动机纯粹出于对团体的爱护，但他这次的作为使我们极不谅解，认为他太无远见。”
    张毓中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看他的回忆录，从未对任何同僚口出恶言，这次说的“我们极不谅解”已经是很重的话了，足见当时大家对曾澈意见极大。
    其实，站在特务处的立场，曾澈的做法不能说不对，宣铁吾的所作所为，明显有拉拢的意思，人的立场是会变的，如果正了八经地成了宣铁吾的部下，戴笠的话，还能有多大的分量，很难说。
    据沈醉回忆，他当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长的时候，杜月笙对他十分赏识，曾托人带话，要沈加入其“恒社”。以杜老板当年的声光，对沈而言，这是极大的面子了，换个人想进还进不去呢，不料被沈拒绝。戴笠听说之后非常高兴，连说：“很好，很好。我的人如果都成了杜先生的学生，那我还依靠谁呢。”
    不管怎样，曾澈在侍从室是干不下去了，戴笠只好将其调走。
    曾澈走了，黎铁汉们的处境并没有因此而改善，张毓中后来回忆说：“侦察班成员三分之二出身军校六期以上，全都受过特种训练，无论学识、资历、经验都不会低于原侍从室的警卫人员。我们当时年轻气盛，自命不凡，遭此不合理待遇深感不平，更怕此种情况，对于护卫领袖的重大职责，会造成疏忽和差错。于是向戴先生反映，希望有所改善，或干脆允许我们离开，甚至想以军校学生的身份给领袖写陈情书，向领袖面呈委屈。”
    这次，一向铁腕治军的戴笠表现了少有的温和，他专门召集侦察班开会，说：“你们的委屈和处境我都非常清楚，也许你们曾经听说过，我在七、八年前所遭受的误会和屈辱，比你们现在要严重多了，但我始终抱定一切为领袖的决心，一再容忍，终蒙领袖垂爱。希望你们为了领袖、为了团体，要百般容忍，坚守岗位。……”
    张毓中后来回忆说：“戴先生说话一向声音洪亮，顾盼自如。而这次谈话竟闷坐椅上，脸色阴沉，以低沉的声调，自说自话似的，说了以上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使我们深深了解到戴先生的心酸与无奈。戴先生说完话，默默离去。我们之中也无人开口，我们接受了戴先生的勉励和嘱咐，决心忍辱负重，坚忍下去。”
    戴笠没有说错，到宣鉄吾离任，何沄接替侍卫长，于1935年 5月，再次提出将侦、警两班纳入侍从室编制，并将侦察班改为特务组，警卫班改为警卫组。这次戴笠吸取教训，不但没有反对，反而“慰勉有加”。张毓中说：“从此，我们有正式的上尉官阶，有公开的特务组组员职称，我们的工作以担任外围警卫和搜集情报为主，和内围的侍卫官等密切配合，从事护卫领袖安全的使命，也是侦察班被肯定，峰回路转，转入佳境的黄金时期。”
    可惜好景不长，1936年，侍从室改组，何沄离任，由钱大钧任侍从室第一处处长，兼侍卫长，第一处下边，增设一个“第三组”，由刚刚被日寇从北平赶出来的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任组长，原本直接对侍卫长负责的特务组、警卫组均降一格，改为特务股和警卫股，归蒋孝先指挥。
    张毓中说，“蒋组长所流露出的冷漠与轻视，比以前的宣侍卫长更加令人难堪。他视我们如一般宪警，甚至要我们担任岗哨工作，他对我们特务股的轻视，几乎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
        从此，黎铁汉的特务股基本处于投闲置散的位置，老蒋出门也不带他们去了，黎铁汉这个股长，经常是连老蒋的去向都不清楚。到1936年底，老蒋赴西安而不带侦、警两股“随侍”，实已于此时种下“恶因”。
    曾澈离开侍从室，适逢陈恭澍出事，戴笠派张炎元接掌了北平站，另派吴庚恕接替陈恭澍任天津站站长，并任曾澈为天津站书记。不久，吴庚恕被调回老家湖南工作，天津站由曾澈代理。
    这一段是2010年 9月11日写的，巧了，1940年，吴庚恕因刺杀汪精卫失机被捕，正是在70年前的这一天捐躯的。
    1936年，陈恭澍“禁闭”结束，被派回天津当站长，曾澈成了他的搭档。
    曾澈特别钦佩陈恭澍，总是很亲热地叫他“二哥”，因此陈对曾非常信任。前面说过，从陈恭澍回任天津，因工作关系，多次到北平“襄理”行动案件，遂将天津站的主要站务都交给书记曾澈代理。
    到1939年初，陈恭澍被派到河内“制裁”汪精卫，失机后被直接调回重庆，天津站就完全交给了曾澈。换句话说，从1936年下半年起，一直到1939年 8月底曾澈被捕为止，天津站站长实际上是由曾澈在做。
    曾澈非常年轻，到天津站工作时才22岁。但曾澈非常有头脑。当时中日战争的气氛已经很浓了，他注意到很多青年学生空有报国之志却苦于报国无门，于是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散发传单、宣传抗日，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曾说：“抗战期间，在沦陷地区、交战地区以及大后方等处，产生了很多的青年爱国组合，虽然背景不同，名称各异，但惟有抗日报国的热忱则完全一样。这里所记的抗日杀奸团，就是其中之一。”
    这里就要说到抗团组织起来的时间了。
    据祝宗梁回忆：“抗战前有个‘青年救国联合会’，后来解散了。在天津沦陷后不久，其中有几个人：李宝琦、李宝仁、郭兆和、沈栋、沈桢（女）、张澜生、阮荣照（女）等，他们意识到敌人的铁蹄已经到自家的门前，应该有所行动。于是又约些好友有曾澈、步丰基、陈晶然、王桂秋等人大家共同研究对策。他们认识到虽然不能拿起武器走向战场，但这里有个特殊的地位——就是敌后。可以发挥在战场上不能完成的任务。就应拿出力量在这里给敌人以打击。于是共同倡议组建‘抗日杀奸团’。这个响亮的名字表明对外仇恨倭寇，对内憎恨卖国贼。这是时代赋予的重任。”
    对此，陈恭澍的回忆也是这个意思，他说：“‘七七’芦沟桥变起，天津的中等以上在校学生，即酝酿组织抗日团体，故有‘天津青年救亡联合会’之成立。当时天津站书记曾澈同志所接触到的就是这般人。”
    通过上述材料，有几点是非常明确的：
    第一，抗团的骨干，都是抗日战争之前就存在的“天津青年救国（救亡）联合会”的成员。
    第二，七七事变之后，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决心“发挥在战场上不能完成的任务。就应拿出力量在这里给敌人以打击”于是，经过大家商量，给自己的组织起了“抗日杀奸团”这样一个名字。
    第三，抗团最初的骨干成员是李宝琦、李宝仁、郭兆和、沈栋、沈桢、张澜生、阮荣照等人，而曾澈是后参加进来的。
    沈栋是抗团的核心，抗战爆发时，沈栋在天津耀华中学高中三年级读书。祝宗梁说：“他的工作热情，又对朋友关怀，在群众中突显出与众不同。”
    下一个问题，曾澈是怎么加入抗团的，以及他在抗团中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很重要，涉及到抗团的性质。
    据陈恭澍的回忆：“为了进一步参与抗战实际活动，‘天津青年救亡联合会’中的积极份子，在曾澈同志的鼓励下，乃组成了永垂不朽的‘抗日杀奸团’。此一青年爱国组织的名称──‘抗日杀奸团’是否系由当时的天津站所拟议，再通过曾澈的提出而获得大家认可的？已经记亿模糊了。”
    按陈的说法，曾澈对于抗团的成立，重要性不言自明。但这里边存在一个问题，陈恭澍并不是抗团的人，对抗团也不甚热衷。对此，陈恭澍说，“因为当时我有两大外鹜，一来是在军事活动中与人争权；二来是在私人生活行为上脱轨。所以有许多事务都托付曾澈同志代劳了。”
    陈还举例说明：“就在二十六年的冬天，有一次曾澈向我口头报告，说是要去参加一个‘青年活动’，我也就点头答应了，至于是个怎么样的‘青年活动’？我就不甚了了。”
    由此来看，陈恭澍对曾澈与抗团的关系问题的判断，有可能是实情，也可能不是，因为他不具备判断的依据。
    我们再来看祝宗梁的回忆：“曾澈是李宝奇介绍参加抗团的。他另外还有个身份，就是军统派在天津站的秘书。他工作有经验，又有很多社会关系，后来他与沈栋逐渐行成为抗团的主导力量。”
    这段回忆，说得非常清楚：
    第一，曾澈并非最初的发起人，而是经人介绍参加进来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曾澈与李宝奇、沈栋等人早有来往，甚至有过成立抗团的拟议，而不以曾为召集人，仍由沈栋等人首先站出来倡议。毕竟这是学生的组织，由沈栋等提议，更为妥当。另外，从保密的角度讲，曾澈也不宜于从一开始就跳出来）。
    第二，曾澈并未隐瞒自己的特工身份，祝宗梁等人从一开始就知道曾澈是“天津站的秘书”。当然，在这里，曾的职务，祝宗梁没有说准，这个很正常，显然是曾澈并没有对他们太详细地说，这当然是出于保密的需要。况且，祝等当时都是中学生，也不会对这个感兴趣，说了也记不住。
    第三，曾澈进来之后，很快就与沈栋一道，成为抗团的领导核心。这不奇怪，曾澈比他们至少要大四、五岁，社会阅历要丰富得多，自然会扮演起“大哥”的角色。另外，曾澈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特工，抗团的行动工作，无疑要经过他的培训。这样，曾澈以“大哥”和教师的双重身份，想不当这个领头人都难。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曾澈在抗团中的地位。据祝宗梁回忆，1938年 1月，他加入抗团时，是经过了宣誓仪式的。他说：“我参加了宣誓活动。地点在天津松寿里的一个机关里。同时参加的还有马桂官、袁克昌等七、八个人。……我们举手宣誓后，又在宣誓书上签了自已的名字。主持人曾澈对我们讲了些简短的话。然后当着我们面把宣誓书烧毁了。说这是为了保守秘密。会上还规定，以后大家见面都不用真名，改用化名。我的化名叫祝友樵。”

    按，祝宗梁宣誓的誓词为：“余誓以至诚参加抗日杀奸团，今后愿在组织领导下积极工作，服从指挥并绝对保守秘密。如有违犯，愿接受最严厉的制裁。”
    对比陈恭澍进洪公祠的誓词：“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
    再看毕琪回忆息烽训练班的誓词：“我誓以至诚参加团体，服从领袖，严守团体秘密，服从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处分。”
        几份誓词基本一样，显然是曾澈从特务处原封不动搬过来的。

    关于抗团的成立，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据抗团成员、圣功女子中学学生张杰回忆：
    “一九三七年冬，军统局天津站地下组织的一位青年成员曾澈，感到军统站领导的对敌斗争缺乏明确计划，又鉴于有些学生，如李如鹏、陈肇基、窦一统、夏一瑜、华道本，赵尔仁等，曾离开优越的家庭到农村去参加抗日救国军，但所接触的救国军头目们，无非是‘挂羊头卖狗肉’，借抗日牟取私利，结果失望而归。曾澈与这些青年交谈以后，决定在青年学生中组织抗日杀奸团。”
    这个说法，与前面几份回忆所表达的意思，截然不同。
    张杰还进一步说：“曾澈在成立抗团前，先和一些人结拜了金兰之好。结盟的共有十人，其中有的是军统分子，有的是‘一二九’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大哥王天木，二哥曾澈，三哥王文，五哥李如鹏，六哥沈某( 沈栋之兄 )，八哥张斯铭，九哥赵尔仁，十哥陈肇基，其他人的名字我记不清了。抗团以天津租界为基地，在各校学生中发展组织。建团初期组织极为严密，人数也不多，参加者多是各校品学较优的学生，有炽烈的爱国热情，对敌斗争态度坚决，有的后来被敌人逮捕，受到各样酷刑，也没出卖自己的同伙而从容就义了。”
    关于王天木、曾澈等与抗团成员“义结金兰”这件事，传说很多，有的还给每人编了绰号，弄得跟水泊梁山的众好汉似地。对此，笔者一直持怀疑态度，以为是小说家言。道理很简单：大凡做特务的，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一天到晚躲还躲不及，一下跟十来个人拜把子，其中多数还是外人，怎么会这样张杨！
    张杰的文章发表以后，另一位早期抗团成员张澜生就张提到的一些情况，写了一份“订正”。
    张澜生， 1917年生，祖籍浙江绍兴。
    张澜生出身于天津的一个银行世家，其祖父张作涛是“北四行”之一的盐业银行经理。到其父张召兰这一代更上层楼，不仅曾参与参与筹备“四行”准备库与储蓄会，并任天津分库经理，且自创中和银号，并任经理。其后，张召兰长子张丙生继任该行经理。张召兰的次子即张澜生。
    抗战爆发时，张澜生是耀华中学学生，也是抗团的最早期成员之一。在张澜生的“订正”中，首先是肯定了“结拜”确有其事，同时指出，结拜的时间是1938年春天，“远在抗团成立之后”，因此，参加结拜的人员，“除沈栋、孙达诚、陈肇基以外，均为后期发展的团员。”
    另外，张澜生对抗团的由来，又提供了新的说法：
    “抗团成立时间并非是1937年冬季，而是同年 8月11日前后。当时军统局尚未成立，其前身系复兴社所属青年救国研究会，由复兴社天津特派员王任远领导，天津沦陷之初，王任远滞留北平，青年救国研究会员彷徨无路，此时名义上隶属于复兴社特务处的陈恭澍和曾澈为了保存这部分力量，开展抗日活动，由曾出面持陈恭澍亲笔信，约请青年救国研究会干事会部分干事，把散居租界的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抗团。王任远回津后，对此大为不满，曾电南京表示抗议。”
    张澜生回忆中更提到的王任远，确实是复兴社的人。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曾经提到此人，他说：“二十二年（1933年）三月十一日，北平的顶尖人物张学良通电下野。十二日，何应钦将军出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华北局势受日本逼迫，更趋紧张。郑介民先生也在这个时候，奉派抵达北平。郑先生此来，负有重大使命，也具有多重身份。……据了解，在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方面，郑先生也是驻在华北的最高负责人。用的是什么名义，我可说不上来，不过我和‘力行社北平分社’书记贾毅同学有私人来往，郑先生的地位必然驾乎分社书记之上，就此推断，也可能是‘特派员’或‘华北分社’书记。在郑介民先生主持之下，有两位助理书记，一位是王任远，一位是齐庆斌。”
    我们前面说过，所谓“三民主义力行社”即复兴社的内核，因此，如果依张澜生的这份回忆，那么，不仅抗团是在特务处的指导下成立起来的，且连其前身“青年救国研究会”也是复兴社领导下的团体。这样一个说法，显然与我们此前所看到的资料有相当大的出入，且除张澜生以外，笔者还没有发现其他任何一个人持这种说法。
    不过，考究起来，张澜生的回忆中，有相当多的合理成分。比如他谈到“当时军统局尚未成立”、“复兴社特务处的陈恭澍和曾澈”，等等——即便在今天，“对于“特务处”和“军统”的区别与联系，也不是随随便便那一个人都能够搞清楚的；张显然了解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又如，张澜生说“王任远回津后，对此大为不满，曾电南京表示抗议”，也非常符合情理。前面说过，复兴社的活动与特务处是两条线，虽然彼此似乎处于同一个系统中，却是分开运行的，当然，在外界看来，这种界限有时不那么清晰。既然如此，原本归复兴社指挥的“团体”，等于是被特务处明火执仗地抢了去，王任远怎么会不生气！
    另外，“同年 8月11日前后”，“由曾出面持陈恭澍亲笔信”等等细节，也不像是信口开合，应该是知道一些内情的。
    张澜生后来娶了沈栋的姐姐、同为抗团成员的沈桢，所以，张澜生不但是沈栋的同学，也是他的姐夫。不过，张、沈二人虽是至亲，但在对于抗团的活动方式上，二人却有不同的见解。
    祝宗梁曾回忆说：“工作一段时间后，（抗团）在工作方法方面产生了分歧。有人主张以宣传为主，另有些人主张行动。”在这两种意见中，张澜生就是前者。
    就张澜生的回忆，笔者特地征询了祝宗梁老先生的看法。祝老说：“据沈栋告我说，他（指张澜生）与沈栋的意见不同。他反对沈栋用烧、杀的办法，只要搞宣传就可以了。沈栋的意见是宣传也要，行动也要。”
    此后，张澜生考上了北京大学，又与沈桢结婚，加上与沈栋意见不合，就脱离了抗团。到1938年祝宗梁加入组织时，张澜生已经不在抗团了。祝宗梁在回忆录中说：“后来，有些人到南方读书去了，有些人结婚了，还有人意见分歧，这些人大部分散了。”这当中，就包括张澜生。
    从祝老的回忆看，他与张澜生并没有真正地在抗团的组织内共过事，因此，张了解的情况，祝不大清楚，也是有可能的。
    另外，作为一个秘密组织，许多东西是需要保密的，每个人都不可能了解全盘的情况，知一斑而难窥全豹，正因为如此，可能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说的肯定是对的。事实上，就某一个具体问题而言，可能确实如此，但是从总体的角度看，就不一定对了。陈恭澍、乔家才等等，都是军统的高级干部了，其回忆中，尚有许多错讹之处，除了因种种原因故意隐讳之外，其他的，只能说是因为很多事情他们并不了解。
        关于曾澈与抗团的成立，笔者目前拥有的材料，就只有这么多了，如果感觉还是没说清楚，或者有疑问，也只能以后有机会再补充了。
    说完抗团的成立，我们来看看抗团的骨干。
    关于抗团的成员，张杰在回忆中曾提供了一份名单：
    “当时天津各学校中抗团分子有：
　  耀华中学：孙惠书( 女 )、陈阎如( 女 )、冯健美( 女 )、夏致德( 女 )、张同贞( 女 )、黎大展、沈行安、潘某等。
　  中日中学：李振英、王宝璋、王维彬、赵恩波、孙大成等。
　　汇文中学：王宗钤、丁毓臣、李国材、宋显勇、宋显德等。
　　新学中学：赵尔仁、陈肇基、赵广禄、范旭、宋宝昆、孙福先等。
　  志达中学：章葆娟( 女 )、翁某( 女 )、丁益寿、水宗骥、宋显梅( 女 )等。
　  广东中学：王学源、刘永康( 刘洁 )、李桂芬( 女 )、刘蕴华( 女 )、刘钦兰( 女 )、李吉芳( 女 )等。
　  中西女中：刘莉、陈氏姐妹( 名忘记，史学家陈垣的侄女 )、罗某等。
　  达仁学院：孙湘德等人。
　  工商附中：王文成、蔡秉尧、叶刚骞、倪某、王振鸿、王振鸪、刘友琛、刘友赣、宋文林、张彬儒等。
　  圣功女子中学：张杰( 女 )、王菊青( 女 )、王硕芬( 女 )、于学慧( 女 )、吴莲顺( 女 )、魏某(女 )、龚某( 女 )等。
　  原南开中学：李如鹏、杜建基、祝宗梁、沈栋等。
　  此外尚有不知属于何校的：袁汉俊，袁汉勤、章文颖、华道永( 女 )、华道本、张树林、方瑞萱( 女 )、方茂萱( 女 )、徐德贞( 女 )等。”
    其中，张澜生指出，“方瑞萱”系“方庆萱”之误。
    笔者将这份名单与祝宗梁的回忆录对比了一下，基本上，抗团的重要成员，都囊括其中了，只落下一位，即天津耀华中学的马桂官。当然，这里说的只是“天津抗团”，不包括后来的“北京抗团”。

    按：马桂官，生于1920年，祖籍浙江绍兴。1937年抗战爆发时就读于耀华中学。
    马桂官亦生于名门，父亲即著名教育家、创办达仁女校的马千里先生，母亲则是创办南开中学的张伯苓先生的妹妹。

    不算曾澈，在上述名单中，除了沈栋是抗团的核心以外，还有几位中坚人物。
    李如鹏，1916年生，河北汉沽人，1937年抗战爆发时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
    据祝宗梁说，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李如鹏就参加了抗日宣传活动，“那时各校学生要求抗日，举行大游行，还要到南京请愿。李如鹏就站在范荪楼前向同学讲演，号召同学参加游行。”
    1935年，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大游行，为表示声援，天津学生群起响应，李如鹏也是积极的参加者。
    “七七事变”之后，由于校舍被轰炸，南开中学迁移到重庆办学，称重庆南开中学，留下一部分师生“护校”，李如鹏就是留下来的学生之一。
    祝宗梁评价说：“从某些方面来说，李如鹏到来使抗团走向正轨。”
    袁汉俊，1919年生，原籍浙江诸暨，1937年抗战爆发时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
    据祝宗梁回忆：“袁汉俊参加抗团很早，对那些不辞而别的都看在眼里。后来他对我时而流露出一些批评之词。汉俊本人就一直团结在同志们身旁，奠定了抗团的发展。”
    祝宗梁对袁汉俊的评价是：“他办事谨慎、思考问题很有条理，这是他的特长。”因此袁在抗团中担负总务工作，所有成员的名单，都由他保管，这是抗团的核心机密了。祝宗梁说：“袁汉俊从开始就担负抗团的总务工作。他把人员名册，用他自己的密码，全部翻译成数字，并保存在银行保险箱里。”
    祝宗梁还说：“抗团开始时是没有经费来源的。……在这方面汉俊是从不要别人开口，他就把一切安排好了。后来抗团得到一些奖金，也都由他保管。”
    祝宗梁，1920年生，抗战爆发时，17岁的祝宗梁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后南开停办，祝考入天津工商学院附中读高二。
    据祝宗梁回忆，当时还是他的弟弟祝宗权先加入了抗团，然后介绍他参加的。
    事情的起因，是抗团成员刘福庚、李宝仁在研制土造燃烧弹中，发生意外，刘福庚当场遇难，李宝仁则被烧成重伤。
    据祝宗梁回忆：“有一天我弟弟宗权忽然问我：说有位朋友死了，可否愿意为他拍张遗照。我答应了他。次日他又说，不需要了，人已经抬走了。他向我说了实话：这位朋友是烧死的，是在制造燃烧弹时发生意外，燃烧弹在他身旁起火，他被烧死了。还有一个人烧成重伤，已送马大夫医院治疗。
    祝宗梁动手能力很强，喜欢照相，还可以“自已做矿石机，后又改成真空管的收音机”。其实不光祝宗梁，抗团的这些年轻人，都是一等一的聪明人，学什么会什么，干什么像什么，他们用的武器，许多都是自己制造的。
    接着，祝宗权又说：“我们有个组织，叫抗日杀奸团。顾名思义就知是抗日的。”并问祝宗梁是否愿意参加。
    当回忆到这里的时候，祝宗梁很坦诚地说到自己当时的心态：“我当时一下楞住了。这事是有些吓人的，而且眼前又是一死一伤。我问自已，我行吗？我有什么本事？但又想：抗战是义不容辞的事。我还是答应了。”
    祝宗权随即介绍他与沈栋认识，当参加了如前所述的宣誓仪式之后，祝宗梁就正式地加入了抗团，最初，分配给他的任务是做交通员，每天到松寿里（即抗团的“机关”所在地）去取油印的报纸，分发到订户家里去。这报纸名叫《正字报》，是由一部分抗团成员每天晚上收听“中央”广播之后，将新闻记录下来而油印的的一份报纸。后来又增加了一份《拔涉》月刊，主要刊登抗日的文艺作品。祝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工作。使我感到无比神圣，我非常认真地进行这项工作。”
    孙若愚，原名孙旭先，天津中日中学学生。
    孙若愚是抗团中的“行动”专家，我们后面会多次提到他，而且，孙若愚也是唯一一个最终加入军统组织的抗团成员。
        不算曾澈，沈栋、李如鹏、袁汉俊、祝宗梁、孙若愚就成为抗团的“五虎将”，此后，抗团几乎所有的重要行动都是在他们的组织和参与下进行的。其中李如鹏、袁汉俊和祝宗梁又都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可称为南开“三剑客”。
    抗团在初期的活动，首先是宣传发动工作。如前面所说的，编纂自己的小报和刊物，传播正义，号召抗日。
    据张杰回忆：“每当‘九一八’、‘七七’等纪念日时，抗团便散发传单，宣传抗日，启发人民行动起来与敌人进行斗争。当我军在台儿庄战场取得重大胜利时，抗团全体出动在闹市区散发捷报。也有的利用清晨或夜间，把宣传品投往住户的邮箱内。一九三八年夏出版《跋涉》刊物，揭露日本侵略军暴行，报导抗战的消息，进行抗日宣传。”
    陈恭澍则评价为：“笔者所见到的是：那些比较文静一点的，自掏腰包，买纸张，借油印，贴抗日标语，散反日传单，一时之间，把一个包括日本租界在内的天津市区，搞得热闹非凡，连巡捕都抓不胜抓，充份的表现出民族反侵略的热情。”

    按：前面说过，抗团成立之初，是没有任何经费来源的。抗团成员都是学生，又没有收入，那就只能从家拿。但点心钱、书本费终归有限，因此，在抗团成立的初期，经费可以说都来自社会的“捐助”。
    抗战爆发以后，许多有志于为抗战出一份力的人士，包括一些抗团成员的家属、长辈，虽因种种原因，不能自己站出来，却愿意以种种其他方式，为抗战尽一份力。祝宗梁回忆说：“那时有位资本家与李如鹏搭上关系。李如鹏一直保密他的姓名。他愿出钱为有困难想去内地的青年提供帮助。李如鹏借此关系曾送走一二十人。他们大多不是抗团人员。”
    张杰也说：“进行杀奸活动所需用的经费，多来自知名人士的协助，也包括团员家庭的支持。如天津永安堂的陈经理，他是胡文虎的外甥，他的家( 今河北路顺和里 )成为各队负责人的联络地点，而且还提供过他的私人汽车为抗团使用。再如静海中学教师李明( 李桂芬 )，她的家( 今滨江道恒和西里 )也是抗团活动联络点，团员宣誓就在她家。此外，有些团员的家庭，为抗团长期存放枪支、宣传品等物。敌伪对抗团发动几次大搜捕时，这些掩护抗团的人都守口如瓶，不曾暴露。抗团的交通员多是女性，先后有张同贞、夏致德、冯健美、陈阁如、张耀清、张杰等人。”

    如前所述，工作一段时间后，大家在工作方法方面产生了分歧。有人主张以宣传为主，另有些人主张行动。其中沈栋是“行动派”，他说：“我主张行动，但不是不要宣传。行动工作不但给敌人一定的打击，事发后，必定在报纸上刊登。他们就为我们进行了宣传工作。老百姓看到就相信我们还有力量，更振奋人心，比我们印多少传单更起作用。”
    应该说，当时的这些青年学生，如果要从事大量的行动破坏工作，确有难度，因为毕竟抗团成员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大孩子，刚刚走出校门，甚至还有小学生，又没有经过训练，大家的顾虑是有道理的。
    这个分歧，在曾澈加入抗团以后得到了解决。祝宗梁说：“他（指曾澈）工作有经验，又有很多社会关系，后来他与沈栋逐渐成为抗团的主导力量。”
    不过，对敌斗争毕竟是残酷的，在抗团组织起来的初期，这些刚刚走出校门（有的还没有真正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接连受到了三次挫折。
    首先是前面提到的，1937年12月，抗团在研制燃烧弹当中发生意外，造成一死一伤。
    自行研制燃烧弹是沈栋倡议的，有一次他化装成工人到一个工厂里转了一圈，随即想到要破坏工厂就必须有炸弹，燃烧弹。于是沈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李宝仁，李宝仁又找到刘福庚，俩人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据祝宗梁说，“他们制造的燃烧弹有两种。一种是用硫酸经过沙滤延时起燃的燃烧弹。还有一种是用时间控制起燃的燃烧弹。燃烧弹也有大小，大的燃烧弹燃烧时可达千度以上。”
    结果就在制造“大的燃烧弹”的时候出了事。
    祝宗梁是技术专家，他分析了出事的原因：“提到前面的两个人，死了的是叫刘福庚，伤者是李宝仁。他们研制了炸弹和燃烧弹，和用时间控制的起爆器。起爆器是用个怀表，并在表面打个洞，洞上装个螺丝当电的一极，表本身又是一极，用表针走动来控制时间，当通电后，使电池烧红一段电阻丝来起爆。炸弹的药用雄黄和氯酸钾的混和粉。这就是小孩玩的炸炮，在这种粉里加上玻璃粉，摔在地上经玻璃磨擦发热就爆炸。这是一种很不安全的炸药。燃烧弹的原理是用在野外焊接铁轨的方法一样。燃烧时的高温可把铁熔化。刘福庚被烧死，一定是在燃烧弹上安装时间控制时，不当心造成电线短路起火而烧死的。”
    刘福庚是抗团中为国捐躯的第一人。
    第二次是抗团“机关”暴露。抗团成立以后，以英租界松寿里为机关，印制报刊，加入抗团时的宣誓仪式，也在这里进行，负责日常工作的是胡希文。
    祝宗梁后来回忆说：“（当时）大家对保密工作认识不清。大家都是学生，学生的交通工具都是脚踏车。每次宣誓时在这小院里脚踏车放不下，就放在门外。一般家庭哪里有这种情况，经常门前那么多脚踏车，又那么多青年人聚在一起。不多久就出事了。”
    1938年春，松寿里机关被英租界工部局查抄，胡希文被逮捕。可巧，当天曾澈要到松寿里办事，刚进胡同就感觉气氛有异，扭脸撒腿就跑，结果踩到一个坑里摔了个跟头，当场被捕。

    按：日后陈恭澍也是在逃跑的时候摔了个跟头被捕的，看来天津站出来的人都不善奔跑，恐怕是日常训练不够。

    沈栋得知此事，由于当年通讯不够发达，短时间内难于联系上所有的人，于是就派人远远地守在胡同口上，见到自己的“同志”赶快暗示其离开。
    祝宗梁说：“担任警戒的事不是难事，但责任重大，因为这影响其他同志的安全。”当时，沈栋安排祝宗梁担任岗哨是下午五时至七时，安排曹福生是从七时至九时。结果曹福生到点没来，祝宗梁只好接着站岗。
    晚上九点来钟，沈栋来查哨，发现依然是祝宗梁在那儿。祝说：“他（指沈栋）以为曹福生出事了，就去曹家了解情况。曹家人说他可能去看戏去了。沈回来撤掉警戒，并约祝一起去戏院看个究竟。果然在晚十一时散戏时见到曹福生。沈栋很生气。他认为富裕家庭使子女养尊处优，再耽于玩乐享受，就造成他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曹福生对工作这样不负责任，以后很难在一起工作。沈栋果断与他断绝来往。还有与曹福生一起玩乐的王崇茂也断了关系。”
    此后，通过找关系，交了罚款，曾澈和胡希文都被放了出来，也没有受苦，更没有暴露身份。但松寿里这个机关是用不成了，抗团的两份地下报刊也只能停刊。
    为了适应地下工作的需要，宣誓仪式也根据形势决定，如果不具备条件，就取消这一环节。
        后来，抗团在尚义别墅九号设立了一个据点，由李如鹏以家庭方式租了一个独立的小院。“可避免与外界多余的关系”。
    第三次挫折，也是损失最大的一次，是沈栋被捕。
    据祝宗梁回忆：“1938年 6月份，沈栋突遭英工部局逮捕。出事原因估计是他活动频繁造成别人对他怀疑以致被告密。抗团的建立与发展都凝聚了他的心血。本来没有任何罪证，英工部局不能任意拘押一个人。可是沈栋坦然承认他是从事抗日活动。这种情况造成他是既不能定罪又不能释放的人。那时英国与日本尚未开战，可是英租界当局又受到日本压力使其在政治态度上含混不清。沈栋的家庭经过多少次活动保释均不见效。在英工部局里也有中国人工作，虽然同情也无济于事。”

    按：经查，沈栋被捕的确切时间是1938年 8月30日。

    沈栋很有办法，他在监狱中发展一位巡捕马从云参加了抗团。这样，就可以通过马从云与外界保持一定联系。
    祝宗梁说：“沈栋工作时的热情深深感染了每个同志。在友谊的交往中他又是非常真挚。大家对他离开工作都无比惋惜。……沈栋可以说是在抗团负责组织的，所有的事都要他来处理。曾澈虽然说是总负责人，但他另有任务，他只是与抗团的几个人有联系，具体事务他都不管。现在沈栋被捕，抗团简直是群龙无首了。”
    此时，李如鹏站了出来，接替了沈栋的职责。
    前面曾经引述过张杰的回忆：“有些学生，如李如鹏、陈肇基、窦一统、夏一瑜、华道本，赵尔仁等，曾离开优越的家庭到农村去参加抗日救国军，但所接触的救国军头目们，无非是“挂羊头卖狗肉”，借抗日牟取私利，结果失望而归。”
    张杰这段回忆非常准确，李如鹏等人，确实曾经参加过抗日的武装斗争。
    据陈恭澍回忆：“（在抗团的）发展中，因工作路线问题，抗团的内部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口诛笔伐、着重于文化宣传；有的则非要真刀真枪、拼个你死我活不可，于是各展所长，尔后也各有其不可磨灭的成就。”
    陈恭澍说，在主张“真刀真枪、拼个你死我活”的一派中，又分为两个“实现途径”，其中有一部分，“争先恐后的想要亲手宰几个日本人”，于是，“以陈肇基带头的一批，由曾澈为介，参加了‘滦榆总部’主办的干部训练班，一个月后，就出发到冀东宝坻县打游击战去了。当他们二十多人在一所学校的楼上举行开训集合中，我曾经给他们讲过话，在场的还有王天木、王文、曾澈诸人。”
    据张澜生回忆：“同年（1937年）十月底，王天木奉戴笠指示来津组织滨海游击队时，确曾派过少数团员前往参加，不久在冀东即被日军打败。”

    按：张杰所说的“曾离开优越的家庭到农村去参加抗日救国军”、陈恭澍所说的“就出发到冀东宝坻县打游击战去了”、张澜生所说的“王天木奉戴笠指示来津组织滨海游击队时，确曾派过少数团员前往参加”，其实都是一回事，正式的番号即“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

    另一部分，就是沈栋他们了，可称为抗团的主流，即在城市中通过破坏、暗杀等行动打击日寇。李如鹏他们从前线回来不久，沈栋被捕，经过武装斗争锻炼的李如鹏，接替沈栋的核心位置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经采访祝老，他说当时是曾澈让李接替沈栋的：“1938年夏，军统的山东游击队被打垮。李如鹏就从山东退下来。这时沈栋被英工部局逮捕，曽澈就要李如鹏代替沈栋的工作。”
    李如鹏上任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大力加强抗团的组织建设。
    其一，将原有的松散结构组织起来。祝宗梁说：“他（指李如鹏）到抗团后，就把抗团分成五个小队。每个小队内设四、五个小组。每个小组有四、五个成员。每小组设小组长一人。各小队设小队长一人。这五个小队长依序是孙若愚、刘友深、李振英、我、周庆涑。第三小队的李振英因试验燃烧剂被烧伤，以后就改成赵恩波。第五小队长周庆涑因居住意租界，交通不便，后改为夏廼麟。”
    祝宗梁说：“后来组织逐渐扩大，人数可能上两三百。就另组建一个学联。由刘永康和张世一（女）负责。在警界有警联，在工商界有工商联。”
    其二，建立起了了抗团的核心领导层。据祝宗梁说：“（李如鹏）在小队长之上又成立一个干事会。由六个人组成。负总责的是曾澈，李如鹏负组织干事，袁汉俊任总务干事，孙若愚任行动干事，我担任技术干事。还有一人是沈栋，他虽出事但名额仍保留在干事会内。”
    第二件工作，是狠抓业务建设。
    除五个小队外，李如鹏还设立了一个技术组和一个行动组。
    祝宗梁领导着技术组，成员有向传纬、水宗骥、雷邦玺等人。总务干事袁汉俊也经常来技术组帮忙。
    祝宗梁很谦虚地说：“要我担任这技术干事，不是我有什么本事。因我曾参加制造过定时燃烧弹，也就是我具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但这远不够的，于是我就考虑买些书来学习。袁汉俊又主动为我找来不少书，有的是从刘福庚那里拿来的，又买了一些。应该说担任这工作的应是汉俊和我两个人。”
    祝宗梁他们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考虑到将来要烧什么，就用什么样的燃烧弹。”祝宗梁举例说：“例如棉花，用小型的就可以了。我们设计制造了一种如香烟盒大小的燃烧弹，用力丢可以有二、三十米远。这就可以从外面丢进去，我们不必进入现场。”
    “我们还做了个更小的燃烧弹。把麵粉和氯酸钾混合，加水调和做成小球。等它干燥后，再蘸一下黄磷与二硫化碳的溶液，用弹皮弓弹出去，可以有四、五十米。”
    为吸取刘福庚牺牲的教训，技术组还进行了多项技术改进：“我们在书里看到苦味酸有爆炸的性能。就考虑用苦味酸来代替雄磺与氯酸钾的这种炸药。因为这种炸药很不安全，稍有磨擦或碰撞就会爆炸。我们利用氯酸钾有释放氧的功能，在一定的比例下与苦味酸混合。在用力的打击下，就可以爆炸，而且威力不小。”
    祝宗梁说：“在学校化学课程里学过，黄磷在常温的情况下是可以自燃的。于是我们用黄磷与二硫化碳的溶液当引燃剂，这二硫化碳蒸发需要几秒钟时间，这就可用来保护我们自己平安地离开现场。”
    制造爆炸物的原材料是严格控制的，不易买到。于是抗团“打通了一位在德国洋行化学仓库的工作人员，他支持正义事业，许多材料都可以买到。”
        另一个重要“部门”行动组，自然由抗团的“行动专家”孙若愚负责。孙找了几位身强力壮的抗团成员担当此任，主要有孙湘德、虞承芳、宋显勇、刘富川等人。
    李如鹏带领大家所做的第三件工作，是加强思想建设和教育训练。
    其一，建立例会制度。“规定每星期日上午开干事会一次。参加的是各位干事和小队长。内容是由曾澈做形势报告。李如鹏做组织报告。然后就是临时动议。会议内容由小队长传达到各小组，也是每星期一次。”每次会后，所有成员都要默颂团训：“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
”
    其二，制定保密措施。祝宗梁说：“过去因为横的联系太多，秘密无法保持。因为这是在敌后，万一有事造成损失不堪想象。所以特别规定，各小队间和各小组间不准往来。也不准泄露秘密。”
    其三，强化行动技能训练。这项工作主要由孙若愚负责，据祝宗梁回忆，“为了训练一些学生工作能力，就叫他们去画地图。有一次叫一个小组去画法国公园的地图。这个地型是圆形的，几条马路呈放射形，不易弄清东西南北。这个小组是耀华初中三年级的几个女孩子，她们都是十四到十五岁。她们是张同珍、孙惠书、冯健美、夏志德四人。她们总画不好。后来等到天黑，她们钻过铁栏杆，把佈告栏的玻璃打破，摘下上面的地图拿回来交差。结果反而受到批评。后来对此事大家一直作为笑谈。”
    “还有一次，孙若愚又组织大家去偷汽车捐牌。也是二十多个小组，每个小组两个人。后来偷回来的捐牌堆了一大堆都无法处理。有位警察抗团同志拿来一张单子，上面有四五十个汽车号码。说是上面交下来的任务，发现这些号码的汽车就予以扣留。”
    张杰也回忆过抗团的培训工作，她说：“女子大队长是方茂萱，下设小队长是李桂芬、刘蕴华、张杰、张同贞。男子大队长李如鹏，小队长有袁汉俊、王宗钤、祝宗梁，夏廼麟。对团员进行训练，主要通过小队长、小组长，以抗团编的小册子进行讨论，包括抗战的形势以及如何避免敌人的钉梢、对付敌人的逮捕等等。集会经常在团员家中，有时利用某家大楼的平台屋顶。为了便于采取行动，还布置团员熟记汽车牌号，调查汉奸活动情况。”
　  1939年春天，因抗团人数越来越多，还搞了一个骨干培训班，据张杰回忆：“地址在现保定道崇仁里崇仁小学内。名义是补习学校，表面上由宋宝昆教英语，夏廼麟教语文，实际上由李如鹏主讲抗战形势、团员应注意事项、行动原则、保密制度等；水宗骥讲定时炸弹的制作；赵尔仁讲述枪支的构造及使用。”
　　原本，抗团还要求大家加强体能锻炼，“规定早晨在民园体育场锻炼身体。每期训练两周，后因人多目标大，恐引起日伪特务注意而停办。”
    第四件工作，排除可疑人员。
    据祝宗梁回忆，某日，“第五小队副小队长刘富川（天津耀华中学学生）召开小组长会议，在会上有另一个陌生人参加，叫陈慕贤。他们二人极力贬底曾澈和李如鹏二人，还骂出难听的话，还号召大家脱离抗团另立组织。”
    抗团成员朱国钧将此事报告给了李如鹏，李对此进行了调查，但没有查清陈慕贤的背景。此事引起了曾澈的警觉。他认为：“没有小队长夏廼麟的参加，私自召开会议是违反原则的。这种行为就是破坏组织。如放纵不管就可能产生想象不到的后果。陈慕贤的背景不知，又不能找他谈话。若他知道我们对他怀疑，他可能先下手为强，立即对我们采取破坏活动。刘富川是抗团成员，对此事应负主要责任。”
    孙若愚则反映说：“刘富川是行动组组员，在几次活动时，他总表现退缩不前。”基于上述情况，李如鹏、孙若愚都主张对刘富川采取“坚决措施”。
    对于另一个“陌生人”陈慕贤的处理，因搞不清他是什么“路数”，则比较为难，主要原因是曾澈怀疑陈是共产党。据祝宗梁回忆，曾澈在干事会上，至少两次谈到“国共合作问题”，要求大家本着“共同抗日。互不防碍”的原则从事。因此，曾澈认为：“万一陈慕贤是共产党，对他采取任何措施都不妥，不如对他进行隔离，与他断绝联系。”
    最终，曾澈采纳了李如鹏和孙若愚的建议：“对刘富川只进行教育是不够的。谁能保证他听话并不做任何反应。这是敌后，对自己的保护是第一位的。最后决定对刘富川进行制裁，对陈慕贤进行隔离。”并责成李、孙二人执行。
    于是，李如鹏让夏廼麟召集了一个“会议”，会上，李对刘富川说：“有件任务要你去执行。到志达中学去找孙若愚一起去。为了安全起见，身上不要带任何证件。”
    祝宗梁说：“当刘富川见到孙若愚，孙就向他开了一枪。刘富川只是受伤，回头就跑。李国才、宋长富跟了上去。李国才又补了几枪，他才倒地不起。”
    据祝宗梁回忆，杀死刘富川这件事，当时“在抗团内部也有人议论，认为心恨手辣”。
    平心而论，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曾澈确实出手狠了点，因为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表明刘富川有“异动”，或者是有“异动”的可能，仅仅因为“带来一个陌生人”、“擅自召开会议”，就要人一条命，有点过分。即使在军统内部，未经戴笠批准，也不可以随便“制裁”那一个人的。

    按：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曾经明确地说过：“就一个地区的工作负责人来说，凡是制裁工作，不是奉令执行，便是项目请示奉准的，绝对没有想杀谁就杀谁的权力。”
    为了增强说服力，陈恭澍还举了一个反例：“抗战期间，我们有一位资深同志——他是我所接任的前上海区长，不知为了何故，他在陕西杀了人，虽然也是因公，但事先并未奉准有案，结果以违法被判死刑确定。这是非常显明的事例之一。纪律严峻，谁敢滥杀！”
    这里，大家当然知道，陈恭澍指的是赵理君，因纵容手下暗杀河南省第十二行政督察专区专员韦孝孺而伏法，只是把发案地点误为陕西。

    当然，“慈不掌兵”，非常时期，如果因妇人之仁导致组织暴露，就因小失大了，从这个角度看，曾澈的“心恨手辣”，也不是绝对不能理解。
    事实上，在当年错综复杂的客观环境下，要这群年轻人（小的十几岁，最大的不过二十五、六）对所有的事情，都做出准确的判断和万全的选择，亦是强人所难。
    有的时候静下心来想想，战争年代，冤死的人不知凡几。多少年以后，有的人可能会有澄清的机会，有的人，死了也就死了。
    至于陈慕贤，祝宗梁说：“陈慕贤后来去了内地。军统将他逮捕，经过审讯弄清他不是共产党，而是与军统下面什么组织有关。”
    通过李如鹏的上述措施，抗团逐渐从最初自发组织起来的松散型组合变得比较像一个组织了。祝宗梁说：“这时抗团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过去就和球队一样，来往随便，不像是个秘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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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11-9 06:24

42、曾澈与“抗日杀奸团”（2）

    前面说了，抗团活动的初期，其活动以宣传抗日为主。
    除了出版地下报刊以外，抗团还曾经走上街头，进行半公开的宣传活动，这一点，在1938年7月7日这一天，达到了顶峰。
    祝宗梁说：“七七事变一周年的前一天夜晚，抗团组织了二十几个组，每组两个人，进行贴标语行动。一个人刷桨糊，一个人贴。我和吕廼纲一组。等第二天早晨，我们再出来看都没有了。原来当局组织人都撕掉了。七七周年这天，我们还组织好多人撒传单。各个人方法不同，有从高楼屋顶撒下来。有人放在汽车顶上，等汽车开动就分散开来。我也参加了。我在电影院散电影时，骑着自行车就在人群中撒。
    这时，一个法租界的警察看见了祝宗梁的行为，令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去干涉祝宗梁，而是“赶快扭转过头，假装没看见。”祝说：“那时代人人同情我们。”
    头天，祝宗梁他们还以“抗日杀奸团”的名义，向各个电影院和戏院发出了一封信，要他们在次日停止演出。
    第二天，绝大多数影院真的按他们的指令停演了，当然，为了避免麻烦，大家都找了比较冠冕堂皇的理由，有的门前写的牌子是“机器修理，停演一天”，有的写“内部修理，停演一天”。
    祝宗梁说：“只有平安电影院例外。他们依仗着外国老板不遵守执行。我们就想教训他。我做了个不伤人的炸弹要放在这电影院里，后来被曾澈劝止。”
    同日，抗团成员、天津师范毕业生、东窑洼第八十一小学校长陈原组织吴纪元、杨大森、赵晓庭等人炸毁了天津旧俄国花园的日本军事仓库，全部物资付之一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这次行动的杨大森、赵晓庭，当时还是小学生。
    除宣传以外，破坏是抗团最常见的活动方式，主要目标是工厂、日伪的仓库及各类亲日的机关场所，仅在祝宗梁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载的的破坏活动就有十余起。在这里，笔者不准备照本宣科地全文引用，只举几个例子，否则的话大家不如直接去看祝老先生的回忆录，比我写得好。
    祝宗梁参加的第一次行动工作，是火烧光陆和国泰两家电影院。当时沈栋还没有被捕，他和孙若愚听说这两家电影院被日本人收买了，于是决定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叫他们知道知道做汉奸的滋味。
    于是沈栋以耀华和工商中学的抗团成员为主，分成了两个组。沈栋带着“工商组”去烧光陆电影院，成员有袁克昌、罗烈勤和祝宗梁，沈栋考虑到，一旦执行了破坏，大家就要立即撤离，因此，沈特地安排了一位抗团女成员吕乃璞“观看事后效果”。由孙若愚带“耀华组”去解决国泰电影院，成员有沈元寿、刘友淦、马桂官，由钱致伦看效果。
    事前，沈栋做了周密的安排。他告诉大家，由袁克昌、罗烈勤和祝宗梁等人带着宣传抗日的传单，预先在电影院楼上待命，由他本人负责将把燃烧弹放在银幕底下，一切就绪后，他用红布罩着手电筒在台子附近照一下，在楼上的几个人看见这信号就把传单撒下去。然后立即撤退。沈栋还告诉大家，万一发生意外，一定会引起骚乱，这时，在楼上负责管炸弹的人就把炸弹引爆，制造更大的骚乱，以便大家撤退。如若顺利，炸弹就丢掉不要了。
    破坏光陆电影院的行动十分顺利，据“观看事后效果”吕乃璞说：“当传单撒下来后，影院刚好休息（从前电影院中间都有休息十分钟）。观众就纷纷拾起传单看。传单印的都是宣传抗日的内容。特别每张都印着“抗日杀奸团“的字样。影院又开映后，突然一股白光（因为燃烧弹里有镁粉），跟着银幕烧得卷了起来，又引起了后台大火。影院秩序大乱，观众纷纷拥向出口。后来大火又烧到放映部，突然又听到轰然一声巨响。楼房也垮了下来。最后大楼成了一片废墟。”
    孙若愚那边行动也很顺利，但效果不如光陆。
    事后，第一次参加行动的祝宗梁说他当时“情绪很紧张”，并说：“我看到沈栋那样稳重，沉着，从容不迫地工作，出自内心地佩服。”
    行动成功，经曾澈向重庆报告，说“上面”发给抗团三千元奖金。祝宗梁说：“那时我们都不知道‘上面’是谁，后来才知道是军统局。”这笔钱，就由总务干事袁汉俊保管，作为抗团的活动经费。
    祝宗梁参加的第二次行动是“火烧中原公司”。
    此时，沈栋已经被捕，李如鹏接替了沈栋的位置，抗团的技术组和行动组已经组织起来，于是，李如鹏和孙若愚开始策划又一次比较大的破坏活动，他们注意到“中原公司是日商经营的、也是天津最大的百货公司。销售的当然大多都是日货，也有少数欧美的高档产品”，于是决定火烧中原公司。
    据祝宗梁回忆，参加这次行动的，除李如鹏、孙若愚外，还有袁汉俊、虞承芳、宋显勇、孙湘德、张同望（女）、张婉云（女）等人。“编了七个小组，每组两个人。在规定的时间和在指定的地点，各组将燃烧弹安置妥当，然后撤退到指定地点向李如鹏报到。等全体人员到齐后，就通知几个在大公司屋顶上的人员，向楼下撒传单。这传单上除了宣传文字外，还印上这次放火烧中原公司是抗日杀奸团干的。”
    行动要用的燃烧弹，自然是由祝宗梁的技术组负责提供，祝说：“那时我刚接技术组，制做方法还是和过去的一样。我们将燃烧弹放在软胶鞋盒里作掩护。”
    这次行动不太成功，“后来全部返回并散发传单后，燃烧弹还没有起火。后来烧起来了由于那是钢筋水泥建筑，又消防设备较好，所造成的损失没达到理想的效果。”后来又发现有一、两处的燃烧弹没有烧起来，经干事会事后的的工作检讨，“认定是技术组在制造上存在问题，应由祝宗梁负责。这个失误应罚祝宗梁面墙站立一小时，并由孙若愚监督执行。”
    祝宗梁说：“那时这种处罚是严格的。平时在开会的时间迟到，迟到几分钟就罚站几分钟。曾澈也不例外，而且他迟到的次数最多。”
    转眼已经是1938年的夏天，当抗团组织了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的“系列”宣传活动之后，就放暑假了。祝宗梁说：“以前活动都要利用业余时间，现在好了，整天都好派用场。”
        经过几次行动的锻炼，祝宗梁逐渐成长起来，他发现了许多日寇的仓库，存放的都是军用物资，于是，在祝的策划下，抗团连续三天“大放其火”，烧得不亦乐乎。
    据祝宗梁回忆：“在天津河北大经路海河边上，有个旧天津市政府。在战争中被日军炸得只剩了一半。日本军队就把这当成日军的仓库，门口有日军把守。在后面一部分，四周房子中间是个院子，院子里堆了两层楼房高的稻草。这是非常容易烧的东西。我把这情况告诉孙若愚，于是我们决定烧了它。”
    祝宗梁说：“孙若愚和我分别在各自工作的范围内多想些，到正式工作时就不分家了。有事大家干。人手不够就找人来帮忙，没有说不愿干的。在组织内没有上下级，工作时也没命令，谁愿意谁就上。”
    于是，一天黄昏，孙若愚、吕廼钢、祝宗梁三人，“各带四个小燃烧弹，这就是我们的新武器，从墙外丢了进去。等我们离开约 100米远时就看见火光冲天。”
    第二天，祝宗梁他们发现“在法国桥的海河边上，也就是现在的天津火车站一带”，又有一个仓库，堆放的都是棉花，“经过压扎成立方体，这棉花站大约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于是，孙若愚、祝宗梁、叶纲骞三人故技重施，各带四个燃烧弹，悄悄扔了进去。“我们扔完了回到桥上火就烧起来了。我们在桥这边看火，大约有十几个消防水龙头在浇水。一个多小时后我才离去，火势小下来但仍没灭。第二天再去看时，烧个精光，原来暗火复燃，夜里又烧了起来。”

    按：棉花、纸张等都有“阴燃”一说，即明火被“扑灭”以后，里边还有火，温度很高，从外边浇水，水还没进去已经被蒸发了，一会儿还会烧起来。所以一旦棉花着火，被“扑灭”以后，消防队不会马上撤离，防的就是阴燃。

    第三天，祝宗梁发现工商学院后边有个“更大的棉花站”，“比前面那个大好几倍”，这次行动，交给了第二小队的刘友深等人，祝宗梁说：“根据经验，要效果更好就要破坏消防设备。”于是，祝叫上了袁汉俊。祝说：“有两次放火，我都没找袁汉俊。他办事谨慎、思考问题很有条理，这是他的特长。那时我觉得他就缺少运动员那股灵活劲，很斯文，不像当个行动员。”
    祝宗梁说：“我准备了一瓶王水，想把它浇在消防水龙的帆布带上。那天傍晚，我们到了消防站。大概是吃饭的时间，只有一个人在看守。汉俊假装问路，弄不懂还请他指点。我就趁他们站在门外的时候，把王水都浇到水龙的帆布带上。这是直径有一米多可转动的大轮子，并排绕着十几盘水龙带。至少有六、七条被浇上王水。王水一碰到帆布，颜色立刻变黑了。为了不让他发现，我转动轮子把黑色部分转到后面去。”
    与此同时，刘友深等人将20颗燃烧弹全扔进了露天仓库，祝说：就在那天刚黑下来，我隔了几条马路，就看见火光冲天。这次丢了20个燃烧弹。后来听他们说，一个燃烧弹正好丢到电线杆上，当时就发火，就看到火球掉了下去。”
    由于仓库的面积实在太大，而且堆与堆的距离也大，这么大的火，都没有把棉花烧光，祝宗梁他们不解气，过了几天，又去扔了30个燃烧弹，还是没有烧光。
    两个月的假期转瞬即过，1938年的新学期开始了，经过对平、津地区一年的占领，日寇已经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教育也不例外，祝宗梁说：“中日中学是敌人企图培养汉奸的地方，校方声称将对学习优良的学生保送去日本留学。”
    恰恰中日中学当中，有多名抗团成员，孙若愚、赵恩波、李振英、王宝璋等等，都是这个学校的，于是，孙若愚决定破坏日本人主持的新生入学考试。
    祝宗梁说：“孙若愚建议由另个新面孔去做破坏行动，免得敌人对在校抗团人员怀疑。李如鹏建议由我去。当他们向我提出这事，我二话不说立即同意。”李如鹏还安排中日中学的赵恩波去“观看效果”。
    祝宗梁做了一个不伤人的定时炸弹，没有弹壳，避免伤及无辜，他事先我对环境进行了调查。考试当天，祝早早潜入学校，将炸弹放在考场的讲台底下，“对准时间是开始考试进行后十分钟爆炸。”
    祝宗梁说：“当考试进行了十几分钟时炸弹爆炸，考场大乱，这次考试不得不终止。”扰乱考试的目的达到了，祝宗梁也安全撤离，但这次事件惊动了日寇，他们出动宪兵，将学校包围起来严加盘查，在现场“观看效果”的赵恩波不幸被打在网里。
    赵被抓进日本宪兵队关了三个月，严刑拷打，几次被打得昏过去，但赵“坚不吐实”，不论你怎么打，一口咬定是回学校来玩的，敌人无奈，只好将赵释放。
    赵恩波出狱以后，对大家说，“敌人最缺德的刑法就是把他衣服脱光并把他悬空吊起来，用木棍子敲打他大腿内侧，这使他的精液都流了下来。”
    “中日中学招生事件”之后，祝宗梁又组织实施了“教科书事件”。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适逢暑期，日寇占领平、津之后，忙于扶植伪政权及所谓“治安强化”，尚来不及管教育的事，因此，在1937—1938年的这个学年，大家依然使用的是原课本。但是，到1938年开学以后，就不一样了。
    据林堉在《柳世平“赠书”真相》一文中回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各省先后沦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于北京，伪河北省公署设于保定。随之各县大小汉奸纷纷出笼，沐猴而冠，粉墨登场。敌人对军事、政治、经济进行侵略之余，在文化领域中亦绞尽脑汁不遗余力。除完全控制了各级大、中、小学校的行政、人事、财经大权外，对麻醉学生意志，奴化学生思想的‘精神食粮’——教学课本，亦不放松。当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下属的教育总署，曾网罗一批无耻文人成立了一个‘教材编审委员会’，专门从事编纂以宣传‘东亚共荣，日、满、华亲善’为内容的大量反动教学课本，灌输亲日的奴化思想，以瓦解中华民族的爱国抗战斗志，可见其用心之险毒。”
    祝宗梁说：“又开学了。大家发现教科书换了新的版本。这就是对学生进行毒化教育。在教科书上都印着‘鸿图书局印行’。这就是这书局一个罪证。”
    据林堉回忆：“到1939年，一套亲日媚日，奴颜婢膝味十足，而又完全符合敌人怀柔政策的教科用书便付梓问世（北京新民印书馆承印），应用于沦陷区大、中、小学校。天津市鸿图书局承包了天津市和附近几个县各级学校教学课本的供销任务。”
    《四世同堂》中曾有这样的描写：“在学校里，日本教官的势力扩大，他们不单管着学生，也管着校长与教员。学生的课本一律改换。学生的体育一律改为柔软操。”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经过调查，祝宗梁发现在东马路有一个鸿图书局的门市部。就决定烧了它。他回忆说：“一天，我带了个燃烧弹，是时间控制的，并约了华道本、赵尔仁一块去执行。这书店没顾客，还有三个店员。我进去没法下手。我们商量一下，然后分头进去。华道本退了一步，一下踩在赵尔仁的脚上。于是两人先是小吵，后又大吵。几乎要动手打起来。几个店员都被吸引过去。我趁乱将燃烧弹放到书架上的书后面去。等我出来后，他们也出来了。事后了解，火烧起来后，救火车也来了。那里的书没烧完也被水浇完了。”
    烧了教科书，祝宗梁他们依然不解恨，于是，他们的目光定在了日伪奴化教育的代言人——伪河北省教育厅长陶尚铭身上。
    说起陶尚铭，又得往回翻一大段历史。
    大家应该还记得，在所谓“华北特殊化”时期，陶尚铭曾任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与他同时被任命的就是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后来做了汉奸的殷汝耕。
    陶尚铭，1889年生，浙江绍兴陶堰镇人。
    陶堰镇故称陶家堰，是浙江一个很有名的地方，陶成章、陶行知和邵力子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陶家亦是当地望族，陶尚铭的父亲陶大均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陶大均生于1858年，1882年，24岁的陶大均被“公派”送到日本学习日语，1892年学成，入中国驻日公使馆做翻译，因此，陶大均是中国最早的那批日语翻译之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到日本谈判战后事宜，并最终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陶大均就是翻译之一。此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奉命赴台湾办理割让台湾的手续，陶大均亦是其随员之一。
    此后，陶大均进入李鸿章幕府，1901年，作为李的随员，陶大均又参加了《辛丑条约》的谈判。
    1907年，俄罗斯将占领的满洲“还给”清政府，于是清政府设置了东三省，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作为当时少见的日本通，陶大均被徐世昌任命为东三省交涉使，成为主管东三省外交的最高官员，不久，清政府又以陶大均为外交部左丞，仍兼东三省交涉使。
    此后，清政府中了日本的反间计，对陶产生怀疑，迁为江西按察使，陶尚铭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国的。
    陶尚铭出生的时候，陶大均还在日本东文学堂学日语，因此，陶尚铭是在日本出生的，又在日本上学，可想而知，陶尚铭的日语有多好。
    1910年，陶尚铭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到南昌投奔父亲，恰好这一年，陶大均病殁于江西按察使任上，陶尚铭只好回到奉天，投奔了父亲生前的好友，时任奉天度支使的张锡銮，张将其安排在南满铁路任职。

    按：张锡銮，1843年生，祖籍浙江杭州，生于四川，在太平天国起事时投入湘军悍将鲍超部，1875年随热河都统崇实进入奉天，从此成就一生的事功。
    1908年，任奉天营务处总办的张锡銮，奉命收编土匪，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人称“快马张”的张作霖，张锡銮并认张作霖为义子。

    1912年，张锡銮被任命为奉天省督军，遂延老友之子陶尚铭入幕府。斗转星移，1917年，张作霖成为奉天省督军，就此，陶尚铭辅佐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达十几年之久。

    按：陶尚铭家与同是绍兴人的周恩来家沾点亲戚关系（陶尚铭的祖母与周恩来的祖母是堂姐妹），因此，生于1889年的陶尚铭是周恩来的表兄，陶尚铭的弟弟、生于1903年的陶尚钊则是周的表弟。
    1917年，陶尚钊考入南开中学，成为周恩来的“学弟”，陶比周低五届。
    1920年，因参加学运，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陶尚钊等均被拘禁，陶尚铭很着急，多方托人，最终保释了当时还未成年的陶尚钊。陶出狱之后，又联络同学，最终迫使当局释放了表兄周恩来和其他同学。
    经此一闹，陶尚铭担心这个弟弟还不知会惹出什么祸来，于是决定送他去法国读书，陶尚钊听说以后表示同意，但同时说周恩来也想去，但没有钱，要求哥哥把周恩来的旅费一并承担起来，陶尚铭欣然同意。
    1920年12月，周恩来、陶尚钊一行抵达法国巴黎。次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从此一步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袖人物。
    至于陶尚钊，可惜天不永年，1922年，陶在宿舍中用酒精炉做饭，不慎倾倒引发火灾遇难，年仅19岁。对此，周恩来极为痛惜，当即电告陶尚铭，陶指示，遗体就地火化并入葬，所遗钱物均赠与周恩来等留法同学。周办理后事之后，还曾将墓葬照片寄给陶尚铭。

    1928年 6月 4日，退出北京的张作霖在皇姑屯遇刺，延至 6月21日发丧，当时负责接待外宾的就有陶尚铭。此后，张学良接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陶又成为张学良的日文秘书。
    1928年年底，东北易帜，为表示决心，此前，张学良曾短时间地拘禁了负责办理对日交涉的陶尚铭。
    1933年初，日军开始向关内进攻，到当年 5月，冀东各县均已沦陷，日军进至顺义牛栏山一线，眼看再打就进了北平了。无奈，5 月31日，由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总务厅长熊斌以军委会北平分会总参议的名义，与日方签署合约，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以西以南地区，不得有挑战扰乱之举动。”这就是《塘沽协定》。
    至此，已经沦陷的冀东各县就成为了“非武装区”，由“中国警察机关维持治安”，但不能驻有武装部队。根据双方商定，6 月29日，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成立了“华北战区接收委员会”，以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为委员长，魏鉴、薛之珩、雷寿荣、李择一、殷同、陶尚铭、刘石荪、钱宗泽为委员，负责“接受”被日军占领的冀东各县。
    1933年 9月30日，根据《河北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细则》，临榆、抚宁、卢龙、昌黎等 8个县划归滦榆区。10月14日，陶尚铭被任命为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则为殷汝耕。
    说起来，这两个专员的任命，可谓给足了日本人的面子，殷汝耕是民国四大“日本通”之一，本人又娶的是日本太太，连自己的姓都改了跟太太姓“井上”。陶尚铭更不必说了，父子两代跟日本人打交道，本人是日本生、日本长、在日本上大学，由这样两个有着深厚日本背景的人来跟日本人打交道，可说再合适不过了。

    按：民国的时候，这类“日本通”好像特别地多，宋哲元的手下，就有这么两位，一个是我们以前说过的陈觉生，一个是后来曾出任伪天津特别市市长的潘毓桂。陈觉生的母亲是日本人，潘毓桂则娶了一个日本太太，据说俩人经常争论谁更像日本人，比到最后是潘毓桂赢了，因为他还多了个日本的干闺女山口淑子，中文名字李香兰的便是。
    陈觉生后来当了北宁铁路局局长，北宁铁路局的足球队很厉害，就在抗战爆发前不久的1937年 4月，北宁足球队访日，横扫东瀛，令日本人大失颜面。1937年12月10日，陈觉生暴病而亡，据说是被日寇药死的。
        至于潘毓桂，则被他多活了不少年，于1961年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1935年 8月 4日，在滦榆区治下的滦县，发生了刘佐周被杀事件。
    因《塘沽协定》的签署，冀东22县不得有中国驻军，但仅靠警察维持治安，显然不行。于是，当时还在河北当省政府主席的于学忠想出一条妙计，他从自己的51军当中挑选了一部分中下级军官作为骨干，然后又招收了一批新兵，起名为河北省保安第一、第二总队，两个总队长，就是张庆余和张砚田，这是前面说过的。
    然而，部队是成立起来了，却进不去“防区”。
    原因之一，是日本人嫌保安队的人数太多，按他们的意见，上限不能超过5000人，而一、二两个总队各有5000人，几乎相当于两个乙种师的编制了。
    原因之二，在日寇占领冀东时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山头”，大批的汉奸，以各种名义都拉起了自己的部队，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电影明星李香兰的另一个中国爸爸李际春。
    无奈，当时主持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黄郛只好通过种种手段，对这些部队予以“收编”，“收编”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给钱。通过给钱，将这些乌七八糟的“部队”改编为三个总队，分驻于唐山、滦县等地。
    等到1935年 5月 6日，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中、日双方终于就“战区新保安队换防事”达成协议，代表双方签字的代表，中方就是陶尚铭，日方则是武官高桥坦及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我诚也。
    次日，日本内阁决定将驻华公使升格为大使。
    1935年 5月11日，早在1933年就成立起来的河北省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部终于开入冀东战区，同时，日军开始撤离。
    此后，就着张庆余、张砚田的第一、第二两个保安总队的名义，由原有汉奸武装改编而成的三个“总队”，也跟着将“番号”改为河北省保安总队第三、第四、第五总队。其中，第三总队总队长就是刘佐周。
    刘佐周，生于1907年，辽宁省凤城县人。
    刘佐周毕业于东北讲武堂，1933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之后，刘纠集了2000多人进入冀东，成为汉奸。1933年 5月，刘的部队被收编为战区保安队，后番号改为第三总队，驻滦县，刘还弄了个“少将”军衔。
    刘佐周“上任”以后，就开始扩充自己的“部队”。自日寇进据冀东之后，匪盗蜂起，乱得一塌糊涂，因此冀东各县自发地建立了许多“民团”，往大了说，是抗击日寇，往小了说，是保一方平安。刘佐周觉得这些“民团”都是肥肉，可以据为己有。因此，他仗着自己的武力，要么强行“收编”，要么以“掺沙子”的方式，向各“民团”派进自己的人。
    不料，这回被他遇上一个“硬茬子”，这个人，就是高志远。
    高志远，原名高翔云，1907年生，河北省滦县马城管理区人。
    高志远其人，颇有点像旧小说当中经常出现的“侠客”，身怀绝技又藏而不露。高出身于滦县的一个富户家庭，自幼进私塾读书，长成之后，在当地也算是一个青年“乡绅”了。但谁也不知道，高志远其实是一个神枪手，百发百中的那种。
    到日军进占冀东，高志远牵头，在自己的家乡马城拉起了一支 300人的“民团“，并先后击败滦县的两股土匪刘兰亭、胡宝山，自此声名鹊起。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刘佐周看上了高志远的民团，以河北省保安队的名义，往马城民团里派出了队长和所谓“教官”，明摆着下一步就要收编了。
    高志远怎能受这样的窝囊气，于是联合附近各庄民团，于1935年 2月21日发起暴动，把刘佐周派来的人给抓了起来，是为“马城起义”。刘佐周闻讯派兵前来镇压，高志远的民团毕竟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武器装备也不行，最终寡不敌众，被刘佐周打散，高志远跑到冀东抚宁藏了起来。
    刘佐周抓不到高志远，于是将高家洗劫一空。
    高志远国破家亡，发誓要宰了刘佐周。
    1935年 8月，高志远了解到日寇梅津美治郎要到滦县，刘佐周必到车站迎接，于是事先化装潜入滦县火车站。4 日，刘佐周果然来到车站，被高志远一枪击毙。
    事后，高志远跑到天津隐居起来。抗战开始以后，冀东抗日联军成立，高志远被推为总司令，并参加了著名的冀东大暴动。
    刘佐周被杀事件发生在滦县，给陶尚铭找了大麻烦。
    实际上，早在陶尚铭上任之初，日本人就看他不顺眼。1935年6 月25日，商震刚刚接任河北省主席，酒井隆就找他，要求撤换长芦盐运使、津海关监督韩麟生及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陶尚铭。《何梅协定》签字以后，酒井隆又让商震给国民党中央“带话”：“战区专员陶尚铭太不负责，……不如以殷汝耕与陶对调。”
    迫于日本人的压力，1935年 7月27日，陶尚铭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的职务被免掉，由殷汝耕转任，陶则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的虚职。
    此后，由于新任的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苏玉琦说什么也不来，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于是以殷汝耕兼任，这样，冀东两个行政督察区、22个县全部落到了殷汝耕的手中，为日后的冀东“自治”埋下祸根。
    在这一阶段，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刘家鸾曾与陶尚铭共事。那是“白坚武事件”发生过后不久，日军向平津卫戍司令部递交“觉书”，称：“有一队日本兵经过东长安街时，有人从电车上向日军开枪射击，要求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向日军道歉，否则日军即自由行动。”
    当时，因日方正追着何应钦要他签订《何梅协定》，何无奈之下避往南京，由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理，日方遂要求鲍文樾道歉。鲍当然不想去，于是“以日寇所提系地方性事件”，让平津卫戍司令部处理，于是日方又要求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道歉，王当然也不去，结果派刘家鸾去向日军道歉。
    何应钦、鲍文樾、王树常都可以推，到刘家鸾这儿可推不掉了，他说：“我明知日寇所称电车上有人开枪射击日军一节，是他们企图挑衅所捏造的借口，实无其事，今反要向日寇低头道歉，心实不甘，但我又无法推卸，只好硬着头皮前往。”
    先去日本领事馆接洽，陪同刘家鸾前往的，就是陶尚铭。据刘回忆：“交谈数语后，陶尚铭告诉我：日本领事认为我态度不够严肃，礼貌亦不够周全，在使馆不要紧，到兵营这样不行，让我注意。我听后心里极不舒服，但又无可如何，只得由日领陪同到驻平日本兵营正式道歉。”
        “日本兵营中空气紧张，我到后，日本驻军部队长、日本陆海军武官全体起立，代表日皇接受我的道歉。我当时觉得非常尴尬，只讲了一些事出误会请原谅等话语，由陶尚铭翻译。日寇部队长也讲了一些话，态度异常倨傲骄横。事后，我向军分会鲍文樾复命，说起日寇的倨傲骄横态度时，鲍叹了一口气说：‘忍辱负重吧！’”
    刘佐周被杀以后，不知何故，日方认为此事出于已经离任的陶尚铭的策划，于是于 8月 5日将已经离开任所的陶尚铭诱到北平日本领事馆，并予以扣押。同时，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驻榆特务机关长仪我诚也就“刘佐周案”向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代理委员长王克敏及河北省政府提出“抗议”，声称“日军根据治安权将拘捕一切嫌疑犯，即使是中方官员也不例外。”王克敏则向酒井“深表歉意”，并要求“引渡”陶尚铭。
    6 日，河北省府决定“派员调查”，并电令滦榆区专员殷汝耕悬赏“缉凶”。
    7 日，河北省府主席商展自保定至天津访梅津美治郎，对刘佐周案表示“道歉”，并声明省政府决“严令缉凶，清除乱源”。同日，河北省政府公布“刘佐周案善后处置办法”两项。
    8 日、9 日，孔祥熙、唐有壬连续向日驻南京总领事须磨提出释放陶尚铭的要求。12日，外交部向日驻华大使有吉明提出正式严重抗议。
    17日，陶尚铭被“释放”。
    8 月12日，河北省府严令滦榆区专员公署限期破案。当然，高志远是抓不到的，到 8月21日，殷汝耕不知从哪里抓了一个叫李振华的人，把刘佐周被杀案扣在了他的脑袋上，还取了口供，说是因被刘佐周撤职，故“怀恨行刺”。
    刘佐周案就这样结束了，只苦了陶尚铭，无端被关了十几天。
    此后不久，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又改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公开叛国投敌。
    “七七事变”之后，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并入王克敏的伪政权，后陶尚铭做了伪河北省公署教育厅长。
    很可惜，与日本人打了一辈子交道、吃尽日本人苦头的陶尚铭，最终与殷汝耕“殊途同归”，还是落水了。
    至此，陶尚铭走入了抗团的视线，祝宗梁说，在“火烧教科书”之后，“事情并未就此完结，大家觉得当时身为伪教育局长的陶尚铭应对修改教科书负主要责任，决定将其杀掉。
    当时，是抗团成员沈元寿了解到到陶尚铭住在马场道西湖饭店，“并经常在下午两点多钟离开饭店乘汽车外出”，孙若愚听了，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进行狙击，并决定由他自己和孙湘德担任射手，行动组的另一位成员宋长富和祝宗梁掩护，必要时也参加战斗。
    据祝宗梁回忆，“10月的一天下午，他们潜伏在饭店附近，发现陶尚铭上了汽车，就马上赶过去隔着汽车向里开了八九枪，然后骑上自行车离开现场。我们离开约50米担任掩护，看他们一切都顺利，遂也离去。”
    祝宗梁说：“事后才知道陶逆只中了一枪，打瞎了一只眼睛。总结这次经验，认为是汽车铁皮和玻璃造成了子弹偏差。”                           
    经查，陶尚铭被刺的准确时间，是1938年11月 6日。
    抗团行动工作的下一个目标，是天津的经济汉奸王竹林。
    王竹林，生于1855年，本名王贤宾，字竹林，以字行。
    王竹林是长芦盐商出身，也是工商界的“老前辈”了。
    盐业关系民生，又是国家的重要税收来源之一，因此自古以来就是国家垄断行业。既是垄断行业，就必有人从中发大财，所以凡是管盐的官，以及做盐业买卖的人，都是巨富。富得今人难以想象，说是“富甲天下”一点不夸张。
    在前清、康熙、乾隆都曾数下江南进行“巡视”，花钱如流水，到今天还被诟病。其实，客观地说，康、乾二帝“南巡”花的钱，包括皇帝的“万寿”庆典，还有所谓“河工”，许多费用都是盐商“捐输”的。而且，遇有重大的战争，如乾隆的所谓“十全武功”，其军费开支，也有盐商的“贡献”在其中，否则单靠国家，哪里拿得出那么多军费。到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占据了东南富庶之地，清政府的税赋收入马上就成了问题，这当中，失去了两淮“盐课”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上，盐业的重心有两个，南方就是两淮，两淮盐运使司驻江苏扬州，因此这里也是盐商云集的地方，扬州的园林十分出名，其实当年都是盐商们的私家财产。
    北方就是长芦，即河北沧州，论规模，长芦盐场略逊于两淮，前清设长芦盐运使，也是个肥缺。由于长芦盐运使经常与富商打交道，见的世面多，无形当中得凤气之先，因此，1793年，英使马夏尔尼来给乾隆过生日，顺便谈谈通商的事，与外事工作八竿子打不着的长芦盐运使徵瑞，居然被选派陪同接待马夏尔尼一行，就是觉得徵瑞在当时的官僚中，大概比较“洋派”一些，省得在外国人面前出洋相。
    当时乾隆详细指示了接待工作的“原则”，“……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以符体制，外省习气，非失之太过，即失之不及。此次英吉利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往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
    在徵瑞陪同马夏尔尼一行前往京城的路上，乾隆还给徵瑞下旨，谆谆教诲，说你是不是已经答应了马夏尔尼他们，要在圆明园远瀛观请他们吃饭，如果说了也没关系，我该请就请，如果没说，到时候就看情况安排。（“英吉利使臣在远瀛观正殿赏饭一事，该政曾否向正副使及通事提过，如已向其说过，不必撒谎，据实说出，自当仍旧赏饭以示诚信。若未经向其说及，则赏饭一事可行可止。”）
    乾隆是所谓“英主”，世事洞明，尽管此时已经83岁了，头脑依然清晰无比，他显然是听说徵瑞可能应了英国人什么事，怕他不敢说，到时候耽误大事情。从这件事上看，乾隆还是一个很通情达理的人。
    但是，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乾隆毫不放松，他特地叮嘱徵瑞：“……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
    此事对马夏尔尼、对英国政府都形成了绝大的刺激，1860年，天津设立英租界，英国人特地将其中的一条小马路改名为“马夏尔尼路”，可见其衔恨之深。
        与扬州一样，经营盐业的长芦，也出了许多巨富，民国许多亦官亦商的人士，都出自长芦，如曾为袁世凯办理“善后大借款”的周学熙；如袁世凯的表弟、后来创办盐业银行的张镇芳，都做过长芦盐运使。展子虔的《游春图》、陆机的《平复帖》，都是解放以后，由张镇芳的儿子张伯驹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的，可见其家财力之雄厚。
    王竹林也是一位富有的盐商，后由商入仕，1903年，天津效仿上海，成立天津商务总会，王竹林被任为商务总会总理，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总理”，二品顶戴呢，论品级，几乎跻身“卿贰”行列。
    当年，段芝贵为了拍庆亲王奕劻的儿子载振的马屁，曾向他“进献”了一个叫杨翠喜的戏子，曾轰动一时。据传，当时王竹林的天津商务总会就曾经“襄助”了十万大洋。
    北京矿务局（改制后称为京煤集团）的房山运煤高线，一到直到2008年奥运前夕才被拆除，这条运输线，就是在上世纪初，经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批准，由王竹林牵头组织，集资兴建的，用了好几十年。
    此后，王竹林任天津长芦盐务局局长。
    “七七事变”爆发时，王竹林已经82岁，面对民族危亡，年过八旬的王竹林忽然变得十分无耻。
    据曾任华北驻屯军“嘱托”（日语“委托人”之意，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顾问”的意思）的王仕任回忆，早在 7月25日，华北驻屯军“茂川公馆”负责人茂川秀和少佐就召集了一个老汉奸的“聚会”。

    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人在沦陷区开办了许多以“公馆”、“洋行”为名称的机构，其实都是些特务机关。
    比如，原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的天津“青木公馆”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机构主要做下野军阀、失意政客的工作，“冀东独立”就是“青木公馆”的“杰作”之一。但在“吴佩孚工作”失败之后，原负责人大迫通贞被调回国内，原班人马移交华北驻屯军，归茂川秀和指挥，其对外的名称遂改为“茂川公馆”。
    茂川秀和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曾跟随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共同策划了诱使溥仪前去东北的阴谋。1935年，茂川秀和进入“青木公馆”，并在不久后接管了“茂川公馆”的工作，公开军职是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部第二课( 情报科 )课长。
    眼下，茂川秀和的首要工作就是笼络一批汉奸，为日寇进入天津做好准备工作。

    据王仕任回忆，当天的“会议”是在方若家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高凌蔚、钮传善、刘玉书、方若、孙润宇、沈同午等人，这是一次“策划成立伪组织的预备会议”，会上，茂川暗示：“日本即将占领天津，希望大家对中日战争的问题多做努力。”
    7 月27日，茂川又派王仕任将高凌蔚接到“茂川公馆”，具体研究组织“治安维持会”的事情，此时，北平的29军与日寇已在激战中。
    对茂川的“信任”，高凌蔚受宠若惊，他说：“天津是个大商埠，如果成立组织，除了前天的几个人，还应多邀请天津的各方面人士参加才好。”茂川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责成高凌蔚“考虑具体人选”。
    第二天，高凌蔚就拉出了一份名单，即日后的伪“治安维持会”的头头们，这十个人是：高凌蔚、钮传善、刘玉书、孙润宇、沈同午、王竹林、赵聘卿、王晓岩、邸玉堂、方若。另外还有刘绍琨等参与此事、但不任“委员”的人。
    “德高望重”的商界前辈王竹林就此落水，这大把年纪了还跑出来当汉奸，想想都替他可惜，早点死了多好，省得遗羞子孙。
    更令人不齿的是方若，据王仕任回忆，因日本人比较重资历，因此高选的人都是北洋时期的旧官僚和政客，但方若恰恰没有在北洋任过职，因此他并不在高凌蔚属意的委员当中。方得知后大不乐意，认为“丢了面子”，于是到处找日本人“通融”，坚决要求当汉奸，日本人看他极为“诚恳”，最后将方若的名字加了进去。
    7 月31日，即天津弃守的次日，茂川将高凌蔚等接到“茂川公馆”开会，先是假意对“中日已经开始敌对行动表示惋惜”，据说还流了几滴眼泪，然后就开始就“正式成立治安维持会的问题”进行讨论。据王仕任回忆，在讨论中，群奸就几个“重要职位”的归属“发生了争执”。“高凌蔚和钮传善争夺委员长的职位，刘绍琨和孙润宇争夺秘书长的职位。最后，经日本特务机关裁决，由高凌蔚任委员长，刘绍琨任秘书长，才平息了这一场争夺伪职的丑剧。”
    8 月 1日，伪天津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8 月 2日，茂川令全体“委员”去“晋谒”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王仕任说：“这群汉奸一清早就齐集香月官邸院内，屏息肃立，等候接见，连客厅也没有让进，等了好久，香月才出现在二楼的阳台上。这群汉奸赶紧鞠躬如仪，由刘绍琨以日语说明‘晋谒请训’的来意，这个占领军的司令官，傲慢地挥了挥手，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转身就进屋去了。汉奸们乘兴而来，败兴而返，表现很丧气。”
    伪天津治安维持会除了“委员”以外，尚有几个“职能部门”，其中，王老汉奸竹林依然干他的“老本行”，当上了伪盐务管理局局长，同时仍兼任已经蜕变为伪组织的天津商会会长。
    祝宗梁说：“王竹林是个老而不死的卖国贼。开大会时他那媚敌的话真是无耻之极。那时他是伪商会会长，带领商界卖国求荣。”
    祝宗梁说的“开大会”是指日寇举办的“七七事变一周年大会”，王竹林在会上发表了一场演说，“大力吹捧皇军的丰功伟绩等汉奸言论，而且在报纸上全文登载。这使我们对他产生了注意。”
    据祝宗梁回忆：“正巧，有一天我父亲回家带了一本书，是王竹林送他的。书是讲锻炼气功的方法，而且还有一张很清楚的像片。我父亲还告诉我，他的住址就在英租界44号路宁静里二号。这条路也是我每天上学必经之路。我们多次观查他的生活规律，他的汽车捐牌是 423号，出入没定时，偶而在傍晚乘车外出。”

        按：王竹林练过武术，会气功，所以八十多岁了还有充沛的精力跳出来当汉奸，看来身体确实不错。另外。王在早年曾系统地整理过有关气功的资料并出版，也曾经积极推广中医中药的发展，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是起过一定作用的。

    刺杀行动依然是由孙若愚组织的，祝宗梁说：“38年12月28号，孙若愚在晚六时左右突然来找我说：在他家门口的丰泽园饭店附近发现了 423号汽车。一定是在那里请客，王竹林也参加。我们立即准备，还约了孙湘德来参加行动。我们都带了枪来到饭店。孙若愚讲解了附近的道路情况，说好完事后如何撤退。我们的脚踏车就停在离饭店约20米远的一个胡同里。分配任务是由我和孙湘德担任主攻，孙若愚负责掩护。”
    前面说过，祝宗梁虽然不是行动组的，但他却多次参加行动工作，不过，以前的“行动”，多偏重于宣传、破坏，刺杀行动，祝宗梁却没有参加过。他后来回忆说：“狙击王竹林是第一次，我是第一次开枪，也没机会练习打枪。但我们有个手枪型的汽枪，多少也有点帮助。”
    祝宗梁、孙湘德等早早来到丰泽园饭店附近，埋伏起来。“来到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发现动静，最先开动的是王竹林的汽车，从最远的地方开过来。这表明王来的最晚，而他先走，他就是被请的主客。我们两人急促走向门口。这时王竹林已经走到汽车门前。正回头与众送客道别。我们离王逆约五米远。两人向他开了七枪。然后我们按计划撤退。孙若愚助威，也向天开了两枪。当我开第一枪时，王逆转身看见我，叫了一声‘呀’。然后跟着几枪倒地。”
    据祝宗梁回忆，事后的报道，是这样说的：“王竹林头部中了一枪，胸部中了两枪，在送往医院途中送命。后来才听说，他有两个保镖。当听到枪声时，就向饭店里跑去。这也不知真假。报纸还说事情从发生到结束只是几秒钟，凶手就神秘失踪。”
    第一次开枪的祝宗梁，居然如此冷静，其少年豪杰的风范，着实令人神往。
    祝宗梁在多少年以后的回忆中，豪情满怀地说：“其实三个‘火枪手’都是在校读书的高中学生，年龄都是18岁。而且都没受过训练，开枪还都是在他们执行任务时的第一次尝试。在饭店旁有个小胡同，胡同另一个出口是在另一条大街上。他们就从这里撤退的。”
    王竹林被刺杀，给日伪和亲日分子以沉重打击，从此再没人敢站出来当这个汉奸商会会长，到1942年好不容易选出来一个，很快即离家出走，躲了起来，连家人到不知道他上哪里去了。
    对此，日伪方面的震惊可想而知，祝宗梁说：“（1939年）1 月 5日报上登载：市署悬赏五千元缉凶。19日又把赏格提高到一万元。伪市长潘毓桂对死者又是吊唁，对他家属又是慰问。还撤换了伪警察局长周思靖以及侦缉队队长等多人。这只能表现他们的惊恐心态。”

    按：潘毓桂，生于1884年，河北省盐山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毕业。
    1935年 6月，潘毓桂曾伙同石友三、白坚武等人发动“北平自治”。1935年12月，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为缓和同日本人的矛盾，任命潘毓桂为政务处处长，还取消了石友三、白坚武等人身上背着的通缉令，并将他们都委任为冀察绥靖公署参议。
    宋哲元的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戈定远曾回忆：“宋哲元在冀察政委会和冀察绥靖公署里，设置顾问、参议、谘议等一二百人，每人每月送车马费一、二百元不等，还有送得更多的，凡是居住平津两地的政客和下台军阀以依附日军的汉奸之类，差不多都网罗在内。宋哲元的意思，以为这样每月花点钱养着这批人，让他们有饭吃，有官做，不至于再去勾结日本人来反对他。这完全是采取收买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宋这样做法只有助长这些人的气焰，让他们可以拿着官的头衔，来更方便地投靠日本人。”
    “七七事变”前后，潘毓桂任北平市公安局局长，当 7月29日，张庆余、张砚田等人起义，押着殷汝耕走到北平附近时，被日寇打了伏击，殷趁机逃走，由日本武官今井武夫通知潘毓桂将殷接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保护起来。
    1938年12月14日，王克敏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北平、天津等地的“治安维持会”均同时取消，高凌蔚当上了伪天津特别市市长，但仅当了 1个多月，即于1938年 1月17日，被比陈觉生“更像日本人”的潘毓桂取代。
    王案发生后，潘大发雷霆，指责伪天津市警察局特高科科长、台湾人蓝振德“失职”。但据王仕任回忆：“他（指蓝振德）自恃有日本军、特、宪的强硬靠山，为所欲为，更不把潘毓桂放在眼里。”

    另外，伪警察局长周思靖也不是因王案被撤职的。据王仕任说：“周原系日本翻译，是由日军安插进来的，年仅二十五、六岁。周初上任时，对潘状甚恭谨，后来潘才发觉周的心目中只有日本主子，并不听从潘的指挥，潘对此很不满意。后来因警察局的一堵墙壁倒塌，险些酿成在押犯人越狱逃走，潘便借题发挥，下令扣押警察局庶务主任，并在报告中批示：‘如此重大之事，该局长形同聋聩，何以自处，不待本市长之喋喋也。’逼周思靖辞职。”

    按：周思靖，生于1906年，浙江诸暨人。
    周思靖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骑科毕业生，与盛世才的弟弟盛世骐是同学。原冀察绥靖公署参谋，“七七”打响之后，曾会同王冷斋、林耕宇等人，一同与日军进行交涉，后成为汉奸。

    潘毓桂虽然“更像日本人”，却并不比别人受到日寇更多的信任，刺王案发生之后不久，潘毓桂就下台了，被他斥为“失职”的蓝振德反而升任伪天津市社会局长。至于周思靖，则更进一步，居然调升为伪徐州市市长。
    潘毓桂心中的懊恼可想而知。
    狙击王竹林一事，通过曾澈报给了军统局，祝宗梁说：“一个月后，曾澈带来上级命令，说以后要杀汉奸事先要得到批准，而且以后行动不要在租界内执行。另外还带来一个名单，说这些都是可杀的。这黑名单上的都是大汉奸。”

    按：租界拥有治外法权，即使是日本人，在抗战初期，也是不能随便进入租界捕人的。因此，特务处乃至军统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的秘密机构，多设置在租界当中，为的就是多一重保护。如果总在租界中“惹事生非”，给外国人“找麻烦”，久而久之，对秘密工作的掩护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军统指令抗团“以后行动不要在租界内执行”。
    祝宗梁回忆说：“此外曾澈还说这次上级发了奖金三千元。这三千元还带来一个故事。曾澈说上级发的是法币，而领来的是伪币。他于是把钱退了回去，并且说抗团不要伪币。后来还是领来的法币。原来是他们单位的财务贪污。法币与伪币的比值相差十分之一。这笔钱仍留作抗团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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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11-9 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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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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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11-12 16:52

43、附：汪精卫行剌摄政王案

    河内刺汪，是个老掉牙的话题了，然而，这确是一个直到今天，也还说不清的事情。
    原来说不清，是因为大家都三缄其口，谁也不肯说话。
    1982年，“刺汪”行动的主角，陈恭澍的系列回忆录《英雄无名》的第二部《河内刺汪始末》出版，大家都以为，这下，真相总该大白于天下了。
    在此书的前言中，陈老杀手信誓旦旦地说：
    “笔者私下有个愿望——祈求写好这本书，一在能为史学家提供信实的资料；二则也让好奇者欣赏故事；另方面，我个人还是一本初衷，用忏悔的心情，纪念我们为抗战而牺牲奉献、为锄奸而杀生成仁的无名英雄们！”
    孰料，看过这本书以后，给人的感觉，不但没能“为史学家提供信实的资料”，反而让我们这些“好奇者”，更加觉得“河内刺汪”这件事，实在是太令人莫测高深了。
    这不奇怪，政治斗争中的种种波诡云谲，本就不是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芸芸众生、所能够理解的、所应该理解的。
    所以，我们才会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心情，坐在这里写帖子、看帖子，怡然自得、饶有兴味地发出一些令政治家们看了、不禁哑然失笑的思古之幽情。
    1938年12月18日，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汪精卫从重庆出走了！
    汪精卫，我们以前写过一次了，在这里，还是要多罗嗦几笔。
    汪精卫，1883年生，原名汪兆铭，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禹。
    汪兆铭的父亲汪椒，是客居于番禹的一个浙江商人，但他是一个读过书的商人，读书没搞出名堂来，不得已才去经商。
    因此，老来得子的汪椒（汪精卫出生时，汪椒已经62岁，汪兆铭是他的第10个孩子，在男孩中排老四）十分重视这个小儿子的学业，汪兆铭很小的时候，汪椒就开始教他认字、读书。汪精卫说：“我只记得父亲是一个勤学的人，七十一岁以后，眼生蒙翳，不能看见细字，耳又重听。当我傍晚由书塾放学回家的时候，父亲必令我大声诵读王阳明传习录等书两三页，倾耳而听，又令我在一块白漆木板上写三四寸大的字，或陶诗，或陆放翁诗，两三首，背手徐看，直至背诵得出方才罢休。”
    不幸，在汪兆铭14岁那年，父亲去世，长兄如父，从此，汪兆铭就靠比他大22岁的大哥汪兆镛教养。及至年龄少长，自己还是个大孩子的汪兆铭，就开始出去教书了。他后来回忆说：“至十七岁，便出去做‘子曰先生’每月得十元修金，兼去各书院应试，往往取得优等，每月平均得膏火银二十元左右。十八岁，三兄病殁，十九岁，二兄病殁，和两寡嫂一孤侄，恃此度日。一言蔽之，我幼时的生活，是贫薄的，悲苦的。”
    汪兆铭是个念书的种子，1901年县试，年仅18岁的汪兆铭与其二哥和侄子三人居然同时考中秀才，当时的广州知府龚心湛喜欢汪兆铭的文章，特将其拔为第一。
    但汪没有继续走科举这条路，而是出国留学去了。1904年10月，21岁的汪兆铭考上了日本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而且是公派的，不用自家花钱。

    按：晚清，慈禧老太后准备“仿行立宪”，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法政人才。大概是由于屡败于日本吧，觉得日本之迅速强大，有值得学习、借鉴之处，因此“仿行”的对象选中了日本，“而日本立国之基实遵守夫中国先圣之道，因见列强逼处，非变法无以自存，于是锐意立宪以尊君权而固民志。考其立宪政体虽取法于英德等国，然于中国先圣之道仍遵守而弗坠，是以国本不摇有利无弊，盖日本所变者治法而非常经，与圣训正相符合，即中国舆论，亦以日本之变法参酌得宜最可仿效。”
    为适应大批学生赴日学习法政的需要，日本当局在法政大学开办了“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并于1904年 5月招收了第一期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既然是“速成”，当然不可能学四年，第一期原定为一年，从第二期开始，则延长为一年半，汪兆铭考中的，就是第二期，同学中，还有同为广东番禹人的朱执信和胡汉民。
    胡汉民后来回忆说：“同学多俊秀，亦非曩日之比。余尤与汪精卫、朱执信、张伯翘、李君佩、古湘芹、陈协之契合，与共晨夕，为学问道义之切磋。汪、朱固有民族革命思想，余尚气敢言，而汪、朱器量之宏远，心思之精密，皆足以匡余之不逮，则交益深。”

    汪兆铭的日本之行，奠定他一生事业的基础，正是在日本，汪兆铭结识了他的导师、革命党人孙中山。汪后来回忆说：“乙巳年，我二十二岁，孙先生到东京，我和朱执信等几个人前去见面，加入中国同盟会，是为我献身革命之始。”
    1905年 7月，汪兆铭加入了“兴中会”，1905年 8月20日，“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
    在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被选为总理，后因日本政府的干涉，“中国革命同盟会”改称“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
    同盟会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汪精卫为评议部评议长并兼任执行部书记长，至此，汪一跃而成为与革命先驱黄兴比肩的人物。
    同盟会的机关报即《民报》，汪兆铭、胡汉民、吴稚晖等都是主要撰稿人。在这一阶段，汪兆铭给自己起了个笔名“精卫”，取为了革命不屈不挠、奋斗到底之意，名噪一时。以至于从此而后，大家都称其为汪精卫，至于其本名“兆铭”和字“季新”，后世反而不大有人提起。
    没想到，多少年以后，“精卫”居然落水投敌，没的玷污了填海的精卫。
    1906年 6月，汪精卫从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毕业，并与朱执信一道被评为优秀学生。
    跟现在一样，当年的公费留学生，同样有“回国服务”的义务，汪精卫当然不打算为“鞑虏”服务，于是他滞留日本，找了一份翻译的工作，一方面维持生计，同时继续自费读法政的专科，主要精力，仍然放在为革命鼓与呼上。
    对这一段生活，汪后来回忆说：“自费的钱，是从译书来的，只是那时的译书，只为得钱，如法规大全等等，纯是雇佣式的。官费的时候，每月只得三十元，自费的时候，每月所入，竟有五六十元，除了自己使用之外，还可以帮朋友的忙。”
    迫于请政府的压力，1908年初，日本政府将孙中山“礼送”出境，流亡于南洋各地，汪精卫自然是忠实的追随者。
    在南洋，汪精卫结识了一位富商的女儿，那就是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陈璧君。
    陈璧君，1891年生，字冰如，原籍广东新会，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其父为南洋巨富陈耕基。
    1906年，孙中山建立同盟会槟城分会，15岁的陈璧君成为最年轻的女会员，不久，又介绍自己的母亲卫月朗入会，母女会员，成就了当年的一段佳话。
    1908年 3月，汪精卫来到南洋为革命筹集经费，结识了陈耕基。汪是著名的美男子，又是年轻的革命家，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一见之下，居然芳心暗许，发誓非此人不嫁。
    早在出国之前，汪精卫的大哥汪兆镛就为他许了一门亲事，后来，汪精卫跑到日本留学，走上革命道路，此时，汪兆镛正为两广总督岑春煊幕府。据汪回忆：“有一日岑春煊喝醉了酒，硬要我长兄将我交出来，不然就要对不住。我长兄急得没法。我得此信息，便写了一封最后的家信，署名‘家庭之罪人’。”
    为避免给自己的老哥哥找麻烦，汪精卫效谭嗣同的故智，给汪兆镛写了一封信，声明断绝与家庭的关系，同时把已定的婚约也给退掉了，他说：“事已发觉，谨自觉于家庭，以免相累。……望纵之，俾为国流血，以竟其志，死且不朽。惟寡嫂孤侄望善抚之，不然，死不瞑目。亦此非罪人之所宜言也，与刘氏女曾有婚约，但罪人既与家庭断绝，请自今日始，解除婚约。”
    从此，汪精卫发誓，革命不成功，誓不结婚。
    陈璧君的性格，尤胜于男，那可不是你一句不结婚就能挡得住的。从此，陈就算黏上汪精卫了，1908年 3月，陈璧君学也不上了，跟着汪精卫去了东京，经孙中山特批加入了同盟会，并分派在《民报》工作。
    这下可好，汪精卫连躲都躲不了，但他坚持只是那几个字，革命不成，绝不结婚。陈璧君也很有韧性，你愿意说什么说什么，能在一起就行，反正你不跟我结婚，不也不会跟别人结婚么？走着瞧！
        这时，汪精卫做出了一件大事，也促成了彼此的姻缘。
    1909年，汪精卫决定回国刺杀满族高层人物。
    事情的起因，是当时的孙中山遇到了两个大难题。
    在外界，与梁启超的论战升级。众所周知，在反清的大目标上，孙中山与梁启超是一致的，但实现的方式不一样。孙中山是“革命”派，崇尚武装斗争，疾风暴雨，摧枯拉朽；梁启超则是“改良”派，和风细雨、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两派的《民报》和《新民丛报》就成了论战的阵地，打得不亦乐乎。
    老实讲，就实现社会变革的方式而言，“改良”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能够“改”而趋“良”，当然是好事，因为对社会资源的破坏性小嘛，何乐而不为。奈何在中国这样一片土壤上，长不出“改良”的果实，庶民与士大夫之间、士大夫与帝王之间，都有着明显的界限，彼此过不上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个“良”，却如何“改”法？
    既然“改良”的路走不通，那么，谁挡道，就只好“革”他的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除了传说中的尧、舜、禹让了几次，还有几个父亲给亲生儿子让了几次以外，只要是改朝换代，都是革命“革”出来的，从没有听说能商量的。

    按：所谓“禅让”，其实都是瞎掰，尤其是唐朝那几位，高祖李渊禅位给太宗李世民、睿宗李旦禅位给玄宗李隆基、玄宗李隆基禅位给肃宗李亨，都是在特殊情况下，想不“禅”都不行。包括尧、舜、禹的所谓“禅让”，俩人来回来去推，一个非要让、一个说死了也不干，摆明了就是演戏，别人看了，既可笑，又虚伪。
    唯一让人有点敬佩的，就应该说是南宋的偏安皇帝、高宗赵构禅位给孝宗赵昚了，不仅让了，还顺带手把皇帝的位子还给了赵匡胤这一支，就冲这一点，历史上也应该有他一笔。

    孙中山走的也是这条以暴制暴、以血洗血的路，从同盟会成立，孙中山组织了多次武装暴动，虽然均以失败而告终，但依然为革命而“屡败屡战”。
    以此，梁启超将孙等革命派人物讥为“远距离革命家”，说他们自己在国外住高楼大厦，却让别人去卖命。（“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
    内部，同盟会的重要干将，主编《民报》的章太炎于1908年底与孙中山分手，其原因有二，一是认为孙“独裁”，二是说孙将《民报》的经费挪作他用。

    按：孙中山的外表虽然十分温文尔雅，但性格却极为强势，说一不二。这一点，在当时讲求“民主”的新派人士中，颇有人指摘，说他“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甚至有人说：“革命之前必须先革革命党之命”，就是指孙。

    章一度与同盟会闹得很僵，他退出《民报》之后，该报不得不停刊了一段时间，到1909年，汪精卫将《民报》复刊，章还曾写了一篇《为民报检举状》加以声讨。此事把黄兴气得够呛，黄曾对孙说：“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指章太炎）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
    出于这两方面的压力，这一段时间，孙中山及同盟会都处于内外交困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以牺牲“小我”的方式，证明同盟会为了革命不惜一腔热血，而决不是“远距离革命家”。他决定赴北京、刺杀清政府的高层人物，以挽救同盟会。
    他给孙中山写了一封《致南洋同志书》，说：“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汪精卫说：“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作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
    实际上，“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这样一种思想，在汪精卫，是一以贯之的，包括后来“忍辱负重”地去担负对日外交，甚至于包括后来与日本人谈和、组织伪府，在汪的内心深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去当汉奸。相反，他同样是抱着“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的态度去的，他觉得自己是为了挽救更多的人，而不惜牺牲名誉甚至其他更多的东西而做的，基本上相当于古语中所说的“舍生取义”，至不济也是“割肉喂鹰”、“舍身饲虎”，是“大慈悲”对此，汪认为很“高尚”。
    对于汪的狂热之举，孙中山并不赞成，他主要是觉得汪精卫是个人才，这样死了太过可惜。对此，汪精卫说：“无如革命党之行事，不能以运动为已足，纵有千百之革命党运动于海外，而于内地全无声响，不见有直接激烈之行动，则人几忘中国之有革命党矣。故运动与直接激烈之行动，相循而行，废一不可。”
    孙中山说：“由黄冈至河口等役，……先后六次失败，经过六次失败，精卫颇为失望，遂约合同志数人入北京，与虏酋拼命。”
    临行，汪精卫给好友胡汉民留下一封血书，其中称“我今为薪，兄当为釜”，意思是我今天当柴禾烧了，后面看你的了，你这口锅要把满清这顿饭给做熟。与“我为其易，君为其艰”的意思，基本差不多，但更为悲壮。
    在《致南洋同志书》的最后，汪精卫反用伍子胥的临终高论：“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其雄姿英发，豪迈警策，令人神往，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
    行刺的助手，汪精卫挑选了黄复生和喻培伦。黄、喻二人都是四川内江人，黄复生与汪同岁，喻培伦则小汪三岁，二人都是同盟会中的爆破专家。
    不出意料地，陈璧君坚决要求参与行刺，汪拗不过，只好答应她。
    最初，汪精卫选定的刺杀目标，是两广总督端方，因当时听说端方有可能转任直督，汪等打算趁机下手，因此，他与黄复生赶往汉口，找到了同盟会会员孙武，并运来一批炸药。
    结果，不知端方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潜行离开，汪精卫等失去了机会，只好将炸药留在汉口，自己暂回香港。
    不久，汪精卫决定进京，刺杀清廷亲贵，这样影响更大。于是他请黄复生、但懋辛二人先期前往北京，建立秘密据点。
    1909年底，汪精卫与黎仲实、陈璧君三人到达天津，与他们接头的是清朝户部官员的女儿、同盟会会员郑毓秀。不久，炸药也运到了天津，在郑的协助下，汪精卫等将炸药运进北京。
    据说郑毓秀也爱慕汪精卫，这完全有可能，彼此都是革命志士，双方又郎才女貌（陈璧君虽在妙龄，其容貌却不甚美丽，面相显得比较老气。郑毓秀与陈璧君年龄相若，论姿容则胜于陈），可说天生一对，但汪精卫已经做好必死的准备，如何肯牵累他人。
    后郑毓秀赴法国学法律，回国以后，嫁给了小她 8岁的同学魏道明。
    1910年 1月，汪等来到北京，黄复生已经在琉璃厂东门建立了一个据点，对外以“守贞照相馆”的名义做掩护，接着就开始准备行刺。
    最初，汪精卫选择的刺杀对象是两位年轻的满洲亲贵、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涛和载洵，但没有成功。据黄复生回忆：“精卫偕余携皮包，内置铁茶壶，满贮炸药，赴东车站相候，拟于下车时炸之。讵因为时过晚，见满站皆戴红顶者，恐误中他人，遂怏怏返。”
    后来，汪精卫又想炸当朝的庆亲王奕劻，又找不到机会。
    一不做二不休，汪精卫决定直接行刺“今上”（即小皇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
        黄复生说：“时庆亲王最专横．余等复欲炸之，因不得间，嗣乃决议擒贼擒王，始以摄政王载沣为目的物。”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1910年 3月31日夜，喻培伦、黄复生觅得机会，将炸弹埋设在后海某处，并决定由汪精卫伺机引爆。
    关于埋藏炸药的具体地点，有“甘水桥说”和“银锭桥说”。
    黄复生是这样说的：“余复多方调查。最后测定什刹海旁之一小桥，名甘水桥，距摄政王府最近，为出入必由之地。桥之北行阴沟一道。可将铁坛罐埋于桥下，人则藏于阴沟内，用电气发火。伺其过桥时，则接机关，电流—通，电气雷管遂起作用，而使炸药爆发。””

    按：载沣住什刹海，但那并非摄政王府，而是醇亲王府。
    载沣的父亲即醇亲王奕譞，其兄则是光绪帝，后载沣承继了醇亲王的爵位。光绪死后，慈禧挑选载沣的儿子溥仪当皇帝，这样，原来的醇王府就成了“潜龙邸”，照规定，载沣就不能再住了。于是，清政府在府右街为载沣另建摄政王府，因当时清朝内外交困，财力支绌，新府很长时间建立不起来，载沣只好暂时仍住老醇王府。

    老醇王府在后海北岸，府邸后为卫生部机关所在地，花园则为宋庆龄故居。
    汪精卫本人则持“银锭桥说”。他后来被判处“永远监禁”，押在法部监狱，看守张德兴对他甚好。据张德兴回忆，关于行刺一事，他曾与汪谈起。当时汪是这样说的：“是夜余与友二人至银锭桥下，埋置炸弹毕。”
    其实，他俩说得都不对。
    据亲手拘捕汪精卫的金样瑞后来回忆：“在载沣府之迤东，鸦儿胡同迤西，有一小型石桥（无名，往北通甘水桥），这是载沣每天必由之路。”
    金样瑞是个“黄带子”，其时充任醇亲王府的马队卫士，载沣出门，除了警察之外，金样瑞他们也要随扈。
    金样瑞是“老北京”，又常住什刹海，对附近的一草一木，想是比广东人汪精卫、黄复生要熟悉得多。况且，自乾隆开始，“银锭观山”就是燕京八景之一，如果真是银锭桥，金样瑞怎会称之为“无名小桥”？
    在埋设炸药的当夜，出了点小意外。汪精卫说：“因导火线过短，不能应用，故修理将至天明，无结果而罢，故将铁罐炸药弃置桥下，用草及土掩蔽，以待翌日继续修置。不料翌日竞行事发，风声甚紧，正欲待机而动，已为警探侦之。”
    在这里，汪的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他把几天晚上的事混在一块了——据黄复生回忆：“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余与喻君往桥下工作，不知何来多犬狂吠。幸次夜往埋、异常清静。埋毕，敷设电线，不图线太短，所差甚多。”
    也就是说，3 月29日，黄、喻就来了一次，结果受到意外干扰，没有成功。3 月30日又来，这晚倒是很清静，结果当黄复生安装炸弹的时候才发现，带来的电线太短了，不足以拉到引爆人的藏身之处。
    第三天即 3月31日，白天，他们去买了足够的电线，“至晚间十二钟后，余与喻君复往工作”，正干得起劲时，意外发生了：“喻君于桥下举首上望，讵见一人蹲于桥上。喻君以日话私谓余曰，桥上有人，吾等之秘密恐已被其窥破矣。”
    据黄复生回忆，等他们被关入监狱以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始知其人系一赶大车者。因其妻三日未归，彼见桥下有两人，方以为系其妻与奸夫也。”
    黄复生听喻用日语跟他说已经暴露，“闻之骇然，乃嘱其速往告精卫避归，余将看一水落石出。”
    由于守贞照相馆在南城琉璃厂，离北城的“作案现场”太远，交通不便。于是汪精卫等在什刹海旁边找了个破庙，此时汪精卫就藏在那里，准备黄、喻二人装好炸弹之后，他适时躲入“阴沟”，等天明之后，载沣上朝，汪引爆炸药，与载沣拼个鱼死网破！
    这就是他们的计划，要说想得很周全，但阴差阳错，连续三天都出现状况，也许是上天觉得汪精卫和载沣都俩寿数未到吧，不让他们死。
    再说黄复生：“喻君去后，余择一巨树因而窥之，初见一人持小灯笼下桥。且照且寻，移时姑夫。余伺其去后，乃疾驰至桥下，将电线收回，拟将螺旋盖取转，以坛罐太重，一人不能携也。讵正退螺旋之际。突闻桥上步屐声其急，因螺旋太深，仓卒不能退去，无已，始将电线结为一束，随以沙土覆之，乃潜匿树后，窥其究竟。时见有三人一为警察，一为宪兵，一即普通人也。持灯笼二。下桥寻觅，良久乃出。”
    至此，黄复生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于是“乃仓皇还东北园，即夜开紧急会议”，东北园即守贞照相馆旁边，汪等的宿舍，当时参加“会议”的有汪精卫、喻培伦、黄复生、黎仲实和陈璧君。
    商量的结果，黄复生说：“云纪（喻培伦）赴东京重购炸药，仲实、壁君赴南洋筹款，余与精卫则留守，待炸药至乃继续进行，以所余之药无几。”
    都到这会儿了，还想着“继续进行”，汪精卫们太小看清廷的“刑警”了。
    “刑警”就是金样瑞。
    金样瑞回忆的情况，与黄复生说的略有出入。他说：“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夜，小桥附近一个居民起来在门外大便，看见小桥下边有二个人影，分不清是男是女，这个居民认为非奸即盗，回到院里一喧嚷，街坊们都起来出外查看，二人已走。”

    按：“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是阴历，公历即1910年 4月 2日，这个时间应该是金记错了。

    金样瑞说：“到天亮在桥下发现一个二尺多高大铁罐，有套丝盖，傍边有一罗丝，拧着一根电线往北通，一直到甘水桥下，并衔接着一个类似西门子电话匣子的铁盒子，还连着一个手电门，于是大家就报告了果子市东头提督衙门的官厅（是本管地面）。层层上达，一直到内务部尚书善耆（肃王），九门提督衙门正堂毓朗（朗贝勒）及警察内城总厅厅丞章宗祥，诸人均亲来勘查，一致认为是革命党人谋炸摄政王无疑。”
    金样瑞说：“对这爆炸物，当时无人敢往外起，后由善耆电传内务部一个技术职员，名何次青者，才从桥下起出，打开看时，见罐内装黄色及黑色药面，纸桶包装，据说这是英国产物，还有像皮糖的胶质药品。后在德胜门外校场进行试验，配合了约百分之一的一点药品，爆炸后将地炸成一间屋大的深坑。以此推测，倘原埋在桥下铁罐整个爆炸，即掌握电纽人亦难活命。”
    这个罐子是黄复生亲自定做的，他后来回忆说：“以其（指载沣）出入扈从太多，恐铁茶壶之力量太小，乃由余向骡马市大街鸿泰永铁匠铺交涉。定制大铁坛罐。圆径约一尺一二寸，高可尺许，能贮炸药四五十磅。”
        按金样瑞的推算，无论是汪精卫，还是黄复生，不管届时是谁来引爆炸弹，都将与载沣同归于尽！
    侦破此案的任务，就由金样瑞和另一个马队卫士仓春弯承担。这么大的“谋逆”案件，居然只安排这样两个小角色来负责，如果放在今天，不可想象。
    侦查的方式，也很简单，金说：“于是二人白天或往茶馆、澡堂，听闲话，找线索，或到街头巷尾，找可疑人。晚间即在鼓楼附近，逡巡侦查。”
    金样瑞的判断非常准确：“果于一日傍黑，在鸦儿胡同遇见一辆洋车，拉一青年，装束特别，像外省人，往西拉去。”
    事情就有这么巧，被金祥瑞盯住的这个“青年”，正是黄复生！
    黄是被陈璧君“撺掇”来的，据黄回忆：“次晨璧君妙想天开，坚谓所埋之坛罐必未经发现。果尔，则今夜重行施放也。余与云纪到当地探视。”
    此举铸成大错！
    黄复生说：“云纪由西而东，余则自东而西。余方行至什刹海附近，远望甘水桥上鹄立持枪警察三，余遂未前进。少焉见一人乘人力车，似熟睡者，偏偏倒倒通过，而三警察皆极注意其人，盖即云纪也。余恐有侦者，尾其行，遂未与语，而还东北园，云纪早已归矣！”
    黄复生还担心喻培伦被警察盯住，殊不知，喻倒是没暴露，自己反倒被人跟上了。
    金祥瑞说，当他发现黄复生后，“我即在后面紧追，见坐车青年下车住小石桥附近走去，我即隐身在一家影壁后面，注目侦视。那青年转到桥下，循着沟往北走，随走险往沟里看，直到甘水桥。当他已发现埋的东西没有啦，又折回往东走，经鸦儿胡同出烟袋斜衔往南，在路东一家干果店买东西。”
    “我在外边从玻璃往里看，他掏钱时脸朝外，我发现他衣兜内有枪把。他出铺子一面吃买的东西，一面往南走，到地安门，他雇车，说到东华门。我也雇一辆车，在后面跟踪我向拉车的说，前边车上是我的同事，喝醉啦，我不放心，跟着他，你离远一点，不要叫他知道了发脾气。他到东华门，过了桥出东安门（此门正拆除），顺皇城根往南走，又雇车去琉璃厂东门。我又雇车在后面跟踪。我恐其注意后边车，把原穿青马褂里朝外变变颜色。”
    金样瑞说：“既到厂东门，他下车走入火神庙西夹道，刚进胡同就听一声铃响。我随着走进胡同，人已不见，只见路西一个门内灯光很亮门口像个买卖，料他是进入这个院内。出口见有一小饭铺，我就进去，一面喝着酒，一面和掌柜闲谈。”
    金问：“这口里路西是一家什么买卖？”
    掌柜说：“是家照像馆。”
    金说：“怎么照像馆开到一个小胡同里？”
    掌柜说：“处处特别，大年三十开张，并且净是些年轻的南方人，时常还穿着洋服，也不知什么人干的，闹不清楚。”
    金祥瑞听了以后，没再问什么，“我吃完饭，到延寿寺街买个纸灯笼，又到西夹道里那个门口，看了看，没有动静，就赶紧回队。”
    无须再问了。金样瑞断定，他已经发现了有关谋刺摄政王一案的重要线索。
    此时，黄复生还懵然无知，还在为“云纪早已归矣”而高兴。于是，黄“白壁君，始释然。又明日，三人遂首途矣”。
    这句话不太好理解，需要翻译一下，黄复生的意思是说：他把炸弹已经暴露的事情告诉了陈璧君，于是大家都放弃了继续行动的念头。第二天，喻培伦、黎仲实和陈璧君三人就离开了北京。
    汪精卫、黄复生都没有想到，喻培伦此去，竟然是与他们的永诀！
    4 月 3日，守贞照相馆来了一个客人，这个人叫吴操。
    吴操是化名，其真名叫做白逾桓，大家看这个名字觉得眼熟吧。
    白逾桓，1876生，湖北天门人。
    白逾桓也是留日的，学法律，老资格的同盟会员了。白曾与他人办过一份《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后来这份刊物改名为《民报》，并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
    可惜，白逾桓晚节不保，后来堕落为汉奸，并于1935年 5月 3日被不明身份者刺杀身亡。此事与前一天发生的胡恩溥被刺事件一起，成为“河北事件”的导火索，并最终导致了《何梅协定》的签署。
    不过，此时的白逾桓依然是同盟会的“同志”，黄复生说，白“时在帝国日报主笔政。盖余抵北京，彼初未尝至此”。
    黄福生说：“白逾桓相见即询余曰：日来报纸登载什刹海旁之炸弹案，君知之乎！”
    黄复生当然不会跟他说实话，说：“因相馆事忙。连报都无暇阅。”
    接着，黄就问白，报纸上怎么说的。白说：“前夜当地警察发现地雷后。即报当局，无敢动者。后乃请日使馆某技正前往启视。据云。幸未爆发，否则北京城当陷大半矣。有谓系溥伦贝子谋篡位者，有谓庆王因与肃王有隙，故为此以害之者。又谓系载洵、载涛两贝勒自英带回者，以包药之纸有伦敦宇样也，议论纷坛，莫衷一是。而各机关凡有侦探者，悉出全队以侦之，举凡茶馆、酒肆、妓寮、戏园莫不密布侦探，我劝同志可暂避腥风，勿当此大难。”
    黄复生听了，继续“装傻”，说：“我开此照相馆，炸弹案胡与我事？”
    白逾桓心中暗笑，说：你一个留学生，回国不去当官，跑到北京来开照相馆，你当别人都是傻子哪！（“归来留学生孰不来考小京官。岂肯营照相馆业者。幸勿欺人以自欺也。”）
    黄复生咬死了就是不说（余复力辩之），白本是一番好意，见他死不承认，也就不“较真”了。于是换了个话题：“有程永生同志拟与君晤谈，可否见允？”
    程永生即程家柽，也是一位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他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说。
    黄问：“在何处？”
    白说：“姚蓉初家。”
    黄又问：“姚何人？”
    白说：“名妓也。”
    黄复生一时拿不准能不能见程，于是说：“请迟至九点钟，或当奉命，过时请勿待。”
    白走后，黄即找汪精卫，对他讲了白逾桓说的事情，并问他，可不可以去见程家柽。汪精卫说：“程家柽固老同志。第其人粗豪，恐窑子里一言不慎，反生波折，不如不去之为愈。”
    汪、黄都没有想到，日后为救援他们出了大力的，正是此时他们不肯相见的程家柽。
    黄复生说，大约过了一个星期，白逾桓又来了，说：“炸弹案闻昨日在芦沟桥捕获一人，已枪决矣，君知之否？”
    黄说：“不知道啊。”
    后来黄复生回忆说：“前此私心窃谓报纸所载纯系清廷自相残杀，今复悯无辜之人为余等替死，然对吴君前，仍未敢形诸辞色也。”
        黄复生还在为子虚乌有的“无辜之人为余等替死”而伤心，殊不知，一张大网早已悄悄张开。
    这一个多星期，金祥瑞并没有闲着。
    就在跟踪黄复生的当夜，金向上级汇报了此事，当时值班的“官长”戴保安已经睡下了，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金认为事关重要，“就奔往刘海胡同内右五区，报告刘警官，他也睡觉，门卫先不肯惊动。我说有要紧事，一定要见刘警官，他披衣起来见我。当向他报告了前后经过，他说这事可别放松，又掏出十块钱给我，垫备车钱，叫我明天继续侦查，并要向年警官报告一下，才合手续。我即答应遵办。”

    按：“刘警官”即内右五区（地址德胜门内刘海胡同）署长刘思联，“年警官”则是中一区（地址在地安门内银闸胡同）署长年德俊，载沣每日上朝，必由这两个署的管界经过，换句话说，“案发现场”在他们的辖区，因此“上峰”责成他二人领导此案的侦破。

    次日，金祥瑞又来到这家“照相馆”，金回忆说，当时他看到“字号是守贞”。于是金便让他们给照了一张相，并问几天能取等等，与他们攀谈起来。
    据金样瑞回忆，这时，“我想起那修版的，是青云阁商厂里，一家照像馆的伙计，在他那里照过像，就想找机会和他接近，能得到一些情况，就在附近守候。果见他出来吃饭，我就和他攀谈叙旧，并说在附近住，二人随走随谈，到百景楼（煤市衔路西）同桌吃饭喝酒，这才知他叫王星甫，本京人。守贞的人到他们那里照像，托经理替他们找个修版的，那时王和柜上相处不太好，就被荐到守贞。”
    王星甫对金样瑞说：“南方来的柜上一共七个人，都没辫子，在帽子上缝个假辫子，有时穿洋服，时常叫整桌菜吃，简直不像个做买卖的。……他们的信件来往，都由东交民巷一个什么地方转，花钱很冲。还有宿舍在东北园路西，院里就一排北房，晚上他们都住在那里。”

    按：汪精卫等人勇气可嘉，但毕竟不是职业特工，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其实早已露出许多破绽而不自知。

    吃完饭，金祥瑞以“看版”为由，又与王星甫一同回到“守贞”。“这次在一张桌子底下发现一盘电线，有手指粗，粉红颜色，和桥下起出的电线一点不差。”
    王星甫还给金祥瑞看一张照片，是七个人合照的，并把他们的姓名告诉了金祥瑞，“一个姓喻、一个黄复生、一个汪兆铭，一个罗世勋，在吏部学制馆当差。”
    另外三个人，金祥瑞在回忆的时候已经不记得了，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被他记住的 4个人。
    金祥瑞说：“从像片看，我跟踪的还不是汪精卫，而是黄复生。王说他们为首的是姓喻的。”
    此后，王星甫又向金祥瑞反映，听到他们几个人议论说：“这次是失败了，下次要在后门桥下边做。”王还说，“过了两天，姓喻的就回南方了”。
    至此，真相已经大白。
    “嫌犯”已经落实，还需要在证据方面下点功夫，金祥瑞想起了那只装炸药的铁罐。他后来回忆说：
    “那时北京工业亟不发达，能做套丝铁桶的，只有东单牌楼临记洋行的铁工厂。于是就找内左一区（东总布胡同）署长路廷秋，以本管区署秘密把临记洋行负责人找来，进行追究。做铁罐事果然有的。遂把经手人找来，详问经过。据说共做四个，二个二只多高，二个一只多高，不叫送去，自己雇车来拉走的。叫经手人看那像片，当指出其中的汪精卫和黄复生二人。事已证实，无可犹豫，决定入手逮捕。”
    据金回忆，逮捕的时间是“三月初八日早晨”，即1910年 4月17日，这一点又与通行的说法1910年 4月16日有所不同。
    逮捕由年德俊和刘思联指挥，由金祥瑞执行。考虑到“内线”王星甫的安全问题，金向他们建议：“先把王星甫诱出来再动手，以免拒捕时开枪伤了人家。”
    于是，“我（金祥瑞）就写了一个便条，叫一人伪称是附近饭馆伙计，约他到饭馆来说句话。等他出来，我叫人把他带到一个胡间，不叫他动，然后向他说明情况。”
    金祥瑞说：“恰好在这时，黄复生向西夹道走来，我就用右臂把他一夹，放在年德俊的轿车上解走。我又奔东北园，一进口碰上汪精卫，我一脚把他踢倒逮捕了。从他身上搜出现洋五十块，金表一支，帽子落地发现辫子是假的。”
    黄复生是被金祥瑞用计骗出来的，他后来回忆说：“不图三月初七日午前十一钟顷，余正在东北园宅中与精卫谈话，而余等所雇之小厮名达子者，突来谓汪曰：四老爷！四老爷！照相馆内有人请黄老爷去。余问何事？彼曰：为甚么执照上的事咧。余谓汪曰：想该无甚事罢。汪亦曰，该无甚事罢！余于是遂去。”
    黄说：“讵甫行至琉璃厂大街。突一人挝着余胸，谓余曰：汝使得好假钞票呀！是盖所谓当头闷棒之术。余曰：我的事我明白，汝等不得无礼。旋来多人扔余至厂店。二人执余左右手褫余衣核查之。即随招一骡车前来，拥余登车。车去，至大栅栏，始见军警林立，如临大敌，其初盖皆匿于肆中也。”
    金祥瑞说：“当时发现缺少罗世勋，想起他在吏部学制馆作事，我即由守贞找到一张黄复生的名片，带着几个人，雇一辆轿车，到前门里户部街吏部学制馆去找。号房指给我他的办公屋子，我持黄复生名片，说我是东北园街坊，受黄先生托来找你回去一趟。他问有什么事？我说不知道，说完就往外走。他稍一迟疑，就随我出来。到门外就把他逮捕，六人（原七人，喻姓回南）一同解往内左一区，转解内城总厅。在搜查时发现每人都在内衣（即现在背心）里边装着一本孙文主义。”
    汪精卫回忆自己被捕的情形时说，当时警察在他贴身的内衣中搜出了他写的《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及《告别同志书》等三篇文章，就问他：“为什么将这些文章，藏在身上？”汪回答说：“没有别的，不过觉得拿墨来写，是不够的，想拿血来写，所以放在身上，预备死的时候，有些血沾在上面。”
        从金祥瑞侦破“谋刺摄政王”一案的整个过程看，此人思考问题心细如发，做事张弛有度，兼且身手不凡，当是满洲宗室当中的一流人物。
    次日，汪精卫等被捕的消息传遍全球，当时孙中山正在纽约，闻讯后说：“昨日精卫先生在北京谋炸载沣失手，不幸被捕，已被监禁，将来必无幸免，此即无异断吾臂也。”
    当时在巴黎的张静江则说：“使我费十万金，购一汪精卫来，亦所甘心。”
    “谋刺摄政王”是“滔天大罪”，因此，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汪精卫、黄复生能够逃出生天。汪精卫本人，则从来北京的那天起，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据金祥瑞回忆：汪等被捕以后，“据说六人中五人夜里辗转反侧，只有汪精卫醉饱鼾睡，形若无事。”
    在回忆录中，黄复生详细记录了被拘捕之后的情形：“车既风驰电掣．俄顷间，即抵内城之总布胡同左一区署。两人各执左右手，令余面墙立，略问姓名籍贯后，少息于—斗室。两人仍各执左右手而坐。少焉，—人来叱此二人去，且以亲善之词谓余日：黄先生今日受惊矣！我等为职务所迫，万祈原谅。余曰唯唯。”
    “未几，—人坐公案。二人挟左右臂而立。其人初以惊堂本一拍曰，汝是黄复生。余曰是。又曰：汝干得好事，可速画供来。”
    黄复生还抱着侥幸心理，他觉得“其时实无所谓证人证物也”，于是还嘴硬：“究犯何罪？所画何供？余犯罪之证据何在？”
    对方听了，也不与他“抬杠”，说：“请休息一下罢。”
    “约午后二钟许，即见大车将余等东北园宅中所有一切器具咸运来矣。更见一骡车，所载者即精卫也。”
    黄复生说：“时余知事全败，自分万无生理，心反坦然，精神转觉疲怠。余谓守警曰：余倦思睡，彼辈以门板令余就寝。”
    睡得正香，有人叫黄复生起来，这时已经半夜了。黄复生说：“忽见灯烛辉煌，余意以为必至刑场也。”
    黄随即被带到中午“过堂”之处，“巍然高坐者”还是中午审讯他的那个人，后来才知道此人就是左一区署长路廷秋。
    令黄复生很奇怪的是，“第其时（路廷秋）忽变为最亲善之态度，以极亲切之口吻呼余曰”：“复生！汝之精卫先生，我已请至此，且已录供词矣。”
    于是黄复生说：“我想见见汪精卫。”（精卫何在，余将晤之。）
    对方说：“不可。”
    黄又说：“那你给我看看他的供词。”（然则供词又何在耶？遏以示余。）
    对方说：“那哪儿行啊！”（是乌乎可。）
    接着，路廷秋令从人将“所余之炸药及电线手枪等悉陈于案”，问黄复生：“中午你不是问我有没有证据么，这是什么？”（昼问汝谓无证据，此诸物者，宁非汝之证据耶！）
    过了一会儿，证人也来了。黄福生回忆说：“俄而鸿泰永之主人亦至，指余而言曰：畴昔来我家交涉造铁坛罐者，非子也耶？”
    眼看人证、物证俱在，黄复生不再做无谓的口舌之辩，于是说：“汝今已至，夫复何言．可将纸笔来，余书供词。”
    拿过笔来，黄复生开始写“自供状”：当写到“此次之事，纯余一人之所为，精卫不过客于余处”的时候，路廷秋打断了他，说：“你给我重写”（彼务令余易之。）
    黄复生说：“事实如斯，余胡能诬我良友。”
    此时，路廷秋“动容曰”，说：“异哉，精卫亦如是供也。必不可易，亦已矣！”
    此前，汪精卫确已如路廷秋所说，写下了“亲笔供词”。他是这样说的：
    “汪季恂别号精卫，前在东京留学时，曾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可不多言。丁未年孙逸仙在钦州镇南关起事时，曾与其谋。兵败后携炸药军器等出，潜以此等物件纳入书麓内，寄存友人处。后复在南洋各埠演说，联络同志。继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震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又自以平日在东京交游素广，京师如宪政编查馆等处，熟人颇多，不易避面，故闻黄君有映相馆之设，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处。黄君等皆不知精卫之目的所在，故相处月余。后见精卫行止可异，颇有疑心，故映相馆中有人辞去。至于今日，思闻价言相馆中有事，故即往阅。知事发，不忍连累无辜，故复回寓，拟留书黄君自白。未至寓，遂被收捕。”
    在这里，汪精卫所说的“闻黄君有映相馆之设”、“黄君等皆不知精卫之目的所在”、“拟留书黄君自白”等等，显然都是在为黄复生开脱，打算自己单独把这样一款“滔天大罪”给领下来。
    正是因为路廷秋看到了这伙“革命党人”居然有如此英雄气概，所以不由得不出以“最亲善之态度”，他是由衷地感到一种敬意。
    被感动的，还不止路廷秋。
    汪等被捕后，经过左一区的初审，后被押往内城巡警厅，厅丞就是后来在五四运动中“大出风头”的章宗祥。
    章宗祥，字仲和，1879生，浙江吴兴人。
    章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03年回国，先在北京京师大学堂任教，后被清政府清廷“赐进士出身”，从此走上官场，1909年任北京内城巡警厅丞。
    “谋刺摄政王”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案，由章宗祥“亲鞠”。黄复生说：“一星期后，移拘内城总厅。次日，由厅丞章宗样召集全所职员作第二次之审讯。即所谓清供也。俭事顾鳌也在座。”
        此事，章宗祥的好友、另一位因五四运动“名扬四海”的曹汝霖也有回忆，他说：“仲和为内城厅丞时，适逢汪兆铭行刺摄政王未遂之案。汪在地安门什刹海银锭桥下埋设炸弹，是处为摄政王每朝必经之路，正在工作之时，被巡警发见逃走。后侦知汪未婚妻陈璧君与黄复生，在外城琉璃厂开设一照相馆，汪亦同住，遂被捕。捕后由章仲和亲自鞠讯，汪不答言，但索纸笔，席地写供辞，洋洋数千言，力言革命之起，由于朝政腐败。”
    汪精卫在“清供”中是这样说的：
    “自被逮以来，诘者或曰：今中国已立宪矣，何犹思革命而不已？呜呼！为此言者，以为中国已有长治久安之本，而不知其危在旦夕也。自吾党人观之，则数十年以来，其益吾民之悲痛，而不可一日安者，固未稍减于囊昔，且日以加甚者也。”
    “其专制政体，行之已数千年，自二百六十余年以来，且日益加厉，而所谓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在于君位，而政府及各省行政官，特为奴仆，供奔走而已！”
    “国人于庚子以来，颇知敌国外患之足惧。至于今日，反熟视若无所骇，此真可为痛哭者也。夫中国自甲午战败以来，所以未致于瓜分者，非中国有可以自全之道，特各国平均势力之结果而已。”
    “分割之惨，夫人而知之矣，抑亦知所谓保全者，其实祸无异于分割，国不能自立，而赖保全于人，已失其所以为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所谓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者也。”
    “以强国而与弱国同盟，是必强者以同盟为饵，而钓此弱者也。前此之清俄同盟，是其例矣。夫国不自强，万无可以与他强国同盟之理，而非于国家权力发动根本上，有大变革，又无可以自强之理，爱国者可由此以知其故矣。今之谈国事者，不以此为忧，而顾以迩来中国与外国交际，其体面较优于前，遂怡然用以自慰。夫曩者中国所以不见礼于外国者，以其有贱外排外之思想，然虽如是，而俄人固尝以深情厚貌相结，而因以攫大利矣。
    “今日国人之思想，已由贱外排外一转而为媚外，而各国之智，孰不如俄？知中国之所重者，不在主权，不在土地人民，而惟在体面，遂亦竞以深情厚貌相结，以期外交上之圆滑，而中国之人，遂以沾沾自喜。间有一二小小权利，得侥幸争回，则尤大喜欲狂，而于外国之协以谋我，瞠乎若无所见，此真燕雀巢于屋梁，而不知大厦之将倾也。此无它，由人人心目中以为已预备立宪，凡内治外交诸问题，益可藉以解决，醉其名而不务其实，如相饮以狂药。猥曰期以八年，迢迢八年之后，中国之情状，真有不忍言者矣。“
    最后，汪精卫断言：“由此言之，则中国之情势，非于根本上为解决，必无振起之望，及今图之，其犹未晚，斯则后死者之责也。”
    这一篇洋洋洒洒近4000字的长篇“供词”，不啻为一堂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课，令在座所有的人气为之夺。
    汪精卫是天才的演说家，这一点，汪的好友胡汉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余前此未尝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未见有工演说过于精卫者。”
    章宗祥同样为之动容，据曹汝霖回忆：“其时各省革命党，屡屡起事，前仆后继，都遭镇压。仲和以革命党非杀戮所能戢止，又以汪之文才，杀之可惜，拟设法拯救。若交刑部，必处大辟，乃商之衮父，请肃邸设法拯救。”

    按：曹汝霖回忆中提到的“衮父”指汪荣宝，时任民政部右参议。“肃邸”则是肃亲王善耆。

    警政归属于民政部管辖。因此，处理汪、黄行刺案的，是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章宗祥就是善耆的直接下级。
    善耆是清太宗长子、肃亲王豪格的后裔，肃亲王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传到善耆这儿，是第九代、第十个王爷。除了豪格，这一支多籍籍无名的人物，只有第七代的华丰，历史上有他一笔。同治初，慈禧太后“诛三凶”，其中肃顺被绑赴菜市口，监斩的就是时任宗人府宗令的华丰。
    善耆出生于1866年，此时四十出头，在“满洲亲贵”中，相对属于比较新派的人物。同时，善耆也是中国现代警政的奠基人，曹汝霖说：“肃王开始设警察，聘日本川岛浪速为顾问，设内外城厅丞，专司市政，内城厅丞为章仲和（宗祥），外城厅丞为朱桂莘（启钤），于是内外城均添修马路，编查户口，每家编门牌，盗贼案顿减少。”
        因此，处理“谋刺摄政王”一案，善耆是至关重要的人物。
    由于“若交刑部，必处大辟”，因此章宗祥的意思是不走司法程序，就在民政部、善耆的权限内解决此案。曹汝霖回忆说：“（章宗祥）并以供词呈阅（善耆），由肃邸提讯过一次。衮父又向肃邸力言，革命党只能以改革政治使之感服，决非以刑杀所能戢止，汪兆铭供词，政府可作参考。”
    据黄复生回忆，就在章宗祥“亲鞠”的第二天：“有萧君者，前来安慰余曰：为黄先生报—喜信。略谓昨因汪先生曾为一文，洋洋数千言，堂官（指肃王）阅之甚为感动，对于两公力图营救，此案大致可无生命之危矣。”
    黄复生则说：“感君盛意。不过吾等此次之所为，即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为国家人民谋幸福不成，死亦分也。”
    第二天，又有客人来访，黄复生说：“次日，余正翻阅残书，忽闻室外有人耳语声。少焉，即见—人启帘入。询余日：贵姓是黄？余曰是。向余一揖，余亦报以一揖而退。”
    黄复生说：“时余之外室有持枪警察四人，昼夜监守。余叩以斯人为谁？曰伦贝子也。”
    “伦贝子”即贝子溥伦，也就是白逾桓口中的“有谓系溥伦贝子谋篡位者”。
    溥伦是道光帝的直系曾孙，属于“天潢贵胄”，不过他的爷爷、道光帝长子奕纬只封了个郡王，而且也不是“世袭罔替”，因此只能逐代降袭，到他这儿降成了贝子。
    1904年，中国参加了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展示自己，“代表团”团长就是溥伦。
    1907年，溥伦与光绪的师傅共同筹备成立资政院，并担任总裁。
    溥伦有个弟弟，比他更出名，那就是“民国四公子”的之一的名票友、“红豆馆主”溥侗。可惜溥侗在抗战期间出任了伪职，有损清誉。
        黄复生说：“余忖其必以震惊革命党三字而来，在彼之意，必以为系三头六臂，不图乃一白面书生也。”
    又过了一天，肃亲王善耆居然亲自来狱中看望黄复生。
    黄说：“又明日午前，警察来告，谓肃王将来谈。”
    一会儿善耆来了，见黄复生正在看书，于是就攀谈起来。说：“现在正是读书的时候，不知道你家祖先是哪一位，是黄汉升呢？还是有一个叫黄什么的，曾经在监狱里要求跟夏侯胜学习《易经》，当时夏侯胜说，‘马上就死了还学什么《易经》？’黄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是他们中的哪一位呢？”（“此时正好读书也，犹忆从前令先祖，不知是黄汉升，还是那一位，曾在狱中与夏侯胜学易。夏侯曰：此时还学什么易经？黄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黄汉升”即三国时蜀国五虎将之一、老将军黄忠。随“夏侯胜学易”的是黄霸，那是西汉的事，两者不“搭杠”。在这里，善耆是想考一考黄复生的学问。
    这个当然难不倒黄复生，于是黄说，学《易经》的是黄霸，字次公，不是黄汉升。
    善耆听了很满意，说：“你的书读得很熟，很好很好，我再去跟精卫谈谈。”就走了。
    写到这里，笔者倒觉得，在前清即将走到其生命的尽头的时候，这个王朝确曾在向着开明的方向走去，也的确出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菁英人物。像溥伦、善耆，作为皇室贵族，能够向平民百姓行礼；能够与犯了“十恶”之罪的在押犯、要“革”他们的“命”的对头，心平气和地、平等地讨论问题；甚至能够认识到“革命党只能以改革政治使之感服，决非以刑杀所能戢止”，着实是了不起的气度。与历史上所有的其他王朝，那种越是接近崩溃，越是倒行逆施的疯狂举动，迥然不同。
    恐怕这就是因为时代毕竟在前进吧。
    据金祥瑞回忆：“清朝末季五大臣中，肃王头脑比较清新，他是内务部尚书，内务部是内城总厅的高级衙门。鉴于各地人民反满情绪日高，所以对本案当然有所暗示，在鞠讯汪精卫等时，不准用刑，也不叫下跪。在肃王亲讯时，因语言不通，给以汪精卫纸笔，令其笔录，乃下笔千言一挥而就，肃王更有爱才之意。六人未被处死者，肃王关系至重。”
    时任内城总厅主事的王劲闻，当时主管汪精卫的这个案子，许多年以后，他曾对金祥瑞说，当年，善耆曾把他叫去，对他说：“案中都是青年人，不要过于为难。”
    王劲闻还说：“叫汪精卫在他的供辞上捺手印时，汪看上面写的不是谋炸摄政王，而是因列强对中国耽耽虎视，危如累卵，国人都在沉睡不觉，藉此震醒国人等语。汪看不是原供，不肯捺压。几经劝导，并说肃王向摄政王就这么说的，他才捺了。”
    曹汝霖说：“肃邸听了衮父之言，又爱汪之文才，乃转陈摄政王，力请从宽办理，以示朝廷宽大，使革命党感激自新，若杀一汪兆铭，反可激起无数之汪兆铭也。”
        4 月29日，决定性的时刻终于到来。
    黄复生说：“至三月二十日午前八点钟．巡官来谓肃王请汝等询话，导余至一客厅，精卫亦至。”当时在场的还有厅丞章宗样及捡事顾鳌。
    据黄复生回忆，当时善耆“以滑稽态度”对他和汪精卫说：“汝二人亦久违矣，今特来为汝等介绍，有什么话，尽管随便谈谈。“
    善耆继续说：“此次之事，王爷（指摄政王载沣）甚震怒，我与之力争。我说冤仇宜解不宜结，革命党岂止汪黄两人乎？即使来一个捕一个，但是冤冤相报，何时是已。如今已争到徒刑，但是在有期无期间，我还是为汝等争也。”
    说到这里，善耆给汪、黄二人透露了一个信息：“不过此次有一人很费得力呀，其人为谁，即程永生也。”
    前面说了，程永生就是程家柽。
    程家柽，1874生，安徽休宁人。
    程家柽其人，不太为人所熟知，其实，对于对于同盟会的成立，程家柽可说居功至伟。黄兴的华兴会、蔡元培、章太炎的光复会都是在程的联络下，统一到同盟会当中的。
    1899年，程家柽被两湖书院送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农科。在日本，程家柽结识了孙中山，接受了三民主义的主张。1905年，程家柽与宋教仁、陈天华、白逾桓等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1905年 7月19日，孙中山抵达日本横滨，程家柽联络宋教仁、陈天华等到《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与孙中山会见，商讨组织“革命团体问题”，为不久后同盟会的成立铺平了道路。孙中山在这次会见中指出：“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
    1905年 8月20日，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举行，会上，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预想到的事情。据宋教仁在《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中记载，“有心怀首鼠而昧于孙文之为人者，崛然起立，诘问于孙文曰”：“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请明以教我！”

    按：在当时的革命党人中，除了推翻满清这一共同目标以外，其政治态度其实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等就拥护帝制，认为“帝王一人秉政，优于立宪，没有什么不好。”后来光复会部分会员退出同盟会，与这种根本分歧，有很大关系。之所以有人这样问孙中山，也是出于同样的担心。

    宋教仁说：“其在会场近三百人，正演说畅酣，闻诘问之言，忽如裂帛中止。孙文、黄兴不知所谓，默然莫对，会之成否间不容发。”
    眼看会议就要被搅黄了，这时，挺身而出的，正是程家柽。
    宋教仁说：“君（指程家柽）知事急，乃越席而言曰：‘革命者，国人之公事也。孙先生何能为君主！民主惟在吾人之心中，苟无慕乎从龙之荣，则君主无自而生。今日之会，惟研求清廷之当否革除，不当问孙先生以帝王民主也。’”
    程家柽一言九鼎，至此再无持异议者，“议乃决，争具盟书名之曰中国同盟会。”
        会后，程家柽等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
    1906年 2月，程家柽回国，被京师大学堂聘为农科教授。
    由于程家柽的父亲程承翰是清管学大臣孙家鼐的弟子，利用这种渊源，程有机会结交清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就这样认识了善耆，程家柽的妻子还当了善耆的家庭教师，为他的家眷补习文化。
    当时，对于“谋刺摄政王”一案的处理，颇有人主张“严惩”，如大学士那桐、学部侍郎宝熙，都主张凌迟处死，还有领班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再加上摄政王载沣本人是“苦主”，自然都是这个态度。
    于是，程家柽找到善耆，向他指出：“今则民族之义深中人心，兆铭岂畏死者，徒激天下之怒。”
    善耆认为有道理，于是去找载沣。在清朝末年的大臣中，载沣也属于比较明白的，听了善耆的话，“亦以为然，欲为保全，苦无其例。”
    是啊，谋逆大罪，不仅凌迟，要“满门抄斩”的。善耆又问计于程家柽，程给他举了榎本武扬的例子：“日本维新之初，德川家臣榎本武扬者，以叛其政府擒于战阵，因其曾习海军，不忍刑戳，惟拘囚之以俟悔过。而日本之海军卒为武扬所兴，人才难得，奚必逆我者而弗能用也。”
    凭着这套说辞，程不仅说动了善耆，善耆还做通了载沣和奕劻等人的工作，认为汪等人的谋刺行为系“误解朝廷政策”所致，因而此案“罪状非关私事”，而是今后如何处理此类事件的问题。

    按：另据溥仪后来回忆，当时，曾经有日本人向善耆施加过压力，请他从轻发落。

    当然，善耆也是“心怀大志”的人，后来曾两次谋划所谓“满蒙独立”。其内心，恐怕也有他的想法，其用意自然是想着今后为我所用。因此，从汪精卫们一“进来”，就得到了善耆的“曲意回护”，并最终助汪等逃出生天。
    谈完程家柽，善耆又开始与汪、黄二人探讨“革命的道理”，他说：”我生平最爱读《民报》，出一期我读一期。我当时曾说过“天讨”（《民报》增刊）所插的画（为苏曼殊所画翼王夜啸图及射狐等），我说‘《民党》内有如此人才，可以言革命矣。’但是不过《民党》所标的三民主义，我犹嫌狭隘得一点。我想将来不但五族大同，即世界亦将有大同的时候，不悉我这种主张，你们二位以为如何。”
    这一番话，当然有“投其所好”、“套近乎”的意思，但也可以看得出来，善耆颇能接受新思想，对于“革命党”的主张，显然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对此，汪精卫不软不硬地说：“兆铭和复生的主张，已在《民报》上披露。今天王爷所说，我等向来无此种观念，不能作答。”
    听了此话，善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竖一拇指”，说：“到此生死关头，尚能坚持自己的宗旨，真是令人佩服。”
    据黄复生回忆，当天，“直谈至午后三钟，刑部方面屡催起解，彼犹依依不舍，谓为相见恨晚。”
    旋即宣布判决：汪精卫、黄复生二人“永远监禁”，罗世勋则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临行，善耆说：“我这面惜无房舍安顿二位，刑部监系未改良的，恐待遇有不周之处，都向我这面看看。如须阅何书报，尽可写信来，我当然办。”
    黄复生说，善耆走后，“旋即用骡车派军队护送至刑部，狱官问姓名毕，即入狱。所幸者，顾巨六为余等交涉作官犯办，得享小屉，用自己袱被衣服等优待。其他如全部刑具以及饮食等，皆与常犯无异。”
    1934年，汪精卫已贵为“国府”行政院长，曾有记者采访过当年法部监狱的看守张德兴，谈到汪精卫在监禁中的生活，是很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谈到汪精卫等被移送法部监狱的情形时，张德兴说：“先是，余等奉官长命令，谓将解来革命党要犯，应加意看守，不得稍有疏失，彼时因在前清帝王时代，故多呼革命党人为反叛，当汪先生解至法部监狱中，市民多赴法部门外观次谋炸清廷摄政王之要犯，市民多呼汪先生为反叛，彼时余等脑筋简单，不知革命犯即系高尚之政治犯，只为反叛二字所麻醉，故彼时之心理，对汪先生是为重大要犯，不敢稍有疏失。”
    “是日汪先生经法部收发所收押后，即送交余所管辖北所，余依向例，接收犯人需用项锁将犯人套入狱中，故彼时亦用项锁将汪先生引入房中，当时审查汪先生系一文弱书生，并非以前余所理想反叛必系强暴之人，因此心中不安之念，已一扫而空。”
    “旋有班长胡俊，前来检查犯人，狱中有一检查犯人手续，即犯人入狱之时，须将全身衣服，脱得赤裸裸的，详为检查，恐犯人暗藏自杀或违禁之物，或有意外之变，此种手续狱中人呼之为‘洗差事’。洗差事之事，率多令狱中其他犯人代为办理，司检查者不过在旁监视而矣，此种陋规，亦不外敷衍从事。是日汪先生入狱。亦照例举行席的手续，惟汪先生不名狱中规矩，对于令其脱去全身衣服，甚不满意，似有士可杀不可辱之势，余当向前解释，并说明必须检查理由，汪先生始谅解，而受检查，此第一日入狱大略情形，余则并无特殊情事可追忆。”
    据黄复生回忆，当时他们几个人都是单独囚禁，“余居第三监，精卫居第四监，罗伟章（即罗世勋）居第二监。
    从此，汪、黄等人就算正式开始“蹲监狱”了。
    宣判那天，善耆曾经说：“如须阅何书报，尽可写信来，我当然办。”曹汝霖也说：“肃王又特嘱刑部监狱，加以优待，故汪氏在刑部狱中，尚能阅报作书。”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简单，汪精卫的牢狱生涯，没有那么“舒坦”。
    看守张德兴与汪精卫相处近一年半，对汪多有照顾。后来，他回忆了狱中的许多情况，读来饶有兴味。
    如谈到吃的方面，张介绍说：“彼时囚粮系由米仓领出之极劣老米，狱中呼此米为老米干，盖系仓中久存之米，色黄褐。……在前清时代，京都商民，多食老米。则狱中犯人囚粮，亦为老米，惟系次等之老米耳。汪先生南方人，在广东久食白米，故入狱之后因习惯之不同，饮食极感不便，厥状甚苦，但汪先生甘心忍受，从未言及老米饭之不能食。余观汪先生每日食极次之老米干饭，大腌萝卜一块，菜汤一碗，为状甚苦。”
    黄复生吃了几天，实在忍无可忍。据张德兴回忆：“与汪先生同案之黄复生先生，因不能食老米饭，每日两餐不能下咽，致饥饿不堪忍受。黄先生被迫无法，乃要求改食白米饭，但狱吏不为呈报，黄先生焦灼万分。是一日法部堂官查监，黄先生乘机请求改食白米，并申述南人因习惯不同，不能食用老米，请求恩典。当时堂官即为允准，准黄先生改食白米饭，每日发白米一斤，以为囚粮。嗣后禁役告之罗世勋，罗先生援例请求，亦蒙准许。”
    张德兴说：“时余亦劝汪先生请求改食白米，以便果腹，汪先生当答，余既为狱中犯人，应守狱规。余炸摄政王，虽为国为民，但在清廷法律之下，即应得死罪。今能不死，以属幸逃法网，尚何能争食白米与老米，故余不愿有所请求，情愿食此老米等语。因此汪先生始终在狱中食用老米。
    张德兴还分析说：“盖汪先生所云，非以不死为侥幸，而不请求食白米，是系不欲以请求食白米之小事，而自损其牺牲精神，汪先生虽不明言，余亦审知其意，故余对汪先生不再劝解。”
    张德兴还说：“一夜适天气暑热异常，人在室中挥汗如雨，余曾欲将汪先生刑具脱除，以期凉爽，汪先生认为不可，乃笑谢云，君盛意虽可感，余殊不愿领受，盖刑具除却之后，设为汝长官查知，则君将获罪，君以爱余之故，而使君获罪，余不忍也，请勿再谈此事，余闻此言亦感佩汪先生人格伟大，与识见高超，从此再不敢以庸人之仁，施诸汪先生。”
    从张德兴讲述的这些事情上看，他能够理解汪精卫“自讨苦吃”的做法，这还真是一个很“明白”的看守，脑子很清楚。
    既然汪不愿求狱方“法外开恩”，张德兴就拿自己的食物给汪精卫吃：
    “余每日在狱中食饭，系自购白面制作，彼时余乃劝汪先生与余同食面物，汪先生初则坚持不肯，经余劝之至再，始肯食用。为日既久，汪先生亦能食面类，如北平之炸酱面，汪先生甚喜食之，每夜余作更看守，必食点心，长久夜坐，腹中饥饿，故每夜购烧饼充饥。有时汪先生与余深夜长谈，腹中饥饿，余必请汪先生食烧饼，汪先生亦颇能食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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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11-12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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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张德兴回忆，某次，他与汪精卫闲谈中，曾向汪请教：“为什么要革命，革命有什么好处”
    汪说：“因为满清专政，一人独裁，不顾人民利益，故人民团结起来，革除此不良政府，另组民主政治，复兴中国，使中国人民得享幸福，将来革命成功，人民教育增高，工商业发达，各尽所能，各事其力，国家社会无游民，均有职业。”
    张又问：“到那时候，人民生活程度如何？”
    汪的回答也很有意思：“那时候人民生活程度亦增高，土地昂，房价贵，一切生活物品，亦均腾高价格。”
    在这里，汪讲的是其实是经济学的道理，张德兴怎么可能听得懂。他后来回忆说：“余当时甚不明此理由，复问为何如此，汪先生告云，人民程度增高，生活已随之而上，当时余仍不甚明了，迄今思之方行明白。”
    关于“阅报作书”，则却有其事，但并非出自善耆的安排。张德兴说：
    “法部监狱中，向不准犯人阅书写字，狱中犯人唯有终日枯坐，以消磨岁月，汪先生入狱之初，每日枯坐房中，抑郁不堪，为状甚苦，故余暗将报纸，携入狱中，送交汪先生读阅，聊以解闷，如彼时之《北京日报》，《大同报》，《顺天时报》，汪先生在狱中，均曾读阅，有时更写字消遣。”
    “斯际狱中同事，均知汪先生有学问，纷向汪先生请求代书对联扇面，汪先生正藉此以消遣，故同事中有求无不应，因此汪先生每日在狱中写字极为忙碌，从此汪先生在狱中写字，几成公开之秘密，仅长官不知。”
    张德兴还说：“汪先生为余所书扇面对联甚多，惟以年来奔走衣食，未曾妥为保存，二十余年之久，多行毁损，现所存者仅一扇面耳，余已视若珍宝，善为收藏。”
    说到这里，张德兴拿出当年汪精卫所画的扇面给记者看，并说：“惜保存之不善，业为虫蚀毁三分之一，所幸上下款尚存，字迹挺秀，展览此扇，有如身在当年相处之境，故余视为珍宝，不肯轻易示人。”
    当时，记者看到“扇上所书下款贞惠”，就问，“贞惠”是不是汪先生的别号？
    张德兴说：“前已言之矣，狱中不能写字，汪先生在狱中作书，仍是瞒上不瞒下，故汪先生与人所书对联扇面，仍不能公然书其汪兆铭或汪精卫字样。盖恐此对联扇面，落下真款，为外人所悉，传入长官之耳，则将发生问题，而获罪咎。因此汪先生特将真名隐讳，改书假名为贞惠，贞惠者，即将真名隐讳之意。”
    张德兴还说，汪精卫出狱的时候，有一个叫王玉山的青年人与他同日被释放。在狱中，王曾服侍汪精卫，因此，“当其出狱之时，曾恳求汪先生为书对联等物，皆落真款。迨后王玉山在北新桥地方开设一铭贤公寓，柜房中悬汪先生所书对联，一般青年学生因崇拜汪先生乃系革命伟人，知该铺长王玉山与汪先生友善，对王玉山亦甚敬重，相约住居该公寓，因此该公寓一时实实兴隆，大有人满之患。
    记者又问：“观君之扇面上款书剑峰，系君之别号乎？”
        张德兴说：“然，剑锋二字亦系汪先生在狱中所代拟者。汪先生博学，人皆敬重，故狱中同人多向汪先生请教，余因汪先生时呼余为张先生，故心甚不安，乃请汪先生为余起一别号。汪先生喜甚，乃代拟一剑锋之号（按此有在监中相逢之意），盖希望将来前途之高大也。从此汪先生即呼余为剑锋，嗣后并代犯人王玉山起号为岚峰（按此有患难相逢之意），亦高大之意。余等皆系不学之人，对于字意不甚了解，惟知汪先生希望吾等将来前途高大耳。”
    借着张德兴提供的方便，监禁中的汪精卫写了很多诗词，其中最出名的，自然是那首《被逮口占》，其中“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句，不知为多少人传诵。
    要说“偶像”，在当年，汪精卫是当之无愧的“偶像”，“粉丝”无数。
    写到这里，笔者再一次慨叹造化弄人，假如汪精卫真的在1910年牺牲了，这一生却有多光彩！
    在狱中，汪精卫还填过一首《金缕曲》，并特地注明了是“民国纪元前二年北京狱中所作”。
    “民国纪元前二年”系1910年，即汪系狱后不久。在标题之下，汪精卫还写了一个小序，这个序，是在1940年，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稿》出版的时候加的，讲述的是当年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值得全文引用：
    “余居北京狱中，严冬风雪，夜未成寐。忽狱卒推余，示以片纸，摺皱不辨行墨，就灯审视，赫然冰如手书也。狱卒附耳告余，此纸乃传递展转而来，促作报章。余欲作书，惧漏泄，仓猝未知所可。忽忆平日喜诵顾梁汾寄吴季子词，为冰如所习闻。欲书以付之，然‘马角乌头’句，易为人所駴，且非余意所欲出，乃匆匆涂改以成此词，以冰如书中有‘忍死须臾’云云，虑其留京贾祸，故词中峻促其离去。冰如手书，留之不可，弃之不忍，乃咽而下之。冰如出京后，以此词示同志，遂渐有传写者，在未知始末者见之，必以余为勦袭顾词矣！此词无可存之理，所以存之者，亦当日咽书之微意云尔。”
    感于陈璧君的一片真心，实际上，从此时，汪精卫已经接受了陈璧君的爱情，然而，面对着“永远监禁”的刑期，谁知道此生还有没有再相聚的机会呢，因此，这首《金缕曲》写得极为情真意切，儿女情长，迥不似“精卫”汪洋恣肆的文风：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
    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馀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僝僽。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其中，“一腔血，为君剖”、“肠已断，歌难又”，堪比陆游的“红酥手、黄滕酒”了。
    谁也想不到，重逢的日子这样快就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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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howcraft    时间: 2010-11-12 19:39

是天益的ys1937老先生吧，问好。
不知道和王书瑶老先生是否认识？曾经向他介绍过燕谈，他也打算多来看看，可惜他说不知何故打不开论坛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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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11-18 09:52

44、附：汪蒋之争

    1911年10月 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宝善里14号楼上后的亭子间制作炸弹，准备起义，不慎炸药着火，孙当机立断决定当晚起事，10月10日夜，起义军攻占督署，是为“武昌首义”。

    按：孙武等人制造炸弹的火药，就是1909年汪精卫等人刺杀端方未遂，留在武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辛亥革命的火种，还是汪精卫留下的。

由于多种偶然因素和复杂背景的集合，经多次武装斗争失败的革命党人，在这一次事前准备最为仓促的起义当中，居然一举成功！

    概括地说，“武昌首义”的成功，其原因有三：
    第一，实际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慈禧老太后、也包括与他同时代的、籍着“平长毛”起家的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是一时俊彦，这拨人的过于强势，最大限度地压缩了在他们之后的中生代和新生代政治家的成长空间；偏巧这些人又多长寿，退出历史舞台过晚，晚清四、五十年的时间，聚光灯始终照在这几个老头、老太太身上，龙套们连句台词都捞不着说，怎么可能成长。
    当爹的太强，当儿子的难免就“怂”，由于新老交替工作没有做好。一旦没有了老佛爷压阵，以载沣为代表的新一代满洲亲贵，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忠厚则有之（宽大处理汪精卫一案足可证明），政治斗争的经验却不足，“扛”不住事。包括为人处事的道理，恐怕也没大弄明白，遇上袁世凯这号的，根本搞不清他说的话是真是假；至于处理复杂和突发事件的能力云云，那就更甭提了。而新一代“佛爷”隆裕太后，事实证明，不论是长相、还是头脑、或是才具，与她的姑姑相比，差的不止一个档次——不是随便弄个老太太、穿上花盆底、梳个两把头，就可以当佛爷的。
    第二，早在1900年，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策划所谓“东南互保”的时候，清王朝已经开始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督抚居然把圣旨称为“矫诏”，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等到《辛丑条约》签订，当年支持慈禧太后和义和团的大臣们纷纷被砍了脑袋，更加证实当年的种种举动确属“乱命”，至此“朝廷”威望扫地、颜面尽失。迄所谓“民主宪政”的实行，进一步使清廷失去了集中的统一意志。而帝制的力量，全在于高度的集中统一，即所谓专制，失去专制的帝制，不具备任何抗击打能力，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要他的命。
    第三，上述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再加上袁世凯上下里外地这么一播弄，“大清国”顷刻之间就垮了台，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中国几千年的改朝换代，流血最少的就属这一次了。

    按：袁世凯其人，本来是有希望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可惜一步走错，不仅坏了自己的名声，还间接造成了此后的三十多年，流了很多很多的血，总算起来，一点血都没少流。

    不过，清廷也亏得有这么一个袁世凯，否则，不论“革命”以任何方式实现，满清皇室都不可能有那样好的一个结局。
    “武昌首义”之后，清廷很快下了“罪己诏“，大赦革命党人，但其中却不包括汪、黄等人。
    据黄复生回忆：“自九月初六，宣统下罪已诏大赦党人后，资政院议员刘鸿岷、易宗夔等具书质问刑部曰，朝廷既大赦党人，何以汪黄两人犹禁在狱？”
    “刑部推诿此案系民政部送来的，不关我部事。又问民政部，讵该部亦推此案已经交过刑部，不关我事。后乃两部一齐质问，两部无法，乃奏请释放。当下上渝，略谓政治嫌疑犯某某等，着发往广东交张鸣歧差委。”
    据张德兴回忆：“在汪先生行将开释之前，平市《顺天时报》曾载汪先生将开释新闻。余阅知此消息后，喜极急持报赴狱中，交汪先生读阅。汪先生虽未喜形于色，但亦甚愉快，彼时曾略询外间情形。盖彼时革命军声势浩大，清廷岌岌可危，京师人心惊慌，谣诼四起，故有谓清廷开释汪先生，以图缓和革命军，而进行议和者。”
    1911年11月 6日，汪精卫、黄复生等被释放，一共被囚禁了一年半。黄复生说：“时九月十六日也。余等在狱计十七阅月。中间有御史请开党禁者，惟赵尧生先生一人耳。”
    黄复生还说，御史当中，也有请求皇帝对汪、黄严加治罪的，这个御史叫胡思敬。当时他曾说过有“汪黄二逆，东西法律在所必诛”。当时黄在狱中愤极至极，“拟出狱后前往请教胡御史之‘东西法律’”。
    据张德兴回忆：“汪先生出狱系在十一月间，天气异常严寒，是日奉堂谕提汪，黄，罗三氏上堂，由堂官告以开释原委，将三氏发交两广总督张鸣岐效力，并令立甘结，当堂去锁。余乃代汪先生雇得轿车一辆，陪送汪先生至骡马市大街泰安栈，暂住栈内后院南房，时已黄昏时候，汪先生书告亲友，令余分送各处，翌晨汪先生搭早车赴津沽，转往上海，余送至车站，依依不忍遽别，临行时汪，罗，黄三氏赠余像片一贞，余乃书为革命巨子某某，悬诸室中，以为纪念。”
    当年被捕的汪、黄，今日荣归。可叹的是，当年得脱的喻培伦，却已经于1911年 4月27日的广州起义中牺牲，后与其他牺牲志士合葬于黄花岗，后人统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1912年 1月，29岁的汪精卫与21岁的陈璧君在上海完婚。
    对汪、陈的结合，陈公博后来曾评价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也不至于败事。”
    1912年，汪精卫又填了一首《念奴娇》，词前词后，特地注明：“偕冰如泛舟长江中流赋此。”及“此词经冰如推敲再三，然后定稿。附记于此。”
    词曰：
    “飘飖一叶，看山容如枕，波痕如簟。谁道长江千里直，尽入襟头舒卷。暮霭初收，月华新浴，风定波微翦。翛然携手，云帆与意俱远。
    记否烟树凄迷，年年飘泊，泪洒关河遍。恨缕愁丝千万结，才向东风微展。野蔬同甘，山泉分汲，蓑袂平生愿。呢喃何语，掠舷曾笑双燕。“
    “翛然携手，云帆与意俱远”，“呢喃何语，掠舷曾笑双燕”，无论事业，还是爱情，这都是汪精卫最快慰的一段时光。
     此后，汪精卫就要从一个革命党人转变为一个政客，尽管他并不十分地适合搞政治。
    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并于当年 9月在广州就任军政府大元帅，以汪精卫为代理秘书长。
    此时的汪精卫，并没有注意到，在粤军司令部里。有一个与他同样眉清目秀的年轻人。这个人小他 4岁的浙江人，叫做蒋介石，时任粤军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为时不久，蒋介石就跑到上海炒股票去了。
    1921年 6月14日，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病逝。下葬的时候，由汪精卫书写了墓志铭。

    按：1947年 4月 2日，蒋介石于抗战之后首次回乡扫墓，发现由大汉奸书写的墓志铭居然还立在原处，颇感有碍观瞻，又不便毁弃，于是令埋入墓道之下。解放以后，政府将此碑取出，保护起来。

    1922年 6月16日，陈炯明“炮轰观音山”，孙中山携汪精卫等避入“永丰舰”并令当时正在上海做投机生意的蒋介石速来护驾。6 月29日，蒋介石登上“永丰舰”，这是蒋、汪二人首次共事。
    8 月 9日，孙中山赴香港旋转往上海，据马超俊回忆：“未几，局势恶化，海军携贰，必须另辟途径，完成革命大业。乃由蒋公、汪精卫、陈群、黄惠龙、马湘、陈煊、赵植芝与余八人，及数名卫士陪同总理离永丰舰，径赴上海。”
    1924年 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汪精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另外，大会还选出了17名候补“执委”，这17人中，连刚刚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毛泽东都有，可就是没有蒋介石。
    根据大会决议，孙中山委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924年 6月16日，即“炮轰观音山”之后整整两年，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为校长。
    此时，包括蒋介石自己在内，恐怕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个军校的成立，对于蒋介石来说，意味着什么。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并请孙中山“即日北上指导”。
    11月 4日，孙中山决定北上，并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谭延闿则全权办理大本营事务。
    11月 9日，军校一期学生毕业，蒋介石对他们进行“诰诫”，并以他们为基础着手组建“新军”。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宣言，说明“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消灭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使其与国民结合，成为国民之武力，对于时局，主召集国民会议，以谋统一与建设，在国民会议召集之先，召集一预备会，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
    11月11日，孙中山令“新军”改为党军，任命蒋介石为军事秘书。
    11月13日，孙中山偕汪精卫、李烈钧、邵元冲、陈友仁、黄昌谷等自广州赴香港。11月17日抵达上海。
    孙中山的“北上”，本出自冯玉祥的邀请，其目的，孙自己说了：“一为召开国民会议，一为废除不平等条约。”结果刚走到半道，冯玉祥垮台了，结结实实地把孙中山给“闪”了一道！

    按：冯玉祥控制北京的时间不长，但在此期间，冯做了一件功垂万代的事情，把退位皇帝溥仪和他的小朝廷赶出了紫禁城。一年之后的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

    不仅国民大会开不成了，12月 4日，美、比、英、法、意、日、荷等国会商承认以段祺瑞为“执政”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条件”，最后提出“承认临时政府，惟要求尊重条约，不得变更，并谓华盛顿会议有关中国之决议案愿尽早履行。”这个“照会”明摆着就是冲着孙中山“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来的。
    这样一来，孙中山的“北上”变得毫无意义。
    问题是孙中山恰好于此日到达天津，也不可能再回去了。
    一到天津，孙中山先会见张作霖，张派他的儿子张学良来迎接孙中山，就这样，张学良结识了孙身边的李烈钧。当时李烈钧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6 年之后，这个毛头小伙居然会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副座”。更想不到，整整12年之后，双方会重逢于南京的“高等军法会审”。
    见过张作霖，孙中山就病倒了。此时，段祺瑞派人来“敦请”孙中山进京参加“善后会议”。孙大怒，说：“我在外面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求接受不平等条约，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敬他们，又何必来欢迎我呢！”
    孙一气之下，病情更加重了，延至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到达北京，下榻于北京饭店 506房间。
    2 月 1日，“善后会议”在北京开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仰体总理意旨，对于善后会议不能赞同，决不参加。”
    同一天，在广东，“第一次东征”开始，粤军参谋长兼黄埔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率黄埔军校学生及刚刚组成的两个教导团（团长分别为何应钦和王柏龄）加入右翼粤军，挡洪兆麟部。这就是锋芒初露的黄埔“学生军”。
    1 月21日，孙中山住进协和医院治疗，1 月26日，诊断为肝癌晚期。经当时最先进的化疗挽救无效，2 月17日，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致书孔祥熙、孙中山家属及中国国民党，宣告“绝望”。2 月18日，孙中山回到北京饭店，改为中医治疗，由于在饭店里煎药不方便，后又移居铁狮子胡同行馆。
    早在孙中山住院之前，孙曾下一手谕，由李大钊、吴稚晖、李煜瀛、于右任、陈友仁五人组成了一个“政治委员会“，并要求凡重要事情，均由该会“议而后决行”，并以黄昌谷为秘书、以鲍罗廷为顾问。
    黄昌谷，1889年生，湖北新店人。
    黄昌谷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2年入同盟会，1920年回国后一直任孙中山的私人秘书。
    黄昌谷会速记，从1923年 1月到1924年 9月，孙中山每周日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 现广东大学前身 )演讲“三民主义”，黄全程跟随，并整理成文，即孙中山的著作《三民主义》。
    当协和医院报告孙的病情之后，“政治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起草一份文稿，作为孙中山的遗嘱，否则一旦变生俄顷，临时准备未必来得及。
    受大家的委托，吴稚晖草拟了一份初稿，大家看了以后，认为其表述不甚得体，经会议讨论进行了修改，并由汪精卫执笔整理成文，作为孙的“政治遗嘱”，另外，还准备了一份“家事遗嘱”以及一份《致苏联政府遗书》。
    可以想见，“遗嘱”这种东西，不到最后时刻，是很不方便拿出来的，否则，不仅很不“吉利”，且颇为失礼。特别是对于孙中山这样的革命领袖，这份“遗嘱”永远都用不上才好。所以，孙出院以后，大家一直都没有与他谈起这件事情，都在盼着孙的身体状况能够有意外的转机。
        但良好的愿望终归代替不了残酷的现实，到 2月24日，孙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据医护人员判断，孙的病情已经十分危险。于是，经“政治委员会”公推，由孔祥熙、宋子文、孙科，还有汪精卫等 4个人，一同拿着遗嘱去与孙中山“见面”。
    4 人当中，孙科不必说了，孙中山的独子；宋子文是孙的小舅子、孔祥熙则是孙的连襟，都是至亲，除了宋庆龄，与孙中山最近的就数他们了。
    及至孙的面前，代表大家说话的却是汪精卫。
    仅此一点，就可以判断出汪在孙中山面前的地位，以及汪精卫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了。另外，这次谈话其实很艰难，道理很简单，大家可以设身处地想想，孙中山还健在，要跟他谈“遗嘱”，这话却如何开口？汪精卫素以“会说话”而著称，又是孙的得意门生，你不去说，谁去说！
    2 月24日下午 4点25分，汪精卫等来到孙的病榻前，请宋庆龄暂避。
    孙中山问：“你们有什么话说？”
    汪精卫小心翼翼地说：“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抱着最大希望，要帮助先生战胜疾病。只是中西医生屡次通知我们说，最好是在先生平安无事的时候，和先生说几句话，我们以为先生吩咐我们的话，不知何时才用得着，或是十年、八年后，或是二三十年后用得着都未定。所以，我们一面抱着希望帮助先生战胜病魔，一面仍然想得先生吩咐我们几句话。”
    孙中山听了，说：“我以为没有话可说，因为病好，还有话说，死了还有什么话说呢。”
    汪精卫继续劝说：“同志要本着先生所定的宗旨来做事的，如果先生吩咐同志几句话，可以增加同志无数的勇气。现时先生抱病好了之后，至少要静养一年半年，在这时间，先生吩咐同志几句话，也是必要的。”
    于是孙中山问：“你们想我说什么话呢。”
    事实上，汪精卫等人是希望孙中山能够具体地“吩咐同志几句话”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孙显然已经不大可能拿出比较有条理的想法，甚至留下文字的东西了。于是汪精卫说：“我们把先生常说的话，写出来了。”接着就给孙读了一遍：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所谓“遗嘱”，文辞不一定太讲究，关键是要精练，避免引起歧义。孙中山的思想博大精深，汪精卫把孙对后人的期望，用一百多个字概括出来，着实不简单。另外，因孙中山此次“北上”主要目的就是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因此，汪精卫在“遗嘱”的起草中，特地将这两个极为具体的目标突出出来，让大家去执行，应该说深得中山先生思想的精髓。
    果然，孙中山听了“点头说”：“赞成。”
    接着孙中山又告诫道：“你们如此显明是很危险的，因为政治的敌人，现已预备着等我死后，便来软化你们，你们如此强硬坚定，必然有危险的。”
    汪精卫说：“我们不怕危险，我们一定要照宗旨做去。”
    孙中山说：“我赞成。”
    汪精卫又说：“夫人侍奉先生病，如此尽心，我们同志很敬重她，又很感激她。万一先生有什么意外，我们同志定然要尽心调护她的安全，只是先生也要安慰她几句。还有先生的儿女，我们也已拟了一篇说话，”于是又将拟就的“家事遗嘱”给孙念了一遍。
    孙中山“闭目点头说”：“赞成。”
    既然都“赞成”，于是汪狠下心来，接着追问：“先生可否签字？”
    此时，宋庆龄在邻室恸哭起来，孙考虑宋的心情，于是说：“现在还用不着，等几日以后，你拿来我签字。”
    当晚。汪精卫向“政治委员会”汇报了谈话的经过，兹事体大，汪特地将谈话情况整理了记录，并由当日在场的人以及在门外“旁听”的邹鲁签字，以为见证。
    延至 3月10日夜，孙中山的病情已经非常危急，经宋子文、何香凝事先征求宋庆龄的意见，何对汪精卫说：“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
    于是，汪精卫领头，大家来到孙的病室，此时，孙中山已难于握管，由宋庆龄执着孙的手，在两份遗嘱以及《致苏联政府遗书》上签了字。汪精卫作为记录者，也签上了名字。
    同时在场的其他 9个人作为证明人，也签了字，他们是：宋子文、孙科、孔祥熙、邵元冲、戴恩赛、吴稚晖、何香凝、戴季陶和邹鲁。
    其中，除戴恩赛是孙的女婿以外，其他人均为国民党元老。
    此后，孙仰卧病榻，口中不时低唤“和平”、“奋斗”、“救中国”。至 3月12日凌晨，孙中山进入弥留状态，在京的国民党员齐集行馆，准备为“总理“送别。
    据孙中山的侍卫李荣回忆：“12日晨一时，（孙中山）即噤口不能言。4 时30分，仅呼‘达龄’的一声，6 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
    可见，孙临终前，除了妻子宋庆龄，唯一想到的人就是汪精卫了。汪闻声，忙抢到榻旁，孙张口却说不出话来，汪只得说：“请总理安睡。”
    延至 3月12日 9时30分，孙中山溘然长逝。
    此时，汪精卫守在孙的身边。蒋介石则亲率黄埔“学生军”，正在东征的前线“剧战”。在战斗的最危急关头，蒋曾说：“必须想办法挽回局势，我们不能后退一步，假如今天在此地失败了，我们就一切都完了，再无希望返回广州了，革命事业也得遭到严重的挫折。”
    3 月13日，就在孙中山逝世的次日，蒋介石麾下教导一团何应钦部以少胜多，大破林虎于棉湖，这就是“棉湖战役”。籍着这一战，黄埔“学生军”名扬四海，并以此为起点，一步步地“统一中国”。
    只是，这一切，孙中山已经看不到了。

        按：也是凭着“棉湖战役”，何应钦得到了“能战”的美名，并终生以此为荣。从此每到 3月13日，何都要请旧袍泽到家里会餐，以示纪念。所以，何应钦在国民党军史中所获得的崇高地位，是有其道理的，决非侥幸。

    3 月22日，在广东的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谭延闿、蒋介石等联名通电：“谨承总理遗志，继续努力革命。”
    此时，连国民党“中委”都还不是的蒋介石，已经有资格在“代帅”胡汉民领衔的通电上，“敬佩末座”了。
    4 月29日，这天对蒋介石有特殊的意义，就在这一天，他被任命为“党军”司令官，从此，蒋介石不就不光是黄埔军校校长了，而是中国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革命军队”的统帅了，尽管这支军队此时还甚为“袖珍”，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借着这个开端，蒋介石将在整整两年之后开府南京。
    但是，在眼前，还要看汪精卫的。
    5 月 8日，汪精卫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他从北京到潮州，去会晤了蒋介石。
    汪精卫找蒋介石干什么？
    他是来谈“个人行止”，即不久后，广东军政府改建为国民政府的事情。
    接着许崇智也来了，到 5月13日，廖仲恺、朱培德和苏联顾问加伦也来了。
    他们来，都是为了这相同的一件事，要听听“党军”统帅的意见。
    5 月24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接受总理遗嘱，努力为民族平等国家独立而奋斗，以竟总理未竟之志。”同时，宣言声明“除孙中山外国民党不能更有总理”，从此，国民党就把“党魁制”改为了“委员制”，直到1938年 3月的“临全大会”决定增设国民党“总裁”。
    6 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令机关。“党军”改称国民革命军。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
    1925年 7月 1日，国民政府成立，产生“国府”委员16人，他们是：汪精卫、胡汉民、张静江、谭延闿、许崇智、于右任、张继、徐谦、林森、廖仲恺、戴季陶、伍朝枢、古应芬、朱培德、孙科、程潜。
    接着选举国府主席，当天的会议，因戴季陶、张静江、于右任、徐谦和林森等 5人没有出席，因此，国府主席就要由余下的11人选举产生。
    虽说是“选举”，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在这16人当中，够格当这个“主席”的，不过寥寥数人而已。
    一是胡汉民。胡原本就代理着“大元帅”，这次又是把“军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则胡汉民由“大元帅”转为国府主席，似乎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在国民党“一大”上选举出来的24名中央“执委”中，得票最多的也是胡汉民（汪精卫排在第二）。
    二是谭延闿，孙中山“北上”时，令其“全权办理大本营事务，主持北伐军事”。
    三是汪精卫，汪是行刺摄政王的英雄，又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之一，还是“总理”遗嘱的代言人，他不够格，谁够格！
    这当中，自然是胡汉民与汪精卫的呼声更高一些。
    据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的陈公博回忆说：“那时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即是谁当第一任的国民政府主席。在我起草国民政府组织条例的当时，广州社会的推测，国府主席不是推汪先生，就是推胡先生。依常例判断，似乎国府主席应属胡先生居多，在国民党汪胡都有一样深长的历史，但胡先生目前还是代理大元帅，由代理大元帅一跃而为国府主席，那也很顺理成章。”
    选举由会议秘书伍朝枢主持，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
    等选举结果一出来，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汪精卫居然以11票满票当选！
    意外之一，胡汉民居然一票都没有！
    胡汉民，论资历、论能力，都没的说，但性格上吃了亏。汪精卫曾对胡说：“弟知人之明，素不如兄，故同志间谓兄精明，而弟长厚。”胡则认为：“精卫察言观人，或不如我，而处事条理周密，我不如也。我露锋芒，而精卫蕴藉，故时人有精明、长厚之评。”
    应该说，胡汉民对自己、对汪精卫的评价，都很准确。胡汉民的处事，咄咄逼人，锋芒毕露，人缘上不如汪精卫。陈公博说：“胡先生更素来好骂人，他的词锋尖酸刻薄，经他批评，身受者都有些像挖心之痛。”
    最关键的，胡汉民得罪了当时粤军中举足轻重的许崇智，对他极为不利。陈公博说：“那是陈炯明反叛之后，许先生由江西回师救粤，不幸在北江失败，许先生便带领着残部，和黄大伟、李福林等军队去打福建。胡先生以文人在军无用，由江西间道回至上海见孙先生，胡先生是当时大本营的秘书长，沦起失败责任，自然也不能完全诿卸。然而胡先生是素来自负聪明的，聪明人焉可以打败仗？所以虽然没有一定的要成则居功败则诿过，但至少对许先生下了许多苛刻的批评。许先生在福建时已经听见胡先生的评语，怒不可当，迨后来由福建回师广东，中途又打了几次败仗，孙先生对之更感不满。许先生以为孙先生对他不满，其故都由于胡先生的中伤，以一个素来骄蹇的人，自然更不会和他认为对头的自负聪明的人合作。”
    陈公博说：“这次改组国府他（指许崇智）倒成为一个重要角色。他于是结合了一般将领的力量，得了最高干部的同意，内外合力，共同拥汪，遂使胡先生失却了把握中的国府主席。”
    意外之二，汪精卫投了自己一票。
    据邹鲁回忆：“那时政治会议的秘书是伍朝枢先生，因为事情重大，他特别郑重，对发出的选举票，收回的选举票，每次都高声报告。在选举票朗读完毕后，他立起来说：‘发出选举票十一张，收回选举票十一张，选举汪兆铭的十一票。’他迟疑了一下，显然觉得有些奇怪，便故意又高声报告了一次。……这样便揭穿了汪兆铭自己举自己的伎俩，而汪也面红耳赤。”
    本来嘛，圣人都说过，“当仁不让于师”，为了救民于水火，投自己的票，并非坏事，反而是勇于承担责任的表现。问题是，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前，汪不知道是心里没底、还是谦虚客套、抑或是扭捏作态，多次表示自己坚决不当这个国府主席。陈公博说：“当日空气中充满汪先生再三辞谢的消息，尤其他的夫人陈璧君不赞成他负那种大任。”
    结果一投票闹个大笑话，其虚伪暴露无疑。
    当然，不管怎么说，这个选举结果表明，在大家的心目中，已经将汪精卫当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这是毋庸置疑的。
    7 月 2日，在广州十万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汪精卫庄严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7 月 3日，国民党中央改组了于1924年12月24日成立的军事委员会，以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汪精卫为主席。
        政权、军权都抓在了汪精卫手中，现在，只差党权了。
    挡在汪精卫前面的，正是他的同学、好友，也是在国民党“一大”上，选举中央“执委”的时候，唯一比汪精卫票数多的那个人——胡汉民。
    谁也想不到，“国府”主席的选举刚刚结束还不到三个月，胡汉民就垮台了。
    据陈公博回忆：“记得当日中政会的情形，大家差不多不欢而散。因为国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都推定了汪先生，只把政治委员会主席让之胡先生，那种冷暖之情，已使胡先生极感不满。后来更因国府草创，仅先成立两部，财政部定了廖先生，而把外交部定了胡先生。胡先生便借题大发脾气，说他本人不懂外国语而任为外交部长，迹近玩笑，不待议终，当即发怒离席。鲍罗庭花了许多唇舌，扮作调人，说李鸿章也不懂外国语而为有名的外交家，在国府筚路蓝缕之时，非有一人才干如胡先生者不能胜任，这不是玩笑，而是大任。这样唇焦舌破才把僵局挽回。”
    回忆起这段往事，陈公博感慨地说：“后来廖先生的被刺，西山会议的召集，种种恶因，都种于国民政府改组的当日了。”
    没有选上主席的胡汉民，只当了个外交部长，本就窝了一肚子的火。但他没有想到，不久以后，还有件更窝火的事情在等着他。
    1925年 8月2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遇刺身亡。
    廖仲恺是革命元勋，国民政府刚刚成立，居然出了这样的事情，今后还得了！陈公博说：“无疑的这次事变是予国民党以重大的损失，因为十三年改组国民党，廖先生主持最力，改组之后他赞襄孙先生也最多。这次损失固然难以计算，而今后国民党的前途，在一般人们的心中已横了一重阴暗的云雾。”
    “于是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三个人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主持缉凶事件，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是汪先生、许汝为（许崇智字汝为）和蒋介石三个人。委员会的权力是受之中政会，不止可以调动军警缉凶，而且可以扩张范围乃至于镇压反动。”
    侦查的结果，令人大跌眼镜，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居然牵连其中。
    胡毅生也是留日的，当年还是由他引荐胡汉民给孙中山的，后来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
    陈公博说：“特别委员会对于廖案，认为若不彻底办去，反动即生，于是由蒋先生派兵搜查胡先生兄弟的住宅，捕去胡先生的哥哥胡清瑞，和极有关系的林直勉。同时得许汝为的同意，革去第一军长梁鸿楷而代以李济琛，扣留两个粤军统领粱士锋和杨锦龙，更解散几枝杂牌军队，因为这些军队都与右派有渊源，而于这次暗杀案恐有相当的关系。不过认为主要人物胡先生的堂弟胡毅生是逃走了，当时哄动一时所谓右派十入团的组织因此受了打击。”
    不仅胡毅生，胡汉民的哥哥胡清瑞也给帮了不少“倒忙”。
    胡清瑞是广东省财政厅的一个科长，“品级”不高，却仗着有一个“代帅”弟弟，平日里极为张扬。胡清瑞喜欢赌博，因此凡是想见胡汉民的，都必须得陪他赌博，否则就见不成。对这样一个人，连他的顶头上司，广东省财政厅长廖仲恺，都拿他无可奈何。
    当胡清瑞被捕的时候，胡汉民怕在乱军中糊里糊涂送了命，于是“仓皇避到他亲戚的家中”。后来还是汪精卫担心胡的安全，特地让陈璧君陪他到黄埔军官学校暂住。
    据陈公博说：“汪先生后来告诉我，许汝为还想藉这机会杀胡先生，汪先生对于这个提议不赞成，说胡先生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因此通不过。”
    对此，陈公博认为：“平情而论．这次有组织的暗杀是不是和胡先生有关呢? 汪先生说得好：胡展堂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这个解释也很明了，自然不是胡先生当面指使凶手，但团体里酝酿暗杀廖先生，而胡先生不加阻止，这是事实。”
    陈公博说：“因此胡先生的威望大损，难于安居广州，及后算是由中政会派他到莫斯科考查政治，暂离中国，而胡先生则认为这是一种放逐，引为终身之恨。”
    1925年 9月22日，胡汉民被迫赴苏联“考察”。
    从此，胡汉民、汪精卫这对好友，就算“掰”了，即便以后再有什么合作，那也是仅仅出于利益上的思虑，友情云云，那是想都不要想了。
    9 月14日，汪精卫接替了廖仲恺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党代表的职务。
    搞倒了胡汉民。蒋介石、汪精卫接着对付许崇智。
    许崇智，生于1887年，广东番禺人。
    许崇智本是世家子弟，其叔祖即前清闽浙总督许应骙，但其父早逝，许成了孤儿，在许应骙的帮助下，许于1901年入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学习，次年被保送进日本士官学校，与阎锡山是同期同学。正是在日本，许结识了孙中山，并接受了他民主革命的思想。
    1904年，许崇智学成归国，入新军，驻福州，1906年加入同盟会。许崇智是职业军人出身，“武昌首义”、“二次革命”，许都积极响应，后成为孙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
    在国民党“一大”上，许崇智当选为监察委员，后孙将广东的各种部队整编为粤军，以许为总司令，他的参谋长，就是蒋介石。同时，同时，蒋还兼任广州卫戍司令。
    许、蒋二人也是拜把子兄弟，但蒋要出头，非得将这位把兄“请”走不可。
    据许崇智的粤军总司令部宪兵营长林祥回忆：“蒋介石对许早存不臣之心，伺机而动。许亦知道蒋的行动色水不同，成为一种隐忧。手下人物最亲信的就是个同族兄弟许济，当第四师师长，是一个软弱无能之辈。因此后来他的参谋长蒋伯诚、旅长谭曙卿，皆受蒋介石收买而倒戈。”
    1925年 9月19日晚 8时许，蒋介石以广州卫戍司令的名义，派出一个连包围了粤军总司令部。并令粤军第四师参谋长蒋伯诚带着他的一封亲笔信交给许崇智。

    按：蒋伯诚，1888年生，浙江诸暨人。
    蒋伯诚毕业于苏州武备学堂，曾任保定军校教官。后在中原大战中，蒋伯诚曾参与策反韩复榘。韩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以后，蒋伯诚作为“委员长代表”被派往山东工作。

    当晚，林祥正在司令部带班，据他回忆，蒋伯诚去会见许崇智之后，“约半个钟头左右，桌上电话铃响，是许崇智对冯次琪（粤军副官处长、军法处长，系许的亲信）的讲话。冯把耳筒放下后，即对我说，刚才蒋伯诚持参谋长的亲笔函见总司令，函内大致说广东军队把持财政，总司令太过忠厚，无法处理。请总司令暂行离开，赴申三个月，俟处理就绪，请总司令回来等语。”
    不一会儿，许崇智又打来一个电话，说：“我将今晚之事用电话告知汪先生（指汪精卫），汪先生答我说：赴申是对的。你应该明日去上海暂住，等大家整好财政、军事后，请你回来就好了。汪先生都这样说，我没办法了。”
    这个许崇智也真是，明摆着，汪精卫跟蒋介石串通起来要摆布他，到这会儿了还看不出来，还给汪打电话求援，不糊涂么？
    林祥说：“20日拂晓，黄埔学生军进入总司令部，把全部公物冻结，不许乱动，全部接收了。第一师第一旅旅长陈铭枢早晨带蒋之亲笔函面呈许崇智，要陪同许崇智即日启程赴申，船票早已定好了。许崇智已成被动，任人摆布，于是颓然随陈铭枢赴申。”
    1926年 1月，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汪精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至此，在汪精卫走上“革命”道路20年之后，他终于登上了自己人生的顶峰。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原本连候补“中委”都不是的蒋介石，一跃而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此时的汪精卫，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人，将成为他一生的对手。
    1926年 3月20日，又发生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刚刚代理海军局长没有几天的中共党员李之龙，被蒋介石抓起来了。这就是“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大家在中学课本中都学过，其前因后果，因过于复杂，且其中有些事情说不清楚，不再赘述。
    “中山舰事件”令汪精卫极为气愤，他认为这是蒋介石在公然挑战其权威，他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 ”“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
    陈公博说：“汪先生从来不肯说这种自负的话，大约当日真是气极。”
    一气之下，汪精卫居然辞职了，出国了。
    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汪精卫说：“我是革命政府和党的代表，这件事的发生我也有责任，我只责己不责人，一切均由我不能尽职所造成，我将引咎辞职。此事一切善后工作，均由蒋同志去办。”随即于 5月11日前往法国。
    自从汪精卫出狱，并与陈璧君一同到法国旅行结婚以后，法国就成了汪精卫的“心灵鸡汤”，有点不顺心的事情，就往法国跑。
    之所以说汪精卫不太适合搞政治，因为汪的性格类型有点缺陷，不甚坚强，又好意气用事，稍有点挫折就灰心丧气，辞职、下野、出洋，以为能“拿”人一把。殊不知，你走了正好给别人腾地儿。
    1926年 4月1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选举谭延闿为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并由蒋介石等“筹备”北伐。
    5 月17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在“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第四条的规定中指出：“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这条规定，自然是冲着共产党来的。因此，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长林伯渠不得不辞去职务。

    按：1924年 1月，经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出来的宣传部长，是理论家戴季陶，秘书则是后来被指控暗杀杨永泰的刘芦隐。后汪精卫接替了戴的职务，以毛泽东为秘书。
    1925年10月 5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以事务繁忙为由，提议由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10月 7日，毛泽东到宣传部就职。1926年 1月，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二大”，代表国民党中央在会上作“宣传报告”并继续当选为国民党候补“执委”。在此后的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仍推举汪精卫任宣传部长，汪则照方抓药，继续提议由毛泽东代理，秘书则是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沈雁冰。

    赶走了在国民党中央身居要职的共产党人，蒋介石继续拳打脚踢，首先是自任至关重要的组织部长，以陈果夫为秘书。
    考虑到汪精卫的影响，宣传部长、农民部长都给了汪系的人物，以顾孟余为代理宣传部长（这个职务，汪并没有辞去，所以顾只能“代理”），甘乃光任农民部长。
    此时，胡元老汉民已经回国，蒋介石给他安了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人部长。另外又安排叶楚伧接替了原本由吴玉章担任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
    对蒋介石来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是他在党内发展个人势力的初始，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也在此时崭露头角。同时，对我党来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则是一次重大挫折，从此，中共在国民党内就没有话语权了。
    1926年 6月 4日，国民政府特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专命北伐”。
    1926年 7月 4日，基本上是在被蒋气走的汪精卫以全票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整整一年之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决定“将前后方之军政各机关划一组织，如交通宣传民众团体”一并划归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指挥，任命蒋介石为为军事部长，“有任免革命军及军事机关党代表权”。仅隔了一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再次召开“临时全体会议”，推选蒋介石为常务委员会主席，由张静江代理。
    至此，只用了一年时间，蒋介石凭着手里掌握的军权，驱走胡汉民、拿下许崇智、气跑汪精卫，只差名义上的国府主席了，而这，也不过指顾间事。

    按：张静江，1876年生，浙江湖州南浔人，本名张人杰，字静江。张与蔡元培、李煜瀛和吴稚晖并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由于张在党内的崇高地位，终生以字行。
    张静江家是南浔富户，早年结识孙中山之后，即成为孙的“后勤部长”，在经济上对孙助力甚多，孙称其为“圣人”。
    张静江是蒋介石的三个“贵人”之一。第一个自然是孙中山；第二个是陈其美，没有陈，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有与孙中山交道的机会。
    第三个就是张静江。想当年，蒋介石加入中国革命党，就由张静江为他“监誓”，后又推荐蒋到粤军司令部当作战科主任。为资助革命，1920年，张静江带着蒋介石在上海搞股票。1922年，蒋介石辞别张静江，到“永丰”舰随侍孙中山，事后，蒋写了一本《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由张静江资助出版。此后，蒋之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北伐军总司令，都有张静江的推荐之力。
    为投桃报李，1926年 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推举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常会”主席，张静江力辞此职，最后由蒋担任，并由张静江代理。
    此后，在1927年，张又与吴稚晖等人，力助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
    可以说，没有张的提携，就没有蒋介石，因此，蒋尊称张静江为“革命导师”。

    1926年 7月 9日，意气风发的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旋即“督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至10月10日，即“武昌首义”之后整整15年的那一天，北伐军攻克武昌。到11月拿下江西全境。
    1927年 1月 1日，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以国民政府名义，划武昌、汉口、汉阳为京兆区，准备迁移。

    按：也是在这个月的月初，具体地说是 1月 4日，被国民党免掉了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回到湖南，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他老家湘潭及附近的长沙、醴陵、湘乡、衡山等 5个县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并于 2月18日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其名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提出：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洞察力，的是高人一筹。22年之后，“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的毛泽东，站上了天安门城楼。

    接着，国民革命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拿下福建、安徽、江苏。1927年 3月21日，东路军第二纵队第一军第一师薛岳部进驻上海龙华。3 月23日，攻克孙传芳的老巢南京。
    同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驻上海龙华，旋即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
        正在这个时候，汪精卫回来了。
    其实，汪精卫在国外，早就待不住了。
    早在1926年 9月29日，汪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声明“前事无嫌”。蒋投桃报李，当时就给回了一封信，并于10月 3日电汪，请他“销假回国，共荷艰钜”，并请张静江、李石曾亲自去国外“劝驾”。
    10月17日，蒋介石又电国民党联席会议，仍然是敦请汪精卫“复出”，态度十分“诚恳”。
    次日，国民党联席会议请汪精卫“销假”，并推举何香凝、褚民谊等为“迎汪代表”，并发出“迎汪电”。
    此时，汪却十分闲适，始终按兵不动。
    早在10月初，蒋介石攻克武汉以后，国民政府就在筹备着迁到武汉。到11月，经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决定了此事。蒋介石却把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了刚刚攻克的江西南昌，并坚持认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也应该留在南昌。这下大家坐不住了，都在猜测蒋介石的用意，怀疑他要做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其实大家都太小看蒋介石了，他何必要“挟”天子，自己做天子岂不更省事！
    延至1927年 2月 8日，已在武汉安家的国民政府再次“电促汪兆铭回国”。
    这次，汪精卫大概是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于是施施然地从欧洲启程，经莫斯科回国。
    3 月10日，以武汉方面“执委”为主导的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拿掉了蒋介石的组织部长，换上了陈公博。另外，由蒋介石担任部长的军人部，索性给裁撤了。同时改组了国民政府，实行委员制，选举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徐谦等五人为常务委员。
    说实话，这次会议的召开，从政治策略上讲，并不聪明。首先，这次会议是在蒋介石和代理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的张静江等人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也就是说，有意地排斥了一部分倾向于蒋方的执委，从法理上讲，先就吃亏。日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谈话会”，实际即效仿武汉方面的“故智”。
    另外，通过这次会议，表面上看，蒋介石的权势被抑制了，但实际上无所谓，有一支强大的“国民革命军”掌握在手中，蒋介石怕什么呢？
    何况，蒋介石手中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胡汉民。
    胡汉民是1926年 4月底回到国内的，正好赶上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给了他一个工人部长的名义，胡汉民觉得没啥意思，于是去了上海，“韬光养晦”。
    胡汉民刚刚回国的时候，蒋正在“兴头”上，“火”得不行，对胡并不感冒。然而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到了借重胡汉民的时候了。
    与汪精卫一样，孙中山去世以后，胡汉民也是旗帜性的人物。所谓旗帜，就是可以用来做虎皮的那种，披上这面虎皮，不是老虎也成了老虎。有了胡旗帜，对于蒋介石来说，汪旗帜合作不合作，都无所谓了。

    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蒋介石而言，胡汉民、汪精卫两位元老，如果能“团结”其中一个，进而打压另外一个，往往能收到奇效。所以，蒋头脑清醒的时候，一定是拉汪倒胡，要么就是借胡反汪。反过来说，如果俩人一起得罪，一定要“触霉头”。这既是经验，也是教训。

    在胡汉民，早已恨透了汪精卫。说起这件事，又要提起许崇智被驱逐出广东之事。陈公博说：
    “因为汪胡后来之极端交恶，与此也有极大的关系。我前文不是说许先生（指许崇智）藉着廖案想要杀胡吗？许先生这次走沪，自然恨极汪先生，因为他的意思，以为汪先生之任国府主席，他有殊勋，此次蒋之敢于驱许，势必先得汪之同意。因此到沪之后，后来会见胡先生，反说廖案之时汪实在要藉故杀胡，所以没有实行，完全靠他反对的力量。胡先生平常已很难容物，现在先入许先生之言，真以为实有其事．后来汪胡始终不能合作．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胡汉民、许崇智先后失势，俩人并不恨蒋介石，却不约而同地把账都记在了汪精卫的头上。
    说起来，汪、蒋、胡、许四人角力，实在只便宜了蒋介石一人而已！
    这一回，蒋介石再次出手，他又要用胡汉民，跟汪精卫扳扳手腕。
    4 月 1日，汪精卫好整以暇地回到上海。4 月 3日，汪、蒋在孔祥熙宅举行了正式会谈，因大家担心俩人打起来，特地请宋霭龄做东道主，“居间斡旋”。
    其实，大家都多虑了，汪、蒋都是有头有脸的“政治家”了，桌下踢脚是有可能的，面对面地撕破脸皮，怎么会做这么有失风度的事情。
    会谈中，彼此的“风格”都很高，蒋介石主动表示要发出通电：“所有党务政治均由汪负责，统一于中央，本人专心军旅，对汪完全服从。”汪则答允“制止武汉派之反蒋运动”。关于党务问题，双方商定，于 4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予以解决。
    4 月 6日，汪精卫离开上海，到武汉“就职”去了。
    4 月15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如期在南京举行，只不过，这次会议是在汪精卫没有参加的情况下召开的。
    汪精卫不在没有关系，有胡汉民足矣。头一天，即 4月14日，在南京的国民党执委胡汉民、蒋介石、张静江、柏文蔚、萧佛成；监察委员吴稚晖、蔡元培、李煜瀛、邓泽如、陈果夫等人，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由胡汉民任主席。
    由于国民党执委大半都在武汉，凑不够法定人数，原定的二届四中全会实在是开不了，于是决定将 4月15日的会议改为“谈话会”。
    由于早期国民党的特殊性，这种“正式会”改为“谈话会”、“谈话会”改为“正式会”的情况，多次发生。
    但是，就在 4月15日的这次“谈话会”上，决定了许多重要的事情：如取消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如取消武汉国民政府；如成立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如建都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等等。
    蒋介石的这一手，把武汉的汪精卫都快给气疯了。汪是那种“君子可欺之以方”的人，文人气质过浓，办事讲究游戏规则，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大家约好了的事情，我还没去呢，你怎么就把会给开了，哪有这么办事的！
    所以，汪精卫这样一个人，如果把他扔在文人堆里，永远出类拔萃。李宗仁曾评价他：“汪兆铭的为人，堂堂一表，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初与接触，多为折服，故颇能号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驴之技，亦止此而已。”
    等汪精卫碰上蒋介石，好比周瑜撞上孔明，在在都处于下风，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往东不行，往西也不是，明明无比有理的事，到最后每次都搞得灰头土脸。实在没辙了就只好“撂耙子”。但“撂耙子”跟“撂耙子”还不一样，蒋介石也撂过耙子，每次都是过不几天就让人给请回来。汪就不行了，愿意撂你就撂，什么时候高兴了，请你回来。不高兴，你就在国外待着吧。想想也确实气人。
    不过生气没有用，蒋介石手里有军队，有江浙财团，有枪有钱，他当然不怕。汪精卫呢，除了一张漂亮的脸孔，和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以外，什么都没有。所以，蒋介石从来都做实权派，汪精卫，那就只好委屈你当当旗帜算了。
    南京的蒋介石不会去管武汉的汪精卫生不生气，4 月16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推选谭延闿为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4 月16日，南京中央政治委员会议议决：自 4月17日起，国民政府在南京办公。推胡汉民为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同一天，武汉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开除蒋介石国民党党籍，免去本兼各职，并“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第一集团军全部由武汉军事委员会指挥。
    对此，南京方面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只当武汉的汪精卫是透明人。4 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蔡元培代表中央党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受印。发表建都南京宣言，并举行“庆祝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与恢复国民党党权大会”。会上，发表了《国民政府宣言》，其中称：
    “在此国民革命急速进展与民众热烈盼望国民革命完成之时期中，政府谨遵总理遗志，接受多数同志之主张，依据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于四月十八日在南京开始办公。南京地位在党务上、政治上、军事上、地理上均较武汉重要，定都以后，本政府所负领导国民革命与建设民国之责任愈益重大。”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最先响应的，是随蒋北伐的何应钦和桂系，4 月24日，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拥护南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否认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决议及所产出机关之一切命令，一致完成北伐。”
    4 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出通电：“所有汉口联席会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产生之机关所发命令，一律否认。”
    至此，蒋介石正式将汪精卫甩在了一边。下面的事，就是怎么样把两个政府、三个中央（上海还有一个南京、武汉都不承认的“西山会议派“中央”）捏到一块了。这个事，蒋介石不管了。
    8 月12日，蒋介石宣布辞职，称：“中正稚鲁无文，自熏沐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逞主观用感情计利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天职。”“设立中央政府于南京乃总理指定。”“所蕲求者，唯在吾党统一，吾军团结，完成北伐与建国之二大使命”。“中正以总理死后之信徒，负党国重大之付托”。等等。
    最后，蒋介石说：“余自受命党国，出师北伐，已兹一年。环顾四周情况，党国呈分裂之兆。人民穷困，国民之大业，荏黄不见发展。然武汉等同志不查真因，诽谤集余一人，余之存在既非党国利益，故余毫不踌躇，即刻下野。”
  8 月13日，蒋介石正式电南京国民政府辞职，第二天就回奉化老家去了。南京的事，交给别人去“吵包子”。
    9 月22日，蒋介石由张群陪同去了日本，找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去谈自己与宋的婚事，此前，他已征得宋美龄本人的同意，就等老太太一句话了。
    蒋介石走了，国民党内更拎不清了，再加上李宗仁、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在里头这么一搅合，打成了一锅粥。不得已，只好“敦请”蒋介石“出山”。
    恰好蒋在日本的事情也办完了，正合适回来结婚。11月10日，蒋介石回国。
    12月 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完婚，同一日，冯玉祥、阎锡山电请蒋介石“复任总司令职”。
    12月 8日，蒋介石反客为主，倒劝上别人了，他发表了一份《告同志书》，要求大家“捐弃前嫌，一致合作”，促成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听那话头，仿佛他反而成了局外人了。
    12月10日，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召开，汪精卫忍着气提出“催请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总司令职权案”：
    “而蒋同志之能胜此大任，已有不朽之事功为之证明。中间虽经宁汉分裂，稍行扦隔，然自宁汉合作以后，则此等痕迹，已经消逝。国民革命军诸部队夙归蒋同志节制，决无稍持异同之理。况冯、阎两同志早经倡议，更可徵国民革命军人心理之同呼。蒋同志辞职，本未得中央允许，今兹以预备会议之决议，催促继续执行职权，实为义不容辞。”
    看提案的意思，竟然是在求着蒋介石赶快回来“复职”，汪精卫的心情可想而知。
    经会议决议：“即日促蒋介石同志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以完成北伐，并筹备全体会议之进行。”
    这个决议说的是两件事，第一，蒋介石回归已经成为定局。第二，由蒋介石负责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准备工作，换句话说，蒋介石将主导二届四中全会。
    预备会议结束，心灰意冷的汪精卫当即表示“引退”。
    要说这人倒霉吧，喝凉水都塞牙，就在“预备会议”的第二天，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起义，李济琛等人把此事扣在汪精卫的头上，说“广州共产党苏维埃政府推汪精卫为主席”，搞得汪极为被动。
    12月14日，吴稚晖发表《想当时的一席话》，痛斥汪精卫。在上海的广东人也哄起来，要求通缉汪精卫，上海租界马上把汪以及与他走得比较近的人给看起来了。
    至此，汪在国内是彻底待不下去了。12月17日，汪精卫离开上海，喝他的法国鸡汤去了。
    汪是 4月份回国的，前后 8个月，这 8个月时间，在汪精卫的政治生涯中极其失败。汪此次回国，由于在政治形势上缺乏精准的判断，在政治手腕上也不够老辣，本想利用别人，反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不自知。其结果就是怎么做都不对，每做一件事就开罪一两个派别，几面不讨好、里外不是人。最终不仅威望大跌，且名誉大损，给别人搞得如同跳梁小丑一般，眼看离“革命领袖”的位置是渐行渐远了。
    从此以后，除了他的几个亲信以外，再没有人寄希望于汪精卫了。
    1928年 2月 7日，经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议：以蒋介石、谭延闿、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以谭延闿、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改组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为主席；
    同时，会议决定：“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交国民政府责成军事委员会，北伐全军总司令，统筹全局，从速遵办。”
    二届四中全会在国民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显而易见的结果是，此前一直被广东人控制的国民党，转而以浙江人为主导。
    原有的广东籍元老，除廖仲恺、邓铿、朱执信先后遇害以外，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古应芬、伍朝枢、邓泽如等等全部边缘化，只留下了一个孙科；而浙江籍方面，蒋介石自不待言，张静江、邵元冲、戴季陶、叶楚伧等地位也显著上升。为避免地域色彩过于浓厚，还特地将国府主席的位置给了湖南人谭延闿。
    也是从二届四中全会开始，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中，开始占据主导位置，汪精卫用了十几年奋斗得来的地位，蒋介石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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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psyzjs    时间: 2010-11-18 23:34

这连载怎么还没完呢？

向于老前辈问好。刚从苏州回来，耳目一新。这么近，以后总会走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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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11-19 08:30

这连载怎么还没完呢？
psyzjs 发表于 2010-11-18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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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万千人先生的想法，可能还得写很长。
    本来，该文可以有二种写法，一种是只写军统的，例如，只写汪精卫河内被剌案，不写汪之前的历史，这样就可以很快结束了。另一种是像现在那样写，先交代汪剌清摄政王案、汪蒋之争、汪为什么投日，最后最写汪被剌，这样，实际上是在写“民国史”了。看来，作者走的是后一种路子。
    其实，在汪精卫的这段历史中，作者还是“省略”了二大段，即中山舰事件和七一五武汉分共，据作者的说法，是“不好写”。
    原作者是每天发一段，已发了二百多天了，俺是把它组织成大段（未经作者同意的）的转发（不动文中一句话的转）。
    说实话，但愿在俺的“有生之年”能看完、转发完这篇东东。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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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12-1 09:50

45、附：高宗武的活动

    前面说过，1931年，因为选“总统”的事，蒋介石扣押了胡汉民，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国民党再次分裂，胡汉民、汪精卫各拉着一拨人奔了广东。
    同时得罪了胡元老和汪元老，这下蒋介石可有大麻烦了。1931年11月18日、11月23日和12月 3日，国民党在南京、广州和上海分别召开了三次“四全大会”，把一个执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搞得如同儿戏一般。
    不得已，蒋介石又一次使出了自己的老招数，于12月15日辞去国府主席和行政院长的职务，第二次“下野”。
    蒋介石走了，总算可以踏踏实实坐下来开会了。
    1931年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召开，为避免矛盾，决定对经南京、广州和上海召开的三次“四全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执、监委员”采取“全部承认”的态度，并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会议”。同时决定，中央政治会议不设主席，而采取常委制，经选举产生的三个常委也并不出人意料，即党内威望“最高”的汪精卫、胡汉民和蒋介石。
    四届一中全会的这套做法，本意自然是为避免蒋的独裁，但其做法并不高明。汪、蒋势同水火，大家都知道；汪、胡原是好友，但早在1926年就已经反目成仇；蒋、胡之间，更不必说了，本来，蒋“开府”南京，得胡之力甚多，但蒋一上台马上就翻脸不认人，不久前又把胡抓起来，酿成一场祸事，胡早把蒋恨到姥姥家去了。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我党至此，非蒋、汪、胡三人赤诚合作，不足以谈复兴，但是他们三人相处有年，他们自己均深知他们三人绝无合作的可能，因此从未打算真正长期合作。偶尔合作，彼此都知是相互利用，得机则必然又来一个你死我活。”
    这样三个人，如何能在一起共事！
    接下来要选国府主席和行政院长了，这是蒋辞职后空出来的两个职务。国府主席是国家元首，这是一个荣誉性的职务，谁当都问题不大，只要符合两个条件就行：第一，资格老，“德高望重”；第二，派系色彩不能太浓，手中最好没有军队。湖南人谭延闿经常被被推出来扮演这个角色，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反之，蒋介石坐在国府主席的位置上，总让人感觉不大像那么回事，除了其“新军阀”的面目以外，资历不够，也是原因之一。
    问题是谭延闿早在1930年就去世了，于是大家推举了林森。林森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了，早在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林森就是参议院院长，到袁世凯在北京成立政府，林又“蝉联”参议院院长，论资格无人能及。且林森生性恬淡温和，崇尚“与幽人语自生悟，得静者相能永年”，从不与人相争，把他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从此一直到1943年 8月去世，林森当了整整十二年国府主席。林在这个位置上确实很合适，据说，当年有的官员进京前去拜访他，林说：“文官去见汪，武官去见蒋，不用见我。”
    国府主席好选，行政院长就不好选了，这是个负实际责任的位置，如选汪精卫，胡汉民肯定不干；选胡汉民，蒋介石又绝不会同意。
    没办法只好三个人都不干，行政院长给了孙科。
    1932年元旦，孙科上任。由于财政部长宋子文与蒋同时辞职，孙手里没钱，这个行政院长可怎么当？
    从1924年宋子文回国，就一直管钱，先当商务部长，后转财政部长，又兼中央银行总裁，没他，别人还真是“兜不转”，借钱都没处借去。偏巧军政部长何应钦不知道是成心还是受蒋指使，三天两头来申请军费，搞得孙科一点办法都没有。
    到 1月 9日，孙科不受这个罪了，他也实在是干不下去了，只好请蒋、汪、胡三人“出山”，到 1月25日，孙科内阁辞职。
    恰在此时，“一二八事变”爆发，蒋介石顺理成章地出来“拯救危亡”，就在“一·二八事变”当晚，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以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孙科改为立法院长，以罗文干为外交部长。
    汪精卫如愿当上了行政院长，对蒋也得有点表示，于是，在 3月 1日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汪提议由蒋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3 月 6日，经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以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
    蒋介石的这个委员长，当得比林森的国府主席时间更长，一直当到1946年 5月底，军事委员会裁撤，其职能归国防部为止，干了十五年。
    同时会议还决定，由蒋的亲信陈立夫任组织部长、汪的亲信陈公博任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
    从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折腾了五、六年，汪、蒋此起彼伏，打得不亦乐乎。到今天，终于确定了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蒋、汪共同主党的格局。国民党内，终于可以稍微消停一下了，同时，这也是蒋、汪合作最为“水乳交融”的一段时间。
    到1933年12月，罗文干辞职，汪精卫又兼任了外交部长职务。
    1935年11月 1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上，汪精卫替蒋介石挨了三枪，不得不出国养病，让出了来之不易的行政院长职务。
    在此后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重新对党、政主要负责人做出了安排：由胡汉民、蒋介石分别担任中常会正、副主席；由汪精卫、蒋介石分别担任中政会正、副主席；由蒋介石、孔祥熙分别为行政院正、副院长。
    粗看起来，还是汪、胡、蒋的“老一套”，问题是汪精卫在德国养伤，胡汉民在广东，一心一意地经营他的“西南两机关”，根本不管“中央”的事。蒋介石遂以国民党中常会副主席、中政会副主席、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总揽党、政、军的全局。
    至此，蒋介石一举奠定“革命领袖”的地位，其他人，再也无法与之争锋了。
    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同时选举孙科、叶楚伧为立法院正、副院长；居正、覃振为司法院正、副院长；戴季陶、钮永建为考试院正、副院长；于右任、许崇智为监察院正、副院长。
        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以后。像戴季陶的考试院长、于右任的监察院院长，都当了许多年。
    1938年 3月，国民党临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同时选举汪精卫为国民党副总裁。
    这是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最后一个职务。
    这也是最令汪精卫生气的一个职务。
    实际上，连这个副总裁，都是老蒋千方百计、想了很多办法才“施舍”给汪精卫的。
    将国民党改回“党魁制”，表面上的原因，自然是出于抗战的要求，同时，也是蒋介石集权的需要。
    自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把“总理”的头衔永远留给了中山先生，领导体制改为委员制，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这一权利，简称“中常会”。
    另外，孙中山在世的时候，为分担孙的工作，国民党成立了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后来又曾改名为“中央政治会议”，简称“中政会”。
    最初，“中政会”仅是一个咨询性质的临时机构，对孙个人负责。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汪精卫曾先后担任“中政会”主席，并将“中政会”的体制固定下来，定位为：“关于政治方针，由政治委员会决定，以政府名义执行之。”换句话说，“中政会”成为国民党指挥政府工作的指导性机构，即连接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桥梁。
    国民党取得政权以后，工作重心向政府偏移是很正常的事情，久而久之，参与政务的“中政会”地位越来越重要；反之，作为国民党最高权利的化身的“中常会”，由于只管党务，反而显得无足轻重。
    蒋介石是军人出身，党内的地位原本很低，通过几年来的拳打脚踢，成为了实际上的“革命领袖“，大家会看到，在1935年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不论是管党务的“中常会”、还是管政务的“中政会”，蒋介石都是负实际责任的副主席，党内的威权已经逐步集中到蒋介石个人身上。
    但不管怎么说，此前，最起码在表面上，蒋主要以军事和政府工作为主，而没有确立在党内的地位，上面还各有一位国民党的元老压在头上。尽管胡汉民已经去世、汪精卫已经基本上被打趴下，但这层盖子必须揭去，蒋介石必须明证言顺地成为党的“一把手”。
    另外，抗战刚刚开始，急需事权的统一，“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全党之领袖，俾此革命集团有一稳固之重心。”这倒也是一个可以摆得到桌面上的理由。
    国民党设总裁，这个位置，自然是给蒋介石的，这个大家都明白。
    难于处理的是汪精卫怎么摆。
    以汪精卫的历史地位和对“革命”的贡献，又加抗战时期，“团结”为重，从哪个角度考虑，蒋介石都不可能无视汪的存在，必须给他一个合适的位置。
    经过考虑，蒋介石决定在“总裁”之下，增设一个“副总裁”，让汪精卫当。
    问题在于，无论总裁、还是副总裁，都不是任命的，这是党的代表大会，都是要经过代表选举才算数的。
    自己选总裁，蒋介石知道问题不大。汪精卫就难说了，万一选举当中出点岔儿，大家不同意增设这个位置，或是选上一个不相干的人，这番做作可就都白费了。
    为了确保汪精卫“选”上副总裁，蒋介石花了很多心思。
    其一，在表决方式上做手脚。通过大会“议事规则”规定，举手、起立、投票三种形式，都可以用来表决，这样就回避了大难题，凡是可能引发意外的表决项，一律以“起立“的方式表决，这样，多一人起立少一人起立，都问题不大，便于打马虎眼。
    难办的是，“议事规则”也是需要经大会通过的。于是，在大会的预备会议上，事前安排，由国民党元老居正向大会建议，因“议事规则”很长，如果逐条念下来，然后再讨论，很浪费时间，建议省略这一项，直接通过算了。
    居正的建议合情合理，前面说过，为保证安全，“临全大会”是用了四个晚上的时间召开的，每次都搞到深夜，时间确实很宝贵。另外，与会者也没有想到蒋介石要通过这样一个“规则”，在“保”汪精卫的问题上搞小动作，于是，“议事规则”就在没有讨论的情况下通过了。
    其二，创造性地规定，总裁、副总裁两个职位一起选举。要么都同意、要么都不同意。这样，要选蒋介石当总裁的，只好同时“捎带手”把汪精卫的副总裁一起选上。
    “选举“的当天，据龚德柏回忆：“这天是由于右任主席。此老那时已六十岁，虽不算甚老，但其说话声音最低，虽在四五排亦听不清楚，后座更不待言，故会场始终混乱不宁。后来秘书长叶楚伧代为说话，始能进行议事。这时代表中对于设总裁一案固少反对，对于设副总裁则持异议者不少。”
    龚德柏本人就反对设副总裁，他说：“因之设副总裁案，若以正当程序付表决，恐难通过。于是付表决时，秘书长叶楚伧乃宣称：‘赞成党内设总裁、副总裁者请起立。’”
    龚德柏说：“这种表决方式是违法的，因为设总裁是一件事，设副总裁又是一件事。有人对于设总裁赞成，而却反对设副总裁。这样表决，将使人不能抉择。”
    龚德柏说错了，他肯定没有仔细阅读经大会预备会议通过的“议事规则”，“这种表决方式”一点不违法，蒋介石早就料定了大家会有这样的异议，从程序上先站住了脚步。
    龚德柏很生气地说：“故我几乎要起立反对这种表决方式。但忽然又想：我已决定作死牛死马不发一言，又何必在此重要关头，作此要讨人们厌恶之事？遂不起立，而默认其表决方式。该案遂通过。”
    党内设总裁、副总裁的议案“顺利”通过。接着出场的，是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由他提出分别选举蒋为总裁、汪为副总裁的提案。吴还特地做了一个说明，指出：
    “总理发明了世界上唯一的三民主义，经积年不断奋斗，才树立了党的中心力量。当时本党的基础在广州，担任军事方面责任的，就是蒋同志；担任政治方面责任的就是汪同志。他们好像亲灸学生，把总理所要给我们同志的遗训，都接受下来，传达出来。以后本党发展，总理自己并没有看到。而总理中心主义未来的发展，还要靠两位同志与各位同志不断的努力。”
    通过“说明”，吴稚晖强烈地暗示大家，只能选“蒋同志”和“汪同志”，不要胡来。吴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由他来说这个话，是比较合适的。
    吴稚晖说完了，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时刻——该“选举”了。
    龚德柏说：“叶楚伧偷关漏税，秘密输入副总裁之诡计既获胜，第二诡计又来了。他又以‘赞成推蒋中正同志为总裁，汪兆铭同志为副总裁的请起立’的方式，再秘密输入汪兆铭为副总裁了！”
    至此，汪精卫“顺风顺水”的选上了国民党副总裁。
    至此，汪精卫彻彻底底地被蒋介石打翻在地。
    对蒋介石而言，他肯定以为，自己很对得起汪精卫这个老对手了。而从汪精卫的角度，以这样一种屈辱的方式“上位”，而且是“屈居”在党内的后辈蒋介石之下，其心情可想而知。
    据与会的陈布雷后来回忆说：“推蒋公为总裁，而汪副之。盖蒋公意存谦让，以汪为革命旧人，望其兼负领导革命之责。然汪于接受推举之即席演说中，即有不自然之情态见于词色，余等皆察觉之，颇引以为忧。”
    龚德柏则说：“汪兆铭终于被推为副总裁后，起立说话时，脸上青一块白一块，态度很不自然。所以我断定：他之投敌是由此时决定。”
    龚德柏进一步分析说：“若分别表决，则设副总裁案可能被否决。副总裁既不设，则汪兆铭当副总裁之事就没有了。汪不当副总裁，则他虽不能当总裁，亦会不致如当副总裁之受屈辱。因为他平时自命为党中之老资格，今乃使之屈位第二位，实大大的侵犯他的尊严，而使他永久认为耻辱。”
    龚德柏说得很对，蒋施舍给汪这个副总裁，不管蒋的本意是什么，对汪来说，此举都意味着绝大的侮辱。胜者有胜者的骄傲，败者有败者的尊严，汪精卫的“被”副总裁，其内心深处的感受，与当众被别人抽两个耳光，估计没什么区别。
        龚德柏断言：“他（指汪精卫）的决心投敌，甘作傀儡，大约由此时起已作最后决定。试观三月三十日被选为副总裁，五月间即派高宗武赴东京与敌勾结，而甘心作傀儡以自慰。”
    龚德柏提到的高宗武，其实是蒋介石的亲信。
    说起高宗武，又是一个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但是，这个“小人物”，曾经两次改变中国抗战的格局。
    高宗武，1906年生，浙江乐清人。
    高宗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学法律的，1931年回国。他后来回忆说：
    “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我曾经留学日本，蒋委员长和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是日本留学生。我在日本学习八年，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样。我的时运不错，l931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回国加入南京《中央日报》，在报上发表了好几篇关于日本现状的文章，引起蒋委员长和外交部长汪精卫的注意。虽然之前从未晋见过他们，但我依然于l932年夏受聘加入以委员长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
    1932年，高宗武被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看中，进入外交部任日本问题研究员。
    高宗武回忆说：“1932年春天，我第一次见到汪。他写了张字条召见我。他要见我是为了我在南京《外交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有关日本国内状况的文章。我们单独谈了两个半小时。跟其他人一样，我对他的魅力和美貌( 像戏台上的英雄或童话中的王子 )、活泼的脸部表情、沉静的仪态以及从而显示出的思想深度、生动感人的语气，为之印象深刻。五十岁的他，看来顶多三十出头，尽管那时他已为糖尿病所苦。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极容易被他的讲话技巧所折服。”
    高宗武还评价了陈璧君，他说：“汪夫人一直讨厌汪的年轻相貌，因为她一辈子都被当作汪的母亲看待。”
    1934年 5月，高宗武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仅一个月后即升任亚洲司副司长。
    高宗武回忆说：“从这时起，我的麻烦开始了。”
    刚刚上任，高宗武就面临着“藏本事件”。他说：“1934年 6月 8日晚上，一名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职员，藏本英明，突然失踪了。事情发生在中国首都，在中国的日本官员们立即认识到这是向中国提出严重交涉的好机会。”
    “藏本事件”，我们前边是说过的，当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年轻的亚洲司副司长高宗武，与他打交道的就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
    对须磨，高宗武及其厌恶，他说：“须磨是个咄咄逼人、横眉竖眼、体重 200磅、绝对令人讨厌的家伙。日本报纸在官方指引之下大幅报道失踪事件；须磨为了加大讨价筹码，在向记者谈话时刻意提高藏本的身分，说他是副领事或代理副领事，须磨坚持藏本为中国宪兵谋杀。”
    高还说：“在所有日本人当中，我最讨厌须磨，所有中国人也一样。他办事虚伪，处理‘事件’的手法绝对卑鄙。中国人一听到须磨的名字就变脸。”
    最终，“藏本事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高宗武说：“日本人和须磨当然大为狼狈。虽然有些日本人敢于批评须磨，要政府召他回国，可是须磨在南京继续待了三年，然后升任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参事。”
    接下来，高宗武面临的，是一项更加棘手的工作——协助谈判中华民国与伪“满洲国”通邮问题。
    高宗武说：“日本于1931年占领满洲之后，中国政府即下令中断两边邮政及通讯。1933年的《塘沽协定》中有一条，即中日代表应通过谈判恢复通邮。日本给予华北中国官员极大压力，逼迫他们早日解决日本提出的各种对日本有利的难题。压力背后永远是日本强大的军事力量。”
    本来，主持谈判的是“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高宗武说：“他处理日本问题的方式受到中国人的批评，说他软弱。黄郛于是要求政府从南京派一名代表来北平处理通邮问题。”
    这个任务，落在了高宗武身上。他说：“我对接受这份差事很犹豫。我知道我很可能被不满意的日本人杀掉，或因仅仅退让一寸，而被那些认为我软弱的中国人杀掉。但是为了延迟日军进一步的军事活动，以便我方做好军事准备，我可能被迫退让得比一寸更多。”
    1934年 9月，高宗武赶往北平，他说：“我的首要训令是必须在不涉及中国承认傀儡‘满洲国’的前提下谈判。这当然是很不正常的，我们一面要说‘我们不承认你’，一面又要说‘我要跟你讨论重要事情’。不过，想到长久以来不能与在长城以南的兄弟姐妹、朋友亲戚们通信的东北四省同胞，我并不十分在乎这些。”
    与预料的一样，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高宗武说：“许多问题中，最难的问题是傀儡‘满洲国’在中国的不承认政策之下，到底要用什么样的邮票。中国不能接受印有‘满洲国’字样的邮票；中国也要求在长城设立输送邮件的邮务代办所，以避免与‘满洲国’邮局直接接触。”
    在这种自相矛盾，近乎自欺欺人的指导思想下进行“谈判”，令高宗武的态度极其“难拿”。最后，高将自己谈判底线定为：“根据中国不承认日‘满洲国’的政策，我们只能讨论邮政技术问题，不触及政治。如果我们达致协议，我们将完成这个协议，但不签名用印，只能以备忘录的形式作为以后的参考。”
    对此，日本人当然暴跳如雷，谈判旷日持久，无法达成一致，中国方面也不满意，高宗武说：“黄郛责备我，说我年轻调皮。殷同警告我，‘这些谈判出不了英雄’。我以负全部责任来安抚黄郛，然后向胖胖的、圆眼睛瞪着我的殷同说：‘我离开南京之前就知道不会成为英雄。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日本人的影响力来当个铁路局长。’”

    按：殷同，1889年生，浙江江阴人。毕业于日本经理学校高等科，与前面说过的汪时暻是同期同学。
    殷同也是亲日分子，曾与何应钦、熊斌共同参与《塘沽协定》的谈判，后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顾问，1933年10月任北宁铁路局局长。因此，高宗武讽刺他，说“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日本人的影响力来当个铁路局长”。
    1937年，殷同改任铁道部顾问。接替他的，就是没有潘毓桂那么“像日本人”的陈觉生，后陈被日本人药死。

    高宗武说：“谈判破裂后第三天，我收拾行囊准备回南京，这也许并不完全是中国人的手段。不过，不出所料，日本人派了个人来提议再开一次会，我当然同意。他们发现我并非虚张声势，因而做了一些让步。……三个星期后，没有签名的备忘录终于为双方接受。”
    “双方妥协的结果，中国自由区与日本占领区之间的邮递，至今通行无阻。换句话说，占领区的邮政制度，仍然在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

        按：高宗武所说的“至今通行无阻”，是指他写作回忆录的时间，即1944年。

    “通邮谈判”使高宗武名声大噪，1935年，年仅29岁的高宗武晋升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他后来回忆说：
    “通邮问题解决后不久，我从亚洲司副司长晋升为司长。由于许多适合这个职位的官员年龄都比我大，资格也比我老，这个升迁毫无疑问是委员长的意思。”
    高宗武说：“升级带给我更多的困难，因为那意味着与日本更频繁的接触。没有一个中国人有我那么多与日本人谈话的次数。”
    高宗武说：“我经常被叫去设法化解日本人要求答复他们提出的各种方案的压力。除了日本外交官之外，陆军和海军武官，和他们的代表人，也时常来找我。包括冒充南满铁路局官员的西义一将军的弟弟。对付不断的恐吓，我说：‘我常住暴风海上，所以不怕晕船。’”

    按：“西义一将军的弟弟”即西义显。此时的高宗武还不知道，日后，他与西义显打交道的时候还多着呢。

    话虽然这样说，无休止的谈判，还是令高宗武身心俱疲。高宗武说：“我自己也疲倦透了。我向外交部请假，事实上我想辞职，可是张将军告诉我他即将离职。所有中国人都避免和日本人接触。张将军坦诚地告诉我，所有他的朋友都劝他把接触日本人的事留给我。曾经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中国官员，不管他们多么爱国，风险都非常大，下场都很不好。”

    按：“张将军”即张群，原湖北省政府主席，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之后接任外交部长，遗缺湖北省政府主席则由杨永泰接替，结果杨接任不久，即因“亲日”被刺身亡。

    高宗武在东京帝国大学的一个同学、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秘书松村喜寿，曾经很坦率地对高说：“对日交涉的中国官员，不管他多么能于，多么苦干，都不会有好结果的。”
    松村还说：“一些中国政客认为一旦中日发生战争，西方列强会帮助中国。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对中国没有好处。我怀疑一旦中国被侵略，没有哪个国家会出来帮助中国。”
    松村说得很准，如果不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西方列强”真的不会有一个站出来帮助我们。
    张群当外交部长，对日交涉全部委诸高宗武，据高的友人周谷后来回忆说，有一次蒋介石打来电话，张群接的，蒋一听是张，也不寒暄，直接说：“我找高宗武。”可见蒋对高的倚重。
    所以，高不但不能辞职，还要承担更重要的任务。
    前面说过，抗战爆发之初，蒋介石、汪精卫正在庐山召开“庐山谈话会”，蒋在发表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著名讲话之后，因平津战局急转直下，遂结束了第一期谈话会，匆匆下山主持军务去了。
    第二期谈话会由汪精卫单独主持，在谈话会上，汪精卫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我们当日若不忍耐而孟浪牺牲，则牺牲为无意义，今日若不牺牲而犹言准备，则准备为尤无意义。‘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这意义诚然是严酷的，然不如此，则尚有更严酷的随在后头。质而言之，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
    “我们不但因为不愿做傀儡而牺牲了自己，我们并且因为不愿自己牺牲之后，看见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的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虽不能挡住敌人之杀进来，然而我们必能使敌人杀进来之后，一无所得。”
    在阐述了“傀儡”与“牺牲”的问题之后，汪精卫说：
    “所谓抵抗，便是能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为抵抗侵略而牺牲。天下既无弱者，天下即无强者，那么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我们高呼一句‘最后关头’！我们更高呼一句‘牺牲’！”
    汪精卫的这篇讲话，就是这样结束的。琢磨起来，让人听着有点不是味——
    “我们虽不能挡住敌人之杀进来，然而我们必能使敌人杀进来之后，一无所得。”
    “那么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
    听汪精卫的话茬，好像“抵抗”即“牺牲”、“牺牲”完了，“抵抗”也就完了，换句话说，“抵抗”的结果，除了“牺牲”，没有别的。总体来讲，调门比较低沉。
    调门低的，还不止汪精卫。
    就在蒋介石“下山”的同时，由于平津已经沦陷，从北京来的几个代表，如胡适、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人有家难回，于是就去了南京。
    7 月30日，应高宗武之邀，胡、蒋、梅等人到高家做客。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
    “到高宗武家吃午饭，在座的有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
    席间，胡曾就中日战争征询高宗武的看法，说：“先生有何高见？”
    高说：“我的姓虽然‘高’，但我的意见却很‘低’。”
    这就是“低调俱乐部”的由来。
    经过讨论，胡适说：“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件事：一、外交路线不能断，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二、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负此大任。”
    次日，胡适等人又赴蒋介石的午宴，胡在当天的日记中说：“蒋先生约午饭。在座者有梅〔贻琦〕、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
    “伯苓”即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就在前一天，天津沦陷，南开被日军炸成废墟，张伯苓怎么可能不“附和之”。
    对此，胡适有不同的想法，但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氛围下，任何“泄气”的话都说不出口，于是，胡适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
”
    对此，蒋介石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胡适在同一天的日记中说：“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了。”
    也就是说，在抗战爆发后不久，蒋、汪同时在第一时间想到了高宗武，觉得他能够在未来的中日关系中发挥作用。
    还是在 7月31日的日记中，胡适说：“宗武谈甚详。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 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
    对于这一时期的活动情况，高宗武语焉不详，只是说：“没有训令，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的军事准备尚不完备，应该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不过在 8月初，上海的情势濒临爆炸。8 月7 日我奉委员长命令去上海，警告日本大使，如果战争在上海爆发，中国将抗战到底。那将不会再有什么‘塘沽协定’或‘上海协议’。川越仅仅说他会把委员长的‘口信’转报政府。”
    在回忆录中间，高宗武特地强调：“那是我最后一次与日本人的正式会晤。”
        换言之——此后，高宗武与日本人的一切会晤，都是“非正式”的，都不代表政府。
    1938年 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称：“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仍然为了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反省之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之真意，贸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之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之新中国。”
    这就是所谓“近卫第一次声明”，此举，意味着陶德曼等人的“调停”彻底告终。
    这个声明发得毫无道理。且不说“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之真意，贸然策动抗战”叫不叫人话，单说其核心意思：“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就已经说明，日本政府已彻底为“统帅部”所挟持而失去理性。
    实际上，在这个“声明”发表之前，日本国内依然存在着不再继续扩大战争的意见，但在此之后，日本政府自己关闭了与中国合法政府谈判的大门。对此，今井武夫评价为：“日本政府就这样放弃了自己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会谈的地位，丧失了解决事变的对策，造成了长期苦思焦虑的结果。”
    日本众议院议员犬养健也将这个“声明”斥为“毫无道理”，他说：“对于军事上已成为交战‘对手’的外国政府，在政治上却不以它为谈判对手，这究竟是要干什么？”

    按：犬养健是前日本首相犬养毅的儿子，时任日本众议院议员。在日后的“和平运动”中，犬养健也将扮演重要角色。

    犬养健说：“‘不作为对手’并不是法律上的词语，让人明显感觉到的只是对于‘对手’的侮辱。”
    从此以后，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所有关于所谓“和平”的努力，就都转入“地下”了。
    高宗武就在进行地下的“和平运动”。他后来回忆说：
    “在一次与委员长的谈话中，我向他报告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不再有需要，我提议，鉴于目前政府对于日本人在幕后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一点都不知道，我应该到香港和上海去。在那里，我可以从战前的日本朋友和旧识那里取得有价值的情报。委员长同意了。于是我离开汉口。几个星期后，我带回来一手情报。委员长于是批准我的第二个建议：我辞去外交部的职务，赴香港定居。此后，我只会在有情报的时候才去汉口。为了不露痕迹，我和几个朋友在香港组织了一个日本问题研究所。”
    高宗武的回忆录，从此一下跳到1939年，即汪精卫出走之后，也就是说，1938年的几乎一整年、也是所谓“和平运动”最关键的一段时间，他干了什么，高没有说，这也是他这本“回忆录”最令人失望的地方。
    简而言之，在这段时间里，高宗武做了两件事：
    第一，高宗武去了一趟日本，先后会见了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及陆军省中国科科长今井武夫等人。
    对此。今井武夫回忆说：“高留在日本期间，同陆军大臣板垣、参谋次长多田等都会谈过。我参加了会谈，我得到的印象是高对于以蒋介石为中心收拾日华两国间事变的方案似乎已经断念了。”
    影佐祯昭回忆要详细一些，他说：“昭和十三年（1938年）春，原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和原任亚洲科长董道宁来到东京。我以参谋本部支那课长的资格，同两人见了面。”
    影佐祯昭说，高宗武此行的目的是：“日本政府既然否认了国民政府，那么寻求和平就只有求诸蒋氏以外的人了；这个人就舍汪精卫莫属。汪氏因痛感中日问题有早日解决的必要，曾经主张和平，但国民政府内部不予接纳。因而只有从政府外部唤起人民展开和平运动来以求转变。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理解此点。”
    对此，影佐祯昭说：“我为他们专程而来的热诚所感动，相约和他们为此而协力，并且得到了参谋次长多田中将的同意。”
    从上述两个日本人的回忆看，应该说比较明确地透露出一个意思，即高宗武首先提出了“既然蒋介石不谈，就找汪精卫谈”。
    不过，按笔者推测，高宗武与蒋、汪二人都不是一般关系，因此高应该不会主动地提出把蒋撇在一边，把汪捧出来；另外，私下与敌方“媾和”不是什么光彩事，让汪去“跳火坑”，应该也不是高的本意。况且，以高宗武一个外交部的卸任司长，芝麻绿豆大的官，还不够谈这个事的级别。
    究竟是谁提出来的，高宗武刻意地没写，那么我们只好再找一个人作为旁证。
    这个人就是犬养健。
    1938年 7月初（据犬养健回忆是 7月 2日或 3日），经松本重治介绍，犬养健在一个内部“派对”中认识了高宗武，并于次日与高宗武进行了一番长谈。
    据犬养健回忆，当时高宗武是这样说的：
    “我首先想说明我的立场。为了实现和平，我准备不惜做出任何牺牲。……但汉奸( 卖国贼 )我可不当。我所奋力争取的仅仅是实现和平，这条界限是明确的。当不当汉奸必须明确。如果是不当汉奸的和平工作，那么有什么困难我都忍耐。但倘若这样做会成为汉奸，那么我马上就此作罢。即使说我中途脱逃也好，或说我是叛徒也罢，我都要退出。我认为您是可以信任的，因此一开始就说明这一点。
    犬养健说，高宗武与他谈到了“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并曾探讨能否由日方主动收回这一说法。
    对此，犬养健认为：“你的意思是说，如能改变近卫声明就好办了，是吧？这总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变更的嘛。况且，又是必须这样做的。然而，作为事实问题，就在一月间刚刚发表的声明，怎么能简单地更改呢？”
    就这样，话题引到了汪精卫身上，请注意高宗武下面这段话：
    “这两三天，多次地与参谋本部的人讨论这件事。中国班班长今井是这么说的：日本政府也有公开的立场，总理大臣的声明不能那样简单地取消。本来尽管参谋本部那样反对，仍然发表这一声明，也是事出有因的。那么现在怎么办呢? 作为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请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怎么样? 也有人提出以汪精卫为谈判对手来开展和平工作，中国课课长影佐也讲了同样看法。他们主张，如果和平工作走上正轨，立刻通过汪精卫先生的推荐，改换成以蒋先生为正式的谈判对手。”
    很显然，请汪精卫“出马”出自日本人的建议，而且正是今井武夫和影佐祯昭提出了明确的意见。
    对此，犬养健经向高了解蒋、汪二人的情况后，同样表示赞成，他说：
    “尽管辛苦，最初的‘爆破’任务还是请汪精卫来完成吧。借汪先生的‘爆破’作用，就好比在困窘的隧道工程上打开一个缺口。”
    对此，高宗武说：“是啊，虽然它充其量不过是次善之策，但也可能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次善之策了。”
    犬养健的父亲当过日本首相，因此政治上十分敏感，在当晚的谈话中，他曾三次提醒高宗武，不要把自己给“搁”进去：
    “蒋委员长不动，而由汪副总裁出马。这样一来，这个和平运动方向一偏，不是会有出现反蒋运动的危险吗? ”
    “煞费苦心的和平运动倘若变成反蒋运动的话，就会适得其反，结果是鸡飞蛋打……”
    “高先生，汪和蒋两位先辈都很信任你，你是个幸福的人。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幸福也是你迷惘的原因。我倒有这样一种感觉。”
    对犬养健的警告，高宗武表示认可，他的回答是：“大概是吧。但我决不在蒋、汪之闯脚踏两只船。可能的话，为了中国，希望实现以蒋为对手的和平。我有这样的想法，灰心断念还为时过早。”
    根据犬养健的回忆，可以看出，高宗武初到日本时，对于所谓“和平运动”如何开展、以及推定谁来做领袖，并没有明确的腹稿，或者说倾向性。是日本人帮他做了一个抉择、帮他做出了一个判断，即“日本政府认为和平运动以汪精卫为中心是适宜的”。
    经过日本人的轮番劝说，高宗武认可了对方的判断，并愿意以此为目标，推动所谓“和平运动”。但他的“和平运动”有一个前提、或者说是底线，即“实现以蒋为对手的和平”
    事后，犬养健又找到了影佐祯昭，与他交换了看法。在与犬养健的谈话中，影佐祯昭对高宗武做出了一个判断：“高先生有男子汉的功名思想，一心想最早把和平工作搞成功。”
    影佐把高宗武看得很透，高之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私下与日本人谈和，其“功名思想”是关键，即凭着一己之力结束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也就是实现胡适所说的“奇迹”。
        包括高宗武后来“令人费解”的中途退出，同样出于这一点。
    7 月22日，与高宗武一同前去日本“谈和”的周隆庠带着高给蒋介石的报告，回到了汉口，同时带来的，还有高给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
    “委员长钧鉴：职于 6月23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

    按：周隆庠，1905年生，江苏无锡人。

    周隆庠也是日本通，跟高宗武一样，属于日语说得比汉语还好的那种人，原任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科长，后随高宗武一起到香港搞“日本问题研究所”，成为高的得力助手。
    接到高宗武这份报告的，是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周佛海。
    周佛海，是高宗武之后、促使汪精卫落水的另一个关键人物，也是促成所谓“和平运动”的“三个火枪手”之二。
    提起周佛海，大家并不陌生。周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了，1921年就以留日共产党员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共“一大”，但同时，他也是最早退出共产党的那拨人之一。
    周佛海，1897年生，湖南沅陵人。
    1917年，周福海赴日本留学，1924年，受刚刚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宣传部长的戴季陶邀请，中断学业回国任宣传部秘书，同时在广东大学当教授。据周自己说，当时，国民党刚好在香港创办了一份报纸，戴令他去当主笔，结果，因周不熟悉新闻工作，出了几次差错，无奈只好辞职，回到日本继续读书。
    同年 9月，周佛海退出中共。
    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以后，周来到上海，加入了当年曾风云一时的《孤军》杂志。据罗君强回忆：“他又参加以福建人何公敢为首的孤军社。孤军社先出《孤军》杂志，后改名独立青年社，又出版《独立青年》杂志，社址在上海宝山路宝光里12号。他们自以为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一个政团。我当时在上海读书，由我堂叔罗增益介绍加入独立青年社，同周佛海就是在堂叔的房间里开始认识的。”

    按：罗君强，1902年生，湖南湘乡县人。原中共党员，1925年脱党。

    北伐开始以后，依然由戴季陶推荐，周佛海当上了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主任。其间，多有波折。罗君强说：“1926年秋北伐军到达武汉后，周佛海持着戴季陶的介绍信，前往投靠蒋介石。这时蒋在南昌，由邓演达代见，派以中校秘书名义。周嫖妓，染上梅毒，躲入汉口日人医院治疗。蒋介石回武汉传见周佛海，找不到人。周在医院碰见何思源，得讯急往见蒋，密献‘反共’之策。蒋、周两人倾谈两小时以上。第二天蒋即派周为新筹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军衔是少将（该校教育长是张治中）。我由罗增益介绍任该校政治部科员，主编《革命生活》日报。”
    从此，罗君强一直是周佛海的亲信，并随他叛国投敌。
    “七一五”以后，周佛海逃离武汉去了上海，结果给抓了起来。罗君强说：“1927年初，武汉开始反对蒋介石，我请示了周佛海，报纸应持何种态度，周说随潮流走好了，其实他自己是打算逃跑的。５月，周佛海携带妻子，在轮船上写好一本‘反共反汪’的小册子，逃往上海，志在投奔蒋介石。讵知到上海即被杨虎、陈群捕押于龙华警备司令部，性命危急，杨淑慧通过张治中、吴稚晖、陈铭枢等向蒋介石求情。蒋对周佛海是谅解的，遂派员迎提到南京释放，并派为南京中央军校政治总教官，略予降级。”

    按：杨淑慧即周佛海的第二任太太。曾参与中共“一大”的会场布置，前面说过，解放以后，“一大”会址就是杨淑慧找到的。

    杨淑慧的性格，有点类似于陈璧君，用好了，是老公的好帮手，用不好，则适足以济其恶。像找佛海这次被捕，落在杀人如麻的杨虎、陈群手中，要不是杨淑慧，闹不好脑袋就给砍了。
    这件事，周佛海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同学、也是他在《孤军》杂志时的同事萨孟武也曾留下回忆。他说：
    “当我在总政治部工作之时，周佛海也逃出武汉而至上海，登陆之时竟为上海政治部主任陈群抓去，欲处以死刑，是日为星期六，星期日停止办公，周太太杨淑慧女士急到南京，要求我们设法挽救，我们与陈铭枢商量之后，即用总政治部的名义，令其引渡到南京，陈群不肯接受。后来似由蒋公下令引渡，佛海来到南京之后，即关在总政治部一个房间之内，我们因为同学关系，时时往问，并予安慰，佛海是很聪明的，在船上就写了一篇“逃出赤都”的文章，意欲借此以表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后来此篇文章曾在各报上发表，而蒋公且任命他为军校政治部主任。”

    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黄埔军校迁到南京，改称中央军校，以周佛海为政治部主任。

    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以后出国养病，其亲信陈公博同时辞去民众训练指导委员会主任职务，后该委员会改为民众训练部，以周佛海为部长。
    上面这些，都是军职和党内的职务。在政府方面，周佛海只做过江苏省教育厅长，但他的名声似乎不甚好。前面说过，原本在浙江好几个县当过教育局长的王蒲臣，一听说周佛海接了朱家骅的职务，马上辞职不干，改当特务了。
    周佛海在官场上的转机，起于1937年抗战之初。
    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在回忆录中曾有记载：“八月初旬，承命撰发军事宣传品约六七种，顾脑力极不济，某日撰《告空军将士书》，费十六小时乃写成，仅二千余言耳，而濡滞若此，自知战争既起，决难胜此重任。乃上呈乞辞。”
    在这里，陈布雷是说，自从抗战开始一来，每天奉蒋之命写的东西实在太多，文思滞膣，本以“快手”著称的他，写一篇2000字的文章，居然用了16个小时。陈本来就有严重的失眠，至此实在是难于支持，只好向蒋介石提出辞职。
    值此紧要关头，蒋介石怎么可能放走他的“文胆”，陈布雷说：
    “蒋公留置不报。书再上，请辞名义，仍留供笔札之役。蒋公乃嘱熊天翼等慰劝，许添一副主任，以周佛海君任之。九月改组侍从室第五组，将原任秘书八人及五组书记司书各二人均予解职，盖为战时行动便利，不能不缩小编制也。李唯果秘书以九月入侍从室任事。佛海兼任第五组长。”
    在1937年 8月 8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五时半布雷来，出示蒋先生委余为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手谕，闻听之余，毛骨悚然。此事极不易做，惟国难如此，绝不能辞，奈何？”
    这样，周佛海意外地成了蒋介石的近臣，参与密勿。
        1938年 4月，在“临全大会”之后，国民党紧接着又召开五届四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任顾孟余为宣传部长，周佛海、董显光为副部长。因顾一直在香港，由周“代理部务”。
    周佛海与汪精卫，原本并不是一路，而且一度还很对立。那是在大革命时期、周刚刚退党的时候，汪不值其为人，曾对周佛海的一个朋友说周“拆烂污”。后此话传到周的耳中，对汪切齿痛恨。
    1927年 7月，周佛海写了一篇文章《逃出了赤都武汉》，旧事重提，大骂汪精卫：“汪精卫有次对我一个朋友说，周佛海真拆烂泥〔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攻击起共产党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我现在却要学他说，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去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

    按：1943年 2月，即汪、周共同当了汉奸以后，周佛海曾经给一本叫《汪精卫先生行实录》的书写过一篇序，其中提到他初次见到汪精卫时的情景，酸得“紧”：
    “我乃是中国国民党的后辈，虽然在庚戌之前，还是在乡村一个塾童的时候，就闻到了先生的大名，但是直到民国十三年春天，于无意之中，才在上海第一次瞻仰先生的风采。那个时候，国共已开始正式合作，共产许多分子，有许多已加入了国民党，毛泽东也加入国民党，做宣传部的秘书。我那时因为还在日本京都留学，所以还是共产党员，没有加入国民党。我由日本回到上海的时候，赴国民党党部去看他，当时党部是在环龙路四十四号。”
    此处，周佛海的记载有误。“民国十三年春天”即1924年春天，其时，国民党刚刚结束“一大”，其中央党部设在广州。设在上海的是国民党的一个派出机构即“上海执行部”，以胡汉民、叶楚伧、汪精卫负责日常工作。汪精卫同时兼任宣传部长，秘书恽代英；胡汉民则兼任组织部长，秘书毛泽东。
    另外，军校相当多的一些学生后来曾回忆说，是毛泽东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把他们推荐过去的，就是这个时期的事。
    周佛海继续说：
    “当我和毛正谈得起劲的时候，忽然一位身材高大的伟丈夫，破门而入。我当时不知道是谁，毛替我介绍道：‘这是汪先生。’一位神仰十余年的革命先辈，忽然从天而降似地站在我的面前，一个渺小的学生，真是手足无措，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毛报告我的名字之后，汪先生似乎知道我的名字，和我握手，并寒暄了几句，然后和毛谈了一刻的事务。这便是我第一次拜见汪先生的经过。”
    对这次会面，周佛海评价说：
    “晤谈虽然只有片刻，我立即感觉到和这样热诚的人物接近，真正如坐春风之中，使人温暖、使人愉快，使人心醉。我立即又感觉到这位人物，对于群众的魔力、对于群众的吸引力，一定不小。我因此又感觉到这位人物，将来一定是有着广大群众拥护的政治家，一定是能够领导广大群众去奋斗的革命导师。这便是我第一次拜见汪先生的印象。我的印象的正确，以后的事实替我证明了。”
        看了这段回忆，再想起前面所说的汪、周二人互相訾骂的情景，不禁令人喷饭。
       
    据罗君强回忆，1932年，蒋、汪合作的基础形成之后，蒋介石曾对周佛海说：“你过去骂过汪先生（周在文章中曾骂汪“殷殷勤勤，诚诚恳恳，敷敷衍衍，糊糊涂涂”），现在我们和他长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谈谈，求释前嫌，并为我好好联系。”
    谁也想不到，周佛海与汪精卫这一“联系”，居然越走越近，罗君强说：“周佛海得此密旨，所以力求和汪精卫接近，不怕蒋介石猜疑，以致当上了汪精卫叛国降日汉奸集团的‘总参谋长’。”
    罗君强说得不错，没有高宗武，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路子就走不通，这话固然不错，然而，如果没有周佛海一力撺掇，汪精卫决不至于落水当汉奸。
    某种意义上讲，汪精卫是被周佛海一手拉下水的。换句话说，汪精卫的叛国集团，那么多人最后都吃了枪子儿，这条黄泉路，就是周佛海带出来的。
    周佛海也是“低调俱乐部”中的一员。
    据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回忆，周佛海曾对他说：“当时在西流湾八号（周在南京的家），你们已到长沙来了，北京的胡适、陶希圣及梅思平，就住在我们家里，大家一起发表了一些不太支持抗战的言论。”
    周佛海还对周幼海说：“日本人，对中国是有侵略野心的。但是这件事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
    解决的办法，周幼海说，在这一阶段，周佛海曾对他说：“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很不得意。我当上了国民党政训处处长，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当了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与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定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一条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
    前面所说的，1937年 7月31日，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人赴蒋介石的午宴，周佛海在当天的日记中也提到此事：
    “七时起，接见吴绍澍，旋访希圣，公达亦至，咸以为须立即开展外交活动。”
    这是周佛海第一次在日记中谈到中日之间的战争问题。
    在当天的日记中，周佛海继续说：“午，蒋先生宴胡适、张伯苓及希圣等，托希圣等乘机进言，盖渠等以宾客地位，易于说话，不如吾辈部属之受拘束也。与公达候希圣，二时半希圣来，言张、胡均进言，不可操之过急，仍需忍耐一次。闻之甚为欣慰，此时不宜在蒋先生前做刺激之言也。”
    南京伪政权成立以后，周佛海曾写过一篇《和平运动的回顾与前瞻》，其中，周回忆说：“在战必大败、和不致陷于大乱这样坚定的认识之下，我和几个友人一方面直接间接向蒋介石进言，一方面向国民宣传我们的主张。汪兆铭的主张同我们完全一致，在南京陷落前，汪已将此事几次写信给蒋，直接会面谈话也有几次。我们不约而同地酝酿以汪为中心的和平运动。”
    抗战胜利以后，周佛海在他的《自白书》中说：“民国二十七年我任宣传部副部长，当时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副总裁，所以和他接近的机会多。当时抗战的情形恶劣，所以每次和他谈话，他就主张能和就和。我当时见国际上对中国除了道义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同情以外，没有实际的援助，同时中国的国力，当时也赶不及日本，所以我自己对抗战也没有信心，因此听了汪的主张，似乎有理，所以常常来往。”
        对此，金雄白说：“汪氏对于抗战，自始就抱着悲观的看法，政府迁渝以后，军事的节节失败，缅滇公路的突被封锁，英美态度的暧昧，共党势力的膨胀，当前的种种事实，无时不在加深他主和的主张。但是很早便附和汪氏和运的，不是关系极深的陈公博，反而是向乏渊源的周佛海。”
    事实上，高宗武到香港搞所谓“日本问题研究所”，就出于周佛海的策划。
    周佛海在《自白书》中说：“南京失陷后，我就到了汉口，当时觉得对于日本方面的情报很不充分，所以主张高宗武到香港去收集情报，报告委员长，每月发给经费七千元。”
    对此，今井武夫说：“中国政府迁到汉口以后，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以失败告终，不久日本政府就发表了上述一月十六日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和平的形势至此完全中断了。这时周佛海跟高宗武商量：陶德曼调停和平虽告失败，但总要设法打通了解日本内心的想法。现在日华间的关系完全割断，这是不行的。无论如何必须走出汉口考虑同日本取得联络的方法。”他们筹谋了各种计划。好在周佛海身为副秘书长又是党的宣传部长，最初就以必须搜集日本情报为理由，在汉口设立了一个机关，让高宗武担任主任。然后高按照周的事先布置，以取得对日情报为借口，往返于香港和汉口之间，挺身为日华和平效劳。”
    最重要的一点，高宗武之赴日本私下“谈和”，就是周佛海指使的。
    在犬养健与高宗武的谈话中，犬养曾问：“你是暗地里得到上司的谅解而来日本的喽。那位上司是谁? 是蒋介石先生吗?”
    “不，不是蒋介石先生。” 高宗武说：“直接的是周佛海。就是那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周先生。周先生确实热心地劝说。”
    犬养健听了，觉得有点奇怪，于是继续追问：“那么说，蒋先生通过侍从室，当然会知道你来日本的事喽。”
    “蒋先生不知道。”据犬养健回忆，当时，“高若有所思地含糊其辞”，说：“蒋先生知道我在香港研究日本的情势，因为我接受过他的命令。但他不知道我这次来东京的事。他听了一定会吃惊的。”
    高宗武还说：“陈布雷是侍从室主任，立场比较微妙，因此不管什么事他都不明确地讲出来。而周佛海非常积极，勿宁说他是站在前头。他的调子是：以汪精卫为核心也可以，大胆地干，蒋先生这方面的事，由我来承担。”
    犬养健又问：“承担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样说，是由于周先生对蒋先生抱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如果把过去艰难困苦的外交谈判贯穿起来进行研究的话，就会知道蒋介石的态度是主张：军事上，我负全责；而政治上，不是有堂堂的行政院长、外交部长么！因此，每逢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总是请汪精卫先生和张群先生来负责，拿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以自己的胆识，把蒋先生的作法，反过来加以灵活运用，等决心和平后，再向蒋先生报告。他是这样考虑的，可我觉得有点冒险。”
    现在，就到了周佛海“承担”的时候了。
    在1938年 6月25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思平谒汪先生回，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

    按：此前几天，高宗武已经秘密前往日本。

    从此，周佛海一直在焦灼不安地等待高的回音，在1938年 7月19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兄亦无所闻，为之焦虑。”
    7 月25日，消息终于来了，周佛海说：“宗武派周隆庠送其报告呈委座，召其来谈，并约希圣来谈。派人送报告交布雷。”
    高宗武没敢自己回来，今井武夫在回忆中分析说：“但在高违反蒋介石的意向私自赴日的情况下，如果就这样回到汉口，必然会遭到逮捕或监禁，恐怕就不可能再次离开汉口了。”
    周在日记中接着说：“对方坚持委座下野，令人失望，五时谒汪先生，谈半小时。”
    实际上，日本人给周佛海出了个难题，按周佛海原来的算计，既然日本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那么就先把汪精卫推出来，到一定程度再把蒋介石引出来，这个“和平”不就实现了么。
    所以，周佛海敢于跟高宗武“拍胸脯”：“蒋先生这方面的事，由我来承担。”
    孰料，日本人根本没理会周的一片苦心，直接提出让老蒋下台。犬养健曾警告高宗武，谨防把“和平运动”变成“反蒋运动”，被他不幸而言中。
    所以，周对高传回来的消息感到“令人失望”，因为高宗武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现在要看他周佛海的了，但是由于日本人的狮子大开口，他已经没法“承担”这个后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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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12-10 09:58

46、附：低调俱乐部——陶希圣、周佛海

    无奈之下，当天，周佛海做了两件事，第一，“约希圣来谈”；第二，“谒汪先生”，商量对策。
    “希圣”即陶希圣，也是当年一个倒海翻江的人物，前面已经多次提起了，在这里补叙一下。
    陶希圣，1899年生，原名陶汇曾，字希圣，湖北黄冈人。
    陶汇曾的父亲曾在河南当候补知县，因此陶虽生在湖北，却是在河南长大的，他后来回忆说：“一个候补知县的家庭生活是清苦的。每日三餐都是稀饭。我偶然看见同院的人家吃干饭，回家来大喊大哭要干饭吃，姐姐们把我的口堵住，不许喊，也不许哭。”
    陶说：“我父一度进河南巡抚的幕府。有一日，他带我到巡抚衙门的东花园一座玻璃槅子的大厅。那里有好几位‘年伯’和‘世伯’。我坐在一个红漆方桌的旁边，吃了一碗肉丝汤面。直到今日回想起来，平生再也吃不到那样鲜美的汤面。”
    陶汇曾 9岁入开封旅汴中学，是当时班上最小的学生，但考试成绩却总是第一。一次课堂上答题，坐第一个的答第一题，依次类推，坐第九个的就是陶汇曾，他看第九题很难，刚好第三个座位没有人，他就跑去答了第三题，
    陶汇曾回忆说，当他答题之后，老师不让他坐下，并“痛加申斥”，说 “陶汇曾自以为年纪小，自恃聪明，要是不痛改，将来误了一生”。
    此话令陶汇曾受益终生，他说：“我一时汗流浃背，不敢抬头。自此以后，我的功课有大进步，尤其英文的进步更大。”
    1915年，陶汇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8年入北大法科，1922年毕业，到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当了一名“专任教员”，月薪 130大洋。陶汇曾说：“这个数目超过我的希望很远。我尚未毕业之前，只希望初出母校即能就四十元至六十元的职位。”
    在校一年，陶汇曾教“四年级的亲属法”，他后来说：“这一课决定我一生的经历。”
    1924年 7月，陶汇曾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一名编辑。当时，“商务”的编辑不下三百人，其待遇是保密的。陶汇曾说：“每人的薪资是由编译所直接条告，互不相知。但有一显明的象征可以说明每一人的待遇。我是国内大学毕业而有教书经历的，月薪八十元，坐的是三尺长尺半宽的小桌子，加一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开水壶式的大壶向一个小磁盂注入的。”
    陶还举例说：“若是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回国的人，月薪是一百二十元，桌子长到三尺半，宽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者，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桌子长到四尺，宽到二尺半。藤椅子。桌上有水晶红蓝墨水瓶，另加一个木架子，内分五桶，可以分类存稿。”
    “若是欧美一般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月薪可至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如果是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而回国后有大学教授经历，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二百五十元，在待遇上是顶了天。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盖，除自己坐藤椅之外，还有一个便凳子，预备来接洽工作的人坐。”
    后来，陶汇曾做了总经理的秘书，待遇一下就不一样了，他说：“其时王云五先生任总经理，我做了总经理的中文秘书。哥伦比亚回国的潘光旦先生是英文秘书。我坐的椅子是四面转的。桌子可大了，长到六尺，宽到四尺，满桌的大玻璃板，右手边还有两架电话机。我是‘当局待遇’，即与经理协理一样，上下班不打卡片。”
    陶汇曾没有留洋的经历，这一点，当年的学者名流当中，绝对属于“另类”，基本上可以说是“个案”。对此，陶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从学校到社会，是他一生事业的起点。国内学生好像从山脚爬起，要爬到二千尺，是很困难的。留学生回国也许是从一千尺爬起，爬到二千尺便比较容易了。”
    陶汇曾成名以后，告诫后来人说：“但是留学生也要警悟，国内学生的数量比留学生大，他们的淘汰率也是比留学生的淘汰率大的。从千百人里超拔的有数的国内学生，论学问，论见识，不比留学生差。同时那些没有受过淘汰的留学生，往往没有什么长处和特点。中国是个农业国，一个知识分子‘不知稼穑之艰难，民间疾苦’，便很难建功立业。若是做学问的人，不知学问的艰难和人生的甘苦，也很难在学问上有什么成就，这是我特别告诉大家的几句话。”
        陶汇曾的成长过程有点特别，他虽然是官宦人家出身，从小却过的是苦日子，也没有钱留洋，纯粹靠个人奋斗成长起来的，因此他能够悟出来“中国是个农业国，一个知识分子‘不知稼穑之艰难，民间疾苦’，便很难建功立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能看到这一点，在当时的人们当中，应该说难能可贵了。
    1925年“五卅运动”，陶汇曾以北大法律系毕业生的身份，写了一篇文章，称英国巡捕“违法”，租界捕房大怒，曾到上海会审公堂起诉陶汇曾。最后的结果是：“大约延了五六次期，最后一堂，两方律师各说了几句话，堂谕商务印书馆罚洋四千元，以后不得再犯。这一案才算了事。”此事令陶声名鹊起。
    陶汇曾也是《孤军》杂志成员，据萨孟武回忆：“我主编《孤军》杂志约有一年，民国十四年，在杭州西湖开会，参加的人据我记忆，似有何公敢、林石虎、阮湘、周佛海、郭心崧、刘光华等十数人。此时陶希圣已由北方南下，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亦常常写文章，在《孤军》杂志发表。”
    就这样，陶汇曾认识了周佛海并成为好友，也种下了日后的恶因。罗君强说：“何公敢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由他介绍编译所的同事陶希圣（原名陶汇曾）、梅思平（原名梅祖芬）加入孤军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之成为好友，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北伐军兴，经周佛海援引，1927年 1月，陶汇曾被聘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中校军衔。同时被聘任的，还有陶汇曾北大的校友兼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同事梅思平。
    由于当时军校给陶汇曾发来的聘书上，写的名字是陶希圣，从此他就以这个名字行世了。
    “书生从军”，令陶希圣极为兴奋，当时，他曾经把筷子插在腰上，对太太万冰如说：“我要挎指挥刀了。”
    不过，陶没有想到，武汉之行，不但没有挎上指挥刀，他自己脖子上的脑袋，却险些被别人的“指挥刀”砍了去。
    “七一五”前后，周、陶先后离开武汉，周佛海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担任南京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陶希圣则转任政治总教官。
    不久，陶希圣辞去军职，操起了他的老本行，先后在上海、南京等地教书。1929年，陶希圣的早期代表作《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发表，在当时的学者中掀起了一场社会史的论战，同时，也使得年仅30岁的陶希圣跻身于一流学者的行列。当时他曾不无自得地说：“我的稿子是支票，五块一千字，随手可以兑现。”
    也是在这一时期，陶希圣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活动，成为“改组派”，不可避免地，与汪精卫等人的思想倾向逐步靠近。但至少在此时，陶希圣还是比较纯正的学者。
    1931年，陶希圣的母校北大闹了一场“学潮”，史学系的学生们联合起来，要求罢免系主任朱希祖、并聘请他们的学长陶希圣任教。应该说当时的学校还是挺开明的，不久之后，北大果真聘陶为法学院政治系教授，讲中国社会史。
    1935年12月，陶希圣创办《食货》杂志，正是这本刊物，使陶希圣成为一代大师。

    按：陶希圣这个人，即使后来没有短时间的落水和震惊世界的“中途退出”、即使后来没有协助蒋介石撰写《中国之命运》、即使没有在解放前夕公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中名列第41位，他也照样会在现代史上留下一笔，因为在学术成就上，陶希圣是无可争议的大师级人物。

    陶希圣也参加了“庐山谈话会”，行前，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为他们饯行，陶希圣说：“七月七日，北平市长秦德纯先生约我们吃饭。被邀者是中央政治会议发出请柬，约到牯岭茶话的几个人。有蒋梦麟与胡适之，我亦在被邀之列。不料这几位客人之外，还有一个宋某( 华北大学教授 )和罗努生( 隆基 )。席设中南海一座玻璃大厅。那原是乾隆帝的书斋的旧址。饭后，主人与客人走出大厅，在广阔的高台坐下。
    当时，胡适等问秦：“丰台事件发生，宋先生回乐清故里。北平市靠市长维持。请问我们到牯岭去，你有什么口讯要我们带去?”
    秦说：“没有别的话，只希望中央相信宋先生和二十九军。”
    这时，罗隆基说：“华北特殊化，形成一个缓冲地区，也是好的。国民党既是退出，何不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
    对此，胡适说：“努生! 你这是什么话。你知道我不是国民党。但依训政时期约法，国民党行使政权，等于日本的天皇。倘如我们政府要求天皇退出日本，日本人将怎样答复。”
    陶希圣接着说：“国民党党部退出华北，并不是党员都退出华北。我们都在这里继续奋斗，决不让你所说的各党各派做华北特殊化的工作。”
    陶希圣回忆说：“谈话至十一点散会。我在淡薄的月色之下，乘车回到大乘巷寓所。我和冰如坐在炕上，说到下学年休假的事。我们认为日本军阀的侵略战在九月间必将发作。我预定游历西南各省，家眷最好搬回武昌。”
    “说话之间，忽听得远处有隆隆炮声。我们知道那一场战争是提早发作了。”
    陶希圣回忆说：“八日清晨，我上街去，到前门外的东车站与西车站看一看。街上沉寂，两座车站冷清。我再到中国旅行社询问铁路交通情形。他们的答复是平汉与平津两路火车都不通。……数日之后中国旅行社忽然通知，要我立刻出西直门。那里有环城火车，可转丰台，再换车到天津。所有北平被邀往牯岭的诸位先生都是这个走法。我当然照办。”
    几经辗转，陶希圣等如期赶到庐山，并聆听了蒋介石的著名讲话，他回忆说：“蒋委员长莅会致词。全场静听。这一篇讲话就是抗日战争的揭幕。这一篇讲话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整个世界。全国和全世界都听见了‘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全民动员全面抗战的号召。”
    很自然地，“平津的来宾是茶话会的重心”。陶希圣说：“会议除了大会之外，还有分组会议。平津来宾大抵参加第一分组。这一分组首次集会，谈到北平的情势。我们力说二十九军是抗日的。会后，中央一位重要同志问我道：‘你能保二十九军一定抗日吗？’我说：‘牯岭今日是全国视线集中的军事政治中心。我们在这里说二十九军可靠，二十九军就可靠。’”
    陶希圣还特地回忆了他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会面的经过，他说：“中国共产党有三个代表在牯岭，却未曾出席茶话会。那三个人就是周恩来、林祖涵（即林伯渠）与秦邦宪。”
　　“我亦曾偕同周佛海去看望周、林、秦三个共党代表。他们与我谈到北平的五四事件。他们的语调是和凯丰在北平所说一样：‘我们多年来反对蒋委员长，今日一转而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这一个弯是很不容易转过来的。我们在延安费了很大的气力说服大家。也难怪北平的教授们不易说服。’”
    “下山”以后，陶希圣去了南京，“寄居西流湾周佛海公馆”，从此进入了“低调俱乐部”。
    据罗君强回忆：“汪精卫和陈布雷、周佛海( 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的正副主任 )以及陶希圣等，也经常密谈如何收拾战局、导致媾和的问题。周佛海一九三四年在南京西流湾八号建造住宅时，即已特造一问地下室于花坛下。战事一起，许多有关系的人都往他家里跑，认为比较“安全”，所以来客较多。胡适、张伯苓、陈立夫、高宗武等常来，刚被释放出狱的陈独秀也来过几次，而我和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李明扬、陶希圣、梅思平、陈方则住在那里。胡适曾替周佛海的住宅起了一个‘低调俱乐部’的名称。‘低调俱乐部’的臭名一经传出，引起大家的注意，于是熊式辉就警告周佛海说，这样传出去，将有大不利。周佛海即专和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密谈( 甚至躲到中山门外灵谷寺后面那个高塔顶层去谈 )，然后出去和汪精卫、陈布雷接头。”
    前面说过，1937年 7月31日，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到蒋介石的午宴，这顿饭，陶希圣也去了，他后来回忆说：“八月初，蒋委员长约了张伯苓、蒋梦麟、胡适之、梅贻琦和我到黄埔路官邸午餐。蒋夫人亦在座。委员长与夫人都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夫人并以空军的情形相告。张伯苓先生一开口，老泪纵横，说道：‘南开是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
    陶希圣还说，在谈话中，胡适特地谈到当时备受争议的张自忠：“胡适之先生建议，请委员长指示南京上海的报纸，不可攻击张自忠。在国际法上，一个大都市被敌军侵入的时候，市长为了保全市民的生命财产，与敌军订立临时条款，是合法的。他相信张自忠是忠于国家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委员长说：‘我立刻告知他们，不可攻击张自忠。张自忠是爱国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
        蒋介石还说：“我要以战略打击敌人的战略。敌人的战略是要不战而取，我要他战而不取。敌人要速战速决，我要他战而不决。我们是一定胜利的。”
    在 7月31日的“午餐会”上，蒋曾要求陶，回到北平以后，要多为国民党做些“宣传工作”。事实上，北平的战事不断扩大，陶已不可能再回北平。于是，此后不久，陶希圣进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此，陶希圣再度进入政界。
    这样，汪精卫身边，除了周佛海以外，又多了一员“大将”。
    周佛海在《自白书》中说：“上海刚刚打仗，梅思平同陶希圣住在我家，就是南京西流湾八号，高宗武也常常来。那个时候，高宗武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陶希圣同汪先生很亲密，所以高、陶常常到汪先生那边去，回到我家来就谈起汪先生不主张一直打下去。我们当时也觉得中国准备尚未完成，现在能够了的还是了的好，这是和平最初的动机。”
    罗君强则说：“1937年夏，陶希圣参加庐山谈话会后，留在南京，日夕与周佛海、高宗武密谋对日停战言和的诡计，当了汪精卫的政治参谋，促成了汪记汉奸政权的诞生。平心而论，汪精卫叛国降日，罪在万世，但是，若非蒋介石为他创造条件，周佛海、陶希圣二人为他当军师，恐怕汪精卫还不容易实现他的小傀儡朝廷的迷梦哩！”
    1937年底，周佛海、陶希圣共同主持成立了“艺文研究会”。陶希圣说：“我与周佛海创设了一个团体，名为艺文研究会。这个会得到各方的支持，筹集资金。它联络了武汉的报纸，创办了几种期刊，成立了出版机构，资助了向后方移动的学术文化界人士，并且派出一些同志到后方大城市设立分会。”
    据罗君强回忆：“当时蒋介石、汪精卫心目中，非常害怕国共重新合作后，中共在文化宣传方面要占上风，并乘机扩充地盘及军队，故由周佛海、陶希圣等献策，赶快搞一个暗中和中共对抗的灰色文化团体，来执行反共任务。蒋汪同意，就成立了一个艺文研究会，任命周佛海、陶希圣为平行的总干事。”
    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艺文研究会”最终成为了“低调俱乐部”联络日本人的大本营。罗君强说：“汪精卫介绍他的亲信、立法委员林柏生到香港为艺文研究会设变相的分机构，叫做‘国际问题研究所’，还是做收买、拉拢文化人的工作；并办一家‘蔚蓝书店’，发行樊仲云的‘国际周报’。同时，也叫高宗武在香港搞一个‘日本问题研究会’。以后，汪精卫当汉奸，‘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问题研究会’、‘蔚蓝书店’也随之首先成为汉奸机构。”
    陶希圣也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据他回忆：“国防参议会在汉口商业银行二楼大厅继续开会。我与沈钧儒等常起争议。有一次会议散后，沈拉住我，说道：‘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尊大人由北京到西安。我和他是莫逆之交。’我恭敬的回答：‘沈先生后来到开封赴北闱，寄居舍下，我叫您沈大叔，您教我八段锦，我只有三四岁，如今还记得。’”
　　听了陶的话，沈钧儒说：“以后希望你我客气点。”陶希圣则说：“世交是世交，辩论还是辩论，才是民主。” 沈钧儒说：“那又何必！”说到这里，二人“相对而笑”。
    此时的陶希圣，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过了若干年，他的女儿陶琴薰居然与沈钧儒的弟弟沈苏儒相爱。对此，陶希圣欣然同意，并于抗战胜利以后，在上海为二人办了婚礼，主婚人就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钱大钧。
    此时，南京已经陷落，陶希圣随“中枢”转驻武汉，陶说：“由南京到武汉，我是经常与汪精卫晤谈之一人。他在南京住陵园新村，汉口住中央银行分行二楼。每天或至多隔两天，我总要去见他。艺文研究会设立之后，遇事都去请示。他是这个会（指艺文研究会）的工作的热心指导者。”
    这一时期的汪精卫，处于苦闷和犹豫中，比如，在同一篇讲话中，他一方面说：
    “我们守着弱国的态度，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除非强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然，汤誓所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便是全国同胞的一致呼声了。”
    同时又说：“兄弟的愚见：以为大家若要负责任，则必先之以大家说老实话，所谓说老实话，是心口如一，心里这样想，口里这样说，这是很要紧的。中国宋末、明末曾两次亡国，其亡国之原因，最大最著的，在于不说老实话，心里所想与口里所说，并不一样，其最好方法，是自己不负责任，而看别人去怎样负法。”
    据陶希圣回忆，当时汪精卫曾对他说过：“我这次与蒋先生合作，要合作到底。无论一时的战况如何，定要合作到最后的结局。”
    高宗武的报告，就是在这个时期，由周佛海送交汪精卫的。对此，今井武夫说：“周根据高的报告，知道日本政府为了和平没有放弃要汪兆铭出马的希望，所以在他向蒋介石报告之前，首先同汪本人商量。汪要他如实向蒋报告，周就向蒋提出了报告。”
    陶希圣的回忆，与今井武夫说的大相径庭：“高秘密往东京一行，探悉近卫内阁与参谋本部的意向，回到香港，即派周隆库携带报告到汉口，将报告交给周佛海。周将报告送给汪。汪看了这个报告，特别是其中说到日本参谋本部希望汪出面言和的一段，大为吃惊。他立即将原件转达蒋委员长。汪对我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
    果不其然，蒋介石看了高宗武的报告，冲冲大怒。今井武夫说：“蒋介石把高的报告读了一遍，然后交给张群，接着又叫人拿给汪看。两、三天以后，蒋叫来了秘书长陈布雷，大怒之下责问说：‘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到日本去的?  ’”
    蒋暴怒之下，当即下令停掉了高在香港的经费，高宗武深受刺激，以致咳血。周佛海只好从宣传部拨出资金，供高仍在香港“暂观形势”。
    今井武夫说：“后来高宗武病情恶化，咳了血，病倒了。从此以后，和平运动的同志间的联络专门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负责。”
    与高宗武同样“深受刺激”的，还有汪精卫，据周佛海后来回忆：
    “事变第二年八月间双方在东京开始接洽，中国方面由我在汉口指导，日本方面由犬养健先生负责进行。因中日双方各有困难，和平运动未能表面化，结果并无大进展。在廿八年八月廿六日日军进入汉口之前一夜，我由汉口乘飞机到重庆，于是对汪先生进言：‘战争如此扩大而继续下去，中国固不得了，日本也不得了。因为中国方面尚有一二百万大军，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消灭，后方尚有如此广大土地，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被征服，为中国为日本请速定相救之道。’”

    按：周佛海在这里的回忆有误，日军攻占汉口，是在1938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初三。查《周佛海日记》，10月25日，周确曾记载：“三时谒汪先生，对于情势有所报告及陈述。”

    据周佛海回忆，当时汪精卫是这样回答他的：“我早就反对战争，赞成和平，惟不知道日本对中国究竟要求什么条件。如系亡国的条件，苛刻的条件，有碍中国生存独立之条件，我们只有抗战下去了。”
    从1938年 7月25日的“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到10月25日的“我早就反对战争，赞成和平，惟不知道日本对中国究竟要求什么条件”，仅仅三个月，汪之落水，已见端倪！距他在“临全大会”上当选国民党副总裁，也不过半年时间而已！
    也是从此时起，高宗武暂时“息影”，“和平运动”的“接力棒”，从高宗武而周佛海，现在交到了第三员“大将”梅思平的手中。
    周佛海的小舅子杨惺华，原本是铁道部“新路建设委员会”派赴四川成渝铁路工程局的工务员，因时值抗战，工程取消，杨惺华失业了，于是他去重庆找周佛海谋职。
    据杨回忆，当时是1938年秋天，武汉也已沦陷，“中枢”已全部迁到重庆，周家住在中南银行重庆分行。某日，他到周家吃饭，正聊天，银行的“传达”进来说：“香港梅先生来看部长。”
    杨说，当时“周佛海马上紧张地向我示意说”：“你先回去，我们下次再谈吧。”
    接着周又说：“我这里的任何事情，你不要对外人说呀! ”
    杨惺华说：“当时我觉得非常奇怪，我们头次在重庆见面，这样胆颤心惊的干什么? 在我退出时，看到周佛海向一个头上长了一个肉瘤的‘梅先生’热心招呼，问‘什么时候到的，饭吃过了吗? ’”
        这位“头上长了一个肉瘤”的梅先生，就是梅思平，也是“和平运动”的“三个火枪手”当中，最后出马的一位。
    说起梅思平，也是当年的一位风云人物，1919年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这把火就是他放起来的。
    梅思平，1896年生，浙江永嘉人。本名梅祖芬，字思平，以字行。
    梅思平的经历，像极了陶希圣，二人都是北大毕业生，不过梅是学政治的。毕业以后，也是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然后加入《孤军》杂志、同时认识了周佛海，然后与陶同时被聘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然后去教书。
    而且，梅思平也曾参与过“中国社会史”的论争，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与陶希圣是对立面，俩人观点不一致。
    1934年，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的梅思平，奉命组建“江宁自治实验县”，并任县长，曾名噪一时，后梅思平兼任江苏省第十行政督察区专员。抗战爆发时，梅思平任军事委员会第二部主任秘书。
    杨惺华说：“南京撤退时，（梅思平）才丢了这个‘父母官’，现在一心为‘和平运动’奔走于重庆、香港之间。”
    在“和平运动”当中，梅思平也是一个重要角色，高宗武就是在他的引荐之下，才结识周佛海的。
    据杨惺华回忆：“一九三八年间，蒋介石政府搬到武汉之后，周佛海的宣传部也到武汉。梅思平得知他的温州同乡、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新自香港回来，马上得到蒋介石的召见，赏了四千元，听说还要到香港去。梅即将这个消息报告了周佛海，说：‘高宗武奉命去香港与东京方面的负责人接上了关系，老头子( 蒋介石 )很高兴，赏了四千元，叫他相机行事，但没有具体指示。’周即请梅邀高宗武来谈谈，探个究竟。”
    杨惺华说，高、周二人见面以后约定：“高去香港‘相机行事’，由周做中间人，将高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向蒋介石汇报请示。”
    前面说了，高在周佛海的鼓励下，私下去了一趟日本，带回了日本人要汪精卫出马的消息，被蒋斥为“混蛋”，从此再不敢回武汉，与日本人的联络就此断掉。
    此时，“挺身而出”的，正是梅思平。杨惺华说：“梅思平还是热心地说：‘现已有端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丢掉可惜。’在周佛海的策动下，梅思平也赶去香港与高宗武合谋了。高宗武不敢回武汉，就由梅思平做牵线人，暗中往返港、汉之间( 以后国民党政府由武汉迁至重庆，则往返于港、渝之间 )不下五、六次。我在重庆中南银行周佛海的临时住处见到梅思平的时候，正是他由上海经香港返重庆报告活动情况。这是比较关键的一次。”
    查《周佛海日记》，1938年10月24日记载：“二时半返寓小睡。三时半起，思平、希圣来，谈各项重要问题。旋沧波来，相与晚饭，饭后，孝炎、百闵、君左及惺华夫妇均来。”
    很显然，杨惺华撞上梅思平的那一天，正是1938年10月24日。周是10月22日离开汉口到达成都的，住了两天，10月24日中午到达重庆。也就是说，就在周刚刚到重庆几个小时之后，梅思平就来了。
    此前，梅思平与日本人的“会谈”，还都处于互相试探的阶段。杨惺华说：“高宗武、梅思平两人在香港大部分时间是做试探性的接触，谈到具体问题时，双方都要求各自背景人是什么身份，然后才愿进一步谈下去。这次到上海去，他们是以宣传部长周佛海作背景的。但是日方认为部长级的号召力不够大，希望能找出与蒋介石一级的负责当局来谈判，方可作重大‘让步’，从而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和平幸福生活’，作出有益贡献云云。周佛海和梅思平认为汪精卫是最有希望的对象。汪在重庆虽居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但无实际权力，早怀不满，只是没有机会发作罢了。于是周、梅找上了汪精卫，从请示机宜和分析形势谈起，进而提出日方有意邀汪出马收拾残局。梅思平又将他们在香港、上海间与日方交涉经过，详细向汪作了汇报。”
    杨惺华回忆说：“（当时）汪精卫的表示是感慨万分，认为这样节节败退地打下去，总不是办法，但不敢毅然出场，主要是怕事不成，下不了台。这一点也是周、梅两人所担心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消除‘怕’字，势必由日方提出确实的保证不可了。”
    就在1938年10月25日那一天，周佛海于“三时谒汪先生”。此后数日，周的日记中多次出现“旋谒汪先生”、“汪先生召见，有所指示”、“晚赴汪先生处便饭，详谈中国情形及出路颇详”、“即赴汪先生处”等。由于周、梅、陶等人的轮番轰炸，最终促使汪精卫做出了决定。杨惺华说：
    “最后经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几人洽商，认为日本的外交政策，常是反复无常，尤其是这种决策问题，非经过御前会议，仍是靠不住的。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行动。当时陈璧君对‘和平运动’的热心，远在汪精卫之上。最后由陈璧君作出了决定说：‘只要日本政府在御前会上承认汪精卫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
    今井武夫也是这样说的，他后来回忆说：“中国方面，梅思平于十月二十一日从香港回到重庆同周佛海密谈之后，才对汪兆铭提出关于日华联络的洋细具体的报告，促汪奋起。汪鉴于国民政府中的和平派已处于逐渐受到弹压的形势之中，自己也下了决心，重新指定高宗武和梅思平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命令他们同日方的代表进行商讨。”
    11月 2日，梅思平衔命离开重庆，经香港转赴上海，与日方进行“和平运动”的谈判，周佛海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七时起。与思平共早点，旋即握别。”在日记的最后，周说：“大局如何变化，本月内或有显明趋势。”
    就在梅思平离开重庆的第二天，1938年11月 3日，近卫发表广播讲话，称“决继续对华作战”，“建设东亚新秩序”。“盼国民政府拋弃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
    这就是所谓“近卫第二次声明”。
    怎么会这么巧？不是巧，都是事先约好了的。
    与此同时，以原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现任陆军省军务课课长的影佐祯昭为主，日方准备了一份《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作为诱降汪精卫的基础文件，并经“御前会议”通过，“成为不变的国策。这个方针成了对汪工作的基础”（今井武夫语）。
    至此，陈璧君为汪精卫“出来”所设定的前提，已经实现了。
    1938年11月 6日，今井武夫携“满铁”南京事务所长西义显、“满铁”特派员伊藤芳男赶到上海，准备与梅思平、高宗武进行“谈判”。谈判的地点，就设在“重光堂”。
    犬养健说：“今井最头痛的事便是确定会场地点。一般场所都容易很快地泄露机密。考虑再三，今井想起了坐落在虹口新公园旁边名叫重光堂的一间空房子。这儿很僻静，以前，土肥原中将一直把它作为公馆而使用着。今井决定借用十余天时间。他还从名叫东亚洋行的旅馆借来七八套铺盖、火盆、碗、筷以及两个女佣人，对食宿也都作了安排。空了很长时间的重光堂，今天又响起了稀奇的女子说笑声。窗子打开，晒着被褥，呈现出热闹景象。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重光堂，分东西两头住进今井一行和梅思平一行。”

    按：重光堂，本来就是日本的特务机构所在地，先是由土肥原贤二主持的“对华特别委员会”，后是以影佐祯昭为机关长的“梅机关”。

    今井武夫解释说：“由于这次会谈特别需要保密，因此，如上所述，高、梅、周分别乘船到达上海。为使会谈场所得以避人耳目，利用了上海新公园北侧东体育会路七号的空房子。这所房子正巧由于战争遭到破坏，无人居住，空在那里。在我们利用它进行会谈之后，作为土肥原中将的宿舍，命名为重光堂。因此，从此以后，我们的会谈就称做重光堂会谈。”
        这次“会谈”，令许多人在抗战胜利之后上了断头台！
    11月12日，梅思平从重庆经昆明、香港到达上海。当晚，今井武夫请他吃饭，由于梅思平没有与日本人打过交道，出了不少“洋相”。
    今井回忆说：“我第一次邀请他到六三亭花园日本酒馆去，他竟穿着皮鞋阔步于铺席之上，坐到壁龛里去，使我们不知如何是好。
    梅思平对今井说，这是他第一次同日本人“畅谈”，也是第一次吃日本餐。席间，梅思平曾“苦笑”着说：“从此我也要被叫做汉奸啦。”
    次日，高宗武从香港到达上海，担任梅思平的谈判助手，这就是高宗武在“和平运动”中做的第二件事。为他们担任翻译的，依然是周隆庠。
    “重光堂会谈”就此开始。
    据今井武夫回忆，“谈判”一度进行得十分“激烈”，他说：“正因为这是同中国方面的直接会谈，我丝毫不受以往商谈经过的限制，同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双方都是从爱国的真情出发，不仅彼此可以理解各自的立场，反而因此对双方真诚的态度感到钦佩和信任，给以后运动的进展带来良好的结果。”
    对自己的两个“谈判”对手，今井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对于梅思平，今井评价为：“他似乎对一切都看得开，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决心的样子。”
    今井说：“反之，我觉得高宗武的态度始终是批评式的，甚至是虚无的，有时又非常随便地同意日本方面的主张，反而使我对他的真意感到怀疑。”
    今井回忆说：“当时我曾经对影佐大佐和其他同事谈过”：“这一运动由于有态度认真的梅思平在，可以安心进行协商，假如只有高宗武一个人，我一开头就要避免同他发生关系吧。”
    高的情绪异常，犬养健也有所察觉，当他后来陪同今井武夫回到上海“签字”的时候，曾说：“我没有什么棘手的任务。硬要说有任务的话，那就是在高宗武感到不安时、或感到不满时陪他聊聊，充当高的精神支柱。”
    今井、犬养都不愧是“谋略”专家，从后面发生的事情往前推，高宗武在此时的态度已经有些耐人寻味了。只不过，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日后，他会弄出那么“绝”的一手来。
    经过三天会谈，11月15日，今井武夫带着“日华双方互相妥协的草案”（今井武夫语）返回东京。
    今井说，回到东京，“恰好陆相官邸中正在举行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首脑会议，我立即前往参加，从下午四时起向板垣陆相和多田参谋次长提出报告。出席会议的有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和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等十人左右，在大臣、次长和局长，部长等退席以后，从下午六时起举行课长以下的研究座谈会。”
    今井说，对这份“草案”，会上颇有人怀疑，问：“你不会上了中国人的当吗? ”
    今井回忆说，当时他“回想着在上海三日三夜不分昼夜的争论情况以及梅的诚挚的议论”，就回答说：“我认为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万一有的话，也是我甘心上当，从我个人的心境来讲是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讨论到晚上九时，会议作出决定：“以这一协议内容为基础，大力推进日华和平运动。”
    今井武夫说：“为了在日华协议记录上签字，陆军省重新派遣军务课长影佐大佐，参谋本部派遣我负责这项工作，作为日本方面的代表，我们于十八日返回上海。”

    按：同时来到上海的还有犬养健，他是作为高宗武的私人朋友来的。

    1938年11月20日，日本方面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中国方面的高宗武、梅思平在《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签了字，另外还有一份《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由于未得到政府及有关同志的同意，故未签字，但保证作为今后的政策努力促其实现。”（今井武夫语）
    上述三份材料合在一起，即“重光堂密约”。
    此外，双方还就汪精卫脱离“出走”以后，日本方面在“策略”上的配合问题进行了商谈，在日本的档案中，这一部分被称为《协议以外的中国方面意见》。包括：
    “一、汪精卫等表示，在中国方面行动后，希望日本军用对中央军作战的方式予以援助。我方答称，如日本军迅速进攻贵阳等地有困难，可努力牵制中央军并考虑轰炸中国军的后方地带。
    又，中国方面提出，从背后切断中央军，使其不能攻击四川、云南的汪精卫方面之军队，并在汪精卫等进入昆明后，希望注意停止轰炸。
    二、中国方面再度提出，新政府在成立后如与临时、维新两政府处于同等资格之地位，难以建立中央政权。我方又重复申述前次会谈之宗旨。
    三、中国方面提出：在汪精卫等行动后，希望日本方面注意在最初暂不过分进行支援汪等的宣传，这是由于汪精卫之立场会被当作汉奸而造成不利。”
    最后，双方就“和平运动”发起的步骤列出了极其详细的时间表，以便于彼此配合接应。
    “十一月二十二日  高宗武、梅思平两人从上海出发；十一月二十四日  高宗武、梅思平两入到达香港；十一月二十五日  梅思平到达河内；十一月二十六日  梅思平到达昆明；十一月二十九日  梅思平到达重庆；十二月三日前后  日本方面对上海周隆庠答复同意与否，并对香港高宗武答复同意与否；中国方面对上海伊藤芳男答复可否，并对香港西义显答复可否；十二月五日以前  汪精卫自重庆出发到达昆明。
    如得到汪精卫到达昆明的电报，日本政府发表如另纸之声明方案；日本如发表声明，汪精卫发表与蒋介石不断绝关系的声明。
    其次，汪精卫到达香港，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日华提携以及反共政策的声明。
    又，中国方面意见，如果在十二月五日前后发动发生困难，则展期至十二月二十日以后。对此我方表示，有极力迅速发动之必要，他们亦保证务必照此努力。”
    这就是汪精卫“落水”的日程表。
    犬养健目睹了“签字”现场，据他回忆，当时在场的人都十分“兴奋”：
    “影佐立刻从一楼取来酒和杯子。准备停当后，影佐笔直地站着，把酒杯举过胸前，郑重迎向大家致词：‘在大家长期辛苦努力下，终于在今天签定了协议书。但前进路上，无论日本和中国，都有许多险阻，因此请大家更多地协作配合。谢谢大家，干杯! ’大家齐声附合，把酒一气喝完。七个人围着桌子，举行了庆祝晚餐。席间大家轮换用中日两国语言互相高兴地交谈着，话题也还是商量今后的工作安排。”

    按：犬养健所说的“七个人”，除了双方的“正式”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梅思平、高宗武以外，还有周隆庠以及他自己。最后一个人，就是负责此次“谈判”的会务工作的“满铁”特派员伊藤芳男。

        至此，由周佛海首倡、高宗武牵线、梅思平挖坑，“和平运动”的路已经铺就，剩下的，就要看“汪先生”的了。
    据罗君强回忆：“一九三八年十月，梅思平携此密件回到重庆，通过周佛海、陶希圣而向汪精卫、陈璧君献策当傀儡。汪夫妇大喜过望。”
    罗的回忆有两个问题。第一，时间记错了，梅思平是11月26日回到重庆的。
    第二，汪精卫并未“大喜过望”，相反，他表现得十分犹豫。
    查周佛海日记，1938年11月26日，周说：“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案，尚至十二时始散。……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听其自决，不出任何意见。六时半辞出。返寓后，与思平谈及汪之性情，咸甚为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十余年屡遭失败也。惟对于此事，则断定其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元计划也。”
    在日记中，周佛海特地注明：“十二月三十一日补记于香港”，显然，11月26日，周被汪的“无一定主张”气得昏了头，连日记也没心情写了。
    次日，周佛海再次前去劝说汪精卫：“五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夫人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
    周佛海评价说：“经数次会谈，抑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做事反复，且易冲动。惟兹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余为此事，亦再四考虑，心力交瘁矣。”
    在1938年12月 1日的日记中（当时周佛海已经离开重庆，在香港等待与汪精卫会合），周说：“最近觉汪之短处，一在犹豫，一在冲动，而其长处则在颇能纳言。”
    在这里，周指摘汪精卫的两大弱点，“一在犹豫，一在冲动”都十分准确，汪一辈子吃亏，都吃亏在这两个问题上。至于第三点，说汪“颇能纳言”，倒也是事实，但其实这并不是汪精卫的优点，反而是他最大的弱点。
    高宗武第一次在见到汪精卫之后，曾评价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极容易被他的讲话技巧所折服。他会先就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问你的意见。最后，他会放弃大部分他的看法，来同意你的看法。你会因此非常感激他。这，也许恰好是汪最大的弱点。结果是他每每对最后跟他讲话的人最有印象，而前面所有的人提出的不同意见，都被抛诸脑后。这个毛病无疑是造成他犯大错误的因素之一。”
    这里，高所说的“他每每对最后跟他讲话的人最有印象，而前面所有的人提出的不同意见，都被抛诸脑后”，可谓入木三分。作为政治家，汪精卫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性格上不够坚强，遇事拿不定主意，给人的感觉是没有个“准谱”，这种人搞政治，要耽误大事情。
    隔了一天，已是11月29日，根据梅思平等人与日方的约定，12月 3日，“日本方面对上海周隆庠答复同意与否，并对香港高宗武答复同意与否；中国方面对上海伊藤芳男答复可否，并对香港西义显答复可否。”
    时间已经非常紧急。周佛海等再次前去“进言”。这次，汪精卫终于“吐口”了：
    “九时仍偕思平赴汪公馆，适公博应召自成都飞来。再将各项文件研究后，决定可同意，并电港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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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12-22 16:21

续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多了个陈公博。
    陈公博，1892年生，祖籍广东乳源，生于福建。
    陈公博很小的时候，就与父亲一起参加过反清的暴动，辛亥革命以后，曾任乳源县议会议员。1917年，陈公博毕业于广东法政专门学校，同年考入北大哲学系，与他同时进北大的，还有他的广东广东同乡谭平山、谭植棠叔侄二人。另外，他们三个人也是广东最早的三个共产党员。
    1920年，陈公博、谭平山等毕业，一同回到广东办报。1921年 3月，陈独秀建立中共广州支部，以谭平山为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
    1921年 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事先通知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参会，广东有一个代表名额。
    当时，陈独秀在广东政府做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按说，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广东代表都应是陈独秀，但陈并没有参会。其原因，陈公博说：“迩时仲甫（陈独秀字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
    不但陈独秀没去，也没让谭平山去，最后派了陈公博，并起草了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让陈带到大会上。
    这样，刚刚成为中共党员 4个月的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
    因陈刚刚结婚，所以带着新娘子李励庄一起来到上海，公私兼顾，顺便做新婚旅行。因此，陈没有住在事先安排好的博文女校，而住了先施公司的东亚旅社（陈公博在回忆中称之为“大东旅社”，似乎就是现在南京路上的东亚饭店，也是楼下卖服装，上面是酒店）。
    对于广东方面派来的这位代表，大家感观并不甚好。“一大”会议主席张国焘说：“陈公博对于陈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多加说明。他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太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他与我们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
    会议在李汉俊家举行。中途某日，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的门帘，窥探了一下”，说：“我走错了房间。”就走了。张国焘回忆说：“我立即请大家将文件收拾好，准备立即离开。”
    此时，与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
    别人都能走，李汉俊可不能走，张国焘说：“当我最后离开时，李汉俊声言他是屋主不应离开，陈公博也愿留在那里与他作伴。”
    陈公博是故意地在和张国焘“较劲”。
    陈公博后来回忆说：“因为张国焘去过短期俄国的关系，故推荐他做大会主席，国焘那时不免趾高气扬，而国焘那时是没有主见的，一切都唯俄国代表马令（今译为马林）和吴庭斯基（今译为维经斯基）的马首是瞻。”
    会前，出于安全起见，原定每日更换不同会议地点，结果连续四天的会都在李汉俊家举行，陈公博以为不妥，就去找张国焘问。张回答说：“我们在他家内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们偏要在他那里开会。”
    对张的回答，陈公博极为不满。他后来回忆说：“我以为同志间应当相见以诚，相规以义才对，国焘这样做法，简直是和汉俊为难，连同志的安危都不顾。”
    这回果真出事了，陈公博后来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态说：“我的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此后发生的事情，由于李汉俊在1927年即在当时武汉的白色恐怖中被胡宗铎杀害，陈公博成了唯一的目击者。据陈后来回忆，当大家走了以后“还不到三分钟”，警探就赶来了，陈说他记得很清楚，当时有“三个法国警察官、四个中国便衣密探”。
    来了先是把李、陈二人隔离开，然后就搜查。陈公博说：“花了一个多钟头，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
    搜查过后就盘问李汉俊，李非常镇静，应对无懈可击。陈公博就在一旁抽烟，陈的烟瘾非常大，据陈回忆，张国焘走后，李汉俊打开了一听“长城牌烟卷”，俩人刚点上，警探就来了。陈公博说，就在等着问话的这段时间，他把这一听“长城牌烟卷”抽完了，等于是李汉俊抽了一根，他一个人抽了49根！
        问了李汉俊，又问陈公博，问来问去，不得要领。最后，警探实话实说：“今天既然找不到证据，只好便宜你们了。”
    天大的一件事，总算遮掩过去了。
    警探刚走，包惠僧回来了。李、陈告诉他，“此非善地”，叫他快走。然后俩人谈了几句，陈公博告辞出来，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
    从李汉俊家出来，陈公博就发现有人跟踪他，于是他跑到上海“大世界”，折腾了一大圈，终于摆脱了跟踪，回到大东旅社，销毁了全部可能引发怀疑的材料，才睡觉。
    事情至此还没有完，陈公博说：“半夜里起了大风雨，睡至微明，忽然听见一声枪响，同时又听见一声惨叫。”
    陈胆子很大，马上到走廊查看，却“寂寞得没有一个人”。
    第二天大清早，茶房告诉陈公博昨晚的事——就在他的隔壁，一个女人被人杀了。陈想这回麻烦了，警探一来，一定会将自己作为证人，不要再将李汉俊家那档子事情扯出来，可就麻烦了。
    于是陈公博当即另找了一家旅馆，跟着就去找负责“一大”会务的李达，对他说，当天下午，自己就要到杭州去了。
    所以，陈没有参加“一大”第二阶段在嘉兴南湖的会议。
    对此，张国焘在后来回忆中讽刺说：“代表中只有陈公博未来，他早一天坦率的向我和李达表示请假不出席，因为他太太对于在李家所发生的事犹有余悸。其他的代表却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身当其冲的李汉俊也满不在乎，大家仍然兴高采烈地继续工作，并笑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
    当时，陈公博并没有对张国焘、李达谈到夜里的谋杀案，但事后，他先是写了一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后来又于1943年写了一篇《我与共产党》，都详细地谈到此事。
    日后，正是根据陈公博的记载，综合当时的新闻报道，推算出了中共“一大”开幕的准确时间，即1921年 7月23日。
    此后，陈公博回到广州，在母校广东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并任广东教育委员会评议员。不久，陈独秀不再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离开广州赴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接替他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就是汪精卫。

    按：经“一大”选举，以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任宣传、张国焘任组织。陈未到任前，以周佛海代理。

    就是在这个时候，陈公博结识了汪精卫，据陈回忆，当时汪精卫曾邀请他当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因陈公博正打算到美国留学，遂婉拒了其邀请。
    正在陈公博筹措出国经费的时候，1922年“六一六事件”发生，孙中山避入“永丰舰”，后转到上海。不久，张太雷衔陈独秀之命来找陈公博，问他为什么支持陈炯明叛乱，并令他即刻到上海解释此事。
    陈公博听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三尸神暴，七窍烟生”，当即给陈写了一封回信，声言：“自今以后独立行动，绝不受党的约束了，我也从此脱离共产党了。”
    当年11月，陈公博离开广州到日本横滨，在日本滞留了三个月，于1923年 2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 2月毕业。
    陈公博说：“当时虽然把博士必修的课程学完，但实在没有一点动机要东归，有之就是经济发生了奇窘。我在哥仑比亚时候，廖仲恺先生恰恰做了广东省长，我还算是一个广东官费留学生，只是两年没有领到一文的官费。我恃着曾和廖先生同过事，在民国十年和十一年的广东省教育会，大家同为评议员，因此给他一封信，希望他能继续汇款给我，同时还给汪先生和陈秋霖先生一封信，希望他们替我说几句话。”

    按：在日本滞留期间，陈公博就碰到了廖仲恺，当时廖与他谈到国共即将合作，并劝他回国，去当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但陈去意已决，没有答应。

    陈公博说：“不久我接秋霖的来函，说汪廖两先生都有同一主张，即是我若答应回国，他们会给我筹旅费，若继续求学，那么他们便不负责任。那时我真进退两难，结果只好决心同意他们的意见。”
    “在十四年一月底我接到从广州汇来美金六百元，这笔款不是从省政府汇来的，因为省政府很穷，这笔款算是广东大学( 后来改为中山大学 )汇来的，那笔款算是预支，而以我回国当广东大学教授为条件。”
    1925年 4月，陈公博回到广州，当时汪精卫在北京，料理孙中山的后事；廖仲恺则因蒋介石在第一次东征中的“大捷”而去潮汕慰问；在“家”的只有“代帅”胡汉民。陈与胡不熟，没有去找他，只是跟广东大学校长邹鲁接了一下头，即“在家整理和预备下一年度的功课”，准备当教授了。
    好不容易廖仲恺回来了，陈公博去见他——不管怎么说，回国的 600美刀还是廖仲恺帮助“垫”的话，怎么也得去表示一下感谢吧？
    陈公博说：“廖先生是比汪先生先回广州，我回国头一次再会见他，还是黄居素代我约时间的。一日清晨，我和居素到百子路见他。那是九时左右罢，我看他客厅坐了不少人，一回他匆匆下楼，见了各人打一招呼，对我说：‘公博，你回来了吗? 很好，我们改日再谈罢。’那时各人一哄而起，包围着他，言语嘈杂，他似乎无暇应付，敷衍了几句，也不知是说什么，便坐上汽车走了。”
    这次见面给陈公博留下的印象极坏：“我想仲恺怎么忙到这样，约了人而无暇谈话，这太越乎事理，在外国住惯了的留学生，实在有些看不惯，我告诉居素说：‘我们走罢，我实在看不起这种乱局面。’”
    陈公博言下之意，“革命”还没成功呢，这些“革命党”就这么大谱，我还不伺候你们哪，省得看你们的脸子！
    但陈公博想不到，正是廖仲恺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
    “过了两日廖先生派人送信来，说约我夜里见面，那夜我们毕竟面对面的谈了很久。这一席话遂决定了我以后的事业命运，我真想不到我会从事政治，更想不到我素来对于政治冷淡的人会从事政治。”
    这一番谈话，充满着“革命”的激情，颇值得全文引录，让大家看看，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革命导师”
    “公博，你回来了，你打算怎样了。”
    “我没打算，我还是决定在大学教书，因为我设有出国之前就在法政专门学校教书，所以我还是打算教书。”
    “那是你的打算了，不过这并非我们对你的期望。我们希望你回国，不是教书。而是帮我们的忙。”
    “不过我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
    “我不管你对政治有没有兴趣。我一定要和你辩论，你看中国这样落后，政治那样腐败，要不要想办法? ”
    “自然要想办法。”
    “既要想办法，要不要组织? ”
    “自然非有组织不行。”
    “你看国民党有没有希望？”
    “恕我大胆批评，国民党还没有组织严密。”
    “你的批评很不错，但你还有大错。即是只会冷静的批评，而不肯努力的参加工作。这样，国民党永远没有办法，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也永远不能实现。”
    这时，陈公博心里在想：“廖先生究竟要我怎样呢? 我心坎中的火焰已给他燃烧着。”
    “我们不要你教书．要你入中央党部。我和你约约；我们失败一起的失败，我们成功也一起的成功，我望你立刻答应我。”
        “好，我答应你，从今日起我将我的身命交给党便了。”
    在廖仲恺的援引下，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陈公博，一跃而为中央党部书记长。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陈又兼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政府农工厅长。
    1926年，在国民党“二大”上，陈公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底，在国内处处碰壁的汪精卫去法国喝鸡汤，吃了汪精卫“挂落”的陈公博则逃到香港，随即回到上海办报、办大学，并提出了“改组国民党”的口号。陈公博后来回忆说：
    “《革命评论》指出中国最终革命的鹄的在民生，并主张国民革命应该以农，工，和小资产阶级为基础，这恐怕也带点时代性罢，在今日看来，实在卑之无甚高论，而在当日已惹起天下骚然。国民革命已中坠了，国民党快腐化了，我们要拯救国民革命，必得要改组国民党，这是当时全国有志青年的呼声。我们为应着这个要求，于是发起了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
    这就是“改组派”的由来。其代表人物，除了陈公博，还有顾孟余、王法勤等人。
    基本上，从这个时候起，以陈公博为首的这些人，已经被彻底看成“汪派”的人物了，而像周佛海这号的，此时与汪精卫还八竿子打不着呢。
    1929年，因为给“蒋记”国民党“三大”“捣乱”，陈公博、甘乃光被“永远开除党籍”，陈随即出洋，1929年 3月 1日，陈公博与他的老上司汪精卫在马赛会合。
    1931年，蒋汪合流，陈公博任民众训练指导委员会主任。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以后出国养病，陈公博同时辞职，民众训练指导委员会改为民众训练部，由周佛海任部长。
    1937年 2月21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决定免去周佛海民众训练部部长职务，仍由陈公博担任，等于是“原物奉还”。此时，周、陈已经做了“一路”，于是，次日陈公博来访周佛海，表示“决不就职”。
    周、陈虽然都算“汪派”人物，但客观地说，二人对待汪精卫的态度，并不一样。周对汪，基本上纯属利用，跟蒋对汪一样，拿他做“旗帜”而已，包括拖汪“落水”，也是把汪顶在前面，做自己的事情。
    而陈公博就不同了，陈对汪精卫的态度，绝对可以用“爱护”来形容。
    陈公博爱护汪精卫什么？爱护他的名声——可以说，对汪的名声，陈公博比汪精卫自己都要看重。
    《塘沽协定》签署以后，陈公博曾愤愤不平地说：“北平的东面已全为日军占领，正阳门前的石路已掘起来，安设铁轨，把东西两车站联络起来，预备退兵。一直至到日军望见了北平的煤山，望见了北平的灯火，日本公使馆才打电话找黄膺白，商议所谓塘沽停战协定，不到一天已经签好字，实际由黄膺白、何敬之、张岳军、黄季宽四人负责。至于条件的内容是否电呈过蒋先生我不得而知。但行政院则始终得不到只字的报告，直至协定签好字之后，才将全文用电报打来。汪先生到底肯负责，一声不响，把这协定责任，完全担在肩上，我后来问他，他只叹口气，说：‘谁叫我当行政院长呢。’”
    陈公博说：“塘沽协定签字不久，又来一个何梅协定。所谓何梅协定，就是何敬之和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梅津的协定，这个协定，连外交部都没有存案。这个协定的文字非常笼统，以后日本动不动说中国违反塘沽协定，所谓塘沽协定，把何梅协定也包含在内，在中国怕伤了睦谊，怕启了衅端，对于日本动辄提出协定违背的无理取闹，也始终没有公开驳斥过，于是天下都起了怀疑，以为这个协定的背后，还有许多密约，北方战事算已告一段落，然而后来种下了无数的祸根，汪先生也变为全国众矢之的。”
    陈公博认为，以上种种，就是1935年11月 1日，汪精卫遇刺的主因，在《苦笑录》中，陈公博说：
    “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一日，汪先生遇刺于中央党部，身中了三枪。民国以来，国民党人物遇刺没有不死的，只有一个不死的就是汪先生。这也可以算开国民党人被刺史的新纪元，汪先生也可以算是大难不死．许有后福。”

    按：陈公博的《苦笑录》写于1939年 6月，此时陈尚未附逆。陈不会想到，日后要了汪精卫的命的，正是这次遇刺的子弹；陈更不会想到，在抗战胜利之后，自己会在汪精卫的位置上，替他接受“明正典刑”。

    在汪精卫任行政院长的时候，陈公博替他发牢骚说：“军事、财政、外交，三项重大事件到不了行政院，每次行政院开会都讨论琐碎而又琐碎的问题，加之蒋先生又以剿匪为名，请求中央把剿匪区域都划给行营，无论军事、财政、司法，以及地方行政，一概由行营办理，因此行政院更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了。剿匪区域．不过是一个名称。蒋先生忽而在牯岭召集全国财政会议，忽而召集全国建设会议，高兴起来，打电叫南京的关系部院参加，若或忘记了，他让有关系的部院在旁边顶着二门打听消息。牯岭是一个很幽闲的避暑地．那时已变了南京的太上政府，林主席子超先生自然还谨慎地守着国府的大印，而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不，秘书处也够不上，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
    陈公博接着说：“行政院是这样，中央党部汪先生也难得过问，中央党部一个秘书处，一个组织部，一个宣传部，一个民众训练部，汪先生也无从干预。中央党部的秘书长是叶楚伧，叶先生是一个好好先生，完全受陈果和陈立两夫支配。组织部是陈立夫，他不但管党的组织，而且管特务队，更且直接管到民众运动。宣传部最初是邵元冲，那自然是不敢逆二陈，邵先生在西安事变无意中给杨虎城的军队打死，又由叶楚伧兼领。五全大会开会后．为着敷衍胡先生，换了刘芦隐，而刘芦隐始终没有就过职。一路由副部长的二陈系的方治操持。至于所谓民众训练部在民国二十一年洛阳开二中全会时举了我，一向我都不问，而交给副部长王陆一负责任。”
    由于以上的种种，到1935年的六、七月间，陈公博实在忍无可忍，决定辞职不干了。汪精卫听说以后，就找他谈话。当时，陈公博刚好喝多了酒，借着酒劲跟汪精卫“翻了车”，他说：
    “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终无补于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是卖国还是有代价，象今日的情势，日蹙国百里，谈不上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
    据陈公博回忆，汪精卫听了他的话，“奋然说”：“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华民国说的。人家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要到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
    汪精卫给陈公博讲道理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兼外交部?我什么都不愿干，难道希罕一个外交部长?就因为别人做外交部，蒋先生不会听话的，我做外交部，他虽也不听话，可是我打一个电报去，他终要考虑一下。这样或者对于国家可以得多少补救，这是我的意思。”

    按：据陈公博回忆，这一阶段，有一个传闻，“说汪先生的儿女也反对汪先生兼外交部长。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对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部长？’”

    最后，汪精卫说：“说到牺牲，都是无计划的，有计划便不能算牺牲，我决意做这牺牲品。”
    这就是汪精卫的“意思”——这层“意思”就是“牺牲”。从汪精卫“出道”、投身“革命”、进入《民报》、到北京谋刺摄政王、直到顶着骂“主持”外交、最终到出来进行“和平运动”，汪的“牺牲”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再看一下汪精卫的《革命之决心》：“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那时，汪精卫要牺牲的，是自己的生命；今天，汪精卫要牺牲的，是比生命更加宝贵的名声——只要是出于为国为民，我个人的名声不算什么。或者是反过来说，即使是牺牲我汪精卫的名声，也在所不惜！岂止不惜，还很光荣！
    这就是汪精卫的“牺牲论”。
    对汪精卫的“大义凛然”，陈公博“心服口服”，他说：“我和汪先生做了十多年朋友．没有听过汪先生这样决心的说话．好，既然汪先生决定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看吗?我不走就是了。我也下决心。”
        这次，汪精卫又准备“跳水”了，他再一次叫来陈公博。
    在《苦笑录》中，陈公博是这样结束全书的：“长江是那么急流，船走了半小时还是不能抵岸，我偶然长叹一声，因看见武汉就要失，而这次仗到底无法结束。”
    那是1938年“夏天的一夜”，陈公博说：“我们已由下游退至武汉，就是武汉也差不多要失。”
    仅仅过了几个月，汪精卫就把陈公博叫到重庆，要与他谈谈“结束”“这次仗”的事情。
    据陈公博回忆，汪精卫一共找他谈过两次。第一次“大概是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
    陈公博记不清了，周佛海倒是记得很清楚。1938年10月27日，即前文所述、梅思平返渝之后的第三天：“七时为电话惊醒，汪先生召见，有所指示。旋返寓，公博来谈。”
    陈公博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他说：“我正在成都筹画如何训练党员，和公开在四川省党部召集在成都的中学生分期演讲‘三民主义与科学’，我接到汪先生的电报，说参政会开会在即，嘱我早一两天到重庆。本来我在党里是被指定为参政会内国民党党团的指导员，因此我即起程赴重庆。”
    陈公博回忆说：“到达重庆，我还记得是早上去见汪先生的，当时汪先生通知我，对日和平已有端绪，我真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一句话也不能说，只听汪先生自己讲述。我心想真是太奇怪了，这样大的事情，为什么汪先生事前一点也不关照我？当时在座的，我一时也记忆不清，仿佛除了汪夫人之外，有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几位。”
    令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对他的“和平”主张，陈公博表示了激烈的反对。陈后来回忆说：“我等他们走后，我听见汪先生所说，又仿佛蒋先生是不知道的，又仿佛说待时机成熟，汪先生还要离重庆的。我听了之后大不谓然，因为那是太反乎我的主张。”
    当时陈公博讲了三点：“第一是，自从国民政府于十四年七月一日在广州成立，以至北伐成功，中间经过好几次党的分裂，好容易在民国二十年底宁粤合作，党复统一。方今国家多难，不容再破。第二是，对外问题，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固然在战争时候，和战见解，国内或有不同。但尽管别党别派不同，而在国民党内万不可有两种主张，否则易为别党所乘。党一失败，国亦不救。第三，日本情形，我绝不熟悉，但由过去几年交涉而论，日本绝无诚意。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什么是他们的限度，我们是没有方法知道的。对于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我的对他要求至何限度，而卒然言和，是绝对一件危险的事。”

    按：在这里，陈公博所说的：“对外问题，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对于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我的对他要求至何限度，而卒然言和，是绝对一件危险的事。”等等，应该说都是极有见地的话，陈公博这人不糊涂。
    其实汪精卫也不糊涂，但这半年多被周佛海这么一搅合，天天在耳朵边“念秧儿”，“和平”长“和平”短，再加上“枕边风”，已经基本上给搞糊涂了，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

    最后，陈公博说：“要而言之，我固然反对汪先生言和，更反对汪先生离开重庆。”
    陈公博与汪精卫争论到中午11点，这时陈璧君说：“你们辩论时间太久了，食过中饭再来谈罢。”
    陈公博离开汪公馆，跟着就到中南银行找周佛海，顺便找陶希圣。
    当时，周佛海说：“你一定吓一跳罢？”
    陈公博说：“怎么不是呢，这样大的事，为什么到今天汪先生才通知我？”
    周佛海说：“我也对汪先生说过应该通知公博，可是汪夫人说，公博近来太懒，等到成功再通知他。若是我们都走，他是不能单独再留的。
    陈公博后来回忆说：“佛海的说话这样，陶希圣也是一样。我听见这句话，默然无话可说，只得长叹一声，心想：那里怕我懒，只怕我反对罢了。”
    与周、陶谈过，吃了午饭，陈公博再次找汪精卫，“力陈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那样又辩论到黄昏，我才回旅馆。以后我每次见到汪先生都不赞成这个主张，后来汪先生说，这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等到将来发展再谈罢。”
    第一次谈话，到此为止。其时，由于汪精卫也还不知道梅思平与日本人即将开始的“谈判”，最终能谈到什么程度，即“这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因此，汪也没有过于地勉强陈公博。
    到10月26日，梅思平带回“重光堂密约”的文本，此时已经到了“图穷匕首见”的地步，周佛海等人天天逼着汪精卫，等他一句话。
    此时汪的心情，通过前面引述的周佛海日记，相信大家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虽说早已下了最大的决心，要“牺牲”自己，但毕竟真到了“最后关头”，这个决心不是那么好下的。
    对于汪精卫而言，此时要决定的，基本上相当于要不要去自杀！
    换言之，只要汪精卫一点头，则从前种种，“譬如今日死”；而今后种种，能不能“譬如明日生”，却一切都还在未定之天。
    汪精卫怎么能不犹豫！
    在这一阶段的日记中，周佛海屡次指责“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做事反复，且易冲动”，说得轻巧！换了你试试看，感情你是没有那样一个光彩夺目的前半生！
    犹豫中的汪精卫，再一次想起了陈公博。
    陈公博后来回忆：“至二十七年的十一月底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了，我又接汪先生从重庆来一个电报，叫我立刻至重庆。”
    这天是1938年11月29日。
    对汪精卫、对陈公博，这都是一次无比艰难的谈话。
    陈公博说：“我到重庆时，汪先生告诉我，中日和平已经成熟，近卫已表示了几个原则：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共同防共。三、华北经济合作。四、取消租界及领事裁判权。五、相互不赔款。中国如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
    对此，陈公博的态度是：“我对于第四、五两原则没有意见外，其余第一、第二、第三等原则都不赞同，尤其不赞成的是汪先生离开重庆。”
    陈对汪说：“我的大原则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党的分裂痛苦，我已受够了。我们要救国才组织党，今党不断分裂，救国更何从谈起？”
    汪精卫说：“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
    对此，陈公博说，当时他已“辩无可辩”——不知道说汪精卫什么好了。他说：“我在二十六年底奉蒋先生之命至欧洲，当时原可以不必急急归国，当日很多人在欧美多借口办理外交或采购物资，逍遥海外，以待世变。我不忍各同志在国内挣扎苦斗，故愿同甘共苦，匆匆求归。我的志愿如此，我宁愿真到了这个时期，一同牺牲算了。”
    此时，汪精卫再一次祭出了他的“牺牲论”：“我们革命党死何足惧，难道眼看几千万的老百姓也跟着我们同死吗？”
    此时，陈璧君不再听任他们做口舌之争，也可能是这些天听类似的话听烦了，对陈公博说：“好了，我们一定走的。你不走时，一个人留在此地好了。”
    周佛海也对杨惺华讲过，最后的“决断”是陈璧君下的。周说：“汪精卫在家为梅思平设筵饯行，临送出客厅门口时，陈璧君厉声对汪精卫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 ’汪精卫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
    陶希圣则回忆说：“上清寺汪公馆连日举行会商。参加者为周佛海、梅思平与汪夫妇。他们最初主张不邀我参加。但汪极力主张我参加，并电邀陈公博由成都到重庆共同商议。陈公博此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驻在成都。他来到重庆，参加会商，一时摸不到头脑，比及知有此种条款，不禁惊惶失措。汪在会商之外，单独接见我，问我的意见。我说：‘在武汉时，先生曾说这次合作，必须合作到底，决不中途分手。我希望先生贯彻初衷。’汪颇以为然。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
    事情就此定板。
    陈公博失望地说：“我们辩论，到了此时，已经无法可辩，我已无法阻汪先生离渝，至于以后怎样，我不得不再考虑。”
    日后，陈公博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也不至于败事。”
    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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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12-28 08:30

47、附：汪精卫投敌

    1938年12月 1日，梅思平抵达香港，正式对日本方面做出了答复。据今井武夫回忆，当时梅一共谈了四条：“一、汪兆铭承认了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二、在近卫声明中，日本有明白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内政的必要。三、汪兆铭预定十二月八日从重庆出发，经过成都，于十二月十日到达昆明。此时由于有特别保守秘密的必要，中国方面希望在十二月十二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四、汪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
    与日方通过气，汪等一伙就开始分头行动了。今井武夫说：“周佛海从梅思平那里得到了重光堂会谈的报告，向汪兆铭汇报了日华协议记录的内容，并商量好了逃出重庆的方法，然后于十二月五日他一个人先行飞抵昆明。”
    汪精卫一伙，都是高级公职人员，汪本人地位特殊，要去哪里，别人或许不好干涉。周佛海却不行，最起码每天的班是要上的。
    于是，周佛海找了个借口，以“视察宣传工作的名义到昆明出差”，为了做得像模像样，行前，周佛海还召集部属，“谈赴昆明视察及离渝后部务处理情形。”
    12月 5日10时45分，周佛海乘飞机离开重庆，当天抵达昆明。行前，周百感交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别矣，重庆! 国家存亡，个人成败，在此一行! 惟因早下牺牲决心，故不辞冒险一行也。岂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欤? ”“默念前途茫茫，国运、己运，均难逆料是吉是凶也。”
    周佛海焦急万分地等到12月 8日，汪精卫却没有如期前来，来的只有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带着汪精卫的一双儿女汪文悌和汪文恂。
    汪精卫没有如期“出走”，是由于蒋介石恰好在这一天来到重庆。
    自南京陷落之后，国府迁至重庆，蒋介石的“大本营”则因就近指挥的需要，设在了武汉，在武汉陷落前夕，“中枢”各部门方陆续迁至重庆。
    老蒋本人，则是在武汉沦陷的前一天，即1938年10月24日晚离开武汉转赴衡阳。

        按：最后离开的是戴笠，他是在主持炸毁了武汉的全部重要设施之后，即所谓“反资敌大破坏”以后，才在最后时刻撤离武汉的。
    武汉是当年的重要工业基地，早在清朝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就在武汉兴办工业，湖北的纺织和军工企业都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其中的湖北兵工厂的“汉阳造”当年名闻遐迩。抗战初期，说中国的武器不行，用“汉阳造”对付“三八大盖”，殊不知，如果没有当年的湖北兵工厂，连“汉阳造”都没有。由于“汉阳造”太过出名，以至于大家都将湖北兵工厂称为汉阳兵工厂。
    乔家才说：“反资敌大破坏，是一件不得已而又十分重要的措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敌人可以用来攻击我们、杀害我们的物资设备留给敌人，就只好予以忍痛破坏，不让敌人来利用。……武汉三镇如汉阳兵工厂、汉口码头，各工厂、桥梁、仓库六十九处，必须彻底破坏，不能让敌人利用，这就是武汉反资敌大破坏。”
    “反资敌大破坏”的任务，老蒋交给了武汉警备司令郭忏，并令戴笠副之，实际的任务交由军统执行。戴笠经过考虑，选定了湖北本地人、曾侦破“杨永泰遇刺案”的湖北站站长朱若愚负责大破坏的筹划和执行。
    接到任务，“满天飞”的戴笠当即赶回武汉，并介绍朱若愚拜会了郭忏。乔家才说：“郭司令对于这项任务，并不热心，表示非常冷淡。”因此，戴笠指示朱若愚说：“你要知道，我们不能希望郭司令帮助我们什么，只要他不阻挠我们，已经很好了。你必须忍耐，不能同他发生任何不愉快，才能减少阻力。”
    此时，戴笠的“临训班”学员刚好毕业，戴笠挑选了 100人交给朱若愚，乔家才说：“这些刚受完爆破训练的青年同志，执行任务，确实认真，不折不扣。每一项破坏目标，视其重要性，派一位或两位同学参加。”
    10月24日，日军攻占黄陂，离汉口只有30公里了，戴笠再一次赶到武汉督导工作，跟在他身边的，除了警卫员“神枪”王鲁翘以外，只有军统局总务科长郭斌。
    其时，担任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的，正是曾侦破“日人藏本失踪案”的赵世瑞。他对戴笠说：“戴先生，敌人距汉口已很接近，可以听见敌人的大炮声，武汉的破坏工作可以留给我们来办，戴先生应该先走了。”
    对赵的“好意”，戴笠一语点破：“我很了解你。你想溜走，先把我支使开。等我走了，武汉会找到你的影子吗?”
    乔家才说：“戴先生非常沉着，偕同朱若愚看过每一处要破坏的地方，看看准备的确实不确实。一直等到十月二十五日，敌人已经抵达汉口外围，才开始破坏。敌人听见市区的爆炸声，此起彼落，不知道是怎么一会事，在外围停止，不敢进入市内。”
    此时，被戴笠揭穿“老底”的赵世瑞估计实在是气不过，居然在此时跑来要回他的汽车。乔家才说：“原先赵世瑞把他的汽车留给戴先生使用，郭斌刚经过一番修理，赵世瑞突然又来要汽车，郭斌非常生气，在要紧关头，他把汽车要走，怎么成? ”
    这时戴笠反而非常平静，说：“车子本来是他的，让他开走吧，我们另外想办法。”

    按：论才干，赵世瑞没的说，就是私心重一些。另外胆子也太大，此后，还在钱财上出过问题。但很奇怪，戴笠对他始终极为容忍。
    乔家才回忆说：“没有交通工具，戴先生怎么行动? 郭斌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好不容易找到一艘破汽艇，必须修理，才能使用，郭斌赶紧找汽车修理厂的老板盛福生修理。盛福生是一位爱国商人，迅速加配零件，使可以行驶，并加满汽油，等待驾驶。当敌军前哨踏进汉口市的时候，武汉的反资敌大破坏已完成百分之百，戴先生才登上汽艇，驶向上游。但是敌机正沿着长江轰炸，危险万状。戴先生乘坐的汽艇，安全抵达沙市，转往长沙。”

    蒋离开武汉之后，出于战事的需要，并没有去重庆，而一直驻在南岳衡山。期间，于11月 1日去了一趟长沙，召集军事会议，“检讨作战经过”。
    11月12日，蒋介石从南岳赴韶关，“策划反攻广州”，结果刚去的当天夜里，长沙莫名其妙地着了一把大火。由于12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文”，着火的时间是12日深夜、接近13日的凌晨，因此，后世称这把火为“文夕大火”。
    这场浩劫，将千年古城长沙的所有典章文物，几乎全部付之一炬，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则无法估量。蒋当即赶回长沙主持调查此事，并在暴怒之下，于11月20日，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湖南省保安处警备旅第二团团长徐昆等三个黄埔学生全部枪决。
    同一天，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与日方签订了《重光堂密约》。
    11月25日，蒋介石在衡山召集军事会议，指出：以日军占领武汉、岳阳为界，标志着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并提出：“第二期抗战须转守为攻，坚忍持久，以济远大，忠诚朴拙，和衷共济，提高精神与道德修养，改造军队与社会。”
    也正是在这个会上，老蒋决定成立“南岳游干班”，由中共派干部授课，讲授游击战的经验。前面讲过的、戴笠的军校六期同学王百刚，进的就是这个训练班，并因为盗窃班费而被“劝退”。回去以后，王百刚因此事被戴笠枪决。
    11月30日，蒋介石离开南岳赴桂林。陈布雷回忆说：“在桂林日，蒋公稍暇即召往谈话，所谈均第二期抗战中精神致胜之要点，对敌相近卫所唱之东亚协同体与连环互助关系，痛斥之尤力。谓此种桎梏，将断送民族运命于永久，较诸军事占领为尤烈，万不可中其奸计。宜愈战愈奋，与之作精神斗争，凡口授四五次，命记于别册准备撰一长文。”
        在回忆录中，陈布雷不无惋惜地说：“此种言论惜不及令汪精卫、周佛海于当时得闻之，否则彼等或不致失身作汉奸。”
    12月 7日，为蒋打前站的陈布雷回到重庆，他后来回忆说：“到渝知佛海已于五日赴昆明，余即暂寓其新租之住宅。”
    当天，陈布雷就去拜访了汪精卫，他说：“夜九时往访汪先生，再三询余对战局意见，事后觉其容止不甚自然，然当时不甚觉察也。”
    陈布雷当然不知道周佛海等一伙搞的鬼名堂，12月 7日晚，陈布雷就给周打电报，令他立刻回重庆，筹备召开原定于1939年 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今井武夫说：“周佛海是以视察宣传工作的名义到昆明出差的。七日秘书长陈布雷就打电报给他，要他立即返任。这是受蒋介石的命令发出的电报。”
    实际上，汪精卫一伙早就在防着蒋介石回来，在1938年12月 1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闻蒋先生十号以前将来渝，心理上有莫名其妙之感想，如小学生闻先生将至然。”
    12月 6日，已经逃到昆明的周佛海说：“本日接渝电，谓蒋先生明日可到。是则预定计划，将受绝大影响矣! 其殆国运耶? 焦灼万分。大小事只能尽人事，成败惟听天命，但余个人亡命，则早决心矣。”
    12月 8日，蒋介石回到重庆，恰好与汪精卫预定的“出走”赶在同一天。
    蒋来了，汪当然不可能马上就走——“总裁”刚来，“副总裁”就走，也太不正常了，总得见个面吧，否则岂不令人生疑。
    于是，汪精卫临时改变了计划，令陈春圃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先去昆明，一方面减少拖累，另一方面也要向周佛海说明情况，以便下一步的“配合”。
    陈春圃，1900年生，广东省新会县人。
    陈春圃是陈璧君的堂侄，1924年，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秘书。1925年冬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 5月回国，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秘书。后任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侨民教育处处长。
    陈春圃说：“我跟随我的堂姑夫汪精卫有长久的历史。l922年，在我踏进生活的初期，就在他当会长的广东省教育会充图书馆干事。随后，再了两年即由堂姑母陈璧君荐我当广东省长公署机要课主任，自此对起才开始有了政治关系和活动：l924年汪精卫当国民党宣传部长，调我任该部秘书( 其时没有副部长，秘书也只有一人 )。1926年初我去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于1927年夏宁汉分裂时，汪精卫当汉口中央组织部长又电召我由苏联回国当该部秘书。l929年又受汪精卫之命由欧赴美主编纽约《民气日报》，进行反蒋宣传活动。到了1932年春，我由美回国之后不久，他又要我赴香港主持他个人创办的《南华日报》，继续作他的喉舌。但我当时厌倦了摇笔杆的生活，坚持不就，他才叫我搞华侨工作，在南京侨务委员会当常委兼教育处长，一直干了七年之久，替他做拉拢华侨群众的工作。
    对汪精卫、陈璧君而言，陈春圃是晚辈，又长期受汪夫妇提携，因此，陈春圃在汪家的地位，多少有点类似于“管家”，让他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抗战胜利以后，陈春圃在法庭上曾经说：“被告自幼贫苦，因系陈璧君远房之侄，自二十三岁起即受汪精卫夫妇栽培提挈，前后达二十余年。平时汪、陈家事杂务亦辄令被告奔劳，事实上被告无异为其家庭之一佣役。”
    陈春圃的话，当然有为自己开脱的成分，但“汪、陈家事杂务亦辄令被告奔劳”，倒是实际情况。
    谈到汪精卫的出走，陈春圃后来回忆说：“成群结队的离渝是引人生疑的，所以群丑们商定分散逃脱的办法：周佛海先飞昆明，名义是视察宣传( 其时周是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 )，过了几天陶希圣又飞昆，而陈公博其时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则约定与汪精卫同一天自成都迳飞昆明再行会合。我则护送本来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汪的幼子文悌和幼女文恂飞昆，让他们转飞河内回香港，我则留在昆明与周佛海联络，并专候汪飞昆日期的电报通知龙云接他，另代定由昆明赴河内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以便把全部逃脱的人装运河内。”
    陈还说：“记得周佛海是1938年12月 5日飞昆明，那天清早他就来汪家，我刚起床就被汪的副官传汪命要我到会客室，当时汪精卫关照我记牢周佛海告我在昆明的住址( 金城银行楼上 )，并要我三天后( 即12月 8日 )飞昆，到昆后每天注意收转他从渝发给周的密电报( 收转机关系借陈璧君胞弟陈昌祖为经理的中德航空公司的电报挂号，以避人耳目 )。”
    据陈春圃在法庭上的供述，汪令他带着孩子先赴昆明的时候，并未对他透露太多情况。他说：“鄙人在民二十七年冬任职于侨委会，其时汪先生命向侨委会请假，带领其男女公子各一人赴河内转香港，并嘱到昆明后可先购票，遣其男女公子先赴河内，本人则暂留昆明，谓将来昆明演讲，可以参加讲演，等语。”
    12月 8日，陈春圃来到昆明，与周佛海会合。周在当天的日记中说：“饭后，春圃自渝来，谓布雷昨已到．蒋先生今日可达．汪先生嘱一切慎重；因将明日之行取消。”
    对此，周佛海烦躁地说：“天下事多周折，往往如此，成败真由天定，非人力所能预谋。午睡不能成寐，苦心焦思，为平生所未有。其立即脱离现状欤? 其返渝暂观形势欤? 苦思深想，仍决定不返。原因甚多，最要者有二：一为迟早均须脱离，早则多挨几天骂，迟不过少挨骂几天，但届时恐无法脱身；二则思平两度赴渝，蛛丝马迹，在在可寻，一旦发现，国未得救，而身先丧矣! 廿一号前决定赴港，如天不亡中国，汪先生或能于十天内离渝。”
    在送走陈春圃的同时，汪令高宗武立即转告日方，请他们将原定的近卫文磨要发表的招降“声明”延期发表。否则，汪还没出来，近卫的讲话已发表，那可就“演砸”了。
    12月 8日，周隆庠找到西义显，对他说：“因蒋介石突然来到当地，不得已将六日出发的预定加以变更，然而前途并不悲观。汪兆铭认为：如蒋介石逗留时间较短，等他离开重庆后，从重庆出发；如时问较长，则借口尽快从重庆出发。”因此，周隆庠要求将“近卫声明暂时延期到有汪兆铭到达昆明后的确讯为止”。
    这个意外的变故，把日本人也搞得十分被动，犬养健说：“在十二月二日，高宗武的哥哥来访伊藤，转告汪先生已全部允诺重光堂会谈内容，估计汪先生将会在八号从重庆脱出。听到今井这个报告，东京的首相官邸内定近卫首相十二月八日去大阪，并准备了新闻谈话的内容。近卫首相按预定日期到达大阪的旅馆，可是，一直到了九号，还一点儿没传来汪从重庆脱出的消息，首相只得假称有病而回到东京。”
        今井武夫则说：“日本政府预先已做好准备，一等到汪逃出到河内，就立即发表总理大臣的声明。先是收到汪预定于十二月八日逃出重庆的通知，近卫首相准备按照这一通知于十一日在大阪大礼堂发表演说，向全国广播。近卫已经到了京都，但由于汪延期逃出重庆，近卫就以患病为理由，把演说和广播延期到十四日，接着他又全部停止进行，回到东京去了。”
    这个时期，最“难受”的，莫过于先期“出逃”的周佛海，苦等汪精卫不至，自己又不敢回重庆，单独与日本“媾和”，他又不够这个档次，进退失据，度日如年。周的“苦心焦思”，曾对今井武夫说过，当时周设想了各种各样的可能：
    “事情是否已经暴露? 万事休矣!!惊骇之至。但要紧的是汪未飞到昆明来。汪从重庆出奔的情况究竟怎么样? 简直令人坐卧不安，焦虑万分。”
    “我如果返回重庆，那就不可能逃出来。虽然不回重庆是对的，但是我一个人到香港去又不顶用。更重要的是使汪先生的出奔越发困难了。”
    “总之，我可以以视察宣传工作尚未结束为理由对付蒋介石，在那里等待几天，真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不知如何是好，度过了异常痛苦的一个星期。”
    “担心我们的计划大概被蒋介石晓得了。否则，五日我从重庆出来，第二天蒋介石就回去，会有这样的巧合吗? ”
    思来想去，周佛海向今井武夫撂下“狠话”：“反正不回重庆了。即使汪先生不来，我也决心到河内去。”
    幸好，汪精卫没有让周佛海等待太长的时间。
    12月 9日，即蒋回来的第二天，他就召集汪精卫、孔祥熙、张群和王宠惠开会，“商今后大计”。

    按：此时，蒋已经将自己兼任的行政院长让给了孔祥熙，张群为副院长，老资格的法学家王宠惠则接替了张群外交部长的职务。

    陈布雷回忆说：“蒋公以八日抵渝，九日在黄山约孔、汪、王( 外长 )叶、张等谈今后抗战要计。孔等屡以国际形势为言，蒋公止之日：“勿问国际形势如何，我国必须作自力更生、独立奋斗之准备。”
    陈布雷说，汪精卫当时只是说：“敌国之困难在结束战事，我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没有说太深的话。
    通过这次谈话，汪精卫确认，蒋介石突然回到重庆，不过巧合而已，“和平运动”并没有“露馅”。
    12月10日，日本方面接到高宗武转来的汪精卫来电：“1、 蒋介石来重庆，是由于其他公事，工作并未暴露。2、 汪的处境与计划完全没有变化，希安心。3、 大约延期七天，预定可以转入既定的行动。”
    高宗武还向日本方面提出要求：“希望用作战上的办法把蒋赶出重庆，但用轰炸的办法是不行的。”另外，高宗武还表示：“感谢多方照料。由于中国方面的原因屡次推迟，很是抱歉。”
    大概从这个时候起，汪精卫就开始做“出走”的准备了。
    这一阶段的情况，汪精卫的卫士许少泉曾经有详细的回忆。
    许少泉是江西省萍乡人，会武术。1931年，许被调到南京，在训练总监部当卫士排长。当时适逢蒋汪合流，汪精卫任行政院长，这是他自1926年与蒋“斗法”落败之后，第一次在政府中负实际的责任，可以配备警卫人员了。
    当时为汪选人的，就是国民政府训练总监朱培德。许少泉回忆说：“朱培德亲自向陈璧君介绍了情况，又把卫士排的人一个一个叫去目测，由陈璧君问我们的家庭情况，然后当场表演几下武术。她看中谁，就要给，朱培德不会说个不字。当时我不到20岁，个子高，身体又棒，几下武功也过得去，被陈璧君挑选上了。这次被挑选上的还有王长志( 山东人 )、孙学韩( 山东人 )、戴云生( 湖南湘潭人 )。我去后挂中尉排长军衔，月薪50元，比在训练总监部多了近20元。”

    按：1931年挣50元，确实不少了。其时，王蒲臣还在浙江武义当县教育局长，每月工资也不过50元而已。后来王进特务处，当秘书，工资一下翻到 100元，算是高薪了。

    许少泉说：“1938年 7月，日军逼近武汉，汪精卫到了重庆，住在上清寺美专。这一段时间里，他表现得非常沉默苦闷，好象有说不出的苦衷。在重庆美专期间，他除了接见德国大使，还在美专、南温泉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礼堂作过两次演讲外，就再没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在家中，他经常召见陈公博( 国民党中央常委、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周佛海( 国民党中央常委、宣传部代部长 )、梅思平、曾仲鸣( 国民党中央委员、汪的秘书 )、陶希圣、高宗武等人，磋商叛国的事情。”
    1938年12月10日，汪精卫叫来许少泉。“他把门关上，很神秘地问我”：“少泉，我对你怎么样? ”
    许当即回答说：“汪先生和夫人对我们都很好。”
    汪说：“那好。现在我交给你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很重要。”接着，汪又补充说：“这事不能跟任何人讲，只能完成，不能出任何问题。”
    许听了，“毫不迟疑”地说：“请汪先生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汪精卫交给许的任务，是押送八辆汽车从重庆去昆明，“12月12日一早出发，6 天之内务必到达昆明。”汪精卫说：“此事不得延误，你去准备吧，千万要保密! ”
    许少泉回忆说：“从汪精卫房间出来，我心里很纳闷，这个任务怎么这么机密，又这么急? 好在我们都是单身汉，说走就走，没有什么牵挂。”
    许挑选了12个人，只告诉他们准备待命，没有说是去执行什么任务。“12日一早，我带领12名卫士和一名副官，分乘一辆卡车( 装有汽油 )，一辆中卡，两辆保险车和几辆小汽车，从重庆启程。”
    12月18日晚，许少泉一行按时抵达昆明，并将汪精卫的一封亲笔信交给了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
    龙云，1884年生，云南省昭通人。
    龙云是彝族人，祖父是土司。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军阀一样，龙云也是自小不甚喜读书，却好勇斗狠，早早投军，1914年，龙云自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骑兵科毕业，入唐继尧部，为唐所激赏。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龙任云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自此成为“云南王”把个云南搞得如同铁桶一般，相邻的贵州，也基本差不多。
    蒋介石岂能容他！
    1934年底，长征的红军进入贵州，贵州省政府主席、25军军长王家烈并不想过分地与红军为难，只求红军穿省而过，大家都清净。不料尾追的“中央军”薛岳部正好接着这个机会进入贵州，这下可“干”喽！1935年 4月，王家烈被迫辞去贵州省政府主席职务，不久后，25军军长也被拿掉，专任军事参议院参议，贵州就此“归顺”中央。
    在进入贵州的同时，红军一部进入云南，龙云大惊之下，请求“中央”支援，蒋顺水推舟，任命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蒋系势力就此进入云南。
        与此同时，特务处也在云南安插下了“眼线”。
    戴笠派来的，就是他最得意的学生之一、江山美女姜毅英、还有他未来的夫婿叶文昭。
    姜毅英、叶文昭，都是张毓中在杭州特训班甲班的同学。
    1933年，戴笠开办杭州特训班，从“浙警”的毕业生中挑选了一部分，组成甲班，毛森、张毓中、以及张的好友叶文昭、倪永潮都在其中。张回忆说：
    “特训班甲班，本来清一色全是警校二期同学，但一个月后，班上忽然来了一男一女。由于他们的加入，我班人数凑成了四十整数，男的是丁希孔（可能是化名），广东人，军校三期生，训练不久，就不知所踪，很可能另有秘密任务而离开了。女的是姜毅英，原名姜岳根，姜毅英是她进特训班受训时，戴先生特别为她取的化名。她是浙江江山人，戴先生的同乡，刚从杭州第二高级中学毕业。”

    按：丁希孔，军校四期，海南文昌县人。

    姜毅英很漂亮，大家都喜欢她，张毓中说：“她中等身材，长长的秀发，灵活的双眸，端正的五官，朴实的打扮，沉默寡言，给人端庄文静的好印象。在短短数日之内，她赢得全班同学的好感，许多男同学都为她倾心，想尽办法与她接近。其中追得最热烈的是叶文昭同学，作为叶文昭的好友，我也乐得君子成人之美，有意无意的帮他的忙。”
    “在我们结业时，戴先生放我们三天假，我要去笕桥航空学校访友，姜毅英也说要去笕桥农校会堂姐，要我作伴同去，我当然答应，约定坐第二天早晨的火车。同时我又把去笕桥的消息告诉叶文昭，他高兴得跳了起来，求我帮忙，我就叫他第二天早上八时到车站会合。第二天，我们三人在车站会了面，姜毅英见到叶文昭，马上心中有数，但她没有表示。三人一路有说有笑，气氛十分美好，到了笕桥，约好回程见面的时间，我就故意找借口，请文昭单独护驾。这一次笕桥之行，就成了他们日后感情发酵的一个重要契机。”
    除了甲班以外，戴笠还开办了乙、丙两个班。
    张毓中说：“乙训班约二十人，全是男性，学员是由警校正科以外的班次中挑选出来的，指导员是军校六期的刘乙光先生，训练时间比甲班稍短。以后我才听说乙班是以行动、警卫、交通等作为训练的重点。丙班人数不到十人，分成两组，分别受西餐服务和理发的专门训练，当然也有情报课程。除领班厨师为男性之外，其余学员都是年轻貌美的少女。戴先生在我们教室的右后方，特别为他们开设了一家西餐厅和理发店，以供实习。”
    出于保密的需要，戴笠规定，甲、乙、丙三个班“分开受训，分开生活，彼此不准来往”。这样一来就出现一个问题，即供丙班的“年轻貌美少女”们实习的西餐厅和理发厅，是不能对外公开营业的，又不能没有顾客，于是，“只好网开一面，准许甲班同学前去应卯。”
    张毓中说：“所谓西餐厅，其实仅供应简单的猪排、鱼排、咖啡、红茶、西点而已，其目的在于训练员生的西餐礼仪、刀叉摆设、服务态度等等，作为将来担任实际工作时之掩护。因西餐厅的价格极为便宜（几乎等于白吃），我们就理所当然的成为餐厅常客了。理发店的服务，一律免费。我们这群年轻小伙子，见有年轻貌美的理发小姐，免费洗头修面，明知是她们的试验品，仍趋之若骛，绝不轻易放过这难能可贵的机会。后来倪永潮同学（胜利后任汉口市警察局督察长），真的追到了理发的蔡小姐，缔结良缘，成为同学间的美谈。”
    张毓中的回忆中，谈到受训期间，甲班搞过的一次化装演练，很有意思。张毓中说：
    “第一次演习，是考验性的化装演习，男女同学一律参加，戴先生命我担任督察。督察的工作是要依演习计划，考核每个化装的同学，对他们的场所选择，化装技术、言行举止、外形神态等，我都需详述暗记，再做成秘密报告，报呈戴先生察阅。
    戴先生从口袋里掏出十元大钞，给我购买衣物和工具，我仅花了两块钱，就在旧货店里买好了所有的化装工具。当我把余钱归还给戴先生时，他不但不收，还似怒似喜的训斥我：‘真没出息! 连钱都不会花，把这些剩下的钱都拿去用罢! ’这是我第一次碰戴先生的橡皮钉子。
    那天我化装成电气小工，租一部脚踏车，面上抹些灰土，按照腹案，满城飞驰，一个也不遗漏的巡查过去。完成督察任务之后，承蒙戴先生慰勉有加，有了他的赞许，我所有的辛劳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张还回忆了当天的许多细节，令人捧腹大笑：
    “综合当天演习所见，大致上人人都事先费了一番心机，表现得十分良好。尤其张培兰同学，化装成卖芝麻糖的小贩，一身乡下土布衣裤，配合扁担箩筐，坐在小板凳上，形象神态都唯妙唯肖，是化装最成功的一人。
    戴先生看了我的报告，十分高兴，特别命我陪他到实地观看。张培兰在湖滨公园口、杭州体育场前面摆摊，地点选得很适当。戴先生远远的下了车，边走边观察，面带笑容的走到他身旁，正准备拍照做参考时，张同学竟惊慌失措的站了起来，立正鞠躬，使戴先生啼笑皆非，连声说：‘完了! 完了! 这么精彩的化装，被你这样一来，就失去意义了，这证明我们训练不够。以后要以此事为镜，加强训练! ’这是我们化装表演中最具教育意义的一个插曲。”
    张还说：“我班四位女同学，只有三位参加。姜毅英（后为少将）化装成高贵少妇，浓妆艳抹，衣着华丽，到西湖湖滨公园一转，惊鸿一瞥，引起游客注目，对她评头论足，使她不得不快步离开，雇车返校。龚成香同学为人保守，想来想去，都想不出化装成什么好，最后急得掩面哭泣，只有请我这个临时督察，转请戴先生免除她的化装演习，经我转报后，戴先生一笑置之。吴孝姑同学（后为国大代表）比较成熟大胆，化装成村姑，手提竹篮，高声叫卖落花生，非常入戏。她事后告诉我，当天撞到几个‘吃豆腐’的登徒子，极为讨厌。”
    在演练中，由于这些未来的特务们都是学生出身，缺乏社会经验，闹了不少笑话。张毓中说：“我们的化装不外乎小贩、黄包车夫、小工等，而我们学生对社会百态、民间习俗所知太少，虽然外形化装得唯妙唯肖，而举止言谈破绽百出。例如装小贩的斤两不分，价格乱开；拉黄包车的街道不熟，远近不明，说不出车资，等客人进屋去拿零钱时就溜之大吉、或根本不收车钱；有位同学竟忘其所以的说‘不要了! 明天再来拿’；有的借口等人不作生意等等，莫衷一是，笑话百出。”
    从杭训班毕业之后，张毓中进“洪公祠”继续深造，姜毅英、叶文昭则被戴笠送进电讯班学习，这一去，姜毅英后来居然成为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叶文昭也成为著名的电讯特务。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正好电讯班结业，戴笠令叶、姜二人假扮夫妻潜伏厦门，布置秘密电台，负责通讯。
    张毓中说：“一对原已滋长着爱苗的青年男女，在险恶的环境中朝夕相处，相互关爱，这种患难与共的感情，绝对超过一般的真正夫妻。近水楼台先得月，文昭兄如愿以偿，终于赢得毅英的芳心，而结为连理。”
        不久后，戴笠注意到云南的重要地位，当时的条件，还不允许特务处在当地派遣过多人员，于是，戴笠令叶、姜二人以“中央航空公司昆明办事处人员”的身份潜伏昆明，并掩护一部秘密电台。张毓中说：“当时云南王龙云对中央的态度不很友善，地下势力根深柢固，情报人员潜伏工作，绝非易事，随时随地都有生命的危险。他们以智力与勇气，又成功的完成了任务。”
    1936年 4月22日，蒋介石到达昆明视察。
    当天，戴笠带着张毓中等人为蒋介石“先遣”。张说：“当时戴先生已崭露头角，深获领袖信任，依我们猜测，他这次半公开的到政治敏感的云南去露面，一定负有重大的政治使命。戴先生一上飞机，就显得十分疲倦，坐下以后，马上蜷卧大睡，显然他为了这次昆明之行，日思夜虑，身心劳累不堪。而这次的飞行一路颠簸，戴先生在飞机上，一定和我们一样的难受与不舒服。但他一到昆明机场，就消失不见了，不但当时没人注意到他，就是第二天的报纸，也没刊登任何有关他的消息，戴先生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行踪诡秘啊! ”
    蒋介石的专机，预定当天下午两点到达，结果龙云率手下文武等到三点多钟，依然不见飞机的影子，张毓中说：“早早在机场恭候迎接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与他的高级政要等二十多人，不时地翘首仰望，引颈企盼。有关人员更一再地向贵阳机场联络，证实领袖座机，已于预定时间，掠过贵阳上空，而现在迟迟不见飞机踪影，怎不叫人担心着急? ”
    “下午三时半左右，座机终于远远地出现在昆明机场上空，冉冉盘旋而下。在机场恭候已久、惴惴不安、为领袖安全担忧的文武百宫，马上转忧为喜，情不自禁的热烈鼓掌，历久不止。接着飞机熄火，机门打开，扶梯放下，龙主席立刻率文武百官走近扶梯，前去欢迎，想不到，领袖竟迟迟不出机门。”
    等了十多分钟，老蒋终于“面带倦容”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他一边和龙云等握手，一面表示歉意地说：“飞机飞偏了方向，飞到了大理上空，才知道飞过了昆明，耽搁了很多时间，使各位在机场久候，实在抱歉；又因飞机受到季风影响，摇摆得厉害，心头很不舒服，想不到在飞机落地时，呕吐了起来，再让各位久等，直不好意思。”
    寒暄毕，老蒋坐上龙云的专车，绝尘而去，张毓中“随扈”，他说：“这黑色座车车型巧小，外表看来，一点也不豪华；但车内坐垫，全是黄色锦缎，绣有颜色鲜丽、神态生动的双龙，帝王色彩极为浓厚。”
    在云南，龙云基本上相当于皇帝，本就排场极大。这次“领袖”来了，龙更是做足了文章，让老蒋见识见识他的威风：“一出机场大门的牌楼，就看见龙主席的亲信警卫部队，番号为‘护卫团’的队伍，整齐的排成分列横队，沿着马路两旁，耀武扬威的恭迎领袖。这是一支采法国式装备和训练的队伍，在队伍最前面，陈列着精良的武器，大有展示强大武力的意味。沿途武装警卫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严密的管制交通，断绝任何车辆和闲杂行人的往来。最令人注目的是两排精悍的马队。人人肩挂马枪，背负斩刀，骑在矮小壮健、云南著名的‘谷马’之上，快步奔腾，分别在座车前后左右，担任卫护，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阵势壮观，确有镇慑作用。专制时代的作风，在昆明处处可见，令人十分惊异。”
    张毓中说：“这次来昆明，领袖的武装卫士一个也没带来，随侍领袖负责警卫的只有便衣官员二十多人，警卫力量，实在十分薄弱。我特务组，仅陈善周副组长和我两人而已，因此除了随从、先遣和情报之搜集外，我们还作夜间轮值巡逻。”
    老蒋住在五华山，龙云给所有来云南的中央人员都发了一块金牌，作为出入证，张毓中说：“这些金牌原为重要将官所佩用，每次进出大门，一小队的卫兵，就一面列队持枪敬礼，一面大喊：‘将官进出府! ’直是官僚排场十足，封建的味道相当浓厚。我当时是陆军上尉，受此待遇，受宠若惊，好不自在，只有尽量避大门而走小路了。”
    就在老蒋到达昆明的当晚，戴笠来找张毓中，对他说：“现在有一个很简单但极重要的工作，交你办理，那就是要你担任昆明叶文昭、姜毅英秘密电台的交通。”
    对于地下工作而言，交通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并不像字面上反映得那么简单，好像只是送个信而已。张毓中说：“所谓‘交通’，在情报工作上，是负有‘传递’、‘供应’、‘联络’和‘经费支持’等之任务，必须极秘密地进行。在情报史上，因‘交通’事故，造成惨败和重大牺牲的案件，屡见不鲜。因此担任‘交通’的人，一定要忠贞、机智、沉着、大胆、细心，更要有牺牲小我，宁死不屈的精神，才能达成使命和护卫全体同志的安全。因我是正式的侍从人员，带有将官的金牌，叶、姜两人，又是我同班好友，来往起来。理所当然，应当不会被注意或怀疑。”
    叶、姜二人住在离五华山官邸不远的一个高级住宅区，张毓中说：“相见的那刹那，大家都惊喜得跳了起来，他们身体壮健，精神奕奕，一点也没有改变。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之下，他乡遇故知，那种喜悦与快乐真难以形容。到底我们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很快的就冷静了下来，在我说明来意后，大家就十分理智的研商种种可能的情况，以及应对的办法。”
    张毓中回忆说，有一次他去取文件，当时叶文昭正在电台上发报，姜毅英与张闲谈时，“竟情不自禁的靠在我右肩，失声痛哭”。
    张毓中说：“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使我手足无措，惊异非常，我想她内心一定有许多沉重的苦痛和委屈，就让她靠在我肩上，痛痛快快的大哭了一阵。果然没多久，她很快的恢复了常态，若无其事的，和我东南西北的畅谈起来。”
    姜毅英的表现，其实并不奇怪。所有的“潜伏”人员，由于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下，时间长了，难保不会出现这种精神近乎崩溃、情绪突然爆发的情形。张毓中说：
    “姜毅英是坚强自负的新女性，有巾帼英雄之志，鹏程万里之心。因她是江山人，毕业于杭州杭高后就受到戴先生之赏识，被选到浙江警校特训班受训。但自出道以来，为时势之所逼，肩负起紧急重大之使命，先和叶文昭同学，用工作夫妻名义，潜伏于厦门，后建秘密电台于昆明。就工作而言，固多有贡献，但就个人而言，深受工作危险之威胁，备尝生活之单调苦闷，偶尔引起情绪的不稳定，势所难免，尤其对一个雄心勃勃的女青年，她的感受一定特别的强烈。”
    所以说不是随随便便那一个人都能够当特工人员的，尤其是长期以两种面孔出现的“地工”，如果神经类型不是极度的坚强，搞不好真的要精神分裂。
        晚年的陈恭澍曾经说过：“我这一辈子，大半生活在惊涛骇浪之中。虽然积年累月，不分昼夜的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可是始终做不到处变不惊的镇定功夫。一直到今天，每听嘭嘭敲门声，铃铃电话响，明晓得不会再有人来逮捕我，也不会再有工作上的噩耗传来，可是仍然禁不住为之一震，好象是有了习惯性，改都改不过来了。”
    老蒋在昆明只待了三天即飞回成都，留下戴笠、陈善周、张毓中和老蒋的侍卫徐文贵等 4人，等待下一班飞机。
    当时，他们随戴笠住在法国商务酒店，费用一概由云南省政府承担。张毓中说：“该酒店豪华瑰丽，是法式大饭店，装饰设备一流。我们食宿，每天每人十八元越币（约近四十元大洋），吃的是正式法国大餐，饭前美点，餐后水果，尽情享用，气派之大，生活之奢华，为我之生平破题第一遭。”
    张毓中、徐文贵心想，自己不过一个尉级军官，一人住一套大套房，太过“奢侈浪费”，于是俩人一商量，并请示陈善周之后，换了一个“标间”，俩人一块住。张毓中想得还挺美，说这样“好叫外国佬知道我们中国官员的节俭美德”。
    第二天一早，戴笠来看他们，发觉他们俩住一个房间，当即“毫不留情的训斥”说：“你们真太没见过世面了! 也不想一想自己是委员长的侍从人员，住在昆明这种特殊的地方，被招待在法国人经营的饭店内，竟一点气派也没有，实在太丢人了，赶快叫茶房换回每人一间的套房。”
    张毓中说：“这是我第二次被戴先生教训的插曲，也是戴先生对学生的机会教育，给我很大的启示。”
    张毓中回忆说：“当时以戴先生的身分和地位，如真想上随从飞机离开昆明，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而此时此刻，戴先生留下候机，依我看，只不过是找个借口，好多留几天，开展工作罢了。戴先生在候机期间，工作繁忙，应酬极多，好几次陈副组长和我也被邀同席。就我所知，戴先生平时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更没听说他在餐厅、菜馆有过正式的应酬，显然是为了工作的需要，戴先生一到昆明，就破了例。”
    这天，轮到昆明市市长裴存藩请客。

    按：裴存藩，1905年生，云南昭通人，军校三期步科毕业。

    据张毓中回忆，当天，“戴先生满面笑容，谈笑风生，既热情又风趣，把场面搞得生动热闹，我这才晓得戴先生善于交际应酬。在饭桌上，戴先生始终举杯而不进酒，虽经裴市长等一再殷勤劝饮，也不为所动。”
    裴存藩是军校“学长”，一个劲地劝，戴笠是说死了也不喝，本来很融洽的场面变得尴尬起来，这时，戴笠说：“各位，我平生确实滴酒不沾，但我内人的酒量却大得惊人，我在南京邀请好友吃饭，都在我家举行，有好酒量者，都由内人陪饮。我想在座各位，一定都知道魏道明夫人郑毓秀女博士，她学问好，人豪爽，名气大，酒量宏，真是令人敬仰的女中豪杰。有一天她在舍下便餐，我晓得她爱美酒、喜豪饮，就建议我内人陪她痛饮，她在半信半疑中，就干杯又干杯的与内人放怀对饮起来，结果郑博士烂醉如泥，由两个女佣人抬进车里回去，而内人却神色自若，若其无事。各位! 这是真实的事情，你们和郑博士见面的机会很多，可以当面问问她，出出她的洋相。我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美意，虽然我无法痛饮几杯，扫了各位的兴，但我绝对有诚意，希望以后各位到南京来，一定要到舍下便饭，由内人代敬几杯，来弥补我今天的不敬。”
    这一番瞎话编的，绝对脸不变色心不跳！首先，戴笠绝非“滴酒不沾”，相反，戴笠非常爱喝酒，且酒量甚宏；第二，戴笠的太太是乡下村妇，戴根本不让她上台面的。最关键的，郑毓秀是何等身份，会去和戴笠的老婆喝酒？还喝得“烂醉如泥”，不是瞎掰么！
    张毓中在一边听着戴笠胡扯，佩服得五体投地：“戴先生到底会不会饮酒，还是因职业的关系而忌酒，那就不得而知了。至于婉拒进酒，说出郑博士和她太太对饮的故事，依我猜想，一来冲淡当时坚不喝酒的尴尬场面，进而暗示他在南京的关系和生活层面。我在一旁观看，戴先生的本事，确实高人一等，不能不叫人口服心服! ”
    转眼抗战爆发，姜、叶二人被调离昆明，姜毅英留在军统局本部电讯处，叶文昭则被派到武汉，任武汉区电台台长。
    抗战期间，云南成为大后方，所有的战略物资都需要经过云南进行陆路运输，地位一下变得重要起来，各方都要拉龙云，汪精卫要“出走”，必经过昆明。
    周佛海“落水”以后，曾对金雄白说：“汪先生对抗战前途另有看法，为表示他对于国是的意见，自愿以在野的国民身份，向中枢提出和平建议。他明白那样的建议，在重庆决没有接受的可能，而且不会有公开发表的机会，所以他决定相机出国，再把与日人交涉经过，诉之国人，以待民意的公决。他第一个目的地是越南，赴越也必须经过云南，他先派汪先生夫人单独秘密赴昆明，以期取得龙云的谅解。迨汪夫人去后返渝复命，说龙云很同情汪氏为国家牺牲一己的精神，假如他决定取道滇境出国，他愿意负安全与便利的责任。”
    周佛海的这番话，引发了一个疑问——在汪精卫的“出走”问题上，龙云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对此，龙云说得很轻巧：“抗战期间，还有这样一段事：就是汪精卫曾经过昆明飞往越南。在他未到云南的前几天，我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希即照料。’”
    龙云说得很简单，但这几句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汪精卫的“出走”，还真不是偷偷摸摸走的，他是走了正规渠道的。

    按：“文官长”即国民政府文官处文官长。
    文官处、参军处、主计处，都是国民政府内设的办事机构，而且整个国民政府，就只有这么三个办事机构。文官处的负责人就叫文官长、参军处叫参军长、主计处，自然就是主计长了。
    文官处多少有点像现在的办公厅，但没有那么庞大的机构，下面只有两个局，每个局各有若干个科（处下有局、局下设科，这又是一个与现在不同的地方）。
    文官长魏怀是福建闽侯人，那可是老资格了，早在他的那位老乡林森做“国府”主席之前，魏怀就是文官长，当了十几年，一直到抗战胜利，魏怀才改任国府委员。文官长则改称秘书长，换上了银行家吴鼎昌，这是第一任秘书长，第二任就是李代总统最讨厌的吴忠信。再往后的秘书长，就去台湾当了。
    参军处虽然名为“参军”，但并不掌兵，只是一个协调机构，也正是这个原因，参军处的“格”很高，如果在参军处当一个“科长”，军衔最低是上校，资格老一点的能到少将。否则，没办法去和参谋本部、军政部等各种各样的高级军事机构打交道。参军长吕超是老同盟会会员了，从林森上任干起，到林森逝世后离职，也干了12年，积累年功，升到中将、挂上将衔。
    吕超的弟弟，就是著名地工人员吕一峰。
    主计处，听着有点陌生，其实就是财务部门，主管“国府”所属各院、部、委机关的经费开支。主计长，就是“陈氏三兄弟”中的老三、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
    论地位，汪精卫是仅次于蒋介石的政治人物了，一出门也是前呼后拥。许少泉说：“汪精卫的卫士，分外围警卫和贴身卫士两种。外围警卫有 100多人，设一个卫士大队。大队长周鸿烈，曾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当过卫士。外围警卫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盘查可疑人员。贴身卫士主要是跟着汪精卫转，他到哪里，我们就跟随到哪里，布置在他的前后左右。贴身卫士共有20多人，都是从各处挑选出来的精悍的信得过的人。我任汪精卫的贴身卫士后，一直跟随其左右。”
    可叹的是，就在这么严密的警卫之下，汪精卫还在中央党部大院挨了三枪，许少泉们不得辞其咎。

    政治地位越崇高，行动就越不自由，每天的行程基本上听别人安排，秘书说去哪儿开会就去哪儿开会，司机让你在哪儿下车就在哪儿下车。兜里一分钱都不用带，因为也不需要他亲自去买东西，想要什么跟听差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到月底，自有各种各样的商家来找账房结账。
    到了汪精卫这个层次，如果是自行要安排什么活动，那就会由他的副官通知文官处，汪先生要到成都、昆明演讲，请你预作安排。再由魏怀通知两地的最高长官，安排好接站啦、住宿啦、警卫啦等等一大摊子事。想自己“蔫不出溜”就走，基本没有那种可能。
        汪精卫也知道不可能，所以他干脆走正规程序，大大方方地走，该报告我就报告。
    对汪精卫的“出走”（指从重庆到昆明这一段），历来有两种说法：
    其一，汪精卫是偷偷溜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的说法：
    “恰巧那时蒋先生离渝出巡去了，汪先生打电话给交通部长彭学沛，要他预留几个最近飞往昆明的飞机客位，并且把飞机票直接送给汪先生。那时中枢要人离开重庆，若非因公，必先获得最高当局的批准。但是汪先生地位不同，而且彭学沛又是汪先生一系的人物，他除了唯唯听命以外，自然不敢问搭机者的姓名。同时，他也梦想不到搭机的就会是汪先生。在这一段时间中，没有人发觉汪先生的动态，机票也由彭学沛于班期的先一日送到。战时一切处于特殊状态之下，政府所预定的客位，乘客姓名照例不通知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即使知道，因为预防敌机袭击关系，也照例保持机密。汪先生的能够顺利离渝，就是得了这一个便利。”
    特别要指出的是，金雄白所说的这段话，引述的是周佛海的话。
    金雄白本人就是“汪政权”的当事人之一，他的这本书，自有其不可忽略的史料价值。但事实上，其舛谬之处也不少，比如，上面这段话的最后：“汪先生很从容地脱离了重庆。时为民国二十七年（一九叁八）十二月十八日，以后我也以视察党务为名，追踪前往。”
    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周佛海逃离重庆，是在汪精卫之前。仅此一点，就可以作为一把标尺，借以判断《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这本书的说法，其中有多少是实情、有多少是道听途说。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即周佛海出于某种考虑，没有完全对金讲实话。问题在于，第一，周佛海来找金雄白，是来拉他“下水”的，这种关键时刻，又何必骗人？第二，自己叛国的前前后后，都已经原原本本地交待给了金，为何要在这样一个并不重要的细节上隐瞒？第三，汪等一伙投敌，在当时是轰动世界的事，报纸上都有，又岂是能隐瞒得了的？
    再比如，金雄白说：“恰巧那时蒋先生离渝出巡去了”，事实上，从蒋介石于12月 8日回到重庆，到12月18日的十天之内，蒋一步都没有离开重庆。18日当天，蒋还在行营做了一次“特别演讲”。
    还有：“汪先生打电话给交通部长彭学沛，要他预留几个最近飞往昆明的飞机客位，并且把飞机票直接送给汪先生。”
    前面说了，汪精卫既然已经对魏怀讲过，要到昆明讲演，那么，就已经成为官方出行，机票的事情，自然不劳汪精卫操心，魏怀如果这点事都想不到、都办不了的话，这个文官长就别干了。
    不过，既然这么多年都是这样传说下来的，况且，这事怎么也是金雄白听周佛海说的，我们不“抬杠”，姑妄听之。
    看到这里，我们可以断言，汪精卫从重庆出走，确实不是大张旗鼓的，汪当然不可能“筛着锣”走，但也绝不是悄悄溜走的，而是以“官方”出行的姿态走的。
    如果这一点不错的话，那么就引发了第二个疑问——汪精卫的“出走”，没有遇到任何留难么？或者换个说法，汪精卫不担心遇到某种怀疑么？
    这个疑问，引发了多年以来，有关汪精卫出走的第二个说法。
    这第二个说法是什么，我们暂且不说，先来看看汪精卫在这一阶段的所作所为。
    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曾有一本杂志叫《掌故》，是个月刊，但没办几年就寿终正寝了。其内容，正如其名，多是历史上的一些名人轶闻。不知何故，在这本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人，多喜欢用笔名，可能是因为涉及的是名人，当时有些尚在世，担心惹火上身之故。
    在《掌故》杂志1972年 7月号上，曾刊载了一篇《汪精卫脱离重庆始末记——抗战日记摘录》的文章，署名为“用五”，详细地记载了那一段时间的所见所闻。
    笔者多方搜集，想找到这本杂志的原件，但看来存世太少了，没有找到。幸好，陈恭澍在他的回忆录中转载了一部分，足以看出当时的情况。
    从文中透露的信息看，其时，作者供职于行政院秘书处，且显系汪派人物，经常参加上层的酬酢，还不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另外，经与其他史料相印证，这本“日记”所记载的内容是确实的，绝非杜撰或托名伪作。
    由于作者在文中曾提及“端木恺”，再加上前述情况，则符合条件的，在当时的行政院中，不过寥寥数人而已。经查询相关资料，目前已基本知道此人为何方神圣，惟尚需其他资料支持，故笔者暂不提及其姓名，待确认后补叙，大家只要知道此人提供的情况确系实情即可。

    按：端木恺，1903年生，安徽当涂县人。端木恺是留美的法学博士，属于典型的学者从政的人物，时任行政院参事。

    那么，我们就通过“用五”的日记，来看看汪精卫在重庆最后一段时间的情况。
    10月25日：“给曾仲鸣打电话，适汪先生接听，问时局有什么消息，听他声音似极烦苦。”

    按：就在前一天，梅思平从香港回来，带回了策动“和平运动”的最新消息，25日，周佛海曾“谒汪先生，对于情势有所报告及陈述”。此时汪精卫还很犹豫，其“烦苦”可想而知。

    11月28日：“下午三时，见汪先生，忽赠最近大型照片一帧，并提笔签名其上，不解有何用意。晚间，平群兄和未婚妻请宴，汪先生亦参加、饮酒甚豪，似亦有些反常。”

    按：11月26日，梅思平从上海带回“重光堂密约”的文本，当天，周佛海即去找汪。对此，汪的态度是：“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第二天，周再去游说，“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

    早年，政治人物有给他人送签名照的风俗，寻常人等，如能接到大人物的相片，是一种殊荣。此时，汪已经意识到，自己在重庆的日子可能不多了，于是拿出照片送给友人，以为纪念。晚上出席张平群的婚饭，由于心里烦，借酒浇愁，又喝多了，大家都觉得奇怪，因汪一向自制力很强的，一般来讲不失风度。

    按：张平群是行政院发言人，当年在南开上中学的时候曾经与曹禺齐名。

    12月12日：“上午八时，到行营参加纪念周，各机关人员奉命前往的很多，林主席做主席，蒋委员长演讲，历时一小时。……散会时远远望见汪先生也来听讲，穿的是藏青色中山装，也很少见。”

    按：当天是一个扩大的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在演讲中“对战局前途极为乐观”。

    周佛海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说：“返寓后春圃来谈，知汪先生昨电余，马日可赴港。至港电，大约要我在滇候汪。因电告：至迟马日无论如何必行，闻蒋先生小恙，一时或未能离渝。事实如此凑巧，实非人力所能预料，焦甚! 俟港电定行止。究竟何往，自身亦难决定也。”

    按：“马日”即21日，这个电报代日韵母是我们最熟的了，因为有个“马日事变”嘛。

    就在12月16日当天，汪精卫约见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正好病了。陈布雷在回忆录中记载说：“汪于十六日单独请见，蒋公犹扶病与之详谈二三十分钟，始终未提和战之意见，不谓未及一周即潜行人滇而离国也。”
    当天谈话的情况，汪精卫落水之后，曾经与今井武夫讲过当时的情况。汪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等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蒋对此反驳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 ”
    今井说：“两人争论得满面通红，象要扭打起来的气势。停一会儿，蒋把汪弃置不顾，就回到卧室里去了。至此，汪兆铭认为除了逃出重庆之外已别无其他道路可走，决心顺着梅思平等预先所设想的日华会谈的路线行动，终于和蒋介石永久分开了。”
    今井还说：“以上是汪逃出重庆后，在招待我们的宴会席上坦白说出来的话。”
    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或许正是这一次谈话，使汪精卫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当然，蒋介石不会想到，这是他与汪精卫这位二十多年的老对手之间，最后一次面对面的谈话了。
    汪精卫呢，不知道他想到了没有。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从重庆“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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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S640604    时间: 2010-12-29 00:28

作者启事——终于要出书了2010-12-28 07: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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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本连载自即日起更名为《昨日军统》，其第一部即将由北京科技出版社出版。预定明年一月中旬上市，请大家关注。谢谢。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书的审批过程极端漫长，从2009年底、基本上也就是去年此时提交第一部书稿，一直到今年九月份批准，进入出版程序。
在这整整一年当中，又写了很多内容，今天刊登的章节，既是“汪精卫出走”的最后一段，同时也是《昨日军统》第三部的最后一个段落。也就是说，在等待第一部出版的过程中，我已经把第二、第三本书写完了。再往后的内容，预计不会少于三本，甚至会有更多。
因此，还请弟兄们帮我多多宣传，只有第一部的销路好，才有可能尽快出版后面的，这是我要拜托大家的。
新年在即，衷心预祝各位弟兄心想事成。
万千人
2010年12月28日

wangmu1969 [2010-12-28 12:18:16 PM] 是否文中部分内容被删减、修改了？----还真没有删改，原汁原味的
[2010-12-28 06:32:57 PM] “还真没有删改，原汁原味的”，难得。看来主审官也被感动了。
wangmu1969 [2010-12-28 08:19:16 PM] 难得。看来主审官也被感动了。----确实难得，说实话我挺意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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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0-12-30 10:38

附：杀手的自述——陈恭澍及其回忆录《英雄无名》

    陈恭澍的《英雄无名》是诸多有关军统回忆录当中的一种。
    军统是个秘密组织，很长时间以来，不要说大陆，即便是在“那边”，也一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军统一些老人的回忆纷纷面世，这一层面纱才被逐渐揭去。
    这其中，第一个因回忆军统而名声大噪的，自然是沈醉，从单篇的文章如《我所知道的戴笠》，到结集出版专辑如《军统内幕》；从写戴笠、写军统到写自己，如《我的特务生涯》、《我这三十年》，等等。
    由于沈醉的身份和经历所限，看他写的东西，总觉得有那么点像是在写交代材料、又像是写检查。对自己，对别人，批判的色彩都比较浓厚，讲事多，及人少，许多问题的来龙去脉看不太清楚。换句话说，对历史的每个侧面，反映得不甚清晰、不够丰富。这一点，不光沈醉，凡当年蹲过“战犯管理所”的，如张严佛、如郭旭，莫不如此。
    “那一边”，写军统的人更多，比较成“气候”的，如唐新的《戴笠传》、如乔家才的《戴笠和他的同志》等等。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披露“秘闻”最多的，就是陈恭澍的这一部《英雄无名》了。
    陈恭澍，生于1910年，祖籍浙江杭州，生于北京，从小随兄嫂在北京生活。
    1925年，年仅15岁的陈恭澍因琐事与嫂子发生争吵，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跑到广东投身“革命”，后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入伍生队。半年以后，延期入五期步兵科学习，1927年离校回到北平。后因工作无着，1931年，陈恭澍与几个军校同学结伴赴南京。
    期间，经军校一期“老大哥”曾扩情援引，陈受到蒋介石的召见，被选入“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学习，并恢复了在校期间被注销的国民党党籍和黄埔军校的学历。
    从“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结业以后，机缘巧合，陈恭澍结识了戴笠。当时，戴已受命筹办复兴社特务处，遂将陈送入他培养特务的第一个训练班“洪公祠特训班”学习。从此，陈恭澍这个刚刚22岁的年轻人走上了一条“杀手”之路。
    此后，陈恭澍历任特务处北平站、天津站站长；军统局上海区区长。在上海任职期间，陈因被捕曾短时间地“落水”，抗战胜利以后因此入狱，后被释放，任“绥靖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去台后，曾任“国防部情报局”（抗战胜利以后，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去台后又改为“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处长，1960年晋升为“陆军少将”。
    退休以后，经过长时间的准备，1977年，陈恭澍开始撰写回忆录，并刊登在《传记文学》杂志上。
    1981年，陈恭澍《英雄无名》系列回忆录的第一辑《北国锄奸》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后，陆续又出版了四辑，直到1988年，最后一辑《平津地区绥靖戡乱》出版。
    在军统当中，陈恭澍并不是一个太出名的人物，各种相关出版物中，很少有提到陈恭澍的。
    实际上，如果要说“军统第一杀手”的话，陈恭澍当之无愧。
    从1932年参加特务处的工作，陈恭澍始终站在“行动”工作的第一线。据陈自述，他一生共策划、参与过 200多起行动案件，刺杀过吉鸿昌、刺杀过张敬尧、刺杀过王克敏；这其中，还包括像“河内刺汪”这类足可写进抗日战争史的大案。而陈恭澍作为杀手的“职业生涯”，从1932年毕业于“洪公祠”、被派到北平当站长算起，到1941年10月“落水”，满打满算也就是 9年时间，换言之，陈恭澍平均一个月要搞两起行动案子。
    做了这么多案，之所以陈恭澍不太出名，有两个原因：
    其一，陈恭澍一直干外勤，而且主要在平津和上海两地活动，没怎么在特务处和军统局本部待过（待过两次，第一次是“擅离职守”，被特务处关禁闭；第二次是刺汪失败，误中副车，回到军统局，被戴笠“冷处理”），干的又都是极其秘密的行动工作，所以大多数人都不太熟悉他。
    其二，因陈恭澍曾落水成为汉奸，虽说后来又跟军统接上了关系，毕竟于大节有亏。所以，军统很多人，都耻于与陈恭澍为伍，甚至连提都不愿意提起他。
    军统当中另一个高产“作家”乔家才，也写了六、七本书，其字数全加起来，比《英雄无名》要多几乎一倍。其中，提到陈恭澍的，只有一处，即乔家才于1938年离开北平时，大家给他践行：“陈恭澍兄带来两瓶外国的陈年葡萄酒”。
    大家对陈的观感，可见一斑！
    出于同样的原因，后来到了台湾，经常与陈恭澍来往的，也就是他早期交的几个好朋友，比如王天木、毛万里、王鲁翘什么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军统的老人搞了多次比较大的聚会，根本都没人请陈恭澍！
    这一点，从陈写的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是写自己，涉及别人、尤其是上层的情况很少，原因很简单——他不知道。
    晚年的陈恭澍曾自诩为“英雄无名”——现在看起来，能不能算“英雄”另说，“无名”倒是真的。因此，陈在《英雄无名》的“卷头长白”中说：“我不想写成一部‘回忆录’，主要理由是我没有值得‘自我标榜’之处，知道我的人，都会了解这是真话。”
    这话，应该说是持平之论。
    在《英雄无名》当中，陈恭澍作为一个老资格的情报人员，对他所了解的国民党早期特务活动的情形，做了比较详尽的记录；对于几件人所共知的行动案件，最大限度地披露了其细节；同时，基于他自己多年来的体会，对国民党特务工作的性质、立场、指导思想、工作方法等等，也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虽然囿于其立场，在我们看来，许多地方不免有令人刺眼之处，且不乏溢美之辞及自我辩护。但总体看来，如果对事不对人，那么陈恭澍对他的经历，基本上还是做出了比较客观和中肯的反映。
    比如，陈恭澍谈到“特务工作之意义”时，他说：“‘特务工作’的最大功用——在政党方面：是取得政权及巩固政权的‘先锋部队’；在政府方面：是保卫国家及抵御外侮的‘秘密武器’。‘特务工作’的特征：是不能独立存在，也不会个别存在；它是附着于一种政治形态的。明白的说，‘特务工作’只是一项政治工具，惟其利害成败，绝非属于个人。所以它的精神是‘利他’而非‘利己’的。”
    在谈到特工人员素质时，陈恭澍说：“有一个特点需要指出：我国的情报工作与他国的情报工作并不完全一样；而在职类分工上也与其它分职不尽相同。因为一个特工人员的培养与遴选，必须具备四大要件，那就是：国家观念、政治信仰、牺牲精神、敌忾理念。”
    陈恭澍举例说：“谈到人事升迁，在政府部门尚未确立人事制度以前，很少人重视到资历证件，况且在沦陷区或敌后工作的人，不照相、不印名片、不刻私章，甚且不用真姓名，当然更不可能持有或保留那些‘身份证明’的文件。迨至后来非此不得办理铨叙时，什么证件都提不出来，为了办理任职手续，甚至于到处磕头作揖临时再去求证明。而且往往委曲求全，弄得名实不符。”
    陈说：“尽管是这样，可是多少年来却不见有人斤斤计较。想见一个献身于特务工作的人，他会视此为小节，把名利都早已看得淡了。真正能够使他得到满足的，应该是个为国家为民族所作的牺牲、奉献，和一件任务的完成。”
    如果联想到抗战期间，军统一部分“地工”人员的前赴后继，不得不承认，陈恭澍的许多说法是言之成理的。当然，抗战胜利以后，军统及其后的保密局彻底沦为某一个党派巩固其统治的工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书中，多次反映了陈恭澍对昔日“战友”的奋斗与牺牲的痛惜之情。
    在谈到写作此书的目的时，陈恭澍说：“说到内容情节，用不着虚构，原本就动人，不仅动人，而且感人，甚或大可惊人。每一回顾，在我参加过和策划下的整个工作过程中，不知死伤了多少同志同事；拖累了多少家族亲友；殃及多少无辜的同胞。无论他们是否已经奉祀忠烈与荣获褒奖，或者是难予稽考而没没无闻，但在我个人的心目中，他们全都是应当受到尊崇的‘无名英雄’！这些人为了保卫国家，伸张正义，贡献出他们毕生的心力，乃至于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且不论成功还是成仁，但身后史书上没有他们的名字，其英勇壮烈的事迹更不为外界所知闻。他们生时义烈，死后寂寂，是可伤痛！”
    总括起来，陈恭澍的这五本书，写得最好的，应该说是第一辑《北国锄奸》和第三辑《上海抗日敌后活动》。书中集中描写了当年多次“行动”大案的有关情况及细节。由于陈恭澍作为当事人，直接参与了策划和执行的全过程，读来如身临其境。
    如陈恭澍将刺杀汉奸张敬尧评价为：“回顾全局，本案的顺利完成，既没有牺牲，也没有失误；不曾连累人，也不曾辜负人。真是一件至善至美，全须全尾的佳构。此后十年中，在我指挥下的两百多件次的行动破坏工作中，像这样完美无暇的，可就再也没有了。”
    “行动人员初试啼声之作，最值得钦折的，端在我们的工作同志冒险犯难，不惜牺牲，与乎同仇敌忾，奋勇除奸的精神，无不发挥到了极致，眞是霹雳震惊，中外刮目。
    如陈恭澍回忆刺杀汉奸王克敏的情形时说：“先是运用内线智取不成，乃决定强行武装袭击，务在歼厥渠魁。这也是工作同志们最勇敢、最壮烈的一次表现。还记得当日气候恶劣，眞是飞砂走石，天昏地暗。我们在对方警卫森严，枪林弹雨之下干了一场强攻硬拼的狙击。”
    到了晚年，一生从事秘密工作的陈恭澍，很坦率地交代了自己的心态：“我这一辈子，大半生活在惊涛骇浪之中。虽然积年累月，不分昼夜的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可是始终做不到处变不惊的镇定功夫。一直到今天，每听嘭嘭敲门声，铃铃电话响，明晓得不会再有人来逮捕我，也不会再有工作上的噩耗传来，可是仍然禁不住为之一震，好象是有了习惯性，改都改不过来了。”
    陈的回忆，最令人失望的，应该是第二辑《河内刺汪始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河内刺汪案”的许多细节还不为人所知，大家都以为，陈恭澍的书出了以后，真相总该大白于天下了。
    孰料，看过《河内刺汪始末》以后，给人的感觉，不但没能“为史学家提供信实的资料”，反而让我们这些“好奇者”，更加觉得“河内刺汪”这件事，实在是太令人莫测高深了。
    这不奇怪，陈恭澍是职业特工，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他把握得很清楚。陈恭澍说：
    “书中所记载的，都是二、三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有的根本不为局外人所知而渐就湮灭；有的却曾轰动一时，惊传四方；而实事真情，在当时乃至其后若干年，由于影响深远，牵涉广大，依然被列为机密。即使外间有所传闻，仍属一鳞半爪，迥非全局真相。到了现在，人已事过境迁，就是公诸于世，无论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团体以及对个人，都不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倘若仍有什么需要保留之处，自当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必把握一定的分寸，不致稍有差池。”
    另外，围绕着汪精卫变节的前前后后，国际、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折冲樽俎”、波诡云谲，也不可能是陈恭澍这等角色、所能够完全明瞭的。
    在《英雄无名》当中，陈恭澍写得最为用力的，是第五辑《平津地区绥靖戡乱》，查阅了许多资料作为背景，以加强说服性，结果反而弄得支离破碎，毫无可读性。
    陈恭澍曾经标榜：“书中所记述的事实，绝无意于对以往的错误和缺失，作任何的掩饰。”“在写作态度方面，为了存真，为了对历史有交代；是什么，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用雕琢文饰，更不敢挟私贬抑或故意抬举谁，是非功过自有公道，无须假托影射。”等等。
    其实，陈恭澍这话说的并不完全实事求是，在第四辑《抗战后期反间活动》中，陈将自己的落水辩称为“反间活动”，并说：“如果用忍辱偷生这句话来形容这段过程，我不承认也不行，可是事实上并不尽然，因为其间的确有些个意想不到的境遇。”
    陈说：“不久之后，尚在囚羁之中，我和汪伪政权‘特工总部’的头子李士群交了朋友，是他说服了我，还是我争取到他？局外人无妨各说各话，但我自己知道，是我利用了他的政治野心，并针对他的彷徨不安进退失据的处境，诱使他接受了我的远大之计。”
    当然，陈恭澍后来确实又与军统接上了关系，这是事实。然而，“远大之计”是什么，究竟利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做了哪些有益的事情，陈却说不出来。
    同时，对于这段经历，尽管陈恭澍声称“局外人无妨各说各话”，大有一副“公道自在人心”的劲头，但在陈的内心深处，这段汉奸生涯绝对是其永远的“痛”。
    抗战胜利以后，当陈恭澍担任“0760部队”大队长时，他曾回忆说：
    “每逢集会，大家都穿得整整齐齐，以服式分，军服和警察制服最多，中山装和西装次之。有一次正赶上是国庆节，不期然，我在他们的身上看见了一样东西，这又使我大受刺激！原来有些人在他们所穿的制服上，别着一两排五颜六色的‘勋标’，其中有一节‘胜利纪念章’，是表彰抗战有功的，我看在眼里，辛酸在心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而我没有。”
　  陈恭澍当过汉奸，抗战之后，差点就给枪毙了，他当然不可能有“胜利纪念章”。
    陈万分痛悔地说：“想到抗战，我的确也出过力，就是事到临头舍不得一死，不仅应该得到的得不到，而且落得个终生不名誉。这怎么能够叫我在众家弟兄面前抬得起头来。少一颗纪念章，原是小事，算不了什么，可是烙在身上的疤痕，将永远挖不掉。”
    直到晚年，陈恭澍在回忆旧“袍泽”的时候，依然充满自责地说：“一生荒唐，不才就是笔者。天照应，该死不死留下这条命。现在什么都不干，一心一意的写下这部‘英雄无名’。”
    为避免自吹自擂之嫌，陈恭澍再三说：“至于叙事用第一人称，是为了便于行文，如果要打个比喻的话，我只不过是一条钉书的线而已。”
    其实，在大历史中，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一条钉书的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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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1-14 10:21

49、附：汪精卫出逃

    这第二个说法是什么，我们暂且不说，先来看看汪精卫在这一阶段的所作所为。
    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曾有一本杂志叫《掌故》，是个月刊，但没办几年就寿终正寝了。其内容，正如其名，多是历史上的一些名人轶闻。不知何故，在这本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人，多喜欢用笔名，可能是因为涉及的是名人，当时有些尚在世，担心惹火上身之故。
    在《掌故》杂志1972年 7月号上，曾刊载了一篇《汪精卫脱离重庆始末记——抗战日记摘录》的文章，署名为“用五”，详细地记载了那一段时间的所见所闻。
    笔者多方搜集，想找到这本杂志的原件，但看来存世太少了，没有找到。幸好，陈恭澍在他的回忆录中转载了一部分，足以看出当时的情况。
    从文中透露的信息看，其时，作者供职于行政院秘书处，且显系汪派人物，经常参加上层的酬酢，还不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另外，经与其他史料相印证，这本“日记”所记载的内容是确实的，绝非杜撰或托名伪作。
    由于作者在文中曾提及“端木恺”，再加上前述情况，则符合条件的，在当时的行政院中，不过寥寥数人而已。经查询相关资料，目前已基本知道此人为何方神圣，惟尚需其他资料支持，故笔者暂不提及其姓名，待确认后补叙，大家只要知道此人提供的情况确系实情即可。

    按：端木恺，1903年生，安徽当涂县人。端木恺是留美的法学博士，属于典型的学者从政的人物，时任行政院参事。

    那么，我们就通过“用五”的日记，来看看汪精卫在重庆最后一段时间的情况。
    10月25日：“给曾仲鸣打电话，适汪先生接听，问时局有什么消息，听他声音似极烦苦。”

    按：就在前一天，梅思平从香港回来，带回了策动“和平运动”的最新消息，25日，周佛海曾“谒汪先生，对于情势有所报告及陈述”。此时汪精卫还很犹豫，其“烦苦”可想而知。

    11月28日：“下午三时，见汪先生，忽赠最近大型照片一帧，并提笔签名其上，不解有何用意。晚间，平群兄和未婚妻请宴，汪先生亦参加、饮酒甚豪，似亦有些反常。”

    按：11月26日，梅思平从上海带回“重光堂密约”的文本，当天，周佛海即去找汪。对此，汪的态度是：“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第二天，周再去游说，“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

    早年，政治人物有给他人送签名照的风俗，寻常人等，如能接到大人物的相片，是一种殊荣。此时，汪已经意识到，自己在重庆的日子可能不多了，于是拿出照片送给友人，以为纪念。晚上出席张平群的婚饭，由于心里烦，借酒浇愁，又喝多了，大家都觉得奇怪，因汪一向自制力很强的，一般来讲不失风度。

    按：张平群是行政院发言人，当年在南开上中学的时候曾经与曹禺齐名。

    12月12日：“上午八时，到行营参加纪念周，各机关人员奉命前往的很多，林主席做主席，蒋委员长演讲，历时一小时。……散会时远远望见汪先生也来听讲，穿的是藏青色中山装，也很少见。”

    按：当天是一个扩大的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在演讲中“对战局前途极为乐观”。

    周佛海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说：“返寓后春圃来谈，知汪先生昨电余，马日可赴港。至港电，大约要我在滇候汪。因电告：至迟马日无论如何必行，闻蒋先生小恙，一时或未能离渝。事实如此凑巧，实非人力所能预料，焦甚! 俟港电定行止。究竟何往，自身亦难决定也。”

    按：“马日”即21日，这个电报代日韵母是我们最熟的了，因为有个“马日事变”嘛。

    就在12月16日当天，汪精卫约见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正好病了。陈布雷在回忆录中记载说：“汪于十六日单独请见，蒋公犹扶病与之详谈二三十分钟，始终未提和战之意见，不谓未及一周即潜行人滇而离国也。”
    当天谈话的情况，汪精卫落水之后，曾经与今井武夫讲过当时的情况。汪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等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蒋对此反驳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 ”
    今井说：“两人争论得满面通红，象要扭打起来的气势。停一会儿，蒋把汪弃置不顾，就回到卧室里去了。至此，汪兆铭认为除了逃出重庆之外已别无其他道路可走，决心顺着梅思平等预先所设想的日华会谈的路线行动，终于和蒋介石永久分开了。”
    今井还说：“以上是汪逃出重庆后，在招待我们的宴会席上坦白说出来的话。”
    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或许正是这一次谈话，使汪精卫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当然，蒋介石不会想到，这是他与汪精卫这位二十多年的老对手之间，最后一次面对面的谈话了。
    汪精卫呢，不知道他想到了没有。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从重庆“出走”。
    让我们回到1938年12月18日。
    当天，汪精卫从重庆“出走”到昆明，与汪偕行的，除了陈璧君以外，还有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及卫士，陈璧君的侄子陈国琦、陈常焘等人。
    在12月21日的日记中，“用五”追述说：“汪先生于星期日（十八）突然秘密离开重庆，到昨日，消息才渐渐播传出来。今早特别到中央党部问乃光兄，彼亦茫然。两礼拜前，内人告诉我，我家女佣说，汪公馆雇用了多年的女佣，现已一律遣散，因汪先生不久便要到海外去，不再居住重庆了。当时我听到这些话，尚认为无稽，不知竟是事实。”
    从常理看，汪精卫此一去，没打算在短期内再回重庆（有没有可能再回重庆都是回事），因此，把家产处理一下，该卖的卖、该送人的送人、该运走的运走（此前，许少泉已经运走了八辆汽车的东西）。“用了多年的女佣”，也应该多给点钱，别让人家白伺候一场，这都是人之常情。

    按：汪家遣散佣人、运走私财之事，金雄白也曾经提到。他说：“……而事实上汪氏之行将离渝，不仅参与密议之周佛海等均知其事，汪氏亦且并不讳，汪宅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汪氏因主和而有离渝的计划。一直等到十二月中旬，他（指汪精卫）就决定趁机于十八日启程。清晨汪氏还为家中佣人老宋、阿王等讲了一次话，最后再说明他的态度，并征求各人去留的意见，所有全宅的下人连潘俊、阿六等，都表示仍愿跟随为汪氏继续服务，于是其秘书佣仆等匆匆携带了行李，分乘了四辆汽车，循公路出发，先汪而径赴河内。”

    问题在于，汪精卫最怕的就是别人知道他一去不返，这样张扬，岂非不打自招？
    在同一天的日记中，“用五”还说：“今日下午，傍晚的时候，汪先生的侄儿彦慈兄电话约我到美专校街十七号，汪先生的寓所谈话，见面后，才知道汪夫人和曾仲鸣以及汪先生的私人办事人员都一律跟汪先生走了，他明早也要前往昆明，除少数卫队外，全家只剩他一人。……彦慈又说，汪先生这次行动是极端秘密的，没有几个人知道，请勿向外漏泄。”
    从汪家女佣和汪彦慈的话来看，汪精卫似乎并没有极度地在“出走”的问题上寻求绝对的保密，这一点，不仅不合乎情理，而且引发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有关汪精卫“出走”的第二个说法。
    这个说法就是——蒋介石是故意把汪精卫放走的。
    持这个说法最力的依然是金雄白：“汪的出走，事先既并不秘密，定机票且还在两周之前，交通部中除彭学沛（交通部次长）而外，岂无他人知之？他人知之，如汪氏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又安有不向当局报告之理？机场上军警密布，汪的出现，众日共睹，如当局格其成行，则只需一个电报，三小时的飞行中，仍可以令原机折回。在昆明的二十四小时中，且可以令龙云扣留。为什么在那样的充裕时间中，竟会一无动作呢？”
    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故意放走汪精卫，无外乎两个目的：
    第一，蒋、汪在唱“双簧”，放任汪去与日本进行“和平运动”，到一定程度，蒋再登场。
    第二，明知汪要走而不阻止，陷汪于不义，正好去掉心腹大患。
    前一种说法，近来已经不大见有人提起了。后一种呢，有没有可能？
    回想起汪精卫对陈公博说的那句话：“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
    汪精卫的话，不也是这个意思么？
    故意放走汪精卫，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有一个前提——蒋介石预先知道汪精卫的“出走”计划。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军统。大家都会想，以军统组织之严密，信息触角之无孔不入，汪精卫那并不高明的出逃计划以及实际执行中的漏洞百出，军统如果没有发现，那才叫见鬼了？
    不仅我们这么想，当年的一些大人物们也存在这种疑惑。据陈恭澍回忆：“民国七十年冬月，有一次私人性质的小型聚会，在座的，其中不乏过去的风云人物，笔者则以最低龄敬陪末座，席上就有人侃侃而谈，好象真有其事一般，你说怪不怪？有人曾经单刀直入的问过笔者：‘关于汪氏暗中谋和的活动，难道你们军统局事前一点情报都没有？’”
    对此，陈恭澍说：“据我个人所知，的确是如此；不过，我只是军统局的干部工作人员之一，当然我不可能什么都知道。”
    陈恭澍进一步解释说：“二十八年当时的军统局，尚处于‘成长’期中，它的工作地位，以及人们对它的价值观念，不像在抗战后期以至胜利后那么显要，虽然也兼领若干工作岗位，但仍有不上不下之感。我这么说或许还不够明白，那么就再进一步说得透澈一点：所谓的‘不上’，是表示还不能获得最高当局的充份信任，因而也得不到高度的授权；所谓的‘不下’，则是没有向下扎根，顶多只不过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而已。”
        陈恭澍说：“当时军统局在重庆，其与情报治安有关的单位，据了解：计有军统局直属的特务团、军统局局本部直属的‘渝特区’、由军统局推荐的重庆市警察局局长、由军统局推荐的航空检查所所长等。特务团的编成，大部份系武装部队，其任务偏重于内部保卫及监护，对外并不直接搜集情报；‘渝特区’，就是重庆区，系军统局属下的正规单位，为什么加上一个‘特’字，也许因为重庆是战时的首都，其组织与其任务比较特殊的原故。再说重庆市警察局，局长虽然由军统局推荐，可是却有它的一定职掌和工作范围，基本上当然还在维护地方治安，很少牵涉到政治问题上面去。”
    航空检查所，也是军统控制的机构，为了印证自己的看法，“河内刺汪”之后，陈恭澍还特地“采访”了同事兼好友王云孙。
    王云孙是王持平的弟弟，王持平大家还记得吧？就是王兆槐的夫人，在淞沪抗战中曾有不同凡响的表现。
    王云孙也是特务处的老人了，特务处成立不久，王云孙就由王兆槐夫妇介绍进入了“组织”，随即安排在北平站做内勤，处理一些文字上的东西。
    王兆槐与陈恭澍的私交很好，并且，陈恭澍的夫人杨小姐，也是由王持平介绍给陈恭澍的，有这两重关系，让王云孙到北平，多少有点让陈恭澍照顾小兄弟的意思。
    王云孙是和白世维前后脚进入北平站的，陈恭澍回忆说：“到了二十二年二月间，稍微加强一点工作阵容，这才逐渐的向前推进了一小步。人事方面，加入内勤工作的，有戚南谱介绍的军校七期同学白世维，和局本部老同志王兆槐推荐的王云孙。他们两位参加工作都没有履行什么仪式或手续，因为都是自己同志介绍来的，一开始就当作基本同志看待。”
    也许是因为有王兆槐夫妇这层关系吧，另外王云孙也是北平长大的，人称“北平通”，因此提拔得很快，到1933年 4月，戴笠带着毛万里第一次到北京视察时，王云孙已经是北平站书记了。而与他一同进北平站的白世维，还在当他的资料员，如果不是此后一个多月成功刺杀张敬尧，白世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崭露头角呢。
    为了避免被人一网打尽，王云孙没有住在“站部”，而把家安在了西城按院胡同。在刺杀石友三失机以后，陈恭澍绑架了刘兆南，结果被人告发，在被警探堵住大门的同时，陈翻墙逃跑，“打”了一辆黄包车，一溜烟地跑到了王云孙家。
    陈恭澍回忆说：“我拉铃叫门，出来开门的是云孙的太太兪雪侬。我们很熟，一面请她替我付车钱，一面径自往里走。王云孙穿戴整齐正预备到站上去办公，他一看我这副狼狈像，简直楞住了。”
    陈恭澍说：“我不大好意思和王云孙明说，他又是何等聪慧的人，就单看我大冷天不穿袜子这一点，也可以料到个八九了。我托王云孙到估衣铺替我买一件小棉袄、薄棉裤，另外再买一双黑洋袜子、黑毛窝（毛制的冬鞋，极厚重）。有了穿的，才能出去料理善后，不过，这就等于告诉王云孙，我已经不能回到北平站去了。只有不大一会儿，王云孙就全都办回来了。我请他在家里等我的消息，可以不必到‘站’上去，预计在中午前后，不回来也一定会打电话来。”
    从此，陈恭澍就走上了逃亡之路，直到1936年结束禁闭，改任天津站站长。
    在此期间，白世维、戚南谱、王云孙均被调往南京受训。训练结束以后，适逢老蒋的侍从室特务组扩大，白世维、戚南谱由于都有军校的学历，被派给老蒋当护卫，同时派去的还有卓飞。
    卓飞，大家应该还记得，卓是军校五期毕业生，1934年被派到福建工作，任福建省会警察局特务组组长兼任闽北站站长、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是当年特务处在福建的重要干部。由于卓飞把特务处在福建的三个公秘单位一肩挑，大全独揽，狂的不行，结果与当地的复兴社负责人吉章简关系搞僵，被戴笠免去职务，派到老蒋身边当一个普通侍卫。
    王云孙则被派到航检系统任职，这在当年是了不得的肥差。沈醉曾经说：“当时的航空检查所，是所有检查所中最上等的肥缺，只要一当上航检所的检查员，最好的手表、金笔、西装等马上可以到手。因为这些人不但可以控制飞机票，可以搞黑市，特别是整天与那些乘飞机做生意的大投机商人和专搞走私的飞行人员打交道，所以最容易发财。他们接近的又是些大官或大官的太太、姨太太之流，不少航检员经常由权贵向戴笠指名要求调用。升官发财捷径，莫过于此。”
    抗战爆发以后，王云孙派在重庆珊瑚坝机场做航检工作，目睹了汪精卫当天“出走”的情况。王说：
    “记得是在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时光景，先是陈璧君偕同曾仲鸣及另外不知姓名的两个人，共四人一行，到达珊瑚坝飞机场，汪精卫并未同来，事后想想，这当然是有意的安排，不过，在局外人看来，先来后到平常事，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陈璧君在候机楼中，不时的朝外瞭望，一会儿低头和曾仲鸣交头接耳说几句，一会儿又指手画脚的像似在调排什么，看样子显得好心急，猜上去当然是为了期待汪精卫卫早一点来。”
    “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汪精卫才由一名侍卫人员陪同赶到。原本预定起飞的时间已到，该起飞了，不知什么原故，却又延迟了好几分钟，是加油？是机件故障？还是等候另外的要人？始终未明究竟。”
    “在等候起飞尚未登机的这段时间中，陈璧君依然相当活跃的和熟人招呼，而汪精卫则格外沉着，且大踱其方步。听说陈璧君对机场的管理人员（不是航验人员）扬言，他们是陪同汪先生去成都中央军校作一次讲演，停留一天就回来。”
    “汪等此行，一共有六个人，在机场里面前后停留了半个小时以上，在这段时间内，如果稍为有点风声的话，无论作任何措置，就算辗转分层的向上级请示，都还来得及，可是谁也没有这么做，因为谁也料不到他们暗中有鬼。所以汪精卫他们一行六人，就这么顺顺当当的飞离重庆了。”
    对此，王云孙解释说：“对于像汪精卫这么地位高的人，在通常情况下，他的行止是不会受到干预的，我们事先既未奉到任何指示或有关事项的提示；事后也没有追究责任的举动，至于说到检讨，那只是将经过情形加以整理作成纪录而已。”
    陈恭澍回忆说：“以上这段话的大意如此，是王云孙兄当时亲眼目睹的实况，虽然隔了几年才谈起，我想总不致离题太远。就是因为汪某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轻易离去，所以到后来才有‘故意放行’的传说。”
    根据自己“调查”的结果，陈恭澍认为：“军统局自戴雨农先生以下，没有人知悉汪精卫与日本有往来的任何情报；如果有半点消息，谁也不敢隐瞒，即使在判断上认为是‘无稽’，但也不能搁置不办，且必需加以认真的‘处理’。这里所说的‘处理’，是情报术语，假设当时收到一件情报，内容说的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通敌’，那该怎么办？仅就‘情报处理’而言，类如这么重要的事，在意识上根本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就不能照通常的处理程序来办，如果我是主管，我不会再从文字上兜圈子，批交原报单位复查，我将立即把原报人找来，当面问个明白，假如他言之有据，应该偕同原报人马上晋见上级，当面提出口头报告，请示上级作出今后的进行步骤，才合乎情理。不过有一点则必须说清楚，所谓的‘有据’，指的是真凭实据，试想，像这种事情，如欲取得真凭实据，那又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据此，陈恭澍断言：“当时军统局所属的各单位，包括重庆地区以及上海、香港各情报组织在内，没有任何一个单位乃至个人获致汪精卫有关通敌叛国的任何消息；就连我们的最高负责人戴雨农先生和郑介民先生，相信他们也都毫不知情。除了我们几个人在河内谈论的之外，后来笔者个人也曾问过其时局本部主管情报的老朋友们，他们也说从未收到过此类的报告。再进一步说，绝没有见到此类情报后，因情节重大而不敢遽下判断，乃致予以搁置的情事。事实非常明显，如果事先知悉汪精卫有了勾结日本的活动，甚且通谋敌国已见诸行为的话，那么其后所写下的一切史迹也就完全不同了。”
    在1938年12月18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九时赴航空学校讲演。十时辞出，经飞机场时，见有队伍及军乐队，沿途均有宪兵布岗，异甚! 抑蒋先生或汪先生来昆欤? 蒋来必坐专机，何以航校不知? 汪来何以春圃不告?”
    周佛海猜得不错，龙云布置了军乐队要接的贵宾，正是汪精卫。
    陈春圃后来回忆说：“现在追忆起来还记得汪精卫到昆明机场的时候，看见龙云以外各厅、署、局长都来了，而且军乐大作，他很生气地问我，为什么没有照他的电报办事。原来他已来电报关照我转知龙云，说明只许龙云一个人来接，此外千万不要告知第二个人，理由是要保密以防日机的中途拦击，此外不许我多说。我虽照着通知了龙云，他也口头答应了，但他一转身却遍告各厅、署、局长，而且各条街的商店也零零落落的挂起了所谓‘国旗’，可见是奉命欢迎的。我急极了，再见龙云请他下令收旗并不要张扬，但已来不及。”
    前面说了，龙云喜欢讲排场，那么，既然蒋先生来了要隆重接待，汪先生来了也不能怠慢，否则岂不很“失礼”？
    于是，龙云恰好利用这种谁也没有道理指摘的“热烈欢迎”，表示自己在汪精卫“莅临”昆明这个问题上，心里没有“鬼”——换句话说，我哪里知道汪精卫到昆明干什么来了，汪精卫此后干的事情，与我更没有半点关系！
    在日后的回忆中，龙云依旧是轻描淡写地说：“我接到电报后，以为汪先到成都，故未即作准备。后来他突然直接飞昆，已经到了机场，我才得报，去机场接他，把他招待在云南警务处长李鸿谟的家里。”
    汪精卫成功“出走”，最高兴的，自然是周佛海，他说：“旋与陇体要步行出外午饭，遇公安局长，询知，系汪来，喜甚。饭后至省党部，适秀山、存藩接汪回，知已到达。十余日来心上一块石，今始放下。偕秀山、存藩游筇竹寺、海源寺。五时返寓。适汪先生缄召，当即晋谒。相见握手欢然，始悉蒋先生尚在渝，此行极险。谈三十分钟辞出，电港报告。今后能否离昆，惟在治舟态度，大约不至留难。今晚汪先生与治舟谈话，结果必甚佳，因此刻尚未见召；否则，汪性急，必召商也。”
    事后，汪精卫对陈春圃谈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同时也解释了周佛海所说的“此行极险”的由来。他说：
    “既然托词演讲而来，但实际上是借路溜走的，接见的人越多就越难对付，而且待到他们将来晓得我的主张后一定骂得更凶，所以只好一律不接见( 当时由曾仲鸣转述汪在机上因颠簸太甚，脉搏又间歇，改日延见为词挡了驾 )，同时更重要的是上了飞机后，忽然发见周至柔( 当时的蒋帮空军司令 )也同在机上，鬼知道他有没有作用的，所以心里一急，打定主意在昆明不多耽搁，越快走越好。幸而现在没有问题了。”
    汪还对陈春圃说，18日当晚，他“已把全部计划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龙云，得到龙的赞同”，在谈话的最后，汪精卫说：“好了，我现在把全盘经过透底告诉了你( 指龙云 )，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报通知蒋先生，并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功。”
    汪精卫说，对他最后这就句话，龙云说：“汪先生说哪里的话，我完全同意。只是有一点，日本要两年之内撤兵，时间太长一点，最好改为一年。”
    汪精卫说：‘如你同意，请替我定飞机，明天就飞河内。至于改为一年之内撤兵的意思很好，将来试试交涉看。”
    汪精卫对陈春圃说：“龙云听了后就拍胸脯说：‘定机位的事包在我身上，由省政府出面包一架专机，明天我亲自恭送。’”
    龙云的回忆，可不是这么说的。龙说，当日汪精卫对他说：“我明日要到香港。”
    龙问他：“到香港有什么事? ”
    汪说：“日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
    龙云回忆说：“我留他多住几日再去，他说：‘我还要转来的。’他叫曾仲鸣到驻昆明的法国领事馆办理出境签证。签证办好了，曾仲鸣拿给他看。他看见是一份普通护照，当时就大发脾气，即刻打电到重庆责问外交部，随即他就飞往越南去了。”
    龙云的回忆，实际上是把18日和19日，汪精卫与他的两次谈话混在一块叙述了。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十二时赴汪处，适龙治舟亦在，同谈一小时。与龙第二次晤谈，觉其有毅力，个性甚强，头脑实际。”
    当天，陶希圣亦从重庆飞到昆明。据陶的太太万冰如女士在回忆录《逃难与思归》中所说：
    “希圣从重庆来成都，只有两次。第一次是10月间，回家看我们母子生活的情形，并在四川省党部讲话。……第二次是12月，他来到成都，对外不公开，只见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公博与他谈话之后，即往重庆。再过两天，公博电报来，他接到电报，脸色大变，心神焦灼，这才告诉我，说他决定去昆明，在昆明与汪精卫、陈公博诸人会同出国。他叫我随后往昆明，暂且住下，等候他的消息。我又疑惑，又忧虑。他也知道事情不妙，但是他从十七年在武汉，十九年在上海，二十六年再到武汉，一直是汪派，他们决定走，我阻止不了，也只好走。”
    至此，除了不想参与“和平运动”的陈公博，高宗武、梅思平和周隆庠已在香港。要“走”的人已经凑齐了，可以出国了。
    周佛海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说：“九时返寓，希圣已来，偕谒汪先生，闻下午二时可包一机飞河内。乘机较快而有危险，乘车安全而需坐候两日，机欤? 车欤? 二十分钟内变化七、八次，仲鸣出而追回者三次，最后决定冒险乘机。”
    对此，陈春圃回忆得更详细：“当陈璧君告诉他（指汪精卫）要准备明天天气不好万一不能起飞，要迫着改乘火车走的话，那到河内时没有人照应接车是狼狈的，因此已指定我趁翌晨发河内的火车先走，以备万一时，汪听了笑逐颜开地赞同，并说：‘不管坐的是什么，总之明天非走不可，呆下去要出事的’。就这样．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君慧、陈国琦、陈常焘、汪文惺、何文杰及副官等一行十余人于l938年12月19日乘了龙云代包的专机从昆明飞抵河内了。”
    行前，汪精卫还交给卫士许少泉一个任务——把自己的小舅子、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等人送到河内。
    许少泉说：“（12月18日）中饭后，汪精卫把我叫去，夸奖我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接着又对我说：‘你暂时留在昆明多呆几天，把汽车送走以后，再把昌祖( 即陈璧君之弟、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厂长陈昌祖 )、国强( 即陈璧君之侄、飞机制造厂机械处处长陈国强 )送到老关( 中越交界处 )，一同到河内来。’”
    接着，汪又嘱咐许少泉说：“军统在这里有不少人，你千万小心，把工作做好，不要出问题。”
　　汪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还真出问题了。
        许回忆说：“我把手枪交给龙云并向他告别后，便和陈昌祖一道乘火车去河内。一上火车，我们便发现有特务盯梢。火车开到蒙自，陈昌祖被军统抓去。我立即下车给昆明的龙云打电话，要他找军统昆明站交涉放人。龙云在电话里把军统昆明站站长臭骂了一顿。昆明站站长原是汪精卫的老部下，接到龙云的电话后不敢怠慢，马上把陈昌祖送给龙云。龙云知道这是件麻烦事，若蒋介石过问起来就很不好办。龙云交待属下挑了一部卡车，在车厢铺上个‘床铺’，又买了面包，配好茶水，在卡车车厢门上加锁，贴上‘云南省政府’的封条，把陈昌祖送出了老关。一切办妥后，我于12月底到达河内。”
    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二时半赴机场，龙亲往送。三时一刻起飞。”
    送走了汪精卫，龙云马上给蒋介石发电报，向他报告了汪精卫飞至昆明之事：“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
    对此，蒋在12月21的日记中说：“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借口不愿与共产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注意，此时的蒋介石，还尊称汪精卫为“汪先生”。
    在12月22日的日记中，蒋的态度急转直下，破口大骂：“党国不幸，乃出此无廉耻之徒。无论如何诚以义胆，终不能当其狡诈奸伪之尤者也。”
    仅过了一天，在蒋介石的笔下，“汪先生”就变成了“无廉耻之徒”，怎么突然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原来，龙云见汪精卫已经安抵河内，这样，自己再说什么、做什么，也不会因此而对汪产生不利后果了，遂将汪与他的谈话对蒋和盘托出。蒋介石说：“接龙志舟电，称汪临行时明言与敌倭有约，到港商谈中倭和平事件，不料胡涂卑劣至此，诚为无可救药矣！”
    蒋在日记中还提醒自己：“汪去后，外交与对敌或存有影响乎？”
    蒋介石所料不错。仅过了一天，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即发表了“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在声明中，近卫称：
    “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
     “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鉴于中国现实情况，为充分保证达到防共的目的起见，要求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继续有效期间，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进行防共，并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在日华平等的原则上，中国承认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注营业的自由，促进日华两国国民的经济利益，并且鉴于日华之间历史上、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这就是所谓“近卫第三次声明”，也是梅思平、高宗武早就与日方谈好的、“一等到汪逃出到河内，就立即发表总理大臣的声明”。
    罗君强说：“因汪行期延缓，故近卫特托故往京外一行，宣布声明将稍迟发表。及至汪飞抵河内的电讯一到东京，近卫即于1938年12月22日发表对中国招降的声明，也就是无形中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说法。”
    12月2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指出，“近卫第三次声明”系“日本破坏中国独立完整”，“关闭中国门户之基本政策，丝毫未变。”
    12月26日，针对“近卫第三次声明”，蒋介石发表讲话：“总观近卫的这个声明，我们可以断言，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决不在于所谓中日合作或经济提携等等的形式。”
    蒋还说：“我可以断言，在这篇声明表现以前，世上或者有人希冀日本能悔祸，自他这个声明发表后就再也没有一个明大义识事势的中国人再存和平妥协之想了! ”
    蒋介石的话，似乎是说给河内的汪精卫听的。
    但汪精卫没有时间听他说话，此时，汪正在紧张地准备如何响应敌方的“招降公告”。
    在12月25的日记中，周佛海说：“时近卫宣言全文已到，译出共读，并研究。汪先生宣言内容，明日由汪起草后，再行讨论。十一时寝。”
    12月26日，周佛海又说：“汪先生宣言已拟就，嘱研究后下午四时讨论。午睡一小时。先与公博、希圣讨论，增加及修改两点：一为日本须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一为抗战在求民族之独立与生存，今以和平方法能保全民族之独立与生存，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陈公博是12月20日抵达河内的。他后来回忆说：
    “汪先生是决定于十二月二十左右离渝了，我回成都以后，苦闷达于极度，第一，想到我不随汪先生走，不难人家看作我个人在内地作汪先生内应的工作，就是不这样看法，我也不忍眼看各人在我面前大骂汪先生。第二，想到我若跟汪先生走罢，数年来我苦心孤诣、隐忍自重以求党的统一的苦衷尽付流水。第三，我更想到：倘然是和平成功，东北是丢了，内蒙共同防共也等于丢了，所谓华北经济合作也等于共有，于中国前途绝无好处。自回成都以后，每夜都不能合眼，我只有最后一个希望，即离川以后，以个人的努力，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更希望党对汪先生的制裁能够缓和，减少汪先生的冲动，这样我可以从容努力。如果汪先生能够中途中止他的行动，这是旦夕所祈求的。时日已记不清楚，大概在十二月十三、四左右，汪先生派一个副官来成都通知我，叫我务于十八日到昆明。我因天气关系，延至二十日始由成都飞云南，但汪先生已先一日赴河内，我只好赴河内。到了河内，我写了一封信呈蒋先生，托张岳军和朱骝先两先生转呈，中间略述我的主张，并盼党能对汪先生宽大，使我得尽最后的努力。”
    在12月27的日记中，周佛海说：“八时起。与希圣及公博夫妇散步。十时返。汪先生出示其致蒋先生及中央各负责当局缄并略讨论。”
    12月29日，根据汪的指令，周佛海、陶希圣、陈公博携着汪精卫“致蒋先生及中央各负责当局缄”离开河内，并于当天抵达香港，准备交林柏生的《南华日报》发出。
    罗君强说：“陈公博在河内小住数日，汪精卫即把响应近卫招降声明的电稿交陈与周佛海、陶希圣三人持往香港，嘱找顾孟余研究商量后，交林柏生在香港发出。”
    林柏生，1902年生，广东信宜人。
    林柏生也是汪精卫的亲信，1924年就成为汪的秘书，后汪送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北伐军兴，1926年 9月，林柏生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930年，奉汪之命，林柏生在香港创办《南华日报》，并担任社长。1932年又在上海创办《中华日报》。
    《南华日报》、《中华日报》都是汪派的喉舌，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中华日报》因资金缺乏停刊，林遂赴香港，专办《南华日报》。
    《中华日报》还是金雄白帮助林柏生创办的，金与汪精卫的另一个亲信曾仲鸣是好朋友。据金回忆：
    “当民国二十一年汪氏从海外回国，我以记者职务关系，到意国邮船‘康脱罗素’号访问的时侯，我又遇到了随汪氏回来的曾仲鸣。民十六汪氏住在上海善钟路七十七号，我与仲鸣相处得很好，几乎是朝夕相见的人，在那时，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自从他随汪去国，已几年不见，这一天在甲板上见到我，他为我介绍一位我所没有见过的人，那是林柏生。他说柏生奉汪先生之命，来沪创办中华日报，他是广东人，对上海情形不熟，希望我给以协助。此后，在中华日报创刊前后，柏生经常为了报务与我联络，我尽我所知道的告诉他，尽我所能做的帮忙他，我之如此，纯粹为了仲鸣的嘱托。我既没有参加汪系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受过中华日报的酬劳，事实上我仅是中华日报的一名技术顾问。”
        金雄白说：“到了民国二十六年淞沪抗战，国军后撤，中华日报停刊了，柏生也回到香港。在他离沪的前夕，他到我家里来向我辞行：他说中华日报只有经理叶雪松等寥寥数人留守，他再三托我就近予以照顾。”
    陈公博说：“在河内住了几天，近卫声明已发出，汪先生起草一个答复，交周佛海、陶希圣和我三个人带香港发表，是即所谓艳电。我临行之时，力劝汪先生不要离河内，并且不要和日本人来往，以示无他。我回到香港以后，心想我的心愿已了，只求汪先生不要再有行动，或者可以得重庆各同志的谅解。”
    12月29日，周、陈、陶等三人到达香港。刚出机场，陈公博即被相熟的记者认出，三人遂分开，周佛海、陶希圣间道走脱，陈公博则依汪的嘱咐，去找顾孟余“研究商量”。
    顾孟余，1888年生，祖籍浙江上虞，生于北京。
    顾孟余在京师大学堂学过德语，后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11年，顾回国参加了武昌首义，并在教育部任职，袁世凯窃国后再度赴德国。后回国在北京大学当教授。
    顾孟余通数国语言，据说他在北大讲课的时候，先用中文讲一遍，再用德语、英语、法语各讲一遍，学生惊为天人。
    1924年，国共合作，顾孟余加入了由张继、李大钊等人主持的国民党北方执行部，1925年，顾孟余南下到广州，任广东大学校长，同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6年 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顾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顾孟余也是汪精卫的亲信，1929年 3月，因参与“改组派”的活动，顾孟余被蒋介石给予“开除党籍三年”的处分。蒋汪合流以后，顾孟余的党籍被恢复，并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顾孟余转任交通部部长，1937年卸任后去了香港。1938年 4月，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任命顾孟余为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周佛海、董显光为副部长。因顾在香港，遂由周“代理部务”。
    罗君强说：“顾孟余原是改组派的主要头目之一，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他任铁道部长，抗战初期挂名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因看不起蒋介石，长住香港不赴任。”
    由于顾与汪的渊源，因此汪特地嘱咐陈公博，一定要与顾孟余商量之后再定行止。
    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对他的做法，他多年的老部下顾孟余表示了激烈的反对。
    在12月29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正就寝，公博及柏生来，谓顾孟余坚持汪先生宣言不宜发表，并嘱柏生停发，电汪阻止。”
    对此，周的态度是：“余深不以为然，主立即发出，多数人数日商量之结果，决不能以一人之意见而改变。公博主张不论汪有无回电，明日再发，余亦同意。”
    罗君强回忆说：“顾见此电稿，坚决反对，认为汉奸决不可当，此电绝不能发。陈公博表示无可无不可。周佛海力主发出。林柏生说：汪先生此电稿是指定交给我发的，你们如果不同意，我也要负责发出，反正不要你们出名，你们无权反对。”
    在12月30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七时电思平，闻宣言尚有问题，本日能否发出，尚未可知，当请即至《南华》报馆，督促柏生即发。待至八时半尚无电话，焦甚! 如今日不发，则一切计划均破坏无余矣! 因径电柏生询问，始知已发出，心为之安。”
    林柏生“已发出”的“致蒋先生及中央各负责当局缄”，实际上是汪精卫给“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由于是以“通电”的方式发出的，时间是12月29日，依“电报代日韵目”，史称之为“艳电”。
    在信中，汪精卫说：“顷读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第二点，为共同防共。……第三点，为经济提携。……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复恢和平。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声明，已改变一月十六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
    在信中，汪精卫充满“激情”地说：“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洋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罗君强说：“臭名昭著的汪精卫《艳电》，终于在林柏生手里发出，留下了历史罪证。顾孟余从此和汪方绝缘了。”
    对于汪精卫一伙来说，1938年12月29日是个“坎”。
    在此之前，纵使梅思平、高宗武已经代汪精卫与日方签署了“重光堂密约”，毕竟都还是地下的，汪精卫并没有以官方的身份与日方公开媾和，可以说签了白签，不作数的；同时，即便有汪精卫12月18日的出走，也还可以勉强解释为与“当局”“政见不合”，依民国时代的政治运作方式，合则留、不合则走，是很正常的事情，不算大逆不道。多少年来，汪精卫也是一贯如此，能干就干，干不了就出国喝鸡汤。
    迄“艳电”发表，性质就完全变了。“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那边浴血奋战，这边却要与对方“交换诚意”。就凭这一句话，任何人都否认不了汪精卫一伙在“通谋敌国”。试问，“通谋敌国”，不是叛国是什么？
    再说得明白点，有了这一纸“艳电”，汪精卫一伙的叛国投敌，就是铁案——最晚从1938年12月29日起，汪精卫等人已经是汉奸了。至于后来的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还都”、“组府”，等等，不过加重其罪行而已。
    “艳电”一出，举国哗然。当年，汪精卫因“谋刺摄政王”坐牢时，与看守张德江结下了深厚友谊。多少年以后，张在回忆汪精卫的时候，犹充满感情地说：“今则汪先生荣为行政院长，余谨祝其政躬康健，永为国宣老。”今天，汪精卫一变而为汉奸，大家对汪的忿怒，可想而知。
    1938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痛斥：“汪之所为，害己害敌、害国害党，其罪非浅。今幸自行暴弃，必于党国与抗战前途一大进步也。本日，见汪响应敌相近卫宣言之明电，其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
    1939年 1月 1日，先是例行的元旦团拜，大家聚在一起，蒋介石召集了一个“谈话会”，旋即改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临时会议，商讨汪精卫一事。
    陈布雷回忆说：“元旦团拜毕，召集临时中央常会，讨论对汪发表艳电后之处置。初时蒋公犹欲处以宽大，已于先一日嘱余拟电稿，将晓以大义，为留悛悔余地。但会议时群情激昂，林主席及溥泉、稚晖诸公均极愤慨，卒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并发表决议文昭告全国，以明邪正之所在。”

    按：“溥泉”即国民党元老张继。1935年11月 1日，汪精卫于中央党部遇刺，张继曾奋不顾身地将枪手孙凤鸣扑倒在地。

    同日，国民党中常会议临时会议发出决议：“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艳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售其欺。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汪兆铭违法乱纪，永远开除党籍，撤除一切职务。此后一以上月二十六日蒋总裁之演词为标准，奋斗不屈。”
    “蒋总裁之演词”即蒋介石针对近卫第三次声明的反驳，这篇讲稿亦出自陈布雷的手笔。陈后来回忆说：“二十六日为蒋公撰拟《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之讲词。此文以一日之时间草成，张季鸾君谓为抗战期中第一篇有力之文字，经蒋公再四审阅，于二十八日发表，次日汪精卫即在河内发表其响应近卫声明之艳电矣。”
    汪精卫逆迹已著，此时，远在天津的一个小人物，正悄然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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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5-5 11:19

50、河内剌汪案（1）

    这个人，就是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
    陈恭澍后来回忆说：“民国二十八年元月，中日战争在剧烈进行中，我军政指挥与领导中心，已移至四川重庆。有一天，实在想不起是那一天了，突然接到戴雨农先生拍来的电报。时限等级，列为‘十万火急’，是发自香港而由重庆转到天津来的。报头上的保密区分，注明‘亲译’二字。待我亲自译成明文一看，却只有‘克日来港电话******联络’这么几个字。”
    陈恭澍说：“电报来得的确突然，事先一点征候都没有，实在估不透是什么事情。我把电报拿给书记曾澈同志看，意在征询他的看法，他沉吟了一会子，又把那张小纸条翻来覆去的想了老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别以为只是一张小纸条，这就是上级给我们的‘紧急命令’，根本没有考虑的余地，也不容稍事迟延，既然命令我克日赴港，我得立即摒挡就道。”
    前面说过，除了天津站站长以外，陈恭澍还兼着军统在北方的一支游击队即“苏浙行动委员会北方支队”的副司令职务，在陈的回忆中，他将这支部队称为“滦榆游击总部”。天津站的“站务”，他照例交给了曾澈代理。至于“滦榆游击总部”的工作，原来陈恭澍就没有太多参与，所以也不用去向“总座”王天木辞行。
    但是，陈恭澍却很想与他的几个好朋友打个招呼，其中一个是天津站的行动组长、“滦榆游击总部”大队长王文；另外两个都是他的军校同学，“滦榆游击总部”参谋长齐庆斌、政治部主任张作兴，这两个人都是经他介绍，到“滦榆游击总部”工作的。
    陈恭澍说：“可是他们都在宝坻新安镇乡下，一时之间已经来不及了。当我即将离津赴港之际，原以为还会回来的，所以连家眷都没有安顿，就像往常到北平去一样，匆匆就走了。”
    陈恭澍没有想到的是，此一去，再回到北平，已经是八年之后的1947年！
    陈恭澍更不会想到的是，平、津两地的许多“同志”，如曾澈、如王文、如周世光、如陈资一，此生再无相见的可能！
    陪同陈恭澍赴港的，并不是天津站的工作人员，而是戴笠的“好朋友”胡永荃，这个人大家还记得吧，就是在“殷汝耕案”中，戴笠派来给陈恭澍帮忙的。
    此时，胡永荃不仅与陈恭澍成了“好朋友”，同时也基本上成了天津站的编外人员，叫干什么干什么不说，工资一分钱不要，还往里搭钱！因此陈恭澍要去香港，不带自己手下任何一个人，却主动要求胡永荃一同出行，
    胡将陈恭澍送到上海，他留下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胡本就是上海人，在当地有自己的买卖），陈独自一人来到香港，住在“跑马地一家半大不小的山光饭店”。这家酒店也是胡永荃介绍的，陈说，这里“既清静、又便宜，要比湾仔那一带乱烘烘的好得多了”。
    住下之后，陈就根据密电上的电话，与戴笠取得了联系。
    从1935年回到特务处接受“处分”，陈恭澍已经有三、四年没有见到“老板”了。陈说：“戴先生和我总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我们虽照例的握了手，可是淡淡的却缺少久别重逢的那股热情。这并不表示他对我的冷漠，应该谅解到他的心事太重，顾不得多事周旋，也许有好多问题正等待他解决？”
    陈恭澍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默默相对，彼此都没有开口，我想他正在考虑另外的一件事。就这样又过了一两分钟，我心里虽急，也只有耐着性子等他先开口。”
    戴笠终于开口了，可他说出来的话，却令陈恭澍莫名其妙：“我们一起去，该办的手续，香港区他们正在办，你和王鲁翘联系就可以了。”

    按：戴笠口中的香港区，原来叫香港站。
    前面说过，香港是特务处最初的据点之一，首任站长就是有“阿公”之称的中医邢森洲。后邢曾随郑介民到北平工作，后来又回到特务处本部当督察股长。
    此后，香港的地位日益重要，特别是抗战爆发以后，香港成为内地与外界联系、转运的唯一口岸，戴笠遂将香港站升格为香港区，以郭寿华为区长。
    郭寿华的经历，像极了前面说过的严灵峰，只不过严是福建人，郭是广东人。
    郭寿华，1902年生，广东大埔人。
    郭是私塾出身，国学底子很不错，据说还学过少林武术，也是个允文允武的人物。
    1920年，郭寿华考入省立潮州金山中学，正赶上新校长上任，这位校长，不是别人，正是当时惊世骇俗的张竞生博士。
    《潜伏》中，几个太太打麻将时，马太太和陆太太曾经眉飞色舞地谈到“性，那是学问”等等，说的就是这位张大博士的理论。结果被守旧的站长太太嗤之以鼻，翠平则不知就里，还接茬说“我们乡下讲究在山坡上”什么的，引得马太太无限神往。
    其实张博士的学问并不仅仅是所谓“性学”，还包括许多其他内容，比如，他在金山中学校长任内，大力宣扬“计划生育”（当时不这么叫，但意思是这么个意思）、避孕、节育等等，应该说在都是领风气之先的。
    郭寿华虽然岁数不大，却读了一肚子线装书，可能思想上比较保守一些，看着这位校长不顺眼，居然带着一帮同学搞学潮，要驱逐张竞生。可想而知。跟校长对着干，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最终郭寿华被开除。
    张竞生的结果也比郭寿华好不了多少，就在郭被开除不久，张也被人驱走，前后干了还不到一年。
    张竞生一生坎坷，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新被人提起。
    被开除的郭寿华倒不愁没学上，前脚离开潮州，后脚到广州，轻轻松松地又考上了广东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与陈公博是前后校友）。在校期间，郭于1922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学生部部长。
    1927年，郭寿华转为中共党员，并在毕业后，受党的委托，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政经科学习，后又进步兵学校学习。1928年 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郭寿华作为旁听代表参加了大会的会务工作，担任大会秘书处记录科记录员。
    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以后，郭寿华没有回国，而是去了南洋的亲戚家，并在此期间脱党。此后，郭入日本明治大学学习行政法专业，1930年毕业。
    1931年，郭寿华回国，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讲师，同时任宪兵第三团、中央军校中校教官。1933年，郭寿华任豫鄂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中校秘书，后入南昌行营调查科，并随调查科转入特务处。
    比较特殊的是，郭寿华的“关系”转入了特务处，但人却没有进特务处，原因是他早在1933年即奉派赴民国政府驻意大利大使馆副武官，后又代理武官。
    1937年抗战爆发，郭寿华回国“归队”，此时特务处已扩大为军统局，郭寿华是广东人，又有长期驻外的经历，戴笠遂将郭派赴香港，任扩大后的香港区区长。
    此后，郭被调回重庆军统局本部，接替他的是“湖南三李”之一的李崇诗；再往后，李崇诗去了广东韶关，当财政部广东缉私处处长，换上来的，便是我们久违了的王新衡了。
        抗战胜利以后，郭寿华曾任广东湛江市市长，后去台，转而做学问，放下手枪拿起笔，倒也像模像样，著述颇丰，虽不比严灵峰蔚然大家，也是成就斐然。

    听了戴笠的话，陈恭澍很不满意，他后来回忆说：“这两句话听得我不明不白，而我最关切的是不远千里到底来干什么？和他一起去那里？我正待发问，他说还有好要紧的事情，非要马上处理不可，竟而一转身走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去了。我心里好不舒服，这算什么！”
    随戴笠一同来的，还有他的警卫——神枪王鲁翘。
    陈恭澍与王鲁翘并不太熟，他在回忆中说：“笔者和王鲁翘同志在南京见过一次，握手寒暄，并未交谈，如此而已。王鲁翘山东人，警校毕业，原任戴先生侍卫，此刻正从广西完成了一件重大工作后，留港待命中。”

    按：陈恭澍所说的“从广西完成了一件重大工作”，即前文所讲的，1936年11月21日，特务处将王亚樵狙杀在广西梧州。此后，王未回南京，留在特务处香港站工作。

    于是陈就问：“刚才戴老板说和他一起去，你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吗？”
    王鲁翘比陈恭澍小五、六岁，肚子里没那么多“弯弯绕”，很痛快的说：“到河内去，这几天正在办签证，订机票，大概明后天就可以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
    接着，王将陈送回“跑马地饭店”，陈恭澍回忆说：“我很想多知道与我有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够不上谈心事的交情，有些话也不便多问。在他，无论知道不知道，更不敢多说，如果我问了，他是知道的而又不便告诉我，岂不使他为难。鲁翘临去，嘱咐我多休息，少出去，以免有事通知找不到人。”
    此时，即使是政治上再不敏感的人，恐怕也能够猜着“到河内去”的使命了，何况是陈恭澍这样的职业特务。他想：“至于到河内去干什么？我想，这当然与汪精卫之背离重庆有密切关系，王鲁翘不是说他也一同去吗？他不是刚从广西对付了一个‘职业打手’之后，调到香港来的吗？我不是在华北指挥或参与过许多次行动工作吗？据此推论，思过半矣。”
    同时，陈又想：“也不尽然，因为汪某的身份地位特殊，与一般的通谋敌国者又有所不同，当不致于对他怎么样吧？”
    次日，戴笠携陈恭澍、王鲁翘二人离开香港赴河内。陈恭澍回忆说：“我们几个人在飞机上：戴先生和我坐在一排，他靠窗，我近甬道，鲁翘是后面一排，和一个外国人坐在一起。我心想，一路上有的是时间，总可以告诉我一点端倪了吧，可是他始终不开口。我也曾数度引起话题，他仍然嗯嗯两声，不肯多说。这也许因为飞机引擎的声响太大，小声说，总不清楚，如果放开喉咙，在这种场合，又恐被人家听了去，因而泄露了事机，当然不好。”
    就这样，在沉默中，陈恭澍陪同戴笠来到河内，见到了戴笠早就安插在河内的特务方炳西。
    方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秘书。据当时任香港站助理书记的王方南回忆说：“越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在河内设有一个总领事馆，总领事是许念曾。军统原派有一个名叫方炳西的人在该领事馆担任秘书。据方炳西说，戴笠为了利用该领事馆作为掩护，曾秘密去过河内一次，他对许念曾封官许愿，极力拉拢，答应事成后给许以高官职位。许念曾为了升官发财，也乐于巴结戴笠而甘愿为蒋介石效力（后来许念曾经戴笠推荐一度出任驻埃及公使）。是河内总领事馆便成为戴笠刺汪的活动据点。”

    按：许念曾英语极好。日后，许调回重庆任外交部主任参事，1942年 8月，军统与美国海军方面的代表梅乐斯谈“中美情报合作”问题，当时由军统局第一处处长鲍志鸿起草了“合作协议”初稿，由戴笠的英文秘书王友竹译成英文；又先后经军统另外两个外语长才黄天迈、马佩衡校订。戴笠还不放心，令许念曾做最后的校勘。据鲍志鸿回忆，当时正值盛夏，又没有电扇，为免许念曾分神，戴笠亲自在一旁给许打扇子，由“许聚精会神地一字一句逐条斟酌校正英文翻译”。

    王方南，许多文献说他是浙江人，其实是把王与他的老上司、老搭档刘方雄给搞混了。
    王方南，1906年生，湖南城步县人（今属邵阳）。
    王方南毕业于黄兴创办的明德中学，1927年考入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1930年加入国民党。
    1931年，王方南大学毕业，到南京《新京日报》当体育栏目编辑，后曾短时间到浙江嵊县中学教书。1933年夏，王方南考入中央军校江西星子特别训练班一期学习。

    按：在铨叙年功的时候，江西星子特别训练班一期毕业生比照军校十期毕业生，所以，王方南也算是有军校的学历。

    1935年，经特务处汉口站负责人、汉口警察分局局长周伟龙介绍，王方南入汉口禁烟督察处密查组，当了一个“编审员”，禁烟督察处是受特务处“运用”的单位，至此王方南再进一步，成为特务处的外围组织成员。
    1935年秋，杭训班第六期开班，周伟龙以军统汉口站名义保送王方南到杭州学习。因此，王方南与张毓中、毛森等人的出身是一样的，都是杭训班毕业。不过王要晚的多。
    后来，王方南回忆说：“我是1935年 5月在汉口参加军统特务组织的。同年10月，我被调往军统杭州特别训练班第六期受特务训练。这个训练班设在浙江杭州警官学校内。训练班的班主任是戴笠，副主任是余乐醒，书记长是王孔安。训练班分为六个队，一、二、三队主要进行警察治安训练，第四队进行全能性特务训练，第五队进行汽车驾驶训练，第六队电讯训练。
    王方南就被分在第四队，接受了所谓“全能性特务训练”。据王回忆，对这个队，戴笠非常重视，其学员的来源，“除了几个专人介绍来的以外，其余都是从军统所属的各地机构中抽调的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特务。”
    王方南说，当时学习的内容有：“（1） 情报（包括密写通讯和药水反应等）；（2） 侦探（包括侦查、化装。跟踪、脱梢等）；（3） 爆破（包括炸弹装制、手枪拆装、烈性药物炮制等）；（4） 密码（包括电码排列和翻译等）；（5） 照相（包括摄影、洗印、放大等）；（6） 擒拿；（7） 汽车驾驶；（8） 手枪射击；（9） 政治；（10）外文（英、日等语）。”
    从学习的内容看，与陈恭澍在洪公祠的课程设置差不多，确实是按照“全能性特务”来训练的。
    王方南也参加过“宣誓”，他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在受训快要完毕的时候，曾举行过一次集体宣誓。那天半夜，集中在警官学校操坪上，然后把所有人的眼睛都用毛巾蒙住，装上汽车送往郊外傍山的一幢大房屋内。屋旁半山坡上有一盏绿色的电灯，光线暗淡，显得恐怖。政治指导员董益三把全队人员带到屋内，只见厅堂里挂着蒋介石的头像。董益三要全队人员列队向蒋介石像行三鞠躬礼，然后由王孔安领着全体受训人员宣誓。宣誓的内容是：我们忠于三民主义，忠于领袖，努力工作，不怕牺牲，如违誓言，愿受严惩。宣誓完毕。当场杀了一只公鸡，把血淋入酒内，全体人员各饮一杯鸡血洒，作为盟誓。”
    在今天看来，这种仪式，既有点神秘、又有点恐怖，还带些封建色彩。
    1936年 6月，王方南等从杭训班毕业，照例又要到特务处的“最高学府”——洪公祠进行“实习”，也相当于镀金吧。不过为时甚短，仅两个月即于 8月前后分配工作，王仍回汉口站，当了一名“直属情报员”。
    至此，通过“中央军校学员、特务处外围组织成员、特训班”的“三级跳”，王方南就算是成为特务处的特务了。
    1937年 2月，一直在武汉工作的周伟龙转任上海区区长，将王方南也带到上海，任助理书记，负责情报编审工作。
    抗战开始以后，上海区大批干部被戴笠调到内地，王方南改任情报组长。
        1938年夏秋之际，王方南与上海区另一个情报组长刘方雄被上海“公共租界”以“暴徒”的罪名逮捕，后经戴笠多方想办法营救出狱。当年11月，刘方雄、王方南均被调到军统香港区，刘方雄任书记、王仍当助理书记。
    王方南说：“戴笠是一个非常机警的人。他感到这次奉命刺杀汪精卫，任务十分艰巨，必须谨慎从事，周密部署，不能有半点差错，而且非亲自出马不可。但他觉得如果自己前去河内部署指挥，逗留时间长了，容易引起外界的注意，一旦被人发觉，事情反易败露，有负使命。所以，他决定不去河内，而把指挥中心设在香港。这是因为：首先，香港是一个自由港，人员可以随时进出，不受签证等项手续的限制。其次，香港距离河内不远，乘坐海轮一个昼夜即可到达。而且香港交通四通八达，水路有船与上海、天津、广州、澳门以及海外各地通航。空运有班机直飞重庆，人员调遣，极为方便。再次，军统局在香港原已设有一个区，人员和其他方面的配备均较齐全，可以随时调用。由于香港具有上述这些有利条件，戴笠便于1939年 1月中旬，从重庆秘密飞到香港，随行的有他的亲信秘书毛万里（系毛人民的胞弟，浙江江山人，与戴笠是同乡）。”

    按：前面说过，1938年 3月，陈恭澍“襄理”北平区执行刺杀王克敏的任务时，毛万里还在当北平区的书记，北平区区长则是王天木。

    就在陈恭澍离开天津赴香港的几乎同时，军统上海站遭受了一次空前的危机，戴笠遂将北方的王天木、毛万里二人同时调到南方，以王天木为上海区区长、毛万里为上海区总督察。
    北平区，则交给了原本很不起眼的马汉三。从此，马汉三就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敌后生活，最困难的时候，马汉三几乎是以一人之力独自支撑平津和察绥四个省级单位。
    抗战胜利以后，在北平，马汉三一度骄衿无比、气焰熏天，因为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有这个资本。
    毛万里是陈恭澍的好朋友，但在陈的回忆中，并未提及在香港见过毛万里。这不奇怪，因为秘密工作的原则就是保密，没有必要见的人，戴笠是不会让你见的。而且，在整个“河内刺汪”的行动中，陈恭澍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王方南说：“戴笠到港后，立即与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研究刺汪办法，积极进行部署。他的行动十分秘密。戴笠在香港原置有洋房一幢，但他却不长住在此，而另在香港、九龙分别租有公寓轮流居住。香港区在高街 6 号设有一个联络站，我当时居住在此。戴笠将秘书毛万里也安排在此办公和住宿。戴笠还经常在此会见工作人员，多在夜间进行。香港区还设有电台两座，戴笠指定报务人员日夜值班，专门与河内、重庆保持通讯联系，所有往来文电，均须由他亲自处理。这样，戴笠在香港的指挥中心就宣告组成了。以后，戴笠就住在香港亲自指挥部署刺汪行动，直到 4月河内刺汪事件发生后才返回重庆。”
    陈恭澍就是在这个阶段，被戴笠调到香港的，并随即转往河内。
    此时，方炳西已经为戴笠他们安排好了住处。
    陈恭澍说：“炳西兄比我们早到河内十多天，他已经遵照戴先生的指示，做好了相当的布置。他在河内市区一处较为僻静的地方，租赁到一幢房子，所有的手续，也都由炳西兄办妥。这幢房子，格局不大，两层上下的一楼一底。楼上有两间卧室，中间夹一个厕所，不像现在所谓的套房；楼下是客厅连饭厅，院子里另有厨房和工人房。这里，是我们下榻之处，也就是‘河内工作’的指挥部。”
    除了房子，方炳西还搞了一辆汽车，陈恭澍说：“这部车只有两个门，人多了上下不大自如，用以代步，减却许多麻烦。车子虽系二手货，可是机件良好，两个多月来，从未修理过。它最大的优点是起步灵活，一发动立刻就走。我们到达河内机场时，炳西兄就是驾着这部福特小轿车来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文，这比会说安南话更吃得开，所以一切通关手续，非常方便。”
    原来，方炳西就是戴笠给‘河内工作’指挥部派来的总务人员，此后的两个多月，所有的后勤事务，对外联络、电讯往来，全部由方炳西承担。换句话说，方在河内扮演的角色，其重要性不在陈恭澍之下。
    陈恭澍一直在北方工作，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方炳西。陈说：“炳西先生生得方面大耳，敦敦实实，一看就是厚道相；举止应对，彬彬有礼，待人接物，诚诚恳恳，如与笔者相较，那就更持重得多了。他在比利时留学，攻读政治外交，回国不久，即为戴先生所罗致。派到河内来，被指定专司事务性的工作，的确是大材小用了。”
    实际上，方炳西所扮演的角色，绝不仅仅是“专司事务性的工作”。
    到达河内的当天，戴笠就走了，第二天中午才回来，匆匆吃过饭，又拉着方炳西外出，直到晚上才回来，叫上陈恭澍、王鲁翘二人，一起外出吃“小馆子”。
    从戴笠的一些做法来看，他似乎是有意识地把方的工作与陈的职责隔离开来，各干各的。甚至可以说，方炳西了解的情况，比陈恭澍还多，因为对外、对上的联系，均由方炳西操办，陈恭澍干什么，方炳西都知道，方在干些什么，陈却不知道。
    后来，在刺汪的整个过程中，发生了许多蹊跷的事情，令陈恭澍这个河内工作组“组长”莫名其妙，其缘故，极可能都出自方炳西的这一条线。
    方炳西，是河内刺汪的第一个神秘人物。
    很可惜，方炳西没有留下任何材料，否则，他的回忆，当比陈的说法更为可观。
    这一点，陈恭澍也有所察觉。许多年以后，他回忆说：“他（指方炳西）办事认真，一丝不苟，应该列为君子型的人物。写到这里，回忆前尘，顿有所悟，方炳西先生他莫非是负有秘密任务的‘督察’？如若多想想，是越想越像了。果尔如此，他倒是适得其份的理想人选。因为他持正不阿，有什么说什么，是什么就是什么，绝不是个制造是非、颠倒黑白的人。”
    当天晚上这顿饭，陈恭澍吃得“气闷”无比。他说：“晚上，戴先生招呼方炳西、王鲁翘和我四个人一同出去吃广东小馆子，菜肴平常，自然比不上香港，最便宜的是法国酒，无论是红白葡萄酒，或高级白兰地，都比国内低廉好几倍，只要有量，敞开的喝好了，花不了多少钱。这一晚，我们都浅斟即止，一来没有喝酒的兴致，主要的是被索然的气氛给局住了。”
    吃了饭，戴笠的神秘举动还在继续，他和方炳西叫了一辆人力车走了，让陈与王鲁翘回去等他。
    陈恭澍和王鲁翘也叫了一辆人力车，想逛逛河内的街景，结果还迷路了：“鲁翘和我兜了两圈，迷了路，又和蹬三轮车的言语不通，东指西划，越弄越胡涂，又兼天色已暗，更分不出东西南北来了。如果像这样做侦察工作，那可真是一桩大笑话。我们好容易才找到了中国总领事馆，问明了该走的方向，这才回到了我们的住处。”
        陈恭澍说得不错，后来的事实证明，派他来河内刺汪，还确实就是个“大笑话”。
    次日凌晨，戴笠回到住处，随即召集陈、方、王三人开会。
    陈恭澍说：“戴先生为了说明此行的任务，他首先提示了汪兆铭（精卫）背离重庆的经过概略，并特地寻出一份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汪某指使林柏生等在香港所发表的那一通‘艳电’的剪报，给我们几个人看。惟独对于汪某在离渝出走之前，就与日本方面有所勾结的情形，却绝口不谈。”
    陈恭澍是“职业特工”，属于“埋头拉车”的人，因此，对汪精卫的事情，琢磨的不多。他后来回忆说：
    “说起来也很难令人置信，在此以前，不知道方、王他们二人对汪精卫这件事了解多少，单以我个人来说，顶多在耳朵旁边刮到一点点，根本上就没有加以特别的注意。这倒是很简单，基本上自己已经有了许多做不完的工作，实在无暇旁顾；其次是我们在沦陷区，距离太远了，有些消息也够不到；还有，那就是像我这般职位的工作者，如果说在问题没有明朗之前，关心国事到那么高的层次，也是不经之谈。”
    后来，陈恭澍以军统的基本干部而竟然落水当汉奸，与他这种“埋头拉车不看路”思维方式，应该是有一定关联的。
    当夜的所谓“开会”，其实是大家听戴笠唱独角戏——凡戴老板在场，别人就不要想有开口的份。轮不着你说话，老老实实听着就行了。
    讲完了国际国内形势，戴笠接着说：“我们这一次到河内来，就是为了这件事！目前，汪某仍在不断的与日本方面保持接触中。最近这两天，我虽然和此地的几个关系人碰过面，也多少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可是总觉得还不够充分。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务求发挥我们的工作效能，以不负上峰对我们的期待。”
    说到这里，戴笠顿了一下，看了陈恭澍一眼，接着说：“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不但要好好的掌握，也应该做出表现，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陈恭澍在回忆中说：“我懂，这是说给我听的。当然也是说给大家听的。话里，含有责备和告诫的意味，指的是我在平津工作的不力；最少也对我的工作成绩不大满意。另外，他要在交赋任务之前，为利便工作的进行，而在无形之中加重我们的责任感，同时也有意暗示在座的同志能同心协力，服从指挥。”
    戴笠接着说：“希望大家能体认到这件事的特殊性和严重性，这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工作，假如我们处置失当，将会惹出麻烦，甚至产生反效果；你们可要特别小心谨慎。”
    这“会”开了半天，戴笠也没有说出各所以然来，到底此行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陈恭澍依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说：
    “他（指戴笠）的话说说停停似乎是言不尽意。我和炳西、鲁翘交换过眼色，谁也不明白问题的中心究竟在什么地方。其实，只要耐心的听，他一定有个明确指示的，像这么重要的事，岂能单凭臆测。他之所以说得这么婉转，想必也是一种领导方式；要不那就是事态尚未明朗，还不便畅所欲言。”
    这时，戴笠站起来开了一瓶酒，每人倒了一杯。陈恭澍说：“想是边喝边说，好把凝结住的气氛冲淡一点，而且夜深了，也该提一提精神。这杯酒，在灯光照耀之下，黄澄澄的金光闪烁，煞是好看；端起来闻一闻，有一股怪怪的气味冲鼻子；先用舌尖舔舔，不甜不辣，实在形容不出是什么味道。这种酒从前没有喝过，我猜大概是一种很普通的水果酒吧？酒的味道既差，像这种喝法，也非常的不自然。”
    “大家勉强喝了一杯”，这时戴笠开始交代任务：“我今天上午七点半的飞机就要赶回重庆，这里的事，由××兄负责处理，我在短期之内是否能够回来，此刻还不一定，希望炳西兄和鲁翘尽心尽力的协助××兄。”

    按：“××兄”即指陈恭澍。对承担方面责任的下级，无论是说话、写信、发电，不论对方岁数大小，戴笠一律称之为“兄”，以示尊重。但对于王鲁翘这样的小字辈、或者是级别极低的下级、或者是各类特训班学员出身的，戴笠就直接叫名字了，显得亲近。

    为表谦逊，陈恭澍在回忆录的行文中，略去“恭澍“二字。
    戴笠明确指示说：“在任务方面，我现在可以决定的有两点：第一、严密监视汪某的行动；第二、要多方注意汪派份子的活动。此外，我回到重庆之后，当会随时有电报来。电台和报务人员，日内即可赶到，马上就通报。我们经常保持联络。”
    接着，戴笠又对陈恭澍说：“××兄，希望能集中全副精神主持这件工作，有关一般事务，可由炳西兄去办，无须分心；鲁翘的工作，看将来情况需要，由你来分派。我很了解实际中的困难，等我回去之后，会立即抽调得力同志，火速前来协助，一切放心好了。”
    说到这里会议结束，戴笠又叫陈恭澍到他房间里去单独谈话。陈恭澍回忆说：
    “其实，我有一肚子的话，已经憋了好几天，早就想找个机会问问他了。而且他就要离去，有必要再和他多订规几句，无论在公在私，心里也好有个准则。”
    于是陈问道：“对汪的工作，除了刚才所指示的那两点之外，是否还需要作进一步或是应变的准备？”
    陈是杀手出身，他的意思是问，对于汪精卫，必要的时候，是不是会走到“制裁”的那一步。
    陈说，当时“戴先生两眼望着我，但不作答”，于是陈又问：“是不是把天津的王文他们调来？”
    戴笠想了想，说：“发电报、候船期、办手续，耽搁太多，无法控制时间，我看不必了。等我回去之后，我会作适当的人事调排。”
    陈恭澍忍不住又问：“此地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我是否还回天津去？”
    作为一个特工来讲，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问，当晚，陈恭澍的话已经问得太多了。果然，戴笠不高兴了，他没有回答陈的问题，反而谈起另一件事：“你结婚为什么不照规定报告团体许可？”
    陈恭澍心想：“这又从何说起？事实上那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孩子都生了两个，怎么到现在还提这些？”
    想到这里，陈恭澍也生气了：“既然答非所问，索性就什么话都不说了。”
    整个军统，高级干部当中，最不怕戴笠的，除了他的六期同学乔家才，好像就属陈恭澍了，不知道是不是被戴笠“惯”的，还敢给戴老板“脸子”看。
    陈恭澍回忆说：“他也看得出我的态度不自然，于是他又展开一丝笑容，鼓励我认真工作，等到告一段落，一定会考虑今后的出处，在有所决定之前，也会征求我的意见。至此，我们又把话题引回到当前的实际工作上去。”
    戴笠拿出一张名片，交给陈恭澍说：“这几天接触到一位对我们大有帮助的人，他的地位非常特殊，我已经和他约好，指定由你亲自和他联络，不能交由第三者去找他。最主要的，是他可以提供高级情报，同时也可以供给我们行动线索。”
    陈看了看名片，问：“这就是那个人？”
    戴笠摇摇头，说：“你只要拿这张名片去找他，他一定会接见你，你和他洽商一切就行了。以后如何连系，你们自行约定就是。”
    戴笠特别提醒陈恭澍：“请你留意，他不是我们的工作同志，对他要有礼貌，也要保持分寸。”
    戴笠的意思，陈恭澍明白，“有礼貌”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说话要留神，不要泄露了机密。
    最后，戴笠再一次叮嘱陈恭澍“千万可不能轻举妄动”，随即赴机场离开河内，陪同的，依然是方炳西。
        几天之后，戴笠果然做出了“适当的人事调排”——令陈恭澍打死也想不到的是，戴笠派给他的两位助手，居然是余乐醒和岑家焯。
    余乐醒，原名余增生，湖南醴陵人，跟另一个军统高干张毅夫是同乡。
    余增生参加革命的资格很老，他是最早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那拨人之一。据李维汉回忆：“我们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乘法国邮船“宝勒加”号自沪启航。同批赴法的有一百六十二人，内有湖南青年四十二人，张昆弟、李富春、李林、贺果、余增生、任理、张增益等在内。”
    在法国，余增生学化学与机械，并积极参加早期的革命活动。1922年 6月，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在法国巴黎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旅欧少共”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旅欧团”，由中国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
    1924年 7月，“旅欧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余增生等人组成“旅欧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即旅欧支部）。根据党的规定，旅欧支部负责人即转为中共党员。
    此后，余增生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保卫，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期间，与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军医沈景辉结婚。
    北伐以后，余增生被派往第十一军第25师73团当参谋长，当时团长是黄浩声，团指导员就是同为旅法同学的陈毅。对此，陈毅曾回忆说：
    “1927年南昌起义后，8 月10日左右，周总理要我到七十三团当团指导员。那时候不叫党代表，也不叫政治委员，还是按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叫团指导员。临走时，周总理对我讲：‘这个团是我们党最早建立的一支武装，在北伐战争中有铁军之称。现在有2000多人，你要好好地去工作，不要嫌官小。’我说：‘什么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都干，只要搞武装我就干。’当时七十三团的团长是黄浩声，叶挺的老部下，共产党员。参谋长是余增生，我们是一起留法勤工俭学时的朋友。”
    从1927年到1932年的这四、五年时间，余增生的情况不详。据沈醉回忆：“一九三二年秋，余乐醒任区长时化名为金鸣三，南京特务处化名则为杨柳青。余系湖南醴陵人，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以后曾去苏联学过政治保卫工作，戴笠对他寄以很大希望。”
    在同一篇回忆中，沈醉说：“翁光辉任区长不久，因他拟将一项重要中共情报不通过戴笠直接送与蒋介石，被戴发觉扣留，撤去区长职务，改由杭州和南京特训班教官余乐醒为区长。”
    戴笠控制“浙警”并成立杭训班，都是1932年的事，可见，至迟在这个时候，余增生已经进入特务处，并改名为余乐醒。
    大家知道，沈醉即余乐醒的太太沈景辉之弟，也是在这个时候，沈醉从家乡湖南长沙出来，到上海投奔他的“革命”姐夫。沈醉后来回忆说：
    “1932年秋，他（即沈醉）在长沙文艺中学上初中，因跟高年级同学一起闹学潮，被开除出校门，社会的压力、父亲的咒骂，并未泯灭他对革命的向往。他不愿像父亲那样过寄生生活，毅然决定弃家出走，去上海投奔姐姐姐夫，想像他们一样为国家、民族做出一番事业来。”
    1932年，18岁的沈醉进入特务处，在他的姐夫、特务处上海区区长余乐醒手下，当了一名交通员。
    此后，吴乃宪继任上海区区长，余乐醒则调任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主任，因余是学工科的，有“专业背景”。同时依旧从事他的老本行——培训，并成为特务处的“训练专家”。
    “八一三”开战以后，戴笠令余乐醒为青训班副主任。不久，沪战失利，戴笠在湖南临澧筹办特训班，以余乐醒为副主任。
    1938年 3月，临澧特训班开班，其时，沈醉已经成为军统的骨干，也在这个班当教官。他说：“班主任是由戴笠兼任。副主任一职，在开始和结束时是由余乐醒担任，其中有一个短时期由总队长陶一珊担任。约在五六月间，陶被任命为总队长。到临澧不久，戴对余乐醒很不放心，曾电令将副主任一职由陶替代，而叫余专任教务处长。这项变动曾引起大部分教职员和许多学生的不满，不到一个月，戴又电令陶免代副主任，仍由余专任副主任，并以总教官谢力公兼任教务处长，好让余安心工作。
    1938年秋天，戴笠首次到临训班“视察”，余乐醒觉得这是件大事，预先做了十分充足的准备，功夫用得到了家，孰料费力不讨好。沈醉回忆说：
    “副主任余乐醒得到戴要来的消息，为了讨好他，也想让学生们知道一点主任的威风，便在他要来到的当天上午，派出两个中队的学生去担任警戒，在一座小小的临澧县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当戴的汽车驶到县城附近时，余乐醒早率领全体教职员和部分学生在道旁恭候多时，在一声立正号音发出后，接着是几处同时传出了立正号音，使整个县城都进入了紧张的气氛中。站在交通要口的武装学生，也立刻执行了断绝交通的任务。”
    沈醉说：“戴笠本来是听了一大堆不满意余乐醒的小报告而来的，早就有气，一看到全城戒严来欢迎他，更是火上加油，在路上便发作起来。他厉声责问余乐醒，这样警戒森严是为什么？他说，他又不是过去的军阀，如果让蒋介石知道了他这么摆威风，那还得了。他一路发脾气一直发到班里，使得没有见过他的人都害怕异常，感到主任的威风的确不小。”
    戴笠的性格，属于那种“跳跃型思维”，素以喜怒无常而著称，高兴起来什么都行，一不高兴准有人要倒霉，任何人也跟不上他的思路。况且，此次临澧之行，戴本就是抱着“找碴儿”的目的来的，余乐醒正好“触霉头”。
    还有一重，戴笠其人，确实不太讲究个人的排场，这一点，许多人都提到过，因戴是搞秘密工作的，讲究行踪隐秘。余乐醒大张旗鼓地搞“欢迎”仪式，正好马屁拍在马蹄上。
    次日，戴笠接着大发脾气，沈醉说：“第二天上午，戴笠第一次主持班务会议时，从开始到收场都是在骂人，从副主任到事务员都给他骂到了。”
    临训班学员刘源深回忆说：“余先生在训练班，以身作则，私生活十分严肃，人前背后，绝对不抽烟。可是有一次我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曾亲眼看见他抽烟，当时诧为奇事。同学们平日很少见他笑，偶然发起骡子脾气来也不得了。他学问湛深，无论教学、管理都非常认真，所以学生崇拜他，队职官敬畏他。”
    戴笠之所以对余大发肝火，问题就出现在“学生崇拜他，队职官敬畏他”。沈醉后来分析说：“当时他（指戴笠）最为不满的，是他一直没有时间去到班里向学生讲话，弄得学生心目中只有副主任而没有他。余乐醒对特务工作懂得很多，重要的课程如特工常识、化装、毒物、化学通讯等，都是由他主讲。此外，他经常向学生作精神讲话，生活上又与学生能打成一片，几个月功夫，学生对他非常喜爱。一些特务很眼红，便不断向戴笠去报告，说余的野心很大。”
    此后不久，戴笠一度撤掉余乐醒的职务，以陶一珊接替，“结果不到一个月弄得人心惶惶，依然只好叫余来主持。”

        按：军统的教官当中，有两个人特别得到学生的爱戴，一个就是余乐醒，另一个是“十人团”之一的徐亮。    徐曾长期替戴笠主持“息训班”，由于关心爱护学生如慈母，大家都称他为“妈妈”。

    1938年底，戴笠再次到临训班视察。沈醉说：
    “他这次去到临澧，除了主持临训班的毕业典礼外，同时由于战事关系，湘西已非安全之所，决定要把这个班迁往黔阳县继续办下去，并且还要将副主任余乐醒撤换，所以要在百忙中抽空前往。……戴笠在这次的班务会上，却不像上次一样发脾气骂人，而是肯定这次试验性的大规模训练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慰劳，对学生表示满意。当他快离开时才正式宣布迁黔阳后人事方面要改组，副主任一职决定由军事教官吴琅继任。”
    这样，短短的半年多时间，余乐醒第二次被撤掉职务。不过，这次并不是因为他犯了错误，而是要派他去河内，襄助陈恭澍。
    对于余乐醒，陈恭澍并不生疏。沈醉回忆说余乐醒曾当过“杭州和南京特训班教官”，这里所说的“南京特训班”，即洪公祠特训班，也就是说，余乐醒是陈恭澍的老师。
    陈曾回忆说，他在洪公祠的时候，学过“切卡的工作”，这门课，想必就是由余乐醒教的了。
    陈恭澍说：“余先生高高瘦瘦，两目如灯，年纪不大，头发却白了不少。一枝香烟常常在手，是一个喜欢动脑筋的人。只因他思虑太多，心胸也显得不够开阔，可是他那份敬业精神，却是很少有人及得上的。”
    对自己昔日的这位教官，陈恭澍还是很佩服的，他说：“照笔者对余先生的体察，他应该是一位有相当成就的人物，才算公道。”
    余乐醒来了以后，戴笠曾来电告陈恭澍：“指定他（指余乐醒）参赞机要与技术指导，用一句易于了解的话作说明，他将是我们这个临时派遣的工作单位中的‘参谋长’；同时也是‘技术顾问’。”
    另一位助手岑家焯，我们前面说过的，曾“护送”王鲁翘前往广西刺杀王亚樵，大家应该还记得。
    岑家焯，1901年生，海南文昌人，军校三期步科毕业。
    岑家焯从军校毕业以后，曾在五期入伍生队当学员分队长。因他与郑介民是同乡，遂受郑援引进入特务处。
    对于岑家焯，陈恭澍同样十分熟悉，因为，岑也是洪公祠的“故人”。陈恭澍说：“当笔者还在南京‘特务警员训练班’第一期受训时，他便是该班教育组的副主管了，主管教育组的是郑介民先生。”
    在洪公祠的时候，陈恭澍是第一期学员的班长，因此，戴笠私下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
    “临开训的前几天，戴雨农先生嘱咐我，必须切切实实地做到一件事：那就是在受训期间的头三个月，必须把每一个同学的思想、言论和一切该当注意的有关事项，写成记录，秘密地提供给他参考，而且不能被其他同学知道。当时约定，他会指派和我相识的副官贾金南，每星期一、三、五前来收取一次。”
    陈说，当时戴笠还特别叮嘱：“万一班上发生紧要事故，可以到教务组联络郑介民或岑家焯两同志，立刻打电话给我。”
    这样说起来，还在受训期间，戴笠就已经开始给陈恭澍“吃小灶”了。
    这段“地下工作”的培训，遇到了很多困难，把陈恭澍折腾得不善。
    第一个困难，是我们所意想不到的——没有纸，打“小报告”总得有纸吧？
    陈恭澍后来回忆说：“因为班里发给我们的笔记簿，原就不够用，每一本上扯下一两页，还显不出来，扯多几张万一被发觉了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除了取材于笔记簿之外，可真不容易找到足以应用的空白纸张。后来还是报告了戴先生，由来人贾金南带进两本航空信纸才算解决。这虽是小事一端，可见无论什么事设想不周总是不成。”
    第二个困难是没有时间。陈恭澍说：
    “我们的生活作息，原就排得紧紧的，其间很少有空隙。我又是班长，每天还要填写很多例报的表格，想再抽出点时间写东西，实在大非易事。不知动了多少脑筋，也只能偷偷摸摸、零零碎碎的写一点算一点了。试想，除我之外，全班二十九人，依照戴先生提示的项目，就是简明扼要地写，每一个人少则三两百字，多则六七百字，平均计算全部加起来，总在一万五千字上下，何况这又不是做文章，可以任意发挥一番，就能交卷的。对于写这种报告，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敢稍存半点私心。因为我深切地理解到：一字褒贬，就足以影响到某人的远大前程，所以应当落笔谨慎，冀求能以一秉公正。做一个学员，平日的功课已经相当吃重，当上班长，又比一般同学多了不少负担，再要写这份调查报告，那更是疲于奔命了。可是为了对在训同学有个充分的了解，势必还要和每一个同学多接近，求得好感，而且不露痕迹，这实在是太不简单了。就这样，三个月下来，把我折腾得半死，如果不是年轻气盛，求好心切，恐怕真顶不住。”
    第三个困难，陈恭澍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学生队长李士珍的怀疑，进而对他进行监视。
    陈恭澍回忆说：“因为我常常一个人，在应该休息的时候，不回到寝室去休息，反而留在教室里埋头写东西，可是又不像是整理笔记或做功课，所以引起了李队长的注意，他虽然没有正面质询过我，可是一直盯着我不放松。这么一来，我可没有办法了。后来还是写了一张小纸条，据实报告了戴先生，这才解除了对我的监视。”
    对此，陈恭澍说：“像这种情况，用情报工作的观点来说，就算是暴露了身份。”
    不过，陈恭澍的这三个月“地下工作”实在是没有白干，否则，绝不可能一毕业就到北平去当站长。
    用现在的话来说，岑家焯相当于洪公祠的“教务处”副处长，同样算是陈恭澍的老师。陈称他为“学长”，并评价他为：“沉默、稳重，有指挥才能”。
    岑、余二人，都比陈大十来岁，又是陈的师长，但是，在此后的“河内刺汪”行动中，无论是岑家焯、还是余乐醒，都没有看到他们发挥什么大的作用。余乐醒倒是提了些建议，陈也不感冒，并讽刺为“软性行动”。
    有一点，陈恭澍像极了他的恩师戴笠，即唯我独尊。
    从洪公祠一出来，陈恭澍就是独当一面，因此发号施令惯了，不管手下有几个人，总之我一个人说了算，让你干嘛就干嘛，不习惯征求别人意见，也没有与人合作的意识。
    这种人迟早要摔大跟头。
    许多年以后，陈恭澍略带歉意地说：“岑家焯学长是由重要岗位上调派而来，他的职责上级并没有明确指示，依情度理，很可能是襄赞一切工作的。只因笔者当时年轻气浮，世故不深，还参不透其中的妙用，虽然事事就教这位老大哥，那是不切实际的，应该分一部份权责给他，才是正理，可是当时我还不懂得这么做。可见无论干什么，都必须要有一定的尺度才好。”
    为防止被人一网打尽，余乐醒、岑家焯没有同陈恭澍住在一处，由方炳西为他俩另外赁了一所房子。
    到目前为止，“河内工作组”已经有五个人了，其中包括一个关键人物，这个人，不是陈恭澍，也不是未来可能发生的“制裁”的执行者王鲁翘。
    而是——方炳西。
    另外还有两个关键人物，我们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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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5-5 11:20

51、附：汪精卫在河内

    到达河内以后最初的一段时间，汪精卫等人住在河内郊区的一个别墅里，这个地方，今井武夫称之为：“河内西北八十公里避暑地三岛的旅馆”。
    陶希圣则说：“汪夫妇在河内寄居朱培德夫人的寓所。其他诸人寄寓都城饭店。旋皆转往河内附近的山中，名为‘丹岛力’的避暑地。当地旅舍颇多，但此刻是冬季，除此一班人之外，别无旅客。”
    汪精卫后来回忆说：“在河内，只有我夫妇，曾仲鸣，与二三秘书。我们在那个时候，绝无护身的武器。我们并未为危险所包围，因此，不能要求越南当局保护；而且，一受了保护，与同志的连络上，颇不方便，所以，越南当局虽则提出保护，但我们拒绝了。但是现在河内的市内是危险的，所以迁居市外山上叫作“唐泰乌”的避暑地的旅馆中。是冬天，所以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别的人。”
    汪精卫把自己的“和平运动”比之于“武昌首义”，因此，一到河内，他就做出规定，以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等八人为“首义分子”，并以这八人为主，成立了一个临时的“领导班子”，也可以说是几个办事组，颇有踌躇满志、大干一场的意思。罗君强说：
    “汪精卫本身是一个大党棍子，到了河内之后，他就开始搞起组织来了。首先成立了政治、军事和财务三个委员会。政委会、军委会均由汪自任主委，财委会则由周佛海任主委。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皆是政委会委员，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同时又是军委会委员。周佛海还兼了政委会、军委会秘书长，三个委员会都抓在他手里。”
    然而，自“艳电”发表以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接连受到挫折，拂逆之事接踵而至。令汪极为郁闷。陶希圣回忆说：“汪的心神不定，日夜沉思，忽一日跌在地板上，将一腿跌伤。”
    挫折之一：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被开除，全部职务被撤销，不仅丢掉了护身符，同时也失去了赖以“领袖群伦”的身份依托，被全国上下一致痛斥为汉奸。“和平运动”的第一炮不但没有打响，反而搞得灰头土脸。
    汪精卫后来回忆说：“元旦晚上，我得到情报，知道重庆方面在策划剥夺我和同志的国民党籍。对于这个情况我与曾仲鸣俱颇黯然，这一晚，大家都沉思了一晚。”
    挫折之二：随汪“出走“的人当中，意见发生了分歧。陶希圣说：“此刻有一基本观点，在随汪出走之诸人的中间，颇有歧异。一部分得知近卫声明的要点以后，主张汪精卫游欧，不应该进入日军占领地区组织政府；反之，另一部分力主到上海去，进行谈判，两种意见折中的结果，汪夫妇留在河内，其余诸人转往香港，暂为观望。”
    这样，八位“首义分子”中，梅思平、高宗武、林柏生原本就在香港；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三人于1938年12月28日亦转往香港；陈璧君则经常往返于香港、河内两地；常驻河内陪伴汪精卫的，只有曾仲鸣一个人。
    挫折之三：就在汪精卫的“艳电”发出还不到一个星期，即1939年 1月 4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居然下台了，结结实实地把汪精卫给“闪”了一道，真是够“坑”人的。
    近卫文磨的下台，与日本军方的压力有很大关系。大家会注意到，“近卫第三次声明”的说法，与“重光堂密约”相比，少了一个重要内容，即没有明确日本从中国撤军的时间。这样，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就失去了存在的最后一丝“合理性”，成了无本之木，无怪乎会挨骂。
    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个与“重光堂密约”的立场相去甚远的“声明”，在当时也引起了日方朝野、特别是军方的不满。今井武夫后来说：“在战后的今天，如把这个第三次近卫声明通读一遍的话，就不免有单方面的和高压的感觉，但在发表的当时，却有不少人责难为软弱的外交，这种时代的变迁，真足以使人反省。”
    据犬养健回忆，在陆军、海军和外务等三个省为近卫起草“第三次声明”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当时参与其事的影佐祯昭曾悄悄给他打电话说：
    “最近新调参谋本部来的要员留永少将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日期，因此，内部意见尚未统一。留永少将曾说过，即使前任已签字同意了，我也不受拘束，无论如何，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这样的有损威严的事来，这样傲，太对不住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在我任职期间是决不能答应的。”
    对此，近卫文磨也感到很无奈，他在焦急的等待中对犬养健说：“再等会儿吧。大体上可以说，这种纷争不统一的情移已是陆军中常发生的。但如果今夜不统一，新闻记者都等在那里，丢人的是参谋本部。这样一来，留永首先要负责。但他不想负这个责，是吧? 如果相互稍为谅解一下，事就好办了。”
    当晚，就在近卫文磨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其“第三次声明”的同时，犬养健也在仔细地斟酌这份材料。他后来回忆说：
    “我一个人留下来，读完了近卫声明的全文。的确，写得不太好。最明显的，就是把前面所述的‘随着治安的恢复，日军将在两年之内撤兵’这一重要条款删掉了。而相当于日本撤兵的交换条件的在内蒙进行防共驻屯的条款，则做了进一步的强调，这样一来，更显得尴尬。”  
    犬养健还说：“确实，所谓不要求领土啦，不要求赔款啦，此外，归还外国租界以及撤除治外法权等等，如果按重光堂会议精神发表，确实会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可是，这最为紧要的撤兵约定，竟忘得一干二净，实在让人担心汪精卫和平运动会走上歧途。我失望了。”
    更令犬养健“失望”的事情还在后面——1939年 1月 4日，近卫文磨内阁总辞职。
    当广播中传出这个消息的时候，犬养健与影佐祯昭正住在台北市郊外的草山温泉旅店，打算经由此地到广东，进一步与汪精卫等一伙取得联系。
    当时，影佐很生气地说：“近卫竟也奇怪地干出这种事来啦。他把汪先生这样的中国元老拉到河内，而他却立即辞职，这简直没有一点儿国际信义啦。”
    犬养说：“陆军现在处于统帅一切的特权地位，对于战争的进展情况甚至连总理大臣也不告诉。这样下去，整个日本没有人能胜任总理的职务。”
    影佐鄙视地说：“恐怕象近卫这样软弱的人，经历这些波折，便想逃脱了吧? ”
        许多年以后，近卫文磨在回忆录中，不无“歉意”地说：“近卫声明发表后，汪兆铭逃出重庆，当时余等认为，由于此宽大方针之发表，不久重庆方面必定有人前来，然认为继汪之后亦应参加之何应钦诸氏，至终竟无一人到来，此为余等观察之错误。同时，汪兆铭来后，当时军部对余之声明，已无履行之诚意。反竟利用此项声明，作为瓦解重庆之工具，结果‘汪政府’之和平运动成为卖国运动，终乏成效。”
    挫折之四：“和平运动”无人响应，原来设想的那种汪精卫登高一呼，则“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的场面没有发生，本寄予厚望的龙云，只是在汪路过昆明的时候说了许多漂亮话，等汪一走就不是他了。
    许多年之后，陈纪滢访问了当年曾负责接待汪精卫的昆明市市长裴存藩。陈纪滢，1908年生，河北安国人。
陈纪滢是名作家，抗战时期曾在《大公报》主编《战线》副刊。去台以后，陈曾以《抗战时期的〈大公报〉》为题，记载了许多当年的情形，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陈纪滢首先介绍了裴存藩当年的情况，陈说：“他（指裴存藩）是黄埔第三期学生，毕业后，即奉命回滇负责党务。龙云取得政权后，因他是昭通人，与龙同乡，所以一直被引为心腹。曾先后当过政治部主任及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抗战发生后，除许多头衔外，他主要职务是昆明市长。因此招待汪兆铭的责任就落在他的身上。”
    陈纪滢引述裴存藩的话说：“有人以汪出走前曾派陈璧君秘密到昆明拉拢龙云之说，他（指裴存藩）无法证实；但那时周佛海却以代理中央宣传部长的名义，正在昆明各学校发表演讲。汪于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抵达昆明的上午，周佛海忽自空军单位演讲完毕，到省府，说：‘汪先生要来昆明了！’于是龙云一面下令文武官员准备到机场去欢迎，一面叫他负责招待，并令警务处长李希尧准备迎汪下榻在他的公馆。因为李的官舍在昆明是相当讲究的，另外保护方面也比较容易。于是几十位党政军领袖以及士绅等齐集机场去迎接汪、陈璧君与曾仲鸣，另外一位大概就是陈国琦吧。汪下了飞机，经周佛海把欢迎他的人一一介绍于他。大家一直把他们送到李希尧公馆才相率离去，只留下龙和汪密谈。”
    第二天，龙云曾对裴存藩谈起前一晚与汪精卫的谈话：“汪对抗战前途非常悲观，德国军事代表团长也曾对他表示过这种见解。他曾多次跟委员长提出和平建议，都没有得到考虑的机会。所以他认为非离开重庆不能公开他的主张，因此他才到云南来。他希望去国外，或者到大理去休养。”
    龙云还说，汪曾经叫他向中央要 200万银元，“以便到国外化用”，但这笔钱究竟要没要，裴存藩就不记清楚了。
    陈纪滢说：“第二天，汪等整天游览昆明附近风景区，包括黑龙潭等地。第三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日，汪龙又有会议，会议内容，裴委员说，他也不详细。那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汪等一行搭滇越铁路去河内，文武官员仍到车站送行。”
    最后，裴存藩补充说：“我记得云南方面并没有对汪有任何赠礼，如程仪一类。”汪精卫一离昆明，龙云即派裴存藩到重庆去向蒋介石汇报，“解释云南方面接待他的经过”。
    裴存藩说，当时他代表龙云主要谈了两点：
    第一，关于“高调”接待汪精卫的原因：“云南方面完全因汪系副总裁，以党内副领袖之地位招待他；而周佛海又以中宣部代部长之职在昆明替汪布置。所以云南接待汪，仍是尊重中央之意。”
    第二，“云南一切听命中央”。为表诚意，龙云还送给蒋介石一件礼物，是一只镶着象牙的犀牛尾，上边刻着“扫荡妖氛”，上款题“委座赐存”，下款题“职龙云敬献”。
    裴存藩说：“委座当时对于龙云的处境，也深为谅解。”
    在与陈纪滢的谈话中，裴存藩还代龙云解释说：“我们边疆人，素来崇拜英雄，龙云个性尤其如此。外边推测汪当时曾鼓蛊龙云反中央及通电赞成汪的和平主张之说，至少那时我还不能证明。”
    汪到河内之后，龙云曾给蒋介石写信，劝他对汪的行动不要过于担心：“汪之议论，对外虽属奇闻，受敌愚弄，对内仍毫无影响。”
    相比于龙云，另一位与汪关系更深的、也是汪曾寄予厚望的张发奎，就做得更绝。1 月 5日，张发奎、余汉谋等发出“微电”，明确表示，汪精卫的行为“危害党国”，“请通缉归案明正典刑”。
    同日，李宗仁、白崇禧亦电请中央，要求通缉汪精卫。
    对此，今井武夫说：“日本方面所预先拟定的汪的和平运动的参加者何应钦、陈济棠、龙云、何键、张发奎、陈素农等军政界要人，接到汪派通知以后，不仅没有任何发动的迹象，而且就连一向视为汪派的彭学沛、张道藩、甘乃光、王世杰等也不敢赞同汪的主张。这时，汪本人不能不感觉到他估计错误了。”
    挫折之五，汪派得力干将林柏生在香港遇刺。汪精卫离开重庆之后，自然不便在河内发表什么言论，因此，香港就成为其“和平运动”的“新闻中心”。金雄白说：  
    “当汪氏还留驻在河内的期内，香港成为汪系活动的最早发祥地。周佛海等也已先后由越来港，陈璧君则不时往返于港越之间。那时陈璧君是住在九龙汉口道二十六号叁楼。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等则合住在九龙约道五号。汪系在港的原有机构，一是创刊于民国十八年由林柏生主持的南华日报（社址在香港荷李活道四十九号）；一是华人行六楼六号Ａ的蔚蓝书局，本是国民政府战时研究国际情势的机关，亦以林柏生为主任，梅思平、樊仲云、胡兰成等为干事，李圣五、朱仆等为研究员。其性质也就等于汉口时代由周佛海、陶希圣主持的艺文研究社，而且林柏生、梅思平两人当时还是驻港的中宣部特派员。所以汪的艳电发表，港方就由林梅两人具名负责分送，几乎所有的港报都一律全文照登。”
    这其中，最重要的“阵地”，自然就是林柏生主持的《南华日报》，因此，相比于前一阶段“和平运动”的三个火枪手来说，这个阶段，最活跃的人，变成了林柏生。汪精卫的“艳电”之所以发表，除了周佛海的坚持以外，与林柏生的强硬态度，也有很大关系。
    据陈春圃回忆，当遵照汪的指示，拿着准备发表的电文去给顾孟余看的时候，顾一方面坚决反对，同时表示马上要给汪精卫发电，劝阻此事。
  
    按：据陈纪滢说，顾孟余给汪精卫的电报上，只有一个字：“丑”，从此顾与汪“割袍断义”。

    当晚，陈公博又去找周佛海，谈起顾孟余的态度，周佛海听了，登时一脑门子邪火往上拱，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因为顾孟余一人的反对就不依期发表，那就散伙好了。我没有什么关系，我马上可以回重庆见蒋先生认错请罪，料想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周佛海越说越生气：“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商量的！干就于，不干就拉倒！顾孟余不过是一个部长，我难道就没有当过部长吗？怎么可以由他一个人反对就推翻一切，连电报也压住不发呢？”、
    陈公博又去商之于林柏生，林听了说：“我不管顾孟余说什么，由你交给我的汪先生信等于是他的命令，他命令我二十九日发表我只知道遵办。如果要改期除非有他的命令。”
        次日，陈公博与陈春圃谈起此事，说：“我现在就写信给孟余，不再和他见面了。见面反难说话，告诉他问题在于时间太紧，现在无法来得及于二十九日以前收到河内复电，那么，电报往返磋商就谈不上。因为柏生坚持非依汪先生命令之日子发表不可，既然他明自表示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这等于无商量余地，只好让电报如期发出。”
    “艳电”发出之后，奉汪精卫之命，《南华日报》迅即“跟进”，发表了许多附和的言论。
    1938年12月31日，《南华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汪先生之重要建议》的社论，声称“汪先生爱护国家民族之苦心，亦既与天下共见”，并鼓吹说：
    “以汪先生辅佐总理领导革命数十年在党国之历史与地位，对于中国与世界之全般局势，早已洞悉无遗。今兹本其对于国家民族所遭遇极度危难之真知灼见，贡献中央，以供采择，又复几经熟虑，然后提出。别人所顾虑之一切，汪先生宁有不顾虑及之之理? 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汪先生对党对国，可谓尽其责任之所当尽；今复以此电公开于国人之前，亦以事关国家民族之生死存亡。欲使全国人皆有共商国是之机会，并使无意识之纷纭揣测得以消灭于无形耳。”等等。
    对此，金雄白说：“汪方在宣传上，也以香港为根据地，展开活动，所有有关汪氏之主张，完全由南华日报为大本营，同国内外发表。南华日报林柏生为社长，颜加保为经理。在这一个短时期中，社论则由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轮流负责。”
    由于林柏生的行为太过“打眼”，遂进入了被“制裁”的行列。汪精卫在“河内的正月”中说：“我们打算，把一个正月，在静寂的山上的旅馆中，翻译书籍，耽于过去的回忆及思索来度过去。但是，一月十七日，发生了同志之一的林柏生，在香港为暴徒袭击受重伤的事件，空气紧张了起来。”
    很奇怪，没有任何一个军统干部，在后来谈到过“制裁”林柏生的详细情况。对此，金雄白了解一些，他后来回忆说：
    “因为一切对外是由林柏生出面，于是在汪河内被刺前后，林柏生在香港也遭到了袭击。一九叁九年叁月的某一日，刚好陈璧君邀请周、梅、陶、林等中午在其寓所午饭，而本港警察局的政治部，也约了林柏生于下午四时谈话。林于汪宅午饭后迳赴政治部，谈话完毕，因梅思平、陈春圃、颜加保等约在告罗士打饮茶，当他步行经过现在的历山大厦门前时，忽然有两个大汉以铁锤从后向林氏头部猛击，林受伤倒地，而暴徒仍继续向其额部面部痛打，林已奄奄一息，幸而有两个外国水手经过，当场将一名叫陈林的凶手擒获，另一名则被乘间逃逸。林经警察送往玛丽医院留医达一月有馀，始逐渐痊可。陈林则被判处了十五年徒刑。”
    这里，金雄白的回忆有些误差，林柏生被刺，是1939年 1月17日的事情，汪精卫说的时间是准确的。罗君强回忆说：
    “林柏生主持的香港《南华日报》自发表汪精卫的《艳电》之后，汉奸色彩日浓。戴笠亲赴香港，决定以陈璧君、林柏生等为狙击对象，给汪精卫汉奸集团以警告。当时英国统治者对香港华人带枪限制极严，军统有人无枪，同时考虑到枪声大，容易引起注意，而使打手不易逃掉，因此决定用斧头，在闹市中砍杀林柏生。林当时尚无自备汽车，1939年 1月17日，在他漫步皇后大道时，突然被人用斧头在头上砍了两下。林立即倒地，凶手亦终被获。幸亏林柏生头上带着软质薄绒帽，伤口不深，不久治愈。大家说，林以后在汪伪公馆派中之大出风头，压倒了褚民谊、陈春圃等人，颇得力于头上这两块伤疤。传说刺林凶手被逮后，在香港监牢里被由军统收买的流氓，作为私人斗殴把他打死了。确否未能证实。”
    l940年12月 8日，即汪记南京伪府成立以后，林柏生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中，曾谈起此事，后以《林柏生先生香港遇险记》为题发表。
    林柏生说：“我到香港，第一件工作，是着手考虑准备发表汪先生在河内的第一次声明(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艳电 )。当时，我和梅思平是由重庆政府派到香港去的中央宣传部特派员，所以堂堂皇皇地，由重庆出发，公然到香港去。因此，是没有‘重庆脱出’的秘话的。”
    “以重庆特派员的资格，发表汪先生所领导的和平论的‘和平通电“，他们的惊愕是不足为怪的。电报在报纸上发表以后，马上便接得宣传部长叶楚伧和蒋先生的秘书陈布雷的密电，询问‘周佛海现在在哪里了’。重庆为什么要这样问，是很容易明白的。”
    “后来，即去年一月八日、九日间，重庆的暗杀，开始向我们转念头了，特务工作队的首领、戴笠氏也在香港出现了，戴笠这一个名字，想来大家是晓得的。”
    后面的细节，与金雄白说得比较靠拢了：“十六日晨，香港警察厅的政治部长通知我们——我和国际研究室的梅思平和现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一一去问话。当时，我们的同志是做着《南华日报》和国际研究室二件工作的，无论如何不能不到警察厅去看一看。”
    林柏生回忆当天遇刺的情形时说：“十七日午后三时，我一个人便出去和政治部长会面了。”
    当时“政治部长”说：“我们得到的证据，因为想暗杀你，而另外一个不幸的人却被打死了。”
    林柏生回忆说，在谈话中，对方“亲切地要我注意不要出事情，然后又用暗示的口吻，而其实是要弹压我们的运动的”，并问林柏生：“汪精卫现在在哪里呢”、“和平运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等等。
    最后，对方“用非常郑重的态度”说：“当心暗杀团，不能不讲求一点御防的方法的。要是写封信到警察厅来，可以准你们携带自卫的手枪。”
    林柏生回忆说：“谈完以后，我和政治部长辞别了。在归途中，我果然被袭击，被二尺多长的铁棒从头上击倒了，幸而我的骨头非常坚牢，不然连命都没有了。”
    林柏生说：“在入院期间，我秘密地找到隐藏的住所，出院后便潜伏着，而且化装到上海，那时化装改名逃出来是并不很难的。后来却不同了，我又回到香港，由香港到广东，再回到香港来，那个时候，我是以广东为中心，准备着在上海召集的六全大会的工作。在我的周围，随处都存在着可能被射击的状态。”
    林柏生挨的这两斧头（抑或是两铁棒），对于汪精卫而言，当然是个信号，警告他不要胡来，不要再有进一步的举动。此前，尽管汪精卫的党籍被开除、全部职务被撤销，但从“党国”方面，并没有把事情做得太绝，也是担心“压迫”过甚，万一汪不顾一切，再弄出什么更露骨的事情，则于抗日的大局极为不利。因此，蒋介石还特意关照一些重要新闻媒介，不要对汪进行过分的攻击，稍微留点余地。
    事实上，此时的汪精卫亦处于进退失据的两难境地，因此颇为“消停”，用汪精卫自己的话说：“才脱离重庆的我们，便反对重庆，于情有所不忍。一方面，在当时，日本方面的意见，我们也不明白。近卫声明是原则，日本方面，在具体上将如何，完全不明了。于是，我们决定，暂守沉默，静观事态。”
    汪的这句话，前一句是真是假，我们无从辨别，后面一句话：“日本方面的意见，我们也不明白”，倒是实话。
    前面说了，近卫的“第三次声明”，已经部分地推翻了“重光堂密约”，现在连近卫都下台了，继任的平沼骐一郎是个什么态度，汪精卫也不清楚，再加上林柏生遇刺，这个时候，确实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只能静观待变。
    在这期间，汪精卫家里倒是办了一件“喜事”——为他的长女汪文惺操办婚礼。对此，陈春圃说：“但记得《艳电》发表之后不久，汪夫妇即在河内忙着为长女文惺与何文杰结婚并在香港各报大登其启事，此举人们认为是示人以好整以暇的镇定，但不难想到是冲淡众叛亲离的苦恼所排遣的文章。”
    就在这样的无可如何中，汪精卫度过了“河内的正月”，相信这是他一生中，最凄凉的一个正月了，比28年前，在清廷法部监狱里的那个正月更难熬。
    用汪精卫自己的话说：“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其实，在这一个月当中，“中央”与河内的汪精卫之间，并不乏沟通的“管道”。
    1938年12月25日，时任国民政府驻国联首席代表、驻英国公使的郭泰祺就收到汪精卫的信，称：“日方所提尚非亡国条件，应据以交涉，……，拟向中央以去就力争，故暂离渝。”等等。
    同时，汪精卫身边的三员大将——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也都没闲着。
    据陈公博回忆，还在他刚刚到达河内的时候，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托张岳军和朱骝先两先生转呈，中间略述我的主张，并盼党能对汪先生宽大，使我得尽最后的努力。”
    12月26日，周佛海给蒋介石和自己原来的上司陈布雷各写了一封信，“说明此行目的”，周在日记中还说：“固知决不致得其谅解，但尽心而已。”
    12月28日，即周佛海赴香港准备发出“艳电”的前一天。周再次给陈果夫和陈布雷写信，“述此行绝无反蒋意义，全在主张和平。”
    12月31日，陶希圣又给他的老朋友、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的胡适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长，对于他们的“心迹”阐述得也比较充分，其核心是强调一点，即他们只反对蒋的政策，但并非反对蒋介石个人。
    比如，其中说：“蒋先生十二月八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于日本的和议，不加思索的拒绝。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困难，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更都成了罪状。眼见国家沦陷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下定决心去国。没有带出一个多的人，只有公博、佛海及希。我们不想作积极的打算。”
    谈到他们的做法，陶说：“我们第一，想从旁打开日本与中国谈判的路，战与蒋战，和与蒋和，再向蒋公建言力劝其乘时谈判。如果做不到，我们便退隐不问政事。我们一样的爱护蒋先生，支持战局。我们不同的只是认定再打下去，只有更加沦亡，更加无望，应当及时谋战争的结束。”
    最后，陶希圣说：“汪在过去与蒋先生分手，便立在反对的地位。这一次，没有反对的余地可以站立，所以汪的态度，是建议被拒，即便退休，断乎没有再作反蒋的可能与意志。这是我们要先生知道的。更要先生知道的是中国确实没有法子打了。说‘打’只不过把军队向日本军队到不了的僻地‘拖’，向荒僻的处所‘缩’( ‘拖’与‘缩’是张岳军的话 )。我们的意见是既不能打，就只有和。一般的意见，不能打乃是真打，败即是胜。我们是很痛心这样的诡辩的。”
    另据陶希圣回忆，在由河内到香港的路上，他还让自己的学生武仙卿考察“北平沦陷后的情况”，并特地让他拜访昔日的老友、留在北平的周作人，其时，正是周作人被“抗团”行刺，并侥幸逃脱的前后。后来，周给陶希圣带话说：
    “日本少壮军人跋扈而狭隘善变。一个宇垣一成大将，被他们抬高到九天之上，又被他们压制到九天之下。他们对本国的军事首长尚且如此，对于外国的政客如何，可想而知。”
    周作人不愧是留日的，对日本人看得很透。但是很可惜，看日本人看到了骨子里的周作人，还是在不久后落水了。

    按：武仙卿也是学者，曾与陶希圣合著《南北朝经济史》，与陶及陶的另一个学生何兹全都是“食货”派的代表人物。

    汪精卫自己，也在1939年 1月 4日，即近卫下台的当天，给行政院长孔祥熙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上是这样说的：
    庸之先生勋鉴：
    漾日赐电，因辗转周折，直到今晨始获拜读，稽答为歉。弟此行目的，其详艳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来书谓‘此时国际情势，爱恶益为明显’，诚然诚然，然此等爱恶，仅能因势利导，使和平谈判有利于我，不能以为各国必出于参战，此吾兄所洞悉者。然则于相当条件之下，以谋和平，当亦公忠谋国如兄者所不以为河汉也。谨覆，并颂勋安！
    汪兆铭  谨启　一月四日

    按：在电报代日韵目表中，“漾”代“23日”，也就是说，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的翌日，孔祥熙就给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当然是蒋介石授意的，信中提醒汪精卫要看到“此时国际情势，爱恶益为明显”，不要做出糊涂事，但汪看到这封信时，已经是十多天之后，大错已经铸成。

    另外，早在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的时候，汪、孔之间，就曾针对时局发生过一场争论。此事是汪精卫亲口对陈春圃说的。陈春圃回忆说：
    “淞沪停战协定及何梅协定都是他（指汪精卫）当蒋帮行政院长时签订的，他历来以为他之签订那些协定是他负责的表现，并以借此可以苟安一时为满足；而且我也听见他自述如何责备孔祥熙不敢负责接受德大使陶德曼居中调停所提的媾和条件。”
    当时，汪精卫对孔祥熙说：“假如我是你（其时孔是行政院长），我一定签字，反正最高国防会议各人都同意了，你一定要问‘蒋先生’，他负军事责任的，他不好表示，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的。”
    前面说过，在汪精卫，一直有一个“敢负责任”的思想，这番话，自然是觉得孔祥熙“不负责任”，只想着爱惜羽毛。
    孔祥熙回答得也很有意思，他说：“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
    在这里，孔祥熙是借汪精卫1935年11月 1日在中央党部遇刺的旧事，来回敬汪精卫：“你愿意做汉奸，那是你的事，我是不做的。”
    正是因为汪、孔二人之间曾有过这样一番“过节”，所以汪在回信中委婉地说：“然则于相当条件之下，以谋和平，当亦公忠谋国如兄者所不以为河汉也。”，意思是说，既然都是为了“谋和平”，那么你我所做的事情，没有本质区别，都属于“公忠谋国”。
    眼看着汪精卫越走越远，蒋介石觉得，此时有必要派个人，当面给汪精卫带个话了。
    此前，蒋介石做了一些组织调整。1 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推蒋介石任国民参政会议长，顶了汪精卫的位子。
    1 月21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指出：“敌战略政略俱失败，我应强化精神力量，抗战到底。” 1月28日，五中全会决议设国防最高委员会，以“统一党政军指挥”，推蒋介石为委员长。
    1 月30日，即五中全会闭幕的当天，蒋介石派出代表，到河内会见汪精卫。
    别看只是替蒋介石传句话，这个事还不是谁都干得了的。
    第一，这个人必须跟能跟汪精卫“过”得上话。因汪参加革命的厉史太早了，那是“先总理”赏识的人，如今虽然一条腿已经落到水里，但“千倒万倒，架子不倒”，不是谁都“配”跟他谈话的。
    第二，真要是弄个与汪身份相捋的，比如像吴稚晖、李煜瀛这样的，反倒坏事。因为汪见了他们，可以毫无顾忌。人都是这样，遇上跟自己身份地位差不多的，反而可以脱略形迹。前面说过，蒋介石要选总统的时候，吴稚晖就曾受蒋之托，去劝胡汉民，结果被胡骂得狗血喷头。况且，汪精卫素以言语便给著称，派这等“老朽”去了，只有挨骂的份。
    所以，派去的这个人，一方面与蒋不能太近，同时跟汪又不能太远。经慎重考虑，蒋介石选择了一位出乎大家意料的“使者”——谷正鼎。
    谷正鼎，1903年生，贵州安顺人。
    民国时的贵州，还是个相对比较闭塞的省份，但是，这里却出了不少当年的风云人物，何应钦不消说了，王若飞也是大名鼎鼎，还有那位艺术家气质极为浓厚的政客张道藩，祖籍也是贵州的。
    说起安顺的“谷氏三杰”，素以“一门三中委”而著称，比起“宋氏三姐妹”不遑多让。
    三杰当中的老大谷正伦是军人出身，且资格极老，曾先后就读于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和“陆士”，也是老同盟会会员，参加过护法战争。孙中山病逝以后，谷正伦进入湘军，并随湘军参加了北伐。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蒋介石命谷正伦组建宪兵，1932年 2月，宪兵司令部成立，以谷正伦为司令，因此，在国民党内，谷正伦素有“宪兵之父”的称号。  
    与他们的军人长兄迥然不同的是，三杰中的老二谷正纲和老三谷正鼎，都是搞政治工作的。  
    谷正纲和谷正鼎年龄相仿，经历也差不多，都是很早赴德国留学，跟着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邓小平、蒋经国等人都是同学。
    北伐军兴，谷正纲和谷正鼎相偕回国，在部队中搞政工。
    谷正伦是以投靠蒋介石起家的，他的这两位令弟，却与其大异其趣——二谷和三谷，都是“改组派”的，都曾经反蒋。三谷甚至还因为参与改组派的活动坐过牢。
    1932年，蒋汪合作，二谷和三谷也随之时来运转，谷正纲任组织部副部长，谷正鼎则在汪系控制的铁道部当总务司司长，当时的铁道部部长就是汪派大将顾孟余。
    在1935年的“五全大会”上，谷氏三兄弟同时当选“中委”，一时传为佳话。抗战军兴，谷正鼎改任西安行营第二厅厅长。
    考虑到谷正鼎与汪精卫的历史渊源，又是小字辈，派去“看望”汪精卫，再合适不过了，汪不会跟自己昔日的“弟子”一般见识，不至于一去就给骂出来。因此，蒋介石特地将谷从西北召回，作为自己的“专使”，去河内传话。
    谷正鼎的河内之行，许多年以来众说纷纭，有鉴于此，1974年，陈纪滢特地对谷正鼎进行了专访，并一并收录于《抗战时期的〈大公报〉》系列回忆录中。
    陈纪滢说：“关于汪兆铭在河内发表艳电后，中央以开除党籍处分，但后来又派谷正鼎赴河内给他送护照一事，我在写本文期间，为证实这种报导，曾与谷委员有一次谈话。我先请他澄清他究竟去河内一次，还是两次? 因为有一本著作中，说他去过两次。”
    对此，谷正鼎明确答复说：“只有一次。”陈纪滢又问：“除护照外，曾否带钱给汪? ”

    按：陈纪滢原注：“因为有的书记载，他除带着汪去法、英等国已签证的护照，并有旅费若干。”谷正鼎说：“只有护照没有钱。”陈又问：“是几本护照? 是两本或是三本? ”

    对此，谷正鼎记不清了，说：“好像只有两本，绝对不是三本。”对此，陈纪滢给读者解释说：“因那时夫妇可用一本护照。故谷氏忘记究竟是一本或是两本。”
    接着，谷正鼎为陈“详述”了河内之行的经过：
    “汪发艳电后，中央为严肃党内纪律召开临时会议，开除他的党籍。总裁随后命令我去河内，送护照给他，以便他去欧洲休养。临去以前，谒见总裁，总裁叫我转达的话，我一一记起。总裁叮嘱完毕，我把总裁的话重复一遍，问有无错误? 总裁首肯以后，我又向总裁表示，我的职位与党内资格，都觉不适合担任这样重任，虽然我那时已是中央委员暨西北行营的第二厅厅长。总裁听了我的报告，一面鼓励我，一面说，‘万一还需要别人去，等你回来后再说。’”
    确实，这样一项“重任”谁也不愿意去，能去也不爱去。
    谷正鼎接着说：“于是我乘飞机从重庆经昆明到达河内，时间大约在二十八年一月上旬。确实日期就记不清楚了。我到河内以后，就住进一家旅馆。然后打电话给中国领事馆，请总领事代我找曾仲鸣。下午我跟曾仲鸣见面了。他带我高朗街朱培德公馆去见汪。见了汪，先把总裁交代的话一一转达。接着汪也把他的答复说给我听。我也把汪的话记在纸上，并且等他说完了，我念给他听，问有无错误? 等他认可后，我把护照留下，我们才谈别的。当时汪对于重庆方面知道他所住是朱培德公馆深为诧异。”

    按：关于谷正鼎赴河内的时间，有好几种说法，笔者采用的 1月30日是载入国民党史的，也是最精准的一个说法。但不管怎么样，谷正鼎说的“一月上旬”肯定不对，因那时国民党正在准备五届五中全会，许多事情还没有统一的认识，组织调整也还没有进行，派人来见汪精卫的时机并不成熟。

    谷正鼎说：“第二天，汪与我又有一次谈话。总之，那时汪很牢骚，语气中不免有愤激之言。总裁与汪的谈话内容，恕我不能奉告。因我在职务上必须守信。第三天我就回重庆复命。”
    最后，谷正鼎再次强调：“我只去此一次，绝对没去第二次。”
    至于蒋介石让谷正鼎所传的话到底是什么，罗君强曾有过记载：“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按：罗君强并不在谈话现场，他的回忆，当系此后听人转述。其中，“可先送五十万元”一事，已为谷正鼎本人否认，究竟有没有，无从判断。其他的，基本上像是蒋介石规劝汪精卫的话。

    关于汪精卫给蒋介石的回复，谷正鼎说其中“不免有愤激之言”，确实如此。谈话中，陈璧君亦在场，她后来回忆说：“因汪曾上电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致电蒋，故在河内候复。蒋遣谷正鼎携我及汪、曾出国护照三张来。”
    据陈璧君回忆，对蒋的意见，当时汪是这样答复的：“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枪伤我，下流至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我亡命海外，船经星加坡，他致电该地政府，以共产党名义引渡我回国，说我勾引贺龙、叶挺、张发奎等祸粤。事为同志、侨胞所闻，一面与该政府交涉，一面守卫码头，直至船离码头始散去。沿途尚设许多陷井，阻我治病。我何尝要过他甚么护照，他现在要我拿了他的护照，凭照拿人，使人侮辱我，拘禁我，一如孙总理在英京公使馆的被诱入、钉箱，送回给他安排。”
    汪精卫还对谷正鼎告诫说：“谷同志你回去告诉我们的同志，叫他们好好工作，你及正纲，也要谨慎小心，他( 指蒋介石 )如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身不回国亦得，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
        据陈璧君回忆，谷正鼎走了以后，汪精卫曾说：“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要消灭我们三个人了。”
    另外，据“用五”的日记记载，在与谷正鼎的谈话中，汪精卫仍对于“中央”的处分耿耿于怀，称：“中央应先讨论他的主张，如经一致否决，仍不服从，然后予以处分，才算公允。”
    “用五”还说，汪精卫认为“党内同志”对他“缺乏信心”，“既不知拥护他的主张，亦不能和他共同进退。”言下之意，对留在重庆的汪派人物极为不满。

    按：“用五”即前面提到的行政院参事陈克文。陈克文，1898年生，字用五，广西省岑溪县人。
    1919年，陈克文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即中山大学的前身）。毕业后，陈由他的岑溪同乡甘乃光援引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后，甘乃光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即以陈克文为秘书。
    甘乃光是岭南大学毕业生，学经济的，后来成为当时少见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同时也是文书档案管理专家。1924年，甘乃光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5年 5月任农民部部长。
    1926年 3月，由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即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办到第六期，甘遂聘请刚刚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毛泽东为农讲所第六期负责人。在此期间，毛泽东与主持农民部日常工作的陈克文多有书信来往。
    1927年 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同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的邓演达、毛泽东和陈克文三人，提出并经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农民宣言》，在宣言中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的观点。
    宁汉分裂以后，陈克文曾短时间地代理农民部部长，随即去职，赴欧洲游历。
    此后，陈克文成为汪精卫的追随者，并参与了“改组派”的活动。在此期间，陈克文也曾经担任过《南华日报》负责人，为汪主持宣传工作。
    1932年，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陈克文任侨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1935年任行政院参事。

    通过陈克文的日记可以发现，在汪出走之前，确曾有一大批的追随者，当然都是文职官员，没有一个军人。因为汪曾任行政院长三年多，这些人，多是行政院的中、上层官员，比如甘乃光、陈克文、曾仲鸣等等，当然也包括陈春圃这些亲戚，经常去汪精卫家聚会，甚至汪不在家，也要去看看陈璧君，听她的“教诲”。
    这些人都是打心眼里佩服汪的革命历史、以及其人格魅力、也包括才气——而聚集到他身边的。
    陈纪滢说：“汪的晚节欠贞，但当年国父中山先生倚他为左右手，自有原因。二十多年，他一直在党内身居高位，当然也必有所长。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我们虽痛惜其未能全节全终，但何以当年屡膺重寄，能够位居副总裁之尊? 为研究一个人的一生，似乎也不可完全忽略。
    陈纪滢在研究汪精卫投敌这段历史的时候，也采访过当年汪的那些追随者们。他们表现出来的，对于落水前的汪精卫，的确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陈纪滢说：“根据四五位与他有多时交往的委员的意见是这样：汪对人热诚，无论见什么人，都可以使对方觉得他很亲切，没有官僚架子。他的言谈与外表都很能吸引人。他的口才好，擅长演讲，音色美，极富煽动力。他演讲从不预先准备讲演稿，可是讲完之后，如果记下来，不需增减，就是一篇美丽动人的文章。有一位委员说，汪精卫当年代总理中山先生所写的遗嘱，胡适之曾批评过，‘不可易一字’就可见一斑。”
    有人回忆了“扩大会议”时期，汪到天津“发动民众”的情形：
    “天津工商、妇女、青年各界都请他去讲话。汪不管对哪界人讲话，都头头是道；无论长短，记下来便是一篇好文章。他的话可一字不改就成篇。譬如十九年扩大会时期，一群人跟随他自天津到北平。在花车之内，几位重要委员说今后要发表一篇宣言，请大家贡献意见，以便采纳。于是东一句、西一句，等到大家的话讲完了，宣言已由汪拟好；而且意思周严，文词婉转不须更改，便是一篇堂堂正正极完整的对外声明。”
    还有人说：“当年汪常邀他们若干人到他公馆，有时是谈天，有时是谈正经事。无论怎样，汪有一种才华，可以把每个人的谈话，纳入他的随便记事内。他也往往于谈话结束时，宣读他的记事。他的记事，令人觉得自己的话都已包括在内，却变成了公共的意见，并由汪自己的一种文字表达出来了。而这种记事，往往就是一篇完整有内容的好文章。”
    当然，也有人说：“汪这个人聪明，热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跟一个职位很低的人，都称兄道弟，弄得你非常舒服。但是他背后讲你什么话，就难谈了。”
    这个看法，与李宗仁的看法类似，李在回忆录中，曾经极鄙视地说：“汪的处人，亦极虚伪。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访问，汪氏亦均屈尊接见，娓娓倾谈，状至亲暖。然客甫出门，汪便立现不愉之色，顿足唾弃。转瞬之间，态度判若两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为人。”
    因此，李宗仁评价汪精卫为：“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燥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
    在陈纪滢的采访中，大家认为：“汪被选为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时，他的确不高兴。他原打算不就，还是好多人竭力劝他，他才屈就。以汪的意思，可不设总裁之位。”
    这时陈纪滢问：“假使那时选他为总裁他怎样主张呢? ”某人答道：“大概他自忖得不到，所以才主张不设。”
    还有某人告诉陈纪滢：“谷正鼎委员去河内以前，在渝部分汪派人物曾举行一个临时聚会，大家都以汪出走为遗憾。他们叫谷氏告诉汪说：‘对内，我们无条件拥护你；对外，我们无条件拥护中央，现在是对外。’”
    因此，除了曾仲鸣以外，汪的众多“粉丝”们还真没有几个跟他落水的，头面人物中，只有一个陈公博，还是后来出于“义气”去的上海，最后陪汪精卫送掉了自己的一条命。
    陈克文也是在此时与汪精卫决裂的，当时他还给“汪先生”写了一封信，提出了 7个问题，请汪“明示”：
　　一、在现时情势之下，与敌言和，能否保存领土、主权之完整，而不致重蹈朝鲜琉球之覆辙？此为最可忧虑之点；
　　二、艳电主和乃响应近卫廿二日之演说，是近卫演说之后，始有谈和之可能，而近卫演说之前，先生已先行离渝，离渝与主和是否两事？
　　三、如确认和谈有益国家，以先生之地位与责任言，应向中常会或国防最高会议正式提出，即使势有不许，亦可于离开国境之后，用函电向中央建议，何以艳电迳行在港发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四、民十六，先生反对清党与特别委员会，均以维护党纪为理由，以后先生对党事主张亦多如此，至有“党纪先生”之雅号，何以此次发表艳电，对于党纪竟毫未顾及？先生何以自解？
　　五、广州武汉方相继沦陷，此时突然发表艳电，影响士气与民心甚大，结果将予敌以更大之征服机会，先生何以竟未注意及此？
　　六、战不能无备，和亦非空言可致；先生主和，有无具体计划？否则不免徒乱人耳目而已；
　　七、或者明知和谈不能成功，亦无任何具体计划，只为良心所安与责任所在，遂不暇计及成败毁誉，亦不问手续之是否合法，遂毅然出此；果属如是，亦请示明。
        然而，此时的“汪先生”已经无暇回答他的问题了。
    就在谷正鼎离开河内的几乎同时，汪精卫召回了香港的高宗武。
    自从1938年 6月被蒋介石斥为“混蛋”之后，高宗武一直在香港，只是中间去了一趟上海，作为梅思平的谈判“副使”参与了“重光堂会谈”。也就是说，这位第一个促使汪精卫“出山”搞“和平运动”的策动者，已经半年多没有见到过汪精卫了。
    当然，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高宗武回忆说：“我在香港的时候，汪精卫还在重庆为出走越南的计划踌躇不决。他发电报询问我的意见。虽然我曾经帮助他和近卫公爵沟通，我仅仅回答：‘我不能建议你做什么。’”
    如果高宗武说的是实话，那么，他的态度是极不正常的——高是参加过“重光堂会谈”的，现在，对于汪根据会谈结果而必须进行的“出走”，居然持如此消极的态度，不知道汪精卫在当时有没有产生什么疑问。
    高宗武回忆说：“汪和一批人到达河内两三天之后，由于河内的电讯设备简陋，汪夫人和三个人带着一篇准备发表的电报稿到了香港。电报正文发给国民党党部和中华民国政府，副本发给香港、上海和重庆的报纸。汪亲笔起草这封电报稿，严格交代不可增删一个字。”
    与顾孟余一样，高宗武也曾经对这两份文件产生异议，他说：“由于我不在河内，没有参与电报拟稿，但我非常不喜欢这篇电稿。电文中完全没有要求日本作出任何具体承诺。譬如说，汪应该要求近卫就战后日军撤兵的模糊允诺，给予具有确切撤兵日期的承诺。我们打电报给汪，请他就电文再作考虑，但是汪坚持电文一字不改，迳行发出。”
    高宗武说：“发出电报后的主要后果为：( 一 )汪立即被国民党开除党籍，造成汪对蒋的痛恨；( 二 )连汪的和平运动同情者都批评那封电报。汪获得民众支持的希望彻底破灭。”
    根据汪精卫的要求，2 月 1日，高宗武来到河内。高宗武说：“此时的汪，一条腿上了石膏。原来他走路不小心跌倒，造成轻微骨折。他显得非常忧郁。”
    此时的汪精卫，刚刚送走谷正鼎，“中央”还没有把事情做绝。目前的汪精卫，还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一是去欧洲“喝鸡汤”，这也是蒋介石最希望他走的路。对蒋而言，汪已成“死老虎”，从他发出“艳电”那天起，汪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放他去欧洲，让他“写写文章，发发电报”，正好示人以宽厚，可谓惠而不费。对汪而言，如果立刻离开河内，远离“是非之地”，也算没有糊涂到家，悬崖勒马、“幡然悔悟”，日后，也许大家还有见面的余地。
    二是跟着日本人，“一条道走到黑”。果真如此，对抗日大局、对汪本人都没有任何好处。因此蒋介石特地警告汪精卫：“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第一条路，汪精卫显然不想走，事实上亦不能走。对于汪精卫这种身份地位的人来说，不论他做任何事情，都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要做了，就没有后悔那一说。否则，丢了“革命元勋”的光荣历史、丢了国民党副总裁，跑出来搞“和平运动”，给别人骂一顿又缩回去了，岂非“唾面自干”！不是吃饱了撑的？
    既然第一条路不想走，那么就要考虑第二条路，问题是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态度，“重光堂密约”谈好了的事都能推翻，近卫也下台了，政府又左右不了军方，谁知道这些日本人是怎么想的。
    现在汪精卫最想知道的，就是日本人的“真正态度”。因此，见到高宗武，汪精卫问他最多的，就是：“我能相信日本人吗? ”对此，高宗武每一次都回答他：“他们说的东西只有四成可信。”据高宗武回忆，有一段时间，汪精卫甚至打算自己去一趟日本。
    汪精卫去日本，显然不现实，那么很显然，只有高宗武替他去。高回忆说：“汪坚持我去一趟东京，我无法拒绝。他当外交部长时我是他的部属；过去数年来我一直是他的日本事务顾问；他待我极好。再者，我是他的七位亲信中唯一能够做这件事的人，我深知我绝不会为国家带来更多的困难。”
    另外，汪精卫对高宗武的依赖，语言是一大方面，虽然汪本人就是留日的、周佛海也是留日的，但他们的日语，仅仅停留在日常会话的程度，谈正事是不行的。高宗武说：
    “不错，汪曾经在日本留学，但委员长和其他政府高官也曾受过日本教育。汪在日本时曾参与推翻满清的活动，因此不可能专心读书。事实上汪读日文不灵光，会话仅限于一般吃饭喝酒的废话，别人说的倒还能领会一些。他当外交部长跟日本人谈话的时候，我经常是他的日语泽员。”
    据日本方面的情报称：“高宗武于二月一日到达河内。从一日至五日，每天以七、八小时进行讨论。”讨论的核心是“汪本人应不应该出山拯救国家和民族”。
    最终，汪精卫与高宗武筹划出三个“协商方案”：
    “第一方案，日本和蒋介石妥协，本案对收拾时局最宜，只要日本承认便可。本人和蒋介石虽然在政治上不能共事，但个人将尽最大的努力促成之。”
    “第二方案，以王克敏、梁鸿志、吴佩孚及其他实力派负责中国之统一，如果认为可以，自己则以在野之身积极加以援助。”
  
    按：上述两个方案中，“本人”、“个人”、“自己”均为汪精卫自称。另外，在这两个方案中，由于汪均处于从属地位，因而极简略。

    “第三方案，如果日方认为以汪兆铭为收拾时局之最恰当之人，则以下列条件作为方针加以妥善处理：”以下一共包括五个步骤，有些规定相当详细，如：
    “组织反共救国同盟会。再建民族国家的政治运动和重新建设军事，全部由同盟会予以实行。军事建设的目标是十二个师。师的编制由过去的部队重新编成。”
    “日本军迫近西安、宜昌、南宁时，再次发表声明。声明的重点是：过去的声明是采取对蒋介石建议和平的形式，相反地，这次的声明，汪毅然声明自己愿当收拾时局、实现和平的负责人( 时间要看日本军的作战情况，四月中旬或五月前后 )。”
    “中央政府的建立：以‘双十节’为期，在南京组织新‘国民政府’，同时解散同盟会。马上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其人员吸收在新中央政府机构中。”
    “以平等、对等为前提，和日、满密切提携，即具体实现日、满、华共同体。”至于“汪今后的行动”，方案称：“现在仍住原地，南京建立政府时，将乘军舰进南京。”
    另外，高宗武回忆说：“汪要我带几封信给日本领导人物。他在信中说，过去日本经常食言，逼使中国人决定为国家的生存奋起反抗。然而，如果日本真的想改变政策，为何两国不能找出一条出路? ”
  
    按：这些人包括：首相平沼骐一郎、前首相近卫文麿、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

    对此，高宗武认为：“汪写这些信，内心的确相信他是为了中国和日本的最高利益，因为他不能使自己摆脱在中国彻底毁灭之前，两国还有可能恢复和平关系的期待。”
        最后，汪精卫与高宗武约定，在得到高的确切回复之前，“他不会有所行动”。
    高宗武回忆说：“二月下旬，我到了‘蝴蝶夫人’的故乡长崎。”高已经与日本人约好，打算从这里去东京。

    按：高的回忆在时间上有误，他应该是在 2月 6日到 9日之间到达日本的。

    来接高宗武的，依然是他的“老朋友”犬养健。犬养后来回忆说：
    “二月上旬，高宗武突然来告诉我说：‘过几天，我要去一趟东京。有人到长崎来接我。’这件事对于影佐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近卫首相突然辞职之后，平沼内阁意外地出现，影佐没时间及早再次去香港。结果，以去长崎县方便为由，决定我去接，而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使用冒名卧铺票。”
    犬养赶到长崎，接上了高宗武，旋即陪同他乘飞机转往东京。犬养说：“这架飞机是专为接高宗武而等候在福冈的雁之巢机场的。与上次相比，日本政府这次对高的接待大不相同，显得更加隆重了。”
    对此，高宗武说：“我从长崎乘坐美国罗克希特的新飞机飞往东京。日本人要利用你的时候，会非常客气，向你九十度鞠躬，满足你任何要求。”
    在飞机上，犬养健问起高宗武的来意。高说：“噢，是对平沼内阁的实地考察呀。影佐早就告诉我说，即使新内阁产生，其方针也不会有所改变，但我还不太放心，这次独自到东京来，想实地考察一下新内阁的诚意如何。汪先生嘛，老实说，因为他只信赖近卫先生，听到总辞职感到非常失望。”
    在谈话中，高宗武说：“我这次来，要商洽一件非常重大的事。详细情况等到了东京再说。总而言之，虽然汪先生的和平声明特别给两广方面的人以好感，但还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响应。答应响应、但没有公开站出来的人相当多。我想，是否有必要以日本的军事行动来进行一下刺激，使之鼓起勇气? 可是，如果这属于纯粹的军事问题的话，如何劝说影佐先生就非常关键，你看怎样? ”
    高宗武的意思是说，因日本政府对军方的影响能力有限，因此，需要作为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的影佐祯昭能够发挥作用，劝说军方用“军事行动来进行一下刺激”。
    对此，犬养健有同感。他回答说：“是啊，日本有个统帅权的问题，挺麻烦。不巧，影佐荣升为陆军省的军务课长，已经不是参谋本部的人啦。不过，他会老练地处理的。我想，参谋本部当然也要有个下一步作战计划，那么，与这个计划相协调是很关键的。”
    上面这些对话，反映了高宗武到日本来的目的，以及他对“和平运动”的真实看法，非常重要，但偏偏高在回忆中，没有写这一段，因此以上高的说话均出自犬养健的转述。

    按：因高在写这篇回忆的时候，已经脱离了“和平运动”，那么，在事后的记述中，如果用些“曲笔”，也是人之常情。

    同样出于这个原因，在“和平运动”付诸实施之前即“重光堂会谈”之前，高宗武与犬养健的回忆，基本是对应的；而在此之后，高宗武的回忆，要么略去最重要的部分，要么在叙述自己内心活动的时候，与犬养健转述他当时的发言，全然对不上号。
    因此，在下面这个阶段中，高宗武和犬养健的回忆，会让大家产生一种“各说各话”的感觉，如何辨别，大家想必会有自己的判断。
    为了保密，犬养奉命将高宗武送到了日本的旅游胜地箱根，他说：“由于这次高的身份不同于上次，很容易惹人注意，因此，政府把箱根的富士屋旅馆的一幢四层楼房全部租下来，供高宗武住用。高宗武与我住在三楼中间的相邻的屋子里。影佐为了便于与东京保持秘密的电话联系，选择了二楼的屋子。”
    从这里开始，高宗武开始回忆了，他说：“由于我还没有完全从两年前的病痛复元，我被驱车送往箱根湖一家昂贵的旅馆。旅馆主人以盖旅馆大楼报效国家。头一个礼拜。我每天同退休政治家的儿子或孙子们谈话。这些年轻人曾经是‘自由派’的领袖人物，我们相处融洽。也许，日本军方想利用这些和蔼可亲的青年人的‘自由主义’设置一个陷阱来探测我的弱点。”
    许多年之后，高宗武回忆说：“这个礼拜可说是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一个礼拜。我每天问自己：‘为什么日本人一边在屠杀中国的士兵和百姓，一边又如此招待我? ’过去我在中国和日本人谈判，有时候觉得是在与虎谋皮；现在，我发现我正深入虎穴之中。”

    按：高宗武是留日的，“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样”，但他的这本回忆录，却是用英文写的，翻译成汉语的书名，就叫做“深入虎穴”。

    犬养健回忆说：“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拿起小田原迟迟才送来的东京报纸一看，我不由瞪大了眼睛：上面不是刊载着蒋介石就日军在海南岛登陆事件而发表的公开谈话吗? 这个谈话，贯穿于日华战争的几年中，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我马上从隔壁把高宗武找到我屋子里。”

    按：日军攻陷海南岛，是在1939年 2月10日。次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表示：“敌犯海南岛，无异造成太平洋上之‘九一八’。”

    就此，犬养健和同来的影佐祯昭征询高宗武的看法，犬养健转述高的话说：“这个事嘛——蒋先生终于下决心使英、美卷入战争当中。依我看，蒋先生渐渐乐于搞起抗战来了。开始时他还有点儿悲观犹豫，后来，日军接连地挑起事端，造成世界性反日舆论，因而蒋先生也逐渐振起精神，正是在这时，日军占领海南岛。蒋先生以他对于国际形势的敏锐观察感觉到：‘这回可好啦，日本终于冒险南进了！’蒋的这一企图是颇为有效的。”
    在此期间，就所谓“是否有必要以日本的军事行动来进行一下刺激”的问题，高宗武与影佐祯昭进行了“沟通”。犬养健回忆说：“谈话涉及到纯作战的事时，连影佐也有不便回答之处。对于高的请求，影佐先委婉地表示让自己的部下臼井中佐调查一下。”

    按：“臼井中佐”即臼井茂树。亦是日军中的所谓谋略专家，日后，曾参与“桐工作”。

    对于高的期盼，臼井直截了当地回应他：“参谋本部的作战部这个地方，是最讨厌接受他人发号施令的。
    住了几天之后，由于高宗武的行踪为记者侦知，无奈转往东京。此后的事情，就只有听高宗武一个人的了。
    在东京，高宗武拜会了不少人。高说：“我觉得我和许多重要人物的谈话，有五次谈话值得记录下来。这些谈话将说明为甚么我要写那样的报告给汪。”
    这五个人是：首相平沼骐一郎、前首相近卫文麿、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和前外相松冈洋右。
    从高宗武的回忆看，对于这几个日本人的谈话，他几乎都抱着批评的态度，在谈话中多次出现针锋相对的情形，并在事后报以辛辣的讽刺。尤其是对板垣征四郎和多田骏。比如：
    “板垣啜一口茶，发出有礼貌的响声，说了一段除日本人外人人都听得出的谎言：‘日本没有攻击中国，日本是在和反日、亲英、亲美的中国政府作战。消灭中国政府，日本就可基本上解决它的问题。’”
    “板垣痛苦地吸一口茶吞下去。‘我很惊奇连你都有这种说法。只要中国跟日本无条件地诚恳合作，日本就会很容易地表现出她非侵略的态度。’日本有句谚语：‘欲想当老大，须有三分笨。’这可能是从板垣进化而来的。”
    “与许多我曾经谈过话的日本人一样，板垣完全忽略他说词中的历史事实和真相。他好像完全没有料到我有日本在中国活动的一手资讯。他可能和一些第一次来到东方的无知西方人谈过话。这显现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将领的心态的可怕。东条后来可能更有权力，但他的心态并无不同。经过了多次这种经验，我得到结论，说这种论调的日本人并非有意说谎，而是他们实际上相信这种谎言。”
    “多田表示他同情中国，一个被他和他的同僚抢夺蹂躏的中国。他当然没有承认这一点。听到过他在华北的蛮横行为，我很惊奇他有理的谈吐和斯文的外表。他说：‘中日战争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真是远东的悲剧。’”
    高宗武总括评价说：“这些人在与我谈话时似乎都保持最好的风度，我特别感到板垣和多田说的某些违背良知的、企图安慰我的话。他们都很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参加他们，但谈到实质的条件时都会转换话题。他们保持高尚计划的‘原则’。这都是战前他们在南京谈判时用的技巧。很明显，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至少他们很团结：他们企图控制汪精卫，利用他为武器，逼迫蒋介石谈和。如果他们没法达成和平，那么为了日本在海内外的威望，就得扶植汪为傀儡。”
    1939年 3月16日，高宗武从日本返回到香港。他后来回忆说：“由于我旧病复发，我没能直接去河内。我把报告交给汪夫人坐飞机带往河内。报告详列我的谈话。另外我报告汪，所有日本人，包括了我的密友在内，都承认他们的中国政策错了，而如果有人能够诚恳地与日本交涉，所有问题都容易解决。”
    在报告中，高宗武说：“我的东京之行显示，日本还在使用从前在南京，我在外交部时的旧技巧，一点都没变。实际上他们做的比从前更差，因为胜利撑大了他们的胃口。”
    对此，高宗武的对策是：“从这时起我想方设法劝汪中止与日本人谈判。我看出来日本人所有的允诺只有一个目的：要汪当他们的傀儡。”

    按：高宗武在回忆中略去的一个重要事实是：1939年 3月18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通知高宗武，日方同意由汪精卫出面“组府”。

    汪精卫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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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5-5 11:21

52、河内剌汪案（2）

    令人感到十分滑稽的是，作为“中央”的代表，谷正鼎能够循官方渠道，十分顺利地找到汪精卫；而奉命对汪等执行“监视”任务的陈恭澍，却根本不知道汪精卫“匿居”何处！　　
　　陈恭澍回忆说：“当我们接受任务之初，真不知道汪精卫确实住在什么地方。得来的情报资料，因为不具基本了解，所以也无从加以判断。有人说他是隐居在一个无名的小岛上；也有人说他在铁路饭店或大陆饭店辟有房间，而河内的大饭店却都是用外文标示名称的，一时也无从寻起。此外，河内也有华侨经营的中小型旅馆，那都是中国式的，不是佛照楼，就是海陆通，查遍了各处，挂中文招牌的旅馆中，没有一家叫做‘铁路’及‘大陆’的，而汪某也绝不会在这种地方。又听说汪某到了河内之后，就寄居在朋友家里，所谓的朋友又是谁，也弄不清楚；再查，说是姓朱，一说是先烈朱执信的旧居，一说是亡友朱培德的别业，像这种有头无尾的消息，怎么能确定汪某到底住在哪里？连住在那里都弄不明白，还谈什么‘监视’。”
　　在这里，请大家注意前述谷正鼎的回忆：“我到河内以后，就住进一家旅馆。然后打电话给中国领事馆，请总领事代我找曾仲鸣。下午我跟曾仲鸣见面了。”　　
　　前面说过，中国驻河内的总领事即许念曾，戴笠将方炳西安插在领事馆，许念曾是知道的，且许本人日后也成为军统干部，那么许念曾知道的情况，戴笠不可能不知道——换句话说，戴笠明知汪精卫在哪里，却偏不告诉初到河内、两眼一摸黑的陈恭澍，让他自己去“瞎猫碰死耗子”，是何用意？　　
　　这是河内刺汪的第一桩蹊跷事，且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戴笠的哑谜还在继续——正在陈恭澍一筹莫展的时候，戴笠来电：“据报，汪某即将离越赴港转日，或径行去欧，是否有此迹象，速即查报，并希妥为布置为盼。”　　
　　如果以常人的眼光来看，戴笠此举，已经有点故意拿人耍着玩的意思了。陈恭澍说：“我们连汪某的边都还没有摸到，又何从查复？苦在既不能对上级实话实说，也不敢随便乱说，可又不能不复，太为难了。”　　
　　这不是活活地要人命么！
　　没办法，陈恭澍只好请来余乐醒、岑家焯、方炳西、王鲁翘等人进行“会商”，结果，“谁也提不出具体意见解决此一现实问题。”
　　方炳西的公开身份，是中国驻河内总领事馆的秘书，以常理而言，同样应该清楚汪精卫一伙的居停。到了此刻，陈恭澍遇到了天大的难题，他依然咬死了不说，那就只能有一种解释——奉命而为。
　　奉谁之命？当然是戴笠！
　　所以为什么说陈恭澍的这本《河内汪案始末》，其中不尽不实之处甚多，这当中，有些可能是陈恭澍觉得不能说而隐去；有些，则是他真的不知道。因为显然有太多的事情，戴笠在循着另外一条工作路线在进行，而这条路线的关键棋子，就是方炳西！　　
　　万般无奈之下，陈恭澍决定暂时“不覆”。他后来回忆说：“在我们处理事务的原则中，有问必有答，绝不容许拖拖拉拉，借故搪塞，甚或搁置不理；像这么要紧的事，哪里可以不了了之。在我预定的‘暂时’，暗忖设限四十八小时以内，如果超过这个时间仍然得不到具体答案，届时也只好据实陈明了。”
　　问题是，万一在这个时限之内，汪精卫离开了河内，这事可就麻烦了，陈恭澍暗自“揣度”说：
　　“上级可能谅解我们人手不齐，部署未周，予以申斥后，再视事态之发展而定今后的工作步骤。假如汪某已经去了香港，除了将主要任务交赋驻在香港的单位接替之外，也许从我们几个人中指定一两个跟踪到香港去；若是去了欧洲，大概就会告一段落，暂作罢休，不再追究责任；”
　　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汪精卫逃脱樊笼，去了日本，那陈恭澍的罪过可就大了：“万一汪某到了日本，监视他行踪的作用完全消失，那就不同了，我们将会调回重庆，个别加以检讨，这当然以笔者的责任最重，实际上也应该由笔者负起全部责任。”
　　至于会受到什么样的处分，陈恭澍想了很多：“在臆断中，届时笔者将会受到两种轻重悬殊的处分：轻，责备两句而已；重，立卽扣押，交付局本部第三处（主管军法）以‘贻误军机’罪付诸审判，照我们的‘家法’，可被判处十二年、无期徒刑、死刑之罪。想想看，真是不寒而栗！”
　　戴笠似乎猜透了陈恭澍的心思，很快又来了第二封电报，陈回忆说：“正在为了查复汪某的行止而茫无头绪之际，戴先生又来电报催询联络徐先生的事。”
　　在电报中，戴笠还特别提示陈恭澍：“事无巨细均可酌情与之磋商，任何工作需求，亦无妨谘情办理。”好像在说：汪精卫躲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他呢？
　　“徐先生”就是戴笠离开河内之前，指示陈恭澍可以与之“洽商一切”的那个人。
　　陈恭澍恍然大悟，他说：“我想这就是一个提示，这么多年了，怎能体会不出，所以连忙去看徐先生，当面要求设法查明此事的端倪。”
　　许多年之后，陈恭澍回忆此事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这里值得特别一记的，是一位特殊人物的登场。他之出现于我们的工作中，无论怎么说，也都带着几分神秘色彩。此君也就是戴先生临走之前，指定由我亲自前去联络，不准另派其它工作同志去找他的那个人。此君的真实姓名及身份地位，经过仔细考量，又和几个知交的朋友交换意见后，乃决定略作保留，还以不明白道出为宜。其实这中间并没有什么隐私，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家的体面着想而已。不过，他的一切作为仍然是真情实事，毫无假托。读者只须稍为留点意，文中自有蛛丝马迹可寻。这位特殊人物，我们假定他姓‘徐’，名字可以略掉了，以下再提到他，就以徐先生称之。
　　陈的这番话，说得也很“学问“，明着的一层意思是说：在当时，他还不知道“徐先生”的真实情况，但此后已经搞明白了，只是出于某种需要，不言明他究竟是谁。
　　还有暗的一层意思：“其实这中间并没有什么隐私，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家的体面着想而已。不过，他的一切作为仍然是真情实事，毫无假托。读者只须稍为留点意，文中自有蛛丝马迹可寻。”
　　在这里，陈恭澍也在跟我们打哑谜，显然是说，你们如果多用点脑子，自然能对这位“徐先生”究为何人，猜个“八九不离十”。
　　在回忆中，陈恭澍介绍了“徐先生”的情况：“‘徐先生’，江苏籍，如果没有记错，那就是无锡人，那时约莫四十多岁，曾在欧美留学，听说是学政治经济的。此君生的是五短身材，体形粗壮，戴深度近视眼镜，操普通官话，光看外表，不知道是干那一行的，与之交谈，气势豪迈，一点书卷味道都没有，又很难想象他原是个文人。”
　　似乎是有意地为读者提供一些“线索”，陈恭澍进一步透露了“徐先生”的背景情况：“可别低估了他的公关作用，他虽不是闽粤人，却在当地的华侨社会里，广受人们的尊重，甚至于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琐碎事，也非找他不可。还有一层，徐先生不仅和法国驻在河内的官员们颇有交往，而且与法国籍的警察总监尤为熟稔，且不时举行酒会或舞会以增进感情。类如这些个社会关系，也正是我们借重徐先生的地方。”
        话说至此，大家想必都应该知道“徐先生”的真实身份了，惟不必明言，一来呢，并不十分肯定，因为那只是我们的推测；二来呢，有些事情说破了就没有意思了，陈恭澍憋了四十多年都没有说，我们自然也以不要辜负他的这番“美意”为宜。
    徐先生与陈恭澍之间，亦属于“交联”的关系，陈说：“至于徐先生是怎样与戴先生建立的工作关系，笔者则不得而知，而且在我们的惯常作业中，也不允许有此一问。”
    其实，即便在当时，陈恭澍也已经对徐先生与方炳西的关系，产生了一定的疑问。他后来回忆说：“我也好奇，心里猜想很可能是方炳西介绍给戴先生的，因为他和徐先生有小同乡的关系，可是为什么不叫方炳西去和他联络呢？这一点，始终是谜。”
    遵照戴笠的交待，陈恭澍找到了徐先生，他后来回忆说：“徐先生平易近人，随到随见，一点官架子都没有，接待上也显得特别亲切，旁的不说，初次见面他就请夫人出堂招待，更一再留吃便饭，这么一来，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便容易谈问题了。”
    在谈话中，陈恭澍特别注意注意了徐说话的语气，以判断他与军统的关系：“徐先生口头上不大提到戴先生，也不表明他与戴先生的关系如何，可是他却很喜欢用‘你们’这两个字，他之所以说‘你们’不说‘我们’，充分表明了他的立场，也就是说，他是以客卿的地位协助河内工作，和我们的机构并无隶属关系。
    寒暄过后转入正题，陈恭澍讲了自己的苦恼，请徐设法“查明此事的端倪”。
    对压在陈心头的这块大石，徐似乎并没有感觉是多大个事，他“轻描淡写”地说：“这很容易，我去问问他们就知道了。”
    对此，陈颇为狐疑：“他去问谁？‘他们’又是谁？不会是汪精卫和他左右吧？我是以非常庄重的态度提出问题的，相信徐先生绝不致轻忽至此，那么所谓的‘他们’，一定是另有所指了。”
    这时，徐先生似乎看透了陈恭澍的心思，于是“坦率而又诚恳”地说：“你们人生地不熟的派到此地来，可以想见的必然会遇到许多不方便，我当然愿意协助你们，不过也只限于幕后而已。万一传言出去说是有我参加在内，那就糟了，所以要请你们谅解这一点才好。总之，我做得到的一定做，还请放心。”
    对此，陈自然没有二话，于是请徐指定一个人，作为彼此之间的联系人：“我们商量下来，共同认为今后如无必要，以少见面为佳，最好请徐先生指定一个人或介绍一个人从中联系，作为我们之间的传达者；其次，能够在电话中说的，无妨打电话，非当面商量不可的，那也只有见面了。同时，徐先生也答应由他负责物色一个人，作为他进行此事的助手。”
    分手之际，徐与陈约定，当天回话。徐不愧是信人，当日下午，徐果然派来一位“曾先生”，带来了汪精卫的消息，这位“曾先生”，即是徐与陈之间的交通员。
    更出人意表的是，这位曾先生，居然是陈恭澍的故人。陈回忆说：
    “曾先生，福建人，三十多岁，大高个子，瘦长条子，性情和缓，慢条斯理，是属于奉命行事那类型的人。在徐先生尚未介绍曾先生和我认识之前，我和曾先生已经是熟人了，因为我们在一起聚会过。曾先生不但是徐公馆的座上客，也是徐先生的手下人，他有一样好处，就是有极强烈的责任感，只要有事托付他办，他一定有交代。”
    陈听了曾转述的情况，因兹事体大，又与曾一同折回去，意思是要听徐先生亲口说，才能放心。
    徐首先告诉陈恭澍，汪精卫住在“高朗街二十七号”，并说：“汪先生的确是有离开河内的意思，因为他已经向当地的主管方面有所说明；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汪本人尚未作出最后决定，也就是说想走，可没有决定什么时候走。至于准备到那里去，据透露，是先到西贡再搭轮转赴法国。是否去香港或日本，他们并无所知。”
    徐先生的话，说得清清楚楚，但在陈，却有一重重大疑问，这也是一个情报人员所必须要搞清楚的，即情报的来源，否则无从判断其准确性。陈恭澍说：“我们谈到这里，我可要发问了，非问不可，否则，即使得到全部答案，仍然有欠完整，那就是‘来源’问题。”
    于是，陈恭澍以尽可能委婉的语气，拐弯抹角地向徐提出了他的问题：“徐先生是从那里得来的，其中包括：是谁说的、发言的人是干什么的、他怎么会知道、他和徐先生有什么关系。”等等。
    对此，徐表示理解，“把他所了解的以及接谈的大概经过，全都讲给我听了，合情合理，我很满意。于此，我可以判断出有关汪精卫是否即将离此他去的情况，其确实性和可靠性是勿庸置疑的了。”
    同时，陈恭澍也搞清了情报的来源问题：“原来徐先生一语双关的‘他们’，所指的都是一些外国朋友，也就是提供情报资料、解答汪精卫动向的那帮人。”
    陈恭澍问完了，该徐先生发问了。
    果不其然，徐问了一个陈恭澍最怕他问的一个问题：“汪先生的动向，你们应该很清楚才对，而且他和中央经常有联络，最近党政各方面也曾前后派过好几次人来，你们都不知道？”
    徐的问话，令陈极为尴尬，因为这也是令他本人同样不可思议的事情。许多年以后，陈恭澍在回忆中提及此事时，依然感慨地说：
    “再说到我们奉戴雨农先生之命调派到河内工作后的一段短时期中，虽奉令监视汪某的行动，并搜集有关汪派的活动；可是这两样事，我们一样都没有做到家，除了前文说过的之外，其最可笑的一件事，就连重庆派来与汪某洽谈的人是谁都不知道，至于来人中有谷正鼎先生等等，那都是在其它资料中看来的。更令人发噱的，是重庆来的人可以找到汪的落脚之处，并和他直接见面与之接谈，而我们身负秘密任务奉命监视他的人，却不知道他在那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对此，陈在回忆中自我解嘲地说：“为什么一方面要派人监视他，而另一方面又派人劝说他，而这两方面却是相互隔离，其间竟毫无联系！这倒也简单，监视他的属于情报活动，明说就是特务工作；劝说他的可视为政治运用，应列入现代的‘政战’范围，两者各司其事，再由上峰提纲操纵以总其成。进一步解释，这里面还分有高下明暗的层次，干特务工作的是基层，也是下层，是暗的；从事政治运用的，较为高级，可名之曰中上层，是明的；然后才是发号施令的高阶层。”
    这是陈恭澍几十年以后才悟出来的道理，当时并不理解。因此当徐提出这样一个疑问时，陈心想：“这又怎么说才合适呢？徐先生是不晓得我们所处的地位，如果他略有了解，也就不会这么说了。”于是，陈只好“诚恳”地对徐解释说：
    “我个人的确不知道，戴先生之所以查询这些问题，想必一定有他的用意，照我的看法，很明显的是在查证汪某是否真有离开河内的意思，若果是有，当然更需要知道他准备到什么地方去。这都是实话，毫无虚伪，以后像这种情形还多得是，请徐先生谅解才好。”
    陈恭澍说的确是实话，他后来回忆说：“自从与驻在河内的特殊人物徐先生接上头之后，情况大为改善，以前想要知道而无法知道的，现在已经打开门路，可以说柳暗花明，从茫无头绪中，找到了一条线索。”
        徐先生所做的，远不仅此，几天后，在他的介绍之下，又一位神秘人物，加入了“河内工作组”。
    自打认识了徐先生，陈恭澍的情报来源大大扩展。他说：“他（指徐先生）之所以能够搜集到有关汪派的动态资料，最可靠的来源是得自‘第三方面’。这里所指的‘第三方面’，是一种既未介入汪某那一方面也不属于我们这一方面的微妙关系；‘第三方面’之所以得知汪派在河内的动态，完全是基于境内管理上的权限，也就是说，汪派在河内的活动，照规定非向当地的主管机关报备不可；因而才会掌握到汪某在河内的行止，以及与汪某有过接触的若干人物之活动；其中又分为住在当地的和由外埠入境的两种立场回异的人。这些都是见于表面的、有形的，所以我们在情报术语上，称之为‘动态资料’。
    但是，徐的情报，有点局限性：第一，汪精卫与什么人接触，徐先生可以提供，但汪与来人谈了些什么（陈恭澍称之为“静态资料”），徐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徐提供的情报，当然许多是有价值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陈恭澍说：“徐先生认为重要的，在我看来，不见得有什么参考价值或运用价值，他以为普普通通的，有时却反而正适合我们的需要。据此观察，徐先生对于如何搜集情报以至处理情报虽不是完全外行，可仍然隔着一层薄薄的分界。
    这个很正常，徐先生并未受过特务的专门训练，当然不会懂得情报的研判。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徐先生向陈恭澍推荐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年轻人，他叫魏春风。
    魏春风，当时不过二十出头，祖籍福建，在安南长大，在回忆录中，一向自视甚高的陈恭澍对其极口称赞：
“此人聪明绝顶，异乎常人。他的身量不算太高，发育得有点单薄，若论像貌，称得上眉清目秀，丰姿甚美。他具有四声带的特长，不仅通晓法国语文；且能说一口道地的安南土话；福建是他故乡，笔者可分不出什么是闽南语，什么是福州话；至于国文国语也都过得去。因为他侨居河内已久，对当地的一般社会情况，以及人情习俗都熟的不得了，于是他就成为我们争取的对象了。”
    更“绝”的是，魏春风其人，像极了被戴笠派到天津给陈恭澍“帮忙”的胡永荃，只管干活，让干嘛干嘛，不该问的，一句话不问。陈恭澍说：
    “我们说不出来到底是干什么的，环境上既不容许实话实说，任务和事态的严重性也不可以对一个了解不深的人随便就说。而魏春风也从不问这些，每逢我们有需求，而他力所能及的，他都做了。我记得非常清楚，河内汪案迄至完结，就没有正式的告诉他我们究竟是什么身份。”
    第三，魏春风对于陈恭澍他们那带有几分神秘的工作，充满了向往：“尤其是他对于我们的作为有着一份超常的兴趣，这当然不祇是好奇心而已。有时，他会坐在旁边听我们聊天谈故事，一听就是老半天，而且听得非常入神，大有百听不厌的模样。”
    对此，陈恭澍也搞不清楚，他后来发表感慨说：“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军统局从特务处的十几个人开始，一直到抗战末期的胜利前后，竟扩展到几十万人，这其中必然有个道理在，是‘神秘感’吸引了人？还是‘爱国热’驱策了人？要不，莫非是‘上天梯’之说诱惑了人？”
    不可否认，“神秘感”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有吸引力的，确实有人出于好奇而加入军统的工作。比如前面说过的王子襄，协和医科大出来的执业医师，通过他的妹妹认识了戴笠，结果说什么非得加入“团体”不可，不要报酬都行。
    沈醉在回忆中，也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巧了，这人也是个大夫：
    “在当时的许多医生当中，要算住在忠烈祠街的南京眼科医生魏光财最为突出了。他不仅充当特务们的义务情报员，还自掏腰包请特务代购了一支手枪，成天挂在腰间。每遇特务们去搞搜查逮捕时，他总希望能亲自去参加。只要有人叫他去，他会把诊所中的病人丢下不管，而说一声有急病出诊，便兴高采烈地跟着走的。特务们认为他是外行，往往只派他担任一些把守前后门或看守人犯的工作，他也很乐于接受。执行任务回来，他还掏腰包请特务们上馆子去吃上一顿。”
    对于魏春风这样能干又聪明的年轻人，自然谁都喜欢，最终居然成为“河内工作组”的基本成员。陈恭澍说：“自从魏春风非正式的加入工作后，他立刻就成为我们在河内的方向盘、地理图般不可或缺的引导者了。有一段时期，笔者本人、王鲁翘兄和魏春风三个人，差不多每天都在一起，就连作为指挥中心的住处也不再对他保密。”
    不仅如此，通过魏春风，陈恭澍又结识了魏的女友、安南人阮小姐。阮小姐长得极美，陈恭澍说：
    “阮小姐娇柔纤细，年纪十八、九，道地安南少女打扮，她不施脂粉，眉目如画，风致嫣然。头上梳个马尾妆，就是长长一绺乌发披在肩后，像我国乡下姑娘梳的辫子，可不扎辫根，也不结辫梢，无以名之，称为‘天女散花型’如何？身着一袭安南妇女独特的长衫，彷佛我国的旗袍，可没有钮绊，其与旗袍最大的不同，是两边的开叉非常之高，这不仅是阮小姐一人如此，到处所见大都一样。底下光脚不穿袜子，拖一双露着脚后跟的高跟鞋，走起路来，果然是摇曳生姿。阮小姐和魏春风无论是并肩而立，或挽手而行，怎么看也是璧人一双。”
    就魏、阮的关系问题，陈恭澍曾直截了当地问起魏春风：“你和阮小姐认识多久了，你们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是刚刚开始交朋友，或是进展到谈恋爱，会不会可以论嫁娶了？”
    对此，魏春风很痛快的说：“我们从小就在一起，如果我能有一份固定的职业，早就该当结婚了。”
    陈恭澍的这一问，并非关心他俩人何时结婚，而是需要判断“魏春风对阮小姐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陈说：
    “因为极待展开的河内工作，很需要像阮小姐这样的人，作为掩护，以便利于我们的活动，现在既已知道他们的关系足够，那就再好没有了。之后，阮小姐虽不曾参加我们的工作，可是由于魏春风的掌握以及鲁翘的指导，她在侦察掩护各方面，的确给予我们很多助力。”
    通过阮小姐，又介绍了她的一个当警察的叔伯哥哥，陈恭澍说：“此人当然姓阮，叫什么名字，魏春风告诉过我，可是我忘记了，现在也不必诌一个填上去，巧的是他被派在汪寓附近一带巡逻、守护；据判断，可能就是专为汪某而设的。”
    这样一个角色，陈恭澍当然不会忽视，他说：“谁都会理解得到，此时此地，用‘说服’去争取一个异国人，当然不易，而且最有效的方法，则莫过于‘收买’，如若再配合上一点亲情关系，就会多添几分信任以及许多利便。这‘收买’二字，虽然说起来难听，但事实的确如此，还望那位或许尚在人间的阮小姐予以原恕。”
        写到这里，大家应该会有一个感受，在无数的“巧合”之下、一个个高人、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逐渐地向着河内的陈恭澍身边集中。
    这只看不见的手，很显然是戴笠的。至于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戴先生”，究竟是在哪里指挥，是重庆、是香港、还是在安南的什么地方，或许就在河内，谁也搞不清楚。
    据王方南说，戴笠的“指挥中心”就设在香港，“戴笠就住在香港亲自指挥部署刺汪行动，直到 4月，河内刺汪事件发生后才返回重庆。”
    另据陈恭澍回忆，在他奉命监视汪精卫期间，曾经接到戴的电报：“日内即来河内一晤”，“嘱为安置下榻之处，并指定方炳西兄前去接他。这一次依然保持故有的作风，绝不说明他是为什么而来。炳西兄按时接机，直等到所有的旅客都走光了，也不见戴先生踪迹，想必是不来了，等到下午，有电报到，知照改期，何日成行，另电奉告。”
    对此，陈恭澍说：“我倒很盼望戴先生能来一趟，停留一两天，再回去，有些困难，也好当面说明谋个解决之道；可是我也不希望他耽搁得太久，那样，我也不好受。如此电报往返，白张罗了好多天，结果仍以不能分身而没有来。”
    对于戴笠的行踪，陈恭澍是有所怀疑的，他后来回忆说：“此后，（戴笠）几次说来，都因无法抽身而不果来，一直到汪案结束，再也没有在河内见到他。回头仔细想想，说不定他又来过，如果真来过，那么为什么不通知我，当然理由多多，又何况他的行径一向难以捉摸。”
    综合各种资料分析，戴笠与陈恭澍、王鲁翘二人分手之后，一定曾经又到过河内，甚至有可能待的时间还比较长，否则，很难想象，戴笠在重庆或香港，通过电报“遥控”，能达到那种“如臂使指”的效果。
    戴老板没有见到，戴老板派来的人员，倒是一拨接着一拨赶到河内，看架势，大有山雨欲来的意思。继余乐醒、岑家焯之后，第二批又派来三个人。
    一个叫余鉴声，杭训班学员出身，与王鲁翘是同班同学，据陈恭澍说，此后王、余俩人又成为了连襟。陈对余的印象很好，他说：“他（指余鉴声）是属于内向型的人，沉默寡言，性情温和，待人接物，风度绝佳，很容易相处，如果在小团体中有这么一个人，是最能发生调和作用的了。他很少表示意见，可是一旦有所主张，就相当执着，不肯轻易改变。我很喜欢像这样的人，我也特别尊重他的意见。”
    另外两个人，都曾经是陈恭澍的老部下，一个是张逢义，山东人，军校七期毕业生。
    张与白世维既是同乡又是同期同学，当白刺杀张敬尧之后，特务处批准北平站成立行动组，由白世维负责，张逢义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北平站的。但为时不久，因陈恭澍荒唐透顶的“绑架”事件，北平站被改组，张调回特务处本部工作，此次是从重庆抽调出来，派到河内的。
    张逢义也是专搞行动的，陈恭澍说：“我对他太了解了，有勇有种，浑身是胆，用枪比动笔尤为擅长，顺着他怎样都可以，惹翻了他可就不好收拾了，因为他有一股倔脾气，要好久好久才会和平下去。”
    相比于前两个人，第三个人的到来，令陈恭澍极为不爽，这个人叫做唐英杰。陈恭澍说：“唐英杰，又名张效良，四川籍，算得上传奇人物，惟独不够气派。我在天津任站长时，他一度派到天津协助行动工作，不但没有什么表现，却闹了不少笑话。”
    那是1936年，即陈刚刚结束“禁闭”，回到北方当天津站站长的时候。当时天津站还是一个很小的单位，除了书记曾澈以外，就是一个情报员张奉馨、一个会计王孟博，还有一个“内交通员”。另外还有一部电台，设在“站部”以外。
    因此，陈到任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申请将原来北平站的老部下白世维和王文二人调到天津站。陈说：“上级接纳所请，不仅派白世维、王文回津，还增派了一位化名叫唐英杰的人。”
    陈恭澍说：“（唐英杰）什么出身、学历如何都一无查考。廿五年，他三十多岁，身材矮小，貌不惊人。” “貌不惊人”的唐英杰，却是一位武功高手。
    军统当中，不少人有国术功夫，像前面说过的文强，不光“文“强，动手也不吝，堪称文武双全；像经济专家邓葆光，看上去文质彬彬，却是太极高手；沈醉则正相反，硬桥硬马，练的是外家功夫；当然，还有高手中的高手、武术教官金民杰。
    金民杰是吉林人，朝鲜族，其人有两项绝招。一是擒拿，招招拿人关节，凭着这一手，金民杰吃遍军统几乎所有的训练班。

    按：军统办了那么多的特训班，只有两位教官是雷打不动的，其一就是金民杰，另一个是摄影教官、军统的“官方”摄影师王文钊。

    在临澧特训班中，沈醉也教过武术，而且他跟金民杰俩人还弄死过一个学员。沈醉回忆说：
    “我还记得有个叫严燮的学生，因在上擒拿课时和教官金民杰故意为难，被金下毒手，在要害处猛击一下造成内伤。但他仍不服气，以后在我讲课时，他又自告奋勇要求和我试一下。我早防到他，在表演时，趁他用尽全力想把我摔倒时，也照样给了他一次猛击。经过这两次以后，严燮被弄得重伤不治，不久，加上别的病发作便一命呜呼了。”
    学员在受训期间居然死于非命，戴笠大发雷霆，在第一次对临训班的“视察”中，曾经痛骂余乐醒等人。
    金民杰的第二个绝招，是传说中的“点穴”。在戴笠第二次视察临训班时，恰好第一期学员毕业，于是特地组织了一次同乐晚会，一方面表示对“主任”到来的欢迎，同时也有“汇报演出”的意思，从教官到学员，都准备了许多节目。此后，“文艺汇演”就成了无论哪个特训班的惯例，只要戴笠来视察，必得准备这么一台“晚会”。

    按：凡戴笠到哪里视察，大家必须做好的是三件事：
    第一是大扫除。戴笠有“洁癖”，走到哪里，只要看到稍有不干净、不整洁，就要痛骂，搞得大家只恨不能把地面翻个“底儿朝天”。
    第二是大会餐，与民同乐，这倒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时值抗战，物力艰难，借着视察，让大家打打“牙祭”，也是好事。同时，戴笠也要借着聚餐，考察一下“师生关系”。某次，戴笠发现一个女生队长，可能是平日里生活比较“精致”一点，拿了一只自己的“细瓷”碗来用餐（相当于我们今天自带饭盆到食堂吃饭），很不高兴，当下板起脸来质问：“我的学生可以用粗瓷碗吃饭，你为什么要用细瓷碗？”
    第三就是文艺汇演，到后来成为戴笠考核训练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大家无不卖力，据说有的班能排出整场的话剧来演出。
    既然是“文艺汇演”，自然以文艺节目为主，唱唱歌、跳跳舞，金民杰的“节目”，却颇为“别开生面”。    沈醉说：
    “他把一个名叫金刚的十多岁的小勤务兵带到台上，只用手腕夹住咽喉，几秒钟内便立刻晕了过去，人事不知。紧接着，经他在背后一拍，金刚又活了转来。在场观众都为这项表演喝彩。”
    出人意料的是，对金民杰的“精彩”表演，戴笠却极不满意，当即“指示“：“不能以此作为文娱表演。”    沈醉说：“因此有些特务原来准备的类似节目便不敢再搬出来，否则会成为一次特务的比武会。”
        事后，沈醉曾当面向戴笠“请教”，戴笠说：“像这种对付敌人的手段，应当是守秘密的，怎么能拿出来当众表演。”

    唐英杰的武功，与别人不同，他也会两项“绝招”。
    一是传说中的“轻功”。据陈恭澍说，唐英杰最拿手的，“是超距纵越的功夫，不仅穿房跃脊，如履平地，就是十丈高楼，也能够上下自如”。
    另外，据别人告诉陈恭澍，曾亲眼看见唐英杰“手持一把普通雨伞，从三层高的楼顶上一跃而下，落在地上飘飘然，仅发出轻微声响”。
    陈还说：“已经事实证明的也可以说是经过考验的，他在南京禁闭期间，为了防他脱逃，曾加戴刑具，不料他竟而能够脱下手铐脚镣，皮肉丝毫无损。”
    不知道唐英杰是会“缩骨术”还是会开锁，这是他的另一个绝招。
    相处得时间长了，陈恭澍对唐英杰多少有些了解：“此君于二十一、二年曾在上海大舞台登台献艺，确曾轰动一时。其后为戴雨农先生所罗致，加以训练并灌输政治知识，遂加入工作，成为行动人员中干材。他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守纪律，时常闯点小祸，也多次遭受处分。”
    陈恭澍说：“唐英杰随世维和王文等来到天津后，故态复萌，经常彻夜不归，弄得我轻不是、重不是，大伤其脑筋。”
    另外，唐虽是“武林”中人，却不甚注意自己的身体。陈恭澍说：“想不到此君迷信于采阴补阳之说，结果弄得一身花柳病，连走路都不方便。这些，暂且不去管他，但求能在工作上有所表现就好。”
    还好，此后不久，唐英杰就被调走了。那是1937年初，即在陈恭澍第一次去北平见好友毛万里、商讨“制裁”殷汝耕一事、并协同处理尚小姐被捕又脱逃之后的事情。陈恭澍说：“我从北平返回天津不久，即接到上级电令：调白世维、唐英杰二同志回京。实不知为了何故，也许另有其他更重要的任务。”
    对此，陈恭澍是一喜一忧。喜的是：“我对于唐英杰调走，内心如释重负，尽管他有通天的本事，可是由他带给天津站的麻烦实在太多了，又何况有好几件交给他侦办的事情，都是虎头蛇尾，一无交代，调走了也好。”
忧的，自然是得力助手白世维被调走。陈恭澍说：“世维兄和我有深交，我们是工作上的伙伴，也是私底下无所不谈的好朋友，此番重聚未久，当然不愿意就此分手。”
    相反，白世维倒是很愿意换个环境。陈恭澍回忆说：“在我们惜别闲话中，他透露了心声：他对于执行行动工作，实已缺乏兴趣，能够改变一个环境，更换一个工作岗位，倒也觉得不错。他的意思是此番回到南京后，决心打报告请求保送陆军大学深造，倘能如愿以偿，那就再好不过，若是办不到，也只有听任安排了。”
    前面说过，白回到南京之后，即被派到蒋介石身边当侍卫，与张毓中成了同事。
    白世维、唐英杰走了以后，南京特务处本部正式批复，同意天津站增设“行动组”，组长即王文，至此，王文才算正式加入“团体”——换句话说，从1934年就进入天津站，并参与刺杀吉鸿昌、石友三的王文，此前一直在为特务处“打黑工”。
    王文的“编制”虽然解决了，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陈恭澍说：
    “天津站呈报任用的行动组员，照编制只有三人，而实际上由王文在他家乡号召参加工作行列的，却有八、九个人，最大的难题就是以三个人的经费，要维持八、九个人的开支，真用得上捉襟见肘这句话了。天津站的经常费有固定的预算，虽然主管会计的王孟博挪东补西，尽可能予以支持，但也难为无米之炊。”
    上级不拨钱，陈恭澍又“变“不出钞票来，没办法，王文只好从家里拿钱。前边说过，王文家里是天津宝坻的富户，“结果全靠王文的老太爷王老先生以毁家纾难的精神，按月予以支持。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抗战后的民国二十七年，前后将近两年之多。”
    至于唐英杰，离开天津之后去了哪里，陈恭澍并不关心，也不清楚，没想到重逢于河内。他后来回忆说：“此番前来，我还真有点戒心，再一想，既然来了，总希望他能规矩一点，不要出纰漏，认真的工作就好了。”
    很显然，对于唐英杰，陈恭澍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其实，他是河内刺汪的另一个关键人物。
    也是在这个时候，在徐先生的指引下，陈恭澍等终于“找”到了汪精卫的住处——高朗街二十七号，并开始“监视”。
    陈恭澍回忆说：“笔者亲自去观察过，而且有很多次，遗憾的就是只限于在外面观察，却没有进去过。这是一幢西式洋房，楼高三层，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正面临街，后面是小院落，围有矮墙，有后门，又有角门，如由后面进出，要经过两道门。”
    实际上，陈恭澍的“观察”，漏掉了一个重要细节，其实已经不能算是“细节”了，而是至关重要的“大节”——陈所说的“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意思是说，“高朗街二十七号”的旁边，是紧挨着另外一栋楼房的，即“高朗街二十五号”。
    事实上，“二十七号”与“二十五号”之间——是打通了的。在这里，我们要说到另外一个人，即汪精卫的内弟陈昌祖——因为这个住处——就是陈昌祖觅得并改造的。
    陈昌祖，生于1904年，广东新会人。
    陈昌祖是陈璧君最小的弟弟，早年在法国学习航空，回国后曾任昆明航空学校校长，军械修造厂厂长，一直在昆明工作，是民国时期不多见的航空人才。
    据陈昌祖回忆：“1938年底，我准备从香港返回昆明，途经河内，在那与曾仲鸣相遇，他也刚从重庆过来。曾仲鸣告诉我：将有事变发生，要我在河内帮他找到一套合适的住宅，因为四哥也许不久就会来到河内。
  
    按：汪精卫在家里男孩中排行第四，所以陈璧君一直称其为“四哥”，她的弟弟们自然也都跟着这么叫。

    陈昌祖是留法的，对于法国的殖民地安南非常熟悉，同时，由于业务的关系，陈昌祖经常往返于昆明和河内，因此，按照曾的吩咐，陈很顺利地在河内租赁下一幢公寓。
    在回忆中，陈昌祖很详细地描述了这个所在的情况。他说：
    “这幢公寓位于高郎街25—27号，它由两套相毗连的半独立洋楼组成。当我第一次看到它时，才刚刚修建完。一个法国人，名叫蒙塞尔·威廉，是河内一家杂志社的主编，他认识这套公寓主人，并向我推荐了它。我虽然觉得这幢楼并不完全适合我们，但是，它却是我察看过的五套住宅中最好的。况且，它也刚刚粉饰一新，随时可以住人。因此，我决定把它租下来，这套公寓楼四周围有高墙，位于较僻静地区，如果把两套相毗连的半独立洋楼打通，其大小足够我们使用。每一套洋楼都备有车库，在一层楼内是厨房，楼背后有仆人的居室，二层楼有会客室和餐厅，三层楼有两间大寝室。我在二楼的两套洋楼之间的隔墙上，安了一个通门，以便两幢楼可以相互联系。以后，又在三层的隔墙上也安装了一个通门。”
    替汪准备好了“居停”，陈昌祖就回到了昆明。此后，陈回香港公干，此时，汪精卫已经成功“出走”河内，因此，在回昆明的途中，陈昌祖特地去看他。这一天，是1939年 2月 7日，即汪精卫派高宗武再次与日本人接触之后不久。
    据陈回忆，汪精卫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为了和平事业，我已经脱离重庆。中国不能再象目前这样打下去了，人民正在为此蒙受巨大的灾难。日本人现在提出一项我们可以接受的和平建议，你从未与我一起工作过，现在你是否愿意跟我在一起? ”
        陈昌祖听了，“没有丝毫犹豫”，回答说：“四哥，我完全信任你，愿随你到任何地方去。”很显然，作为汪精卫的内亲，陈昌祖的“落水”是在所难免了。
    陈后来回忆说：“这一天所做的决定，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其结果，不论是好是坏，我都将盲目地跟随四哥，同他一起参加和平运动。我准备继续我的昆明之行，结束在中德联合航空公司的工作，然后，再返回河内，向驻香港的公司董事会递交辞呈。”

    按：陈昌祖说的“中德联合航空公司”，即国民政府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共同组建的“欧亚航空邮运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香港，陈昌祖时任该公司总经理。

    陈昌祖说：“可是四哥担心我此时一旦去昆明，会遭不测。因此，他竭力劝阻。然而，我再三坚持，表示在辞职前，一定要把目前的工作做完。他终于被我说服了，同意我去，并婉言相劝，让我小心为是。”
    实际上，陈的昆明之行，还有一项秘密使命，即给龙云带一封汪精卫的亲笔信。汪还叮嘱说：“要尽可能把这封信亲自交给龙云。”这封信给陈昌祖找了大麻烦。他后来回忆说：
    “飞机抵达昆明机场，一下飞机，我就把信交给在飞机场迎候我的妻子，让她妥善保管。当天傍晚，我与龙云将军接通电话，并前去会面，把四哥的信交给了龙云。龙云问我何时返回河内，同时向我表示，在两天内他将给四哥一个答复。”
    陈一回家，军统就找上门来了。陈说：“当天晚上，蓝衣社云南分部的两名特务找到我，要看看我在飞机场交给妻子的信。我故作惊讶，向他们解释，那根本不是什么信，而是一张占星图，是由一位香港算命先生新近才绘制的。说着，我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占星图给他们看。他们并不相信我的话，但也没有再啰嗦，很干脆地离去了。”
    陈昌祖说：“这件事，使我初次意识到：自己处境不妙，我已被当局怀疑，被特务所跟踪，因此，自己要处处小心谨慎。”
    事实也是如此，次日晚间，陈昌祖在昆明航空学校的一个同事“大模大样地来拜访我的妻子”。陈说：“然而，他此来的真意，是想警告我：航空学校的保安部门，已经接到重庆的指令，要监视我的一切行动，我应该隐蔽起来，并尽早离开昆明。”
    陈回到昆明的第三天，他的太太拿到了龙云给汪的回信，同时陈“也完全做好了离开昆明的准备”。
    次日一早，按预定计划，陈昌祖来到火车站。此时，发生了一件令他感到极为尴尬的事情。陈说：
    “（我）看见一名监视我的保安人员被五花大绑起来，他是被从四哥身边派来的卫士绑起来的。可以想象，当时我是多么惊讶不已，那些卫兵已受命来保护我了，而他们的指挥官，就是l935年夏在南京把那个企图谋刺四哥的凶手当场击毙的人。”

    按：据汪精卫的卫士许少泉回忆，当时冲着孙凤鸣连开两枪的，是汪的另一名卫士桂连轩。
   
    桂连轩的所为，自然是好意，想令陈摆脱军统的纠缠，但做法失之于简单，摆明了陈昌祖行踪不轨，等于是自我暴露。此举令陈极为恼火。他后来回忆说：
    “事先我并不知道此事，然而，这样做是多么愚蠢，其结果只能置我于困境，迫使我不得不隐姓埋名地出走。然事已至此，我仍接原计划登上火车。”  
    陪同陈昌祖的，就是汪精卫特意排在他身边的许少泉，许说：“因出境不能携带武器，我把手枪交给龙云并向他告别后，便和陈昌祖一道乘火车去河内。一上火车，我们便发现有特务盯梢。”
    2 月13日，火车停靠在“航空学校分校所在地”附近的一个车站，在正常情况下，第二天晚间就可以出境，到那时，陈昌祖就可以“蝴蝶自在飞”了——除非动武，否则“蓝衣社”对他是无可奈何了。
    然而，就在这里，陈昌祖被逮捕。他回忆说：“当时，重庆方面已经发出了针对我的逮捕令，我被就地拘捕，在全副武装的士兵押送下，按原路返回昆明。途中，我们过夜的地方，也就是我前一天晚上去河内时住宿的车站，而在当天早上我才刚刚离开那里。”
    陈说：“夜间，士兵的警戒非常松懈，他们既没有搜过身，也没有检查过我的行李。因此，在我去洗手间时，得以有机会销毁了龙云写给四哥的回信。”
    陈昌祖被送回昆明，旋即被押往他原本担任校长的航空学校，单独囚禁。陈说：“从此，与外界完全隔绝。”
    幸亏，陈的身边还有一个许少泉，他后来回忆说：“火车开到蒙自，陈昌祖被军统抓去。我立即下车给昆明的龙云打电话，要他找军统昆明站交涉放人。”
    同样在为陈昌祖奔忙的，还有他的太太。

    按：陈昌祖的太太叫朱始，是革命元勋朱执信的大女儿。

    早在陈离开昆明之时，为保万无一失，陈就与自己的妻子搞了个“障眼法”。他后来回忆说：
    “当初，我离开昆明那天，妻子曾设了一个圈套，准备把敌人引向错误的方向。她和四哥的卫队军官，以及一名司机在清晨驾车驶向西部的缅甸边境。当天晚上，妻子住在当地的一个天主教堂里，第二天，他们才又返回昆明。这时，妻子得知了我已被捕的消息。”
    陈妻当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河内的汪精卫，汪即与陈璧君打电报给重庆，表示抗议。同时，正在香港的陈昌祖之母卫月朗也给蒋介石带话，请求放人。
    卫月朗也是老同盟会会员，当年她与自己年仅16岁的女儿陈璧君一同入会，曾传为佳话。
    两下一同发力，加上又没有抓住陈昌祖参与“逆谋”的证据，总不能因为陈是汪精卫的小舅子就抓吧，蒋介石扛不住了，只好放人，但有个条件。陈昌祖说：
    “在航空学校囚禁了一个星期之后，我被释放，并恢复我在中德联合航空公司总经理的职位。同时，还命我立即去重庆，进一步就职于航空委员会。航空学校的校长对我的转危为安表示祝贺，并建议我马上动身去重庆。”
    对此，陈当然不去，他说：“如果真的去重庆，其结果只能是蒋介石的一名实际上的‘囚徒’。当时，我最大的心愿还是去河内与四哥同舟共济。”
    这时，出面的又是陈昌祖的太太。陈说：“妻子极其秘密地与龙云会面，龙云答应帮我出逃。当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在约定的那天清晨，在灰暗的掩护下，由龙云派一位副官，把我们护送到铁路车场，一名警官正在那里等候，他把我们领进一辆停靠一旁的空棚车内，车内备有两只藤条睡椅、两套毛毯，大量的食品及供饮用和洗漱的水，还有火柴和一盏油灯。棚车内的地板上，设有一个临时用来大小便的可笑装置，即一块两尺来长，仅能从车内拴牢的活动地板。警官和我登上棚车，把滑门关好，有人从外面把门封死。这辆棚车将与普通列车挂在一起，直到印支边界的 K。”
    陪同他的依然是许少泉，前述许的回忆：“龙云知道这是件麻烦事，若蒋介石过问起来就很不好办。龙云交待属下挑了一部卡车，在车厢铺上个‘床铺’，又买了面包，配好茶水，在卡车车厢门上加锁，贴上‘云南省政府’的封条，把陈昌祖送出了老关。”指的就是这一段，但许少泉在回忆中记错了时间，误为1938年12月，其实是次年 2月的事。
        陈昌祖回忆说：“火车准时起动，沿着迂回曲折的路向南缓慢行驶。当夜幕降临时，我们在一个车站停了下来，准备在此过夜。被封在车内，可以听到乘客的下车声和乘务员的叫喊声，而我们两个却只能呆在车内，静静地度过这漆黑的夜晚，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翌日清晨，火车又开始继续行驶，火车的剧烈晃动把我们震醒了。次日晚，我们终于到达了 K。有人在车外把封死的车门打开，我走下火车，步行一百多米，走过边界，来到法国领地，感到终于自由了。”陈昌祖的叛国之路，终于走通了。
    在回忆中，陈昌祖说：“大约在1939年 2月初，蒋的蓝衣社特务占据一处住房，用来监视四哥的日常活动。他们在马路斜对面，租用了一幢高楼的几间套房，从楼房顶层，可以很好地观察到公寓左侧顶层起居室内的情况。”
    对此，另一方的当事人、“河内工作组”负责人陈恭澍的回答是——没有那么回事！
    陈恭澍说：“事实上，我们从没有在汪寓附近租赁什么房屋，也不曾使用过望远镜，不是不用，是因为我们连一架望远镜都没有准备。这些个琐碎小节，原就算不了什么，对汪案的主要内容，也不构成焦点，不过，要认起真来，最好是什么便什么，不能悬想。”
    陈恭澍的意思是——后世的许多回忆——其实都“高抬”他们了，在当年，他们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那么，当年的陈恭澍，究竟有什么监视手段呢？概要地讲，有三个渠道：
    一是“实地考察”，陈恭澍说：“笔者偕鲁翘开车打从门前来往过多次，却很少看见有人出入。大门进身不深，在街上就可以清晰的看到窗户，如果不是有窗帘遮蔽，也许会看到屋里的情景。”
    ——因为担心引起汪精卫的怀疑，陈恭澍只好采取这种方式，一遍一遍地从汪宅“路过”，借以观察情况。说白了就是窥视，再说白点，就是偷看。
    二是徐先生的情报。“当前，我们唯一的途径只有多多借重徐先生，前面已经交代过，徐先生本身与汪派并无关系，他也只好再去‘麻烦’他的法国朋友了。”
    但是，很可惜，徐先生并不是汪一伙的人，拿不到第一手资料。陈恭澍说：“这是可以想见的，徐先生听回来的消息，既不具体，也抓不住重点，当然无法满足上级的需求。不要说有什么机密内容，就连一个日本人的姓名，我们也得花费不少工夫，经过好几种语文的变换和订正，才能把它译出来，这又是多么的勉强。”
    陈恭澍举例说：“徐先生从法国朋友那里打听来的，据说有两名代表日本军方的军官，逗留在河内，只晓得这两名军官的阶级一名是大佐，一名是中佐，但却查不出他们的姓名，迨至事后若干年，才从许多资料中发现，这两名军官可能就是影佐祯昭大佐（当时的官阶）和矢荻中佐。”
    事实上，我们知道，影佐祯昭是在汪精卫遇刺之后，才赶到河内、并将汪送去上海的。
    另外，徐还报告说：“和曾仲鸣有过接触但又不一定与汪精卫碰过面的，还有日本驻河内的总领事铃木，以及日本同盟社驻河内特派员大屋久寿雄等。而大屋其人，又很可能具有新闻记者和情报员的双重身份。”
    对此，陈恭澍发牢骚说：“像这样的情报，恐怕还不如报纸上的新闻呢，又有什么用。不是我们不懂，更不是我们不想，动脑筋、打主意；大家集议、交互讨论能做的都做了，可以一试的也试过了，可是就没有办法在汪某的左右布置一条‘内线’。”
    说到这里，陈恭澍还借机讽刺说：“非常热诚的余乐醒先生，凭他留法国多年，又能说一口相当流利的法国话，而且还曾结识不少法国人，可是忙了好一阵子，连一个熟人都找不到，又遑论建立工作关系了。可见有些个事情，并不像说说唱唱那么轻松容易。”
    相比之下，最“靠谱”的，是第三条渠道，即“魏春风—魏春风的未婚妻阮小姐—阮小姐的堂兄阮警官”那一条路线。
    阮警官本身就承担汪宅的现场值守任务，而且他可以堂而皇之地与同事研究现场情况，并从官方资料中加以印证，因此，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反映的情况，反而最为贴近实际。
    比如：“出入汪公馆最频繁的，就是曾仲鸣了。他每天进进出出，有时候会多达四、五次。照一般的说法，曾仲鸣就住在这幢房子的三楼，根据我们的侦察结果，他并不住这里，另在 PAULBERT 的‘大陆饭店’开了一个长房间，以便代表汪某对外接触；一般要会见汪某的人，得先和曾仲鸣谈洽好，再由曾仲鸣安排时间与汪相见。当然有些人也许只能见到曾仲鸣，或被挡驾而见不到汪精卫。”
    然而，限于阮警官的身份和层次，他所能做的，也不过如此。陈恭澍说：“积多日观察之结果，发现住在这幢房子的人，相当多，男女老少都有，可是除了汪氏夫妇之外，还分别不出谁是仆从、谁是亲属和谁是宾朋。关于这一点，太令人困扰了，由始至终，就没有弄清楚究竟是谁和谁？这也是我们侦察未能深入的弱点。”
    陈恭澍说：“提供情报给我们的当地警探阮××，可不知道这些人叫什么名字、都是干什么的，所以接到这份报告后，顶多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汪精卫一伙，几乎都是高层政界人士，寻常人等，也就是在报纸上看看照片而已，谁能有机会跟他们见面，熟识？不要说阮警官，即便是陈恭澍，见过“真人”的，也只有周佛海一个人。陈说：
    “笔者个人只认得周佛海，可是一次都没有亲眼看见他在此出现过；至于高宗武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长相，即使面对面的遇见了，也不认得他是谁。”
    说到这里，不由得我们不想——戴笠当年布置陈恭澍这一个“河内工作组”，其所作所为，怎么看，都像是一场儿戏。许多年之后，陈恭澍无奈地说：“类如这许许多多的小环节，都是构成我们不够切实的一些基本因素。”
    也是在这个时候，河内工作组进一步扩大，第三批又派来两个人，一个叫陈邦国（陈恭澍在回忆中，曾误为郑邦国），另一个叫陈步云，原来都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稽查员。
    沈醉曾回忆说，1935年，王兆槐接掌侦察大队以后，一方面是调入大批军统分子，另一方面，“是采用对旧人员分别吸收参加军统的办法来达到全部掌握造成清一色的局面。不久，旧的稽查员朱又新、王开明、刘光琪、陈锦标、夏金海、林洁清、陈邦国等，都一个接一个成了军统分子。”
    陈邦国也是神枪手，陈恭澍回忆说：“郑邦国，安徽人，好象是行伍出身，他自己可没有这么说。身材高大，粗声粗气粗线条，别以为看上去有点傻乎乎的，却有一种摇撼不动的镇定功夫。他善于用枪，据说连发点射；足能打出花来，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相信他必定熟娴此道。”
    对于陈步云，陈恭澍评价说“陈步云，江苏徐州人，不知道是什么来历。此人敦敦实实，就是不爱说话，有时和他打一声招呼，或者逗他开开口，多半只有一笑作答。我们接触不多，相处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很细心的去了解他。”
    陈邦国、陈步云二人，都参加过王兆槐在淞沪抗战中组织的“浦东抢运”行动。乔家才回忆说：“王兆槐没有二话，当夜，他从招商局借了三艘驳船，从侦察大队挑选了陈步云、陈邦国、刘耀、钟铸人等40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在探照灯的空隙之间，于当晚九点多钟抵达仓库码头。”
    至此，戴笠已经派来了十一个人，分散在三个地点（也许是四个地点）他们是：
    安排在“河内工作组”本部的，是 7个人：陈恭澍、王鲁翘、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他们也是日后刺汪行动的主体。
    被另外安排地方居住的是“河内工作组”的另外两位“负责人”——余乐醒和岑家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被陈恭澍有意“边缘化”的两个人。
    “河内工作组”的“影子”人物方炳西——戴笠的化身；陈恭澍都不知道他住在何处。外，还有电台台长王钟岳，陈恭澍也搞不清楚他是自己住还是和方炳西住在一起。
    再加上“打义工”的徐先生、曾先生、魏春风和阮小姐，一共是十五个人。不久后，戴笠又派来一个“打义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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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燕尾服    时间: 2011-5-5 19:50

细细读来
慢慢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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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5-18 19:55

本帖最后由 ys1937 于 2011-5-18 20:05 编辑

53、河内剌汪案（3）

    就在“二陈”到达河内一两天之后，戴笠的“方影子”告诉陈恭澍，有一位“曹先生”要见他，并要求陈“到他的住处去”。陈问方是怎么回事，方说：“是戴先生派来的？”
    陈再问：“有指示？”方“两手一摊，摇了摇头”，表示一无所知，帮不了你。陈又问：“有什么为证？”意思是说：我凭什么相信他是戴先生派来的？
    方说：“他是这么说，你们见了面，自然就会明白了。”
    很显然，方炳西明瞭全部前因后果，就是不肯对陈恭澍说。陈也很清楚这一点，在回忆录中，陈恭澍是这样说的：“既然如此，由我自己开车请炳西陪我一道去看他。”很明显，陈的心里不太痛快。
    这位新来的“义工”，就是曹师昂。
    陈恭澍介绍说：“曹师昂，湖南益阳人，民国元年生，法国军事航空专门学校毕业，曾任法国空军第三十五大队教官、法国格纳东南航空委员会委员等职。回国后曾任参谋本部第一处航空科长，抗战时担任法国志愿空军大队联络官（或称特派员），驾驶法国制地瓦蒂式驱逐机对日军作过战。这个志愿大队，与美国陈纳德将军的十四航空队同一性质。”
    曹师昂是著名飞行师，1935年，曹曾参加法国举行的长途飞行比赛，并获得第五名。抗战爆发以后，中国的一些欧洲留学生在汉口成立“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总会”，襄助抗战，由汪精卫、李煜瀛、邵力子、何键、刘文岛等组成名誉主席团，以毛庆祥为主任常务理事；理事当中，就有曹师昂。
   
    按：“名誉主席团”的五人当中，只有刘文岛一人是正经八百的法国巴黎大学博士；汪精卫、李煜瀛与法国及留法学生渊源深厚，自不待言；另外二人，邵力子是留日的，何健是军阀，都与留学欧洲没有半点关系，选中他俩，看重的是他们“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和“内政部长”的政治地位，考虑的是“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总会”作为一个社团组织，开展活动便利一些。

    见到曹师昂，陈恭澍肃然起敬，原来的一丝不快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后来回忆说：“（曹师昂）此次来到河内，是戴先生费尽心机像觅宝似的邀请来的，就现在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性质而言，他太有用了。”
    陈介绍了他与曹会见时的情形：“师昂兄偕同他的法国籍妻子，于日前搭欧亚航空飞机从昆明抵达河内，他掏出一大堆身份证件给我看，彩色缤纷，中西合璧，我看不懂，不过，他真的名叫‘曹师昂’。”
    曹是欧洲留学生，循着西方礼节，自然要先介绍他的法国太太。陈恭澍回忆说：
    “首先，介绍了他太太：中等身材，穿着朴素，大方端庄，虽然只有二十几岁，显得相当老气，一滴滴西方人的傲气都不带，这样，就觉得很平易了。她能说几句简单的中国话，只有勉强达意的程度，不通之处，师昂兄暂充翻译，总算彼此礼貌过了。我急于想和师昂谈话，可是他太太却没有回避的意思，一时之间倒给僵住了。
    曹师昂见了，明白陈的顾虑，表示：“尽说无妨，因为她什么都知道，而且她还答应帮忙呢。”
    曹继续说，他临行前，戴笠设宴践行，并告诉他：“先与方炳西同志取得联络，再由方同志代约负责人陈××兄和你见面，此后有关工作问题，你们自行研商就可以了。如果你有意见，最好打电报，他们一定会转给我，如有需要，也请你随时提出。”
    戴笠接着说：“有一包东西，里面是两枝手枪和一盒子弹，请你带到河内当面交给陈××兄，可千万不能有半点差池。”听到这里，陈恭澍问：“戴先生还有别的指示吗？”
    这时，陈恭澍回忆了一个细节——听了他的问话，曹师昂“怔了一下，欲言又止”，才说：“没有什么了。”
    说着，曹师昂请他太太取出一个“公事皮包”，说：“老兄一定知道这里是法国属地，他们为了提防安南人民的反抗运动，对于持有或使用武器的，不管是谁，一律判以重刑，我和她为了这包东西，一路上提心吊胆，今天，总算可以交差了。”
    皮包里面，“是两枝美国造的左轮，上面刻有英文字母SW，也就一般所称的‘司维斯’，另有一个术语，又称‘武装和平’，这是一种射程近，而杀伤力很大的手枪。另外有一小盒子弹，掂一掂有分量，没有撕掉包装拆开看。我连声道谢，预备摆在车上自己带回去。”
    陈恭澍回忆说：“嗣后，我们走得很近，相处得也很好，自发现他豪放豁达后，颇有意论交，可惜聚首时日实在太短了。我揣摩得出，他有件事瞒着我，那就是他的秘密任务，我也谅解，如果不是上级规定绝不许泄露的话，他早就告诉我了。”
    曹师昂之后，戴笠跟着又派人运来了第二批武器。陈恭澍回忆说：
    “紧跟着上级来电通告，叫我们到海防的一个处所去洽取三枝勃克枪。海防是港口，离着河内还有几十分钟的汽车行程，我们七个人中，没有一个是熟悉交通情况的。这可不敢大意，商之于魏春风？又怕他沉不住气，不得已只有求教于曾先生，曾先生也没有立刻答应，他说要问问看可以不可以。等了一天，他才回复我们：派两个人和他一起去。对方是一位稽小姐，这个姓不多，所以记得牢。她是受人之托，从香港带来三枝新的勃克枪，附有二十粒子弹，交给来人，她的事就算完了，其它的一概不知道。”

    按：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注明：“其实，她也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此神龙见头不见尾的不再出现了。”

    就在陈恭澍会见曹师昂的次日，戴笠又派来一位军统干部——谭天堑。
    对谭天堑，陈恭澍印象不好，他评价说：“典型的忧郁者，予人的第一印象，就好象满腹含冤带着一肚子委屈来的。彼此一交谈，才明白他果然是刚从贵州息烽县释放出来，局外人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个去处，正是我们自己工作同志‘守法’的所在，他为什么落得关禁闭，当然不便问。”
    陈还说：“如果没有记错，天堑兄也是湖南人，年纪比我们几个人都大，法国留学生，攻财经，有无学位，没有留意，照他自己说，回国之后是在某一个训练单位当教官，此番前来，自然希望能戴罪图功，以赎前愆。那又为什么还是成天的愁眉苦脸呢？想必另有难言之隐。”
    陈恭澍说得不错，谭天堑确是法国留学生，郑超麟在《少年共产党》中，曾提及此人。他说：“‘于山孙橡胶制品厂’设在蒙达尔郊区，距城约二公里，运河岸边，制造套鞋、跑鞋、自行车轮胎等。工人五六百，大部分是女工，也有童工，男工人则干搬运一类的笨重工作，管理计划一类工作也是男人做的。中国学生，体力较弱，做的是女工的工作，同女工一个车间。有个湖南人，名谭天堑，法语说得好，被厂方提拔为工头，管理中国学生。他原来也是在蒙达尔中学读书的，大概不是新民学会会员。他工资较高，在城里租房子居住，走路来上工。”
    回国以后，不知什么渊源，谭天堑进入特务处。
    与方炳西一样，谭天堑的任务，与“河内工作组”也是隔离开的，在给陈的电报中，戴笠是这样说的：“密切联系，代转函电，如有情报需求，可商请该员办理。”
    对此，陈恭澍说：“我想不会那么单纯，从他往返电报的频繁，可以判定他必另有重要任务。”
    谭天堑也是自己单独居住，陈恭澍曾经去看过他，“与之会晤，看到他房里有女人衣帽，想必又是携眷到此，可是他始终没有请出来介绍过。后来听说，他那一口是一位法国女郎，并无正式婚姻关系，其中还有些什么文章，是否与工作有连带关系，一时还搞不清楚。他的工作身份，又和其它同志不完全一样。”
    谭天堑之后，戴笠又派来两个人，都是从昆明来的，陈恭澍说：“其中一位张同志，广东梅县人，印象中，还记得他的面孔宽阔，大眼睛，颇具福相；另一位同志，我连一点影像都追不回来了，谨向这位同志致歉。”
    至此，戴笠派到河内来的军统干部，一共是十四个人，加上徐、曾、曹、魏春风小两口，一共是十九个人。其中有一个人，陈恭澍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日后，曾有人将“河内工作组”戏称为“十八罗汉”，就是这么来的。
        陈恭澍说：“河内工作，于是步入了另一阶段，不仅是监视、侦察，还有行动前的准备。”
    前面说过，大约是在1939年 2月初，即汪精卫拒绝了蒋介石让他赴欧洲的建议、并派高宗武赴日的前后，陈恭澍等才在徐先生的指点下，“找”到汪精卫的住所，开始执行监视任务，陈恭澍说：
    “开头的任务祇限于监视汪某的行动和侦察汪某的活动，这段时间差不多历经四、五十天之久，到了三月初旬，才接奉戴先生指示，令我们作制裁汪某的准备，并切嘱在未接到‘制裁令’之前，不可轻举妄动。”
    “戴先生”的指示十分婉转，只是说：“希作必要之准备，切切不可轻举妄动。”
    对此，陈恭澍说：“至此，‘河内工作’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是在‘备战状态’下，静候一声令下。”
    在“备战”中，一直被陈恭澍冷落在一边的余乐醒博士，终于得到表现的机会了，只可惜，他的建议，陈恭澍并不“感冒”。在许多年之后的回忆中，陈依然充满讽刺意味地说：
    “自从接奉戴先生来电叫我们做行动前的准备后，余乐醒兄即跃跃欲试，他极力主张用‘软性行动’以达成目的。”
    陈恭澍进一步解释说：“本来执行制裁工作所采取的手段，率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有声武器’，指的是用枪械轰击，其二，是‘无声武器’，指的是用刀斧格杀或用毒药毒毙。这要看制裁对象的防卫情况和当时的环境而定。现在余先生的主张就是后者，这里姑名之为‘软性行动’。”
    前面说过，对于制裁“敌人”，陈恭澍一贯讲究“明正典刑”，轰轰烈烈，总觉得既然是代表国家“判处某人死刑”，就应该“堂堂正正”，偷偷摸摸，不是好汉的行径。
    况且，在制裁石友三一案中，陈恭澍吃了大亏，不仅连累了他人，还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因此，陈提起所谓“软性行动”，先就“气不打一处来”，可想而知，对于余乐醒的建议，从内心深处，陈恭澍就有一种没来由的排斥。他说：“如果用这种阴损的手段，即使侥幸成功了，外间亦必猜测纷纭，所予人的观感又如何呢？更何况它的可靠性因无法掌握而值得怀疑。”
    然而，对陈恭澍而言，余乐醒既是他的老师，又是老大哥，直截了当地给驳回去，还真说不出口。陈说：“其实我心里很不以为然，可是又不能明显的表示我的反对，这也是一桩苦于应付的事。”
    更重要的，戴笠派余乐醒来，本身就承担着进行“软性行动”的责任，这一层，陈恭澍亦很清楚：“事实上，我的反对可以说是多余的，老早就应该想到，戴先生之所以派一个化学博士来，在他的锦囊中原就有此一计；而余乐醒兄也一再表示，这就是戴光生付托他的最大使命。”
    没奈何，陈恭澍想起了徐先生，戴笠临走的时候不是说，“事无巨细均可酌情与之磋商”么，借他之口来打消余乐醒的念头，岂不甚好？
    陈恭澍说：“只好就教于那位神秘人物徐先生，看看他的意见如何再说。”
    “就教”的结果，令陈恭澍极为失望：“殊不料他也非常赞同此一做法，所持的理由也很单纯，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无论成败，顶多只能引起一些猜测，绝不致惹出太多麻烦。同时他自告奋勇，愿意替我们觅取适当的机会。”
    一计不成，陈恭澍又生一计，他又去找“襄赞一切工作”的岑家焯游说，希望由他提出反对意见，谈话的结果，岑“竟长时间的保持沉默而不置可否”。
    王鲁翘倒是坚决与陈恭澍站在一边，他说：“要干么就干个痛快的。”问题是王鲁翘说话没用，在“河内工作组”，还轮不着他发言。
    这下陈恭澍是没有办法了，他说：“说真话，我始终对于这种做法不大热心，而事实上既拗不过乐醒兄，也只好姑且一试了。”
    所谓“软性行动”，具体的操作方式，就是下毒。余乐醒是学化学的，这是他的强项。事有凑巧，徐先生还给提供了一条下毒的“管道”——有一个送面包的人，可以进入汪宅。
    于是，陈恭澍让魏春风买回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面包，捺着性子，和余乐醒共同进行了一次“注入”实验。
    实验的过程，由于陈恭澍先入为主地对此持排斥态度，因此在回忆中，对余乐醒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在此不再引述，反正最终是失败了。
    对此，余乐醒也坦然承认，这招确实不行。然而，一计不行，余还另有后招。陈恭澍回忆说：“乐醒兄又提出另外一个办法，他问我有没有时间，以便他对于第二做法作个演示文稿，我不能表示不要听，可是心里真有点不耐烦。”
    这个“后招”，我们暂且不说。这边紧锣密鼓地进行“科学实验”，对汪精卫那边的侦查，陈恭澍也没有放松。在回忆中，他详细地描述了汪宅的外部环境：
    “高朗街离着闹区并不远，但很僻静，属于高级住宅区。二十七号门前有一片草坪，界乎人行道与车行道之间，可供儿童游戏，也可为过路人歇步，不过平常却难得看见有人在草坪上停息或玩耍。街道宽阔，路上还植有一排棕榈，间中又突出几棵高耸的大王椰子，若从街道对面望过去，房子都被遮没了，什么都瞧不清楚。左邻右舍，住的多半都是外国人，其中当然以法国人居多。差不多每家都有自用汽车，所以每家的下层，或前或后，也都有车房。若从与高朗街交叉的路上，走进一条狭窄的小巷子，也可以绕到二十七号的后门，抬头往上看，每一层也都有窗户，可是秃秃墙壁上连一点攀援的地方都找不到。再沿着巷道往前走，却原来曲径通幽，东一弯西一拐的竟然转到另外一条街上去了。”
    陈之所以费这样一大段笔墨，其目的很明显——在于说明客观环境对“侦查”的不利：第一，周遭比较“僻静”，不能在汪宅周围长时间停留；第二，“路上还植有一排棕榈，间中又突出几棵高耸的大王椰子”，所以从马路对面什么也看不见；第三，“秃秃墙壁上连一点攀援的地方都找不到”。
    既然如此，那么承担这项艰巨使命的，只能是唐英杰，陈说：“有关侦察复勘之事，仍责成技有专长的唐英杰去执行，并明白的指示他，无论多么艰险，必须设法进入汪某宅内察看，如果实无可能，最低限度也要跃登房顶，以倒卷帘的姿式，加以窥探才行。”
    时间，就这样来到了1939年 3月19日。前边说过，3 月18日这一天，在香港的高宗武接到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的通知——日方同意由汪精卫出面“组府”。
    仿佛是立竿见影，第二天，陈昌祖就接到了汪精卫的电报，他后来回忆说：“1939年 3月19日那天，我在上海收到一封四哥发出的紧急电报，要我和妻子立即去河内。”
  
    按：陈昌祖逃到河内之后一个星期，他的太太也带着孩子来到河内，陈回忆说：“不久，我被派与妻子一起前往上海，为四哥最终呆在那个城市，做些必要的准备。”

    日本人头天应承了汪精卫，第二天汪精卫就叫陈昌祖回河内，这当中，恐怕不仅仅是巧合吧。
    曾经有一种说法，即“河内遇刺”事件对汪精卫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促使他不顾一切地跑到上海去、进一步与日本人“合作”。现在看起来，持这种看法的人太善良了，搞“拧”了因果关系，事实上正相反。
        也是在 3月19日，“河内工作组”陈恭澍接到了戴笠发出的“制裁令”。
    电报是方炳西译出并亲自交给陈恭澍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在回忆中，陈恭澍用“霹雳震惊”来形容这个时刻： “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陈恭澍说：“不要小看了这张小纸条，在我们的工作来说，却载有千钧重量，这就是未曾加盖印信的‘制裁令’！”
    看了电文，陈拟好简单的覆电：“×电奉悉，遵即积极进行。”并令方炳西即刻交王钟岳发出。随即叫起同住的王鲁翘等人，给他们传阅了戴笠的“小纸条”后，令王将其烧毁。随即开始“会商工作大计”。
    当时的情景，陈恭澍回忆说：“在我们的心目中，这原本是一件迟早会来临的事，一点也不意外，大可以轻轻松松的予以处理；而工作的本身，也并不见得怎么艰难，又何况前前后后来了那么多的人。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好象有一股无形的压力窒息着每一个人的心头。或许是我的态度太严肃了吧？也许是这次的任务太重大了吧？一时之间，竟把满屋子的气氛弄得又僵又冷！”
    尽管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是，要对汪精卫、那个在国人心目当中曾经如偶像一般的美男子“动手”的话，给人思想上的冲击，依然非同小可。
    陈恭澍进行了简单地“动员”：“遵照上级指示，决定采取硬性行动，对叛国者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在尚无更适当的行动场地之前，暂以汪某的住所为攻击目标。”
    行动的总指挥，自然由陈恭澍担任，“制裁”的执行者，自然是王鲁翘，以余鉴声为助手。
    现场的具体分工：“进入汪某寓所后，由唐英杰同志引导王鲁翘、余鉴声二同志指向目标，遂即加入行动行列：张逢义、陈邦国、陈步云三同志，分别担任警戒、掩护，其各人位置，听由王鲁翘同志指定；事后自由撤退，仍在原出发地点集合。万一不幸而被当地警察逮捕，切不可暴露身份；其它有关细节，责由王鲁翘、余鉴声二同志，再与各同志作更具体的规定；出发的时间，自即刻起，请各同志在战备状态下，听候通知。”
    陈恭澍后来颇有些自得地回忆说：“这里用‘会商’二字，只能当作谦逊之词，实际上是由我一人当众宣布个人的决定，而在场的六位同志却没有表示不同意见的，甚至于连一句作为补充的话都没有。”
    最后，陈恭澍要去求大家：“各自休息，养养精神，作些个人准备，千万不要走开，免得临时找不到人。”
这时天已经亮了，陈恭澍还有一件事情要办——去找余乐醒和岑家焯，“传达上级的指示，并征询他二人的意见。”
    听了陈的话，岑家焯很诚恳地说：“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做的，请你不必客气，尽管分配我的工作好了。”
    比陈恭澍大七、八的岑家焯，面对自己的黄埔学弟，已经把姿态放得非常低了。
    这句话说出来，陈恭澍可傻了——因为他根本就没给余、岑二人留什么工作，可能他也没觉得这俩人能干什么。陈恭澍后来回忆说：“这倒成了难题，一时之间我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回答他，因为有关出动的事，我已经有了安排，如果说请他来指挥吧，也不很得体，或许会惹出误会来。”
    在这里，陈恭澍忽略了一件事，一件足以影响团结的事——既然余乐醒和岑家焯也是“河内工作组”的负责人，按说，“会商”的时候，是应当把他们一起请来的，但现在陈恭澍已经把工作部署完了，剩下的，只是向这两位老大哥“通报”一下、告诉你们有这么一档子事而已。  
    此时，陈恭澍灵机一动，同时也是搞行动工作的必须，即在第一套方案万一“失手”、甚至自己也“出事”的情况下，安排余、岑继续负责对“汪逆精卫”的制裁。
    安抚好了二人，陈又去找方炳西，向他通报了自己的安排，随即拉着他去找徐先生。陈后来回忆说：“我们的‘河内工作’，仰仗徐先生的地方实在太多，即将发生的事情，原无事先通知他的必要，可是事后的影响，则多半须由他承受，所以无论在情理上或道义上以及时机的掌握上，我个人认为都应该向他说明一下才得心安。”
    听了陈的话，徐并不感到吃惊。只是对这种“从肉体上消灭对手”的方式提出了异议：“如果以为国除害的法律观点来说，这当然是无可如何中的一种制裁方式；若是牵涉到政治纠纷上去，这并不是一个最明智的解决方法。”
    对此，陈当然不敢苟同，他尽可能婉转地说：“汪的事情，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上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国法的问题，很明显的，他是在两国交战状态中，背叛了自己的国家，而通敌谋和！”
    见话不投机，徐不再就“法律”与“政治”的问题继续纠缠，只表示希望“做得干净俐落，千万不可拖泥带水，招惹许多使他难以应付的麻烦，其它的都无所谓”。
    这当然也是陈恭澍的愿望，他说：“上级既然下达了制裁令，我已经大致决定就在这两三天之内采取行动，在时间上不知道适当不适当，徐先生如有什么指教的地方，请明白见告，都可以商量。”
    徐先生说：“没有什么了，自然是越快越好，以免夜长梦多。”
    从徐先生处出来，陈恭澍又去看谭天堑，陈描写当时的谭说：“谭天堑兄木木的，似乎有解不开的愁结，想是未解其中意。”不知陈的话是何含义。
    最后，陈去找曹师昂，“作了一些暗示”，与谭相反，作为军统局外人的曹师昂反倒极为热衷。陈恭澍回忆说：“曹师昂兄原就负有类同的使命，所以一点就透，他主动的表示，希望我分配适当的工作，由他担承，尤其是他的法国籍太太，早就答应不避任何艰险很愿意尽一分心出一分力了。我深为感动，惟无此腹案，只有请他容我多想想，如确有借重之处，然后再回复他。”
    该通报的通报了，改暗示的暗示了，陈恭澍回到寓所，即召集王鲁翘、余鉴声和张逢义三人，“商定出动的日期、时间以及几点主要的原则”。并最终决定：
    “在三月二十二日以前，再作最后一次的侦察，仍指定唐英杰出动，另由魏春风等从当地警探方面复勘，俾可两相印证。如侦察结果与以前所了解者无重大变动，则择于三月二十二日夜间十一时出动执行，除非情势有异，不再更改；进入汪寓后之一切行动，统由鲁翘指挥、鉴声辅助而继之，并以鲁翘为主，执行制裁任务。”
    现在，问题的关键，要看唐英杰的了，陈令张逢义去叫唐来开会。出人意料的是，唐英杰违反了陈恭澍“千万不要走开”的指令，不知到哪儿去了，且跟谁也没打招呼。
    陈恭澍回忆说：“中午过后，唐英杰才回来，我责备他不该不报备就私自溜出去，他却说因为肚子痛出去买点药就回来的，不想走了好几家也没有买到，所以耽搁了。这分明是瞎话，可也无可奈何。”
    陈恭澍说：“我把刚才商定的事，通知了他，要求他今天晚上再出动一次，前去侦察汪家的动静，特别注意汪某的起居所在是否已有移动。我又谆谆的请他多多辛苦，做得切切实实，顶好是选一个有掩蔽的位置，尽可能的停留的久些，静静的观察究竟才好。唐英杰点了一点头表示接受，转身便走了，他说要好好的去睡一觉。”
    陈看出唐英杰心里不痛快，于是叫张逢义去去劝劝他，让他“不必呕气”，同时，“嘱咐张逢义晚上也跟他一块去，作为巡守掩护。”
    陈恭澍回忆说：“三月十九日这一天过得特别长，因心神不安，又惦着唐英杰的侦察结果，一夜都没有睡稳。”
    3 月20日凌晨，唐英杰和张逢义回来了。唐英杰说：“我去过了，是在张逢义监督之下进行的。我在楼顶停留了很久，一点动静都没有，夜里开着灯的还是三楼的那一间，不会错，他就住在三楼。”
    很明显，唐英杰的话带着挺大的情绪，认为陈恭澍不信任他。
    陈恭澍回忆说：“我一边听取唐英杰的报告；一边观看张逢义的眼色，他并没有什么特异的表情，类如：微微的一笑，眨一眨眼睛等等。这样，证明唐英杰的报告属实，更使我放心不少。”
    说完，唐英杰走了，陈恭澍又看了一眼张逢义，“他没有反应，也就是他没有什么话要告诉我的了。”
    在回忆中，陈恭澍还特意解释说：“并非是我不信任同志，像这么重要事，相信唐英杰他也不敢因偷懒而撒谎，只因过去他有几段不切实的往事，不得不多加一分小心。”
        至此，陈恭澍确信了唐英杰的情报：“我肯定了汪某就住在高朗街二十七号三楼的那间卧室里，这也就是我们即将行动的最后指针！” 大错由此铸成！
    “河内刺汪”的具体过程，即从 3月20日白天10点到 3月21日凌晨这十几个小时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就是“刺汪”的一方。在《河内汪案始末》当中，陈恭澍用了两个章节的篇幅，把他知道的事情当中，尽其认为能够公开的、都已经告诉我们了，至于有多少曲笔、有多少事情被他隐去、有多少事情，连他自己也是懵然无知，我们只能说肯定有，但无从判断更多的东西。因为，在“刺汪”一方所有的亲历者当中，只有陈恭澍留下了回忆，无从印证，只有听他的。
    因此，在这里，对陈所讲的当天两次行动的具体过程，不做完整的引述，因为那既浪费笔墨，又毫无意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去看他的原著好了。
    第二，自然是汪精卫一伙，倒是留下了两份材料，可供我们与陈恭澍的回忆，做点互相印证。其一，就是高伐林先生对何文杰、汪文惺夫妇的采访。
    这份回忆，是汪精卫一方的亲历者，留下的硕果仅存的资料，可说弥足珍贵，而且确实解开了一些许多年来、令大家大惑不解的事情。
    汪文惺是汪精卫的大女儿，上面还有一个哥哥汪文婴。汪文惺生于1914年，她的丈夫何文杰比她小一岁。1939年初，刚刚“出走”的汪精卫，“忙里偷闲”地为这对年轻人在河内操办了婚礼，因此，何文杰夫妇亲历了“刺汪”的全过程。事发时，他们正值青年，有良好的记忆力和判断力，因此，他们的回忆，应该说是最贴近事实的第一手资料了。在采访中，何文杰说：“当时的情况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还有一点，接受采访的时候，何文杰夫妇都是九十来岁的老人了，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等早已作古多时，即便当年胸中有多少激荡，随着岁月的流逝，想也应该平复了，因此，二人在叙述当年的往事中，丝毫不带火气，仿佛说的是一件丝毫于己无关的事情，足见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其二，还有一份资料，即前面说过的陈昌祖的回忆。
    陈昌祖是 3月18日接到汪精卫的电令、离开上海的，路上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到 3月25日赶到河内。因此，事发当天，陈昌祖并不在现场，但这丝毫无损于其回忆的价值。
    这是因为，陈昌祖到达河内时，正是曾仲鸣死去不久，剩下的，老的老，小的小，惊魂未定，人心惶惶。见了他这位“生力军”、新来的顶梁柱，肯定会争先恐后地向他讲述当时的种种情况。而陈昌祖与当时在场的汪家人、陈家人、朱（执信）家人都是至亲，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要挨着个儿地了解当时的情况。况且，此后，他就接替了曾仲鸣，为汪精卫担任临时秘书，许多事情，他不想知道都不行。
    因此，陈昌祖提供的情况，与第一手资料无异，而且还更全面。
  
    按：我们知道，陈昌祖是朱执信的女婿，而朱执信的母亲，就是汪精卫同父异母的姐姐汪若昭，因此，朱执信虽然只比汪精卫小两岁，却比汪小一辈，是他的外甥。也是由于这种亲戚关系，所以朱执信的二女儿朱媺，才会跟着汪精卫来到河内。

    很有意思，作为汪精卫的内弟，陈昌祖本与他同辈，可是，如果从他的太太朱始那儿论起来，陈昌祖却一下比汪精卫低了两辈。
    从陈的回忆看，其人办事能力、应变能力都非同一般，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人物，可惜随汪落水。
    以上三份材料，就是现今我们从公开渠道中所能够找到的全部资料，也是最接近实际的资料，以后所有的揭秘、传说、故事、小说，以及种种离奇的情节，都是从这里生发开来的。
        闲话说罢，让我们通过这三份材料，回到 3月20日，试图还原那天发生的事情：
         
    一、3 月20日白天，汪精卫一行究竟干什么去了？
    陈恭澍说：“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早晨，大约九点半光景，我正和鲁翘、鉴声三个人在饭桌上研商唐英杰的侦察报告时，魏春风一个人从外面跑来告诉我说：‘汪家正在打点行装，有全家外出模样，还不知道要到那里去？’相隔不到一两分钟，徐先生也打电话通知称：‘他偕同家属准备午前起程到打叻去，是否在那里住几天，或者转道西贡，就此放洋，此刻还弄不明白。’以上两则消息虽出自不同来源，但却相当脗合，以此为据再略加推断，几乎可以判定汪某全家就要离开河内了。”
    陈恭澍听了，当即决定尾随狙击。这次行动，我们当然已经知道，以失败而告终。
    在许多年以后的回忆中，陈恭澍兀自不解，他提出了三个问题：“汪某一行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要过了桥停在路边？停在那里干什么？是否发现了有人跟踪就折返河内呢？还是另有其它原因？”
    对此，陈认为：“不但笔者无法解释，而且是永远也不会再有答案了！”陈还说：“民国三十年十月笔者在上海失事被捕，在讯问时，注妻陈壁君曾提出不少问题，现在想来，为什么当时不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去反问问她呢？不就可以解开这个多年闷在心中的疑团了吗？”
    还好，陈恭澍虽然至死不解其中缘由，我们倒是有机会解答这三个问题了。陈恭澍的疑问之一，“汪某一行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答案：春游。
    何文杰说：“凶案发生的前一天，天气晴朗，有人提议到市郊的三桃去逛逛。于是两位老人家、十一姑丈夫妇、国琦、媺姑和我们两个，带着一个卫士，分乘两部汽车，趁天气还未太热，便赶早起程。”
    何文杰口中的“十一姑丈夫妇”，即指曾仲鸣和方君璧。
    由于王鲁翘的“误中副车”，使得曾仲鸣成为汪派当中最富盛名的人物之一。其实，即便他没有随汪精卫“落水”、并替汪精卫送掉一条命，曾仲鸣也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人物，在民国史上应该有他一笔。
    曾仲鸣，1896年生，福建闽县人。说到曾仲鸣，就不能不说他的姐姐曾醒和他的太太方君璧。
    曾醒，1882年生，适福建侯官县方家的老四方声濂，1901年，因方早逝，寡居的曾醒遂与方家的弟妹们方君瑛、方声涛、方声洞等赴日留学。1905年，同盟会成立，曾醒与方君瑛、方声涛、方声洞和两个弟媳，一起成为同盟会最早的一批会员之一。此后，曾醒及方氏姐弟结识了汪精卫及后来成为汪太太的陈璧君，并成为终生不渝的好友。
    曾醒的性格，犹胜于男，亦曾参与汪精卫谋刺摄政王的活动。
    辛亥革命之后，汪精卫出狱，旋即携新婚妻子陈璧君赴法国留学，同行的还包括方君瑛、方君璧，曾醒以及曾醒的弟弟曾仲鸣。
    方声洞则已于1911年 4月27日在广州起义中献身，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同时牺牲的，还有喻培伦。 方君瑛生于1884年，她的十一妹方君璧则生于1898年。

    按：侯官县的方家是个大家族，老太爷叫方振隆，曾为福州藩司幕僚。膝下有三子，即方家澍、方家湜和方家泌。这三个儿子，个个家中人丁兴旺，加起来一共生了37个孩子，其中有19个男孩和18个女孩，为便于区分和称呼，按当时的习俗，分男女大排行，像方君璧，在女孩中排行第11，就叫“十一妹”。
    三“枝”当中，最出色的，要数方家湜的子女，像男孩中行四的方生濂、行六的方声涛、行七的方声洞，女孩中行七的方君瑛，还有方君璧，都是方家湜的后代。
    方君瑛也是了不起的女中豪杰，亦曾参与汪精卫等人的暗杀行动，以及广州起义，并以“未能作烈士而遗憾”。
    辛亥革命以后，方君瑛任福建女师校长，监学就是她的嫂子曾醒。1912年，方君瑛偕方君璧、曾醒、曾仲鸣等一起到法国留学。 　　
    在此期间，汪精卫、陈璧君夫妇曾与方君瑛、曾醒照过一张合影，大家在网上可以搜到。其中，后站的男子就是汪精卫，端的是英气逼人，无怪乎能做偶像。
    三个女子，左边的是方君瑛、右立者为陈璧君，中间坐者即曾醒，三人均着欧式盛装，气度不凡，连素以不漂亮而著称的陈璧君亦一派雍容。
    曾醒怀中抱的婴儿，即汪精卫的长子汪文婴。据何文杰、汪文惺回忆说，汪文婴、汪文惺的名字中的“婴”和“惺”两个字，就是为了纪念方君瑛和曾醒而起的。

    曾仲鸣与方君璧年龄相仿，到法国的时候，曾16岁，方14岁，一起上中学。何文杰回忆说：“曾仲鸣在辛亥革命时才15岁，辛亥革命后，汪精卫不肯做官，与陈璧君、方君瑛等八人同赴法国留学，曾仲鸣也是其中之一，在那里，汪精卫为了使他不致淡忘中国文化，曾经给他讲授过文、史。”
    中学毕业以后，曾仲鸣考入波尔多大学学化学，后又在里昂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曾致力于中法比较文学的研究，出过专著。方君璧则是学美术的，考入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后成为一位不错的画家。
    1922年，共同相处了十年的曾仲鸣、方君璧二人结婚。这样一来，曾醒、方君璧二人等于是互为姑嫂（弟媳），曾、方两家成为“亲上加亲”的关系。
    毕业以后，曾仲鸣在里昂中法大学（即中法大学的海外部）当负责学生事务的中方理事，后升任秘书长。
    1925年，曾仲鸣夫妇返国，到广东大学当教授。同年，广州革命政府成立，应汪精卫之邀，曾仲鸣进国民政府任秘书，从此进入政界并终生与汪精卫同进退。
    由于曾仲鸣从十几岁就跟着汪精卫去了法国，并随他学习国学，因此俩人的关系在亦师亦友之间，再加上汪精卫与方家人的深厚友谊，以及多年来的上下级关系、汪、曾二人，可说亲逾骨肉。汪、曾两家，跟一家人一样。
    民国著名报人喻血轮说：“二十七年在河内被刺之曾仲鸣，为汪精卫最宠信之人，其人小有聪明，亦能摇笔为文，故汪倚为左右手。”
    据陈公博回忆，“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当天，即1926年 3月20日一早，他发现情形不对，马上赶赴汪精卫公馆。他回忆说：“我到汪先生楼上，汪先生倒不在卧室，而睡在楼上厅中一张帆布床，面色苍白，显然病很沉重。汪夫人见我来．问我有什么要事，而曾仲鸣夫人方君璧正在调药递给汪先生。”

    按：巧的很，1926年 3月20日，蒋介石以“中山舰事件”为标志，吹响了向汪精卫挑战的“号角”。整整13年之后，蒋已贵为中国第一人，反观汪精卫，居然落得这步田地，不禁令人慨叹世事之难料。

    此后，曾仲鸣当选国民党候补“执委”、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等职。
    由于曾家与汪家的亲密关系，因此，何文杰、汪文惺在回忆中，按照方家的大排行，称方君璧为“十一姑”，曾仲鸣自然就是“十一姑丈”了。
    对于曾仲鸣，高宗武评价说：“曾仲鸣这位秘书不仅仅是秘书。早年在法国的朋友当中，曾与汪相交多年，后来成为汪不可一日不见的密友。曾处理汪的全部财务，管理家务，陪同旅行，照料途中大小杂事。曾也是汪的重要顾问，因为肥胖喜欢玩的曾，向来都同意汪的观点。虽然汪少不了曾，两人的个性是不同的。曾是个奔放不羁的人，已有中国妻子，在巴黎学习艺术，喜欢酒、女人和夜生活。”
    关于曾的私生活，高宗武说的事情，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喻血轮在他的《绮情楼杂记》中，就曾经记载了曾仲鸣与当时的京剧名伶新××的种种。
    另，前述中何文杰、汪文惺的回忆中，还曾提到“媺姑”，这自然是指朱媺。按辈分论，何文杰夫妇比朱媺还高一辈，不知为何如此称呼。
    陈恭澍的疑问之二，“为什么要过了桥停在路边？停在那里干什么？” 答案：休息
    陈恭澍回忆说：“走了一程，遥遥望去，相距约有八、九百公尺处，有两部黑色大轿车，停在路边一块空地上，虽然看不大清楚，由于正好是两辆大轿车，莫非这就是汪家的一行人吗？”
    不错，何文杰说：“那天出外的人特别多，又赶上红河大桥进行修理，我们过桥之后已经比平时慢了大半个小时，路途还远，见到有空地就停下来歇息。”
    陈恭澍的疑问之三，“是否发现了有人跟踪就折返河内呢？还是另有其它原因？” 答案：有人示警。
    陈恭澍回忆说：“……我们的车已越过数十公尺，有人回头一看，停在那里的两部车，已开始移动，忽又听邦国大叫：‘赶快掉头，他们跑了。’我紧急煞车，待掉转车头时，眼看看前车已飞驰而去！听不清楚是谁，正在迫不及待的喊‘追’，巧得很，此刻，我心里所想的，也正是‘追’；我已有意追到有效的距离时，即下令射击！”
    “……无奈何，也只有尾随其后的份，不错，那两部车果然回到高朗街去了。这一趟穷追，落得个徒劳往返，锻羽而归。这还不算，其最大的坏处，是我们已经暴露了身份和意图，从此往后，他们势必提高警觉，加强戒备，也相对的更增加了我们执行上的困难。”
    对此，何文杰是这样“回答”陈恭澍的：“这时候有一部车子驶过来，走下一位法国人士，向我们出示证件声称是警局人员，劝我们不要到僻远的地方。他们接到情报说有人对汪先生不利。在我们离开家门的时候，警方人员暗中就跟在后面，看见我们过了红河桥，果然是要远行，便赶上来想拦阻我们。我们将信将疑，不过他们既然是地主，只好接受他们的好意，不要令人为难，于是放弃了逛三桃的计划，掉头回家。”
    事实上，汪精卫一伙并没有注意到陈恭澍那部载了 7名成年男子的“两个门的福特小轿车”从他们面前经过，而且，在返回的途中，也未发现有人在拼命地尾追他们。
    但陈等人做“贼”心虚，以为已经暴露，结果乱了阵脚，遂不顾一切地决定于当晚提前发起“定点清除”行动。

    二、汪宅中究竟有多少人、是些什么人？
    陈恭澍说：“我们下了不少的侦察功夫，也没有搞清楚这幢房子里到底住了多少人，更不知道谁姓什么、谁叫什么了。” 答案：以 3月20日当天的夜里而言，一共是26人。
    至于“究竟是谁和谁”，陈昌祖告诉我们了：“A 寝室，四哥夫妇； B 寝室，曾仲呜和方君璧； C 寝室，何文杰及其妻子汪文惺；D 寝室，妻妹朱媺和曾仲鸣的大儿子；E 寝室，我 7岁的儿子比尔，女儿玛丽和艾迪，以及两名保姆；F 寝室，两名秘书；G 寝室，一名秘书；H 寝室，我的侄子陈国琦；以上一共是17个人。
    此外，还有 3名卫士、2 名司机、2 名厨师和 2名女仆，一共是26人。”

    三、汪宅的内部格局是什么样的？房间各自的相对位置？
    这是个挺重要的问题，光凭陈恭澍的回忆是搞不清楚的（他要是清楚，也不至于搞得一塌糊涂），而这一点，与我们说明“误中副车”的缘由和过程，是相关联的，所以事前费点时间讲讲有好处。
    何文杰的记性确实好极了，他还画了一张图，仔细地标明了每个房间的相对位置，与陈昌祖回忆当中的那张“房间分配表”对照着看，如在眼前。可惜当年的陈恭澍他们，没有得到这样的资料。
综合陈、何的回忆：
    高朗街二十七号和二十五号，是紧挨着的两栋三层楼。一层各有一个大门，我们假定这两栋楼都是坐北朝南的，那么，按照上北下南的制图方法，二十七号在左（西）边，二十五号则在右（东）边。
    陈昌祖租过来以后，将二层、三层打通，因此，为便于思考问题，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套房子，上下的格局完全一样且对称，只要记着二十七号在左（西）、二十五号在右就行了。
    我们先从三层说起，三层是四间大卧室，中间是穿堂和楼梯，穿堂的南北两头，各有一个厕所和一个浴室。据何文杰说：“25号三楼的前房，是父母（汪精卫和陈璧君夫妇），我们夫妇就住在他们隔壁的后房。”
    所谓“前房”，即与大门同侧的一间（也就是临着“高朗街”的那一面），有阳台，根据我们的假设，这是“阳面”的一间，即 A寝室；那么“后房”就是“阴面”的一间，即 C寝室。
        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左边的二十七号，“前房”是曾仲鸣夫妇，即 B寝室；“后房”是朱媺和曾仲鸣的长子、年方 9岁的曾孟济，即 D寝室； 画张简单的示意图，是这样的：  
         
    三层

                      27号                        北                         25号
             D  朱  媺、曾孟济              浴  厕            C  何文杰、汪文惺


              
                                                  楼  梯


             B  曾仲鸣、方君璧                         A  汪精卫、陈璧君


                                                  浴  厕      

                      阳台                                                      阳台

    再说二层。何文杰说得很清楚：“平时我们多在25号饭厅前的一间客厅里聚集，一般来访的客人也在这里见面。”
    “27号二楼的前房住了一共五个人：八舅父的三个孩子和两个女佣。后房和后面的小卧室，住的是汪家和陈家的晚辈亲戚：汪屺、雷庆、陈国琦和陈常焘。”
    对三层有了概念，二层就清楚了，因二、三层的的四个大间是完全一样的。右边：汪精卫的楼下是客厅；何文杰的楼下是餐厅；
    左边，曾仲鸣的楼下住的是陈昌祖的三个孩子和两个佣人，即 E寝室；朱媺的楼下，是汪屺和雷庆，即 F寝室；
    另外，在二层楼梯的左（西）侧，即三层的两个浴室下边，是两间特别小的卧室，分别住着陈常焘和陈国琦，即 G寝室和 H寝室。

    按：汪屺是汪精卫的侄子；陈国琦和陈常焘是陈璧君的侄子；雷庆则不知何许人也，根据陈昌祖的记述，应该是一个秘书。

    在二层楼梯的右（东）侧，即三层的两个厕所下边，北面是厨房，南面是衣帽间。如图：

        二层：
                  27号                  北                 25号
            F 汪  屺、雷  庆        H 厨                餐厅


                                        楼  梯

        E 陈昌祖的孩子和女仆                   客厅

                                     G 衣帽间               
                        
                   阳台                                      阳台

    特别要注意的是，二层、三层的左右两边，即二十七号和二十五号之间，是打通了的。
    一层就相对简单了，阳面，当中是二十七号和二十五号的两个户门，进去之后就是一层的穿堂，各有一个后门，前后门之间，除了楼梯，没有其他设施。
    一层的两间“前房”，即汪精卫和曾仲鸣的楼下，各有一间车库；两间“后房”，左边是警卫室，右边是工人房。 另外，一层的左右两侧是不相通的。
    出了后门，后院里还有并排的四间平房，分别是一间厨房，两个储藏室和一间工人房。
    后院有单独的院门供出入，21日凌晨的刺汪行动，王鲁翘等人就是先翻进后院，再从后门进入二十七号的。    如图：
        一层：
                                         
                           27号                 北             25号               
                            厨          储               储                工




                                       后门               后门
                           卫士                                           工人
        


                                       楼梯                               楼梯

                           车库                                           车库
             二十七号车库门        门                 门            二十五号车库门

    四、曾仲鸣与汪精卫换过房间么？
    这是许多年来流传最多的一个说法，即因方君璧来到河内，原住大陆饭店、为汪精卫耳目的曾仲鸣回来与之团聚，于是汪精卫将自己的卧室让给了曾、方夫妇。
    这个谜，是到了高伐林对何文杰夫妇的采访问世以后，才得以解开的。
    事实上，两个前提都对，即方君璧新来、曾仲鸣未回大陆饭店，但结论错了——汪精卫始终住在二十五号三层“前房”，从未移动过。
    据何文杰回忆：“除了睡觉的时候返回各自卧室，平时我们多在25号饭厅前的一间客厅里聚集，一般来访的客人也在这里见面，除非有事商量，然后请到27号三楼前面的一个房间，那里摆设着原拟用于新房的另一套新家具，既可用作卧室，也可见客，是全屋最整齐的一角。”
    由此可见，曾仲鸣住的这间卧室，原本是个会客室，因最初打算给何文杰、汪文惺夫妇做新房的，所以收拾得最为“整齐”，作为高级会客室，比较合适。
    那么，曾仲鸣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何文杰说：“十一姑刚自香港到来，十一姑丈也就从旅馆回来，住在这个房间里。”
    在采访中，高伐林曾就此事再三追问何文杰，汪精卫到底住没住过曾仲鸣的房间。对此，何非常肯定地说：“他们（指汪精卫夫妇）住在25号三楼前房，从来没有移动过。他们根本没有在27号三楼那间前房住过。”

    五、“油漆店东主”究为何人？特务们究竟知不知道两幢楼是打通的？在回忆中，何文杰曾提到一个奇怪的“油漆店东主”。他说：
    “记不得是（事发）前几天了，我正进入卧室准备歇息，家人叩门告诉我说油漆匠要测量施工面积──我们因为赶着迁入，所以内墙还没有油漆好。我出去一看，来人并不是工匠打扮，说的一口不纯正的国语，不过他自称是‘油漆店东主’，我就让他进入我的卧室。他量了好一会儿，还要我带他进入楼里的每一个房间去。我回答他这是午睡时间，不能把一家人都吵醒，而且量了一间就可以以此为例，推算其余，再从外墙量度，计算一下就行了。我坚决拒绝，他只好悻悻地走了。这人的举动令我觉得突兀，不过过后也就不再放在心上。
    根据此人的情况看，当然不能排除刺杀事件发生之后，何文杰等人神经过敏，但确实令人生疑，“油漆店东主”懂工程预算么，他量了有何用处，此人来路绝对不正。
    问题在于，这个人是谁派的呢？
    陈恭澍在回忆中说了，在他们 3月21日凌晨的行动之前，从未进入到汪宅当中去过，不是不想去，是进不去，否则，也不至于摆那么大的一个“乌龙”。
    另外，当何文杰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高伐林发现一个重大漏洞，他问何：“那个可疑的‘油漆店东主’进了你的卧房，而你的卧房是在25号的三楼，那么如果他是来侦查的刺客，说明他们知道左右两侧25号和27号都是汪氏的人在住。那么为什么后来刺客还是直奔27号那一侧，对25号这一侧完全不闻不问？”
    对此，何文杰也很疑惑，他说：“不知道，这确实很奇怪。他究竟是否刺客中来侦察的，我并不能确定。而且马上就发生了刺杀事件，我们就无心去验证他的身份了。”
    说到这里，何文杰再次强调：“陈恭澍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曾派手下人‘蹂升屋顶’，用所谓‘倒卷珠帘式’的身手查看过‘目标人物’汪精卫住在27号三楼前房，确切无误。我很怀疑他的这一说法，因为爸爸连写文章都在自己卧室里，晚上不可能在27号的三楼前房出现。”
    其实，这也是陈恭澍的疑问。刺杀行动失败以后，他曾召来唐英杰，提出两个问题，令他做出合理的解释。
    其一：“每次的侦察报告都说汪某住的是曾仲鸣受伤的那一间，为什么事后证明汪某当晚并不在那一间？是不是弄错了？”
    对此，唐英杰“坚称他一点也没有弄错”：“汪某的的确确是在那一间，人是活的，会走又会动，如果临时调换了房间，能说不可能吗？况且在我们已有的资料登记中，曾仲呜并不住在二十七号，他为什么那天晚上忽然在二十七号三楼前房出现，也是一件费解的事。会不会是因为那天的情形特殊，接二连三的发生了许多可疑的事故，因而临时留下来商议应变的呢？”
    对此，陈也无话可说，他后来评价说：“唐英杰的想象力相当丰富，他作了不少的假定，可是如今都已时过境迁，又到那里求证去！”
    关于这一点，陈昌祖的说法，无形当中，倒是为唐英杰的辩解提供了证据。他说：“特务们想必已观察到四哥经常使用仲呜夫妇的寝室，他经常在那与人研究问题，或是与一些重要的客人会谈。尽管有窗帘遮隐，特务们还是能透过网状窗帘，时常看到居住者模糊的身影。”
    前面说过，二十七号的前房，原本就是一间会客室，那么，汪精卫经常出现在这个房间，是必然的。
    其二：“既然前去侦察多次，为什么连二十七号和二十五号两幢楼房从中打通了并在一起使用都没有发现，到底是什么原故？”
    陈恭澍回忆说，对这个问题，唐英杰“振振有词”地说：“我又没有进去，他们在里面的墙壁上打一个洞，装上一扇门，我在外面怎么看得见？就是我在楼顶上倒挂着朝里面张望一下子，也不过是几秒钟的事，又何况从窗子里也只能着到屋子里，至于走廊和甬道中的动静，我没有生着透木眼，又怎么能够着得见。”
    唐英杰还讽刺陈恭澍说：“你陈先生不是说过缺少一竿子到底的内线情报吗？像这种事，只要在他们家里随便布置一个人，他都会知道得一清二楚，也就不致于发生这种错误了。”
    听了唐的话，陈气得七窍生烟，心想：“话是不错，说到‘随便布置一个人’，那里有那么轻松的事。我觉得此人不可理喻，随他去吧！”
    关于二十七号和二十五号的外部结构，高伐林也曾问过何文杰：“特务们从外面监视，应该看得见这前面临街的是一左一右两间？”
    何文杰说：“刺客们从门前走，应该看得见前面临街的房间格局。不过这栋洋楼的前面倒没有楼房，相邻楼房是在右侧，如果他们是在那里观察，只能从侧面看得见27号前面这间房。”
    这里，何文杰的意思是说，二十七号和二十五号的对面，没有适当的场所供特务处掩蔽，如果按传说的那样，确实有特务曾利用附近的建筑物“蹲坑”监视的话，那么只能是在二十七号的旁边、即同一侧的“相邻楼房”上做文章。不过在这个位置，可想而知，只能看到“27号前面这间房”，而对于隔着它的二十五号三层“前房”，当然是看不到的。
    尽管看不到，但是可以用脑子来想。
    第一，前面说过，在监视中，陈恭澍已经注意到：“积多日观察之结果，发现住在这幢房子的人，相当多，男女老少都有。”
    既然如此，那么，根据二十七号南、西、北三个方向的外立面面积、以及门、窗的分布，不难估算出这样一南一北，总共六个大房间的一座三层楼（其中还有一间是车库），能不能住得下这么多的人——总不成分男女生宿舍，大家打通铺吧！
    第二，还有一个细节，提请大家注意——二十七号和二十五号的一层，并不相通，进进出出的话，要各走各的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监视”，居然没有发现两个楼是住的是同一帮人，岂非咄咄怪事！
    当然，为了掩人耳目，不排除汪精卫一伙也许会从后门进出、或者只从二十七号进出的可能，但是大家不要忘记——汪宅的两部汽车，总不可能从一个门开出去吧！
    退一万步说，即便原来没有注意，那么，就在20日当天的外出“旅行”当中，汪精卫一行可是堂而皇之地乘着两部汽车一同出发的，难道还不足以提示陈恭澍们，应当关注紧邻的二十五号么？
    如果没有，那就不仅是唐英杰有问题——首先是陈恭澍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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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6-16 08:15

54、河内剌汪案（4）

    六、刺杀当中，到底开了多少枪？
    陈恭澍回忆说：“我只先后听到两次枪声，其五、六响，不像文中所说的开了好几次枪。至于是否有五、六个人受伤，当时未便查证，事后也未看到报纸上有此项报导。”
    陈的意思是说，他的手下放过两排枪，加起来是“五、六响”。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几声枪响，打破夜间的沉寂，坐在车上的我，想是最敏感的了。我把车子移动了一个位置，对着二十七号那个方向看看，一无动静；又环顾周匝，也不见人影，正在猜测刚才枪声的原由时，又来了，又传来枪声三响。我再次慢车缓行，准备接应他们撤退上车。
    放第一排枪的，是陈邦国，那是在他们翻墙进入汪宅、并踹开后门、进入二十七号之后，留下陈邦国把守一层。陈恭澍说：
    “陈邦国易攻为守，留在底层，以便掩护上楼去的安全，同时也要保住出去的通路。他定下神来，搜索四周，忽然发觉有人推开房门、探出头来、朝外偷看，一时情急，举枪便射，他朝向那扇房门一连开了好几枪，嘴里吆喝着：‘再要出来，我也要真揍了。’当时也不知道可曾造成伤亡，不过，倒是把对方压制住马上缩回去了。
    第二排枪，就是由王鲁翘发射，并将曾仲鸣打成重伤的那三枪。这三声枪响之后，陈恭澍看了一下表——很显然，他已经估计到，这很有可能就是制裁“汪逆精卫”的枪声，因此需要记下确切的时间，以便向上级报告。同时，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也确有明确记忆的必要。
    陈恭澍回忆说：“我看看表，此刻已经过了午夜，算是第二天的零时过九分了。”
    据陈回忆，他们是“三月二十日晚上十一时四十分”出发的，“几个转弯已经开到汪寓附近”，看来陈恭澍他们的住所与汪宅很近，路上应该不超过15分钟。
    这样算起来，从王鲁翘等破门进入汪宅，到任务“达成”，是次日“零时过九分”，前后总共也就是持续十来分钟的事情，也许还要短。
    我们再看汪精卫一方谈的情况，不大一样，有些且大相径庭。据何文杰回忆，当夜，他一共听到了三排枪声。
    他说：“3 月20日晚上，大家照常饭后在客厅聊天，到了11点左右便各自散去，回房就寝。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只是刚刚合眼，便给噼噼啪啪的声音吵醒。年轻的时候，我是最嗜睡的，连我都醒过来，可见声音也就一定不小。不用说，妻子早就睁着眼了。”
    何迷迷糊糊地问：“是什么声音？”汪文惺同样迷迷糊糊地说：“大概放爆竹吧？”  
    何文杰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一想不对，农历新年早就过去，而且这时候夜静无人，这里离开街市也很远。我一边想一边翻身起床，走出房门口。”
    这时汪精卫也正开门张望。他轻声问何文杰：“是什么？”何说：“别是有什么人来捣乱吧。快回到房间里不要出来，我去看看。”
    这时，何文杰已经“开始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他随即将汪文惺也推进了汪精卫的房间。  
    何文杰说：“忙中鞋子没有穿上，走起路来正好没有一点声音。我沿着楼梯往下走了几步，噼啪的声音又起，这时已经很清楚地知道那是枪声，却一时分辨不出是从哪里传来的。
    走到三楼和二楼之间的楼梯之间，何文杰说：“往下面一望，见到走廊的灯亮着，二楼后面两屋相通的门口忽然伸过来一只手，摸索到墙上的电灯开关就一下子把电灯全部熄灭了。我不觉一怔：这是什么人的手？已经有人入屋了？马上缩身走回老人家的房间，把房门关紧，四个人背靠墙壁，坐在地下。这时别无办法，这样子已是相对安全的了。”
    提示：请注意伸过来的这只手。此时传来了第三排枪声：“这时候噼啪连声，更夹杂着脚步声，敲击声，感觉上好象有人从天窗上跳下来似的。”
    此时，何文杰曾经向窗外，即高朗街上窥视：“我们噤声不响，我悄悄地走近露台，向外张望，看见对面十字路口的街灯底下有一个人正向我们这边跑过来，我立刻闪避，免被外面的人看见。同时轻声嘱咐大家千万不要作声，不要走动。”

    按：此人应该是留在在院外接应的陈步云。

    按何文杰的叙述，他应该是听到了三排枪声，当然，第一次的“噼噼啪啪的声音”，也可以解释为砸门的声音，因王鲁翘他们破门而入时，动静颇大。陈恭澍回忆说：
    “后门之内的这个小院落，也不过五公尺见方；另有一小门通向隔邻，当时他们未加注意。走上三级台阶，乃是通向后院的房门，进了这个房门，才能够登楼入室。陈邦国先用手掌按了按这扇门，意在测试一下它的质料与坚固的程度，又转动了一下门球，料得到一定是关得紧紧的，他也不多加思索，顺手从腰间抽出一柄预先备好的斧头，连劈带砍，又猛力用脚一踹，果然应声洞开。不用说这一阵巨响，又值深夜，势必大大惊动了汪家上下人等，只是看不见罢了。”
    不过，砸门的声音与枪声，应该说区别还是蛮大的。况且，何文杰、汪文惺两口子在睡梦中，曾经误以为外边在“放爆竹”——爆竹的声音、应该与枪声更为相似吧。
    因此，何文杰听到的第一排枪声，与陈恭澍在回忆中提到的、陈邦国在一层“朝向那扇房门一连开了好几枪”，应该是对应的。
    最后一排枪声，肯定就是射向曾仲鸣的那三枪了，当然，曾远不止中了三枪。
    奇怪的是，何文杰听到的第二排枪声，陈在回忆中并未提起，事实如何，我们看看现场的情况就知道了。

    七、除了曾仲鸣，汪方还有谁在此次袭击中受伤？
    这个问题，与开了多少枪，是相关联的。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陈恭澍所叙述的射杀“汪精卫”（曾仲鸣）的详细过程：
    当陈恭澍所述的第二排枪响过后，他正开着车在汪宅门外“兜圈子”，陈回忆说：“这样，约莫又耗去了两三分钟，突然发现鲁翘一人双手插在裤袋里，从一条小巷子里转出来，我急忙剎车，也有意的发出一声‘嘎’的声响，是在招呼他上车，其实，他早已看到我了。”
    一上车，王鲁翘就说：“事情已经办完了，眼看着汪某的腰部中了三枪，两条腿只颤动了几下就不再动弹了，整个身子都蜷伏在床下。所欠的，倒是始终没有看到他的面孔。”
    陈恭澍回忆说：“我听了非常兴奋，有一阵如释重负般的轻松，这是我受命执行本案以来，最愉快的一段时刻，要问为时多久呢？可能只有两秒钟。”
    “愉快”为时甚短的原因，当然是杀错了人。陈恭澍回忆说：“等到了四点五十分光景，电话响了”。
    来电话的是徐先生，他“劈头就说”：“你们搞错了！那个人好好的一点事情都没有，受伤的是曾仲呜……”
    陈恭澍回忆说：“笔者听到这里，已经没有心肠再听下去，真如万丈高楼失脚，全身都凉了，只觉先从心头凉起，随着血液循环，手脚也冰冷了，终于僵在一边，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不一会儿，徐先生再次来电：“有三个人被逮去了！”

    按：被捕的是余鉴声、陈邦国、张逢义。何文杰回忆说：“余鉴声、陈邦国、张逢义等三名刺客出去后不久就被警察捕获，化名杨卫河、张亚东和袁伯勋，自称是小商人，激于爱国之心，愤而杀人。他们杀曾仲鸣并没有什么意义，目标应该就是汪精卫。”
    此后，余等三人被安南当局判刑，抗战胜利之后才重回故土。

    陈恭澍回忆他当时的心情说：“这又是一盆冷水兜头浇了下来。徐先生的话，无可置疑，事已至此，我只有俯首接受此一事实，更要以坚强的意志承担这重重的一击。”
        许多年以后，在回忆“河内刺汪”的时候，陈恭澍感慨地说：“这两秒钟如与几十年一比，简直长短悬殊的不成比例，而人生有这样遭遇的，想是不多。”
    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误中副车”，陈恭澍多次与王鲁翘“检讨”当时的情况：

    按：当天出发的“河内七剑”当中，陈恭澍始终开着车在汪宅院外逡巡，随时准备“得手”开溜。

    下车的六人中，“张逢义防守于后门以外，陈步云则游动于巷道与街道之间，他二人并取得呼应。”
    除了他们仨，进入汪宅后院的，是陈邦国、余鉴声、唐英杰和王鲁翘。破门而入之后，陈邦国守一层、唐英杰守二层并上下呼应，上了三层的只有余鉴声和王鲁翘。
    及至刺汪“成功”，余鉴声、陈邦国、张逢义在撤离的时候被捕。剩下的三人中，唐英杰没有看到王鲁翘射击时的情况，陈步云则连汪宅的后院都没有进去，提供不出可供“检讨”的资料。
    因此，能够与陈恭澍“切磋”情况的，只有当时的射手王鲁翘一个人。很显然，以下的情况均出自王鲁翘的转述：
    “且说正在楼上的王鲁翘他们几个人的活动。鲁翘飞步来到二楼，楼梯口的电灯还是亮着的，却不见一个人影，间间房门也都紧紧关着。他正待转上三楼之际，突然有个年纪轻的人从楼梯后面钻了出来，恰巧和鲁翘打了一个照面；鲁翘为之一惊，立刻上下打量了一下，看他空着双手，面带骛惶，也不是预定的行动目标，这才稍稍放心，遂用枪口对着那个人摆了几下，小声叫他：‘不要喊叫，赶快回去’，说着也顾不得那个人下一步动作，转身又跨级跃登三楼。
    提示：请大家注意这个“年纪轻的人”和他当时所处的位置。
    “鲁翘到了三楼，手扶栏杆往楼下一瞄，鉴声已经站在二楼的楼梯口，鲁翘问道：‘看见那个人没有？’鉴声摇了摇手。于是鲁翘已无后顾之忧，这才放心大胆的奔向右首，靠近前端的那间主房。”
    “这是我们预先侦察好了的，而且还叫唐英杰潜伏在房上复勘过两次，所以在我们的心目中，确定这就是汪精卫的卧室，他每天起居就在这一间。鲁翘推门，推不动，再拒动门上的把手，也扭不开，可以肯定这扇门是在里面拴上了，同时也证明了房内一定有人。鲁翘退后两步，借着那股冲劲一脚踹去，还是踢不开。他情急智生，转身到楼梯口，打手势给余鉴声快把斧头传上来，鉴声会意，正预备纵身跳下去的时候，唐英杰飞一般的已把斧头带上了三楼。”
    “鉴声招呼英杰下来代替他的警戒位置，自己也到了三楼。鲁翘、鉴声二人合力劈掉了这房门中间的一块木板，探手摸着里面的门球转动了好几次，还是没有办法把门弄开，这才确定门是锁上的。此刻，门板上已露出一个一尺见方的大窟窿，鲁翘蹲下身子，歪着头朝里一看，在灯光照射下，只见床铺底下趴着一个人，而且是个大男人。他上半身掩蔽在床下，完全看不见，腰背双腿则全部暴露在外面，想必是闻声知警，一时不知所措的一种逃避行为。依据看得见的体形为断，以及先入为主的意识作用，这不是汪精卫还有谁？”
    “鲁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立刻作出了判定──趴在床底下的那个人，就是汪精卫。鲁翘毫不迟疑，举枪便射，他一连开了三枪，因为距离太逼近了，眼见粒粒子弹都射入床下人的腰背。其唯一使鲁翘同志引为遗憾的，就是打不开门，而没有办法把那个人拖出来看个究竟。”
    这就是陈恭澍回忆的误杀曾仲鸣的全部过程，按他的说法，从后门进入汪宅楼体之后，只有王鲁翘开过枪、且只开了三枪。陈恭澍说：
    “至于是否有五、六个人受伤，当时未便查证，事后也未看到报纸上有此项报导。”我们再看看何文杰的回忆，场面极为血腥：
    “过了一会儿，再没有动静。我把妻子和两位老人家稳住在房间里，再走到外面探视。很明显的，事情发生在27号，我径直推门走过去查看，迎面碰到媺姑腰部以下染满了血迹，不住地发抖。我问她伤在哪里，她却连连摆手，说受伤的是十一姑丈和十一姑。我走进去，借着床脚地上放着的一盏灯的微光（卧室里留着一盏灯是十一姑丈一向的习惯），我摸索到十一姑丈和十一姑躺着的地方，一伸手就触摸到地上一滩厚厚的、滑腻的鲜血，同时听到十一姑丈强忍着的呻吟声。我不再迟疑，立刻催促媺姑打电话召救护车——自己不懂法文，真是没有一样办得通。电话装在25号二楼衣帽间外面的墙上，我就把她连拖带抱地送到那里，好不容易才接通了电话。”
    “这时候27号也有人用法语呼救，那是汪屺的声音。接着国琦兄用手帕扎着左腿过来，他虽然受了伤，还能够挣扎着走动。他说受伤的还有厨师何就，卫士戴芸生和陈国星，而情况最严重的就是十一姑丈和十一姑。”
    从何文杰回忆的情况看，当晚受伤的人有六个：曾仲鸣夫妇、陈国琦、厨师何就，卫士戴芸生和陈国星。如果像陈恭澍所说的，一共只开了五、六枪，其中还有三枪是冲着曾仲鸣一个人打的，那其他的人是谁打的？
    我们再接着看各人的伤情。陈昌祖说：“十到二十分钟后，警察赶到出事地点。过后，又有三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在四姐的陪送下，把四名受伤者送到医院。”
    何文杰则说：“警察和救伤车终于到了，我和妈妈（指陈璧君）跟随着救伤车把十一姑丈他们两位和全部受伤的人送进河内的法国陆军医院。那所医院的一切就在当时也显得落后，人手缺乏，把情况最严重的十一姑丈送进手术室后，中了四枪的十一姑躺在担架床就没有人照料了，还是我们家人到处找来一张床单给她盖上。”
    陈昌祖说：“曾仲鸣负伤最重，其腹部被枪弹打得布满了窟窿，尤如蜂窝。马上为他做手术，并进行输血，何文杰和其他一些人为他献了血。”
    从陈昌祖的回忆看，曾仲鸣的伤口被打得“尤如蜂窝”，那么显然不止中了三枪，而是遭到了扫射。何文杰说：
    “十一姑丈胸部腹部中了许多枪，必须马上输血，可是医院却没有血液的贮备。抗日战事开始的时候，为了应变，我们都做过血型鉴定，现在用上了。十一姑丈和我都是 B型，我立刻告诉医生，医生也来不及再作鉴定，就动手从我身上抽血给十一姑丈。他用的是一具古旧的复式唧筒，把血从供血者身上抽出，同时输进伤者的血管，可是这具唧筒毛病百出，两面俱漏，弄得淋漓满地。这时十一姑丈还轻轻地对我说：
    ‘阿杰，浪费你的血了。’”再说方君璧：“十一姑身中四枪，一枪穿过右胸，击碎一条筋骨然后从背后穿出；一枪穿过左膝盖，从膝下穿出；一枪洞穿右腿；另一枪擦过右胸。”
    陈昌祖说：“幸运的是，她的膝盖未被子弹打碎，但是，第一颗子弹给她造成重伤，带来许多麻烦，引发胸膜炎，并伴有高烧。因此，她不得不在医院呆上三个月。”
        其他人的伤势都不重，陈昌祖说：“我侄子国琦仅右腿上受点轻伤，当天就离开医院。第四名负伤者是个厨师，名叫何就，其左胸中弹，被迫在医院上呆上两个星期。”
    麻烦的是曾仲鸣，何文杰说：“医生为他动了手术，切除了一尺多长的小肠，洞穿太多，无法缝补了。十一姑丈这时想到向来由他经管的一切，挣扎着叫人把国琦叫来，吩咐了几句，又叫人把支票簿拿来，要签一张空白支票，以防万一有急用而取不出钱来。他人已经非常虚弱，签了又签，才选了一张笔迹没有太走样的。”
    此时，汪精卫执意要来医院看望曾仲鸣。何文杰说：“爸爸来了电话，坚持要来医院看十一姑丈，这种时候，就连妈妈也无法阻止。”
    以汪精卫与曾仲鸣的关系，于情于理，这趟医院，汪精卫是必须要跑的。于是，何文杰与陈璧君赶回寓所，看怎么样能够避免危险。何文杰说：
    “一位在法国商店当经理的朋友阿兰，听说我们家出了事来探问，这时自告奋勇，提议由他驾他的车送爸爸到陆军医院，谅可避免特务的注意。于是我们上了他的车，爸爸在后座尽量伏低身体，我和妻子二人在两侧把他遮挡住，妈妈坐在前面司机旁座。打开大门车子一冲而出，虽然还是不少人探头探脑，总算没有人跟踪。”
    汪赶到医院，与曾“执手相看”，此时曾仲鸣自知来日无多，于是说：“国事有四哥，家事有十一妹，我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何文杰说：“我们催爸爸不宜多留，他也知道多留无益，于是仍照来时的办法，由我夫妇两人送他坐阿兰的车回家，他一面拭着眼泪，一面为十一姑丈找出全套干净衣服让我带回医院备用。”
    延至21日下午四时许，曾仲鸣终告不治。
    事后，很显然地，汪家人也会反复地讨论事发时的情况，最终归纳出了“事情的轮廓”。综合何文杰与陈昌祖的回忆，对照陈恭澍的说法，才能看清最接近真实的情况。
    以下，就是“河内刺汪”的实录：
    第一，“估计刺客约三、四人，从27号后园越墙进入，卫士戴芸生闻声出来看，就遭受枪击，弹中手臂；陈国星伏身汽车后面，也被扫射，水泥地面的碎片溅伤了他的胸部。”
    事实：这就是何文杰听到的第一排枪，即陈邦国开的那几枪。
    第二，“刺客从底层的楼梯上二楼，国琦已经听到声音走出房门，正伸手把电灯熄灭，就被刺客的手电筒照射到，跟着就是一排枪。幸而只是洞穿右股，被迫退回房间。”
    陈昌祖的回忆，略有不同，但没有本质区别：“这时，一定有人碰了一只椅子，我侄子国琦当时正在二楼的 H 寝室内睡觉，其房门正对着楼梯，他听到外面有响动，便打开门，想出来看个究竟。他看到一些人正登楼而上，有人看见他打开房门，便朝他开枪，他立刻退回屋内，把门扣死。”
    事实：陈国琦住在紧邻二楼楼梯口的 H寝室，听到枪声，出来查看。陈很机警，见到满堂大亮，马上将灯关掉，何文杰提到那只“关灯的手”就是陈国琦的。恰在此时，王鲁翘抢上二楼，当即开枪，将何逼回房内。
    这是第二排枪，射击者是王鲁翘。并不像陈恭澍所说的“遂用枪口对着那个人摆了几下”。

    按：这里又发生了一件怪事——王鲁翘等并不知道二十七号的内部结构，但他们进入汪宅以后，毫无阻窒，直奔三楼，关键是二十七号里边是开着灯的，就好像知道当天夜里有“客人”来，怕他们看不见路似的。陈恭澍在回忆中说：
    “还有一点也是一个不可解的疑团，那就是从下而上整个一幢房子里的电灯都是亮着的。这个时候已在午夜，照说已熄灯睡觉，是汪家的人被撞门声以及按着发作的枪声惊醒了而开的灯呢？还是原来就不曾关灯？我们不知道电源的总开关在什么地方？假如鲁翘他们进去之后而是一片漆黑的话，那以后的情况也许就不同了。”
    就此，陈恭澍再三问王鲁翘：“有没有留意亮着灯的这件事？”王说：“从进去到出来，好象和白天一样，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件事。”

    第三，“刺客继续登上三楼，那时十一姑丈和媺姑同时从前后两房间出现，见到刺客已经迫近，只得一起退进前面十一姑丈的房间。刚刚把房门锁上，刺客即已赶到，用利斧把房门劈开了一个洞，伸手进去开枪。这时朱媺刚好蜷缩在门侧的一个死角，避过了枪击，枪弹都射到十一姑丈和十一姑身上了。”
    在这里，何文杰的回忆有点太简单了，也许是时隔多年，多少有些遗漏，我们看看陈昌祖的说法：
    （一）“刺客继续往顶上爬去。枪声惊动了曾仲鸣、方君璧和朱媺。他们走到门前时，刺客们已经登上楼来，并朝他们开枪。曾仲鸣的背部中弹，他被方君璧和朱媺拖进屋内，并把门锁牢。”
    事实：很显然，曾仲鸣夫妇和朱媺听到动静，出来查看，正撞上从二楼上来的王鲁翘，曾等转身就跑，急切间，王鲁翘显然认为这是汪精卫无疑，于是开枪从后面击中曾仲鸣，方、朱拼死将曾拖回房间并紧锁门户。
    这是第三排枪，陈恭澍在回忆中没有提及。在这之后，才是陈恭澍讲的“劈门”那一段情节。即：
    “鲁翘推门，推不动，再拒动门上的把手，也扭不开，可以肯定这扇门是在里面拴上了，同时也证明了房内一定有人。鲁翘退后两步，借着那股冲劲一脚踹去，还是踢不开。他情急智生，转身到楼梯口，打手势给余鉴声快把斧头传上来，鉴声会意，正预备纵身跳下去的时候，唐英杰飞一般的已把斧头带上了三楼。”
    王鲁翘后来对陈说：“我第一个念头幸喜这扇关得紧紧的门是木头作的，如果那是一铁门，还不知道如何是好呢。不过，虽然是木门，却很结实，抡开斧头一劈，就会觉得它的坚硬了。所以劈了好多下子，才算劈开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并不整齐，成不规则的锯齿状。”
    （二）“这时，刺客赶到门前，开始撞门。但没有用，他们使用一把斧子或者其他的一些硬金属打门，打碎了一块门板，把自动枪从门洞伸进屋里，猛烈扫射。此时，曾无力地躺在床上，鲜血不断地从中弹的伤口涌流出来，方君璧正坐在床边。他们距被打碎的门洞仅几尺远，成为刺客最容易击中的目标，刺客把枪内所有的子弹几乎都射向了他们，他俩都负了重伤。朱媺最为幸运，当她把门锁好之后，就蹲伏在门后，靠在墙角紧贴着墙，未受到丝毫损害。”
    事实：这是第四排枪，即王鲁翘的所谓“三枪”，这一排枪，火力极其猛烈，据陈昌祖说“射击持续至少一分钟”。
    这里，陈所说的射击“一分钟”，显然言过其实，因当时他并不在现场，他所说的都是来自别人的追述。我们知道，人处在恐怖环境当中的时候，会感觉时间过得很慢，所以，那如同地狱一般的瞬间，对于汪等一伙肯定极为漫长，所以会产生错觉。
    不过，从曾仲鸣“腹部被枪弹打得布满了窟窿”，方君璧亦中四枪的情况看，说当时王鲁翘在“扫射”，并不为过。
    看来，王当时所持的，并不是陈恭澍所说的“二号左轮，只能装五发子弹”，而是稽小姐送来的“勃克枪”，在那个年代，用驳壳枪打连发，真的就相当于今天的“微冲”了。
    （三）“刺客认为已达到目的，确信四哥已经死了，便拾级而下，到达一楼时，他们看见有人正在厅内，准备往卫士居室内后退，便朝他开枪，这个人负伤倒地。刺客们离开公寓，越墙而走，消失在黑夜里。”
    事实：这是第五排枪，被打伤的即厨师何就。最后，何文杰补充说：“他们离开的时候还留下胶鞋手套，和两排全未用过的子弹。”这也从侧面证实了，王鲁翘等用的确是驳壳枪。
    至此，我们已经明瞭，在整个“行动”过程中，王鲁翘等一共五次开火，造成一死五伤。
    那么，陈恭澍为何一口咬定只开了“五、六枪”呢？说来也很简单。
    在回忆中，陈恭澍不止一次地标榜军统局纪律之“森严”。如他在“英雄无名”系列回忆录的“卷头长白”中，再三强调说：
    “先就一个地区的工作负责人来说，凡是制裁工作，不是奉令执行，便是项目请示奉准的，绝对没有想杀谁就杀谁的权力。”
    “现场指挥者，也是只能对上级指定的目标进行侦察、相机执行。假如临场遇有妨害工作进行的障碍、阻挠等情事，原则上固然要立予清除，但也须考量实际情况立下决断。”
    “也有很多人误解，认为戴雨农先生必然是操有生杀大权的了。这个问题可以肯定的回答：‘他也没有，绝对的没有！’他是我们这一部份工作的领导者，也是国家政策关系事务的执行人，一切举措，均有所遵循，而且是纯理性的。如果说，他对上进言的机会比较多些，那是事实；可是绝对不如外间所传说和臆测的那么‘霸道’。”
    陈还特地举了河内刺汪、误中副车的例子，他说：“这种种情况，虽然牵涉不到直接责任，但主事者仍不免要受到警告、记过等行政处分。可知凡是没有事先奉准的案子，固然不容许自作主张，就是在一定的目标外，做错了也不行。行动制裁工作绝不是‘随便’从权的。”
    即便是在“刺汪”的准备过程中，陈恭澍依然在不断地强调这一点。
    在与余乐醒研究所谓“软性行动”的过程中，陈恭澍曾经提醒余：“即使把有药的面包一如往常的送到了汪家，又怎能确定是汪某一人独享？若是夫妻二人共餐，多除掉一个陈璧君，并不为过，万一全家包括亲属佣工在内，那岂不是累及无辜？”
    对此，陈回忆说：“乐醒兄对于这一层，看样子大有顾不了许多的意念，可是他却说不出口。”
    就在 3月20日夜里，陈恭澍驾车前往汪宅的路上，陈还在“重复的告诫”王鲁翘等人：“千万要记得‘罪不及妻孥’那句古话，除目标人物外，且不可伤害到其它的人。”
    对此，在与陈恭澍的“工作检讨”中，王鲁翘也一口咬定：“就是因为那个人下半身露在外面而上半身盖在床底下的原故，所以才会认定那就是汪精卫，如果那个人是坐着或者是站着的话，当然会分得出来，你知道，我是认得曾仲鸣的，也就不会对他开枪射击了。”
    具体到汪案，陈的手下，显然没有做到“罪不及妻孥”，如果照实写来，岂非自打嘴巴！无法自圆其说，只好用点“曲笔”。
    另外，还有个技术问题——如果照实说，开了那么多枪，结果汪精卫毫发无损，反倒是打得旁人血肉横飞，丢人不丢人！

    八、汪精卫的卫士是干什么吃的？
    纵观整个行刺过程，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汪精卫一方毫无还手之力，几乎等于是在挺着挨打。那么，汪精卫的卫士没有枪么？
    对于这个问题，高伐林也注意到了，因此，在采访中，他曾问何文杰：“汪氏有卫士，难道没有自卫武器？”
    何文杰说：“没有。当时法国殖民当局说，安南地方除了法国人，谁都不允许有枪，也谁都不可能有枪，所以我们的卫士也都没有自卫的枪。”
    陈昌祖则进一步解释说：“当初，有两名卫士随四哥一起乘飞机到达河内，以后，又有几名卫士乘火车来到河内，其他大部分卫士都留在昆明，等候下一步的指令。印度支那是个中立国家，因此，所有到达河内人员的武器都留给了龙云，四哥名义上由法国警察保卫，公寓内的保安措施，实在是太松懈。”
    这一点，曹师昂在给陈恭澍送枪的时候，也曾经做过说明：“老兄一定知道这里是法国属地，他们为了提防安南人民的反抗运动，对于持有或使用武器的，不管是谁，一律判以重刑。”
    也正是考虑到往河内运送武器的难度，才煞费苦心地物色了一个有着浓厚法国背景的人来承担这个任务。
    九、魏春风怎么会出现在汪宅门外？
    那是 3月20日夜，陈恭澍的汽车刚刚开到现场的时候。陈恭澍回忆说：
    “我们的车子刚刚在高朗街左侧的一条巷道中停下来，而鲁翘他们几个人还不曾全部跳下车来的当口，突然有两名安南籍的便衣警探由暗处走拢到面前，他们叽叽呱呱讲了些什么，我们都听不懂，再打手势，比划了好一会，这才明白是示意我们不可在此停留，赶快走开。这虽是未可抗拒的事，但却阻碍了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此时，魏春风仿佛从天而降：“正值进退两难之际，魏春风有如及时雨一般的出现了，他也没有多问，便拉了一个警探走向暗处，另一个也跟了过去，不知道他们嘀咕了些什么，不一会魏春风向我点头，跑了过来，他问我身边有没有带钱，我未加思索的一摸口袋，掏出来就塞给魏春风了，他数了数，全部有四千五百元，五百一张，一共九张，他嘴里说着‘都给他们算了’，转身又去和那两个人周旋去了，我呆在一旁，一时还会不过意来。”
    陈恭澍说，“魏春风很快的就回来，说已经‘打发’走了。”
    这是整个“河内刺汪”行动中，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陈恭澍评价说：“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怎么说也难以置信，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很遗憾，这件事无解。

    以上九个问题，就是根据现有资料，能够看清的“河内刺汪案”的全部过程。
    大家都看过电影《天下无贼》吧，两个很蠢的贼在火车上抢劫，范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冯怒曰：“严肃点，都不许笑，这儿打劫呢！”
    纵观所谓“河内刺汪”，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很不“严肃”。说句不好听的话，基本上看不到任何“技术含量”，其简单粗暴、直来直去，令人发指，把一起政治谋杀搞得直如乡下土贼打家劫舍一般。
    许多年之后，陈恭澍将“河内刺汪”形容为“博浪一击，误中副车”，并总结出了“肇致”失败的三个原因：
    第一，“事实上，不能不承认，是我们的侦察工作做的不够彻底的原故。我们事前只知道高朗街二十七号这是汪的寓所，却不晓得还有二十五号那一幢是打通了的。”
    这一点，我们前面说了，其错，主要不在唐英杰，而在陈恭澍。
    第二，“若不是当时直觉的误以为趴在床底下的那个人就是汪某，也一定会继续的搜索下去，一直到发现汪某为止。即使事先不了解两幢房子合而为一，也会在搜索行动中发觉的。”
    第三，“曾仲呜如果不是钻到床床下掩蔽了头部，鲁翘、鉴声都认识他，在没有制裁命令的许可下，绝不会对他开枪。也就是说，若从门洞里能看清楚了曾仲呜的面孔，那以后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由于以上这三点因素，有的是人谋不臧，有的是机遇巧合，因而阴错阳差，终于肇致了这一重大的挫败。”
    从陈恭澍的“总结”中，我们不难看出，陈讲的全是“技术”问题，或说枝节问题，用我们现在的话讲，没有丝毫触及“灵魂深处”的东西。
    对此，我们前面说过，有些可能是他不方便讲，更多的，恐怕是他也不知道。
    对此，许多年以后，隐隐约约地、陈恭澍也意识到了，在整个“刺汪”案中，不要说是他、即令是戴笠，也不过一个棋子而已，正如陈在回忆中所说的：
    “这里面还分有高下明暗的层次，干特务工作的是基层，也是下层，是暗的；从事政治运用的，较为高级，可名之曰中上层，是明的；然后才是发号施令的高阶层。”
    至于“高阶层”是如何“发号施令”的、“中上层”又是如何“政治运用”的、戴笠是在哪里指挥的、方炳西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魏春风究为何等样人、谭天堑在搞啥名堂、曹师昂夫妇接受了什么秘密使命、唐英杰在“倒卷珠帘”的瞬间看到了什么，那都不是陈恭澍所能知道的。
    甚至，“河内刺汪”的“后续”工作是如何进行的，陈恭澍也不知道，因为他已经被第一时间调回重庆。
    3 月21日，天一亮，陈恭澍就拿着拟好的电报去找方炳西，很显然，他要向重庆汇报情况，同时申请“处分”。
    陈恭澍回忆说：“一出门口，这才发觉我们半夜里在现场附近兜来兜去的那部车子，赫然停在门外，而且连车前灯都没有关熄。这亏得是当地的督察懦弱无能，只要他们稍为留意一下，岂不就可以按图索骥，将我们全部逮住，一个都走不掉。想想看，也觉得脸红。”
    令人意外的是，未经陈的同意，方炳西已经向“上级”汇报完了。陈回忆说：“炳西兄告诉我，他已经用他个人的名义发了一个简单的报告，和我所拟的内容大致相同。并已要求增加通报次数，以便保持紧密联络。”
    陈恭澍回忆说：“这一次和炳西兄见面，使我最为感动而没齿不忘的，是他给予失败者的那份慰藉，可贵的并不在言词上，是他流露出的一股诚挚的友情，我看得出也感觉得到。我除了惭愧之外，还能表示些什么呢？”
    随后，陈又找徐先生，想见个面，徐说：“顶好过一两天再约，有事电话上交谈就可以了。”陈又去找魏春风，没在家，再找阮小姐，没在家。很显然，“想必是都避锋头去了”。
    陈又想：“要不要去和余乐醒他们几个人见个面？又一想，也没有什么好谈的，还是等候上级有了指示，待作下一步决定时再说。” 陈恭澍的心中，感到了无比的孤寂。
    还好，“家”里还有一个与陈“同病相怜”的王鲁翘。王正在喝闷酒，见到陈恭澍，马上说“有个主意要商量”。很显然，王鲁翘不甘心，他跃跃欲试地说：
    “我们能干行动的还有五个人，应用的东西全都有，由我一个人进去，说什么也要找到那个人，只希望其它的同志在外面替我掩护就够了。”
    对此，陈恭澍回忆说：“我也颇有此意，真是不谋而合，只是一样，非要对于变动后的新情况有个了解才行，否则那就是蛮干了。”
    然而，陈恭澍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他说：“真的，我们还想重整旗鼓，再干一场，可是我们虽然余勇可贾，已经时不我与了。”  
    3 月23日凌晨，即“误中副车”的整整两天之后，陈恭澍还在与王鲁翘“勾划着再干一场的可能性及其可行性”时，戴笠的电报来了。陈恭澍回忆说：
    “半夜里，这已经是二十三日凌晨了，炳西兄电话叫醒我，说是他要来，我想又是有重要事故发生了。不一会，他来到，递给我一张折叠的小纸条，打开一看，原来是戴雨农来的电报，内容是召我个人先行回重庆，并限电到即日起程，其它的指示则一字不提，意思是连交代都不必办了。”
    陈随即问：“有没有另外的指示给你？”方顾左右而言他：“尽管放心走好了，此地的事，由我负责料理就是。”
    陈再问：“那么乐醒兄、家焯兄那边，和曹师昂、谭天堑他们，以及新来的张同志等，是不是都不用通知了呢？”
    方“想了一想”说：“我看是不必了，有关他们几位同志的事，戴先生一定会另有安置，或许各有各的任务也不一定。”
    听方炳西的话头，很显然在暗示陈恭澍——你已经不具备“河内工作组”负责人的身份，而是“待罪之身”了。所以，不该打听的，就别问了，你问我也不能说。也别瞎忙活了，听戴老板的、赶紧回重庆，比什么都强。
对此，陈恭澍也非常清楚：“‘河内工作’因认错了行动目标，误击曾仲鸣而告失败，事态发展至此，的确是糟透了。常言道：‘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句话用在这里，那就是：成功了呢，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彻底铲除了一条祸根；失败了，则养虎遗患，比不做更坏。”
    听了方的话，尽管早有思想准备，仍然不由得陈恭澍不“犯嘀咕”：
    “该不是把我调回去交付军法审判吧？虽然这么想来着，可是这一次却毫无逃避之意，不论怎样，也应当遵命行事，即使明知通回去之后会受到严厉的处分，也没有什么可怨尤的，想到这里，也就觉得非常坦然了。”
    最起码在这一点上，陈恭澍已经成熟了，至少，没再弄出一次“弃职潜逃”。
    陈恭澍说：“我奉调先走的事，也瞒不了同住的几位同志，握手道别而已。不料从此一别，就再没有和唐英杰、陈步云遇见过。”
    送他走的，依然是魏春风。陈恭澍回忆说：“我是三月二十四日离开河内的。魏春风这位小老弟实在太好了。那天早晨大约七点钟，他先打电话来，叫我到前次上车的老地方相会，然后他送我到海防上船。”
    “一路上说说笑笑，有多么重的心事也冲淡了。车到海防，办好手续他们拥着我一起上船，连一点麻烦都没有遇上，于是也给我在最落寞的行程中留下了一个最美丽的回忆。”
    当然，陈恭澍不会想到、恐怕当时也来不及想，此一别——便是他与魏春风的永诀。
    在“河内工作组”的“十八罗汉”当中，最起码从陈恭澍的回忆中反映出来的，魏春风属于“运用人员”，阮小姐则属于“运用人员”的“运用人员”，都不是军统的在册干部，但他们对陈的帮助，真的名如其人，犹似“春风送暖“一般。

    按：1961年，时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少将处长的陈恭澍，意外地从“情报局派驻西贡的同志”口中，得到了魏春风的消息：他早已如愿“抱得美人归”，与阮小姐成婚，并成为台湾“驻越南大使馆”参事。魏还捎来一张名片，“虽然只有几句问候的话，亦足以告慰于故人的了。”陈恭澍非常高兴，给他写了回信，“表达了渴望一晤的心愿”，并送他一张大甲凉席。
    很遗憾，最终，陈恭澍没有能够见到魏春风：“天下事，本难料，没有过多久，他竟与世长辞了。”
    陈恭澍回忆说：“在（为魏春风）请恤的文书中虽然填写的是积劳病殁，可是却有人言之凿凿的说是抑郁而终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无从判定，只可惜我的朋友只活了五十多岁，总归是件恨事。”
    所幸的是，魏病逝之后，陈恭澍见到了阮小姐。他回忆说：“二十多年了，而今寡居的魏夫人，已不复当年的容华。她还是不会说国语，信上的字也不是她自己写的。可是她的儿女多已长大，有几个都在政大念书，为我们说话做翻译的，就是魏家大小姐。原以为魏夫人会在台北定居的，可是她住了没有多久，就因为住不惯又迁回西贡，这一去，以后就消息杳然了。”

    就这样，在“落寞”中，陈恭澍离开了河内，准备回重庆、去“以坚强的意志承担这重重的一击”。
    接长南昌行营调查科，于戴笠而言，不啻为天大的馅饼砸在头上，戴笠非常高兴，溢于言表。据张毓中回忆，某次，他到特务处去“玩”，正好遇到戴笠兴高采烈地回来。张回忆说：
    “戴先生在南昌百花洲东湖旁，设有办事处，因特务处新创不久，同志不多，只要他在南昌，我们都可以随时跑去找他聊天。民国二十三年六月某日黄昏，我去看戴先生，他不在，就在我和副官贾金南等嘻嘻哈哈谈笑时，戴先生满面春风的回来了。”
    戴笠看到自己的学生，很高兴，说：“你来了! 坐! 坐! ”接着戴又对贾金南说：“贾金南! 马上烧泡饭给我吃。喔! 还是先倒洗脚水给我洗脚! ”
    张毓中回忆说：“戴先生那天特别高兴，反常的喜形于色，我就笑着问戴先生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戴说：“喔，你不知道，我当课长了! ”
    张毓中回忆说：“我觉得好笑，就天真的脱口而出”：“一个课长有什么了不起，你怎么会这样高兴? ”戴笠说：“真是小孩子，这个课长可不是一般的课长，你懂什么呀! ”   
    事后，张毓中才了解到：“调查课编制大，经费多，和特务处的配合运用，使戴先生的事业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戴笠接管南昌行营调查科的时候，正是蒋介石在江西对我苏区进行“围剿”的时候，军事谍报的重心，全在江西，因此，戴笠把他的“指挥中心”也移到了南昌。李邦勋说：
    “戴笠将特务处内勤分子大部分由南京调至南昌，充实调查课的力量，并指令特务处和调查课外勤分子的罪恶活动，一律向南昌汇报，派徐亮为调查课副课长。负实际责任，派唐纵率领少数人员留守南京。这个时期，徐亮等在南昌极为忙碌，唐纵等在南京则清闲无事。”
    1934年10月，红军离开江西，南昌行营撤销，调查科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当年年底，南昌行营调查科“销号”，全体人员并入特务处。
    最初，南昌行营调查科留下来的人们，心中颇为忐忑，不知道戴笠会怎么对待他们。李邦勋说：
    “国民党统治年代所有机关的人事，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机关的主官更换，该机关的人员多半随同更换。新任主官对旧有人员是不信任和不要的，各有各的一班人马靠他做官。因此一个机关主官的更换，原有人员有办法的就自行撤退，没有办法的只好听任新任主官摆布，惶恐不安。特务也不例外，l934年 8月戴笠接收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课特务组织后，该课旧有人员虽听说戴笠宣布原有一班人马‘愿继续干者欢迎，不愿继续干者请便’的表示，但总有些不放心、不安心。”
    程一鸣回忆过“合并”时的情况说：“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来到调查课，召集调查课全体人员训话，说调查课已和特务处合并，愿到南京者留，不愿者可站起来。我听了戴笠的讲话，才知道调查课是一个特务机关。”
程一鸣不想干特务这一行，心想既然可以选择，就准备站起来。这时后面有人悄悄拽他的衣服，程回头一看，正是李果湛。程一鸣说：“我不明李的用意，没有站起来。结果，全场没有一个人站立起来。”
    程一鸣回忆说：“散会后，李国琛告诉我，他不让我站立起来是为了调查课的全体留俄同学。他说，你一离开，戴笠就会不高兴，会认为我们只愿意帮邓文仪的忙，不听他的调动，就会采取手段来对付我们。我们参加这个工作是终身职业，不能中途退出。”
    李国琛的话，说对了一半，一方面，如果大家选择离开，戴笠“不高兴”是当然的，要“收拾”他们，也是有可能的。另一方面，戴笠也是个爱才的人，真心希望这些人进入自己的“毂”中，因为那会大大扩充自己的实力，所以他不但不会难为这些人，反而要尽可能把事情做得漂亮些。
    李邦勋说：“因为他们还不了解戴笠的野心。南昌行营既撤销，调查课的名义自然亦不存在，但特务组织未经‘立法’程序，并不受人数的限制，戴笠正欲利用邓文仪的这班人马以充实他掌握的特务处。原特务处的内外重要分子如郑介民、唐纵、梁干乔、徐亮、赵龙文、周伟龙、王孔安、王天木、张炎元、魏大铭等，都是戴笠亲自选拔的，有密切关系、忠实可靠、互相信任、相依为命的人。而由调查课接收过来的人，都是邓文仪多年培植起来的．与戴笠素无渊源，人数比特务处原有人员还多，又有多年特务经验，活动能力也较强，如李果谌、张毅夫、徐业道、刘哲民、王立生、朱若愚、涂寿眉等，戴笠认为都是特务‘人才’，要想让他们对自己死心踏地的俯首听命，不怀贰心，就不能不设法笼络。”
    戴笠“笼络”大家的手段，就是在特务处处长、副处长之下，增设一个了“书记长”的职务，派李果湛担任。这招挺高，李邦勋说：“这一着，就使由调查课接收过来的内外特务都认为戴笠知人善任，与众不同，都安下心来，乐为其用。特务处的实力遂蒸蒸日上。”
    这样，李果湛就成为特务处的“三把手”，但只是名义上的，李邦勋说：“但戴笠起初对李果谌并不放心，没有大胆地委托李总揽一切特务事宜。李果谌虽是书记长，但职权有限不及书记徐亮，戴笠的私章不交李果谌保管，而交徐亮保管。重要的东西，除戴笠亲自处理外，都由徐亮代办。因为毕竟戴和李是新知，而和徐是生死之交。”
    李果湛当了一年“书记长”，觉得没啥意思，于是“自动请求外调”，戴笠即将他派到北平，接替张炎元任北平区区长。在任期间，在“名义”上主持了对殷汝耕的制裁，从而结识了“帮办”殷汝耕案的陈恭澍。
    对于李果湛，陈恭澍给予极高评价，他说：“果湛先生，倜傥潇洒，和蔼可亲，独具风采，在我们一般老同事中来说，可以称得上仪表出众了。不仅如此，在谈吐之间，还另有一种声势夺人的气概。”
    空出来的书记长职位，戴笠照方抓药，由另一位调查科系统的“灵魂”人物张毅夫接替。
    张毓中说：“戴先生胸襟开阔，唯才是用，无畛域之见，因此人人多愿随其左右；……此为戴先生继特务处后的又一重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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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6-16 08:16

55、危机上海——周伟龙、程一鸣、邓文仪   

    1937年初，周伟龙接任上海区区长。周伟龙是军统高干，原来说得比较简略，这里略微补叙一下。周伟龙，生于1901年，湖南湘乡人。  
    周长成以后，即入湘军国光部，当了一个译电员。周的老部下、也是他同乡的刘植根回忆：“周与谢先世有通家之谊。周本人个子魁梧、博闻强记，到职后只一个星期，便将一本电报明码背得滚瓜烂熟，深得谢的青睐，后保送他进了黄埔军校第四期。”
    周伟龙也是著名的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生，之所以“著名”，我们前面说了，是因为这一期的特务特别多。
    毕业之后，周伟龙又回到湖南，入唐生智部，渐次提拔到宪兵营长的位置，其时，正是唐生智通电反蒋之时。也是在这个时候，周伟龙遇到了一个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人——大他五岁的六期“学弟”戴笠，并联合上演了两出现代版的三国戏，戴笠演的是“单刀赴会”，周伟龙演的则是“义释严颜”——看来这俩人都想当刘备的弟弟。
    刘植根回忆说：“1927年宁汉分裂时，周伟龙在唐生智部当宪兵营长，率部驻汉口。唐生智通电反蒋时，蒋介石派遣戴笠到汉口策反及搜集情报，戴因办事不慎被武汉宪兵部队逮捕，搜集的情报也全被抄去，如果上报，即有生命之危。戴打听到宪兵营长周伟龙是黄埔四期同学，便要求与周相见。见面之后，周不但释放了戴笠，而且弃官逃到南京投靠蒋介石。因此周与戴笠成了生死之交，成为“十人团”的成员之一，也奠定了周日后在军统中的地位。

    按：周与戴这一段，有好多种说法。按乔家才所说，此事发生在1929年，地点在河南信阳，即唐生智第二次反蒋时期；如按刘植根所说，则是在1927年“宁汉分裂”时期。

    我们知道，所谓“密查组”，正是1927年、老蒋第一次“下野”时出现的产物，目的就是在老蒋出国期间，为其搜集情报，戴笠就是在此时才开始“跑单帮”的，如果周伟龙这时就投奔了戴笠，那确实是够早的，几乎跟戴笠的同学徐亮是同一批的。
    这一段经历，真的有点像“小说家言”，如果不是那么多人在不同的回忆中提及，着实令人难以置信。其中，戴笠的做法，虽然有些出人意表，但仔细想想并不奇怪，这叫“死中求活”，作为当时的戴笠，已经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但从周伟龙的角度看，确实搞不懂他是怎么想的。因当时的戴笠，不过无名小卒而已，连顿饱饭都吃不上，如果是说周是贪图日后的“荣华富贵”，显然过于简单。
    如果确有其事，那只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戴笠确实不是一般人；第二，当时的人们，古风尚存，还有人能够为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舍弃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比如周伟龙。
    也正是由于彼此之间有这么一段，戴笠对周极为信任，特务处一成立，周即奉命组建汉口站，手下就包括后来成为著名驻美特工的萧勃和刚刚投入特务处不久的刘培初。周同时担任复兴社驻汉口常务干事，公开身份是武汉市警察局第八分局局长。
    此后，张学良的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成立，驻汉口，后改为武汉行营，周伟龙又兼任武汉行营的情报组长，这样，在名义上，周成为张的下级。刘植根回忆说：
    “周伟龙投靠蒋介石后，长期从事特务活动。30年代初在汉口当了几年警察署长，适值张学良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驻汉口，他们交往甚密。1935年冬，周伟龙在汉口结婚时，张学良从西安派人送来礼券5000元。”
    周伟龙亦是军统“湖南帮”的中坚人物。据乔家才回忆，某次，戴笠与他谈话中，曾问：“你知道我们的团体中，哪里的人最多么？”乔说不知道。戴说：“我来告诉你，湖南人最多。”

    按：戴与乔的这次谈话，实际是以此做个开头，告诫他，军统是个“五湖四海”的组织，要与大家搞好团结，就要学会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才能为自己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像你那种“死倔”的脾气，逮谁跟谁“抬杠”、遇事非得辩出个是非曲直的性格，在我戴笠手下可以，遇上别人是不行的，要吃大亏的。乔听了，唯唯而退。
    事实上，乔家才的性格一点没有改，否则，也不至于在戴死后，被毛人凤整得死去活来。

    不管戴笠想说明什么，军统的湖南人最多这一点是事实。笔者曾经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在军统高干中，即外勤做到站长以上、局本部（含此后的保密局）做到副处长以上、以及在各种各样的为军统所控制的公开机构中，担任过少将以上军官的湖南人，居然有近 140人之多！
    在这些人中，张毅夫、周伟龙、唐纵、文强、杨继荣、徐业道都曾经挂中将军衔，与他们的戴老板比肩。     另外还有个唐生明，曾经任军委会中将参议，马马虎虎也可以算军统的人。
    不过，要说湖南人中的头面人物，第一个是张毅夫，老资格的党派工作专家，南昌行营调查科系统的核心，戴笠都让他三分；后来郑介民上台，对他也非常客气；后来的毛人凤，对张更是忌惮。在文强的回忆中，曾提到当年大家给张毅夫起个绰号叫“张圣人”，可见其社会基础之深厚！
    第二个要说是唐纵，“十人团”之一，又是老蒋身边的重要角色，到后来当了军统局“帮办”，成为戴笠之下的郑、毛、唐“三巨头”之一。
    第三个就要算周伟龙了，戴老板的救命恩人兼义弟、军警宪特他一把抓，到1942年，军事委员会“别动军”成立，戴笠保周伟龙当司令，早早地挂上了中将军衔，比戴笠还早一年。
    在张、唐、周三人之下，才是文强啊、徐业道啊这些人，至于象沈醉、杨继荣、龚仙舫、还有湖南的“三李一金”等等，就更排不上号了。
    周伟龙的性格，本就极为自负，据刘植根回忆说：“早年他在老家丹墀照壁腾龙图案上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岂是池中物，能兴天上石’。”
    另据刘说，周伟龙虽然一直做官，“却不治私产，乐于助人”，因此没“落”下什么钱，对此，周的父亲很不满意。刘植根说，1938年，周带着新婚夫人回家省亲，到家以后，马伕问周的父亲：
    “马关在哪里? ”周父没好气地说：“拴在你们老爷的床铺架子上。”此后，周才在家乡买了40亩水田。
        私产可以不治，但对于权力的追求，周绝不放松，他本就是性格强势的人，加上与“老板”的关系，弄得极为跋扈，除了戴笠，任何人不买账，遂引发了与邱开基的矛盾。
    1934年春，即邱开基被戴笠的警卫“误伤”之后不久，邱来到武汉，就任全国禁烟委员会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
    全国禁烟委员会禁烟督察处本隶属于财政部，是宋子文的手下，控制着两个税警团的装备，这批装备是宋子文亲自通过关系从美国买来的，是中国当时的第一批美式装备。
    大家知道，禁烟是一个很好的题目，特别是在当时的许多省份还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当中，要想“禁烟”基本属于一句空话，那么在“禁”与“管”之间，就有很大的操作余地，大笔的钱财来得非常容易，进而可以补充全国财税收入的不足。
    宋子文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但蒋介石却有他自己的想法。据曾任任全国禁烟委员会督察处上海办事处秘书章向阳回忆：
    “蒋介石为了要扩大他的独裁统治，必先扩大他的特务组织( 过去特务组织的经费，是由蒋在总部特别费项下开支的 )，而要扩充组织，必须先要有固定的经费来源，但这项经费名称上既不能列入国家预算开支，于是蒋不得不另思别法。因而蒋划定这一机构拨归总部直属管辖，并将全部税收作为特务机构和蒋介石私人馈赠开支之用。”
    为此，蒋不惜得罪自己这位内兄，把禁烟督察处硬生生地从财政部给“剥离”出来，顺带手把宋子文的两个税警团也拿过来，改编为缉私武装部队，辖六个大队，统归邱开基指挥。
    章向阳说：“这一个职衔官虽不大，但实权却也不小，因此颇引起当时内外人士的注意和瞩目。蒋之属意于邱，足见蒋对邱信任之专，决非泛泛者可比。而邱获得兹职后，更加趾高气扬，目中无人，滋长了他自命不凡、高于侪辈的气焰，甚至连当时的戴笠在邱看来亦不足道，更毋容再提其他同辈了。邱之狂妄自大、傲慢倨人，一至于此，其他概可想见。”
    以周伟龙的脾气，看着邱开基的这副做派，自然不顺眼，但不管怎么说，邱是军校“学长”，彼此又是复兴社和特务处的双重“一家人”，且业务上各不相干，因此，最初的一段时间，虽然都在汉口一地，总算“相安无事”。
    但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章向阳说：
    “邱开基为了要雷厉风行严格执行他的缉私任务，曾严令其缉私部队借口缉私，经常堵塞武汉水、陆、空要隘，检查行旅客商。这明明是侵犯地方宪警的权限，超越缉私范围以外的规外行动，引起宪警机关之不满，增加市民之愤恨。在检查行李时，甚至有侮辱人身的不法事件，因而失去贵重物品之事经常发生，被害者既不敢公然吭声，且又无处申诉，稍加抗拒，即遭禁押，粗暴凶狠，蛮不讲理，因此闹得武汉三镇满城风雨，民怨沸腾，民愤难平，而又无人敢于向其进言。”
    邱大权在握，老百姓奈何他不得，于是编了一首歌谣，让孩子们满大街传唱：“邱开基，真邪气，来到武汉把民欺，上又不能坐飞机，只落得两腿跑到谌家矾。”以抒发胸中的忿怒。
    1934年冬，章向阳奉周伟龙之命去武汉，发现周正在搜集邱的“黑材料”，准备上报。他后来回忆说：“这时的周伟龙看邱闹得太不成话了，自己又无权干预，但他是特务处的情报组长，又兼汉口行营的情报组长，各地区各机关反映上来的控邱情报已如雪片飞来，并且还掌握了邱的一部分贪污材料，经周派人调查属实，经数月之久，邱之材料已积成巨册。”
  
    按：章向阳的全国禁烟委员会督察处上海办事处秘书职务，系周伟龙所保荐。而且，章是特务处驻上海“直属通讯员”，亦属于军统外围人员。

    这时，周伟龙还没有打算与邱“摊牌”，因他也知道邱是蒋介石的亲信，“圣眷正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招惹他。但另一方面，自己担任武汉方面的情报责任，职责所系，邱搞成这样，自己不上报，一旦将来追究起来，于公于私都没有好处；同时，章向阳认为，周“自己亦存有取而代之的妄想”。
    经再三考虑，周伟龙决定向戴笠汇报一下，听听他的意见，再定行止。章向阳说：
    “因此周遂决意飞京与戴笠磋商，并献计于戴，把所有材料交戴过目，认为逐邱时机业已成熟，可由周来发动。邱被逐后，要戴事前准备妥人，保举通过继任人物。把这一支精锐的新式武装部队，转归特务处掌握，对今后工作更为有利。”
    周并向戴强调，这是“一举而两全的善策”，要求戴笠考虑他的意见并支持他。
    对此，章向阳说：“戴与邱本来无甚芥蒂，但由于邱曾藐视戴笠为后期同辈，戴也不是不知道的；同时戴之心病，也急于想抓一支武装力量在手。对自己工作发展有利，现在有此机会，岂肯轻易放过。”
    于是，戴对周的建议表示支持，要他“慎重处理，相机进行”，戴本人则“从旁协助，不致功亏一篑”。
    周听了戴的话，自信戴必保他为“继任人物”，遂不顾一切，准备与邱决裂。章向阳回忆说：“（周伟龙）遂乘机飞回汉口，一面嘱其助手继续广事搜集邱之材料，整理成册，作充分之准备。”并将所有情报材料汇订成册，“专案反映”。
    上报以后，据章向阳说：“初时，并无动静。周恐邱在侍从室多年，同僚熟人很多，怕有人见到这些材料，会被抽去，反而坏事。嗣又汇呈特务处托藏笠转递，亦无下文。”
    此时，戴笠也有戴笠的难处，扳倒邱开基，固然是件“好事”，但不管怎么说，邱是军校同学、又是复兴社成员，还曾是自己的下级，有这样三重渊源，要自己出面，明着整他，“窝里斗”，传出去不好听，于是把材料压了下来。
    周伟龙不是善罢甘休的性格，几番密告，不得要领，于是心一横，亲自进京，直接找老蒋告“御状”，并声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愿在京待罪请命”）。章向阳说：
    “蒋虽面现不愉之色，但又不得不问，于是蒋遂下手令，将邱开基免职，着侍从室电令邱来京听候处分。邱抵京后，即交由军法处侦讯，经邱与周对质后，邱开基终于免职，后还受到禁锢的处分。
    邱被免职的消息传到武汉，大家奔走相告，并把歌谣改为：“邱开基，鸿运终，偏偏遇着周伟龙。”
    周伟龙扳倒了邱开基，却没有如愿当上缉私主任，老蒋另派了军校三期的“学长”沈开樾接任，顺便也是给戴笠点“颜色”看看。
    为了邱开基的事，复兴社中，颇有人对周伟龙“微词”，认为他对自家人背后捅刀子，手段太过毒辣。章向阳说：“戴笠亦来不及进言保卒，周费尽心计，仍然落空。后来复兴社之骨干中，如邓文仪辈，颇不满周之自相残杀行为，对周颇有烦言。”结果，周伟龙也被关了一段时间。
    此后，鸡飞蛋打的周伟龙心灰意冷，表示不愿再回武汉工作。章向阳说：“周亦认为事与愿违，今后恐与己不利，因而再也不愿重返汉口徒找人忌。”
    周伟龙是于戴笠有过大恩的人，况且，此番折腾，也算是为“团体”出力，为表示对周的酬庸，戴笠调周伟龙为特务处最重要的上海区区长。章向阳评价说：“但戴笠认为周为公为私，不无可取，因而遂调升周为华东区上海区区长之职，以示安慰；另方面亦可以平先期同辈之物议。”
        1937年初，周伟龙被戴笠调到上海，继翁光辉、余乐醒、吴乃宪、王新衡之后，成为上海区第五任区长，也是抗战前的最后一任。
    周伟龙甫一上任，正好赶上张学良陪蒋回南京，被软禁于孔祥熙寓所，对自己昔日的这位上司，周伟龙不能忘怀，刘植根说：“周伟龙殷勤照料，情谊不减当年。”
    不久，淞沪抗战爆发，戴笠赶到上海，提出要在虹口、闸北、吴淞、江湾等日本“租界”地区和战略要地建立潜伏组，搜集对日情报。沈醉回忆说：
    “这时由周伟龙继王新衡任区长，戴笠从南京赶到上海进行布置，曾召集上海基本特务和骨干分子十多人，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他的寓所开会。他首先提出要马上在虹口日寇统治区内建立一个潜伏组，配备一部电台和十个左右的组员。”
    听了戴的意见，周伟龙马上点了两个人的名，让他们去当潜伏组长，但他们都表示“身份早经暴露无法立足”，不肯去。
    周伟龙随即命沈醉去，沈回忆说：“当第三个提到我的时候，我认为我经常搞行动，不适宜搞潜伏。”
    还没等沈提出异议，戴笠抢在他前面说：“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还是你去吧！”
    沈醉只得答应下来。他后来回忆说：“第二天，我开始着手找人，连一个到上海看我的哥哥和几个老朋友一起拉进去，才凑成八个人。配的电台报务员裘声呼，倒很勇敢。”

    按：沈醉的哥哥即指其二哥沈志雄，日后与其大哥沈玉龙、弟弟沈继龄亦都加入军统。

    沈醉回忆说：“虹口组建立不到一个月，便全部被日本人赶了出来。我和裘声呼将一部小型电台装在一辆小孩手推车内，把他的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孩一同推着跑了出来。周伟龙再度要我去恢复，却怎样也进不去。”
    不久，沪战结束，中国军队退出上海及周边地区，周伟龙奉戴笠之命，率上海区全部人员转入地下，继续开展对日斗争。周伟龙的搭档，即上海区书记，最初是程一鸣。
    谈到程一鸣，又是一段传奇。程一鸣，1907年生，广东香山县人。程一鸣在自传中，曾经回忆过自己的家世：
    “当美国总统林肯解放黑人奴隶的时候，我的祖父被美国招工到了旧金山( 圣佛兰西斯科 )，给美国资本家当奴隶，修筑铁路。一八九三年我父亲十九岁时，被我祖父带到旧金山一家中国餐馆里当杂役，艰苦地工作了十三年，积蓄了几个血汗钱。1906年我父亲先将大部分钱汇回来，又随身带了一点钱，便乘轮艘经由香港返回家乡。在船上父亲被专门诱骗赌博的赌棍引诱参加了赌博，输光了身上带的一点钱。回到家乡时已经三十二岁的父亲和邻村崖口一位十七岁的农家女结了婚，她就是我的母亲，翌年生下了我。”
    1923年，16岁的程一鸣上了中学，没几个月，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临死前，母亲告诉程一鸣说：“她有一位胞姊住在汉口法租界长春里，如果有可能，希望我到汉口去拜访姨母。表达她对大姊的怀念”。
    母亲去世以后，程一鸣就失学了。他回忆说：“父亲续娶，后母要我停止上学，在家里做家务，引起我对家庭的不满，父亲便将我送到上海去当学徒。一九二四年的元宵节后，我离开家乡到香港，在香港搭乘轮船前往上海谋求生活。走时，父亲给我做了几件新衣裳，给我几十块银元，送我上了轮船。”
    程一鸣只读到高小毕业，在军统高干中，学历属于比较低的，但程十分好学，此后的一切，全凭个人奋斗而来。当然，机遇偶合也是个重要因素，但一个人，如果自己不争气，运气再好也是枉然。
    程来到上海，在他的堂兄程庆同介绍下，到一家“广东汽车公司”当学徒工。程一鸣说：“这个公司是一位葡萄牙资本家姬普鲁开设的，专修理汽车。我去了以后，言明要我做三年学徒，如果中途退出，就得给公司补还三年米饭钱。在那里我每天工作十小时，白天八小时，晚上两小时。由公司供给食宿，每月发一块银元算做工钱。”
    “五卅运动”之后，“广东汽车公司”倒闭，程一鸣曾先后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和永安纱厂等处做机修工。
    1926年夏，程一鸣到汉口，去完成母亲的遗愿——看望姨母，并由姨父把他介绍到一个工厂当工人。此后不久的 9月 7日，北伐军攻克汉口，程一鸣说：“汉口的工人组织了工会，兴高采烈。于是，我第一次看到了在中国其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人运动，给我留下了终生不能磨灭的深刻印象。”
    不久，程一鸣回到上海，到光明电器厂做机修工。在这里，程成为一名“CP”，他回忆说：
    “我住在青云路一间民房的亭子间，楼上和楼下都住着上海大学的青年学生。楼上的学生往来要经过我的房门口。我傍晚放工回来就在房里读书看报。我同楼住有一位上海大学的青年学生叫马异的．是广东省海南岛人。他常到我房里闲谈，问起我的家庭情况和喜欢读什么书报。他是我得以接受革命思想的启蒙者。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
    入党以后，程一鸣参加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之后，党组织考虑到程的身份已暴露，决定派他到苏联去学习。
    许多年之后，程一鸣说：“我生在一个贫穷的侨工家里，不可能去读大学。中国共产党把我送到苏联上大学读书，使我终生感激。我现在能写这本回忆录，也是党哺育我的结果。”
    1927年底，程一鸣来到苏联，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然，此时的程一鸣不会想到，不久以后，他就会倒向另一个阵营；更想不到，自己居然会成为一名特工，还干得像模像样；尤其想不到的是，他的一大批同学，日后会成为自己的同事，有的且两度同事。
    在这些同学中，就包括程一鸣日后的上司邓文仪，只不过，程一鸣入校的时候，邓文仪已经离校。邓文仪是整整两年前到莫斯科的。
    1924年，已经毕业的军校一期生邓文仪，正在三期学生队中当区队长。他回忆说：
    “民国十四年我在黄埔军校，听到苏俄顾问传来的治息说，他们预备在莫斯科，创办一个孙逸仙大学，一面纪念孙中山总理，一面替国民党培养革命的政治干部，学生由国民党中央考选保送，除赴俄旅费外，一切费用由苏俄政府负担。我对于这个消息，十分注意，很想找到参加的机会。不过听学校当局说，军校学生只许第三期未毕业的学生参加考试，第一第二期毕业学生，因为作战职务的关系，不准报考，这真使我非常难过。但是我仍在希望得到例外的许可，因为我如能得到这机会，那末留学外国，旅行世界，学习政治，以及其他很多的平素的愿望，就都可达到了。我一心等待着新的机会。”
    邓文仪打听到，赴苏留学之事，由国民党中央党部主管，事有凑巧，其时，邓文仪的区队，恰好负责中央党部的警卫工作，于是邓“近水楼台先得月”，悄悄地报了名，并顺利通过了初试和复试。
        邓非常高兴，他说：“我能到苏俄去留学，是如何的快乐呀! ”
    不久，赴苏留学的名单发表了，大家都在“忙着打听行程日期，同时要准备怎样的行装，及如何办理出国手续”，邓文仪却还有一道难关要过，因为他是私下参加考试的，没有得到“组织”的批准。
    于是，邓文仪去找军校教育长王柏龄，“报告投考经过，和我的志愿”。邓说：“虽则学校有命令，不许第一期第二期学生报考，但我既已考取了，请特准我去俄国留学。”
    不料，王柏龄听了，兜头一盆冷水泼将下来：“不可以去，你要服从学校的命令。”邓听了，虽然“痛苦万状”，但并不灰心，他另外想了个办法——直接找“校长”。
    其时，蒋介石正在汕头前线，邓文仪回忆说：“后来多方请求转报校长，经过好几次的说明，终于得到校长的批准，许可用国民党中央选派的名义赴俄国，到莫斯科孙逸仙大学求学，但因为时间躭搁了，我只能第二批启行。”
    在回忆中，邓文仪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只要有好的理想和志愿，又能够有恒心和毅力，始终朝着他的理想和志愿去努力，总有一天会达到他的目的，所谓‘有志竟成’就是这个意思。”
    1926年初，邓文仪辗转到达当时的革命“圣地”莫斯科，入中山大学中国班学习。他说：“孙逸仙大学第一期，将近三百学生，女的不到六分之一，同学来自各个地方，也有从欧洲来的中国留学生。程度相差悬殊，有大学生，有中小学生，还有青年工人，及几个十六七岁的同学。这些学生最初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与国民党员各占半数，到最后，纯粹国民党员，剩下的不到十分之二。”
    关于学习生活，邓文仪说：“学校里是苏俄的新式教育，课程很少，都是政治经济、东方和西方的革命史、农民问题、民族问题、中国革命等类，俄文以读报为主，学生先看书，后提出问题，或由教师提出问题讨论。每天都有会议。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次参观和一次同乐晚会或联欢会，这种教育方式，是启发性的，我们同学都很用功学习。”
    邓文仪只在苏联待了一年，一年中，除了学习，这些青年人的业余生活十分“惬意”，作为留学生来讲，甚至可以用“幸福”来形容了。邓文仪回忆说：
    “莫斯科附近有一座列宁山，星期天我们常常到那里游玩，山在莫斯科河畔，风景不坏，同学在那裹，留下了很多的浪漫故事。”
    “夏季来了，学校在一个有树林，有河流的乡下，办了一个夏令休息会，和其他很多俄国的工人、男女学生的夏令会，相隔很近。这是青年难得的机会，设备虽不十分讲究，但很周到。规定不上课，也不许看很多的书，可以游水划船，赤裸着身体作日光浴（晒太阳），并从事其他体育娱乐的活动。成千的男女青年。混在一起，休养、娱乐、恋爱、玩耍、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每一个人的体重都增加了，每一个人也都很高兴，我觉得这种夏令休息会，是全世界都值得提倡的。”
    在校期间，邓文仪等还曾赴十月革命的策源地、“夏宫”列宁格勒参观游览。他回忆说：“列宁格勒比莫斯科好多了，那里的皇宫遗址，及各种美术博物馆等，所有的历史文化艺术作品，都很有参观的价值。我们整整的跑了四天，没有休息。当我们参观冬宫的时候，我们深深感觉到，彼得大帝那个家伙对统治世界的野心和雄才大略。他宫里的设备，把全世界各国的家具及陈设形式都充满了，小的国家陈设一间，大的国家两间或三间，中国式的房子两间，都陈设着竹制品作代表。”
    1927年初春，在很突然的情况下，邓文仪离开了苏联。他后来回忆说：
    “听说第三国际要派一个代表团到中国指导大革命，孙逸仙大学要选四十个优秀的学生，和代表团一道回中国工作，那时代表团的团长是第三国际的委员印度人路易，中国的代表有谭平山等几个人。四十个中国学生有三十七个是共产党员，只有三个是国民党员，即罗芳炯、温忠同我，我们得到通知，立刻启程，并特许个人所有的一切行李、书籍、纪录，都可以随身捎带，照规定是不准带书籍及各种纪录出俄国境外的，我们总算得到了优待。匆匆忙忙的就离开了莫斯科，火车是专车，不到十天，就到了海参崴，想不到的快速地像要赶紧去战场一样。”

    按：“第三国际的委员印度人路易”，通译为“罗易”，时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于1927年初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负责“指导中国革命”。到任不久，国共合作即破裂。

    邓文仪遗憾地说：“我真没有想到这样快我就回来中国，我学的东西，旅行的地方，是那末少呀! 我真有些惋惜。”
    程一鸣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莫斯科的，他来的时机不太好，正赶上历史将要“拐弯”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程的回忆，重温一下当时的背景：
    “一九二六年夏季，苏联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反党联盟。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那一天，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大街上高呼口号。和游行的群众队伍作对。十一月，苏共中央监委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我刚到学校时，正在开展和托派的斗争。”
  
    按：这就是我们前说过的“红场事件”，呼喊口号的人当中，就有梁干乔，不过此时的程一鸣还不认识梁干乔。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当时在学校里，有关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引起了争论。苏共和中共党内的斗争也反映到我们学校里。在留苏学生中，出现了陈绍禹这样的空谈革命理论的教条主义者。”
    很自然，这一批年轻人，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分出了左中右。
    程一鸣回忆说：“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进行的清党运动中，陈绍禹所谓‘百分之一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分子，利用这个机会向我打击报复，给我定了三大罪名：( 一 )我的父亲是华侨，在香港开设旅店，是一位资本家，因此，我是一个阶级异己分子；( 二 )对苏联不满并进行攻击；( 三 )不学俄文，无心学习革命理论。”
    这三条罪状，程一鸣斥之为“似是而非”：第一，关于“资本家”父亲：程说：“我父亲是华侨，这是确实的，但他只是一家旅店的工人，根本不是资本家。”
    第二，关于“对苏联不满并进行攻击”：1929年夏天，程一鸣曾到雅尔塔旅行，之后程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其中说：“南俄的天气酷热，很象广东的夏天。山上树木很少，土是赭色的。”
    程一鸣回忆说：“这封信夹在教室书桌上的书本里，给人偷走并被译成俄文，说我把社会主义祖国和蒋介石统治下的广东来作对比，污蔑苏联的土地是赭色的，山上一片荒凉，气候很恶劣，说这完全是反革命的诽谤。”
    第三，关于不学俄文，这倒确有其事。程一鸣是留苏学生当中，很少见的不会俄语的人。
    至于不会俄语的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太难了，程一鸣连中学都没念完，让他去学外语，其难度可想而知。他后来回忆说：
    “在学校开设的课程中，使我烦恼的是学习俄文。我对俄文字母的发音感到很困难。教授俄文的是一位年老的女教授。我不了解她是爱护我还是和我为难，上课时常常要我站起来读俄文。我因为不会拼音，发音又不准确，往往使我面红耳赤狼狈不堪。由于自己有点小资产阶级爱面子的习气，所以怕上俄文课。自己的中文水平本来不高，学俄文又遇到困难，于是我决定不学俄文，专学中文。三年学习期间，我把学校图书馆里的中文书籍和翻译成中文的马列著作都读了。”
    程一鸣说：“我没有学俄文是事实，但不等于我不学革命理论。”针对程的“罪行”，由“红色职工国际”的监察委员会派了三位“判官”对程一鸣进行审判。
        审判的结果，程一鸣以“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被开除“联共”党籍。
    据程一鸣回忆，“审判”结束以后，“判官”令他交出“联共”党证，并问：“你最后有什么话要说吗? ”
当时才23岁的程一鸣，年少气盛，他“很气愤地将苏共党证掷到审判桌上”，说：“我革命．就不要这个证件；如果我不革命，拿着这个证件也没有用! ”
    听了他的话，一个“判官”站起来，拥抱了程，并说：“年轻人，你说得对！”
    1930年 5月，程一鸣毕业，并与同学王人璇被送到莫斯科“铁鎚镰刀”钢铁厂“劳动改造”，其他同学则陆续回国。
    在回忆这段经历时，程一鸣说：“我本来就是一个机器修理工人，王人璇在德国学过机械，我们在工作中有优良的表现。工厂党支部认为我们两人都有技能，应该回国到工厂去参加革命，不应留在苏联，因此向学校建议将我们送回中国。学校接受了工厂党支部的建议，于是我和王人璇同学被送返中国。”
    1930年秋，被开除了“联共”党籍的程一鸣回到了上海。据他回忆：“抵达上海后的第三天即是中秋节”，那么，这是1930年10月 4日。
    回国初期，程一鸣还参加了一系列革命工作，他回忆说：“我和闸北区委取得联系，党决定让我负责恢复上海的‘五金机器工会’，并参加‘全国总工会’的工作。”
    也就是说，虽然程一鸣的“联共”党籍被开除，但国内的党组织依然把他作为“同志”。
    可惜好景不长，还不到半年，情况就变了。程一鸣说：“一九三一年春，陈绍禹篡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权，大搞宗派主义，用种种罪名来打击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有益工作，同群众有很好联系的同志。同年五月，我得到通知，让我停止同闸北区委和全国总工会的联系。”
    从此，程一鸣的组织关系就被切断了。
    1931年，程一鸣曾与亲戚卢吉珊一起去西北，希望能做些军运工作，但无结果，不久后又回到上海。这时，恰好“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程一鸣说：“我回到上海后，有时到工厂去做工维持生活；有时去国本小学教些书；还出版过一本《聊斋》杂志，想和林语堂主办的《论语》杂志对抗。因为没有钱，出版了几期就停刊了。”

    按：卢吉珊即陆沉。
    陆沉，大家应该还记得，前文所述，在1927年11月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出台过一份“政治纲纪整饬案”，其中指出：“湖北特别委员会违反中央命令，全体予以警告。陆沉时任特别委员会的书记。而其主张行动均出自军事投机的心理，根本不做农民运动的工作，应取消其中央委员的资格。”
    1929年，卢吉珊被捕，次年被亲属保释出狱，在上海开办了国本小学。谈起这段经历，程一鸣说：“一个人脱离了党的领导，要搞革命是很困难的。”     

    这时，大批程一鸣的留苏同学开始出现了。第一个是吴景中。吴景中，生于1903年，湖北黄陂人。许多人认为《潜伏》中所谓的“吴站长”即以吴景中为原型。
    据程一鸣回忆：“一九三二年冬，有很多留俄同学当了叛徒，成为国民党的特务。国民党特务通过同学吴景中要我到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留俄学生招待所’去报到。”

    按：所谓“留俄学生招待所”，即专门针对留苏的“CP”学生做工作、促使他们“自新”的“反省院”。

    程一鸣听了，对吴景中说：“你是知道我已脱党了，没有到南京去的必要。”
    吴说：“在南京的同学认为你在工厂做工，又到学校去教书，还出版了一份杂志，怀疑你已经恢复了党的关系。如果你和党没有关系，为了自己，应该到南京去一趟。”
    程听了，只好说：“请你让我考虑一下。”        
    程一鸣后来回忆说：“我经过考虑，觉得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逃往苏区革命根据地，但陈绍禹一伙已把我排挤出党；另一条是逃往汉口，但汉口也是在国民党统治下。后来我又想，既然我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关系，为什么要逃走? ”     
    转眼已是1933年的春节，吴景中来“拜年”，说：“你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应该作出决定了。再拖延下去，在南京的同学可能拘捕你，迫你自首。你既然和党没有关系，何必吃这样的苦头? ”程一鸣回忆说：“春节过后，我从上海坐火车到了南京。我一走下火车就成为叛徒，造成一生中最大的耻辱，做了敌人三十一年的帮凶。”     
    在“招待所”中，程一鸣遇到了同学李梅五，他问程：“你过去是不是学过修理汽车? ”程说：“当过两年汽车公司的学徒。”   
    过了几天，李梅五对程说：“同学梁干乔是你的同乡，他想见见你。”  
    程问：“梁千乔是千什么的? ”
    李说：“梁是军事委员会交通研究院副主任。”   
    见到梁干乔，梁要求程替他筹备开办一家汽车修理厂，“代他拟一个开办汽车修理厂的计划，需要什么机器和工具，能不能在上海购买到这些东西。”
    程一鸣回忆说：“我拟好一份开办汽车修理厂的计划，列了一张所需机器和工具的表，给了梁干乔。几天后，梁请我到他家里，说我拟的计划很适用，交通研究院要设立一个‘汽车系’，想聘请我当‘汽车系’的研究委员。”
    听了梁的话，程一鸣因急于离开“留俄学生招待所”，“觉得到军事机关去修理汽车比较好些”，就答应了。   
    据程一鸣回忆：“过了几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干事张冲约我谈话，问我是不是要到交通研究院去，我将全部经过告诉了他。”张冲听了说：“你到交通研究院去工作很好，大家都是为领袖效忠。我告诉招待所发给你一张‘自新证’。”
    至此，程一鸣就算“自新”了，可以离开“留俄学生招待所”了。   
    程一鸣回忆说：“不久，交通研究院主任酆悌从德国考察回来，和梁干乔闹磨擦，说梁干乔在他离职期间，滥用职权，任用私人。我知道后，一气之下就离开了交通研究院，决定返回上海。”
    这时，又一个留苏同学出现了，他就是谢力公。
    程一鸣说：“有一天，我在新街口遇见了同学谢力公和李拔夫，他们问起我在南京干什么。我告诉他们刚离开交通研究院，决定返回上海。他们要我留下现在的住址，明天到我家里来看我。翌日，谢力公到我家里，并要我去见同学邓文仪。”
    见到程一鸣，邓说：“你在中山大学的墙报上绘了很多画，我需要一位能绘统计图表的人材，想请你到南昌行营去帮我的忙。”程说：“我不是军人，不懂军事。”
    谢力公和李拔夫听了劝道：“不要你做军事工作，只要你绘统计图表。有很多同学都在帮邓文仪同学的忙，希望你也能帮邓同学的忙。”
        程一鸣回忆说：“于是我答应邓文仪到南昌去。邓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南昌经堂巷的李厚征同学。我见到李厚征时才知道邓文仪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兼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李厚征是调查课的副课长，我去后派我任该课军事股少校股员，专绘统计图表。该股股长是同学李国琛。”
    李国琛即前面说过的李果湛。与徐光英、文强、刘人奎等人一样，李国琛也是我党最早开展武装斗争的干部之一
    李国琛是湖北人，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10月，李国琛考入日本“陆士”第十八期，同学当中，就有后来闻名遐迩的汤恩伯。毕业后，李国琛回国参加革命。南昌起义之后入叶剑英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担任教导团党委委员，并随教导团南下至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叶剑英、李国琛辗转离开广东，并被派到苏联学习。1928年，李国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被编入特别班，同学当中，除了叶剑英，还有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等老同志；另外，还有文强当年的偶像、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夏曦。
    1930年夏，李国琛回国，被派到湘鄂西苏区工作，后任湘鄂西军委警卫师参谋长。
    1931年 3月，李国琛与夏曦在苏区重逢——刚刚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夏曦被派往湘鄂西苏区，接替邓中夏担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政委。
    到任不久，夏曦就开展了著名的“湘鄂西肃反”，李国琛虽然是他的留苏同学，也照样被“打在网里”，以“改组派”的罪名，开除了李的红军军籍，不过总算看在同学的份上，夏曦留他一条命，将其送出苏区。
    不久，李国琛即为另一位留苏同学邓文仪所罗致，加入了他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并改名为李果湛。
    其时，正是邓文仪威风八面的时候，据曾任军委会政训处设计委员、与邓文仪共事达九年之久的洪傅经说：
“邓文仪是黄埔军校一期的所谓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曾是蒋的红人。早在30年代蒋在江西‘剿共’时期，邓即任蒋的主任侍从副官，任何要人想和蒋见面都要事前通过他不可，其权势之大，炙手可热。”
    蒋介石的侍卫张毓中也说：“当时的邓文仪先生，宠信之专，权势之高，少有出其右者，我常在机场、车站和重要场合中，看到党政军要员见到他，无不毕恭毕敬，行礼问候。”
    程一鸣去苏联留学，就没赶上好时候，加入南昌行营调查科，同样生不逢时。很快邓文仪就出事了。程一鸣说：
    “南昌的飞机场失火，烧毁了飞机。蒋介石大怒，把航空署署长徐培根撤了职。调查课在事前未能防范失火，事后又不能破案，因此被解散，并入南京复兴社特务处。”
    程一鸣在这里说的有点简略——其实，戴笠接长南昌行营调查科，是1934年 8月；两单位合并，则是当年年底，这是两件事，有一个过程的。
    据特务处干部李邦勋回忆说：“原邓文仪掌握的南昌行营调查课，也是蒋介石的特务组织之一，在1934年前同徐恩曾掌握的特工总部( 中统前身 )和戴笠掌握的特务处是鼎足而立，分道扬镳进行反共反人民罪恶活动的，其分支机构亦遍布全国各都市。因为l934年 7月南昌飞机场飞机被火焚毁，蒋介石以邓文仪不能彻查据实报告，认为对他不忠，即于同年 8月撤掉他的调查课课长职务，交由戴笠接替。”
    张毓中则说：“据我们所知，领袖在秘密地准备对日抵抗，正设法增强军力，尤其是空军军力，故命曾在德国留学深造、受德国统帅兴登堡将军所推崇的徐培根先生出任航空署长，凡重要航空事宜，因怕日人知悉，对我不利，都采伪装或掩护手法，以避日人耳目。而这次起火，事出蹊跷，领袖怀疑是日本间谍收买汉奸，纵火烧毁，以致损失惨重，严重的影响了我空军战力。谁知调查课调查的结果是意外失火，并无人为因素。领袖不信，命再认真彻查，结果仍如前查，领袖始终怀疑不信，就另命戴先生复查。戴先生果真不愧为特种工作奇才，竟于短期内查出失火真相，找到人证物证，证明是人为纵火，拘捕了有关人犯。领袖极为震怒，扣押了徐署长和邓课长议处，并发表戴先生兼调查课长。”
  
    按：失掉南昌行营调查科并被监禁，对于邓文仪来讲，并不是灾难。不久即被放出来，派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馆，1936年回国，并被选为复兴社书记。

    真正令邓文仪倒了大霉的，是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邓文仪办了一件令他后悔一辈子的事，搞了一帮人大肆鼓噪，要“讨伐”，要跟张杨“拼命”，明摆着置“校长”的安危于不顾。蒋回来之后，听说此事大怒，当即将邓撤职。
    这个跟头栽得可是太狠了，从这以后，邓文仪就再没缓过劲儿来。洪傅经说：
    “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对邓则视若仇敌，不但不愿见他，就是有人提邓之名，蒋也会大发脾气。因为，在西安事变中，一些蒋的亲信怕被扣于西安的蒋投降，使政局发生变化，便主张炸平西安，牺牲蒋介石，另推何应钦为领袖，而邓文仪即是其主谋者之一，待蒋被释放回南京后，宋美龄向蒋言明此内幕；平时恨邓之人，也对邓落井下石。至此，蒋就把邓当成眼中钉了。”
    从此邓一直处于投闲置散的境地，什么工作都没的做，一天到晚闲得发慌。洪傅经说：
    “邓失去蒋的信任后如丧家之犬，东奔西窜，毫无办法。他的心腹朋友贺衷寒、袁守谦、萧赞育等也爱莫能助，不敢在蒋面前为他说情。”
    等到抗战开始，邓文仪总算捞了个闲差。洪傅经说：“卢沟桥事变后，政训处成立了抗敌宣传委员会，聘请100 多名委员，其中也有如郭沫若、叶浅予等民主进步人士。此会是社会组织，不是由蒋官方任命委员，而是由政训处处长聘请，所以贺衷寒得以指定邓为主任委员。”
    不久，抗敌宣传委员会的活动停止，邓文仪又失业了。这时，正好军委会在武昌成立了训练团，招收青年和干部受训，需要一个上校级的政治总教官。邓文仪觉得这是个机会，四处找关系，想得这个“缺”。洪傅经说：“对这一清苦的职务，多人不愿赴任，惟邓毛遂自荐，到处奔走托人找关系，一心想当总教官。”
    以邓文仪的身份，屈尊去当个上校“教官”，连洪傅经都觉得太“委屈”了，于是就劝他，说：“你去担任训练团的总教官，恐怕不太适宜吧？”
    邓听了说：“只有这种起码的工作，我在老头子( 即蒋介石 )方面也许才能通得过。我如今和别人不同，只要有事做，总不愁将来没办法。”
    最终，邓文仪如愿当上了“总教官”，蒋知道以后，很不高兴，洪说：“好在朋友们替他说情，说他愿意痛改前非，戴罪立功，蒋也就没说什么。”
    做此官，行此礼，邓文仪在训练团当上校总教官，只要见了将军，都得敬礼。训练团政治部主任孙伯骞原是邓的手下，如今邓反过来要向孙“立正”、“报告”。大家看了都暗自好笑。
    洪傅经回忆说：“由于邓的忍气吞声，守规矩，既勤快又无架子，再加上有贺衷寒等人的暗中支持，大家对邓的印象逐渐好起来。1938年，经贺等人的举荐，邓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蒋未加反对。”
    这下，邓文仪又来劲了。洪傅经说：“邓上任后，招揽了不少名流学者；编辑出版了《黄埔周刊》、《黄埔季刊》、《黄埔丛刊》，自以为又可以为所欲为了。岂不知蒋对他余恨未了，在一次活动中故意让他当众出丑。”
    那是中央军校十五期第一总队在成都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亲自主持。洪傅经说：“蒋在大操场边走边巡视，邓也跟在后边。蒋骤然回头对邓说：‘你处处跟着我走，是否觉得漂亮些？我不愿意看到你这副嘴脸，你给我滚下去！’当时邓在全校师生和众多来宾面前受到如此奇耻大辱，真是无地自容，待典礼一完便立即气冲冲地跑回家去了。”　　
    洪傅经说：“邓的家在成都少城三条巷，妻子李白坚正因难产住院( 几天后就去世了 )，邓因要陪蒋参加典礼而未与妻子见面，却未料到蒋给他当头一棒。邓意外受辱，恼羞成怒，回家后痛哭流涕，决心用‘军人魂’剑自杀。”
    当时，洪傅经和军校教官袁觐贤正好去看他，见此情形，“百般劝说”道：“校长不是别人，他对你爱极恨深，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
        邓文仪听了，“气愤地高声”说：“我连王八都不如，还做什么人！”
    这次合并，对于戴笠的意义极为重大。在此之前，由于戴本人是黄埔的，所以他的手下，基本都是军校学生，知识结构比较单一，能力素质参差不齐；而邓文仪虽然也是军校的，但他去过苏联，并以此延揽了一大批留苏同学，这些人中多数又有“CP”或“CY”的经历，对我党非常熟悉，有的还是学问家。这一大批人过来，对戴笠的特务处而言，整个工作水准，提升了一个层次。
    张毓中说：“尤其调查课成员，具才华、富经验、多专家，对他襄助极多。”
    不止于此，戴笠同时接收的，还包括南昌行营调查科的所有分支机构和外勤单位——在当时，各省保安处第四科、各军事机关调查科，都归南昌行营调查科指挥。
    比如，我们在前面“顾顺章案”中讲过的宋惠和，叛变以后改名为宋良，先进了蔡孟坚的武汉行营侦缉处。此后蔡“直接退出反共组织”，转而致力于警政，宋良则去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第三科，当调查组组长，成为邓文仪的手下。后又任南昌行营特务队副队长、保定行营调查科代理科长等，最后随南昌行营调查科转入戴笠的特务处。
    沈醉在回忆中，曾经不点名地提到宋良，他说：“还有一个叛徒，因他叛变后在武汉出卖了一百多人，地下党派人制裁他，砍了他八菜刀还没把他砍死，我们就用湖南人骂人的话叫他‘砍八刀的’。他在受到共产党的制裁之后，不但毫无痛改之意，反而更疯狂地去迫害被捕的地下党员。他头上的伤疤刚刚结口，绷带还没有解掉，便亲自对不肯叛变的被捕党员施用酷刑。一次在对别人用刑时，由于用力过猛，自己头上的伤疤也崩裂开了，他虽流血满面，还不肯住手。这个出卖灵魂的赖皮狗，在军统局当了一个上校行动科科长后，因主持破坏一个地下党组织没有完成任务，得不到戴笠的信任，被派去当特训班的教官。”
    除了这些分支机构落入戴笠之手以外，南昌行营调查科在各地的外勤单位亦被特务处照单全收。比如湖北，特务处原本只有周伟龙的汉口站。合并之后，戴笠将南昌行营调查科的湖北站一并接收，站长换上了军校六期同学廖树东（即前述在淞沪抗战中牺牲的那一位），原负责人朱若愚则降为副站长。
    1934年底，程一鸣被第一批调到南京，在特务处第一科统计股当股员，少校军衔。
  
    按：l932年成立之初，特务处的办公地点，除戴笠的鸡鹅巷53号寓所兼做联络处以外，其本部设在南京徐府巷 3号，1933年夏天迁至南京鼓楼四条巷 6号。与南昌行营调查科合并以后，仅内勤特务就一下过来 100多人，于是于1935年扩充到7、8两号。到1936年夏天，张学良把他的一幢花园洋房送给戴笠，即南京丰富路洪公祠 1号。

    第一科即情报科，科长是唐纵。
    虽然名义上只是个“科”，但情报是特务处一切工作的基础，情报科“主管国内外情报的搜集，调查研究，分析汇编，拟订对策”，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构，下辖华东、华中、华南、华北、统计、编审和国际七个股，另外还有一个图书室。
    各股的股长，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如华东股的李叶；华中股的郭履洲；华南股的岑家焯、严灵峰；华北股的胡天秋、霍立人；统计股的何芝园；编审股的傅胜蓝；国际股的顾子载，等等，日后基本都成为将级军官。
    不久之后，程一鸣与梁干乔在特务处重逢，梁并继李果湛、张毅夫之后，成为特务处第三任书记长。程回忆说：“梁干乔离开军事委员会交通研究院，后来复兴社特务处任书记。因为我和他是留俄同学，他就把我调升为华南股副股长、华南股中校股长，华东股中校股长。”
    “八一三”抗战爆发以后，程一鸣调任特务处苏州特别组组长，上海沦陷后被调到潜伏的上海区任书记。
    程一鸣回忆说：“一九三八年春，我被派到上海，任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书记，区长是周伟龙。上海区设在上海法租界保健路，设有三个行动组：第一行动组，曹立俊组；第二行动组，阮清源组，又名袁亚承组；第三行动组，刘芳雄组。”
    阮清源，我们前面说过，早在程一鸣上任之前的1938年 1月，已因谋刺陈则民被捕，正在租界“捕房”中关押，并于此后不久出狱，奉调忠义救国军。
    刘方雄，1909年生，浙江江山县吴村乡人。与戴笠的老家保安乡一样，吴村乡也是个“军统乡”，军统“三毛”中的毛人凤、毛万里兄弟，还有周念行、周养浩，都是吴村乡的。
    刘方雄也是农民的儿子，好读书（不好读书也走不出大山，看来从古到今，什么时候，学习都是进身之阶），1930年毕业于江山县立师范讲习所第三期，后任江山县坛边桂香小学校长。
    1935年，刘方雄加入特务处汉口区。刘是周伟龙的心腹，1936年，周被拘禁时，刘经常去看望他。周转任上海区时，将刘方雄和另一个亲信王方南一起带到上海，王搞情报，刘则搞行动。
    王方南回忆说：“1937年 2月，戴笠派周伟龙到上海任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把我带往上海区在内勤当助理书记，负责编审情报工作。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原外勤方面各组组长先后调往内地。后来接任组长的有阮清源、刘健、朱啸谷、刘方雄和我（情报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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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6-16 08:16

56、危机上海——史量才案

    曹立俊即军统著名的三大杀手之一，有“追命太岁”之称的赵理君。
    说到所谓“三大杀手”，其实他们还不完全一样——王天木、陈恭澍，单看外表都文质彬彬的，陈恭澍还是近视眼，戴副眼镜，跑快了都能摔个跟头，因此他们自己是不会亲自在“行动”工作中动手的，失身份（也没那个本事），所以只能称为“杀手头儿”。
    赵理君就不一样了，他是“去”那个亲自动手的，开枪、论斧头，样样精通，一招制敌。
    说起赵理君，那简直就是一个嗜血恶魔，甚至是一个以杀人为乐趣的那么一个人，戴笠重用这号人，迟早要替自己找麻烦。
  
    按：剥夺别人的生命，是一种很恶性的事情，即便你要杀的这个人“恶贯满盈”。据陈恭澍回忆，白世维在刺杀张敬尧之后，再没有提到过此事：“世维兄虽在事后描述现场情景时，显得相当兴奋，但在其后，就很少再谈起这件事了，甚至于不愿意再触及此类问题。”
    陈恭澍还分析说：“我明白，这是属于心理上的一种死结，没有干过行动工作的人，没有亲自动手杀过人的人，很难体会到其中的况味。如果有人说，某某人有种、敢干，某某人擅长于行刺工作，以后就让他多做这类工作吧！那就错了。相信一个心理正常的人，绝对不会视杀人如吃菜。”
    但人总有例外，赵理君就是这么个例外的。赵理君，生于1905年，四川大足人，军校五期。赵立钧、赵丽君、曹立俊、陶士能，都是其化名。
    令人很难想象——赵理君曾是中共党员，而且亦是我党早期投身武装斗争的一员。
    1924年，赵理君中学毕业，在家乡大足县当了一个小学教师。1926年，赵考入军校五期政治科。
    次年年底，赵理君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逃回家乡，继续教书，在此期间入党。1930年10月，赵理君参加了铜梁地区的“土桥暴动”。
        所以，赵理君这个人，还真别小看他，一首拿粉笔，一首拿枪，亦可称允文允武。此后，在革命的最低潮，赵脱离了革命阵营，并投入特务处。

    赵理君也是洪公祠特训班“一期”出来的，与陈恭澍是同学，日后，赵、陈二人成为“洪公祠”当中，最富“盛名”的两个人。
    许多年以后，同为“洪公祠”毕业生的徐远举，在交待材料中，曾充满讽刺地说：
    “当时洪公祠受训的特务最出风头的为陈恭澍和赵理君。陈恭澍在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暗杀过大军阀张敬尧，赵理君在上海和杭州暗杀过民主人士杨杏佛和史量才，因此红极一时，每个军统特务都绘形绘色地为它们吹一套。结果这两个杀人成性的特务一个投汪精卫伪组织，当了汉奸；一个在河南胡乱活埋人，为蒋介石枪毙了。”
    赵理君毕业以后，一直盘踞在上海，并在上海成为一名“行动”专家。
    就在陈恭澍在北平刺杀张敬尧成功的同时，赵理君在上海，主持暗杀了杨杏佛。这两个案子，用陈恭澍的话来讲，叫“我国特务工作有史以来，行动人员初试啼声之作”，因此成为特务处后来各种各样的训练班当中，必不可少的两个案例。
    沈醉回忆说：“抗战期间，军统大规模举办特务训练班时，我又长时期兼任许多特务训练班的‘行动术’（专搞逮捕、暗杀、绑架、破坏等罪恶活动）基本教官，负责主编过军统各特训班的行动术讲义，将这两件血案均列为教材。”徐远举所说的“每个军统特务都绘形绘色地为它们吹一套”，就是指这个。
    很奇怪的是，关于杨杏佛案，留下来的资料很少，大家引述来引述去的，只有沈醉回忆录当中的那几句话。这当然是因为赵理君自己没有像陈恭澍那样留下回忆录，所以只能听沈醉的了。
    杨案发生时，沈醉参加特务处不久，也在上海工作。他回忆说：“我于一九三二年参加军统（当时为复兴社特务处，以后才改为军统）特务组织时，即在上海华东区（以后改上海特区）担任过区交通与组长等职，对这两件血案是间接参加的人。”

    按：沈醉说的“两件血案”，即指“杨杏佛案”和此后的“史量才案”，均由赵理君主持。在回忆中，沈醉自称“对这两件血案是间接参加的人”，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后面再说。

    另外，据沈说，他在担任军统教官时，因须编写讲义，“曾多次向这两血案直接主持的凶犯赵理君搜集过有关材料，并调阅过有关档案。”因此，沈的回忆，基本可看作第一手资料。
    鉴于大家都在看同一份材料，所以，杨杏佛案的具体情况，笔者就不再引述了。 值得说说的，倒是“史量才案”。 史量才，1880年生，江苏江宁县人。
    1912年，史量才以12万两白银买下了《申报》，并自任总经理，成为《申报》的老板。此后，史又购买了上海《新闻报》的股权，从此，史量才几乎垄断了上海滩的话语权，用钱芝生的话说：“那时他在上海的报业中，俨然是报纸托拉斯的一个掌握者——报界权威。”

    按：钱芝生在抗战开始以前，曾长期担任《申报》驻南京教育新闻记者。

    钱芝生说：“史量才是精通生意经的。他办《申报》，至少希望有人要看，不至减少它的销路。所以他时常冠冕堂皇地对我们说：‘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
钱芝生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史量才自恃《申报》的机构在上海租界里，蒋介石政府不能直接去奈何它，所以不但不大肯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话，完全受它利用；有时甚至反而对它泼冷水，在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上，来一两句不痛不痒的批评，以表示所谓‘公道’。”
    1932年，蒋介石突然下令，禁止《申报》邮递。由于《申报》设在租界之内，国民政府“鞭长莫及”，但在租界之外的发行，“凡国民党统治地区就一律被禁令截留，不能投递”。
    事情的起因，是《申报》对两件事做出了“独特”的评论和报道。
    一是发表“剿匪时评”，反对蒋介石对苏区的“围剿”。称：“政治黑暗如此，如沦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等等。
    二是“中大殴段学潮”事件。 中央大学校长原本是朱家骅，1932年初，朱任教育部长，中大校长一职，朱家晔提请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兼代中大校长。
    据钱芝生回忆：“段于 6月 4日上午 8时半乘汽车到中大接事。事前中大学生已有所闻，以段是官僚政客，不符合校长人选标准，极为不满。那天早上 8时正在体育馆开全体学生大会，讨论应付办法。忽闻段已经到校，学生多人就蜂拥到校长室，向段当面质询。段摆起官僚架子，申斥学生，并且奋其两臂，捉拿为首喊打的学生。学生不服，群起将段殴打。段趋避不及，脸胸各部受伤，所着长衫被撕破，汽车玻璃亦遭击碎。”
    当时钱芝生就在中大工作，同时兼《申报》和《大公报》的教育新闻记者，此事即由他本人写出报道，刊登在《申报》上。朱家骅大怒，称钱为“煽动中大学潮的恶劣分子”，当即予以逮捕。
    此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写了一个报告，大意为“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并附上《申报》的相关报道，送交蒋介石。
    其时，蒋正在南昌，主持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见报怒不可遏，当即令禁止《申报》的发行。
    钱芝生说：“史量才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非常惊慌，不得不到处设法谋求解禁。因为《申报》驻南京办事处的采访主任秦墨晒和蒋介石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有关系，就派秦奔走于南昌、武汉之间，请杨永泰向蒋介石缓颊。”
    此后，蒋介石表示，《申报》可以恢复发行，但提出两个条件：第一，撤换总编辑陈彬龢；第二，“由中央宣传部派员指导《申报》的编辑和发行”。 对此，钱芝生说，史量才做了一些让步，如令陈彬龢“自行去职”、不再采用陶行知等人的投稿等等，“但是坚决不允许中宣部派员指导，甚至说《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来没有拿过政府的津贴，倘若政府定要派员指导，宁可将《申报》停刊。”钱芝生说：“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一面允许《申报》恢复邮递，一面再摆布史量才本人。”
    1931年底，邓演达被杀，宋庆龄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起草了一分英文宣言进行谴责，这份宣言后由杨杏佛翻译成中文，交给史量才，请他设法发表。钱芝生说：“《申报》虽然没有敢刊登，但是通过史量才的关系，却在某通讯社的稿件上发表了。”
    军统高干鲍志鸿曾翻阅过军统内部关于“史量才案”的案卷，他说：
    “史量才是上海《申报》的负责人，自20年代后期，以迄30年代初，他不仅在上海新闻界、工商界很有地位，特别有影响，而且一贯支持以鲁迅等人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并且公开参加宋庆龄他们倡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因此，蒋介石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兼以史量才容许《申报》副刊《自由谈》大量刊登鲁迅和许多进步作家的文章，更使老蒋十分恼怒。但《申报》影响很大，又不能轻易地勒令其停刊。于是蒋介石就决定对史量才下毒手，并交戴笠执行。”

    按：鲍志鸿，1906年生，湖北黄陂县人，军校六期毕业。

    钱芝生也持相同观点，他说：“杨杏佛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秘书长，史量才和杨搞在一起，又是发表反蒋杀邓宣言的实际指挥者，蒋介石一方面要吓唬孙夫人和另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蔡元培；一方面本想镇压史量才以劫夺《申报》。于是1933年杨杏佛被暗杀一年以后，史量才就也死在特务之手了。”
        沈醉则说：“史量才先生被暗杀的原因，当时外间传说很多。据我了解，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此外，史量才所主持的《申报》， 经常有一些不满意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 ”
    执行此项任务的，就是上海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
    沈醉回忆说：“戴笠于这年夏秋间即奉到蒋介石命令要暗杀他，原先准备在上海租界内动手，曾一度在《申报》馆和史的住宅附近找过房子，因迟迟没有找到，戴就亲自去上海布置。他最担心的是怕又和暗杀杨杏佛一样，凶手逃不了而泄漏出去，引起严重的麻烦。以后监视史的特务们通过上海帮会关系与史的汽车司机结识，打听到史经常要去杭州，戴笠才决定不在上海租界内进行。”
    “史经常要去杭州”，当然是有原因的，他是去“避风头”，鲍志鸿说：“当时史量才也预感到上海的‘火药’味，他在杭州西湖置有私人别墅，于是决定暂时由沪去杭‘避风’。”
    沈醉说：“史量才于一九三四年十月间去杭州调养胃病，给了特务们一个最好下毒手的机会。他一向提防反动派要对付他，除了使用的汽车有保险设备外，并雇有私人警卫（上海人叫保镖）。”
    执行侦察任务的，又是我们已经多次提起过的陈质平。鲍志鸿说：
    “戴笠一伙对史量才岂肯轻易放过，于是派陈质平（陈系上海某大学毕业，海南岛人；另说非陈而为徐建业）紧跟盯梢，由陈质平买通史量才家中女佣，提供史家情报。那位女佣将史量才的汽车牌号，以及何时动身由杭返沪的日期、具体时间、停车地点等都暗地告知了特务。”
    沈醉回忆说：“不久，史量才果然携眷去杭，戴笠又带着赵理君等赶去布置。原来打算在史的寓所秋水山庄附近伺机狙击，又考虑到如将史暗杀在杭州市区，杭州省会警察局长便脱不了关系而将遭到各方面所责难，势非破案不可。这个警察局，不但局长赵龙文是军统特务，而且整个警察局都控制在军统特务手中，在杭州作案便是自找麻烦，因此最后才决定选择在离开杭州市区的地方去进行。”
    根据情报，史量才将于1934年11月13日从杭州返回上海，得到消息，赵理君带着手下提前到沿线“踩点”。最终，动手的地点，选在了“沪杭公路所经的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镇附近，离翁家埠约四华里的地方”。
    沈醉说：“特务们事前准备了两个临时用的汽车牌照，一是京字第七十二号，这是随便仿制的（以后才知道是南京盐业银行的），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这辆汽车于十月底前后即由南京开到杭州，一直停在杭州上仓桥浙江警官学校的停车房内。行凶时先是用京字七十二号牌照，逃往南京途中便改用试车牌照，一直快到南京才换上原来的号码，于半夜驶回鸡鹅巷。”
    钱芝生回忆说：“据我看：‘京字72号’汽车是南京盐业银行的，史案发生那天确没有离开南京。在沪杭公路上的京字72号汽车，显然是特务伪造的车牌号。”
    11月13日，史量才如期出发，赶往上海，同行的，除了史的如夫人沈秋水、沈的侄女沈丽娟以外，还有史的儿子史咏赓和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加上司机黄锦才，一共 6个人。
    沈醉说：“这次凶手们所带的手枪均为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所以能射穿史所乘的保险汽车。行刺那天，特务们很早便去守候。当史的汽车驶到了凶手们预定动手的地方时，发现有一汽车横在马路当中，伪装损坏正在检修。特务们见史的汽车开来，一面以手示意叫汽车缓行，一面即拔出手枪向史的汽车轮胎射击，同时由指定的两个凶手射击汽车司机和司机座旁的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这是因为特务们误认邓为史的保镖，怕他还击，又怕司机以后供出认识的特务来，所以要先杀掉他以灭口。”
    据当时《申报》登出的《史总经理遇难始末记》记载：“三时零五分，车经海宁与杭县交界处之翁家埠大闸口，遥见有一京字七十二号一九二九年式别克汽车一辆停于路旁，车旁复站有黑衣男子六七人，态度殊为可疑。迨相距一丈余时，忽闻吹哨一声，于是在车旁之六七暴徒，均以手枪及盒子炮，向史先生之汽车迎面射击，车夫黄锦才突见祸作，急俯身避弹，脚踏煞车，车划然止，适止于暴徒站立处。时子弹纷飞，车夫已首先中弹，邓君随亦着弹。”
    沈醉接着说：“当枪弹乱飞的时候，史量才和他的儿子史咏赓急忙跳出车来分头逃跑。凶犯们误认其子为父，因此有三个特务便尾追史咏赓，一连发射二十余弹，均未命中，他从田野中飞奔逃脱。”
    《史总经理遇难始末记》则说：“史先生知事不妙，即挟夫人公子等，自车厢逃出，夫人踣地而伤，内姪女亦伤；其公子咏赓君反身向杭州方面沿公路拔步飞奔，三匪在后追赶，开枪数十发，幸均未命中。”
    看这段描写，殊不可解。
    其一，遇刺之时，史量才已经年过半百，在“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的扫射之下，居然还能“挟夫人公子等，自车厢逃出”！真不知道素以杀人不眨眼而著称的赵理君当时在想什么！
    其二，大天白日、一马平川，三个人追一个人，开了二十多枪都没打着，最后还让史咏赓给跑了。即便史练过马拉松，他总也不可能跑得比枪子儿还快吧！
    无怪戴笠经常问自己的手下：“你们自己讲，是不是饭桶？”
    沈醉继续说：“史量才因身体不好，跑得也慢，在慌乱中逃进附近一所茅屋。两个特务紧追过去时，史又从后门穿出，躲在房后面一个干涸了的小水塘中，被站在路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了。赵一面大叫‘在这里’，一面连连向史开枪射击，有一弹正击中史的头部，史当即倒下。李阿大又跑到史身边补上一枪，登时血流如注。凶手见目的已达，立即集合爬上汽车飞奔而去。”
    再看《史总经理遇难始末记》：“史先生则向乡间奔避，二匪从后紧追。行半里许史先生逃入一沈姓农家，一匪追踵入内，另一匪则先绕至后门守候，及史先生冲出后门，遂被该匪在足部先击一枪，时史先生犹忍痛行数步，至一个干涸之小塘旁。痛极倒地，二匪即向其头部连开二枪，一由口入脑，一由左耳穿入，遂遇害。”
    沈醉说：“枪声停止了约半小时后，史咏赓才从附近找来一些人一同返回出事地点，并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将三具尸体运回杭州。”
    在回忆录的最后，就史量才的死，钱芝生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
    “六七个穿黑短装拿手枪的大汉，显然不是所谓航空学校的‘陶某’，而是很有组织的特务。杀死史而不杀死携赃款避往史家，使史‘人财两得’的沈秋水，显然不是所谓‘报家仇’，而是‘政治因素’。否则主犯既然是航空学校的‘陶某’，有姓名地址，很容易抓到，而且其事发生在蒋介石统治的光天化日之下，为什么悬赏缉凶，始终没有缉到？史的家族又为什么‘不敢追究下去’呢？”
    这段话有点费解，显然是有所指的。
    原来，史量才死后，社会上流传一个“小道消息”，也可能是戴笠有意散播的，即史量才死于“仇杀”，这个传闻，与沈秋水有关。
    沈秋水原是上海的一个名妓，名叫沈慧芝，后镇江军头陶骏保为其赎身，花遂进入陶家。1911年，陶骏保为陈其美所杀，沈慧芝即嫁给了史量才，陶留下的巨额家产也随之“嫁”了过去，钱芝生所说的“人财两得”就是这个意思。次年，史量才即以巨款买下了《申报》。
    沈慧芝嫁给史量才后，史为其改名为沈秋水，1932年，史在西湖边为其兴建了一座“秋水山庄”。
    看了这一段传闻，就可以理解钱芝生的那段话了，即社会上纷传，陶骏保的后人、供职于笕桥航空学校的“陶某”，因报“家仇”而杀死了史量才，并被“悬赏缉凶”。对此钱芝生认为纯属“无稽”，并逐条进行了批驳。
    钱芝生说：“史量才死后，蒋介石还电唁史量才家族并且命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悬赏缉凶，显然是猫哭老鼠的一番做法。”
    没想到，还不到两个月，负责“悬赏缉凶”的鲁涤平突然死了。 鲁涤平，1887年生，湖南宁乡人。
    鲁涤平是湘军宿将，参加过北伐，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29年转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上，鲁涤平曾经出现过一次，即主持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其时，鲁涤平以“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兼任“江西剿匪总指挥”。
    第一次“围剿”不但铩羽而归，还“折”了一员大将张辉瓒，鲁涤平颜面尽失，在江西肯定是不能再干了，于1931年转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鲁到了浙江，深知这是蒋的老窝，不可轻举妄动，遂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蒋让干嘛就干嘛，绝无“造次”之事，戴笠控制浙警，就是在他上任之后的事情。
    越躲事越出事，越怕鬼越见鬼，史量才遇刺案，偏偏发生在鲁涤平的治下。蒋介石先是给鲁记了一次“大过”，随即令其“限期破案”。
    此后不久，鲁涤平被免去浙江省主席职务，任命为有职无权的军事参议院副院长，鲁遂于1934年12月20日离开杭州。
    来到南京以后，鲁的身体一直不好，没有去“履新”，1 月27日，鲁涤平进中央医院住院治疗。1 月30日，鲁涤平出院，当晚外出拜访了陈布雷后回到家中。
    1 月31日早上 6点半，鲁涤平因脑溢血病逝。当天下午，鲁涤平的“如夫人”沙佐安跳楼身亡。这连续三起命案之间，是否有关联？有人说有，且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楼兆揭。楼兆揭有两个堂兄，都是军统干部，一个叫楼兆蠡、一个叫楼兆元，我们前面说过。
    楼兆揭说：“楼兆蠡是个老牌军统特务。当时在广州，名义上是广东省财政厅的专员，实际上是戴笠派在广州的特派员，主要负责搞陈济棠的军事情报工作。一九三五年春或夏的一天，随孔祥熙出国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回国的浙江省会警察局长赵龙文经过广州，曾到楼兆蠡家里看望，我碰巧遇上了。那时赵正在谈关于随孔出国的事，楼兆蠡忽然提到鲁涤平的死及鲁的爱妾跳楼自杀殉夫的情况，赵见我在侧，只微微笑了一下没有答腔。”
    赵龙文走后，楼兆揭即问楼兆蠡其中“原委”。楼兆蠡说：
    “史量才被刺杀后，中外舆论为之哗然，蒋介石为怕阴谋暴露，对自己不利，便假惺惺地电唁史量才家属表示哀悼；同时因案子发生在浙江境内，又将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鲁涤平记大过一次，并责成鲁涤平限期缉凶破案，这原是为了遮人耳目，装装样子的。不想鲁涤平真的干起来了，如左佩先生在上述《鲁涤平在浙江》一文中所述，蒋介右是怕鲁涤平弄假成真，这才把鲁涤平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由黄绍竑继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在谈话中，楼兆蠡还对楼兆揭讲了一些“鲁涤平之死和鲁涤平的爱妾跳楼自杀殉夫等内幕”。
    一、鲁涤平为何被调离浙江？
    “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密令暗杀了史量才，中外舆论强烈。蒋介石以事情发生在浙江，将鲁涤平记大过一次，并责成鲁涤平限期缉凶破案。这原是为掩人耳目，保护自己，并没有真要加罪于鲁的意思。但鲁涤平因自已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很怕蒋奔石会拿他做牺牲品，便派人把史量才被暗杀的整个情况调查得一清二楚，直接上报蒋介石，借以保全自己。这无异将了蒋介石一军。”
    “为此蒋介石非常恼火，担心鲁涤平在舆论的压力下会把史案内幕泄露，使蒋无法下台，这才以‘破案不力’为辞，立刻免去鲁涤平浙江省政府主席的职务，把他调到南京接替陈词元为军事参议院院长。”
    二、鲁涤平是怎么死的？
    “赵龙文伙抓住鲁涤平的一些牢骚不满之辞，再加油添酱，密报蒋介石，蒋则益发恼火。便要戴笠密令赵龙文在鲁涤平离杭之前，设法把鲁干掉，以绝后患。赵龙文接到密令以后，便积极准备，利用鲁涤平连日赴宴，随从麻痹大意之际，暗在鲁的酒食中下了毒。鲁涤平吃了之后，回家睡到半夜毒发，抢救小及，就此一命呜呼了。”
    三、沙佐安因何而死？
    “但鲁涤平有个爱妾是经常和鲁涤平在一起的，鲁涤平临终之时，她随侍在侧，看鲁的样子不象是脑溢血，同时在这以前她也曾听鲁涤平谈过一些有关史量才案的情况，从鲁涤平垂死时的喃喃自语中听出了一些隐情，在鲁涤平死了以后，她便有所怀疑，认为鲁涤平没有高血压症，不会脑溢血，一定是在酒席宴上中了毒。并扬言她将在鲁涤平开吊之日，当众给鲁涤平喊冤。这话传到赵龙文那里，赵很着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捏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硬给戴上一顶红帽子，说她私通共产党，在鲁涤平开吊前夕，逼得她跳楼自杀。对外则谎称她是哀思鲁涤平，痛不欲生，因而跳楼自杀殉夫。”
    鲁涤平及其“如夫人”因史量才案牵连而死的传说，就是这么来的。而且，此后所有关于这三起命案的关联性的分析，其依据都是楼兆揭这一份回忆。
    在回忆中，楼兆揭还补充了他个人的一些看法：
    “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鲁涤平，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九三四年在国民党中央将他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命令发表以后，据说是脑溢血病发，抢救无效，死于当时他在杭州所住的主席官邸。那时我尚在浙江大学代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读书。有一天，我和同学外出游玩，经过梅花碑原省府的围墙外，只见省府周围警卫林立，戒备森严，说是鲁涤平主席中风病危，需要安静，禁止行人喧哗。不几天，报上就宣布鲁涤平主席因脑溢血病发身亡；同时还刊载了一则鲁涤平主席的爱妾在鲁涤平开吊前夕跳楼自杀殉夫的消息。这件事当时在杭州是轰动一时的。”
        “我记得当时鲁涤平是因史量才被刺杀案才被调为军事参议院院长的。经查阅资料，史量才案发生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前后，但就我上述回忆的推算，应该是一九三三年。当史量才案件发生后，我尚在浙江大学代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读书，同学们议论此事时，有人还提到史量才的儿子史咏赓是之江大学的学生，善长跑。其父被刺时，他就靠善长跑，跑得快，逃得远，凶手赶不上他，才未遭毒手等等。印象极深。如果史案发生在一九三四年，我已离开杭州，那就不会有此深刻的印象了。又据申屠鋐参事回忆，他也记得史量才案发生在一九三三年，因他就是在这一年去日本留学的，他出国之前已经知道此事，因此不可能是在一九三四年的。”
    问题在于，楼兆揭的回忆，其可信度有多少？
    首先，楼兆揭不是军统分子，没有必要为军统增加或减少罪恶；其次，楼兆揭是在写回忆，不是在写交代材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没有感情色彩；再次，楼兆蠡的信息渠道（赵龙文—楼兆蠡—楼兆揭）非同一般，赵龙文就是直接指挥三起命案的“操盘手”，如果确实是他告诉楼兆蠡的，那没有不信的道理。
    不过，说到底，楼兆揭的回忆，只是一份“孤证”，无法证实的。况且他所说的鲁涤平死亡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对，如果说，因为年代久远而记错了时间，可以理解，可是连地点都不对，就错得太离谱了。
    还有一层，孔祥熙参加乔治六世加冕典礼，是在1937年的3、4月间动身的，半年之后才回来。其时，抗战都已经开始。楼兆揭却说成是“一九三五年春或夏”，显然不对。
    以上种种，都不得不让我们对楼兆揭的说法打上问号。
    以常理而言，过于巧合的事情连续发生，其中多有蹊跷。不过，如果就这样简单地把这几件事关联起来，则又嫌过于武断，世界上巧合的事多了，没有证据，谁敢说如何如何。
    况且，鲁涤平与沙佐安的死，虽然相隔的时间确实短了点，但也不能说极端地不符合情理，“殉情”的事儿多了。
    所以，在发现更多的材料之前，还是不要把事情想得过于复杂为好。关于“史量才案”，还有两点需要补充。
    第一，史量才本可不死。
    查《龚德柏回忆录》，其中有这样的记载：
    “在史量才被刺前一日，史曾托人向某方面疏通好了，允不执行，并即电告在杭之执行人员，暂缓执行。但该执行人于先一晚饮酒大醉，当晚未能译电，次早亦匆匆就道，赴京杭国道途中，等候史之汽车经过。亦未暇看电报。待其执行回来再看电报，而史已死，无法挽救了。这是一说。又据与执行人员有关者告我，执行人员于就道时，始接电报，认为执行命令事大，看电报事小，故将来电置之衣袋内，即乘车而去。待其执行回来再行译电时，已无法挽救了。”
    这件事倒是靠谱，当然，细节上有出入。鲍志鸿说：“就在这次暗杀行动实施以前，史量才本可以获得免遭惨死的机会，那就是杜月笙曾经向蒋介石建议，对史量才这样一个很有影响的人来说，杀掉他不如起用他为好，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可以化敌为友；如果在上海干掉了史量才，对国内国外影响都不好；如果用之，反可得些臂助，要蒋介石权衡利害得失。”
    据鲍志鸿回忆：“蒋介石经过仔细盘算，便采纳了杜月笙的建议。蒋介石把不杀史的新决定通知戴笠，戴便在刺史的头一天晚上去电告知在杭州指挥对史‘行动’的警校教务主任赵龙文( 军统在杭州的负责人 )。不巧糟糕的是赵龙文此人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病，每天只是上午看看公文，下午他要休息，概不办公。因此戴根据‘最高’旨意饬令赵龙文暂停对史量才‘行动’的电令，被积压在赵龙文的译电室里，不能送呈赵批阅。结果，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务们就按原令‘行动’。”
    “翌日，史量才在由杭返沪途中被刺身亡。特务们刺史后乘预先准备好的汽车扬长而去。伪造车牌是廖宗泽的主意。赵龙文经过此番贻误，丢官罢职。只得灰溜溜地回到胡宗南那儿去了。”
    鲍志鸿还说：“戴笠通过此一教训，以后对军统中上层领导中体弱多病的人，大都从领导职位上调离了，怕的是贻误‘戎机’。”
    鲍志鸿是看过军统内部关于“史量才案”的原始案卷的，他所说的，当可采信。
    第二，参与“刺史”的，都有那些人？
    请注意沈醉的回忆：“参加这次罪恶行动的特务除赵理君外，还有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安徽人，抗战时任过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以后自杀）和组员李阿大（上海苏北帮惯匪，为这个组最主要的凶手）、施芸之、许建业等六人，以及汽车司机张秉午。
    除了开车的张秉午，当天参与“行动”的一共 6个人，沈醉说出了 5个人的名字，只“忘”掉了一个，多少有点不符合情理，给人一种“选择性遗忘”的感觉。

    按：沈醉的记性极好，看他的回忆录，还真是很少有说“忘记了”的时候。在不同的回忆中，沈醉提到过这样一个人：“这个班的学生从一九三八年毕业到一九四九年的十一年中，便有好几个已经爬到了少将阶级，如十一战区调查室主任张家铨，十六兵团孙元良部的第二处处长易啸夫，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副处长胥某某，以及交警总局的刘子英、唐振文等。”
    “有一天，郑突然下一张手今，叫人事处立即委派原在重庆稽查处涪陵稽查所当少校所长的胥XX担任北宁铁路警务处副处长。”
    这里的“胥某某”和“胥XX”是同一个人，之所以隐去其名，是另有特殊原因需要“曲笔”之，并不是沈醉忘记了。

    那么，关于刺史一案的最后一名“行动”人员，是沈醉“选择性遗忘”呢？还是“曲笔”呢，他到底是谁呢？
    1949年12月 9日，被扣押的沈醉宣布参加卢汉的云南起义，除令自己的手下、保密局云南站全部人员“安分守己”之外，并将头天刚到昆明，次日就要飞走的徐远举、周养浩、郭旭、成希超等 4名保密局高干一勺“烩”掉。起义之后，沈等先是被软禁在五华山，此后被转移到云南省监狱。
    在这里，沈遇上了他的朋友、名记者陆铿，没事的时候，就在一起闲聊。据陆铿回忆：“沈醉多次说：‘我才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在我手下死的人，各种各样都有。’”
    沈醉对陆铿说，唐有壬就是他杀的，沈还说：“很简单，不费吹灰之力即进入黄的住所，将唐一枪毙命。”     陆铿回忆说：“沈醉讲起杀杨杏佛和史量才，则比讲杀唐有壬具体得多。”     
    陆铿回忆说：“他（指沈醉）说，蒋介石之所以要杀杨杏佛先生，不单是他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更重要的是他和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的亲密关系。而杨当时的正式职务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四日，杨带着儿子小佛登车驶出住处时，就被沈醉和他的同事，四支手枪同时射击，杨因爱子心切，用身子袒护小佛，结果自己和司机中弹而亡，小佛仅腿部受伤。”
    陆铿回忆说：“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史量才、史咏赓父子以及咏赓的朋友邓祖询乘私家汽车沿京杭国道自杭州返上海，特务们就选定海宁县博爱镇附近的国道上，横停一部车，伪装损坏待修而阻拦；及史车开至，首先对准轮胎开枪，先将坐在车前被误会为保镖的邓祖询击毙。史氏父子弃车奔逃。结果父被射死，子得幸免于难。血案发生后，举国震动。蒋介石、汪精卫还悬赏缉凶。但很多人都估计到是出于蒋的授意。直到八十年代初才由沈醉正式证实。”
    陆铿特别补充说：“只是后来沈写《军统内幕》，关于杨、史被暗杀经过，和沈在狱中饭后和我们四人聊天时所述有出入。沈当时以谈经历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讲他如何奉命杀人，事后还得到奖励，如杀史量才全组就得了一万元银元奖金。但到八十年代，距离五人漫谈三十多年之后，则写成他‘对这两件血案是间接参加的人’。只是在叙述杀凶手时，说是六人，却只列出五个名字，那个没有列名的，可能就是沈醉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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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静女    时间: 2011-6-19 18:16

感谢YS1937的精彩转帖！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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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邱晓云    时间: 2011-6-19 18:35

国民党行事江湖帮派习气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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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7-7 08:50

57、危机上海——唐绍仪案

    沪战失利以后，上海区转入地下，赵理君主持的行动工作，其主要目标对准了汉奸。这时候，江南的汉奸真是多啊，杀不胜杀，光伪政府就一下成立俩。
    1937年12月 5日，即上海陷落不久，有个叫苏锡文的家伙就跳出来，在浦东成立了“上海市大道政府”。这个名字起得很蠢，本意是想修饰一下，反而谐音成为“大盗政府”。
    1938年 3月28日，在华中派遣军的支持下，又一个伪政府成立，这就是“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辖区”为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沦陷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政府”首脑是北洋安福系的老政客梁鸿志。
    伪“维新政府”成立以后，“大盗政府”被并入，改名为“中华民国上海督办市政公署”。
    这样，不算伪“满洲国”，在中国就并立着三个伪政权，即1937年11月成立的伪“蒙疆联合委员会”、1937年12月14日成立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伪“维新政府”。

    按：最初，日本人是打算成立一个“统一”的伪政府的，也曾经做过努力，想把三个“政府”捏到一块，但几经努力，统不起来。原因很简单，此时，统一指挥在华日军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还没有成立，因此，三个“政府”后面，各有各的赞助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背后，是日本关东军；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日本华北方面军扶持；伪“维新政府”的背景，则是日本华中派遣军。

    到“整合”的时候，先是关东军表示，“蒙疆联合委员会”坚决不参与拟议中的“中央政府”，你们也别掺和我的事，咱各搞各的；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倒是谈过几次，并达成一个“协议”，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主组织“中央政府”，后来华中方面可能是觉得不合适，始终拖着不办。
    王方南回忆说：“上海沦陷以后，日本侵略者起用汉奸梁鸿志在上海成立维新政府，苏锡文在浦东组织伪大道市政府，陆伯鸿等在南市组成南市地方自治委员会。一时，汉奸活动十分猖獗。戴笠令军统上海区暗杀一些上海汉奸头面人物。上海区即成立了两个行动组，由赵理君和林之江两人分别担任组长，专门进行暗杀汉奸活动。当时被上海区打死的汉奸有周凤歧、陆伯鸿、陆连奎、张啸林和唐绍仪等人。”

    按：1937年12月30日，陆伯鸿在其吕班路寓所门前被打死；1938年 3月 7日，拟出任伪“维新政府”绥靖部长的周凤岐被击毙于亚尔培路寓所门口。

    其中，对于陆伯鸿的被杀，多少有些争议。陆系实业家，一贯热心慈善事业，与日本人接触并参加所谓“上海市民协会”，一方面当然是保护自己的产业，同时也有解决当时日趋严重的难民问题的意思，不能说一点积极因素都没有。
    这一期间，军统上海区的变化也很大，先是这年 5月，程一鸣被调到临澧特训班，当情报教官。不久后，上海区就遭到了抗战开始以后的第一个挫折——周伟龙的两员大将刘方雄和王方南双双被捕。王方南后来回忆说：
“上海区的暗杀活动，引起了公共租界当局的不满。1938年夏秋，我和刘方雄先后被公先巡捕房当作暴徒逮捕。后来军统局出钱贿通了公共租界探警人员，我和刘方雄才得获释。因身份暴露，我和刘方雄获释后都调往军统香港区。”
    其时，上海区已经发展为一个极其庞大的组织，据曾任上海区助理书记的王一心说：“在抗战爆发以后，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就迅速发展到一千多人。上海区在区本部之下设有情报、行动、电台、交通站、联络处等十多个秘密部门。外勤特务单位扩充到八个情报组、八个行动队。每组、每队的组、队员人数，有的一百多人至两百人，有的四五十人、六七十人不等。另外，还有军统局特派在上海的直属通讯员。

    按：在沦陷区里的“地下组织”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本身就极为荒唐。日后，军统上海区的失事，甚至被连根拔除，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出事才怪！

    王一心说：“上海区指挥各个行动队，经常进行各种暗杀和破坏工作。”现在，赵理君就要迎来一个重大考验——“制裁”唐绍仪。唐绍仪，生于1862年，广东香山县人。
    唐绍仪是“留美幼童”中的一个，1874年，曾国藩感于中国的落后，建议清政府选派一批幼童到美国留学，唐绍仪有幸被选上，同学中还有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唐绍仪是老资格的“革命家”了。但当他回国的最初，赏识唐绍仪的，其实是袁世凯。武昌起义之后，唐绍仪曾代表袁与南方谈判，最终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
    也就在这个时候，唐绍仪的思想立场开始向民主共和方向转变，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但为时甚短。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唐绍仪为中央监察委员及国府委员，只挂名、不视事，因为对于他这样的资历，确实不太好安排。民国时的名中医陈存仁说：
    “唐绍仪在民国史上，身世显赫，他虽然不是国民党的开国元勋，但是做过南北议和的清廷代表，和国民党有密切联系。国民政府成立之时，对他也相当器重，因为当时分驻各国的大使政要，都是他的亲戚故旧，只是对他本人，反而无法安置。”
    结果，1912年就当过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居然到家乡广东中山县当了一个县长。

    按：为纪念孙中山，1925年，国民政府将他的故乡香山县改为中山县。

    陈存仁说：“唐绍仪是广东中山县人，后来国民政府就请他做中山县县长，而且把中山县政府的组织，改变为直属于中央的‘模范县’。县长是简任职。唐氏对这个职位未必满意，但因一时无事可为，只得勉强走马上任，他内心其实是很委屈的。唐绍仪当了中山县模范县长之后，就引用中山石岐的许多同乡担任县府大小各职，又因为他是石岐唐家湾人，所以多数职员都是姓唐，他自己就住在唐家湾花园住宅中享清福，对政务极少过问。过了一个时期，这个模范县，不但没有什么模范的政绩做出来，反而当地人的控诉状如雪片一般递到中枢，大概有好几件事牵连甚多，胡汉民力主彻查，于是唐绍仪连小小的模范县长都做不成了。”
    “宁粤分裂”时，唐绍仪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四全大会”，复为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
    “两广事变”平息后，唐居家迁居上海。陈存仁说：“此后，唐绍仪便移居上海老靶子路( 今武进路 )的旧宅中，韬光养晦，颐养天年。”
    唐的资望，自然使他进入了日本人的视线，同时被日本人看中的，还有吴佩孚。这就是所谓的“南唐北吴”计划，执行者即土肥原贤二。
    今井武夫回忆说：“一九三八年六月，日本政府为了避免陆军、海军、外务三省驻外机关的对立以谋求实行一元化的政策，三个省派出了代表：陆军方面是土肥原贤二中将，海军方面是津田静枝中将，外务省方面则由陆军出身的宇垣一成外相恳切请求把退役陆军中将坂西利八郎作为外务省的代表，组成对华特别委员会，以此促进在中国大陆上日本军占领区内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的工作。”
    7 月10日，“五相会议”决定：“扩大加强亲日政权的同时，尽快使这些政权统一起来成为一个政权，真正实现为中国中央政府，使内外不得不承认其是实际上代替中国现中央政府的新政权。”
    7 月12日，经“五相会议”决议：“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
        带着这个旨意，1938年 7月，土肥原贤二来到上海，建立了“土肥原机关”，“机关部”就设在重光堂，并着手物色“第一流人物”。
    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说：“土肥原最初打算捧出中国革命初期的政治家、政界元老唐绍仪、吴佩孚和靳云鹏三人为中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人，策划他们出马。”
    陈存仁说：“虽然‘维新政府’已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但日本方面最高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还不满意，因为他早就拟了一个计划，北方请吴佩孚出山，南方则以唐绍仪作为对象，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这样就可以统治一切了。他们在北方对吴佩孚的笼络工作，做得很明显，而在南方拉拢唐绍仪的计划，却进行得很秘密，一点也没有消息走漏出来。”
    1938年 9月，土肥原在上海秘密访问了唐绍仪。陈存仁说：“唐绍仪的日常生活是很奢侈的，单单每个月的雪茄烟费用，已堪惊人，就因为开支浩繁，积蓄越吃越短，所以日方和他几度秘密接触之后，他就有点半推半就的意思，并且搬到一座很大的洋房中，草拟改组联合政府的计划，消息秘密得很，当时上海极少人知道。”
    陈存仁虽然是位民间人士，却因职业关系，交游广泛，知道许多内幕消息。在回忆中，他曾经说起这座“很大的洋房”：
    “那时节静安寺路上有一幢华安合群保险公司的大厦，巍然矗立于跑马厅前面，这是上海一座极著名的建筑物，这大厦除了下面三层作为公司之用外，其余的都租给西人居住，作为公寓。八一三战争开始之后，小部分西人离开上海，但是大部分英美人还未撤退，这座大厦，就有若干房间空出来。”
    陈存仁他们，把这里建成了一间高级“会所”：
    我有几个朋友，把它租了下来，租约是长期的，以一年为一期。租金相当昂贵，因此这几个朋友，就想出一个办法，把它作为十个人共有的集合场所，几个年纪比较大的，一早都跑到那边去谈生意、进早餐，我则每天午餐之后，总到那里去午睡，而且因为有热水设备，各人的家眷常来洗澡，晚间大家约点朋友来聚晤倾谈，那里有连着的四间房，所以有时也在这些房间中设席宴客，其中一间房间，常有人打麻将和玩扑克，所以租金的维持，可以应付裕如，尤其是那时上海很少高楼大厦，大家到了这个地方都兴致很好。”
    “一天，华安公司当局极诚恳地来和我们商量，要求我们退租迁出，并且允诺给我们一些补贴。我们因为有合约在前，当然严词拒绝，华安当局显得很尴尬，次日又继续派员来讲，说是：‘这不是我们公司爽约，而是日本人指定要这层楼的房间作为他们办公之用。’我们听了这些话，便觉得这个租约无法坚持，于是就在第三天默默无言地退了租。”
    “初退租时，我们十个人纷纷通知亲友，再也不要到华安大厦来，免得遭到麻烦，但是百密一疏，有一位朋友的岳父，不知道这件事，他仍然闯到这个房间去，见到房间里的人很多，且都不相识。那位老人家气派很好，所以坐在一旁，有人敬茶递烟，待以上宾之礼。他坐了好久，不见熟人来到，心中正在奇怪，突然有一个书记模样的人来说：‘唐先生现在有空了，请你到里面去谈谈。’那位老人家一时想不起哪位唐先生，施施然地跟了那人进去，看见房中坐着一位正是他的旧友唐绍仪，两人已十多年未见面，当然双方寒暄一会儿，后来唐绍仪问他：‘你想担些什么职位，我可以代你设法。’那老翁一听此言，心知不妙，就说出：‘我原是这个房间的常客，我是来看我女婿的。’唐氏才明白，这是一场误会，依然很客气地送他出门。”
    “我们迁出华安大厦之后，本以为是日人借用，后来经这位老人家的说明，才知道原来这个房间已被唐绍仪租用，其中有一位朋友心中很不服气，竟然走到华安去交涉，华安当局吞吞吐吐不敢说明真相，只把新租约拿出来给他看，签约的果然是日本人，语气中还隐隐约约表示唐绍仪已经‘落水’，那位朋友才无言而退。不久，报纸上隐约透露出新的联合政府正在组织中，并且显示某元老将出任‘总统’。我们朋友间就推测到这位总统的人选，必然是唐绍仪了。”
    对于唐绍仪在这一时期的情况，他的第11女唐宝瑢提供了截然相反的情况。她说：“日本侵略者为达到其目的，到处散布流言，暗示唐绍仪将出任伪职。一时谣言四起，其中既有不明真相的猜测，但更多的是故意混淆是非的恶意中伤。父亲的至亲好友都劝他登报辟谣。但他胸怀坦荡，十分干脆地回答说：‘没有必要！谁不知道我唐绍仪的为人？我不愿为虎作伥，造谣也造不倒我。只要身正谣言自息。’”
    唐宝瑢还说：“温宗尧虽是他的旧部，但自从温投敌后，父亲即与其断绝来往。尽管温多方设法求见，却始终未能如愿。日人松井和土肥源屡次派人试探，要求会见我父亲，均被严词拒绝。”
    关于当时唐绍仪的态度，唐的子侄辈高承元亦留下回忆，与唐宝瑢的说法，也是截然相反。他说：
    “予所闻者，乃当时日人方在南京置傀儡的维新政府，为之奴役压榨人民。英、美、法三国以为日人将侵犯其在华利益，欲以兵力干涉，驱逐维新政府，另设中立政府，代行国民政府职权，而选定唐为中立政府之首脑，得唐同意，行将发动（故法租界亦为唐警戒其住宅），时为1938年 3月间事。”
    高承元回忆说：“予当时方就中山大学讲席之聘，所需参考书籍材料均留在沪（唐之婿陈蓼楚家），故特赴沪运书，陈因引吾谒唐，唐以其事相告，兼邀予留沪相助。吾怯懦，不敢直斥，亦不敢直谏（因我与唐之子唐榴为好友，又与唐之婿蓼楚为同学，故以长者事唐）。但缓词推却，曰：中大开课在即，吾急需回粤上课，不能在宁、沪多停留。唐乃托吾携密函送在港陈友仁（盖欲约陈长外交，后陈拒绝）而别。”
    然而，最终土肥原贤二还是与唐见了面。据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担任检察官顾问的鄂森先生提供的资料，当时土肥原贤二与唐绍仪共接触过两次。
    对此，唐宝瑢没有否认，但提供了新的情况。她说：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使父亲改变了初衷，同意接见土肥原。1938年 9月上旬和中旬，大姐宝珠和大哥榴先后转道香港来沪，带来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居正和戴季陶 5人的亲笔信。信中请父亲设法向日方打听讲和的条件，这样做对国民党政府有几方面的好处：第一，当时父亲在日方心目中有一定的地位，可以利用他同日方讨价还价。第二，如果事情传出去，由于父亲不以政府代表的身份出面，不会损害国民党政府的形象。”
        唐宝瑢说：“父亲在接到信后经过考虑，同意与土肥原见面。因为他认为，如果以后被人指责，他有 5封信可资证明。”
    土肥原与唐绍仪的最后一次会面，是1938年 9月28日，谈话的内容则迄今无人知晓。
    唐宝瑢说：“（唐绍仪）通过岑德广（岑春煊之子，原系留日学生，在父亲去世后，他在汪伪政府当了汉奸）的关系，接见了土肥原。不数日父亲即遇害。”

    按：岑德广，生于1897年。广西西林人。岑德广是晚清权臣岑春煊的儿子，曾留学日本，适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玫。

    王方南回忆说：“在军统上海区的暗杀活动中，刺杀唐绍仪为影响较大的一例。唐绍仪在袁世凯政府中当过国务总理，与日本外交官员多有相识，南京沦陷以后，唐绍仪与日本有接触。事为军统上海区情报员谢子磐所悉（谢是唐的亲戚，与唐常有来往），乃报告上海区。周伟龙得报，决定暗杀唐绍仪。”
    谢子磐，本名谢志磐，广东梅县人。
    谢志磐是广州《民国日报》的记者，唐绍仪在广东当县长的时候，常接受谢的采访，很熟，而且唐对谢还曾有过救命之恩。唐宝瑢说：“那个谋害我父亲的谢志磐过去是受过我父亲恩惠的，因此被他钻了空子，接见了他。”
    值得一提的是，谢志磐的胞兄，即军统高干谢力公，不过这俩人不和，早年即断绝关系，二人先后加入特务处也无任何关联。     此番，谢志磐就要在刺唐案中发挥重要作用。
    执行刺杀任务的，依然是上海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
    程一鸣说：“唐住在法租界一幢洋房里，门口有安南巡捕和便衣侦探轮流警卫，如果要用手枪将唐击毙的话，行动特务就难通过安南巡捕和便衣侦探的岗位走出，而有被擒的危险。因此决定先派特务渗入唐宅作为内线，然后用短刀或利斧砍死唐绍仪。”
    这个内线，就是谢志磐，程一鸣说：“当时上海区派特务谢志磐，广东人，和唐是世交，伪称一时找不到住房，唐允谢住在他家里，正好作为内线。”
    刺唐的过程，有许多版本，细节有所不同，但利用谢志磐“赚开房门”这一点是错不了的。
    关于唐绍仪案，陈存仁在回忆中叙述了当时的新闻报道，他说：“新闻中说，唐氏爱好古玩，有不少相熟古董商人，常在早晨带了大小不等的瓷器玉器等向唐氏求售，其中有一个最熟的掮客姓谢，那天早晨手捧着一只四五尺高的大花瓶，坐着汽车，伴同一个姓林的人，手中拿着一个楠木小盒，去见唐绍仪。当时守门的人，因为姓谢的是常客，所以叫他把汽车开进住宅内，即刻再把园门锁上。谢、林两人进入内室等候，唐氏起身之后，只有一个女佣端茶奉烟，姓林的人就把楠木盒中的八件玉器一一取出，唐氏细加把玩，爱不释手，待女佣退出之后，姓谢的就在大花瓶中，突然抽出一把利斧向唐绍仪后脑劈去，伤痕深达二三寸，唐氏未出一声已经瞑目而逝。之后，姓谢的从从容容地还是捧着花瓶出来，由姓林的人将内室的门锁上，同时还作鞠躬道谢状退出。”
    陈的回忆中，姓“林”的自是赵理君无疑。日后，赵理君曾亲口对军校四期同学艾经武讲过刺唐之事，因此，艾的回忆，应该是最接近原始情况的。
    艾经武说：“赵理君从各方面探询唐绍仪的情况，从唐的亲友来往之中，从他将要组成的伪政府人员中一一加以探询，得悉唐绍仅喜爱古玩，经常驱车往古玩店购置古瓷器、古铜器之类，曾在某古玩店看中一个古瓷瓶，该店老板索价伪币l0万元，唐认为要价太高，未成交易。”
    “赵理君得知后，即出重价将此瓶购置到手，伪装该店之跑街伙计，携带此瓶亲自送到环龙路唐公馆，由门口警卫人员转报，唐绍仪在会客室接见赵理君。赵又详述这个古瓶的特点，并云还有一个古瓷瓶比这个瓶的色彩还要好，年代更早，价钱并不比这个瓶高，若要看的话，请指定时间，再亲自送来。”
    “唐很高兴地告知赵理君在某日下午送来。赵此次来，已观察清楚唐的住宅情况，唐之会客室门外亦有一个警卫人员。赵理君回到住地后，即召集亲信人员，商量如何下手，既可以完成刺死唐的任务，又可以安全逸去。”
    “研究结果，决定特制一柄锋利的短斧，由赵理君亲自动手，并准备多辆小轿车在唐之住宅周围警戒，以防意外。准备妥当后，赵即按照唐绍仪指定的时间携带两个古瓷瓶到唐之公馆，又在会客室与唐见面。”
    “唐绍仪很高兴，把瓷瓶拿在手中详细鉴别，究竟哪一个瓷瓶的年代久、色彩好，并云：‘这一次拿来的一个确实比那一个好，一经比较，优劣立见。’观察再三，爱不释手。赵理君认为时机已至，即靠近唐绍仪身旁，伪装与唐一同鉴别瓷瓶，即刻用右手从裤袋中抽出利斧，照准唐绍仪后颈猛力砍去，唐绍仪立时毙命。”
    “赵理君杀死唐后，即将两个瓷瓶收拾好，离开会客室，轻手轻脚地又把会客室门关好，从容告知会客室门外之警卫说：‘主席在会客室等我，我去再拿几个更好的古瓶请主席挑选，请你稍微等待一下，我马上即来。’赵即很快走出，与在唐宅外边守候人员乘车逃逸。”
    艾经武说：“以上所述刺杀唐绍仪的情况，是1941年冬我在洛阳听赵理君亲口说的。赵谈时洋洋得意，认为是他在特务工作中的拿手杰作。”
    另外，还有一份材料，应该也比较接近事实。这是胡鄂公给孔祥熙的一份报告。

    按：胡鄂公，1884年生，湖北江陵县人。
    胡鄂公是何许人也，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大家自己去搜吧。

    其时，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即以行政院官邸秘书处第六组名义，在上海、香港等地派驻情报机构，胡鄂公即驻港机构赴负责人。其使命，除刺探情报外，也代表孔与日方做非正式接触。
    在1938年10月 1日的电报中，胡鄂公报告说：
    “唐绍仪被刺系昨晨九时余，刺客为一西装少年及化装二仆人，乘黑牌汽车，假唐友谢志磐名刺谒唐，并携古物八件送唐，身带凶器手枪一、利斧一，当以利斧刺唐后，置手枪于唐宅，从容逸去。当送广慈医院疗治，以流血过多，于当日下午四时许逝世。”
    次日，胡鄂公又追加一通电报，汇报了进一步的情况：
        “刺客谢志磐系广东人，寓大东旅馆五十一号，最近数月来不时访谒唐绍仪，因此，唐宅仆役均识谢为唐往来熟人。在一个月前，杜梅叔遇谢于唐宅，事后杜告唐，谢胞兄弟任国民政府军委会特务工作，嘱唐宜小心。唐云：谢志磐弟兄问情形我极清楚，而且他们弟兄间感情极不和睦，主张亦各相异。迨上月三十日九时许，谢乘汽车投刺谒唐时，同时并偕有假装古董商二人携带古物八件向唐兜售。唐宅仆役持谢名刺告唐，唐嘱在楼下客厅见面，唐晤谢时，谢与二假古董商将所携古物呈唐求售时，有唐一仆役在旁见唐审视古物后，面有不愉之色，继唐乃告谢云：我只买两件，计值一百余元，唐因嘱在旁之仆役上楼取钱给谢。在该仆役事后揣测唐意，对该项古物并不中意，以唐为敷衍谢计，故买两件也。唐仆上楼取钱回至客厅时，见谢及假古董商二人已不在客厅，而唐仰卧沙发，血流被面，额嵌一斧，始惊呼唐已被刺。”
    综合陈存仁听来的新闻、艾经武回忆赵理君的自述以及胡鄂公的报告。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用于“赚开房门”的敲门砖——古物，三个人的叙述有所不同：
    按陈存仁听来的新闻中说：“有一个最熟的掮客姓谢，那天早晨手捧着一只四五尺高的大花瓶，坐着汽车，伴同一个姓林的人，手中拿着一个楠木小盒。”
    按艾经武所说：“赵即按照唐绍仪指定的时间携带两个古瓷瓶到唐之公馆。”
    按胡鄂公所说：“假唐友谢志磐名刺谒唐，并携古物八件送唐。”
    到底谁说的最准确呢？按说，赵理君是当事人，他还能不知道是什么吗？
    错——说得最准确的，是陈存仁：“四五尺高的大花瓶”中，藏着一把斧头；“楠木小盒”中，放着“古物八件”。而且，这“古物八件”后面，还有故事呢。
    陈存仁说：“唐绍仪惨毙之后，日方着令租界警方全力出动调查侦缉，认为谢、林二人隐伏租界之内，非拘捕归案不可，何况当时惨案现场，还遗留着一盒用楠木盒子装的古玩。原来盒中的古玩，共有八件，其中一件还紧紧地握在唐绍仪手中，大约姓林的人见到唐氏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不免有些心慌，就匆匆离开现场，这盒东西，也就留在唐氏陈尸的室中。”
    “这些古玩装在一个很精致的楠木盒中，盒盖上刻着四个大字，下款刻的是‘莫麓席氏珍藏’。警方得到这件东西，就召集几个古董商人来研究，问这盒东西的原主是谁。几个古董商人一看见这件东西，都面有难色，不发一言。后经警方再三追问，才有一人说出，莫麓即洞庭山的别称，席姓是洞庭山的大族。警方得到这线索，就传讯一位曾经做过银行买办的席某，这位席某年事已高，一点受不起惊吓，很痛快地说出来：‘看来这是席裕昌的东西。’于是警方接着就传讯席裕昌。”
    “席裕昌以律师为业，家中十分富有，喜欢收藏古玩，他家中的一切家私设备都是用楠木制成的，而且在苏州自建花园，规模不小。席大律师在上海本也有相当声誉，可是八一三战争之后，一因年事已高，二因业务清淡，所以就靠出售历年珍藏的古玩来度日。在唐氏命案的前几天，姓谢的古玩商人对他说：‘你的那盒翠玉八骏，我已经有了买主，现在我想拿去给他看看。’席裕昌认为谢某向来很有信用，所以就把这盒八骏交给他，后来报纸上一透露这件命案，席氏看到了，不但惊骇，而且大跳其脚，认为姓谢的定会带了这盒古玩逃逸无踪了。”
    谁也想不到，这八件稀世珍宝，席氏居然能失而复得。陈存仁说：
    “一天，席裕昌正在愁眉不展之时，忽然警方来了四个人，传他到四马路总巡捕房去问话；他本来对捕房中人都很熟稔，但是这一天他也提心吊胆起来，怕牵涉自己头上。到了捕房，他承认这盒东西的确是他的，是由一位姓谢的古董掮客取去代为经销的，当时许多警探都很原谅他，唯有一个日籍警探不以为然，说：‘这是珍贵的东西，何以会轻易地落在别人手上? ’席裕昌迫得没有办法，推说：‘这件古玩，并非上品，乃玻璃做的，价值不高，所以随便给姓谢的拿去。’日籍警官也看不出是真是假，竟被席裕昌这句话混过去了。后来席氏便把姓谢的店铺以及日常行踪一一告诉了警方，方才脱身。”
    “警方得到了席氏的资料，便大事搜索，但是四处搜寻，都不得要领，大约隔了十五天光景，席裕昌收到一封由香港发出的谢姓来信，笔迹很工整，词句很婉转，向席氏道歉。席裕昌得到这封信，即向警方报案，同时向警方申请发还这件古玩，其中有一个华籍捕头对他说：‘你申请发还，夜长梦多，不如另外仿制一盒，偷天换日，省事得多。’”
    陈存仁说：“事前，席裕昌为了销售这件古玩，早已摄成许多相片，于是连夜请人依照相片雕刻同样的八骏，以假换真，才收回他所失去的原物，只是一只楠木盒子还留在捕房。”  
    在胡鄂公的报告中，他向孔祥熙建议说：“院座于唐逝世后如能专电慰问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此亦怀柔反侧安慰唐氏家属之至意。是否有当，尚希我兄核酌后转呈院座裁夺。”
    蒋介石采纳了胡的建议，10月 5日，国民政府下令褒扬唐绍仪，拨给治丧费 5千元，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以表示“政府笃念勋耆之至意”。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案发当日，唐的家人即向法租界报案，称谢志磐带领刺客暗杀了唐绍仪。法租界当即发出通缉令，凡能揭发、检举、抓住刺客谢志磐的，赏 3千元。
    谢志磐不敢露面，于是找了个隐秘所在藏了起来。陈存仁说：“姓谢的人在最初一个月，始终匿居白克路( 今凤阳路 )一位老中医马寿民家的一间斗室之中，未离上海一步。马寿民即已故名医丁济万的舅父，他原本不认识姓谢的，这个小房间是由当时在上海办小型报的毛子佩承租，姓谢的来居住，也是由毛氏领去。”
  
    按：著名文史学者郑逸梅曾说过：“毛子佩则报界前辈，主办《铁报》，为小型报中之铮铮者。晚应聘文史馆，与我为同馆。一九八九年冬，患癌遽卒。”

    陈存仁回忆说：“毛对马寿民说：‘这人是写文章的，他预备在这里写一部书，你们每天只要供给一些茶水，吃的东西有人会按时送来。’马寿民年高龙钟，不以为意，就让他住下去。有一家包饭作天天将饭菜送到，他闭门独食，马氏家人始终不曾同他谈过话。住了一个多月之后，此人才一去无踪。隔了很久很久，连毛子佩也失踪了。”
    陈存仁说：“直到抗战胜利后，毛子佩为了表示他的功绩，才把暗杀唐绍仪的经过透露出来，连香港发的那封信，也是预先布置好，由香港工作人员代为付邮的。”
    看来，陈存仁之所以了解这么多内幕情况，原来多是听毛子佩说的。
    再说谢志磐，自从刺杀唐绍仪后，终日疑神疑鬼。一通缉更完了，总感到有人在跟踪他，要替唐报仇。辗转回到重庆之后，谢竟然得了精神病。沈醉说：
    “那是从上海逃到重庆的一个军统特务叫谢志盘，是军统大特务谢力公的弟弟。他是唐绍仪的亲戚，军统利用他和唐的关系将唐暗杀后，在逃出上海时神经上弄得太紧张，到重庆还是疑神疑鬼，整天坐在旅馆不敢出去。”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负责重庆治安，听闻此事，遂派稽查处副处长王克全前来调查。王克全，1906年生，江苏徐州人。
    王克全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也是工运专家，参加过“五卅运动”，后被派往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大革命失败以后，王克全转入地下，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    1931年 1月 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克全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仅三个星期之后，王克全因参与罗章龙等人的活动被开除党籍。
    不久后，王克全即投入特务处，一直在上海活动，后任上海区行动组副组长，与赵理君“搭班子”。
    王克全亦是心狠手辣的人物。沈醉说：“抗战前，我在上海工作时，曾多次看到一个叛徒，利用他当过中共江苏省委和负责过组织工作等关系，整天逛马路，遇到他认识的地下党员便抓，抓到之后，他还亲自进行引诱劝说的罪恶勾当。有次他劝一个曾由他领导过的地下党员叛变，结果被痛骂一顿。他气得用手枪柄去击对方头部要害处，想一下打死对方，我连忙拦住，想再刑讯逼供，他还是狠狠地踢了对方几脚，直到把对方踢倒在地他才气愤愤地离开。”
    上海沦陷之后，王克全调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
    王克全与谢志磐曾是上海区的同事，彼此很熟，谢志磐见王来查看，心想一定是来“杀人灭口”的，于是举枪就准备打王克全。
    王克全是“行动专家”，岂是浪得虚名！立时掏枪反击，结果后发而先至，一枪将谢志磐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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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7-7 08:50

58、两位女性——绮兰和陈华

    程一鸣调走以后，上海区书记由郑修元接替。
    郑修元，1908年生，江西德安县人。郑修元进入特务处之后，曾在上海区当助理书记，后调回特务处本部，在“甲”室当秘书，曾经与王蒲臣同事很长时间。
    提起郑修元，就不能不说他那段著名的“羊城之恋”。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1936年，两广事变平息以后，蒋介石赴广州视察，戴笠命李崇诗率郑修元等组成“随节处”，随时听候调遣。其时，郑修元化名为王文华。
    一个偶然的机缘下，郑修元认识了一个广州姑娘，学名叫做绮兰，闺名叫“阿芳”，在一家小店里做营业员，俩人彼此的印象都不错。
    就在这当口，郑修元得了“肠热”症，其实就是伤寒，来势很凶，住进了医院。因祸得福，恰好给了两个年轻人相处的机会。郑修元回忆说：
    “我住的是头等病房，只有一张病床。左边是落地长窗，右首不远，放置一张方形小茶柜。在茶柜与病床之间，放有一张木椅，绮兰每次来探望我，都是坐在这张椅子上。我用微向右侧的卧姿，恰好与她咫尺面对。她的轻言细语，她的蜜意柔情，给予我病中极大的欣慰。她平日不喜浓妆，但只此薄施脂粉，淡装素抹，偶尔芗泽微闻，已足使我飘然欲醉了。”
    某次，绮兰又来看他，在谈话中，照例很客气地称郑为“王先生”。郑听了说：“我们已经这么熟，你又待我这么好，怎么还称呼我为王先生呢？”   
    绮兰“嫣然一笑”说：“不叫你王先生，那么，应该叫你什么呢？”
    郑“毫不迟疑”地说：“当然叫我王文华，以后绝对不许你再叫我王先生。请你现在就开始叫我一声‘文华’好吗? ”
    绮兰听了，“微笑地摇摇头”说：“不行，我还不习惯叫你的名字，得慢慢来。”
    郑修元回忆说：“我略微抬起上身，两手突然地把她的纤纤玉手握住，口中说道：‘你总不能永远叫我王先生呀，迟早要叫我名字的，现在开始不是一样吗? ’”
    绮兰听了，“略为忸怩了一下”，说：“好的，不过你要放开手，不要抓住我，还要闭上眼睛，转面朝里。”
    郑修元回忆说：“我依她一一照做，她俯下身子，用她那樱桃小口，贴近我的右耳，轻轻地吐出两个字：文华。等我满意地扭转身躯，睁开眼睛，看见绮兰的双颊上，挂上两朵红云，那种不胜娇羞的神态，美极了，也媚极了。”
    自此，双方的关系突飞猛进，绮兰每天都抽空都来看郑修元。郑回忆说：
    “一日，绮兰探视我后，离开医院，返回店中上班，我力疾起床，缓步行至病室外之窗前，绮兰正向医院大门走去，眺其苗条的背影，轻盈的体态，疾徐有致的脚步，越发觉得她太可爱了。恰巧她此际亦转身向病房楼头张望，瞥自见我站立窗前，目送她的离去，便对我嫣然一笑，并向我摇手示意。翌日下午再来探望我时，便嘱咐我以后当她离去，不要勉强起床，免碍卧养，等我告诉她，医生已允许我偶尔起身在室内走走，她始欣然无语。”
    经过37天的治疗，郑修元的“肠热重症”终于痊愈，郑的主治医师曾对他说：“这种病症，通常总要五十余天，甚至两个月，才能全愈。”
    对此，郑当然千恩万谢，对于其高明医术表示“极为佩服”。心里却在想：“多亏绮兰每日前来探望，慰我心绪，解我寂寥。而深情款款，一片真诚，更给予我以难以形容的快乐。要不然的话，哪里会好得这么快呢。”
    30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一段，郑修元犹无比向往地说：“及今回思，在我当时的那种病里生涯，不仅毫无愁苦，简直是一种万金难买的幸福。设若此后有生之年，还能拥有像绮兰这样待我的腻友，我倒很乐意再生一场大病，即使是久病不愈，我也心甘情愿。”
    在郑修元住院期间，“随节处”的工作由“李崇诗兄负责独力主持”，郑出院以后，蒋介石已经离开广州。因此郑修元的病是好了，可是“劳燕分飞”的时候也到了。郑回忆说：
    “记得最后一次的话别，是约她在财厅附近的一家叫哥仑布的西餐厅里。在一个隔间的火车厢的小房间内，面对面地黯然话别。她一再叮嘱我大病初愈，务须多多保重。我则希望她不要忘记常常给我写信。”
    为着礼貌，行前，郑还买了一些水果点心，去看望绮兰的双亲，郑说：“这次才见到了她的父亲。瘦瘦长长的身材，一脸忠厚诚朴的形相。对于我和绮兰一个多月的往还，表示非常欣慰。她母亲因为和我见面次数较多，对于我之即将离去，也略现惜别依依之感。倒是绮兰反而显得落落大方，含着微笑，送我出门。”
    一到南京，郑修元就去找同事桂涤非。行前，他已告绮兰，来信由桂涤非转。
  
    按：桂涤非是特务处本部秘书。桂不仅是郑修元的江西同乡，也是郑的“总角之交”，桂之进入特务处，亦系郑所保荐。

    果不其然，绮兰已经来了两封信，信中说了这么几层意思：
    第一，“就在我离开广州的那天晚上就寝的时候，躲在床上偷弹珠泪。因为南天北地，相隔数千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到我。”“这是她第一次恋爱，现在才开始尝到相思之苦味。”
    郑修元回忆说：“当我读信至此，想起过去聚首之欢乐，尤其是她对我的一片深情，亦不禁热泪盈眶。”
    第二，“嘱咐我大病初愈，要多蓄养精神，不必每天给她去信，每个礼拜，写个一两封也就够了。”   
    郑修元说：“对于前者，当然是彼此况味相同。对于后者，她不过是在关心我的健康，不惮反复叮咛。”
    此后，在通信中，绮兰对郑说：“自从和你分别，我每天起床以后，最盼望的一件事，便是接到你的来信，收到之后，我总是带在身边，在店中偶有闲空，便一再取出阅览，每一封信，起码都会看上七八遍。有时偶隔两三天没有收到你的信，心情便非常烦燥不安，等到下班回来，母亲将你的来信，交到我的手里。还没有等到拆开看完，便已经是眉开眼笑的了。母亲将这情形，看在眼里。老是摇摇头说：‘阿芳快要发疯了啊’。”
    郑修元说：“我们的来往信件，都是用航空寄递的，有一次因为气候关系，有三天没有飞机航行广州。等到恢复通航，她在一次邮差送信时，同时收到我三封航空信，外加一包‘玲珑’杂志。她竟然高兴得哭出来了。她母亲吓了一大眺，不知为了什么，是不是我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 但是她还没有拆开我的去信，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流出眼泪来了呢? 她揩干眼泪，将三封信一口气看完后，才告诉妈妈，因为有三四天没有接到我的信，非常焦急盼望，她没有想到航空脱班的缘故，以为我一次同时写给她三封信，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流着欢欣的眼泪。”
    某次，郑修元在信中问绮兰：“当我们在哥仑布餐厅话别的时候，我很想吻你一下，只是方一动念，心房便急剧跳动。又觉得不好意思，终于未敢出此动作，现在想起来，我倒是有点后悔了。我问你——假若我当时提出此项要求，你会答应吗? ”
    对此，绮兰回信说：“要是你当时要这样做，我当然不会拒绝你的。傻瓜，谁教你那么胆小? 好罢，现在我在这里给你一个飞吻，让你‘慰情聊胜无’吧！”
        其时，郑修元当然不会想到，错过了“哥仑布餐厅话别”，此后永无这样的机会。
    转眼抗战军兴，据郑修元回忆，大约是1937年冬天，忽然接到绮兰的信，信中说她的父亲，原供职于广州地方法院，不久前“忽被院方裁遣，失业家居，生计益加困窘”，因此绮兰来信请郑为她父亲在广州介绍一份工作。
    郑接到信，不敢怠慢，“立即附备一封介绍信，要她父亲持赴广东省财政厅，谒见秘书李崇诗兄（戴先生离粤时，向新任财政厅长宋子良先生推荐崇诗兄担任财厅秘书，用作对外掩护，藷以督导本局在粤省之公秘工作），请他设法介派一个相当职务。”

    按：李崇诗即著名的“湖南三李”之一，也是“三李”中最早发迹的一个。李崇诗，生于1904年，湖南平江县人，军校六期步科毕业。
    李崇诗毕业之后，一直在“国军”党务系统工作，后经复兴社高干酆悌介绍，进入特务处。
    李崇诗有个绰号，叫“油炸冰淇淋”，不知作何解释，想来无外乎“外热内冷”、“外善内狠”之意。

    如前所述，1936年，李崇诗率“随节处”随蒋介石赴广州。此前，由于广东一直处于陈济棠的格局之下，戴笠除安排了个别的零星人员进行潜伏以外，未在广东建立任何分支机构。此次广东回到“中央”手里，戴笠决定大干一场，因此，蒋介石回京之后，李崇诗就没有跟着回来，而是留在广东就地安排工作。
    据李崇诗多年的下级任建冰回忆：“戴笠为加强华南的特务布置，巩固他的特务统治，于是年夏派李崇诗在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宋子良的掩护下，以宋的秘书名义同飞广东，潜入公开的地方政权机关，运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加强缉私机构的建立，扩大税警总团的特务武装，清理广东地方的财产，巩固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通过宋的关系完成以上的阴谋，是李崇诗所负的使命。”
    这样，李崇诗虽然并不具有广东站，抑或广州站的站长等等名义，却总揽特务处在广东的一切工作，所有特务处控制的公秘机关，均归李崇诗指挥。成为特务处的“广东王”。
    李崇诗其人，最为人称道的，是“舍身护桥”。
    那是1944年春，日军开始南进（即豫湘桂会战，日方称“大陆打通作战”，亦称“一号作战”，是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此后即走向末路）。据王蒲臣回忆：
    “中美合作所美方有大批军用物资集中在衡阳，准备转运东南作为训练及装备我方特种部队之用，如果这批集中在衡阳的物资不幸沦于敌手，对合作的前途将不堪设想。戴将军早已料到敌人必定要来进攻衡阳，而衡阳这地方又无法固守，因之就命衡阳办事处负责同志徐谷冰征雇汽车，先将这批物资抢达到曲江，同时又命令曲江的李崇诗兼程赶到衡阳，协办抢运事情。”
    王蒲臣说：“当李崇诗到达衡阳时，情况已万分危急而恶劣，当地战区军事长官，为了要阻止敌人来进犯衡阳的猛烈攻势，曾下命令炸毁衡阳四周通往别处的桥梁、公路、铁路，如果这样做法，无疑的是这批美援物资将无法抢救得出，所以李崇诗赶紧与军事当局交涉，请求俟物资运出后再行破坏。”
    其时，李崇诗任中美合作所参谋长，也是“国军”少将。然而，在作战部队面前，李崇诗这个少将不值钱，仿佛“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王蒲臣说：“他说干了口水，用尽了气力，也无法改变军事当局原定的计划。”
    李崇诗知道，如果这批物资运不出来，戴笠绝饶不了他，与其回去被枪毙，不如豁出一条命，当“烈士”算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走到大桥前，厉声说：“好，如果你们要炸桥，就连我一块炸死！但我死之前，要告诉你们一句话，我死以后，将来自有戴将军来找你们算账！不信就试试！”
    在李崇诗如此强有力的恫吓之下，总算把这批物资运出了衡阳。事后，李崇诗给戴笠发报：“任务达成，请释廑注。”
    郑修元说：“而这封介绍信的具名，当然要用笔者真姓名。同时我在复给绮兰信中，也对当初我用王文华的化名一节，加以解释。”
    郑修元没有想到，这件事成为他与绮兰分手的“导火索”。绮兰在给他的回信中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我一年多来深深地爱着的人，竟连一个真姓名，都不肯告诉我。”
    郑修元说：“虽然此后我曾再三向她诉说不得已的苦衷，仍然得不到她的谅解。这件事，在我俩的未来关系上，无疑地已经投下了一道阴影。我更因此而有很长一段时间，衷心为之惴惴不安。就我个人片面的检讨，觉得我并没有丝毫恶意要存心瞒骗绮兰，我只是为了遵守情报工作的纪律，不能轻易向外人暴露身份和真实姓名而已。不过在技术上，我确是疏忽了一点。刚认识她的时候，只能告以‘王文华’的化名，这倒不算过错，但是在行将别去的时候，为什么不婉转地当面向她说明呢? ”   
    此时，沪战已经失利，日军正在向南京进发。郑修元回忆说：“廿六年十一月间首都各机关，已纷纷向后方转进。局本部于十一月下旬由戴先生亲率一批最后撤退之人员，经南昌而转赴武昌、长沙两地。笔者奉命在京主持留守事宜。其最重要主任务，厥惟收取各外勤单位之军事情报，就近呈报委座，并奉戴先生谕令，须待委员长启节离京，方可会同留守官兵，撤离首都。留守处之重要同人，有主管军事情报之郭履洲兄，负责人事事务的胡子萍兄，另外尚有特务队长许建业兄，他们三位，都是军校六期出身，俱已参加工作多年，向为戴先生之得力干部。”
    “化名事件”的严重程度，是郑修元所始料不及的。此后，绮兰就不怎么给郑来信了。郑说：“我仍然保持着每一礼拜至少寄出两封信的纪录。而有时隔上十天半月，还接不到她的回信，使我常在焦愁盼望之中。由于抗战的关系，她于廿六年底间。举家迁回故乡江门（属广东新会县）居住，门牌号码，忆似为德教街六十八号。”
    此时，南京局势恶化，郑修元回忆说：“十二月六日，敌寇先头部队．已乃近秣陵关。光华门外且已落着炮弹，六日午夜两点，我与在委员长官邸担任警卫股长之本局同志罗毅兄通到电话，他告诉我，老先生等一行，明日拂晓启节西撤。留守同人漏夜准备，于七日凌晨，我率全体官兵约计六十余人，分乘局中大卡车十辆小轿车两辆，驶赴下关，渡江赴浦口，循苏皖鄂公路线，历经和县、合肥、巢县、麻城、黄陂而抵汉口。路途既欠平坦，而车队偶有一辆抛锚，便须大伙停车等候。所以途中竟历六日之久，方抵目的地。”
    刚刚到达汉口，郑即接奉戴笠指令，命他即刻赴湖南长沙，到特务处临时本部任“代理书记长”。郑修元说：“即使在战乱中，我事繁任重，也并没有冲淡对绮兰的怀念。”
    1938年初，特务处有同事赴广东公干，郑修元特请他专程去一趟江门，将一百块钱面交绮兰，并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要绮兰随他前来长沙，以便为她找学校读书。我愿意负担她的生活和求学全部费用。”
    临行，郑修元还不放心，再三嘱咐“该同志”，“俟由江门转回广州时，无论情形如何，必须先给我一通长途电话。若果侥幸能接到绮兰出来，请他在接通电话之后，立即请绮兰亲自和我讲话。”
    正回忆说：“估计旅程时日，在他们应该已到广州的时候两三日内，我便朝夕枯守在办公室内，非绝对必要，不越雷池一步。每当电话铃声一响，我便以为是绮兰给我的电话。疾趋机旁接听。每次抱着希望，每次都是失望。”
    过了几天，郑修元接到“该同志”的一通电报，大意说：“陈小姐因战时亲老，不忍远离膝下，嘱事未能应命，余另函详。”
    又过了几天，终于接到了绮兰的来信：“承你派人远道来家看我，又带钱来接济我，还要我来长沙读书，如此厚爱，真是感激不尽。只是双亲年迈体弱，又值战乱，我为独生女儿，一旦远离二老，谁能代我侍奉? 固然我到了你的身边，自可得到你的照顾。但那时候我想到在故乡的孤苦双亲，我又怎能安心呢? 亲恩深似海，若无父母，我从何来？我不能为了爱情，而负下不孝的罪咎，希望你能原谅我的苦衷，不要怪我好吗? ”
    郑修元说：“阅经来函，深觉绮兰孝思可嘉，设想周到。使我对她益加怜爱。尤其是‘亲恩深似海，若无父母，我从何来？’数语，更使我万分感动。”
    1938年 5月，时任军统局本部“甲”室负责人的郑修元奉调上海，接替程一鸣任上海区书记。郑修元说：
    “其时广州犹未沦陷，我乘粤汉铁路火车，先到广州，冒着日寇狂肆轰炸的危险。在广州逗留两天，再乘轮转赴香港。当在汉口首途之前夕，曾以航函告知绮兰，请她到广州或香港会晤一面。（按江门与港穗，等于一个三角形，赴穗赴港，路程相若。）我记得非常清楚，告诉她的联络地点在广州是长堤的长发客栈。去香港，则到六国饭店找我。”
    可想而知，郑修元的一片空苦心再次落空：
    “我一到广州，立即驱车长发客栈，详问居停，并无陈姓女子找我。住下来以后，睁眼盼望，经过最长的两天两夜，仍然杳无踪迹。有一次在客栈附近闲逛，忽见一个少女背影，很有点像绮兰，赶忙疾步前趋，见到了此一少女的面貌，不禁又大失所望。”
    “使命在身，不便在穗久留。同时也以为绮兰或许为了避觅敌机轰炸的惊恐，舍广州而去香港。屈指旅程，或许她已经抵港也末可知。那料等我到达香港六国饭店，仍然没有见到她的倩影。但是当我在账房里登记了我的化名（此为临时使用之化名，经在函中提示绮兰）时，账房里一位小姐，交给我一封绮兰寄给我的回信。”
在信中，绮兰说“她因为正值母亲患病，又系战乱时期，年轻少女，不敢只身远行。要我到达目的地后，赶快寄信给她，告知以后通信地点。”
    郑修元想：“事态演变到如此地步，很像绮兰已经开始和我疏远，我并猜想到，恐怕会很快地，尝到失恋的苦味了。”
    果不其然，郑修元到上海之后，即收到绮兰的来信。信中说：“我已经奉父母之命，在家乡和一位带点亲戚关系的青年，结为夫妇，对于你过去对我的很多好处，我只有隐藏在我内心深处．永远感激，也只有等待来生，再求报答，请你注意身体．为国珍重，勿再以薄命人为念。”
    郑修元回忆说：“读完这封告别信，虽然已早在意料之中，仍不冤感到无限的惆怅。我俩往昔的那种轻怜蜜爱，霎时间，化作了一缕轻烟，凌空飘散。”
    郑修元说：“虽然在将近两年的恋爱过程中，我为她付出了不少的情感，也为她费过不少的心血。但是我已承她给了我无限的快慰，和此后再也没有享受过的那种蜜意柔情。因此即使是她已别抱琵琶，我也只有歉愧而毫无怨慰。为了免得她触景伤情，我没有再给她回信道贺，只是在心中默祝她们白头偕老，幸福无量。
    郑修元说：“我们相爱两年中，她曾经先后送过我四张照片，我一直保留在身边，每逢想念到她时，便取出照片，凝神静对。不知道她婚后是否快乐，双亲犹健在否? 已否生育儿女? 也曾否想到过被她爱过的我? ”然而，残酷的现实，不容许郑修元过多地沉迷于回忆。
    1938年底，上海区遭到了一次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区长周伟龙被捕。
    据郑修元回忆：“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设在法租界尔西爱路二七七号。民国二十年冬间，某日，有办事处主管人事之沈则林同志，受到另一外勤人员被捕后之牵连，而被法捕房予以拘捕。我得到消息，是在当天的下午两点四十分左右，立即打电话到周兼主任之住所，适值午睡，由其夫人接听。当时请其叫醒周先生，告知情况，速作处理。”

    按：周伟龙兼任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主任，因此郑称之为“周兼主任”。

    郑修元说“因非周本人接听电话，我为了稳妥起见，挂下电话，立即赶去办事处，告诉在该处负责机要之毛钟新同志。一面草就一份书面报告，将所知经过情形，留陈周先生，我因为另一外勤同志之约会，时间已到，乃又赶忙离去。讵料我离开不过五、六分钟，周先生也已赶到处内。”
    日后，接任上海区区长的陈恭澍曾向郑了解这一阶段的情况，陈说：“他（指郑修元）打电话时，周先生正在午睡，周夫人接听后却不敢叫醒他。据修元兄面告，是因为周先生脾气大，他太太怕挨骂。”

    按：周伟龙的脾气焦躁、架子大是出了名的，除了戴笠，谁都不敢惹他，谁都不喜欢和他相处。在1940年 8月19日的日记中，沈醉说：“道三先生（周伟龙字道三）自任忠义军总指挥后，一切措置均不改过去作风，处处均予人不愉快之感觉。”

    郑修元说：“他（指周伟龙）坐下来披阅我所留陈的书面报告，不到十分钟，法捕房大批探警蜂拥而至，搜出了枪枝密电码和一些文件，即将处内一干人等（内中有一位徐老太太，住于处内，为对外掩护者。）全部拘捕。”
    郑修元说：“事后费了很大的麻烦，首先做到让被捕之同志，羁押在法捕房内，不让公共捕房引渡过去，以免辗转陷入日寇之手。最后还有赖戴先生运用最大的力量，使周区长得以驱逐出境方式而获得安全脱险。”
    郑修元所说的“最大的力量”，陈恭澍曾经问过他，究竟是谁使了劲儿，郑修元说：“是透过一位部长级的人物，向法国当局非正式办了一次交涉的结果，这位部长姓宋。”
        王一心则说是蒋介石：“当时戴笠在重庆，接到周伟龙被捕消息，立刻报告蒋介石，照会法国政府，通知上海法捕房，不准日本方面引渡周伟龙（周伟龙后由法捕房以‘驱逐出境’名义放回重庆）。同时，戴笠亲电上海区第一行动队长赵理君，叫他暂行代理上海区长。”
    写到这里，陈恭澍感慨说：“自军统局由特务处改组迄至于今，像运用这种方式营救被捕同志的，也只此一遭。为什么戴先生肯于这么做呢？前文提到过，周伟龙与戴先生有旧，隆情厚谊，想必是促成此举的最大原因了。缘当年军阀唐生智在河南称兵作乱时，周伟龙任唐部宪兵营长，而戴先生则以军委会参谋身份从事情报活动，不意被周之部属所逮捕，周非但不举发邀功，竟然义无反顾的弃职随戴归来，这可真不简单，除非气概纵横，明辨顺逆，绝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
    毛森说：“（周伟龙）担任上海区长时，曾被日本宪兵逮捕，上过电刑（并非美国处死刑的电椅，是日本人所发明用以鞫审地下工作人员的酷刑，使人受不了痛苦而供出实情的刑罚）。”
    毛还说：“周的眼睛本来斜视，经过电刑之后，好像经过整容手术，反而把他的眼睛矫正了许多。”——从没听说电刑还能治病，毛森一向对周伟龙观感极坏，估计是故意讽刺。
    周出狱以后，辗转回到重庆，随即入中央训练团学习。毛森说：“戴先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运用伪方关系，把他保释出来。周伟龙回到重庆，戴先生盛筵慰劳，并给他一笔很大的特别费，周乃狂舞达旦，一夜花费殆尽。”
    几十年以后，回忆起1938年冬天的这次紧急事件，郑修元还心有余悸，他说：“假若我当时在办事处内，稍为多逗留十几分钟，或者我动作不够迅捷，一份三张洋信笺之书面报告，写得稍微慢一点的话，也必定同被逮捕。果属如此，后果之严重，不堪设想。”
郑修元解释说：“因为在沪特区方面，能明了全部内外勤组织人事秘密而又经常与外勤十五个单位负责同志保持联系的，除了区长，只有我一人而已。一旦我亦失去自由，则沪特区整个组织，必陷于群龙无首之境地，所有内外工作必被迫而全部停顿。幸而我当千钧一发之际，及时离开办事处，能够保全区部方面之组织安全。而且照常维持工作以迄戴先生派来继任区长人选，主持区务。”
    戴笠派来的这位“继任区长”，就是我们久违了的王天木。
    王一心说：“1939年春，自称军统元老的王天木，要求去上海沦陷区工作。戴笠答应了，但没有确定他的工作名义，意思是等他到上海沦陷区立足以后再说。”
    戴笠没有想到，这位“军统元老”来了以后，几乎给上海区带来灭顶之灾。
    王一心说：“王天木一到上海，与上海区接上联络，他不但以军统元老自居，而且自称是上海区长。可是代理区长赵理君不肯移交，只说过去是接到戴笠的命令代理，现在必须接到戴笠的命令才能移交。这样一个要接，一个不放。而且上海、重庆之间唯一的通讯机构无线电台，也在赵理君控制之下，王天木就没法和重庆联络。”
    从加入特务处，赵理君一直在上海，已经经历了五任区长，而他仍然只是个行动组长（也有人说是行动队队长），这回好不容易把周伟龙给“熬”走了，当上了代理区长，再加上屡立“奇功”。满拟这个区长是当定了。谁想突然来了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王天木，又罩在了他的头上，自己只捞了个副区长。陈恭澍说：
    “他（指赵理君）代理区长的时间，非常短暂，戴先生又改派王天木先生为区长，赵先生则以副区长身份仍兼任行动总队长。军统局外勤单位设副主管，这是第一次，也无妨说是因人设事。”
    要说呢，王天木一直在北方，与上海区没有任何渊源，让他去上海，确实不合适，不知道戴笠是怎么想的。
    不过，或许戴笠正想达到这个效果，省得你们大家“铁板”一块，“摽”起劲来跟我干。
    不过，这回戴笠忽略了一个问题——赵理君可不是善男信女，其人骄横跋扈，杀人如草芥，周伟龙我惹不了，你王天木一个北方佬，人生地不熟的，还想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我岂能容你！
    乔家才说：“二十七年冬，王天木做了上海区长，主要的工作任务是行动。‘同行是冤家’，原来在上海专负行动责任的赵理君，很不愿意王天木插手其问。抢走他的活计。对王天木攻击不遗余力，给他种种难堪，目的是让他知难而退，早些离开上海。因此，王、赵二人不但不能和衷共济，反而成了水火。”
    不过，上海区也并非铁板一块，有个叫陈明楚的，就跟王天木走得很近。
    陈明楚原名陈弟容，湖南长沙人，原来在特务处南京区工作，抗战开始以后调到上海，当助理书记，主管人事。
    乔家才说：“上海管人事的陈明楚也因受不了赵理君的呵责，对赵非常不满，自然和王天木很合得来。陈明楚虽然不满意赵理君排斥王天木的这种作风。可是赵理君不但自己干过大案子，而且把上海同志的成绩都报成他自己的。戴将军很信任他，王天木呢? 来上海不久，一点表现也没有。在这种情形之下，赵理君自然占了上风，王天木斗他不过。”
    在这种情况下，王天木、陈明楚这个两个素昧平生的“同事”，自然就站到了一条战壕里，在王，对上海两眼一摸黑，只有借重陈明楚；在陈，正好利用王天木这个“军统元老”，扳倒骄横跋扈赵理君，好生出一口“鸟气”！
    乔家才说：“天木知道了赵理君行动工作表现好，一半是拿上海同志们的成果来表扬自己，决定找出能拼命的无名英雄，由他直接领导，在工作上力争上游，来和赵理君比赛。”
    于是，王找来陈明楚，说：“咱们必须在工作上有所表现才成，你给我挑选一两位能够搞点成绩的同志。”
    听了王的话，陈明楚回答说：“凭过去的成绩来挑选，我看只有刘戈青，他勇敢镇静，过去的表现很不差，我可以叫他来见你。”
    刘戈青，即军统“七小杀手”当中，仅次于白世维、王文、王鲁翘的一位，人称“男儿英雄”。说起刘戈青，亦是一段传奇，有些情节简直都让你觉得在看小说，因为太像故事了。
    刘戈青，1911年生，祖籍台湾云林，生于福建厦门。
    刘戈青的父亲叫刘建寅，乔家才说：“日本占据台湾时期，他和李玉树、赖墘、高大扁等同日本人作战，后来在士林杀死六个日本警官和日本人，日本人葬在芝山岩。刘建寅曾被日本人刺过六刀，死而复活，逃往厦门。他们痛恨满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上山为王，暗中联络革命党反抗满清政府。”
    此后，刘建寅改名刘汉臣，意思是说他是汉人的臣子，不做满清的奴才。乔家才说：“后来清军专力追剿，满清政府又捉拿他，厦门安溪茶商李福连系当地士绅，很看得起刘汉臣，把他藏匿起来，并把女儿嫁给他。”
    1911年卒亥革命，刘汉臣曾参与革命党进攻漳州之役。民国肇建，刘汉臣任第七混成旅旅长。就在这一年，刘戈青在厦门出生。他的外祖母非常高兴，说这孩子一出世就赶上改朝换代，于是给他取了个小名叫“见朝”。
        乔家才说：“他父亲百忙中回家看他的儿子，觉得打倒满清，国家必能强盛，改名国兴。国兴渐渐变成戈青，以后就叫刘戈青了。”
    1935年，24岁的刘戈青从国立暨南大学毕业。

    按：暨南大学最初在南京，是由前清两江总督端方创办的，后迁至上海真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改名为“国立暨南大学”。

    正在此时，刘戈青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父亲在福建漳州购置的一块土地里探出了锰矿。于是，刘在自己父亲的朋友杨虎、孙祥夫等人的帮助下，召集了十来个暨大的同学，成立了一个“国兴矿业公司”，筹备处就设在上海爱多亚路中汇大楼四层。
    这天，孙祥夫约他到台拉斯脱路双梅村杨虎公馆见面，商谈开矿的事。他到达杨公馆时，孙还没来，于是刘就在客厅等候。客厅里还有一位“四十岁左右，身穿学生服的客人”，也是来找杨虎的。
    见到刘戈青，这位中年人把他“上下打量了半天”，然后就开始跟他谈话。
    事后，刘戈青回忆起来，说：“他问起话来，追根究底，一步紧一步，一点也不放松。”刘戈青觉得“这个人相当讨厌，头一次见面，歪着头，噜噜苏苏，问个不休”。
    一会儿，孙祥夫来电话，说喝多了，改天再见面。于是，刘戈青很有礼貌地跟那位中年人打了个招呼，便离开了杨公馆。次日，刘戈青接到杨虎的电话，叫他去谈谈。
    见到刘戈青，杨虎笑嘻嘻地问：“昨天晚上你在我家里遇见什么人吗? ” “是的，碰到一个说话歪脖子的人。他问起话来，像是审问案子，问这问那，问个没完。”
        “你知道他是谁吗?” “不知道，答话都来不及，我没有问他姓甚名谁，实际上，昨天谈话，只有他说的，我真想马上走开。”
    “他就是戴雨农，戴笠。”     
    “戴雨农是干什么的?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报纸上也没有看见过。”
    杨虎鼓吹说：“戴雨农是委员长最亲信、最得力的干部。这个人真了不起，很够朋友，说一不二，敢做敢当。昨晚你走后，我一回家，他就问我你的来历怎样。他对你的印象很好，要我劝你，参加他的工作。”
    这时，杨虎的太太陈华也在旁边敲边鼓，说“戴将军为人怎样怎样好，跟他做事。很有前途，劝他不要犹豫”，等等。
    刘戈青当然不干：“不行! 我们已经在开矿方面投下很多资本，怎么可以中途停止不干呢? ”
    杨虎正色道：“你很年轻，戴雨农既然赏识你，跟他去干，很有前途，损失几个钱，算个什么。”
    刘戈青说：“不行! 现在已经有八个同学在上海办事处工作，正在筹备开工。我既然约人家来，怎么能够打退堂鼓，抛下人家，一个人溜走呢? ”
    杨虎步步紧逼：“假如你和你们同学一块儿到戴雨农那边工作如何? ”
    杨虎是刘戈青的父执，话说到这个份上，刘再执拗下去，就不好了。于是杨虎当即拨通戴笠的电话，说刘戈青同意参加“团体”，但有个条件，必须带上他的 8个同学一块去。
    戴笠听了一口应承，但也提了个条件：“有多少人来都欢迎，但必须通过我的考试，接受我的训练。”
    刘戈青等人都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考特务像玩一样，考试结果，9 人全部通过，入杭训班学习。离开南京之前，戴笠请陈华带着他们去中山陵“谒陵”。
    戴笠身边，颇有几个人，不是军统人，却胜似军统人，这是由于他们对戴笠事业的襄助，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这些人中，第一个，大家自然能想到，杜月笙无疑。
    第二个，就是女中豪杰陈华。陈华，1906年生，上海浦东人。 陈华的身世极其悲惨，可说惨绝人寰。陈华的外公姓严，很早就死了，由外婆将一子一女拉扯大。
    本来，严家家境尚好，有田租给别人，还有门脸房可供经营。可惜遇人不淑，用陈华的话说，她的母亲没有嫁好，她的舅舅则没有娶对。
    严家的女儿还在儿时，就定了“娃娃亲”，但她长成以后，爱上了一个裱画店的学徒工，是个南京人，姓陈。
    “自由恋爱”是十分“荒唐”的事情，俩人知道过不去关，于是，“严家女”就跑去求母亲，称“非此人不嫁”。其母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说，嫁也可以，除非“陈家男”入赘我们严家。
    在当年，男方入赘女家被看作“丢人”，一般人不干的。没想到，“陈家男”居然一口应承，这下没办法了，于是严家就算“收养”了“陈家男”，并让他与女儿结了婚。
    陈华说：“父亲、母亲婚后，起先感情倒还不错，小孩子一年生一个，十三年就生了十二个，简直没有停过。”
    这时，“陈家男”染上了一个要命的毛病——吸毒。不仅自己抽鸦片，还传染了妻子。陈华说：“父亲、母亲整天躺在床上吞云吐雾，生下小孩，既不喂，也没人管。所以生一个就死一个，死后裹张草席，往乱葬岗上一丢。”
    就这样，12个孩子只活下来两个，都是女孩，老五就是陈华，另一个是她的三姐。
    其实，陈华也差点死了，捡了一条命而已。陈华说：“我一生下地，父母看又是个女的，就决心让我死掉。阴历十一月里，大雪纷飞。他们把赤裸裸的我，丢在一只小盆里，由着我活活的冻死。可是隔了一夜，把我拎起来一看，我不但活着，一张嘴巴还变成了两张嘴巴。”
    陈华解释说：“盆子太小，我的额头磕在盆边上。一夜之间，磕出了一道深深的凹痕，不就像是又长了一张嘴巴吗? ”
    这时，一个好心的邻居——“阿莫的娘”救了陈华：“凑巧阿莫的娘刚生下阿莫，奶水有得多，又情愿喂我，我爹我娘这才让我暂且活下去。”
    两岁那年，“机缘巧合”得以活下来的陈华被送回浦东乡下，交给她的外婆抚养。因老太太十分孤单，曾发牢骚说：要大大小小的干嘛，连一个小辈都没有跟前。”

    按：陈华的舅舅，娶了个媳妇，脑子不大灵光，大家都叫她‘杠度’，即“白痴”之意。陈华的舅舅在上海做事，只留下媳妇，婆媳二人住在一起，却各开各的伙。

    陈华说：“奶奶的牢骚，传到爹娘的耳朵里，两个人一商量，我已经断了阿莫娘施舍的奶水了。两岁的孩子张口要饭吃，又做不来家事，不如抓住奶奶这一句话，干脆把我送去给奶奶养吧。”

    按：因陈华的父亲是入赘，相当于严家的儿子，所以陈华称其外婆为“奶奶”。

    陈华的父亲买了“四条日本咸鱼，一袋米”，带着她回到浦东去见外婆。陈华虽然只有两岁，却很懂事，心想：“这以后就要跟奶奶住在一块了。我早就想过，应该尽量讨好她，亲亲热热地喊了一声：
    “阿奶! ”陈华说：“但是阿奶睬都不睬，她站了起来，先把父亲拿着的米和鱼，劈手夺了过来。忙不迭的就往后面厨房里跑，边跑边还在说：
        “要拿去藏藏好，不要叫那个憨大寻着，萝卜不当小菜的吃了! ’”
    回到“阿奶”家，陈华的境况并没有好转。她说：“说得好听点，是送我去给奶奶渥渥脚，也就是让我每天睡在奶奶的脚边。让我的体温，当作从前的脚炉，汤婆子。现代的热水袋、电暖器，给她老人家取暖。”
    陈华回忆说：“奶奶又一年四季忙着攒钱，平时连一文钱都舍不得花。从小，就没有一个人好好看过我一眼。端午节还让我穿着棉袄渥痱子，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我的家境，我的家教。”
    陈华曾对戴笠说：“自小我没有听过一句长辈的教训，也没念过一天的书，一个大字也不识。就只是命中太苦，偏偏懂事。从两岁起，我就开始有记忆了。”
    陈华回忆说：“小时候跟看我的奶奶，只觉得她好高好大，成天板起张面孔，一见就叫我打从心底里透凉、害怕。她一开口说话，我就会吓得发抖。但是我又不敢离开她一步，唯恐她随时会有什么吩咐。从两岁多到五岁多，我就在这种成天寂寞孤单，提心吊胆的环境里长大。”
    陈华说：“但是我仍还晓得要孝敬奶奶，孝敬父母。有一次我上街买东西，跟人家一打听，发现五岁多的我也能赚钱。当天晚上，我鼓足了勇气，头一次大胆向我奶奶堤出了要求：‘阿奶，我明早可不可以跟他们去拾落花? ’”奶奶不知道陈华什么意思，也没理她，陈华知道这就是默许了。于是她自己烤了一块地瓜，准备当做干粮。
    陈华说：“第二天一早，兴冲冲的取出地瓜，揣在怀里，摸黑摸到我家佃农所种的棉花田，正好好赶上佃农全家出动采棉花。深秋时分，田里的棉花一朵朵的爆开，他们把棉花摘下来放进布口袋。我就跟在他们身后东奔西跑，到处去找从他们手指里满出来的棉丝棉絮。实在找不到，我还会从他们随手丢掉的棉蒴果里，去挖它几丝出来。从天刚亮奔跑到薄暮黄昏，中饭和晚饭，就把那个半生不熟的地瓜掰下一半塞塞肚皮。运气好能够拾到半口袋落花。否则的话，就只有三把两把。”
    陈华说：“数不清啃了多少地瓜，花了好多天功夫，苍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拾了一满床的落花。把收棉花的小贩求到家里来，用大秤一秤，这一年的棉花收获季节，我的总收入是两块四角。”
正好舅舅回到乡下来，陈华拿出二角钱交给舅舅，请他带给自己的父母，“买鸦片烟吃”。陈华的舅舅非常奇怪，就问：“你带钱给你爷娘，为什么指明了要他们拿去买鸦片烟。”
    陈华说：“舅舅你不晓得，爷娘没有鸦片烟吃，他们会好难过啊。”舅舅说：“那么，你也借给舅舅两角钱好不好？”
    陈华一听愣住了，五岁的她还不懂什么叫“借”。舅舅说：“舅舅不吃鸦片烟，身上一个钱也没有了，这才回家来想办法的，你阿奶那边，我一个铜板也要不到，反而挨了一顿臭骂。”
    陈华听了，拿出两角钱给了舅舅，剩下的两元，交给奶奶贴补家用。陈华说，当时奶奶“仍旧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看了我一眼，微微地点了点头。”
    陈华10岁那年，奶奶带着她去了一趟上海，去看陈华的父母和姐姐。
    陈华回忆说：“真是太不幸了，一到上海，踏进我父母和姐姐所住的地方。那种乌烟瘴气、杂乱无章的破家情景，马上又勾起我奶奶伤心欲绝的旧创，嫌恶痛恨的心理。她爽性把心一横，望着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父亲、母亲和舅舅。老人家一生气，连话都不屑于跟他们讲。一大家人尴尬万分的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奶奶吩咐陈华：“你去请阿莫的娘来一趟，我有话要讲。”
    阿莫的娘来了，奶奶说：“我告诉你听，如今我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他们这一对‘烂料’，不过以后怎么样我是管不着了，随便他们干什么，横竖我也看不到！我只有一句话交代，千万不要把这两个女孩子卖掉，一旦卖掉，就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了。”
    说完，奶奶还敬了阿莫的娘一杯酒，以示“郑重拜托”。然后站起来说：“我不要住了，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了。我还是回乡下去。”
    奶奶独自回到乡下家里，叫来儿媳：“新娘子，你去给我烧一鐝子热水! ”儿媳受宠若惊地说：“姆妈，你要一鐝子热水作啥? ”
    “你不要管嘛，这就去烧。今天晚上，你跟我一道吃饭。”     奶奶自己洗头，又洗了个热水澡。当晚，婆媳二人头一次坐在一起吃饭。奶奶照例喝完一杯烧酒，说：
        “新娘子，不要怪我常常打你、骂你。实在是因为你太笨。以后你要放聪明点，要不然，连现在这种日子，你都没有得过。”
    当夜，87岁的奶奶无疾而终。
    陈华回忆说：“跟父母双亲又住在一起，我的心里，一直存在一道恐怖的阴影，就怕被我的父母卖掉。我尽量的少吃饭菜，拼命地多做家事，一心一意只想讨父母的欢心。就这样担惊害怕、小心翼翼地过了三年。姐姐十五岁，我十三岁了。”
    该来的终究要来，1919年，陈华和姐姐被父母带到广东，分别被卖进了惠州和广州的妓馆。
    次年，陈华回到广州，入广州最大的妓院“怡红楼”，以“仙女”之名正式“挂牌”，居然一炮而红，成为“头牌姑娘”。陈华说：
    “不曾想到，十四岁的我，含苞初放，丑小鸭真的变成天鹅了。仙女居然也会成为当年广州的红牌名妓。出堂差，每天总要出上十几二十个，从怡红楼本厅，到大餐厅、紫红艇、大宅院……处处蜻蜓点水般坐坐就走，忙得连堂差钱都来不及收。”
    1920年11月13日，陈华遇上了她“一辈子的冤家”——杨虎。其时，孙中山回广州建立军政府，杨虎是他身边的参军。
    1922年 2月15日，阴历大年三十，陈华嫁给了杨虎，当年，陈华16岁，杨虎34岁。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杨虎也走上了他人生的最顶峰。    陈华说：“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东路军克复上海。蒋总司令先派杨虎当特务处长兼俘虏管理处长。上海清党，再升任他为上海警备司令，陈群则为特别军法处处长。当时杨虎、陈群就跟上滩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挂上了钩。”
    同时，杨太太陈华也成为了上海滩社交场上的风流人物，连杜月笙都与之平辈论交。据陈华说，杜月笙曾几次跟她说过：
    “五妹子! 我们两个人，就是吃亏在没有读书识字。要不然，我们绝不会只有今天这一点点成就。”
    但是，真正使陈华在历史上有她一笔的，是戴笠。陈华说：“我从民国十二年到三十五年，一直在国民党权力核心的周围打转。先有一个官场中事不能不跟我打商量的杨虎，后有一位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知已戴笠。让我晓得了太多太多的珍闻秘笈。”
    据陈华说，戴笠曾对她说过一句话：“我的天下，有一半是你替我打出来的。”据陈华回忆，她与戴笠的初识，是在1932年，即戴笠刚刚出掌特务处的前后。陈华说：
    “按照戴笠自己的说法，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一日，老总统蒋介石先生在中山陵园召见他，成立军事情报特务处。那是他所获得的头一个小小的摊位。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要我助他一臂之力。同时也对我这个有夫之妇，展开攻势猛烈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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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7-7 08:52

59、陈华的九个火车头——陈箓案

    关于戴笠的“情事”，传说很多，惟不禁推敲，略一考究，即知属于想象编造之类。这也很难怪，毕竟谁也没有亲眼所见，又要满足自己和他人的好奇心，就只好就着些道听途说，胡扯一番，反正损戴笠又不犯法。
    陈华，是唯一一位既了解情况、又肯开口的“圈内人”。她是风月场中人，对于男女之事，见得多了，好比韦小宝的娘，“男人的手摸上身来，便当他是木头”。因此，谈起这些事来，既不会大惊小怪、亦不认为离经叛道，更无须以此来“炒作”自己——陈华为章君榖口述此书时，已是82岁的风烛残年，当年的绚烂早已归于沉寂。用陈华自己的话来说，叫做“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当年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对于陈华而言，真应了那句话，“神马都是浮云”。
    因此，陈华的回忆录，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份以“平常心”谈论戴笠情事的材料，且又是出于女性的角度，既不艳羡，也无“意淫”，看上去还比较接近于真实，在这里引述一部分，可信度有多少，大家去批评吧。
    据陈华回忆：“当时是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夏之交，戴笠已经给蒋委员长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他的‘摊头’，也在一年年的扩大。”
    陈华回忆说：“他把我从上海请到南京，一再情商，要我坐火车。给我开汽车的大车夫，和开车门的小车夫，还有两个专门服侍我出门的娘姨，全都无法随行。我只带了一位他派给我的‘女秘书’——叶霞翟。”
    在回忆中，陈华还解释说：“叶霞翟，就是往后病死在台湾的名女作家、名教育家，以及曾经统率百万大兵的胡宗南将军夫人。大学毕业，参加了戴笠所办的特训班。再由戴笠安排在我身边，往后我才明白，其实他是大有作用的。”
    当时，戴笠正好接管了南昌行营调查科，他得意洋洋地对陈说：“南昌行营的调查课，已经合并到我这个第二处了。我把他们的第一课长李果湛，升成了内勤组的书记长。”   
    陈华问：“那么你呢? ”
    戴说：“我还是当我的军统局第二处处长。”
    陈华回忆说：“听他这么说，我还以为他是请我到南京去看看他的新场面。可是，他忽然之间又一本正经的说：‘你帮我说服了九位×××、左倾份子的重要人物。像刘戈青、周马岱等等，现在他们就要到杭州特训班去受训了。我想请你带他们到国父陵墓去谒陵，宣誓效忠国家民族，然后再送他们出发! ’”
    戴笠这么一说，陈华当然不能推辞。她回忆说：“我带了叶霞翟，一火车到了南京下关车站，戴笠兴高采烈，坐了他的汽车来接。但他接的只是我一个人，叶霞翟另外有事，先走一步了。戴笠和我坐在汽车后座里，眉飞色舞，谈天说地。”
    这时，陈华问：“戴先生，你给我订的是那一家饭店? ”         戴笠说：“陈华! 我先陪侬到我的摊头去参观参观! ”   
    陈华听了心想：“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要向我炫耀一下他那富丽堂皇，警卫森严的中国第一所特务机关。”
    陈华回忆说：“汽车开进了城门，穿街过巷，转弯抹角。层然转到了一条比上海弄堂还窄的鸡鹅巷。一到五十三号，两名卫兵立正敬礼。汽车直开进去，原来这老式三开间的简陋平房，就是军统局第二处的办公室、戴处长的公馆，外带一个汽车间。家、办公厅、车房和职员、卫士寝室，全部挤在一起。”
    进了客厅，戴笠的母亲蓝氏和妻子毛秀丛已等候多时了，陈华恍然大悟：“原来他所要炫耀的，竟是身穿英格兰风衣，满身珠光宝气的我自己! ”
    其时，戴笠“神采飞扬，声音宏亮”地介绍说：“这位就是——我时常提起的杨太太! ”
    陈华回忆说：“蓝氏老太太满头白发，头上箍了一道黑布抹额。她和戴太太一样，穿一件全新的蓝面阴丹司林布棉袍，扎起裤脚，足下一双棉布鞋。戴笠的母亲和妻子，一见到我。似乎相当局促。婆媳俩都有点儿坐立不安，手足无措。”
    陈华见状，赶忙伸出手去打算跟他们握手，同时说：“不曾想到戴先生要我先来拜望老太太、戴太太。连一眼眼末事都嘸末带（连一点东西都没有带）。”
    陈华说：“我说的是一口上海话，相信老小两位戴太太，一定能够听得懂。可是，她们两位却一径都在闪闪缩缩，嗫嗫嚅嚅，连一声杨太太也没有叫出口来。”
    陈华十分尴尬，“讪讪热热的把右手缩回”，这时戴笠马上代他们道歉，并用江山土话说：“我娘搭我女人才是乡下人（我娘和我太太都是乡下人），平时很少见客。连握手的规矩也不懂，真是抱歉已极! ”
    陈华回忆说：“接着，他自己倒是殷勤周到，来了西洋式的礼貌。一面‘请坐请坐’，叫卫士给我奉茶。一面又忙着要给我摘围巾，脱风衣。我却偏偏在这个时候，看见戴太太微微抬起头来瞟一眼。眼神里彷佛有点儿看不惯，误认为戴笠对我‘亲热’得过了头。我马上就一个闪身，避开了戴笠搭上我肩头的两只手。”
    陈华“装做若无其事”地说：“老太太和戴太太都拜望过了。戴先生，请你替我叫部车子，我要到饭店去了! ”   
    戴笠“忙不迭”地接口说：“不忙不忙，我娘搭我太太老早准备好了。请杨太太赏光，就在这里吃一顿家常便饭。”
    接着，戴笠又“极力推荐”说：“杨太太，你平时山珍海味吃惯了，难得吃一趟我们江山的乡下小菜。我们今天是特别加菜啊! 有红烧猪肉，红烧牛肉，还有从江山特地运得来的腊肝。把整片猪肝挂在仙霞岭的一道峡口上，那边夜里的山风大得吓坏人，一夜之间就把生猪肝风干了! ”
    陈华说：“我的心里却感到很不自在。虽然满口称谢，还是极力告辞。戴笠无可奈何，大声的叫车夫再把车子开出来。我一再声明不要他送，他却双手把我扶到车上，自己再挤进车来，往我的身边一坐。”
    戴笠并没有给陈华预定旅馆房间，而是接到了“一所二层楼的花园洋房”。     
    陈华回忆说：“早在上海，我就听说过不少戴笠的风流韵事。因为他常年奔走南北，工作实在太忙。他没有时间谈情说爱，对于男女之间，就只好就近取材，速战速决。在他本身来说，固然他有需要迫切，不得而已的苦衷。但是对于他的对手方，那就会造成莫大的伤害，无穷尽的后患了。”
    因此陈华经常劝戴笠：“要白相（玩之谓也），什么女人都可以，但是必定要人家心甘情愿，最好不要动人家的太太。这样做不但伤阴德、树仇敌，自家也会一辈子不得心安。”
    陈华还以“好朋友、情同兄妹的立场”，对戴笠说：“俗话也说：‘男想女，隔重山。女想男，隔重单。’以你的权势和地位，找个双方情投意合的女孩子白相相，应该是很容易的嘛! ”
    陈华说：“弄不清楚他是否听了我的劝，在民国二十四年前后，他倒是有了个比较长期一点的女朋友了。一个是和乡下人太太常相‘乌面’（戴笠的江山家乡俗话，意思就是避不见面）的好色英雄，一个是名门闺秀，待字闺中的多情湘女。而根据我所获得的情报，他们俩就在南京一处高官住宅区里同居。”
    有鉴于此，一进屋，陈华就问：“罗二小姐呢? ”
    陈华回忆说：“他料想不到我会有此一问，侧脸望望我的神色，晓得这一件事是绝对瞒不过去了。当时就支吾其词的回答我道：‘罗嘛，她老早就不住在这里了。’”
    陈华回忆说：“我只是为罗二小姐觉得可惜，明眉皓齿、摩登时髦的她，果然又成为戴笠的另一位牺牲品了。再也想象不到，第二天她便在戴笠那幢洋房的花园里，和我大拍其照。而担任摄影师的，居然就是戴笠。”
        就在当晚，戴笠对陈华展开了“攻势猛烈的追求”。
    当天晚上这顿饭，陈华吃得无比“气闷”，她后来回忆说：“没有江山保安村的特产腊肝，也没有戴老太大的拿手好菜酸菜烧豆腐。那一天晚上，我和戴笠在他藏娇的金屋中共进晚餐。据他说那是因为招待我的缘故，特别又特别的加菜。但是小菜都是他勤务兵烧的，我实在吃不出来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吃着饭，戴笠忽然“兴冲冲”地指着他的酒柜说：“要喝点酒吧? 我这里也有几瓶名牌的洋酒。”
    陈华回忆说：“我心里尽在想他母亲和他太太当时的心情，那里还提得起喝酒的兴趣。”于是说：“不必了! 你量大，我量狭。这样喝法有什么意思? ”
    陈华说：“他一向都是很尊重我的，我说不喝他就不喝。”
    这时，陈华对戴笠做出了一个极为精当的评论：
    “戴笠一生效忠领袖，奔走国事。同时也因为他出生在浙江、江西、福建三省交界地带的浙江江山保安村。那一带地瘠民贫，他又自小流浪，也不知道吃过多少苦头。对于饮食男女，他只是本能的着重下面的两个字，饮食方面可以说是有什么就吃什么，一辈子都没有讲究过。”
    “对于饮食男女，他只是本能的着重下面的两个字”——戴笠成名已垂80年，死了也65年了，这么多年来，写戴笠的书可说汗牛充栋。然而，无论说他好也罢、歹也罢，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把戴笠看得这么透彻；没有哪一位史家，能比得过连字都不识一个的陈华。
    陈华自称是戴笠的知己，就凭这一句评论，陈华没有吹牛。
    陈华说：“所以那一天晚上他面对着满桌的焦鱼肥肉吃得津津有味，简直就像狼吞虎咽一样。嘴里头塞满了菜，还在向我一伸大拇指，眼巴巴的盯住我问：‘那能? 今朝格小菜不错吧？’”
    当天晚上的对话，章君榖原汁原味地完全用陈华的上海话记述下来。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怎么样，今天晚上的菜不错吧？”
    心事重重的陈华听了反问：“老太太跟侬太太格小菜，难道没有侬格位勤务兵烧得好? ”
    戴笠是绝顶聪明的人，知道陈华以此在对他进行“讽喻”，于是说：“除非看公事忘记了时间，平常我很少在家里吃饭! ”
    接着，戴笠“匆匆的把最后一口饭咽下，再目光闪闪，一双大眼睛像喷出火来似的”看着陈华说：“何况，今天是我头一次接你来家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聊聊! ”
    即使再不敏感的人，到了此刻，也能感受到那种浓厚的暧昧气氛了，何况是14岁就周旋在男人堆里的陈华。
    陈华回忆说：“他亲自领路，带我到为我准备的卧室。一进房门，我就情不自禁的在想，他这个人，真正算得上是心细如发，神通广大! ”
    陈华说：“除了面积不宽，格局较小，那间卧室的布置跟我上海杜美路家中一模一样。我日常所需的用具不但应有尽有，连梳妆台上琳琅满目瓶瓶罐罐的化妆品，也是我平时惯用的厂牌。”
    这时的戴笠，当然已经看穿了陈华心中的赞许，他“用特别柔和的声音，得意洋洋的说”：“一件件的看在眼睛骨里，再一件件的去替侬买得来! ”
    陈华感动地说：“要一位大男人去买格种女人的化妆品，到真正是难为侬了! 难的是又有英国货又有法国货，我根本就叫不出名字来! ”
    陈华回忆说：“他又在热情洋溢的告诉我说：替我买这些化妆品的经过，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也就在这个时候，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走向一张单人沙发去坐下。”
    这时，陈华感到有必要给戴笠“降降温”了，她说：“侬说侬平常顶顶注意我的每一件事，偏偏只有格桩侬没有注意到！”
    戴笠听了，“紧张的从沙发里跳了起来，一迭连声的质问”：“那一桩，那一桩? 侬倒说说看，侬有那一椿事体我不曾留意到? ”
    陈华打开自己的化妆箱，对戴说：“我每次出门，化妆品都是带齐了的。雨农，你为我费的心力我真要谢谢侬。只不过，我刚才就在想，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送给你的太太，真不知道她会高兴成什么样子呢？”
    戴笠听了，“脸色马上就阴沉下来，冷冷的回答”道：“她一生一世就没有用过化妆品! ”
    陈华决定“再作一次努力”，遂“走近他的身边柔声的说”：“从前在乡下头，可是现在已经到了首都南京，又是当朝顶红的官太太喽! ”
    陈华此举，给了戴笠绝大的误解，陈回忆说：
    “过去两三年交往，我从来没有这样自己走过去接近过他。可能是他会错了意，也很有可能是他一时冲动。那天晚上他根本没有喝酒，可是我却看见他的脸孔一下子就胀红了起来，而且越来越红，呼吸也越来越急促。他原本就有长时期不曾医好的鼻荨，呼吸愈急便愈见鼻塞，这时候两只鼻孔竟然像是直在喷气的火车头。我已经想象得出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正想搭讪离开。”
    这时，戴笠“却突然之间双手一摊”，“做了一个想要把我抱进怀里的姿态，终于说出了我顶顶担心的那一句话”：“哎呀陈华! 我邪气爱侬! ”（陈华，我非常非常爱你。）
    陈华回忆说：“我大吃一惊，连连倒退。眼望着双手仍旧伸摊，鼻窦呼呼直响的他。我先呆了一呆，再定定心神。亏得我一生命苦，像这种场面，我已经经过得够多了。尤其是戴笠，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真可以说是摸得熟透熟透，了如指掌。我明知道在这种情形之下，只有一盆盆的冷水猛浇下去，才能一下子将他浇醒。因此我不惜狠下心来，紧绷着脸，声声反问他道：‘侬爱我啥格末事? 人都是一样的人，女人也都是一样的，侬为啥要爱我吨? ’”
    听了陈华的话，戴笠“还在摊开双手，直迫过来。涎脸笑着回答我说”：“侬漂亮! ”
    陈华见状，退了两步，“都快要靠近窗户边了，心里真有点动气”，于是“扳起面孔正告他”：“漂亮不会得碍事体格! 侬随便啥人都可以爱，就是不能爱我! 我不会得给你爱的! ”
    陈华回忆说：“我已经斩钉截铁的回绝了他，他还不死心。居然学起外国电影上的风流小生范伦铁诺、老小范朋克，双膝一弯，跪在我的面前。而且还两手交握，做丁一个相当时髦的求爱姿式。一脸诚诚恳恳的在向我倾诉：‘陈华，侬晓得吗? 当年我一见到侬，我就爱煞了侬，侬是我一生一世，所见到顶顶漂亮的女人! ’”
    陈华见状，不禁怒气勃发。她回忆当时的心情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就算我这黄埔滩上的女流之辈也懂得。他在我心里面的好印象忽然之间消失了，我很生气。不是为我，而是为他。我被他气得胀红了脸，不顾一切的高声一叫：‘你不配嘛! ’”
        戴笠听了，自是大吃一惊，他依然跪在地上，“仰脸向上，茫茫然的”望着陈华。问道：“我不配? 我有那点不配? ”
    话说到这个份上，戴笠还在纠缠不休，陈华知道不放“狠话”是不行了，于是，她“不惜翻脸的喊叫着”说：
    “侬那能不想一想? 你有啥个好? 官侬嘸末啸天大，相貌侬也嘸末伊好! 鼻头侬又有毛病格! 七窍侬已经塞脱了两窍! 我为啥要跟你搞七捻三，格末将来连个见面格时候才嘸末吨。我吗是搭侬扎个朋友，侬要弄清爽！”
    （你怎么不想想？你有什么好？官没有杨虎大，长相也没有他好。鼻子还有毛病，人生七窍，你堵了两窍。我为什么要跟你胡来！搞得将来连见面的余地都没有了。我就是跟你交个朋友，这一点你要清楚！）
    许多年之后，陈华回忆她当时的心态说：“我这一番话，重点在于：‘我要跟你上了床，将来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这是我的苦衷，也是他过去几年里，到处留种而绝不留情的铁的事实。但凡给戴笠搭上过的女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几度春风，然后就挥之而去。像当年的两大影后，一位红遍大江南北的同人之妻……以及我明明知道当时就住在那幢洋房里的罗二小姐。”
    这一大顿排揎，自戴笠执掌特务处之后，恐怕从未有过，如同晴天霹雳，把戴笠劈晕了，眼泪都劈出来了。陈华回忆说：
    “提起我的丈夫杨虎，戴笠居然会呵哩呵落的哭了起来，他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说：‘陈华! 杨啸天做了交关对不起侬格事体，我一想起就为你抱屈。’”
    陈华回忆说：“虽然我对他疾言厉色，施以当头棒喝。一泼泼的猛浇凉水。甚至于连天下女人他都可以爱，唯独我还要和他共事，合作，继续交往，所以绝不能和他‘接于男女之私’的话都明讲出来了。像他那样绝顶聪明的人，居然也会不但听不进，而且还会‘色今智昏’，哭、笑、跪、求……把他给我预备的那间卧室，闹得天翻地覆，一塌糊涂。”
    最后，陈华看实在无法收场，于是“只好猛力的把他推开，狠狠的说了一句重话”：“哎呀! 侬格样简直是恶色无赖嘛! ”
    听到这句话，陈华说：“这当头一棒挨得够重。戴笠终于像斗败公鸡似的垂头丧气了。我看看他那副狼狈的样子，又有点觉得于心不忍。因而就补上聊以安慰的一句：
    ‘我不值得侬格样子嘛!  ’” 戴笠听了，“整整衣服，一脸苦笑，神情尴尬的回答”说：“侬倒是狠格! 我一生一世嘸末碰到过格样格钉子，就是今朝碰着侬格头一个钉子! ”
    陈华知道，这场风波终于过去了，于是缓和一下气氛，说：“侬碰碰也会惯格，要是侬不碰这个钉子，侬那能晓得成功不成功呢? ”
    两人遂分手，陈华送戴笠出门之前，“意味深长的对他表示歉疚”说：“雨农，我不值得侬格样爱法，爱啥格末事? 啥个末事值得侬爱，侬倒是要搅搅清楚! ”（雨农，我不值得你这样爱，爱谁？什么人值得你爱，你应该搞清楚。）
    许多年以后，陈华在回忆录中说：“说起来这也许是我和戴笠的天生孽缘。相识十四年来，纵然他对我多方追求，苦苦纠缠。我对他也唯命是听，出生人死。军统局早年受过训的高级干部，他的得意门生们，一开口就喊我师母，东洋人也明说我是戴笠的‘情妇’，几十年来几乎人人都认定我俩之间俨若夫妇。而我和戴笠也几于无所不为，无所不至。但是一开头我却抱定了宗旨，一定要跟他不及于私。这完完全全是因为我对戴笠白相女人的那一套太清楚也太了解了! ”
    次日一早，“雨过天青，万里无云”，叶霞翟来接陈华，带着刘戈青等 9人去“谒陵”。这 9个人是：刘戈青、李福让、杜白山、吴贞、叶玉郎、徐铭德、杨启源、周马岱、苏振通、白寿宁，都是暨南大学毕业生。陈华说：
    “这九位早期特训班的高材生，大都有大学毕业的学历。都是当年凤毛麟角一样的青年才俊，也都是戴笠一生最赏识、最重用的一批地下工作英雄，所以他才亲热的把他们称为：‘我的九个火车头。’”
    陈华回忆说：“我和叶霞翟，带了戴笠的‘九个火车头’。分乘三部汽车，一路浩浩荡荡，开到了中山门外的中山陵。……谒陵、宣誓效忠，再欢天喜地的同回南京城里，总算完成了戴笠托付给我的一件正事。”
    正事办完了，回到戴笠的豪宅，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在等着陈华。陈华回忆说：
    “回到那幢花园洋房，出乎我的想象之外。戴笠彷佛换了一个人似的，满面春风、容光焕发。他领着一位亭亭玉立、眉清目秀，穿着一身当年新款时装的年轻小姐。从客厅里直迎出来和我相见。”
    不等戴笠介绍，陈华开口就喊：“罗二小姐! ”罗二小姐“很文静，也有点腼腆，依偎在戴笠的身边，神情有些诧异的问道”：“杨太太，你! 你以前看见过我? ”
    陈华回答说：“没有，倒是我见过令妹一面。那年我到青岛，承蒙她和傅秉常先生，一道到飞机场来接我。”
    陈华在回忆中解释说：“罗二小姐的妹妹，就是当年鼎鼎大名的罗三小姐。长身玉立，风情万种。在青岛那么大的地方，压倒群芳，一向有‘青岛妹’的雅号。她和罗二小姐同是湖南的名门闺秀，后来嫁给了民初四大公子之一，浙江督军、淞沪镇守使卢永祥的长子卢筱嘉。”
    陈华回忆说：“又见戴笠，我的心里难免有点生气。而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罗二小姐，也必定会晓得昨天夜里发生过什么事情。亏得戴笠经验老到，运用自如。他有把握让我们这两个女人公然见面，还得有说有笑的玩在一起。”
    陈华说：“他一开口就一厢情愿的要我们合拍小照。地点，就在两间卧室和一间客厅的后面，一座有花有树也有草皮的花园里。时间是在午后，长江三大火炉之一的南京天气转热，他要我们脱去外衣，一色的穿短衫长裤。头一张，我和罗二小姐的距离比较远。我一面孔的不高兴。她呢，大概也是心头打翻了五味瓶，不晓得是什么滋味! ”
    这时候，就见得戴笠的本事了：“但是戴笠却有燮襄阴阳，调和鼎鼐的宰相能耐。不时的说、逗、学、唱，妙语如珠。用不着多少功夫，他就把我们逗得笑逐颜开，一无芥蒂了。于是，我们俩就像一对姊妹，拍照的距离越拉越近，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欢。先叉手，再挽臂。然后就是她坐我站，相拥相搂。甚至于她还学他的样，双手拉开裤裙来故作明星谢幕状。”
    拍完照片，陈华准备告辞回南京，戴笠自然要“苦苦的挽留”，最后陈华只好说：“你不派人去给我买火车票，我就打电话，叫车夫把我的车开到南京来。”
    这样，陈华总算脱身、结束了这趟尴尬南京之行。陈说：“去是去得成了，却是我没有想到，这仅仅是我和他十四年里纠缠不清的一个开端。”
    1936年，刘戈青等人从杭训班毕业，准备参加毕业典礼，陈华也被戴笠邀请出席。她回忆说：“民国二十五年，我三十岁了。正好碰到南京、杭州两个训练班结业。二十一名学员集中到杭州镇雄楼举行毕业典礼。毕业之前，照规定要填报介绍人是谁。结果刘戈青他们九个火车头，填的统统是杨太太。上级大为诧异，问他们杨太大到底是何方神圣，怎么二十一名学员倒有九个是她介绍的? ”
对此，刘戈青等人回答说：“杨太大就是陈华女士，她不但介绍我们九个人来受训，连陈教官也是她说服过来的。”
    在毕业典礼，还发生了这样一段插曲，陈华回忆说：“戴笠把我请到杭州，看他们演戏、聚餐庆祝。当时我三十岁生日已过，刘戈青他们九个火车头，曾经当众一致起立，用白开水敬‘陈华先生长命百岁。’”
    陈华说：“因为特工组织一向只有直的领导，不许有横的联系。九个人一齐举杯，触犯了他们的大忌。上级把九个人叫去一问，谁也不肯说是为什么原因。因此九个人全部关了禁闭。”
    戴笠将陈华送回上海，回来再找“九个火车头”，一问说是关起来了。戴笠亲自去禁闭室了解情况，刘戈青等说明原委，戴笠听了哈哈大笑说：“杨太大过三十岁生日，连我都赶到上海去喝她的寿酒，这又有什么可关的呢? ”
    刘戈青等人这才给放出来，分发工作。     
    陈华颇为自得地说：“从此我在军统局高级干部之中闯出了名号，民国二十六年抗战爆发，戴笠安排我避难到香港，早期训练班的主任、教官，纷纷的要叶霞翟陪他们来见我。李崇诗、王新衡、龚仙舫等，就是在这一段时期认识的。”
    刘戈青、苏振通等人，都被分配到上海工作。在沈醉的回忆录中，曾多次提到这两人，但是他把刘戈青的名字误写为“刘果庆”，看来他们俩不是太熟。沈醉说：
    “当时闹事最多的真茹暨南大学，特务人员除了在附近开有一个咖啡店从事掩护活动外，一些南洋回国的华侨学生被吸收当了特务。这些学生当时虽然还在读书，却已身佩手枪到处乱闯，经常掏出手枪来威吓人。后来杨虎的一个姨太太还把这个学校的十多个华侨学生如苏振通、刘果庆等介绍给戴笠，送到杭州警官学校特训班去受训练，成为军统的基干分子。”
    到刘戈青等人进入上海区的时候，区长是王新衡，他增设了两个情报组，其中一个组的组长就是刘戈青。
    苏振通则是沈醉的老部下，一加入上海区，就在由沈醉负责的法租界情报组，当特务处掌握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之后，苏振通曾被派进去搞公开工作。此后上海沦陷，沈醉被派到临训班总务处当事务股股长，苏振通仍在他手下当股员。
    刘戈青则留在了沦陷后的上海，乔家才说：“刘戈青分发到上海工作，先后跟王新衡、梁干乔、周伟龙，一直担任行动工作。” 现在，刘戈青又迎来了他的新上级——王天木。
    王天木听陈明楚介绍了刘戈青的情况，很高兴，经他亲自去会见刘戈青，十分满意。回来以后，他对陈明楚说：“刘戈青很不错。我看他虽是一个白面书生。却有坚毅气派，连我的胆气也壮了不少。”
    新来的王区长居然亲自来看自己，刘戈青也很意外，对比原来高高在上的周伟龙，不禁平添了几分好感。
    这天，刘戈青接到王天木的通知，约他到某处见面。刘戈青按照地址去找，原来是一家“么二堂子”（妓馆），刘戈青从未踏足这种地方，很奇怪，心想区长怎么会找这么个“蹩脚”的地方见面。进去一看，王天木还真的在里边，腿上还坐着一个“趟白”（姑娘）。
    王天木一见刘戈青，马上说：“老弟，你来啦，请坐请坐! ”同时招呼说：“快些给我老弟找一位年轻的姑娘。”
    这是王天木的拿手好戏，当年就是这么带陈恭澍的。乔家才说：“这一套把戏是王天木的政治哲学，惟有在这种场合，才能打破长官和部属的阶级观念，才能无拘无束，彼此赤裸裸地露出本来面目，可以谈知心话。从此以后，刘戈青一方面体念王区长为工作要求，才这样做，一方面也着实感激王对待他这样好，就成了王区长最心腹的同志。”

    按：在这里，“阶级”指“上下级”，与我们习惯中称的“阶级”不是一回事。

    某次，王天木与刘戈青等人在一家舞厅谈工作，刘看见进来一个女孩子，像是在与舞厅方面接洽来做舞女的事。
    这个女孩子穿着极为朴素，看外貌气质，也不像是做舞女这一行的。刘戈青觉得挺奇怪，就邀请她伴舞。“走进舞池，刚一举步，她就哆嗦起来，哆嗦得非常厉害。”
    刘戈青问道：“小姐! 怎么一回事? ”那姑娘说：“美高梅大舞厅约我去当舞女，今天来这里试试看，因为初次伴舞，心里慌得很。”刘问：“你现在干什么工作? ”
    “在大新公司毛衣部做店员。”刘又问：“那么店员不做，为什么又想干舞女呢? ”   
    “大新公司的待遇很薄，我母亲生病，欠了一些债，年关迫近，一时还不清，舞女的收入比较好些。我是明德女中高中毕业，我会说英文，所以美高梅舞厅的老板邀我去当舞女，说我一定会有很大进账。”
    刘听了，好意劝道：“还是不干舞女好，明天去看你，好吗？”说着，刘戈青掏出一把钞票塞在那女孩子手里，劝她立即回去。那女孩子当然非常感激，走了。
    次日，刘戈青为了印证那姑娘是否说了实话，特地与王天木一起去了大新公司，果然在毛衣部看到了她，于是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     
    “我叫陆谛，先生贵姓名? 贵干? ”刘戈青编了个假名：“李萍! 当工程师。”闲扯了几句，就走了。
    陆谛长得非常漂亮，尤其是一双眼睛极大而有神。看她的照片，与今天的任何一位顶级艺员相比，都毫不逊色，且气质高华尚有过之。由于她是卖毛衣的店员出身，因此大家给她起了个绰号叫“羊毛西施”。
    日后，这位“羊毛西施”，还会与刘戈青有一番奇遇。
    再说陈明楚，为王天木拉过来刘戈青，王十分高兴，随即将上海区书记郑修元贬为外勤，以陈明楚接替。此举，埋下了上海区日后的一大祸根。
    陈恭澍说：“王先生接长‘上海区’后，也许是操之过急，未循例向上级请示，就径自大幅度调整人事，并将区部书记郑修元兄调为外勤，而以助理书记陈第容（明楚）接管书记业务。同时，在若干措置上亦未能取得副区长赵理君先生以及大部份外勤单位主管的合作，乃致内部纠纷迭起，甚至遭到若干工作同志的杯葛。”
    这天，王天木叫来刘戈青，心情沉重地说：“老弟，戴先生要我去香港，你知道，此去凶多吉少，说不定我们从此一别，不会再见面哩。”
    刘戈青不知就里，说：“不会这样严重吧? 我一定替你干一两件漂亮的工作给你壮壮行色，见了戴先生也好有所交代。”
    王天木要的就是他这句话，马上说：“真的吗? 老弟! 你要知道，你过去做的许多工作，赵理君都没有向上面报过，都成了他自己的功劳，他把咱们兄弟欺负扁啦，你也应当争回这口气来。”
    刘戈青慨然道：“干是不成问题，我留在上海就准备随时成仁。问题是枪枝太少，运输太困难，我们埋在地下的那些家伙，恐怕都不好用了? ”
        王天木说：“这个不成问题，找林之江来。”
    林之江，1905年生，浙江温岭人，军校六期毕业。
    林之江也是上海区的老人了，沈醉曾回忆说：“上海区所掌握运用的公开特务机关，最主要的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这个大队交给军统后，第一任大队长吴乃宪是单人匹马去接任，直到第二任大队长翁光辉去了以后，戴笠才派我和程慕颐、林之江、倪永潮四人去当督察。”
    这四人当中，程慕颐、倪永潮，都是杭州特训班甲班学员，与张毓中、毛森都是同学，其中的倪永潮与张毓中还是好友。
    林之江其人，比较爱“搂钱”，据沈醉回忆，他刚刚去当“督察”时，某次，发现抽屉里有一个红信封，写着“请笑纳”，里边放着 200元钱。沈醉说：
    “我很奇怪，忙去问大队长翁光辉是怎么回事？他笑了一下，说不知道。我便责问那个照料办公室的勤务兵，谁把这东西放在我抽屉里。他满不在乎地回答我说：‘有人送钱给你，不要就算了，还发什么脾气。’”
    沈醉说：“我和林之江的办公桌是两对面，我常看到他打开抽屉，面带笑容地把东西装进口袋。”
    林之江也是搞行动的，前面所述，1938年 3月 7日，周凤岐在寓所口被刺身亡，就是林之江的杰作。
    上海区的枪枝统归林之江管理，因此，王天木找来林，责成他提供刘戈青所需的武器。林一口答应：“你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来拿。”
    分手之际，王天木对刘戈青下达了任务：“如果你老弟能够把陈箓干掉，我想对民心士气必能大为振作。”刘戈青说：“你放心去吧! 我一定用全力达成这项任务。”
    接到任务以后，刘戈青就开始调查陈箓的情况，陈箓，1877年生，福建闽侯人。
    陈箓是中国最早的那批外交家之一，毕业于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学法语的。1907年毕业于巴黎大学法律系，回国后进入清政府外务部。
    民国成立以后，陈箓进入外交部，后被派到蒙古当外交官，在此期间，陈箓还写了一本《蒙事随笔》，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回国后，陈箓任外交部次长。此后，外交总长陆徵祥赴法国出席巴黎和会，以陈箓代理外交总长职位，
    1920年，陈箓任驻法国全权公使，一干就是 8年。1928年，“二次北伐”胜利，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京政府的法律地位，陈箓的公使亦被“拿下”，由高鲁继之。
    陈箓从此蛰居上海，1938年，“维新政府”成立，赋闲整整十年的陈箓终于有机会“重操旧业”了，遂出任伪政权的“外交部长”，其子陈友涛则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
    陈华说：“当年陈箓，可以称得上天字第一号的大汉奸。七七事变枪声一响，东洋人贪心不足蛇吞象；一口气实在吞不下去，这才用上了以华制华的毒计。拉拢大小汉奸，当他们的鹰犬爪子。在北平，抬出了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组织伪政府。在南京，正想把段祺瑞的秘书长梁鸿志捧上‘维新政府主席’的宝座。但是梁鸿志躲在上海虹口迟迟不敢上台，于是东洋人便怂恿另一位北洋旧官僚陈箓，当上一名伪新政府的外交部长。打算用他做梁鸿志的后台，跟王克敏搭上线。”
    陈箓的家，住在上海法租界愚园 668弄25号，“一边是静安寺路的巡捕房，一边是意大利营房，一边是日本人的一个什么机关。这种地带，平时带上枪枝要想走进去，都很困难，莫说下手行动。陈箓的门口有一个岗亭，站着一个保镖，弄堂两头各有一个保镖，门外一共有三个保镖，相当严密。想下手刺杀陈箓，接近他的住宅，都不很容易．何况登堂入室。”
    经过调查，刘戈青发现一条线索——陈箓的儿媳妇是张学良的妹妹，因此，过去跟过张学良的几个东北军卫士就做了陈箓的保镖。
    陈华说：“而当时陈箓也在犹豫不决，怯于登台亮相。此所以东洋人拼命给他壮胆，拨给他二十名高级保镖。其中包括东洋剑道高手，还有几名张少帅张学良身边弹无虚发的神枪铁卫，其中居然会有一位当过国父孙中山先生卫士的东北豪杰刘海山! ”
    凑巧，刘戈青与刘海山是朋友，陈华说：“（刘戈青）鼓其如簧之舌，晓以大义，说服了曾任国父保镖的刘海山。”
    当时刘戈青是这么说的：“海山先生! 现在汉奸们这样胡闹，太不成话了。我们就任由他们去胡闹，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吗? ”
    刘海山当然知道他的用意，于是很痛快地说：“老弟，只要你有种，敢干哪一个大汉奸，我刘海山总陪你老弟显显身手。”   
    刘戈青问：“你能找到一张陈箓的住宅图吗? ”
    刘海山说：“容易的很，我可以找张国卿想办法，他现在是陈箓的保镖，举手之劳，就可以画出来。”刘海山当即去找张国卿：“老弟，你能画一张陈箓的住宅图吗? ”   
    张国卿也很明白，当即问：“大哥! 你要这张图干么? ”跟着又说：“咱们东北同乡有好几个人是靠陈箓生活呀，你知道吗? ”
刘海山晓以大义：“老弟! 放心吧! 国家不会亏负咱们弟兄的。咱们为了生活，来保护汉奸，你觉得光荣吗? ”
    张国卿也跟过张学良，于是说：“大哥! 一切听你的，只要你吩咐一句话，要兄弟干什么，俺就去干什么。”
    地图有了，刘戈青又去召集同事，准备动手，他找了朱山猿、平福昌、尤品三、谭宝义、徐国琦等人。这几个人都是临训班学员，因形势吃紧，不等毕业即提前分发上海区工作。
    行动的时间，就定在1939年 2月18日，这天是除夕，刘戈青决定让陈箓“过得了三十，过不了初一”。
    当天一早，他去找刘海山了解陈箓的行踪，刘说：“张国卿告诉我，明天过年，陈箓今天下午三时由南京回家，过年祭祖，七点钟吃年夜饭。大家忙着过年，谁还注意咱们要干什么呢? ”
    说着，刘海山一拍胸脯：“老弟! 你放心，我陪你一道去。” 定了晚上行动的时间，刘戈青即去找林之江领取武器。
    令人意外的是，在这样紧要的关头，不知何故，林之江居然躲了起来，失踪了，刘戈青气得咬碎钢牙，恨不能宰了林之江。
    这时，林之江的太太见刘戈青发狠，怕他一时暴怒干出点什么，赶紧告诉刘，说“林床下还有十四发子弹”，总算把这位要命的瘟神给打发走了。
    刘戈青拿上子弹，又去找临训班学员朱山猿，把原来埋藏在地下的三支枪取了出来，由于保护不善，已经生锈，能不能用很难说。于是，刘戈青准备了斧子和锯子，准备届时把陈箓的脑袋割下来。
    当天下午，陈箓从南京回到上海家里，准备吃年饭。乔家才说：
    “刘戈青选定吃晚饭前，沿途巡捕和保镖快要换班的时候去，因为这个时候，当班的保镖已经站了很久，精神已经疲惫，注意力也松懈了，是最好的时机。刘戈青的运气真好，这一天下午下着毛毛雨。天气特别冷。他们先在靠近愚园路的沧州饭店集合，接着刘戈青领头，刘海山紧跟在后面，快接近愚园新村，他们看到三个保镖集拢在岗亭里面避雨、抽香烟，正在聊天。”
        乔家才说：“刘海山够得上是个老行家，看见情况这样有利，心花怒放，从刘戈青手中夺过那枝生锈的手枪，动作利落迅速，一个箭步，跳到岗亭前面，枪枝指着三个保镖不准动。刘戈青赶紧上去，从保镖的身上取下三枝手枪，这个时候，他们才算有了真正可以使用的家伙。刘海山监视着那三个保镖，并且在门外掩护他们。”
    刘戈青等从后门进入陈宅，路过厨房时，发现内室的保镖正与娘姨们调笑，当即将其制服，派人看守。
    刘戈青、徐国琦冲进客厅，一眼看见陈箓，正在准备祭祖，徐不够冷静，抬手就是一枪，这下，刘戈青的“割头”计划就来不及实施了。“陈箓听见枪声，拿起一只椅垫遮住脸面和胸部。时机演变得非常迫促，刘戈青不敢怠慢，赶紧冲进客厅，给了陈箓两枪，眼看他倒下去椅垫掉在一旁。死了。”
    刘戈青取出预先准备好的标语：“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共除奸伪，永保华夏”等等，放在陈箓的尸首上。
    这时，陈箓的儿子陈友涛听到动静，下楼来看个究竟，同时朝客厅里开枪，刘还击三枪，同时下令撤退。
    乔家才说：“楼上的保镖们想封锁弄堂，由楼上向弄堂里射击。可是这些家伙非常怕死，不知道来了多少人，个个像只活乌龟，头缩回去，不敢伸出窗外。枪都打到对面，自然形成窗户下面一条死角，刘戈青几个人紧贴着陈箓住宅的墙边往外走，安全退出弄堂。四邻听到枪声，还以为陈宅除夕放爆竹呢。”
    刘戈青回到家里，换了一身笔挺的西服，随即找了个舞厅去跳舞。乔家才说：“（刘戈青）找了一张人不注意的椅子坐下来。他叫舞厅的茶房说，从五点钟等到现在，连一位小姐都找不到。他同舞厅的人很熟，年除夕跳舞的人特别多，都以为他是五点钟来的，没有一个人怀疑。他这样做，为的是把他的时间证人做好。然后在舞厅跳了一整夜舞。”
    等刘戈青出门时，已是大年初一，满大街的报童都在叫卖号外：“二十员保镖随身护卫，巨奸陈箓终登鬼箓”、“双枪将貌似韦陀，溅血花老贼送命”、“中咽喉一枪毕老命，美少年堪称神枪手”等等。
    乔家才说：“在二十个保镖保护之下，大年除夕，大汉奸居然被抗日英雄杀死，上海的大小汉奸没有一个不吓得惊心动魄，魂不附体，真正收到杀一敞百的除奸效果。反过来看，爱国民众，人人称快，增加了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大美晚报上把刺客形容成神枪手，因为有一粒子弹正好击中陈箓的咽喉。”
    得到刺杀陈箓成功的消息，戴笠非常高兴，当即令刘戈青等所有参与行动的人员，包括刘海山、张国卿在内，一起到香港接受嘉奖。
    其时，陈华也在香港，她回忆说：“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第二天，报上登出消息，我问戴笠：这一次，中日之战会不会打起来? ”
    听了陈的话，戴笠“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但会打起来，而且，一定是长期抗战” 陈华听了，“当时就做了决定”：“那我要走了，我想到香港! ”
    陈华说：“他一个电话打去香港，交代军统局香港站长刘方雄，帮我在弥敦道银洋台租好一幢房子。于是我就带着天鳞、华德两个孩子，搭乘轮船到香港定居。”
    陈华回忆说：“民国二十八年阴历年初，我带着一儿一女，在香港定居。会会朋友，搓搓麻将。闲来无事带着一双儿女游山玩水，逛逛百货公司。远远离开大陆上的漫天烽火，偶然也给戴笠的军统局帮点小忙。但凡他手下的高级干部，经过香港，一定会到我的寓所来几趟。带来他一封封的亲笔信；其中多半是思念与问候，当然也难免有些机密大事嘱托。总而言之，在那一段逃难时期，我的生活，过的倒也是生平从所未有的轻松自在，欢欣愉快! ”
    这天，陈华访友归来，走到自家门口，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她：“杨家姆妈! ”
    陈华回忆说：“回过头去一看，居然是当年我介绍给戴笠九个火车头之一。抗战以后，一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极获戴笠赏识与器重的小朋友刘戈青。他风尘仆仆，但却精神抖擞。”
    陈华很高兴、也很诧异：“你几时到香港来的? ”刘戈青：“轮船刚到，我一下船就来看杨家姆妈了! ”
    陈华说：“男佣人闻声开门，刘戈青跟我一道走进了客厅。在沙发上坐定，广东娘姨来奉过了茶。我用眼色示意他们下去，刘戈青这才眉飞色舞，难抑兴奋之情的告诉我说：‘杨家姆妈! 我现在有了身价了! ’”陈华问：“多少? ”刘说：“二十万大洋! ”陈大吃一惊，随即问：“东洋人肯出这么高的赏格，一定是你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刘说：“我杀了陈箓! ”
    陈华回忆说：“我当时就脱口而出，欢声大呼：干得好! ”
    陈华说：“陈箓一旦授首，不仅南京维新政府的组织势将更加困难与落后，同时必能使王克敏和他的北平群奸们以当头棒喝：让他们吓得魂飞魄散，怯于继续为虎作伥! ”
    陈箓被刺之后，日本军方悬赏十万大洋捉拿“凶手”，陈箓的儿子为报“杀父之仇”，在日本人的十万大洋之外，再加十万。因此，刘戈青说自己已经有了二十万大洋的“身价”。
    陈华说：“小朋友立大功，我当然也颜面有光。招待刘戈青在我的港寓住下，自掏腰包，亲自陪他上街，买个全身上下焕然一新回来。邀集要好朋友，大宴小聚，畅游香港，只说给他接风，并未点破缘由。那几天刘戈青是兴高采烈，得意已极。尤其是戴笠接获他平安抵港的消息，立刻就打电报来对他备予赞扬，语多勖勉，更下令一次发给五万港币的犒赏。”
    同时为刘戈青的安全计，戴笠令他暂时留在香港，不得再回上海。
    刘戈青拿着“一厚迭红色港纸”，对陈华笑道：“杨家姆妈，以前跟老板工作，总是贴的比赚的多。只有这一回，算是发了笔小财。”
    春风得意的刘戈青，与他的上司王天木恰成鲜明的对比。
    王天木与刘戈青是前后脚到的香港，见到戴笠，结果两个老朋友之间闹个不欢而散。陈恭澍说：“只听说他们曾大吵一顿，结果免去了王天木上海区长之职，仍派回天津为‘直属员’，直接与戴先生联络，一切电信则交由‘天津区’代转。至于内情究竟如何？谁也不知道！”
    “直属员”即“直属情报员”，是指一些身份比较特殊的人员、或在某个阶段能发挥特殊作用的军统以外的人士，因不便于让他们接受军统各区、站的领导，遂规定直接由戴笠或其他的指定人员与之联系，并分派任务。
    这样一来，“军统元老”王天木等于是给一撸到底，心中何得不怒。
    据陈恭澍回忆，当他因刺汪失手、回到重庆、奉命代理“局本部第三处处长”期间，曾经看到一份王天木发来的电报，其中居然有“王八蛋”的字样，陈恭澍说：“这真是少见的事。”
    陈恭澍说：“自此以后，王行踪飘忽，常往来于天津、上海、香港之间，究竟有些什么活动，是否系负有上级所赋予的秘密使命，那就无从得知了。”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因为，就在刘戈青刺杀陈箓的之后不久，一个由日本特务机关资助、由中国败类“担纲”的日伪特务机关，已经在上海建立起来，并于1939年 3月 1日正式“挂牌”运行，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七十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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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7-18 10:17

60、危机上海——军统、中统、红队、七十六号

    说到“七十六号”，就必须要说两个人，一个是丁默邨、一个是李士群。
    丁默邨，1903年生，湖南常德人。1921年，丁默邨赴上海求学，经施存统介绍加入共青团，旋奉命回到家乡常德发展团组织，后当选为共青团常德地委书记。此后，丁再次回到上海，并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丁默邨赴广东，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秘书，参加了北伐。此后，丁脱离革命阵营，适逢陈立夫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从此丁即专任秘密工作。
    1931年，丁默邨被派任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组组长，主要任务是在上海文化界进行特务活动。

    按：与戴笠的特务处一样，调查科设在上海的秘密单位，也叫“上海区”，并且也同样是调查科最大的外勤单位。原中统特务陶蔚然回忆说：“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上海，曾是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因此以反共为主要任务的中统设在上海地区的单位，在人力上经费上都是最多的一个。

    中统在一般省市的单位先称特务室，后改凋查室，在上海则为上海区。为便于开展工作，丁默邨搞了一份叫做《社会新闻》的刊物。陶菊隐回忆说：
    “七七事变前，左翼作家邹韬奋在上海主办《生活周刊》，提倡政治民主和对日抗战，颇受读者欢迎。中统也要办一个刊物来抵制《生活周刊》，就派丁默邨到上海创办《社会新闻》。这个刊物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极尽诬蔑丑诋之能事。”
    在丁默邨的手下中，就有一个叫李士群的年轻人。
    李士群，1907年生，浙江遂昌人。据李士群的同乡、也是早年好友的王念勤回忆：“李士群家世居遂昌县城青云路，其祖父李风池以开屠宰店为生，家道小康。李士群早年丧父，家业由其大叔父李金华执掌，李金华因吸鸦片，家业败落。”
    同为汪伪特务的马啸天、汪曼云则说：“（李士群）早年丧父，母亲是个农妇，家庭经济情况大约相当于中农。李幼年在本乡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到上海求学，参加了革命。”
    大约在1925年前后，李士群来到上海，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读书。李士群的朋友马世淦曾回忆起当年他们认识时的情况：“我与李士群初次相识，是1926年冬在李的同乡、上海大学同学方山的宿舍中。当时李拟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转学上海大学，先搬来与方同住。据方介绍说，李是CP（共产党员）。
    马世淦说：“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大学被蒋介石封闭，李转学没有成功，不再回美专，也没有进别的学校读书，后来当上了蜀闻通讯社记者。”
    也是在这一时期，李士群结识了他的同乡叶吉卿。马啸天、汪曼云回忆说：“其妻叶吉卿，也是遂昌人，长李二岁，叶吉卿的家庭经济情况比李好得多，李在上海的生活主要仰给于叶。”
    马世淦说：“1928年我进复旦大学读书，李的妻子叶吉卿（当时尚未结婚）和李的妹夫谢云巢（抗战时期投敌后改名为谢文潮，抗战胜利后与叶吉卿一同入狱）亦皆在复旦读书。李常来复旦校外宿舍住。此时李经济相当困难，经常向我借 3元 5元，顶多10元，有时还有时不还。后来我在上海做生意，他仍做新闻记者，曾为丁默邨主持的《社会新闻》做编辑。他常到我的茶栈里吃饭，叉麻将。他麻将牌总是赢的时候多，另外也还是免不了要向我借点钱，我也总是应付他。他有钱的时候，也邀我到他家里去吃饭。”

    按：马世淦后来成为茶商。

    马世淦说：“李于1928年起担任蜀闻通讯社记者。他对我说，此通讯社是刘湘出钱做后台老板，什么人都可以骂，只要不骂刘湘就行。并说刘湘头脑简单，梦想做皇帝。”
    许多有关李士群的材料中，都说他曾经到苏联学习，而且学的是特工，如果确有此事的话，那么就是这段时间了。不过笔者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没有切实的资料可以证实这一点。
    马世淦说：“1928年以后很长时期，李士群的名片上一直印着‘蜀闻通讯社记者’职衔，并以此身份在社会上活动。他到我茶栈来吃饭叉麻将，对我的朋友都是用记者名片的。”
    1932年，李士群被捕并脱离革命阵营，进入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为上海区的一名“直属情报员”。从此，他就不在“蜀闻通讯社”当记者了，而改当《社会新闻》“记者”。
    换句话说，“蜀闻通讯社”记者是李士群作为中共党员时的公开身份，《社会新闻》记者，则是他作为调查科特务的掩护身份。
    马世淦说：“后来李士群对我说他在搞《社会新闻》，并说《社会新闻》是由陈立夫做后台老板，钞票‘麦克麦克’（很多很多的意思）。我曾到过三马路绸业银行大楼的《社会新闻》办公室，看见过丁默邨、唐惠民、翦建午等人。这些人和李士群当时都是陈立夫在上海的CC系分子。而以丁默邨为头子。
    据马啸天、汪曼云说：“李士群投敌后，为了效忠敌人，图得高官厚赏，向共产党组织隐瞒了他投敌事实，反而伪装忠贞，推说他到CC控制的刊物去工作是一时应付环境的权宜之计，是为了革命才深入虎穴的。其实李是耍他叛徒的两面手法，想骗取共产党的信任，借此窃取党的情报，向敌邀功。李士群当时和丁默邨朝夕相处，中共地下组织为了给他一次考验，便把制裁叛徒丁默邨的工作，交给了李。”
    马啸天、汪曼云说：“李士群并不因此幡然醒悟，相反的却把党交给他的任务，向丁和盘托出。李为了继续玩弄两面手法欺骗党，不得不对此有所交代。1933年下半年，他与丁默邨熟商之后，想出了一个‘李代桃僵’的办法，杀马绍武以代丁。即或党要追究这一错误的责任时，李也可把它推到执行人员的身上，诿卸自己的责任。”
    马绍武，本名史济美，1906年生，江苏溧阳县人，军校六期毕业。史济美是调查科系统中，为数不多的军校学生之一，也是顾顺章的得意门生。
    前面说过，顾投敌之后，徐恩增令他主持培训工作，并给他配了几个助手，让他编写特工教材，不久，顾顺章就搞出了一套“特工丛书”，分为《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审理工作》、《行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等 6册。徐看了深为满意，誉为“特工圣书”。
    此后，顾顺章又办了两期特工训练班，第一期是个“精品”小班，学员只有 4个人，其中之一即史济美。
    1932年，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编为特工总部，主任徐恩曾，对外仍称调查科，并开始在各地建立秘密机构。
        11月，史济美被派到上海，成为特工总部最大的外勤单位上海区的负责人，从此史济美化名为马绍武，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特派员。
    李士群跟马绍武之间，有点“私仇”——李之所以脱离革命阵营，就是被马抓的，估计当时还多少吃了点苦头。因此，当接到党组织一次又一次督促尽快除掉丁默邨的命令后，李士群想出一条“妙计”：借党组织的“红队”杀掉马绍武，既报了私仇，又可以借此示好于丁默邨，同时也可以对党组织那边有所“交代”。
    这次，“红队”排出的执行人员，是神枪手龚昌荣。龚昌荣，1903生，广东新会县人。龚昌荣本姓李，因家境贫寒，父母将他送给一个龚姓华侨，并起名为龚昌荣。
    中学毕业以后，龚昌荣到广东江门当工人，并参加了“省港大罢工”。1925年 7月，“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纠察队，龚昌荣成为纠察队员，并接受了一些军事训练，龚昌荣的枪法就是在这个时候练就的。
    在此期间，龚昌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以后，龚昌荣退到香港，并奉中共香港市委书记邓发之命组织“打狗队”，铲除叛徒。后因身份暴露，奉命转移上海。
    1930年底，龚昌荣化名邝惠安，来到上海，进入中央特科的“红队”，并担任队长。万大鋐曾经是“中统”中研究中共的“专家”，许多年之后，他回忆说：
    “这年（1927年）秋季，党中央初回上海，这种局面仍未改变，一些无耻的败类，在马路上踱来踱去，到处追捕共产党人，对党组织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所以消灭这些叛徒、败类，成了当前急务。是年十一月，在周恩来的提议和主持之下，成立‘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简称‘中央特科’）又在‘中央特科’之下，组织一支镇压叛徒的‘红队’。红队队员都受过专门军事训练，富有斗争经验，成立后，集中力量，连续镇压了奸几个公开的叛徒。如一九二八年镇压了出卖罗亦农的叛徒何家兴夫妇，一九二九年镇压了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引起叛徒的极大恐惧。”
    万大鋐说：“顾顺章被捕转变后，中共的特务工作，由五人小组主持。这五人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潘汉年、廖程云（即陈云）及邝惠安，实际工作由赵容负责。江西苏区的射击手调到上海后，组成一支执行恐怖任务的‘红队’。队员有二十八人，队长是枪法极精的广东人邝惠安。狙击对象是中共的叛徒，和中统在上海的负责人。”
    马啸天、汪曼云回忆说：“在马绍武被杀的当晚，他正与公共租界捕房的政治部督察长谭绍良、上海市警察局特务股主任刘槐以及丁默邨等在广西路小花园一家长三堂子（高等妓院）里打麻将。当他吃完花酒，醉眼朦胧，与丁默邨从弄堂里踉跄地走出来时，与丁默邨约好在外面守候的李士群便向马一指，随即有人向马开枪，马即应声倒地，而丁默邨亦佯装倒地，装做被击的样子，以便事后为自己辩解。双手染满鲜血的 C.C特务马绍武，虽迟早逃不掉人民的惩罚，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自伙特务分子的阴谋下，做了丁默邨的替死鬼。”
    对此，徐恩增回忆说：“我派在上海工作的负责人史济美，是我一个得力的干部，于同年六月回京述职，我因上海连续出事，想到他过去的服务成绩优异，向忠发和共产国际职工会驻华代表牛兰夫妇，以及其他重要案件，都是经他设计破获的，断定共产党对他必恨之切骨，意欲调他离开上海，以避风头，但他不同意这样措置，坚持仍回到原来的岗位，我只好叮嘱他注意安全，让他回去。不料回沪当天下午，他因欲赶赴一个自己作主人的约会，回到上海一下火车，即径趋约会地点，就在他下汽车走上台阶的时候，被邝惠安率领六个预伏在该处的暴徒，包围袭击，身中七枪而死。”
    在这里，徐恩增所说的“上海连续出事”，据万大鋐回忆，在马绍武被杀之前，一共发生了三起：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许，邝惠安率领五人，在中统内奸的指引下，冲进中统在上海闸北一个秘密据点，打死一人，重伤三人，该处主持人受伤倒地，佯死得免。”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曰下午，四个中统人员，其中有一新转变分子，路经南市某处，发现一爿茶馆的临街茶桌上，坐着五个红队队员，心知不妙，暗示同伴迅速离开当地，但已被红队瞥见，在走近岗警时，红队恐其报警，遂开枪射击，中统人员一死一伤，暴徒在纷乱中逃逸。”
    “同年五月某日，一个中统人员前往法院，为已悔悟的共党罪犯作证，并办理保释，行至中途，被红队击毙。”第四起就是马绍武案。万大鋐回忆说：
    “同年六月十四日，中统驻沪负责人史济美，到南京述职，中统负责人鉴于上海接连出事，拟将他调离上海。史某坚持回原岗位工作，就在返沪的当天下午，一下火车，赶往主持一个宴会。到达地点，步下汽车走上台阶时，被邝惠安率领六个预先埋伏在该处的暴徒包围，身中七枪而死。”
    马绍武案之后，还有第五起。万大鋐说：“史济美死后，中统派钱义璋继任其职。两个月后，八月十二日晚，钱义璋往旅馆访友，正欲乘电梯时，被预伏的暴徒狙击死亡。”
    万大鋐说：“一连串的伤亡事件，显示中统内部潜伏着奸细，对中统人员的行动了如指掌，进行狙击，令人防不胜防，因而对派往上海工作，人人视为畏途。转变分子更惶惶不可终日，整天不敢出门，中共当真达到了镇慑的效果。”
    此后，跟着又发生了第六起。万大鋐回忆说：
    “下列实例，可看到红队手段的厉害。先是中统放出空气：共党黄国华已秘密投降，正在引导中统人员破坏中共的中央机关，果如所料，数天后，黄国华在寓所遭人狙击，伤在腿部，经送日本医院治疗。在医院里，黄又被暴徒击中一枪，医院不敢继续收留，中统乃在严密警戒下将病人移送较安全的仁济医院（在公共租界）。该院鉴于两次出事，请准租界当局派警探对病人特别保护，从大门到病房，沿途密布岗哨，每天二十四小时轮班防护。”
    “然而，这些布置毫无用处。某日下午三时左右，邝惠安率领五个红队队员，用冲锋枪一路猛冲，攻进病室，连发九枪，将黄击毙，警卫一死一重伤。凶手在逃逸途中，又射死一巡捕，行人一死一伤，六暴徒结成一起，呼啸过市，一路上枪声砰砰，沿途岗警纷纷奔向店铺躲避，马路上行人绝迹，任令暴徒扬长而去。”
    连续发生的刺杀事件，令徐恩增怒不可遏，特别是马绍武之死，徐极为痛惜，发誓要报复。
    1934年10月，即“仁济医院事件”之后不久，中共上海局书记盛忠亮叛变，接着已经叛变的张阿四被派回“红队”潜伏，为徐恩增提供了相关的线索。
    1934年11月，邝惠安被捕，并于1935年 4月13日，与其他几名“红队”队员一同被绞死。
        万大鋐说：“中统经过一番缜密的设计和布置，终于一举消灭了红队，全队二十八人无一幸免。”
    在消灭“红队”的同时，徐恩增也在调查内部的“奸细”，马绍武蹊跷的死，使他把目光集中到了当时在场的丁默邨和李士群身上——应该说，徐恩增的眼光还是很准的。
    马啸天、汪曼云说：“马绍武被杀后，C.C 严饬上海区限期破案。经多方侦查，认为李士群、丁默邨嫌疑重大，于是把他们一并扣留侦讯。丁默邨被关在上海 C.C的特务机构里。”
    此后，丁默邨被他的老朋友、C.C 系高干、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保释。李士群就没这么便宜了，马啸天、汪曼云说：
    “一无靠山的李士群则被解到了南京，由 C.C南京区的侦查股长马啸天接收。押在瞻园路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工总部里，经机要科长顾建中、情报科长徐兆麟公审后，由马啸天带到走马巷（侦查股与行动股的办公处）看押，C.C 特务过去专门用以对待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的皮鞭、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这次李士群也一一身受其教了。”
    这个时候救了李士群的，就是他的太太叶吉卿。马啸天、汪曼云说：“曾在上海区做过情报员的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闻讯后，在上海区侦察股副股长张逸之（又名仇一帆）陪同下去营救李士群。
    叶吉卿极其泼辣能干，也是那种有“帮夫运”的女人，嫁好了，是个“贤内助”，跟了李士群，适足以济其恶。马啸天、汪曼云说：
    “叶吉卿到了南京，把带去的珠宝首饰，分别给南京区的侦查股长马啸天与行动股长苏成德，以及顾建中、徐兆麟等人送礼，要他们多多关照。马啸天、苏成德得了叶的贿赂，对李士群另眼相看；顾建中、徐兆麟也因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不仅对李士群停止刑讯，还陪同叶吉卿去见当时的 C.C特务头子陈果夫、陈立夫的表弟——调查科科长徐恩曾，走通了他的门路。”
    不久，徐恩增下了一道“手谕”，“李士群虽不能擅离南京，但恢复了自由”，并派在“南京区侦查股”马啸天手下当了一名“侦查员”。
    1933年年底，李士群又被派到“留俄学生招待所”当副主任，并兼“留俄同学会”理事。
    1937年底，上海沦陷，调查科迁往武汉，令李士群、石林森、夏仲高等人在南京“潜伏”。南京沦陷前夕，李士群等人亦逃到汉口。
    此时，李士群又出事了，罗君强说：“1938年蒋系中统特务小角色李士群，因在南京搭上了日本台湾籍女间谍的关系，被陈立夫侦知。”
    马啸天、汪曼云说：“1938年夏秋之间，原任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甘青山，调任为国民党浙赣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遗缺便落到了李士群的身上。李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奉命并领到了川资和特务经费后，先拿了一部分钱给叶吉卿，要她立即回原籍，自己便挟着余资，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逃到了香港。”
    马啸天、汪曼云还说：“他不经粤汉路到广州去，而要从越南去兜个大圈子，主要是为了逃避中统局布置在广州一带的耳目，以免中途被截。李虽为自己做了这样的安排，可是在乌江渡口，仍遇上了中统局高级干部、时任财政部盐务督察处处长顾建中。李看到了顾，怕顾生疑，伪称在本部请示工作后，到香港去有一些事情，就回来的。顾虽是个老特务，却给李士群这一花招蒙过去了。”
    金雄白说：“李士群是浙江人，本为一个留俄学生，而且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清党期内，曾经有过七次入狱的纪录，反正以后，隶属于中统担任一个中级干部。在一次因违反纪律而将遭到严重处分的时候，竟然给他逃到了香港，并且很快与日本的特务头子土肥原发生了关系。随后由土肥原派他到上海做情报工作。”
    李士群到了上海，住在大西路六十七号，并注册了一个所谓“中华扬子江轮船公司”，以掩人耳目。马啸天、汪曼云说：
    “这幢房子对面路北的云飞汽车行，有一条十几开间的围墙，是隐藏不住人的；它的西邻，是谢筱初的家，自可毋需多加注意。使他最为惬意的，是他的东邻。它既非住家，也非商店或工厂，而是美国兵营。李士群知道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决不敢为杀一汉奸而去惊动美国人，自找没趣。因此，这个邻居，无异做了他的保镖。李士群不时向人自诩：‘人家坐的保险汽车，我却住了保险房子。’”
    帮着李士群牵线联系日本特务机关的，是清水董三。马啸天、汪曼云说：“李士群到了香港，很快就搭上了日本在香港的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关系。中村认为李士群在香港起不了什么作用，于是把李士群介绍给在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
    清水董三，1893年生，1915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并任该校教授。后任日本驻民国大使馆书记官。
    清水董三是个“汉学家”，亦长于书法、绘画，与当时的吴昌硕、张大千等文化界名流时有酬酢。李士群到了上海以后，居然与丁默邨不期而遇。
    前面说过，1935年，蒋介石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样一个“虚”的帽子，以整合各个特务机构，减少“内耗”，以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为第一处、戴笠的特务处为第二处，另成立一个邮检处，为第三处，处长先是陈淖，后为丁默邨。
    到1938年 3月，在“临全大会”上，蒋介石对特务机构进行“体制改革”。以戴笠的特务处承袭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牌子；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则扩大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唯独丁默邨的邮检处仍维持原有的处级架构不变。到1938年 8月，索性把这个处给取消了，给丁默邨安了一个军委会参议的虚职，仍挂少将军衔。
    本就憋了一肚子气的丁默邨，偏生又赶上戴笠跟他捣乱，罗君强说：“正好李士群的老上司丁默邨，因在汉口受陈立夫之命招待中共叛徒张国焘，戴笠对他吃醋，向蒋介石控诉丁贪污招待费甚多。丁怕查出受究，即由武汉逃香港，转上海暂住。”
    罗君强说：“李士群因以前丁默邨在上海主办《社会新闻》时，当过丁手下80元一月的小编辑。李与妻子叶吉卿最初都是中共交通人员，投降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处特工总部后，又曾向中共泄露调查处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的行踪，以致当区长的有死有伤。陈立夫侦知后，即将李押解南京拷打录供，关押于南京板桥镇18个月。其领导人丁默邨本不知情，也被陈立夫传往南京讯问，调了工作，李为此觉得对不起丁。后李因其妻献媚于调查处长徐恩增，得以获释，抗战后被派为株萍铁路调查室上尉主任。李士群为了向丁默邨报恩，大肆向日方吹嘘丁之才能及经历，并欢迎丁到他自己的巢穴里当老大哥，坐第一把交椅，自己则甘居副席。”
    在清水董三的引荐之下，重新聚首的丁默邨、李士群来到“重光堂”，见到了土肥原贤二。
    这是1939年 2月的事，此时的土肥原，正在焦头烂额中，原因是他的那个曾被日方高层寄予厚望的“南唐北吴”计划，已经破产。对此，他的主要助手晴气庆胤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晴气回忆说：
    “那是个十分寒冷的日子，当吋我受日本大本营派遣，在土肥原机关到任已有半年多了。那天，桌上放着一份亲展电，纸面已被手垢弄脏，显然它已被反复看了好几遍。‘吴佩孚一再背信弃义，其行为已忍无可忍。希立即停止土肥原机关的工作。’”
    晴气庆胤解释说：“这一次，是华北方面军越级拍给大本营的电报——从北京拍往东京，说是‘已无法协助土肥原机关的工作’。万事休矣，土肥原中将的积极努力就此化为泡影，一九三八年七月成立的土肥原机关为了立即解决事变问题，也白白地艰苦奋斗了七个月，已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
        晴气回忆说：“那天傍晚，两鬓如霜的土肥原贤二中将呆在那里，闷闷不乐，心事重重，显得十分消沉。他陷入了沉思，一动也不动。我当吋只感到全身乏力，仔细思量，却想不出任何主意。”
    丁默邨、李士群二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重光堂”的。
    陪同会见的，是晴气庆胤，他后来回忆说：“在没有一点摆设的、冷清清的房间里，唯有一只炉子烧得红通通的。这是重光堂里一间小而整洁的会客室。外务书记官清水董三带着两位年轻的中国客人来到了这里。他们自称是国民党员，但不知道有些什么事情。那时，正是由于华北方面军越级拍发电报而使对吴佩孚的工作完全陷入僵局之后的第二天。”
    晴气说：“土肥原中将同意会见由清水书记官介绍进来的陌生的客人，这种情况是罕见的。约定会见的时间是早晨九时正。破例来访重光堂的两位中国客人，把身子靠近清水书记官，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
    对于丁、李二人，晴气庆胤是这样描述的：“一个人身穿灰鼠色西装，系着漂亮的领带，看上去年约三十四、五岁，宽宽的额角，富有理智，但眼睛象蛇一样，发出幽光，令人毛骨悚然。这个人自称是丁默邨。另一个人叫李士群，他身穿中国礼服，比丁默邨年轻一些，却是个又白又胖的美男子，两眼炯炯发光，一看就象是满面春风，与丁默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网上有丁默邨、李士群二人的照片，我们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晴气对他们二人外貌和气质的描述极其准确。
    晴气说：“土肥原中将不拘礼节地穿着中国服，拖着慢腾腾的脚步，不声不响地出现在两位青年面前。他脸色红润，有点孩子气，看不出对吴佩孚工作失败后的那种面带愁容的苦闷表情。两位中国客人看到土肥原后马上站起来，衣冠整齐、态度认真、彬彬有礼地迎了上去。此时此刻他们成了军队的使者，象古代武士那样，单枪匹马地来到敌人阵地，在恭顺之中也显示出态度凛然、不易动摇的气概。”
    见到二人，土肥原自我介绍说：“我是土肥原，欢迎欢迎! ”
    晴气回忆说：“土肥原中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和蔼可亲地请他们坐下，并按照中国的方式，向他们一个个递香烟，还礼貌地点了火。他神态自然，可以说天衣无缝，毫无做作。”
    清水首先解释说，“今天又发生了恐怖事件，路上戒严，过不来……”说着，就向土肥原介绍说：“这两位是我们的同志。据说他们想就日华两国的发展趋向，听听阁下的高见。”  
    接着，清水向土肥原介绍了二人的情况：“丁默邨是CC团系统的人物，原来从事文化工作，是中国政府军统局的高级领导。但因他反对抗战，被撤了职，于一九三八年夏亡命香港。他后来接受李士群的邀请，最近才来到上海。李士群原系共产党员，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大学学习开展地下工作的经验，后转向国民党，经CC团介绍，参加军统局，搞党的地下工作。他对抗战前途也表示悲观失望，所以从重庆逃到上海，开设一个小小的轮船公司，一边把自己隐蔽起来，一边注视着时局的发展。这个曾经从事特务工作的同志，结果与丁默邨一起访问了重光堂。”
    在谈话中，清水还介绍了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情况，显然，这都是丁、李二人告诉他的：     
    “自夸为世界上无与伦比而强有力的地下秘密组织——军统局的主要工作，是对反蒋和平运动加以镇压，促进抗战，同时破坏日本的政治工作，干扰占领区的建设活动。军统局的经费来源丰富，似乎来自贩卖鸦片的秘密收入。丁默邨甚至这样说过，军统局的工作从来没有因经费不足而感到困难。又据他说，把蓝衣社和CC团特务工作队的指挥中枢合并而成的军统局总部，内设负责军事机关( 报社、学校、工会、文化团体等 )工作的‘处’，其中也有局长兼第二处处长陈立夫，第一处处长戴笠，第三处处长丁默邨之类的人物。而以恐怖活动干扰日本政治工作的特务活动，主要由戴笠负责。”
    清水说：“军统局的工作，只向负责人指示工作目的，每个处利用各地的蓝衣社、CC团组织进行活动，遍布全国的强有力的情报网，监视中国军民的一切动向，据说万一有入主张和平，都通过它们的地下工作加以暗杀。特务工作人员似乎在生活上无后顾之忧，他们有优厚的待遇作保障，但要求严格，强调爱国，严守纪律，特别是对泄密的人残酷地进行私刑拷打，从不宽恕。拥有这种组织和人才的军统局，凭借权力和经费，完全控制了抗战中国的地下活动，即使对日本的政治工作也试图进行频繁而又顽强的干扰。它通过其勇敢而直接的行动，一直使日军感到苦恼。”
    清水的“开场白”很长，因为他要把丁默邨、李士群二人的来历，替他们给土肥原讲清楚，否则，土肥原可能感觉不到他们俩的“分量”。据晴气回忆：“清水书记官的一番长长的说明，不时夹杂着中国话，土肥原中将倒也并不感到厌烦，他听了下去，表示十分关切。”
    反倒是丁默邨显得急不可耐，对清水长篇大论的谈话“显出很不耐烦的样子”。清水刚说完，丁默邨“猛然朝向土肥原中将”，说：
    “今天见到你，我很高兴。我知道你很忙，但想打扰你一下。希今后多多照顾。现在先表明一下我们的立场，行吗? ”
    对于丁的举动，晴气显然吃了一惊，他回忆说：“铿锵的金属般的声音，反映了他难以抑制的焦急情绪。冷言冷语的口气，心地狭隘，象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一开口，立即使刚才一片融洽的气氛格外明显地紧张起来。李士群脸带苦笑，轻轻地从旁私语，心平气和地劝解丁默邨，但丁已兴奋起来，好象满腔怒火，连头也不回。简直是气势汹汹。土肥原中将的脸部表情，看来也有点吃惊，但他对丁默邨说的话随声附和，还是毫不介意，同时默默地等待着丁默邨要说的一段话。
    丁默邨接着说：“那就恕我直言了。我们国民党党员准备想个办法，为争取东洋的和平与繁荣，同贵国携起手来。可是贵国继续进行武装侵略，终于发生了这场战争。我从心底里咒骂日本，并早就说过，决心报仇，死也不做日本的奴隶。”
    这时，丁默邨“眼睛里充满了血丝，脸孔涨得火红火红”，晴气形容说，“他已经兴奋到了极点”。
    晴气回忆说：“他越兴奋，越是喋喋不休地讲个不停，在那充满血丝的眼睛里终于闪现出激动的泪花。可是说得多么直截了当。他于昨天突然投入到了憎恨的对象——敌人怀抱里，说起话来单刀直入，毫不客气，充满信心，没有一点胆怯的地方。”
        晴气说：“土肥原中将对于这个体质虚弱的中国人的毫无教养，为之愕然。土肥原中将在中国生活三十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遇到。丁默邨从闲谈的片言只语中探听对方的想法，他与中国地方的政客们——他们最高明的外交手法是从容不迫地兜圈子的谈话方式——很不相同，是一个南方的中国青年。李士群也为此感到紧张起来，他急忙掐灭了烟嘴上的香烟火，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土肥原的表情。”
    这时，土肥原终于开口了：“我完全理解你说的话。你们担心中国的未来前途，这种心情实在可贵。正象你所说的那样，日本过去犯了很多错误，但不想重复那些错误。你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我也完全有同感。日华两国如果不及早恢复友好关系，东洋就会不得了! ”
    晴气回忆说：“土肥原中将的话象是在谆谆告诫，他的感慨才使丁默邨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李士群和清水书记官也都松了一口气。这时，又端来了红茶，又请大家吃水果，宾主之间彼此从内心里解除了武装，关系十分融洽。于是又恢复了亲切的气氛。”
    这时，土肥原说：“丁先生，中国人的暗杀活动太残酷了。对上海出现的恐怖活动，也得想个办法。”
    在回忆到这里的时候，晴气加上了一段颇富于文学色彩的描述，他说：“唐绍仪在上海法租界自己的家里被暗杀的情景——惨不忍睹的尸体，浮现在土肥原中将的脑海里。脑血浆从他突然破裂的额角中流出来，在那歪斜的脸蛋上挂着他吐出来的令人作呕的青白色痰液，看来象是有什么话要说似的。有把刀刃一尺左右长的砍柴刀，丢弃在门口的树丛里。凶手是化装成古玩商的蓝衣社社员。”
    听到土肥原的话，丁默邨与李士群“面面相觑”，并“婉转地表示了悼念”：“听说唐先生的死也是够残酷的。”
    接着，丁默邨又开始长篇大论：“说起来，我也是讨厌恐怖活动的。中国近来所发生的政治性恐怖活动，情况大为恶化。以前的恐怖活动，在残酷中带有希望‘一杀多生’的泪花和对牺牲表示沉痛的悼念，但近来却不然，它充满了血腥味，只不过是杀人不眨眼的凶犯而已，残酷无情。内乱——思想上的论争——使人发狂。在法国革命和苏联国内战争中，出现了一种满不在乎的疯狂屠杀，这是在对外作战时所想象不到的。”

    按：“一杀多生”，即以牺牲较少的人来解救多数人之意。

    说到这里，丁默邨终于有机会切入主题了：“但通过日本军之手，无论如何也是取缔不了上海的恐怖活动的! ”
    听到丁的话，晴气回忆说：“他最后发出来的牢骚却把日本军当作傻瓜，无礼至极。丁默邨的微笑，象是一种嘲笑，令人讨厌。我不禁为之生气。”
    土肥原却依然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那怎么办呢……”   
    这时，丁默邨的两眼“闪闪发光”，他说：“上海恐怖活动的罪魁祸首是在幕后指使凶手进行现场活动的那些家伙。毫无疑问，这就是重庆特务工作队的蓝衣社地下组织。日本军警可以逮捕现场行凶的凶手，只是对蓝衣社的地下组织，你想搞垮它，也是难以下手的。从去年以来，日本军警到处搜捕，抓了许多恐怖分子，尽管如此，结果恐怖活动减少了没有? ”
    晴气回忆说：“丁默邨的眼睛象蛇一样，炯炯发光”，丁继续说：“蓝衣社的特工是个地下组织，它活跃在中国的土地上，是按中国方式建立起来的组织，精于此道的中国人拼命进行活动。要由毫无特工经验的日本军警去取缔蓝衣社，那是可笑的。要战胜蓝衣社，只有依靠中国特工，他们的组织和人才胜过了敌人。”
    说到这里，已经从上午谈到下午一点半了，晴气回忆说，李士群“出示手表，向丁默邨嘀咕地说了些什么”，显然是建议——今天已经把话说得够明白了，得让对方有时间来“消化”一下。
    丁默邨不以为然，他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讨得对方的一个承诺，于是，他“端正姿势”，对土肥原说：
    “太打扰你了，对不起，我该告辞了。但最后有一个请求，象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们想在上海开展救国运动，但首先必须同敌特活动进行斗争。干哪行的通哪行。好在我们对敌人的力量和弱点都了如指掌，想必一定能够战胜他们。希能理解，这个运动的目的决非抗日。如有可能，还希望对这个运动予以领导和援助。”
    丁默邨这个话，翻译一下，基本上相当于：“我们要当汉奸，你们赶紧收下我们吧。”
    晴气回忆说：“丁默邨刚中断了长时间的会谈，终于亮出了他所以访问重光堂的目的。他的口气与当初生硬和冷淡的态度完全两样，好象是晚辈跟长辈撒娇似的，在谦虚而慎重中也充满了亲切感。”
    对此，土肥原回答说：“听了很多有益的话，谢谢，这对我有很大参考价值。我想听你谈得更为详细一点，可是正好已同别人有约在先，感到遗憾。未为你们准备午饭，很抱歉。但请你们以后再来玩。我很想对你们的运动进行援助，可是感到遗憾的是，实在不能以个人意见马上作出回答。然而，我打算设法进行妥善处理，请稍等一段时问。”
    晴气回忆说：“丁默邨好象心事重重地倾听着土肥原的答复，但一经清水书记官翻译后，脸上开始露出了笑容。李士群也是笑眯眯的，一副高兴到极点的神态。一会儿，他站起来与丁默邨并排在一起，恭恭敬敬地低下了头，久久没有抬起来。李士群就低着头用蹩脚的日语说了一句话：‘谢谢! ’”
    晴气回忆说：“他（指李士群）那一行行热泪簌簌地滴落在脚下地板上。丁默邨在他那冷酷无情的眼睛里也涌出了激动的泪水。两人似乎都想努力表达出他们最大的感激心情。这是一种过分的流露，好象自以为土肥原中将已经说定当了：‘援助你们的工作。’”
    次日，根据土肥原的吩咐，晴气到大西路六十七号，李士群的临时住宅，再次与丁、李二人会谈当汉奸的事。
    在这里，晴气还见到了李士群的儿子和丁、李二人的太太，晴气说，李士群对他的孩子很“疼爱”。
    对叶吉卿，晴气回忆说：“她那白净而柔软的手举止沉着，钻石戒指闪闪发光；面颊上浮现出一个酒窝，绘人以深刻的印象。她年龄不到三十，是一个身材小巧、肤色白净的美人。这个女子大概是脑筋太灵活的缘故吧，看起来感到有一种凶相。”
    晴气还说：“丁默邨的妻子也来就餐。她看上去要比丁默邨略大几岁，是一个性格刚强、歇斯底里的女性。”
    饭后，开始谈正事，丁默邨取出一张“很大的表”来，这张表的题目为《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   
    丁默邨说：“这张图表是经过李先生调查的，我来说明一下吧。首先是抗日势力的核心，它就是国民党的党组织。在上海的党组织，正统总部是上海特别市党部。下面设有十个党部以及各学校、工会和文化团体等组织中的特别党部。市党部统一管辖这些党部和特别党部，规定党的基本活动，并在军统局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政治活动。”
        看了这张表，晴气顿时就知道丁、李的分量了，他回忆说：“这张表详尽备至，是我迄今见到的和听到的日本方面的调查所无法比拟的。我想到日本军的资料少得可怜，心里感到羞愧。如果将这张表寄赠给日本宪兵队的林少佐，不知他该会多么高兴，多么感激呢! ”
    看到晴气的表情，丁默邨知道，他已经被自己“击中”了，于是接着说：
    “我们首先要消灭市党部和蓝衣社。只要收拾了这两个组织，其他的就会自然而然地土崩瓦解，上海的形势也会为之一变。在市党部的委员中，有不少人是我的老部下。市党部内部，派阀斗争激烈，纲纪紊乱，缺少统一。如果巧妙地利用他们的这些缺点，或许能轻而易举地将其党组织照单全收，为我所用。”
    “不管怎么说，蓝衣社是最强劲的敌人，而该组织的谍报员为生活所迫而发生动摇则是最大的弱点。蓝衣社的成员未必都是坚贞不屈的。我们要从为我方所逮捕的谍报员那里，顺着他们的联络网，尽可能接近该组织的上层人物，说服他们为我所用。然后由他们当侦探，使他们控制的组织成为我们的组织，从而瓦解蓝衣社的组织。”
    不得不佩服丁、李二人，有点“思路”——日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和军统、中统组织的派出人员，确实是这么被他们收拾的、最后几乎连根拔除。 ——只漏下了一个程克祥。
    说到这里，丁默邨又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他拿出了一份《上海特工计划书》，给晴气看，并说：
    “我们从今年初就开始独自进行这项工作了。首先，第一步是组织情报网，但因后来经费不继而停顿下来。由于李士群先生的公司为日华合办的轮船公司强行兼并，我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收入。因此，我打算接受日本的援助，把工作继续进行下去。为此，我们与日本特务机关、海军以及总领事馆等进行了商谈，但一提到国民党的更生运动，无论到哪里都遭到了他们的拒绝。对于土肥原先生，我们曾抱有一线希望去拜见过他。如果这一次仍旧不行的话，我们再打算依靠自己的力量从头干起。没想到，土肥原将军非常热心地听取了我们说的话。请想象一下我们是多么地喜出望外呀! 我们见到了土肥原将军才对日本人第一次感到亲近和尊敬。”
    晴气回忆说：“这是一份用钢笔书写的计划书，在常用毛笔书写的中国，实为难得。封面上方写着‘呈晴气先生  乞叱正’，里页写着‘二月五日  李士群、叶吉卿写之’。这大概是李士群夫妇为赠送给我，于昨天晚上合力誊写出来的。计划书分方针、要领、工作组织、工作据点的开辟、情报、工作的开展、行动队的编制和管理、经费的运用、武器的保管和修理、防谍、纪律守则等项目，均有详细记述。”
    晴气回忆说：“这是一个以牙对牙、以恐怖对恐怖、以枪对枪的计划，是一个何等令人可怕的计划。我仅仅看了看排列在纸面上的文字就不寒而栗了。它是要把现今社会变成血海地狱，除了滥用武力外一无是处。”
    于是他对李士群说：“这是一个野蛮的计划，令人胆寒。”李士群听了，担心他的“计划”会“遭到根本否定”，于是“竭力表白自己的信念”：      
    “不当之处，如蒙指正，当按你指示的那样加以修正。但是，问题不在于计划的内容。请相信这个计划是一个诚实的计划，否则就不能指望得到援助。而且，我们昨天才见到你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取得友邦的信任。仅仅让你看到纸上计划就马上请求援助，这种请求方式，我们也深知不近情理。当然，我以生命起誓，决不背叛你。你看这样行吗? 就说刚才那个孩子吧，任性惯了，而我又拿他没有办法。不知能不能寄养在你身边，请你再管教一番。我厚着脸皮提出这种请求，实在感到惶恐不安。但愿能看在我们真心实意的面已务必请你收留下来! ”
    晴气回忆说：“李士群的那双真挚而又恳切的眼睛，炯炯发光，久久地凝视着我，他的脸上充满了诚意，以致那双双眼睛竟然闪烁着白色的光亮。李士群是说，他连掌上明珠、最疼爱的孩子都当作人质了，就请看在这一点上，无论如何也要相信他，说是要毁家纾难。我没想到他们竟被逼到了这种地步，因而我在他那种气势逼迫下开始踌躇不决起来。”
    于是，晴气拒绝了李士群拿儿子当人质的疯狂建议，并说：“听了你们各种有益的谈话，就我们而言，这些谈话都使人得益匪浅，有参考价值。对于你们的苦衷，我们深为体谅。土肥原先生也说过，若有可能，希望能给予帮助。但是，我们作为驻外人员，现今只能告诉你们这一些，很遗憾。”
    晴气回忆说：“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丁默邨就站了起来，并伸出发抖的双手，表示感谢。”   
    丁说：“不，这就行了。对你的深情厚意，我们不胜感激。听你这么亲切地一说，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谢谢! 再没有比这更高兴了。”   
    晴气回忆说：“丁默邨欣喜若狂，失去了冷静的态度。他与李士群相对而视，一时说不出表示感谢的话来。”
    当晚，晴气一夜未眠，他回忆说：“天一亮打开窗子一看，是个多日不见的晴天。树林里，小鸟欢鸣早春的到来。在东方的天空里，太阳放射出金黄色的光芒，静静地升起。晴空万里，蔚蓝清澈。我想起了李士群那双明净的眼晴，心也总算平静下来。那是一双无一虚假的眼睛，就相信那双纯洁的眼睛而断然决定干一番援助的大事业吧。我想立即在取得土肥原中将的容许下赶赴东京。如果得到中央批准，那就只能坚信必定成功而竭尽全力了。”
    他当即给正在北平处理“吴佩孚工作”善后事宜的土肥原打电话，请示行止，土肥原说：“你可尽快前往东京，向大本营报告实际情况。丁默邨等人所发起的运动，就我土肥原个人而言，希望给予援助。”
    根据土肥原的指令，晴气回到东京，找到了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与他谈两个问题：“请求继续进行对吴佩孚的工作，并就日本对丁默邨等人发起的和平运动宜给以什么样的答复一事，听取中央的意向。”
    对于第一点，影佐直截了当地说：“刚才的会议已决定停止对吴佩孚的工作了。对不起土肥原先生了。”
    意外的是，对于“丁默邨等人所发起的和平运动”，影佐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晴气回忆说：
    “在一向和蔼可亲的影佐大佐的催促下，我勉强振作精神，就丁默邨等人所谈的关于国民党的更生运动和特务工作等问题作了详细汇报。不过，怎么可能把仅在两天内听来的不全面的特工情况向影佐大佐这样的中国问题权威说明清楚呢。但是，影佐大佐却兴趣十足，而且目光炯炯地听着我说的那些毫无把握的话。”
    听完了晴气的汇报，影佐随即说：“这岂不是很有意思吗? 或许还值得干上一番呢，你有没有干到底的精神准备? ”
    晴气回答说：“辛苦，这我已有精神准备。在来东京请求援助前，我彻夜未眠，作了各种考虑。这一点毫无问题。”   
    影佐随即说：“明白了，那就请你明后天再到这里来。以后只要在参谋本部方面向主管的课长、部长作一些说明。怎么样，在没有明确作出决定之前最好不要向与此无关的人谈起这件事。”
    许多年以后，影佐祯昭回忆说：
    “昭和十三年年底从重庆逃出来、在华中方面策划和平运动的CC的成员丁默邨、李士群两人在次年二月访问了土肥原中将，提出这样的意见：‘为收拾时局，纠合国民党同志；以此为核心，有力推进民众和平运动，以期迅速实现日中和平。作为第一阶段，首先以上海为根据，展开争取民众工作。对此希望居间取得日本方面的谅解。’因此陆军中枢机构接受了他们的希望，使土肥原中将负责予以必要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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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静女    时间: 2011-7-21 11:33

别沉下去，继续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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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7-21 11:47

接上页：

    1939年 2月10日，晴气庆胤接到了一份参谋本部“致晴气少佐的训令”： 这份训令不长，一共只有三条：
    “一、大本营确定，将援助丁默邨一派的特务工作，作为对付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
    二、你在上海应与丁默邨进行联络，援助特务工作，协助华中派遣军推行其对付租界的对策，并处理土肥原机关所遗留的工作。分派塚本诚宪兵大尉和中岛信一少尉，作为你的部属。
    三、在援助特务工作时，宜就下列事项与丁默邨进行联络：
    ( 一 )专事杜绝在租界内发生反日活动时，尤应避免与工部局发生摩擦；
    ( 二 )不得逮捕与日本方面有关系的中国人；
    ( 三 )与汪兆铭的和平运动合流；
    ( 四 )三月份以后，每月贷与三十万日元，借与枪支五百枝、子弹五万发以及炸药五百公斤。”
    丁默邨、李士群的努力，到底没有白费——终于可以当汉奸了，而且日本人给出的价码，远远高出他们自己的预期。   
    对于这份“训令”，晴气感到十分意外，他回忆说：“我能成为特务工作的负责人，则是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过。我只是代土肥原中将汇报特务工作情况，却受命与丁默邨进行联络，再也没有比这更使我感到意外的了。”
    对于这项新的使命，晴气并不太愿意接受。他说：“影佐大佐的关怀令人感激。要我与丁默邨等人‘进行联络’，这意思大概是叫我别过多地去干涉他们吧。我们无特务工作经验，要使特务工作成功，就不应当说三道四。然而，怎样才能使他们实现日本对特务工作的希望呢? 而且，丁默邨等人如是敌人的间谍时，又怎样才能不至于措手不及呢? ”
想来想去，晴气觉得，由自己单枪匹马地与丁默邨等人周旋，是很不明智的，他说：“当时，华中派遣军的司令部设置在南京。要进行特务工作，就应先取得华中派遣军的合作和帮助。如果未能妥善地与华中派遣军接上关系，那就会重蹈对吴佩孚工作的覆辙。
    于是，晴气一到南京，就先去拜访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他说：“这天肯定是二月十五日。然后，我对特务工作的目的作了说明，希望得到华中派遣军的援助。但是，华中派遣军大部分幕僚持有怀疑态度，尤其是直接领导维新政府的那批人举出了对吴佩孚工作这个例子，强烈反对在华中发起一场国民党的更生运动。”
    这时，站出来替晴气说话的，是老资格的谋略专家，时任华中派遣军司令部谋略课课长的高桥坦大佐。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驻屯在外国的华中派遣军现在不应对能否进行特务工作一事说三道四，因为大本营已经决心援助特工。晴气君受大本营之命与特工进行联络，他来华中派遣军，目的只是为了打个招呼。这项特务工作今后如何发展，不得而知，但我希望务必使其成功。就华中派遣军而言，只要它是为了肃清租界内的抗日分子，就应当进行援助。”
    听了高桥坦这番话，晴气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他代我说出了我自己由于军阶较低想说而不能说的话”。
    这时，司令部中一个“年轻幕僚”不识时务地发话了：“请教一下，如果丁默邨是个敌人，那时该怎么办? ”
    听了他的话，晴气很生气，他后来回忆说：“这个自命不凡的大尉参谋出口无礼，我在斥责他之前就已经知道在华中派遣军里也有这么一批狂妄而又自以为是行家的幕僚。他们在口头上批评中央的决定，肆无忌惮地阻碍中央决定的执行。对此，即便是为了日本的利益，我也感到遗憾。”
    不用晴气开口斥责，高桥坦已经冲冲大怒：“岂有此理，毫无责任的第三者冒失地谈论这类事，太没有礼貌了。”
    晴气回忆说：“高桥大佐的一番怒气冲冲的话语把那些反对的论调顿时压了下去。在座的人都觉得扫兴，再也没有一个人发言。”
    这时，华中派遣军司令山田乙三中将作出了决定：“高桥，你马上命令上海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协助特务工作。”接着，山田又鼓励晴气：
    “你想出了一道非常棘手的难题，责任重大啊! 好好地干，不要中途泄气，切不可贸然行事。”
    从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出来，晴气就去看丁默邨，丁的肺病又犯了，住在新亚饭店，照拂他的是李士群。
    一见晴气，丁默邨顾不得自己正在发烧，马上问：“辛苦了，什么时候从东京回来的? 上次谈的事怎么样了? ”
    晴气回忆说：“丁默邨脾气急躁，他毫不掩饰地象连珠炮一样提出了质问。由于近十天来不见我的音信，他感到焦急不安，独自一人断定我在东京的交涉一定没有成功，结果使他的毛病未能痊愈。我事先从林少佐那里听到他的病情，觉得不可马虎了事，因为我不想因忙于工作而加重他的病势。但是，我没想到他竟然如此急于等待交涉成功与否的消息，深表同请。
    晴气回答他：“不，我中途顺便到南京去了一次。上次谈的事都很顺利，最重要的是你的病怎么样了，马上给你请一位好一点的专科医生吧。”
    说完这话，晴气意识到，自己说得太简单了，“满足”不了丁默邨的急迫心理，于是，他故意“不看丁默邨”，冲着李士群说：“李先生，以后请在日本军管理的房子中挑选一幢适宜作为特工据点的房子。嗯，是的。意大利军的警备地区大概可以吧，要抓紧! ”
    晴气回忆说，听了他这句话，“欣喜若狂的丁默邨与李士群拥抱起来，高兴得流下了眼泪。我把他们两入拉开，故作凶狠似地将丁默邨按到床上。丁默邨的眼光先前还那么冰冷无情，而现在却泪眼湿润，熠熠发光，感激而又热切。”
    次日，丁默邨和李士群来“回拜”晴气。丁默邨说：“你从东京到南京，接连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实在辛苦了。对你处处竭力帮助，深表感谢。正是靠了你的帮助，我们才如愿以偿，并感到无比高兴。真是感谢，感激之至! ”
    晴气回忆说：“丁默邨是个很有理性的人。他冷静而自重，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一个腹中作文章而不露声色的人。然而，他得知日本将要援助特工时，却似乎失去了自制力，高兴得热泪直流，并紧握着我的双手放声痛哭起来。”
    李士群则用日语说：“晴气先生，真谢谢你啊! ”   
    晴气回忆说：“李士群似乎有这种习惯：一旦非常激动起来，就情不自禁地用拙劣的日语来说话。他也热泪盈眶地伸出手来。于是，六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发誓要珍惜永恒的友谊，永不分离。”
    说到这里，双方开始谈正事。晴气说：“昨天，我已经简短地作了汇报，无论是在东京还是在南京都已商量妥当了。因此，我希望先能答应下列条件。首先，为使特工不与工部局发生冲突，仅限于中国人在租界之内进行，日本人不干预特工的开展。上海的恐怖活动一旦有了收敛，再考虑将特工推广到租界以外。其次，在向同日本有关系的中国人做工作时，希望能预先通知我一声。最后，如果汪兆铭先生在上海开展和平运动，望能与这一运动联合起来。”
  
    按：此时，进退维谷的汪精卫，刚刚把高宗武召致河内，商讨下一步的行止。

        对于日本人的要求，丁李二人感到“条件是意想不到的宽大和优渥”。“只是对与汪兆铭的和平运动联合起来一事，丁默都说要单独干到底，而李士群则主张联合起来也行，彼此争执了一番。不久，丁默邨也就妥协了。”
    此时，丁默邨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将特工全部交由中国人去搞，那不行。为什么呢? 是日本人与特工的开展毫无关系吗? ”
    晴气解释说：“这不是说我们日本方面对特工袖手旁观，而是全面尊重你们上次与土肥原先生所谈意见的结果。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这些不详内情的日本人不来横加干涉是使特工取得成功的途径。”
    这回，提出异议的是李士群：“这可不行。开展工作的部门务必请你们来指挥，否则就不好办。这对与日本军队进行联络，顺利开展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是想以实际行动来让你们看看我们的工作无半点虚假。晴气先生，是否请你再考虑一下”
    晴气说：“李先生，这就不对了。我希望，我们要在心心相印、毫不怀疑这一信赖的基础上开展这项工作，使之成为日华提携的典范。我毫不怀疑你们的意思。我认为，如果存有半点疑心，那么这项工作就不会取得成功。怎么样? 丁先生……”
    李士群也问：“丁先生，该怎么办好呢? ”
    晴气回忆说：“丁默邨夹在我和李士群中间，一直在思忖着。于是，他拍了拍膝盖，说：‘那么，这样办好不好。将来有困难时再来拜托日本方面，目前就只由我们来开始工作。另一方面，我们尽量多同你进行联络，尤其是每周以书面报告我们的工作安排和所取得的成果。’”
    丁默邨的建议，正合晴气的胃口，于是他“特意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毫不在意地提出了下一个问题”：
    “好吧，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经费，每月资助三十万日元，请不要依靠来自民众的捐款，并请对行动队严加约束，给他们足够的钱，使之不要发生越轨行为。”
    晴气回忆说：“资助的工作经费要比他们提出的金额多出十万日元，这足以表明日本陆军对于特工寄予多么大的希望，因而丁默邨和李士群对此都露出了惊异的神色。‘知道了。那么，这笔费用什么时候能支付? 而且支付到什么时候为止？’”
    晴气回答说：“这个嘛，要看你们的准备工作如何而定，明天也可以以中国的纸币支付。支付期限，就请认为到国民党代表大会结束为止吧，以后的事到七月份再商量。此外，武器之类也按你们的要求在二月份给你们。炸药保管在日本的火药库里，需要时就请提出来。日本军对武器的保管是非常严格的，很麻烦吧，请把枪支号码和持有枪支的人列一清单，便于了解。”
    听到这里，丁、李二人“信誓旦旦”地说：“我们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加快工作，以报答知遇之恩。”这时，晴气说：“李先生，我昨天拜托你找的房子，找到了没有? ”   
    丁默邨马上说：“陈调元的房子怎么样? ”
    晴气回忆说：“他所说的房子是重庆方面的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上将的私人住宅，是一幢占地面积有二千坪之多的宽敞的住宅。地址在公共租界之外的沪西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即静安寺前面稍微往西进去一点的那个地方。那一带是意大利军的警备地区。当时，意大利军对日本方面最为友好。将据点设在那里，万事都很方便。说实话，我事先已经看中那里，并与管理那幢房子的特务机关进行了交涉，就接受那幢房子问题达成了秘密协定。无怪乎丁默邨也看中了这幢房子，正中我的下怀，我当场表示同意。”
    马啸天、汪曼云说：“沪西的极司非而路，是英、美帝国主义凭借它的兵舰大炮，在原来的公共租界（即英租界）区域以外，强行筑起来的一条马路，大家都叫它越界筑路，它是英，美帝国主义侵略的罪证。在这条越界筑路的马路两侧，房、店、住宅虽仍属华界，可是这条马路，英、美帝国主义都把它擅自视为租界区域，在路上行使警权。”
    “76号这座大花园洋房，是极司非而路上突出的门牌号码。所谓突出，因为它并不是按照华界的门牌次序排列，也不是用白底黑字的华界门牌，而是蓝底白字的租界门牌，据说这是由于‘道契’的关系。这里除76号外，还有他的东邻74号，与对面的75号，一起三家，都是独立式的大洋房，不过以76号为最大。76号这座花园洋房，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的别墅。上海沦陷前，陈调元全家都逃到了香港，这座花园洋房就落到了日本侵略军手里，后拨给汪伪特务机构，作为胡作非为的杀人魔窟。”
    在会谈中，双方商定，“特务工作决定从三月一日( 一九三九年 )开始”。
    次日，三月份的经费一次性交付给丁、李二人，晴气说：“三十万日元的巨款都以中国纸币支付，装满了两只柳条箱。”
    晴气回忆说：“工作大纲一经决定，丁默邨和李士群都日以继夜地干起来了。当时，他们都很开朗，毫无顾虑。他们两人中间每天有一个人前来我处商量，或汇报工作情况。二月底，他们两人很难得地一起到我这里来，那是因为工作的进展安排、和经费使用计划已经议定，因而前来报告情况的。”
    丁、李二人预定的进度表如下：“到三月十五日为止，加强情报网、编组行动队和训练工作人员的工作基本结束。改建七十六号的工程，到三月中旬基本完成，三月份内全部结束。开展工作所需之机构全都设置在七十六号内。丁默邨和李士群在三月一日前偕同家眷迁到该处居住。”
    关于丁、李二人的分工：“丁默邨负责市党部工作，李士群负责对付蓝衣社的工作。”
    工作的步骤：“市党部工作要在四月中旬前争取五名市党部委员，由他们负责市党部的内部工作，并与外界压力相配合，在七月底前夺取上海的整个党组织。对蓝衣社积极发动实力进攻，四月中旬过后就迅速开展起来。在此以前，把重点放在搜集情报，侦破其组织，并把转向分子争取过来。”
    人员：“有关工作人员预定为三百余人，在三月十五日前配齐全。具体要求是：市党部和新闻界人员各二十人，情报人员三十人，通讯和破译密码的人员四十人，行动队员一百五十人，其他还有办事人员、勤杂工和司机等。”
    关于经费预算，一共需要38万日元，李士群特别强调，“本月的不足部分由李士群填补”。
    听了丁默邨和李士群的汇报。晴气十分满意，他说：“他们的工作计划得要比想象的更具体，更周密。”于是，晴气鼓励说：
    “你们制定出一个很出色的计划，我看很好，没有意见。我认为使用经费的计划也不错，今后不需要再为经费问题打报告，因为即使看了数字也不甚明白。”
    晴气说：“他们对计划全被批准感到很满意，但丁默邨历来主张经费是工作的关键，他对我所说的‘今后不需要再为经费问题打报告’这句话，一时还捉摸不透真意何在。他不停地摇头，仿佛不可理解似的。”
    于是丁默邨说：“连经费都任凭我们使用吗? 如此信任我们，真有点惶恐不安，非常感谢，我没什么可说的。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失礼了，目前就按照这个计划干吧。你在七十六号里的房间也在三月十日竣工，请来看看。我们等候你的到来。”
    晴气回忆说：“四月中旬过后，七十六号按原来计划开始进行活动了。一场以恐怖对恐怖、以手枪对手枪的令人可怕的战斗向重庆方面的特务工作队展开了。”
    在回忆录中，晴气庆胤称之为“地狱使者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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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7-21 11:50

本帖最后由 ys1937 于 2011-7-21 12:01 编辑

别沉下去，继续呀！
静女 发表于 2011-7-21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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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的事，作者万千人先生是一天写一二千字，周六、周日罢工，他就写到这里，俺总不能代他写“演义”哟？
    只能劝静女网友：耐心再耐心！
    嘻嘻！

    广告：对本帖有兴趣的朋友，可发短信到俺那里（告知邮箱），免费奉送DOC版的四册（每册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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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静女    时间: 2011-7-21 16:06

好的，耐心额有的，辛苦楼主啦！
另：顶一下，主要是为了别沉下去，不好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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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ianmin    时间: 2011-7-21 16:53

ys1937 先生，我要一份。邮箱：[email protected]，先行谢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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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s1937    时间: 2011-8-23 18:19

61、曾澈与抗日杀奸团（3）

    前面所说的“抗团”都是天津抗团，亦可按现在的说法，称之为抗团“本部”。现在我们来说说北平抗团。
    1938年开学以后，部分抗团成员已经到了升学的年龄，其中一部分考到了北平上大学（此时北平已经被日伪“恢复”为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前的名称——北京，在此忽略不计，仍称之为北平），就此就将抗团的火种带到了北平。他们是宋显勇（汇文中学）、范旭（新学）、方坼（耀华中学）、黎大展（耀华中学）等 4人，均考入北平燕京大学，于是，他们成立了抗团燕京小组，负责人就是宋显勇。
    方坼后来回忆说：“我是于1938年暑假参加（抗团）的，当时在耀华中学读书。秋天，我和宋显勇、范旭等考进了燕京大学，我上的是医预系。燕大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在沦陷后的北平成了一片孤岛。我们几个‘抗团’成员组成一个‘燕京小组’，成员除了宋、范和我外，还有我的姐姐方佩萱等，总共只有五、六个人。”
    此后，中日中学的李振英和冯运修相继考入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又吸收了北大学生叶于良，以及伪满汉奸郑孝胥的孙辈郑统万、郑昆仑等，抗团“燕京小组”逐步扩大为北平抗团，其重心在燕京大学。
    1939年元旦当天，北平抗团就做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刺杀周作人。
    周作人，号知堂，生于1885年，浙江绍兴人。
    周作人亦是大师级的人物，单以文学成就而论，现代史上没有几个人能与之相提并论。
    与哥哥鲁迅一样，周作人也是发蒙于私塾“三味书屋”（这大概是中国最出名的一个私塾了）。于1901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并在这里学通了英语。后弃武从文，与鲁迅一道东渡日本，学希腊语，再加上日语，所以周作人光外语就会三门，而且不光是能听会说那种，是可以翻译书的。
    1909年，周作人与他在东京所住宿舍的服务员羽太信子结婚，由于树人、作人兄弟本就不富裕，为了省钱好让兄弟完婚，兄长树人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国工作。
    回国以后，周作人于1918年被北大文学院聘为教授，并创办了东语系，自任系主任。“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周作人成为北大“留平教授”之一。
    抗战开始以后，北大、清华以及天津的南开大学内迁，先是在长沙组建了“临时大学”，后于1938年在云南组建了著名的西南联大。
    问题是，学生没有牵累，说走就走，可教授们就不一样了，总有一些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走，再加上校舍，设备、图书，总不可能都搬走，于是，北大、清华两校，就在滞留北平的教授中挑选了一部分，每月发给50元“维持费”，并请他们负责管理校产。这部分人，就是所谓“留平教授”，其中北大是 4位，清华则有 7位。
    周作人之所以留下，据他自己说，是由于家累沉重，“弟以系累甚重，（家中共有九人，虽然愚夫妇及小儿共只三人）未能去北平，现只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
    周作人所说的九人，即他的母亲、鲁迅的前妻朱安；他本人、夫人羽太信子和儿子周丰一；加上羽太芳子和她的三个孩子。

    按：羽太芳子，即羽太信子的妹妹、周建人的前妻。
    1912年，羽太信子在绍兴生下儿子周丰一，于是，她的弟弟羽太重九带着妹妹羽太芳子来绍兴，照顾月子。这样，芳子认识了周建人，后结为连理，这样等于是信子、芳子以姐妹而为妯娌。此后，芳子自然就留在了中国，并与周建人生了三个孩子，即周丰二、周丰三和女儿周鞠子。
    1919年，鲁迅和周作人兄弟花了3500大洋共同买下了八道湾十一号院，并将母亲、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也接到北京。周建人经鲁迅介绍入北大哲学系旁听，次年即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其家眷则留在北京，由周作人供给。
    至于鲁迅，则早在1923年 8月，即因为“兄弟失和”而独自搬了出去，先租住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此后又买下了阜成门内宫门口的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即“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那个地方（后辟为鲁迅纪念馆），直到1926年 8月赴厦门大学任教，从此，鲁迅再未回过北京。
    周作人要供养这么一大家子，要说经济紧张那是肯定的，不能轻易抛家舍业。不过，周的留平，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周的太太是日本人，周作人是不是会因此而觉得，日寇不会把他怎么样呢？
    这就是咱们后人瞎猜了。
    除了周作人，北大其他的三位教授都是因为身体原因，不宜长途跋涉而留下的。他们是明清史专家孟森（孟心史）先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大哥、音韵学专家马裕藻先生；以及中国现代数学的开山鼻祖冯祖苟先生。其中，孟森先生于1938年 1月14日即去世。
    尽管周作人的滞留北平，有其不得不如是的苦衷，然而，由于他的名声实在太大，人们对他还是表示了相当的关注。1937年 8月23日，郭沫若在《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中说：“现在在国难严重，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中，世间的系念虽然也就多是某某司令，某某抗敌将军，某某民族英雄，然而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的我们的知堂。”
    郭沫若还借着诗经《秦风·黄鸟》中的话说：“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对此，周作人的回答是：“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
        然而，不久以后，周作人就做了一件他确实“无从解释”的事情。
    1938年 2月 9日，周作人与何其巩、钱稻孙一同出席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出面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此事传出，举国哗然！
    其实，如果单以会议本身而言，基本上还是一个“务虚”的性质，也就是一帮子文化人在一起“扯一扯”，周作人也只是说自己“长期从事于东洋文学及日本文学系的工作”而已，没有说别的。
然而，出席这个“座谈会”的，不仅有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汉奸组织“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等人，还包括日本占领军的代表。周作人堂而皇之地与日寇和汉奸在一起“座谈”，本身就是一种汉奸行为，用现在的话说，“起到了极坏的示范效应”！
    郭沫若在《国难声中怀知堂》中曾说“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得到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他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
    现在，周作人不但没有“飞回南边来”，反而与“横暴的日本军部”、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一起“座谈”，你让大家怎么看你！大家能怎么看你！
    5 月14日，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胡风、张天翼、丁玲等18名文艺界知名人士联名发出《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痛斥周的行径：“由最近敌国报章所载，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具有，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仁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
    公开信的最后说：“我们最后一次忠告先生，希望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国人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以爱护。否则惟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
    当年还不到30岁的文坛“小字辈”艾青则在《忏悔吧，周作人》中，以诗的语言向周作人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忏悔吧，周作人 ! 不然，……中国的青年，要向你射击! ……”
    1938年 8月 4日，一向恬淡的胡适也坐不住了，他也给周作人写了一首诗：
    “臧晖先生昨夜做一个梦，
      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对此，周作人同样回以诗的语言：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浸水，
      结果只好改苦庵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远方的来信，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你很厚的情谊。
      飘然一杖天南行，
      并不是出家特地忙。
      因为庵里住了好些老人，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把钵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老僧，
      希望得见居士的面。”
    转眼已是1939年的元旦，周作人依然在北平“吃苦茶”，既然如此，“中国的青年”就要向他射击了。
    祝宗梁说：“当时社会上流传周作人的许多事情，报纸也时常登载他的活动情况。周作人是文化界有身份的人又是鲁迅的弟弟。他与一些汉奸们沆瀣一气是我国知识界的耻辱。他的影响甚于那些军阀政客的汉奸行为。因此决定制裁他。”
    “北平抗团的燕京小组已经建立。宋显勇、范旭、方圻等人就对周作人进行调查，并协助将枪支送到北平。”
    方坼则回忆说：“刺杀周作人的任务来自天津，要‘燕京小组’协助。周作人是文化名人，出任了伪职，影响很大。‘燕京小组’组长宋显勇负责跟踪，调查情况，还访问过周作人。”
  
    按：此时的周作人在燕大当教授，尚未出任伪职。宋显勇、范旭、方圻都是其学生，识得周的面貌，因此抗团命“燕京小组”负责侦查，而行刺则由天津抗团主要负责人李如鹏亲自执行。

    宋显勇等人在燕大的同学陈嘉祥说：“因前此时期周作人曾在燕大任教，遂命宋显勇等识认周之面貌，侦探周之行踪，察勘周之家宅。”
    据方坼回忆，刺杀行动共有两次，第一次因在路上被警察看出破绽而临时取消。方坼说：
    “1938年12月下旬，天津派李如鹏来北平。两支左轮手枪先藏在伪满汉奸郑孝胥（他的孙子郑统万为‘抗团’成员）家，住址在西直门内。我们把枪事先转移出来，由李如鹏、宋显勇和我三人下午按指定时间出发，预定 4点钟到周家。先聚在西单的一家名叫亚北的饮食店，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我坐在前排的司机旁边，他们两个坐在后面，还带了一小箱子弹。刚过西四，就遇到军警临时检查，行人搜身。退不了，车只好往前开。上来一个伪警察，他们俩和他应付；警察大概看出来有问题，但害怕吃亏，没有声张，因为李、宋二人手都插在大衣口袋里握着枪，而警察掏枪不方便。车得以放行，到报子胡同，我们怕警察追上来，就下车，钻进了胡同。一直钻到天黑，李如鹏把枪和箱子交给我们走了，我和宋显勇转到一个与‘抗团’有关系的人家，把枪藏好。当晚已无法返校，我们俩另找了一个地方过夜。”
    1939年元旦，抗团第二次刺杀周作人。这次去的是李如鹏和赵尔仁，由范旭带路。
    陈嘉祥回忆说：“1939年元旦，李、赵二人在方圻协助下，从北平西城郑统万家取出匿藏之手枪二支，随即由范旭带路径去西城八道湾周作人住所，假称是天津中日中学学生，欲见周研商赴日留学事。”
    许多年之后，祝宗梁、方坼都回忆了刺杀周作人的过程。
    祝宗梁说：“1939年初，李如鹏自告奋勇要执行这项任务。他带着赵尔仁去到北平。范旭领着李如鹏去北平西城八道湾周家。他自称是中日中学的学生，要去日本留学，有要事要见周作人。当时周正与客人谈话。当周从客厅出来时，李如鹏就向他肚子开了一枪，他应声倒地。李在回转时，周的仆人抱住李如鹏。范旭急速通知赵尔仁赶来救助。赵向这仆人开了两枪。然后三人安全撤退。事后才知道周作人只受轻伤，因他身上的腰带挡住了子弹转移了方向。”
    方坼则说：“上午李如鹏拿一封介绍信，冒充天津中日中学学生，说为留学日本的事求见。赵尔仁留在门外，范旭、李如鹏进屋，见周作人正和客人谈话。李如鹏在周作人伸手接介绍信的时候向他开枪，又给了客人一枪。范旭跑了出来，没见李如鹏跟上，急忙折回去，看到他被周作人的保镖按倒在地，忙喊赵尔仁相助。这时范旭喊‘九哥快来’，‘九哥’是赵的暗号，他在天津抗团主要成员中排行第九。赵尔仁立即赶来，对准周家的仆人开了几枪，使李如鹏脱了身。三人撤出，范旭还把围巾掉在了周家。几天后，我们从报上得知周作人遇刺只受轻伤的消息。”
    祝、方二人，都不在行刺的现场，他们的回忆，当来自李如鹏等人的讲述。相比之下，陈嘉祥的回忆反映了更多细节：
    “1939年元旦，李、赵二人在方圻协助下，从北平西城郑统万家取出匿藏之手枪二支，随即由范旭带路径去西城八道湾周作人住所，假称是天津中日中学学生，欲见周研商赴日留学事。李、范二人被周之佣人引入，赵尔仁留在门外巡风。时周正在内院客厅会客，见李、范二人进入，欠身示意，范指周对李曰：‘此即周先生。’李即出枪面周而射，周应声倒地。猝起不意，在座客人惊骇无状。范、李二人见大功告成，急遽退出。范前李后，行至前院，范发现李未跟上，遂折回探视，瞥见李在后院出口处被周之两个仆人按倒在地，正在挣扎。范急奔向大门，高呼：‘九哥快来’，赵尔仁闻声即拔枪飞奔而进，对准周之仆人连放两枪，彼等始行松手。李一跃而起，三人前后呼应，夺门而出。李赵二人将枪支送回原匿藏处，即乘车返津，范则径回燕大。数日之后，报纸披露出周作人遇刺仅受轻伤之消息。”
    关于周作人遇刺未死的原因，祝宗梁说：“后来才知道，这枪正打在周作人的腰带上。周没有受伤，而这仆人却丧命。”陈嘉祥的回忆已经很详细了，但是，依然漏掉了一个细节。
    周作人遇刺后不久，在给友人的信中，讲述了当天的情况：“时为元日上午，自称某校学生求见，鄙人弹中左腹，棉袍皆穿而阻于毛线衣之磁扣，只腹皮被撞伤，铅丸后为警察从地上拾得，其上印有扣纹，其来袭固是意外，亦是意外幸免也。沈启无君刚来，则弹中左胸，现在医院中，虽是重伤今亦可无虞矣。刺客出去在门首已被抓住，而门外尚有一人，进来开枪，致车夫死一人伤一人( 皆是街坊熟车，鄙人自己并无车。 )。”
    许多年之后，周作人再次回忆此事：
    “那天上午大约九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有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么？’便是一手枪。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那时客人站了起来说道，‘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仆地。那人从容出门，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已经起立，也跟了进来。这时候，听见外面枪声三四响，如放鞭炮相似。原来徐田以前当过侦缉队的差使，懂得一点方法，在门背后等那人出来，跟在后面，一把把他拦腰抱住，捏枪的手兜在衣袋里，一面叫人来帮他拿下那凶人的武器。其时因为是阳历新年，门房里的人很多，有近地的车夫也来闲谈。大家正在忙乱不知所措，不料刺客有一个助手，看他好久不出来，知道事情不妙，便进来协助，开枪数响，那人遂得脱逃，而帮忙的车夫却有数人受伤，张三伤重即死，小方肩背为枪弹平面所穿过。”
    沈启无，1902年生，祖籍浙江吴兴，生于江苏淮阴。
    沈启无是周作人的学生，而且是入室弟子。1925年沈启无入北京燕京大学中文系，认识了周作人，后与俞平伯、冯文炳、江绍原并称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
    沈启无写过一本《近代散文抄》，受到周作人的激赏。“七七事变”之后，周作人留在北平，并劝沈启无也不要走。后沈在伪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当中文系教授。
    1939年元旦，沈启无来给老师拜年，正好被李如鹏撞上，也挨了一枪，打在肩膀上，住院一个多月才好。
    说起来，沈启无虽遭“池鱼之殃”，但也不算太冤，倒霉的是工役徐田和车夫张三，连怎么回事都没有搞清楚就送了命。反倒是周作人，一枪打在肚子上居然毫发无损，不知是不是天意，要让周作人落水当汉奸。
    据方坼回忆：“1939年寒假，我们‘燕京小组’的几个人回到天津。抗团在国民饭店开会，‘燕京小组’也参加了。国民饭店在中国人开的饭店中算比较大的，为抗团的一个活动点，开办人是抗团主要成员孙大成（又名孙若愚）的亲属。会上曾澈表扬了一些人，又念了上面的一封电报，批评李如鹏，其中有一句：‘不够沉著，未能杀敌致果’。李如鹏很不好意思。
    可叹的是，抗团刺杀周作人，本意是阻止他当汉奸，不料，此举反而在客观上加速了周作人落水的步伐。
    元旦枪击案之后，周作人家进驻了日本宪兵。1 月12日，周任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8 月 1日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1940年11月 8日，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死于肺癌，1940年12月19日，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伪教育总署督办。
    周作人没有当成苏武，反而成了李陵。难怪当时有人说，周作人还不如在1939年 1月 1日那一天死了，还能“部分”地保全晚节。
        刺杀周作人之后，北平“抗团”先后又策划了数次行动：
    一、1940年 1月17日，枪击邹泉荪。
    邹泉荪，1902生，山东福山人。抗战爆发前，邹任北平银行公会会长，二十九军撤出北平以后，张自忠改组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将邹泉荪选入。
    邹的姐夫是商震手下的第三十二军第 141师上校参谋曲传诰，北平沦陷时，曲恰好在北平，他去找邹，想与他一起离开北平。当时邹泉荪说“受命于政府，与日周旋，身不由己”，并称张自忠也不会同意他离平。
    无奈之下，曲传诰请他照顾好家人，潜离北平。邹则于 7月29日加入了江朝宗的北平“维持会”，落水当了汉奸。
    祝宗梁说：“北平的伪商会会长邹泉荪早就被他们注意，只是一时没机会下手。1940年 1月孙若愚偶然路过西四的一个丁字路口时发现邹的汽车就停在路边。他以为邹逆就在车内。正巧他身上有枪。认为机不可失立即过去打开车门就向内射击。忽然听到女人叫声，方知打错了人，就赶快离去。结果邹逆的妻子替他死去。”
    侥幸不死的邹泉荪后任汪伪华北各省市省会联合协议会主席、伪东亚经济恳谈会华北本部部长。抗战胜利后被捕，1975年老死在狱中。
    邹泉荪案之后，北平抗团负责人孙若愚暴露，不得不撤离北平。祝宗梁说：“孙若愚那时住在中国大学，听到学生传说有个敌伪特务打听有无一个姓孙的。他看情况不妙，马上到燕京大学黎大展处暂避。后又听到燕京也在抓人。他经过魏文昭（女）和魏文彦（女）的帮助，利用她们父亲的开滦矿务局的关系逃去秦皇岛，后又乘船去香港转内地。”
    孙若愚走后，北平抗团由北大学生李振英继续领导，这样，北大就成了北平抗团的活动基地。
    二、1940年 7月 8日，刺杀吴菊痴。
    吴菊痴是个剧作家，曾为程砚秋写过剧本。北平沦陷以后，日伪组织新民会，在原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基础上改组为《新民报》，作为新民会的机关报，同时也是汉奸喉舌，以吴菊痴为总编辑。
    祝宗梁回忆说：“在1940年 7月 7日那天，敌伪当局在中山公园社稷坛举行‘庆祝皇军圣战三周年’大会。伪新民会以威迫利诱（据说到会者每人发一银元）的手段驱使一批人参加活动。北平抗团也想利用此时机与敌人对着干，曾印了些传单和标语预备散发。没想到他们在会场看到那些汉奸表演，真把他们气炸了。这大会是由伪新民会的机关报《新民报》社长兼总编辑吴菊痴主办的，他和副总编辑陈胖子在大会上说的那些媚敌言论，颠倒是非，真是无耻之极。对这种民族败类，抗团人员恨不得马上杀了他们。”
    正巧头一天（7 月 6日）报上说当时的著名评剧演员白玉霜要来北平演出，并与新闻界人士“餐叙”，地点在同和轩饭庄。北平抗团立即决定于次日“对吴、陈二逆予以制裁”。并决定由冯运修和李振英制裁吴菊痴；刘永康和叶于良制裁陈胖子。
    祝宗梁回忆说：“到时候四个人都在饭庄门口等候了。吴菊痴先出来了，冯、李二人骑着脚踏车就跟在吴的黄包车后面。当走到和平门外到原师范大学附近时，正巧遇到一家出殡的队伍，吹吹打打。冯运修趁此时机，蹬快几步，当车接近黄包车时，举枪对准吴菊痴的脑袋就开了两枪。街头噪音使车夫都未察觉。任务完成后担心敌伪军警出动，李振英派王知勉通知刘、叶二人放弃行动，立即撤退。使陈胖子意外检了一条命。”
    被刺的吴菊痴当场毙命。但刺吴案引发了一个不幸——连累了毫无关联的白玉霜。祝宗梁说：“敌人认为白玉霜有嫌疑，就把她也抓了起来。听说敌人对她还用了刑，以致她留下的病根，后来还影响了她的性命。”
    三、1940年 7月18日，枪击舒壮怀。
    仅过了10天，7 月18日上午，北平抗团又对北平伪工务局局长舒壮怀采取了行动。
    祝宗梁说：“这天李振英、刘永康、孟子青三人来到劈才胡同他家门口。舒壮怀刚下汽车，李振英就对他头部他开了一枪。他一声嚎叫摔倒在地。刘、孟二人监视司机和保镖，未见有任何动静，然后三人一起撤退。结果舒逆未死，只被打瞎了一只眼睛。”
    四、1940年 7月24日，制裁俞大纯。
        祝宗梁说：“7 月24日经过调查：逼迫人们献铜献铁，助纣为虐的主事者是伪华北建设总署俞大纯。这次主攻手是刘永康，另还有陈辰做掩护。他们在丰盛胡同俞逆每天上班必经之路等他。当俞逆坐着黄包车经过时，刘永康鉴于上次经验，不能只开一枪，就向他的背部连开了两枪，陈辰又补了一枪，俞逆当场毙命。”
    此外，北平抗团还曾经谋划过其他行动，如刺杀川岛芳子和汉奸周大文等，但因时机迫促而失败。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发现，抗团的行动，有两个特点：
    一是行动的密度高。比如北平抗团在1940年 7月的十几天之内，居然连续策划了三起行动；比如祝宗梁在天津连续三天纵火破坏。
    二是成功率高。相比于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我们曾经叙述过的那些所谓行动案件，比如陈恭澍啊那种磨磨唧唧的劲，抗团的这些年轻人痛快多了，见着目标掏枪就打，枪枪见血。
    之所以如此，有几个原因：第一自然是出于高度的爱国热情，这是不用说的。
    第二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这些年轻人没有经过任何训练，不像职业特务在行动之前，瞻前顾后地想那么多。也不管什么“未算胜，先算败”，比如行动过后的撤离问题，他们当然不是不想，但显然没有太多地想。没有任何顾忌，干出来的“活儿”自然“脆生”。如果陈恭澍有这种劲头，早在红河大桥已经把汪精卫给结果了。
    第三，抗团是“本地作案”，对于平、津的风土人情、地形地物格外熟悉，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家。不像那些职业杀手，派到某处，人生地不熟，先得用十天半个月的时间熟悉环境；再了解制裁对象的生活习惯；再寻找可靠的内线、外线、社会关系；再谋划进入现场和事后的逃生路线；再跑到现场模拟个一两次、两三次，一切“烂熟于心”。等到“谋定而后动”的时候，没准要“制裁”的对象早都搬家走了。
    第四，抗团都是些孩子，其中有些还有着很好的保护色，他们的目标确实比较小。除非内部出问题，否则，日伪的目光不大容易集中到这样一个人群上来，纯粹属于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当然有利。
    但是，必须要说，这种粗放式的“行动”方式，时间长了肯定会出现问题，日伪的特务机关也不是吃素的，一旦引起他们的注意，危机就在眼前，因为专业的就是专业的，业余的毕竟是业余的。
就在北平抗团的行动如火如荼的同时，天津抗团也在谋划一次行动——制裁程锡庚。
    与前几次行动相比，抗团在天津的这次“制裁”引发了轩然大波，同时，由于此后不久军统局平、津两站的覆灭，抗团的主要基地不得不撤离华北。
    天津租界的抗日活动，早已引起了日伪的注意。《华北治安战》中是这样说的：
    “天津租界问题，基本上是英、法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冲突，具体表现在租界的维持治安及有关通货尤其是法币的争执方面。天津租界是由英、法、日、德、意等国的租界地所构成，德、意尚属协调，而英、法租界，由于中国行政权和日本军事力量均不能达到，以致事变以来，成为抗日策源地。例如，通过无线电将日军的行动拍发给重庆和香港；或庇护暗杀中国要人的暗杀团，或向重庆、延安系统游击队，以法币贩卖武器弹药及其它必需品，或禁用及伪造联银券，以及通过操纵法币扰乱联银券的行情等等。这样，在治安及经济方面形成了一种不治之症。对此，日军从1938年末起，限制了通往英、法租界的交通。1939年 2月予以解除。虽然采用了软硬兼施的各种措施，但情况终未好转。至 4月 9日，在英租界电影院内偶然发生了暗杀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事件，致使事态更趋严重。”
    程锡庚，1893年生，江苏镇江人。程是前清举人的底子，1919年毕业于伦敦大学，后游学法国、美国。1921年，程锡庚回国，进入北洋政府外交部，后转财政部。
    1934年，程锡庚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驻平特派员。1937年4、5月间，张自忠受宋哲元指派，率团赴日本“考察”期间，程还搜集过张在日本的言行，并报告中央。
    平津陷落之后，程加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 3月，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支行成立，程锡庚充任该行经理。1939年 3月24日，伪津海关监督温世珍代理伪天津市市长，内定由程锡庚接任。这样，程锡庚成为华北的重要经济汉奸，同时也上了抗团的“黑名单”。祝宗梁回忆说：“制裁程逆这件事，起初都是孙若愚调查的。在1939年 4月初，孙若愚要去北平。他临走前向我说，要我留心这件事。”
    祝宗梁说：“程锡庚是伪储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还兼海关监督。而且他就在这黑名单之中。他家就住在英租界一所很大的花园洋房里。门口还有警卫。后来正巧换了个警卫恰是抗团成员。孙若愚和他商量，假装把他捆绑然后进去行动。他建议说程逆喜欢看电影，不如到电影院去杀他。”
    经了解，抗团了解了程的基本情况：“程本人五十几岁、秃顶、戴金丝边眼镜。有个女儿在耀华初中读书。他家汽车号码是1657。爱好看电影，准备在电影院制裁他。”
    这天是1939年 4月 9日，是个星期天，袁汉俊、孙惠书、冯键美到祝宗梁家来玩，下午五点钟左右，他们要回去，祝宗梁提议“一起到各电影院转转，看看有没有1657的汽车”。
    事有凑巧，当天恰好在大光明电影院发现了程的座车。
    祝宗梁回忆说：“我们立即决定行动。我回去取枪，汉俊去找刘友深来帮忙。等都回来，电影已经开映很久了。中间休息时，我们分头到楼上、楼下去找。只是在楼上中间第五、六排发现一个可疑的对象。跟着电影又开映了。可疑的是他们有五个人。夫妻俩带三个孩子。大女孩十二三岁，正是读初中的年龄。另外还有两个男孩，都还是十岁左右。我们事先并不知他家还有男孩。我们又谁都没见过他本人，这使我们不敢断定他是否就是程锡庚。
    祝宗梁想了个办法，他去写了张幻灯片，上写“程经理外找”，请电影院帮助打在屏幕上。等他回来，负责监视的刘友深说：“这人看了幻灯片，就要站起来。但马上被他妻子按下去了。”
    祝宗梁说：“从这个动作我们断定他就是程逆无疑。我从另一个方向走到程逆后面这排，再往里走距离他两个位子，我坐下来看电影。这主要是使我定定神，把刚才一些杂物事摆脱开。等我决定行动时，立刻站起来。用枪对准他的脑袋只有一尺远。连开四枪。这时四周观众都站了起来。我旁边的几个人都向后退，给我让路，让我先走。”
    祝宗梁回忆说：“我和刘友深从三楼混在观众中下到二楼的楼梯口时，一个人突然从身后抱住我。我转身用枪对他肚子开了两枪。他倒了下去。又一个人从身后抱住我。我再开枪时，子弹没有了。我们在挣扎中一起滚下了楼梯。两人都是头下脚上，他抱住我的腰，我拢住他的头。他张嘴把我手指咬了一口。”
    这时，袁汉俊及时出现，他用枪顶着这个人的背后，开了一枪，当场将其打死。祝、袁遂安全撤离现场。
    在回忆中，祝宗梁高度评价了袁汉俊，他说：“袁汉俊这一枪，救了我的一条命，同时也纠正了我对问题的一些看法。过去我总以为伶俐、反应快、能说会道的人肯定是能干的。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更应该看到一个人在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再深入一些，还应看到一个人在处理公与私的这方面在他心里的矛盾。如果一个人的私心杂念总在作怪，这种人是绝不能委以重任的。还有一条，就是沉着。在任何情况下，自己不能乱了自己。袁汉俊就具备这方面的优点，他平时多沉默寡言，其实他总是在思考、观查。他比别人深沉得多。他也比别人能干得多。”
    祝回忆说：“李如鹏知道我们胜利归来。就带来好多好吃的来慰劳我们。因为我们都还没吃饭呢！曾澈跟着也来了。听了我们的叙述，他马上就走。他说：他去打听后果。我的手破了，孙惠书拿些红药水和消毒的药膏帮我包扎一下，也没去医院。”
    第二天，程锡庚家门口挂了白纸条，这是报丧的意思。当天的报上说：第一个抱住祝宗梁的是个白俄，肠子被打穿了八个洞，送到医院抢救未死。第二个瑞士人则当场死亡，祝宗梁说：“他已经买好船票，预备回国。只因多管闲事，意外身亡。”
    祝宗梁回忆说：“这天我仍旧去上学。语文老师王则民把他在报上看见的这消息，再加上他绘声绘色地向全班同学讲述，使全班同学都欢欣鼓舞。我也和大家一起沉浸在胜利的欢愉之中。当我想到这是我把它带来的，这就使我内心感到无比欣慰。”
    刺杀程锡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抗团的年轻人所始料不及的，日伪方面迅即做出了强烈反弹。
    4 月10日，伪天津市代理市长温世珍即致函英国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英方饬英租界工部局严缉引渡暗杀案犯，并提出日方进入英租界搜查凶手的要求。
    4 月11日，英租界方面同意与日本方面共同搜捕暗杀案犯，并于12日回复伪天津市特别公署：“接受日本方面协力、努力缉拿、引渡案犯。”
    《华北治安战》中说：“事件一发生，天津市公署立即向英总领事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引渡犯人。15日通过日英共同搜查，检举了四名嫌疑犯。”
  
        按：该 4人的被捕时间实为1939年 4月22日。很显然，这“四名嫌疑犯”并非祝宗梁等人，然而，这 4个人的出现，却引发了此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要说呢，英国人也没有完全抓错，这 4个人，的确与军统有关系。乔家才说：“程锡庚披打死以后，平津的汉奸们，甚至日本人都非常震惊。日本人一方面逼着英国人缉捕凶手，一方面重金悬赏，捉拿杀死汉奸的英雄。英租界当局事后逮捕了四个嫌疑犯，这四个人也是我们的同志，他们是搞游击队工作的，与打死程锡庚毫无关系。”
    原来，这 4个人是王文的部下。
    王文，大家应该还记得，原天津站行动组组长、陈恭澍的得力助手，军统七小杀手之一，在吉鸿昌案、石友三案、殷汝耕案、王克敏案等行动案件中，一度十分活跃。
    抗战爆发以后，戴笠将王天木、陈恭澍组织的“滦榆游击总部”改编为“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王文为第九路军总指挥。
    所谓第九路军，听着很吓人，其实规模不大，战斗力也不甚强，很快就被打散。王文等遂化整为零，回到平津一带，继续进行敌后袭扰活动。此次被抓的兰向隆，就是王文的“锄奸暗杀团”的组长，另外的兰隆、李德祥、沈向金等 3人，都是兰向隆的手下。
    兰向隆，别名赵洪，当年43岁，河北省玉田县人。经过 4月15日、17日和22日的三次大搜捕，英租界工部局逮捕了兰向隆等 4人，并认为有重大嫌疑。
    由于日本宪兵队的坚持，4 月25日，英方在未经英国驻中国大使卡尔同意的情况下，将蓝等“借”给日方侦讯。最初，英方只给了日本人24小时的时间，但最终延长到 5天，即在30日必须将蓝等“归还”。
    据日方史料记载，兰向隆的“供述”如下：“我17岁前，上了私塾，19岁在线香制香厂里作学徒，21岁时的12月我参加了东北五十八团三营第九连作为一名步兵入队，在兵队里勤务了三年退伍，在河北宝坻县新安镇警察局任警士，任三年后升任警长，约六年勤务，之后在河北皮县、河北三河县警察局任警长、约五年退职。”
此后，兰向隆谈到了他加入“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的经过：“我在河北宝坻县人的朋友王文来信要求下，让我招募兵士组织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在我的组织下招募了 6百余名兵士，在河北宝坻县新安镇和王文会合，编成北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王文自任第九路军长，我任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第一旅长。其后，受到多次日本军攻击，被日军击溃。去年 8月末（旧历农历）第九路军解散。”
　　兰向隆说：“我和赵生及妻来到天津，在天津英租界内七十四号路乐庆十二号居住。约十日前搬入现在的益世里。房租从开始时候就由王文来支付，毎月给我五十五元的生活费。我是王文指挥的锄奸暗杀团的组长。”
    兰向隆所说的“赵生”，即同时被捕 4人中的沈向金。沈向金当年30岁，河北省宝坻县人，其供述如下：
    “我自小在家从事农业，上了二年半私塾。民国二十二年在河北宝坻县新安镇商会组织的自卫团里任班长。5 年的勤务后，在去年 6月被任命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副官，同年 8月受到多次日本军攻击，被日军击溃，去年 8月末（农历）第九路军解散。来天津在天津英租界内七十四号路乐庆里十二号居住。在本年 3月下旬搬入现在住所。”
    兰隆是兰向隆的胞弟，化名赵如，当年26岁，其陈述如下：“我自小作农业，无学历。兄小学 3年修业，在线香制香厂里打工。兄在任旅长时我任其副官。在新安城驻屯。去年 8月受到多次日本军攻击，第九路军被日军击溃。8 月下旬，我和兄夫妇、母、兄的孩子来天津，住在乐庆里。同年 2月移住现在家。兄王文每月领约50、60元。我不知兄做何工作。1 月下旬、映画馆的刺杀事件，李德祥对我说：都是和王文暗杀团有关联。”
    李德祥，当年27岁，与沈向金是河北宝坻同乡。他供述说：“我自小在家从事农业，没上私塾。21岁参加了大口屯自卫团，去年 6 月任王文的副官，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受到多次日本军攻击、被日军击溃。去年 8月末第九路军解散。9 月上旬来到天津赵洪的家。在蓝家里、王文、李桂石等其他友人（详细名字不知）经常来。我在蓝家居住。我每月30元、我参加暗杀活动、在暗杀团打杂。”
    十分蹊跷的是，本没有刺杀程锡庚的兰向隆等人，却供述程案系他们所作，这当然并不奇怪，三木之下，何不可得？
    奇怪的是，蓝等讲起刺程案的细节，居然也像模像样，有可能是看了报纸上的新闻，于是在酷刑之下，胡说一通。
    兰向隆说：“我在三月初，具体日没记住，那天午后二点三十分，王文坐汽车来我家，告诉我在英租界大光明影院刺杀伪联银天津分行程锡庚经理，我也承诺了，就领着李德祥，各自拿着王文给的装六发弹的新手枪，坐王文的汽车（2146号）出发。我们去天津英租界大光明影院，在大光明影院前，己经到达的有白桐春、李志忠、张富等三人在那等着。我被命令在看汽车掩护，在那等待放哨，王文和李德祥进入影院，白桐春、李志忠、张富三人放哨人护驾掩护左右。不久、就听到枪声后，李德祥飞进车内，一分过后王文也飞进车内，车马上开动，出中街、伦敦路、在内七十四号路乐庆里的胡同前，我和李德祥下车，将新手枪返还给王文。过了两日后，王文来我家，兴奋地说：上次大光明的暗杀大成功！为避免捜索，各位尽早搬家！给了我三十元，我就搬入现在的家。”
    兰向隆还自称参与了“王克敏案”，他说：“我和刺杀伪联银天津分行程锡庚经理关联以外，去年 3月的在北京，和王文等数名同志，参加了刺杀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行动。我作为王文的部下，参加刺杀行动，毎月的费用都是王文支付。我都是为生活才作的、现在非常后悔。
    沈向金亦自称参加了刺程案，他的供述更加详细：“大约距现在20日前（时间不能正确记述），早八点左右，蓝组长对我说：今夜有工作，12点左右，去求自里。午后 1点过后，去那里，有汽车。王文、组长和我坐汽车到二十九号路的小公园，在公园王文命令我们暗杀程锡庚经理。在到公园前，在车内我领到手枪。在公园等到 6点左右。”
　　沈向金说：“到大光明影院，组长和我放哨掩护。汽车停止在大光明影院的西邻的左侧，西方向。我的任务是监视外面，不久听到枪声，馆内大乱，观客出来观众惊乱地争先恐后逃离影院，王文也出来上车，往西方向行车，在七十四号路乐庆里，我下车，将手枪返还王文。事件二日后搬入现在住所，后二日、组长给我 100元。组长拿了多少不知。15，16日前，组长和我去东马路大狮子胡同李同志家，给我新手枪说开始行动，在东门付近狙击日本军人。”
沈向金还说：“去年末在法租界王竹林刺杀、去年 5月在法租界国泰电影院及特一区光陆电影院爆弹装置、及去年 4月左右，在北京的王克敏暗杀事件、全部都是王文及蓝组长等同志所为。我是去年 1 月王文告知我来天津作生意，为了生活参加了暗杀活动。”
    兰隆、李德祥二人，则只说在“暗杀团”“打杂”，未承认与任何刺杀案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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