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从五四运动不是什么说起

李大兴

少年时读到的历史著作，大多擅长定性。我熟读的，如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周一良和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都是每个章节的开头和结尾干脆不看，只挑中间的叙事部分看看——虽然现在看来，叙事部分恐怕偏见与问题同样多。中学的教科书更不用说，基本上都是意识形态，枯燥度比政治课本略低但也有限。好处是容易总结，归纳成几条一背，就能对付考试。比如五四运动，就变成了四个要点，以“五四运动是”的句式呈现。高考复习时背的东西，考完自然忘得一干二净，于是五四运动究竟是什么，又变得混沌起来。
留学前学日语时，有一门“世界史”，用的是日本的高中教科书，基本上都是史实，叙述也少倾向性。虽然就一本，但内容之多，要记住很不易。从那时知道，日本很多出版社各出各的高中教科书，没有统一版本。留学后学历史专业，渐渐明白历史原本是具相的，无从定性与定量，与教条尤不相容。所谓史学，也就是试着把错综复杂的事件个人捋出头绪，把偶然与激情的因素予以整理而已。一好高务远，或想臧丕人物、或想以史为鉴，就容易有先入为主的目的性；至于要从中总结必然规律什么的，就更容易离谱。我国文人，好义理之辩、好道德判断，但不见得长于分析，一不留神就从白马非马落到指鹿为马。义理之辩一盛，免不了压缩历史，更不用说我们是处在一个意识形态和稳定压倒一切的环境，历史总是在为现实服务牺牲的。由于具有天然正义性，尽管历经世事变迁，五四运动一直是显学，也就不断在为现实服务牺牲。“五四运动是”的句式重复了九十年，难免不造就相当数量的八股，一大堆形容词与性质的判断；也难免不导致几代人都会背两句五四是什么，但未必清楚那时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所以，纪念五四，似乎不妨从五四运动不是什么说起。

第一，五四运动不是 “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之所以闹大了，是因为失控，一失控就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群众运动的驱动力，多半在于集体无意识的激情，不失控、不激进才是怪事！运动的起因，是政府的无能，于是奋起爱国；能够以撤曹、陆、章收场，连徐世昌都半真半假做了一番辞职秀，还是因为政府无能。民国初年的元首里，徐世昌和黎元洪算是最窝囊的，但是，无镇压之能，就会让步而不致杀人，还真是一件幸事。仔细想想，教科书里说成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北洋时代竟是对民众运动相对温和、思想控制相对宽松的年代，哪怕是由于昏庸，而非出于明智，也令人感叹不已。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有许多偶然性，比如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胡适的归国。但如果没有相对宽松的环境，也就未必成气候。
其次，五四运动不是新文化运动，也谈不上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虽然二者人物有重合，如蔡元培、傅斯年。新文化运动是可上溯到晚清、继承梁启超“新民”运动、历时经年的思想文化事件，影响深远；五四运动则是一突发事件，其意义更多是后人赋予的。多年来，二者常被混为一谈，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合体被激进化与政治化，成为一个符号，支持者和反对者两军对峙至今。然而，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各式各样的思想混杂并存、不分高下的自由时期，在我们这个向来以思想一统为理所当然的国度，如一道短暂的彩虹，“打倒孔家店”的激进，只不过是其中一种色彩而已。五四则是一场并无明确政治倾向的爱国运动，救亡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压倒所谓“启蒙”的，也不是救亡，而是以俄为师的国共两党，是从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新道统。李泽厚先生那个著名观点的后半，亦即农民革命压倒现代化，其实更确切一些。
第三，五四运动的精神导师，并非新文化运动的几位领袖，它的诉求充满悲愤，若寻找里面反映的思想，与民族主义还有关系，似未涉及德先生赛先生。于运动发生有影响的政治势力，主要是梁启超的进步系，蔡元培亦在其中，但他似未直接参与策划。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在于，群众运动的胜利喜剧大大提升了大学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就连“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普及，据说都在“五四运动”充斥当时报章之后。本来，新文化运动的缘起就有着改造国民思想、弘扬新知的意图，五四的结局对于新文化的普及应该是很有鼓励。
五四运动的另一个结果是，学生从此更热衷于社会政治活动，因此胡适晚年，不仅不以五四为新文化运动之一部，进而认为是“政治干扰”。不过这种看法，多少也是把五四当做激进政治的起点，和把五四与新文化运动捆绑在一起的观点对立，思路实同。偶然同步发生的历史事件，其间因果关系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五四运动不是思想事件，马列主义的进入、起因在于第三国际的活动、在于孙中山的联俄、建立列宁式政党并接受援助，而第三国际也好、国民党也好，和五四运动没有多少关系。共产党的创始人们，虽然大多是五四一代，并以五四传人自居，但其思想资源、组织形式乃至群众运动操作，都来自苏联。

五四运动的天然正义性，使后人无不想和它套磁。然而，群众运动的反权力，不为当政者所喜；非理性，令知识分子害怕。这大约也是五四运动被赋予各式各样的意义，稀里糊涂地成了一个思想文化标杆的原因之一吧？意义淹没真相的事，在当代史也是经常发生的。在我看来，五四运动不过是个偶然孤立的事件，它的主要历史影响，是开学生运动先河，只是后来再也没有这么好运，多以悲剧结束，而且愈来愈惨烈。如果晚生几十年，那位据说是第一个放火的匡互生，估计只能算暴徒，而许德珩大概也不会满面笑容地当花瓶活到一百岁。群众运动的顿挫，使张耀杰先生对五四运动进行“法理反思”，结论是 “青年学生的放火和打人，是以多数压倒少数的‘暴民专制’的一种表现。”这一批评似乎政治正确，却是在九十年代以来“告别革命”的延长线上，难免不让人联想，是不是体制内外如今都希望，五四运动已成绝响？

李大兴

回小只只，“新文化做为一只有活力的政治力量”这一表述恐怕不确，带来不少主义是真，在政治层面未见发生多少作用。后来的历史叙述，往往夸大一些后来显得重要的事。在我看来，五四不是分水岭，“其后在文化、社会、经济方式诸方面确实出现了有别于其前的大的变化”这样的说法我是怀疑的。

李大兴

回小只只兄4楼和7楼，所言“后来的辛亥革命、国民党，甚至共产党及其其他各个党派多也是来自学界--文化界”似乎误把辛亥革命放到五四后了，“新兴学校、新兴刊物、新式的私有工商业、新的面貌（上新学堂、剪辫子等）等文化的变化”里面的“剪辫子”也远在五四前。
事实上，五四前“党派多也是来自学界--文化界”、“新兴学校、新兴刊物、新式的私有工商业”更是始于晚清。“新式工商业，其前官办的为主，其后民营的显然多了起来”似乎完全不合史实。

李大兴

回小只只兄10楼，凤凰卫视的节目，是普及型的，还经常信口开河。五四是向各国使馆请愿，当然不会喊反帝口号，也不存在苏联加进去“反帝”的内容。第三国际的活跃，是之后的事情，把五四运动说成反对列强，最早是孙中山。
我文中已经提到，促成五四运动的，是“梁启超的进步系，蔡元培亦在其中”，1919年，早没有所言“‘革命党’和维新派”，那是民国之前的概念。

李大兴

梦兄通达之论，然有关历史，需先考证而后解释、先较真而后通达。梳捋五四运动被赋予的意义，是还原性的解释，旨在说明五四运动本身和它的象征意义大多不相干。一方面，它甚至谈不上激进，这从其领袖如傅斯年、罗家伦的主张也可得到佐证，另一方面，它的偶发性、群众性，注定其非理性的、集体无意识的、发泄性的一面，“反思”也枉然。
把一场群众运动说成是思想文化运动，从解释史看，是后来知识分子的说法，是对国共两党把五四往爱国革命方向拔高的一种反对，周策纵先生也是沿袭此一说法。
五四的传承，从一二九而及七十年。每次都差不多，有具体诉求、乏政治倾向；有非理性的层面、乏组织与理论。后人对之，往往都会拔高。

李大兴

大苗兄，孙中山当时在野，而南方军政府并未支持，梁启超，蔡元培等人才是在媒体呼吁、和学生联系的政治人物。

李大兴

大苗兄，孙中山当时在上海做寓公政客、忙着护法，对文化界学生动向未有多少兴趣，不大关心新文化运动、五四时只是表个态而已。民初的国民党早已分崩离析，不少早年走议会道路的温和派，接近或加入梁启超的进步系，在北京最有影响的在野势力是他们。孙中山的派系，从组织中华革命党以后，局限于沪粤，当时都是最窘迫时期。
另外，在转向苏俄前，孙一直亲日，而且素来不惜以领土利益换取日本支持的。

李大兴

原帖由 心中有刀 于 2009-4-24 05:59 发表
杨奎松所著《开卷有疑》，第一篇《孙中山爱不爱国》，就讲到孙中山亲自与日本人订立的密约，条款与“二十一条”无异。

昨天和李劼兄聊天，还谈到汪精卫的亲日倾向，其实继承孙中山。

李大兴

梦兄，从“不是什么”说起，旨在祛除那些关于五四运动大而无当的说法，上面金兄的帖子就是一例。
另外，我对胡适先生的五四与新文化的切割，已在文中表示了不赞同。
各种主义泛滥，不在五四以后，我所置疑的正是“新文化运动在五四以后走向政治化，主义化”这样一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