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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吴洪森在2007-2-17 11:38:00的发言：

潘国平文革结束后第一次被判刑七年，放出来不久，做邮票生意发了第一笔财。后来未经报告去广州，被再次逮捕以叛国出逃未遂判刑七年。出狱后，因前妻以及女儿已经移居美国（前妻当年是红极一时跳白毛女的芭蕾舞演员），他以女儿父亲身份申请去了美国。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他只捞到一个挂名的副主任兼上海总工会主席。因为名声太大，没事情干，又不便出门。一出门就会被粉丝围堵起来。于是每天下午让司机把他送到博物馆看文物。潘司令从小就喜爱古董。当时博物馆对外常年关闭，博物馆每天就只有潘司令一个观众。博物馆专家看见潘司令来就热心给他讲解。潘国平看了两年，成了古董内行。没想到二十多年后，成了他谋生方式。他在纽约唐人街开了一家古董店，每年轻轻松松至少赚五万美元。我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和来自香港的女性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好像还不满十岁。（前几年听曾慧燕说他已经将古董店搬到新泽西去了）

2000年我到纽约看望世界日报老朋友曾慧燕。曾慧燕也是个古董迷，介绍我认识了潘国平。我对曾慧燕说，他当年可是上海滩红极一时的人物，一度名声比王洪文响多了。

安亭事件的时候，潘国平才22岁。

谢谢洪森先生提供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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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江枭雄传     

  第二十回、周宝林奉命赴南京   戴祖祥受招回上海

    潘国平的话，说到这些英雄的心坎里，因为根据他的说法，张春桥之能够在五点要求签字，主要是被自己的北上迫出来的。潘国平把张春桥被迫签字的功劳，算到继续北上的英雄头上，这使他们高兴起来。不过小造反一高兴，就要失去章法，有一个小造反只顾高兴，竟忘其所以，高呼潘司令万岁！潘国平造起反来虽然无所畏惧，但头脑还是非常清醒，一见小造反乱喊乱叫，马上用手掩住了他的嘴，而且还扳着面孔对他说：“你这样乱喊乱叫是绝对错误的！在我们国家里，只有毛主席可以喊万岁，其他任何人都不可以，以后不准你头脑发热，乱喊乱叫！”

    潘国平很快召回苏州的造反队伍，张春桥再次领教潘国平的小聪明，远远超过了王洪文。他原来想继续派他去南京，但看到王洪文脸色难看，就想到刚从苏州回来的周宝林。他想周宝林不是“工总司”的发起人，即使能力再强，也不可能盖过王洪文；而潘国平，在造反工人的心目中，原来就是超过王洪文的人。

    周宝林学潘国平的样，也带了许多《红卫战报》，其实这时的周宝林，带《红卫战报》已经是多余的了，因为张春桥签字的消息，早已传到了南京，戴祖祥等早已在南京的造反刊物上看到了这个好消息。他们所以迟迟不归者，首先是要搭一下架子，刁难刁难上海市委；其次是回程的火车票还无人买单。好才是张春桥派周宝林出来时，叫周带着一封亲笔写给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的信，等周出发后又挂了一个长途给许，请许在南京打点一切。

    二十刚出头的周宝林，生平还是第一次受到中央首长的接见，也是第一次坐着由首长派出的专车，去执行由首长交给的任务。周宝林刚到南京，马上又受到另一个首长许家屯的接见，真是使他兴奋不已，终身难忘。

    因为周宝林是奉中央文革的代表张春桥之命，专门到南京来迎接战友的，使造反英雄的脸上有了光彩。所以滞留在南京的“工总司”造反队员，在他们的新司令戴祖祥的率领下，很快地坐上火车返回上海。这批上海工人，在11月9日中午，有的从工作的单位里出来，有的从自己家里出来，在南京已经逗留了八天。他们大多数是年青人，许多人从小就生长在上海，未离开过父母或妻子或丈夫有怎么长的时间。在这中间，他们还经历11月15日强冷空气的袭击，他们早已是想家了。现在周宝林说张春桥请他们回上海，他们哪有不回之理。

    由于戴祖祥率领的兵马是由周宝林接回来的，所以他们回到上海之后，没有到巨鹿路去与潘国平和王洪文等人会合，而是到红都剧场与耿金章相见。耿金章与戴祖祥紧紧握手之后，再来一个热烈拥抱，两人亲密的样子，真是使人看了动容。一阵亲密之后，两个人立即筹划成立“联合兵团”。经初步研究，打算叫做“苏州·南京联合兵团”。他们想要另立山头，与王洪文把持的总部分庭抗礼。因为这个胜利成果是大家争来的，大家都要来享受享受，桃子不能让王洪文一个人独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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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psyzjs在2007-2-24 22:19:00的发言：
LZ,这书准备什么时候写完啊? 共几章? 能出版吗?[em02]

谢谢关心，本文总计50余回，至今完成大概40%。能不能出版，这不由我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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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江枭雄传     

  第二十一回、两英雄议建新山头  王司令欲整众豪杰

    如果这个“兵团”真的成立，而且与“工总司”唱起对台戏，这是使王洪文最头痛的。幸好耿金章与戴祖祥两个人的独立性都很强，谁都不愿意担任第二把手，建立联合兵团的谈判只好告吹。接着戴祖祥就宣布成立“北上返沪第一兵团”，耿金章宣布成立“第二兵团”。还有孙福祥等四十几个人，先是随着耿金章到了苏州；但他们没有跟着潘国平回上海，而是在苏州混上了火车，到了北京。他们认为自己的革命造反性格最强，也最具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回上海后迅速招兵买马，扩大组织，也成立了一个兵团，而且起名为“战到底兵团”。顺便告知看官，笔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上海跃进电机厂的二车间工作，而我们厂的造反队，在北站登上火车，到达南京，因此笔者单位的造反队是属于“北上返沪第一兵团”的，队长李某人是一兵团的常委，是戴祖祥的得力助手。

    这样，在“工总司”的大旗下面，有了三个兵团，这些兵团虽然挂着工总司的招牌，名义上是总部下面的，却完全不听王洪文的指挥，而且还时刻威胁着王洪文的宝座，大有取而代之势。在工总司总部内部，潘国平也经常横生枝节，与王洪文搞摩擦，因为他认为“工总司”原来就是自己领导的，对后来居上的王洪文不放在眼里。

    而王洪文呢？他唯一依仗的是张春桥的支持。他想到在13日文化广场的大会上，张春桥讲话以后，把已经签了字的五项要求亲手交给自己，就表示对自己的支持。别要小看张春桥的这一张纸条，这是工总司能够合法成立的依据，差不多是等于一把尚方宝剑。有了这一把尚方宝剑，王洪文就能战胜所有向他挑战的人。为了对付这些挑战，王洪文决定要整顿内部，并来一个杀鸡儆猴。

    王司令突然下令，召开“总部”会议。

    戴祖祥带着“北上返沪第一兵团”的常委们来了，耿金章带着“第二兵团”的头头们也来了，孙福祥的“战到底兵团”的核心人员都来了。王洪文面带微笑，带着一大批总部的核心和其他要员，跟这些老战友们紧紧握手。

    在红都剧场里，会议在造反派的一片胜利的喜悦声中开始，按照当时开会的惯例，总是要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

    王洪文领读的那一段语录，是经过他的煞费心机，特别从《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里挑选出来的，这些在造反派中有头有脸的英雄们，平日根本没有念过，这是他们完全生疏的一段“最高指示”，因此念起来零零落落，有的人根本跟不上来。但王洪文是有准备的，他非常熟练的一字一句的念道：

    “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番彻底的清理。”

      王洪文这么冷不丁的，突然念起了这么生僻的一段“最高指示”，使得在场的各兵团的领导人感到非常愕然，会场的气氛也随着紧张起来。

     在场的人们发现，王洪文突然收起了笑脸，板起面孔开始发言：“同志们，我刚才念的这段毛主席语录，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毛主席所说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不光是在过去的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有过，在如今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同样存在。我们的‘工总司’，就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严重问题。”王洪文说毕，用眼光环扫了一下四周，继续说道：“戴祖祥，就是混进我们革命队伍里来的败类！”

    显然，王洪文已经整理了戴祖祥的材料，他一边说，一边拿出一叠纸头，一张接一张念着，从历史的到现行的都有。戴祖祥在四清运动中受到批判，说到现行的，就是在南京冒充上钢三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说他是一个政治扒手。这一次突然袭击，使毫无准备的戴祖祥无法招架。使戴祖祥不明白的是，他在南京眼见群众群龙无首，自己站出来带领群众，渡过了难关。为了取得群众信任，就佯称自己是保卫科干部，这不过是权宜之计，现在倒成了罪状，实在心里不甘。但戴祖祥更想不明白的是自己在南京的讲话，是怎样会传到王洪文的耳朵里的？难道是“北上第一兵团”里有王洪文的坐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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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回、王秀珍回沪告密信  戴祖祥吹牛挨闷棍

    不错，这个坐探就是国棉三十厂的一个女工，名叫王秀珍。王秀珍在当年，已经是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与国棉十七厂王洪文是同一个纺织系统的，文革开始时，当王洪文在十七厂树起造反的大旗，组织起“永忠”战斗队的时候，她就在三十厂响应。她参加了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召开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经验交流大会”，也参加了11月9日文化广场的工总司成立大会，会后在北站也登上了那辆红卫兵列车到了南京。

    她虽然没有被选入工总司的核心组，但也算是一个发起人，因此当队伍在南京群龙无首时，她很想站出来领导队伍。可是转身想到自己只是一个女流之辈，难道那些桀骜不驯的男性造反英雄，能听一个女人的指挥？所以她一直在思想斗争，究竟要不要站出来？可是当她决定要站出来的时候，戴祖祥已经领先一步。也是戴祖祥的粗心大意，吹牛不打草稿，说话时留下了破绽。细心的王秀珍听他介绍自己是保卫科干部，却没有说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可是中国人都知道，像上钢三厂这样的大厂，绝对不可能是叫一个非党群众担任保卫科干部的。因此她就对戴祖祥产生了怀疑，回上海之后，她也没有参加“一兵团”，仍旧是回到“工总司”，还立刻把自己的怀疑报告王洪文。而此时的王洪文，正好为工总司内的山头林立而感到头痛，王秀珍的告密，正好给他提供了一发炮弹。出于保卫科干部的工作本能，王洪文立刻派员到上钢三厂，经过详细调查，就查到了戴祖祥更多的老底。

    其实在那个时候，哪一个人没有问题？一个人如果有一架收音机而没有剪掉短波，就马上有人说你是收听敌台；有人家里有亲戚在国外，给他写一封信，就是里通外国；就说是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王洪文本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可是国棉十七厂的领导，却说他从极端的个人主义，发展到有严重的反党言论。难道这不是问题吗？只是王洪文的运气好，碰到了张春桥，不但化险为夷，而且还升迁做了保卫科的官员。如果没有张春桥，王洪文不是照样要在四清运动中先做检查而后被批判吗？而戴祖祥却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不但在厂里被打下去，而且在造反队里也被王洪文一棍子打了下去。戴祖祥被打闷了，从此一蹶不振，此后的“北上返沪第一兵团”就形同虚设，姓戴的再也不敢拉出这支队伍冲锋陷阵，这无疑是消除了司令王洪文一个很大的心病。

    解决了“一兵团”的戴祖祥以后，王洪文的目光转向“二兵团”。当他瞄准了周宝林的时候，心里马上想到那天在昆山被围攻时的情况，他想那些跟着耿金章北上的人，大多数都是大老粗，想不出有那么多的恶毒攻击语言，只有周宝林多读了几年书，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秀才。那天的叛徒、内奸和工贼三顶帽子，一定是他周宝林想出来的。想到这里，不由得王洪文咬了咬牙，大声的说道：

    “周宝林也不是个好东西！”接着他就指着周宝林，列数他的罪状，王洪文总结出周宝林有《五大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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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回、耿金章仗义救战友   周宝林回局搞科研

    周宝林究竟会有什么“罪状”呢？这小伙子做梦也想不到，王洪文指责他到南京办事时游山玩水，与戴祖祥勾勾搭搭，说他的女朋友有非常复杂的海外关系，还说他不服从总部的命令，大搞特搞分裂主义，要想脱离工总司搞独立等等。周宝林一点也不敢示弱，想到自己刚刚受过张春桥的重用，再加他是初生之犊不怕虎，不知道江湖的凶险，所以他丝毫也不畏惧，只是据理一条一条的加以反驳；到最后，还揭发说这是王洪文在昆山受到围攻，今天要拿我出气来打击报复！。

     眼见与自己一起步行北上的战友被无端指责，还说他搞独立，搞分裂主义，这分明是在骂自己，耿金章一听就上火，他迅速拍案而起，盯住王洪文，大吵不休，责问王洪文在安亭为什么躲到厕所里去？孙福祥也跳起来，大骂王洪文是缩头乌龟！今天胜利了，乌龟倒是神气起来了，还想独吞胜利果实！没门！我们广大造反队员坚决不答应！孙福祥还说，王洪文没有资格担任工总司的造反司令！叫他赶快从司令宝座上滚下来，还说我们要潘司令，不要王洪文！

    红都剧场快要成为造反派内斗的战场，一边是以王洪文为首，身后又王秀珍、唐文兰、叶昌明、黄金海和陈阿大等一大帮人；另一边以耿金章为首，在他的身后也有周宝林、孙福祥、谢鹏飞和戴祖祥等一大批人。戴祖祥虽然被王洪文一棍子打倒，但现在看见有许多人反对王洪文，也就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之中，虽然说话的声音再没有像以前一样粗，但也算是一份力量。在耿金章的阵营里，还有一个特别尖锐的声音，这就是我们已经久违了的“高八度”，她虽然不是工人，而是一个学生，工人内部的事完全与她无关；但她喜欢热闹，更喜欢打抱不平，像济公和尚一样，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她。

    首都红三司的包炮也在场，他看见工人造反派内部分裂，非常着急，他赶快叫潘国平出来讲话，他知道今天的局面，只有潘司令出来才能收拾。坐在主席台上冷眼观望的潘国平，实在也看不惯王洪文一副专横的面孔，原来想站起来为周宝林申辩。但局势已经演变成当前这个样子，双方各不相让，他如果为周宝林申辩，一定为更加火上加油。当潘国平正在考虑如何发言的时候，包炮忽地站了起来，然后大声的叫喊道：

    “同志们，请你们静一静，现在请我们的潘司令讲几句话。”

    “好吧，同志们请安静！让我们先来朗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潘国平被包炮逼了出来，只好清了清嗓子说：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读完语录，潘国平接下来继续说道：

    “同志们，现在我们工人革命造反派最大的敌人，是上海市委和曹狄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反动路线的流毒还毫发未动，而我们革命的无产阶级内部却争吵得不可开交；我们现在这样争吵不休，对得起广大的工人群众吗？对得起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吗？对得起毛主席吗？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团结，我们却争吵不休！像一个革命的造反派吗？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争吵！安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前面还有多少事要做？还有多少困难？怎样做才能克服这些困难？┅┅”

    我们别小看这个潘国平，他说话像做大报告，既不偏向王洪文，也不偏向耿金章，站在中间要大家团结一心，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炮看到对立的双方都安静下来，也站起来说：

    “潘国平同志说得对，我们革命造反派现在一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全力重炮轰击上海市委！”

    潘国平和包炮的讲话，大概也提醒了王洪文，他想到现在还不是清理内部的时候，因为后面还有许多战斗，需要这些造反英雄们去拼搏斗争。于是就静下气来说道：

    “好吧，现在看在小包、老耿和小潘的份上，总部就决定不处分周宝林，为了表示我本人的诚意，我想把周宝林同志调到总部工作！我一定与小周很好地合作。希望小周也不计前嫌，在总部与我一起工作。”王洪文看到各兵团的众怒难犯，只好中断对周宝林的声讨，并在表面上做出了比较友好的表示。耿金章他们虽然知道王洪文不会安什么好心，但在表面上看来还是先软了下来，于是也就不再说什么。所以从此以后，“二兵团”里少了周宝林这一员大将。他调到总部以后。王洪文分派给他一个无足轻重的闲差，让他到宣传组里去发挥作用，到最后姓周的被完全架空。眼见在工总司里无事可做，长期下去，又恐怕王洪文抓到机会报复，周宝林不久后便离开了工总司，回到了仪表局搞他的本行工作去了。不过这样一来，使周宝林很早就脱离了泥潭，没有进一步的越陷越深。到后来，他把自己的精力放在科学技术上，还有两项专利发明，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倒是要归功于王洪文对他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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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4回、耿金章初露显实力   赤卫队横空现上海

    在所谓的整顿会议上，王洪文自始至终不敢去碰耿金章。但他已经悄然派人进入到井冈造纸厂，收集有关于他的材料。在“工总司”的内部翦除异己，王洪文这位保卫科干部出身的造反司令，已经初步显示了他的手腕。要把所有的异己分子清除出去，也要把亲信提拔上来，王洪文见王秀珍告密有功，不久之后就把她提上来，成为工总司总部的常委，而且以后一路提升，把这个无才无德的纺织女工，一直提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

    王洪文为什么还不敢去动耿金章呢？这要从耿金章本人的情况说起：

    耿金章是年四十一岁，家里是贫农出身，为了混口饭吃，在十六岁的那一年，与村里的几个年青人一起，参加了汪伪政府所谓的“和平军”，这成了他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的污点。但很快被新四军俘虏，经过共产党的阶级教育，他又参加了新四军。抗战胜利后又转身变成为解放军，他虽然没有重大的战功，但没有功劳有苦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加入了共产党，然后慢慢地高升，到了复员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副连长。到上海井冈山造纸厂后，当一个车间工段长。由于自己觉得没有受到领导重用，文革时也宣布造反。他没有参加首都红三司联络站召开的工人造反派的交流会，只是听到消息才参加文化广场的工总司大会。所以王洪文说他是一夜成名的人，但姓王的绝对不敢小看于他。因为王洪文有的金牌，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和干部身份他也都一一具备。而且在工总司里他的实力最大，因为自苏州回来，迅速招兵买马，手下的队伍很快扩大，只有短短几天时间，耿金章已拥有几万之众。他在军队里当过小军官，指挥行军打仗，自有他的一套章法；这比只有当过警卫和通信员的王洪文，不知要高出多少倍？王洪文唯一能抓住他的一根小辫子，就是当过“和平军”。但实在是太微不足道，因为他很快被俘虏而成为解放战士，这种情况在解放军里简直是比比皆是。

    正当王洪文在苦思冥想要如何搞掉耿金章的时候，忽然有秘密探子来报：说“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以后简称为“赤卫队”）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开了筹备大会。曹狄秋出席会议并表示坚决支持。“赤卫队”的总头头，名叫王玉玺，是上海市铁路局调度室里的代理主任。

    王洪文马上电话叫来潘国平，潘国平说必须召开总部扩大会议，一定要有耿金章参加。王洪文虽然对耿有点感冒，但形势紧急，何况他实力强大，又会指挥打仗。

    在工总司总部扩大会议上，平时吵闹不休的工人造反派的头头们，总算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团结起来。他们一致决议要联合所有的造反派，一致对敌。还要电告张春桥和中央文革小组，只要取得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一定能够胜券在握。在上海现场，如果真的有两派决斗，现场指挥非耿司令莫属。耿金章几个月以来因为忙于造反，后来又为造反派内部争斗的事务繁忙，已有很长时间没有理发修胡子，看上去像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但他精神饱满，听到造反战友们对他的恭维，竟然没有丝毫谦虚之意，居然泰然受之。大概他自己也一定认为，带兵打仗就是他的看家本领。

    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真的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热烈祝贺。

    “赤卫队”的队伍迅速扩大。据说是光做袖章，就用去了几千匹红布，好像是赤壁大战前的曹操，他们号称有八十三万大军。除了队伍庞大人数多，他们还得天独厚，上海市委提供的印刷机器，为他们日夜运转。于是在上海大街小巷，他们铅印的传单，如《安亭事件真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张王牌》、《一个造反队员的血泪控拆》等等文章满天飞舞。潘国平和王洪文翻阅着“赤卫队”成叠的铅印传单，几乎是同时愤怒地说道：“我们工总司也要大造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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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ys1937在2007-2-27 16:18:00的发言：

  当人们指责知识分子的时候，有一宗‘罪状’是必提的：互相看不起对方，搞小动作整对方…………

  读了丹宙的‘小说’，哈，原来如此，这种毛病不只是知识分子才有的。

  当然，要整知识分子的时候，这宗‘罪状’当然是知识分子的专利了。

确实如此，ys1937先生是否能露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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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回、红革会进驻解放报   赤卫队正式大亮相

    正当潘、王、耿等摩拳擦掌准备与“赤卫队”大战一场的时候，又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传来：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的简称）已经进驻解放日报社，并完全封锁了解放日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十一月二十七日，因为在第九期《红卫战报》（是红革会的机关报）的头版，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刊登了一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的文章，红卫兵小将要求将这期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解放日报放毒到哪里，第九期红卫战报就消毒到那里，红革会要达到的目的是“彻底肃清《解放日报》在群众中所施放的流毒”！ 但市委拒绝了红革会的无理要求，理由是《解放日报》是党报，是市委机关报，而《红卫战报》只不过是一张学生群众组织的报纸，两者岂能相提并论？因此绝对不能让《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否则真是成何体统？

    上海市委的决定激怒了红卫兵小将，立刻有三百多学生前往《解放日报》社发难。开始时，他们还只有在邮电局驻报社的发行科和报社的传达室里进行交涉。但在门外围观的群众越聚越多，里里外外的把汉口路、河南中路和山东中路这一块地方拥挤得水泄不通。经过这块地段的好几路公共交通被完全阻断，就连普通过路的群众也无法走路。后来红革会对立派的群众也蜂拥而至，他们打着“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旗号，与红革会的学生展开激烈的辩论。为了控制这个局面，红革会的人马，就在当天半夜里进驻报社。

    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工总司”宣传部门的造反队员也来了，他们为了对付“赤卫队”所发出的铺天盖地的像雪片一样飞舞的传单，已经筹办了《工人造反报》，但没有印刷条件，他们要《解放日报》社的印刷厂排印《工人造反报》。到报社正好见到红卫兵们在那里闹事，出于造反派的本能，马上就表示坚决支持。学生们得到工总司工人的支持，更是觉得有持无恐。三十日下午，“红革会”在解放日报大楼里，他们正式宣告成立“火线指挥部”。这个“火线指挥部”声称：

    “我们革命的红卫兵不忍看到华东地区的党报如此堕落下去，我们有责任为恢复《解放日报》的革命青春而造反，有责任为使《解放日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而斗争。现在主要矛盾已经变化，不仅仅是发行《红卫战报》的问题了。我们现在就是要占领《解放日报》社，彻底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到它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为止。”

    最近新成立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原来的主要目标是对付工总司，但对于红革会的胡作非为，觉得也不能坐视，于是立刻印发传单，发表四点意见：

　　一、《解放日报》是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二、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

　　三、希望“红革会”立刻撤出解放日报社，撤出以后，关于《红卫战报》的发行问题，由华东局、上海市委、“红革会”、“工总司”和“赤卫队”会同一起协商解决。

    四、“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声明，我们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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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ys1937先生。我单位里原来有一个李振国，也是北大数学系的老右，你可能是认识他的。改革开放后，我刚刚调到上海电缆研究所，还没有等我认识这位李振国，他就很快到上海工业大学里去了，后来听说他在搞模糊数学，搞得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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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江枭雄传  

第二十六回、赤卫队外面拉电闸    红革会屋顶飞瓦片

    这是赤卫队成立后的第一次正式亮相，充分表明了它的政治立场，它是坚定地站在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党委这一边的。因此它就立刻遭到了工总司的攻击，称它为华东和上海市委的御用工具，是彻头彻尾的“保皇派”！简称为“老保”！赤卫队当然也不甘示弱，反过来叫工总司的造反队为流氓组织，指责王洪文为上海滩最大的流氓！除了赤卫队，上海滩当然还有其他的“老保”组织，不过这个赤卫队是所有老保组织中实力最强大的一个，八十三万，绝对不可等闲视之！王洪文一听到这个名字，就头脑发胀，坐立不得安宁。

    “工总司”总部立刻再次召开扩大会议，商量对解放日报事件的行动方针，通过集体讨论，头头们一致同意由潘国平提出的两点意见：第一，坚决支持红革会的革命行动，第九期《红卫战报》必须随《解放日报》同时发行；第二，“工总司”的机关报已经筹备就绪，但没有印刷的单位，一定要解放日报社的印刷厂负责印刷“工人造反报”。

    三十日晚上，为了坚决支援在解放日报社日夜奋战的红革会学生和已经在报社的造反队员，潘国平率领500多人也到了解放日报社，针对赤卫队的声明，小潘代表工总司也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四项要求：

　　一、第九期《红卫战报》必须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一定要发到每一个订户。

　　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

　　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四、《解放日报》事件所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全部由上海市委负责。

    继安亭事件之后，工总司与上海市委之间的又一场大决斗，围绕解放日报事件展开了！笔者有一个叔叔，住在解放日报社对面的弄堂里，据他说：

    “十二月初的开头几天，在汉口路、山东中路和河南中路一带地方，真是人山人海。赤卫队通宵达旦地示威游行，怒不可遏地叫喊着口号，呼喊声汇成了一股嘈杂的噪声，弄得我们弄堂里的居民无法睡觉和休息。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赤卫队，他们的脸孔涨得通红，眼睛里冒着怒火，牙齿咬得“格格”响；好像他们面对的不是我们的大学生，而是万恶的日本侵略者。

    “他们有的手里拿着木棍和铁棒，有的使用了十几磅重的大榔头、一百多斤的三角铁，还有的拿着大石块和玻璃片等等，凡是能作为进攻用的东西都统统拿来当武器使用，他们拼命向守卫在报社里的红革会学生打来。赤卫队还开来了工程急修车，使用了云梯和铁叉；还有人竟然学习诸葛亮，把汽油倒在报社的门板上，准备火攻，要把学生烧死在里面。

    “可是解放日报社就坐落在人口密集的居民区里，周围都是砖木结构的民居，这一下可吓坏了附近的居民，居民也联合起来，坚决反对赤卫队用火攻，到最后，赤卫队总算没有把火放成。愤怒的赤卫队包围了解放日报社，对进驻报社的学生展开海潮般的猛烈攻击。当围攻达到高潮时，整个报社周围的马路都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像疯狂了的海洋，像爆发了的火山！赤卫队不能放火，就切断了附近的水源和电源，到晚上几条马路一片黑暗。可这一下是赤卫队失了算，红卫兵利用一片黑暗，悄悄地爬到报社的屋顶上面，在黑暗中扔下瓦片。大概他们的武器也只有瓦片，不过他们居高临下，占据了非常有利的地形，也打得许多赤卫队员脑袋开花，赤卫队才不敢走得很近的前来进攻。

    “其实我们附近的居民，原来都认为红革会学生是无理取闹、不讲道理，硬要挟送红卫战报，这是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亏他们也想得出来。如果他们认为解放日报放毒有错误，可以写文章批判，但这批判的文章一定要你自己去发行的，为什么一定要挟在被批判的报纸里一起发行呢？因此居民们都认为红革会不讲道理！

    “可是后来赤卫队如此进攻，居民们反倒同情起红革会来了，他们毕竟还是不懂事的学生，你们赤卫队都是大人了，怎么能这样对待小孩子呢？到后来赤卫队愈是进攻，居民们就愈是为里面的学生担心。特别是赤卫队还想要用火攻，这不但是要烧孩子，不是还要烧我们居民吗？为了防止赤卫队放火，我们里弄里的许多老妈妈也出动了，老妈妈也组织起来，与赤卫队员讲道理，不许他们放火害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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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什么原因？贵网关闭了大约有二十多天，今天才得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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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江枭雄传  

第二十七回、抢报社两派大决斗    受压力市委认错误

 由于赤卫队不能近前进攻，只能站在比较远的地方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和“解放日报是党报！”等口号，才使里面的学生转危为安。

而红革会的行动也不是完全孤立的，他们也得到了以工总司为首的许多造反组织的声援和支持，除了已经在里面由潘国平带领的五百多人，大批援军随后纷纷赶到。王洪文带领他国棉十七厂的亲兵，虽然多数是女兵，但是柔能克刚，赤卫队员看见女的，就泄了气。因为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好男不与女斗，他们都认为自己是英雄好汉，就尽量避免与女人争斗，这就大大削弱了他们的战斗力。后来等耿金章的队伍赶到，造反派方面的人数，也有五千多人。对立的两派群众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他们除了用高音喇叭冷嘲热讽的激烈言词互相指责之外，还大打出手，一方要攻进报社大楼，一方则拼命守住大楼，木棍落下去的是鲜血飞迸，铁棒落下去时后果更加严重，血，更加剧了彼此间的憎恨，进一步点燃了复仇的火焰，武斗一步步的升级，两派共有一百多人受伤，这是上海滩自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

除了报社周围近距离的打斗，几乎上海所有的马路上，都有游行的队伍，他们有的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有的却喊“《解放日报》是大毒草！我们要看《人民日报》！”对立的两支队伍如果狭路相逢，开始时彼此都想以自己的声浪压倒对方，谁都不肯让步，结果双方都喊破了喉咙，于是发起火来，马上就大打出手。这种大大小小的遭遇战，每天不知要发生多少次？

《解放日报事件》把整个上海都搞乱了，两个月前的安亭事件，市区只在文化广场开了一次大会，其他的诸如卧铁轨、拦火车等事都发生在远离市区的安亭，对市区的影响还比较小。可这次解放日报事件，就发生在上海最热闹的中心地段，就发生在外滩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和福州路上海市公安局的鼻子底下。那些公安局里的警察，不但不去阻止事端的发生，相反有许多人还参与其中，他们有的帮学生反对赤卫队，有的帮赤卫队反对红革会。看来上海真的是天下大乱了！

这样的两派对立一直到十二月五日下午才告结束，在中央文革小组强大的压力下，上海市委不得不在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上签字。而且在十二月八日和十日两天，上海市委又发出《通知》和《紧急通知》，要对那“三项决定”和“四项要求”进行广泛宣传和坚决贯彻。在有曹荻秋签字的《通知》中说，上海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严重对立和分化。市委欢迎和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学生和工人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任何人保市委的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上加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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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江枭雄传  

第二十七回、抢报社两派大决斗    受压力市委认错误

 由于赤卫队不能近前进攻，只能站在比较远的地方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和“解放日报是党报！”等口号，才使里面的学生转危为安。

而红革会的行动也不是完全孤立的，他们也得到了以工总司为首的许多造反组织的声援和支持，除了已经在里面由潘国平带领的五百多人，大批援军随后纷纷赶到。王洪文带领他国棉十七厂的亲兵，虽然多数是女兵，但是柔能克刚，赤卫队员看见女的，就泄了气。因为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好男不与女斗，他们都认为自己是英雄好汉，就尽量避免与女人争斗，这就大大削弱了他们的战斗力。后来等耿金章的队伍赶到，造反派方面的人数，也有五千多人。对立的两派群众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他们除了用高音喇叭冷嘲热讽的激烈言词互相指责之外，还大打出手，一方要攻进报社大楼，一方则拼命守住大楼，木棍落下去的是鲜血飞迸，铁棒落下去时后果更加严重，血，更加剧了彼此间的憎恨，进一步点燃了复仇的火焰，武斗一步步的升级，两派共有一百多人受伤，这是上海滩自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

除了报社周围近距离的打斗，几乎上海所有的马路上，都有游行的队伍，他们有的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有的却喊“《解放日报》是大毒草！我们要看《人民日报》！”对立的两支队伍如果狭路相逢，开始时彼此都想以自己的声浪压倒对方，谁都不肯让步，结果双方都喊破了喉咙，于是发起火来，马上就大打出手。这种大大小小的遭遇战，每天不知要发生多少次？

《解放日报事件》把整个上海都搞乱了，两个月前的安亭事件，市区只在文化广场开了一次大会，其他的诸如卧铁轨、拦火车等事都发生在远离市区的安亭，对市区的影响还比较小。可这次解放日报事件，就发生在上海最热闹的中心地段，就发生在外滩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和福州路上海市公安局的鼻子底下。那些公安局里的警察，不但不去阻止事端的发生，相反有许多人还参与其中，他们有的帮学生反对赤卫队，有的帮赤卫队反对红革会。看来上海真的是天下大乱了！

这样的两派对立一直到十二月五日下午才告结束，在中央文革小组强大的压力下，上海市委不得不在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上签字。而且在十二月八日和十日两天，上海市委又发出《通知》和《紧急通知》，要对那“三项决定”和“四项要求”进行广泛宣传和坚决贯彻。在有曹荻秋签字的《通知》中说，上海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严重对立和分化。市委欢迎和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学生和工人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任何人保市委的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上加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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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回、抢报社两派大决斗    受压力市委认错误

     由于赤卫队不能近前进攻，只能站在比较远的地方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和“解放日报是党报！”等口号，才使里面的学生转危为安。

    而红革会的行动也不是完全孤立的，他们也得到了以工总司为首的许多造反组织的声援和支持，除了已经在里面由潘国平带领的五百多人，大批援军随后纷纷赶到。王洪文带领他国棉十七厂的亲兵，虽然多数是女兵，但是柔能克刚，赤卫队员看见女的，就泄了气。因为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好男不与女斗，他们都认为自己是英雄好汉，就尽量避免与女人争斗，这就大大削弱了他们的战斗力。后来等耿金章的队伍赶到，造反派方面的人数，也有五千多人。对立的两派群众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他们除了用高音喇叭冷嘲热讽的激烈言词互相指责之外，还大打出手，一方要攻进报社大楼，一方则拼命守住大楼，木棍落下去的是鲜血飞迸，铁棒落下去时后果更加严重，血，更加剧了彼此间的憎恨，进一步点燃了复仇的火焰，武斗一步步的升级，两派共有一百多人受伤，这是上海滩自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

    除了报社周围近距离的打斗，几乎上海所有的马路上，都有游行的队伍，他们有的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有的却喊“《解放日报》是大毒草！我们要看《人民日报》！”对立的两支队伍如果狭路相逢，开始时彼此都想以自己的声浪压倒对方，谁都不肯让步，结果双方都喊破了喉咙，于是发起火来，马上就大打出手。这种大大小小的遭遇战，每天不知要发生多少次？

     《解放日报事件》把整个上海都搞乱了，两个月前的安亭事件，市区只在文化广场开了一次大会，其他的诸如卧铁轨、拦火车等事都发生在远离市区的安亭，对市区的影响还比较小。可这次解放日报事件，就发生在上海最热闹的中心地段，就发生在外滩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和福州路上海市公安局的鼻子底下。那些公安局里的警察，不但不去阻止事端的发生，相反有许多人还参与其中，他们有的帮学生反对赤卫队，有的帮赤卫队反对红革会。看来上海真的是天下大乱了！

    这样的两派对立一直到十二月五日下午才告结束，在中央文革小组强大的压力下，上海市委不得不在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上签字。而且在十二月八日和十日两天，上海市委又发出《通知》和《紧急通知》，要对那“三项决定”和“四项要求”进行广泛宣传和坚决贯彻。在有曹荻秋签字的《通知》中说，上海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严重对立和分化。市委欢迎和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学生和工人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任何人保市委的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上加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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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江枭雄传       

       第二十八回、发文件市委举白旗   获胜利酒店大庆功

      因为这些都是上海地方当局签发的正式红头文件，笔者特别记录下来让后人看看，可以知道文化大革命时的上海市委，可怜到什么程度？下面就是当年的“红革会”向《解放日报》提出了三项要求和市委负责人的签字：

     第一份：红革会提出的四点要求和上海市委负责人的同意签字：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夹在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里一起发行；

    二、《解放日报》必须马上全文转载《红卫战报》上刊登的《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

    三、把上海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以及它对报社的全部指示告诉“红革会”。

                                               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

                                                 同意　王一平　宋季文（签字）

    第二份是工总司提出的四项要求和市委负责人的同意签字：

    一、第九期《红卫战报》必须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一定要发到每一个订户。

    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

    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四、《解放日报》事件所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全部由上海市委负责。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

                                            同意　王一平　宋季文（签字）

    除了王一平和宋季文的签字，到十二月十日，曹荻秋也被迫签字。上海市委还不得不印发如下红头文件：

                      中共上海市委文件

                 沪委（66）第12号通知

     现将曹荻秋同志十二月十日签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四条印发，请按照执行。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

    一、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化。市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任何人保市委都是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误。

    二、市委认为参加“解放日报事件”的造反派工人的行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各单位对造反派人员占用的生产时间以公假论。

    三、曹荻秋要亲自向伤员及其家属公开道歉，伤员的一切医疗费用均由市委负责。

    四、市委支持“红革会”的革命同学下厂同工人结合，参加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曹荻秋（签字）

    经过王一平和宋季文签字同意的红革会、工总司的两份要求随同上海市委的红头文件一起发下来，层层传达；在整个上海滩，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工总司和红革会的头头们拿到这份中共上海市委红头文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他们集体到锦江饭店，举杯庆祝，齐声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狄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饮酒欢庆，通晓达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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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江枭雄传      

    第二十九回、赤卫队保皇成空头    斗争会市长变罪犯

    这是中共上海市委和曹狄秋第一次正式向“工总司”举起了白旗！经历了漫长的九天九夜，《解放日报》事件总算宣告平息。虽说是为了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又屈服于中央文革的压力，上海市委和曹狄秋才不得不作出让步，但这样做似乎也显得太窝囊了，显得太对不起死保他们的赤卫队了！

    可怜的上海市委和曹狄秋，任凭红革会和工总司的宰割，却毫无反抗能力，好不容易培养了一支保自己的赤卫队，可是在中央文革的压力下，也付之东流。不但是毫无用处，而且还要在造反派要求的文件上一一签字。赤卫队全力保卫市委，却被市委说成是完全错误的，看了自己力保的市委是这个样子，真不知八十多万赤卫队员看了是什么滋味？

    毋庸置疑，工总司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力保上海市委的赤卫队员们再也抬不起头来，他们无法想象上海市委竟会如此窝囊，在大好的形势下，赤卫队员们还在努力奋战，而且一步一步地缩小包围圈，把红革会困死在里面，差不多已经到了胜券在握的时候，可是他们的主子却突然举起白旗投降！这简直是有点像当年的中法战争，冯子才将军率领的中国军队在前方打了胜仗，腐败的满清政府还要割地赔款！

    到了这样的时候，赤卫队员们还是不肯向造反队倒戈，他们继续处处与造反派为难，他们不相信自己力保的上海市委，会去执行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他们也像当年的大清子民一样，尽管朝庭腐败无能，对内高压政策，严厉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对外卑躬屈膝，采取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但大多数老百姓，还是坚信他们的皇上和老佛爷是真命天子，是无比伟大、正确和英明的救星。

    尽管赤卫英雄们还是不肯倒戈，但这次《解放日报》事件，虽然只有短短的八、九天时间，使得偌大一个上海，顷刻之间就大乱起来，无论是大街或者小巷、无论工厂农村或者机关学校，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到处都是议论纷纷，参加辩论的人数之多和范围之广，争论之剧烈和时间之持久，几乎是空前的。以前如孙中山到上海张园发表演说，北伐时的三次武装起义，甚至是解放军进城，都没有如此众多的人员参加。从此以后，上海市真的是大乱了，北京和上海的红卫兵搅了大半年没有把上海搅乱，可是有了工人阶级的参加，有了工人阶级和学生运动的密切结合，只有几天，上海就马上大乱。共产党的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再也无法控制上海的局面，上海的政治局面已经掌握在以潘国平和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手里。

    在上海市委签发红头文件之后，工总司和红革会联合于十一日在上海人民广场上，召开“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主席台上，工总司和红革会会的头头们披着草绿色的军大衣，他们双手叉在腰里，显出一派非常得意的神气，迈着胜利者的步伐。人们只见王洪文举起望远镜往台下一看：只见台下红旗飞舞，人声鼎沸。在与会的八十万人当中，大部分都挂着“工总司”的红袖章，当然也有许多红卫兵。耿金章也披着军大衣，对着王洪文的背影，向站在旁边的潘国平努努嘴，发出一丝轻蔑地笑声。年轻的潘司令面对着耿老头，也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同意老耿的意见。

    “打倒曹狄秋！、曹狄秋必须老实交代！”

    忽然，广场上发出了雷鸣般的呼叫：原来曹荻秋又一次被拉上台来，可怜的曹狄秋，现在真的是像一条牲口，被两个造反队员用绳子牵着，十分狼疮地走到斗争台前，他的胸口还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五个黑色的大字──打倒曹狄秋，在曹狄秋三个字的上面，还打着一个鲜红色的大叉。笔者在解放初期，在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时，看到将要处决的人犯，也就是那些地主分子和国民党政府遗留在大陆的许多乡、保长，或者是其他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也是这个样子，大红叉表示马上就要执行枪决。笔者绝对没有想到一位共产党的大员，坐镇一方的封疆大臣，堂堂的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曹狄秋，竟也会落得如此下场！笔者虽然不是“保皇派”，决不会像许多赤卫队员一样，拼着自己的性命去保卫他，但看到他竟弄到这个地步，心里真的觉得不是滋味。

    幸亏这次斗争会没有枪毙曹狄秋，主要是揭发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另外还有一个的目是叫他当场签字，是“工总司”要求出版《工人造反报》，要他在已经写好的纸条上签字。只要他签了字，解放日报社的印刷厂就要无条件为“工总司”服务，一切费用都有上海市委或上海市人民政府埋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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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江枭雄传（原创）

    第三十回、造反报创刊发议论   王洪文联络徐秀才

    从此，“工总司”有了强大的舆论工具。《工人造反报》就是它的“机关报”，发行量据说超过百万。但是读者看报是不要钱的，因为曹狄秋已经签字，一切由市政府开销。《工人造反报》的创刊词很有意思，它说：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在压迫、围攻中经过血的洗礼诞生的。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高高擎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大旗，代表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阶级革命的大方向。……

    “以曹荻秋为代表的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正在策划新的阴谋，组织新的反扑。继安亭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又一手制造了《解放日报》流血惨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紧密地联合起来，高度警惕上海市委的分裂阴谋，我们要团结一致，集中目标，万炮齐轰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全体造反队员，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出最严重的警告：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彪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谁要反对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攻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就是反革命，我们要坚决镇压，坚决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也。……”

    当工总司取得了解放日报事件的全面胜利，又召开了多次批斗曹狄秋和陈丕显的大会，现在又有了自己的舆论工具；赤卫队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需要总结经验，也暂时减少了它的活动。热衷于《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头头们看到赤卫队的暂时休整，就立刻把矛头对准到工总司内部，耿金章和王洪文的争斗又开始了。耿金章是上海最大的实力派，他掌握了二兵团，人数占工总司的一半以上，而且老耿对自己的部队，调度和谋划起来也是非常得心应手，他更擅长于现场指挥，所有这一切，都是使王洪文非常头痛的心腹大患。

    根据张春桥的授意，王洪文联络了徐景贤、郭仁杰和朱永嘉等市委内部的造反派。这些人原来都是上海市委的最忠实的御用秀才，市委发出的许多红头文件，多半出自他们之手。在上海市委打了一联串的败仗之后，他们算是看清了形势，就开始要从新站队。他们从市委内部发难，站出来揭发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罪行。为了与王洪文联手对付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在徐景贤的牵头和组织下，他们也组织了一支造反队伍，因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是才高八斗的写作高手，所以不像工人组织，动不动就叫什么司令部；他们组织的名称别具一格，叫做“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以后简称“机关联络站”）”，原来上海市委内部许多工作人员，大多数都参加了这个组织。陈丕显、曹狄秋和魏文柏等几个所谓的走资派，到这个时候才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王洪文得到了这些造反秀才的帮助，真是如虎添翼，实力大增。耿金章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老耿知道如果光凭武力，他自己在上海已经无人可及，但这毕竟称之为文化的大革命，不能光凭武力。他眼看在王洪文周围，有机关联络站、公革会（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的简称）、上体司（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的简称）、消革会（上海消防协会革命造反委员会的简称）等十几个组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些组织就会无条件的站在王洪文这一边。王洪文如果要发表什么声明、通告或者通令，这十几个组织也会同时出来，看起来声势非常浩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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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江枭雄传（原创）    

       第三十一回、壮声势对抗王司令  耿金章经营联络部

    耿金章也要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壮大声势，为此，他也联络了许多乱世英雄。这些英雄差不多都是新冒出来的，他们看到造反队和赤卫队可以成立，也都纷纷效尤，跃跃欲试。真有点像京剧沙家浜里的胡司令，他们都各自拉起一支队伍，多则几千人，少的甚至只有几十人。他们随便拉出几个人，算是这个组织的代表，跑到延安西路华山路口的上海市委办公地，揪住负责群众工作的有关人员，日夜加班软磨硬泡，一定要成立一个新的造反组织，弄得这些负责人没有办法，只好发给他们一张表格，叫他们填写。他们填好表格，再交出一份所谓的成立宣言。几天之后，市委就会给他们一个通知，说是领导已经批准了他们的要求，还发给他们一颗大印，一个新的群众造反组织就这样轻轻松松地诞生了。

    不怕网友们笑话，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笔者也曾被朋友拉入，参加筹备过一个很小的组织。组织的名称大概是叫做“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战斗队（简称战斗队）”，第一个发起人兼负责人叫朱铁权，是上海纺织局所属上海木滚筒厂里的一个工人，这位先生非常年轻，年龄可能与潘国平差不多，是个美术爱好者，他统包了厂黑板报上的所有美术稿，但很不安心本职工作。他看到工总司和赤卫队等可以成立，也想弄一个自己的组织来大家玩玩。

    主要核心还有上海机件二厂的严志良先生，他因为父亲在香港做生意，困难时期写过几封信给父亲，请父亲邮寄一些副食品来，结果在四清运动和文革初期受到批判，说他是里通外国！？因此心里有一股气，看到文革时各种组织纷纷成立，就与朱铁权搞到一起。还有一个好像叫谭得斌的，忘记是什么厂的，还有许多人，连他们的大名都忘记了。

    有一次下班，路上与素不相识的朱铁权相遇，他邀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在四清运动中被一个军工厂清出来，调入了与专业毫不相干的上海跃进电机厂。因为专业不对口，心里很不是滋味，总希望有朝一日调一个工作，调到我专业对口的单位里去。老实说，我们过去的大学生，想的主要是专业对口，自己能多做一点有用的工作。因此想广泛地交一些朋友，有机会可以调一个工作，就被他邀请去了。

    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筹备成立一个群众组织，大家看到我多读了几年书，就叫我写了一份“战斗队”宣言，然后五、六个人就跑到市委去要求批准成立。这时工总司和赤卫队已经成立，大概是群众组织的审批工作已经开放。我们日以继夜，在延安西路华山路口的市委里磨了三天三夜，我们的组织就被批准了。我们名义上是一个市级的群众组织，实际上总共才一百多人，比一个大厂里的一个造反队的人数还要少。

    为了与王洪文对抗分庭抗礼，耿金章正要努力壮大声势，就联络了上面所说的许多应运而生的乱世英雄。经过他一定的挑选，凡是与赤卫队有过亲密往来的，一律排除在外。最后，他联络了十四个造反组织，在12月上旬成立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联络部（以后就简称为“联络部”）”。也算是一种荣幸吧，我们的无产阶级“战斗队”也被耿金章选中，成为“联络部”中的一个最小的成员。

    从此以后，耿金章凡是要发起什么通告，总是十四个群众组织同时签字出面，不知内情的人看来，好像组织很多，声势很大。但实际上起作用的就只有两到三个组织，作用最大的当然是“二兵团”，其次是孙福祥的“战到底兵团”，再其次大概是一个主要由少数民族工人参加的叫“工革会（是上海工人革命委员会的简称）”的群众组织，它的负责人叫什么忘记了，只知道他是上海硅钢厂里的一个科室干部。还有“一兵团”虽然也挂了名，但是因为它的头头戴祖祥早被王洪文打瘪，基本上起不了作用。除了上面四个，其余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组织，完全可以说是毫无作用，只是摆摆样子而已。

    “联络部”讨论问题，主要也只有几个大组织的人发言，做出书面的决议之后，各组织代表争着签上自己组织的大名，包括我们“战斗队”在内的许多小组织签名的主要目的，只是要让人们知道，上海滩上还有他们这样的一个组织，而且是与大名鼎鼎的“二兵团”站在一起的。所以许多人都是争先恐后，其实争来争去都只能是后面的几位。说穿了，许多小组织，只是一只一只的花瓶，是“联络部”里面的摆设，这情况与大家如今看到的 MZDP差不了多少,你看人家有那么多的成员，光一个基层单位的人数就可以把你并吞，何况人家还有非常强大的武力，你还有什么资格发言呢？因为笔者是朱铁权的“战斗队”常驻“联络部”的代表，几乎天天与这些乱世英雄混在一起，因此对“联络部”内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看得非常清楚。

    当时“联络部”的地址是在上海市区与淮海路相邻的永福路252号，其实，当时的永福路附近地区，全都控制在耿金章的手里。耿有许多公开或秘密的据点，比较公开的有两处，一处是上面所说的252号，另一处是二兵团对外公开的总部，在252号的斜对面121号。王洪文和潘国平的工总司总部在巨鹿路691号，三个地方相距都不是很远。由于耿与王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人们发现经常有“工总司”派来的探子，来探“联络部”（实际上主要是探二兵团）的虚实，当然也有耿金章派出的探子，去探王洪文的虚实。有一次，王洪文派王金海来探，被耿金章当场抓住，就私设牢房，关在楼梯间里。不知是姓耿的是忘记了有人被关在里面还是有其他原因？不给人家吃饭，饿得王金海哇哇大叫。那天联络部只有少数几个人值班，几个值班的听得有人大叫，一看是王金海。没有办法，几个人一起只好出钱买点心，供王文海食用。王文海还求值班的放了他，可是值班的都不敢，因为老耿知道了，谁也担当不起。

    联络部经常接到报告，说某某人带着多少人马向“联络部”过来，耿金章马上电令亲兵出动来一个反包围，很快把这些来犯的敌人逼退。但有一次老耿的亲兵来得晚，来人冲进“联络部”，说要捉拿耿金章，幸亏当时联络部里有二十几个人，大家手挽着手堵住耿金章所在的小房间，不让来人靠近耿金章，老耿总算没有被抓。大约十分钟以后，耿金章的大队亲兵赶到，那些来犯的人，只好抱头鼠窜。

     不知道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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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回、赤卫队保皇换战术   工总司耿王再握手

    正当耿、王两方面互相对立，准备厮杀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又使他们握手言和，再一次共同对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原来赤卫队自解放日报事件失败之后，它的头头并没有泄气，只是在总结经验。同时它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它仍旧是上海造反派的一个劲敌。尽管上海市委领导已经签字同意在解放日报中夹送红卫战报，但许多具体送报的邮递员是赤卫队员，他们按照总部的命令，拒绝夹送，弄得红革会和工总司都没有办法。

    赤卫队的头头们经过分析研究，得出如果继续公开的保市委和曹狄秋，不但唤不起人心，而且可能要自取灭亡。所以改变斗争方法，也提出炮轰上海市委和打倒曹狄秋的口号。十二月二十三日，他们接过工总司的口号，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了将近有百万人参加的“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参加大会的人，不但挤满了广场，而且还把周围的几条马路挤得水泄不通，光看这开会的声势，就比工总司的要壮大得多。他们也把曹荻秋“揪”过来，当场向他提出“八条要求”。曹荻秋当然也只好签字同意。

    对于赤卫队的这个新动向，王洪文和潘国平马上回应，他们在两天之后，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再次把曹荻秋“揪”到斗争台上，逼他宣布“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是“非法” 的，宣布完全“无效”，还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这时候的曹狄秋，不知是前世作的什么孽？每天被人揪来揪去，早已被斗得七荤八素。但是有些事情，好像是很有规律的，每次斗争过后，一定是要他答应什么条件，在已经写好的纸条上画押签字。人已经被斗得这等地步，哪里还有自己的主意？你真的同意当然要签字，你不同意也只好签字，所以每有什么组织叫他签字，他基本上不加考虑，一律同意。两天前赤卫队提出“八点要求”，他当然签字，两天后宣布无效作废，他也签字。

    “赤卫队”听到消息，大骂曹狄秋没有诚信，出尔反尔，两天前签字同意的东西，两天之后怎么就推翻否定？。赤卫队的头头们马上召开总部委员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准备要与工总司决一雌雄。上海滩的上空乌云密布，工总司和赤卫队双方，剑拔弩张，又一场新的大战已经酝酿成熟迫在眉睫了。

    在西藏中路的人民广场旁，北火车站南大门左右两边大面积朝南的墙面上，或者其它任何可以贴大字报的墙头上，有一个赤卫队员刚刚贴出了《赤卫队的八点声明：》；还不到两分钟，就被造反队的《赤卫队就是保皇队！》的大标语覆盖。又过两分钟，这条标语已变成《工总司一小撮怀头头就是流氓！》。再过两分钟，标语又变成《赤卫队是上海市委的御用工具！》┅┅，这样贴来贴去没有一个完！在这种对立两派永无休止的标语大战中，使工总司和赤卫队的头头们万万没有想到，而且也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这些所谓气壮河山的革命行动，竟使一群捡垃圾的小瘪三非常高兴，而且还能够从中渔翁得利。在夜深人静之际，他们毫不客气地扯下这一叠叠很厚而且面积很大的标语纸，不，应该说是标语板！第二天拿到废品回收站，按照斤两称起来，一定可以卖一个大大的好价钱！

    王洪文、潘国平和徐景贤紧急商议，一致认为要与赤卫队决战，非有耿金章不可！可这个时候的耿金章却在北京。徐景贤要王洪文打电话，王感到有点为难，因为自解放日报事件胜利以后，他与耿金章一直在搞摩擦，现在要他主动与耿亲近，面子上有点过不去。

    “王司令！事急矣，这事非你王司令先放下架子不可！”徐景贤跳了起来，并随手拿起电话听筒，递到王洪文的手里，意思是叫王洪文立即打电话给耿金章。王洪文拿过听筒，但拨的却是张春桥的号。

    1966年12月26日，住在由聂元梓（可能有年青的网友不知道，在此特别加一条注解，聂元梓是文革时被毛泽东夸奖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安排的北大招待所里的耿金章，吃完为庆祝毛主席诞辰73周年的寿面，正想坐下来休息一会，房间里的电话铃声响了。老耿提起话筒，一听是张春桥秘书打来的声音：

    “春桥同志要你立即回上海去！”

    “什么事？”

    “请你马上赶回去，机场有人迎接，你问他们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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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会、耿金章急切回上海    王洪文机场迎老友

    因为是张春桥要他回去，耿金章只好打电话给聂元梓要车，刚打完要车的电话，想闭上眼睛休息几分钟。可是紧急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老耿再次提起听筒，这一次电话那边传来的却是王洪文的声音：

    “老耿同志，春桥同志要我转告你，请你马上回到上海来！我们到机场来迎接你。”

    尽管王洪文今天用了特别客气的语气，称了一声老耿同志，耿金章听了他的声音还是来气，原来想把他骂回去，但马上想到张春桥秘书的电话在先，只好咬咬牙齿就忍了。他想自己可以不买姓王的账，但不能不听张春桥的话！所以粗声粗气的说了声“已经知道了！”就马上把电话挂了。

    二十七日中午，耿金章刚刚走出飞机的舱门，就看见王洪文、徐景贤和潘国平三人已经在那里等候。只听小潘叫了一声：“看，老耿回来了！”王洪文就快速跑上前来，还没有等耿金章有所反应，马上一个箭步上前，给耿金章来一个热烈的拥抱！

    “老耿啊，我们真想你啊！”王洪文拥抱着耿金章，好像显得非常亲热，还有点激动：

    “不要肉麻了！姓王的，你今天为什么要这样？说老实话吧，是不是又要我为你们打仗了？”耿金章用力一推，挣脱王洪文的拥抱，还是有点冷冰冰的问道：

    “老耿啊，不要说外人话了，我们这几个人，还不是串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现在赤卫队气势汹汹，看样子要与我们进行一场大决战，我们全上海的造反派，就指望您耿司令了！”潘国平见耿金章还有点生气，就插进来打圆场道：

    “我这个糟老头有什么用？还不是你们要抓捕的对象？你们几次到永福库来抓我，我斗不过你们，逃到北京避避风头还不行吗？你们为什么不肯放过我？”

    “这一定是一个误会，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我们都是从安亭一起拼杀出来的患难弟兄，我王洪文怎么会抓你老耿同志呢？┅┅”

    “别说废话了，我今天是看在春桥同志的脸上，才回来的。你王洪文有什么派遣，直说了吧！”

    “已经来了，就不要心急了，来！来！来！先去吃一点点心，再休息一回，然后慢慢说话不迟。”徐景贤一面说话，一面把耿金章拉进了小轿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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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四回、康平路酝酿大战斗   赤卫队竟成瓮中鳖

    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天空中还有几点蒙蒙细雨，上海市的政治中心康平路显得特别宁静。康平路之所以成为上海的政治中心，因为这里有上海市委书记处，市里几乎所有的封疆大臣，也都居住在这一条并不起眼的冷僻马路上，不管是已故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的家，还是新贵张春桥的家也都在这里。突然之间，有许多“赤卫队”员向康平路悄悄涌来，他们嘴里嚷着，说是要找曹荻秋“算帐”，要求这个糟老头重新承认他们的“八项要求”。

    那时候的曹荻秋，除了白天担心随时有人要来揪他，晚上也不太平，前门刚刚送走了一批红卫兵，后门又来了赤卫队。他明明知道赤卫队是保护自己的，所以感到深深的内疚，他觉得今生今世最亏欠的，就是这个赤卫队。他清楚地记得就在二十三日，刚刚答应了它的“八项要求”，但只过了两天，在工总司强大的压力下又被否定了。最近的曹狄秋，日子真不好过，只要来人是成群的，随便打一面什么造反的旗号，就可以来揪他。所有前来揪他的人，都会喊“打倒曹狄秋”。当然这个曹老头是瞎子吃馄饨──心里非常有数，“赤卫队”只是嘴巴上喊喊而已，完全是做戏。只有乱臣贼子张春桥教唆出来的造反派，才是真的要打倒自己，特别是那个姓王的“工总司”，曹老头只要一想到它就会头皮发麻浑身抖索。

    已经有数不清的“赤卫队”员集中在康平路，他们有的站立在行道树下，有的斜靠在路边的墙壁面上，还有许多人，只好三、五成群的站立在马路的中间。然而，还有更多的“赤卫队”员要涌进来，他们像浩瀚无际的潮水一样向里面涌。赤卫队此举的目的，就是要向上海市委和曹狄秋施加压力，他们声讨曹狄秋言而无信，这个老头在二十三日刚刚答应他们的八点要求，可是只在两天之后的二十五日，在“工总司”的压力之下，又签字否认了。今天他们集队前来，就是要曹狄秋这个糟老头重新承认二十三日答应的“八项要求”。

    “赤卫队”的行动，很快取得了成效。二十九日上午，曹荻秋在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大楼里，接待了赤卫队的代表，很快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再次认定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是非常正确的，完全是有效的。“赤卫队”很快就取得了成功，王玉玺马上传达命令，叫赤卫队员赶快回各自的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集中在康平路的三万多名“赤卫队”员已经无法回去。他们已经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与康平路相邻的所有马路出口，都已经被耿金章率领的“二兵团”大军统统堵死。赤卫队已成了瓮中之鳖，只等耿金章的队伍前来抓鳖。赤卫队已经陷入了潘国平、王洪文、徐景贤和耿金章设下的天箩地网，再也跑不出去了。

    与康平路相邻的衡山宾馆里，以潘国平和王洪文的“工总司”和徐景贤的“联络站”为首，有上海红革会等二十多个造反派组织一起参加，他们共同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联合指挥部的下面还有一个“前线指挥部”，前线指挥部的总指挥就是赫赫有名的二兵团司令耿金章！

    行伍出身的“耿司令”是上海最大的实力派，他的“二兵团”已有三十多万人马，占了“工总司”中的一大半，再加新近成立的联络部里的十四个造反组织，他绝对拥有上海造反派工人中的大多数。这次他担任“前线总指挥”，不但是他自己兴高采烈，还有那些跟随他的许多造反组织也都兴奋异常。他本人认为是英雄由了用武之地，跟随他的人也可以到处吹嘘，与自己共同战斗的耿金章如何了得。老耿以最快的速度，调集十万精兵强将，把康平路围得密不透风，赤卫队员即使是生了翅膀，也恐怕是很难飞出去。

    对于耿金章，张春桥和王洪文的态度可不一样，他们各有一本账：张春桥希望把王洪文、潘国平和耿金章等人统统收罗到自己的门下，作为自己统治上海的实力资本，因为他不相信这三个人中间的任何一个，会爬到自己的头上去，他可以完全放心的去驱使这三个人。何况耿金章是上海造反派中实力最大的，对付“赤卫队”不依靠耿金章还能依靠谁呢？而王洪文的想法完全不同，他把耿金章推为指挥，把“二兵团”推上“火线”，就是希望“二兵团”和“赤卫队”相互火并，削弱两者的力量，他王洪文可以从中渔利。他既要借二兵团的力量去消灭“赤卫队”，也要借赤卫队的力量去削弱“二兵团”。因为他时刻担心耿金章的力量会超过自己，他最怕耿金章爬到自己头上，把整个工总司都抢了过去。

    赤卫队已经被耿金章的大军包围在康平路，但是如果要把它消灭，还得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大概是赤卫队命该灭亡，许多赤卫队员被包围之后，进退无路，只能在康平路上到处乱窜乱闯。有几个赤卫队员在不经意之间，竟闯入了张春桥的家，队员们遇见张春桥的老婆。一问情况，当知道这是张春桥的家，慌忙退了出来。因为他们也知道，张春桥不比曹狄秋，他的家是不好由你高兴随随便便进进出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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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回、小赤卫误入张家屋   大造反谎言欺群众

    可是就是因为有几个人进了张春桥的家，这个事情就显得麻烦了，工总司就一口咬定：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据后来的《工人造反报》报道：

   “就在十二月二十八日这一天，‘赤卫队’竟冲入张春桥同志的家中，大声叫嚷；‘我们就是要造张春桥的反！’说什么：在‘安亭事件’上，我们早和张春桥有分歧，他也不一定没有问题。可见他们‘威逼’曹荻秋是假的，造张春桥同志的反才是真的。这些家伙中间少数人是别有用心的，大多数是受了陈、曹之流的毒害和蒙蔽，来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走上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危险道路。” 

   “赤卫队的一小撮坏头头仍然一意孤行。在十二月二十九日这一天，赤卫队又冲了张春桥同志的家，恐吓张春桥同志的爱人说：‘如果中央负责同志不来，到六点钟问题还不能解决，那上海就要停水、停电、停车了！’真是不打自招，一语道破了以陈、曹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计划！”

   于是，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立即漫天飞舞着《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同志的家》和《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同志的家》之类的传单。在康平路上立刻卷起了新的狂澜。王洪文、耿金章、徐景贤等斩钉截铁地说：“赤卫队抄张春桥和柯庆施同志的家，大方向就是错了，大错特错了！” 为了壮大声势，把赤卫队抄张春桥家的消息传递到整个大上海的千家万户，上海的许多马路上迅速刷出如下大标语：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

    “赤卫队抄柯庆施同志的家，罪该万死！”

    在当时，全国上下都好像都有这样的共识：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选，是毛主席亲自挑选出来的，中央文革小组就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赤卫队居然敢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家，那赤卫队的大方向一定是错了！再经过人为的加工、转播和放大，赤卫队简直就变成了反革命组织，理应马上消灭！造反派在大街小巷大力宣传的同时，还用高音喇叭对包围在里面的赤卫队员也反反复复广播宣传，使得许多赤卫队员也信以为真，以为是真的有人抄了张春桥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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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回、耿金章下达攻击令  王玉玺昆山成俘虏

    其实在那个时候，连耿金章也没有搞清楚，赤卫队到底有没有抄张春桥的家。但是对于如此有利于造反派的消息，耿金章总是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既定方针办事。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凌晨，老耿认为各种条件具已成熟，赤卫队抄张春桥家的消息不但成为造反派的共识，而且也有不少赤卫队员相信，他看到赤卫队军心已乱，兵无斗志。于是就在二时正，对他属下的十万造反队员，下达最后的命令：

    “向赤卫队发起总攻！立即彻底全部消灭赤卫队！”

    当处于重重包围，又人心惶惶的三万多赤卫队员，正在困倦难熬的时候，耿金章的十万精兵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他们的精力非常旺盛，对着赤卫队员高喊：“赤卫队是上海市委的御用工具！”、“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就是反革命组织！”、“赤卫队员受蒙蔽无罪！赶快反戈一击有功！”呼喊声震天动地，摇晃着平日非常宁静的康平路。一场文革来上海最大规模的武斗，就在王洪文、续景贤等人的策划之下，在耿金章的直接指挥下开始了！

    由于听信了高音喇叭的反复宣传，加上绝对劣势的战略战术地位，许多赤卫队员早已没有斗志；再经过造反队员义无反顾地冲击，到早上六点多钟，被包围在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几乎全军覆灭，所有的队员都举手投降。七点钟左右，三万多赤卫队员在造反队员的押送之下，排成一路纵队，分成六路从六个出口出来，到造反队指定的地点集中。每一个出口处都有一群造反队员牢牢把关，赤卫队员必须手持红袖章，双手抱头，口中不停地高叫“我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无罪！请同志们从宽处理！”到出口处老实交出赤卫队红袖章，造反队员才肯放他们出去。经过这次大战，工人造反队缴获几百箱压缩饼干，还有数不清的红袖章，作为战利品运回各自的单位。

    通过康平路浴血大战，“赤卫队”中的精锐部队，最有战斗力的有生力量全部被歼。三十日下午五时多，经过苦战而突围出来的赤卫队头头王玉玺，又组织残存的数万“赤卫队”步行北上，声言要到北京去找毛主席，控告王洪文等一小撮工总司的坏头头制造了空前的大冤案，栽赃诬陷赤卫队，硬说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和柯庆施的家。

   步行的赤卫队还没有到达昆山，就被耿金章率领的二兵团战士追上，两军又在昆山发生一场混战。可那时的赤卫队员，早已是风声鹗泪、草木皆兵，看到造反队追来，早已闻风丧胆，哪里还有什么斗志？许多队员趁机纷纷开小差逃跑，只有少数坚定的骨干分子仍然勉强迎战。战斗到后来，赤卫队员愈战愈少，王玉玺和少数骨干，终因寡不敌众，被耿金章的亲兵当场活捉，其余队员全都四散乱窜，落荒而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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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七回、急通知搜捕赤卫队  垃圾车临时押囚犯

    王玉玺是上海铁路局的调度室副主任，室里的八十多名员工，极大多数都是赤卫队员。这些队员跟随着他去康平路，然后又步行北上。调度室的主任变成了光杆司令，手下无人可以指挥。造成上海铁路局系统秩序大乱，中枢神经彻底瘫痪。只有短短的两天多时间．有几百辆的客车停开，十多万旅客无法上车和中转；更有无数列货车停开，由此积压的货物就有十余万吨。

    王洪文和徐景贤等人立刻抓住这个把柄，就说赤卫队的坏头头是破坏生产和破坏铁路运输的罪魁祸首，于是以工总司的名义，立即发出发出《紧急通知》，号召广大造反队员把各级赤卫队的坏头头统统抓起来，押送到公安局法办。于是，市、区两级赤卫队的头头一百多人同时被捕，赤卫队立即土崩瓦解！

    许多基层工厂的造反队长也不含糊，他们把工总司的《紧急通知》进一步扩大化，为了清除自己的对立面，把各自单位里的赤卫队负责人，也统统送进公安局。如笔者所在的上海跃进电机厂，不但把正副队长送进公安局，还把一些平日与造反队争论得比较激烈的普通赤卫队员也送进公安局。有一个参加赤卫队的邱姓女工，因为不肯交出赤卫队的红袖章，造反队二话不说，立刻把她抓起来，一时找不到汽车，就在车间的门口拦了一辆过路的垃圾车，把她送进了杨浦分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真是无奇不有，用垃圾车押送人犯，大概也是其中的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举！

    那个时候的公安局，也是由称为“公革会”的造反派掌权，凡是有造反队送来的人犯，统统来着不拒，一律收下扣押。经过这一次浩劫，赤卫队彻底完蛋。许多基层单位的赤卫队员，纷纷自动向造反队交出赤卫队红袖章，表示向造反队投降，更有的还反戈一击，要求参加造反队。他（她）们参加造反队后，其造反的精神，甚至还远远超过原来的老造反！当文革刚开始时，笔者在厂里并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只是思想观点倾向造反派，还经常为造反派说话，因此而遭到许多保守分子的白眼。但自赤卫队垮台，每当笔者有事回厂，那些昔日憎恨笔者的先生和小姐，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对本人表示特别友好，个别的还成了莫逆。虽然笔者在七十年代末离开该厂，到另外单位工作，可还是继续保持着联系，直至现在还有往来。

    官方的八十多万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从十一月下旬发起成立到十二月底全线崩溃，前后只有一个月零五天时间。这个赤卫队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受到重创，康平路事件后完全土崩瓦解。从此上海滩上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位置来个大颠倒，政治的天平完全向造反派倾斜，上海在顷刻之间变成造反派的一统天下。接下来的，就是只剩下革命造反派向所谓的一小撮走资派夺权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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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八回、机关报社内也造反  两大员飞机临上海

    赤卫队彻底垮台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分配胜利的成果？耿金章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击垮八十万赤卫队的主力是二兵团，到前线指挥战斗的是我耿金章，有谁能比得上我老耿的功劳呢？王洪文却认为自己是掌舵的人，你耿金章只不过是我手下的一颗棋子。只有潘国平自知没有共产党员这块红牌子，无法与王和耿两人争高下，落得在旁边看着两虎争斗。如果他们不斗，我潘国平看样子只能坐第三把交椅，如今两雄相争，必有一雄落败，我潘国平就可以升为老二。好！你们去斗争吧，我才不来参加你们之间的争斗哩！

    另一方面，随着赤卫队的垮台，上海其他战线的造反派也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放开胆子造反。几天之后，就是1967年的元月四日，上海《文汇报》社里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首先发难，他们在四日的《告读者书》中宣告：我们文汇报社的革命造反派，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斗争，在战无不胜的伟大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今天开始，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的大权。原来掌管文汇报大权的一小撮走资派已经靠边，并在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之下进行劳动改造。

    一天之后，《解放日报》社内的造反派也不甘寂寞，他们也向全市人民宣告：解放日报社内的造反派经过浴血奋战，解放日报已经第二次“解放”，从现在开始，《解放日报》不再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卖命，《解放日报》一定要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大喊大叫，要为彻底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大喊大叫。上海市里的这两家报纸仅仅在两天之内，就落入革命造反派之手，这使上海的造反派完全控制了舆论导向，从此以后，上海再也听不到上海市委和保守派的声音，只有清一色的所谓革命造反派的声音了。

    正当《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社内的革命造反派宣布夺权之时，张春桥和姚文元双双从北京飞抵上海。这一回，他们以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人自居，自以为身上佩带着尚方宝剑，不可一世地再次出现在黄浦江旁。这时的赤卫队已经垮台，陈丕显、曹狄秋和魏文柏等原上海市大员，轻则靠边检查，重则被造反派强制监督劳动，个个都弄得奄奄一息。偌大一个上海滩，再也找不到一个人敢对他们说半个“不”字！

     两位“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一到上海，就马上接见“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里的如徐景贤、郭××、王××等几个有名的造反秀才，对他们鼓励有加；然后会见再《文汇报》社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和《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代表。当然，还有王洪文、潘国平和耿金章等“工总司”的一大批造反有功的大头领，也在接见之列。在见面会上，张春桥告诫王洪文和耿金章，一定要紧密地团结起来，不要搞内部争斗，一定要时刻警惕上海市委策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会见之后，张春桥仰靠在一张三人沙发上，把两只手分别搭在坐在他身边的王洪文和耿金章肩上，十分亲热地说：“毛主席和江青同志对上海的斗争非常关心，特意派我和文元来和你们一起战斗，你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王洪文听了好像真的有点动容，激动地说：“我王洪文一定听您中央首长的话，我一定要与老耿同志团结在一起，共同对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何反扑。”坐在另一边的耿金章，也连忙频频点头称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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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九回、张春桥透露新指示    陈丕显戏说俏皮话

    张春桥还向造反派的头头们透露了毛泽东1月2日发布的最新指示，毛泽东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几个直辖市。

　　在文革期间，人们都养成了“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的习惯，有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忽然心血来潮，半夜三更随便说了一句什么话，马上有人会用电话通知各地，然后层层传达。于是有人马上敲锣打鼓，热烈欢呼最新的最高指示闻世，睡梦中的人们也必须马上起床，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单位里聆听最新最高指示。当天深夜，听完了张春桥传达的王洪文，把熟睡中的“工总司”中层头头叫到总部，立刻传达毛泽东在元月2日发布的最高指示。中层头头又用最快的速度，传达给各基层的头头，基层头头又传达给全体造反队员。传达之后，各级头头们还号召所有的造反队员，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时刻准备，奋勇前进，去夺取走资派的所有权力。

    1967年1月5日深夜，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到6日早晨，上海市看起来虽然是银装素裹，分外窈窕，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严寒彻骨，人们直冻得瑟瑟发抖，冷不堪言。可是造反英雄们已经顾不得寒冷，他们迫不及待，根本不顾这地上的积雪；在上午十时，王洪文的“工总司”、徐景贤的“联络站”和“红革会”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联合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

    参加大会的革命造反派群众，估计有四、五十万人，他们的口号是《打倒陈丕显！》、《打倒曹狄秋！》。在大会上，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一大批原市委和华东局的大员，他们的双手被反剪，胸前挂着一块上面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某某某》等字样的牌子，在造反队员和红卫兵的押解之下，排着长队走上斗争台。这个斗争台，原来是这些大员在国庆或五一等节日检阅上海人民胜利的舞台，今天却成了斗争和示众他们的舞台。揪到现场陪斗的，大约也有几百个高级干部。

    与曹狄秋和杨西光等人不同，那个在长征路上被誉为红小鬼的陈丕显，还是第一次走上这样大场面的斗争台。而大会斗争的主要对象，也正是当年的红小鬼。那么红小鬼为什么也要被斗呢？根据揭发他的人说：陈丕显恶毒攻击八亿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那是在1964年，那时候我们的国家，根据官方的说法，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开始慢慢回升。这时负责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柯庆施正在医院里养病，上海市的党政大事，暂时由陈丕显主持。正在这个时候，中央发下来关于全国开展四清运动或俗称为23条的文件，在市委内部传达之后，主持人阿丕不禁摇头长叹一声，轻轻地对身旁的曹狄秋说：

    “咳！老曹啊，你看我们的大老板啊，只要国家的仓库里有一点粮食储蓄了，就要想办法搞运动来折腾人了！”

    看来是红小鬼仍旧像当年一样顽皮，他对着自己的同僚，说了一句俏皮话，称毛主席为大老板。这在今天看来，根本算不得什么？像如今有许多人称胡哥一样，根本不当一回事。可是在当年却是一句大不敬的话。因为毛泽东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尊神。称呼神为老板，就把他变成为普通的人，这就是大不敬了；这就应该全民共讨之，全党共诛之。

    尽管陈丕显几乎是咬着曹狄秋的耳朵，话说很轻很轻，但还是被旁边的人听见，特别是徐景贤，还偷偷地把它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在今天，就是这个上海市委昔日的御用秀才，对红小鬼俯首帖耳惟命是从的徐景贤，因为找到了比阿丕更有权势的新主子，就开始对他旧时的主人阿丕发难了。下面是御用秀才和红小鬼在斗争台上的一段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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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江枭雄传（原创） 

      第四十回、徐秀才逼问红小鬼   陈丕显承认该万死

“陈丕显！在某年某日，当你传达完中央的23条以后，你对曹狄秋说了什么话？”御用秀才把手里的笔记本向半空中一扬，逼问阿丕：

“我说的话很多，时间长了，早已忘记了。”红小鬼回答：

“陈丕显！你想用忘记来抵赖你的滔天罪行，完全是徒劳的！你忘记了，我来帮助你记忆，你在那天对曹狄秋说：‘咳！老曹啊，你看我们的大老板啊，只要国家的仓库里有一点粮食储蓄了，就要想办法搞运动来折腾人了！’”当徐景贤在揭发的时候，像模像样地学着陈丕显当时的说话声调，还看着陈丕显脸部的反应，当他看到他的旧主人迟迟没有反应时，又继续大声地说道：“陈丕显，你现在老实回答，你有没有说过？”

因为天气非常冷，笔者没有到人民广场去，只是在单位里看电视；其实电视里的场面，要比现场看得更加清楚，听的也清楚。我看到徐秀才提问的时候，情绪真的是十二万份的激动！

“好像是说过的。”红小鬼想了一回，眼见是赖不掉的，只好承认：

“什么好像？说过就是说过，没有说就是没有说！陈丕显！你到底有没有说过？”

“说过的！”陈丕显被迫到悬崖边上，只好坦然承认：

“陈丕显！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恶毒攻击毛主席？”

“我不应该这样说话！这是对毛主席的不尊敬！”阿丕不敢正面回答说是，但是他巧妙地回避了‘恶毒攻击’这个吓人的字眼，只是比较含糊又不痛不痒的回答。

“陈丕显，你知罪吗？”

“我罪该万死！”

“你有什么罪？”

“我不应该这样说。”

“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我罪该万死！”

┅┅

我们别小看这个红小鬼，他虽然被揪斗，头脑还非常清醒，他不说别的话，只是翻来覆去的说我罪该万死。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万死了，你们还要怎么样呢？上面这几句对话，通过强大的高音喇叭，传送到上海人民广场的每一个角落；也通过广播电台和电视转播传达到千家万户。于是在上海市人民广场的上空，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怒吼：

“打倒陈丕显！”

“陈丕显必须老实交代！”

“陈丕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陈丕显恶毒攻击毛主席罪该万死！”

“┅┅”

使人们没有想到的是，陈丕显也跟着群众一起大喊口号，革命群众举着拳头，他也举着拳头；革命群众喊“打倒陈丕显！”他也跟着喊“打倒陈丕显！”革命群众显得义愤填膺，他也显得义愤填膺。旁边的曹狄秋和魏文柏等其他走资派看了，立刻向阿丕学习，于是台上台下，斗争的人和被斗的人，都喊着同样的口号，都是义愤填膺，成了这次斗争大会最特别的一个场景。从此以后，许多被斗争的对象，都向陈丕显学习，只要革命群众喊口号，被斗的人也一定会跟着喊，跟着群众高喊要打倒自己。这大概也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

在四年之后，即在1970年，笔者在跃进电机厂，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每当召开斗争会的时候，也向红小鬼学习，当群众高喊要打倒我时，笔者毫不犹豫，立刻举手响应，高呼要打倒我自己。不过笔者喊的时候，没有像阿丕这样严肃认真，因为喊的时候常常会想到红小鬼的场面，这样就忍不住要笑出来。当然这是题外话，不说也罢！

这个几十万人同时发出的怒吼声震天动地，震得黄浦江水浪翻浪，震得上海的大地也抖了三抖！这次斗争大会的结果，红小鬼陈丕显也落得了与他的同僚曹狄秋一样的下场，从此就倒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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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一回、发通令推翻旧市委   庆贺电再开批斗会

    人民广场上的革命群众，在凛冽的西北风中整整站了五个小时，斗争大会一直到下午三点钟结束，最后，大会还发出三项通令。

                             第一号通令：

　　(一)从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评。

    (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所有罪行。

                      第二号通令：

    陈丕显必须在7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第三号通令：

     大会通令，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仅仅五天之后，也就是在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发来联合贺电，热烈祝贺英勇的上海造反派取得向走资派夺权的伟大胜利！

    这是一份“史无前例”也可能是“后无来者”的电报，它使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震动了！中央，也就是一个国家的首脑机关，居然能够容忍地方上乌合之众，打倒自己属下的许多官员，又夺取下属政府的权力，而且还非常认真地发出贺电祝贺，真是不可思议！这大概是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所没有的事情，这也可用说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伟大的创举！

　　1月12日，对于“工总司”等上海各造反派的头头们来说，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就在这一天，全国各地的大小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无一例外地刊登了中央的这份贺电。于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这块闪着红光的招牌，立时三刻响遍全中国，这块招牌变得如此金光灿灿！那么这个“工总司”的头头们，岂不就是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的代表了吗？而这个“革命左派”的光荣称号，不是别人给的，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封的！

    就在这一天，上海的造反派又召开了“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誓师大会”。在大会上，上海的人们看到，那位“一月风暴”的总导演，张春桥和姚文元终于从幕后走到前台，在上海人民面前公开亮相。他俩不但公开亮相，而且还在誓师大会上向广大的革命造反派群众讲话，号召革命造反派要牢牢保卫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时刻警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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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二回、新指示批准夺大权   闻炮打翻杯跌眼镜

1月16日，仅仅只有四天时间，毛主席和党中央又很快批准了上海造反派对市委的夺权，并作出了“最新指示”：

“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看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无不喜形于色和欢呼雀跃，他们想自己成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梦想即将实现，上海已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他们只要伸手轻轻一摘，胜利的桃子马上就会落到自己的手掌之中。

可是使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炮打”，几乎粉碎了张春桥的美梦，还把他打得晕头转向。据说当张春桥接到王洪文派专人送来的报告时，正在与他的老婆一起举杯庆祝，庆祝自己即将荣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可是当他听了来人的报告后，竟把鼻子上的眼镜和手中的酒杯同时打翻在地，弄得地上都是玻璃碎片，全身的衣服都被女儿红弄脏。这一下真是打得他七荤八素，差一点就要掉到黄浦江里。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炮打，弄得张春桥如此狼狈不堪和惊慌失措呢？

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必须先从红革会说起。上海市民都知道两个月前冲击解放日报社，平时上海市委低头认错的红革会，大多都由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小将组成。自从张春桥回到上海后，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使这些大中学生开始有点想不通，引起他们深深的思考：“文化革命究竟是什么样的？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打倒所有的老干部吗？”

在他们思考的同时，他们还从上海的大街小巷，时不时的传出张春桥有历史问题的各种传闻，有人说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也有人说他的老婆是共产党的叛徒；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则是一个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的叛徒等一系列的传闻。这使小将们感到非常不安，他们想上海的大权决不能落入特务和叛徒之手，于是他们毅然做出决定，凡事都要先下手为强！

1967年1月25日深夜，上海街头忽地冒出一支支骑着摩托车的轻奇兵，分别向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等许多重要部门奔袭过来。像一阵狂风卷过大的，这支轻奇兵在短短的一夜之间，就夺走了上海市党、政机关所有的大印！事后他们还公然宣布：这是革命的红卫兵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夺走走资派手中的一切权力。他们还进一步声称，如果他们不进行夺权，那么上海的党政大权，很有可能就要落到披着革命左派外衣的国民党特务和共产党叛徒们的手中。

这显然是对张春桥发出的一个警告，也是对他当头一棒！可是“红革会”的行动不仅到此为止，到1月28日，上海有许多条热闹的马路上，无畏的“红革会”战士赫然刷出“重炮轰击张春桥！”、“炮打狗崽子姚文元！”、“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能代表中央文革！”和“打倒张春桥！”的大幅标语！这真像是一颗重量级的核弹爆炸，惊动了黄浦江和上海滩！上海滩的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张春桥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是毛主席亲自挑选的人，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一定是红革会炮打错了。可是也有人说红革会革命小将，既然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一定是抓到了张春桥的什么真凭实据，也像他们敢于进攻解放日报社一样，后来的事实会证明他们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一定会支持他们的，看来一定是是张春桥有问题。

也有的人说得更加具体：红革会小将开始只是对张春桥有怀疑，可是就在25日深夜，他们在夺权的时候，问过了许多知道张春桥底细的人，也查清了张和他老婆的档案，完全证实了他们原来的猜想，所以小将们觉得胜券在握，胆子更大了。否则，难道他们是吃了豹子胆了吗？敢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