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采

替我父亲记一笔

父亲的舅舅是一个优秀的船舶工程师，但很年轻便死于日军炸弹之下，他听着舅舅的故事长大，便一心想考交大船舶系。父亲成绩优异，照理说没有考不进的道理，可是他是58年的毕业生，而我的爷爷是历史反革命，奶奶是右派，因此毕业生履历表上老师给添了一笔：家庭成份XXX。他连考三年，没有学校敢收，终于放弃--因为家里还有五个弟妹，爷爷奶奶都给关起来了，他必须担起养家的责任。

多年后，我也成了当年在父亲履历表上添了那一笔的老师的学生，他得知我父亲是谁之后，亲自跑到我家里来向我父亲道歉--现在父亲每次回国都会去拜访他，上次回国还替他操办了九十大寿（当然是学生版的）。

回到高考，恢复高考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他要去参加考试，厂里死活不放他的档案。于是时隔二十年，父亲又失去一次上大学的机会。78年，我母亲，一个相当泼辣也能煮一手好菜的女子，请了父亲的厂长和书记来家里吃饭。酒过三巡，母亲提起让父亲读书的事，厂长和书记说：我们少了他不行。母亲事先做了一番功课，知道78年上海业余工大开始招生，就说：你们至少可以让他半脱产读书吧！厂长和书记想了想说：那好，反正我们不放档案，他就是读了也得回来。

我母亲到现在还在后悔自己太草率地将父亲塞到业余工大去，不过父亲老是说那都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他经历的运动太多，受过的冲击太多，变得胆小如鼠，什么事都不敢与上级顶撞，其实当时他如果直接去考研究生的话，根本不需要厂里的档案。

不过不管怎么说父亲在三十八岁高龄终于坐进了大学课堂，虽然学的不是他梦想的船舶制造，但毕竟真的是大学生了。对了，父亲的户口本上一直写着是大学生，因为他在五八年的确上过一年民办大学，当时只有那间由解放军卫生学校改编的医科大学敢收他，学校位于甘肃的荒岭，上一个星期课，开三个星期荒，十个月之后索性解散，父亲再赶回上海参加59年的高考。

我小时候好几次骄傲地在作文里写道：我和父亲同一天毕业：我小学毕业，父亲大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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