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人

贴一篇，去年写的：

金榜题名时

    1978年3月27日午休过后，我正在车间里干活，工具室的葛师傅来找我，说接到电话，让我去建工学院去取录取通知书。我带着满手油污，站起身来，苦笑着说：
    “葛师傅，您就别逗我了。”
    “怎么逗你？真的！建工学院真来电话了！”葛师傅的态度立刻严肃起来。
    “真的？”我仍然疑惑着。
    “可不真的！我这么大岁数还能骗你？快收拾收拾去吧！”
    我半信半疑地洗了手，不敢跟任何人说，只跟班长请了假。心想，要是假的，就认倒霉。
    乘无轨电车40多分钟，再走一站地才到建工学院。熟悉的灰色罗马式建筑主楼，仍然那么高大雄伟。我曾无数次从它面前走过，却从没进过门。
    进哪个办公室我忘了。只记得一个女老师问：叫什么名？哪个单位的？我说，锅炉厂，叫什么什么。她说，啊，有。将一叠信封略翻了一翻，拣出一个递给我。我接过信封一看，见上面写着：“哈尔滨锅炉厂十九车间×××收”，下款是铅印的红色宋体字：“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我的手有些哆嗦了。
    怎么出的办公室忘了。在走廊里，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录取通知书”几个大字赫然出现在我眼前。顿时，泪水涌满了我的眼眶。
    我把通知书重新装好，小心地揣在内衣的口袋里，出门来到大街上。太阳明亮地照耀着，街上所有的汽车、行人都充满了春天的气息。
    走出100多米，我忍不住停下来，伸手从兜里掏出信封，把通知书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我的名字——是真的！
    多年以后，读到清朝袁中郎中进士时写的一首诗，头两句是：
    “信当喜极翻愁误，物到难求得尚疑。”
正是我当年的写照。

    1977年我30岁，年底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待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又长了一岁。后来得知，那年考生540万人，实际录取了27万人。其中如我一样大龄的考生中，有一个因高考作文出名的阎阳生，有人大概还能记得。他的作文写的正是，如我们一代青年如何渴望学习的故事。这篇作文读来催人泪下，我把它抄在笔记本上，保存至今。
    要上大学最难的不是考试，而是报名。我从开始就受阻——车间不同意。幸亏我妻子有一个要好的同事的丈夫是厂生产科的，也是个老中专生，很同情我，求他说情，才报上名。直到以后好几年，每年过年我们两口都得去他家送点儿礼，以示感谢。
    复习、体检、考试不必说，单说录取这一段。
    从考完试那天我就天天盼着邮局的来信，总不见。心想，也许会在厂前的布告栏里公布吧，于是，天天上、下班时盯住布告栏看，也没有。直到三月初，报上说，新生上课了，我的心才彻底凉。从报考那天开始，我上班就一声不敢吱（照常上班），这回，更得“夹起尾巴，重新做人”了。
    谁知道天不灭曹！居然有扩招“走读生”的事。所谓走读生，是因为学校住宿条件不够，只得“走读”的新生，其他一切不变。我有幸名列其间。然而至今让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到我这儿，录取通知书变成了自取，弄得我好一顿难受。也许是因为人少，且都是本市的吧。
    至于说到我为什么没被第一批录取，我想大概是因为我年龄大，为了平衡新生年龄，而被挤下来的吧。因为我的分数并不低，比多数正式录取的分数还要高很多。比如我数学得了103分，正式题满分100分,20分的一道加分题，我得了3分。这个成绩很可以了。只是语文差些，仅63分。所以直到现在，我写作文还是跑题。哈哈！

    闲言少叙。我怀揣录取通知书回到车间。头顶的天车仍在轰响，身边的焊花仍在飞溅。而此刻在我看来，那无疑是喜庆的鞭炮，节日的焰火。
    我先向葛师傅报告，说，是真的。她笑着问：“拿什么谢我？”我说：“请你喝酒！”（事实上后来没请）。
    又向班长销假，告以实情。他脸上露出一丝尴尬的笑容——就是他，曾经说我瞧不起工人阶级，不安心工作，走白专道路……
    我重新换上工作服。我知道，我在这里干活的时间不会多于两天了。
    我正低头装配那个我自己设计的齿轮箱，一个老同事走过来，笑着问我：“怎么这么大的事还瞒着？”他是1957年上海交大的毕业生，右派分子，在车间当工人20年了，别人都欺负他，只有我，他觉得还能谈一点儿。
    “不是瞒。我要走了，想最后把这点儿活干完。”
    “走吧，离开这个鬼地方！我早晚也是要走的！”
    我不再说什么，埋头干活，直到下班铃声响起，才飞快地换了衣服。班后会嘛，恕不奉陪了。我要到我妻子下班的道上去迎她，好一块儿上幼儿园接我三岁的女儿。
               2006-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