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代材料之二十(1)
关于我的三个问题的交代材料
(1969年9月22日)

一,1943年在辰溪湖大闹学潮的情况

1943年7月湖大校长胡庶华在重庆辞职(我是1941年9月考入湖大的,在矿冶系民三四级读书),国民党的教育部改派李毓尧接任校长。同学门都认为李伛尧不是教育界人士,是国民党党棍,CC爪牙,大家议论纷纷,不要李毓尧来当校长。当时,住在第九宿舍的一些人(我住在9舍2号)如黄益成、王泰翘(现改名王猛)、吴子佩,还有汪澍白(他不在九舍住)就互相串连,搞一个“拒李护校”运动。当时正是暑假,大部分学生都留在学校(因为那时交通不便,外地学生都很少回去),还派人到晃县(现称新晃侗族自治县,属怀化地区——录入者注)、芷江去打听消息(因为李毓尧是晃县汞矿管理局局长),看李毓尧什么时候动身就告诉学校。辰溪这边也天天派人到辰溪车站去探听消息,并且约好在大操场敲钟为号以便前去阻拦不让李毓尧进校(我也到辰溪车站探听过)。

大约在八月份左右,李毓尧真的来了,在辰溪车站被同学们阻拦了,他见势不妙,就偷偷的坐小船跑到辰溪城内去了。当天晚上,李毓尧趁同学们戒备不严,,又偷偷的沿沅水坐船来到学校,掌握了校权以后,第一次学潮就这样被平静下来了。这次没有处分学生,也没有责难学生,9月份照常开学,迄至11月,李毓尧去重庆述职(即现在的汇报),学校里的矿冶系主任黄国瀛、矿冶研究所主任周则岳教授与训导长翟楚(CC抓牙,李毓尧的黑干将,安徽派的头子),不知什么事情在会议上发生了争执,当天晚上翟楚指使走狗学生去实习工厂周则岳先生住的地方,用大石头攻击周先生的住宅,周先生派人给宿舍送信,同学门闻讯以后都蜂拥而出前去援救,几个走狗学生早已闻风逃跑了。学生们救援周先生回来又打了翟楚的住宅(也是扔石头),这时翟楚早已吓的逃跑了。当天晚上学生们就在矿冶研究所开了一个大会(因为是晚上也搞不清有多少人)。在会上大概是吴子佩提出来说:打翟楚就要打李毓尧,要驱李护校。就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驱李护校”运动就开展起来了。第二天一些走狗学生、教授都偷偷的逃到辰溪城里去了(他们是少数人),学生们组织起来站岗、放哨,同学们照常上课念书。

迄至1944年2月(那时听说李毓尧早已回辰溪,住在辰溪城内,因为同学们反对,不敢进校),已是期终考试的时候,据说走狗学生想要回校参加考试,同学校联系(不知是派人来的,还是通信联系的)被同学们拒绝。这时李毓尧可能早已与辰溪警备旅研究,也许还请示了重庆国民党的头头,在走狗学生被拒绝回校参加考试后,他们就派特务(有文章记述为“特务学生刘胜涛等5人”——录入者注)放火烧毁注册组大教室一栋。在大教室失火那天晚上,我和周翰夫正睡在太行山杨宅佃居的那间房子里(我是1940年10月到辰溪补习的,当时佃居在太行山老杨家,我们同时补习的还有欧阳林、郭麟书,他们都是我在楚怡的同班同学,有时由周翰夫带到湖大听听课,直到1941年9月,我和欧阳林都考入了湖大,就搬到9舍2号去了,到1943年7月,那时我已经是快进三年级的学生了,就又和周翰付住在老杨家,有时自己做饭吃,自习也比较方便),听到失火的消息,我和周翰夫都去救火了,因为那些房子都是木版房又缺少水,实际上不能救,只是设法防止火势蔓延,不要烧了后面的小教室和旁边的女生宿舍。在救火的时候我看到了黄益成,他对我说:“叫鸡公,这下可完了。”我说:“可不是呀,我们也没有防备这一手呀!”失火后的第二天,李毓尧就在武装保卫下借口是共产党学生放火,进驻学校。

在李毓尧进驻学校的第二天晚上,一下就抓走了七十二名同学(那天晚上我还是在老杨家住,抓的情况我没有亲眼看见)。同学们被抓走以后,听说是送到对河辰溪警备旅关押,当时学校空气非常紧张,但是同学们对被抓走的同学都很怀念,过了两、三天张之彦(他住在9舍1号)找我还有张文波几个人在湖大附小教室开了一个小会,商量一下怎么办,怎么想法到对河去探听一下消息。大家意见要搞点慰问,我就在八舍、九舍征集了一点慰问金,交张之彦买了一点鞋、袜派人送到对河去了(派谁去的我不知道)。以后学校形势越来越紧,我们就没有再敢活动了。直到1944年5月,那时李毓尧收集的黑名单已经完成,就同时公布开除和停学的二百多人(包括被抓的前后二百八十多人),由国民党武装在大操场架起机枪押解出境(据说是在庶务室的墙上贴了开除和停学的学生名单)。我听到被停学一年的消息后(是欧阳林、唐帛铭、周翰夫他们传来的)就急急忙忙的溜了(因为怕武装押解),当天晚上我跑到辰溪发电厂我一个堂兄童元祥那里住了一晚(童元祥也是楚怡的学生),第二天坐木船到沅陵住在周翰夫的父亲周硕成伯父家里(周硕成是当时沅陵盐务局的课长),一住三个月,直到1944年8月,由周翰夫的同班同学邓修琪介绍到贵州玉屏国立二十中学教了七个月的书。直到1945年3月,据说是查明了放火原因,不是正义学生所为,全部二百八十多人(包括被抓的同学)都准予复学。现在看来这件事情可能共产党中央同国民党有交涉,因为那时正是国共合作期间,在湖大学潮这个问题上,国民党污蔑为共产党学生放火闹事,经过调查以后,国民党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把被抓去的、开除的和停学的学生全部让其复学。但是在被抓的七十二人中有三人因折磨病死,其中一人叫黄益诚(据传说是地下共产党员),一个叫周桢,还有一个名字忘记了(有文章记述为“期间周桢、廖英因病折磨致死”——录入者注)。我在1945年3月复学以后在辰溪读了半年,1945年8•15光复,9月份随我大哥汽车经邵阳返长沙到岳麓山湖大念书,1946年7月毕业。

我记得在1945年3月复学的时候,李毓尧被免职了(有文章记述,李是1944年8月被免职的——录入者注)胡庶华又回到湖大当校长,我46年毕业时的校长就是胡庶华。但是周则岳教授被解聘了,周先生搬到辰溪发电厂小街上佃居在一个民房里,生活很困难,周先生的爱人患肺病病死时,我和王泰翘(王猛)、张文波还有一些同学都去帮他料理过,8•15光复回长沙以后就不知道周先生的情况了。

关于湖大闹学潮的情况,王泰翘(现改名王猛)、杨道亨、欧阳林、唐帛铭、叶服尧、汪澍白(此人在60年听汪中立说解放后当过湖南省教育厅长,是当时的地下党员)、周翰夫、张文波、吴子佩都可以证明,张之彦也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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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到的胡庶华(1886—1968),湖南省攸县人,是著名教育家,著有《铁冶金学》、《冶金工程》、《钢铁工业机《中国战时资源问题》等著作。1913年考取公费留学德国,先入柏林矿科大学,后转柏林工科大学。1920年获铁冶金工程师(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此学位的中国人。曾任湖南公立专门学校教授、武昌大学代理校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还先后担任过上海炼钢厂厂长、汉阳兵工厂厂长。1932年至1949年间,曾三任湖南大学校长。还担任过同济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大学校长。《湖南大学校歌》“麓山巍巍,湘水泱泱,宏开学府,济济沧沧,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以及《重庆大学校歌》“江汉思禹恩,教化溯文翁……”都出自他的手笔。解放后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授。

文中提到的李毓尧,湖南桂阳人,曾留学英国伦敦皇家学院,后应蔡元培之邀回国任北京大学讲师,抗战期间任湖南省建设厅厅长,湖南大学建工学院院长,曾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或称其为CC派骨干。其胞兄李静民国时期曾任海军少将。

文中提到的王泰翘,在公开发表的文章《抗战时期湖南大学的一次学潮》中有提及:“组成纠察队,保障校区内的治安秩序,防止走狗及奸人破坏和滋事,成员由勇敢坚决,体质较强的同学选任,以木棍为 仅有的武器,负责人有黄立诚、王泰翘、丁为戊等。”

文中提到的汪澍白,据有关文章显示,当时领导全部学运的主席团延聘了平素较有深远见地的约30名同学组成顾问团,汪澍白是五名常务顾问之一。学潮后曾被关押5个月。1946年4月加入GCD,任zhonggong湖南大学支部书记。1946年暑期毕业于湖南大学经济系。解放后曾任《新湖南报》社秘书长,1959年被划为右派。1981年以后,历任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副校长,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等。

文中提到的吴子佩,也是学潮中的骨干,是34名被停学的学生之一,有文章记述为“对吴子佩等34名学生分别给予了停学处分”。

文中提到的周则岳教授,是著名的有色冶金专家,解放后曾在中南矿冶学院任教,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永年曾受教于他。民国时翻译出版过《严石通论》,对中国古代冶金史深有研究,是“禹贡时代起源说”的代表人物。
文中提到的翟楚,是国际法的知名教授,出版有《国际私法纲要》(本书到1982年在台湾出到了第7版)、《近代欧洲之政治和外交》、《近代外交论》等著作。1949年以后去台湾,在台湾国立大学任教授。

文中对周则岳等与翟楚“发生了争执”一事表示“不知什么事情”,有关文章对此有所记述:“1943年冬,寒假来临。李毓尧赴重庆活动去了,校务交翟楚代理。1944年1月3日,新年伊始,教授们在校区内唯一的二层木楼结构的雅云楼餐馆宴集。席上酒酣,有强烈正义感的矿冶研究所主任周则岳教授评骘校内种种不当措施,其中包括了对翟楚的批评。矿冶系主任黄国瀛教授表示同感。翟楚面红耳赤,呶呶争辩,语多不逊,和周则岳教授争吵起来,宴会当即不欢而散。这就是作为学潮序曲的所谓‘雅云楼事件’。”

文中提到的周翰夫,在报刊文章《从平江三百年古宅里走出的英才》中,被称为“为国家冶金工业作出重要贡献”;他的胞兄周述之,是资深建筑专家,曾任湖南省建材研究设计院副院长。

文中提到的唐帛铭,网上能查到有关介绍:“1912年4月生,长沙市人,1941年考入国立湖南大学矿冶系,1945年毕业,获工学士学位。1946年起先后在湖南大学矿冶系及中南工业大学冶金系任教。……曾任《中国冶金百科全书•热能工程卷》及《有色金属提取冶金手册》编委,《现代节能》杂志顾问……在冶金热能工程及有色冶金节能领域造诣深,知名度大……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有色冶金炉》、《有色冶金炉设计与计算》、《热能工程导论》、《有色金属提取冶金能源与节能》、《有色金属提取冶金现代化设备》,共约350万字。”

文中述称“同时公布开除和停学的二百多人(包括被抓的前后二百八十多人)”,这个数字另有说法,有文章说:“1月28日……对吴子佩等34名学生分别给予了停学处分。……5月24日……命令77名学生到三十二旅旅部接受审讯,同时宣布对76位同学分别给予开除、退学、停学处分。……勒令82位同学限期离校。”

补充:此前交代材料中多次提到的永邵煤矿的唐宋,网上也能查到介绍:“1912年6月生,湖南邵阳县人。1934年入湖南大学矿冶系。1938年毕业,获工学士学位。建国前,先后在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任工务员、助工、副工和工程师。建国后,1950年至1951年任东北有色局工程师。……后转中南冶金设计公司和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历任总设计师和副总工程师30余年,后晋升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九三学社湖南省委常委、顾问,湖南省政协二、三届委员……出版有《充填采矿法论文集》。”
交代材料之二十(2)

(下面这一部分记述的,与“交代材料之十八”《关于我和张之彦、肖佑启的关系的交代材料(1968年9月4日)》在内容上基本相同,但具体文字略异——录入者注)

二,关于我和张之彦、肖佑启的关系

1,我和张之彦是1941年考入湖大后认识的,当时他住在9舍1号,我住在9舍2号,他念机电系,我念矿冶系,都是民三四级学生。因为我们住的是对面屋,中间只隔一个走廊,相互之间的走动也是很多的。那时我们屋一共住的是四个人,有欧阳林、叶服尧、唐帛铭和我,他们屋住的是张之彦、陶蔚、邓XX。在1944年2月湖大学潮期间被特务放火烧毁注册组大教室并抓走七十二个同学以后,我和张之彦、张文波还有几个同学在湖大附小教室开过次小会,商量慰问被捕同学和到对河辰溪城内探听被捕同学的事情(这些情况前面已经说了,不再重复)。从1941年9月到1944年5月我被停学离开湖大期间(张之彦也在1944年5月被停学一年),我和张之彦的来往除在学潮中搞过上述的一次慰问被捕同学的活动带有政治性以外,其他往来都是同学之间的互相走动,暑假期间有时也在宿舍打过麻将、扑克。

1945年3月复学后到1946年7月在长沙岳麓山湖大毕业期间,我们虽有些往来,但不像过去在辰溪9舍1、2号时那样天天见面,加以我从1946年3月到7月又在长沙谷山含光教书,工作、学习都比较紧就更少往来了。1946年7月我在湖大毕业后转到丝茅含光教书,张之彦在长沙北门外油榨巷精炼职业学校教书,因为丝茅含光也是在长沙北门外,所以我有时星期日进城就到张之彦那里去玩,有时同他一起到陶蔚家去打麻将(陶蔚也是辰溪湖大的同学,他在湖大只念一年,据说,陶蔚的父亲和张之彦的父亲是很要好的朋友,两人都早去世了。陶巍有个妹妹叫陶懿恭在含光读书,是我的学生,陶蔚还有个弟弟,叫什么名字我忘了,我们叫他“老二”。陶蔚家当时住在中山马路一个铺面的后院,据说他家有房子,收房租,是不是还有别的收入,我不知道)。

大约是1947年8、9月间,有一天星期日,我又和张之彦到陶蔚家打麻将,吃晚饭的时候张之彦喝醉了,同一个陶家的朋友(叫什么名字我忘了,我们一起打麻将的)因为什么事情争了起来,张之彦骂国民党贪污、腐化,我觉得在那样的场合下乱说不好,所以在我送他回去的路上,我对他说,我说:“你怎么能随便讲话呢?在那样的场合乱说不好。”他说:“不要紧,我参加了地下组织。”我说:“什么地下组织?”他说:“国民党地下组织。”我说:“谁介绍的?”他说:“肖佑启介绍的。”我说:“你参加那个干什么?”他说:“因为没有钱花,想弄点钱花,我正在同肖佑启讲,想不干了。”我说:“没有钱花,自己少花点也行,快不要搞那个东西了。”我们走到铁道口就各自回学校去了。从这以后在我的思想上就存下了一个戒心,不愿意和他再多接近了。

1947年12月我因为同一个学生搞对象,学校没有续聘,正好那时在零陵永邵煤矿的叶服尧来信约我到永邵去,我就决定去永邵,因为在长沙没有通讯的地方,我告诉叶服尧把信寄到张之彦那里(那年寒假我回宁乡过年去了,以后是来的电报)。1948年3月我到永邵以后就完全断绝了同张之彦的联系。

1950年5月我到辽源以后,51年镇反期间,我根据同张之彦的谈话我检举了张之彦的特务嫌疑。

2,肖佑启是湖南湘乡杨家滩人,是我在新化楚怡时的同学,他是土十班的学生,我是土九班的学生,在新化时认识但不大往来。1941年9月我考入湖大以后,肖佑启也考入湖大,我念矿冶系,他念土木系,我住在九宿舍,他住八宿舍。因为不是一个班的,也没有住在一个宿舍,所以也不大往来。但是肖佑启这个人过去在学校也是好打打闹闹的,而我自己那时候也是九宿舍比较有名好吵吵闹闹的一个,我那时有个外号叫“童叫鸡”又叫“童号”,所以在这 我们又是比较随便的。

1943年暑假以前,肖佑启考取了留美航空训练班,他知道自己要离开湖大,所以在那年的暑假招生时,不知他怎么串通了印刷厂就大卖考试试题。这件事情因为新来应考的学生之间转转出卖(因为出卖一次自己就可以收回一部分钱,或者从中再赚到一部分钱),结果变成了公开的秘密。在校的老同学都很气愤,第一堂考试时就揭穿了,迫使学校临时修改试题。肖佑启这时早已携款逃回湘乡去了。以后肖佑启要去航空训练班入学,据说来信要学校开证明,学校没有给,给了他一个开除通知单,他拿了这个通知单进了航空训练班。以后听说肖佑启在训练班打教官被开除(在辰溪时,初次传出这个消息的好像是吴子佩那里得来的,因为吴子佩同肖佑启都是楚怡土十班的同学,在湖大时又都是土木系民三四级的同班同学,那时他们还是有通信往来的)。

1947年初大约是3、4月的一天,我在张之彦那里玩(这时张之彦在长沙北门外油榨巷精炼教书)。记不起怎么谈到肖佑启了,张之彦说:“肖佑启这小子又回长沙了。”我说:“在哪里?干什么工作?”张说:“在陆地测量队,搞测量哩。他在训练班打教官被开除后在云南(还是贵州)搞过一个时期的检查工作(好像是说公路检查工作),现在又回长沙了。”我说:“你看到过他吗?”张说:“看到过。他还有支钢笔枪,就像钢笔那样大。”从这里我知道了肖佑启有支钢笔枪。

1947年的6、7月有一天我进城去,在中山马路的人行道上,我碰到了肖佑启,他一看到我就说:“叫鸡公,你到哪里去,现在哪里工作。”我说:“到八角亭去一趟。在丝茅含光教书呢。”他说:“结婚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你在哪里工作?”他说:“在南门陆地测量队搞测量。”我们谈了几分钟的话,在快要离开的时候,我好奇的问,我说:“听说你有支钢笔枪,是吗?”他说:“就是这个。”他用手指指挂在上衣口袋里的一支钢笔一样的东西,从外表看不出什么不同的地方。我说:“给我看看。”他说:“这个不行,这个东西一打出去四、五米就是毒气,这个不能看。”从这里我证实了肖佑启有支钢笔枪。

1951年镇反期间,我根据张之彦的谈话(说他是肖佑启介绍参加国民党地下组织的谈话)和我看到肖佑启有支钢笔枪的情况,检举了肖佑启。

三,关于我和我岳父的关系和周洁名进年回湖北的情况

1,我岳父周纬武,现已退休,住在湖北华中工学院西二区四号106室他的三女儿周錬名家里,户口也在那个地方,每月靠自己领取国家给予的劳保金生活,最近9月5日还有来信(此信已交组织参阅),没有什么问题。他和我们的关系还是密切的,经常有书信往来,寄衣物用品,我们每年也给他寄点钱约百十来元左右,有时两三个月寄一回,最多一次也不超过三十元以上。他的历史问题我过去知道的是一般国民党员,已作交代,听周洁名说他参加过三青团,这个我没有交代。在1965年四清快进点的时候,有一次钟振河要我交代我岳父的问题,我就写信要他给我写来材料,他回了我一封信,写了他的历史,我把这封信交给了艾武,因为我没有留存底,我还是搞不清他的具体问题。1963年4月至1964年4月,他到我这里住了一年,在我这里落了一个临时户口。他那次来时,主要是当时我的小孩没人看管,想要他来照看看家、看小孩,顺便也到东北来走走。因为在我思想上认为他一直是教书的,解放后也留用秒度十时微 ,又准许退休领劳保,估计他没有多大问题,所以他在我家住了一年我也没有问过他的历史情况。

1965年1月在市委干部会议期间,刘福魁第一次揭发我收听敌台,我当时感到很突然,以后听韩宝善对我说:“是有人告你,是街道的人告的,我也听说过。”为了这件事,我问过钟振河,钟振河说是有人说你收听敌台,我们没有告诉你。我记不起是在会上还是单独的对钟振河说过:“我没有收听过敌台,除非是有时候我在这边屋子写材料,周洁名的爸爸在那边拨弄,我就不知道了。”以后我一想,这个说法不对,我不能毫无根据的把事情推给人家,周洁名的父亲既没有同我交流过收听敌台的事情,我也没有看到他收听过,更没有听到左邻右舍议论过,我怎么能胡说呢?所以在1967年揭机关党委技术支部阶级斗争盖子时,钟振河给我提出了我上面说的那段话,但是我当场否认了,我认为不否认就要造成别人的毫无根据的负担。我认为这件事是同屋住的曹国梁的爱人李素珍对我的政治造谣,李素珍那时是街道委员,我们之间因为房子闹过意见,她还把我告到监委于增才那里(是告因房子吵架的事),我们当面在于增才那里对过质,相比于增才也有所调查。因此,所谓收听敌台的说法,我李素珍对我的陷害,而我对钟振河说我岳父在那边拨弄,我就不知道了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说法,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听我岳父说过有关敌台的事情。

2,今年春节后的第二天,周洁名带领两个孩子回湖北华中工学院去了一趟,五月廿五日回辽源,前后在湖北武昌、长沙、黄石住了三个半月。她这次回去主要是治病,说她妹妹那里有个中医会治神经官能症,在长沙我叔伯妹妹童环祥所在的湖南医学院也治了廿多天。另一方面也是趁孩子们没有开学,她自己又可以走动,想回家看看亲人(她是58年回去的,已经十年未回家了,趁她父亲、姐姐、妹妹都在一起,便于会面)。她这次回去,在湖北她父亲那里住了两个月左右(想到她父亲那里住了一个多月),随后去黄石我妹妹童瑞祥那里住了三天,再去长沙我满婶家住了一个月左右,又回湖北住了十多天,回来时经新乡到我二哥家住了两晚。在湖北时她见到了她的父亲、姐姐嘉名、妹妹錬名、姐夫吴光宇、妹夫张攀梯,在长沙见到了我满叔季鹤、大哥俊明、叔伯妹妹环祥、琳祥、佩祥、弟弟辰祥,还到我叔伯兄弟童铁如(艾哥)家去过,到我一个堂叔童笛村家去过,到我舅舅周铁生家去过,到我妹妹童毅祥去过(毅祥夫妇在广东,她两个孩子在长沙他们祖母那里),到她的一个堂婶益婶母家去过,到周翰夫家去了几回,见过周翰夫和他的妈妈、他的大哥周述之、妹妹周慧媛、周翰夫的爱人刘敦敏、嫂嫂王俭安,在黄石市见到我的妹妹童瑞祥、妹夫陈咸三,在新乡见到我二哥童觐祥、二嫂彭子军,其他没有会见别的什么人(除开各家的孩子在外,我大哥的大孩子善继在湘潭水利局工作,他们和我满婶去湘潭韶山毛主席故乡瞻仰时见到了善继,还有我满婶的三女孩佩祥在韶山汽车站工作,也见到了佩祥)。

                                                         交代人 童储祥  68、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