滔滔孟夏

胡文辉的“点将录”也将钱锺书先生定位为文艺家：

        自文献引证角度而言，钱锺书早年的《谈艺录》可算最渊博的诗话，晚年的《管锥编》更是文献积累的登峰造极，为他赢得“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之誉。然而在相当程度上，博学乃钱氏有意示人的公共形象，是外在的学术面相，不过藉此以压倒崇拜材料的文学考证派，非即其庐山面目也。
        表面上看，钱氏横贯中西，广涉四部，但论学术趣味，他视野所及，始终以语文修辞现象为中心，大体不出词章之学的范围。《管锥编》形式上虽以古籍为单位，其实并非以古籍为真正的研究对象，古今中外经史子集之书，不过供其驱遣，贡献章句的零砖碎瓦，以成就其七宝楼台。他实在是现代的文心雕龙主义者，其长处不在训诂的发明，而在辞例的会通；其取径既非比较语言学，亦非比较文学，勉强名之，可称比较修辞学欤？借用伯林的比喻，他看似无所不知的狐狸，而实为兴趣单一的刺猬。
        另一方面，钱氏以博极群书而惊世骇俗，但论学术性格，他绝非文献家、考据家，而是古典意义的评点家，或者说是现代意义的批评家。因此他对胡适派的文学史考证，或陈寅恪式的以诗证史，皆深表不满。《谈艺录》旁征博引，可视为适应现代学术规范的随顺世缘之作，钱氏批评的锋芒，只能收敛于文献的深林密叶之中；而他青年时代批注的《石语》(陈衍语录)虽篇幅寥寥，但他与前辈一唱一和，贬抑时流，却更可见其狂狷的真性情。则以《谈艺录》为表，以《石语》为里，钱氏其人其学，可以得其近似矣。
        故钱氏平生旨趣，可归结为“谈艺”二字：“谈”者，所好在于赏鉴批评；“艺”者，所重在于艺文词藻。

滔滔孟夏

。。。

[ 本帖最后由 滔滔孟夏 于 2009-2-28 22:1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