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简评袁伟时先生的“冲击-反应”说和西化说

陆东洋西

由菜农兄在“清议竹林”栏介绍的袁伟时先生的观点，受教非浅。但是，他在方法论上是典型的“冲击-反应”论和彻底的西化论。这在当今历史学发展的角度而言，确实有某种古色苍然之感，也很容易引起很多批判和反击，当然受到很多批判并不一定等于谬误，真理反而在少数人手里的现象在历史上所在多有。不过，这种批判也不仅仅是来自于国内的官方教科书派，而且近来欧美学术界也开始主张在中国发现历史，其观点就是：中国历史本身具有其内在的制度和文化的结构性特点，不应该用西方发展的模式来简单套用，由此来判断中国或其他国家地区文化的落后性或停滞性，相反应该通过寻找各自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动力来理解世界历史多元发展的共同趋势和倾向，现代化和西化也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可能予以理解。我们从历史来看，几乎全世界都遭受了西方的冲击，但是只有极少数的国家通过自身的积极改革，而免除了殖民地化的危机，而更多的国家地区则徘徊在传统和现代的相互拉扯之间，可见在这里传统制度和文化的条件和主体等结构性要素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不是简单化地克服或消除传统制度和文化要素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也许问题并不在于以西方模式套用中国的正确与否上，西方确实是一个视角，但并不是一个唯一的视角。应该历史地看到不同的类型的制度·文化模式在相互没有很大冲撞和影响的情况下，一般而言各自具有其应付各类现实问题和挑战的一贯的机制和方法，它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一种定型和惯性。但是由于人类社会的一些共同性的基础条件，各自也具有历史发展一般性的趋向。譬如就独特性而言，中国是强调皇权的大一统体制加上儒家官学式的世俗性伦理文化的一元结构，而西方则是基督教教会的制度•文化与封建的王权体制的多元结构，处理危机和挑战的方法当然各自不同。但是就一般性取向而言，在这二种社会里，平民的地位在不断地上升，平民知识人的作用在逐渐增强，而世袭体制逐渐式微（尽管会有回潮或遗留）而代之以新的崇尚能力主义的、平民更多参与的社会机制，或者社会的宽容度会逐渐增大（当然面临外来冲击的时候反而会遭受更多的制约）。就前者而言，近代初期欧洲启蒙思想家高度赞扬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一个明证，如果他们那里不存在类似问题，那么他们也不会试图了解或评价这种制度。而且，虽然遭受许多批判，但是像弗兰克《白银资本》那样认为近代以前中国和印度分别是世界的经济中心的观点，也足以让我们认识到：人类历史本身存在多种不同的历史背景和途径，只是在近代，由于拥有发达的交通工具、武力的强势的西方文明的冲击，才使得非西方国家地区的人们感觉到某种借鉴、学习对方的迫切必要性，但是其最初目的却是保存自己的制度和文化的独特性，尔后才逐渐认识到需要改革自身的必要性，但是这一切还不能代表他们拥有了可能性和可行性。

所以，纯然在与西方近代社会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否定中国历史本身的结构性特点，认为只有在西化之下才能打开一条出路，在某种程度上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如果简单地达到目的，固然不错，但是这反而“欲速则不达”，因为它会使改革主体忽视了现实制度文化的盘根错节非单纯西化可以一劳永逸式的解决。在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中，日本是近代唯一的一个非西方国家而迅速西方化的，但是显然它也并不是单纯的西化，而是走过一条弯曲的东西杂交式的现代化道路，经过初期的西化运动以后，便迅速进入殖民地扩张侵略和狂热的反西化的进程之中，这并不是可以轻易避免的阶段，就像我们现在在许多方面都在推进西化（包括时尚消费流行、股份制公司制度、核心家庭化、甚至不伦不类的投票制度），但是一般民众和青年中强烈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容忽视。我们也许会认为：只要近代日本彻底地西化便可以一蹴而就地成为民主自由的国家。但这是一个非历史的过于乐观的判断和假设。因为历史的变革是一个过于复杂的综合性工程，如印度、菲律宾都是在接受西化的时间上很早、强度上很大的国家，但是至今还处于传统和现代的拉扯之中，而日本是偿付了二次大战失败的巨大代价才换取战后的社会变革，而且至今还不能说是完全西化的国家——甚至他们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西化的国家。

近代西方的发展包含了人类社会制度和文化高度发展的精华和成就，它确实可以成为非西方社会的楷模和模仿的对象，但是不同社会文化的背景不同，其接受西化的程度、力度、以及过程各自不同，这必须对各自传统社会的资源做一些分化和利用才可能有所作为。人类社会不可能空降一些现代人来解决社会变革的大问题，更何况即使这些空降人来到地面立即就会遇到四面八方的攻击。就近代的变革主体而言，英国有清教徒式的中产阶级绅士，法国有激进的城市平民，德国则有容克和富裕保守的市民阶级，日本则有好斗的下层武士阶级，各种社会的变革主体各自不同，哪里可能会有相同的规律性或必然性可言？但是就趋势而言，人类社会或许会各自取长补短，甚至殊途同归。但是人类社会的前景究竟是亨廷顿式的无休无止的“文明的冲突”，还是弗兰西斯•福山式的一锤定音的“历史的终结”，至今哪一位人文社会学家能够大胆地给出明确的答案？就像苏联崩溃，庞大的西方研究机构里没有一位学者作出过明确的判断一样，在判断人类社会历史的走向和归宿上，我们或许不能过高估计某些人文社会学家的预言能力，同时，我们或许也不能过低估计各种人类社会的创造能力。

[ 本帖最后由 陆东洋西 于 2009-5-9 14:39 编辑 ]

陆东洋西

完全理解4楼施女士的观点，本论坛西化派比较多，贴出这篇，已经有所思想准备。

但是，我倒没有反对普世价值，相反认为我们应该追求普世价值，只不过，这个普世价值应该是包容东西方的多元价值的，也就是说既不单纯是西方、也不单纯是东方的那种对话式的普世价值，但是目前东方是弱势，似乎显得本人在为东方摇旗呐喊，其实并不尽然。

确实，如木匠兄所言，历史和文化分析和现实分析有一些差异，本文主要是历史文化的分析。西化没错，但是西化需要落实到具体的主体，但是按照一般历史趋势来看，这个主体越西化，反而前行所遇到的阻力也越大。这里需要嫁接和渗融（沃勒斯坦语），这时候产生的既不是纯然西化，也不是纯然东化，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东西。是否是“中体西用”呢？这也未必，体用之论本来是一个哲学概念，就历史分析而言，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说现在还坚持三纲五常、君主极权作为中体，那是精神倒错。但是不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审美观以及中国人在人类历史文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而以为越是彻底的西化就越可能接近成功，那可能适得其反并且欲速而不达。

随着近年中国改革的初步成果和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高，四方学术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评价也确实有升高的趋向，当然我们不必头脑发热，但是中国这份历史文化，你要是意图彻底消除它，也绝非易事。既然如此，不如共存共荣，循序渐进。

陆东洋西

即便是民族主义，实际上也是从西方传入的。中国长期的大一统体制和思想完全是普世主义的，但是这种普世主义不同于近代西方。下面这张照片是当时针对美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上海大学生的抗议活动，目前大学生并不缺少外界知识和信息，也并非像清末的义和团那样可以简单地被官方宣传所鼓动。而网络上中国强大以后如何报复和征服外国的言论也经常赢得一片叫好声。

就现实政策而言，本人觉得当前中国与其说需要“强国强军”，还不如说应该恢复到中国传统的“伦理立国”“富民安民”，反而倒是适合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就中国的能量，说现在哪一个国家要欺负中国，那是危言耸听，相反，那些近邻国家都在提心吊胆，提防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以及热狂的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非理性的过度膨胀。

[ 本帖最后由 陆东洋西 于 2009-5-10 21:41 编辑 ]

陆东洋西

各位评论都很敏锐，多谢指教。

菜农兄的公司制度和股份制制度等，越彻底西方化就越公平，越透明，越理性，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有些部分也并不是完全应该仿效，譬如上层所获得的高额回报，譬如日本没有像美国那样：高层管理人员与一般职工的工资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其他只能综合地回答了。我的一些说法可能很多来自于对近代中国与日本的观察。日本近代初期狂热的西化过后，由于遇到西方列强的压制，日本官民积蓄了强大的反西方的能量，日本采纳西方君主立宪制度虽然主要是德国式的，但是其他多方面尽量仿效西方，大量的官方和民间留学生去了欧美，但是他们从西方学到的除了民主法制以外，就是“富国强兵”，近代西方的殖民帝国体系也是近代日本力图仿效的一个部分。西方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是工具性的，它并不提出任何价值目标，而日本要自立于世界列强之林一旦成为价值目标，那么大众民主主义就日益推动了日本的狂热反西方运动。就像纳粹从民主选举出身一样，近代日本的殖民帝国政策也得到了近乎全部的民意赞同。但是这里面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那些从民主选举中出身的党派或国家后来都逐步地限制了言论出版自由，问题是除了少数精英以外，大多数人并没有感到多少反感和担忧。

至于富民安民、不与民争利不过是儒家的理想主义的政策，实际上多少程度得到实施确实如木匠兄所言是大可怀疑的。但是，这种理想主义也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目前国家拥有大量资金到处刺激经济，但是一般民间却并不富裕，这限制了民间消费，所以应该将大量资金用于扩充民生，增大民富方面，而主要不是所谓“强国强军”。同时，目前增加均衡性的民富，而并不是少数的“官”富或依附于官的少数“民富”。

[ 本帖最后由 陆东洋西 于 2009-5-10 23:26 编辑 ]

陆东洋西

原帖由 老木匠 于 2009-5-10 22:17 发表
即便是民族主义，实际上也是从西方传入的。

————孔夫子以及后来的儒家学者还一直有一个“夷夏之大防”的传统哩

是啊，有一命题的提出必然会有反命题。像孔子一边赞扬管仲，另外一方面又自称可以乘桴浮于海和居九夷。

传统中国的两宋和明末，民族主义最兴盛，但是就长期而言，都是大一统下的各族混一占上风，即使如孙中山开始呼吁“驱除鞑虏”，但是革命后，又宣称“五族共和”了。

陆东洋西

回29楼。

本人向梦兄打招呼了，说是让木匠兄提拔了一下。不过他23楼的诠释还是蛮到位的。

陆东洋西

原帖由 老木匠 于 2009-5-10 23:47 发表
用一些古代书呆的“富民”理论来阻止官僚们捞好处，这工具是不是太旧了好多？至少要比西方的财政预算控制制度要无力得多。

所言极是。看来这是法制史学者与思想史学者之间的差异吧。

就经济学理论而言，亚当·斯密等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主张国家越少干涉经济，那么经济越健全、越发展。部分儒家和道家与这类主张有某些共通之处。

陆东洋西

原帖由 老木匠 于 2009-5-10 21:56 发表
10年前的那个时候，俺正好还在一个有关学生的职务上。

当天半夜就接到有关方面的传真，要求紧急动员学生上街去美国代表机构。可是当成都烧了房、北京砸了馆——上海在100米外部署警戒线，禁止靠近，并电话部署以车接回学生，不得逗留，因此没有造成什么损失——第二天又紧急传真下来部署不得游行。

也听说了当时一些传闻，但是此处的判断更多地依据网络上的言论，那里更多反映出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心声。

另外，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他的书里很确定地说：所有中国的游行都是政府在后面遥控的。但是就像那次上海对日本总领事馆的破坏，也有一旦发动起来而难以控制的问题，或者说今后有越来越难以控制的趋向。

[ 本帖最后由 陆东洋西 于 2009-5-11 00:54 编辑 ]

陆东洋西

原帖由 李大苗 于 2009-5-11 00:14 发表
楼主有一个假设暗藏在解释中，也就是每一个本土文化都有着抗衡外来文化的目的性，也就是每一个本土文化都是有目的创造出来的，逻辑的说法就是，因为要使我们自己有别于他者，所以，我们就有别于他者了；也正是因为我们有别于他者，所以就要一定保持自己有别于他者。

许多并没有深厚基础的文化实际上在西化或西力之前归于烟飞灰灭，譬如像美洲的土著居民文化和印加帝国，但是像中国那样的文化深厚的国度，其传统文化的影响，无论正面的、或反面的都不会轻易消除殆尽。民族主义就是要表现本民族与他民族之间的差异——包括语言文字、神话传说系统、习俗、价值体系或人种等等。民族主义并非全无是处，至少从某种角度讲，也是现代化、或西化的一种动力，否则甘愿接受西方人的统治即可，但是坚持原有文化价值特性或许并不会轻易改变，而且本民族精英对之最为敏感。

[ 本帖最后由 陆东洋西 于 2009-5-11 00:34 编辑 ]

陆东洋西

原帖由 章星球 于 2009-5-11 00:16 发表
就中国的制度文化是否要彻底抛弃的问题，我认为在具体的技术层面基本是全盘引进，但是考虑到政治的两层正义，功利面和超越维度的，我个人认为在超越维度上我们恐怕很难靠引进，而不得不重返古典。如果我们把超越维度的正义视为体而功利面视为用的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能会是中国未来政治建构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选项。

问题是这个“体”是什么。三纲五常、君主专制集权、男尊女卑等显然不符合历史潮流。

陆东洋西

原帖由 李大苗 于 2009-5-11 01:19 发表
说“民族主义”这个词的时候，要注意“主义”是什么本意，民族主义的历史来源是什么，以及现实形态是什么。民族主义的发端是对“帝国”的反叛，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信仰和精神归附，也是日耳曼建立自己统一国家的信条。而建立起来的第三帝国，尽管形式上看似还是关于民族的，可本质上已经是“帝国主义”了。因为在西方语系下，“民族主义”就是“国家主义”。就历史事实看，“民族主义”曾经是“帝国主义”的内生，而不是对“帝国主义”的外拒。而若以法国和德国的历史见证，“帝国主义”又是其“民族主义”的内生，且还是外征，即其殖民主义的精神发端。

基本同意。但是民族主义包含双重意义，

1，诚如所言，它是反帝国体系的，欧洲近代这种民族主义，nation既是民族又是国家，所以民族主义也就是国家主义；同时它也被要求承认其他的民族国家，如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以后欧洲，强调各国相互承认各自的主权。第三帝国实际上打破这种寻求势力均衡的民族国家体制，所以未必可以算作民族国家的延伸，相反也许是一种践踏（拿破仑帝国同样如此）。

2，它寻求民族内部的统一、同一民族的内聚，所以它排斥本民族的内部分裂，其首要目标就是排除封建领主的分立体制，寻求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和权威的统一性，即便是国王也自称是国家的第一公仆。

[ 本帖最后由 陆东洋西 于 2009-5-11 21:03 编辑 ]

陆东洋西

原帖由 袁灿兴 于 2009-5-11 12:30 发表

[quote]陆兄言，不伦不类的投票制度。这可是人类发明的最好的东西呀。有了这个东西，在没有谁能操控自己的文明、霸占话语权，如果有，它注定是短命的。有了投票这个东西，本民族内的刀枪，可以入库；民主国家之间，也不会有战争。

这里有误解了，原意并非是说西方的选举制度是不伦不类，而是我们模仿实施过程中的不伦不类，也许应该更多说明一下。

陆兄言道，只有日本是学西方的唯一，而且不是完全的。真如是么。台湾、新加波、韩国呢？东欧已经走向发达国家的各国呢？我们总以失败的例子，来证明民主制度的失败，但今日世界上，有几个发达国家。不是民主国家呢？

没有这样说呀，好像是限定在近代时段里说的吧，全世界都在学习模仿西方，在近代，只有日本在非西方国家里最早、最有成效地推行西化而已。

可以另开个议题：历史终结了么？

完全赞同。

[ 本帖最后由 陆东洋西 于 2009-5-11 20:59 编辑 ]

陆东洋西

原帖由 永德 于 2009-5-11 20:58 发表

俺看帖不仔细哈，给陆兄抱拳~~~

不是“袁灿兴”兄吗？怎么由“永德”出来道歉？

陆东洋西

原帖由 施国英 于 2009-5-11 10:31 发表

如果一个民族对原有的文化价值和特性有足够自信的话，是无需有劳民族主义这面虎皮大旗的。
西方社会为了政治正确而提出的多元文化主义，已经给了各种文化同等的地位。在多民族国家里实行多元文化的国策，远比民族主义这把双面刃更长治久安。比如澳大利亚，已经拿纳税人的钱补贴私人办的中文学校，春节庆典等。
至于制度层面，民族的文化特性不能成为抗拒普世价值的借口。比如陆先生前面提到的“伦理治国”，也就是“以德治国”，拿这种中国特色来代替普世的“以法治国”，也实在太不靠谱了。

施女士的“义愤”某种程度可以理解，但是好像没有看清楚原文啊。譬如说原文并没有说“伦理治国”，而是说“就现实政策而言，本人觉得当前中国与其说需要“强国强军”，还不如说应该恢复到中国传统的“伦理立国”“富民安民”，反而倒是适合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

而“伦理立国”与“伦理治国”，二者之间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立国应该有伦理规范原则，如美国立国也有它基于基督教的伦理原则，否则就没有道义和义务，也没有common wealth的凝聚力，强弱贫富不可能同处一国。但是治国应该主要依靠法律，也就是“法制治国”。但是，完全依靠法制，而道德沦丧，也会有许多弊病，这一点就不赘言了。

[ 本帖最后由 陆东洋西 于 2009-5-11 22:41 编辑 ]

陆东洋西

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
                      ——2007年8月11日在长江商学院的报告
                            袁伟时
现在传统文化很热。我认为这有好，有不好。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要把它放到历史经验里去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地方，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最丰富的典籍，没有任何国家有像中国这样多的典籍。另一方面，中国也创造了很多珍宝，包括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和思想遗产；有一些东西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比如中医。
和任何事物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不足，不足在那里？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

世界各国都要从传统社会转型变为现代社会；有些国家很顺利，有些国家则迂回曲折。在后发展国家里面，中国是丧失掉很多机会的一个国家。
600年前——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首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为什么他没有成为中国的哥伦布？很简单，他的活动不求利，远航是为了宣扬国威，全部经费都靠财政拨款，数额太大，支撑不下去，被迫停止。他第一次下西洋的人数高达2万8千人，而哥伦布的团队最多也就1千1百多人。当时正值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航海和远洋贸易推动世界前进；这一次机会中国丧失掉了。
第二次机会是16、17世纪明末清初，东西文化交流出现高潮。以利玛窦为代表，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1601年来到北京，在北京整整生活了10年，带来很多西方的科学技术。举一个例子，中国自己的历法在元明时代一再出现测算失误，吸收伊斯兰历法也解决不了。利玛窦和他的同伴和后继者龙华民、汤若望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历算，解决了这些问题。沿用至今的阴历（农历）就是这些传教士及其学生的工作成果。利玛窦还带来一幅世界地图，让中国人知道中国在世界的东方，而不是世界的中央。康熙皇帝很喜欢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与彼得大帝是同一时期的，都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大帝学西方，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他死后没有多久，莫斯科大学也办起来了。康熙皇帝则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当作个人的爱好、宫廷的消遣，既没有建立起中国的科学院，更没有想到要在北京办西方式的大学。机会又一次丧失掉了。
1793、1795、1816年，从乾隆到嘉庆时期，英国分别派出使者或送来国书、礼品，要求和中国和平通商。乾隆爷的答复是，“天朝无所不有”。嘉庆皇帝则宣称“中国为天下共主”，不能容忍使团拒绝叩头，降旨“逐其使臣回国”！英国使团里的人观察、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很腐朽的国家。中国再次丧失了和平融入世界的大好机会。现在有些文章宣扬，18世纪中国占世界1/3人口，经济上也占世界1/3，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这个说法恐怕要考察，他们使用的统计数字不一定可靠。中国当时的制造业固然比不上产业革命中的英国，15、16世纪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等于19世纪中国的2.8倍；至于制度环境更加无可比拟。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了，但是英国不是用铁甲舰将中国打败的，那个时候它的军舰还是木头造的。而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到了19世纪，却被别人打得一败涂地。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有很多珍宝，然而为什么社会转型这么困难，没有产生出现代经济？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19世纪中国付出了代价，割地赔款大家都知道，但我认为应该特别重视的一点是，中国光人口就损失了1亿多。从1851年到1865年，也就是太平天国造反期间，中国人口从4亿3千多万降到三亿2千万，减少了26%。太平天国闹得最厉害的江苏、浙江等地区，人口一直到20世纪初才恢复过来。这些冤魂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杀死或者饿死的。这又是为什么？跟我们的文化有没有关系？20世纪会不会好一点？照样不行。内外战争、运动和灾荒，也有1亿左右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原因在哪里？中国文化那么优秀，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与不足

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中国文化究竟有哪些不足和缺失？
第一个就是政治体制领域，儒学带来一系列问题。
如果你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状况，最好的办法之一是看它的法典。当时的社会关系、文化状况、国家管理状况都体现在那里了。1810年，中国的法典（《大清律例》）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英国的一份报纸《爱丁堡评论》说，中国人在很多方面的知识都是不足的，我们发展很快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
中国的法典有什么特点呢？民法内容很少，基本内容是刑法，甚至连民事纠纷也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这里面体现儒家政治的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伦理与政治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是儒学，而儒学讲伦理和政治的最多。从西汉开始，就强调以孝治天下，把家族伦理拓展到整个国家的治理，后来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公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体现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宗法专制，伦理与政治统一，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完全是符合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是自然经济，经济状态比较稳定。
第二个特征是专制制度下严格的等级关系。用孔子的话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在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很好的，好在哪里呢？皇帝按照皇帝规范行事，君、臣、父、子都有一套严格的规范；这是从好的方面来说的。但它的另一面是等级森严，不能逾越。而英国在1215年就有《大宪章》，国王加税要得到诸侯的同意，要保障各地自由、自治的权利。中国的大小事都是天子或尊长说了算；抗上是极大的罪恶；儒家政治理论把这些合理化了。中国没有国际学术界界定或多数学者公认的封建制度。如果是封建制度，国王、诸侯之间是契约关系；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关系。
儒家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服从。用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假如有争议，由谁定是非呢？由圣人和皇帝的话来决定，圣人的话是最后的标准。公元一世纪，汉章帝召集儒门的代表人物在白虎观开会，由班固执笔写出一部《白虎通议》，章帝批准后颁行天下。以儒学为指导，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制定详细的规矩或规范。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六纪（六亲），服从尊长。以后历代的法典，唐、宋、明、清的律例都继承了《白虎通议》，将三纲六纪作为贯穿始终的东西。一般的老百姓犯了罪，按照身份的高低、亲疏关系给你定罪。
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个问题是思维方法的缺陷。
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有问题。杨振宁在2004年作报告时讲了一句话：“《易经》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很不利。”他说，其中一点是不讲演绎论证。《易经》归纳了很多当时的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但没有严谨的演绎和论证。这是杨振宁作为科学家讲的真话。而在他讲这话之前，16世纪末17世纪初，利玛窦在他写的《中国札记》的书里就说中国人不懂逻辑规则。他讲的是真话，中国没有逻辑学。后来我们拼命从《墨子》里面提炼、搜寻，认为里有逻辑包括辩证逻辑。然而《墨子》里面虽有逻辑思想但没有完整的理论，而且因为它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后来连《墨子》也式微了，研究的人很少，四分之一的篇章失传。西方的情况则不同，他们有逻辑学，不但古希腊已经有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他们中世纪教育要上一年的辩论课，实质是逻辑课。利玛窦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中国人不重视科学，不重视逻辑呢？很简单，因为这里面有利益关系，在中国你懂四书五经，不用学数学和逻辑，也不鼓励做实验，就可以考取科举和做官。这样的状况下，科学当然没有办法发展起来的。另外在中国天文是很丰富的，只是和星相结合起来了，哪里地震是天发怒了，是对皇帝的惩罚。各种是非按照圣人的话来判断，也就不必辩论和讲逻辑理论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怎能产生现代科学？
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时候把《几何原本》带过来并翻译了六卷，还有九卷没有译出。一直到平定了太平天国，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他接受科学家李善兰的建议，拨款支持把后九卷翻译出版，把以前译出的六卷也校对一遍，出了一个完整的版本。李善兰请曾国藩写个序，曾国藩不懂，就让自己的儿子曾纪泽（曾作过中国驻英公使）代笔。曾国藩知道光懂中国传统文化不行，从小就让儿子学英语，接受现代科学教育。曾纪泽代他爸写的《几何原本》序言说：“盖我中国算书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为一法……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而概之曰：点、线、面、体。……《九章》之法，各适其用，《几何原本》则彻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无不赅也。”这里说透了中西思维方法的差别。《九章算术》共收有 246个数学问题，分为九章。分别是：方田、栗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它的计算方法有成就，但是没有上升为完整的理论。曾国藩看完儿子写的东西后大为赞赏。当年曾纪泽的评价不一定完全正确的，但他的确说透了中国思维方法的弱点。
此外，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自认为中国的道德是最高尚的，洋人是蛮夷，道德文章是永远比不上中国的。实际情况怎样？现在看来，道德规范也有很大的缺陷。一方面，我们道德规范有一些是跟世界各国一样的，比如我们讲“仁、义、礼、智、信”，大致上从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里都能找到类似的东西。在西方，仁是“博爱”；义是“正义”，有些道德规范世界各国是一样的，不同的语言系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进一步考查这些规范的内容，问题就出来了：儒学的核心是仁义。用《中庸》的话来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讲人不是讲人的平等，而是将亲情摆在首位；义的内容拐个弯变为要尊重别人！
我们的道德规范有明显的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重义轻利”。小人与君子的划分就是看你重不重视利，你重视利就成小人了；但是人性本身是追求利的。
其次，我们的道德是以三纲为基本架构的，没有人际之间的平等。
再次，中国道德观念里群体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可是，人要现代化，社会要现代化，都必须将个人权利、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要变成现代公民，维护现代公民的尊严、现代公民的权利是根本，道德的根本也是政治的根本，政治归根到底是为维护公民个人的权利服务的。
此外，作为蔑视个体权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上没有坚决、彻底地保护私有财产。有一个原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和官府侵犯民产，屡见不鲜。而自从中国传统文化法典化以来，因为要维护宗法专制，维护三纲，所以就规定一条：祖父母、父母在不准分户口、分财产，不准“别籍”，不准“异财”。唐、宋、元、明、清一直都延续这一条规定，谁违反这一条是要受惩罚的。
另外一点是不准你经营新的经济形式，比如中国学外国人要经营轮船。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做直隶总督时，广东商人在天津申请办轮船企业，李鸿章不准。1890年代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湖南的一些商人要在洞庭湖、长江上办小轮船公司，张之洞说不行。一直到戊戌变法前后，张之洞还是不同意。也就是说，办这些新企业，只准公家办，不准私人办，即使私人可以办，也要批准。限制私人财产进入某些经济领域，等于你的财产权不能充分实现，经济自由受到限制，私有财产就大打折扣了。
有这些问题存在，中国不但不能成为第一批原发性转型的国家，在后来转型的国家里也一再跟不上趟。我们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是同一时期起步的，但是日本成功了，我们却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彻底失败了，但它很快恢复发展，中国还是不行。我们不能盲目鼓吹传统文化，要冷静分析它的成败得失。
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

我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
人类是从野蛮转向文明的，无论中外都是这样的。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全局里面考察，有一些人提出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观点。
第一．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从启蒙运动起就搞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呢？它造成一种征服型、竞争型的经济，给人类带来很悲惨的命运；同时破坏了环境。否定之后，便从西方文化转到东方文化——宣称东方价值观，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高明。回首话当年，启蒙运动以降，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确实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但是它也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这样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包含了克服自己错误的成分在里面，许多罪错都在以后的发展中慢慢纠正了。至于说儒家和其他东方文化有医治西方病的神奇作用，直至现在都是学者善良的假设，除了满足中国人和其他东方人的虚幻的荣誉感以外，能否成为现实，只能拭目以待。
另外一个观点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也错了，明显的就是新文化运动。他们说：新文化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打断了，成为中国遭殃的一个根源。我曾编过一本书：《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回答这些指责，论述中国新文化运动有什么贡献。它不但没有打断中国的文化发展，而是开启了中国学术文化的新纪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在新文化运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19世纪初开始，不断有为儒家辩护的理论，到20世纪30年代更加严重。在国民党中宣部的支持下，有十个教授发表了一个宣言，里面提到：现在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了，中国人都西化了。这是诡辩，为什么我穿上西服就不是中国人了？为什么我一定要俯伏在传统面前才是中国人？
上述两个攻击都不成功，他们就朝着两个方向为儒学辩护。
一个方向是力图证明西方的那些东西中国古代都有，西方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是后来我们没有注意就遗失掉了，现在再从西方学回来。直到现在仍有人冀图证明，所有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甚至很多后现代的东西在中国古代都有了。他们的思路是首先肯定西方的一些东西，然后寻找古代中国的一些资料，牵强附会。
另外一个方向是强调中国特殊性。认为现在西方的一些核心价值的东西都对，但是不适合中国的特殊情况。
由于这两个质疑，结果就陷入了三个陷阱。
第一个是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说要继承三个传统：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1949年以来毛泽东时代的传统，继承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年的传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概念就表明它的含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甘阳博士提出来的，六月份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其他报刊已经多次发表过的他鼓吹这个主张的文章。这是一个政治纲领，我认为是一个绝对错误的东西。
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传统文化也是多种多样的，把汉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派作为一个国家建立基本制度的根基，这个提议本身就是荒唐的。
其次，这是对世界发展全局缺乏了解的信口开河。从罗斯福新政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开始融合。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十分严重，为了挽救他的制度，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一方面总结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传统，捍卫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另外又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害，考虑到纳粹的倒行逆施和苏联正面和负面的东西，提出了免于恐惧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这既吸取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也继承了西方的福利制度。俾斯麦时代就有社会福利制度。综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经验，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是20世纪人类文明的新成就。1941年《大西洋宪章》将四大自由写进去了；联合国成立以后也将四大自由写进许多国际公约。任何国家要现代化都不能忽视文明的新进展，人类的核心价值是任何国家不能违背的。中国要什么样的现代化？遵守WTO的规则，按照WTO的规则改造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就按照中国政府签了字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来办；这就够了。
第二个，就是现在闹得很凶的“读经”（读四书五经），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甚至有位台湾教授到广州说，从小读四书五经，小学教育可以不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强迫学生读经，这是重复20世纪军阀的老路，此路不通。一方面它的内容不适合现代公民的需要；另一方面，按照现代教育原理，强迫儿童、青少年去读他们根本不懂的东西，这是错误的。再加上中国的实际情况，青少年的负担太重了，再摧残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个陷阱，有人说要显示中国的特性。要做企业家的话，先做中国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有博大胸怀，吸取人类文化的一切先进成果，不要被民族国家的局限蒙住自己的眼睛。
为了论证中国与众不同，有好些论点似是而非。
比如，《荀子》有句话：“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有人据此便说：中国知识阶层不是都听皇帝话的，皇帝不遵守道的话，他宁愿牺牲生命也要维护道的权威。任何时候都会有个别人舍生取义。但是作为社会制度，中国没有形成牵制专制权威的制度，个别人的行为不足以为整个文化的缺陷辩护。
还有其他好的东西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只有中国才有？西方的基督教里面类似的东西很多。要强调中国的特性，就要证明西方没有这些东西。
有个流行论调，中国有句“天人合一”，特别注重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证明东方文化足以做环境保护的根据。但是中国是世界上环境破坏最厉害的国家之一。“天人合一”本来的意义是说天与人是互相感应的，你做了什么坏事，上天会通过打雷、地震等方式给你惩罚。我们不过是受了西方思想家环境保护思想的影响，回过头来说我们的“天人合一”是重视环境的，这是牵强附会。
最后要郑重申明，我反对的只是企图利用传统文化否定和修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除此之外，对传统文化毫无疑议应该保护、尊重、继承和发展。但是，中国人民要谨记过去的悲惨教训，应该接受普适性的核心价值和共同的先进制度。这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一定要坚持住这条。至于个人喜欢伊斯兰文化，喜欢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如此等等，应该多元共存。私人的文化取向是公民的自由，政府和其他人都无权干预。
                         刊登于《长江》双月刊2007年9月号

陆东洋西

原帖由 小只只 于 2009-5-12 22:46 发表
袁先生这个演讲很好呀。菜农记录的那个演讲给人的感觉老先生在媚俗且不怎么严谨，是记录的问题还是演讲的随意呢？没看到审定稿。

颇有同感。当然，袁先生的基本观点是知道的。

陆东洋西

原帖由 流星雨 于 2009-5-12 23:40 发表
启蒙未必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就我来说，我觉得逐利、争取权利都是人的本能，启蒙什么意思？告诉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你们要有这种本能！”其实挺滑稽的，那些上层的握有权柄的大人物们把遏制这些本能的种种限制一一放开，本能不就自发释放出来了吗？也或，启蒙的指向其实该是向上的？由下位的人想尽千方百计启发位于上位的人：我们有这些本能都是正当的哈！请大爷你网开一面就放我们一条生路吧！他接受了，启蒙就完成了，他不接受，启蒙就悄悄展开了……

启蒙之前的欧洲的精神世界，其一是宗教性的出世观，现实的贫富荣辱只是暂时的，来世灵魂进入天堂才是应该追求的；其二是人的命运是宿命的，不可逆转的；其三是人的欲望本身是邪恶的，应该加以抑制和克服。

所以，“逐利、争取权利都是人的本能”未必反映当时的时代，而启蒙就是让人认识自己，肯定自己，相信自己。人性的再定义就是启蒙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 本帖最后由 陆东洋西 于 2009-5-13 14:2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