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苗

楼主有一个假设暗藏在解释中，也就是每一个本土文化都有着抗衡外来文化的目的性，也就是每一个本土文化都是有目的创造出来的，逻辑的说法就是，因为要使我们自己有别于他者，所以，我们就有别于他者了；也正是因为我们有别于他者，所以就要一定保持自己有别于他者。

显然，历史并不能给出实证。中国的文化性，最主要的是在“礼仪”，经由礼仪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和人际关系。然而，礼仪是为了自己的标识性才制造出来的么？不是吧，还更多出自原始的自然崇拜的宗教信仰吧，还是出自人伦的尊卑等级，以及尊卑等级所保证的治权体系吧。倘若细究，尊卑有差的等级意识或制度，究竟是文化品质还是文明品性？我以为，这有得一辩。

纵然文化还是文明揉杂相间，但若令别人确信某种东西是文化而无关于文明，那么，就要给出界定，做出排除。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人们更习惯不去区分，甚至乐于鹿马共圈。比如，“工业文化”这样的表述就比“工业文明”说起来有些提神，“农耕文化“也比“农耕文明“有了些许精湛，而至少，在这举例中的文化，是时代性的，不是地域性的，是有着替代性的，且必然被替代的。

就历史过程来看，人对于个人的”自己“是越来越知感起来的，是越来越分明起来的，而且也是越来越细致起来的。”自由“是”自己“的精神出发与归宿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讲，”自由“的定义是来自历史，而并非来自术语的逻辑，所以，将自由区分”绝对“与”相对‘，着实是马克思式的思维辩证，慢待历史，无视“自由”是出自人类的历史经验。要知道，曾经的时代，逐出家门，逐出族籍和村籍，不是“自由”而是惩罚。在部落时代，一个人若从部落驱逐出去，意味着死亡，而不是解放，纵管失去了在部落中的等级压迫，纵管无需看着别人的眼神行事。

李大苗

回楼上，“殖民主义”，在历史中不是那么简单的。比如北美的印第安状态，是部落文明，不仅没有私有制度，连私有概念都尚还未能建立起来，印加文明，稍许有些私有概念，但远不是“帝国”，更多的是宗教的精神归属，而并非实际的治权，这犹如欧洲的教廷曾经对欧洲世界的管制相当近似。没有金属工具，那里连农耕文明都算不上，虽然的确为人类培育了极为珍贵的旱作物种。

北美印第安民族，没有文字，中美的印加文明，文字极不易书写，只是用于宗教仪式，一旦神职僧侣们不复存在，连土著自己都不会解读了。文字消失也就成为必然，但印加人的语言，至今仍保留在中南美的本土或混血人群中，并甚至渗透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语言中。在那里，古往的传说依然存在，习俗也依然很有特色，从人种上看，我们从电视上可分明辨得出美洲土著的肤色面相等等。

说“民族主义”这个词的时候，要注意“主义”是什么本意，民族主义的历史来源是什么，以及现实形态是什么。民族主义的发端是对“帝国”的反叛，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信仰和精神归附，也是日耳曼建立自己统一国家的信条。而建立起来的第三帝国，尽管形式上看似还是关于民族的，可本质上已经是“帝国主义”了。因为在西方语系下，“民族主义”就是“国家主义”。就历史事实看，“民族主义”曾经是“帝国主义”的内生，而不是对“帝国主义”的外拒。而若以法国和德国的历史见证，“帝国主义”又是其“民族主义”的内生，且还是外征，即其殖民主义的精神发端。

如果我们不信服每一个民族都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治权，或者说，如果我们不信服单一民族的国家是至高无上的法理，民族主义，也就是国家主义，就一定和帝国主义一样被唾弃，被视作人类精神的垃圾。

李大苗

“普世价值”，就是，即令你的对头，你的敌手，你的仇人都承认的那种东西，即令他是杀人犯，只要他有自觉恐惧，对必然和应当受到追罪，也就是正义，有着恐惧，无论他如何为自己的行为和动机辩护，你与你的对头，敌手和仇人就有着共同的生命价值。因为人们都惧怕死亡，所以，我们不以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为乐事。我们相信欠别人的债务理所应当偿还，哪怕欠债人拒不偿还，也还需要找到理由为自己辩护，或者不胆于再面对债权人，就说明债权人和债务人有着共同的道义价值。人们之所以能签订契约，订立合同，相互承诺，就因为双方认定守信是双方的共同的道德价值。

“普世价值”，就是人们发现各国的法律越来越相近，越来越相似，即使判罚或追罪的定量有所不同，但彼处为罪，往往此处也为罪。在此处视作不诚实的行为，在彼处也视作不诚实；在此处为人所敬佩的，在彼处也为人所敬佩，在此处为人所厌恶，在彼处也为人所厌恶，等等等等。还比如，没有人承认军政府是国家的正当状态，比较军政府，人们认为文官政府才是正当的常态；再比如，对党卫军，禁卫军或者国家卫队，人们都有相似的恐惧感，所以相信国家军队才是国家防务的正当；还再比如，即使中国也派出观察员来监督别的国家大选，认为公证和公平的选举是正当的，迄今为止，除了朝廷时代监督诸如朝鲜的王权继承，中国再也不去维护别国的极权权力更迭的规程，说明中国不齿与其为伍。

中国坚决维护权力更替是选举的，是民心所向，断然否认自己的权力更替是内下指定，这说明，中国以民选和民治为荣，以私相授受和黑幕政治为耻。无论做得如何，所有国家都对贫困者示以关爱，对穷困者示以救济；所有文化信仰中，但凡罪愆，不是受到天谴，就被回轮报应，或者为神所不恕；所有群体中，善行和慈悲都受到人们的赞许与感戴。18世纪末，西班牙国王出资，将牛痘疫苗传递到世界各地，施普世之悯怀；广东的鸦片贩子们，一而再，再而三，不屈不挠地再将牛痘疫苗向天朝内地传送，也是普世之悯怀。当谈论到人性，无论种族，无论国别，无论文化也无论智识，人们有着共同的感怀，共同的敬畏，之所以感情相通，之所以爱憎相同，正是因为有着共同的尺度或基点，这就是“价值”，普世之价值。

李大苗

“人道”和“自由”是同一东西的两个面。所有“人道”的，都是自主自由而为的，不是强迫的，也不是被恐吓的。人道者不仅仅受到别人的赞许或喝彩，而是一种自我，自我的实现和自我的尊严。在这个意义上讲，所有人道的，都是自由的。反之，人道者不强迫别人接受他的恩惠，对贫寒之中仍不馁，仍乐观通达的人们，也会有极大的敬意，说明什么？说明的只能是，对自由，对自尊，他们远比布施看得更重，更根本。就人道者来说，救人于难，远比救人于穷看得更有意义。

人道，人性，不过就是对人与人平等的理念之下的感情表示。没有关于“人与生俱来就是平等的”这个信念，布施就是表演，表演也并不可怕，也并不一定令人厌恶，如果显得很真诚的话，人们愿意善待表按。因为，表演本身就是对那种信念的敬畏，内心知道，那种信念是高尚的，即“人与人的平等”，是普世赞许的。

为什么人们对慈善家有着更多的敬佩，就是他们不求得回报，不求得别人的褒扬，不求得对方的感恩。只有相信所有那些都应出自受惠者自己的权利，是他们的自由，是他们的尊严，我们才认定这样的人才是慈善家。所以，慈善家更多地选择不张扬，甚至是匿名而为。就是不愿意向受惠人无形施加道德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