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权恶势态不用于先生细细描述我们就可以想象,农村的贫穷状态也不用于先生介绍我们就可以明了。”这更是中国某些读书人一种自得的感觉,好像没有什么自己洞察不了的,没有什么稀奇的,用得着大惊小怪吗?是呀,古希腊贤哲说:“阳光底下无新事。”我们经历一切,历史上也曾经历过,尤其是农民的困苦,难道因为你知道这些就可以作沉默的大多数?难道因为我们都知道收容遣送之恶,就不必要对孙志刚之死表示出什么愤怒和同情?从而呼吁消除这种恶制度?自己选择了沉默,还揶揄那些发声的少数人,这难道是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应当秉持的态度?

地球人都知道,李大苗是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