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航

为什么说蒋师妹你又错了  


(beep按：鄙清知名校友蒋方舟今天又有一篇新文引燃微博舆论，名叫《达尔文改变中国》，是发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一个读书笔记。其中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中国近现代历史之间的分析，引起了争议和热烈讨论（原文见http://cn.nytimes.com/article/cu ... /cc30jiangfangzhou/ ）。一友人特撰写下文，委托我发布于blog之上，与蒋师妹商榷。此友人生性谦逊低调，不喜出头露面，故特地要求保持匿名，请看官谅解，也请知晓内情的兄弟不要说破。呵呵。）

为什么说蒋师妹你又错了？


文/佚名


蒋这篇文章最大的问题是以为会认字就可以说话，会说话就能写文章。

严复是我可以装作熟悉的一位近代思想家，为了让大家有兴趣看完，可以提点八卦。严复是有娃的人，他的娃是跟台湾旧五大家族板桥林家的女儿结婚，然后他的娃又生了一个女儿，叫严倬云。严倬云的爷爷是严复，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她的外婆，是闽浙总督沈葆桢的亲妹妹，你看，宋美龄的英文秘书，严家的孙女啊，还流淌着沈家的血液。1949年呢，严倬云与辜振甫结婚，证婚人呢，就是连震东，也就是连战的老爹。辜振甫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谁啊，辜宽敏啊，台独大佬啊。辜振甫的爹地是谁？为了统战的需要我就不说了，但是辜振甫的爷爷是不能不提的，那个老头辜鸿铭。要是严复活着，看到自己的孙儿和辜鸿铭的孙子结婚，还是有些搞的。好，废话不说，再说就要说到陈水扁的发家史了，那就跟严复真没有关系了。

蒋文前面铺陈的话就不引用了。直接从干货开始，我加以标注：

蒋文提到：

《中国与达尔文》一书中介绍，是清末学者严复，把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托马斯·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为《天演论》，引入中国。严格说起来，严复的老师，并非达尔文，而是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斯宾塞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之前七年，就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认为进化是一个普遍的过程，他认为人有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之分，劣等种族应该在竞争中被淘汰。

————引用结束

这里面有个问题：“把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托马斯·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这么提是不合适的。我估计她是百度了一下，因为百度确实是说托马斯·赫胥黎是进化论的代表者。严格地说，赫胥黎这本书或者说演讲录跟达尔文进化论关系不大，是跟社会达尔文主义关系很密切。不过，赫胥黎这本书并不是赞美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是批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演讲录。至于斯宾塞是否这样认为，我不知道，各位知道的要说一下。

蒋文继续提到：

严复读到斯宾塞的著作，顿时觉得找到了中国落后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物竞”而导致的积贫积弱。中国自古不喜“争”，严复就发觉必须斗争，如果旧制度在斗争中失败，那么就说明它本身就是落后的，该被淘汰。在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中，严复不自觉地在其中加入了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私货”。又背叛了斯宾塞反对政府干预，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原旨。

——引用结束

这一段是让我感到很无奈的。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时候，确实喜欢讲“进”和“竞”，赫胥黎好歹注意到生物界还有物种退化的现象，严复直接翻译成自然界的天演是“有进无退”的，这个误译时人也知道，例如蔡元培就很清楚，但他认为严复的误译比原书还好。但严复确实没说过“斗争”为王道。相反，他认为合作才是王道。赫胥黎虽然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批判的基础不牢固，还是严复帮他在中译本中圆了场。赫氏抨击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纯粹从道德立场为基础的批判，这是没有逻辑说服力的。比如赫氏辨明社会人群与蜂群之不同，在于人群能彼此通感与生俱来的乐乐恶苦之心，而蜂群则没有，这是人类合群进步的基础；由于人类能互相通感，所以有同情心与恐惧心。有同情心，则不忍同类身处苦痛；有恐惧心，则不敢生害群之意。这种同情心、恐惧心，又能激发彼此的乐乐恶苦之心。人群中的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一点，所以彼此相残相胜的贼心必然就会受到抑制，这就是人群社会并不适合采用生物进化观来看待的根本原由。严复是怎么说呢，他认为赫胥黎这个看法是倒果为因，注意，严复的观点是：

人类合群，原来也是天演界物竞相择的结果；合群保种，亦无法逃脱物竞的道理；人心善相感，即是合群安利的产物；进而言之，社会人事亦是演化的产物。这一思想，就从根本处揭示了人类社会与生物界的共同基础，这也是社会进化论之所以成立的渊薮。（原文是文绉绉的古文，我把它概括了一下。）

也就是说，严复的天演论，他为什么会赞同社会进化论，与我们想当然的不同，他认为我们人类能够合作合群干活，也是天演论的结果。而从严复的心态来说，他看到中国当时恰恰缺乏合作的力量，中国是一盘散沙，所以要介绍天演论，这种心态更符合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动机，因为他的政治立场一直是比较温和的，时人读严复的天演论，读出斗争的味道，那是别人的事情，至少严复不是你说的那样，否则，严复就真的如蒋文所说，成了呼唤斗争的第一人了。

蒋文还说：

对达尔文学说最大的异化，是来自于梁启超。梁启超是《天演论》的第一批读者，他对其中的学说大感惊奇和兴奋，他首先把《物种起源》中关于物竞天择的理论，简单理解成为了种族理论，在《时务报》中写道：“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唯黄之与白，殆不甚远。”

——引用结束

这又是冤枉梁启超了。你要说对天演论的误读，读出斗争学说的，那不是梁启超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杨度一个人的事情。你看自由主义者的良知——胡适先生是怎么说的：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在中国屡次战败之侯，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 胡适，《四十自述》，413-414页，见《胡适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再看钱穆是怎么回忆的：

记得我小时，八岁初入新式的小学（按：其时应为公元一九零三年）。那时小学找一个教五经的先生容易，而要找一位教体操、唱歌的先生则困难。当时我学校有一位体操先生，他对我说，‘听说你喜欢看三国演义，这本书根本不应再看了。因为书中一开始就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这个道理根本不通。’他又说，‘你看今天西方英、法已走上了历史的正路，他们合了就不再分。’

注意，上面两位人，都是一辈子“反/共”的。所以蒋文在逻辑“转进”中把历史戏剧化了，以为斗争和天演论的“恶种”只传给了CCP党人，殊不知，那是一代人的共识。就好比公知把体制问题看成共识一样。作为当事人的钱穆先生，在评述民初以来十余年的思潮时，曾这样说到：

“故救国保种者，十七年学术思想之出发点，亦即十七年学术思想之归宿处也[钱穆，《国学概论》，36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换句话说，落后就要挨打，不是共产党的发明，而是国人的心声。

至于蒋文引用的孙文之语，我就懒得去核对原文了。

另外，还可以补充一点，民国时期，这种崇尚斗争和革命的言论，可不是CCP一家的专利。蒋文看到CCP的斗争逻辑和这种进化论的联系，还是对的。beep好像还教育过她，哈哈。补充两个有利于蒋文的证据。先声明一下，没有攻击北大的意思。      
   
民国十八年（当时南京政府的北伐胜利不久），因为北大学院之间的房产纠纷，曾经闹出武斗，对此，当时有一份《北平学生联合会宣言》，曾这样叙述这次事件：
   
“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只有革命者和反革命者斗争，革命军与军阀战争。遵循自然进化的定律，联合女革命同志及工农小资产阶级，向反革命势力封建余孽进攻冲锋，……。法大同学不此之图，日以收回校址翻筋斗为能事，摧残女权，违犯了二十世纪自然进化的原则。


这段话，稍微改几个词，放在三、四十年后来使用，也未尝不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用语相似性问题，而实在是因为从逻辑上言，这二者是一致的。

又比如民国二十四年的一篇文艺作品（小说），就这样说：

“学生像没有听见，还是很严肃的发挥他的理论。他说，‘绅士，什幺东西，简直是人类进化最讨厌的阻碍物。假使没有绅士，人类的进化，至少要快了一倍。他们脑子里不知装的些什幺，什幺也不懂，偏好管事。中国的事儿，就是不懂的人管糟啦，越不懂越要管，这就是中国人最劣的劣根性，唉，要革命，革死他们一点不错。看着他们真难忍……。”

要是蒋文引用上面这两段话当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中国恶劣影响的“铁证”，那估计方舟子就不说话了。


至于蒋文扯的人种优劣问题，怎么吐槽都不可能吐槽到中国人身上啊。也不可能吐槽到这么弱智的斯宾塞——严复——梁启超、杨度等人这种逻辑联系上。人种优劣一直是西方文明的共识啊，亲。我们顶多是跟班啊，公知及亲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