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我的赤脚医生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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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按：这是网友雨虹读后之感想，算是引介】

    悠悠岁月，光阴如箭，转眼风华不在。我们及我们那个年代在后生的眼里是什么样子呢？他们是否知道我们有过的细密伤痛与点滴快乐？
    你的回忆让我们重温，让后生看到我们所经历的那个年代的人生片段，尽管活着有无数的不如意，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您的人生还是活出了生命的意义。也让我们看到了“化险为夷”，“夜尽天明 ”，“苦尽甘来”的幸福！
    没有经历风雪的果实不甜美，没有经历苦难的人生不完整。伴随着您对人生锲而不舍的追求，您的顿悟经历，我们正走向生命的深处。
    生命终将老去，您的回忆使我们清晰和感悟生命的真谛——善待。善待自己的生命，善待他人的生命，这是本文对我的启示。

                                                                                     ——雨虹

之一：永远忘不了的傻瓜

    时间倒退至30余年前，我刚从大学毕业，在“一片红”的浪潮中，被分配到江西的一个边缘的山区。山区与福建交界，地处武夷山的余脉，高山峻岭，交通十分不便。一个一直在大城市里长大的年青人，到了这里，简直是不知所措，两眼一抹黑。到县城报到后，又被指派到公社去了。次日，搭上一辆去公社的拖拉机便车，摇摇晃晃，翻过两座大山，来到了公社的所在地W。安顿后，孤独与茫然却不时地袭向我的心头。好在这里已聚集了一大批下放干部，有来自北京、南昌及县城的“接受再教育的人”。很快地我被他们呵护起来了，溶入到他们之中了。其中有一位退伍军人老Z，是县文化站的，他很乐观，非常幽默，与他在一起，寂寞与孤独都被抛之九霄云外了。他告诉我，他的爱人（那时不称太太）是县城医院里的一位护士，以后到了县城有什么事可找她。这样我每次到县城开会或来回上海时，可在县城里找到了一处落脚地。老Z的爱人姓X，也是一位退伍军人，我叫她为老X，现在想起来应该称她为X姐，但我嘴巴不甜，叫不出口。X姐也是一位上海人，见到老乡，对我们真是关怀备注，连洗脸洗脚的水都会帮我们倒上。X姐有3个孩子，还养着一条高头大马的黄狗，名叫傻瓜。傻瓜是老Z与老X的心爱，非常聪明，能通人性。我虽然难得去他们家，但傻瓜就认得我了，每次我的到来，它就会对着我摇头晃脑，还舞动着自已的尾巴，表示欢迎。如果我走到街上去，它就会象个保镖那样跟着我。街上到处是狗，可哪能与傻瓜相比呢？傻瓜英俊魁梧，而那些狗却显得猥锁而肮脏。众狗见到傻瓜后都会避而远之，或侧身小心翼翼地窥视着，也有会闹的狗仰着脖子远远地汪汪叫几句。傻瓜一般不予理采，仍昂首阔步地紧跟着我，但也有几只斗胆的狗会追上来，叫嚷不仃。此时傻瓜会仃下来，回过头，大吼一声，那些叫狗就吓得夹着尾巴逃了。我看在眼里，喜在心中，感到无比的自豪。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是抬不起头，挺不起胸的一类人，虽然我只属知识分子前还要加个小字的人，此时却让我杨眉吐气了一番。更称奇的是，每当我要离开X姐家，傻瓜会单独送我。送到汽车站还会等到我车子开动，它才会离去。30余年过去了，傻瓜却一直使我挥之不去，我永远忘不了的好朋友。
    狗，这个物种，它不嫌贫富，它不会朝三暮四，随叫随到，对主人永远忠诚，因此被人类喻为最忠实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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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教训一下

       Z县可能是江西省人口最少的县，1969年全县仅8万人，贫穷、落后是可想而知的。但县城却容不下我们上海被分配去的新生力量。到县城报到后，一、二句话就打发我去W公社。县里管分配的人交待：由于没有直达班车，便车到某大队后让大队书记叫个“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四类人）帮你把行李挑去公社。到了这个大队后，书记一看介绍信后说，你不是分到我们大队的，“四类分子”现在没有空。於是我只好独自一人，按照他指的方向走向公社所在地，行李只好留下以后再说。

       W公社所在地有一个卫生院，其实我的编制就在这儿。到公社报到后即来到我未来的工作场所：卫生院仅二排“  ］”形的平房，里面共有6名工作人员，而且还有一位不久来自上海另一所医学院毕业的男医生D：高个子，一张似笑非笑的脸，有一副非常典型的上海派头。整个接待过程可用冰冷二字形容，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最后，我向他们提出，睡在何处时，他们干脆回答，没有多余房间，到公社里住客房。

    回到公社办公地，G秘书倒非常坦率地告知我，我还要下到大队去，现在仅暂住数日。并带我去暂息的客房，里面有张床，床上的被褥一袭是黑色的。后来我理解了，黑色，不会显示肮脏，用不着洗换。一宿睡下来，不得了，全身已被跳蚤咬得体无完肤，东痒西痒，抓个不停。跳蚤呀，你没尝过上海人的血吗？让你美食了一顿！以后每到晚上再要去睡觉时，真有点象赴汤蹈火似的。

    一方面在卫生院受到了冷遇，深深刺痛了我的心，但公社里那边的下放干部却对我关怀备至，使我置身于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中。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的C，身材高大魁梧，性格豪爽侠义，而且一口京腔，大家一起吃一起喝，一起劳动，一起玩，不会感到孤独寂寞。一天，公社信用社里传出，某人被他妻及奸夫赶出自己的家门。C一听说，气打一处出，立即唤了几个战友，前去捉奸。奸夫一听说此事，拔腿就逃。C等数人追了上去，在一处田头把他逮住。大家准备带他回公社去教育他。后来C一想，教育还不如教训，带回去还不如就地处置。C上去就是一个扫荡腿，那奸夫一下被打倒在地，啃了个满口泥巴。C又一把抓起他，上去一个勾拳，奸夫已吓得屁滚尿流了，连连讨饶。C是学法律出身的，知道个分寸，於是义正词严地对他说，下次再犯，决不饶你！奸夫连连点头落荒而逃。此事一时成为笑谈，在那个法制不健全的年代，这种“武力”教训不失为安定社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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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闹鬼的屋子

    在W公社所在地没住上几天，催着我下大队的喊声一天比一天紧。我编制所在的公社卫生院生怕我赖着不走，索性不安排我任何工作，只当没有我这个人似的。总感到我像是被他们找到的“替死鬼”，一旦有了“替死鬼”下大队，他们就可心安理得地留在公社了。我当时想，公社卫生院与大队卫生所相比也好不了多少，去就去吧！“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实上我当时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下去，就听他们的，到大队里去当一名“赤脚医生”；二是，户口反正还在我自巳的袋子里，索性回上海去。我没有什么犹豫，选择了第一条路，因为受多年的教育及个人的脾性使然，我决不会选择逃跑之路的。G秘书劝导我，要我选择C大队，因为，一方面靠近公路，交通方便，而且他夫人也在C大队粮管所，有什么困难可找她帮帮。这一席话，一直暖到我心里。选好了C大队后，告别才认识几天的众多下放干部，打起行李去了那里。
       C大队地处县城和公社之间，一长排的木结构房屋一个挨着一个，都朝南坐北，门前有一条潺潺流水的溪滩，整个地貌看上去比较宽广平坦。与我同去的还有一名刚从地区卫校毕业的护士X。到后，我们即去大队部报到。大队书记说，卫生所安排在一间空屋中，男的（指我）就住在那里，女的（指X护士）我会另行安排。并说，等一下叫几个四类份子打扫一下就可搬进去住了。没说几句话就把我们打发走了。所谓的那屋是一排房屋中的一幢，木结构，有一个厅，两边各有两个厢房，看上去较新，但里面没有住人，仅养着几头牛。我想，这么好的房子养牛，岂非可惜了？出来后，我准备去找G的夫人认识一下，这时遇上了县城下放的小W，他是南昌人，给人以坚毅、热情的印象。相互自我介绍后，很快彼此就一见如故了。他领我到G的夫人那儿，问起了住在哪里。我就告诉他们，书记安排我住关牛的新屋。此时，他们都惊讶起来了，异口同声地讲：那是一间闹鬼的屋，以前有两批人搬进去住过，先后都死了一人。当地流传的说法是，当时造此房时，主人对木工匠比较苛刻，木工就在梁上做了手脚……这一下我倒也有些害怕了，虽我不相信迷信，但两人的死亡这个事实，很难解释。我必须有保护自已的意识，于是再去找书记，说我不住这屋，那里死过人，也许存在着某种目前不明的病因。书记无奈，只好给我另行安排。
    我想，如是一个有品行的人，应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算你书记不相信那一套，那为什么自巳不搬去住或办公呢？为什么偏偏找一个初来乍到的人去住呢？难道你不知道这个人是毛主席派来，是为大家除病灭害的？不看在小人的面上，也得看在党的面上呀！
    过了若干个月后，浙江大批新安江移民迁来Z县，C大队也分到许多户。来后，大队又把这批不了解情况的移民放到那屋去。当晚，住进去的人就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而逃了出来。此后这个鬼屋再也没人住过。
    后来在公社里遇到我在《教训一下》一文中提到的北京人C，与他谈起此事，他很有兴趣。他学过刑侦、推理等专业知识，他的推断是阁楼中可能有许多老鼠走动而引起，至于死人可能纯系巧合。他曾想约胆大的朋友一起去体验一下，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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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一次严峻的考验

    我是62年进入大学的，原定学制六年，前三年基础课学得很扎实。当进入临床学习之前，适逢“四清运动”开始，於是被按排到上海的郊区去搞政治运动了。作为工作组的成员我们被分散到各部门了，开始在镇上的一个铁业社里，主要查账，看看有无贪污腐化之事。半年后再去公社乃至大队，主要调查“阶级异己分子”。整整一个年头都在工作组里，那时规定不准看业务书，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好不容易盼来了回归学校学习高年级课程时，一场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于是写大字报、串联、批斗“反动学术权威”、揪“小爬虫”、“文攻武斗”一个接一个，后三年的业务学习完全泡了汤。临毕业前，校方（其实是革命委员会）匆匆按排大家去医院轮一圈，算是学习了。当时看你合格不合格主要是政治标准，业务知识可以“从游泳中学习游泳”。

    到了C大队，我与P护士很快地把卫生室建起了。我看病、开药、配药，小P负责打针。有一个药箱，当有乡亲叫出诊时，背起即去，这一切都是免费的，这些药物和设备都由公社卫生院配发的。设施及药物都是非常简单的，虽然如此，的确为当地乡亲们的常见病解除了不少痛苦。发热、感冒、胃痛、肠道感染等病处理比较容易，当时我边干边学，也积累些治疗心得。当地寄生虫病非常猖厥，如疟疾、蛔虫病、钩虫病等。尤胆道蛔虫症一旦发生，病人痛得地上打滚，我的经验是禁食、补液再加上药物穴位注射后，往往药到病除。但有一天傍晚时分突然叫出诊，说某山里一个孕妇生小孩遇到了难产，叫我们速去。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在上海医院虽看过，但没有操作过，不要说难产，即便顺产也不行呀！此时听说临近大队有一位南昌下放来的助产士，我好象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即请人赶快通知她，拟一起去抡救。不会儿那位带眼镜的南昌助产士来了，她约模已超过40岁，精神饱满，非常热情。此时夜幕已笼罩天空，我们准备好抡救的器材及药品，并请一个老乡作响导带我们前往。老乡背了一筐劈碎了的老松树，当地叫qion光，内含松油。手里拿着qion光灯。qion光点燃后可作照明用。我们三人在山路上高一脚、低一脚，连走带爬地赶到了目的地。孕妇呻吟不仃，家属都焦急地期盼着我们救母子两人的命。那种神态我至今不忘，使我深深感到医生的责任是多大呵！助产士老师初步检查后，认为就地分娩很难，且有产后大出血之忧，胎心音弱，胎儿可能难保。我们初步用药并挂上了盐水后，叫老乡用担架抬送县医院进一步处理，助产士老师和我全程陪同。於是一队人马连夜跋山涉水向县城进军，大家不顾疲劳，连走带跑地奔向县医院，当天蒙蒙亮时才赶到了目的地。到后，县医院的妇产科医生诊断胎儿已死，即行碎胎后产钳取胎。虽然胎儿死了，但大人终于获救了。这是我笫一次深切感到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也深深地感到自已的业务水平跟不上农村的需求。我将此情况写信告诉了我母亲，她虽然舍不得自已儿子远离自已去山区，但她更懂得不掌握医疗技术那是更大的不幸。於是在一年后她帮我联系到上海某区妇婴保健院去补了二周的课。母亲虽巳去世了14年，想起此事，我无限感叹：真是“可邻天下父母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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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虚惊一场

       Z县地处武夷山余脉，山连着山，郁郁葱葱，这里还有未曾开发的原始森林。听说，本地唯一的猛兽当属野猪。野猪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当它受伤时却非常凶猛。我亲眼目睹过一起悲剧：一天在公路上，一头野猪被拖毛竹的汽车撞倒于地，一群山民如获至宝，以为是天赐猎物，一起冲了过去。突然野猪醒来，冷不防地嘶咬其中两人，那两人的腹股沟动脉大出血，当场毙命。此一幕令我心惊胆战不已。但是这种意外事件毕竟罕见，更为常见的是毒蛇咬人致命的事件。当地有两种毒蛇：一种是五步蛇，人被咬后不出五步即可死去；另一种叫竹叶青，它具攻击性，但毒性不如五步蛇。这两种蛇喷射的都是血液毒，人被咬后全身出血不止。它们都伪装得很好，不易被人发现。一不小心，就会被咬。被毒蛇咬后首先要给予局部处理，进一步必须立即注射特异性的抗蛇毒血清。可是那个时候哪来的抗蛇毒血清？因此西医是束手无策的。当地人一旦被毒蛇咬伤后，不会去找西医，他们都会去找当地的蛇医。蛇医立即会上山采集新鲜的草药，既有外敷的，更有口服煎药。作为一个见证者，我确也见到许多被治好的病例，因而治疗蛇伤我甘拜下风。
    那时我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赤脚医生，除了看病外，还要自已烧饭、炒菜，买不到干柴时还要上山去砍柴，总之一切都得自力更生。生活苦点，尚还可以过去，但对于蛇的恐惧却与日俱增。为此，我母亲特地从上海给我寄来了一双炼钢工人穿的凡布脚套，凡布脚套我虽没穿过几次，使用起来毕竟不方便，但我至今仍保存着，每当我看到它时，就会想起了我的母亲那种牵挂的情景。为了防被蛇咬，一根竹杆总不离我身，出诊走山路时，总用那根竹杆在脚前面“扫路”，目的是为“打草惊蛇”。
    有一天黄昏时候，我突然看见在我屋子的地上，有一条3尺来长的蛇，我慌张地拿起那根护身的竹杆一阵乱打，后来定睛一看，原来那是一条稻草绳！我是一个有150度深的近视眼者，那天正好未戴眼镜，再加上恐蛇心情，所以造就了这个“一旦被蛇吓，黄昏怕草绳”的笑话，真是虚惊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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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六：做了一次下不了台的手术

    在C大队卫生室里工作大约两个月后，公社卫生院又突然将我调回去了，算是一次上调，失而复得，使我倍感珍惜。在卫生院后排房子的东侧有一间约莫6平方米的最小的房间，就作为我的卧室，在那里放了一张床后，已没有多少空间。卫生院有一个厨房，雇了一个老妈子，为我们几个单身汉烧三餐饭。卫生院里医生护士共七人：院长是一位草药土郎中，善长医蛇伤；一位当地的大夫，是西医；一位来自上海的D大夫；一位药房司药；一位当地的中医；一位中年护士；再加上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一间手术室，二间病房，大约有8张床位。有如此的设施对于我来说已经心满意足了。心想，可要好好地干一番啊！
    白天既在门诊室诊病，也经常被叫到附近村民家出诊。遇到疑难一点的病，晚上在煤油灯下向书本请教。在校时虽没有去过口腔科，我就看书学会了口腔麻醉及拔牙。小儿肺炎合并心衰处理得多，也得心应手了，打小儿头皮静脉已成为我的兴趣所在……D虽不跟我同校，但他比我高一年级，我总尊他为“上级医师”，他很矜持，一般的合作尚可以。
        D与我都是男医生，自然都憧憬于成为外科医生。想起在上海实习时，看到那些风度翩翩的外科医生，在手术时胆大心细、游刃有余的气概，真是无限崇拜！这里的条件与上海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但想当外科医生的美梦从来也没有断过，我想D的心情也是如此。我们先把手术室打扫了一下，将手术器械清点后打包并用蒸气消了毒。跃跃欲试的我们正在物色着第一例让我们手术的病人，当然选择的第一例必然是“四大金刚”之一。“四大金刚”是外科最基本的四个手术种类即阑尾炎、疝气、痔疮及静脉曲张。有一天总算觅到了一位适宜的手术对象，他是一位男性青年，患了疝气（俗称小肠气），他同意手术治疗。于是我们反复地看了相关手术图谱，一阵忙碌的术前准备后，终于走上了手术台。D主刀，我副刀，我们采用的是局部浸润麻醉，按层次打开了疝囊。但将落入疝囊中的肠子回纳腹腔时，病人开始叫痛，并越叫越响，使我们无法将肠子回纳，我俩被这场景吓懵了，左右为难，不知所措！打电话向县医院求助，但不巧电话出现了故障无法接通。此时我们已成热锅上的蚂蚁，急得直冒汗。还是邮电所的老员工急中生智，脚上套上铁耙爬到架电话线的电杆上，用耳机向县医院求助。过了两个小时，终于盼到了从县里开来的救护车，下来的Z医师，是一位复员的军医，他抽了一根烟后，笑迷迷地洗过手，上了手术台，很快地把手术做了下来。这次失败让我懂得了：医学既有严密、高深的理论，又是一门实践科学，它并非读了书就能学会的，实践，向前辈虚心学习乃是必经之路。
    虽然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我们从Z医师那儿学到了一些技巧。我们没有气馁，此后我与D合作还是开展了一些诸如疝气、割包皮等一些小手术。
      
       当时Z县W公社的卫生院回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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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金丝铁线 当时没有照相机，没有那时的照片。这是我数年前随手画成的回忆图，请别见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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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七：助人一把

    我在w公社开始工作后不久，上海长宁区的大批插队落户的中学生也下来了。那些孩子都只有15-17岁大小，一脸无忧无愁的稚气，一下子使这个偏僻的山村增添了不少朝气和热闹。他（她）们三三二二被派到了生产队落了户，从此成为一个农民。他们要做饭吃，并与当地农民一样到田里去劳动争工分。开始还觉得新奇，同学之间互串很好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上海带来的食品也巳吃光，单调重复的生活感到了乏味，而且由于水土不服，出现了种种疾病，因此恋家之情油然而生。从天渐热开始，直到深秋，这里有一种小至针尖大小的虫（又称麦子虫）被叮咬后即会在皮肤上出现一个丘疹，奇痒无比，上海人对此特别过敏。晚上睡觉又受跳蚤的骚扰，一夜下来，真是“体无完肤”。时至秋天，皮肤一抓后就会感染，这种感染看似小病，其实包藏着杀身之祸。我虽然学医，但当时对此问题认识是不足的。那帮孩子看到公社卫生院里有上海医生，自然感到亲切，有点毛病就会来找我，我用上海话交流，他们也感到贴心。我把他们当作自已的弟弟妹妹，他们也喜欢找我看病、谈心。
    一天晚上从山上的一个生产队，被人抬来一位下放知青，他脸色苍白，气喘吁吁，非常危重。经检查，可诊断为重症支气管哮喘。我立即给予紧急治疗，经一番抡救后，病情有所缓解。我与该学生聊起，这病很难断根，而且经常会发作，落户的生产队又在山上，今后这的确很危险。我劝他申请病退回沪，因为当时政策有此一条，但上报公社后未予批准。那些基层干部根本不懂此病的危险性，只强调上山下乡的革命性及重要性。但我并不就此打退堂鼓，我突然想起可找一个人帮忙，此“贵人”如能相助事必成无疑。我知道Z县有一位老红军刚从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退休下来，他具少将军衔，也是W公社的人，是从这里参军并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退休后回到故地，县城政府在县城为他造了一幢居住的房子，他经常来W公社调研。有一天机会终于来了，他来到公社卫生院耒看望我们，我就趁此向他汇报了这一学生的情况，他当时立即说，这里条件太差，应该让他病退回上海。老将军在部队是搞医疗的，他懂得此病有突发危险的可能，另一方面他的政策性也强。经他这一说，公社有关方面即批同意病退，该学生不久就顺利地返回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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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您提供这么珍贵的照片，可算得上稀世之品！谢谢！ 28# wqh4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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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八：修战备公路
      在公社卫生院没有工作多少时间，一项新的政治任务又下达了：卫生院要派一名医生去参加战备公路的修建，随队在工地上给民工防病、治病。我调回公社卫生院后板凳还未坐热，这个光荣任务又落到了我头上。我也设有多想，整理了行装，带了必备的药品就去了。时值夏末秋初，天气还是非常炎热，所谓战备公路，就是将原来的盘山公路加宽、加固，平整一下。被派去的农民工都自带锄头、铁铲、箩筐、扁担、推车干活，先用石料垒成路基，上面放上碎石，用手推的压路滚石压一下，再用黄土铺上即成。汽车开过时，会扬起一阵灰尘，然后慢慢地散去。碎石通过爆破获取，此项工作比较艰苦复杂，要在巨石上打眼，放置雷管、炸药，然后进行爆破。
      我就住在山上公路边，用毛竹围起一个小屋，上面盖着油毛毡。睡的床也是用竹子搭成的，山上有的是毛竹，就地取材即可。我的小屋就成了诊疗室。大多数是外伤擦红药水的活，也有腹泻、感冒之类的病人。基本上可算得上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了，吃的是工地上的大锅饭。在工地上最让我受不了的仍然是那肉眼不容易看见的、小如针尖的黑色小飞虫——麦子虫。麦子虫夜伏昼出，太阳越大它越来劲，围着你暴露的肌肤转，并会发出嗡嗡的叫声。它叮咬我的皮肤后，会起一个红包，并感奇痒。说也奇怪，它叮咬当地人，既不起包也不发痒，连这样的小虫子也会欺生！我一刻不停地用手驱赶麦子虫，又不断地抓痒，有时甚至拿出木梳子来抓，才能过瘾。白天在油毛毡屋子底下很感闷热，晚上山上寒气又很重，还要盖被子。到晚上虽然麦子虫下班了，可跳蚤却上班了，因此身上到处是抓痕，抓破的皮肤被感染化脓。
      一场灾难其实已经逼近了我，我还浑然不知道。有一天清晨起来，我感到眼睑有些浮肿，手足也有胀感，不明的人还以为我吃胖了呢。此时我自已意识到可能得了肾炎，因为皮肤给细菌感染，在体内引起免疫反应，从而引起肾炎。我忧心忡忡，急忙跑回公社卫生院，立即将自已的尿液放到显微镜下观察。这一看，立即把我吓懵了：尿常规出现了明显异常，原来的担忧变成了事实！我想，这一辈子完了，今后将走上尿毒症这一不归路了！我的眼前出现了在校时的一幕：我们年级一位同学不幸患上肾炎，病理生理老师将他的尿液让大家在显微镜下观察，并分析其恶劣的预后……我越想越害怕。在无助的情况下，我将病情向卫生院的上海人D医生讲了。他仍然用那张似笑非笑的脸倾听我的叙述，仅从鼻孔中轻轻地哼了一声，没有其他表示。这大概是各有苦衷，可以理解的吧！因为我的倒下，谁来接班又将是一场博弈。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工地，含着泪水给父母亲写信报告了这一不幸的消息。临近的一个随队医生F，他知道我的病情后，很快就来看我了。他与D同校不同班，妻子与他是同班同学，分在一个公社卫生院工作。他非常同情我的处境，让我尽快回上海去休养。他告诉我，他父亲是上海某大医院内科主任，年青时也患过肾炎，经治疗好转。由于肾炎型别不同，预后也不同，他让我去找他父亲诊治。
      我听了他的话，回到公社卫生院，向公社请了假。公社里的下放干部帮我找来一位农民，请他用大板车将我拉到县城，然后回沪。去县城要翻两座大山，由于修路，汽车已停止通行。那天，天气晴朗，我躺在大板车里，用一把雨伞遮住头部，开始了漫长的行程。我的脑子像放电影似的，往事一幕一幕地浮现，不禁鼻酸流泪，主要是感到对不起父母亲，他们好不容易把我培养成人，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他们，却又给他们增添了无限的忧虑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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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九： 笼中之鸟
      患上肾炎，对学医的人来说，深知其后果，此病使我万念俱灰。我从山里被大板车拉到县城，此后乘火车回上海，这个过程我已记不起其细节，那时脑子已成了一片空白。虽然很快回到了温暖的家里，但以这种方式的回归，对于我父母亲来说，很是残酷的。我的家境并不富裕，父亲因严重的胃病，很早从武汉辞职病退在家，比我小二岁的妹妹，从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的山区工作，一家子全靠母亲一人工作维持着。我这一病，似乎又重蹈了父亲的复辙。肾炎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疾病，虽一时半载不会出现很严重的情况，但也是一种不治之症，最后的终结是尿毒症，想着想着，总想到这上面去了。
      家离母校附属医院不远，因此就近看病。来到自已熟悉的医院，发现变了样：门诊也不分内、外等科，各科医生坐在一起，打起统仗来了。原来叫号的工务员，都换上了“反动学术权威”，他们不许看病，而是站在那儿叫号，身穿着标志着工务员的反穿衫。我有幸轮到一位资深的内科大夫，她认为目前肾炎诊断是可以肯定的，而且病因也可确定皮肤感染链球菌后引起的免疫反应。治疗上无特殊药物，希望通过卧床休息、中药治疗，在急性期内获得康复。虽然她给了我一线希望，但我知道成人的急性肾炎是罕有的，往往起病就是慢性的。
      此后我的生活就是卧床休息，吃中草药，使用各种土方秘方，定期去医院复查。自患病后，我心情一直很沉重，很少言语，也怕见到熟人，每次到医院里去复诊时都带了帽子、口罩，尽可能避开熟人……每遇到医生护士的生硬态度，往往象被刺痛心脏一样难受，这点感受对我启发很大，病痊愈后在自已给别人诊病时就能体谅到病人的痛苦了。
      数月休养下来，病情未见好转，尿检结果时好时坏。人的精神状态越耒越不好，总认为这一辈子完了，看到别人健康愉快地生活、工作，非常羡慕……甚至常想起在江西山区短短数月所经历的事也是非常美好的。我感到现在自已就象笼中之鸟，多么期盼着哪一天能从笼中飞出去，在天空中自由飞翔！
      母亲看到我如此消沉、痛苦，她的心也在煎熬着。有一天，她厂中有少量的电影票分下来，是朝鲜片《卖花姑娘》。由于那个时代电影放来放去的都是八个“革命样板戏”，大家看腻了，听说有朝鲜片都抡着要去，厂里最后采用摸彩的方式来解决此难题。我母亲幸运地摸到了，她定要我去看。我戴好帽子口罩，病后首次出了一次远门，去看了一场电影。电影的内容已记不清了，但我清晰记得在片场中二件事在我的脑海中翻腾着：一是我看着看着电影，一股悲切之情涌上心头，倒不是电影情节使然，而是想起今后如何面对父母亲，情不自禁泪如雨下；二是，电影里也有医院的场景，许多穿白大衣的医生、护士在医院的大礼堂里，纵情地欢乐、跳舞，令我羡慕不已，盼望着我今生今世也能有这种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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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横竖横
      与其说是在上海养病还不如说是在受煎熬，没有一点高兴，没有一点希望，一家人都陷入了绝望的境地。父母亲虽年迈体弱，但为了保证我卧床休息，什么家务都全揽了。在江西时，F医生曾叫我回上海后去找他父亲老F主任看看病，我也去了。老F主任曾留学美国，是上海的一位著名内科医生。文革中受到过冲击，目前的情况还可以。一次我还特地到他家里去，他耐心地听我叙述，详细分析了病情，为了提高我的信心，他认为据他的经验，少部分病人还是有可能会自愈的，并建议我将双侧扁桃腺切除，以铲除病菌藏身之地……足足二小时促膝谈心式的诊病，好似一股暖流注入了我的心田。不久我入住上海五官科医院，切除了双侧扁挑腺。
      我感到时间过得特别慢，心情随着病情时好时坏而起伏。养病快一年了，前景仍然渺茫，好在医药费尚能报销，病假工资照常会寄来，这点使我稍为安心。但是不久就收到公社卫生院的公函，大致内容是要我赶快回去上班，否则将以旷工论处……收到这信，一家人又陷入了两难之地：病未好，怎么能去呢？如不去将面临丢掉工作及一切劳保福利待遇，又咋敢？思前想后，无计可施。由于长期憋在家中，郁积于心中的闷气实在难忍，我想只能“横竖横”了，作好最坏的打算，决定回江西去一搏。我的意见父母亲也只能无奈地采纳，我想他们为此暗中一定落下了不少眼泪！就这样，我由父亲陪着乘火车回到了Z县。
      到了Z县，我父子俩找到X姐。X姐是个话不多、但内心却很刚强的女人，她陪我找了县卫生局的领导，要求让我留在县城工作，以便于照顾病体。领导的回答是研究研究再说，还是要我先回W公社。我父亲也是个体弱多病的人，不能老是陪着我在县城逗留，只好带着失望的心情回上海了。X姐带我在县城寻觅到一个小房间，以备领导同意我留县城后，可有一住处。我的如意算盘是，县医院高不可攀，县城的镇卫生院也许可以进去，X姐还帮我向卫生院院长打了招呼。现在回忆起来，这是多么天真的想法！我怀疑，他们根本就没有研究过，我也设有幸运地遇上“老红军”这样的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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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ys1937 感谢大家对拙文的厚爱，这种厚爱鼓励着我的写作冲动。您提的建议非常正确，“赤脚医生”的定义应该是大队卫生所不拿工资的医生，乡村医生是公社卫生院的医生。从这个定义耒看，我应该属乡村医生，但我也考虑过，因为我也去过大队当过赤脚医生，后来才到卫生院的，我是在两者之间游移着，冠以“赤脚”两字可能更能突出“文革”色彩，所以最后夺定使用“赤脚医生”的名称。感谢您的关心，愿继续多提些批评意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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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一：置之死地而后生
    回到w公社，仍住那个最小的房间，我努力将自已的疾病忘掉，只是平时稍加注意而已，一切又回到原先状态。当然，卫生院的同事知道我有病也对我比较照顾，很少再让我去干重活了。我已将自已置于“死”地，什么都不拍了，所以再也不检查每次都让我提心吊胆的尿常规，也不吃任何药物，要死要活，听天由命，一切任其自然。奇怪的是，如此这般，我的自我感觉反而好了些，体力较前有所恢复。今天想来，我的肾炎也许是一种预后较好的类型，而当时的部分症状可能是心理因素造成的。一旦将自已置于“死”地后，那种烦恼、焦虑、痛苦反而抛之九霄云外，适当的活动、工作，解除了缚在自已身上的桎梏，也有利病体的康复，倒正应了“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句话。
    我在等待县卫生局调令，痴想能上调到县城，但很多时日一直石沉大海。后来终于等来了调令，但事与愿违，卫生局令我去县另一头的X公社卫生院工作，我只能服从，稍事收拾后，拟择期去报到。
    当时的电话机都是手摇的，总机在公社的邮电所里。打电话时，先用手摇，然后总机接电话问你要打哪里，他帮你接通后就可与对方对话了。X公社卫生院比较远，先要到县城，然后再去那个地方，中间还要经过两个公社。现在已想不起我为什么在临行前要打一个电话去X卫生院，可是这个接电话的人就是现在与我朝夕相伴的夫人，难道真的有缘分吗？难道这是老天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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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ys1937 您好！您的建议经您这一说，我觉得言之有理。但由于刊出时间过久，系统已不允许我再编辑，因此修改失败，此事我将再想办法，我同意将《我的赤脚医生生涯》改为《我的农村医生生涯》。再次感谢您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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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二：蹉跎岁月
      X公社在Z县的西北方向，而W公社在Z县的西南边，之间相隔着高山峻岭，没有道路可通。因此从W到X必须先到县城，再去X。据说，Z县刚解放不久，又被土匪攻克，由于交通不便，等待援兵数天后再夺回。
      X公社卫生院，与W公社卫生院结构相似，前后两排，但中间无连接的房子。两排房屋的两侧各有一个单独房子，一侧是厨房，另一侧是宿舍。房屋后面有一座小山，山上树木茂盛。卫生院前面有一条公路，公路的另一侧是农田，不远处有一条溪滩。卫生院人员配置比W公社要强一些，院长是一位经历过抗美援朝的四川藉复员军人，正式头衔为政治指导员，属行政人员。副职是位女的助产士，二位江西医学院文革中毕业的男医生，一位江西中医学院文革中毕业的女医生（即我以后的夫人），一位药房司药，一位化验员，一位中年护士，还配了一个不在编的草药医师，我去后共十人。
      从上海回来后，我很少再去关心自已的疾病，基本上与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身体倒慢慢地恢复了。随乡入俗，我与卫生院同事一样分到点自留地，工作之余，可以种种菜，并养起了鸡。一日三餐基本上吃食堂，但自已也偶尔开开小灶。
      我种菜的兴致慢慢地浓了，真可谓做到精耕细作了。我要求田埂整齐，两块菜田的行间要宽。一早起来拾鸡粪，捉“地老虎”（一种生长在土壤中的害虫，专吃幼苗），浇水施肥，拔草，这些活儿也不断向别人请教，再运用到实践中去。因此我一年四季的蔬菜是吃不完的，很多都送了人。
      养鸡是我的又一个主要副业，我从买来的小鸡一直养到成熟生蛋，其成长过程也很有乐趣。我们卫生院的人都养了鸡，为了喂食方便，我对自已养的鸡，用敲杯子的声音，依据巴甫洛夫学说建立起条件反射。这种敲打的特定声音，能召集我养的鸡前来进食，而他人的鸡却置若罔闻。稻谷成熟时，这些鸡会跑到农田里去偷食，我也无计可施。农民用浸了有机磷农药的谷子来毒鸡，果然倒了一大批鸡，这也不可怪农民。我根据医学书上的知识，用阿托品药水静脉注射来解毒，轻的可救活，重的仍不行。于是又想出用开刀的方法来急救，即把鸡肫剖开，取出里面有毒的食物，洗净鸡肫，缝合伤口，并在血管内注射大剂量阿托品，此法倒也救话了一些鸡。我大约养了十来只鸡，叫木匠打了一个无底的小木屋作鸡窝，底就垫以稻草之类。有一天晚上，来了偷鸡的人，笫二天清晨其他同事的鸡窝给他们一窝端了，而我的鸡窝因无底故没偷成，此事一时传为美谈。
      我又是一位业余理发师，男的、女的都能理，这手艺始于在校时的“勤工俭学”，工具也随身带着。
      回忆起这些往事来，虽有快乐的一面，但总感到酸楚和无限遗憾！这不是在虚度光阴吗？那时我30岁还未到，正是学本领，长知识的时侯，可是却只做着这些种菜养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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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三：贫乏
      七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未结束，无论文化生活还是物质生活都相当贫乏。我们在这穷乡僻壤中，当时新闻、消息仅靠自已的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因信号不好，常会听不清楚；可以看到一张隔夜的《江西日报》，但仅一份，大家要轮着看；那时电视在城市也是稀罕之物，乡村更别奢望；难得能看上一次露天电影，但都是翻来覆去的那些片子，不去看可惜，看了又味同嚼蜡。当时，粮食、食油及副食品都要凭票供应，尤其在江西山区，供应更少。食油每人每月只有3两，能炒几个菜呢？所以当地人都用猪油来炒菜。为此，公社的粮管所（供应粮食、食油）、供销社（供应肥皂、白糖、香烟、布匹）和食品站（猪肉）这三个部门最吃香，尤其是负责人，他们有权批条给关系人一些紧张物品。
      在山区，有一个工种是最吃香的，那就是驾驶员，因为交通不便，所以很多人都要去巴结他们，以便搭个便车。我亲眼目睹，一次一个男知青提出要站在装着猪的车箱里去县城，因没有东西“孝敬”，被驾驶员喝斥拒绝。当时流行这样一句口头禅：“四个轮子一把刀，白衣战士红旗飘”。“四个轮子”即驾驶员，“一把刀”指卖肉的，“白衣战士”指医生，“红旗飘”意味着春风得意，吃香程度依这个顺序而递减。我虽属“白衣战士”，但因初来乍到，也不谙世故，不懂此技，故也沾不了多少光。
      过年回上海，短短几天，母亲首先让我在家尝个遍，吃个饱，并把平时省下来的食油、熬好的大罐猪油、肥皂、白糖等凭票供应的食品及日用品，打包准备好。临行前还要买许多袋袋糖，作为上海招牌礼品送送人。因此，每次返程回江西都要带大包、小包不少，很感是个负担！出发时父母都要亲自送我到火车站，并买月台票送进站，等到火车开动一刻，母亲会别过身子，摸出手帕擦着克制不住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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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老程
非常感谢您的鼓励，您总是第一个看我的文章，可能缘于您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您的鼓励使我产生很大的动力，可以说达到了“朝思暮想”的地步，最近我连电视、报纸都很少去看，并已决定春节不给自己放假，那些陈年往事，一幕一幕地浮现出来，由我去选择裁剪。有一点我可声明，那全是经历过的事实，没有一点虚构情节。我有两个担心：第一会不会象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会否偏题太远？第二错字、别字、错句的出现。后者，我请我的一位朋友帮我把把关，最近他去广州过春节了，因此库存4篇要等他校阅后，再投放，敬请谅介。我也恳请大家提出批评意见。最后祝您及燕谈的所有朋友新春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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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老木匠 感谢您的鼓励！我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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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四：各有说不出的苦衷
　　“六•二六”最高指示发布后，省城、专区、县城的医务人员大批被下放到农村。省城某职工医院的一个院长，年近60岁了，大卡车把他一家子都送来了农村，下在X公社所在地的大队。不可思议的是他的一个患有老年性痴呆瘫在床上的老母亲也被“下放”了，我曾被邀去为她老母剪了一次头发。老人处在痴呆状态，已失去思维，我一边理发，一边思潮起伏，老人悲惨的处境让我非常揪心……
        卫生院四个年青医生都是文革中毕业的，除我从上海分下来之外，其余三人均系本省分配来的，他们来卫生院之前都已去过军垦农场锻练，接受过“再教育”。男医生C，他父是江西某附属医院的“反动学术权威”，正在接受批斗。中医W，她父亲解放前毕业于山东齐鲁医科大学，是一位医院的院长，当地有名的外科医生，一个很讲义气的山东汉子，在文革前期被迫害致死。如此沉重的打击，W变得沉默寡言，内向又老实，虽是个“白衣战士”，却一点也没有“红旗飘飘”，连买点肥肉熬油都占不上光，只好买咸肥肉熬油。日复一日，大家虽没有休息日，但没有病人时可以干自已的私活；来了病人，就不分白天黑夜应诊；到“双抡”农忙季节，还要出去巡回医疗。
        在这交通不便的山区，外头的消息传到这里，都成了旧闻，不过阶级斗争还是狠抓不放的。卫生院的负责人，不称院长而冠名为“政治指导员”，着重抓政治思想工作，比如，经常要开会，组织学习文件及“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等。不过小小的卫生所，因没有“老家伙”，所以也没揪出什么可以批斗的“走资派”来。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像这种公社级的单位，阶级斗争的气息还是很浓的，农村中的“四类分子”都已揪出，他们必需随叫随到，监督劳动，已成为大队干部随意使唤的廉价劳动力。公社机关也不甘落后，经“深挖、狠抓”后，也先后揪出几个牛鬼蛇神来。最好笑的是，信用社老X，他的小孩无意间把印有伟大领袖照片的报纸扔到粪桶里，被人揭发后成了新的“四类分子”而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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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五：开棺验尸
　　开棺验尸这差使是法医做的工作，估计地区级才配有法医，可那时“公、检、法”已被“砸烂”，法医早已不知去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取而代之的是三结合的“革委会”主持一切工作。
　　当时的刑事案件在我们这个地方虽不多，但毕竟不可能完全消失。某年夏季，某生产队的一个浙江新安江移民，上山砍柴时，突遭枯枝坠落而被击伤，送到卫生院时，已昏迷，系头部受伤，整个头部肿胀的吓人，虽经急救，终因不治身亡。过了一天后，公社有关方面来调查此事。据当地群众反映说，此人死得蹊跷，其妻对他的死亡若无其事，没有悲伤的感觉，并质疑上山砍柴怎么会突遭枯枝坠落击中，因而怀疑有他杀之嫌。“革委会”负责人听了反映，认为确有疑惑，要求卫生院派人去开棺验尸，检查有无身上的钝器伤。我当时自告奋当了一回神圣的“法医官”，并带一名从大队借来的赤脚医生作为助手同往。
　　大学三年的基础医学，我们先要学《人体解剖学》，实验课上一般都是用老师做好的人体标本对照书本学习。笫二年，要学习《局部解剖学》，每6个学生分到一具经福尔马林浸泡过的完整尸体，3个人为一组，动手解剖半个尸体，课程要持续一学期。第三学期要学习《病理解剖学》，即了解疾病时的大体（肉眼）及组识学（显微镜下）上病理变化及发病机理，每个班级都会轮到1-2次观摩系统病理尸解。一般都在晚上，病人往往刚去世，为明确死因，本人生前同意或死后家属申请后方可实施。这三门课，我都很感兴趣，尤其是《病理解剖学》，是迈进医生的门槛。我似乎每晚都要去医院太平间旁的解剖室张望一下，看到灯亮，必有解剖任务，然后挤进去看完老师边讲边做的解剖，回来后会写一篇日记，因此我的胆子也就这样练就出来了。
　　那天骄阳如火，我带了助手，去了那个生产队。到了生产队，我们被带往停尸的一间破屋中，我与助手都穿上了白大褂，带上医用皮手套。老乡帮忙打开棺材盖，另一乡民口含了白酒向尸体喷洒一下，如此可能起到一点消毒作用，并可消除臭味。我仔细观察死者头部和躯体的伤情，就让助手一一作了笔录，然后签字呈上。此事的结果如何，我也没有打听，因没有后续消息，估计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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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六：怒发冲冠
　　X公社到县城有班车可乘，因为从地区所在地到县城必经X公社，此点优于W公社，然而中途想搭车就不那么容易了。
　　有一次我去县城出差，同车正好遇上二位上海工宣队员，他们是上海“革委会”派来Z县协助管理下放知青工作的。一路上我们相互交谈，得知下放学生中发生的事情真也不少。我们正谈着谈着，路过一个站头时，那儿有几个知青正招手示意上车，驾驶员不肯停车。再往前有一个男知青也要上县城，站到马路正中拦车。驾驶员被迫放慢车速，但仍不肯停车，他边开边刹车，知青也不让步，边退边拦。如此局面，我也忍不住了，在车内叫喊驾驶员停车，可一个堂堂的“王者”那肯听劝，仍一意孤行地一停一开。不久，事故发生了，班车终将知青撞倒，此时驾驶员才被迫停下车来。看到如此不讲人道的行径，我忍无可忍，气得怒发冲冠，当即斥责那个驾驶员：“那怕前面是条猪，你也应该停车，况且是个人！你太没有道德了！”当时我和两位工宣队员立即下车救人，幸好车速较慢，只伤及一条下肢。我们把他扶上车，急送县医院救治，检查后诊断下肢骨折。为此，我要求工宣队员要为这位知青主持公道，向有关方面反映。
　　我在《贫乏》一文已讲过，由于山区交通不便，驾驶员在当地成为一霸，为所欲为。
　　那时候当地普遍流行的潜规则是：驾驶员看到漂亮姑娘，就心花怒放，让她坐在旁边，有说有笑，趁机调调情；看到老太婆，或没有油水权势的男人，大多不肯带，更有恶劣者，带到山顶上，突然说车坏了，把他们赶下车，然后自己一踩油门一溜烟地开走了。
　　因此，那时我经常会做白日梦：幻想自己也能开车，带着很多人去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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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七：天浴
　　大凡山区的河流都属溪滩，河床都是鹅卵石，水流潺潺，清澈见底，仅有脚腕处的深浅。夏天是枯水季节，水更浅。但到下雨季节，山洪暴发时，浊流滚滚，上游的木材、家俱都被冲刷下来，横冲直撞，势不可挡，十分可怕。每个村庄旁必有一溪流，县城里更有一条大溪穿行而过，谓之母亲河。山村的饮用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的井水，县城里有一个自来水厂，虽铺设了水管，但水源也是来自深井。各公社都有水力发电站，往往在溪流的上游筑一坝，形成水库，放水处就可形成水力发电，但供电完全不能保证，主要还得靠煤油灯照明，各人都备有一个手电筒。县城有一个火力发电厂，电力亦显不足。
　　自从得过肾炎后，我就特别小心，夏天都穿长裤，被头里一旦发现跳蚤立即“地毯式搜查”，总之自我防备意识大大加强。热天人们都会去溪滩洗澡，井水太冷，我一般都在屋内洗。
　　县城里有那条较宽的溪滩，水也不深，最深处仅到膝关节，多数是到小腿肚处，但从河床到岸上落差很大，足有3-5米之高，站在岸上，看溪滩是一览无遗。热天下午4时后，这里简直成了一道风景线：溪滩边密密麻麻的男人在那儿悠然自得地洗澡，很多人都一丝不挂，流水乏着金光，浴者有说有笑，嬉戏打闹的都有，更不可思议的是，还有很多妇人在那里洗衣服，似乎互不干扰，习以为常。我曾听说，女的也有天浴者，她们多半结伴去一个偏僻的地方，并支起一顶帐子，就在朦胧的帐子里洗澡……
　　那时县中学新来一位上海老师，此兄可能比较随便，讲话又不注意轻重，一些插队在县城附近的上海知青经常开他玩笑。有一次，他也学着当地人，裸体进行天浴，正当洗得开心时，他放在岸边的衣裤被上海知青拿走了。那天我正好出差来县城，在岸边看到这一幕，把我肚皮都笑痛了，也不知此位仁兄是如何回到家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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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八：大队书记被尊为“父母官”
　　一般都把一个城市或一个县城的最高长官称为父母官，他们管着一方的一切。县城离开我们太远，没有感觉；公社的干部虽然经常会照面，但我们也不直接属他们管，一般相互之间比较客气；而那时的大队书记权力却很大，他们虽然管不了我们，但惹不起，他们的意见就是广大贫下中农的呼声，因此绝对不可小觑，特别是公社所在地的大队书记更是与我们戚戚相关，而插队学生的命脉更是掌控在他们手中了。
　　记得刚从县城报到去W公社时，第一个打交道的就是从搭的便车下来后到那个大队的书记，他一看我并不是分到他们大队的，立即告知我，他们那儿的四类分子没有空，无法差使挑行李，那表情不容商量，对县里上级的口头指示根本不予理采。当时农村的四类分子，都是专政对象，什么苦差使都由大队书记一句话即照办。我后来听说假如四类分子甲不听话，大队干部就叫四类分子乙动手打甲，以此达到教训目的。这种让四类分子自已管自己的模式亏他们想得出，与奴隶制时代的奴隶角斗如出一辙。
　　后来我被派去W公社C大队，书记要让我去住那“闹鬼”的屋子，也是命令式的，二话不说，派头十足。现在我到了X公社所在地的大队，书记是个“冬瓜腿”（丝虫病所致）和瘌痢头，其貌虽不杨，但在当地是一言九鼎的人。有一天他叫一个去小学上学的学生来卫生院带信，说书记病了，叫我们医生快去。我立即背起药箱，匆匆赶去他家，叫了半天，大队书记睡眼松醒开门问什么事，我说你不是病了吗，他满不在乎地说好了好了，我无“功”而返。这事讲给其他同事听后，他们都装着一脸严肃地说：“要得，要得！这事比我老子都要紧呀！”
　　当时每个公社都配一名武装部长，虽着便装，但每个武装部长发一支木壳枪（真枪，抗日战争时常用的一种手枪），他们负责一个公社的民兵训练及治安工作。部长往往斜背着木壳枪，很象电影里的武工队长，很威风。X公社的武装部长姓z，他夫人在粮管所工作，渐渐我们成了朋友。z部长患有心肌病，经我介绍曾到上海来就医，住在我家，由我父母一手操办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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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九：噩耗
      从上海分配来Z县的医学院毕业生共6名，第一批5名是某校67届的，而后於他们的我是第二批，仅一人。前者有3男2女，其中D医生是W公社的，与我一起修战备公路的F和另一女的是一对夫妇，剩下一男一女，也分别在下面两个公社卫生院里工作。男的姓什么我记不起来了，暂且称之为X。据闻X医生在校时是一位文艺积极分子，能歌善舞，他到公社后也就安于现状，与当地的一位姑娘结婚并生育一对双胞胎，“老婆孩子热坑头”，小家庭生活倒也其乐融融。但天有不测风云，X在某日突然猝死。噩耗传来，使我惊愕不已！虽我们不认识，也从未晤过面，然对于一位与自己年龄相仿、且同样来自上海的同行来说，在他正憧憬着自已未来美好生活的时候，磕然长逝，使我心潮起伏，百感交集，难免惺惺相惜。
      当时66、67及68三届大学生是一起分配的，66届原分配方案中有部分是留在上海的，包括分到各附属医院。由于“6.26”最高指示发表后，全国一片红，除少数人分至部队、厂矿、“三线”部门外，大部分人都到农村“广阔天地”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几乎涵盖了全国各省份。后来陆续听到，被分到全国各地的我校三届生中，不乏有非正常死亡的同学。印象最深的有我校66届一同学，原是学校学生会主席，由于我的外形与他长得较像，我虽比他低二届，校内常有人误认我就是“学生会主席”，他们往往伸出手时，才发现认错了。那时我也很尴尬，他是“名人”，我看见他只好就远远避开了。谁知他被分到贵州山区后不久，一次出诊后失踪，据说失足跌入深渊，亦说被猛兽吃了等等，想起来也令人伤感和惋惜。
     文革后，全国各大城市的医院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从66届以后直到最后一届71届共六届毕业生都去了基层，中断了至少六年的分配计划，中国的卫生事业怎么会不发生严重断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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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炒出拿手菜来
      我在江西时自已捉摸着炒出了一个“名菜”，即泥鳅炒胚胎型辣椒，并由此衍生出胚胎型辣椒搭配其他荤菜的系列，比如荷包蛋、肉丝、鸡丁与胚胎型辣椒相配也可炒出美味佳肴来。
      所谓胚胎型辣椒就是刚长出嫩芽的辣椒，这种辣椒很嫩，微辣，又脆，带点甘甜，市场上绝对没有，因为农民不可能采摘胚胎辣椒到集市上去卖，否则岂非要亏本？而我取材于自已菜地里种植的辣椒，没有什么成本。所以这个招牌名菜不仅色、香、味俱佳，而且独一无二，现在想起来仍然馋涎欲滴。
      Z县没有大河，罕见有鱼，泥鳅生长于水稻田里，这里农田主要是种稻，故泥鳅很容易买到。这里的泥鳅体型比较小，仅3－4公分长短，由于肚子很小，不必剪开去肚肠，它分泌一种粘液在表面，活绷乱跳不易抓住。我的炒法（这是我的专利）：先将铁锅洗净擦干，烧热，将滤干水后的活泥鳅倒入热锅中，盖上锅盖；泥鳅必然在锅内挣扎片刻，而后起盖，来回炒着泥鳅，待粘液干涸，再倒入食油翻炒，等起焦时再放入胚胎型辣椒，加适量食盐、酱油、老酒，喷上一点水，再上盖；稍许后再起盖，洒上蒜泥即可上盆。此菜鲜美可口，微辣甘甜，荤素搭配，而且有开胃利湿去寒之功，不失为难能可贵的营养品。我曾寻思过，在当时困难的环境下，这道菜是否与我肾炎的痊愈有关呢？
      后来我调去浙江后，那儿也是种稻为主，泥鳅市上更多，且便宜，但再也烧不出此味来。我推测，虽同是泥鳅，但因水土不同，浙江的泥秋个大体胖，不去肚肠不行，可能种性不同味道也异；当然更主要是买不到胚胎型辣椒，因此味儿就不一样了。
      在江西我还喜欢吃一种自制的辣椒酱，原料包括新鲜红辣椒、生姜、大蒜头，这些料作洗净沥干后放在一个木桶中，放上细盐，然后用一把特制的长柄砧刀反复剁切，成细粒状后，即可装瓶。这种辣椒酱有一种特别香味，闻之胃口大开，看之食之更让你大口大口吃饭。
      江西还有一种自制的面粉糖（即麦牙糖），中间放黄豆粉，搓成细长条状，然后用剪刀剪成寸巴长的小棍，养在炒熟的麦面粉中，也是很好吃的。过年时，我会带点回上海给父母亲尝尝。
      后来W公社的有些下放干部陆续调回县城工作，他们经常出差来X公社。来后，我会招待他们喝酒，下酒的菜以胚胎型辣椒系列为主，他们也很喜欢。我将平时农民送给我的“谷吊酒”（高纯度白酒）都保存着，我不甚饮酒，逢场小酌相陪而已，北京政法学院毕业的C君，酒量很大，每次来后放开豪饮，一醉方休，我很赏识他这种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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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一：又一桩刑案要求重新取材
      很多刑案都牵涉医疗事件，公安与医生之间关系其实谁也少不了谁。就算那么偏远的山村，也少不了一个最基层的医生的帮助。即便现在有了法医，但案件的深入有时也要医生的参与和配合。
      已是深秋，一天地区“公、检、法”革委会打来了电话，命令我卫生院派人去山上将昨日埋入土中的婴儿重新掘开，把小孩的胃全部切下送地区检查。昨天婴儿死后，是我把死婴放在一个纸箱中，再带至山坡上埋掉的，因此这事也只能由我去完成。
      事情的原委是，昨天上午，一妇女抱着一男婴匆匆来卫生院要求抡救。据她说，小孩吃了预防疟疾的乙胺嘧啶药片而中毒。来院时，患儿呼吸已微弱，呈哭泣样，虽经抡救仍无挽回生命。据村上人说，该妇女的丈夫因犯罪正在服刑，大队的赤脚医生乘虚与其勾搭成奸，并生下这孩子。后来随着小孩长大，妇女要求赤脚医生负担此孩子的生活费用，赤脚医生遂起杀心，将上面发下来预防疟疾的乙胺嘧啶趁妇人不注意时给小孩大量服用，引起中毒而死亡。乙胺嘧啶是一种粉红色小药片，微甜，因此小孩当糖吃了许多。这是一起典型的谋杀事件。此小孩一死，县“公、检、法”革委会即派人赶到我卫生院，并抽吸了死婴的胃内容物，送地区化验，估计取材太少，因此要求我们重新取材。
      那天晨曦刚出，野外植被都被打上了霜，我拿了一把铁锹，带了医用刀片、剪刀及可装标本的瓶子，一个人独自上山。寻到埋小孩的山坡处，耙开纸盒上的土壤，打开纸盒，然后戴上手套，剖开腹部，迅速将婴儿的胃取下，装入瓶内。为了表示对死者的尊重，我深鞠一躬，然后再轻轻地把他埋好。这时太阳已从东方喷薄而出，照到山坡上的露水闪耀着光茫。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想邪恶夺走了一条幼小无辜的生命，此血债也必然会用血来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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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二：带徒弟
      为了更好地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县卫生局布置每个卫生院要分批以带徒的形式带教一些农村青年学医，成为大队的赤脚医生。我卫生院第一批分到两人，都是男青年，文化程度至多是初小，因此，是一张完完全全的白纸！
      我就读的学校，大学本科学制六年，三年基础课要学习：政治、哲学、高等数学、外文、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学、人体解剖学、局部解剖学、组识胚胎学、生理学、病理解剖学、病理生理学、微生物学、寄生虫病学和药理学等二十余门功课。后三年的临床医学亦不少，包括内、外、妇儿科等。培养一个医生是何其之难，而一个学医的人，读书是何其之苦啊！
      怎么来带好徒弟，完成这个任务呢？着实使我动了一番脑筋，我对教学有浓厚的兴趣，这就是最大的动力，也使我枯燥乏味的生活荡起了层层涟漪。
      我的教育方式是高度浓缩，一病一讲，先简后繁。所谓高度浓缩就是把我三年20门基础课缩编成一门，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并不断地提问以期巩固。一段时间下来，实践证明此法尚可。
      那时我养了一条黑白相间的花狗，据说是阿尔巴尼亚种。可是这条狗很笨，与我在《永远忘不了的傻瓜》一文中的傻瓜不好相比，智力低下，且患有癫痫病，常会突然倒地四肢抽搐口吐白沫，一会儿又会自愈了，使我很感负担。为了医学教育，我准备供献出这条狗，处死后予以解剖，让徒弟对内脏器官有个更深刻的印象，因为狗的五脏六腑与人很相似。如是现在当然会遭到“动物保护组识”的谴责，但那时吃狗肉很普遍的，化5元钱就可买到一条草狗。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我们师徒三人，挽起裤子，赤了脚，在溪滩里边解剖边讲解，两张幼稚憨厚的脸，在阳光照耀下，显得非常可爱，他们出神入化地听着我的讲解……
      讲毕，狗亦在溪水中洗净，然后拿到食堂，烧了一大锅香喷喷的狗肉，让全院人员都美味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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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三：刮起打家具风
      不知何时开始，这里刮起了一股打家具的风。山区盛产木材，主要是杉木、其次是松木以及一些硬质的杂木。比较名贵一点的木材是香樟木。之所以会形成这股风，我的看法是：外来文化的入侵是外因，当时从大城市下放了好多文化人，全国各地分配来的大学生，大批开发得早的浙江移民以及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他们的想法、看法都要超越当地人，他们带来的文化意识必然会引领当地的变革；而Z县的山区气候适合某些树木生长则是内因，何况当时这里还有未开发的原始森林。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内因外因一结合，自然而然形成了制作家具这股风。
      开始大家热衷于打樟木箱，买来樟木板，然后请“博士”在家做成箱子。江西人习惯将木匠称为“博士”，此“博士”非那博士，仅是对木匠的称呼。渐浙地在一些下放干部中出现到林场买木材的现象，以立方米计算，主要是杉木，然后请“博士”到家里来打各式家具。当时书店里配合形势，出版了多种家具图谱，各人按需制作。也有聪明者，自已动手打家具，从一个业余“博士”变成灸手可热的专业“博士”。一般买一个多立方米的木材就可打成大床、大橱、五斗橱、书桌、方桌、若干凳子以及夜壶箱等家具。杉木的材质较轻，不会变形，故当地都取材于它。这股风越刮越强劲，下放干部、知青几乎人人都在置办此类家具，更有甚者将这些家具一一搬往父母亲的家中。
      我一般行事都会比别人慢半拍，人家热火朝天地打家具时，我仍无动于衷，后来在一些朋友的怂恿下，也动了心，决定为自已也打一套吧！X公社旁有一个林场，有一个上海交大自动控制系毕业的老乡在那儿工作，我请他帮忙买一立方米的杉木，记得55元/立方米。那天我与交大老乡将已测量好的木头放在公路边，然后请一位司机朋友将大卡车开来，抬上车运到卫生院，然后请“博士”锯开，搁放好。
      木料往往要让它过一个大伏天后才干燥，所以我等到秋天后才请一位浙江移民“博士”打了几件家具。以后辗转多处，这些家具也舍不得丢弃，因为有了感情啊！至今我还留有一个双开门大橱、一个樟木面的写字台及四个板凳，虽然它们的表面都已斑驳陆离，但很有沧桑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