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源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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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与邓正来的陆四表现：他们到底想自首个什么？
[1]这两天网上几乎一致认为，季的六四后的主动自首，是大义凛然，好象是极大的优点了。邓正来自首告密向党组织上交录音带致多人被捕，则是反面教材，一致被鄙视。抽去当时的上下文，大家可能会作很简单道德运算，我这样的年青的过来人，竟有些看不过去了，要来结合自己在当时的经历来牢骚几句。
[2]还是学生的本人当时就反对这种学者像今天的快女选拔一样的政治争名秀。当时的首自联和学自联里的排名，可是出风头得紧，是与在当时的丛书编委的排名一样重要的，邓正来们哪里肯落后，排名之争，才是真政治。风声一紧，则连忙告密陷害同僚来自保甚至邀功，也正因为这一点，而很好理解。这个季羡林呢，不知是哪个研究生将他的名字题上去，或通报说不署上去恐怕不好，就同意署了，事后则有这个匆忙的自首。
[3]季羡林和邓正来们自首个什么呢？他们有什么好自首的呢？
这是要害！
表面上，他们算计了，很精明的样子。他们仍以为是文革的那一套，悔改得快，则可以从反面人物转正，将错就错，从反面成为英雄。他们算计得对，可是，伦理道德政治甚至逻辑上他们这是在自辱，尤其在新世纪的和谐社会里要来装知识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被人来捧时，这样的对比下，他们太丑陋了。在那样的时段，这样做真的太丑陋了，在文革 中还较可理解一点。
问题只是：他们有什么好自首的呢？如何来自首呢？
他们自首时，没有别的台词，只有说是受了同事同行同南和朋友们的骗，自己上当了。这种自我欺骗可以比维希政治权汪伪政权的政治辩护更可鄙的。
他们当时的处境到了非得自首不行的地步么？怕死怕坐牢？
[4]本人当时已到了心智成熟的年纪，观察已细。总觉得那时整个“运动”只是个政治立场表态而已，这么风起云涌了，搞个学者大排名，意思也不大，最多是锦上添花而已，我还有点看不惯，觉得这是出风头不办实事。我自己做的，也只是个政治表态而已，且认为，问题必须是学校基层组织都必须联合明确表态，比如说应策动全校的各系学生会组织明确联合表态参与，认为这是根本，后来就被认为是我情节最恶劣决不能被放过的罪状。亲眼见到过我们委琐的校长被几百学生堵在房内，像将要被强奸的新娘似地低头不肯表态，汗如雨下，大家只是要听他说一句支持学生正常的政治诉求这样的话，但无能又狡猾的他，牙缝里就是挤不出这几个字。事后，发动这一事件的学生受到了严惩，校长也将自己的丑态忘得非常干净，还义正词严地揭露我们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好象他的黑厚地既不承认拥共也不承认拥学生这事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5]然后就秋后算账了。我的观察是，那时情形下，你根本用不着自首。曾受到公安厅特侦组三个上午的审讯，但都在问有什么海外组织在操纵我和我的同伴们，对质别人的交待而已，并没有诱供逼之类。临行前也有系里老师告知某些师生一被捕就会乱咬人，文革中很多这样的事，叫我不要随便承认。系里教师和教辅人员一直严重鄙视这种秋后算账，可说绝大部分是清醒的，认为这是颠倒黑白，站队很明确。后来，对我的处分也是系里基层组织三次投票都反对，很礼貌，给足我面子，是校方后来强行压下罪名。我的理解，当时的学校气氛下，好象没有血腥可怕到必须去自首来自保的地步。
[6]但季羡林和邓正来却去自首了，邓正来还献上了那可怕的录音带，咬人致人逮捕来自救。这种行为你可以随便定性随便谴责的了！如果说到了自由主义之共识时代的市场经济里，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解掉了裤带，社会主义的政治专制与自由主义共识秩序之专制已没有什么两样，1989与2009的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并没有任何长进，那么，邓正来的那一次，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的最后一次太监自辱表演，值得写进我们的当代史里。他在今天哪怕公开道歉，我也很难说服自己可以原谅他。本人也从来认为他只是无知又无耻，学术、哲学和思想压底不通的人。他曾害我说过一句流传的名言：如果邓正来是法学家和法学院长，那我就是天文学家。读写需要的底气，严断前的勇气，与一个人在政治上的抉择前的勇气，是同一种。邓只是一个将所有化妆品都往自己脸上涂的可怜女人而已，政治上和学术写作上都是如此。写作和阅读中，他是没能力将两句话之间的起伏把握住的，因为他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滑头，表现在学术上，就是搪塞与错乱，是假大空。
我的偶像巴尔特说，知识分子或作家常以为自己的写作是在作政治介入，其实也只是介入了词语中而已。这话相当地肯切。玩词语时自以为是在玩政治了，风声还没有呢，先去自首了。但你也得先介入词语啊。邓之类是这样的典型：词语还理不清，就去张罗政治了，一大堆的错乱而已。是的，他不是在政治上犯了什么大罪，他只是错乱而已，这一种与他写出来的东西的错乱没有两样。季羡林至少在自首这事上表现出了其政治上的错乱。
[7]很庆幸自己是在那时得到了真实的惩罚。很少的几个人轮得到。可以说，没有受辱的我们，那场学运就又变成中国知识分子大闹后连忙撒娇，人人写反思报告的场景的发嗲剧。是的，马克思和本雅明和巴尔特都说过了，历史重复二次以上就是闹剧。本人也从不以那样的经历为自豪，没有清明的政治意识的人作对手，我是决不会开始讨论这个的。需要相当的智力和哲学才能来讨论1989年的是非！我只是以年青的肉身承受了一点也许很荒唐的惩罚而已。也可算是一点点对政治苦闷的宣泄。是与历史的一次小磨擦，如海德格尔说，帮我多“攫住”了一点世界，暂时不作里尔克式的落体沉沦而已。我想我今天在政治上的较真劲儿，好大一部分是来自这一经验。我的理论和哲学必须以此为营养。我的判断是，我的不自首和受罚，到今天，是赚了。
[8]今天却突然成了邓正来们的天下了。财富与专家统治着我们。回看身边，也仍是一些自认为是留学欧洲多年的老知识分子天天无端捏造细节到领导面前一次次打我小报告，这些人还动不动说他们在文革时自己多么清醒多么有骨气呢。六四白搞了不要紧，而知识分子的那种彻骨奴性对我们的精神氛围的毒害，一点都不减轻，这是很让我焦虑的事儿。
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也可能永远都只是这么委琐的一摊。有以前的经验为见证，季羡林和邓正来的自首其实也并不令我惊诧。这也不是一个需要知识分子才能搞政治的时代了。五四六四在我看来也根本算不上什么政治、思想或精神遗产，新政治另有起点。对于这一点人事，我的看法，其实也只是牢骚，作用只是：揭穿季和邓在当代的为名利而进行的叫卖，让下一代看到做一个政治上的出卖者会有什么下场。

谢源卿

10# why2282001 求不要拿他和高华先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