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台妹: 雖然我自己做記者很多很多年,不過我蠻煩一些媒體人動不動把自己當做正義的標準制定者,知道的訊息比較多不見得就能夠決定正義是甚麼!
《富士康人来信》





一位署名富士康人的朋友写了一段留言,他的IP地址来自深圳市富士康集团,他说:




现在网上对富士康骂声一片,包括sx吴晓波的“血汗工厂”一说,我实在看不过,想来说说富士康这几个月做了什么:成立覆盖所有员工的心理互助小组 (10人左右一组)没事开开会,让大家发泄一翻,招聘了100多心理咨询专家组成专家小组,从香港引进最先近的心理分析软件(国内还没有其它企业用过), 昨天开始计划把所有宿舍楼下面装上防护棚。。下个月普工涨工资10%到15%(涉及员工80W)。。。请五台山的和尚下来做法事。。。其它内部的管理方面 的措施就先不说了。。




而传说的:台湾人打骂大陆人,,我想说的是那些普工的级别还没高到可以让台湾人来管,,台湾人都是高层或至少中层,哪个会去管车间做线长?反而是我 们大陆人何苦难为大陆人。。。还有台湾人素质会那么差吗?(普遍情况,各位也有游历欧美台湾日本香港,看到他们的国民素质会普遍差到粗鲁的地步吗?)




今天跳的一位兄台,来深圳才42天,进富士康才一周,是富士康人打骂他了吗?是富士康给他的工作压力了吗?再说一个普工有P压力啊。。。




但这些为什么没有媒体站出来报道呢,当然一方面可能是富士康和媒体的关系没处好,人家不屑于迎合你嘛。。另一方面则说明中国的媒体缺乏社会责任感和 自己的见解。。




说了那么多 都有点愤青了,




其实我想说的只有一点:不全是富士康的问题!!,更多的是我们的社会的问题,是我们社会该去反思。。。




哀痛!
在发布了读者留言《富士康人来信》 之后,收到了另外一位读者flyb1rd的来信,谈谈他所知道的富士康。出于对个人保护的原因,我去掉了具体的部门和 产品的名称,这一点并未征得本人同意。我知道,发布这样的内容会令很多人觉得并不愉快。而且我本身不是记者,也没有新闻训练的背景,逃避不了“导向性太 强”的指责。是的,博客都是非专业的人在写,比不了专业记者和编辑的水准。但是,我们几时听过这些普通人,普通工人说点什么?几时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他 们谈谈心里话?所以,让人不愉快并不是我的问题。我倒是建议都仔细看一下这些普通人讲的话,把他们的倾诉理解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机会。今天,他们还愿意讲一 点什么,有这么个地方可以讲,这是好事。




《我所知道的富士康》


By:flyb1rd




菜头你好:




我是深圳富士康科技观澜园区XXX事业群XXX制造处一名普通员工,苹果的iPhone XXX就是我们产线生产的。




看到树洞里那篇富士康人的来信,感觉相当不忿。此位兄台的IP地址来自深圳市富士康集团,可以确定他不是一名普通员工,




应该是富士康管理层的人,因为一般人是不可能接触到连接外网的电脑的。他站在一个管理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未免过于草率和片面。




作为富士康一名最基层的员工我有发言权也有必要向大家讲述一个真实的富士康,力求客观公正。




今年5月5号通过朋友介绍去富士康的普工招募点报名了普工。6号去体检,当时在招募大厅排队有上千号人,带队的招募人员真是牛气哄哄,态度相当嚣 张,稍有让他们看不顺眼的就给了揪出来立刻滚蛋,当晚分宿舍搞到晚上12点,不知他们是怎么办事的,每个人都身心疲惫。没想到进个工都这么难。之所以选择 富士康是因为在深圳的工厂在薪资待遇方面大部分是不遵守劳动法的,心想富士康作为一个大企业应该不错,可怎么会想到在富士康的日子是何等的煎熬!




新进员工培训了三天,一个培训教室容纳三四百人,座位不够用就搬只凳子坐,当时的情况真是乱成一片,人多拥挤,心情相当烦躁。培训的内容是关于公司 简介,劳动法,安全,培训老师也是走马观花地敷衍一下,实在没什么意思。




工作时间。上班是两班倒的,白班是早上8点上班,7:40要集合开早会,中午吃饭时间一个小时,晚上7点半下班,当然也要开会。每天加班2.5小 时,一周上六天班(之前是两周休息一天),所以一个月拿一千七八的工资,一半都是靠加班费的。请假很难,病假要出示病历单,事假一般是不会批准的,上班迟 到要被罚站。培训的时候说加班可以自由选择,但实际情况是如果不加班没有通过批准,以后都不会让你加班,所以加班是变相强迫性的。




信息安全。生产苹果iphone的手机,当然作业岗位都是机械性重复的动作。车间有十多条生产流水线,一条产线有七八十米长,200来人。一个车间 就有两三千人,在这里信息安全是最重要的,下班出车间要经过安检扫描,身上不能带有任何含铁的物品,搜到手机要被没收。所以牛仔裤的铁扣要去剪掉,女孩子 带有铁扣的内衣也不能穿,这样iPhone的产品信息才能得到最安全的保障。由于同时下班,几千人在排队,再加来上班的,拥挤的程度可想而知。我一度怀 疑,如果车间发生了火灾,由于安检扫描不能及时逃生,一大半的员工会被活活的烧死,即使有消防通道,因为富士康的管理层不会蠢到让你灾混乱情况下从车间带 走点什么。每次下班要排队差不多半个小时才能走出车间,而到了八点,餐厅的晚餐都没的吃了。而公司所谓的游泳池,篮球场,图书馆,网吧,卡拉OK等等的休 闲娱乐设施至于普通员工根本就是形同虚设,谁又有时间去享用呢?




工作内容。来到这里才发现做一个普通作业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线上的那些全技员(生产线长的助手)对待我们员工的态度极其嚣张,其他干部也 一样,什么难听话都讲得出口,像带有他妈的,叼毛,滚蛋,废物之类的脏话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他们喜欢说你们给我怎么怎么,否则不能下班留下做检讨这样 带有威胁的话来训斥我们,仿佛他们就是大爷,在这里我们得不到丝毫的尊重,活的像狗一样。每天的生产排配严重超标,而按wi(work instruction)作业规范指导书规定的时间去做是不能按时完成的,而不按wi去做又会被IPQC稽核,这真的是自相矛盾,让员工左右为难,在员工 很繁忙的情形下依然不停得催促快点快点。下班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排配要被留下检讨的变相体罚,丢失一个物料也要检讨,我这周连续三天被留下作检讨,两次 是作业速度太慢,一次是丢失一个手机按键。其实手机按键那么小,而流水线有那么长,工作又太忙,丢失一个也算很正常,可是那些干部是不会听你解释的,交给 你的物料你自己没有管控好就是你的错。这就是iphone 生产车间干部对员工的非人性化管理。作为学历和觉悟并不高的80、90后们都愿求明哲保身,默默忍受,又有谁去反抗呢?普通员工在这里每个人都会被或小或 大的压力左右,其实生产干部的压力比我们还要大,这都是一级级逼下来的,总经理,协理,副理,课长,组长,最后是我们一线作业员。这是一条实实在在存在的 生物链。操纵一切的家伙总是喜欢躲在幕后然后以一副慈眉善目的姿态示人,说他不知道自己的下属如何对待员工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逼到最后,承受不了如此压 力的员工跳楼自杀寻短见不足为奇了……




虽然富士康这段时间跳楼事件被媒体推到风口浪尖,但我们生产苹果iphone的XXX 事业次群的苛刻,欠缺人性的管理丝毫未受到影响连跳事情,我们没有得到过领导的一丝安慰和帮助。成立的覆盖虽所有员工的心理互助小组,招聘了100多心理 咨询专家组成专家小组,从香港引进最先近的心理分析软件(国内还没有其它企业用过)这些事情我都没看到也不知道。在观澜园区只看到C1C2楼之间‘短信申 诉平台已开通…’的红色喧传横幅。和平常没什么异样。关于跳楼事件的报道,我也是通过媒体获悉的。在厂区大多时间在上班,只有在上下班和吃饭的时候走到外 面。看看Terry Guo在媒体面前的道歉的作秀是多么的虚伪吧!还有新闻说乔布斯会派苹果公司的调研团队来深圳调查事情的真相,我相信这也只是空喊口号而已,损害自己利益 的事情谁会干呢?过一段时间,人们都不会记得ihpone的生产是建立在严重剥削压榨贫贱劳动力的基础上的,一切都会淡忘掉的,。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悲剧就不会终止!最后引用韩寒的话:无论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在未来的十年里,这些年轻人都是无 解的,多么可悲的事情,本该在心中的热血,它涂在地上……


flyb1rd
上面的转贴验证了我前面的判断:排队吃饭。
本帖最后由 wolfzhang 于 2010-5-30 09:33 编辑
不谈自由主义和新左毛左之类的大话题,光来讲讲极右分子的问题。我说的极右分子,主要特征是对市场经济绝对信赖,反对任何政府主导的福利制度,他们反对工会,反对最低工资,因为他们相信从长期和更广的范围看, ...
zoufeng_1234 发表于 2010-5-30 01:20
zoufeng兄,关于你谈的500块钱这点,我不想说最低保障工资的重要性。只是想提这么几点:

首先,你说的这个工资,如果活少,工作量不大,可以通过最低计件工资实现,未必非要给最低月薪。这也是一种最低工资制。

其次,企业在制定价格策略的时候,一味的从低价入手,导致压缩成本,而压缩成本的方法,从人力上来说,有的就是加班不给加班工资,或者给员工低工资。这种策略是不正常的。按道理属于不正当竞争。你所说的香港揭露的事件正是如此。国外对中国企业的指责即使如此。

再次,继续讨论香港那个问题,那个低薪企业的员工提出的他被解雇,所以指责香港学生,那么人家一样可以指责,这种企业的恶意竞争,让其他正规付员工最低工资的企业陷入没有订单的局面,所以同样可以指责它。而且,这种指责更容易遭到同情。
140# 李小玩

李老师,我是认真面对每个自己主贴后的回帖。当然,我的水平有限,很多地方可能是不对的。所以我期待能有人能指正我,让我有更清晰的认识。如果在认识上我被惊醒,我会感激他。

可惜的是,这里有两位大虾,一来就噼里啪啦的轰上两句,我想深入了解一下,他们到底为啥这样想的。结果都说不清楚。

比如,说什么立场决定思维,(这算大帽子的把?)我问他,我什么立场?支持富士康还是反对,支持政府还是反对?他答不出来。

还有说什么“都是左派话语”,这句话也比较奇怪,即使是对W兄所说,这句话出现在我的跟帖中,而且用的是“现在都是‘左派话语’,看得我想呕吐”,只说明几点:第一:不尊重我,因为我的主贴和跟帖都是关于富士康工作的相关言论,即使没对我说,“都是”一词的使用,也是把我的话算在里面了。第二:W兄关于在富士康工作的话语出现在2楼以后,我不相信他只看W兄的言论,而忽视了我的回帖。(也就是说,他所谓的无视我的回帖,我可以认为是假话)。因为W兄的很多话语,是从我跟他的继续讨论中出来的。

可以说,W兄之所以能跟我讨论了那么多,就是因为我们之间相互交流,你纠正我的观点,我质疑他的观点。。。我认为这样的讨论,才能对双方的话题有更深入的认识。铁MM的关于自杀率的分析也是如此,我同意她对统计的观点,质疑的是富士康的近日的自杀是否具备统计学的价值。

不过,有人光光突兀的来一句评价,还没亮出你的观点,也没为你的观点做立论,谁会相信你?即使你的结论再对,你没有辨析的过程,我也是不会接受的。

所以,即便有人说我矫情,不提他的名字,我也不会再提他的名字。因为他的这种“无视”我的回帖的行为,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个侮辱。除非他收回自己在我的第一个跟帖,否则,我将无视他所有的主贴和跟帖。以此表明我的态度。因为,我认为,一个人的言论,跟这个人的品德,是相对应的。没有品德的人,写出让人觉得再对的文章,对我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我宁愿看那些,有缺陷,但是是活生生的人写的文字。

最后提及记者,有些记者确实自以为自己了不起。我说一个简单的例子,最近似乎发生了一件母亲把几个孩子捆在一起沉湖自杀的事件,某记者用他的高清晰度相机将此画面拍下来,然后发在网上,我看到了,心中很震撼。我对转发人说,希望你赶紧删掉。如果说,某某部要禁不良的新闻,就应该禁这种镜头。因为,首先,涉及儿童,必须打马赛克,其次,画面涉嫌残忍的行为,对大众的影响不好,完全在“强奸”大众的眼睛。另外,对于这些事件的具体案情,如果涉及人名,必须用假名或化名,这是记者的职业道德。可惜,我们现在的记者,不知道差到何种程度。

我想,也许都是某某部训出来的。因为实话不会说,坏话不会讲,所以都剑走偏锋,以奇取胜。不过,这些记者能逃脱干系?他们至少应该有做人的准则吧?
《星岛日报》独家专访鸿海集团前执行顾问前鸿海集团执行顾问
         信怀南形容他与郭台铭的关系,就如离了婚的夫妇一样,因为误解而结合,因为了解而分开,「离婚」后本不宜发表意见,这也是十年来他很少说起鸿海的缘故。不过最近富士康员工自杀问题闹得那么大,加上他与《星岛日报》有很好合作关系,因此很乐意接受本报独家专访,谈谈他对富士康事件以至郭台铭的看法。信怀南特别强调,这只是代表了他个人的意见。如果他讲了一些郭台铭或鸿海的好话,不是因为要拍马屁;如果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也不是出于恶意,因为彼此之间已经没有利害关系了。
     不是血汗工场是压力锅信怀南认为富士康绝对不是一家血汗工厂。「郭台铭的人,绝对不是一个经营血汗工厂的人。我们一般所谓的血汗工厂,很可能是以工人的工作条件为出发点,例如灯光、空调、薪水、工作时间等,偏向与物理环境上的一些缺陷。鸿海绝对不是这样的公司。在设备上,当然绝对不是所谓的血汗工厂。」
    「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你一个公司的设备再好,例如有游泳池,但没有时间去游,那有什么用。第二个,虽然不是血汗工厂,但绝对是一个压力锅,在鸿海或富士康做事,绝对不会感觉不到极大的压力,绝对不会很愉快,不会嘻嘻哈哈的。」
    「龙华厂原来是郭台铭的弟弟当厂长,就是后来去世的弟弟。那个时候龙华还没有这么大,不过龙华也好,昆山也好,绝对是军事化。在郭台铭的血液里,有军事管理的基因,例如他曾经跟我说过,他说management这个词,翻译成管理不好,应该翻译成管控。而且把他的客户,分为一军、二军、三军,所以绝对是军事管理的作风。这在台湾实施起来,和在大陆实施起来可能有很大的区别。」
     富士康公司文化是什么信怀南认为自杀事件纯粹从数字上看,从比例上来讲并不是那么大一个数目,因为这个可以与中国的自杀率相比等等。但是他始终觉得,一个工厂短期发生那么多自杀,绝对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事情,不过这个原因可能比较复杂,可能很难讲得很清楚,因此他不愿对此发表太多言论,不过可以分析鸿海的管理方式是否对此有影响。
     信怀南指出虽然是同样的管理方式,不过在台湾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不认为与「一胎化」或是「台湾人多数当过兵」有关系,而是因为家庭的关系。「主要是因为有家庭在后面撑着这个地方。举个例子,底特律三大汽车公司,多数是本地人,很少是加州的去做工人。不过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因为你当地找不到那么多的人。」
     郭说了才算数「郭台铭的管理方式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老是他一个人忙得要命,他是一个凡事都要自己处理的人。在我看起来,龙华那个事件,为什么当地的副总裁不能出来挡在第一线,当然他出来挡在第一线是他的诚意,这个我不评批。不过郭台铭凡事要自己处理是他管理方式上的一个极大的弊病。」
    「我说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当时我要来回昆山,机票一直没有下来,当时我就问他的特助,他说要等董事长批准。我心想这么大一个部门的副总裁,买飞机票还要董事长签名批准。而那边上课的人,他们不知道是上礼拜六一天,还是礼拜六、日两天。要后来郭台铭告诉那个人,你礼拜天带信老师去哪里玩玩,他们才知道不用礼拜天上课。」
    「发生这样的事情,绝对与郭台铭的管理方式和富士康的公司文化有关。不过究竟什么是富士康的文化,答案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那么大的一个公司没有公司文化,可能就是台湾那句话『爱拼才会赢』,它是竞争力很强的一个公司。我坐飞机碰到不少鸿海的对手,以前的员工,老实说没有一个人说鸿海的好话。可以说,鸿海的文化就是如何在竞争力上高人一等,任何一个公司或产品,要的就是三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产品要好、生产产品的时间要快、成本要便宜。鸿海算是三个都能达到的,郭台铭要求他的员工三个都要做到,这就是为什么在富士康做事是一个『压力锅』的原因。」
     攻心计树权威信怀南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在鸿海或富士康工作的职员受到的压力。「我去开会,我坐在会议室最后面的沙发,郭台铭的员工是面对他的。有两个事情我是印象深刻的,一个是有人站了半个钟头,郭台铭问他『你站在那里干什么』,他说『董事长你没有叫我坐下来』。」「还有一次他用电话免提与大陆一个高级干部讲话,他叫对方你再说一遍,那个人就再说一遍,声音是越来越大,大概有十次,那个人传出来的声音已经沙哑了。我就一直摇手,叫他不要了,因为我们从美国回去的,觉得有点不人道的,而且是很侮辱性的。后来我出去跟他讲,他笑一笑,没说什么。」
     回想起来,信怀南觉得郭台铭就像中国的法家,非常攻于心计,很讲究策略,他不是真的要侮辱这个人,而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树立权威,「我觉得在他眼里,我可能是妇人之仁,他很厉害的,与日本人开会,故意半个钟头迟到,然后穿拖鞋进去,他就是要给你一个下马威。」
    信怀南当时曾经晚上在鸿海的饭厅就餐,发现饭厅坐得满满的,就问身边的特助这些年轻人是不是不想做饭,所以吃完饭回家去,他回答说不是,这些人吃完饭要去加班的。「郭台铭的公司为什么要加班那么多,变成一个常态,后来我发现原因是他不走,他晚上10点前不离开办公室,他不离开,他的部下就不敢离开,部下的部下就不敢离开。」
富士康工人自杀背后 / 报童
2010-05-30 11:19 | 阅读(146) | 标签: 时事观点 | 字号:大 中 小

——中国人生活的民族志细节




作者:周雷

人类学博士

云南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

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富士康工人自杀事件实际上揭示了几个有关中国的生活常识和深刻危机:第一,底层中国人集体成为寡头满足欲望的生理工具,以及国家发展觊觎满足的燃料,中国经济体内在的能量失衡,使得许多中国人被物理化和异化,人被当做燃料和生产资料使用,地理环境被阉割和蹂躏,从这个角度上说,从Iphone中国代工帝国的大楼跳下的生命,与山西的“血煤”,因发展水电而被迫移民的中国人,遍布中国矿山的尘肺和医疗病例,渗透至中国山河肌理的污染所造成的癌症村村民是等同的,虽然它的数字目前是12,并可能不断向上跳跃。




第二,许多中国人都有一些国家节日的记忆,对于70年代生人来说,小学和初中有密集的歌咏比赛,其中有首热门参赛歌曲叫《咱们工人有力量》,随着“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整合改造”、“工人内退下岗”、“工厂倒闭破产资不抵债”、“工人成为底层社会流民、手工业者和无产者”的一波波浪潮,旧的中国工人作为一个集体,其实已经在中国消失了,出现在富士康、广州、东莞、深圳龙岗的工业区产制的是一种新的工人阶层。他们相对年轻,从未有过工人荣誉感和归属感的教育,他们自己给出的标签是打工仔——这和工人有着本质区别,他们处在一种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自谋职业者的中间状态,他们的生活空间在农村、城镇和大城市之间,他们在春节的时候回家会嘲笑不出门同乡的土气,但是也会在回到城市的时候发现自己内在的渺小和“屌毛”感(许多富士康的员工私下以“屌毛”相称)。如果中国的工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沦为发避孕套、劳保用品的“国家货郎”的话,2000年以降,工会作为争取工人权益和力量凝聚的组织其实在中国已经高调消失了,国家不说,工人也不问。上世纪九十年的中国新兴工人仍然可以在歌手李春波、陈升、《打工妹》、《情满珠江》之类的怀乡、青涩恋情和励志情绪里生活;现在的中国城市打工者,他们面对的是极其恶劣的都市生活环境,无可企及的生活愿景和几乎绝望的个体成长空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丧失了自己重新做农民的能力和愿力。




第三,富士康自杀事件的国家在场和国家缺席。作为纳税大户,富士康基本上是一个中等城市,自成一体,形成了一个具有封闭和主权意识的城市庄园,这里的一切原理上仍然是“生长在红旗下”,在国家和党的监督之下,不知道富士康有没有自己的书记?汶川地震期间有没有交特殊党费?但是这些监督不过就是邀请企业主列席地区两会建言,国际劳动节、春节回家、春运高峰、城市办国际会议和国际活动的时候借关怀城市建设者的名义上演一些秀场。对于企业内部的严刑峻法、规章制度、军营管理、工人的嫔妃化和奴婢化,国家基本上是缺席的(宋山木是另外一种注脚,同时请不要忘记早些时期,中国工人的下跪事件)。只要富士康持续贡献几十个亿,它的下场顶多是个“大力整改”, 两个“关怀”,四个“回头看”。在这个意义上,富士康是被当做精子使用的,只要仍然有几个亿,保持经济的持续受孕能力,就是个好种子。




2007年我曾经调查过沿海工人的尘肺病以及工伤赔偿案例,采访了重庆的知名工人维权律师周立太,前往四川达州去采访尘肺病人的家属,并在因公致残工人的带领下,重新进入他们曾工作的工厂。从大城市、核心和龙头产业,到产业工人乡缘、血缘、业缘所联系的处在凋零中的城镇和农村,任何像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实际上处在一个异常复杂的利益链条中,如果这个环节发生问题,它涉及到的是中国工人的公民权、中国公民的迁徙权、中国的户籍管理、中国的职业正义、全球产业连锁与危害补偿、伤害(区域、集体、个体)的跨国诉讼、国际公平贸易、国际代工的制度细节、国际代工的所属地国家干预、国家赔偿、工人原籍所在地集体安置、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问题。




1999年,作为本科生刚毕业,我曾经有过短暂的广东打工经历,在拥挤成沙丁鱼罐头的车厢里坐车到广东境内,然后因为证件资料不全,被樟木头的公安拦下,统一用车装运到一个工人集散中心,有些外表对城市更为恐慌的底层打工者被送到采石场打工,作为对不办证进入特区的惩罚,我因为有大学毕业证,被中途放走(如果态度强硬,将成为孙志刚)。我辗转来到广东虎门,作为一名技术翻译工作了几个月,当时的生活还没有电脑,网络也没有普及,我记得当时这家当地比较大的皮革厂周围有黄色录像厅、小卖铺、烧烤店、电话亭、性用品商店,宿舍里没有电视,下班的时候许多人是穿着短裤光着上身到电话亭打电话,然后在烧烤摊上喝上几瓶啤酒,男工人聊得大多数是性和女人。我曾经到我的工友家访问过,他住在广州,具体地址是石牌,那是一个城中村的超级版本,所有的建筑在跳贴面舞,坐在房间里只要有电话,所有的要求都可以搞定,房间比较脆薄,经常夜里能听到隔壁亲昵的声音。




那是中国的1999年,我大学毕业,我随后觉得这种打工没有出路,去继续读书,我同时间下海打工的同学和朋友,小部分自己创业成功,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些产业和生意,当时流行的做法是,在学到了老板的一些做法后,转过身就可以模仿成立一个新公司,做任何可以挣钱的事情。至于中国新兴工人的生活环境,我相信他们会过得更加数字化,但或许和1999年一样糟,甚至可能在伙食上更糟糕,因为可能在极热的广东喝不起一碗绿豆汤。
天网地网隐形网,拦不住人们“赴死慷” / 燕云
2010-05-29 10:00 | 阅读(2165) | 标签: 所见所闻 | 字号:大 中 小

我有个同学,其实是我同学的同学,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跟同学的同学比跟同学的联系更多、关系更好。前天半夜,事实上更接近黎明,同学的同学给我电话,尽管我尚在不清醒的梦游状态,但还是一耳朵听出来她的声音。她说她难受,睡不着,我就说,那就什么也别想什么也别干,一门心思睡觉;她说睡不着的时候很难受,难受的时候发现没有几个人可以夜半打电话于是更难受,我说我也很难受,我难受的是她不该这么跟自己较着劲的难受;她说她很烦,太多的问题让她烦恼,我说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试图通过别人解决问题基本属于无解;她说我太抽象,我说再具体而微下去小来就该醒了,小来偏过头来说,她已经醒了,于是我挂断了电话,因为当时是凌晨4点47分,距小来起床上学还有2小时,我不能耽误影响她。




我同学的同学结婚很早,离婚也早,后来打摆子不歇气地谈过N多次恋爱,恋得多了,爱就没了,现在是该找个男人的时候了,但她身边只有一只形影不离的狗,那只多年以前强暴过我家布娃娃的公狗已经老了,活在世上的日子越来越少,是时候她给它养老送终的年月了。




我同学的同学的烦恼或许并不仅止于身边只剩下一条老迈的公狗,她原先在一所重点高校做老师,有不必坐班的自由,有传播知识的快感,有大把的假期消费自己的度假计划,但是后来,我敢肯定她一定是哪根筋扯了拐抛了锚或者纠了结,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调去了一家听上去很油水的单位,她每天依然会面对许多人,但不是俯视学生的高高在上,而是服务窗口日复一日接件发件的机械重复。




她有很多烦恼,烦恼之一是她后悔自己冲动调离高校,陷入了一个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很糟的尴尬境地;烦恼之二是她曾经引以为傲的美式英语竟然在今天连一个小学生家教都做不了,没有家长愿意把孩子交给一个与教书育人风马牛不相及行业的人;烦恼之三是她渴望有人爱,但现在的她已无力再爱,除了那条相依为命的老狗,更令之恐慌的是再也不会有人像从前爱她那样爱她了,因为这不是一个奢谈爱情的年纪了。




我可以相当感同身受她在失眠中感到的无以复加的痛苦和折磨,甚至我可以武断的说工作的失落加上生活的失意再加上一个人的孤单,她极有可能患上抑郁症,而抑郁,也许是很多人不可抑制走向死亡的重要原因,如果梵高只是割掉了自己的耳朵,那么高更却为他服下砒霜付出了两个月剧烈头疼,海明威举起12型口径双筒猎枪对准自己智慧的头部一击,茨威格夫妇在流亡中双双结束了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无尽的孤独!终极的思考是什么?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将往何处去?




我同学的同学或许没有这么深邃的痛苦,如果她的老狗一直陪伴在她身边,如果她很快堕入情网并为此欢悦,如果像我这样冷漠的人在夜半不拒绝无休止地跟她隔空对话,如果她今天讨厌的工作忽然得到改观,如果只是上面所说的其中任意一样东西使她得到满足,也许,她不会再失眠,不会再孤独,不会发展到将来服毒跳楼割手腕,从这个意义来看,烦恼来得跟容易,去得也很快,究其实,一个普通人,要的并不多,与贪婪奢望更不沾边。但我们这个社会最不拒绝的就是冷漠,最拒绝的就是帮助,所以孤独才会可耻,可耻才会下贱,下贱才会找死,找死的人很可能成为思想家哲学家,当思想家哲学家的光环开始闪耀光芒之际,堪破尘世黑暗的人会从容慷慨赴死,我今天把它称作“赴死慷”。




成都有个红星路隧道,年年招商招不到,因为没有哪家企业愿意从此就“睡到”。我是郭老板,就找风水先生另起名儿,天网地网隐形网,哪里拦得住人们“赴死慷”。“赴死慷”一年之内可以纵身12跳,可见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孤独和冷漠。我上个星期给一个年届35岁尚未生育的女友说,孩子一定是要生的,生产是痛苦的,但痛苦过后是有希望的,孩子的存在使我们明白我们今生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有一个目标,都会得到传承,人有了希望,就不会觉得付出之苦,就不会感到牺牲之累,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孩子的存在让我们不再是四顾苍茫的孤家寡人索然无味地赖活在人世。那么,“赴死慷”的孩子们,他们一定是认为看不到希望了?




我想说什么呢?改革开放最明显的成果是实现了小平筒子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富起来的不是平民百姓,基尼指数高达0.48,和谐社会却稳如泰山没有动乱,钳制高压下的人们没有权利选择生路,就只有选择死路;改革开放最大的成果是人的精神被异化被物化,人与人之间纯净的关系被功利化世俗化,人与单位之间的关系是压榨与被压榨,盘剥与被盘剥,无论它姓央姓国还是姓民姓外。这么理解问题可能流于绝对化,但毋庸置疑是今天这个时代最普遍的现象,我早年写新闻稿总写社会经济发展......,后来闹明白,从中央到地方,领导嘴里喷出来的都是经济社会,渐渐明白了——经济社会发展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人被机器化,像机器那样无需思考,像机器那样不停运转,像机器那样冰冷无情......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今天的年轻人抗击打指数明显低于我们这一代人,而我们这一代人又明显不如经历了国共之争经历了五七反右经历了三年饥荒经历了十年动乱的我们的父辈,有人说,文革中自杀的人还少吗,不错,那样一个非常岁月,那样一个非人岁月,当一些人选择死,而我们的父辈却从生不如死的地狱里死里逃生爬出来了,这就足够我们景仰一生。那么,今天的年轻人,魂儿里究竟缺失了什么,是苦难的磨砺吗?是信仰的丧失吗?还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根本上允许精神的不在场?




死并不总如夏花之灿烂,秋叶之静美,至少高楼上坠下的尸体是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的,我总说,那会很痛,自己,亲人,朋友,包括每一个陌生的人。
富士康加薪 蘋果補貼1~2%
聯合新聞網
富士康連續發生跳樓事件後,在傳出上游廠家蘋果、惠普、戴爾、索尼、諾基亞對富士康工廠進行調查的同時,28日有消息指出,蘋果公司可能對其由富士康代工產品進行直接補貼。 新京報引述消息人士說,蘋果公司準備對其在富士康代工的產品進行直接補貼,用於提高相關生產線 ...
zoufeng兄似乎似乎对于 招标,投标,外包什么的不大懂吧。我有个项目,要做多少个零件。你们来投标,质量好价格适当的中标。如果都觉得不合适,就流标。很多项目都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

古代诸葛亮草船借箭,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计件工作方式。

当然,计时工资是比较合理的制度。就像我以前提到的,钟点工默认现在一个小时10块钱,你给就做,不给人家就找愿意给的做。你如果非要说,5块钱做不做,会有人做,但是只要他这样请人,必然会得到其他钟点工的地址。因为这属于恶行竞争。破坏了约定俗成的竞争平衡。

至于你说的那个,你非要认为香港女生是主要原因,那我也没办法了。我只能说,香港女生不说,其他工厂工人也会说,记者也会说,只要是业已存在的事实。没什么不能说的。至于其倒闭,那么,为啥不像这次富士康一样,让苹果惠普什么的提高补贴呢?不是说没有解决的方法。

就像在故意摔死马才拍出的新三国,观众尤其看得津津有味,那么,由摔死员工的富士康代工的iPhone 产品,高层人士仍然用的津津有味。我不苛责他们,但是我,将心比心,如果发现因某产品曾经害死过人,那我宁可不去用它。因为我怕我会每次用它都会想到这些,而这些会让我良心不安。
猪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没有说不能用富士康的东西,我说得是,富士康如果有问题,必须关注,并追究。

我前面提到了,如果富士康正确处理比如说是孙丹勇的事情,即如果上述事情属实,应该严处严刑逼供之安全部门的责任人。

我没说富士康就是怎样的血汗工厂。相反,我在主贴中对富士康提出的期望,正如台妹对他的苛求提出的期望是差不多的意思的。

但是,如果富士康对此进行掩盖,隐藏事实等各种行为,那么,就该遭到审查。你没看到苹果都介入了么?那如果照你的意思是说,苹果根本没必要介入。富士康是不是血汗工厂,关苹果屁事。那么,苹果调查的基础是什么?富士康不是给苹果生产出了质量很好的产品了么?

对于此事,我这么认为:对一个比较正规的企业,要求更严格一点,是对这个企业好。而不是为了弄垮这个企业。
不知道为啥突然提到招标投标。招人有点像招标,某个工作岗位,对于同样具备胜任能力的应聘者,老板一定是愿意把工作给工资要求最低的人。国家设定最低工资,就像政府有个招投标办公室,强行设定一个最低投标额, ...
zoufeng_1234 发表于 2010-5-30 15:21
那你是不知道投标了。投标不是每次都是最低价中标。投标标准有权重。价格只是其中的一点。

另外,无论哪里的招投标,都有个预算。这个预算在估价的时候,是要对当时的大概价格进行考察的。就像拍卖,也有个底价。不然,我只要想办法拍1元,然后禁止别人竞拍,我就会以1元中标。这样自然会侵犯拍卖者的利益。
怎样才能体面的生活?--从《幸福终点站》谈起

wolfzhang

汤姆汉克斯是我很欣赏的一个演员,他主演的《阿甘正传》,《费城故事》,《拯救大兵瑞恩》等片都是大片中的精品。他和凯瑟琳.泽塔琼斯主演的《幸福终点站》更是一部非常动人的影片。汤姆汉克斯饰演的男主角坐飞机到美国后,国内突然发生政变,导致自己的证件在法律上都属于无效。他变成了一个失去了国籍的人。因此,他在美国的机场无法入境。但他又因为自己怀揣着一个收集美国黑人乐手签名的目标,不愿就此回国。为此他不得不在机场打工挣钱养活自己。直到等到自己的证件有效,能够进入城市为止。他有个好手艺,就是干木匠活。由于美国人法律有规定,必须支付给雇工不低于最低小时工资标准的工资,他在机场内也能够很好的生活,并和机场内的很多人交成了朋友(当然也与几个讨厌他为了赶他回去的人做了坚决的斗争)。到了最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进入了他所希望进的酒吧,收集到了签名。


我有个朋友技术移民去了加拿大,在那里他买了一栋房子。他跟我提到,买家具什么的都要拖回来自己按照说明书自己安装。我就问他了,为什么不请个钟点工做这种事情?因为国内我们经常请阿姨来做饭,请搬家公司来搬家。他说了,在加国请钟点工很贵的。与其这么花钱,不如自己搞搞也别有情趣。我想想也对。南京的钟点工当时大概是10块钱/小时的标准(约定的标准?),请个阿姨来家里,每天搞卫生做饭2小时(不包含周末),一个月(以每周5天,一月4周计算)大概也就400块钱。钟点工往往一个人打三四份工,合计收入大概也有千把块钱,扣除房租食品等固定支出,每个月大概能净挣几百块钱吧。这种工作如果到加国去那肯定没人去做了。加国的最低工资标准约在7.00-8.25加元之间,美国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7.25美元。加元与美元对人民币大概都在1:6.7左右,换算成人民币大概需要每小时50元左右。如果按照这种标准的话,中国人请上面说的那种保姆,大概一个月得支付2000元甚至更高。而保姆的工资大概能达到8000元了。


常说中国人的低成本优势,通过保姆的雇佣成本(我们甚至都不给保姆办各种保险金)就可以略窥一二了。更不要说其他行业,特别是民工(建筑,矿工),更不要说那些经常拖欠民工工资的事情了。我们的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工资标准差异很大的。垄断行业的抄表员,高速公路的收费员,月收入也能达到8000元。难道他们做的技术含量就比民工高么?


美国加国的工资制度,保证了各类人员在从事自己行业的时候,都能够进行体面的工作,拿到适当的工资。木匠可能也能买到自己想要的房子。这样的话,老百姓小时候的梦想,也许不像中国人那样,只想当官,或者做科学家,或者做企业家。因为各行各业都能出能够保障自己,进行体面生活的人。美国孩子小时候也许想,我长大了就当个木匠,因为木匠也是艺术家(就像著名LV或者Prada的包包永远是手工制作,但是一样可以卖出很高的价格)。我们的小孩子,没有人会劝他长大后就当个木匠的。因为木匠可能还养不活自己,或者得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是美国的梦想。我想大概应该成为中国将来的目标的。
不知道为啥突然提到招标投标。招人有点像招标,某个工作岗位,对于同样具备胜任能力的应聘者,老板一定是愿意把工作给工资要求最低的人。国家设定最低工资,就像政府有个招投标办公室,强行设定一个最低投标额, ...
zoufeng_1234 发表于 2010-5-30 15:21
省钱的老板愿意把工作给那些要求工资最低的人,好的老板不仅不会这样,还会给员工设定职业生涯计划,让员工的发展随同企业的发展,甚至通过提成,奖金,期权,分红等手段促使员工更好的为企业创造价值。所以,你所说的这个,是从你所认为的自由经济老板用最省钱的方式。明智的老板不会仅看到这种短期效益,而是考虑到如果员工掌握技能后,如何稳定住员工。这样,还会给企业节省培训的成本。

你可以从一些案例中看到,很多大公司都是这么搞的。
世卫组织:媒体该怎样报道自杀 / 傅剑峰
2010-05-30 14:19 | 阅读(435) | 标签: 杂谈 | 字号:大 中 小

这是一位在香港做心理学研究的博士好友发我的,看了之后,觉得国内不少同行的报道可能与世卫的不少要求是不符合的,包括我自已的。作为一种重要的伦理规范,觉得大家应来一起讨论,分享和反思




预防自杀

媒体从业者参考资料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自杀预防协会

2008年2月




声明:本资料由国际自杀预防协会下属的“自杀与媒体专责小组”成员提供。




快速概览

· 把握机会对公众进行自杀教育。

· 避免使用将自杀耸动化或正常化的语言,亦避免将自杀呈现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 避免将自杀新闻放置在显著位置,亦避免不正确地复述自杀事件。

· 避免详细描述已致死或未致死之自杀所使用的方法。

· 避免提供发生已致死或未致死之自杀的具体地点。

· 谨慎设置标题。

· 谨慎使用照片或视频。

· 报道名人自杀时格外小心。

· 对自杀者家属给予相应的关怀。

· 提供求助信息。

· 注意媒体从业者本身亦可能被自杀事件影响。




自杀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对社会、公共情绪和经济都有深远影响。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00万人自杀,据估计每例自杀死亡都可能影响到6个人。




影响自杀及其预防的因素非常复杂,至今还没有被研究透彻,但是有证据显示媒体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脆弱个体会被自杀报道影响而进行效仿,特别是当报道很广泛、显著、耸动并且/或者仔细描述了自杀的方法时。而另一方面,负责任的自杀报道可以教育公众,并可能鼓励那些处于自杀危机中的人去寻求帮助。




本资料综合了可以证明媒体自杀报道所产生影响的文献,并基于这些文献进一步提供自杀报道建议。我们鼓励在报道自杀时保持谨慎,但并非鼓吹新闻审查。我们了解有时候基于新闻价值标准,自杀需要被报道。我们只是建议如何可以最大程度保证有关自杀的报道是准确、可靠并且符合伦理操守的。




我们了解世界各地甚至一个国家内部关于自杀的报道都各有不同。在关于什么是适合报道的和如何获取关于某例自杀的信息方面,各地存在文化差异。故此,本资料只提供普适性指南,并鼓励媒体从业者与当地的自杀预防组织合作,进一步制定出适合当地的指南。




本资料适用于在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工作的媒体从业者。大部分建议适用于前述各种媒体的报道,但小部分专门适用于印刷媒体。




模仿性自杀的证据




目前已完成的关于模仿性自杀的调查研究已经超过50份。关于这些研究的综述一直都得出同样的结论:媒体对自杀的报道可以引起模仿性自杀行为。这些综述也注意到,这种模仿在某些情况下尤为明显。模仿性自杀的数量与时间呈函数关系,在自杀报道后的头三天内达到顶峰,而在两周或者更长时间之后就渐趋平稳。模仿性自杀还与媒体覆盖的数量和显著程度相关,反复报道、轰动报道之后通常都能见到明显的模仿性自杀行为。特别是当自杀报道的主角与受众有某些相似之处,或者自杀报道的主角是名人或者为受众高度关注的人物时,模仿性自杀行为的出现会尤为显著。另外,某些亚人群(如年轻人,抑郁症患者)特别容易受到自杀报道的影响而采取模仿性自杀行为。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过度描述某种自杀方法可能会导致更多采用这种方法自杀的行为。




关于这些研究的更详细综述请参见附录1。




负责任的报道




把握机会对公众进行自杀教育




人们对自杀有很多误解,而媒体正可以在消除这些误解方面发挥作用。导致一个人自杀的因素通常是多元而复杂的,不应该简单化呈现。精神疾病是自杀的最强烈诱因。例如抑郁、滥用药物之类的精神紊乱可能影响到一个人应对各种生活压力和处理人际矛盾的能力。此外,文化、基因和社会经济因素也可能诱发自杀。然而人们几乎总是会在自杀事件还没有得到彻底调查之前,就把自杀错误地归因于考试失败、关系破裂之类的单一事件。自杀肯定不能被描述为一种解决个人问题的方法。自杀行为的复杂性会对自杀者的家属、朋友产生毁灭性影响。他们通常会去寻找原因,反思他们是否曾错过了某些自杀“讯号”,也会哀悼所失,感到愧疚、气愤、被歧视、被孤立。自杀报道如果能涉及这些影响,将会有助于教育公众。




避免使用将自杀耸动化或正常化的语言,亦避免将自杀呈现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媒体从业者也许比任何人都了解语言在传递微妙意义方面的重要性。将自杀界定为一种重要公共健康问题的语言有助于教育公众。一方面,媒体语言不应将自杀耸动化。“自杀流行”之类夸张的词语应替换为“比例上升”。在标题中使用“自杀”一词时一定要慎重。另一方面,应避免使用会让公众误解自杀或者将自杀正常化的语言。“政治自杀”之类借用“自杀”来打比方的词语会让公众对“自杀”一词逐渐麻木。“未成功的自杀”之类的词语暗示着死亡是令人期待的结果,相比起来,“未致死的自杀”表达更准确,更不容易引起误解。……




避免将自杀新闻放置在显著位置,亦避免不正确地复述自杀事件




相比起较为含蓄的呈现,将自杀新闻放置在显著位置和不正确地复述,更可能引起效仿行为。报纸的自杀报道最好放在内页而非头版,而且最好是在内页的底部而非上部。电视、广播节目则最好将自杀新闻放在第二、第三段或者更靠后的位置而非头条。需要特别谨慎考虑自杀案例的原貌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被反复报道或者被更新。




避免详细描述已致死或未致死之自杀所使用的方法




应避免对某一已致死或未致死之自杀所使用的方法进行细节讨论,因为条分缕析的描述可能促动脆弱人群去模仿这一行为。例如在报道过量摄取药物自杀时,详细介绍所摄药物的特性、数量、成分或制造方法是不明智的。当自杀方法并不常见时,报道尤其需要小心。虽然此类死亡也许格外具新闻价值,但是对这些新奇方法的介绍可能会诱发其他人效仿同一方法。




避免提供发生已致死或未致死之自杀的具体地点




有时某些地点会获得“自杀胜地”的名声,例如曾有致死或非致死的自杀发生过的某座大桥、某幢高楼、某处悬崖、某个火车站或某个十字路口。媒体从业者应特别小心不要用耸动的语言来描述这些地方,或者夸大在该地方曾发生的自杀事故的数目,以免将这些地点定位成所谓的“自杀胜地”。




谨慎设置标题


标题的设计是要通过尽量少的语言介绍新闻要点来吸引读者注意。应避免在标题里使用“自杀”一词,以及详细描述自杀的方法或地点。




谨慎使用照片或视频




在使用某一自杀案例的照片或现场视频时一定要慎重,尤其是当这些照片或视频会让受众清楚看到自杀的地点或方法时。另外,除非得到自杀死者家属的许可,否则不要刊发死者照片。如果要使用视觉形象,不应把它们放在显著位置,也不应美化自杀者。




报道名人自杀时格外小心




名人自杀无疑具备新闻价值,而且报道名人自杀通常被认为是在满足公众兴趣。然而,因为著名娱乐明星或政治人物受到普遍崇敬,报道他们的自杀格外容易影响到脆弱人群。美化名人的自杀死亡也许令人认为社会推崇自杀行为。因此报道名人自杀时需要格外谨慎。报道不应美化自杀,不应详细描述自杀方法,而应指出自杀行为无济于事,并对他人产生诸多影响。另外,当名人自杀原因还没有立刻得到澄清时,报道需要慎重。媒体自己猜测自杀原因是有害的,最好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




对自杀者家属给予相应的关怀




不应轻易做出采访自杀者家属的决定。有亲人因自杀丧生的人们本身也处于高度自杀危机之中。当深爱的人因自杀死去,这些家属的情绪格外脆弱,需要处理自身的哀伤和其他相关事项。无论何时都应尊重他们的隐私。




提供求助信息




无论何时何地,自杀报道的后面都应尽可能附上求助信息。媒体可以根据不同的自杀案例提供相应的救援资源,不过一般来说都应包括全科保健医生和其他健康专家的联系方法,以及危机干预热线电话等。如此可以为那些因为看到自杀报道而倍感哀伤甚或考虑自我伤害的人提供迅捷的帮助。




注意媒体从业者本身亦可能被自杀事件影响




媒体从业者可能需要准备报道某个自杀案例,有时这样的案例可能恰好与他们自身的经验有吻合之处。特别是当从业者恰好与案发地有密切的联系,当地又是人际关系紧密的小地方时,报道对从业者的影响会尤其明显。媒体机构有责任确保提供必要的支持,特别是针对那些新入行的工作人员。相关的支持应包括安排检讨的机会、安排资深者给予指导等。每个媒体从业者在感到自己受到新闻报道影响时,都应毫不犹豫地向机构内外的相关人士求助。




可靠信息资源




媒体从业者在为自杀报道寻找背景知识时应使用可靠可信的资源。




全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统计部门都会提供该国的年度自杀率数据,通常这些数据都是按年龄和性别来细分。国际卫生组织(WHO)整理了这些数据并能够提供许多国家从1950年至今的数据。(在比较不同国家的自杀率时需注意,不同国家的宗教、文化、法律法规各有不同,会影响到该国在确认和记录自杀时的标准也有所不同。)WHO网站地址是 http://www.who.int




许多国家有能够提供一般性有关自杀的知识的机构。其中一些机构也在预防自杀方面发挥作用,它们为被自杀意念困扰或者遭遇亲友因自杀丧生之痛的人提供帮助,它们通常也提供宣传服务,并推动相关研究。国际自杀预防协会(IASP)聚合了这些分散在各地的协会,并在全球许多国家有代表机构。IASP网站汇集了大量资源,可以为媒体从业者准备自杀报道时提供有用的信息,该网站地址是 www.iasp.info. 你也可以在IASP网站上看到30多个国家的媒体报道自杀指南。




来自具体专家的意见也应被尽量收集。这些专家可以帮助媒体消除一些关于自杀的误解,还可以对一般意义上的自杀预防,或者警惕具体的自杀危机并对之进行危机管理提出建议。




其他媒体形式




本资料所讨论的自杀新闻报道专注于传统媒体,包括报纸、电视和广播。毫无疑问,网络等新兴媒体形式也同样值得关注:越来越多的网站提供详细的自杀指南和自杀方法,撮合自杀伙伴,清楚罗列名人自杀事件,并且/或者发布因自杀身亡者的视觉影像。另外,在大小屏幕和舞台上呈现的虚构的自杀故事也可能影响到公众的想法和行为。对网站、电影、电视剧或舞台剧的内容责任提出建议已超出本资料的范围,但是这一领域同样值得更多关注。




附录1:关于模仿性自杀的科学研究文献概览




最早关于媒体影响自杀行为的证据出现于18世纪晚期,来自一种娱乐媒体。1774年,歌德发表了《少年维特之烦恼》,书中的男主角因为爱上了一个无法得到的女人而开枪自杀。小说出版之后,在欧洲各地发生大量自杀,其中很多死者在自杀时穿着和维特相似的服装,采取了相同的自杀方法,并且自杀现场都有一本此书。因此这本书在欧洲几个国家都被封禁。




此后直到1970年代菲利普(Phillips)[1]发表了一项突破性研究,才让新闻媒体对自杀的报道或者娱乐媒体对自杀的描述而引起模仿性自杀这一说法,从奇闻轶事升级为学术话题。这项研究回顾对比了美国媒体在头版报道了自杀案例的月份里的自杀数量,和没有在头版报道此类案例的月份里的自杀数量。在研究所回顾的20年间,有33个月里有媒体在头版刊发自杀新闻,其中26个月里自杀数量有明显增长。




自从菲利普的研究问世之后,已经有超过50篇关于模仿性自杀的研究在学术界发表。总体来说,这些研究从多个方面加强论证了媒体对模仿性自杀的影响。首先,它们改进了研究方法。例如魏斯曼(Wasserman)[2]和斯塔克(Stack)[3]都基于菲利普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扩展考察的时间段,采用更复杂的时间序列回归方法,并且主要考察自杀率而非简单的自杀数量。其次,这些研究考察了不同的媒体形式。例如布伦(Bollen)和菲利普(Phillips)[4],斯塔克[5]分别考察了美国电视媒体向全国播放自杀新闻的影响,他们发现这样的播放之后自杀率有显著增长。最后,虽然大多数的早期研究都是在美国完成的,并且只考察致死的自杀案例,但是晚期的研究开始扩展到亚洲和欧洲国家,并且扩展到关注未致死的自杀。例如近来,郑??和他的同事(Cheng et al)[6,7]、叶兆辉和他的同事(Yip et al)[8]分别论证了在台湾和在香港,明星自杀报道之后致死和未致死之自杀率都有所上升。而Etzersdorfer,Voracek和Sonneck[9,10]考察了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份报纸报道一个名人自杀之后的自杀率,也得出相似的结论,他们还发现在该报纸发行量最大的区域,自杀率的增长尤其显著。




对这些研究的系统综述都得出一个一致的结论:媒体的自杀报道可以引起模仿性自杀行为。[11-13]这些综述还注意到这种模仿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显著。模仿性自杀的数量与时间呈函数关系,在自杀报道后的前三天内达到顶峰,而在两周[4,14]或者更长时间[15]之后,就渐趋平稳。模仿性自杀还与媒体覆盖的数量和显著程度相关,反复报道、轰动报道之后通常都能见到明显的模仿性自杀行为。[9,10,16]特别是当自杀报道的主角与受众有某些相似之处[17],或者自杀报道的主角是名人或者为受众高度关注的人物时,模仿性自杀行为的出现会尤为显著。[2,3,6,8,18]另外,某些亚人群(如年轻人,抑郁症患者)特别容易受到自杀报道的影响而采取模仿性自杀行为。[14,19,20]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过度描述某种自杀方法可能会导致更多采取这种方法自杀的行为。[9,10,21-24]




另一方面,也有证据显示媒体也可以带来积极影响。证据来自一个探讨媒体对自杀的恰当报道是否能让致死和未致死之自杀率降低的研究。由Etzersdorfer和他的同事一起完成的这项研究显示,自从维也纳引入对于地铁自杀报道的媒体指南之后,将这类自杀耸动化的报道有所减少,相应地,维也纳的地铁自杀率减少了75%,总体自杀率减少了20%。[25-27]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这项媒体指南在奥地利全国推广,该国的自杀率也同样有所下降。这样的积极影响在媒体配合度较高的地方比较显著,并且能够持续发挥作用。[28]




总结来说,媒体的自杀报道能够导致效仿行为这一论点已经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我们可以看到这类报道会引起致死和未致死的自杀率出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增长。这一增长不能解释为迟早要发生的自杀恰好在这个时候发生而已,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随后的自杀率有相应的减少。因此我们呼吁媒体从业者在报道自杀时一定要保持慎重,在满足公众知情权和不要危害公共精神健康之间取得平衡。
157# 夏加坤

谢谢加坤兄回帖。

您说的12跳多么?这个问题如果对国内矿难,疫苗,奶粉。。患者或者死难者而言,那是少之又少。而且,后者大家几乎没办法再究细节。原因大家都知道。

所以,柿子找软的捏,打仗也要找敌人比较弱的地方做为突破口。富士康正好出于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说,(特别是所谓的左派角度),不能容忍台湾人欺负中国人,所以,有些人需要来追究责任,从公民权利的角度来说(特别是所谓的右派角度),不能赞扬所谓的“低人权优势”。因为,所谓的低人权优势,其实就是没有给员工以足够的人权。即如加坤兄所言的,经济高速发展建立在员工被压榨的基础之上,而且,由于利润本身并未适当的回归民工手中,而是以税收的方式聚到当局手中,或者以利润的方式被台湾人以极大优势的拿走。所以,富士康事件变成了一个热点问题。

从上面我转来的各个文章可以看出,分析富士康的事件已经有了很不同的角度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对一个问题的正视有助于我们了解问题的根源,并想办法逐步解决问题。至少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160# kemingqian

周瑜让诸葛亮在十天之内做出十万只箭。诸葛亮说三天足矣。意思就是说,我做10万只箭,你别管我几天做好。反正在你要求的时间范围内。不仅如此,他第一天没做,第二天没做,第三天去曹营借箭去了。

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个计件的活。周瑜提出任务是十万支。全部用好点的工匠也许1个月做出来。全部用不大熟练的也许需要3个月。但是,接这个任务的诸葛亮由于能力超群,只花了1天。如果计时来计算工资的话,那么,越熟练的人,因为其做得越快,所以时间短,所以拿的钱就越少。而越不熟练的工人,其做的时间越长,如果按照计时工资制,给他的钱得越多。这样一看,显然是不公平的。所以,有些事情适合用计件的方式去做。你别管我怎么搞成的,我不必天天加班,天天熬夜,我只要自己能做好,就行了。因为你要的是一个deadline和一个结果。我保证在deadline之前把任务完成。你按总价给我钱就行了。

不知道克明兄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
161# kemingqian

是的,楼盖的越高,越有人要使用跳楼价兜售自己的廉价思想。
164# kemingqian

我的意思自然是纯粹的计时会有问题。磨洋工也算计时。所以,计时和工作效率要结合。就是克明兄所提到的熟练程度。如果公司程度度高的话,慢慢就会形成定岗定编定薪。都知道在市场部风险大,但是收益高,在技术部门,风险小,收入不见得最高,但是相对稳定。

加薪制度也很重要,这能给员工希望。认为自己在这里工作还有个奔头。否则,树挪死,人挪活,员工自然会想着跳槽,找到更好的环境。所以前面zhoufeng兄提到的,说什么老板反正找最低工资的员工就行了,这点,在现在企业来看,一定不长久。因为这样的老板,大概一辈子也不会考虑给员工加薪。

自然,对于提高员工的权益,有工会的参与自然最好。不过,没有工会的企业,员工不见得就完全没有选择。他也可以通过提高自己的技能,从而换岗,提高自己的待遇,或者通过跳槽,猎头公司,找到更好的工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点在我身边太常见了。
167# WIND

W兄,你的感觉是对的。问题已经越来越远了。因为什么?因为有些话题根本深入不下去。所以,不得不选择另外一个话题。论坛并不是论文的坛子。歪楼也许是为了保持这个话题的热度。
169# WIND

W兄,我再说一个所谓的歪楼的东西,早上收到南京快报的短信,说“我国明确刑讯逼供取证不作定案证据”。这是让我笑掉大牙的一个新闻。

首先,这种所谓的“明确”,并未表明一个基础事实,即程序正义优先于实质正义,而是将所谓的程序正义缩小在刑讯逼供这个范围之内,其实还有很多比如办案程序等等,并非是刑讯逼供,但是一样得到的证据应属无效。

其次,它明确告诉我的是,中国存在很多刑讯逼供的事实。而且存在很多将刑讯逼供取证的证据做为定案证据的事实。无论怎样,如果有这种行为,如果在西方,估计犯罪嫌疑人应被释放。

所以,我可以说,在很多方面,我们根本没有法治观念。这个所谓的“明确”新闻我都不知道是该说是进步,还是退步。
第二,你那台妹有点神经错乱,这种病很容易传染,就没细看她的话了。
WIND 发表于 2010-5-31 08:56
好吧。关于台妹的话不多说了。因为你的思维方式跟台湾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我的也是。与你不同的是,我想跟她交流,而你不想。。。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06-6810.shtml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06-3626.shtml
166# 枫林仙

他不是王铭铭阿。不知道有啥问题。
169# WIND

我想富士康员工缺的不是那10%-20%的钱。就像上面你提到的游泳池,他们缺的是去游泳池游泳的机会。
本帖最后由 wolfzhang 于 2010-6-1 14:46 编辑

原文地址:世界工厂的背后问题作者:陈绍华
廉价劳力血汗工厂,是30年来中国国际间竞争的王牌,肥了政府和贪官,奥运、阅兵、世博的
天价作秀无不依赖于此,社会分配的荒诞终于到了总爆发期,弑童、坠楼皆缘于此。富士康当
然会有问题,但如果一味地就事论事指责富士康,恐怕也难以真正地认识事态背后的本质问题。

RT @ooosee: 各国最低月工资对比图:



日本在大陆员工对“世界工厂”的惊人看法
[转贴] 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436787

    我是一个典型的被称为“经济动物”的日本商人,到中国已经6年多了,先后在中国5个城市工作和生活,能听懂中文但口语还不流利,能看懂中国字的大体意识但不会写,对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有自己的认识,就我个人感觉而言,觉得中国的生产能力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作为世界工厂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世界工厂不等于血汗工厂。有人把日本人比做蚂蚁,但与吃苦耐劳的中国人相比,日本人差得远。在中国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江浙一带,有数不清的技术落后、产品雷同、管理松懈的家族式工厂,这些工厂技术低、效益差,唯一的优势就是有蚂蚁般吃苦耐劳、牛马般顺从的中国人在支撑,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0小时以上,住着简陋的房子,过着最低级的生活,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如果以小时计算报酬,他们是全球工资最低的。一些计件取酬的工厂,工人们的劳动时间平均长达12小时以上,不被工头逼着不肯休息。本人工作的企业有一些从事环境卫生的中国女工,她们一声不吭、默默地、不停地每天劳作 10小时以上,没有人督促她们、也没能人直接管理她们,只因为她们比其它工厂的卫生女工收入高一点点,她们就十分珍惜。当听说她们能把收入的80%寄回家时没有人不惊呀,以日本人的观点看,她们余下的那点钱连维持生命最基本的消费都不足,何况她们还必须付房租水费。我曾在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工作过,即使在落后的缅甸,要工人加班都是十分困难的,他们会提出很多要求。在菲律宾,这样的苦活他们是不会干的,而且菲律宾人干一个月后会休息一个月,等把上个月的薪水花得干干净净后再去干活。在印尼,这样的工作根本没有人去干。所以我认为,这些所谓的世界工作落户中国,是由吃耐劳的中国人的血汗支撑着,这些工厂在世界其它地方是不可能生存的,除非有中国人
  
  二、没有熟练的产业工人不难以达到世界工厂的标准。在中国的南方、北方各大城市,大批劳动大军等待着就业机会,但真正懂技术的熟练工人十分稀少,这是由于大部分中国工厂没有长期计划、缺乏技术支撑造成了,大量来自农村的工人们今年在这家工厂、明年到那家工厂,今年做鞋、明年做服装,产业人员的流动性极大,没有有效的组织管理,没有基本的岗位培训。同时由于工厂也缺乏长远计划,往往是什么好卖就一窝蜂似地造什么,工人的技术也必须随着产品的更换而变更,大部分情况下,工厂会开除现有工人,然后到市场上重新招,这就造成绝大部分工人难以在一个技术工种上从事较长时间的,产业技能就无从提高。日本在技术开发上不占优势,但有一支世界无可比拟的技术精湛的产业大军,他们从事相关工作几十年,他们灵巧的手造出了世界上最精密的产品,这双灵巧的手在高等院校是教育不出来的,也不是短期培训能达到的,而是多年磨练出来的,中国人有比日本人更灵巧的手,他们曾造出精美绝伦的工艺品,但现在中国工厂的就业模式没有给他们磨炼双手的舞台,中国工人象流沙一样今年在这明年在那流动,他们难以达到技术熟练所需的条件
  
  三、没有规模化的工厂难以达到世界工厂的标准。中国工厂大都规模小,制造相同产品的工厂比比皆是,如果以日本标准来衡量,这些工厂只能算作坊,达不到产业化的生产标准,在中国工厂最密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全部工厂加起来的年产值只有日本一个大型企业的总产值。一样的产品无数工厂分开来做,其结果是工厂开工不足、产品成本高,企业无多余资金进行技术开发,也无多余资金供养一支技术开发队伍。同时由于劳动力成本低,企业也无意引进更先进的技术设备。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电视机、微波炉、空调、冰箱、电话等低技术家用电器生产的正规企业和作坊式企业数不胜数,但没有一个享誉世界的品牌,从事服装、鞋帽、玩具的工厂更是满目皆是,同样也没有一家达到起码的规模化生产标准
  
  四、以低技术为主体的工厂难以达到世界工厂的标准。享誉世界的企业基本都有产品自主开发能力,能形成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一条龙,而大部分中国工厂基本上是仿制或为别人代理生产,技术上受制于人,利润最高的部分掌握在别人手中,中国的科研体系与生产体系品基本处于脱节状态,产品开发能力低下,基本以仿制为主,自主开发的产品极少
  
  五、效益低下的管理方式难以达到世界工厂的标准。企业生产越是进步、对管理的要求越是严格,这是中国最缺乏的。中国工厂总数比日本多无数倍,但能生产成套设备的工厂很少,大部分设备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在中国各工厂可以看到,相对先进的设备、工艺要求高的部件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在这方面中国最缺的不是生产能力,而是对成套设备生产的组织管理能力,成套设备不同于规模生产的产品,一套生产流水线设备几年也许只能卖一套,要想产生利润,就必须把各相关材料、厂家、规格、标准等各种复杂因素进行综合组织、象装配钟表一样进行精确装配,一个环节的管理错乱就会造成成本增加、性能降低,而中国还缺乏这样精确的组织管理能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基本上是政府官员式的管理方式,规模较小的工厂没有这样煅炼机会,我想,如果把空中客车飞机的生产放在中国、并由中国人来管理的话,那么造价会高很多。以我个人观点看,中国不缺管理者,而是缺乏对管理者进行科学的选拨标准,大量无能、人格低下、好钻空子、工于心技的无能之辈占着高薪管理者的位置,堵塞了优秀管理人员的发展空间
  
  中国有世界上任何地方无可比拟的最能吃苦耐劳的人民,但缺乏技术熟练的产业工人;有世界最多的工厂,但没有一家世界级规模的企业;能造成种类齐全的产品,但技术先进并自主开发的产品很少;有庞大的生产能力,但难以造出技术先进的成套生产设备。
  
  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只能是一个初级产品加工基地,难以达到世界工厂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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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员工凭厂牌都可以进的,只是我游了两年,就看不到一个像样的游泳的大陆人,我常常在想:中国教育到底给了我们什么?美国人TMD个个出来都是泡妞的高手,都懂交际的手段和礼仪。
WIND 发表于 2010-5-31 12:47
W兄,你想到教育有人会怪你歪楼的。。。

我不会游泳,不知道像样的游泳人是什么样子的。。。因此,我也不会泡妞,我也不懂交际和礼仪。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看看美剧和日剧。看看美国和日本人的社会有多黑暗。

光有硬件是不行的。思想跟不上趟,住在大楼里面,也不是大师。
苹果产品链的最低端为什么是中国


感谢生在中国我傲骄的投递

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发表文章,题为《苹果公司产品链的最低端为什么是中国?》,作者钟布,任教于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文章摘编如下:
苹果公司名为iPad的平板电脑四月开始送到美国消费者手中。总的来说,无论专家还是普通消费者对它的反应都是好评如潮。这款“神奇而具有革命性的产品” 尚未在美国之外上市销售,但一些中国和欧洲的消费者已经等无可等,纷纷从亚马逊网上商店花高价从美国购买。同时这款新产品的水货和走私品也开始登陆亚洲。
只要拿起iPad,你会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互联网世界。有人认为,它将给全球出版业和新闻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一个合理的问题是:这款产品的背后是谁在打工?目前一台iPad的最低售价是499美元,最高售价为829美元。业内人士指出,售价499美元的 iPad成本仅为219.35美元,其平均成本为260美元左右。它最贵的元件是9.7英寸的触摸显示屏,由韩国LG公司制造。LG要为iPad生产 1000万个触摸显示屏,订单总价为8亿美元。目前苹果又与韩国三星签订了总价2.4亿美元的合同,三星将为iPad 提供300万个触摸显示屏。
苹果为什么会选中LG作为这个最重要元件的供货商?LG显示屏总裁权瑛秀在一次股东大会上透露,最重要的原因是LG在制造触屏中拥有的平面转换技术(ISP)。这项技术不但能够给苹果平板电脑带来清晰的图像,稳定鲜艳的色彩,而且还有高达178度的宽广视角。配合LED背光显示技术,它还能够大大节省电能消耗,令iPad电池一次充电使用时间达10小时以上。
接下来的打工者是组装公司。和其它苹果产品一样,iPad的产地说明标注为:“苹果加州设计,中国组装”。如果据此认为中国工厂或工人也分到一杯羹,那就错了。苹果雇用的是数家台湾公司。这些台湾公司在大陆设厂最后让大陆工人完成了组装。那么苹果公司为“中国组装”支付了多少劳务费?一个名叫iSupply的公司说,苹果付出的“中国组装”费为每台11.20美元。组装费的大头无疑由台湾老板拿走,实际留给中国工人的可能已经微不足道。其实这也不是新闻。去年苹果公司的一种带视屏的mp3播放器,售价149美元,付给中国的装配成本仅5美元,苹果公司所得纯利润高达90美元。
从这款苹果新产品的产业链可以看到,苹果凭借自己的原创设计拿走了利润的最大头,韩国公司凭借其掌握的技术也获得了可观利润,台湾公司拿去的只是小头,而中国工人得到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利。不难发现,这个产业链上拥有原创技术和专利越多,获取的利润也越高。苹果公司和台湾人开的加工厂的利润差额高达20多倍,更不知比中国工人的那点微薄收入多了多少倍。更糟的是,这些产品从中国运往美国销售后还要把贸易逆差的棍子打在中国身上。中国工人拿到那点微不足道的辛苦钱后,计算中美贸易额时,中国要承担向美国出口了每台278美元的货物的名声。
中国人一直以最勤劳,最聪明的民族自誉。拥有聪明的民族和制造业大国头衔的中国为什么只能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为什么中国的创新研发能力远不如欧美强国,近不如邻国韩国和一海之隔的台湾同胞?在生产制造环节上的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这六个环节,无一掌握在中国人手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山寨和忽悠成了中国的强项,创新和研发只能落荒而逃。山寨产品能够畅行无阻之时,没多少人会认真对待创新与研发,同样也不会有多少人对知识产权感兴趣。就像山寨和忽悠需要一定的制度才能繁荣一样,创新和研发更需要制度的保障。没有科技创新,中国永远只能停留在产业链的最低端。
會診富士康 精神病專家聚深圳  
20100531 17:19:16      

(中央社台北31日電)富士康接連發生的跳樓事件引起中央關注,香港明報今天披露,當局日前組織一批精神病專家南下深圳,齊聚主治精神病的康寧醫院,研究富士康跳樓事件與員工壓力及情緒的關係。

報導指出,專家發現富士康內部管理「半軍事化」,例如上千人在飯堂吃飯時,全場竟幾乎「鴉雀無聲」,顯見公司管理之嚴格。

消息透露,深圳康寧醫院近日已成了來自北京、廣東省及深圳當地的精神病專家大本營,整日舉行各種會議,但拒絕對外開放或接受訪問。

一些專家實地走訪了富士康園區進行調查,發現富士康整體環境較好,有泳池、圖書館、健身房等設備,但使用這些休閒設施的員工卻很少,因為有不少人情願去加班多賺一些錢。

而在有上千人吃飯的大飯堂,專家驚訝地發現,整個飯堂竟然相當安靜。有個說法是公司規定,員工在飯堂、宿舍裏不得吵鬧和大聲講話。

不過,富士康發言人昨日回應媒體查詢時稱,公司並無不准大聲講話的規定,不排除是餐廳內的員工見有外來者而自動收聲。

據統計,目前中國有1.45億農民工,其中約1億人是80、90後的新生代農民工,佔打工仔的60%以上,而富士康更是典型。

專家考察發現,富士康的這些農民工多從高中、職校畢業,上學時已欠下學費等債務,其家人認為,能進富士康這樣的大公司很「了不得」,對其寄予厚望,於是這些員工必須承擔還債和貼補家用的雙重壓力。

由於普通員工的底薪只有人民幣900元至1000元,若加班則最高約可拿到2500元左右,不少員工都選擇多加班掙錢,同時節衣縮食控制消費,因此,富士康為員工設立的休閒設施基本成了好看的「擺設」,極少員工有時間精力前往享用。

專家還發現,多起跳樓悲劇發生後,富士康員工間也在流傳「跳一個,賠10萬」的說法,甚至出現有員工夫妻吵架,妻子叫丈夫跳樓,聲言「拿了賠償金可多做些事情」,顯示員工中瀰漫著透過自殺來改善家人生活的情緒。990531
蘋果喬布斯:富士康不是個血汗工廠

在《華爾街日報》於今天舉辦的年度數字大會(The D Conference)上,蘋果公司首席執行長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在回答近期富士康接連發生的員工自殺事件時說,富士康不是個血汗工廠,但蘋果對這些事件感到擔憂。

這個會議每年都有很多科技和媒體業的重頭人物參加。今年與會的還有微軟首席執行長Steve Ballmer,Facebook創始人Zuckerberg和電影《阿凡達》導演James Cameron。

他說:富士康不是個血汗工廠。他們有食堂和遊泳池。對一個工廠來說,這是很不錯的。但接連的自殺事件令人擔憂,因此我們派自己的人連同外面的人過去調查這個事情。

當被問及怎樣看待谷歌這個競爭對手時,喬布斯說:他們決定和我們競爭,而且越來越厲害。因為谷歌CEO曾經是蘋果的董事會成員,記者問喬布斯是否覺得遭到背叛。他不想回答這個問題,便顧左右而言他:“我的性生活很好!”

關於iPad對媒體業意味著什麼,是一些人所說的救世主嗎?喬布斯:我不想看到我們變成一個博客之國。我認為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媒體監督。我支持任何可以幫助報紙找到新收費渠道的展示方式。他表示相信,公眾願意為內容付費,而內容供應商的價格定位不夠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