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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在他那个时代抛出“天下兴亡”这段议论,其主旨深义所在,真正所针对的,既不是“天下”,也不是“一家一姓之王朝”,更不是“匹夫”,而是中国知识人(权且借用一下这个词)的安身立命问题,也就是知识人的自我价值认知与确立的问题。
自古以来,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与王朝政权之间,就有着近乎天然的、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道出的决不只是某一个王朝时代里知识人的动机与心愿。但到顾炎武的朝代,这种自古以来、习以为常的古老游戏,遇到了“新”问题。其实也并不真是新问题,只是在顾炎武的思考中,它成了个新问题。所谓“天崩地解”,王朝轮替,异族入主情势下,文人的政治贞操问题,尖锐而现实地摆在顾炎武那一代知识人的面前(正像《日知录》里,“天下兴亡”议论中所举嵇绍之例)。遭遇这种历史变故,身处这种历史关头,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一仍其旧地“货与(新)帝王家”,在顾炎武看来,显然是不可以、不应该,或者说,是不道德的。既然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向“新帝王”出售“文武艺”,那自己之前所学的这一身本领,这全部的道德文章,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如何寄托?如何兑现?如何确立,并依然可以像从前那样薪火相传、流传后世?——道德文章与王朝政权相剥离后,还有没有相对独立的可能性与价值、意义。顾炎武的“天下说”,就为这一困惑当时人的现实问题,找到或者说提供了一个新的解答,一条新的出路。
假如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至今仍有其价值和意义,我想其价值和意义,首先应该在这里。
但顾炎武这段针对于明末清初知识人安身立命问题的话语,在后来的岁月里,发生了很大的转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围绕源出于顾氏的这八字箴言的种种议论,基本都是在顾氏原话的转义基础上发生的。
最后顺便说一句的是,顾炎武虽然对于“天下”和“一家一姓王朝”作了具有历史新意的剥离,但在现实实践中,这种剥离却显得很无力、很模糊,甚至,有沦为一句空言的威胁。当然顾炎武本人终其一生,做到了自己信念所要求的,并以此名崇后世。但要看到的是,至少在学术一事上,顾炎武们是很难真正摆脱与当政王朝的关系的。《明史》的修篡,顾炎武本人坚拒不出,但他的几位弟子,以及与顾炎武同样以气节名世的黄宗羲的弟子,都成为《明史》修篡的重要人士。这种情景,多少让人想起《红楼梦》里曹雪芹为妙玉写下的感慨语:“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但顾、黄、王及之前之后一代中国文人的精神意义永在。这是我们今天面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不能不有所知的一点历史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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