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文号脉之四〗李渔的锉刀

周泽雄

　　三百年前，李渔推出新著《闲情偶寄》，由于他坚信新书具有无与伦比的出色性，深恐读者不识货、看走眼，遂在“凡例七则”里逐一点出该书的种种特色，并提醒道：“观者于诸项之中，幸勿事事求全，言言责备。此新耳目之书，非备考核之书也。”

　　这说法很有趣，当我窘迫于某类文章，就可以借用这对概念，来揉一揉眼睛。在我看来，它就是一把精巧的文学小锉刀，便于我们评判观点或看法的得失：要么看它能否“新耳目”，要么看它可否“备考核”。当然，如能两项兼得，也没啥不好，不过那是另话了。

　　现学现卖，试拿这把李渔锉刀，来锉锉下面这段出自先锋作家格非先生的文字。在一篇以亡友为主题、署名《苏醒》的散文里，格非提到自己在瑞典的布姆什维克与一帮诗人朋友聊天，他以一种愁悒满腹的口气写道：

　　有人提起了他们，那些死者，我们共同的朋友。他们的死大多是因为自杀。气氛随之变得抑郁而沉重。我们很快就注意到了以上事实：几乎所有的自杀者都是在春天死去的。我们希望找到一两个例外，于是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些姓名和日期。没有例外。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就像一部侦探小说所设置的谜团，春天即便不是谜底，至少也是线索之一。为什么会是春天？

　　按说，读到这类文字，我应该尽到一个读者的本份，肃起脸来，好像正在凭吊一座墓园，但是很抱歉，我把手中那枝小白花扔了。在我看来，“几乎所有的自杀者都是在春天死去”乃是一个浮萍式观点，既不足以“新耳目”，亦不够格“备考核”。自杀与季节的关系不仅相当诡异，还因人因地而异，纬度不同的人，感受到的春天绝不相同。我相信，没有一项统计数据会支持作者的臆测，所以，见到作者强调“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并若有所思地发问“为什么会是春天”，我的阅读心思就渐趋烦躁了。就算把范围缩小，那么，诗人戈麦被你遗漏了吗？他死于九月；没把三毛忘记吧？她死于一月。更郁闷的是，如果把作者这段话视为引子，该文嗣后着力提到的一位死者，又不是死于自杀，而是死于心肌梗塞，正如该文开篇拿来入题的王小波，亦与自杀无关。

　　作者郑重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还围绕该观点展开抒情和联想，并试图感染读者，而我用李渔的锉刀才锉了那么一下，却只见粉尘纷纷，百字委地，作者的满腔愁怀，已然散了架。当我确认作者并非蓄意忽悠，而是在真真切切地谈论生命、死亡和故旧之痛时，我确实颇为沮丧。作者也许没有意识到，当他大段大段地抒着怀，俨然笔底大有深意时，表象上的庄论与骨子里的轻慢，已经在笔下构成滑稽对照。实际上，略去这段莫名其妙的自杀论，该文还是颇为可读的，但作者偏要横生枝节，把一段自己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的歪论，路障般地竖在文字街口，似乎还满心希望它能抽出情感的枝条、长成思想的华表。可以说，就因为多了这段貌似承前启后的见解，整篇文章变得横七竖八，好似文字遭遇了车祸。想到作者还曾毫无必要地提到自己厌恶文学，我难免要想：你不会正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厌恶吧？

　　话说回来，对于志在“新耳目”的见解，只要不与人类的基本情感或经验事实相冲突，我们就不必拿“备考核”的标准加以衡量，你说得有趣，我听得来劲，你说得有理，我就托住腮帮子想它一想。前提只有一个：你得新出味来。比如，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就不会因例外的存在而沦丧新意；听马尔克斯说“当你摔第一跤时，你老了，当你摔第二跤时，你死了”，我们亦觉大有嚼头，绝不会因为街坊里有过摔了七八跤却依旧健在的李大爷，就指责作家瞎掰。反过来，当李敖强调自己的文章可以包揽五百年前三名时，我唯一的意见，不过是嫌他夸口得不够“新耳目”罢了，因为，那种“裸奔流”的口气太像一句歌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听听李渔是怎么夸口的：“欲睹陈言，请翻诸集。”

　　的确，凡事不可过头，格非如此，明末大才子张岱也是如此。张岱在《夜航船》里贡献了一个骇论：“虎至人家盗犬豕食，闻刀刮锅底声则去，盖闻声则齿酸故也。”因为吃不准是否灵验，我对它持保留态度，大虫当前，万一有人拿他的建议当回事，而老虎却不退反进，甚至齿尖声嚣，对着刮锅人舞爪而来，那可如何是好？毕竟，张岱不是在说笑话，他是在该书“物理部•鸟兽”节里提供这个窍门的，貌似在说正经事。不巧的是，格非先生也是在叹息故友之际，说起胡话来的。

周泽雄

谢网事兄把玩小句。
蚊子兄：新耳目的要求可高可低，李渔强调自己“新耳目”，但所论却未必都有很大的意义，有时，只是一些别致的趣味、一个小小的念头，就当得起“新耳目”之评了。
回龙MM，我还没看到这幅漫画呢。若非南周编辑打来电话，我都不知道小文发表了。如果合作愉快，我这个专栏，日后都会由张建辉先生配图。——我猜，格非先生受得了我的批评，但未必受得了这幅漫画呢。其实，被人漫画一笔，也没啥大不了的。

周泽雄

兮兮，龙MM已经贴出了原文，请核实。
另外，王小波不是格非的朋友，格非一开头就表示过这层意思了。另外，王小波不是死于自杀，故这个“春天”不构成支持他的例证。

周泽雄

兮兮，请再看得仔细些。作者提到的名字，除格非和多多外，至少还有孟浪和史铁生，或许还有因为不重要而被他省略掉的别人。就算只有这四个人，由于他们的生活空间并不偶合，故所谓共同的朋友，辐射面也会相当宽广。
自杀学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按季节划分，夏天才是自杀的高发季节。另外，同样是冬天，高纬度地区与低纬度地区的人士，感受也绝不相同。
实际上，他错得非常离谱，给我这种感觉：关于自杀与季节的关系，他近乎一窍不通。当然，如果他以及他的朋友找来找去，只能找到两三个例子，那也是不足以支持他发出“为什么会是春天”的疑惑的，很简单，样本不充分，连起码的立论都不够格，更遑论质疑了。

周泽雄

“孟浪和史铁生没有死亡呀，在文章中仅仅起到细节真实作用。你揣测他和多多之间的朋友范围并无意义，至少不构成你所说的格非逻辑有问题。”
——兮兮，你在说什么呀，格非的原文你到底看了没有？这里的孟浪、史铁生与多多具有同等的意义，他们是在同时同地进行感叹的同一群人。如果孟浪与史铁生“之间的朋友范围并无意义”，那么，多多的朋友也就同样“并无意义”了，如果都没有意义，格非这段感叹的意义，又在哪儿呢？
胡说不等于神秘，在尊重文学的神秘色彩方面，我自信不在你之下，事实上我还认为，这是我的强项或侧重点，我高度尊重文学的神秘色彩，唯其如此，我才特别看不惯伪神秘色彩。煞有介事地感叹一个在任何层次上都难以成立的见解，如何高攀得上神秘？我知道兮兮是个迷恋感性的人，这没错，文学确实以感性为重，但兮兮屡屡体现出的问题是，你似乎把感性视为一种自在物，只要作者貌似作出感性的样子，你都愿意认可了。
格非当然不是在写科学论文（这还要用问吗？），但是，随笔不是胡说的集散地，不写科学论文不能成为胡扯的避难所。
我说了句“我的阅读心思就渐趋烦躁了”，你就可以猜测“何况，确实是你看的不耐烦，没深入读这篇苏醒”了？呵呵，你也太现成了吧？这么说吧，如果我不打算以他的《苏醒》为例写写文章，你就猜对了，但既然我打算挑他的毛病，那么，认真阅读就是最起码的态度。
相反，我倒有证据说明，你连俺的小文都没有细读，因为你读得够细的话，你就不会说出有些质疑了，我的主帖里都已经预先料理干净的东西，你还拿来说。
要不要我提供些前后对比？

周泽雄

原帖由 阿吕 于 2008-11-24 13:24 发表
在没看到格非原文的情况下，感觉无从置喙。是耶？非耶？这是对周兄大作的一点微词。
读了龙MM贴出的原文后，对划线部分的内容，除了稍觉突兀外，没有“粉尘纷纷，百字委地”之感——当然这完全可能是本人缺乏周兄这般敏锐的阅读感所致——也没觉得作者是要论证这个结论。他似乎只是想说，他和他的这些朋友都和春天有冥冥之中的某种联系，而引发了他的这些感喟。
另外，这样的文字似乎并不适合拿来“号脉”。这种心境下，即便说些胡话，也是情有可原的。
文章之道，周兄自是高人，请不要怪我又一次“咻咻进入”了，呵呵。

哪里，俺是不会怪的，批评是一种抬举。
是的，作者确实没有“要论证这个结论”，在他眼里，这个东西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了，他的问题还要进一层：为什么会是春天？（潜台词当然是：“是春天”已经不成问题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与“火星人为什么会选择一妻多夫制”，是同一级别的。
是否适合“号脉”，这没有标准。在我眼里，天下文章，没有不可评论的，就我的文学信念而言，世上根本不存在“说些胡话，也是情有可原的”文字，除非，那个胡话具有文学价值。

周泽雄

原帖由 兮兮 于 2008-11-24 13:44 发表
经查，格非的《苏醒》是作为小说发表的（依我看，属于私小说之类，真实得一塌糊涂，其实可以虚构）。看来，格非对于个人经验说出春天死亡率高发规律，不需要付出任何证明责任义务。
说不定，王润东是虚构的。

兮兮，你这话，外行得令人咋舌呀。《巴黎圣母院》里还藏着一篇超过十万字的修道院沿革史呢，依你之见，经查，《巴黎圣母院》是作为长篇小说发表的，雨果无需为自己提供的学术观点承担证明责任义务？
王润东是否虚构，和我的批评有关系吗？
小说本身就是一种综合文体，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昆德拉的小说里还议论风生呢，学术见解多得不可开交，你几时见过昆德拉写出这种滑稽结论，然后以“我是写小说的”加以开脱？

周泽雄

兮兮和阿吕的回应，也许会提醒我日后另写一组文字，专门谈论存在于中国式读者中的问题。一般，我们出于世故也出于礼貌，会抱定“读者是上帝”的态度，对读者中出现的问题不予追究，总是把矛头集中到作者身上。其实，读者与作者之间是存在互动性的，作者的半仙笔法与读者的半仙爱好，不可能没有彼此促进作用。
兮兮和阿吕还体现出一个问题：他们总是喜欢原谅作者（具体地说，当然是原谅那些被我批评过的作者），好像原谅作者乃是他们身为读者的应尽义务。
形成这个义务观，在我看来也是有点奇怪的，甚至，其中有些倨恭不定的成分，你们好像既要显示自己的谦虚，又在无意中显示自己的高大。——如果不够高大，当然也就不够格去原谅作者了。
在我眼里，如果我写了文章后竟然谋求读者的原谅，我是视为侮辱的。
暂时没想好，日后再来处理这个话题。——呵呵，刚刚又看到兮兮批评我“浪费”了，兮兮的批评观明显是倾向于宏大叙事的，而我呢，正好相反，独独喜欢批亢捣虚，力争在细微处弄些东西出来。

周泽雄

原帖由 兮兮 于 2008-11-24 13:57 发表


你这就错了，格非在苏醒中运用的真实，其实就是孟浪、史铁生之类的道具。这些人物是真实的。
你会去穷追巴黎是否真有那个敲钟人，没有的话，你会否定雨果的小说吗？

在小说里胡说八道，具有天然的免责功能，问题是，一，人家愿意相信不？二、实在有人拿镊子显微镜去检测，作者也大可不必当真。

兮兮，你想过没有，你眼里“小说里的胡说八道”，大概有几种模式？
如果我愿意归类，少说也会归纳出七八种，其中具有天然免责功能的，或许会占上一二种。舍此之外，都是不允许胡说八道的。
和“敲钟人”有什么关系？我举雨果的例子，与你对应的部分在于：雨果提到了修道院沿革史，格非提到了春天是自杀的季节，这才是相关的部分。我看不出有谁敢于因为雨果是写小说的，就对人家大胆地加以原谅，好像自己不批评，只是因为人家“具有天然的免责功能”似的。
小说《白鲸》里的鲸类学知识，丰富得可以直接让人引为学术资料，后人学习都来不及，哪敢原谅人家。
兮兮，世上有“山海经”，但你不能抱定这“一本正经”，误以为所有出现在小说里的东西，都可以按“山海经”逻辑加以理解或原谅。“山海经”式小说，在小说世界里亦不过存在1%罢了，而且，我看不出格非此文有“山海经”的潜质。

周泽雄

谢谢兮兮去详查，我记错了。想想，可能当年读这段文字特别不耐烦，觉得作者离题得过于放肆，遂无意中放大了作者离题的规模。刚才我也重新去核实了一下字数，兮兮所说准确，不足三万字是肯定的。
我是写错了，不过，把我的帖子修正为“《巴黎圣母院》里还藏着一篇将近三万字的修道院沿革史呢”，对于我意欲表述的观点，并没有构成挑战。就是说，兮兮指出我的错误，我是必须虚心拜谢的，但该指出并没有对兮兮的观点提供帮助，也是事实。
兮兮，我英语都懂得踉踉跄跄，法语则是两眼一抹黑。不过，你的讽刺我无条件收下了，谁让我夸大其词的呢。

周泽雄

原帖由 阿吕 于 2008-11-24 23:56 发表

周兄，我说这个不适合“号脉”，当然不是说，它不能被号脉。所有文章都可以被号脉，所以你谈这种理由没什么意义。这里所谓的号脉，指的也就是有病需要诊断的意思。当然，我前面所说的不合适，并不以文章是否有病为前提，只是觉得象这篇以感喟友人的死亡为主题的散文，从文学的或做文章的角度去追究其写得如何不周到，存在着行文上或结构上或文采上的等等毛病——你也认为其感情是真诚的——都是不恰当的。正如我不认为对某篇悼词进行文章评价方面的号脉是合适的一样——写的好的，选作范文也无妨，但语无伦次的，也情有可原了吧。我的这个意思仅在于此，而和“原谅作者”没什么关系。

阿吕说的有道理，我是说，假如格非这篇大作确如你所说，根本不是一篇文学创作，而只是一篇类似悼词的玩意，我就不该进行批评了。“做人要厚道”曾经是互联网论坛上的最强音。
但是你别忘了，这是一篇文学创作，兮兮甚至认为它是一篇小说。对一篇文学创作，我们可以因为它的题材而让它豁免于批评吗？说起来，余大师的含泪，作协副主席的《江城子》，不也是以感喟死亡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吗？你的意思，那些批评他们的人，都批错了，都属于做人不厚道？
实际上，假借哀情来进行胡扯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的，古人写有“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的句子，也曾让观者大恸。谁知，实无此事，这小子这么写，只是为了追求对仗工稳。依阿吕之见，撞上这种句子，我们都必须退避三舍，脸上露出参加追悼会的神情？
如大兴所言，我之所以批评他，正因为他的感情出现得蹊跷，真正的感情，不应该建立在一派虚构的观点上。他“说滑了嘴”，我当然有理由怀疑他“油滑了心”。

周泽雄

“问题在于，首先格非根本没说滑了嘴。以严格的文字分析，我前帖里红线部分早已说透了，老周避重就轻不谈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而采用千手观音法，漫天抛洒他的渊博文学史，这是转移视线，无济于讨论。”
——兮兮，我找了一下，不知你自称“早已说透了”的“前帖里红线部分”，是指哪个前帖，哪个红线？麻烦你再用红线强调一下，好吗？否则，我只看到你那个三万字与十万字的红线，以及关于苏醒是小说的红线，这无论如何与“说透”是不相干的。
附带说一下，你老是指责我回避最基本的问题，但我却发现，你对小文的指责也是建立在马虎阅读之上的。我何时说过这段话是他的立论？我说：“实际上，略去这段莫名其妙的自杀论，该文还是颇为可读的，”那意思就是说，这段话还游离于全文，甚至可以删去。如果是立论的话，可以略去吗？

周泽雄

兮兮：立论云云，我的确没有在正文里提到，在正文里，我还刻意回避了“立论”这一问题。你所摘的，是我在回帖里写的，而这么说，也只是为了说明对方的荒谬。
“小说有权胡说八道”，“文人的问，值得你运用人类学天文学～～知识吗？”看来，这已经成为兮兮的一个定见了，凭这么点东西，兮兮就决定捍卫文人的胡说到底了。你举了屈原和陈子昂的例子，这不够，你还得说明屈原与陈子昂的说法，与格非存在可比性。我回想了一下，没有发现可比性。屈原是“问”（何况问得并不高明，如果你当真了解《天问》的话），陈子昂不过是在“念天地之悠悠”，与格非煞有介事地强调春天与自杀间并不存在的铁板关系，是一回事吗？
你也正在犯格非的错误，拿自己并不清楚的东西作为证据，还以为靠这点证据（以及一些口气语）就能给自己增加力量。说吧，要么说说清楚屈原与陈子昂的例子，要么另找例子。这两个例子我就驳回了。
文人不是拥有合法胡扯权的人，胡扯永远不等于神秘，荒谬是无法自动升格成玄思的，这问题并不难解，兮兮对文学的认识，恕我直言，需要全面更新了。就凭这三招两式，你除了给糟粕文学大开方便之门，并不能提升自己的文学鉴赏力。

周泽雄

兮兮纠缠于文体，这也有点隔了。作家要有文体意识，伟大的作家往往是与他文体意识的强烈程度成正比的。但看待文学，却又要弱化文体意识。文体是展示长处的，不是用来遮盖短处的，更不宜成为掩盖拙劣的借口。
“盖文章之体可辨别而不堪执着”，这是钱钟书的高见，我视为不刊之论。兮兮实在执着过头了。别忘了，真正伟大的作家，都喜欢打破（或打散）文体，而不是乖乖地躲在某个文体的雷池里，不敢向外跨越一步。还有，文体有共性有个性，有些特质固然为某种文体所独享，而另一些特质则是所有文体都必须遵循的。至于不知所云、装腔作势之类，没有一种文体愿意接纳它，哪怕是山海经。
在我眼里，格非这篇文字，属于小说还是散文，根本无关紧要。既然以先锋作家自命，文体上有点跨界，正是本色当行，有啥好大惊小怪的。

周泽雄

原帖由 兮兮 于 2008-11-25 10:58 发表
你举了屈原和陈子昂的例子，这不够，你还得说明屈原与陈子昂的说法，与格非存在可比性。我回想了一下，没有发现可比性。屈原是“问”（何况问得并不高明，如果你当真了解《天问》的话），陈子昂不过是在“念天地之悠悠”，与格非煞有介事地强调春天与自杀间并不存在的铁板关系，是一回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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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可比性，都会有差异，老周你没说明你所发现的“没有可比性”，却把论证的球踢到我脚下，这是有失程序正义。
屈原天问问得是否高明，那是文学史的评价，老周有权去改变文学史。
我把屈原和陈子昂拉扯进来，无非说明，情绪化发牢骚，发浩叹、发疑问，都是文人写作的正常方式，我们理解作品时，用文学的方式去理解，而非天文学气象学人类学科普知识。从这个角度，老周就别较劲人家“强调春天与自杀间存在的铁板关系”－－你一较劲，我也只好较劲人家本来就没如此。

我之前不是已经大致说了这两个例子存在的问题吗？怎么又变成把论证的球踢给你了呢？陈子昂只是在感叹，屈原则是在发问，格非呢？他在归纳现象，并抽绎规律。你把感叹、吁问与归纳不分好歹的混在一起，我已经替你指出了这一点，还不够？是否，随便你怎么说，无论说得多么离谱，我都有责任替你原原本本地分析清楚，而你自己却可以不用承担证明责任呢？潇洒的活都归你了，苦活则交给我来办，这就是你理解的“程序正义”？
什么叫我“有权去改变文学史”？屈原《天问》问得不高明，前人早已指出，只是我们的官方教科书对此不予理会罢了。屈原此作，乃是所谓“题妙可以庇诗”“题佳而诗不称”的典型，《管锥编》第二册“楚辞洪兴祖补注”下第八则论述颇详，兮兮可以自去翻检，我就不替你抄书了，这不符合“程序正义”。你翻检后存有异议，或认为我提供的例子没有说服力，你可以拿我是问。——这公平吗？
天文学有天文学的方式，文学有文学的方式，这没有异议，但也不等于只要不是天文学，文学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胡扯。重申一遍，文学方式与胡闹般的胡扯不能划等号，文学也从来不是胡扯的避难所。
按你这种较劲法，格非无论怎么说，都是有理的，他既可以强调春天，也可以换成夏天或冬天，反正，你兮兮都会承认人家是在“神秘”。
神秘，是个何等高级的事物，对真正的神秘和玄思，我佩服都来不及呢？换句话说，正因为我高度尊重神秘，我才格外不能容忍伪神秘，更不能纵容把无知冒充神秘的做法。恳请兮兮不要把神秘弄成一个垃圾桶，把那些不够格的伪神秘装进去。

周泽雄

原帖由 兮兮 于 2008-11-25 11:20 发表


基本同意你的观点。除开帖子之外，我本人对于文体的看法是无比包容和多元的。格非本人把《苏醒》就同时放进自己的散文集和小说集中，说明他本人是无所谓该文文体的，相反，作家作品问题跨界才显得更高明，更丰富。
但作品文体的跨界，绝非意味着，它不是文学作品了。老周估计一直把苏醒当作寻人启事在阅读了，否则前帖里把《苏醒》定位为“随笔”，好像必须检验真实性，证人要出场，这似乎也让刘翔跨得更厉害了。

兮兮啊，你不能一边客套地说我懂点文学，一边又把我暗示成文学白痴。我连那几个人物是否虚构都不感兴趣（你倒是兴趣颇浓），你竟然说我把它当作寻人启事来读了。
为了讨论或掐架，说点狠话是可以理解的，但最好不是这种狠法。建议你换一种。

周泽雄

原帖由 兮兮 于 2008-11-25 14:19 发表
明白47楼阿吕的意思了。我也觉得余王的文章诗词，人民群众这次汹涌的声讨口水已经足矣，焉用文学批评的锉刀呢？这把锉刀用得太浪费了，不是厚道问题，而是太不自矜啦。

兮兮，用上海话说，我真是输把侬了。你怎么会弄出那么多新鲜概念来的，一个未了，转眼，“浪费”又来了。谁说过文学批评应该节俭？应该抓大放小？应该抱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态度的？呵，如果我用这点笔墨挑剔一下格非就算“太浪费了”，遥想前贤，不知陈寅恪用数十万字为柳如是立传，是否奢靡到酒池肉林程度了？
文学批评本来就不是柴米油盐，也无关日常生计，它本质上就是清闲的活计，你以为是当家理财？需要时时盘算，量入为出？——咳，你说起外行话来，真是太浪费了。
只有一种浪费是可以批评的，你批评我用了一千字篇幅说了一件用一百字就能说清楚的事，那就是浪费。

周泽雄

原帖由 兮兮 于 2008-11-25 14:30 发表



老周：
如果是我本人的学识原因，冒犯你心中神圣的神秘观，那我表示歉意。但这和格非无关，他不在场，他也从未表示过他那一段话是属于何种性质。我想，一个小说作家，写作时也不会先想清楚自己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属于何种性质再落笔吧。

格非那段话，再我看来哪怕属于一声小小的感叹，如陶渊明的“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无论属于何种性质，在此都不重要，问题是它是否存在逻辑硬伤，违背基本常识。如果没有，那就任他挥毫纵横吧。

嘿嘿，格非本来就在任意“挥毫纵横”着呢，我管得着他吗？我有能力不让他写吗？问题是，他有任意挥毫的权利，凭什么我就不能任意批评呢？
你以为我批评的是小处，我觉得这个“小处”其实大着呐，无论根据经验、常识还是格非的语境，都不能支持他得出这个结论（注意，他是提供一个结论，你不必屡屡把它说成是“感叹”，结论和感叹的区别，总是明显的吧？），所以，这折射出一种很不健康的写作态度，现成话叫“故弄玄虚”。在根本不存在玄虚的地方强行玄虚一把，以为读者会晕头晕脑地从中看出神秘来。考虑到格非是位先锋作家，他有此爱好，有可能性质更加恶劣，暴露出他先锋表象背后的虚脱本质出来。
有时，我会想到为什么残雪会对格非那么不耐烦。坦率地说，在你看出神秘的地方，我看出的是“跳大神”，灵魂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力量，又冀希让文字显出虚假的神秘气息，这不是文学（包括先锋文学）应该加以鼓励的态度，以他为例进行批评，就因为这个。

周泽雄

原帖由 兮兮 于 2008-11-25 14:47 发表


哦，更明白了。原来文学批评在老周眼里并非牛刀，而是无所谓浪费并随时可以离腰的物件。那是我看错了。俺一直觉得你珍视文学批评的。
容我再一次浪费我的篇幅了，即便如此，我也不知道我的篇幅浪费是处于“没说清楚”呢，还是··？
可能今后俺要注意，有些领域属于老周的三分球专投区域，比如反讽、比如神秘～～俺就巴眼瞅着，然后说：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兮兮，别急着说自己“更明白了”，你好像越来越糊涂了。在我看来，用你所谓“浪费”的办法从事文学批评，正是我视文学批评为牛刀的证据。而依你的节俭法从事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立马就会沦为丐帮了。
别光挑软的说，你知道，我对声气语是不感兴趣的，你弄个真家伙来掐掐吧？比如，你认为格非这段话代表了神秘，而我根本不认同。你能多少“浪费”点笔墨，说说它神秘在哪儿吗？你最好还能说说，他强调春天而不是夏天或冬天，有什么特别的意味深长之处？
当然，我尊重程序正义，保证负责地反驳你的神秘观。如果反驳不了，那我就认输，承认你对。

周泽雄

明白了，说来说去，兮兮就是认为我写得差劲。这我无法抵抗，只能认。
另外，无比遗憾的是，我确实不知道谁叫侯总。

周泽雄

兮兮，这不够刁。首先，我只是举例，陈寅恪不妥，那就改成《管锥编》吧，《管锥编》更加洋洋洒洒，涉及的内容，也精微、精细到极点，用你的说法，也可以说浪费到极点。反正，你的“浪费观”总是显出了问题。其次，陈寅恪众所周知的做史功夫是“以诗证史”，他的史学功夫不仅与文学功夫密不可分，文学才具还构成了一种底色。类似《柳如是别传》这种自出机杼、不拘俗套的作品，把它硬性归纳成史学著作，其实是一种贬低，文学批评也是该书的重要元素。有人还从中读出他精神自传的内容。

周泽雄

谢谢栏杆兄批评。能麻烦你说得具体些吗？
仅仅提供两个诗人的句子，我以为没有说服力。把艾略特的诗句过于坐实，失之于迂了。至于埃利蒂斯，我们知道他是希腊诗人，而希腊（尤其是雅典）是个一年有360个晴天的地方，就是说，希腊诗人眼里的夏季雨滴，与别处（比如有梅雨季节的上海）人的感觉，几乎没有共同点。

周泽雄

原帖由 兮兮 于 2008-12-2 18:23 发表
俺能理解栏杆的意思。
艾略特的这首《荒原》，是象征主义诗歌的杰作，极其驳杂庞大的宗教文化信息，视为西方文化没落的丧歌。开篇之句是在第一章《死者葬仪》之下，用在格非这篇小说，似乎也是预示中国文化在九十年代遭遇的前所未有的窘迫和困境。《苏醒》里死去的人们，都是这个时代的精华，不合时宜的人们。似有王国维当年投湖的象征意义，非简单的生命逝去，而是某种文化被戕灭。

俺看不懂兮兮的话了。兮兮好像半斤酒下肚，豁出来说了。
如果有一种萨满式批评，我觉得，兮兮这段话可为样本。
幸亏说的是格非，假如俺有篇文章被人如此高调挖掘一把，我一定会战战兢兢的。——不幸兼万幸的是，俺的文字不会有此待遇。

[ 本帖最后由 周泽雄 于 2008-12-2 19:58 编辑 ]

周泽雄

兮兮，《苏醒》里提到了王小波，这不假，但格非对王小波并无高评，也是事实。替你复制一下：“我看过王小波先生的文章，虽说不上喜欢，但也决不反感。按说，听到这个噩耗，总该表示点什么，问题是，我当时什么也没有说。”我想，除非你假设格非是一位超级隐讳的大师，否则，无论谁都看不出他有把王小波视为王国维的意思。胡河清先生固然不错，但胡河清也是作者的私人朋友，一点伤友之痛，并不足以过度升华成“某种文化被戕灭”的。拔高亡友的精神价值，本身也是一种人之常情，古人尤其擅长这么做。不等于他们如此做一回，王国维就要被拿来比附一把。至于文章写的主要人物，更谈不上多大的精英，据此，我判断你在蓄意拔高调门，恐怕不算冤枉。
我很愿意倾听栏杆兄的高见，但他之前提供的内容（两句互不相属的诗句），我是根本没有看懂。而兮兮所谓看懂，也不过是把艾略特《荒原》的公认文学史价值给扼要复述一遍。但问题不在于复述，而是要说明复述的内容与《苏醒》的内在关联，否则，伟大的《荒原》碍格非什么事？尽管格非本人也引用过这个句子。依我拙见，也不过是皮相的引用罢了。实际上，只要说到四月就要把艾略特这句诗拿来晒晒，几乎是中国文人故弄玄虚的保留节目了，通常情况下，我还真不愿加以高估。

[ 本帖最后由 周泽雄 于 2008-12-2 20:11 编辑 ]

周泽雄

栏杆兄：
俗见以为，文学批评是一种寄生性的三流文体，我知道，国内不少小说家都是这么看的，就因为自己是写小说的，他们遂自视为文学界的贵族。
不过，我刚才说了，这只是俗见，在西方世界，更是早已淘汰的陋见。在二十世纪的西方，一方面，文学批评取得了与文学创作分庭抗礼的独特地位，另一方面，真正的大作家大多还擅长批评。认为自己是写小说的就可以小觑批评，或者，认为自己是写小说的就可以不懂批评，实质是一种不甚光彩的中国特色。
既然批评本身不是依附性的文体，那么，批评也有权为了自身而“特当真”。

周泽雄

回LS兄：不知道，关于反讽，我好像也有点晕晕乎乎了。
站在作者（这里指格非）的立场上，我也许可以区分出两种反讽：主观反讽与客观反讽，或曰：主动反讽与被动反讽。如此，假如格非的做法算一种反讽，也应该是后者。

周泽雄

兮兮高见。
也许，自成体系有点苛求了，对批评家来说，能够弄出几个有新意的概念（好比王国维弄出了境界说），就相当不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