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沉默的大多数》：为了大多数的尊严

周泽雄

写小说的王小波和写杂文的王小波，几乎是两个人；谈论小说家王小波和杂文家王小波，也是两个不相属的题目。小说家王小波，充满强悍的想象力，笔墨恣肆，情境脱俗，才调高张，近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俯仰俱是趣味，横竖皆是文章。一旦拿起杂文之笔，他立刻换了一副神情。简而言之，王小波为自己写小说，为世人写杂文。写小说的王小波是一位艺术玩家，写杂文的王小波是一位充满“社会伦理”的布道师。

一、布道师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是王小波的一个重要概念，他为此撰有专文，生前最后一封寄给友人的电子邮件，也涉及了这个概念。不过，我们考察王小波杂文时，似不必对这个概念过多介意，因为它总是以过去时态被提及，当王小波拿起杂文的笔，他多次告诉我们，他已经不是“沉默的大多数”了，他走出了这个群体。对于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既是一个概念，也是他的生命背景，但不是他的目标。他写杂文，就是为了摆脱这个群体，以便实践自己的布道师使命。对此，他是这样说的：

“我曾经是个沉默的人，这就是说，我不喜欢在各种会议上讲话，也不喜欢写稿子。这一点最近发生了改变，参加会议时也会发言，有时也写点稿。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丧失了童贞。这就意味着我违背了多年以来的积习，不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了。我还不致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开口说话并不意味着恢复了交纳税金的责任感，假设我真是这么想，大家就会见到一个最大的废话篓子。我有的是另一种责任感。”

是的，责任感，这是王小波写杂文的出发点。我们可以这样假设：王小波生在另一个国度，比如美国，他一定不会写杂文了。说准确些，他一定认为自己不用再写杂文了。在文集《沉默的大多数》的《序言》里，小波说得更加明确：“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缘故，我开始写杂文。”熟悉王小波杂文的读者一定记得，进入中年后，他不断提及自己的年龄：“我虽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我现在年登不惑”，“我已经四十岁了”，“我已经活到了四十二岁”，“我已经四十五岁了”，从中我们可以见出一名随笔家特有的诚挚和率性，然结合王小波，似乎更应意识到他的自我提醒和砥砺。王小波英年早逝，但显然，他这么说不是为了告诫自己来日无多，去世前一年他还说：“到现在为止，我还看不出自己有要死的迹象”，故只能理解成他在提醒自己实践一个成年人的社会责任。他说：“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所谓“自身的清白”，应指不容自己洁身自好，躲进小说阁楼，自成一统。就此而言，写杂文的王小波，甚至有股子为民众献身的意味。若非如此，他只要实践自己的倡导，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趣就行。当然，所谓有趣，在王小波那里，必然包含个人尊严和思维的乐趣。

执意当社会布道师的王小波，同时又十分反感说教和灌输，这并不矛盾。他有一句名言：“假设我相信上帝（其实我是不信的），并且正在为善恶不分而苦恼，我就会请求上帝让我聪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而绝不会请他让我愚蠢到让人家给我灌输善恶标准的程度。假若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中做一选择，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选择后者。”在他的文字里，我们经常撞上一号人物，就是所谓的“军代表和道德教师”，当他说，“作为一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种经历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间来感到幸福，而且这种空间比给我的大得多。而这些呼吁当然是对那些立志要当军代表和道德教师的人而发的”，显然，他已把这两类人视为宿敌。

我们反感说教，说穿了，并非说教本身不好，而是厌恶说教气。王小波是一位脱尽说教气的说教者，为避免歧义起见，我只能不再称他为说教者，尽管这个词在我眼里是中性的。

那么，王小波竭力承担的教义是什么呢？俩字以蔽之：尊严。

二、尊严，王小波的全部主题

对欧美人来说，王小波所呼吁的，乃是他们誓死捍卫的东西，与独立人格相伴的尊严，在彼邦早已自成传统。这既是王小波杂文无法具有世界意义的地方，也是更能体现他责任感的一面。我希望有朝一日这些文章能够获得一个光荣的退位仪式，在那一天，人们百感交集地想到：曾经，我们有一位充满不羁之才的小说家，为了向世人履行社会责任感，不得不劳心费力地批评了那么多今天看来已经作古的不良现象。

关于中国，有一个事实必须公正地指出：人间公认最伟大的思想成果，在近三十年的图书市场上都不是禁区，我们没有出过删节版的柏拉图，康德哲学从来没有“内部发行”，弗洛伊德的书也未贴上“儿童不宜”，对西方第一流思想家、作家的迻译，我们自具一套传承，收获甚丰。一方面我们痛感中国的言论空间还很逼仄，另一方面我们又得承认，在翻译出版第一流人类思想成果方面，较之任何文明国家，我们都不遑多让。在中国，最不诚实的一句话，就是抱怨没有好书可读；好书有的是，唯问津者寥寥而已。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那么多傻书呆籍整天在销售排行榜上此起彼伏着、鸡飞狗跳着，才会看到那么多人整天热衷于收看“百家讲坛”，好像一把年纪了还满足于用听书方式吸取通俗知识，是件特别上脸的事。当然，限于我们的民族性和思维方式，如康德这等级别的大哲，历来没有成为开启民智的钥匙，连王国维、胡适这等出色的大脑都得绕道而行，导致他们的学说在吾邦只能成为小范围的高端秘术，无法成为知识界的启蒙火种。看上去，过于深湛的西方思想还可能灼伤中国人的理解力，我们需要的只是符合先进文明的常识言说，我们需要对症之药。当然前提是，阐述务必精确，表达务必生动。

王小波的好处在于，他专说特别适合中国人的概念，他找到了“尊严”这枚药石。理由是，“尊严不但指人受到尊重，它还是人价值之所在”，更重要的是，“从上古到现代，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里，没有几个人有过属于个人的尊严”。这类深重的睽隔甚至在作家身上导致这种情况：“提到尊严这个概念”，王小波“首先想到英文词dignity，然后才想到相应的中文词”。

王小波的核心结论是：个人是尊严的基本单位。针对如何能让国人变得有尊严，王小波开示了如下互为依存的途径：一，你必须具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二，你应该学会享受思维的乐趣。得此二端，你自然不会再相信，自己脖子上原来长着一个鸡窝，以便“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

王小波杂文题材丰富，涉及面甚广，但核心大旨，不离“尊严”左右，而维持尊严的命脉，端在思维的乐趣上。思维直通理性，坚守理性，人将自然地变得尊严，他们对待自己及工作的方式，也将随之发生巨变。在我看来，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王小波在危言耸听，观小波离世十年后的社会种种，他不遗余力呼吁并强调的东西，抑且还在日益稀缺化。

对于意识形态的灌输，王小波曾戏谑地质问：“在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你给咱们闹出一窝十几亿傻人，怎么个过法嘛！”我相信这个戏谑里含有最现实的关切，因思维能力不足所致的理性缺乏，固然不妨碍培植出众的生存本能，但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度，只能视为傻人。

三、文章，贵在知行合一

王小波深具文章之才，洞悉写作之秘，他说过一句大实话：“所谓文学，在我看来就是：先把文章写好看了再说，别的就管他妈的。”对于志在颁示尊严福音书的作家来说，把文章写好，确是第一位的。文章好看，道理才得以寄生，不惮扯大的话，释迦牟尼别号“文佛”，也是因为这个。

不过，我更想强调的是，赋予王小波杂文独特魅力的，绝非章句层面上的好看，而是文字后面的作家形象。小波的言说方式，与他试图告诫世人的道理，有一种内在一致。小波杂文总是包含着说理和做人两个层面，其中做人一节，则以暗流方式，从文中自然涌出。他的文字可以让人窥见容貌，该容貌是如此轻松自然，庄谐并举，足以从文字内部，消除他避之唯恐不及的说教气。

拒做道理推销员，觉察说教气会走向说理的反面，并非难事，很多人都懂，甚至，职业宣传家也能明白，所以，他们才会强调什么“寓教于乐”。可见，关键不在于明白，而在于你有那份性情，能够随意一抬腿，就自然地走出契合自由主义者符节的步伐来。读者与作者间，会生成一种奇妙的气场，作者是否可信可靠，老练的读者到眼即辨。

我曾把中国式文人的种种缺点，概括成“半仙笔法”。半仙笔法在我眼里是个庞大科目，欲找到一位毫无半仙气味的中国文人，绝非易事，而王小波近乎天生丽质地与该笔法绝缘。他拒绝抒情，偶尔抒了一回，还要特地打招呼，以示例外。当他写出“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之后，赶忙补充道：“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说服安徒生，就要用这样的语言。”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格外可靠的文字，是那种中年男人特有的可靠劲，坚定的理性赋予文字以强悍的雄性色彩，宽容的性格又中和出一股怡人情调，他不屑于把观点捣鼓成一杆啸众的旗帜，他也不会假装自己实际上懂得更多。当然，他还有旺盛的幽默感。关于幽默感，我的认识是这样的：我们评价一个美人，不会单单冲着她一副俏眉，但如果她竟然没有眉毛，美感就一泻千里了。幽默感之于杂文家，也是如此。我甚至认为，必须把缺乏幽默感的杂文家，当成一种病毒来防范。他们竟然认为自己有资格高高在上地开导别人，仅此一点，就足见狞厉了。而王小波侃道理，言外之意好像是：我有那么好的道理，却藏着掖着，故意不告诉你，有违厚道；但爱听不听，悉听尊便。一旦我把道理强塞给你，那就岂止有违厚道，简直畜道不如，遂成下地狱的勾当。

依我的文学审美观，我会把最高的推崇，献给那些充满异质性的作家。所谓异质性，我指那种按正常情况不该出现、一旦出现则会让人获得意外之喜的特色，它是异数的完成和升华。举例来说，我对汪曾祺、阿城等作家虽然极为喜欢，但又觉得，他们属于那种在中国文学传统里必然会出现的人物，出众而不出人意表。而王小波的文字则以其鲜明的异质性引人瞩目，我很难在中国传统里找到他的文字先驱，我大致认为，他属于那种要么我们不配拥有、要么他不该出现的作家。他虽然说一口地道的京腔白话，但其精神远祖，无疑距希腊更近。所以，他最欣赏的中国古人乃是略具希腊风的墨子而非孔孟，不足为怪。

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月11日

周泽雄

这篇小文是应南都“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总结”之约而写，发表时有删节。这里贴出原文。

周泽雄

原帖由 笑笑书 于 2009-1-11 13:59 发表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文化成就，泽雄兄选择了王小波的作品进行解读，别具意义。

不是我选的，我只是接受了这个文字订单。当然，愿意接受，却是由于“正得我心”。
谢过戴耘兄、黄昏MM。

周泽雄

猪头兄太抬举了，汗。
回金丝兄：这也是我斟酌王小波的文风及表白后的猜测，虽然颇为自信，究竟如何，还得起小波于地下。

周泽雄

小文也提到了这一点，确实，写杂文的王小波，怀揣着明确且高峻的使命感。使命感是可敬的，但使命感太浓，也有伤文气。这是两难。我所谓王小波的牺牲精神，亦指这个——当然，小波自己也提到了。

周泽雄

谢彼兄。所提建议，对小文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标题是编辑改的，我觉得还行，就尊重他们的成果了。原标题叫《尊严的布道师》。

周泽雄

谢菜农，当然，我只是说了句实话。
兮兮所指，我确实不知道。如果知道这个概念（准确的说，是这个说法）确属舶来品，或许得说明一下。当然，即使舶来，读者也是因王小波的提倡而熟悉其义。
黄昏MM，我很欢迎“小周”挑骨头。

周泽雄

呵呵，谄我赞我，都是网友，贬俺殴俺，均是大帖。
当然，小文当不起赞，这也不是说客气话。我说了，这是一篇约稿，编辑言明什么“三十年”“改革”及“十大图书”等关键词，俺听话听声，锣鼓听音，知道本文不容俺造次，必须尽可能从旁观者角度，抉发王小波杂文的积极意义。所以，若干过于私人化的感悟，就暂且不表了。

周泽雄

原帖由 栏杆拍碎 于 2009-1-12 04:15 发表

王小波生前要是多些这样的评论就好了。

可惜。世事多是如此。

呵，栏杆兄的帖子，老实说我难以理解——如果只是抒发愤懑，倒可以理解。
实际上，王小波生前即能“多些这样的评论”，反而是不太正常的。

周泽雄

又多了位喜欢王小波的燕友，和扁舟MM握手。

周泽雄

原帖由 栏杆拍碎 于 2009-1-12 14:28 发表
我只是感觉这个现象很奇妙。
比如王小波，比如海子，生前好象都没有那么多知音，多的却是批评和压制。但人一死，就有许多人都出来说他们如何熟悉，如何好了。当然这些都是和周兄文章无关的题外话。

确实，栏杆兄所言，与小文无甚关系。不过，走题也是燕谈的常规景致之一，何况，说的还是王小波，走的并不算远。
接着和栏杆兄聊聊。王小波的写作时间不长，在他辞职之前，较少写作，他的杂文，我虽然没有统计过，感觉上，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他四十岁过后才开始写的。总共只有五年时间。而他的小说影响面更窄，若非突然病故，他那套时代三部曲，说不定依旧搁在花城出版社里，迟迟不能见天日呢。该社是在获悉王小波意外去世的消息之后，紧急动用商业头脑（区别于文学头脑），用极短的时间出版这套本来早就应该出版的小说集的。
此外，王小波发表的文章，除掉一部分是在《读书》《东方》（当时一份不亚于《读书》的人文刊物）和《三联生活周刊》上，影响较大之外，另有不少文章，都是发表在类似“某某青年”“某某文学”等地方性刊物上，在它们结集之前，即使喜欢他的读者，也不容易见到。1997年，中国的互联网BBS还谈不上什么气候呢。
我想说的是，在王小波病故之前，人们并没有大面积接触到他的文章。另一方面，王小波的文学生涯，无论小说还是杂文，都还处于展开阶段，变数甚多，并没有达到一个可以进行全面评估的阶段。所以，人们没有对他的文学工作进行评价，是很正常的。
突发性的去世，是一种人为的截断，无论他将如何展开或发展，至此都不得不面临一个终点。于是，评论他也就获得了一个机缘。海子的情况与之类似，虽然，我本人从不觉得海子的诗有何了得。

周泽雄

原帖由 兮兮 于 2009-1-12 19:10 发表
老周说从不觉得海子的诗有何了得，那我就只能说，海子的诗不可凡品。

呵，那没关系，兮兮想暗示自己入了仙班，我可拦不住。我嘛，还是做我的凡人好了。

周泽雄

原帖由 兮兮 于 2009-1-12 19:20 发表
老周写王小波的思想，其实王小波是用一种比较调侃的方式说些常识。如果我们已经懂得了那些常识，那就只好看文字本身是否好了。
如今喜欢王小波的人如过江之鲫，我倒想问问，他那些文字好在哪里？
至于海子，俺说不可凡品，意思是用一般具有匠气的诗歌标准去衡量他，这把尺子本身就是错误的；海子本身就是创造标准的人。

评论一个人的诗好不好，主观因素很多，不易找到足以服人的标准。比如，我瞧着啰嗦的，别人可以说是强调或回旋；我瞧着疲沓的，别人可以说是韵味；我瞧着不通的，别人可以说是板涩。真要讨论起来，不仅要花海量的功夫，还不见得有效。——好在，诗人的作品，本身就允许横说竖说，你读得好，就行了。
反过来，评价说理性文字，就可以有效地压缩主观因素（只能压缩，不可能消除它）：比如，可以考察例子与观点的关系，可以掂量观点和论据的展开方式，对文中的理路脉络因果，都可以通过梳理而逼其现出原形：高明还是拙劣，还是大致可说的。
兮兮说的有些内容，我主帖里也表示过。不能指望王小波说出多么先进深刻的思想，这类思想，前人和西人早已替我们说尽，而且，以国人的理性能力，我们还只配接受些相对粗浅实用的东西，好比，我们容易接受叔本华、尼采、杜威、罗素等人（叔本华还特指他的随笔，并非他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却只能望康德而却步。我强调王小波的牺牲精神，同时指出希望他这类文章日后有一个光荣的退位仪式，也是因为这个。确实，一个久沫于自由传统中的西方人，读王小波的杂文，可能会嘀咕：这也值得一说？——是的，这也值得一说，因为是在中国。
王小波写杂文的目的既然就为了向中国人传递尊严福音，那么，如果他确实传递到了，就算积累了文字功德。

周泽雄

谁急，我就不说了。
谈文论艺，赏心乐事，急个啥子呦。

周泽雄

从我来讲，对有些作者，如果他有太多的粉丝，我反而会怀疑他作品的成色。我总觉得，王小波应该多获得些知音或朋友型的读者，而不宜收获粉丝。他所倡导的东西，天然是拒斥粉丝的。所以，我对有人自称“王小波门下走狗”，也很不耐烦。且不说其中暗嵌的典故（齐白石因私慕徐渭而刻一枚闲章，自称“青藤门下走狗”），本身也有违王小波的文字风格。盖因王小波是文人而非雅士，而自称“门下走狗”则有把小波雅士化之嫌。当然，不了解该典故者，也可能误以为他们是在粗俗。
诗人海子，也不宜有太多粉丝，如果他确实很优秀的话。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坚信，什么样的读者，配什么样的作者；作者与读者往往自成一个圈子。有时，根据一位作家的读者群，也能大致不差地猜出那位作家的斤两。——当然，通俗作家除外。

周泽雄

原帖由 兮兮 于 2009-1-13 08:13 发表


阿吕，诗歌本身绝非现实生活里的立法具有任何强制力，此处的立法者与我们行业所言不同，诗歌立法者乃是就其影响力而言，如果形成了大规模的写作影响力，那就等于诗歌立法者一般地位。这也是事实，用不着我去找的理由。

诗歌立法者之说，最早出之雪莱，就是为艺术立法的意思。大凡具有开一代诗风之气魄和才华的诗人，都可以自称或被称为“立法者”。

周泽雄

原帖由 kemingqian 于 2009-1-13 05:59 发表
太太评价也算一种“粉丝”评价吧。这应该怎么看？

这个，我就从“情人眼里出西施”、太太眼里出大师的角度，去看待了。
截至目前，李银河确实没有体现出还算过得去的文学鉴赏才能（也可能有，但我没看见），所以她的评价，在文学上近乎零价值。哪怕她凑巧说对了一些东西，也是如此。这类说对，和掷骰子掷出一对“天宝”，是一回事。
李银河是社会学家，主攻性心理学。据我所知，一些出色的心理学家，在文学鉴赏方面往往体现出超过职业文学批评家的素质，弗洛伊德对莎士比亚的研究、荣格对乔伊斯的探讨，都是大师级的。性心理学的祖师蔼理士，文学修养也让人惊叹。
不过，福柯是没有什么文学才能的。

周泽雄

嗯，我猜，王小波可能没打算让你看到他“傻气”的情书。怪谁呢？
在自己情人面前冒点傻气，也是男人的魅力之一。但是，这种傻气通常不足以为外人道。李银河把这些书信拿出来发表，只能说明，她的傻气不在王小波之下。

周泽雄

呵，现在，王家沙蟹粉汤团，味道还要好些。
粉丝在一块吃汤团，有利于化干戈为玉帛。

周泽雄

谢谢邹峰。我是凭印象写的，刚才去查了下，确实有点问题。尽管有人认为，从未见到郑板桥的作品钤上过“青藤门下走狗”，而另有人自称见过齐白石在画上题过“青藤门下走狗”——当然，题过和刻过，也不一样。
总之，这里面还有些小小的环节需要求证，好在小帖的大致意思还在。因为，无论郑板桥还是齐白石，对徐渭心悦诚服，都是真切的，且都说过类似“走狗”的话。

周泽雄

是的，小标题是没有弄好，所以发表时，编辑删去了三个小标题。

周泽雄

扁舟MM真是王小波的读者。
王小波见到亦工亦农兄的评价，如果泉下有灵，当会一跃而起，与你喝上一杯。

周泽雄

“借着FB的酒胆”，呵，俺可没喝几粒酒。
当然，写文章，即使弄出副评论他人的模样，总难免要借机掺点自己的东西，如果心里还有种名叫“块磊”的东东，就更加抑制不住了。梦子掐得准。
王小波虽然没有明说自己是“布道师”，但结合他的再三表白，也接近明说了，只是没有使用“布道师”三个字而已。反过来，小可虽然从来不愿意公开表白，但要说内心毫无布道情结，也就是睁眼说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