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管锥编》之一：文艺家钱钟书

周泽雄

写《围城》的钱钟书是一名小说家，《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的作者是一个随笔家，那么，《管锥编》的作者呢？我发现，这个貌似不成问题的问题，一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着。钱钟书令人瞠目的渊博，看来已构成一种妨碍，当有人视他为“百科全书式”学者时，好像也顺便给自己赦免了归类的责任。一些学者热衷于把钱钟书说成“文化昆仑”，言外未必有而言内已充满的意思就是：钱钟书到底算哪类学者，大可不必纠缠：他什么都是。“文化昆仑”么，当然唯不择细流之大海可比了。

    在一些对钱钟书持激烈批评的文字里，同样透露出懒得归纳或无力归纳的倾向。某文学博士是这样舞剑的：“比之于尼采、萨特、海德格尔，一百个钱钟书又能算什么？”显然，他把钱钟书当成哲学家了，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哲学家天然高出其他学者一头。同属此套拳法的常见批评是，通过拔高陈寅恪、顾准或李慎之等人，变相地贬低钱钟书。尽管，有一个事实让这些批评者难堪：偏偏是李慎之先生，给予钱钟书至高的评价。在题为《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悼文里，李慎之将钱钟书誉为“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的人，并认为陈三立先生的诗句“万流失倚依，百代仰宗师”，“钱先生是当得起的”。

    当然，这些批评并不值得重视，批评者徒以声浪炫人，凑近了看，你甚至发现，他们连《管锥编》都未必读过，其中还不乏把该书写成《管锥篇》者——后者是如此常见，以至我扫兴得都提不起反驳的兴致。他们与其说是批评钱钟书，不如说是借助批评来抟塑自身的伟岸形象。他们批评钱钟书时的那副狠劲与批评本身之脱离文本，适成炫目对照，弄得我难免会想：他们的醉翁之意原本不在文本，而是想借助钱钟书这块跳板，袅袅一番自己的勇敢。既然功夫原在“诗外”，试图从这类批评里获得教益，也就缘木求鱼了。有鉴于此，我更愿意把这类批评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以便从中把玩出若干世态人情。换个角度说，若非看到他们的表情那么切齿，单凭这类批评魔术，我简直要怀疑他们是钱钟书最狂热的粉丝了。因为我敢肯定，英国人不会因为莎士比亚的哲学素养低于休谟就贬低前者，法国人不会因为萨特的人文情怀高于普鲁斯特就奚落后者，至于俄国人拿普希金的诗才来讥讽别林斯基，或换个玩法，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牢狱生涯来奚落领取沙皇津贴的普希金，就更加难以想象。只有我们倒霉的钱钟书先生，在一拨亢奋批评者的捣腾下，不得不频频与那些并非学术同行的人物去同台竞技。我极度纳闷的是，一个可以被人用如此漫无章法的标准进行比较的人，为什么不是个怪物？即使钱钟书在所有这些人物面前一一败下阵来，那也像煞一种恭维。请问，你还能找到第二个人，可以同时与那么多不相关的杰出之士进行比较吗？

    看来，技多也会压身，这是专属钱钟书的难题。不过，我还是想斗胆提出小见：《管锥编》的作者骨子里是位文艺家。我们不能因为他涉猎广博，笔花乱颤，就忽视其首要旨趣。“余雅喜谈艺”，这是钱钟书早年写在《谈艺录》卷首的夫子自道。除掉文学创作，钱钟书的所有文字，实际上都可视为“谈艺录”，谈文论艺乃是钱钟书持续一生的爱好。所谈之艺，亦有侧重，以诗文为主，旁及其他。钱先生学识淹博，但他对别种艺术（如造型艺术、影视）所知有限，故行文时每每藏拙不言。钱先生曾撰长文评论莱辛的《拉奥孔》，对雕塑艺术几乎未著一字；钱先生亦爱引用达•芬奇（他常写成达文奇），但钱先生笔下的芬奇主要是一位作者，而非画家。对中国书画钱先生偶有评论赏析，但大多浅尝辄止，并不敢深入艺术腹地。

    一定要为《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的作者寻找一个合适的参照系，我觉得，只要我们忽视掉个性和影响力上的差异，则英国伟大的批评家约翰逊博士，庶几近之。后者正是一位不世出的文艺家，领导并传承着批评传统里“智慧文学”那一分支。

    我坚信，把钱钟书的身份限定在文艺家上，才是我们试图接近《管锥编》的真正开场白。

载《北京日报》2009年2月23日

周泽雄

呵，这就是老童提及的那篇文字，我和大兴、老童聊天时提到它，以为还没发表呢，没想到已经发了。这是我打算在《北京日报》开设的一个专题专栏。

周泽雄

谢宏越兄。可以这么说吧，不过，我下一篇好像还是开场白，是谈论“智慧文学”这个话题。第三篇还没写呢，决心接受一位朋友的告诫，每次聊一个具体的话题。

周泽雄

回兮兮，我没在文章里专门谈论过“文艺家钱钟书”，但在论坛上，我可能说过多次。
本来没想着写，北京日报的编辑李静客气，希望我在结束“左道批评”之后继续开设专栏，一时没想到别的题目，就打算聊聊《管锥编》，对我来说，这是个相对简单的活，不一定能做好，但大概还不至于做砸。

周泽雄

迅弟儿，兮兮记错了，“文艺家”一词，在正式文章里我是首次使用。
兮兮记错也正常，在论坛上，我多次这么说过，包括小文里其它看法。我不少文章都来自论坛，论坛上随意唠嗑，得便，就把其中还有点意思的东西，敷衍成文。

周泽雄

谢谢诸位赏光兼鼓励。我会慢慢写的，力争不负诸位美意。
“周兄通读《管锥编》四通，谈起来可以头头是道了。”
——秋歌兄：谈不上通读，只是喜欢，平时经常翻翻。《管锥编》的体例决定了你无需以通读的态度对待它，大可“风吹哪页读哪页”，故所谓四遍，只是个大致估计。有些地方，可能读了七遍不止，另一些地方，也就读过一遍。另外，我不是学者，故虽然经常翻阅，但不曾从做学问的角度进行梳理，为了写这组文字，看来还得再做些札记。众所周知，俺可没有好记性。
再谢诸位捧场，大受鼓舞。

周泽雄

谢谢古呆兄，N久不见！

周泽雄

余杰批评钱钟书的文章，我在论坛上见过多次，上次许刚兄也转过。还有上海一位葛博士，小文里引到的那句话（把钱钟书与海德格尔、尼采等人相比），就来自他的高论。原来刘晓波也写过，照例是把《管锥编》写成《管锥篇》的。批评当然可以，让人极度郁闷的是，这些人都没有流露出丝毫读过《管锥编》的迹象。他们之批评钱钟书，与我批评相对论，简直是一码事。
这拨批评者自以为高调，其实不过是一根随波逐流的漂木，在道德文章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周泽雄

回孟夏兄：
有位秀艺网友曾经转贴过胡文辉的点将录，确是内行之论。
假如有人闲得紧，仅仅比喻一节，从《管锥编》里就不难摘出数万字的征引和表述。钱钟书对修辞（他爱说“修词”）的热衷，可见一斑。

周泽雄

很抱歉。
说抱歉也不妥，我有什么资格替钱钟书先生作个揖呢。——开个玩笑。
好在，亦工亦农兄的痛苦已有减轻之象，俺刚刚脱口的抱歉，大概可以收回了。

周泽雄

原帖由 栏杆拍碎 于 2009-3-2 13:34 发表
说不清和别的称号的大区别。
在我的意识里，文艺家就是一个统称。甚至梅兰芳也能叫文艺家。

回栏杆兄：可以说成是个统称，我这么说，别无他意，只是把钱钟书从空泛的“大学者”“文化昆仑”或“国学大师”等名头里抽出来。
梅兰芳能叫文艺家吗？反正，我不敢这么叫。“艺”是其当行本色，“文”就勉强了。

周泽雄

原帖由 丙辰龙 于 2009-3-2 14:44 发表


来跑题儿。
没发现燕谈之前，我在网上溜达，最多去的地方就是李静的博客。 我对她的文字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中国随笔年选》上面有她的照片，很奇怪，与俺想象中的一样！ 呵呵，只可惜广州没有《北京日报》，否则俺定会订一份儿报纸，好好粉丝一下李静。

我告诉过李静，她在燕谈有一位资深粉丝，还是大博士。她高兴极了。
她没来燕谈，我宁可认为，是出于羞怯，担心受不了龙MM的大把鲜花。呵呵。

周泽雄

不敢不敢，罪过罪过。
在我看来，《管锥编》也是不妨浅尝辄止的，由于钱钟书的旨趣只是借古籍阐发艺理文趣，而并非针对古籍本身，所以，是否读过《周易》，完全没关系。钱钟书评论的书，十之八九我都没有读过，但这并不妨碍阅读理解《管锥编》。
我原来只稍稍翻过洪迈的《容斋随笔》，遗漏很多，你提到的“三竖子”，我还得去补课呢。
为什么称太史公为“马迁”？依我看，没有什么原因，只是习惯。语言天生是不讲理的，它遵从习俗、惯例的程度，远在遵从道理之上。好比说，今人管郭沫若叫“郭老”，管李慎之叫“慎公”，管张中行又叫“行公”，道理何在呢？只是叫得顺口罢了。“马迁”的说法，古人早就叫了，估计，最早这么叫的，只是为了凑三字令，同时避免复姓司马的重名率，才临机变通的。否则，大家都叫司马的话，司马迁和司马相如，就难以区别了，远不如“马迁史、相如赋”来得悦耳自然。

周泽雄

回冬君：是否如此，我还想听听刘刚的高见呢。
在我看来，钱钟书的读书趣味，主要集中在谈文说艺上面，只是他学问过于驳杂，又难以遏制随见随评的爱好，遂使我们眼里的钱钟书，貌似无所不谈，好像史学和哲学也是他的学术范围。我总觉得这是个错觉，史学、哲学云云，不过聊供驱遣而已，目标还是围绕着谈文论艺。
再向子晚兄拱手，俺不敢搭话了。

周泽雄

专业评论家，其中的标准也很难说。也许人家以为，那些曾经集中大量力量专门评论一位或数位作家的评论家，才更像是专业评论家。不过，也只是“像”而已。钱钟书似乎不愿意这么干，他宁可把自己勃发的才情，均匀地、随机地点敷在大量作家身上。
我读陈寅恪先生很少，不敢评价。不过，在古呆兄说的这个层面，我是非常认同的。两人一专注于史，一专注于文，道不同，志亦不同，其实是很难比较的。可比者，往往是些外围性的东西，比如都精通多种外语，都博闻强记。严格说来，这种相似，属于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