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

照章诒和女士的描述，黄苗子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告密，差不多等同于蓄意构陷了。
特意花一大笔钱（20元，在当年绝非小数字）请客，骗取信任，再把老友的私房话，主动向上司汇报。所以依我看，告密和揭发，都还嫌用词太轻，准确的用法就是构陷。
当年的黄苗子，也非青涩年华，他完全知道这种做法的卑劣性，他还是做了。可怕的是，在别人记述里，黄苗子还是个性情格外率真、热切的人，一个乍看之下距告密者最远的人。
至于黄苗子日后同样蹲了大狱，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极权者的嘴脸，从来都是说变就变，一切以权谋为上的。你给别人做局，别人再给你下套，不过是进入了一个阴谋连环套而已。
别人是否原谅、如何原谅，那属于另外一个话题，不能改变黄苗子行为的性质。
黄苗子举报的内容，都是在所谓诛心领域，聂钳弩的言论不具有任何现实危害性，连一点小小的治安危险都不存在，若非当着友人的面说出，它们性质上更接近于“腹诽心谤”，这原本在任何层面都不构成犯罪的。
把自己的堕落归咎于专制，那是犬儒一族屡试不爽的借口，真正有尊严的人，决不会认同。人得为自己负责，你不去出卖，没有人可以糟蹋你的良心。——这话的例外项，只在于自己是否遭到了现实的、迫切的危险。黄苗子出卖朋友前，并没有遭遇严刑拷打，他充其量是怀着想象中的危险预感，下此狠手的。

周泽雄

金丝兄思考得细致。这问题确实有其复杂性，告密，换一个表述也叫“检举”，对甲方算卑鄙告密的行为，对乙方则算英勇检举；同一种行为，有人视为大义灭亲，有人视为十恶不赦。
陷入正义门，就比较难缠，正义和自由一样，也是“多少罪恶可以假汝之名以行”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从现实危害性上去评估，比较准确。按这个标准，比如金丝兄所举的例子，还是存在现实危险性或现实紧迫性的，而黄苗子对聂钳弩的告发，内容无一具有现实紧迫性和危害性，因而不适用于检举。

周泽雄

原帖由 施国英 于 2009-3-22 16:22 发表
拜托楼主和周泽雄先仔细看一下那位叫寓真的文本再指控。
没有证据表明所谓告发和郁风有关。老周12楼的帖子中说的花20元钱请客诱供的是另有其人，机关干部之类，不是黄苗子。
黄苗子做过的就是把聂绀弩送给他的诗上交，然后被要求注释那些旧体诗的内容。
黄苗子是在北大荒劳改过2年的右派。如果他收到“反诗”而知情不报，那就是“包庇罪”。章女士也提到另有人监视黄苗子。聂一贯大大咧咧，当然不可能想到赠“反诗”给朋友很可能连累别人。也收到赠诗的钟敬文那么担心害怕就很说明问题。

谢谢施国英批评，我之前没有读寓真的文本，20元请客诱供的事，疏忽了。确与黄苗子无关。我收回之前一切与此相关的批评。
我没有说，告发和郁风有关。只是这对夫妇的事迹经常被人并提，若黄苗子如此不堪，我之前对郁风的好感，难免也要打点折扣。至少，我不会那么轻信了。
“诗是要人欣赏的，特别需要有鉴赏能力的人欣赏。所以，聂每有新诗，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黄苗子既是识者，又是好友。“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篇，不知为何都进入了司法机关。”可惜，公安机关的人不懂诗，于是上面又指示：“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诗无达诂，古体诗含蓄、工整、优雅，内涵无穷的寓意。你可以从正面理解，他可以从反面来分析。大量的聂诗，找谁来破译？公安机关负责人还是聪明，说：叫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黄苗子也没有辜负他们，把每首诗里的“反意”都抠了出来。”
——施国英，换了别人，而不是你自称的忘年友，你还会这么替黄苗子辩护吗？当然，不要求你回答。我只是说，你为自己的“忘年交”辩护，最好别太踊跃了。这种场合，沉默是比较得体的。
在那个恶劣年代，与寻常年代相比，出卖朋友确实存在可以原谅的因素，但所谓原谅，也只是“从轻”的因素，而不是承认出卖行为的正当性。毕竟，不出卖的人，大有人在。
20元请客诱供的事，只是视觉上比较刺激罢了。黄苗子主动把朋友的诗上交，并提供挖掘反意的服务，与所谓20元请客一事，差别并不太大。虽然指出我的错误，我是要向施国英感谢的，但如果你以为指出了这个细节疏忽，黄苗子的问题就减轻了，那就太遗憾了。
“你晚生了几十年，至少还有保持沉默的消极自由。在这之前，任何运动人人都必须表态的。林昭最初就是因为替右派同学说话而遭殃。”
倚老卖老地教训年轻人，何其过瘾，可惜，你又暗渡了一把陈仓：人人表态，与卖友求荣或卖友自保，还是有区别的。人人表态，最起码，按照我们当时看过的样板戏里土匪栾平的做法，他可以抽自己的耳光，连说“我该死我该死”。黄苗子不是这样的。他是主动出击，为了自身的安危，不惜把朋友置诸死地。如此行径，是不可以用一句“人人必须表态”加以轻描淡写的。

[ 本帖最后由 周泽雄 于 2009-3-22 17:12 编辑 ]

周泽雄

原帖由 施国英 于 2009-3-22 18:09 发表

指控郁风是笛子在主贴里做的事，与你无关。
每个人的经历，视野，交游不同，我的决定了我从来不对别人做大义凛然的道德审判。不要说黄苗子，我连自己身边的“告密者”都不介意。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圣人，孔圣人还杀过异见者。
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巴金，茅盾，老舍，曹禺等等文化界名流，哪一个没有义正词严批判过别人？找一些五，六十年代的报纸看看就会明白。先批判别人，然后被另一批人批判。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专制极权。这是足以令人恸哭的“大悲苦”（借水笺网友语）我不觉得自己有资格摆出道德姿态，我连表达“同情之理解”都来不极。
共产东欧变色后，解密的档案披露出有多少夫妻，父子，同事，朋友之间相互监视，彼此揭发。邪恶的体制对人性的扭曲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只有消除专制极权的土壤，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告密者”---这就是我的矛头指向体制的原因。

施国英：我还是建议你就事论事，别胡乱引申。比如，在提到黄苗子出卖之事时，引用林昭是不合适的，如果你不想侮辱林昭的话。
另外，也别用一些想当然的大词来模糊事件的性质。对一件恶意出卖的行为表示愤慨，无所谓道德高调，那连道德低调都谈不上，而只是做人的底线。难道，批评别人触犯做人的底线，在你的理解里，竟然算得上“大义凛然的道德审判”了？
无论你在自我介绍时，把何等美德往自己身上涂抹，我只根据你的具体行事来判断。我看到的是，面对章诒和女士的据实揭露，你没有体现什么你声称拥有的“同情的理解”，相反，你忙着质疑人家的动机。而你之所以这样做，我能想出来的唯一理由，大概只是你还没有来得及和章诒和女士吃过饭。
一个对近在眼前的恶意出卖蓄意无视的人，却还要侈言“大悲苦”，真是可笑。
指向体制，倒确实像一种言论高调。如果指向体制的结果，就是使当年的一切丑行劣举都得到开脱，这类“指向体制”，用你的惯用语，拜托还是省省吧。何况，撇开具体事件，只是一味浪言“矛头指向体制”，焉知不是一种掩饰思维能力拙劣的正义秀。

周泽雄

原帖由 李旧苗 于 2009-3-23 09:16 发表
凡是揭发告密行为的文章，我一般不会轻易相信，这缘于我本人的一次亲身经历。多年前，我也曾被某著名文人认定是告密者，而且如果他把整个事件过程写成文章，可能大多数人会相信他的判断，他的某些行踪、某些言谈，我是唯一知情者，不是我汇报的，还能有谁，我真是百口莫辩，当他坚信他的判断准确，我所有的解释都属多余，都无法改变他的看法，他甚至还大度地表示，在这种体制下，他能理解我的行为的不得已，这让我更感屈辱，也更感愤怒，我甚至对天发誓，我根本没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最近我在和永德喝酒的时候谈起此事，我说从那以后，任何在政治上稍有敏感的人物，我都坚决不再接触，不再交往，唉，两边不讨好呀，我宁愿老老实实地过我安稳舒适的平静生活。关于告密行为的性质，我赞同周兄，无须挥舞道德大棒，用一根道德牙签就可以把它触倒，但对告密行为的认定，须慎重慎重再慎重，文字追述是不可靠的，哪怕是当事人的回忆，即便档案也不可轻信，不要以为档案解密就可以澄清许多事实，档案是可以篡改的，档案更可以伪造，老木匠兄学历史出身，他对档案的慎重态度，我极为认同、非常赞赏。

旧苗说的情况，当然可能存在。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由“尽信书不如无书”变成“尽不信书”，未必可取。
之前还看到老童质疑章诒和的文字表述，这也是难点。说实话，我们今天奉为史学圣经的《左传》、《史记》等书，类似内容更多，西方也是，普鲁塔克的书，好在生动，疑处也在生动。其中的技术问题在于，作者为了追求生动，把自己的代拟转述，直接写成对方的呈堂供证了。
在今天的条件下，趁有些人物还健在，可以甄别、核实。档案不可尽信，也不可不信，所以还需要一套细密的考证功夫。对方有疑点，尽可摆出。史家最可贵的一点，是善于“阙疑”，但凡无法确证的，即坦然阙疑。

周泽雄

试图弄出一些公式，以帮助大家判断告密，我以为是徒劳的。
但大致的标准还是有一些的，比如，顺着极权者的旨意，把他人的思想视为告密材料（聂钳弩被上告的内容，大抵如此），则不可纵容、不能原谅。凡是把他人思想（含日记内容）视为惩罚依据的，都是不折不扣的极权统治；凡是主动配合当道者的意志，提供思想罪愆的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帮凶。——这里的思想，当指不会造成现实且迫切危害性的。据说，马克思说过一句话（我不知出处），叫“思想不构成犯罪”，很精彩的见解。不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多时候只是秦制的拥戴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