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

五四运动，本身确实无足称道，不过是一桩突发的学生运动。盲动的正义或有，轧热闹的鼓噪更多，说不定也更本质。
后人及旁人（尤其是擅长经营运动的共产党）认识到五四这个符号的重要性，遂蓄意把它做大做强。是否离谱已经不重要了，或者说，要的就是让它离谱，以便为我所用。
在这个意义上，胡适特地贬低五四，划清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界限，并否定前者，肯定后者，恐怕也有一份智慧，即矫枉必须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