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文号脉：热衷做人的文人

周泽雄

不见刻薄文人，久矣。

这恐怕是一种文学软骨症的症候，表明我们无力供养非凡的刻薄鬼。欲说明大文人和刻薄鬼为何同体连枝，费时费字，不如顺手举些名字来得便利。以二十世纪为限，掰开手指数数，我们悠闲地发现，那些称得上“大”的文人中，独多刻薄鬼。我提到鲁迅、张爱玲、钱钟书、王小波等名字，大概够意思了。你能找到反例吗？即，刻薄度不如上举四位，优秀度却有过之？难。也许沈从文算一位，但那不过说明，文学上的事不比科学，不宜追求物理定律式的精确，我且观其大略，可矣。

大略地看，在那些距大作家尚缺一口真气的中国文人里，挤挤擦擦着大量好人善人义人和高人，他们除了步调一致地做不来“刻薄”，还异口同声地谋求用自身的人格——而不是文字的美感和力量——来争取读者。他们擅长把写作问题还原成做人问题，他们坚信，读者只要认可自己具有出众的美德、超凡的境界，自身的文学成就也就水涨船高了。于是，我们不断听到他们提及自己如何殚精竭虑，如何饱含热泪，如何把心交给读者。说到最后一条，我对已故巴金先生也稍存异议。我毫不怀疑巴金对读者的深情高义，但喋喋再三，难免造成负面影响。大要有二，其一，当读者视“把心交给读者”为巴金的优点兼特点，也会对其他作者构成意外的贬低，好像别人只会“把肺交给读者”似的。其二，将写作问题置换成做人问题，还会造成文学观上的错觉。曹雪芹人品如何？他是为自己的抱负而呕心，还是为满足广大读者对优秀文学的饥渴、繁荣大清国的文学创作而沥血？老实说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只是，他写出了《红楼梦》。我还知道，有些大作家不惜与读者为敌，立志展示一种冒犯之美：冒犯读者，冒犯世俗，冒犯这个世界。——难道，与声称“把心交给读者”的善人型作家相比，他们低上一头吗？巴尔扎克为了还债而写作，雨果也曾迫于生计，司汤达对读者夷然不屑，然其成就如何，神人共见，无待赞词。当普鲁斯特用数万字篇幅惟妙惟肖地再现了一个小男孩的心灵创伤（起因不过是母亲没在临睡前和他吻别），从而像一位把世界纪录大幅提高的运动健将那样，大幅提升了人类文学情感的水平，他还需要将自己对文学的态度，另行昭告天下吗？他写出了杰作，文人的精彩和荣耀悉在其中。

文人自夸美德，不过让人起腻，若是侈陈境界，则会把读者活活愣死。不久前读到一篇刘再复先生的访谈《漫游者和苏格拉底寓言》，其中有些表述，把我愣了好久。在金庸题签的“再复迷网站”上，我看到该访谈以压轴形式收入刘再复《思想者十八题》一书，足见作者的认同和重视。刘再复提到了一种“第三空间”，他说：“在思维方式上，以前我也是单向性思维，现在完全转向双向性思维了。我完全摆脱了非黑即白的思维框架，因此强调必须有第三空间，价值中立的话语空间。”结合下文，我发现所谓“第三空间”只是一种涂抹了玄学色彩的田舍翁理想。刘再复对李慎之的取向进行了非议，贬为“只是谭嗣同情结，并不是政治理性”，同时又对禅宗及陶渊明遥致了敬意。当然，我尊重任何自愿隐逸遁世的选择，但不会视它为值得尊敬的第三空间。当周边充斥着三聚氰胺化的丑行，不去张扬知识分子的介入立场和批判精神，而是把退避三舍的无为标榜成玄而又玄的“第三空间”，以便用它来替代批判精神，则我恕难从命。我不怀疑刘先生的耳边时有牧笛悠扬，及至人生晚境，得以在一种禅房情境里呼吸吐纳，我也愿意送上人微言轻的祝福。但是，把这份禅房心得漫无节制地夸大，甚至声称找到了“精神家园”，享受到了“回归家园的大快乐感”，就过分了。——附带一提，这话苏格拉底可不敢说。作者一面呈现出“得大自在”的大士模样，俨然每个字里都嵌着一颗念珠，每句话里都闪着思想精光，一面却不过告诉我们，他有休息的权利，有吟唱“归去来”的自由。这份权利和自由，本来是不消多说的，但因为作者提到了“大快乐感”这一凡人难以问津的生命境界，读者就只配连连点头，并在他带功报告般的笑声感应下，相信作者确已“进入很深的精神层面”，并且“穿透了很多书本，打通了中西文化的一些血脉”吗？

这类把自己善人化、高士化的倾向，若是任其滋长，确会生成一种负面生态，并迫使真正的刻薄鬼文人难以存身。大家都把劲儿使在人格矜夸之上，长此以往，文学用以烛照人世的功能难免随之消歇。我之前提到刻薄鬼文人，你会发现，他们无一热衷此道，个别家伙还宁可反其道而行之。当然，我说刻薄鬼，只是一个抽样，大文人不乏刻薄鬼，不等于刻薄鬼即大作家。此事甚明，幸毋误会，我就不多解释了。

周泽雄

谢各位。
“刘再复先生的“田舍翁理想”，不过是掩饰对体制的回归而已。”
——我批评他，初衷也是这个，只是，说不出口。实际上，小文还删去了几句话。
再回阿吕：
“田园牧歌的理想也不失为排遣之道。”——这个，我无意冒犯他。你唱你的田园歌，但把自己的“排遣之道”骤然升华，再舞弄成一根讥嘲知识分子良知的棍棒，就是他在冒犯我了。

周泽雄

原帖由 剑影秋歌 于 2009-5-14 14:57 发表
刻薄也要看其刻薄对象，对怪物体制或心灵不自由代表者之刻薄，不妨越尖刻越好。鲁迅之刻薄，也不是单向度的，如对施蛰存辈之嘲讽，我看就完全搞错了。写得再好，文采再斐然，又算个屁。

另，林语堂算不算“刻薄鬼”？

回秋歌兄：
刻薄如何看对象，那得挨个讨论了。小文只是点到为止，强调刻薄本身是一种能力，一如老童所说。我提到一些大号文人具有刻薄能力，与我是否认同他们每一次刻薄，不是一码事。另外，具体到某一次刻薄，大概也是极难获得共识的。要被刻薄者承认对方的才华，非得需要些超人的忍或超人的奸，才有可能。
“林语堂算不算“刻薄鬼”？ ”——你看呢？算又如何？不算又如何？如果把他算上，就等于他是大文人，一旦不算，就否定了他大文人的资格，那不仅不是小文的意思，还是小见的反面。我曾说过，我真正承认的文学法则，就是“文无定法”。提出一种文学分类，与提出一条物理定律，是有本质区别的。

周泽雄

原帖由 种雪 于 2009-5-14 21:34 发表
再复先生的那篇《漫游者和苏格拉底》哪里可以看呢，单读《亚洲周刊》的那篇报道，似乎周兄的意见也有偏颇。

种雪兄，燕谈转贴过这篇文章，我替你搜索了下，在这：http://www.yantan.org/bbs/viewthread.php?tid=87046&highlight=%C2%FE%D3%CE%D5%DF%BA%CD%CB%D5%B8%F1%C0%AD%B5%D7
另外，在小文提及的“再复迷网站”上，也能找到。请兄移步。
当然，我对刘再复先生的看法，不可能仅仅针对这篇文字，还包括了我对他别种文字的阅读及印象。
期待种雪兄进一步的指点。

周泽雄

原帖由 tian295 于 2009-5-14 21:59 发表
甫一打开网页，周兄大文醒眼耀目，直冲过来。稳住心神，打开来先，舒服好自己，放眼望去，便见大文如雁阵车流，扑面而来，铺排恣肆，如滔滔洪水，倾泻而下，应接不暇，唯张口吞，咽，一气灌注，无喘息反刍之间隙。周兄文字信息密度较大，例证又多集团作战，辞采恣纵，陷入其中，几有呼吸迫促之感，难有悠游品咂心境，强吞硬咽，定下心神，再来品评文字的电光石火。模仿周兄文字一二，虽说不类，但阅读感觉却还有几分真实。

TIAN兄太客气了，让我惶恐。
说句题外话，我确实厌恶清汤寡水的文章，写作前经常会浮现华君武先生一幅著名漫画，内容是，一叟持一盐罐，愤怒地倒向报上某篇文章，话外音是：“这文章淡而无味。”作为写作者，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幸免盐灾，也算我的努力方向之一。
余光中先生曾拈出一味“密度”，用来评判文章的高下。我虽对此颇为认同，但在一篇评论余光中的文章里，也曾指出余文恰恰犯了密度过高的毛病。这是一种高级毛病，文字寒素之辈不可能患上，不过，那仍然是一种毛病。
俺若染上此疾，我不会因为“高级”而有所窃喜和懈怠。高级毛病，焉知不是顽疾的别称，至少对我是这样。
因为想得太多而篇幅受限，这篇小文，我自觉还是有点凌乱的。当然，这也是俺能力有限的准确反应，怨不得人。

周泽雄

谢谢小舟。
我脸红了。
悲悯之意，我或有二三，柔软之心，恐也略有几成，然“拯救”云云，我仰之弥高，逼视尚且不敢，揽之入怀，更属奢望。

周泽雄

原帖由 酱香老范 于 2009-5-14 14:06 发表
文之刻薄，常和洞穿世事、人性的识力有关，也和语出偏锋的文字表述有关，乃“狠霸”和“老辣”双重美学结晶。但“大文人不乏刻薄鬼”，是因为在刻薄的“狼毒话”下，有悲悯之心为根基。
对巴老不妨多以悲悯。鲁迅眼毒，早就以“有热情的好作家”一语成谶（其中的“好”更多在人格层面而非关文学）。其晚年的“喋喋再三”，多少还有社会学意义。
而刘再复之自我招安于“第三空间”，似也可纳入老周有关“文人和雅士”之论域。然否？

刚刚注意到老范的大帖。
假如我们把作家视为一种职业，能够学会用一种职业眼光看待作家，则“好作家”无非就是文学技艺出众的人。可惜，吾国有强势的道德文章传统，导致好作家与好人作家，混在一起，最终，好人作家还替代了好作家。
巴金的喋喋，好像不独晚年才有，可能晚年为烈。在我印象中，那位张承志先生，做得最为过分。只是，我懒得再拿他举例了。
诸如“文人和雅士”这类概念，都是很难守住边界的。文学上的概念，大抵如此，所以，纳入“文人和雅士”之域，大概也可以的吧？
再谢谢施国英的鼓励。

周泽雄

谢谢TIAN兄的大帖，受教了。

周泽雄

回网事兄：对刘再复先生，我曾经敬重其人，尤其是20年前的选择和担当。至于文章，确实从未以为了得。现在他对自己的选择有所放弃，我说话也就不必再有什么顾忌了。
回西极兄：确实，就是这个意思，“知性的恶意”，恰极洽极。
回老童：这个话题确实很大，只要思维力够强，肯定可以拾掇出一本书来的。
我读老鄢不多。个人之见，身为作家而不会刻薄，总不是件妙事。但以刻薄为业，就难说了。好比，我本人虽然推崇幽默感，但对那些职业幽默家，又评价不高。逗乐的事，得悠着点，千万不能当成政治任务来抓。
回TIAN兄：兄26楼的意见，很是中肯。
话题如何收束，诚是难题。从我来讲，既然“望文号脉”是我的专栏，写作时也会抱有专栏之思，即不限于一文一事，有些内容，这次说不完，改在下回说。甚至，这次特意避开某个关节，以免与下篇文章撞车。这和单独思考一篇文章，略有不同。作者除了考虑单篇文章的完整性，还得兼顾整个专栏的格局。如TIAN兄提及的悲悯（之前老范亦尝提及），恐怕适合另行表述，夹在一篇文章里，以我之能力，难免更加气促了。
话虽这么说，真要做起来，有时也不会考虑那么多。再则，我一般不太愿意说及悲悯。悲悯，是一个中国文人不容易产生、但又特别希望别人认为自己拥有的玩意，一些惹我反感的作家，还会整天忙着煽乎悲悯。最近，不是连堪为做作模板的余大师秋雨，都在一脸苦相地抒发悲悯吗？这事儿确实让我头疼，真要写起来，不知如何着手。悲悯之情，如没有宗教情感为之押阵，很可能玩出诡异机心来，但作为批评者，非要去挖掘他人的诡异机心，又有点闲得慌了。这也是让我畏手畏脚的原因。

周泽雄

哎呦，我看错了。老童说的是韩石山，我眼前一晃，误会成鄢烈山了。
我在小文《稻草人批评》里拿韩石山说过事，感觉，虽然特爱晃悠，却是个不耐掐的主儿。

周泽雄

回栏杆兄：在我眼里，刻薄是一种珍惜的能力。本钱与能力，差不多是同义词。
伟光正的事，只能另议了。说来话长，且不知且说到哪儿去，暂且打住。
TIAN兄34楼所言，很有意义，唯话题较大，一时半会，我恐无力接续。且留待他日再说吧。
稻草人批评，是我曾在《北京日报》开的专栏“左道批评”中的一篇，该专栏现已结束，共计十余篇，在燕谈我都贴过。
回小舟：这么看来，拯救还得分出“主观拯救”与“客观拯救”的区别。我得承认，主观上我绝对没有拯救他人之念，想都没想过，无论能力还是性情，拯救都在我的度外。至于“客观拯救”，那就难说了，且不由我说了算。不过，我总是怀疑这类功效的。
当然，小舟只是在鼓励俺，俺领情就是了。
再向德方大姐请安。

周泽雄

回许刚兄：
刘再复反思“批判的武器”，状态如何，我了解不深。但我习惯于从成果反推，即，最终成果谈不上斐然，则我难以肯定其中“惨烈”。这当然是不公平的，一个陷入迷局的文盲，内心煎熬也可能是“惨烈”的。
刘再复对自身境界的吹嘘，与那些做带功报告的伪气功师相仿。如果只是自我吹嘘，不涉及对他人的评价（如针对李慎之），我姑且视为老年人的精神拳操，可不加闻问。但他不是这样，且影响也不限于自身的禅房。

周泽雄

原帖由 自棋 于 2009-5-16 09:24 发表
刻薄文字至少得分两类，  一类多少带有点实事求是的科学色彩，譬如文艺批评，以及带有批评色彩的杂文、时论等。 另一类则无关高低对错 ，仅仅来自作家的私人语境， 比如张爱玲的小说。

第一类刻薄得与文章功力与求是的态度相匹配，否则那刻薄就是对作者自身的嘲讽。
我对待第二类刻薄的态度比较矛盾。
从我的阅读本能来说，一方面极度嗜好锐利风华，另外一方面，却总还是希望文章的刻薄能力能与为文者的人格力量相匹配。两种愿望中，后者倘若得不到满足，总还是要后退一步，将那刻薄归为一类武侠豪情，或者魔鬼般的嗜血快意，一切不过虚拟尔尔，当不得真，它已经被作家自己消解了力量，被证明不适合于真实的灵魂，在现实中根本靠不住。  
用功想了想，恐怕象我这类读者，还是把做人看得比做文更重要。当然，我所谓的“做人”和周先生主贴中所讽刺的“做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

自棋的说法很有趣，到底“心中有龙”，不一般。
其实，“刻薄”是个不准确的词，或者说，这类贬义成分过浓的概念，本身就不易准确。换个褒义词，就成“犀利”了，而指谓并无两样。
对于批评家、杂文家来说，直接显示“刻薄”，不仅难免，还符合文字美学的需要。这类小文字，格局有限，难以隐藏雄韬大略，你不把意思露骨地呈现出来，也就没有人耐烦去挖掘它。而对于小说家，刻薄过于外露，肯定不是上策。有些伟大的小说家，其实无比刻薄，但他甚至有能力让人觉得他宅心仁厚（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形之下，如张爱玲、钱钟书之类把刻薄直接印成商标并贴在作品外包装上的作家，就稍逊两筹了。
真正的刻薄鬼，往往人品不坏，甚至，大好人与大刻薄鬼联为一体，也不少见，著例如兰姆。理由嘛，从心理学上大概也讲得通。每个人都多少有些邪念歹意，这类玩意需要一个甬道加以宣泄，刻薄就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甬道。宣泄完毕，他两手拍拍，心无俗虑，反而可以堂皇做人。而那些类似于“闷骚”的善人型作家，总是把自己的那份歹意打压在文字之外，在文字里哭哭啼啼，袒肩愁眉，长此以往，身心受压过度，遂热衷于上下起手的各种闷坏动作了。
呵，瞎聊。

周泽雄

“刻薄好比烟熏妆，有人用的非常可爱，有人则丑态毕露。”
——有趣的比喻。确实，刻薄是险招，非高手莫办。见某人欲刻薄而不得，现实的坏处固然没有，审美上却着实丢脸。踉踉跄跄的刻薄，让人笑又不是，同情又不是。对方未受到丝毫伤害，自己却先用一把狠跤，娱悦了看客一把。

周泽雄

原帖由 许刚 于 2009-5-17 22:07 发表
回泽雄兄：
我觉得，刘似乎自认对二十年前的事拥有相当的“知识产权”，因而对自己目前所取的不同处世方式有责任“给一个说法”。这对他本人也许比对别人更重要。至今不甚成功，是很明显的。恐怕也不是心悦诚服地“觉今是而昨非”，所以回归体制则可，《归去来辞》那么“斐然”的东西，怕是写不出来的了。毕竟这一体制，并无陶渊明回归的自然所具有的那种合理性。

许刚兄所说，我了解不多。大致上，我不会介意刘再复的“禅房心得”，这类事，看得惯就看，看不惯就掉过头去，依我的习惯，不在我的批评范围之内。说实话，刘再复即使真心要归附体制，我也不会批评。那是人家的事。不批评任何一种与饭碗有关的工作，也算是我的一个小小原则。我反感的，只是他借机对他人的选择说长道短。老来颓唐，我不仅视为一种权利，更视为人之常情。
先说这些。

周泽雄

原帖由 种雪 于 2009-5-18 12:36 发表
周兄，文章与兄言论卒读。听兄网聊，幸甚！再复迷网站上贴了一篇《知识分子的第三空间》（http://www.zaifu.org/z_views.asp?n_id=815&b_id=30），也是一篇采访录。刘先生所言的“第三空间”，似乎也不是专对敢批判者而言，提倡一种“宽容”、“开放”的精神，而更有为他们向主事者申请第三空间的意思。所谓“呼吁要充分尊重知识分子“令狐冲式的独立精神”，充分尊重知识分子“批评的权利，即不迎合、不依附的自由；沉默的权利，即不表态的自由；以及逍遥的权利，即不参与的自由”。刘先生的文章我读得不多，不知道其学术思想的全面目，但就这里的说法，似乎可以拿来和周兄商榷一下。还望继续赐教!

种雪兄：如此摘句，未必有说服力。极端地说，摘句的话，我们也不难把毛泽东摘成一颗自由之魂。
你所摘的字眼，刘再复都说过，但他的主旨，不是这个。或者不如说，这些句子，只是充当了陪衬和点缀的作用。
刘再复先生自我感觉特好，他惯用美妙的字眼形容自己，自夸起来往往朝死里夸，一点不讲分寸的。这都不是问题，我说过，我视为老年拳操。但他自夸过后，再拿这些被他臆想为无比深刻的玩意来臧否他人、轻议同行，在“再复迷”那里，就可能起到不好的作用。
实际上，不表态的自由、逍遥的权利，在今天已丧失意义了。我们总还得承认时代在进步吧，即使进步得缓慢，但也不至于缓慢到知识分子连“不表态的自由”都不具备的程度。沉默的权利，文革时曾遭到大面积剥夺，但现在毕竟不是那个时代了。所以，刘再复设立这个目标，并无思辨价值。面对一个基本上已经争取到的权利，不是试图前推，争取更大的权利，而是把它继续视为争取的目标，这算是哪一类的糊涂？糊涂至此，还要洋洋自夸，并对他人的努力轻易否定，我是不以为然的。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刘再复有什么“学术思想”，面对一个整天强调自己“穿透”文化，“用心灵证悟文化”、“打破了一切‘执’”的人，我是没有兴趣去研究其学术思想的。

周泽雄

先谢过TIAN兄的鼓励。
小只只兄：
《不再正确》我原来贴过的，因论坛变故，已经找不到了。一会我去找出来，不做主帖发了，就跟在这里吧。
发表在《读书》上的，印象中被删去不少“不够正确”的内容，约有千把字吧。我贴出来的是足本。
最后，再次恳请小只只兄毋再以“老师”相称，拜托了。

周泽雄

——读陈家琪《沉默的视野》

读陈家琪先生大著《沉默的视野》，是不乏探险意味的。作者是哲学教授，但这并非诱我阅读的原因。我对哲学毫无野心，对中国哲学教授嘴里周期轮换的那些域外大哲，也不见得充满好奇。事实上我对以介绍、阐发洋大人最新流行哲学见解为主的国内哲学界，一直抱着闭目塞听的态度。在我看来，我们的哲学界越来越像一个只有持贵宾卡才能进入的精英俱乐部了，一位虽然热爱苏格拉底却遗憾地没有听说过伯林或哈贝马斯的家伙，在那里几乎必然要碰一鼻子灰。门槛如此之高，我这个没有假发套的乡巴佬，对之回避，也算是尽一点识趣的礼数。这没啥奇怪的，由于阮囊羞涩，多年来我不也一直对标榜为“高尚”的高尔夫球场视而不见吗？与此同时，我对辽阔的大草原，不也始终充满向往吗？向往程度甚至不亚于饿狼对绵羊的渴望吗？——之所以有此一比，自然另有用意，我想暗示，本人愿意恭聆教诲的哲学，也和狼愿意视为美餐的羊一样，必须是个活物，带有生鲜之气，甚至，沾点鲜血也不妨。

《沉默的视野》让我有幸目睹了这一过程，一位中国哲学教授如何成为哲学家的过程。

看来，中国的哲学教授要想成为哲学家，除了得有一颗不死之心外，还须借助事件的成全，尤其——说来有点残忍——还得是些不幸的事。话说我们这位哲学教授在一九八九年四十二岁之时（即相书上所谓“大厄之年”）患了一场重病：胆总管结石。该病虽早有预兆，但仍来势不小，作者“出现了全身黄疸，皮肤瘙痒，小便深红”，一度甚至“处于半昏迷状态”。骤遇此等大难，任谁也会产生“人之将死”的不祥预感；既有此不祥，自然会寻思着有所振作。由于插着引流管的病体暂时动弹不得，所谓振作，恐怕只能在思想方面寻求突围。我们只要稍稍将心比心，就会发现，当此之际，一位中年知识分子唯一能做的，好像也就是让自己尽量陷入“往事与回想”之中，以所谓“过电影”的方式，回顾并检讨自己的一生。作者果然这么做了，芸芸往事立刻像一群殷勤的侍者，纷至沓来。起初的回忆难免带有消极、被动的性质，但当往事一浪高过一浪，也就渐渐生出了更多头绪。

是的，往事涨潮了。作者平素受到的哲学训练，作者原本资质颇丰的文学素养，也在大脑里集结待命，以便随时接受召唤。万幸的是，疾病最终只是一场虚惊，身体虽然难免受到损耗，但生命无恙，智力尤其秋毫无伤。他又可以干点什么了。由于此前在作者脑海里呈澎湃之势的众多往事显然不甘心功成身退，它们不仅以题材的方式继续存在着，还会自动生成一种体裁，要求作者把它们记录在案。于是，随着身体康复，作者走向了他的命定之作。使一本书成为一种奇遇的诸项条件，至此已完全成熟。

这本著作颇难归类，作者既想以叙述的方式回忆以往，又想以思考的方式检讨人生，他身上的文学趣味要求他更深入地走进自我，身上的哲学使命又要求他离自己远点，尽可能选择一种冷静、超然的笔墨姿态，而非一味沉湎。他同时面临着讲述自己和分析自己的双重使命，在本书中我们发现，也许与作者有着太多的困惑有关，这双重使命并没有达到配合默契的程度，更多的时候它们呈现为彼此纠结，相互对抗。不过，也正因为这份困惑，赋予本书一些独特品质，只要善于忍耐，我们也会经常得到些意外启示，其中甚至不乏惊心动魄的见解。作者生于一九四七年，我们知道共和国这个年龄段的人，每一个都随身携带着一本斑斑血泪史，他们是一些命定要背负超重十字架的倒霉者。这样，当陈家琪深沉而不乏困惑的眼光依次掠过那些尘封已久的年头时，关于文革，关于知青，关于那一代人以及我们整个文明曾经有过的诸般苦难，便也歪打正着地得到了一双哲思之眼的照拂。

“照拂”是从语言开始的。作者起初因疼痛难忍，“曾经想从感觉上把肌肉注射、静脉注射、输液、皮试、抽血、碘过敏试验时的各种‘疼法’区分开来”，不过他立刻发现“这些‘疼法’都是不能在记忆中保留下来的，因为没有保留各种‘疼法’的词语”。——换言之，思考是从切肤之痛开始的。

作者由语言出发得到的第一个结论，表达得非常干脆：“所谓思想，就是先有几个主题词，然后才使所听、所见的一切有了‘意义’。比如你的主题词是上帝、是压迫、是阶级斗争，那么同样的耳闻目见就会在‘意义’上完全不同”。（见《沉默的视野》第24-25页，下引该书仅标页码）这办法确实简洁，我想，若拿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与二十、三十年前比较，其间的差别，确也可以通过对照各自的主题词，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释。再进一步，不同文明、体制间的差别优劣，也不难通过归纳各自的主题词，获知答案。比如，一个主题词为“专政”、“斗私批修”、“保卫无产阶级红色江山”等内容的社会，与另一个主题词为“民主”、“自由”、“绿色环保”等内容的社会，显然不可能是一种文明。“主题词”就是文明的核心密码。找准一个社会的“主题词”，虽然不见得就能改造社会，却会极大地方便认知和分析。

“主题词”的功能，并不限于方便概括，它还能帮助我们识破“话语骗局”。比如，浸沉在“文革”往事中的作者就告诉我们，“当主题词太过确定了时，就连撒谎也会成为一种无缘无故的行为”（第48页）。具体地说，当“主题词”与那种强调“专政”的体制结合在一起时，我们发现，不仅所有貌似真诚的肺腑之言都可存疑，即便自以为真实的，往往也会意味着谎言。因为那种更愿意服务于政治斗争需要的主题词，除了会不惜撕裂人性外，还天然具有屏蔽真实的功效，以致最终导致整个社会无真实可言。而所有按此“主题词”要求行事的人，也会“先已不自觉地蒙骗着自己”（第124页）。就作者提供的例子来说，他一面曾以“红卫兵”的标准要求自己、鞭策自己，不允许身上有一丝一毫的“小资情调”，一面却也会“深夜在厕所里”听一位姓胡的好朋友拉二胡，而且“泪流满面”，身上“洋溢起‘小资情调’”。（第20-21页）——一个老在捍卫某种注定与自己身心作对的理想的青年，他又如何具备表达真诚、披露实情的能力呢？

说到“文革”时期，我似乎也可以简单地把它概括为一个不承认中间状态的时期，一个要么好人要么坏蛋的时期，要么狠斗别人要么站在台上被别人狠斗的时期，一个甚至不允许看客存在的时期，一个大家全体置身于洪流之中的时期。“文革”时的主题词，除了是一些词语外，还是某种特定的气氛，它会让一些人来劲，让一些人憋闷；让卑鄙的人高尚，以致不自知卑鄙；让高尚的人下贱，以致自认下贱；让头脑简单的人理直气壮，以致自认为头脑很不简单，让理智健全的人逐渐不再健全，以致最终只会整天低头认错，像土匪栾平那样抽打自己的耳光，连说“我有罪，我该死”。“文革”时的主题词，原本与真理、人性无关，换用作者另一个表述，它们只是像“革命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那样，“一举一动都是在表现（演）状态”。（第72页）与今天的“主题词”比较，即使不谈内容，我们也会注意到，“文革”时的主题词，几乎全都出现在一个可怕的高音区里，全都具有一种使人要么莫名亢奋、要么莫名恐惧的功能，它们是语言，更是气势。当人们频繁地使用“只有……才能……”、“只要……就能……”等句式来进行阶级斗争或思想改造，他们会一面从这类句式中廉价获得大量“逻辑的力量”，（第58页），一面彻底丧失逻辑思维能力。

作为当事者之一，作者对“文革”心理的反思，我以为极富成果。为了最终获得这个成果，我要先请读者记住下面这句话：“我们这代人从小就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而且觉得自己的行为天然合理；这种心理很奇怪，但极真实”。（第59页）再请读者记住下面这段话——作者曾经在劳改农场呆过六年多，担任过一种可以代表“政府”的角色，他告诉我们：“在我与要求上诉的犯人的个别交谈中，有两大法宝是战无不胜的。一是质问：难道党和政府能错怪、能冤枉你吗？……二是质问：难道你自己就没有问题？”（第111页）。最后，我还要请读者重点注意作者的另一个发现。在第121页，作者写道：

“前不久我又重看了一遍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三年七月出版的姚文元的《想起了国歌》。老实说，我原本是想挑刺的，挑他‘左’的‘刺’，但在仔仔细细地读完之后，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几乎无一字有错。注意，是无一字有错！书中每句话都符合无产阶级的标准——至少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无产阶级的标准，而且是那种开明、豁达、讲理但又不失敏锐和警惕的无产阶级的风格与态度。如果今天有谁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这样的文章，也一定合乎宣传舆论的口径，而且事事处处都是一副永远正确，不断地开导人、引导人、教育人的面孔”。

咦，怎么会这样？说到姚文元，我们几乎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文痞，文妖，文霸，他的文风怎么可能是“开明、豁达、讲理”的呢？我手头找不到《想起了国歌》，但为了核实陈家琪的阅读印象，以便确认自己对姚文元的印象，是不是已经简化为某种漫画式概念了，我通过互联网找到了那篇最具姚氏看家本色的奇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的读后感竟然是：写得真不赖。姚文元对吴晗破口大骂了没有？从头到尾没有。他始终称对方为“吴晗同志”，他连挖苦、讽刺都很少采用，开头部分他甚至还敢于承认“我们不是历史学家”。而且，先不问居心何在，水平如何，他写反驳文章时至少还想向读者表明，他是非常注重论据的，因为他查找了尽可能多的历史文献和参考资料。参照今天国内大幅下滑的学术论文水准，我认为，说姚文元的文章有理有据，也未必是一种恭维。即使我对姚秃子早已成见在胸，我也不能认为他笔下的每个字都在呈张牙舞爪之势，他甚至还特别讲究“摆事实、讲道理”的思想工作方法呢。老实说我也看不出姚文元对批评对象流露过任何私人仇怨，没有，他一切都像是出于公心大义，他文末突然平地拔高三千丈的慷慨激昂，也明显不像是冲着吴晗而来，而更像是因为他姚文元此时已经再也无法遏止自己的“阶级仇、民族恨”了。我想，视姚文元为恐怖文人的代表，未必公平，他只是做了他那个时代最希望一个文人做的事，他的每一句话，都严严实实地踩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鼓点上。考虑到今天我们仍能经常读到一些架势骇人的批评文章，我敢说，一旦我们的头顶再出现一双充满阳谋的眼睛，一旦我们周围再响起类似当年的革命鼓点，中国文坛依旧具备随时批量供应姚文元的能力。要知道，没有上面别有用心的利用，姚文元本来也不过是一个“百无一用”的家伙。

姚文元的所有恐怖，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他的“无一字有错”，就是他的文章里天然具有神圣的“正确性”。他的每一个判语，都与当年的“最高指示”保持高度一致，他知道这一点，他坚信自己“天然合理”。为此，他的写作看上去有一种有恃无恐的优势，他都懒得去吓唬对手一下。他只是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稳步推进，顺手一抖就甩开了一张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巨网。他虽然只是在写一篇文学评论，却丝毫没有与对手商榷、探讨的诚意，他的所有文字都堂堂正正地团结在一起，他使用文字就像一位将军调动自己的装甲兵团，不屑于躲躲藏藏，而是公然叫阵，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匍匐前进。我相信读者在阅读姚氏宏文时，耳边八成会听到坦克履带的声音。那是一种一往无前的文字，无须论证地代表了绝对真理的文章。至于吴晗，我想他当年大概感到一条蛇正在慢慢绞向自己，起初还觉得有一丝阴凉，误以为对方只是一个艺术观上的对手，但不多久他就产生了窒息感，露出了那种拉奥孔般的表情。姚文元的可怕，不是他的文风有什么妖气、痞气或霸气，那只是后人想当然的发泄性归纳。姚文元的全部力量，依我看正在于他的堂堂正正，他的天然正确，绝对正确，无限正确。你不可能和他讨论任何问题，他笔下每一个字都佩戴着“闪闪的红星”。

行文至此，我也许找到了那个陈家琪曾经意识到又好像故意没有把握住的概念，那个也许一下子就能简单地挑明我们一切苦难的核心“主题词”，对，就是“正确”。

我们以往的时代之所以充满苦难、灾难和悲剧，所有的原因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那是一个“正确”的时代。那是一种被勒令的“正确”，一种始终处于敌我关系之中的“正确”，一种其对立面必然意味着“反动”的“正确”，简而言之，一种绝对正确。我们被勒令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的制度是绝对正确的，我们的政党是绝对正确的，我们的领袖是绝对正确的，即使该种制度、该种政党、某位领袖出现了某种失误，我们也被无条件地勒令确认，那只是前进道路上的失误，甚至根本不是失误，而是为了明天的更加正确所采取的一种超级谋略，或者，是为了体现马克思主义所谓“螺旋式上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我们被勒令认同，自己的国家正走在一条“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路上，除了对这条道路进行一往情深的赞美、讴歌和肯定，任何除此之外的想法，都只能是对抗，接受“专政”便是唯一出路。“正确”就是一切，而“绝对正确”既已被先验认定为“颠扑不破”和“放之四海而皆准”，自然也就意味着“专政”的无限合理和充分必要。由于“绝对正确”必然会要求一种“绝对捍卫”，所以，“绝对正确”的主题词，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催生出“斗争哲学”，催生出“文革”式的全民圣战气氛。

关于“文革”的成因，人们曾试图作出多种解释，有人曾以为“文革”的发生与我们国民性中的若干劣根性有关。但为什么苏联人（他们虽也有自己的民族劣根性，但与我们的很不相同）也会遭受与我们类似——也许不如，也许更甚——的处境呢？这表明，劣根性之说站不住脚，答案只有一个：当年的我们与当年的他们，都曾没有任何还价地被勒令生活在一个“绝对正确”的制度里。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曾屡次用黑体字告诉我们，他们那里存在着一个“唯一正确的学说”。学说本身不会杀人，除非它坚持走向圣坛，除非它是“唯一正确”的。关于民主制，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低调的权威表述：民主制未必是最好的制度，但它也许是最少缺点的制度。我想，我们倒霉就倒霉在从来没有类似的低调。我们把脖子抻得那么长，以致这种脖子只剩下两项功能，要么方便自己声`嘶力竭地唱高调，要么方便被别人一把扭住，再一把拗断。

我不想说关于“正确”的主题词，就是《沉默的视野》的主要内容或核心思想，显然不是，但我是从该书中进一步坚定这个认识的（获得这个认识，是在我读完《古拉格群岛》以后），为此我感谢陈家琪先生的回忆和思考，感谢他一度有过的走向哲学家的冲动。陈家琪自称更为看重该书的下半部分，我却更看重上半部分。在上半部分，作者像一位哲学家那样勇敢地处理现实，独立思考，在下半部分，他好像又怡然自得地当他的哲学教授去了。这本书，我就当他“半部《论语》”来读吧，好在仅读半部，也够让人受益了。

2001年11月2日，载《文人三才》

周泽雄

谢谢种雪兄认同。
依我看，沉默的权利，今天的当局恨不得大把大把地奉送给知识分子，要多少给多少。中国每天有那么多怪现状，假如知识分子都能行使沉默权和逍遥权，政府的大牙都要笑掉了。

周泽雄

欢迎谭兄。来自常熟的诗人吧？非常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