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局长比斯大林勇敢

   斯大林是谁，无须多说，全世界的好人坏人都晓得他。于局长叫于再清，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论级别，斯大林比于局长高出许多。论胆量，斯大林一生敢做敢为，杀人无数，抓人无数，批（判）人无数。但勇者千勇，必有一怯，某次大会，赫然如斯大林者，就“怯”了一回。
   那次大会，有一项重要内容：给一个叫萧斯塔科维奇的人颁奖。萧斯塔科维奇(1906－1975)，苏俄乃至世界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但是，他再伟大，也伟大不过斯大林。此刻，斯大林就坐在台下，稍稍仰头，翘着那撮著名的胡须，微笑，期待，不怒自威。左右身后，是文武百官，以及其它能代表人民的人。
   萧斯塔科维奇登台，发表获奖演说。他说，我所取得的成绩，应当归功于．．．．．，这时，萧氏停顿了一下。全体在场的苏联人以为，接下来，他会说，应当归功于斯大林，归功于国家、归功于人民。当时的苏联人，不用现教，人人都会这样说。
   我们这些不在场的中国人，虽然不说俄语、不喝伏特加，但是遇到类似场合，大致也会往相同的方向去想去说。因为，我们就是在相同的话语氛围中，呼吸，浸润，生长，久而不辨其味。我们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将成绩和荣誉，归功于党的伟大、路线的指引、领导的正确、国家的关怀。
   可是，萧斯塔科维奇并不这样认为。他在停顿了一下之后，说出的竟是，他的成绩，归功于——他的母亲。刹那间，全场静了下来。可怜的、听惯了官话的、早被整得没了脾气的苏联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紧张，担忧，以为将有可怕的事情发生。要知道，未被“归功”于己的斯大林同志，他老人家恰恰就在现场啊。那时还没有电视，即使有，相信也不会出现斯大林的反应画面，出现也得掐掉，苏联老大哥在这方面应该很麻利。
   奇怪的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萧氏说也就说了，斯大林听也就听了，并没有跳起来，喊叫，批评，纠正，而是显得很不敏锐，很不“原则”，很不勇敢。
   读到这里，各位一定意识到，我该拿谁去作对比了。没错，就是于局长。近日于局长在政协会上指责冬奥冠军周洋的举动，已使他迅速成为焦点人物。周洋有句脱口而出的真心话：得金牌“会让我爸妈生活得更好”。这话感动了世界，却让于局长不爽，于是当众批评说：“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完感谢父母就完了。”
   于局长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但我要说，于局长比斯大林勇敢，至少在这件事上，比斯大林敢于表达，敢于批评。我无意说于局长像斯大林那样，是伟大的灯塔，人民的父亲（有时也说成儿子，瞧这辈分乱的），或是暴君、独裁者，专制狂。我只想说，我对于局长充满感激之情。中国的小孩子写作文为什么虚情假意，大言不惭？中国的成年人为什么爱说假话、套话、场面话？中国的官员为何总爱拿国家和人民说事？于局长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多年的困惑迎风而解。
   国家是什么？国家应为人民而设。“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两千多年前孟子的论述。据此，人民应该排在国家前面。现在都说以人为本，换言之，也可说是以人为先。周洋的父母是人民，于局长让周洋“把国家放在前面”，就不大对头了。然而，另一种看法认为，人民虽重，却是由一个个“个体”构成，需要有人替国家代为组织，代为管理。个体人民的利益，随之也被泛化为整体人民的所谓“根本利益”。因此，国家至上，整体至上，人民的根本利益至上。这样一来，于局长所说的“把国家放在前面”，又巧妙地获得了某种正确性、神圣性。这还不算完，因为这些“至上”之上，还有一个“上”，那就是我们每天都要看在眼里、挂在嘴上、想在心中的领导。由于领导被认为代表着国家、全局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说到底，只有四个字：领导至上。
   顺着于局长的话题往下推导，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出，却早已整装完毕，呼之欲出，那就是：要把领导放在前面，不但放在人民前面，而且放在国家前面。由此，“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次序就被完全颠倒。颠倒就颠倒，千百年来，孟子虽被尊为亚圣，却没谁真正拿他的这句话当真。
   国家，人民，根本利益，按说都是好东西。可事实上，却常常被当成挡箭牌、糖精水、魔术棒。多少年了，个体的人民发现，他们常常被人以国家和人民的名义，加以欺骗、压制、盘剥。大家都不是傻子和愣头青，出于种种考虑，还是不说破为好。于是，假话盛行，空话泛滥，言不及义，一起忽悠。
   突然间，一个十八九岁的毛头丫头，冒冒失失，说了一句大实话，媒体广为传播，民众大叫其好，于局长却激流涌进，挺身而出，匡正“时弊”。所以我说，他比斯大林勇敢。周洋小丫头呢，毕竟是中国人，因此比萧斯塔科维奇听劝，领导一发话，很快就改口了。
   倘若萧氏灵魂不死，附在周洋身上，她会不会反问局长一句：我为国家增了光，你为何不让国家感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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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奋斗，而且吃肉不但努力，而且喘气（感谢花间网友提供头像图片）刘齐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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