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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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1958年，成了中国科学界最糊涂的一年，多数科学家的智力突然之间变得非常之低。其实他们的智商并没有降低，降低的是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勇气，缺少的是科学家说真话的权利和环境。当然责任不在科学家。王小波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有人说亩产万斤，他奶奶就说，打死我也不信。这时候家庭妇女反而比科学家高明。

　　毕：我看过杨振宁一篇回忆他母亲的文章，也很感人。他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后，有一年，他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见面。杨振宁的父亲是清华有名的数学教授杨武之。他不停地告诉儿子中国大陆如何如何好。杨振宁的母亲是家庭妇女，她就说，好什么，买一块豆腐还要排半夜队呢！

　　梁：科学家不如家庭妇女，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家庭妇女参加政治学习少，怎么想就怎么说。科学家比家庭妇女想得多，想得复杂。他们那些话的意义他们心里明白，但他们要那样说，不说没有办法，大家都那么说嘛！科学家说谎都是被逼的。他们不是没有说话的权利，而是没有不说话的权利。

　　毕：竺可桢过去是多么好的科学家，是最讲科学的人，他执掌浙江大学时校训就是“求是”二字！到现在浙大的宿舍也叫“求是村”。但赶上1958年，他也没有办法。这本论文集的卷首是他的《摆在地理工作者面前的任务》，里面说；“1958年9月间全国科协在北京开成立大会时，有不少丰产劳模参加会议。在闭幕那天丰产劳模对科学院挑战，要和科学家竞赛，看1959年谁能得到最高丰产。科学院的生物学部逼上梁山，仓促应战，提出1959年创小麦每亩5万斤的指标。在北京近郊辟了6亩地，深耕到2公尺，密植到每亩种子200———400斤，施肥到每亩75万斤，1959年能否完成任务，照现在所出的麦苗看来很成问题。但是我们即使不能得到每亩小麦5万斤的收获，即使我们输给了老农，他们1959年放上卫星以后，我们仍能获得许多经验。”这话现在看来是讽刺，当时却是郑重其事地写出来的。科学家说这样的话，内心会是什么感受呢？生活在谎言迷漫的时代，人人都不以为自己是在说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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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科学双城记：科学家与家庭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