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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件早己清楚了。就是文中说的： “潘汉年出问题就出在会见汪精卫上，一直瞒着党中央、毛主席，这个问题谁也不敢替他担责任。你们知道吗?毛主席知道后很生气。当年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事，国民党大肆宣传，毛主席还亲自签署文电辟谣。过了十几年，潘汉年才交代这件事，即使他辩解的都是事实，但这种严重违纪的事情，是做秘密工作绝对不能允许的。”

外派工作的人，和领导不常接触，就更应该及时汇报。老潘的这个错误确实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潘会见汪精卫，国民党大肆宣传，而老毛亲自签署文电辟谣，这事潘应当清楚。当时为什么不及时向上级澄清自己确实见了汪精卫？更不可思议的是，后来在延安老毛接见了潘，亲自对潘说，见汪精卫是国民党造谣，我们不相信，我们是信任你的。这时潘居然没有告诉老毛，会见汪精卫是真的。

也许两人级别相差太大，潘见了老毛什么都不敢说，更不敢纠正对方。但这一来就把自己推进了死胡同。后来50年代潘向陈毅坦白了见汪精卫的事，陈连夜向老毛报告。一个连夜报告，一个见了面都不说，两人的水平可见分晓。老毛知道后大怒说“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这时潘见汪精卫本身有没有错已经不重要了。问题在于“一直瞒着党中央、毛主席”。对于领导尤其是独裁者，下级犯错误可以原谅。甚至希望你犯错，犯了错再原谅你，你会感恩更服帖。但上面不会原谅隐瞒情况的人。一般也不会原谅反对自己，而且反对对了的人。这篇文章让我们知道，高院只是党的工具。老毛不高兴了，谢觉哉周恩来明知有冤情也要罗织罪名为老毛出气。

平心而论，任何一个领导对潘的做法，都会认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比如一个公司，传说某员工干了件舍己救人的好事。领导很高兴，召见该员工表扬了一番，并说要在全公司范围内表彰奖励。该员工明知和自己无关，却默认了。后来真相大白，该领导在公司对其的表彰成了笑柄。你说该领导窝不窝火？他会想该员工当时为什么不澄清？那个时候的默认就相当于当面说谎。领导当然不喜欢对自己说谎隐瞒的人。

只不过一般人不喜欢，顶多将对方开除。而独裁要是不喜欢，也是开除，开除你的地球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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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给个链接呗。这么点事还搜，搜出来五花八门，谁知道哪个是你看上的。把你喜爱的版本直接放上来多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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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你说的是下面这个版本。我认为那是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编的。“从一些资料所见” 这种水分就不说了，对照一下主贴，其所说的 “判处他无期徒刑，与世隔绝，实乃“封口””完全是胡扯。根据主贴 “潘汉年认了罪、审判后马上就自由了——一个月后，他就被假释出狱。妻子董慧在此之前已经被释放，所以两人一同被安置在北京的团河农场。虽说头上仍戴着“反革命”帽子，他们有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天地，尤其是夫妇两人能在一起聊聊天，在自己的小院内养养花、种种树，还可以到附近的河沟里钓钓鱼，甚至被允许进城探亲访友。”

同时，“此时已经有被抓获的敌伪头目招供时，揭发了潘汉年见汪精卫的事件，被公安部门掌握入档。” 也是瞎扯。知情人胡均鹤被抓后直到80年代释放，从未说出潘会见汪之事。

所以我觉得下文和那个 “沈崇在美国揭露自己没被强奸” 是一个档次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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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些资料所见，“潘汉年事件”的轮廓大致上是这样的：“西安事变”后，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毛共”得以偏安延安为中心陕甘宁边区的“小朝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为了自保而促使希特勒德国的侵略矛头指向英、法等西欧、北欧国家，苏联和德国于1939年8月间在莫斯科经过谈判，秘密签定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共同瓜分波兰。共产国际把斯大林这一谋略政策通报“毛共”。“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毛泽东，便私下策划与他早年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器重提携让他替自己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恩师”汪精卫方面接触，然后进一步和日本侵华军队打通关系，既可以取得他们的情报，以利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事部署；又可以“互不侵犯”的默契，扩大根据地以利战后推翻“蒋介石政权”的图谋。这完全符合“毛共”在1937年8月间《洛川会议》的既定方针：消极抗日，积蓄力量，扩大地盘，夺取政权。

        这项非常机密不可告人的重大任务，交给谁才能完成？毛泽东经过掂量挑选，决定将此特殊使命“单线”委托给年青有魄力、精明而能干，隐蔽斗争经验丰富的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潘氏不负毛某重托，转途香港，潜返上海，建立新的情报据点，积极筹划与南京汪记国民政府接触。他通过一位手下的美女作家地下党员（特工）关露（1907 – 1982，原名胡寿楣），拉上了和汪记特务机关总头目李士群的关系。李原是中共党员，曾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受训，回国后在上海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特科”搞情报工作，后被捕叛变投靠国民党“中统”，又“跳槽”追随汪精卫；他与关露的妹妹胡秀枫关系极为密切，是可以利用的对象。关露出身国立中央大学文学系，受过高等教育，文笔上乘兼精通日本语文。她的公开身份是李士群的秘书，又通过其关系，打入日本特务机关出版的《女声》杂志当编辑；期间为了“革命的利益”，不惜以“色诱”等手段，渗透日本情报机关“岩井公馆”。潘汉年通过关露获取大量重要情报，及时向“毛共”中央输送，对当时的战略和战术部署的决策极为有用。经过李士群的周密安排，1942年9月间，潘汉年到南京和汪精卫本人见了面，进行过两次谈话。
   
    这件毛泽东直接交待潘汉年的“特殊任务”，以及进行的活动，只有他们俩人知道。潘汉年守口如瓶，绝未暴露。大陆“解放”建国，他在上海做市委第二书记、常务副市长后，也未正式交待过。其实，此时已经有被抓获的敌伪头目招供时，揭发了潘汉年见汪精卫的事件，被公安部门掌握入档。到1955年3月下旬，“毛共”在京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处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时，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大家“交待历史问题”，并说不管什么问题，说清楚就行了，都会宽容对待。与会的潘汉年因有“见过汪精卫”未曾交待的事，甚感紧张。他便在4月2日找到顶头上司陈毅，把来龙去脉、一五一十作了详细彚报。陈毅还安抚他，说毛主席既然知道，他说一句话就没事了。不料，第二天一批公安人员便开到代表团所住的东长安街北京饭店，把潘汉年秘密逮捕了。毛某亲自下令判处他无期徒刑，与世隔绝，实乃“封口”。从此，潘汉年受尽牢狱苦难，不见天日，长达22年，直至1977年在湖南的一处劳改农场被折磨死去；连不沾边的他的夫人董慧，也被分开长期监禁受尽虐待。“潘汉年冤案”株连大批人，如今过去近六十年，所有历史档案都须予解密，到了应该澄清的时候了；中共不可因为涉及毛泽东的问题，至今不负责任而不向人民作出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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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可信的是这一篇：

       几天前有人拿潘汉年见汪精卫一事来攻击诬陷毛泽东，说什么潘是拿着毛泽东的信去见汪精卫的。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呢?看了下面的文章，大家自会明白大概。

　　1943年春，潘汉年被任命为新四军敌工部长，并担任华东地区由潘汉年、赖传珠、胡立教组成的三人情报组，潘汉年担任书记，负责指挥上海、南京地区的情报工作。此时，有情报显示，日伪军有可能对淮南新四军进行一次大“扫荡”，潘汉年感到自己有必要自己亲赴敌占区，与此前建立情报关系的在汪伪政府任职的李士群取得联系，交换一些情报，以利于新四军的对敌斗争。取得时任新四军政委和华中局书记饶漱石的批准后，潘汉年于1943年3月潜入上海，约见了同样在汪伪政府中任职的胡均鹤，胡均鹤告诉潘汉年，李士群不在上海在苏州，可到苏州去见面。但潘汉年和胡均鹤到苏州后，李士群的家人告诉他说李士群去了南京，留下话说如果有事可以到南京去找他。潘汉年出于完成任务的考虑，便同胡均鹤到了南京，见到了李士群。这时潘汉年才知道，李士群和胡均鹤的真正目的是绑架潘汉年去见大汉奸汪精卫，以向汪精卫争宠邀功。限于当时的条件，潘汉年已经无法向上级汇报了，断然拒绝又担心激怒李士群无法完成交换情报的任务。情急之中，潘汉年决定去见汪精卫。就这样，潘汉年随同李士群、胡均鹤见到了汪精卫，并进行了简短的谈话。

　　就是这次私见汪精卫，给潘汉年落下了心病，也给他种下了祸根。此后，潘汉年在这个问题一次又一次的失误，一次又一次的丧失机会，终于在无法隐瞒的情况下被迫向毛泽东说出此事，以求得谅解，但是，震怒中的毛泽东说：“此人今后不能信用”，并立刻下令逮捕潘汉年。

　　那么，潘汉年为什么要隐瞒此事不报?他在顾虑什么?

　　潘汉年回到新四军军部后，向饶漱石汇报此次前往敌占区搜集情报的工作，但是，他却隐瞒了此次去敌占区南京见汪精卫一事。这是潘汉年最大的失误。据后来潘汉年的解释是，饶漱石早有整他的心思，如果将此次去南京面见汪精卫一事报告给饶，必将受到他的迫害。就这样，潘汉年由于顾虑所在，失去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向组织上说明白的机会。

　　1954年，饶漱石、杨帆因包庇汉奸分子胡均鹤被逮捕，潘汉年是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感到自己与饶漱石、杨帆的问题脱不了干系，加上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议上要求高级干部将自己的历史问题说清楚，潘汉年感觉到自己1943年去见汪精卫一事不能再隐瞒了。就这样，潘汉年把自己见汪精卫一事写成材料，交给了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陈毅立即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愤怒的说：“当时不好说，为什么延安见到我时不说?”这是指1945年1月潘汉年在延安见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潘汉年，当时饶漱石以华中局的名义给中央写报告，反映潘汉年在敌占区有“违反纪律”的问题，当时毛泽东支持了潘汉年，没有理睬饶漱石的报告。毛泽东当时叮嘱潘汉年，不要听信流言蜚语。面对毛泽东的信任，潘汉年欲言又止，顾虑重重，终于又失去了向最高领袖“讲清楚”的机会。

　　笔者认为，潘汉年当年在敌占区会见汪精卫一事，尽管其主管上是为了完成搜集情报的任务，但是，这的确是违反纪律的。会见汪精卫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件，不是潘汉年一个人能够决定和承担责任的。潘汉年不敢向组织上讲明白这件事，说明他知道这件事的严重后果。尤其是饶漱石向中央反映潘汉年在敌占区有违反纪律的事情，这时候，潘汉年仍然继续隐瞒，这就非常错误了。毛泽东信任潘汉年，却没有想到潘汉年在敌占区确实有违反纪律的事情，并且是私自去见大汉奸汪精卫这样的大事，又向组织上隐瞒了12年之久!这不能不使毛泽东震怒!依笔者看来，潘汉年一直向组织上隐瞒这件事，不仅是他不信任饶漱石，而且他也不信任毛泽东，他无法估计坦白这件事情之后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理。加之新四军历史上有不少“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事件，他能说得清楚吗?如果当时他向饶漱石汇报了这件事，他很可能会受到严厉制裁;如果当时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情，说明饶漱石上书中央的报告是正确的，潘汉年可能受到什么严厉处理也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这，潘汉年决定隐瞒下来，直到1955年，胁持潘汉年去见汪精卫的当事人之一胡均鹤被捕(另一当事人李士群已死)，很有可能供述历史上曾与潘汉年去见汪精卫一事，潘汉年见再也无法隐瞒下去了，这才有向毛泽东报告此事。

　　潘汉年，当年一念之差铸成大错，此后12年，战战兢兢，惶恐不安，东窗事发，身陷囹圄，令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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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按照我所倾向的那个谣言的思路，来重新玩味这段话，味道是不是大不一样？
吹笛在湖北 发表于 2015-4-21 15:02

那当然了。要是谣言的思路和味道跟事实一致，谁还去编造谣言。

谣言听着绝对比事实顺耳。因为谣言是根据某种目的和癖好度身定制的。或者说就是要满足迎合某种心理。而事实是无情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每个大点的事件都会有谣言跟随。比如老毕之事，贬老毕的会编造当时有美国特务在场，顶老毕的会说是高层博弈老毕只是牺牲品。总之每种观点都有相应的谣言去迎合。没有才怪了。

看一个消息是否可靠，首先看是否满足5W，尤其是有没有出处。这和写论文是一样的，没有出处的东西不能当论据。该文章的出处是“从一些资料所见”，这就可疑了。第二是看有没有编造事实。如果只是造谣说老毛指使潘见汪，就很难反驳。但造谣的人为了使谣言可信，会加入一些事实琐事，这就好办了。比如它说 “为了封口，判处潘无期徒与世隔绝” 就是杜撰。只要有杜撰，说明作者没有诚信，整篇文章的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

第三，潘的直接领导人是周恩来陈云康生，毛在潘见汪之前根本就没见过潘。所谓毛和潘单线联系直接交待潘汉年特殊任务，完全是小儿科级别的想象，三流谍战电视剧看多了。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试问毛和潘如何单线联系？趁天黑到延安的某条小山沟里面授机宜？有没有毛的秘书警卫员之类的证人证言？历史上有没有那时老毛和任何人单线联系的例子？老毛那样的领袖人物，怎么可能干出和如此小人物单线联系的事。陈毅饶漱石那个级别的人还差不多。

再从逻辑上分析，假设是老毛指使潘见汪。见汪是事实，事实总有一天会被发现。尤其是当事人胡均鹤被抓后很可能交代该事实。这时候潘怎么办？他将见汪的事认了下来，但强调是受共产国际和王明所派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把老毛完全撇清了。

老毛见到这么一份交代，应该是笑都来不及，怎么会生气？把见汪的责任全推到王明头上根本没老毛的事，这要比老毛原来 “永远不说死不承认” 的计划好得多。潘不说胡均鹤会说。即使把潘杀了，人们还是会想到指使潘的人就是杀潘灭口的人。但潘那么一交代，事情就定论了，见汪是受共产国际和王明指使，对老毛的怀疑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而且老毛还可以利用这一说法进一步黑王明。

这样的部下怎么会是不能信用，而是应该重用。潘不仅能办事，真见到了汪，而且在事情将要败露时敢于承担责任，还能替上级分忧撇清。老毛没有理由不满意。

但事实上老毛确实生气了。这就反证了以上的假设不对。于是我们只能采信另一种说法： 老毛生气是因为自己被置身事外了。老毛权力欲极强，任何事情他不知道或不在其掌控之下，他都会找碴整当事人。潘见汪，事先没有请示事后没有汇报，老毛还以为没有发生替其辩解。尤其是老毛见潘时，潘明知老毛有误会而不澄清，等于是玩了老毛一把。这样一来老毛的怒火就可以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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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毛生气的证据是那个批示 “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以及主贴里引用的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德峰的话 “你们知道吗?毛主席知道后很生气。当年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事，国民党大肆宣传，毛主席还亲自签署文电辟谣。"

为了弥补老毛和潘之前根本没有交集不可能单线联系的漏洞，该谣言还有一个版本： 老毛和潘是通过书信沟通的，潘见汪时拿着老毛的亲笔信。这个更拙劣的版本就没必要反驳了吧？

你说的 “老毛非真心抗日、座山观虎斗、下山摘桃子 的谋略大白于天下” ，接下来的逻辑就是，只要是关于老毛上述汉奸行为的谣言，就是真的，因为大方向是对的。

这就相当于抓到一个杀人犯，于是把全国的杀人案都算到他头上。能杀一个人就有可能杀十个人。我们不冤枉好人，但冤枉坏人时心安理得，谁叫你是坏人，坏人就是应该被冤枉的。

于是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揭露老毛汉奸行为的壮举，咱们只能支持。不分真假也支持。至少落个道德正确。

而真相不重要，只当看抗日神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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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的档案公开了，那是因为苏俄不存在了。好比人死了之后其日记有可能公开，但活人不会让别人看自己的日记（如果让别人看那就不是真的）。中共还没死。

你说的对，政府散布了很多谣言。那我们更该洁身自好。比如市面上很多有毒污染食品，这是政府的责任。但我们不能为此就专捡毒性大的吃，吃出问题后让政府负责。这种自杀式的反抗不可取。自己的身体还是要自己保重。一块腐败有毒的蛋糕，只要上面写 反对独裁/老毛是汉奸，我们就去吃？咱没那么笨吧。

我之所以说6楼文章是谣言，因为碰巧那是一个“已知”的谣言。多少年前就被讨论过否定过了。其主要漏洞是潘去新四军之前老毛根本不认识他，不可能和他有什么单线联系。而且和小人物单线联系不是老毛的作风，也没有其他先例。倒是周恩来喜欢这种方法，周和巨多的各色人物有着单线联系或私人关系。周临死时最后招见的人是特务头子罗清长，给了他一个单线联系的在台高官名字。

这类谣言有两个特点，第一，都是三无产品，无作者无出处无证据。第二个特点是太逼真太生活化。随便拿一本中学历史书翻翻，历史就是一系列事实按时间的堆砌。即使有评论，事实和旁白必须是很容易区分的。而那类谣言就更像电视剧本，有大量的对话/心理活动/动作细节。历史人物的这些生活细节后人不可能知道，只能是编造戏说。

比如这一段：“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毛泽东，便私下策划与他早年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器重提携让他替自己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恩师”汪精卫方面接触，然后进一步和日本侵华军队打通关系。这项非常机密不可告人的重大任务，交给谁才能完成？毛泽东经过掂量挑选，决定将此特殊使命“单线”委托给年青有魄力、精明而能干，隐蔽斗争经验丰富的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    就有太多心理活动和诛心想像, 几乎没有事实, 甚至算不上一条消息。所以它明显该归于剧本而非史实。

如果这么写： “根据近来公开的中共档案，某年某月某日，老毛在延安杨家岭驻地的窑洞会见了刚从第三国际回来即将奔赴新四军抗日前线的潘某。两人密谈了一小时。潘某的直接领导周恩来康生以及相关特工首脑李克农都未能参与。有理由相信，老毛在该次密谈中授命潘和伪南京政府主席汪取得联系。”   就专业多了，至少时间地点出处都有了。

该类谣言基本都是一个路子，形式和手法大致相同，不难分辨。尤其是看多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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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谈事实只论可能，那么从任何角度分析都有可能，而且是越想越可能。

太具体的事实就不说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事实也抵不过可能。（比如潘根本不想见汪，是被李士群诱骗或挟持去见汪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潘受命去主动见汪的假设。但这个事实被选择性遗忘了。） 咱就随便聊点不太相干的事。一些常识性的东西。


---- "按照我所倾向的那个谣言的思路，来重新玩味这段话，味道是不是大不一样？"

确实是不一样。可理解为毛在和潘定攻守同盟。但是，毛的这句话为什麽会让别人听到并传出来？既然老毛之前可以和潘秘密沟通并下达见汪指令，这次更应该秘密会见。因为老毛想知道该任务执行的结果，同汪谈了什么达成了什么协议，还可以直接告诉潘此事一定要保密。这样一来，老毛和潘的关系将永远不为人所知，即使见汪之事泄露也和老毛无半点干系，因为谁都不知道老毛认识潘见过潘。人们只会认为潘是受王明指使。

但老毛却选择了公开见潘，既无法听潘汇报见汪情况，还得说暗语。而且那个暗语连吹笛都听出了破绽，还不如不说。老毛有那么笨吗？你不能低估老毛的恶，但更不可以低估老毛的智商。老毛玩的阴谋诡计，根本不是一般人能看明白的。已经到了没有阴谋的阴谋之档次，也就是阳谋，你明知是坑也得往下跳。现在，老毛的一句暗语立马被破解了，编故事的是不是太小儿科了。


---- 再举个例子。以前这里讨论过宋彬彬打死校长的事。宋要回国道歉，被死者家属拒绝了。于是有人认为宋没有诚意，否则人家为何不接受道歉。这个分析无懈可击吧？可事实是，人家反对的就是宋出面道歉，宋的诚意越大人家越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知道打死校长的不是宋，另有其人。宋出来道歉就相当于拿宋当替罪羊，真正的凶手就可以安然无事了。人家想要的是让真凶的名字曝光，至少受到舆论谴责。而不是让宋顶缸。

这个例子说明，如果不了解事实，不知道打死校长的另有其人，你就是再分析再琢磨也是没用的。你认为非常合理的解释其实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事实才是王道，


---- “这件毛泽东直接交待潘汉年的“特殊任务”，以及进行的活动，只有他们俩人知道。”

编这个故事的人对某些概念没弄清楚。比如“单线联系”，那是指下家说的，下家只认识一个领导只对其汇报。但对领导来说无此限制，高级领导们什么都知道。再比如“秘密会见”，同样是对下面的人以及第三方来说的，对自己人没有秘密。比方周恩来秘密会见基辛格，对媒体及其他各国是秘密，对老毛和政治局外交部官员来说就不是秘密。编故事的人以为“单线联系”“秘密会见”对老毛也适用。有点滑稽。

到了老毛那个级别，吃饭睡觉穿衣都有人伺候，平时警卫秘书环绕，拍份电报要秘书起草保密员翻译留底，哪有什么私人秘密可言。看看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延安和各战区来往电报就知道，P大点事都要来回讨论，最后军委做决定。就算老毛和汪是朋友又如何，相关的战略决策还得大家讨论决定，所以老毛自己偷偷联系汪没有任何意义。可行的做法是，老毛建议联系汪打击国民党减轻新四军的压力，如果大家认为可行，会由周恩来邓发康生李克农等人物色执行人并交代任务。这样即使出了事最多也只能到李克农为止，不会牵涉到老毛。这是地下工作的基本常识。

老毛单线联系潘，且不说没必要（对秘密工作老毛从来不插手，这么点事更不会亲自动手），实际上行不通，就是能做到，难道老毛不怕潘一出延安就投奔国民党把事情全捅出去，或被捕后招供？老毛和潘又不是旧交，凭什么相信他？而且潘是老毛最鄙视的那种海归加小资。还是那句话，老毛有那么笨吗。

这种事古往今来是一个道理。皇帝办事靠亲近大臣和太监，具体相信谁在朝廷人人皆知。不会有什么秘密渠道。多疑的皇帝也就是大臣换得勤一点，再不放心也不会自己出手。最变态的明朝，也是通过一两个太监控制东厂西厂，皇上绝不至于亲自和东厂小特务联系。

根据老毛的性格，假如有见汪之事，那将会是老毛让某人比如康生找人办此事。如果效果好，功劳是老毛的，英明决策。如果办砸了，就将康生抛出去当替罪羊，搞一场大批判路线斗争，趁机消除几个异己巩固自己的地位。任何情况下老毛也不会自己动手搞什么单线联系。领袖人物可以是大魔头，但不会去干派出所长的事。这和老毛是否愿意联汪无关。

咱们在这边厢那也可能这也有理振振有词，熟悉当时环境的人看了会笑掉大牙。用现代的比喻，相当于微软总裁和看大门的单线联系，吩咐他盯某位员工的梢。有那么无聊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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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两种谣言说法，我认为毛面授潘择机联络汪伪的可能性是大的，其背景是发生于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使中共处于全国抗战舆论的被动地位，且使中共在华东地区的地盘和势力几乎损失殆尽，中共高层内部秘密达成不惜联手汪 ...
读史拍案 发表于 2015-4-23 02:15

联络利用汪伪。这个思路不错。问题是，这么好的点子共党也早已想到了，实施了，而且是成功地实施了。

共党派潘汉年，在关露等人的配合下，策反了李士群。于是日伪的清乡扫荡，新四军都能提前知道，大大缓解了新四军的压力。潘由于对汪伪上层的成功利用，立了功。使老毛在延安接见了潘。

所以，联络利用汪伪和面见汪精卫，不一定是一码事。不见汪也可以成功地利用汪伪。

如果见汪，那些利用反而不灵了，你总不能一边和上司拉关系一边策反人家的下属。而且和汪拉关系，汪的价码肯定不低，至少要求政治上的承认，这没人给得起。要是汪愿意暗通款曲，无论蒋或毛都难免忍不住玩一把。但汪绝不会玩暗的。即使答应私下来往，也会找借口制造事端把事情捅出去，因为汪想要的就是政治上的认同公开的支持。你看潘被误导见汪时，汪早就安排了几个证人，于是老将立刻就知道了，把共党搞得灰头土脸。汪就是通过这种手法将事情闹大，造成既成事实，拉对方下水。当时的形势是汪伪政府没有朋友，汪愿意见任何人，而任何人都避之唯恐不及。潘不会傻到主动去见汪。策反个李士群足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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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两种谣言说法，我认为毛面授潘择机联络汪伪的可能性是大的，其背景是发生于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使中共处于全国抗战舆论的被动地位，且使中共在华东地区的地盘和势力几乎损失殆尽，中共高层内部秘密达成不惜联手汪 ...
读史拍案 发表于 2015-4-23 02:15

中共高层内部秘密达成不惜联手汪伪牵制国民党进一步采取不利中共的举措。
而中共居核心领导层中唯有毛与汪有过直接的关系，他通过自己的渠道把秘密联络汪伪的任务单独交由潘寻机实施不是没有可能。

两个疑问：

1） 既然是中共高层内部达成的共识，那就是中共高层人人都知道了。为啥要秘密会见单线联系？为啥要用暗语警告潘不能说？集体的共识有什么可保密的。应该是把小潘叫到达成共识的窑洞里，高层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交代任务，老毛再侃一遍当年和汪精卫交往的激情历史。在这种团结胜利的氛围中，联手汪伪的任务小潘同学想完不成都难。

2） “中共高层内部秘密达成的举措”  / 老毛“自己的渠道” /  “把秘密联络汪伪的任务单独交由潘” 这些机密出处在哪里？哪怕是谣言也转一篇，让大伙看看那个“中共高层内部秘密举措” 的具体内容。既然是共识应该有个文件记录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