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高考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分数决定论，其实，在我们测量理论中，大家都知道每一次考分高和低，都有偶然性，尤其是考分越高，越可能有偶然性（统计学上称“回归均值”），测量（testing）原来是进行能力判断或评估（assessment)的一个依据。现在测量取代了评估，变成了能力的代名词，好像靠了98的一定比考97的人好，而实质上他们并没有实质的区别。可是现在好了，不仅高考要排名，中学每门考试也要排名，每一分都要像打仗一样去争。

其实中国的整个教育测评制度违背了教育测评的宗旨。测评本来是对学习成果的取样（sampling），取样的原则是课程标准（standards）和与之相应的教学目标。现在，大家注重的不是这些教育目标是否实现，而是根据往年高考我们怎么准备考试。当备考超过了了解试题的类型和样式，而有意识地攻克考题本身时，测评的取样功能就被歪曲了（这也是美国很不喜欢新东方的原因，因为新东方的方法改变了分数所代表的意义，技术上便是破坏了测试的“效度”validity）。美国大学录取看SAT 或ACT，都是划一条最低分数线，一般比较宽松，即使顶尖大学，也会划在约84-90th percentile, 一个标准差之上或稍强，即百里取十或十五，然后根据其他项目综合评估。这是因为评估的效度取决于评估是否保证学生在学校里的成功，成才（即预测效度，predictive validity），这一点我们知道，不是分数越高越成功。实际上，像哈佛这样的学校对SAT很高但其他方面乏善可陈的申请人基本不录取，而青睐成绩可以，有特长，有想法的。据说中国如果学美国用综合评估，那么开后门难以杜绝。所以为公平起见，虽然有弊端，还是要坚持。我的观点是有这点公平比没这点公平好。其实还有很多隐性和显性的不公，如外省市考北京上海高校，分数要高50-60分，甚至更高，而在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又集中在这些中心城市。 这和美国不同，美国的高教学校多，资源分布相对平衡。

另外，中国高考一年一次，也是导致高中恶性竞争的原因之一。美国SAT或ACT都是在毕业前一年开始，可以早考，也可以等到毕业班那年考，一年数次，考砸了再考就是，这样不耽误人。这样做的前提是建立大型题库，需要资源，时间，和专业人员。以中国的人力财力，建立题库没有问题，但中国变化太大，至少像政治题每年都要变，和不同领导人主张什么关系太大，不像美国，你是布什，还是奥巴马，跟大学考试没有什么关系。其次，是试题保密问题，我们这里是临时组织出题团队进行封闭式出题。这样的出题方式，随意性很大。在美国，每道题还要做抽样测试，然后决定是否剔除，或做修改。我的中国同事说，要在中国这样搞，无论保安再好，肯定有人有本事偷题，泄题。嗨，国内的这些事儿，有时让我目瞪口呆。

[ 本帖最后由 David 于 2008-11-19 14:04 编辑 ]

David

我的回答确实局限于测试的一些技术和运用层面的问题。高考体制引起的连锁反应和效应和整个系统的迅速变形扭曲，是可以成为复杂动态系统研究的教科书案例的。自上而下的刹车命令下得不少了，可是恶性竞争却有愈演愈烈之势。一个学校不卷入这个竞争队伍，马上会面临周围的巨大压力，而且很快被边缘化。

如何解套？（1）首先高考制度方面的改革，（2）中学本身要取消月考（一学期有一个期中考就可以了），年级排名，每学期按排名分班之类加剧竞争的做法。(3) 为此，教育局也应该改变考核校长的方法，尤其不宜设立升学硬指标，(4) 课程上要也要作调整，不要难度太大，让学生自信心备受挫折，也不要搞题海战术，让学生较劲谁更能熬夜。(5) 也要教育家长：其实学习的关键不是比谁花的时间多，而是谁学得更聪明，更有效；有些学习方式是比课本学习更为有效的。

这些改变都无法单独进行，因为互相牵连。真希望谁能发一个“魔咒”，让体制进入moratorium状态，然后大家坐下来，看看到底怎么做好。当然这可能有点像痴人说梦了。不管怎样，如果教育目标是围着老师，家长，校长的升学目标转而学生本生被看作是达到目的的对象和手段，而不是教育活动的主体，成功只是老师的成功，家长的成功，校长的成功，而未必是学生的成功。在我们的体制中，学生基本没有话语权，所以，用零分来发泄一下，应该能理解。